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心得体会范文

时间:2023-10-08 09:31:49

庭审心得体会

庭审心得体会篇1

--- XXX 违法违纪案件庭审心得体会

XXX 人民政府办公室 XXX

为加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的党纪政纪和法纪教育,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和拒腐防变的能力,11月9日上午,X 政府机关组织党员干部在X中级法院旁听了XXX 职务犯罪案件庭审,这对机关干部产生的思想触动是深刻的,启示是有益的,“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此案例为党员干部提供了一面明断得失的镜子 。

X是从基层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并在多个岗位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的工作作风、领导水平和协调能力、曾是领导和同志们肯定和认可的。从庭审中了解到,他是随着权力和地位的改变,逐渐放松了自身 廉洁自律和接受监督的要求,发展到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和亲 属谋取私利,从而走向违法违纪之路。通过这个案例,一是 深为X 因私欲膨胀断送了自身大好的前途和人生而惋惜,二是我个人也从中 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警示。体会如下:

一、 要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

“物必自腐而生虫”。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员干部的工作是为人民谋利益,能不能正确对待名、权、位,是对每个党员干部十分现实的考验。担任什么职务 、从事什么工作 、取决于组织的培养和使用,加之自己的努力和机遇。而做什么人、走什么路,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应“来去无牵挂”,名位钱财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东西,如过于看重了就成了负担,自己很累,家人担心,别人看着也不顺。党员干部违法违纪,其主要原因就是背弃了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放松了学习,忽视了主观世界的自我改造。理论上的糊涂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动摇,政治上的动摇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失去健康向上的工作和生活态度,就会被各种诱惑所俘虏。

二、 要注重严格自律和自觉接受各种监督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个人面对各种诱惑,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中央要求党员干部要严格自律,自觉接受他律。所谓自律,就是欲望上自制,人格上自尊,法规上自重,顺境中自励,逆境中自强,得失上自省,经得住考验,迈得过关口。所谓他律,就是自觉接受组织和纪律的监督,保持清醒的头脑,战胜各种欲望。实践已反复证明,忽视自律、拒绝他律,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思想认识是前提,自律是内因,监督是途径,制度是保证。自律与他律的有效结合,是保障党员干部不犯错误和少犯错误的关键所在。作为党员干部,要始终把自己置于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不断加强党性锻炼和党性修养,严把工作、生活、社交圈中的各个关口,做到诱惑面前不昏头,不正当利益面前不伸手。

三、 要注重树立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

中央强调反腐倡廉,就是要求每个党员干部更加牢固地树立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执行好各项廉洁自律的规定,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做到不正之风不染,不义之财不收,不法之事不做,远离灯红酒绿,远离低级趣味,管好家人部属。工作上勤政廉政,收住心,管住口,管住腿,拿好笔,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

用反面典型警示自己,其目的就是让人不重蹈覆辙。当前,我们正处在 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日益加快,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对党员干部的知识水平、理论修养和工作能力以及抵御各种诱惑的意识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世情、国情和X 情的深刻变化,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我们更应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积累,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同时,坚定理想和信念,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地位观 、权力观, 筑牢思想上的防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庭审心得体会篇2

此后,在市中院、市妇联带领下,专门赴外地学习考察(包括____区法院),学习兄弟单位的先进做法和经验。通过学习和调研,我院决定在原婚姻家庭合议基础上,成立专门的家事审判法庭,家事法庭采取与__区妇联共建形式。2014年8月初,法院正式向__区委提出申请,要求增设“家事审判法庭”, 当月底,区编委批复我院,同意在我院__港人民法庭增设“家事审判法庭”。家事法庭现有审判法官5名(含正副庭长)、书记员6名,__区妇联派驻专职调解员1名常驻家事法庭。

具体共建方式有四个方面:1、诉前或庭前调解。去年8月以来,__区妇联指派一名专职具有陪审资格的调解员常驻家事法庭,负责家事纠纷的诉前调解,并在工作日安排1名具有陪审资格的街道妇联干部到法庭轮值,协助专职调解员调解家事纠纷。今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前,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将部分适宜调解的家事纠纷交由妇联调解员开展诉前调解,调解不成的或逾期调解未果的,依法立案进入诉讼程序。今年5月1日以后,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进行当场立案。立案后,转由法庭主审法官承办,主审法官发现案件适宜调解的,内部流转到妇联专职调解员进行庭前调解;2、家事纠纷中担任陪审员。妇联驻家事法庭的调解员也是区人大任命为人民陪审员,对进入普通程序审理的家事纠纷,妇联调解员成为当然的合议庭成员,与其他合议庭成员一起参与案件的开庭审理。因妇联调解员往往在庭前对案件进行过调解,对基本案情、争议焦点等较为了解,有利于与其他合议庭成员进行互通,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3、进行判后回访。家事法庭对案件作出宣判后,妇联调解员会根据具体情况,向有关当事人尤其对处弱势地位的妇女儿童等进行电话回访,重点对裁判结果的反响、裁判决的效果以及判决的执行情况等进行跟踪,调解员再针对性地开展法律咨询和辅导服务;4、接待维权妇女。妇联调解员虽常驻家事法庭,但其还有一个重要职责,就是代表妇联在家事法庭接待维权妇女。调解员与法庭干警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中午在一个食堂就餐),经常就家事法律问题一起切磋、一起讨论,法律水平和素养得到明显提升。妇联调解在接待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家事法庭的资深法官提供法律帮助,家事法庭的共建平台为广大维权妇女提供更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实现了妇联维权与法院审判的良性互动。

家事法庭工作方式借鉴了其他法院有益经验和做法,但也其自身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法庭的专门化。法庭专门化体现在案件受理范围上,一个方面是__法院辖区内所有的家事案件全部集中到家事审判法庭审理,其他业务庭不再受理家事类案件。第二个方面是家事审判法庭的受案范围,只受理家事类案件,不再受理其他类型案件。

2、环境布置家庭化。在调解室的布置上,着重体现浓郁的家庭气氛,缓解原、被告的对立地位。在涉老纠纷调解室,突出安静温暖氛围,用“父母”、“子女”等家庭称呼替代“原告”、“被告”。在婚姻纠纷调解室,体现家庭温馨和睦,用“丈夫”和“妻子”代替原、被告当事人。调解室还布置了儿童娱乐区域,提醒涉讼当事人尽量避免因婚姻问题引发对儿童的伤害。使当事人进入调解室,有家的感觉,放松紧张心理,让当事人有一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待家事纠纷。

3、调解的亲情化。在工作中创立治疗式家事调解模式。一是精神抚慰法。首先由妇联调解员根据案情分析家事纠纷发生的深层原因,使当事人的感情伤口得到治疗,缓解心理冲突,使双方能够在精神层面得到抚慰;二是回忆往事法。适当播放当事人当初的婚礼视频,帮助矛盾双方回忆当初的美好,反思当下发生矛盾的原因,达到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的效果;三是亲情责任法。事先录制并现场播放父母寄语、子女心愿等方式化解对立情绪,提升双方的家庭责任感,帮助他们从感情死角走出来;四是心理专家辅导法。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家事法庭还与__大学婚俗研究所合作,专门聘请了3名高校婚俗心理专家介入家事纠纷,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

4、审判的专业化。家事类案件具有高度人身属性,关系到个人的幸福感、家庭的和谐、社会的稳定。目前法庭有5名审判员分成两个审判团队,加上妇联调解员参加案件陪审,作为陪审法官,日常行使家事纠纷审判权的法官实际为6人。经上级法院批准,目前家事法庭试行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调整原有的分案机制,直接分案到主审法官,法官助理不再分案。主审法官对法律文书有签发权。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根据主审法官的要求开展证据调查、证据交换、草拟司法文书、文书送达等审判辅工作。法庭在立案阶段向双方当事人发放法官箴言,真心、温情感化矛盾双方,预先试行和解制、调解制,有别于其他审判庭的审判方式。

通过家事法庭的共建活动,提高了案件调撤率和

服判息诉率等审判质效。2014年8月1日至2015年11月30日,我院家事审判法庭共受理各类家事纠纷970件。其中,婚姻类案件806件,占比83.09%;抚养类案件19件,占比1.96%;析产继承类案件143件,占比14.74%。共审结849件,其中调解结案376件,撤诉结案159件,调撤率达到63.02%。调撤率较共建活动开展前提高了12.5个百分点。我院家事法庭得到了上级部门和领导的肯定,也得到了社会各界和群众的认同。今年1月,先后被省委、省政府授予2011年至2014年度“综治先进集体”,被团市委评为“青年文明号”示范岗。今年7月,家事法庭被__市中级人民法院评为全市“清正、清廉、清明”示范法庭。9月份,家事法庭被__省高院评为全省第二批法庭文化建设示范庭。最高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宣教部部长__,省妇联主席__,省人大法制委员会__主任、省高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__等领导曾专程到家事法庭视察,对家事法庭的共建工作给予高度肯定。

庭审心得体会篇3

关键词:庭审中心主义;刑事诉讼;比较法学;简易程序

中图分类号:DF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094-03

庭审中心主义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热点问题,更是司法实践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庭审中心主义的适用范围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到适用范围,首先应该明确庭审中心主义的概念,按照“审判案件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全面落实直接言辞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1]的字面意思,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必须贯彻法庭调查质证、法庭进行辩论和当庭宣判裁判结果这3个要素。因此,如果将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适用于全部刑事案件,那么不仅仅会大量增加办案人员的工作量导致办案效率的进一步下降,还不利于当事人人权的保障。

公平正义是诉讼活动的最重要目标,虽然程序公正并不是实体公正的必然保证,但是不公正的程序无法成为实体公正的基础,因此在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在实践中执行程序优先便成为了为追求公平正义而出现的应有逻辑。所以,为保证个案的程序公正性,在制度层面规定出庭审中心主义的适用范围就成了实践领域的迫切要求。

一、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适用于第一审程序

严格来说,庭审中心主义主要应适用于一审程序,上诉审由于其在一审环节已经对于证据进行质证,大量没有争议的证据在审理中被采纳的特性,又因为二审开庭率不高的实践基础,很难实现以庭审为中心。

放眼域外的实践情况,英美法系的发源地英国,只在公诉罪的一审法院召集陪审团;严格实施当事人主义的美国也只在一审程序中实行庭审中心主义,上诉程序则当事人和证人一般不出庭。大陆法系的代表国家法国只有违警罪和轻罪存在两个审级从而有上诉审的可能,上诉审通常不需要证人重新出庭作证,只有轻罪的上诉庭在认为确有必要时才会重新传唤证人,而重罪由于庭审之前已经有两级预审程序实行一审终审制;德国第二审上诉的审判程序与初审程序基本相同,除被告人为了证明上诉理由新提出的证人外,对于第一审曾传唤的证人若仅是重复初审的询问也可以不再传唤,第三审上诉程序则仅为法律审,不再存在质证的问题。由此可见,域外的救济审程序,不管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没有实行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第二审案件审理方式的规定,除开庭审理之外,还可以采用庭外调查讯问的方式。庭外调查讯问方式审理的第二审案件自然不存在庭审中心主义的问题,然而即便是组织合议庭开庭审理的上诉、抗诉案件,由于救济审的重点是解决争议而不是耗费过多资源去重新确认一审已经认定的无争议问题,所以也不能认为这种情况适用的是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因而尽管我国的救济审程序采用全面审理原则,依然可以说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是针对一审程序的。

二、简易程序不适用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

庭审中心主义的主要作用范围在于重大复杂、存在疑点且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其他情况下没有严格适用的必要性[2]。庭审中心主义旨在查明案件事实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因此,对于案情相对简单、控辩双方对证据没有争议、被告人承认被指控之罪的案件,可以采用相对简化的审理形式而不需实行庭审中心主义。

刑事诉讼普通程序是以存在事实争议的疑难案件为出发点设计而成的,通过控辩双方的质证活动使得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可以相对有效率地实现公平、正义。由于“迟到的正义不是正义”,因此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足、控辩双方没有争议的情况下,省略以调查事实为工作重心的庭前程序和庭审程序也可以说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应有逻辑。另外,案件的严重程度与社会影响力同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甚至可以说,无论案件严重与否,是否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只要案件事实清楚,对证据没有争议,被告人存在认罪的意愿,就可以不适用庭审中心主义。

以案件轻重限定刑事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这种实践理性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认可,1994年世界刑法学协会在《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的决议》第二十三条中明确指出“简易程序只适用于轻微罪行”[3]。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罪行的轻重并不是讨论是否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考虑条件,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

对于案件事实没有不明之处、证据不存在争议、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普通程序审理案件,可以相对弱化庭审中心主义以追求更高的诉讼效率。这种妥协是出于现实的考虑:对于无争议之问题,可以省略法庭质证以追求更高的诉讼效率,同时严格执行法庭关于定罪量刑的辩论与法庭宣判,做到公正与效率的辩证统一。

但是,在此情况下,庭审对于实现公平正义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此类案件,适用庭审中心主义但不执着于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也许是一种可行的做法。

三、简易程序排斥庭审中心主义的域外实践

(一)认罪处刑程序

认罪处刑程序是指被告人在法庭上承认被指控事实后,法官依规定省略法庭调查而直接进行认定罪名和量刑的刑事简易程序[4]。认罪处刑程序最大的优点是一旦被告人认罪就可以免去复杂的调查程序,具有较大的实用性。

美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审前程序用以对案件进行分流。轻罪的嫌疑人在传讯的程序中如果提出有罪抗辩或者不申辩,案件将不再开庭审理而直接由法院当场或择期进行判决[5]。

英国刑事法院的“答辩决定”虽然与美国的辩诉交易有类似之处,但这种“辩诉交易”与其说是一种辩诉交易,不如说它依然只是属于一种认罪处刑程序。“量刑打折”制度鼓励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来限制进入刑事法院的案件数量,被告人若作出有罪答辩有可能获得减刑的好处,但是这里并没有明确体现控辩双方的“协商”和“合意”,检察官在其中是消极的。进行有罪答辩的被告人所涉案件不会召集陪审团开庭审理,而是由法院以司法自白的形式记录在案以供日后宣判。英国法律规定答辩的结果不能是模棱两可的,模糊的答辩会被认为是无罪答辩而使法庭按照普通程序开庭审理该案件。

日本的刑事诉讼中,法院在听取其有罪陈述与控辩双方意见之后,即可就有罪陈述的部分通过简易公审形成裁定(死刑、无期徒刑或者法定最低刑为一年以上惩役或监禁的罪名除外)[6]。简易公审程序只是审理方式的简化,虽然侦查活动中收集的证据可以省略质证的过程而直接被采纳,但没有省略关于事实认定的审理过程。2004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即决裁判程序,在此制度下法院可通过适当的方式调查证据,且不受传闻证据规则的限制,且原则上当日进行宣判。与简易公审程序相比,即决裁判程序具有更高的效率和可操作性[7]。总体而言,不管是简易公审程序还是即决裁判程序,所排斥的是法庭调查的过程,而不是庭审本身。

(二)辩诉交易

辩诉交易是英美法系国家广泛存在的制度,意为刑事被告人通过有罪答辩来换取检察人员指控中的让步。辩诉交易的本质和认罪处刑相同,都是基于被告人认罪而对庭审程序的简化。辩诉交易之于认罪处刑更进了一步,在此制度下法官不再进行裁决,只在形式上对控辩双方达成的协议进行确认,庭审只是法官用以检验交易真实性而举行的正式仪式。辩诉交易的定义如今即使在作为发源地的美国也没有公认一致的意见,不过对于其意味着控辩双方的让步这一点却是没有争议的。

美国的辩诉交易在审判前的诉讼阶段进行,几乎所有刑事案件均可适用。辩诉交易可以使法院省略审判过程,使被告人逃脱某些指控和最严重的刑罚,还几乎可以避免检察官败诉的可能性。被害人及其家属在此制度中无法表达严惩被告人的意愿,只能通过民事诉讼获得经济补偿。

澳大利亚的指控协商的本质是检察官以降低指控的严重性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最终的定罪量刑问题依然由陪审团庭审解决,这也是辩诉交易的一种形式。有罪答辩可以导致审判活动过程上的省略。有罪答辩的结果并非都是经过指控协商程序实现的,但毫无疑问,指控协商程序是达成有罪答辩最主要的途径和方法[8]。换句话说,指控协商所排斥的也不是庭审本身,而是通过它得到有罪答辩,用以省略质证的过程。

德国于2009年7月29日在修改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规定刑事诉讼中的辩诉交易的法律草案》,自此辩诉交易在奉行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德国正式合法化。法庭可以与诉讼参与人就程序的进一步发展以及诉讼的结果达成一致;可以就法庭将要判处的刑罚后果、其他与诉讼相关的措施以及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进行协商,而每一个协商意见的组成内容都有被告人的自白;法庭可以对量刑提出建议,如果法庭认为有情况导致法庭此前提出的建议明显不合适,已经达成的协议失效;被告人已经作出的有罪供述不能被当做证据使用;必须要将协议已经失效的事实告知被告人[9]。诉讼协商达成的协议对检察院和法院的决定和裁判起着决定性影响,可以说在此情况下,庭审的功能已经明显弱化。

意大利在一审开庭之前,公诉人员与辩护人可以就量刑问题进行协商,并请求法官以协商达成的协议作为判决内容。协议达成之后,法官经审查后若认为协议不适当或者违法,依然可以重新进行判决[10]。

俄罗斯的刑事被告人同意指控时法庭审理的特别程序带有一定的辩诉交易色彩。对于法定最高刑低于10年自由刑的犯罪,被告人有权在公诉人或自诉人不反对的情况下同意指控并申请由法院直接作出判决[11]。俄罗斯刑事诉讼法对于部分轻罪案件适用自诉程序,这种情况由和解法官管辖。如果在庭审开始之前和解法官收到来自于控辩双方的和解申请,则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根据和解法官的裁决予以终止。

(三)处刑命令程序

处刑命令程序是指法官对检察官的定罪量刑建议不经正式审判而予以审查、确认的刑事简易程序[12]。

在德国,对于一些刑罚轻微的刑事案件,如果案情清楚、被告人对适用处刑命令程序没有异议,适用法律不存在疑难,侦查终结时,公诉人员可向法院申请采用刑罚命令而使案件免去开庭审理的程序。

在意大利,对于可能适用罚金刑的轻微刑事案件或者可用财产刑代替自由刑的刑事案件,若被告人同意,可以适用刑事命令程序而不再就此案开庭审理[13]。

日本的简易命令程序指的是检察人员在提起公诉的同时,通过书面形式请求简易法院受理,并在材料中载明被疑人对适用该命令无异议[14]。

以上国家简易程序情况见下表:

由此可见,域外的简易程序,在多数情况下已经将庭审过程弱化甚至省略,因而可以总结出:简易程序不适用庭审中心主义,对于两大法系而言是共通的。

四、庭审中心主义适用范围的评析

通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庭审中心主义原则上适用于一审程序,但是并不局限于一审程序。在事实与证据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救济审程序也可以适用庭审中心主义以恢复缺失的公平正义。

简易程序不适用庭审中心主义,甚至有几种简易程序的适用会排斥庭审本身。我国不存在类似辩诉交易的协商制度或者可以省略庭审的处刑命令程序,从我国法律来看,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案件也要开庭审理,只是审理方式之于普通程序更为简便灵活,案件的处理结果依然由法庭审判决定。如果承认庭审对案件处理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就应该承认庭审的重要性并在诉讼活动中承认庭审的中心地位,否则就会使庭审活动流于形式,对诉讼结果的公平正义形成毁灭性的的损害。因此,对我国来说,简易程序适用庭审中心主义而不适用严格的庭审中心主义。简易程序所排斥的是庭审中心主义的严格性(具体而言是当事人对证据无异议的情况下省略法庭质证)而不是庭审中心主义本身。对于我国的简易程序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适用庭审中心主义,而在于适用到什么程度。事实清楚、证据充足,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普通程序案件,法庭质证即便实行也只会流于形式,因此其对于庭审中心主义的适用应效仿简易程序之例,坚持庭审的中心性地位并适当省略质证过程。

庭审中心主义从理论上讲或许不存在明确的适用范围,但是为保证个案的程序公正性,在立法层面对庭审中心主义的适用作出引导却是有必要的。只有确立了具体的规定,才能保证诉讼活动的合法性。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01).

〔2〕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J].法制资讯,2014,(06).

〔3〕〔4〕〔12〕马贵翔.简易程序概念的展开[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51,123,163.

〔5〕〔6〕〔7〕〔9〕〔10〕〔11〕〔13〕〔14〕周欣,张小玲.外国刑事诉讼特色制度与变革[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82-84,242,244,191,215-216,280,215242.

庭审心得体会篇4

    一、改革举证责任制度

    由于受前苏联诉讼制度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论长期实行一种以法院调查取证为主、当事人举证为辅的双轨制证据制度,体现出较浓郁的国家干预主义和职权主义色彩。它虽然也强调当事人举证,但是当事人的这种举证责任是被作为一种诉讼义务而非实体责任加以规定的,它掩盖了举证责任最本质的内涵,即当事人举证不能时有可能承担败诉的风险,造成当事人举证责任在立法上的虚化,使双轨制实质上沦为一种“超职权主义”。1991年新民事诉讼法的颂布表明我国法院在证据取得上已从全面查证转向有限查证和全面审证,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随之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完善举证责任制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仍然是当前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项主要议题。

    1.建立一系列查证、审证规则

    这是民事诉论中查证与审证发生分离的必然要求.举证责任制度的改革,意味着在参与诉讼的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当事人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法院只在审理案件必需时,才进行一定的证据收集调查活动.就是说不再强调法院调查取证,而是将庭前的调查取证活动限制到最底限度,使法院把主要精力放到审查判断证据上。也正因为如此,才有必要建立证据接纳、证据排斥、证据推定及证据的审查判断等一系列证据规则。

    我国长期以来都以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不高。而规定一系列证据规则,一来有利于法院在一些案件中直接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作出结论,避免不必要的查证,二来也有利于法院在双方证据矛盾而又无法查实的情况下正确确定举证负担,避免不必要的自由裁量,另外也可用来杜绝伪证现象的发生。因此确立民事诉讼中的证据规则是很有必要的。这些规则主要包括:

    (1)对于当事人需要法院通过行使权力介入诉讼而收集的证据,建立证据的申请、审查和异议制度。即由当事人提出申请,法院在审查后作出是否调查取证的决定。当事人有权在法院认为该案件不属其应当调查取证的范围时提出异议,不提出异议者,在上诉审中将丧失出示这项证据的权利。

    (2)确立“证据优先”原则。“证据优先”指当事人的一切主张必须有毫无可疑之证据相佐证,一方当事人不能以毫无可疑的证据推翻另一方当事人时就必须承担败诉的后果。它因摒弃了法官“自由心证”所带来的弊端,而真正体现出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意义。

    (3)明确规定对于一定数额以上的金钱债务纠纷,不得引用口头证言作为证据,而应引用书证。除非有对立的书证材料证明该项书证系伪造,否则该项书证不能被推翻,但此规则不对抗第三人。

    (4)明确规定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由于法官作出的结论与其在审证时采取的原则直接相关,所以必须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借鉴世界各国司法制度,规定一个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原则来规范法官审证的思维。笔者认为这种审证原则应当是法官在双方当事人都认可或无正当理由反驳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逻辑推理和法律知识,达到一种内心确信,以确定证据的证明力,从而弄清案件事实。

    2.在通过制订缜密的证据制度来防止伪证现象发生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伪证者的处罚

    在推行当事人举证责任时,由于当事人的主张能否得到法院支持与其是否积极主动地提供证据直接相关,他可能在胜诉动机驱使下,通过不择手段地向法院提供伪证等方式为案件的审理设置障碍。这样不仅损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更是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因此,作伪证已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大敌,必须给予严厉制裁。对作伪证者的制裁可依情节轻重而定,对情节较轻的给予一定的民事制裁;情节严重的则应比照刑法中的伪证罪追究刑事责任。

    3.实行当事人之间当庭质证,法官对经当事人举证、质证的证据效力的当庭确认制度

    当庭质证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是法官用以定案的依据,没有经过庭审质证的证据不能被用作定案的依据。而经过当事人质证的证据还需经法官当庭予以确认才具有定案的效力。

    二、强化开庭审理

    1.强调庭审公开

    审判公开由于直接关系到司法审判的民主化而在民事诉讼中被置于相当重要的位置,它包括庭审行为通常在一定场合公开进行,作为裁判基础的事实和裁判的法律依据必须向冲突主体双方及社会公开,以及审判组织内部对案件裁判的不同意见向社会公开。其中,庭审公开是一个重要方面,指当事人双方主张和证据的展示,案件的质证,当事人双方的交叉辩论及最后主张或请求的陈述,都必须在法庭上公开进行。强调庭审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公开庭审作为法院查明事实、核实证据、正确适用法律的最有效的法定形式,把案件的各种矛盾都集中到法庭上公开亮相,进行当庭调查、质证、辩论,有利于增强诉讼参与人的举证责任,减少法院调查取证的工作量,集中精力进行证据的审查核实,从而保证案件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其次,庭审公开使审判人员的全部活动置于社会的密切注视之下,有利于增强法院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群众和舆论监督,从而促进法院的廉政建设,显示法官办案的公正性。再次,由于法庭是展示法官才干的特殊舞台,庭审公开也有利于锻炼和提高法官素质,不断提高执法水平。最后,公开庭审也是宣传法制、教育群众、扩大办案效果的有效方式。

    2.推行直接开庭

    所谓直接开庭,就是在案件受理后径直开庭审理的庭审方式,是针对先调查后开庭的所谓“一送达、二询问、三调查、四调解,不下判决不开庭”的传统审判模式而言的。推行直接开庭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在审理民事纠纷案件时,最大限度地体现当事人举证为主的原则。法院在庭前不调查,不取证,实行一步到庭;当事人因故诉诸法律,必须向法院提供必要的证据,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为达到此根本目的,具体应当采取以下的措施:(1)庭前不搞调查询问,仅仅向当事人交待诉讼权利和义务,并约定开庭日期,以减少庭前程序;(2)开庭时改纠问式、包揽式为辩论式,由审判长主持审理进程,当事人进行陈述—举证—质证—辩论;法院坐堂问案,进行审查核实证据一判断证据—认定(或否定)证据;重点强调双方当事人当庭举证的责任,要求当事人对自己主张的观点当庭出示证据,或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然后当庭质证;(3)坚持诉辩式、陈述式和听证式的法庭调查制度和当庭辩论制度,为此将庭审调查、辩论阶段进行同类项合并,简化程序,充分发挥辩论式和积极主导作用。

    3.实行简普分审

    所谓简普分审,又称繁简分流,指审理民事案件基层法庭以简为主,中心法院以普为主。即复杂重大疑难案件由中心庭组成合议庭按普通程序审理;简易程序由基层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分审工作由中心法庭庭长掌握办理。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铺开和社会的向前发展,民事,经济案件呈现多层次的增长趋势,使人民法院面临越来越沉重的业务负担。在这种状况下笔者认为推行普简分审是很有必要的。首先,普通程序是庄淑珍等:浅谈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新举措一种最完备的民事诉讼程序,对于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理应适用普通程序直接开庭。对于审判实践中大量出现的争议不大、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的案件,法庭应当不失时机地适用简易程序,不受起诉、送达期、答辩期和开庭公告期的限制,以简便方式传唤当事人和证人,直接由审判员和书记员主持开庭审理。如庭审中发现事实较难查清,或法律关系复杂,应当及时转为普通程序。

    4.加强庭审的规范化

    民事审判的规范化,就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出全面规范审判活动的多项具体操作规程和规则。笔者认为,审判规范化的重点应是开庭审理规范化,包括庭审的程序、内容、方式等。开庭审理是法律严肃性的体现,庄重严肃的庭审,能使每个诉讼参与人都感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正义的感知。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对庭审的规范化作了规定,但种种原因导致了审判实践中常常出现“走样”、“变形”,比如有些人认为适用普通程序的才庭审,适用简易程序的不必庭审,有的法官在庭审中扮演当事人的人的角色等。所以笔者认为有必有进一步在民事诉讼法中制订统一、科学的庭审程序和格式,用以规范审判人员的思路和行为,保障庭审的顺利进行。

    三、调整审判人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三者在庭审中的作用和关系

    1.强调审到人员在庭甲中的地位和作用

    辩论式民事庭审方式采取当事人辩论的原则,由当事人自己举证、自己质证,并就争议的问题进行辩论。审判人员则负责组织指导庭审的进行,听取双方当事人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审查,判断并运用当事人出示的并经当庭对质的证据,以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在法庭上处于公正裁判者的地位。传统的纠问式庭审方式由审判人员包揽一切,既不利于切实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又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和保证办案的质量。

    2.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实行民事案件当庭裁判或调解、当庭结案制度

庭审心得体会篇5

目前在刑事证据法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是,刑事证据法应当适用于诉讼的各个阶段。有学者主张,刑事证据法应当适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包括立案、侦查、和审判,主张刑事证据法既应当规定总的原则,也应当规定具体各个阶段的证据运用问题,对立案、侦查、和审判程序的证据的收集和运用都作具体的规定。其理由是,在我国侦查、审查、也存在收集、适用证据问题,因而在证据法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一样要对证据的可采性和证明力进行评价。

笔者认为,刑事证据法究竟应当只适用于审判阶段还是也适用于审判前阶段的争论,实际上是庭审中心主义和裁判中心主义的争论。庭审中心主义是英美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其认为刑事诉讼只是诉讼的一种,法院的职责只是判断当事人的争端,并且法官的心证应当在公开的庭审中听取当事人双方的陈述后形成,本着当事人辩论原则、直接审理原则、言词审理原则的精神,以庭审作为中心。因此在诉讼程序上设有种种关于证据可采性的规定,如排斥传闻证据等等。而裁判中心主义是大陆法系职权主义的基本理念,其认为的事实是否真实,如何加以查明,如何作出公平的裁判,属于法院的职责。审判的作用在于发现实体的真实,以确定国家具体的刑罚权的有无,与检察官犯罪的目的是一样的。因此,认为侦查和审判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裁判所认定的事实真实,适用法律正确,即以裁判为中心。侦查和审判,只具有承继关系,且在审判阶段,应由法院依职权进行诉讼,调查证据。一切诉讼程序,都是以寻求公正裁判作为中心。法官判断证据证明力的心证,固然应当在庭审时,即根据在公众监视下提出的证据资料形成,但这些资料并不以在公开的庭审中取得的为限。所以,在审判日期前所取得的证据,虽然不否认其证据能力,也不适用传闻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基于直接审理主义的原则,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调查,以便于法官形成正确的心证。因而,未经法庭调查的证据不能作为判决的根据。

我国的刑事诉讼,从特征上看属于裁判中心主义。在观念上,我国刑事诉讼一直将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作为其直接目标,法院并不视为居于控辩双方的裁判者的地位,而是视为实现国家刑罚权、完成打击犯罪任务的工具,是人民民主的机关。既然法院的职责是实现国家刑罚权,那么法院和检察院、公安机关的任务和目的就是一致的,它们活动的目的就是保证裁判的正确无误,使真正有罪的人受到刑罚处罚。从立法上看,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体现了裁判中心主义的观念: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以及要求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这些规定表明法院的审判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检察机关的是一种承继关系,法院的审判是侦查和之后的又一道“工序”,最终的目的是保证裁判的正确性。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上,还是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行的是裁判中心主义。

近年来关于证据立法研究的探讨基本上主张吸纳英美法系证据制度中的证据规则,这就必然涉及到我国是采取庭审中心主义还是裁判中心主义的问题。如果实行庭审中心主义,即定案的所有证据只能来自在公开的法庭上提出的证据材料,那么制定证据法就应当以法庭审判为中心,详尽规范证据可采性、提出证据程序、法庭上的证据调查等问题;如果仍然实行传统的裁判中心主义,则制定证据法可以不以庭审为中心,它关注的仅仅是裁判的正确性,定案的根据也不限于法庭上提出的证据资料,侦查、中收集的证据在审判时直接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这样,审判和侦查、一样,只是查明事实过程的一个环节,刑事证据法就应当同样适用于侦查、、审判阶段。所以,要回答证据法是仅仅适用于审判阶段还是适用于诉讼的全过程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在观念上解决裁判中心主义和庭审中心主义的关系问题。

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对庭审方式的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真正发挥庭审的作用,防止庭审流于形式。如果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应当在观念上突破裁判中心主义,即不能将注重裁判的正确性作为忽视收集证据(如是否被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提出证据程序(如法庭上提出证据需要经过法庭许可)、庭审调查证据程序(如对证人询问的顺序、方法)的理由,而应当将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活动仅仅集中在庭审,使庭审真正成为诉讼活动的中心,控辩双方当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权利真正予以保障。只有在观念上产生上述转变,制定证据法才有可能真正以庭审为中心,法官才能基于公开庭审中提出的具有可采性的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判决的合法性才能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支持。

另外,如果我们在观念上坚持传统的裁判中心主义,我国的证据法就很难确立一系列关于证据可采性和庭审调查证据的程序性规则,因为裁判中心主义并不关注证据可采性和提出证据程序问题,法院可以采纳它认为可以采纳的一切证据。这显然和近年来对非法证据排除和传闻证据排除的研究趋势不相符合。

究竟是采取庭审中心主义还是裁判中心主义,涉及到刑事证据法中的很多基本问题。例如,很多学者都主张对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法院可以予以拘留或者罚款。那么,这个权力究竟是只赋予法院,还是也赋予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认为强制证人提供证言是为了确保庭审的顺利进行和审判权的实现,那么这个强制权就只应该给法院;如果认为强制证人提供证言只是为了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则应当从侦查之初就给侦查机关这项权力。

笔者认为,强制证人出庭是为了确保证人证言能够得到法庭的当庭调查,如证人宣誓、主询问、反询问等,并且保证对方当事人有机会与不利于自己的证人对质的权利以及对证人的作证及时提出反对的权利,其目的在于程序的公正性和当事人特别是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其程序意义(程序的公正性)大于其实体意义(判决认定事实的准确性)。因此,对证人的司法处分只有法院才有权作出,强制作证的权力只能属于法院,而且强制只能发生在法院发出作证命令后而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服从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不能够对证人进行处罚或者制裁。

庭审心得体会篇6

一、当庭宣判的概念、特征及意义

当庭宣判是指合议庭在结束其法庭审理活动后,就连续进行评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证据当庭依法进行裁判。当庭宣判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对于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合议庭认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适用法律无争议,即当庭宣判;一种指在庭审过程中,出现了需要重新调查或补充证据的情况,合议庭休庭,待再次开庭重新质证、辩论后,当庭作出判决。当庭宣判作为刑事庭审审理原则中集中审理原则(又称不间断审理原则)的体现,其本质应是评议并作出裁判这一庭审活动的终结程序,与法庭调查、辩论等程序连续、不间断的进行,具有“公开”、“及时”的特点。审判实践中,不少法院为了提高当庭宣判率,有意将被告人最后陈述等程序留待下次开庭进行,休庭期间对案件的事实、证据进行评议,形成结论后再次开庭进行宣判。我们认为,实质分离后,再通过人为的衔接,以达到提高当庭宣判率的目的,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审判方式改革的目的和宗旨。

提高当庭宣判率之所以成为各级人民法院追求的价值目标,其主要意义在于:

1、裁判结果的“公开”形成,有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很复杂,但总的来说有两种:一是法官的业务素质。法官的业务素质决定其能否清楚地查明事实、准确地判断证据、正确地适用法律,是裁判结果公正与否的决定因素。当庭宣判可以使法官对庭审质证的事实、证据记忆较清晰,心证易于形成,而且较为客观,有利于查清案情并公开处理,避免因时间拖延造成记忆的模糊,增加法官的臆断,影响正确裁判;二是法外因素的介入。虽然裁判结果应由法官根据案件的事实、证据独立地适用法律、作出结论,但在现实生活中,法官作为生活在世俗社会的个人不可避免的要受到人情、关系、行政干预、社会舆论、新闻媒介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往往使法官的独立意志受到干扰,导致裁判结果失去公正性。而当庭宣判相较于定期宣判能够使 法官的裁判过程相对“公开化”,最大限度使法外因素失去介入的时间和空间,使法庭审理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2、审理程序的及时终结,有利于体现“效率”原则。效率包括时间和成本,时间对于诉讼的意义在于“被告人、被害人等可避免审判的过于迟缓或者过于急速,以及审判程序的反复任意开启,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防止其权益处于待判定或者随时处于危险的不稳定状态。”②在法院的生效判决作出之前,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仅丧失了人身自由,其生命、财产等实体权益都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被害人也因为受到侵害而未获得精神或物质上的补偿,精神创伤无法愈合。因此,诉讼的不必要、不合理拖延只能加强被告人对社会的反抗情绪,加重被害人的不幸。成本对于诉讼的意义在于,以尽可能少的司法资源换取尽可能多的诉讼成果。当前,案件的大辐度上升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形成了人民法院内部力量和外部任务的尖锐矛盾,而当庭宣判则可以将司法机关原本就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疑难、复杂的案件上去,从而达到司法资源配置的最大效益化。

3、法官意志的独立行使,有利于提高职业素质。以往定期宣判,主审法官包括合议庭的意志往往受到庭长、院长、审判委员会的影响,不少案件的最终结果与合议庭的意见大相径庭。“审”和“判”的不统一,“权”和“责”的不统一,使主审法官的积极性受到挫伤,更容易滋长依赖心理,丧失作为法官必须具备的独立品格;而长期以来法院内部实行的承办人负责制,使案件的办理状况仅与承办人个人实际利益相连,与其他成员关系不大,因而合议庭的其他成员亦陪而不审,形同虚设。这样不仅合议庭作为审判组织的作用得不到发挥,而且客观上造就法官不求上进的心理状态。当庭宣判“公开”、“及时”的特点要求合议庭所有成员都能够具有娴熟的法律专业知识、严谨的逻辑分析思维、敏锐的观察感知能力、深厚的科学文化素养、理性的评判决断方法;同时责任主体的相对缩小,又使合议庭成员必然全神贯注地投入到庭审中去,评议时也不至于流于形式,相互间的辩驳和诘问相对激烈,这些必然促使法官自觉地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有利于法官职业化建设。

4、诉讼过程的完整展示,有利于加强法制宣传。审判方式改革后,庭审已逐渐成为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中心。法庭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的重视。当社会正义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行使时,人们自然确信最终结果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因此当庭宣判使裁判结果的形成过程“透明化”,避免公众产生“暗箱操作”的猜疑;而庭审活动中查明事实、认定证据、适用法律这三个主要程序的完整实施,亦有利于公众通过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直接感受和学习法律,这样可以起到比单纯宣讲法律更直观、更深刻的效果,从而有利于社会形成一种尊重审判程序、尊重法官乃至尊重国家法律制度的良好氛围,为法治的实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二、影响当庭宣判率的主要原因

1、审判体制滞后使法官无法当庭宣判。审判作为一种司法活动,以判断性为基础,以亲历性为前提,因此法官以及合议庭应当是审判的主体。而长期以来,法院一直实行行政化管理体制,案件也实行行政化的审批制度。以我院为例,审判方式改革前,合议庭无权决定案件的结果,必须逐级报庭长、分管院长进行审批,法律文书也必须先经庭长核稿后由分管院长签发,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以及判处缓、管、免的案件还必须由审判委员会决定,这种“不看病的医生开药方”的审判模式,既不切合审判工作的实际,也不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需要。逐级审批是建立在汇报材料基础上的,很难起到“把关”的作用,而法外因素在这些环节上的介入影响,又使案件质量往往得不到保证。同时庭长、院长、审委会成员兼负的其他工作又使案件容易在这些环节上耽误下来,而使得结案周期人为延长。据不完全统计,审判方式改革前我院60%的超审限案件是在这些非审判环节上造成的,而上级法院发改案件中,有不少是由审判委员会改变合议庭意见造成的。

2、业务能力不强使法官不敢当庭宣判。以往法官审理案件时,过分依赖庭前阅卷、提审,发现问题就退回补充侦查或自行调查核实,等到心里有底了,才安排开庭,庭审基本上是走过场。审判方式改革后,庭审由纠问式改为控辩式,法官庭前只看到主要证据的复印件,定案主要是在庭上听取控、辩双方就案件的事实、证据进行质证、辩论。由“看”到“听”,其间变化之大、难度之高是不言而喻的,不少法官业务素质就跟不上了,加上法院内部实行错案追究制,使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更加小心谨慎、宁慢勿快,表现为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案件或者明显指控证据不足的,仍心里不踏实,不敢下判;缺乏庭审驾驭能力,对于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议较大或者出现意外情况的案件,不能灵活应对、正确处理,遇到问题就赶紧休庭,依靠庭外的调查核证来增强判断事实、证据的信心。

3、控辩质量不高使法官难以当庭宣判。新的庭审方式对公诉方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人原先在法庭上只需宣读公诉词、进行法庭辩论,现在不仅要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而且要就指控的事实提出充分的证据,并对被告人、辩护人提供的无罪或罪轻证据进行有力地反驳。很多公诉人无法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庭审中指控的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或者单个证据存在瑕疵,被告人、辩护人提出异议时难以应对。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现实使绝大多数案件的被告人没有能力请律师为其辩护,我院1999年至2002年审理的877件案件1200名被告人中,被告人或其亲属委托辩护人的187人,仅占15.5%;法院指定辩护人的20人,占1.66%;被告人又大多怕辩解太多,被控“态度不好”,不作自行辩护,造成控、辩之间对抗的不平衡,使控辩式庭审以对抗查明事实的初衷得不到实现;即使有辩护人的案件,辩护人取证时往往有意从自己的诉讼角度出发,不完整取证,故意造成案件事实的模糊状态,这些都使合议庭难以作出判断,从而无法当庭宣判。

三、提高当庭宣判率的具体措施

1、改革审判体制,发挥合议庭的整体职能。改革审判体制的目的是减少并逐步消除法院审判活动和管理方式上的行政化色彩,凸现法官和合议庭的审判主体地位,并以此构建各项程序、制度。本着审理权和裁判权统一、管理权与审判权分离的原则,我院实行了审判长负责制,通过案件质量评查、庭审考核、裁判文书制作、业务理论考试、民主测评等方法,将具有良好的政治、道德素质、一定的审判实践经验、较高法学理论水平的审判人员选拔到审判长的岗位上,并赋予审判长较大的裁判权,规定审判长可以直接签发法律文书,院长、庭长作为法定审判长只有在参加合议庭时才对案件发表实质性意见,并且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原则,这样充分调动了审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还制定了审判委员会工作规则,规定审判委员会只讨论宣告被告人无罪以及在本辖区有重大影响的案件,即使依法必须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原则上也保证合议庭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认定权,审委会只对法律问题作出决定,实行审委会讨论案件定期制,改变以往审委会讨论案件随意无序的现象,使案件能及时提交讨论;再是明确规定合议庭组成人员对案件的事实、证据、性质、责任、适用法律以及处理结果共同负责,如合议庭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有重大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合议庭成员同时适用追究错案责任的有关规定。通过上述措施,使合议庭的整体功能得到强化,因此办案效率大辐度提高。

2、案件繁简分流,加大简易程序适用力度。刑事案件的重要、复杂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2001年至2002年期间,我院审理的 490 件案件677名被告人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的占88%,十年有期徒刑以上的仅占3.2%。因此,对不同的案件繁简分流,使用不同的程序才能使审判这一过程在资源配置上更加合理,1996年实施的新刑诉法专门规定了简易程序,其立法的目的希望通过简易程序迅速、正确地审结那些事实清楚、情节简单、犯罪后果不太严重的刑事案件,有利于节约人力、物力、财力,有利于将有限的司法资源用于集中审理疑难复杂的严重刑事犯罪。然而在审判实践中简易程序实际运用的效果仍不理想,就其原因主要有:审判人员怕承担责任,不愿一人独任审判;检、法两家缺乏协调,检察院不提出适用,法院也不建议适用;法院内部实行的案件审批制度,也使简易程序流于形式。我院根据这些情况,首先专门设置了独任审判员这一工作岗位,通过考核将业务素质过硬的审判员明确为独任审判员,在审判庭中相对固定地承办简易程序的案件,与审判长一样有优先获得学习、培训、考察的机会,优先晋职、晋级,享受岗位津贴;其次废除了案件审批制度,规定独任审判员审理的案件除依法提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以外,有权作出裁决并签发文书,院、庭长无权改变其决定;加强了与检察机关的协调,双方统一思想,依法界定了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检察机关未提起,但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的法院主动提出,这样简易程序的适用率从1998年的40%左右上升到2002年的55%,简易程序适用力度的加大亦促进了当庭宣判率的提高。

3、实行证据展示,保障控、辩对抗有效运行。证据展示是在法院主持下,控、辩双方将各自庭前的证据进行交换。证据展示的诉讼价值在于有利于形成控、辩双方证据焦点,提高控辩质量,提高庭审对抗的有效性;有利于发现证据的矛盾之处并提前解决,避免庭审中诉讼当事人为了解和把握突然出现的情况,要求中断开庭予以核实;有利于简化书证、物证在庭审中宣读、传递、审阅的过程,加快庭审节奏;有利于法官做好庭审准备,熟悉并了解案件可能会涉及的法律、法规,为当庭宣判奠定必要的心理和物质基础。2002年我院审理的某乡党委书记谢某与其妻纪某共同受贿一案,该案事实疑难复杂、证据既多又不稳定,加之谢某认为自己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扬言要在法庭上对办案机关进行控诉,其亲属也主动联系新闻媒体来采访报道,社会影响较大。由于进行了庭前证据展示,控、辩双方根据各自及对方的证据明确了争议焦点,并就有关事实、情节统一了意见。公诉机关发现指控被告人纪某共同受贿的证据不足后,及时撤回了对纪某的指控,避免在庭审中处于被动局面。庭审中,虽然控、辩双方围绕谢某定罪量刑展开激烈对抗,但由于进行庭前证据展示,双方均有的放矢、言之有据,控辩质量较高,因而使这起案件能得以顺利审结并当庭宣判,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2002年由于实行证据展示,公诉机关未经开庭就撤回起诉的案件12起,占5.2%。而庭前证据交换带来的控、辩质量的提高,使我院一次开庭的当庭宣判率占开庭当庭宣判率的99%.

4、加强考核、培训,提高审判人员业务素质。构建、完善各项审判制度只是审判方式改革得以实施的保证,而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最终还有赖于具有优良法律职业素养和品质的法官群体。我院一手抓审判方式改革,一手抓队伍建设,并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长期以来,裁判的依据要求必须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在此理论的影响下,法官重实体、轻程序,导致效率低下。审判方式改革后,我院提出合理的裁判应是建立在通过法庭调查、辩论等环节被法院认定的事实-有证据支持的事实即“法律事实”的基础上,只要这一事实是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所确立的,法官就应果敢地下判,即使审结后出现新事实、新证据,导致案件被发改或再审,也不追究主审法官的错案责任。司法理念的更新使审判人员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更加适应审判方式改革的新形势;法官作为法庭审理活动的主导者,应全面掌握庭审驾驭能力、证据判断能力、裁判文书写作能力等各项司法技能,具备审判工作必须的知识和专业能力。我院多次组织了审判人员进行庭审、裁判文书制作的考核,通过评比优秀裁判文书、优秀审判长、模范合议庭促进审判人员提高司法技能的积极性。同时,我院还及时根据审判方式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将调研任务分解到人,与审判人员的晋级、奖惩联系起来,促使审判人员自觉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形成了审判与调研之间的良性互动。审判人员素质的提高,极大的促进了审判方式改革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11月12日《关于审判方式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

②陈瑞华:《程序正义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诉讼法学新探》,第561页。

庭审心得体会篇7

[关键词]刑事程序结构 审判中心主义 司法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刑事程序结构是指组成刑事程序的不同要素之间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从横向来看,是指控、辩、审三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从纵向来看则是指刑事诉讼中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主要阶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①]

从纵向来看,我国的刑事程序结构是一个葫芦型的构造,侦查程序活动构成了膨大的低端;审判程序活动虽也构成了一个膨胀的部分,但其实无论从期限还是从权力运用的独断性上看,均无法与侦查程序活动相比;而界于侦查和审判之间的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活动,也许只是葫芦上的“细腰”。民间对此形象的说法是:“大公安,小法院,可有可无检察院”。[②]因此,我国当前刑事司法程序的纵向结构是以侦查为中心的“侦查、起诉、审判”诉讼阶段论,而不同于西方的审判中心论,因为侦查、起诉与审判是处于平行地位的“三道工序”,法院对审判程序的司法控制十分微弱。[③]具体来讲,我国当前这种以侦查为中心的“三段论”刑事程序结构在实践中主要凸显出以下种种问题:

1、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表明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刑事诉讼看作国家专门机关与犯罪分子之间展开的一场较量,因此认为同为国家专门机关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尽管在诉讼中行使的职能不同,但诉讼任务却是共同的——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由此,在法庭审判中,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共同占据主导地位,将法庭审判视为国家专门机关追查犯罪的进一步延续,是对公安侦查结论和检察机关控诉主张的一种确认和维护,以协作、配合抛弃了控、审分离的诉讼职能区分原理,导致审判格局由控辩平等对抗、双方举证质证、法官中立裁判的程序异化为法官、检察官联手主导的“审理讯问”程序。被告人作为公、检、法三机关构成的“司法流水线”、“三道工序”上的“物件”,在法庭审判阶段仍为讯问的对象和诉讼的客体。可见,“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所强调的“司法一体化”,违背程序主义基本理念和诉讼职能区分原理,损害了审判的中立性,使法官由中立的消权“裁判者”蜕变为带有治罪倾向的积极“审讯者”,从而使我国的刑事审判具有浓厚的治罪色彩。

2、公安机关侦查权力过大,侦查活动成为几乎封闭的系统,对侦查权缺乏有力的司法控制。公安机关对搜查、扣押等一系列程序活动可以自行决定、自行实施,检察机关对其监督乏力,通常也只是事后监督,除了对于构成犯罪的可以行使侦查权外,检察机关没有有力的措施对侦查活动加以控制;法院则根本没有以司法手段控制侦查的职权。而且公安机关可以行使的羁押期限也长得惊人,如对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还可以从查明其身份之日起计算。此外经过审批还可以多次延长期限,几乎失去了以明确期限保障个人自由的作用。由于缺乏对侦查权的有力制约,不能在根本上遏制侦查权被滥用和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导致当前我国刑事诉讼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不良现象居高不下。

3、我国以侦查为中心的刑事诉讼的实际重心在侦查阶段,案件的实质调查和全面调查都在这一阶段完成,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终结的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证明要求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要求完全相同。审查起诉不过是对侦查结果的检验而已,而法庭审判亦不过是对审查起诉的结论加以检验、对侦查的结果加以第二次检验而已。而国外一般国家的侦查终结与审查起诉并无明确界限,提起诉讼的证明要求通常是有“合理的根据”(probable cause)即可,亦即定罪的可能性在50%以上便可以终止侦查并提起诉讼,他们把法庭作为实质调查的适当场所,对案件的全面调查通过法庭审判来完成。像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无罪判决率有时高达30%。[④]而我国侦查终结和提起公诉的条件与定罪标准一样高,侦查机关和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只能在确信十足的定罪把握的前提下才能终结侦查后提起公诉,造成无罪判决率极低,这样经过两次严格筛选后提交法庭的案件法庭调查事实的余地和留给辩护方进以实质防御的余地很小,再加上审判中过分依赖侦查中形成的各种笔录,法庭审判难免流于形式,即使已经进行了庭审方式改革,由于此一深层原因没有解决,法庭审判走过场的现象仍然严重。

4、在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事实上具有直接导致审判的效力。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对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法院都应当受理,即使起诉需要移送的材料不充足,法院也只能要求补充材料,而不能拒绝开庭审判。这种庭前审查程序使起诉的提起变得极其容易,加上法院并无权驳回检察机关起诉,这在事实上排除了司法权对公诉权的程序制约,从而降低了司法权的地位,也降低了诉讼程序防止不当起诉、及时终结错误的起诉、保护被追诉人权利的能力。而且我国法律规定检察机关除行使控诉职能外还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要对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实行监督。检察机关“一身二任”的特殊身份导致其诉讼角色发生冲突。一方面背离了检察机关作为控诉者的“当事人”的诉讼属性和地位,使得法庭审判由控、辩、审三方组合演变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两大国家专门机关“协同作战”、控审合一。共同以被告人为审讯对象的两方组合形态,使得控辩力量对比进一步悬殊,原本就处于劣势的被告人无法通过程序正义所需要的诉讼机制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终究难以逃脱“诉讼客体”的宿命,显然不符合控辩平等对抗、审判中立的现代司法理念与要求。另一方面,检察机关的庭审监督权与审判机关对法庭审判的主导权发生冲突,在监督关系中检察机关处于“上位者”的优势地位,妨碍了审判机关庭审职能的正常发挥,削弱了审判的权威性和终局性。检察机关这种角色的冲突是显然不利于刑事诉讼结构的优化,况且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实际上因监督手段的缺失始终处于被弱化的状态。

另外,从我国刑事程序结构的横向方面看,我国刑事诉讼控、辩、审三方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也是扭曲和不平衡的,一是如前面所阐述的控审“互相配合”的办案原则充分体现了“司法一体化”的诉讼理念,控、审双方在这条流水线上联手作业,他们的共同任务都是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打击犯罪,法庭审判被视为国家专门机关追查犯罪的进一步延续,以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的辩方最终难逃“诉讼客体”的宿命。二是我国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化程度偏低,在诉讼程序中对被告人的权利保障不够,造成控辩失衡。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我国刑事审判活动借鉴了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因素,增强了诉讼的对抗性,但由于检察机关的特殊地位,诉讼中控辩双方地位平等、权利对等的格局尚未真正形成。至于在侦查阶段则基本上没有引入当事人主义的因素,犯罪嫌疑人只是被讯问的客体,不享有沉默权且必须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否则便可能以认罪态度不好在量刑时被处于更重刑罚。

尽管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介入,但介入的时间较大多数国家的通例要晚,限定在“第一次被讯问后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来说属于关键时间的“第一次讯问”,律师则无权介入。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规定是与联合国制定的司法国际准则相抵触的,按照联合国司法国际准则,律师在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介入诉讼,联合国有关机构制定的《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就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护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⑤]而且律师在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权;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法律没有规定律师的在场监督权,相反的是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侦查人员有权在场,成了侦查人员监督律师的一种反常的倒置现象。辩护律师在审前程序中的介入权、会见权、在场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诸项权利受到的重重阻碍和限制导致被告人的辩护权在法庭审判中严重受到抑制,从而最终难以实现控、辩之间的平等对抗。

二、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国外刑事程序的影响

所谓审判中心主义,是指在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将刑事审判阶段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的中心,侦查、起诉等审判前程序则被视为审判程序开启的准备阶段;只有在审判阶段,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充分的维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才能得到最终的、权威的确定。[⑥]也即是说,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审判程序才是中心,调查案件事实的重心在法庭审理阶段,只有在审判阶段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侦查、起诉等程序对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具有程序内的意义,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侦查、起诉都只是审判前程序的准备阶段,且应接受居中的司法权审查,是小侦查、小公诉、大审判。

审判中心主义是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一条基本刑事司法原则,这是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表现,是实行刑事程序法定原则而导致程序法治化的必然结果。审判中心主义对当今世界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中侦查、公诉和审判程序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侦查程序方面,西方国家的法官作为独立的和中立无偏的裁判者,有权对侦查机关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参与和介入这一阶段的诉讼活动。法官通过司法审查活动纠正侦查机关的违法行为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予以相应救济。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司法警察或者检察官要想对某一公民实施逮捕、拘留、搜查、扣押、窃听、勘验、检查等带有强制性的侦查措施,除在紧急情况下以外,一般都必须事先取得法官的授权,由后者有关的许可令状。所不同的是,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对于侦查行为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事先的批准,而不是事后的审查。而在普通法系国家,法官对于侦查行为的干预除事前须签发令状方能实施外,法官还要对侦查行为的实施情况进行事后审查。此即所谓“司法令状主义”的基本要求。[⑦]在西方国家,人身强制措施只限于保证犯罪嫌疑人于审判时到庭为目的,而且期限应当尽可能缩短,以免使被追诉者长期承受罪犯的待遇。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为查明案件事实而进行的侦查行为在法律上不仅没有协助义务,相反,还享有沉默权和获得律师的有效帮助,以保护自己的程序权利,并为审判阶段的辩护作好准备。“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在两大法系国家至少在法律上受到共同的摒弃,因为凡是以强制、胁迫或者其它不正当方法获得的口供,在审判阶段均无证据效力。[⑧]

在公诉程序上,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机关隶属于政府,只是一种行政职能部门,不具有司法机关性质。由于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向法院提出审判请求、要求判处刑罚的行为,公诉程序的启动直接威胁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与自由,故不能由控诉方任意决定。基于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两大法系都有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即法院有权对公诉机关的起诉决定进行一定程度的司法审查,这与西方国家强调权力的分离和制衡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只有中立的不承担追诉犯罪职能的法院,才可以有效防范和制约公诉权的滥用,也只有司法才是公民权利强有力的并且也是最后的保护者。这种司法审查即是在法院正式开庭审判之前由专门的法官对检察机关公诉决定进行预审的程序。在英国,对检察机关的公诉决定有无基本根据的司法审查全部由治安法官进行。美国则实行大陪审团审查起诉制度。美国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除非是发生于陆海军部队的案件,或者在战时或国家危急时发生于服现役的民团的案件,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公民不受死罪或不名誉罪之审判”。而且在所有的重罪案件中,被告人都有要求举行预审的权利,由控方以言词方式向法官证明存在指控的基本证据,并允许辩方当场反驳。在法国,重罪、需要采取强制措施的轻罪以及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都必须经过预审,特别是重罪,只有经过上诉法院起诉庭的审查批准,才能正式交付重罪法庭审判。德国1975年废除传统的预审制度后所确立的“中间程序”、意大利1989年实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预审程序等等都把对公诉权的司法抑制作为主要任务,严重犯罪案件的公诉决定,如果没有经过法官批准,就不能引起正式审判程序。[⑨]

审判中心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法庭审判程序以及审判中所适用的证据规则方面得到最明显的体现,各国均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增强庭审的对抗性、公正性和权威性,使审判而不是侦查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一系列确保庭审功能、保障审判公正性的庭审和证据规则如无罪推定、沉默权、集中审理、直接言词、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作证等等得到各国的普遍承认。无罪推定是法治社会的一项重要观念,也是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和一项具体规则。它在程序方面解决了在经法院依法最终作出决定确定有罪之前如何确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它要求法官进行审理时不带有罪的偏见,而是先把被告人作为无罪的人来看待。因为侦查、起诉的结果均只有程序内的意义,只有经过最终的审判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在西方,赋予被告人沉默权是保障其供述的自愿性,不强迫其自证其罪义务的一项他在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应享有的基本诉讼权利。尤其是审判中的沉默权,它可以使被告人彻底从接受讯问的义务中解脱出来,打消控诉方和审判者对通过讯问被告人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依赖,改变以“审讯”为核心的庭审方式,帮助被告人由“讯问对象”、“诉讼客体”真正上升为与控诉方平等对抗、积极行使辩护职能的一方诉讼主体。直接、言词原则是西方国家在摒弃封建讯问式诉讼的间接和书面审理的基础上确立的。大陆法系国家将直接审理、言词审理确立为公正审判的重要原则,英美法系则通过禁止传闻证据规则使直接、言词原则在法庭审理中得到了充分的、甚至是更为严格的体现。[⑩]直接、言词原则的价值就在于:增强庭审功能,审判法官自始至终参与审判,通过证人、鉴定人当庭作证陈述、控辩双方当庭对质,有利于发现案中实体真实,使审判真正成为解决诉讼争议的实质性阶段,也有利于实现法官中立和控辩平等对抗,保障当事人的质证权。在英、美等国,传闻证据原则上不得在审判中用作实质证据,英国1965年通过的《证人出庭法》第69条第1款规定由治安法官签发证人令要求证人在被告人即将受审的法庭出庭作证。任何人没有正当理由而违反证人令或者不遵守要求他出庭的传票,即构成藐视法庭罪;[11]德国、意大利等传统上承认侦查笔录证据效力的国家,在欧洲人权公约的影响下也通过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对侦查笔录的证据能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原则上证人必须亲自出庭作证,以便被告人当庭质证。各国在以司法程序排除侦查期间违法搜查的证据规则方面,也有不断一体化的趋势。[12]可以说,西方国家公正的法庭审理程序和严格的证据规则是贯彻审判中心主义的最有力的保障。

三、我国“审判中心主义”刑事程序结构之建构

勿庸讳言,当前,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以获取口供为重点的侦查中心、证据规则上是以传闻证据为核心的书证中心主义,是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而未实行审判中心主义的直接结果。这样的刑事程序本质上是人治程序而不是法治程序,是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国际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也是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相抵触的。如前所述,审判中心主义作为现代法治国家公认的一条基本刑事司法原则,在全世界范围内不仅得到英美法系国家的继续坚持,即使是传统上侦查、预审地位较高的大陆法系国家,其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趋势也是在不断地加强审判的中心地位。为了彻底解决我国刑事诉讼当前所普遍存在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控辩失衡、庭审走过场、判决不权威等现状,必须加大力度改革我国当前的“侦查中心主义”刑事程序结构,与国际刑事司法接轨,引入当事人主义,逐步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程序结构。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审判中心主义”刑事程序结构的建构应包涵以下措施:

1、实行司法令状主义。审判中心论的机理要求审判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应当实现诉讼法,贯彻司法最终解决原则。侦查程序的行为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没有决定作用,相反,侦查程序的行为应当接受法院最终裁判之评价和检验。因为诉讼的本来含义是双方相争,由中立的裁判机关解决争议。而刑事诉讼是一个过程,在整个过程中理应始终包括控辩裁三方,贯彻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实现侦查程序的诉讼化,强调法院之司法审查权对审判前侦查程序的介入,既符合诉讼的客观规律,也顺应当今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世界潮流。正如前文所介绍的,在当今世界各主要法治国家,包括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均从审判中心主义的理念出发,强调法官对侦查程序的司法审查与控制,对侦查机关实施的强制性侦查行为普遍实行“司法令状”原则。世界刑法学协会第十五届代表大会于1994年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法中人权问题的决议》第8条规定:“影响被告人基本权利的任何政府措施,包括警察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有法官授权,并且接受司法审查”。其中,“警察所采取的措施”主要就是指警察所采取的侦查行为。[13]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刑事法制必将逐渐与国际接轨。为此,我国应当顺应国际潮流并借鉴西方国家“司法令状”制度的有益做法建立对刑事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在立法上应作出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在实施涉及公民人身或财产的强制措施前应事先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经审查同意后司法令状,除非一些情况紧急的特殊情况,原则上侦查人员只有根据法院的司法许可令状授权才能采取涉及公民人身或财产的扣押、查封、搜查、拘留等带有强制性的侦查措施。另外,针对我国当前侦查机关超期羁押严重的现象,我国还应参照国外“人身保护令”制度的做法,规定被羁押的人如果认为羁押超期或有其它违法事项,有权向法院提出申请,如法院经审查理由成立,应作出决定立即予以释放。当前我国刑事诉讼的逮捕审批权由检察机关行使,但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行使的是控诉职能,检察官的控诉角色与法官的裁判角色毕竟存在着心理差异,不易如后者那样保持平等公允的心态,因此,基于法院在保障人权方面所起的作用及审判职能居中裁判的性质,逮捕决定权还是由法院行使更符合公平与人权原则。除此之外,基于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我们还应当相应地缩短侦查羁押的期限,降低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的标准,将整个刑事诉讼的重心逐渐移向法庭审判阶段。

2、建立预审法官制度。为了防止公诉权的滥用,避免不必要甚至错误的追诉,及时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必须完善我国公诉权的制约机制。根据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刑事诉讼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司法权应当介入审前程序以中立的司法至上的身份进行审查制约。国际刑事司法的实践已证明,大多西方国家实行的预审法官制度对不当追诉的过滤和及时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益、节省审判资源、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作用明显,为此,我国刑事诉讼也很有必要借鉴和建立这一制度,概括的框架设想是:在我国现有法院体制内设立刑事预审法庭,并配置适当名额的预审法官对公诉机关的起诉决定进行预审,以便确定控方的证据是否存在合理根据,是否有必要将案件交付审判法庭正式审判。为防止庭前预断,预审法官应当与今后的正式庭审的办案法官严格分离;鉴于预审程序明显具有司法活动的特性,其启动也应当具备消极、被动性,取决于被追诉人的申请权。至于我国预审法官制度的其它一些具体的有关预审的方式、内容、范围以及案件预审后的处理程序等问题则有待立法部门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作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本文限于篇幅不作深入探讨。

在此也顺便谈一下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职能的理顺问题。如前文所述,我国检察机关的凌驾于法院审判职能之上的法律监督职能与其作为法庭审判中控诉者一方当事人的诉讼角色发生冲突,妨碍了审判机关庭审职能的正常发挥,有悖于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因此,检察机关对个案的法律监督职权应予逐步削弱乃至取消,还其纯粹的诉讼当事人角色。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行使的控诉职能和对职务犯罪的反贪污贿赂侦查职能是非常重要的权能,检察机关应予好好理顺,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特别是以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行“口供中心主义”,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庭审中控辩双方失衡,公诉人在法庭上也是优势地位明显,根本不会受到被告人方的“有力抵抗”。而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增强庭审功能和控辩对抗,辩方的力量将会大大地得到增强,这也就同时对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提出了更高要求,检察机关对此应引起足够重视和采取切实措施理顺好职能,毕竟它是代表国家的身份来行使控诉职能的。

3、实现控辩平等对抗。勿庸讳言,我国当前刑事诉讼制度还是属于传统的权力本位的,刑事诉讼制度在设计和运作上趋向于维护和强化代表国家追诉的侦控机关的职权作用,忽视和弱化了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利,造成控辩失衡,使被追诉人在诉讼中处于劣势地位,甚至成为诉讼的客体,这与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为此我们应采取相应措施强化对辩护权的保障:一是要根据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和大多国家通例,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规定,确保犯罪嫌疑人从第一次被讯问或自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就可随时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同时应赋予讯问时律师的在场监督权,要提供充分的时间与条件保障他们会见权与通信权的行使,在会见方式上侦查机关一般不应派员在场,因案件特殊需要派员在场的应采取看得见但听不见的方式进行监督,不得监听谈话内容。二是要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要通过立法将法律援助的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之内,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再广集社会资金,建立法律援助基金,确保经费到位。三是要建立强制辩护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对于盲、聋、哑的人、未成年人和可能被判处死刑的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进行辩护,这一规定适应对象过窄。西方一些国家普遍实行强制辩护制度,凡可能判处一定刑期以上或被以“可诉罪”正式起诉的被告人必须有辩护人为其进行辩护则法庭审判活动方为合法有效。我国也应与国际接轨,建立强制辩护制度,扩大指定辩护的适用范围。

4、强化法庭审判功能。审判中心主义要求将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心由侦查阶段向法庭审判阶段转移,由此,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增强庭审功能,要让控辩双方有理说在法庭,有据摆在法庭,当面对质和辩论,通过公开透明的法庭审判直接查明案件事实和确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庭审功能的强化重点取决于相关庭审证据规则的确立与完善:首先是应确立拒绝强迫自证其罪规则,赋予被告人沉默权。司法实践已反复证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义务的规定不仅违背无罪推定原则和举证责任规则,也无助于促进取证行为的合法、文明化,且助长了诉讼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的过分依赖心理,而这种过分依赖正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

因此,要加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应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对抗机制,增强庭审功能。此外,在庭审的证据规则方面还应建立证据开示制度,防止处于取证优势地位的控诉机关的“诉讼突袭”,使庭审当中的控诉双方能“平等攻防”;贯彻言词、直接审理原则,严格限制传闻证据的证据效力,侦查讯问笔录原则上不应直接作为定罪量刑的根据;建立交叉询问规则,增强庭审中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也更有利居中裁判的法官发现疑点、查清事实;完善证人制度,确保证人、鉴定人等出庭、直接接受质询,在条件成熟时还可在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安全、经济等权益保障机制的同时增设拒证罪,确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法定义务;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和“两高”的司法解释只是规定禁止用非法的方法获得言词证据,但对非法获取的物证等其它证据的效力却没有明确,为保障人权,确保庭审平等与对抗,基于审判中心主义的要求,还是应借鉴国外做法完全确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等。

5、确保审判职能中立。在审判中心主义刑事诉讼程序结构的控、辩、审三者关系中,审判职能不仅最终决定起诉与辩护的命运,而且对诉讼程序起主导和控制作用;不仅要对被告人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作出结论,而且还要评判侦查、起诉等追诉行为和辩护行为。因此,审判职能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而裁判中立则是保证审判职能正确发挥其功能的前提。因为只有确立审判职能的中立性才能维持刑事程序的诉讼构造。如果审判职能不中立,偏向控诉或者辩护一方,刑事程序就难以保持诉讼的构造而沦为行政性程序的构造;只有审判职能中立,才能为实现诉讼公正提供必要保障,中立是公正的前提,审判职能不中立,裁判者就难以客观地作出判断,案件的实体裁判就难以实现公正,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就难以得到保障;不能中立,也就难以保持审判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因为任何偏颇的裁判,都不能使另一方口服心服,审判的威性就不能确立。

当前我国刑事诉讼要确保审判职能的中立与权威务必要在以下三个层面上狠下功夫:第一是要采取有力手段,并通过人事、财务制度的改革逐步实现法院的真正独立审判,切实提高法院在整个国家体制中的地位,使法院行使审判权时可以抵制以不同方式来自行政机关(包括侦查机关)、起诉机关、其它机关乃至上级法院的干扰。二是要在条件具备时,尽快由法院独立审判向法官个人独立审判转变,要理顺合议庭内部以及合议庭与审判委员会的关系,取消案件行政审批与请示汇报的做法,还权于合议庭和办案法官,确保审、判合一。同时可借鉴国外立法逐步确立我国法官的司法豁免制度。所谓司法豁免权是指法官在执行司法审判职能过程中所实施的行为和发表的言论享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权利,同时法官对于其在执行审判职能方面的有关事务享有免予出庭作证的权利。这一特权旨在确保法官完全独立地执行审判职能。[14]第三是要致力提高法官队伍的素质。只有培养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法官队伍才能真正确保审判职能的中立、公正与权威。在实践中要抬高法院用人门槛,严格法官任职资格和鳞选制度;加强对现有法官队伍的政治素质、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等诸方面的教育与培训;完善法官惩戒制度和错案责任追究制,抑止司法腐败;同时还应适当提高法官的福利待遇,使其收入与地位、尊严和职责相适应,以增强其荣誉感、责任感,通过“高薪养廉”从物质条件上保障其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当前法官人数有数十万,面对如此庞大的法官队伍,法官个人素质难以保证,高薪制、惩戒、管理等制度也较难落实。而事实上这支庞大的法官队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单纯从事司法行政工作的人员,并非真正的审判工作人员。因此,为确保法官的素质与独立,还应科学地界定我国法官的职数,使“法官”这一称谓名符其实,使其职业化、精英化发展。

注释:

[①] 郑禄、姜小川主编《刑事程序法学》第170页,群众出版社2001年出版。

[②] 张建伟著《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第15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③] 陈瑞华著《二十世纪中国之刑事诉讼法学》,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6期。

[④] 张建伟著《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第17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⑤] 张建伟著《刑事司法:多元价值与制度配置》第179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⑥] 于绍元主编《实用诉讼法学新词典》第5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⑦] 蒋石平《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⑧] 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⑨] 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⑩]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与对策研究》第429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11] 王国庆、李启家等译《肯尼刑法原理》第619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12] 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

[13] 蒋石平《浅论对侦查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2期。

庭审心得体会篇8

根据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开展人民法庭工作大检查的通知》要求,现将我院人民法庭的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法庭落实“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情况

我院现设有东坑、席麻湾、小河和杨桥畔4个中心法庭。近年来,各中心法庭利用贴近群众、根植于基层的特点,发挥自身信息灵、反映快、情况明等优势,及时、公正、高效地解决农村生产、生活中的纠纷,定纷止争,化解矛盾,很好地发挥前沿阵地作用。法庭审理案件在遵守审判规律的同时,在审判程序、审判形式、办案方式上采取优于基层法院的传统模式,更能体现“高效、经济、便民”理念。一是在程序选择上,法庭首选简易审判方式,优先适用即收即审的审理程序,充分体现便捷的优点。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可不做法庭调查而直接确认,原创:相互承认的事实不再举证、质证,对法庭调查和辩论不用严格划分,不受先后顺序限制,各方当事人对法律适用无意见的可不进行辩论,直接进入裁判阶段,真正做到即收即审、即审即结。二是在审判形式上,坚持“坐堂问案”与“巡回审理”相结合。“坐堂问案”是民事案件方式改革的要求,符合现代司法理念,有利于规范审判秩序,树立司法权威。法庭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须坚持和发扬巡回审理、就地办案这一优良传统。我院4个中心法庭都设有固定的巡回办案点,对当事人年老体迈,交通不便或农忙季节等当事人不便到庭的案件,本着减轻当事人的负担,减少当事人诉累的原则,深入到当事人家中或田间地头,对案件进行巡回审理、就地办案,及时化解当事人的矛盾,做到巡回审理案件与送法下乡相结合,起到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双重功效。巡回审理的办案方式,不仅为当事人提供了诉讼方便,而且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三是在办案方式上,法庭以调解为主。由于法庭地处偏僻,所在地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群众的法制观念差,诉讼意识淡薄,通过法庭调解,能加强对当事人的教育疏导,及时化解矛盾,消除纷争,维护辖区的稳定。为防止群众因民事纠纷形成的对抗,激化矛盾,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人民法庭根据审判流程管理的要求和审判工作的特点,将调解贯穿于庭前、庭中、庭后三个环节,施以不同的调解方法,使民事案件尽量调解结案或调解后撤诉结案,真正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2004年4个中心法庭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473件,审结472件,其中调撤434件,调撤率为92%;2005年共受理各类民事案件476件,调撤450件,调撤率达94.5%,所结案件实现了无超审限、无改判、无申诉、无上访,当事人反映良好。

二、人民法庭队伍建设情况

我院现有法庭工作人员25人,男23人,女2人;本科学历12人,大专学历13人;平均年龄38岁。其中东坑法庭6人,2审4书,席麻湾法庭7人,3审4书,小河法庭7人,3审4书,杨桥畔法庭5人,3审2书。法庭工作人员是法庭工作的主体,只有法庭工作人员具备了很高的政治、业务、道德素质,实现司法公正,提高法庭审判和执行效率才有根本保证。为此,我院以提高司法能力为目标,按照“公正、廉洁、文明、高效”的要求,不断加强法庭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司法公正、联系群众、甘于奉献的法庭队伍。

1、强化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我院坚持将提高法庭干警的思想政治素质置于工作首位,结合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坚持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干警头脑,使广大干警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通过学习教育,全体干警的政治意识、公正意识、大局意识和全心全意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审判独立意识、居中裁判意识、平等意识、司法文明意识和廉洁意识等现代司法理念在干警中逐步树立。

2、加强法庭的业务建设。一是加强法庭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良好业务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根基。我院积极鼓励干警参加法律业大学习和专升本教育,每年度都安排法庭的法官参加省市法院举办的各类专项培训。目前法庭干警全部达到了法律大专以上学历。通过以上措施,全面提高法官的专业理论水平,夯实了司法公正的人才基础。二是规范法庭的审判管理,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民事案件审判原则,尽最大可能地多用调解的方法化解矛盾纠纷,从源头上化解不稳定因素。

3、健全组织建设。我院4个中心法庭有党员15名,组织关系和组织生活全部隶属于县法院机关总支。4名法庭庭长的职级经过与组织部门协调,2名落实为正科级待遇,2名落实为副科级待遇。我院注重把法庭建设成为培养、锻炼和提拔人民法院干部的基地,凡新近进入法院干部,基本上都要将他们分派到法庭,磨练他们独立工作和全面管理的能力,以期全面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目前,院内部分业务庭庭长均曾经在法庭工作过较长的一段时间。

4、加强法庭的纪律作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原创:加强对法庭干警“生活圈”、“社交圈”的关注,把干警“八小时”以外的活动纳入管理视线,着力规范法官与律师之间的业内外关系,教育法庭干警遵守与律师业内外关系的有关规定。加大审判作风建设,树立良好的法官形象,坚持亲民、爱民、热情服务的工作作风;树立认真细致、扎实有效的审判作风。而且,各法庭还特别注重发挥人民法庭的窗口作用,协调与辖区党委、政府的关系,坚持与县法院保持一致,严格按照《法官法》、《法官行为准则》的标准要求自己,坚持他律和自律相结合,恪守审判纪律,崇尚文明司法,树立司法诚信,杜绝办“三案”。

三、人民法庭的物质装备情况

近年来,在上级法院和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院人民法庭的物质装备虽然得到了改善,4个法庭均已各配备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普通型桑塔纳公务车一辆。但是,4个中心法庭均无的办公场所,远不能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

无法庭专项建设经费。

四、人民法庭在其他工作方面取得的好经验和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一)好的经验和做法

1.充分依靠辖区党委政府的支持,积极参加辖区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和辖区镇村组织保持畅通和经常性的联系,营造良好的辖区法治环境;

2.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和他们保持血肉相连的联系,方便快捷地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涉农案件,注重办案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3.坚持以案释法,加强对基层组织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和指导,一边办案,一边普及法律知识,办好一案,影响一片,为构建和谐辖区不懈努力。

(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1.法庭案多人少,审判力量不够,没有法警,人员配备不到位;

2.法院干警待遇普遍太低,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3.法官培训充电的机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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