少年君子事迹材料范文

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篇1

语文早读课是语文课的延伸，是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主阵地。但在我们的语文早读课堂上却既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也看不到学生陶醉于佳作的品味与鉴赏，更多的景象是学生匆匆赶做其它科目的练习。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

1.学生的功利心在作怪，总觉得学语文成绩提高不快，有这时间还不如做点其它题目。

2.早读没有固定的课本，随意性较强，学生没有抓手，不知该干什么。

3.语文老师没有将早读课和正课同等对待，督促检查不到位，对学生造成了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

要想扭转这种局面，首先要明白语文的重要意义：学语文就是学做人；尊重语文，其实就是提升自己；善待语文，其实就是成就自己。要让学生明白，在语文早读时就要去做与语文早读相关的事，而不要总想着偷偷地去其它的事情，这才是“大道至简”。

更重要的是语文老师要不等不靠，自己动手编材料，从而保证学生的早读充实起来。要让学生一节早读结束，能有不虚此节课的感叹！要让学生每节早读结束，都有意犹未尽之感，从而对下节的早读充满期待。这就需要我们老师在编材料上多费点心思。在去年我们全体语文老师在编材料上用足了功夫，共编了50多期早读材料，深受学生欢迎。

现将所编材料中的部分内容与大家分享：

一、励志文章

1.残运会上的“特殊”摄影师——郑龙华

2.鼻尖如手,她用坚强敲出20万字——晨飞

3.冯小刚的大仰角

4.背负十字架轻松走人生——珍妮特·李

5.陈一冰：大度风范

6.“邪派”小魔女吴莫愁：不做第一，只做唯一

7.钝感的力量——许三多

……

二、哲理解读

1.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论语·颜渊》

犤解读犦君子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成别人的坏事。小人却恰好相反。成人之美，积善成德，便成为君子；成人之恶，积怨日多，便是小人。君子受人尊敬，小人遭人唾骂。君子：人格高尚的人。小人：指人格卑鄙的人。反是：和这相反。

2.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汉·无名氏《古诗·甘瓜抱苦蒂》

犤解读犦瓜是甜的，却有个苦的瓜蒂，枣是漂亮的，却长在荆棘上。比喻世上万物难以样样都好。

三、文言文故事如：范仲淹有志于天下

四、总理风采——李克强：10年燕园的浸润

五、人生榜样：“娜”一种精神让人感动——李娜：“娜”样顽强，“娜”样微笑，“娜”样传奇

六、生活中的语文：梦想的执著——周杰伦《蜗牛》歌词赏析

七、成语沙龙——带兵器的成语

八、古诗品读——暮春浐水送别

九、哲理故事——九尾猫的故事

十、语文趣谈——字迹潦草的教训

十一、校友文章欣赏——2005年高考优秀作文《雪莲花》

总之，所编写的材料力求开拓学生的视野，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力求提高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将语文课堂牢牢守住。从去年一年的早读观察以及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对这样的早读，学生是欢迎的。

除此之外，老师还要加大语文早读课的监管力度，我们将全体语文老师组织起来，对早读不定期检查，此举主要目的是督促那些不自觉的学生养成习惯，到后期我们的检查次数越来越少，但从学生的反馈来看，学生已接纳了早读，不再像以往那样排斥。这说明我们的早读对策是成功的。

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篇2

2007年9月底，正在法院准备强制执行赔偿时，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前夫找到法院撤诉了……这究竟是为什么？

婚外出轨有了私生子，

拴不住情人游离的心

2000年初春，来自四川自贡市的赵敏认识了唐骏。当时，赵敏27岁，为上海市普陀区一家化妆品公司文员，小她两岁的唐骏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浦东新区一家医疗器械公司当业务员。

2002年3月初，两人登记结婚。过完蜜月，这桩婚姻如同危墙般露出了裂缝。唐骏频频出差外地，少则一周，多则两三个月，在此期间，他对赵敏不闻不问，连一个问候电话都没有。回到家里，只要看她不顺眼，他对她轻则责骂，重则拳脚相加。

2003年春节后，赵敏参加朋友的一次聚会，认识了高大帅气的孙强。孙强出生于1965年，整整大赵敏8岁，在普陀区一家房地产公司任销售部经理。

朋友戏称他俩是美女配帅哥，颇有几分夫妻相。赵敏的心里产生了异样的感觉，而活泼开朗的孙强主动站起来，先是给她敬酒，继而握住她的手，说要同她“进一步培养感情”。

此后，孙强只要有空，就约赵敏见面。他像大哥哥一样宠着她，她向他倾吐了自己的婚姻苦水，他当着她的面流下了泪水，称自己的婚姻也不如意，老婆性格刚烈，让他在家里根本抬不起头来。

与孙强在一起时，赵敏找到了“爱与被爱”的感觉。2003年6月中旬，唐骏去广东出差了，她搬进孙强在普陀区新买的一套二手房内，与他同居起来。

庆幸的是，唐骏一次次出差回来，对此毫无察觉。赵敏的心里踏实了许多，但她考虑到家外有家的不安全性，多次催促孙强离婚。“你先离吧，我离婚是很简单的，大不了净身而出。”他以各种理由拖延着。她打算怀上他的亲骨肉，以此给他施加压力。

2004年2月中旬，赵敏发现自己有了身孕，遂向孙强报喜：“亲爱的，我为你怀上小宝宝啦。”可他不以为然，只说了句：“我怀疑是你老公播下的生命种子。”她称自己反复推算过时期了，应该没错的。“那你快去打掉吧，我反正不想要这个孩子！”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赵敏考虑再三后，打算留住这个孩子，以此来拴住孙强的心。两个月后，孙强的妻子突然找上门来，将赵敏和孙强堵在屋内。

两个女人话不投机，很快就厮打起来。孙强将赵敏拉到屋外，将600元塞进她的口袋，说：“你快走吧……”她满脸委屈地看着他，他的目光里却流露出厌恶之意。

怅然若失地回到家里后，赵敏大病了一场，当她硬撑着去浦东新区妇幼保健医院准备做掉腹中的胎儿时，医生说她身体太虚弱了，不适合做人流手术。

一周后，唐骏出差回来了，赵敏告诉他，自己怀孕了。他望着她隆起的腹部，没有产生丝毫的怀疑。她决定瞒天过海生下这个孩子，然后向孙强“逼婚”。

2004年9月28日，赵敏生下了儿子唐君豪。满月后，她细细端详着儿子粉嫩的小脸蛋，越看越不像唐骏，就抱着孩子，找到了孙强。没想到，他推说自己正忙着写一份材料，竟然没看孩子一眼。赵敏要求孙强每个月支付600元的抚养费，一直到孩子18周岁为止，抚养费在3年内付清。孙强要求做亲子鉴定。

没多久，赵敏就拿到了上海亲子鉴定服务中心的鉴定结论，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孙强与唐君豪有生物学上的父子关系。可是，孙强却神秘失踪了，他的手机已停机，原来她同他所住的那套房子，已被他卖掉了。他刚从那家房地产公司辞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那段时间，赵敏感到心灰意冷，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可她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只能强迫自己好好活下去。

戴着面具上电视，

自曝丑闻为私生子找生父

情人一去不复返，赵敏只得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丈夫的身上，然而唐骏不领这个情，继续让她独守空房，家庭暴力仍在延续。2005年9月28日，赵敏提出离婚。10月25日，浦东区人民法院判决两人离婚，唐君豪归赵敏抚养，唐骏每月支付抚养费300元，直至唐君豪18周岁为止。离婚之后，赵敏带着孩子回到老家。

没多久，唐君豪呀呀学语了。令赵敏哭笑不得的是，她无数遍教他喊“妈妈”，可他就是说不出来，当他听到自己喊了一声“爸爸”后，跟着喊起了“爸、爸”。

更离奇的事情在后面。唐君豪学会喊“爸、爸”后，经常哭闹不休。她拿玩具和苹果来哄他，也无济于事。她一下子明白了：小蝌蚪还知道找妈妈呢，何况这么大的孩子，当然盼着能见到爸爸啊。

为了让儿子“看见”爸爸，赵敏从旅行箱里拿出一本影集，从中取出自己与孙强的合影。说来也怪，唐君豪伸出小手将照片夺去，紧紧抱在胸口！赵敏只能用强烈的心灵感应来解释了。她知道儿子与亲生父亲之间的血缘关系是千山万水也难以隔断的。

转眼到了2006年春节后，唐君豪又开始哭闹起来了。赵敏拿出孙强的照片哄他，通通不灵了。那一声声“要爸爸”的童稚呼唤，如同刀子在她的心头划过。儿子是无辜的，没有任何过错，既然将他生下来了，那就要对他负责到底。想到这里，赵敏毫不犹豫地抱着唐君豪从自贡赶至上海，踏上了寻找孙强之路。

白天，赵敏根据记忆的痕迹，到处打听、寻找孙强的下落；晚上，她抱着儿子回到狭小简陋的出租屋内，一次次以泪洗面，而儿子不停地“要爸爸”，更是搅得她肝肠寸断！夜里，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索性爬起来，写起了日记：“孙强，这一生牵挂的人就是你，你总让我牵挂，心里很酸很酸……”

一连奔波了三个多月，赵敏也没找到孙强。她在日记里除了表达自己对他的思念和爱慕外，还记下了自己和儿子多方寻找他的艰辛与痛苦。可是，人海茫茫的大上海，去哪里给儿子找到亲生父亲？即使找到了，他不认养这个儿子怎么办？

正当赵敏走投无路之际，上海电视台生活时尚频道《心灵花园》节目在她心里燃起了希望之火。看着电视屏幕上戴着面具的倾诉当事人，听着当事人所讲述的曲折情感经历，赵敏萌发了走进“心灵花园”、为儿子寻找亲生父亲的念头。她知道唐骏很少看电视，即使看电视，从来不看这类情感倾诉节目，而孙强是个电视迷，每期的《心灵花园》都不会错过，有时在外有应酬没赶上，第二天还要看重播节目。

2006年7月21晚，赵敏将儿子托付给过去的一个女同事后，走进了《心灵花园》演播厅，化名为“林丽”，戴上了一只遮至鼻子部分的白色面具，向主持人和嘉宾讲述了自己和孙强之间的曲折情感经历……

很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赵敏哽咽着说：“是强烈的母性，迫使我这样做的。我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宝玉有了裂纹，可用锦缎包裹，让它与肌肤相亲，昼夜不离身，如此三年，那块玉石得了人的体温滋养，就会渐渐弥合，直至天衣无缝，成为人间至宝。我想我与孙强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的。现在，我最大的奢望是他看到这个节目后，给儿子一些父爱。”为证明所言不虚，她还向主持人展示那本厚厚的情感日记。

赵敏始料未及的是，这档节目并没有唤回朝思暮想的孙强，却在前夫家里掀起了一场惊涛骇浪！

情人无音讯前夫上法庭，

谁解单亲妈妈泣血的心

这档题为《爱，让我迷失方向》的节目播出后的第三天，赵敏仍没有孙强的任何消息，却接到前夫唐骏打来的电话。他怒声质问她：“想不到你给我戴了那么大的‘绿帽子’，我居然蒙在鼓里，还要帮你的情人白白抚养儿子！你看……”她吓得赶紧挂断了手机。

此后，赵敏拒不接听唐骏的电话，一看是他那熟悉的电话号码，立即挂掉。有几次，他用公用电话打过来，她一听是他的声音，当即说了句：“打错了。”随即挂断手机。后来，她收到他的数十条短信，他问她“是公了，还是私了”，她只回复了一次：“你认错了人！”

前夫步步紧逼，情人音讯全无，赵敏恍如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她开始后悔做了那档节目。

2006年9月中旬，赵敏突然接到普陀区人民法院的传票，这才知道唐骏将自己告上了法庭。她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聘请了辩护律师。在她看来，自己那天晚上做节目时，不仅戴着面具化了名，而且那几天偏偏感冒咳嗽，声音显得沙哑。

法院受理此案后，法官数次登门找赵敏调解，她一口咬定自己从未上过《心灵花园》节目，唐骏完全是“对号入座”。

2007年3月15日下午，普陀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审理了这起离奇的民事索赔案。被告赵敏没有到庭，只是委托辩护律师吴晋参加庭审。她将自己和儿子关在出租屋内，想象着官司的进展过程，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处于紧绷状态……

庭审开始后，原告唐骏宣读了状，说那期的《心灵花园》节目播出后，自己的亲友、同事及邻居都看到了，一致认为倾诉当事人正是自己的前妻赵敏。他特地观看了重播节目，根据“林丽”的体型、声音、面部轮廓等，一眼认出她就是赵敏。

唐骏强调，自己在婚后尽到了丈夫应尽的责任，而被告赵敏在自己出差期间，与他人长期非法同居，并将与他人所生的儿子说是自己的儿子，造成他在经济和精神上的极大伤害，故要求法院判令被告退还自己为其私生子所支付的医院接生费、抚育费22334.04元，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费5万元。吴晋作为被告方代表，辩称：2006年7月21日晚《心灵花园》节目中的倾诉当事人并不是赵敏。

一个月后，普陀区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此案，赵敏依然没有到庭。原告唐骏出示了上海市司法鉴定机构提供的笔迹鉴定结论，称自己将当期《心灵花园》录像资料中显示情感日记的一段文字截取出来，与赵敏所写的字据做笔迹鉴定，表明两者字迹为同一人所写。

被告赵敏的律师吴晋辩称：林丽是林丽，赵敏是赵敏，节目上打出的名字就明确表示出两者不是同一人。唐骏拿去鉴定的日记笔迹，是电视节目的截屏，并非日记原件。笔迹有轻重，不能通过笔迹的形似，就推定是同一人。上海有一千多万人口，体型相似，年龄相仿的女性有很多，更不能通过这一点就确定林丽就是赵敏。

吴晋还辩称：电视节目都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有虚构的成分。接着，他又补充道：即使原告所看到的“林丽”是赵敏，也并不代表就是赵敏本人的故事，因为很多电视节目都有群众演员参与。

庭审结束时，原告唐骏要求给自己和唐君豪做亲子鉴定，以证实其真实身份。唐骏对主审法官说：“‘林丽’是不是赵敏并不是我真正在意的，我只想知道唐君豪究竟是不是我的亲生子？”

被告方律师吴晋辩称：做亲子鉴定是对赵敏和孩子人格上的侮辱和精神上的打击，再加上唐君豪如今的身体状况不佳，目前不同意做亲子鉴定。唐君豪的身份在两人打离婚官司时，法院已经予以明确，唐君豪是婚生儿，其父唐骏须承担抚养义务。如果一定要给孩子做亲子鉴定，那么最佳时间应在孩子七八岁。

二次庭审结束后，赵敏以为自己拒绝做亲子鉴定，造成了法院既无权强制进行亲子鉴定，亦无法推定原告唐骏的主张是否成立的局面，这场官司他非输不可。

普陀区人民法院鉴于赵敏既没有提供证据自己在《心灵花园》节目中所作陈述与事实有所出入的情况，又拒绝做亲子鉴定，据此推定“林丽”正是赵敏，唐骏与“儿子”唐君豪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6月15日，法院判令赵敏赔偿唐骏经济损失1万元及精神损失费2万元。

收到这一判决结果后，赵敏以笔迹鉴定有误为由，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8月7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唐骏送交鉴定的检材笔迹虽来自电视节目中有关“日记”的画面，但该笔迹是以图像作为载体所反映的客观物体，鉴定机构以此为检材并无不妥。根据《婚姻法》有关规定，夫妻之间有互相忠诚于对方的义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根据赵敏在电视节目中的陈述，其行为已侵犯了唐骏的人格权。原审法院据此作出2万元精神损害赔偿的判决并无不当。故终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收到终审判决结果，赵敏如同坠入了冰窟之中。自那期《心灵花园》节目播出后，儿子的亲生父亲孙强一直没有露面，而她为了能找到他，将这些年的积蓄基本上花光了，实在拿不出钱来赔偿唐骏。考虑到儿子尚小，需要自己照顾，无法出去找工作，于是，她带着儿子再次回到自贡的父母家里，准备待他进幼儿园后，自己再外出找工作。

9月底，唐骏鉴于赵敏的赔偿款尚未到位、且无法联系上她本人的实际情况，特地向普陀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然而，当唐骏从执行庭法官处得知赵敏上电视自曝隐私的本意不是伤害自己，只是为了给私生子找到亲生父亲，给孩子一些缺失的父爱后，他的心起了涟漪。也许自己做了这些年的顶缸父亲有些委屈，但比起赵敏爱孩子，为了孩子健康成长所付出的代价，自己的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之后，唐骏主动找到法官要求撤诉，并表示那些赔偿款就不要了。

前夫的原谅和宽恕，让赵敏既心存感激，又觉得特别愧疚。她表示将好好反思那段失败的婚姻，从此保守秘密，确保不会给儿子的心灵造成伤害，让他健康快乐地成长。

幸福提醒

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篇3

一颗丹心系队旗

——山东省模范少先队辅导员郭峰事迹

郭峰同志连续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工作已经16年。在工作中，他热爱教育事业，以高度的事业心和强烈的责任感全身心地投入教育教学和少先队工作之中，教育教学成绩显著。尤其在少先队工作中，他积极应用现代教育管理理念，充分开发利用曲阜儒家文化教育资源，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用自己辛勤耕耘和智慧，赢得优异的工作成绩。

一、爱为基石，倾情桃李。

郭老师常说，没有对学生的大爱就不会做好辅导员工作。在郭老师班级中涌现出济宁市十佳少先队员杨苏丁等优秀学生，但他并不把这些作为炫耀的资本，而是更加关爱每一位孩子，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他常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后进生、贫困生和行为偏差生，用爱心和恒心去引领孩子们健康成长。“我虽然不一定是您最好的学生，但您是我永远最好的老师，我终生感激您!”正是因为郭峰老师对学生的无私挚爱，让学生道出这样充满深情的心声。

二、扎实工作，勇于创新。

（一）开展少年君子行动。曲阜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故乡，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氛围条件，郭峰老师利用资源优势，坚持以儒家文化“仁爱”的核心思想，开展“传承儒家文化，争做少年君子”活动。在活动中以行为习惯养成教育、礼仪教育、人格教育为重点，以培养学生的“儒雅”气质为目标，以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为载体，以家庭生活、校园生活为主阵地，积极营造积极的班级文化，创建特色中队，逐步建立起少年君子活动体系，并使之融入培养“四好少年”的教育目标中，已趋于完善成熟。

（二）开展经典诵读活动。郭峰同志运用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积极开展经典诵读工程。他坚持每天组织学生课前诵读五分钟，在长期的坚持中，学生积累了大量经典诗文。为让经典诵读趣味化，他通过舞蹈、演唱、改编课本剧等多种方式不断调动学生诵读经典的兴趣。他排演的古诗诵读课本剧《狐假虎威》在曲阜市少先队诵读比赛中被评为最佳创意奖，多次汇报演出。所带班级多次荣获“古诗文诵读优秀班集体”。他带领学生应邀在在全国古诗文诵读工程活动中到孔子研究院为海内外朋友表演，参加了全国第十届推普周闭幕式朗诵演出和“子午书简”节目录制。

（三）开展体验教育活动。02年起，郭峰老师开始探索开展体验教育活动，坚持至今。他凌晨四点带领学生体验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节假日带领学生游历曲阜”；组织学生“跟爸爸妈妈上一天班”、“给父母洗洗脚”等一系列活动，教育效果显著。在全国“杉杉杯新世纪我能行”体验教育征文活动中他的学生孔令熙的征文《保护公用电话行动》荣获一等奖并发表在《中国少年报》上，郭峰同志获得“济宁市体验教育活动征文优秀指导教师”。 (事迹材料 ) 在长期的实践工作中，他把体验教育和雏鹰争章、争做四好少年等其他少先队活动有机结合，走出富有成效的少先队工作之路。

（四）建构星级评价方式。课程改革呼唤新评价理念指引下的新评价方式。郭峰老师04年起开始进行学生评价方式的改革探索，建立起星级评价管理办法，他设置了三个级别的星，由低到高分别是：铜星、银星和金星。教师根据学生表现进行奖励，低等级的星积累到一定程度可兑换更高级别的星，评价效果良好。后在全校班级管理中进行推广，在06年曲阜市城乡“手拉手”活动中作为先进的管理经验向全市各中小学辅导员进行了经验介绍。

（五）开展少年志愿者活动。为培养少先队员乐于奉献的精神，倡导志愿服务社会的意识，郭峰老师将志愿者活动引入班级和校园。他先在班级中建立了志愿者小队，活动有声有色。07年他担任大队副辅导员后，又组建了校园少年志愿者队伍，有书吧管理、失物招领等岗位，活动丰富多彩，志愿者们活动的身影成为附小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带领志愿者捐助曲阜防山白血病儿裴志铭的事迹、为汶川灾区捐款的事迹在曲阜电视台播出。

（六）开发构建校本课程。为充分挖掘利用好曲阜课程资源，他在尝试以“走近孔子“为主题建构班级特色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显示出独具特色的教育效果，学校在建立校本课程时，安排他和同事共同编撰了校本教材《走近孔子》故事卷、家乡卷、君子卷，其中家乡卷已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七）探索家校联动模式。2000年郭老师在我校率先组织举行了“亲子家长会”，2004年起开始开展家校联动模式，开展通信活动、书香家庭建设活动等，这些活动坚持至今，以其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促进了家校联动，凝聚了教育合力。

（八）大力宣传少先队工作经验。在工作过程中，郭峰同志笔耕不辍，在他的博客“圣地求儒“中已有近千篇博文，他坚持撰写少先队活动通讯、教育随笔，及时发送到学校网站、曲阜教育网、济宁教育网，积极向《人民教育》、《语言文字报》、《济宁教育》等报刊杂志组稿投稿，为少先队工作鼓与呼。因为教育信息宣传工作成绩出色，他被聘为济宁市《教育之窗》电视栏目通讯员。

三、倾心教育，硕果累累。

打开郭峰同志的荣誉记录，他先后荣获曲阜市优秀教师、曲阜骨干教师、济宁学院第五届十佳青年人才、济宁市优秀班主任、济宁市少先队优秀辅导员、济宁市办公室工作先进个人、济宁市教育信息宣传先进个人、济宁市教学能手、济宁市电教骨干教师、济宁市特级

《模范少先队辅导员教师事迹》出自：

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篇4

古民居旅游近年来在我国逐渐兴起，传统民居以其独特的建筑风貌、重要的历史价值、深厚的文化积淀、特有的古韵氛围成为旅游市场中的一颗新星。围屋是中国民居六大建筑类型之一，是客家先祖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它丰富而独特的民居建筑形式，集家、祠、堡于一w，集建筑与美学于一体，是客家人在移居地定居生活与活动的“化石”。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古民居越来越少，古香古色的古民居越来越受到青睐，客家围屋独特的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探讨客家围屋群的旅游文化价值以及开发利用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君子垌围屋群的特点及价值体现

（一）君子垌客家围屋的基本特点

围屋，是泛称，顾名思义即是围起来的房屋。一般来说围城的规模较大，一座围城里就容纳了许多屋和场地。准确地说一座围屋就是一座大城堡。君子垌客家围屋群位于贵港市木格镇，最早是叶氏兴建于道光年间（1821-1850）的谷坡围，至今已有190多年历史。清咸丰四年（公元1845年），邓氏兴建段心围，黎氏兴建云龙围，至民国中期，围屋数量达到21座之多，是目前贵港市整体保存完好的客家围屋群，是广西最大的客家围屋群，是十分奇特罕见的客家人文景观。围屋已成为客家人的一个标签，建筑文化的一个烙印，深深刻入到每一代客家人的灵魂之中。

君子垌客家围屋除数量集中、规模庞大，所有围屋都是采用“四合院”式的建筑形式，由月牙池、围龙墙、角楼（炮楼）、晒场、主体建筑等五大部分组成。总体建筑风格恢弘典雅的，形式多样。既有广式建筑特征，又具西欧风格，中西合璧，突显围屋主人曾经的尊荣华贵，极具传奇色彩。

（二）旅游价值的体现

1.建筑价值。君子垌客家围屋群的建筑风格与当地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自然环境以及其后密切相关，还具有防御功能。客家围屋的建筑工艺很讲究，用料就地取材，讲究各种材料比例的配合，如“碉堡”的般易守难攻。历史证明，许多客家围屋尤其是客家城墙，哪怕经历了二百多年的风吹雨打，却损坏不多，比现在建筑的楼房要结实得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建筑技艺参考。

2.历史文化价值。君子垌客家围屋群古朴完整，兴建于咸丰四年（公元1845年），至今已有158年历史，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客家人的农耕文化、迁徙文化、礼教文化、风水文化等都都独具一格，君子垌围屋群给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人文提供珍贵的材料。

3.民俗传承价值。君子垌客家围屋群反映了客家人民多样的社会生活形态，与当地风土人情、民俗文 化联系紧密，围屋群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居民的日常生活范围和生活轨迹，反映了当时客家人注重合作、团结和谐的群居文化生活，映射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博大。

4.经济效益价值。君子垌客家围屋是广西乃至全国保存的较好的客家围屋群，地处自然风观美好、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发展的木格镇，具有较强的经济效益潜力，应充分挖掘其旅游经济价值，联动发展当地的特色产业，带动当地居民的生活发展。

二、君子垌围屋群开发存在的问题

（一）对传统民居的价值认识不足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居民的生活观念、理念以及追求的生活方式都在改变，比较注重物质的追求，忽略精神文化的追求，对传统民居的存在价值逐渐淡化，对传统民居的文化、历史、旅游等价值更是认识不足。

（二）保护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地方的管理部门和社区居民对特色客家传统民居的保护意识还不够强，许多围屋群处于自然衰败的状态，有些甚至为适应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居民对传统民居进行随意改造、翻新或加建，缺乏统一的规划，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传统民俗的历史文化价值。

（三）客家围屋群荒废率高

多数传统民居闲置荒废，年久失修。大多存在墙体开裂、柱子腐蚀、屋面漏雨等现象，无人使用、无人管理，如何提高客家围屋群使用率值得我们深思。

（四）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资金匮乏一直是传统民居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面临的一个难题。贵港君子垌围屋群的维护与修缮、旅游价值、产品的开发，周边环境的资源开发利用，都亟待大量的资金支持。

（五）宣传力度不够

贵港当地没有形成标识性强的文化产业，民居文化更是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宣传带动，没有充分利用当地的民俗节日、节庆做好宣传，打好当地文化牌。

三、君子垌客家围屋群的的开发利用对策

贵港君子垌围屋群旅游开发应注重突出客家文化这个核心，打好文化这张牌，整合贵港乃至区内外旅游资源，打造客家传统民居精品旅游景区、精品线路，突出特色，促进整体民居旅游的整体发展。

（一）突出文化核心

广西客家传统民居拥有浓厚的文化底蕴，客家围屋讲究风水文化、礼制文化、民俗文化、迁徙文化、农耕文化等，是中华民族文化分支中的缩影，是中华文化精髓所在，应作为君子垌围屋群旅游开发的主脉。如利用当地的传统节日、节庆，开展寻根问祖、探秘体验、民俗风情展示、特色饮食节等活动，引起广大客家人群的情感认同，带动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消费客家文化，不断拓展客家文化的知名度。

（二）实施精品战略

君子垌围屋群是广西乃至全国现存为数不多并且保存良好的围屋群之一，应充分利用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独特性，做好设计，打造精品，加强基础设施的维修和与维护，打造精品民居旅游景区。加强周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如以当地较有名气的“白玉蔗”为切入点，发展具有更多客家文化特色农产品、特色小吃等，以点带面，不断拓展旅游产品的宽度和维度，提升整体旅游发展。

（三）开发专题旅游

深入君子垌围屋群实地考察，同时参考国内成功的民居旅游案例，立足贵港的实际，以君子垌围屋群为突破点，深入研究围屋群的多元价值， 多维度开发民居旅游。如依托民居建筑实体、建筑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结合，开发民居观光休闲游、民居考察、摄影等专题旅游，根据其丰富民俗文化，开发客家民L民俗体验游、客家历史文化专题游等。

（四）注重联合开发，整合旅游资源

根据贵港市以及广西的旅游资源，进行资源的联合以及区域的联合，对同一区域内开发成熟、知名度高、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进行联合开发，统筹安排、协同发展，对跨区域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进行串联，实现资源共享、效益共赢。对具有开发价值的传统民居应尽快抢救、保护，联合发展， 形成环形旅游文化圈或特色旅游带。如桂中客家名胜古迹游精品线路组织与设计，贵港君子垌围屋群――桂平西山――太平天国金田起义遗址）桂平东塔――武宣黄照熙庄园――象州运江古镇――象州温泉――柳江人遗址――柳州西鹅乡刘家大院――柳候祠――鱼峰山马鞍山石刻――大龙潭。

（五）用“团结”塑造客家文化产业

“围屋”顾名思义围成一团一起生活居住，围屋群的边界、道路、街巷、节点的布局都是讲究团团围绕，如作为节点的宗祠是客家居民重要的娱乐活动中心，每逢盛大的传统节日，都会举行祭祀活动或者其他重大活动，围屋的建筑特点起到一呼百应，加强合作，团结和谐的作用。 客家围屋不论从名称上还是房屋建筑构造上都体现了客家人“团结”的文化底蕴，经过几千年的迁徙奔波，客家人每到一处都能立足脚跟、安居乐业，并形成自己特色的文化圈，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客家人的团结和谐，因此，要突出打造客家人文化的“团结”特色，以“团结”为核心理念，积极塑造客家围屋景点、客家节日庆典活动等文化载体，结合当下积极倡导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创新发展当地文化展业。

四、君子垌客家围屋群旅游开发的项目设计

1.建设具有客家民俗文化标识度的石碑：地点在木格镇公路入境处或者在君子垌路口入口，提高贵港君子垌围屋群的知名度和辨识度，以及起到引导旅游的作用。

2.建设当地特色沿途观光带：白玉蔗是木格的特色农产品，从入境木格镇公里沿线至君子垌沿路建设一条白玉蔗种植观光带，充分利用其知名度提升当代自然风光形象。

3.打造一条民俗产品特色街：主要是在君子垌围屋入路口沿路至云垌村委段东则建设民俗街，满足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等各方面要求的饮食店、旅馆、纪念品购物区、娱乐区等。

4.发展一条环田垌山脉特色种植业：沿君子垌南面的犁头山、龙脊山、花山至绕谷片的三叉山上种植各种果树、发展环山土鸡养殖场，形成“君子垌土鸡”品牌，吸引游客。

5.种植一批有辨识度的榕树区、茶花区。环绕君子垌景区内外墙周边种植一批榕树，映衬古民居的端庄与沉稳，让人远远看去就对景区很有辨识度，同时在景区内种上一片茶花林作为点缀，让古民居既不失端庄也不乏茶花的优雅活泼。

6.建设一个“贵港客家博物馆”：地址选在桅杆城，收集贵港客家特色的民俗用品、历史文物、文史资料以及舂米、织草席、石磨、旧农具等到集中展示。在坡坪旧址建设一个抗日勋章黎杰材等民族的古像，以及杰出人物群事迹的石碑林。保护好各座围屋城内众多的、等时期的革命标语。

7.在非物质文化方面，要重新组织、规范好每年的客家上灯民俗活动仪式、婚嫁活动仪式，组建一支民间舞狮队、山歌队，搜集编撰文史资料和旅游资料，力争展现出每一座城的内涵。改善和提升各种客家风味小吃、食品、米酒等加工厂房形象和加工品质等。

8.建设一座“大雄宝殿”，根椐君子垌人杰地灵、久负盛名的特点，将社公升格成为一座宝殿，供游客与村民进香许愿，同时改良君子垌原有的道公活动。

五、结语

旅游开发是保护客家传统民居的积极方式，只有通过合理的开发利用与民居旅游的顺利开展，才能充分发挥贵港君子垌围屋群的最大作用和价值，才能更有效地有效传承客家文化、改善当地居民生活水平、更好的保护传统民居，让优秀民族文化长盛不衰。

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篇5

《渡江侦察记》取材于渡江战役中先遣大队的真实事迹。三大战役胜利后，为了有把握地赢得渡江战役的胜利，人民第三野战军抽调了300多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组成了“先遣渡江大队”。原本计划偷渡长江，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改为强渡，他们抵挡住了敌人猛烈的炮火袭击，抵达南岸后积极开展敌后侦察活动，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即侦察到敌人江防部署、兵力调动、编制装备、作战能力、炮兵阵地、舰艇活动等情报，并迅速报告给江北军部。这次成功渡江，被誉为“百万雄师过大江”这首乐章的前奏。

为了写好这个剧本，沈默君三下皖南，搜集材料，并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访问了27军侦察科科长兼先遣大队副队长慕思荣。不久，作家拟就了初稿。剧本在情节设置上，依据惊险片的特点，险情迭出，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同时又成功地塑造了李连长、吴老贵、小马等形象，对敌情报处长的刻画也有一定深度。

1952年秋，在杭州开会，时任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著名剧作家宋之的特地从北京赶来，将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呈审查。接过剧本就在会议间隙看起来。看过就谈，不推不拖。他对宋之的说：“这个剧本比上个有进步，有故事性，情节还有趣，语言还要得。可是，我觉得意义不大，我劝作者重新写一个，最好拍一些意义深刻的剧本。”

创作一个电影剧本，往往要比写一部小说所付出的劳动艰巨。几易其稿很常见。所以，要尊重作者的劳动。在这个问题上是很注意的。当他回到上海，了解到剧本的创作已历时一年的情况后，连夜把沈默君和宋之的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说：“很对不起，我收回昨天在杭州跟宋之的同志讲的意见。花一年的时间写的作品，很不容易嘛！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是罪过。我这个司令员还有点，没有调查研究就发言，太主观了。不要见怪。我判断你沈默君昨天晚上没睡好觉，说我这个司令员刀下太不留情了，三言两语就把剧本枪决了！”

当时夜已深了，依然详细地对剧本提了意见。他说：“这个剧本中怎么一个女的都没有？中国历史上哪一次革命运动没有妇女参加？秋瑾、赵一曼、刘胡兰都是女的嘛。从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女同志参加革命何止百万，她们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很不小。电影应反映她们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谈意见的时候，胸怀坦荡，以理服人，所以自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他还进一步指出：“艺术要给人以美的享受，在美的享受中接受教育。当然，首先是我们无产阶级灵魂的美，道德品质上的美，但形象也要美。莫泊桑笔下的羊脂球，如果只写她的灵魂美，而形象却丑陋不堪，那是不成的，是不是？”于是，沈默君将当年4名女游击队员的事迹融合成女主角“刘四姐”。

按照沈默君的原创意图，本来《渡江侦察记》里还有男女主人公为数不少的爱情场面描写。比如电影在描绘李连长再次巧遇刘四姐的文戏，总是那么的亲切可人。影片的人情是平实和质朴的，没有什么花哨的东西。但对于刘四姐在电影里的情戏描写，当时就有人提出了“文静有余、刚毅不够”的说辞。

样片到北京送审时，周扬、等看完都称赞很好，没有提出伤筋动骨的意见。倒是有几位似乎懂行的大员提了大大小小几十条意见，认为有别于真实生活。

这时，发言了，他充满艺术家的魄力，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我看片子拍得很不错，让人感到满意，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有人说戏里谈恋爱的戏太多，主张删去点。我的看法相反，还要加点镜头丰富它，戏的结尾，还可以让气氛更浪漫一点。”

与以往的革命题材电影不同，《渡江侦察记》里有很多很抒情、很温柔的细节，比如老班长吴老贵在突破敌人江岸封锁时中弹了，生命最后给小马命令的一份战场遗言，是珍贵又动情的。 吴老贵坚定说：“小马，我掩护你，记着写封信给我老婆，告诉她，我没有白穿她给我做的布鞋。”接下来的电影画面是生死相搏。吴老贵开枪送走战友小马，吞下一口水壶里的酒，拼命扔出令敌丧命的手榴弹，然后壮烈殉国。酒和江水染红了那双实芯大麻线缝做的老布鞋。观众永远都会记着，吴老贵和银幕上没有出现过的那一位为丈夫手纫布鞋的大嫂的形象。

看了这段情节，说：“浪漫主义不能离开历史的真实和可能性。最近，我看了一个剧本。一个18岁的女共产党员，被敌人捉住了受严刑拷打，上了老虎凳，脚下面上了5块砖，10个手指头里都戳进了竹签。作者描写她面不改色、心不跳，坦然自若……这好不好？形式上很好，但是太不真实。想想看，18岁的姑娘，半大娃儿嘛，受老虎凳刑罚，脚下面上了5块砖，能一点不疼吗？作者恐怕没见过老虎凳吧？那是一种最残酷最野蛮的刑具，上3块砖脚就会折断。10个手指头肉里戳进竹签，十指连心，就那么一点不疼？作者可能想写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构成的，那也应当是思想的特殊，而不是肉体的特殊，痛极喊两句也是有的，但要她交出地下党名单，她就是不说，这就是她平凡中的不平凡，特殊材料也就特殊在这里。”

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篇6

关键词：西昆；北宋；道教

真宗景德、大中祥符年间，王钦若、杨亿等人奉召在秘阁修《历代君臣事迹》，也即《册府元龟》。秘阁文人在闲暇之余，“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得诗近250首，编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诗人主体、诗歌形式与内容上，都受到了《册府元龟》的影响，如《泪》诗，就是把古来有关悲泣泪流的典故集中在一起为诗，显然不无“类书”编纂的影响。此后，《西昆酬唱集》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问题”诗集。一般以为，《西昆酬唱集》结集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至今整1003年。千余年来，历代名家硕儒，措意于此，但这部诗集留下的诸多问题和不同角度的阐释空间，仍是当今学者选题的重要对象。在已有的研究和评论中，从道教角度探究者并不多，而这是正确认识《西昆酬唱集》的关键所在。本文从真宗朝的崇道背景出发，分析杨亿对道教的真实态度，试析《西昆酬唱集》的形成过程与艺术特征。

一、《西昆酬唱集》研究中的道教缺位

由《西昆酬唱集》而起的“西昆体”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曾经风靡一时，甚至风雅为之一变，唐贤诸诗集几乎废而不行，但旋即受石介等人的猛烈抨击，到了南宋又有江西诗派黄庭坚等人的推崇，及至元明清三代，诗话、笔记、序跋对西昆体都有或褒或贬的评议。

自近代学术展开以来，西昆体的形成与文学特征也是各种文学史、批评史绕不开的话题，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及4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这几种早期文学史、批评史著作，学有所承，功力深厚，且很少受意识形态影响，对西昆体缘起与特征的论述都相当深刻。建国以后，受政治影响，文学研究偏离了理性轨道，“形式主义”是消极文学的典型“罪状”，几种作为“教材”、具有“标杆”意义的文学史对西昆体的定位，大都是徒具形式、毫无内容。就是以“个性”见长的章、骆(本)《中国文学史》在谈及“西昆体”时，也是以“感情是很贫乏的”结束之。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昆体研究渐入佳境。郑再时的《西昆酬唱集笺注》、王仲荦的《西昆酬唱集注》两部力作，虽成书于建国之前，但先后再版，影响至深；肖瑞峰、陈值锷、曾枣庄、祝尚书等人，也都从文献清理和文本细读角度，对西昆体诗歌做了深入阐释和“”式的正面肯定。而近几年，随着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西昆体的中青年学者和研究生渐多，略有重复之嫌，但从北宋科举文化、禅宗及佛学翻译、文献学及“后西昆”影响@等角度的研究，不仅令人耳目一新，而且提供了扎实可靠的文献基础，为进一步研究提供极大的便利和拓展空间。

综括前人论著，西昆体形成原因与艺术特征大致可概括如下：1.相对富庶稳定的社会背景；2.馆阁文人的富足清闲；3.对李商隐的追慕和模仿；4.唱和诗风的盛行；5.诗风的因袭与变革。这个概括并不全面，对西昆体有专深研究者，一定能有所增饰，但从道教和具体的崇道背景进行的深入研究，则很少见。每提及真宗崇道等，多重复引录常见的几条资料和惯常的“结论”而一笔带过，很少有从北宋初年的道教信仰形态、真宗的崇道目的、西昆体诗人的奉道背景等角度做深入考察的。

如前揭，《西昆酬唱集》创作、结集于景德、祥符年间，此期多数诗人参与了真宗的祟道活动，仅凭直觉，这样一部诗集不可能没有道教的影子。仅仅停留在文学形态、诗风变迁等角度的研究，不足以充分认识《西昆酬唱集》。而我们结合当时的崇道背景，从道教角度考察《西昆酬唱集》，不难发现西昆体的形成与风格，有不可忽视的道教影响，整部《西昆酬唱集》背后暗含着隐隐的道教底色。

二、“西昆”一名在宋初的道教意蕴

关于“西昆体”的形成，“西昆”一名所起，所有研究“西昆”者都会论及，且都少有例外地引录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的话：

凡五七言律诗二百五十章，共属而和者，计十有五人，析为两卷，取玉山册府之名，命之日《西昆酬唱集》云尔。

“取玉山册府之名，命之曰《西昆酬唱集》云尔”句下，王仲荦《西昆酬唱集注》引《山海经》卷二之《西山经》和《穆天子传》卷二有关西王母居群玉山及穆天子西征事。王先生的注释精密详赡，但引《山海经》郭璞注，不知所据何本，参照通行的袁珂注《山海经》，衍出一句，故涉及“玉山策府”的《穆天子传》卷二部分另引《穆天子传汇校辑释》如下：

辛卯，天子北征，东还，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群玉之山(即《山海经》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氏之所守。曰：群玉田山，口知阿平无险(言边无险阻也)，四彻中绳(言皆平实)，先王之所谓策府(言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所谓藏之名山者也。)。

括号内文字为郭璞所注，无疑这是杨亿所谓“玉山策府之名”最准确的出处，而王先生所加按语也恰好地说明作为秘阁文人的杨亿为什么用“西昆”给诗集命名。有的学者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悉数引录王先生提供的文献和按语，但为什么要用“西昆”一名，并未深究，导致不少相关论著陈陈相因，反复引录。

《山海经》是上古神话的重要典籍，也是神话学学者眼中的资料宝库，但这部最古老的地理、杂史书籍，内容与神仙信仰有密切关系。朱越利《从(山海经>看道教神学的远源》一文，曾对此做过论述，总结为三点：第一，《山海经》提出了长生信仰。《大荒西经》记载颛顼变化为鱼妇，死而复活，肉体长存；《海外南经》记载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有赤泉，饮之不老，有黑色的不死之民；《大荒南经》说有不死之国，阿姓，食“甘木”得长生；《海内西经》谓有凤皇、鸾鸟守卫着不死树、不死药，人食之皆长生；《西山经》载黄帝食仙药玉膏，一服即仙，等等这些有长生不死的记载，体现了早期的长生久视观念，而这是道教信仰根本的教理教义之一。第二，《山海经》中有神仙与羽士的记载。道教中的金母元君就源于《山海经》中的西王母传说。《海外西经》说轩辕之国人皆长寿，“不寿者八百岁”，《海外南经》说有些神是鸟身有翼，还有羽民之国，人长头，身生羽。后世道教称彭祖八百岁，道士称羽士与此当有密切关系。第三，《山海经》提到神仙天都，如《海内经》说华山青水之东有肇山，有人名柏高，可以由这里到天境；《海内西经》说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不死的木禾，有九井以玉为槛，九门有兽守之，这里是百神所居住的地方。这些逍遥的天都，《太平经》承袭此说，以昆仑山为真人、神仙居所。第四，《山海经》中的祭礼，为道教科仪打下基础。第五，《山海经》中的奇异方术为道教吸取。如《南山经》记载“迷谷”之木，“佩之不迷”；《中山经》记载的赤文飞鱼，“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西山经》载灌水中有流赭(赤土)，“以涂牛马无病”；另有“神荼”和“郁垒”的传说，所记载的各种方术，均为后世道教所吸收。道教成立早期，在造构自己的神仙谱系、经典系统过程中积极利用了《山海经》，其中的“西王母”更是神话演变为“仙话”的

典型例证。西王母、东王公形象的配对出现，至迟在东汉中后期就已经出现，至六朝上清派定型架构西王母的新说，西王母与东王公分别在东西二境承担济度职能，西王母仙话过程基本完成。从六朝时期，再到晚唐五代杜光庭《墉城集仙录》中的“金母元君”，《山海经》、《穆天子传》中有关西王母居群玉之山的神话，已经彻底成为道教仙界中的地仙之主。

以此，北宋初年，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提及的“取玉山册府之名”，所用《穆天子传》和《山海经》的西王母典故，已经超出神话范围，很大程度上，应是从道教信仰角度，或是顺应道教信仰的心态出发的。

《历代君臣事迹》的编修是在秘阁中进行的，秘阁是崇文苑下的“图书馆”――帝王藏书之所。杨亿以“往古帝王以为藏书册之府”的昆仑群玉之山比附馆阁文人工作的“秘阁”，无疑是顺应真宗“崇道”的跟风之举。当然，杨亿彼时的真实心态和倾向，实难准确揣摩，但结合西昆体形成过程中真宗崇道的历史背景和杨亿本人对崇道的态度，这个推断基本是可靠的。

三、真宗崇道与《西昆酬唱集》的编纂

《西昆酬唱集》的结集时间，有景德四年(1007)、大中祥符元年(1008)、大中祥符三年(1010)、大中祥符六年(1013)等四种说法，许琰博士综合诸说，详加参核，取王仲荦、曾枣庄等人的大中祥符元年秋结集成书说，本文亦从此说。《西昆酬唱集》二百余首诗歌的创作编年，也有学者考证，综合各家成说，70个诗题大致作于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之间。而景德、大中祥符年间，正是北宋历史上两个崇道高潮之一的真宗时期。

真宗在位的24年中，大力扶持、利用道教，并导演“天书”、“圣祖”下降等崇道事件，这不仅是宋史上的大事，也是道教史上的重要事件。但笔者所见的《西昆酬唱集》研究，每谈及成书背景，多作泛泛之言，对这个最直接的政治背景、时代氛围，似乎视而不见，但这恰恰是正确认识西昆体形成的肯綮所在。

真宗崇道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即位之初到景德四年(1007)，二是大中祥符元年(1008)到乾兴元年(1022)。前期崇道基本延续太宗的传统，重视道教斋醮的政治作用，尊礼隐士高人，希慕长生，并召钟南山道士种放，备加优宠。但后期封禅泰山，并制造天书下降等“祥瑞”事件，则有深刻的政治原因。

《中国道教史》第二卷以为“影响真宗崇道的直接契机则为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让真宗如释重负，但应战过程极富戏剧性，最终向辽输饷之后，真宗开始对道教大肆推崇。《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云：“上既罢兵，垂意典礼”。“典礼”也即中原本民族固由的传统宗教――道教及其科仪等。对于真宗崇道的内在隐情，《宋史》卷八《真宗本纪》后附史官《赞》语曾推测：辽国国主称“天”，后称“地”，一年“祭天”不知其几。宋臣知契丹之俗习，又深知真宗厌兵之意，所以上“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欺?”《中国道教史》又以为真宗崇道，“乃是被宋辽和战刺激起来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表现。”总之，真宗时期，对道教的尊崇，从上到下，无以复加，《宋史》史官曾批评真宗：“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履降，导迎奠安，一国之君，如病狂热，吁!可怪也。”

但是，要说明真宗崇道对《西昆酬唱集》的结集和西昆体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就不能不说明《西昆酬唱集》编者杨亿对真宗崇道的态度及与王钦若的关系。

王仲荦《前言》曾提到：“杨亿替宋真宗草东封诏，原文有‘不求神仙，不为奢侈’等语，宋真宗看了诏文草稿，就把这两句很重要的话删去了。可见，杨亿是不赞成东封的，更不赞成大兴土木赶造无益于用的这些奢侈措施。”这个观点广为征引，几成定论，但真宗删去杨亿的“不求神仙，不为奢侈”的话，到底出自何处，以笔者有限的闻见和检索范围，未见原文，无法判断此语的前后语境和真实用意。但是，据《玉海》卷一百六十《祥符泰山天贶》条却有这样的记载：

祥符元年(1008)七月乙酉，诏泰山灵液亭北天书再降之地建殿，以“天贶”为名。先是六月丁酉六日，臣钦若奏天书降于泰山，十月壬子聿天贶殿。十二月庚子，命学士杨亿撰碑。

此碑即杨亿的《大宋天贶殿碑》，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二七尚存，内中详细记叙了泰山发现“天书”的经过和宋真宗“乃诏鲁郡，申饬攸司，爰就灵区，茂建清宇”的情况。据此看来，杨亿并未明确反对真宗封禅崇道等，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参与者。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祥瑞频出，据《玉海》卷一九七《祥瑞》记载，杨亿也曾呈祥瑞，云：“八年八月庚寅，知汝州杨亿言，粟一本至四十穗。”

另外，就“不求神仙，不为奢侈”一语，虽涉敏感，但也是人臣讽谏君主的一般性话语，似不必大做文章。

王钦若与杨亿的关系，也曾是杨亿刚直、耿介反对真宗崇道的例证。如所周知，《历代君臣事迹》的编纂班底是《西昆酬唱集》的创作主力，参与编纂《历代君臣事迹》的17人中，大部分参与了《西昆酬唱集》的诗歌创作，但有一个近乎“反常”的现象，即作为《历代君臣事迹》编纂重要成员的王钦若，并没有在《西昆酬唱集》的唱和队伍中。这源于杨亿与王钦若之间的微妙关系。据《宋史》卷三百五《杨亿传》：

亿刚介寡合，在书局，唯与李维、路振、刁、陈越、刘筠辈厚善。……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人，钦若衔之，屡挟其失。

王、杨二人之间的芥蒂，孔平仲《谈苑》也有记述：

杨大年与王文穆不相得，在馆中，文穆或继至，大年必径出，他处亦然。……文穆去，朝士皆有诗，独文公不作。文穆辞日，奏真庙，传宣令作诗，竟不肯送。

杨亿与王钦若的关系如此僵硬，而王钦若是真宗封禅泰山，迎降《大中祥符》等一系列崇道活动的幕后操纵者，想来杨亿一定是站在真宗崇道的反面，但事实也未必如此。

景德二年(1005)九月，真宗命王钦若、杨亿、李维、钱惟演、夏悚等人取历代君臣德美之事，编辑《历代君臣事迹》，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历代君臣事迹》领衔的“主编”正是王钦若、杨亿二人。《宋史》卷三百五《杨亿传》：“景德初，……俄判史馆，会修《册府元龟》，亿与王钦若同总其事。”王应麟《玉海》卷五四《景德(册府元龟)》条云：

景德二年九月丁卯，命资政殿学士王钦若、知制诰杨亿修《历代君臣事迹》。钦若奏请直秘阁钱惟演、刁衍……初，令惟演等各撰篇目，送钦若及亿参详。

王钦若与杨亿同修《历代君臣事迹》，共同负责“参详”初稿，显然二人之间的芥蒂，更多的是一种私人恩怨。杨“性耿介，尚名节”，王“性倾巧，敢为矫诞”，二人本性截然不同，睚眦竟起，不足为怪。但在关涉国之大事上，杨亿并未公然“以名节为重”，反对真宗崇道。

在真宗及一帮朝臣掀起的崇道风气下，多有趋奉者。《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云：“自天书议起，四方贡谀者日多，帝好之弥笃。”天书下降和封禅泰山事息，真宗曾志得意满地跟王钦若说：“古今风俗，悉从上之所好。”其实，何止古今风俗，上之所好，下必从焉，真宗朝的侍从人臣也大多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而已。

杨亿虽与佛教有密切接触，曾有习禅经历并与禅僧交往，但并不说明杨亿就反感、排斥道教。全祖望《题真西山集》中曾说：“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如欧阳修、苏轼等人，两宋文人多出入于佛老之间，没有绝对明确的界限。而杨亿的《西昆酬唱集序》，有以为作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有以为三年(1010)前后，无论元年还是三年，此期真宗在王钦若、王旦等大臣的推波助澜下，正在如火如荼地迎天书，设斋醮，呈祥瑞，所以，杨亿将秘阁文人酬唱诗集取名“西昆”，与其所编《历代君臣事迹》最后名定《册府元龟》的“册府”一样，并非随意采撷神话典故的骚客风雅，深味之，“从上所好”的意趣在焉。

四、小结

从“西昆”一名所起，我们可以看出隐藏在《西昆酬唱集》背后的道教底色。另外，从诗集内容上看，直接吟咏神仙主题的诗歌，如《南朝》、《汉武》、《明皇》、《寄灵仙观舒职方学士》、《宋玉》等不在少数；道教意象蓬莱、仙、阿母、七夕、金掌露、羽众、羽车、仙洲等等也频见《西昆酬唱集》；热衷道教或参与真宗崇道的酬唱诗人丁谓、陈鹏年、崔遵度、晁迥、舒雅、张泳、李宗谔、刘筠等，几近10人左右。

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篇7

在考试时同学们的思路上总是“向课外想”，向“新处”想：我最近读的什么材料能用上呢，我在《读者》《格言》上读过哪篇文章可以参考呢，电视、广播上哪条新闻于此相关呢，结果一时什么也想不起来。其实，在最紧迫的时候你应该“向课内想”，向“旧处”想。前面在“八个走进”中谈到要“走进名篇”，这些名篇有时不必外求，主要是课内文章，考试的时候要回忆，要“从头捋一捋”学过的课文。也许你“捋”了几篇，思路就打开了。

比如，你写2005年的话题“铭记与忘记”，刚“捋”到初中学的“出师表”，就会眼前一亮，心头一动。诸葛亮之所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就是因为他铭记着主公刘备的恩情和嘱托吗，而他忘记的是生死和现实之不可挽回，以及阿斗之不可辅佐。你还可以利用《岳阳楼记》做文章，“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说的是“忘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这说的就是“铭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就是铭记与忘记的辩证法。高中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更可以就此大做文章。原来高一的课文《逍遥游》讲的也是忘记现实的功名利禄才能进行精神的逍遥游，所谓“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已”，就是此理，你还可以联系《庄子》中颜回“坐忘”的故事、呆若木鸡的故事、庄子丧妻鼓盆而歌的故事，那文章就更深刻了。

你若写“位置与价值”这个话题，就初中课文而言，《岳阳楼记》可用，《出师表》可用，《木兰辞》可用，《陈涉世家》可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可用，《归园田居》也可用。就高中课文而言《归去来兮辞》可用，《梦游天姥吟留别》可用，《屈原列传》《报任安书》等都可用。小说《变形记》也可理解为位置变了价值变了人生的境遇变了，周围人对自己的态度也变了。

仅就初、高中文言文和诗文而言，我们就学了几百篇，其中很多文章你仔细一琢磨都可以和这个话题建立联系。除古诗文外小说戏剧也可以在作文中利用，《孔明挥泪斩马谡》《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林黛玉进贾府》《项链》《变形记》《窦娥冤》《雷雨》《等待戈多》等都可以在高考作文中大作文章。我想近几年全国卷和地方卷很多作文题都可以利用课本上的文章进行再创造。比如江苏的“凤头猪肚豹尾”一话题，你可以用司马迁的事迹，用《报任安书》的材料，写文《给生命一个精彩的结尾》用抒情的办法写生死观“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内容主要表现他为什么坚强地活着。初中的《伤仲永》也可以写这个话题，方仲永只有一个精彩的开头，后来就“泯然众人矣”。

俗话说熟视无睹，课本上的文章常常被同学们忽视，其实这些课文大有文章可做。关键是我们运用它时采用的角度，采用的表现方式。我们要通过故事新编、文体转化、续写等方式对它们加工和改造，把他们变成抒情散文、叙事散文、说理散文或小说等形式，或者把这些课文作为自己写作的原材料，至少可以借鉴一下课文的题目。

少年君子事迹材料篇8

  一、素材与模仿

  《三国志演义》的素材来自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释,以及《后汉书》、《三国志平话》等史料和民间传说;《东周列国志》主要取材于《左传》、《史记》等20余部正史野乘,但两部小说有不少相似的故事 内容 或谋略描写。这既有列国故事对《三国志演义》的 影响 ,也有《东周列国志》对《三国志演义》的模仿。

  列国故事对《三国演义》的影响,首先是在史料方面。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从而出现相似的史料,而这种相似或多或少有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如《三国志》所叙“自比管仲、乐毅”的诸葛亮,他的“隆中对策”是效法管仲、乐毅和游士苏秦的。东汉末年,皇帝昏庸,群雄并起,与春秋战国颇有相似之处。后来三国鼎立,魏最强,吴、蜀俱弱,诸葛亮为刘备制定了联吴抗魏,合两弱以攻一强的大政方针。这正同管仲治齐,纠合众弱国以讨强楚的策略,也与乐毅联合赵、楚、魏、宋等五国之兵打败齐国,以及苏秦游说六国抗秦的策略颇为相似。当时借鉴列国经验,与诸葛亮所见略同而早于诸葛亮的,还有东吴的鲁肃,他力劝孙权借荆州给刘备,共抗曹操,鼎立江东。又如《三国志·武帝纪》载曹操“从董昭等建议迎献帝都许昌”,《诸葛亮传》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春秋时早有郑庄公、齐桓公、晋文公“假托王命”而谋大业。《左传·隐公九年》载“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士,以王命讨之。”后来又以周天子的名义,命齐、鲁等国助郑伐宋,开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先河。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始终以“尊王”的旗帜为号令,终成霸业。从郑庄公到齐桓、晋文,再到汉末的曹操,“假托王命”作为一种谋略手段不断有所 发展 ,曹操则成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典型。这些都被罗贯中写进了小说。

  其次,《三国志演义》中有些虚构的故事情节,也可在列国史料中寻到故事的雏形。如《演义》卷十九描写诸葛亮巧设“空城计”,吓退司马懿十五万大军。实则诸葛亮未摆空城计。有学者以《三国志》及裴注为据,认为三国时期的空城计或准空城计有:街亭失守时,王平所设的空寨计;赵云夺汉中时背汉水的空寨计;陈登在匡奇拒孙策的空城计等(95页)。如果寻其源头,《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就有空城计的雏形。楚“子元以车六百乘伐郑……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子元曰:‘郑有人焉。’诸侯救郑,楚师夜遁”。再如《演义》卷十把黄盖“苦肉计”描写得惊心动魄,而史料仅载黄盖诈降曹操,未载苦肉计之事。但苦肉计的模特儿可在《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寻得:吴王阖闾要杀力敌万人的庆忌,伍子胥推荐了武士要离。要离为接近庆忌,请求吴王杀了他的妻子,然后诈以负罪出奔,投靠庆忌,后来刺死了庆忌。《三国志演义》中的苦肉计只是描写得更加纯熟而已。

  其它如《三国志演义》描写的先发制人、围师必阙、远交近攻、半济而击、美人计、韬光养晦、增灶减灶等计谋,在列国故事中都有成功的先例。《演义》中描写的假道伐虢、围魏救赵等计谋,本身就表明是借鉴列国故事。至于《演义》涉及的列国掌故,则比比皆是。可见列国故事不仅是《东周列国志》的题材来源,其中不少故事也是《三国志演义》的素材源头。

  冯梦龙虽然指责余邵鱼的《列国志传》“蹈袭《三国志(演义)》”,活套罗贯中的表现手法,但他辑演的《东周列国志》也留下了不少仿效的痕迹。如在情节构思上,第26回叙述百里奚向秦穆公推荐蹇叔后,公子絷假扮商人去宋国聘蹇叔,描写耕者庚歌之高雅,蹇叔居处的幽静,又有小童启门而迎,显然是模仿《三国志演义》描写刘备“三顾茅庐”而成。第69回“晏平仲巧辩服荆蛮”,描写晏子使楚,楚国君臣预设重重障碍,企图羞辱晏子一番,结果晏子挥洒自如,应答如流,加之冷嘲热讽,反使楚国君臣哭笑不是。这取材于《晏子春秋》,又模仿《三国》中“诸葛亮舌战群儒”的场景描写而成。又如第76回描写伍子胥引吴军攻楚之麦城时,见村人牵驴磨麦,驴走磨转,麦屑纷纷而下,伍子胥遂悟出破麦城之计。这种讨谶之法,实为仿效《三国》中关羽罾口川活捉于禁的情节构思。

  《东周列国志》中的战争描写也有模仿《三国志演义》的。如第7回在《左传·隐公十一年》提供的素材1基础上,描写郑庄公校场阅兵,树蝥弧大旗,令有能手执大旗步履如常者拜为先锋,赐辂车一辆。明显有模仿《三国志演义》“曹操大宴铜雀台”中众将争夺锦红战袍的痕迹。其它如第87回,描写魏惠王遣人聘孙宾,鬼谷先生叫取黄菊一枝,为卜休咎,并授以锦囊一枚。这 自然 使人想起《三国》中诸葛亮向赵云等授锦囊妙计的故事描写。《东周列国志》虽然留下了这些模仿的痕迹,但除“锦囊计”和“磨麦计”稍有生硬之嫌外,其余都仿效得较为纯熟,比《列国志传》的模仿提高了很多。

  二、史实与虚构

  历史演义小说是颇难得到公认的,原因是难以把握其既不与史实相同又不能相违、既是小说又不能过多虚构的辩证关系。正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第一回批语中说:“作小说难,作历史小说尤难。作历史小说而欲不失历史之真相尤难。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尤难。”如果说《三国志演义》是虚实结合的典范性作品,那么《东周列国志》则是羽翼信史的代表小说。

  《三国志演义》的虚实结合,按蒋大器的说法是既“考诸国史”,又“留心损益”,按章学诚的 总结 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无论是“留心损益”,还是“七实三虚”,都只能是模糊测算而已,是无法作定量 分析 的。其实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关羽、周瑜、诸葛亮等,其 艺术 形象与历史原型的距离都是很难能用“三虚”去概括的。略而察之,《三国志演义》的艺术虚构有如下方式:

  其一,在史实的基础上展开虚构。如曹操杀吕伯奢、刘备三顾茅庐、关羽单刀会。

  其二,为使人物形象鲜明而移花接木。如张飞鞭督邮、关羽斩华雄、孔明草船借箭。

  其三,有材料来源(《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和金元时期大量搬演的三国戏)的加工虚构。罗贯中在长期的、众多的群众传说和民间艺人创作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如王允说貂蝉、云长五关斩将、关羽斩蔡阳、古城聚义、孔明借东风、死诸葛走生仲达。

  其四,无材料来源的创新虚构。此类虚构甚多,如桃园结义、关公约三事、诸葛亮舌战群儒、关云长义释曹操、落凤坡箭射庞统、孔明空城计、孔明烧上方谷。

  这些虚构几乎都是读者津津乐道的精彩故事,也多与作者“尊刘贬曹抑孙”的 政治 倾向有关。如小说开篇创造的桃园结义。《三国志·关羽传》仅载:“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而且汉末还未产生异姓兄弟的准血缘圈,没有结义的仪式(第1回)。这一创造,在读者心目中一开始就深深留下了尊刘的意向,后来不少重要的故事情节和刘、关、张三人的悲剧结局都与结义紧密相关。史料中的曹操是误杀吕伯奢一家,而未杀吕伯奢,虽然表现了曹操的多疑,但还情有可原。《演义》中的曹操已经知道是错杀,又在路上杀了吕伯奢,深化了曹操残忍的性格。三顾茅庐,在《三国志》里仅“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一句,《平话》中也只是一小段,到《演义》里则成了丰赡华腴的描写,凸现了刘备求贤若渴、礼贤下士的明君风范。历史上的诸葛亮长于治国,但“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而在《演义》中几乎是百战百胜的军事家。为了表现关羽的忠和义,虚构他投降曹操前有三约,增添了过五关斩六将而奔刘备,又虚构了古城会和斩蔡阳等情节。小说还特别虚构他在华容道上义释曹操,既表现了关羽的义,又渲染了曹操的狼狈不堪,还衬托了诸葛亮的智,起到了极好的艺术效果。

  这些人物形象中的虚构,虽然同他们的历史原生态大相径庭,但从小说艺术角度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正如狄德罗所说:“假使事实不够惊奇,诗人应该用异常的情节来把它加强;假使是太过火了,他就应该用普通的情节去冲淡它。”经过罗贯中的创造,他们成了一个个艺术典型,寄托着作者的政治倾向和道德观念,并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

  同时,也正因为“作历史小说不失其真相,而欲其有趣味,尤难之尤难”,象《三国志演义》这样的典范性作品,因其虚构易对读者产生混淆史实的现象,而被认为是它的缺点。鲁迅曾总结《演义》的缺点,首先就是“容易招人误会。因为中间所叙的事情,有七分是实的,三分是虚的;惟其实多虚少,所以人们或不免并信虚者为真。如王渔洋是有名的诗人,也是学者,而他有一个诗的题目叫‘落凤坡吊庞士元’,这‘落凤坡’只有《三国演义》上有,别无根据,王渔洋却被它闹昏了”。其实,被它“闹昏”的远不止王渔洋一人。如清初校勘学家何焯在信中也“有‘生瑜生亮’之语,被毛西河诮其无稽,终生惭悔”。今人在总结《三国志演义》提供的历史经验时,也有以曹操在官渡之战中以几万人战胜袁绍七十五万人、刘备的七十五万大军惨败于彝陵作为正反例证,而于《三国志》中所载袁绍只有十万人马、刘备水陆兵约十万、孙权的总兵力却在十万以上无涉。难怪黄人在《小说小话》中说:“ 中国 历史小说……几成为一种通俗史学。畴人广坐,津津乐道,支离附会,十九不经试举史文以正告之,反讲辨而不信。即士林中人,亦有据稗官为政实,而毕生不知其误者。”如果说这些指责多少还有一点合理因素的话,那么《东周列国志》作为信史小说的代表,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这种现象。

  蔡元放在《东周列国志·读法》中说:“即如《三国志》最为近实,亦复有许多做造在于内。《列国志却不然,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连记实事也记不了,那里还有功夫去添造。故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蔡元放这段话虽不完全符合实际,但他所谓“做造”和“实事”(即虚构与史实)基本上找准了两部小说的差别。而可观道人的《新列国志·叙》则概括了冯梦龙的 历史 小说观:

  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往迹种种,开卷了然,披而览之,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戒,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宁惟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

  这篇《叙》比较全面的涉及到小说的取材、倾向和文学加工等方面的 问题 。基于冯梦龙的创作观,他将《列国志传》中叙事与史无征、详略失宜、身世姓名谬误等一一改正,对有些部分作了大量的补充和润色,同时较多地删除了原书中采撷的民间传说和某些虚构失宜的情节,使《东周列国志》更符合史实,成了羽翼信史派小说的代表性作品。

  笔者曾细作考察,《东周列国志》每回 内容 均有或多或少的本事,不少地方几乎是史料的联缀和解释。如第4回叙述“郑伯克段于鄢”,与《左传·隐公元年》所载内容基本相同;第16回叙述齐鲁长勺之战,也与《左传·庄公十年》接近;小说叙述战国七雄之事,也多是《史记》材料的演绎。但是冯梦龙毕竟是通俗文学大家,具有深厚的小说 艺术 积淀,在大要不违其实的前提下,注意“增添”和“润色”,“其描写摹神处,能令人击节起舞”,是其它羽翼信史小说所不能比的。如鲍叔牙荐管仲、卫懿公好鹤亡国、百里奚认妻、骊姬乱政、重耳流亡、绝缨会、二桃杀三士、掘墓鞭尸、孙庞斗智、田单火牛阵等,都成了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

  须辨正的是,《东周列国志》也决非蔡元放所谓“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的记事之书。蔡元放强调《东周列国志》“是一部记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是为了把它等同于史传,突出其“善足以为劝,恶足以为戒”的劝惩目的。事实上冯梦龙往往在史料的基础上或史家提供的线索中展开想象,使故事更加生动,人物更为丰满。郑庄公假命伐宋本是史实,《左传·隐公九年·十年》、《史记·宋世家》均有记载,但史料只是框架,更无周桓王赠黍、周公赠帛、祭足设计之载。小说第6回在简单的史料基础上展开想象的翅膀:郑庄公为报宋国东门之役,接受祭足之谋,朝见周王,然后假称王命加兵于宋。但周桓王怨恨郑伯欺君罔上,特别是两年前侵夺了周室的禾麦,故赠十车黍米,以寓讽意。郑伯本想辞粮不受,恰好周公黑肩私赠彩帛两车,祭足建议将十车黍米用彩帛覆盖,宣扬是周王恩赐宝物,假说奉命伐宋。郑伯依计而行,一路宣扬王命,传播宋公不臣之罪,煞有介事。同时又以周天子的名义,命齐、鲁等国助郑伐宋,连取郜、防二城。然后郑伯将郜、防二城交鲁管辖,并与齐、鲁结成军事同盟,既达到了报仇目的,又做了人情,而齐、鲁还蒙在鼓里。小说一荡三迭,栩栩如生的表现了郑庄公的奸雄和祭足的多谋。又如秦晋崤之战,《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仅有20余字的具体记载,小说第45回增加为2000余字的叙述和描写。

  但《东周列国志》的这种艺术虚构毕竟太少了,远不如《三国志演义》的丰富多彩。冯梦龙又是在不违背历史大要的原则下,对列国史料进行“润色”、“增添”的,故而不可能塑造出象曹操、诸葛亮、关羽等那样的艺术典型。

  三、艺术结构

  什么是结构?阿·托尔斯泰说:“这首先就是要确定一个中心,艺术家所注意的中心。艺术家——作家不可能以同样的兴趣,同样的感情,同样的激情来对待不同的人物,正如一个艺术家在一幅画面上不能有好几个中心一样。”罗贯中和冯梦龙不同的创作思想以及不同的历史素材,决定了两部小说有无中心的差别,也决定了不同的艺术结构。

  虽然在《三国志演义》中很难概括出罗贯中的创作思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遵从《平话》的爱憎感情,以“尊刘贬曹抑孙”的 政治 倾向作为结构故事的中心轴线、塑造人物的主导思想。《演义》开卷就虚构桃园结义,定下全书的感情基调,然后让曹操、孙坚次第登场。火烧赤壁的主角本是周瑜、鲁肃、黄盖等代表的孙吴一方,小说却把诸葛亮写成操纵整个战局的角色。三国鼎立之后,《演义》以魏、蜀两方的矛盾斗争为主干,而感情倾斜在刘备一方。由于罗贯中有明确的结构中心,然后围绕中心叙事和描写,所以众多的事件和人物都成了有机的整体,小说结构完整而统一。

  《东周列国志》以历史时间为结构线索,借鉴史传编年叙事 方法 ,叙写了五百余年的历史,事件浩繁,人物众多,但有条不紊,脉络分明;全书以五霸迭兴、七雄争霸为重点,显示了作者惨淡经营之功。但与《三国志演义》相比,它缺少一个叙述和描写的中心,前后人物和事件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未能构成一个有机的艺术整体,突出特点是散点透视,象一盘五颜六色的珍珠,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这既有作者的主观原因,又有历史素材本身的客观因素。

  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是有感于余邵鱼的“旧志多疏漏”,“兼以率意杜撰,不顾是非”,遂“本诸《左》、《史》,旁及诸书”,“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在文学加工方面,“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结果只是把历史通俗化和艺术化,使普通读者“开卷了然”。本于“信史”的创作原则和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意图,冯梦龙不可能象罗贯中那样确定一个中心来结构故事;没有结构中心,就不可能象《三国志演义》那样提纲挈领,抽出主线,提炼故事情节;故而人物和事件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变化频繁,给人以散视之感。

  两部小说在结构上的差异,很大程度上还决定于历史素材本身。首先是时间跨度和人物事件的差异。鲁迅在《 中国 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说:“因为三国底事情,不象五代那样纷乱,又不象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底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这说明三国题材对作小说的优越条件。而《东周列国志》的题材特征则恰恰相反:

  周自平辙东移,下迄吕政,上下五百有余年间,列国数十,变故万端,事绪纷纠,人物庞沓,最为棘目聱牙。

  一切演义小说之书,任是大部,其中有名人物纵是极多,不过十数百数,事迹不过数十百件,从无如《列国志》中,人物事迹之至多极广者,盖其上下五百余年,侯国数十百处,其势不得不多,非比他书,出于撮凑。

  《三国志演义》反映的是东汉灵帝至晋武帝统一中国,将近一百年的历史。这一百年虽然风云变幻,群雄逐鹿,但历史的主要线索只有魏、蜀、吴三条,人物事件“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相对说来,罗贯中比较容易确定中心。《东周列国志》则不然,反映的历史长达五百余年,列国纷争,此起彼伏,其政治、军事、外交斗争和大小事件都远比三国时期错综复杂。冯梦龙既以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作为敷演的重点,但也无法在这一历史长河中找到主要人物,确定中心事件,所以他大致采用《左传》和《资治通鉴》的编年方法,按时序调整和敷演列国故事,以至于有些较长而又富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显得分散而不连续(如齐襄公兄妹淫乱到齐襄公最终被杀的过程,赵氏孤儿的前因后果等)。正如清人李元复在《常谈丛录》中说:“为《列国志》者尤难,盖国多则头绪纷如,难于联贯;又列国时事多,首尾曲折不具详,难于敷衍,未免使览者厌倦。”

  再有史料及创作基础的原因。两部小说都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最后由作家据史传创作而成,但它们的创作基础和史料本身有很大的差别。《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基础是《三国志平话》和三国戏。早在宋人“说三分”中就有明显的“尊刘贬曹”倾向,到元人的平话几乎是往蜀汉一边倒,魏、吴完全成了点缀和陪衬;元杂剧中的三国戏同样渲染了蜀汉正统观。罗贯中以刘备一方为中心轴线是顺理成章之事。而陈寿《三国志》及裴注征引的史料,不仅体例是单纯的纪传体,而且材料比较集中,又为罗贯中结构故事提供了有利条件。冯梦龙辑演《东周列国志》则不具备这些条件。余邵鱼的《列国志传》疏漏甚多,且全不连贯,更无中心和主线,其史料本身也很不统一。毛宗岗父子在比较两部小说的结构时曾说:

  读《三国演义》胜读《列国志》。夫《左传》、《国语》诚文章之最佳者,然左氏依经而立传,经既逐段各自成文,传亦各逐段各自成文,不相连属也。《国语》则离经而自为一书,可以联属也。究竟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齐语、楚语、吴语、越语,八国分为八篇,亦不相连属也。后人合《左传》、《国语》而为《列国志》,因国事多烦,其段落处,到底不能贯串。今《三国演义》,自首至尾,读之无一处可断。其书又在《列国》之上。(《读三国志法》)

  其实冯梦龙采用的史料远远不止《左传》、《国语》,如把小说所涉的《吴越春秋》、《孔子家语》、《韩诗外传》、《燕丹子》、《吕氏春秋》等20余种史料加以综合比较,可谓体例皆备,风格各异。史料原生态的特点,也决定了《东周列国志》段落之间难于贯通,事件和人物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就连蔡元放也不得不承认,“只就其一段一段之事,看来也却是绝妙小说”,但段落之间则“没处可用补截联络之巧了”。所以《东周列国志》在结构上的缺点,很大程度上是由素材本身所决定,不宜过多指责冯梦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