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女婿事迹材料范文

好女婿事迹材料篇1

社区党员先进事迹材料(一)

XX社区党员王XX常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为社区工作，为居民义务服务，是一名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小区里面谁家有个难事，王XX定然会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在同一幢楼里居住的一位空巢老人，年事已高，老伴去世早，本人患有多种慢性病，子女平日里因工作繁忙没办法天天过来，一到冬天，老人的日常生活用品采购就比较困难，王XX得知后，马上和她家结成一帮一帮扶对子，经常帮她采购日常用品。居民群众经常发出感叹，王XX跟她无亲无故，这么无私、真诚、热心的帮助真是难得，大家都由衷地对她表示敬佩。

今年是XX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关键之年，社区将此项工作作为工作重心，在多次居民会议上，都将该项工作作为重要议程进行探讨，作为一名党员的她，时刻不忘党和政府的重托，积极引导居民群众参与全国文明城区的创建，自己更是走在创建的前头。例如看到周围居民乱丢杂物的现象，她倍感痛心也深感无奈。于是她开始主动上前捡拾垃圾，投入垃圾箱，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劝导居民群众爱护公共环境，不随意乱丢乱倒垃圾。在她的身体力行下，居民们乱丢乱倒垃圾的陋习得到了很大的改观，在她的精心维护下，小区环境也变得整洁靓丽起来。

在今年春节期间为居民群众送福活动中，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每天都穿行于居民家中，一户户的走访、送福、做记录。有的人家白天都要上班上学，上门时往往碰到铁将军把门，有的居民晚上很晚才回来，为了保证不落下一户人家，她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在晚上前往或是在门上留言，以确保每户家庭都能收到新年祝福。

王XX同志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自己的言行来感动别人，在小区里起到了凝聚弘扬正能量的作用。

梁XX今年60岁，是生活在XX社区的一名普通党员。她热心、热情、热忱，退休后，不但将家里打理的井井有条，还不忘发挥余热，为社区建设不遗余力，为居民群众服务毫不犹豫。

她经常为社区党支部的建设提建议，为社区的建设出良方。如改善煤炭三厂简易楼环境卫生、院内路灯忽明忽暗、小区没有安防设施、希望能有更多针对空巢老人的社区活动这些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的良策，为社区的和谐建设增加了一大步，也把社区和群众的距离也缩短成一小步。

近年来，随着女儿的成家立业，她也变得更加忙碌起来，为了让女儿、女婿安心工作，在事业上有所作为，她主动把家务活、照看外孙的任务都承担下来。由于她的精心安排和悉心照料，家里安排的井然有序，家庭生活氛围既温馨又和睦，女儿、女婿、外孙回到这幸福的港湾都感到其乐融融，女儿、女婿在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的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很出色，小外孙在她的教育和熏陶下，是一个既懂事又懂礼的好孩子，这也使她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

梁XX还是一位乐于助人的人，邻里关系也非常的好，深得邻里的信任和尊重。她经常帮助楼内的邻居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例如邻居去外地去旅游，就把家里的门钥匙交给她，请她为花浇水、给鱼喂食，开窗通风、交付水电煤气费帐单、代收快递等。

同时百忙之中的她还不忘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无论是两会安保值班巡逻，还是卫生清洁日活动等，只要她能挤出时间，都积极参与，有时甚至是提前打电话预定好值班日期。

社区党员先进事迹材料(二)

薛XX同志是五路社区的一名普通党员。她退休后回到社区，以满腔热情为居民服务，在社区建设中积极发挥余热，是五路社区居委会的居民代表和党支部的骨干力量。

薛兰芬虽然身患多种疾病，但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她都尽最大努力帮助社区做一些事情，比如每年国家重大节假日和两会值班，她都坚持带病上岗，风雨无阻，为保障社区和谐、社会安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受到社区居民的钦佩和赞扬。虽然子女有时候不理解她的做法，觉得她身体不好把值班的工作推掉也完全合情合理，说社区这么多志愿者，又不差您老人家一个，但薛兰芬同志觉得自己带头值班巡逻，维护社区稳定，既是作为一名老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种被党和群众信任的光荣。在日常生活当中，薛兰芬同志还时刻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政治敏感性和警觉性，如果在小区遛弯时发现了反动传单等非法印刷品，她都及时上交组织，避免扩大负面影响，防患于未然，体现了对社区和社会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今年在社区开展的服务连心，邻里守望等志愿服务中，她不但积极参与，还为支部出谋划策，亲力亲为。如端午节前夕，她手把手的教大家包粽子，还亲自把粽子送到空巢老人家中;带领社区如党员积极分子上门慰问入党五十年的老党员等等。

好女婿事迹材料篇2

驸马的发迹

1988年12月30日，莫斯科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外面，军警林立，戒备森严；审判庭内气氛肃穆，鸦雀无声。被告席上，一个背部微驼、呆若木鸡的人在等待审判。这个人就是勃列日涅夫的“驸马”、原苏联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尤里·米哈伊罗维奇·丘尔巴诺夫。

丘尔巴诺夫1936年出生于莫斯科。其父是莫斯科某区党委书记，母亲是家庭妇女。丘尔巴诺夫在技术学校毕业后，进了一家飞机工厂当技术工人。在厂里他表现不错，当过小组长和车间团支部书记。后来参军，1961年到苏联内务部任上尉。1964年丘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函授班毕业，文凭到手后就与妻子离了婚，并转到莫斯科市团委任督导员，不久又调到苏维埃团中央宣传处当处长。1970年后重返内务部。

丘尔巴诺夫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皮鞋踩得咔嚓咔嚓响。他还心明眼快，办事机敏，很快就被领导看中，挑选他担任勃列日涅夫千金加琳娜的警卫。

加琳娜虽不漂亮，却是赫赫有名的风流女郎。她曾与一个马戏团经理结婚，不久离异。接着又与莫斯科大剧院的一舞蹈家终日厮混，后来虽成为合法夫妻，但却又匆匆分手。在莫斯科有关加琳娜的绯闻沸沸扬扬，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为此深感难堪，但又拿女儿没办法。自从丘尔巴诺夫来到加琳娜身边后，这位任性的“公主”才逐渐收敛。善于阿谀奉承的丘尔巴诺夫侍候在左右，关心备至，形影不离，把比自己年长9岁的加琳娜哄得团团转。加琳娜不久便坠入了这个警卫的情网。

丘尔巴诺夫与加琳娜

勃列日涅夫知道女儿的心事后，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希望女儿早日再组家庭。他通过自己的老朋友，内务部长谢罗科夫调查未来女婿的出身和表现。调查结果符合要求。1971年，44岁的加琳娜下嫁35岁的丘尔巴诺夫。婚礼在莫斯科郊外勃列日涅夫阔绰的乡间别墅举行。勃列日涅夫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送给他的一辆“施科达”牌小轿车送给女婿作为礼物，又吩咐下属为这对新人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政府公寓内安排了一套4间的高级住宅。

丘尔巴诺夫成了总书记的女婿后，心领神会的他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了。为此，他使尽浑身解数来赢得上级的欢心，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岳父岳母身上：陪伴他们散步、聊天、旅行等。处处伺候周到，久而久之，年迈垂老的勃列日涅夫竟喜爱女婿胜过喜爱自己的女儿。

背靠大树好乘凉

有这么个好女婿，勃列日涅夫当然更关心女婿的前途了。他亲自出马向内务部长谢罗科夫建议，提拔女婿担任苏联内务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这可难坏了谢罗科夫，他很清楚，丘尔巴诺夫只拿过一张函授毕业文凭，在内务部充其量是个“七品芝麻官”，本事也没多大。遵照办吧，怕别人说三道四，不办吧，总书记的旨意怎好违背？几番思索后，他硬着头皮去向总书记面陈厉害，反复说明不宜操之过急，并允诺丘尔巴诺夫的前途包在他身上了。

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此次建议虽没能如愿以偿，但他的女婿却在短短几年内连升了数级，当上了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副主任，后擢升为主任。1977年被任命为内务部副部长，1979年又晋升为第一副部长。1981年10月，45岁的丘尔巴诺夫成了苏联军警中为数不多的中将。另外，在1976年的苏共二十五大上，他又被选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在沽名钓誉方面，丘尔巴诺夫堪称登峰造极。在近10年里，他获得过20枚外国的和19枚国内的各种勋章和奖章。他去了几天阿富汗，便得到红旗战斗勋章。1980年在莫斯科举行奥运会时，内务部一批干警因治安有功而获得国家奖金。丘尔巴诺夫仅在贵宾席上坐了一会儿，竟名列获奖者榜首，而亲自负责这项工作的另一名副部长却屈居其后。他依仗着岳父，官越升越高，野心也越来越大。真是“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此时的他无所顾忌目空一切，那些对他稍有不恭的人，他的态度毫不含糊——打倒在地，永不翻身。

1976年，内务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局局长查祖林少将主持编写了一本有关内务部政治思想工作的小册子。成书后，各方面反应不错，都认为切中内务部的要害。于是，查祖林又对书中某些内容作了修改，准备出版发行，可是此书迟迟得不到出版。查祖林还对内务部的作风松散、歪风盛行以及丘尔巴诺夫的某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下可捅了马蜂窝。1979年11月，查祖林接到内务部解除他职务的通知。查祖林对此早有预料，但不退怯。他向苏共中央提出了申诉，党中央听完他的申诉告诉他，内务部解除职务命令无效，让他回去安心工作，几个月后，查祖林又接到解除他职务的通知，当他去找丘尔巴诺夫时，丘说：“你还去中央告状吗？去告好了！中央信任我，不信任你。”此话果然不错。这次党中央再也没有人为他说话了。查祖林被解除职务，还连降了数级。

“二夫”斗法

在遭丘尔巴诺夫迫害的所有人当中，最惨的要算主持内务部科学院工作的克雷洛夫了。1967年春，正在军事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克雷洛夫中校被推荐给内务部长谢罗科夫当助手。部长对他的革新计划大加赞扬。在部长的鼎力支持下，克雷洛夫得以在内务部进行一系列改革。

正当克雷洛夫一步一步推行他的革新计划时，丘尔巴诺夫出现了。这“二夫”相互拆台，竟斗起法来。这时的“驸马爷”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几年的时间，就由一名上尉晋升到中将，坐了内务部第二把交椅。可是，克雷洛夫从不买他的账，还常常与他顶牛，有时甚至在内务部办公会议上展开激烈的交锋。丘尔巴诺夫为此怀恨在心，并决定要除掉克雷洛夫。再者，丘尔巴诺夫也并不满足目前“老二”的位置，还想取谢罗科夫而代之，而眼前的克雷洛夫是部长职位的潜在竞争者。

丘尔巴诺夫在暗算着，而克雷洛夫在努力工作着，但渐渐地克雷洛夫发现他的后盾靠不住了。谢罗科夫部长因为顾忌“驸马爷”的面子，而不再大加赞扬克雷洛夫了，因为他很清楚：尽管他与总书记私交甚笃，但毕竟是外姓旁人，比不上总书记的女婿，一旦冲突起来，结果可想而知。

在这场力量悬殊的决斗中，克雷洛夫失败了。不久他被解职，调到几年前他倡议成立的内务部科学院担任院长。作为多年辛勤劳动的回报，他被晋升为中将。克雷洛夫就任新职后，继续同丘尔巴诺夫作斗争。报复心切的丘尔巴诺夫终于下毒手了，1979年初，他亲自组织率领一个7人工作委员会到科学院检查工作，很快“发现”了一系列应由克雷洛夫承担的“经济问题”。丘尔巴诺夫当面向克雷洛夫提出两种选择：要么离开内务部，要么到法庭接受耻辱的审判。在这紧要关头，克雷洛夫求助于谢罗科夫部长，但被拒绝。1979年4月19日，他被迫退役。翌日，这位年轻有为的将军倒在自己的枪口之下。动辄拿别人“开心”是丘尔巴诺夫的拿手好戏。一次，他去钓鱼，来到钓鱼场时发现鱼饵还没有给他准备好，勃然大怒，跺着脚骂一位头发斑白的少校，并威吓他要撕下他的肩章，将他发配到“冻土带“去。

驸马的炼金术

丘尔巴诺夫不但骄横狂妄，而且贪婪无度。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丰盛的宴会，他是常客，几乎一场不漏。在迎送外国贵宾的隆重仪式上，也常看到他的身影。然而，最使丘尔巴诺夫感兴趣的莫过于到各地去“视察”，每次“视察”他都受到国家元首般的接待。这位全苏反酗酒运动委员会主席“视察”到哪里就喝到哪里，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是常有的事。

“视察”对这位当代“醉翁”来说当然要有酒，但比酒更具有诱惑力的是地方官员私下塞给他的成打成打的卢布。据历时5年调查而获得的材料表明，丘尔巴诺夫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总共收受贿赂656833卢布（合110万美元），超过当时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此外，他还收过高级地毯、精致茶具、文物珠宝等贵重礼物。

丘尔巴诺夫“来者不拒”并非宦囊拮据，他是在做把权势、特殊身份和地位转化为卢布的“实验”。一次，他到乌兹别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布哈拉州“检查”救灾工作，在州委书记卡里莫夫陪同下来到加兹利镇的一家商店里。周围的人虽然不认识他，但都肯定他是个大官，便向他抱怨商品短缺。事后，他面向卡里莫夫，从牙缝里吐出“我要向中央报告这个严重问题”几个字。就这么一句话，吓得州委书记体似筛糠。书记当晚备宴，悄悄塞给丘1万卢布，直到这时他才露出笑脸。就这样，丘每到一地都几乎要施展这种权势化为金钱的“炼金术”。每次“出巡”回来，清理行装时，提包里衣兜里到处都是钱。这些钱是谁送的，送多少，他根本记不得，也数不清。随着丘尔巴诺夫的腰包日渐丰厚，加琳娜身上的珠宝也日渐耀目，而且各种首饰的花样不断翻新。

丘尔巴诺夫权有了，钱有了，顿时觉得配给自己的那辆“伏尔加”牌轿车有失身份了。按规定，副部级干部只能配备“伏尔加”。1980年初，他向部长诉说他已是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与其他小部的副部长不同，坐“伏尔加”有些不太体面，并要求换一辆。部长说：“副部长只能配备伏尔加，国家规定不好违反。”他再求，部长还是没敢答应。此时此刻，丘尔巴诺夫把脸色一沉，不由分说抓起克里姆林宫的专线电话，直呼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名字：“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能不能请您给我换辆‘海鸥’牌轿车？我想这件事就不惊动我岳父了吧。”他边说边故意提高嗓门，放慢说话频率。第二天一早，一辆乌黑锃亮的“海鸥”牌轿车开到了他的门前。车内装有卫星电台和直通克里姆林宫的电话。

“驸马爷”想要的别人不敢不给，但有时他不免也给对方一些回扣。1980年11月13日是谢罗科夫的70大寿。和内务部的许多人一样，丘尔巴诺夫也打算借此机会，给谢罗科夫意思意思。但这笔费用从哪来呢？丘不愧是个办事机敏的人，想到了要买一块金表送给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但当一块价值4000卢布的金表到手时，它却戴到了谢罗科夫的手腕上。当然，这4000卢布是记在赠送外国贵宾礼品的账单上。

漫长的审理

正当丘尔巴诺夫平步青云，驾着“海鸥牌”轿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时，他的老岳父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新上任的安德罗波夫一就职就着手调查“驸马爷”的受贿问题。1983年，丘尔巴诺夫被解除第一副部长职务，改任内务部内卫军政治部主任。谢罗科夫也很快被中央除名，后又被取消大将军衔。谢罗科夫自知罪孽深重，1984年12月，身着饰满勋章和奖章的将军制服，用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可是，决心追查“驸马案”的安德罗波夫总书记1984年2月病逝了。勃列日涅夫亲自栽培的契尔年科当上了总书记后，对老上级女婿的受贿问题迟迟不作处理。这段时间，丘尔巴诺夫逍遥法外。1985年3月，契尔年科病逝，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虽是勃列日涅夫在世时进入中央书记处的，但在改革浪潮冲击下，他顾不得那位前任总书记的面子了。1986年9月，丘尔巴诺夫被拘留审查，次年1月被依法逮捕。

1988年9月5日，丘尔巴诺夫被押上了被告席。10点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上首席法官宣布：“现在开庭审理尤里·米哈伊洛维奇·丘尔巴诺夫贪污受贿、的罪行。”此时的丘尔巴诺夫似乎不失往日骄矜，高昂着头。但当他回答法官的提问时，显得有气无力，听众屏息静气，才勉强听清他的回答：“我是俄罗斯人，曾经是苏共党员。”在“验明正身”后，法官开始宣读经过5年调查整理而成的书。书有110卷，长1500页，上有证人501人。这些材料详细记录了这个曾权倾苏联的“驸马爷”的发迹与没落的历史。12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以贪污罪、罪，判处丘尔巴诺夫有期徒刑12年，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好女婿事迹材料篇3

河北省武安市实验中学 李丽琴邮编 056300邮箱wuanllq@163.com 事件议论文就是针对某一件事（或某个问题、某种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文章的特点是就事论理，理从事来。那么如何写好这类文章呢？

一、慧眼沙里淘真金 深处开掘方出众 （精选事件深处开掘）

社会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都可作为评论的对象，上至国家大事，小到凡人琐事，都可以有感而发。它可以是对先进的新生事物赞颂、褒扬；也可以是对落后丑恶现象批评、鞭挞。面对海量新闻，沙般琐事，我们议论什么？这是个问题。落旧时俗套、拾别人牙慧——白做无用之功！评鸡毛蒜皮，论吃喝拉撒——难登大雅之堂。在选题上“拾到篮里就是菜”，不下一番沙里淘金的功夫。听见风就是雨，像根弹簧似的“条件反射式”表态，未经深思熟虑，那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事情中选好“由头”，这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因为选材是否独到时新，直接关系到你文章的成败。

作为初学者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有话可说、有理可讲的事情，它可以是应该肯定的正面事例，也可以是应该批评或引为教训的反面事例；最好是那些发生在自己身边、且较有普遍意义或应引起大家重视、而自己感受也比较深的事情来写。身边的事情，自己熟悉；感受深的有看法可言。如同学中存在的助人为乐、沉迷网吧、抄写作业、过生日请客，教师假日补课、学校收取择校费等现象，都可以成为议论的对象。针对“好事”谈见解，说出它好在哪里，为什么是好事，给大

家什么样的启发；针对“坏事”谈看法，同样要说出它什么地方不好，为什么会发生，它的实质是什么，从中应得到什么教训。

随着议论水平提高亦可逐渐尝试追踪新闻，关注争鸣，直面社会，关注民生。多一点锐气，多一点深邃。社会上出现的好的现象进行宣传与褒奖，对于社会上存在的诸多漏洞与黑幕进行披露和抨击，让更多的人引起足够重视，引起深刻反思，继承发扬好的一面，克制抵制不好的一面。此类文选材时宜“大中取小”，立意要“因小见大”。所谓“大中取小”，就是从重大的事件中，选取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一点，或一个侧面，经过分析揭示出事物的深刻意义。所谓“因小见大”，就是从细小的事件中，发现蕴含的重大社会意义，开掘出深刻主题。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事理本身往往具有多面性，对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分析，可以挖掘出不同的内涵，得出不同的见解和看法来。如就超女总冠军李宇春，登上北大讲堂令在场的1500名大学生为之疯狂这件事，我们要尽可能扩展思维，李宇春该不该去，北大该不该请，为什么去，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从中透出的是怎样的文化价值观，进一步深思雅俗如何共赏??我们要善于从这些纷繁的线头中，抽丝剥茧，找到一个最佳的事理切入点。力求从新的角度、新的层面开掘出新意。只有层层剥笋，登上最高楼，一览众山小，才能写出极具现实意义的好文章。

总之， 要选用最精的上等原料，吸收最精彩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发挥，这样才能胜人一筹。

二、胸有丘壑好行文，笔底变幻亦惊人（熟悉常规模式，尝试另类构

思）

我们针对一件事发表看法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答疑解难，要使人懂，使人信，甚至要使人行——照着去做的，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仅仅是简单地重复事件，浮光掠影地泛泛而谈，浅尝辄止空讲大道理，不对事件做一番透彻的事理分析是绝对不行的。如何做到鞭辟入里切中要害，需要明确的思路导引。常言道“车行有道路，文行有思路”，文章没有思路等于车离轨而行，这样就会发生车祸。论说的基本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这差不多人人皆知，事件议论文自有写作的一般思路，那就是引、议、联、结，四字箴言心里明。请看下面这篇例文： （引）为救被困大火的6个孩子，江西省宜春市27岁教师王茂华与岳父谭良才毅然冲进火海，伴随着煤气罐巨大爆炸声，孩子们得救了，翁婿二人却付出了烧伤面积分别达95%和85%的代价。连日来，英雄翁婿的故事令听者动容。 这对平凡翁婿用果断行动展现了勇敢的魅力，闪耀着人性光芒。

（议）刚刚摆脱休克状态的翁婿二人仍在承受着病痛折磨，王茂华的妻子一次次趴在丈夫耳边轻声哼唱着催眠曲，希望以此减轻爱人的痛苦，这令前来探视的人们感怀落泪。他们都是平凡人，都有着质朴纯真的情感，这种情感与在他人生死的紧要关头无所顾虑、勇敢坚强的勇气一样美好动人。

（联）英雄的壮举是对社会见义勇为良好风尚的传承。从救助落水

女童的电视台记者，到长江大学为救落水少年而牺牲的大学生；从在北京交通事故中勇救他人而遇难的江西民工，到今天为救被困大火中孩子的王茂华、谭良才，他们都是平凡人，但都因在他人危难时的挺身而出而被社会铭记。

（结）英雄的壮举蕴含着无穷力量。王茂华、谭良才的事迹传开后，宜春市红十字会短短一周就收到社会各界捐款逾百万元，这是对英雄行为的支持，更是对英雄精神的肯定与褒扬。每一笔捐款背后，都有一份善良在萌动生长。他们的勇敢与坚强，必然让友爱互助的鲜花更加灿烂，令善良的土壤更加肥沃。

“引”即引述材料，概括取舍。文章一般从叙述事件开始，对事情的叙述，既要清楚，以便于议论，又要简约，要根据说理的需要对有关材料作适当的取舍。与所说之理相关的部分要叙述得具体一些，突出一些；反之，则可以少叙或不叙。字数一般为150字左右为宜。

“议”分析材料，亮明观点。要针对事件或社会现象加以多角度、多层次评析，分析造成某一现象的原因，追问人物做该事的动机目的，揭示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把这件事所包含的意义揭示出来了，就做到了就事论理。而所揭示的这个“理”就是这篇文章的中心论点。这是文章的重头戏，字数一般为300字左右。

“联”即联系其他，拓展引申。与历史、现实生活和自身实际相联系作进一步分析。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一牵百、深入思考，展开论述，指出这个道理的普遍意义或现实意义。进而在揭示出造成某一社会现象的原因后，探求一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字数一般为

200字以上。

“结”即收束全文，前后呼应。在评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强化自己的观点，收结全文。亦可发出呼唤，或启发人们思索。字数一般在100以内。

引、议、联、结的思路乃中规中矩的事件论说文，读来往往让人感到平淡乏味,不忍卒读。我们可以开阔思路、另辟蹊径在常规思路下稍作变化，比如可以选一件与之关联的事件并举论述，在比较中观点不言自明。

好女婿事迹材料篇4

***是独女，她 20多岁时，父亲招了个忠厚老实的上门女婿雷顺恭。***夫妻俩生了二女一男，一家六口过着清贫却又充实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九年前，***父亲在山上挖掘树根时用力过度，重重地摔了一大跤。因为凑不齐去温州医院的治疗费，误了时间，从此造成身体重度瘫痪。祸不单行的是，一场更加残酷的厄运也开始悄悄地降临到她身上。XX年，为了赚钱还债，***丈夫出外打工。恶劣的矿山生产环境，高强度的打风转噪音，加上常年体力劳动的透支，到工地不到一个月的雷顺恭听力猛然下降，直至造成听觉全聋，并时常伴有精神间歇性失常，不得不拖着病体回家。

***一个人不得不默默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精神煎熬和生活磨难。十几年来，她始终没有向命运屈服，毅然一个人承担起家庭的重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烧火做饭，照顾老小，然后放羊上山，砍柴劳动，到傍晚时找羊归圈。

几年下来，在***的悉心照顾下，父亲终于可以在床上坐起来，自己动手吃饭，还可以进行部分自理生活，只是至今他仍不能站立起来。照顾好父亲之后，***还要为残疾的丈夫生活着想。丈夫伴有间歇性精神失常，她要默默承受他的各种举动，不离不弃，生怕丈夫出丝毫差错。她无微不至的关爱，换来了人间的奇迹，丈夫听力逐渐有了一点点的恢复，能听到一些声音，精神上也开朗很多，近几年可以帮助她干活了。

每年都有民宗部门和社会热心人士前来接济他们。

但***清楚生存和发展关键要靠自己的道理。不论刮风下雨，也不论寒冬酷暑，只要一有空，她就会上山砍柴卖柴，采药赚钱，种菜养羊，以补贴家用。

好女婿事迹材料篇5

【关键词】唐代；文人；亲属关系；姚崇；韦应物

一、姚崇、王琚、宋之问、刘禹锡、姚勖、姚合、郭子仪

姚崇是开元时期著名的宰辅之臣，《新唐书》传曰：“姚崇，字元之，陕州硖石人。父懿，字善懿，贞观中为州都督，谥文献[1]。”关于姚崇的谥号问题，据《唐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公姚文贞公神道碑》，可知两《唐书》及众古书误，姚崇谥号文贞，文献当为姚崇之父姚懿之谥号。这位著名的“救时宰相”在少时就“尚气节”，长大后喜好学习，很为武则天看重。圣历三年，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自此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姚崇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功绩是“姚崇十事”和“姚崇灭蝗”。先天二年玄宗“讲武新丰”，期间问及姚崇天下之事，姚崇即以十事谏之，曰：政先仁恕、不悻边功、法行自近、宦不与政、租赋外绝、戚属不台、待臣以礼、不讳天子、绝为道佛、鉴戒为法。玄宗一一应允，拜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姚固辞不就。开元四年山东蝗灾，诸大臣以人力难敌天灾而拒绝灭蝗，姚崇引经据典，终说服重臣，蝗灾遂除。

姚崇不仅是开元名相，其诗文才情也享誉文坛。武则天时期，提倡朝会不可无诗，姚崇颇善文辞，与其有不少唱和之作，如《奉和圣制夏日游石淙山》：二室三涂光地险，均霜揆日处天中。石泉石镜恒留月，山鸟山花竞逐风。周王久谢瑶池赏，汉主悬惭玉树宫。别有祥烟伴佳气，能随轻辇共葱葱。此外其写景之诗也清峭明丽、别具一格，如《秋夜望月》：明月有馀鉴，羁人殊未安。桂含秋树晚，波入夜池寒。

姚崇与王琚、宋之问是同时代人物，他们的关系也均为姻亲。王琚“怀州河内人…少孤而聪敏”[2]，为玄宗重臣，《全唐诗》收其诗四首。如《美女篇》：“东邻美女实名倡，绝代容华无比方。浓纤得中非短长，红素天生谁饰妆”。王琚兄王琪有曾孙女嫁于姚崇之孙姚，姚为姚崇子姚彝之子。据《唐故通议大夫守夔王傅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吴兴姚府君墓志》载：“（姚勖）外族祁县王氏？外王父府君讳腾，皇右金吾卫仓曹参军事。外曾祖府君讳琪，皇尚书水部员外、沔州刺史。外曾叔祖讳琚，皇户部尚书、封赵国公”，可知姚崇与王琚之亲属关系。

宋之问为武后时期著名文人，两《唐书》、《唐才子传》、《唐诗纪事》等均有本传。宋之问因先依附张易之兄弟，后改投武三思门下而名声狼藉，但并不影响他的诗名远扬。“他和沈期被认为完善了律诗的格律”[3]，名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等早已妇孺能详。宋之问有一孙女嫁于姚，而姚为姚崇的曾孙、姚异的孙子。据姚之子姚栖云墓志载：君字栖云…七代祖讳安仁…六代祖讳祥…五代祖讳善意…高祖讳元崇…曾祖讳异…祖讳闳…考讳。外祖宋氏，外高祖讳令文…外曾祖讳之问，考功员外郎、知礼闱。至此，这段姻亲关系也就明了了。

姚崇和中晚唐时期诗人刘禹锡的关系缘于姚崇夫人刘氏。《大唐开府仪同三司紫微令梁国公姚公夫人刘氏墓志铭并序》中记载，刘氏“曾祖乾宗，唐平坊二州刺史、洪洲都督、宜春县开国公。祖绍策，唐融吉四州刺史、藁城县开国公。父君，华州参军、郴州平县令”。刘氏为刘乾宗后人，刘绍策之孙，而据《元和姓纂》[4]载，刘绍策为刘禹锡六代祖，由此可断，刘氏当为刘禹锡曾姑奶，姚崇与刘禹锡的关系也就不言而喻。刘禹锡作为有唐一代的诗豪，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著名诗文，文如《陋室铭》，诗句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也有情”等。

在姚崇的后人中，名声最大的当属姚合、姚勖。姚合为中晚唐时期著名文人，姚贾学派创始人，历任武功县尉、荆杭二州刺史，因于武功县尉任上所作诗文最为著名，被称为“姚武功”。姚合诗文自成一家，鲜明的诗歌特色被称为“武功体”，其编纂的《极玄集》也是唐人选唐诗的典型代表。两《唐书》均认为姚合是姚崇的曾孙，但据后人考证，此说不当，随着《姚合墓志》的出土，姚合与姚崇的关系似可定献，即姚合为姚崇同母弟姚元景之曾孙、姚崇之曾侄孙。姚勖“字斯勤，长庆初擢进士第…进监察御史…累迁谏议大夫，湖、常二州刺史[5] ”，撰有史籍《后梁略》。据姚勖自撰的墓志，姚勖父、祖、曾祖彝、高祖崇，也就是说姚勖是姚崇之玄孙。

姚崇和郭子仪的亲属关系，当从姚勖之女姚缙论及。据《姚缙墓志》：“后次适太原郭弘业”，可知姚缙的二姐嫁于太远郭弘业，此郭弘业何许人。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知：此郭弘业乃是平定安史之乱的大功臣郭子仪之玄孙[6]。即姚崇的五世孙（女）与郭子仪的四世孙结为夫妇，考其二人生年相差四十至五十载，四、五代人有此年龄差距也在情理之中。

至此，由姚崇为首的一个文人亲属网络即以形成，虽然这些关系有的跨及数代，但能够成为亲属，其复杂因素也不能排除门户之影响，姚崇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也就显而易见。

二、韦应物、元稹、杨凌、杨敬之、柳宗元、韦庄、裴澡

韦应物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其作品多为山水田园诗和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作。综合两《唐书》、《元和姓纂》和《韦应物墓志》的相关记载，韦应物的先祖为逍遥公韦，五代祖韦世冲、高祖韦挺、曾祖韦待价，“待价生令仪、令仪生韦銮，銮生应物”[7]。两《唐书》无韦应物本传，其生平事迹多见于《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和《全唐诗》本传。

韦应物一生中近三十年的时间，均仕历地方，先后做过洛阳丞、河南兵曹、京兆府兵曹、户县令、栎阳县令、滁州刺史、苏州刺史等。一生的奔波劳碌使他对生命意识进行了深刻反思，也使他对美好田园风光的向往与日俱增，于是，如《观田家》一类的反映民生疾苦和描写田园风光的诗作便成为韦诗的主流。韦诗中有不少的著名诗句如：“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元稹也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与白居易并称“元白”，代表作品有《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莺莺传》等。有著名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韦应物与元稹的亲属关系，当从元稹的世系考起。《唐才子传》云：“（元稹）高祖义端，魏州刺史；曾祖延景，岐州参军；祖讳悱，南顿县丞，赠兵部员外郎；考讳宽，比部郎中，舒王府长史”[8]。这则材料所述元稹世系，与元稹墓志内容一致，可互为佐证。据元稹墓志载：（元稹）六代祖岩，隋兵部尚书，封平昌公；（下转第155页）

（上接第153页）五代祖宏，隋北平太守。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9]可知：元岩生元弘，元弘有二子义恭、义端，义端有四子延寿、延福、延景、延祚。元延景为元稹曾祖，而延祚一支世系为：延祚生平叔，平叔生挹，元挹只有一子名注。而韦应物亲自为其夫人元苹撰写的墓志有云：“河南元氏夫人讳苹，字佛力，魏昭成皇帝之后，有尚舍奉御延祚，祚生简州别驾、赠太子宾客平叔，叔生尚书吏部员外郎挹。夫人吏部之长女。”由此可知元苹与元稹为三从姊弟，元稹也就是韦应物的三从内弟。

杨凌，“字恭履，最善文章。大历中，与兄凭、凝踵进士第，时号三杨。凌终侍御史。子敬之”[10]，该记载与两《唐书》中所述可互为印证。杨凌为中唐时期文人，“最善文章”，《全唐诗》二百九十一卷有其诗十九首、断句二，其中有《奉酬韦滁州寄示》，韦应物也有诗寄杨凌如《送元锡杨凌》。据韦应物墓志“长女适大理评事杨凌”句和《送杨氏女》可知：杨凌为韦应物的女婿。而杨敬之为杨凌之子，由此可知韦应物当为杨敬之祖父。杨敬之，“字茂孝，元和初，擢进士第，平判入等，迁右卫胄曹参军。累迁屯田、户部二郎中”《新唐书・杨敬之传》。全唐诗存其诗二首、断句四，其中《赠项斯》“到处逢人说项斯”流传甚广。此外，其《华山赋》为韩愈、李德裕所推崇。柳宗元，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和散文家，古文运动倡导者。《新唐书・柳宗元传》曰：柳宗元，字子厚，其先盖河东人……少精敏绝伦，为文章卓伟精致，一时辈行推仰。《唐诗纪事》、《唐才子传》、两《唐书》均有本传。据《祭杨凭詹事文》[11]中柳宗元自称“子婿”，“昭祭于丈人之灵”、《亡妻弘农杨氏志》[12]中“醴泉生今礼部郎中凭”等记载可知柳宗元为杨凭的女婿，由上文知杨凭为杨凌长兄，杨凌为韦应物女婿，柳宗元与韦应物的亲属关系也就由此可证。

在韦应物的后世子孙中韦庄最以文名显于世。韦庄，唐朝花间派词人，有《浣花词》、《又玄集》传世。两《唐书》及新旧《五代史》均无本传，《唐诗纪事》中有简短记言云：“庄，字端己，杜陵人，见素之后。曾祖少微，宣宗中书舍人”，结合韦应物墓志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可知，韦庄为韦应物四世孙。韦庄在唐末文坛上的地位是早已有定论的，翁方纲称他“胜于咸通十哲多矣”。除了代表作《秦妇吟》外，还有“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红楼别夜堪惆怅，香灯半卷流苏帐”等名句广为流传。

在韦应物的亲属关系中还有一位值得一提。在韦应物的儿媳裴棣墓志中有如此记言：太君讳棣……烈祖以德行济美于晋……至于怀州刺史讳恂。怀州生司门员外讳育，司门生河南县令讳澡，河南府君娶赵郡李氏而生太君。裴氏一门在唐代出过近二十位宰相，裴澡的祖父和父亲分别做过河内太守、检校员外郎，裴澡则官终工部郎中，他生活的时期金炉鼎沸，方士云集，他的《元气论》也应运而生，并在后世道家中影响极大。由上可知，裴澡和韦应物的关系是儿女亲家。

至此可知：韦应物与裴澡为儿女亲家、杨凌为韦应物的女婿、杨敬之为韦应物的外孙、柳宗元为韦应物女婿的侄女婿、元稹为韦应物的三从内弟、韦庄为韦应物的四世孙，这样以韦应物为中心的亲属网络即以完成。

由上约略可知唐代文人在婚配中的门第观念，不但看清了这些唐代文人的亲属关系网，而且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唐代的文人和政客背后那些错综复杂的人情网，对我们认识诸多政治事件的内部原因和事态走向有很好的指向作用，也对我们研究唐代文化传承、文人交游提供了一条直观的线索。

注释：

[1][5][6][9]（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381，4389，3130，

3402-3406.

[2]（后晋）刘.旧唐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3248.

[3]（美）宇文所安.初唐诗[M].北京：三联书店，2004：278.

[4]（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元和姓纂[M].北京：中华书局，1994.

[7][10]（宋）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96，436.

[8]（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7：23.

[11][12]（唐）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640，212.

好女婿事迹材料篇6

《史记》全文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本纪”主要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呈现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题史。“世家”记载了诸侯王国之事。“列传”主要是历代各阶层有影响人物的传记，其中有少数篇章也记载了少数民族的历史。“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这就是司马迁采用的史书新体例“纪传体”。

《史记》对我国历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通史体裁。我们知道，司马迁之前的史书体例主要有编年体和国别体两种。编年体以时间为次序来编写，如《春秋》。国别体以地域和国家来划分内容，如《国语》。而司马迁在《史记》的撰写过程中采用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一种体例。从此以后，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期的《清史稿》，近两千年间历代所修的正史，都绝无例外地沿袭了《史记》的纪传体的撰写方式。

其次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史记》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在历史实录的基础上，《史记》善于提炼和组织题材，往往抓住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行动，加以细腻描写，以突出其主要的性格特征。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主要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廉蔺交欢三个故事，突出蔺相如的机智和顾全大局的品质和廉颇耿直、勇于改过的精神。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又创造性地使用了“互见法”，使得笔下的人物形象血肉丰满。“互见法”是《史记》选取，安排材料来表现人物性格的重要方法。《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在一个人的传记中表现这个人物的主要的经历和性格特征，以突出其基本特点，而其他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人的传记中去描述。如在《高祖本纪》中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分别展示出刘邦流氓无赖、猜忌功臣等另一些侧面。

总的来说，《史记》不仅是我国重要的历史典籍，也是我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是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

淳于髡者①，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②，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③，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蜚则已，一蜚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大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④，车马十驷⑤。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穰田者⑥，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瓯窭满篝⑦，污邪满车⑧，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镒⑨，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节选自《史记・滑稽列传》）

【注释】

①淳于髡（kūn）：复姓淳于。 ②滑（ǔ）稽：诙谐。 ③蜚：通“飞”。 ④赍（jī）：以礼物送人。 ⑤驷：驾同一车的四匹马。 ⑥穰：庄稼丰熟。 ⑦瓯窭：狭小的高地。 篝：竹笼。 ⑧污邪（yé）：水洼地。 ⑨镒：古代重量单位。二十两或二十四两为一镒。

【译文】

有个名叫淳于髡的，他是齐国的招门女婿，身高不足七尺，却能言善辩。多次出使诸侯而没有有辱使命。齐威王时，齐王喜欢说“隐语”，又爱饮酒作乐，自夜达旦，沉湎于酒，不管国家大事，把政务委托给卿大夫处理。于是百官懈怠、政治昏乱。诸侯各国，纷纷入侵。齐国危亡，即在眼前，左右大臣都不敢劝谏。这时，淳于髡用隐语对齐威王说：“京城之中有只大鸟，落在大王的庭堂之上。它三年不飞，也不叫，您知道这是什么鸟吗？”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便罢，一飞便要冲入云霄；不鸣便罢，一鸣就要惊动世人。”于是，齐王便召见全国七十二县的令长，表彰赏赐了一位；惩罚诛杀了一位，随之统兵奋力而出。这震惊了诸侯，他们退还了入侵齐国的土地。从此齐国威震诸侯三十六年。此事详见《田完世家》。

齐威王八年，楚国派出大军攻齐。威王派淳于髡携带一百斤黄金和四驾马车十辆到赵国请求救兵。淳于髡仰天大笑，连帽子带都拽断了。威王问：“先生是不是埋怨礼物少呢？”淳于髡回答：“我怎么敢？”威王又问：“那么你为何而发笑呢？”淳于髡回答：“我刚刚从东方来，看到道边有个向天乞求丰收的人。他拿着一只猪蹄，一杯酒，向上天祷告说：‘高狭的旱地收获，装满笼箱，低洼的水田收获，装满车箱，五谷丰登，堆满粮仓。’我见他拿来奉献的祭品太少，而要求又太高，所以笑他。”于是，齐威王马上把送给赵王的礼物增加到黄金千镒、白玉璧十双，四驾马车百辆。淳于髡向威王告辞出使，到了赵国。赵王给他精兵十万，战车千辆。楚军听说此事，连夜撤兵而去。

【点评】

好女婿事迹材料篇7

一、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表现

别良贱、重等级，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般婚姻政策，但各个时期程度并非全然等同。魏晋时期正式见于律令的良贱不婚原则至唐代更为系统，唐律规定只能“当色为婚”，不可“异色相娶”。[1](P1067)唐代商人虽不同于奴婢等真正贱类，但在人们观念中地位极为低下，其服色、车乘、丧葬、入仕等方面均受到严格限制。囿于社会上浓郁的贱商氛围，他们的婚姻受到很大束缚。有唐一代，商人联姻阶层主要有：

艺妓。这是唐代社会地位极为卑下的一个阶层。商人娶妓在唐代是很突出的。“维扬万贞者，大商也。多在于外，运易财宝以为商。其妻孟氏者，先寿春之妓人也。”[2](P2735)白居易名诗《琵琶行》中的主人公茶商妇是又一力证。

商人。本着“当色为婚”的原则，亦或出于从业方便，商人之间常常联姻。如谢小娥之父“蓄巨产，隐名商贾间，常与段婿同舟货，往来江湖。”[2](P4030)

手工业者。按照唐律，官府工匠属于贱民，私营手工业者虽人身较自由，但地位也不高，与商人相近，常工商并称，因而常结为婚媾。如“李清，北海人也，代传染业。……子孙及内外姻族近百数家，皆能游手射利于益都。”[2](P230)李清家累世以染业为生，属手工业家族，其姻亲多以经商为业。

农民。按唐代士农工商的分类，农民属于良人。政治地位虽非低贱之类，但生活境况不尽如人意，所以愿意与颇有资财的商人结亲。“有阎庚者，马牙荀子之子也。”牙人即中介商人。当张仁亶替阎庚向村民王老之女求婚时，“主人辞以田舍家，然有喜色。仁亶固求，方许焉。”[2](P2605)另兖州有一“民家妇姓贺氏，……父母以农为业，其丈夫则负担贩卖，往来于郡。”[2](P2131)

官僚。中宗时，王琚“时年甫冠，见驸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会谋刺武三思，琚义其为，即与周璟、张仲之等共计。事泄亡命，自佣于扬州富商家，识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给以赀，琚亦赖以济。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赍使还长安。”[3](P4332)王琚娶富商之女，是政治斗争失势这一特殊情况造成的，在唐前期并无普遍代表性。中唐以后，少数商人子弟冲破唐廷的牢固藩篱，通过科举或买官踏入仕途，成为商贾阶层的佼佼者，使其与官僚阶层联姻成为可能。如成都酒商之子陈会，于大和元年及第，“后为白中令子婿，西川副使，连典彭、汉两郡而终。”[4](P19)白中令即当时中书令白敏中。由于商人子弟科举及第者寥若晨星，所以及第且结亲于官僚者更是少之又少，见于记载的仅陈会一人。

值得补充的是，据笔记小说记载，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曾“以鬻材为事”，[2](P986)但他于隋大业末年已入仕为官，唐初“累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5](P115)况且武则天之母是隋朝皇家女子，因此武则天血统并不低贱。她成为后宫至尊并登上帝位有其特殊形势，不能不说是一个特例，并不能成为商人家庭联姻皇室的代表。

时至宋代，良贱不婚的原则亦被基本承袭下来，宋初颁行的《宋刑统》中关于婚姻的法律条文与唐律完全雷同。但宋人所谓的“杂类”是指“舅曾为人奴仆，姑曾为娼，并父祖系化外及见居缘边两属之人”，[6](P6959)已不包括商人。宋代商人的通婚阶层较唐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要变化是商人之女可入宫为皇妃。如宋太宗孙妃的父亲孙赐就因经商而成为“巨富”[7](P6)；仁宗时，几欲立寿州茶商陈子城的女儿为皇后，因有大臣指出：“子城使，大臣家奴官名也。陛下若纳奴仆之女为皇后，岂不愧公卿大夫耶？”这才作罢。[6](P2700)徽宗时，刘安妃“本酒保家女”，[8](P8644)而郑皇后的父亲郑绅也曾以经营“酒肆”为生，[9](P1585)商人之女正位中宫终于至此时得以实现。另外南宋高宗吴后的父亲吴近在女儿贵为皇后之前，是位“以玭珠为业，累赀数百万”的富商。[10](P111)她们在被立为皇后之时，并未引起轩然大波，此等形势已远非武则天时可比。

其次，宋代商人婚姻的变化表现在他们大量联姻于外戚和宗室。真宗时，外戚刘美所受恩宠无比，权势盛极一时，但他的女儿居然嫁于开封茶商马季良，[8](P13552)儿子刘从德又娶来“起裨贩”的嘉州土豪王蒙正之女。[8](P9685)宋代宗室人数日渐增多，他们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经济方面却多有贫乏者，于是多“以女卖婚民间”，[8](P10974)而“富室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后相引为亲”。[11](P4)宗室女虽是皇室远亲，但毕竟是天子子孙，她们卖婚于民间引起许多臣僚们的忧虑，建议朝廷更订婚法加以限制，由是此类诏书频频颁布。宋仁宗天圣八年下诏：“禁以财冒士族娶宗室女者”。[8](P188)庆历二年又下诏：宗室所联姻之家，“虽三代不尽食禄，但非工商伎术及恶逆之族，有朝臣委保者，听之。”[6](P3287)宋神宗熙宁十年规定：“缌麻以上亲不得与诸司胥吏出职、纳粟得官及进纳伎术、工商、杂类、恶逆之家子孙通婚。”[8](P2739)从这些诏书的规定渐趋宽松、主体范围逐步缩小来看，正说明了它们收效甚微，宗室卖婚民间禁而不止，商人家庭因此得与其结亲者大有人在。如开矾铺的商人李绶，与宗室赵承俊结为儿女亲家；[12](P78)建安茶商叶德孚“结婚宗室，得将仕郎”；[13](P587)“以常卖为业”的苏州商人朱冲，其“弟侄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14](P146)更有甚者，哲宗元祐年间，单开封工商业主“帽子田家”一家竟娶有十位县主，是“每五千贯买一个”而得。[6](P11264)因此宋代商人通婚宗室并非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

再次，宋代商人与官僚结为姻亲已较为普遍，其中不乏身任清贵要职者。仁宗时，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冯京，[15](P192)科举考试中状元后成了宰相富弼的乘龙快婿；屯田员外郎凌景阳“与在京酒店户孙氏结婚”。[16](P778)另有泉州海商王元懋，“其富不赀，留丞相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13](P1345)南宋时宿松商人吴十郎，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庆元元年，长子娶官族女”。[13](P1238)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最后，受宋代“榜下捉婿”之风的影响，商人们多选婿于士人。所谓“榜下捉婿”，是指宋代的达官显贵大都于科举考试放榜时，竞相选择新科进士为婿，而不问其阴阳吉凶与家世。因进士人数有限，故称“捉婿”。他们捉婿成功后，往往给新婿一笔钱财。许多富商凭藉财力也跻身其中。“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11](P16)一部分士人就这样屈膝于金钱的魔力之下，成为富商们的钩上之鱼。

唐宋商人婚姻的变迁由上灼然可见，其联姻阶层有了明显的提升。但以上所述只是大致胪列了唐宋两代商人阶层的联姻状况，还应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由于商人阶层内部地位相差悬殊，处于上层的大商人往往不屑于同小商贩通婚，甚至官品较低的官吏也难以与其结亲。唐德宗贞元年间，湘潭尉郑德璘乘小舟与一盐商韦生的巨舟同泊于洞庭湖边。韦生有女，德璘见而悦之。韦舟张帆而去时，风大浪急，德璘的小舟不敢同行，他怅恨久之。将暮，有渔人告诉德璘：“向者贾客巨舟，已全家殁于洞庭耳。”德璘悲痛不已，其情感动了水神，水神将韦生之女送到德璘船上，德璘遂纳为室。[2](P1089)韦生能乘巨舟，自然家资不菲。仔细解读文中词句，不难发现，郑德璘以湘潭尉的身份娶大盐商之女，颇有高攀之意。宋代亦然，话本小说里就有做海外大生意的周大郎坚决反对女儿嫁给小酒商的故事。[17](P85)其二，唐宋两代社会阶层均有一定的流动性，不乏结婚时贫贱而日后飞黄腾达者。如唐代马周在为布衣时娶女商人“卖媪”为妻，[2](P1719)后经常何推荐，官至中书令；宋末宰相陈宜中“少甚贫”，“有贾人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不出所料，“景定三年廷试，而宜中中第二人”。[8](P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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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原因

婚姻是男女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结合，社会性是婚姻的本质属性。因此，由唐到宋商人联姻阶层的提升本质上源于宋代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商人婚姻变迁的物质基础。自唐中叶开始至宋代，租佃制逐渐代替了徭役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尽管宋代的商品经济仍摆脱不了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畸形性这一痼疾，但较唐代有了长足进步，商业更加兴盛。“宋代工商业收入的绝对数是唐代的三倍多”，并且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超过农业收入，表明宋代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18]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商人阶层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其实力在不断增强。北宋都城汴京中资产达“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6](P1956)以致出现“富民巨贾，萃于廛市”[19](P7442)的局面。反映宋代社会生活的笔记小说中关于富商的记载甚多。如淳熙年间，“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13](P1741)鄱阳商人阎大翁，“以贩盐致富，家赀巨亿”；[13](P1439)“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13](P588)“宣和末，有巨商舍三万缗，装饰泗州普照塔，焕然一新。”[20](P105)这三万缗必为其资产之一小部分，总数可想而知。宋代富商数量很多，占据了社会大量财富，正如时人所说“今之所谓钱者，富商、巨贾、阉宦、权贵皆盈室以藏之”。[8](P12866)前述与皇室等联姻的商人大都以雄厚的财力为坚实后盾。而唐代巨商不过只有邹凤炽、王元宝、王酒胡等几十人而已。

第二，入宋后阶级关系的变化为商人地位的提高提供了良好契机，从而导致了其婚姻的变迁。唐中期以后，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国家控制的土地减少，均田制渐趋废弛。赵宋王朝建立后，土地所有权的转换更为迅速。到宋神宗元丰六年，私有土地占95%，而国有土地只占5%。[21]土地占有形态的变化使经营方式发生改变，进而引起阶级关系的变化。唐代的门阀士族地主和部曲、奴客等对立的旧阶级结构，逐渐被宋代以官户、坊郭上户、乡村上户为主体的官僚地主与佃农等对立的新阶级格局所代替。在阶级结构的重组中，宋代商人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必然要求按照新的经济关系规范自己的社会地位，事实上其社会地位较唐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可从舆服制度的演变中窥一豹斑。舆服制度是封建等级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用来“别尊卑，定上下”。[8](P3477)自战国时“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22](P12)后，历代王朝均对商人的服色、乘舆另作低人一等的法令加以限制，如汉代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23](P1418)晋令甚至规定商人“一足着黑履，一足着白履”。[24](P3110)在服色方面，隋唐规定“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5](P1952)五代后唐时法令已渐趋宽松，至宋太宗至道元年，“许士庶工商服紫”。[8](P98)关于乘舆，唐高宗时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25](P572)唐文宗太和三年对商人妻女有所优待：“胥吏及商贾妻，并不得乘奚车及檐子，其老疾者，听乘苇轝车及篼笼，舁不得过二人。”[25](P574)宋代太平兴国七年，进一步放宽规定：“今后富商大贾乘马，漆素鞍者勿禁。……工商、庶人家乘檐子，或用四人、八人，请禁断，听乘车；兜子，舁不得过二人。”[8](P3574)尽管宋代舆服制度的等级性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乘坐的交通工具仍有所用人数限制，但朝廷法令将商人与庶人常常相提并论，并且待遇等同，无疑已暗示了二者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的趋同。社会理念中同于庶人的社会地位，实际生活中高于庶人的经济实力，使宋代商人在婚姻方面占据了毋庸置疑的优势。

第三，唐宋之际人们价值观念的嬗变，即门阀观念的衰落与财婚风气的日兴，成为唐宋商人婚姻变迁的意识形态背景。门阀观念与财婚风气在整个唐代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就前者而言，魏晋六朝是它的最盛时期，士庶天隔，绝不通婚。唐初承前代之余绪，多数旧士族仍占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26](P33)直至唐文宗时，依然是“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3](P5206)然而，有唐一代的士族势力始终遭受着经意或不经意的打击，从太宗时修《氏族志》到高宗时订《姓氏录》，从武周政权的风云突变到安史之乱的战火硝烟，士族势力逐步走向没落。最后唐末农民起义的狂潮彻底摧毁了士族势力，门阀观念至五代终于失去了它最后一抹余辉，正如郑樵所说“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27](P439)就财婚来说，亦肇始于魏晋时期，是基于门第之上的买卖婚。唐初沿袭此风，门第高的士族嫁女往往索要“陪门财”，朝廷禁而难止。唐中期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世风逐渐发生变化，所谓“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28](P400)使得婚姻重财更为漫延，出现富女易嫁、贫女难嫁的现象：“红楼富家女，金缕绣罗襦。见人不敛手，娇痴二八初。母兄未开口，已嫁不须臾。绿窗贫家女，寂寞二十余。荆钗不直钱，衣上无真珠。几回人欲聘，临日又踟蹰。”[29](P4674)宋代“风俗侈靡，日甚一日”，[19](P6561)财婚风气愈演愈烈，上自宗室高官，下至村氓凡夫，嫁娶无不言财为先，婚姻聘财、嫁妆较之前代，数额更大，方建新先生对此已有论述，[30]兹不赘言。时过境迁，财婚存在的根基也在发生变化。魏晋唐初的财婚源于门阀政治，唐末宋代的财婚应是商品经济发展所使然。这就是在宋代门阀已退出历史舞台而财婚非但没有随之消亡反而愈盛的原因。由上可见，唐代门阀观念在人们的婚配意识中仍占相当重要的位置，商人非但无门阀可言，连与庶民同等之地位都难以企及，因而只能与社会下层联姻，唐代后期情况略微好转。而宋代婚姻尤重钱财，为商人发挥金钱的威力铺垫了极大的温床。宋代商人在凭借其殷实的经济实力攀贵门、捉士人的同时，又对财婚风气的盛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财婚观念作为全社会的思想活动和精神追求，它的发展演变逐渐侵蚀着传统“贵义贱利”的价值取向，成为南宋时期以陈亮和叶适为代表的功利主义学派崛起的诱导因素。

第四，科举制度至宋代日趋发展完善，客观上起到了缩小士商鸿沟的作用，有利于士商之间联姻。唐初政府规定应试之人不得有“工贾殊类”，[31](P360)后期商人子弟渐有金榜题名者，但见于记载的仅有毕諴、陈会、顾云、常修、陈咏等几人。宋初依然明文规定参加科举的人“不许有大逆人缌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8](P3605)尽管如此，仍可见商人子弟及第者。商人子许骧“太平兴国初，诣贡部，与吕蒙正齐名，……及廷试，擢甲科，解褐将作监丞、通判益州”，[8](P9436)前述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即是另例。到宋英宗治平元年法令开始放宽：“工商杂类有奇才异行者亦听取解。”[19](P4488)许多商人及其子弟由是得以名正言顺地参加科考成为士人。如北宋曹州商人于令仪“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杰、倣举进士第，今为曹南令族”；[32](P30)番阳人黄安道本为落第士人，改行“为贾客”，后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13](P70)潞州商人张仲宾，经商致富后，“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从孙仲容、仲宾同登科，仲安次榜登甲科”；[33](P176)缙云富商潘氏，其子“擢进士第，至郡守”；[13](P98)南宋时，一位福州商人子“少年登科，未娶”，有个湖北宪使听说后，马上“多赍持金帛，就临安聘为婿”。[13](P1497)北宋中期，苏辙上书曰：“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4](P465)苏辙之言虽不无夸张，但大量商人及其子弟科举人士应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宋代非常重视科举取士以笼络士人，不仅对科举制本身有所变更，如采取锁院、弥封、誊录以及废止唐代铨选等措施，较唐代更为公正严密，扩大了选择面；并且对久试不中者设立特奏名制度或径放“恩榜”，破格授官。这均使宋代科举入仕人数自宋太宗起成倍增加，造成冗官现象。而宋代战事频仍，军费开支巨大，财政长期吃紧，导致官员俸禄水平较低。为改变窘境，大批士人投身于商潮，正如范仲淹所说，由于“俸禄不继，士人家鲜不困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者，比比有之”，致使他们“不耻贾贩，与民争利。”[6](P3438)元丰改制后的官俸并无实质性变化，而南宋更逊于北宋。宋代官员如此的生存状况同时凸显了商人境遇的改善。总之，商人可为士，士人可经商，客观上缩小了士商差距，况且士人与富商联姻可大大改善经济状况，实属何乐而不为之事。另外，唐代崇尚进士之风，至宋代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宋朝统治者十分看重进士，常常“欲求儒生为主婿”，[8](P8820)上行下效，风俗“悉从上之所好”，[6](P1525)商人受其影响加入到“榜下捉婿”的行列中，联姻于未来的官僚，这也不失为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捷径之一。

三、结论

综上所述，唐宋商人的联姻阶层在唐宋之际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唐代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只能同与其地位相近的阶层如手工业者、农民等结为婚媾，即便是富商豪贾也难觅通婚于社会上层的踪迹。宋代则不然，商人不仅可以结亲于士人、高官，有的商人之女甚至可以入宫为皇妃，乃至正位中宫。这是宋代政治、经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从对唐宋商人婚姻变迁原因的探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婚姻变迁的征兆萌生于唐代中后期，至宋代呈现出迥异的特色。因此，笔者认为目前史学界关于唐宋变革始于唐中叶、宋代为定型时期的观点确为不刊之论。

好女婿事迹材料篇8

8年前,张景兰的家婆、78岁高龄的杨英娣老人,因高血压引发中风,左侧半身偏瘫,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加上又患有老年痴呆症和肥胖症,老人体重达到80多公斤。护理好老人成了张景兰最繁重的一件事。尽管张景兰身材瘦小,体力不支,但她仍以顽强的毅力和耐心,承担起照料家婆的重任。为了全身心地照料老人,她辞去了厂里待遇优厚的工作。为了让家婆能有一个舒适良好的环境,她和丈夫商量,为家婆买来新床和躺椅、轮椅。一日三餐帮家婆做可口的菜和稀软的饭、面条等。饭菜做好后,她总是先一口一口喂给老人吃完后,自己再吃饭。无论寒冬盛夏,她天天早上给老人洗脸;晚上给老人洗脚,倒屎、倒尿。热天帮老人洗澡;冷天为老人开好电热毯,盖好被子,每天晚上都要起床看一两次老人,她从未有过怨言。即使农忙双抢最繁忙的日子里,她都竭力保证老人餐餐按时吃上可口的饭菜。

近几年,张景兰家种了西瓜。每年5月初西瓜上市,张景兰夫妇要到县城卖西瓜。她放心不下家婆,怕她再有意外,就请人帮着照看老人。卖完西瓜就赶紧回家。有时回娘家,尽管有丈夫在家照顾,但她还是不放心,只在娘家吃过中饭就赶回来。特别是近两年来,老人完全卧床了。有时大便困难,拉不出,张景兰就用手帮老人掏。有时老人一天拉几次大小便在身上,衣服、被子又脏又臭,她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换,一件件洗。到了冬天或下雨天,换洗下来的衣被总是一二十件。邻居见了都说,张景兰实在是一个难得的好媳妇。

为了减轻家婆久病卧床的痛苦,张景兰每天都要为老人推背按摩一两个小时,直到老人安然入睡。在她的精心护理下,老人瘫痪8年从没有得褥疮,没有瘦下去。

在照顾瘫痪家婆的同时,张景兰还承担着沉重的家务和农活。家里种了5亩多责任田,丈夫前几年当生产队长,要忙队里的事和农户的生产,顾不上自己的家。因此,每年春播、栽西瓜、卖西瓜、收早稻、栽晚稻、栽油菜等重活也要张景兰做一大半。她总是默默无言,全力做好,从不拖丈夫的后腿,把家庭生活和农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从不埋怨丈夫半句。

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张景兰还经常向别人请教,学习护理常识,对老人做好生活护理和心理护理。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儿子也非常敬重老人,每天为老人端茶送饭,推着老人到户外看看,经常买老人爱吃的点心、水果给老人吃,使老人过得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