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心得体会范文

论语心得体会篇1

通过学习于丹教授《论语》的这本书后，我深受启发。于丹教授的讲课，剖析现代社会人们的为人，处世的方法和道德，告诉我们既是人们身边所发生的日常琐事，也是最简单的真谛，《论语》中把天比做理想主义，地比做现实主义，天、地、人和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每一个人把自己容入大自然，因势利道，不断学习，内心充满快乐，宽容，整个社会才能和谐。

讲到处世之道，我深有体会。记得在我遇到麻烦和问题时，也曾痛苦过，曾徬徨过，不知道该怎么办，干什么都感到没意思，整天提不起精神，但是时间或许能够减轻痛苦，等过了一段时间想开了，既然痛苦不能解决问题，每天痛苦也是活，开心也是活，为什么不能每天开心点呢。人的一生难免要遇到挫折和磨难，怎样来面对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不幸呢？于丹教授告诉了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她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如果你无力改变，那就努力去适应它。

为人处世也是一样，应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在工作中，对待同事，要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互帮互助。家庭中，长辈、家属、亲戚之间，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不要抑郁于胸，要学会自己劝自己，想开些，就像人所言；你心量有多大，就有多大的福气。所以何必计较那么多呢？一种遗憾，可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如印度诗人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承认现实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只有工作上往上比，才会看到自己的不足，生活上往下看，才会得到满足，不会去攀比。平淡的生活，足以滋养世人。看于丹《论语》体会到的是，《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又是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朋友，它是一个映射着我们道德情操、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现代生活匆匆的路途上，多一份艺术和智慧，多一份清凉与闲暇，多一份享受生活馈赠的心情。

总之，在当今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社会潮流中读于丹的论语心得，真的能给人以心灵净化，如一丝清泉沁人心脾，让人陶醉，给人以启迪。

论语心得体会篇2

子游说：“是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论语-里仁》）如果没事总跟在国君旁边，虽表示亲近，但离自己招致羞辱不远了；有事没事总跟在朋友旁边，虽然看起来亲密，但离你们俩疏远也就不远了。《豪猪的哲学》也说明了这个道理。那怎样与朋友相处？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勿自辱焉。”（《论语-颜回》）“花未全开月未圆”，朋友之道，亲人之道，稍微留一点分寸，得到的往往是海阔天空。孔子提倡“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其前提“在其位，谋其政”：1、原则。子曰：“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逋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处理事情，没有远近、亲疏，一切按道义行事。2、方式。重“行”，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多思、多想、多听、多看、谨言、慎行）做事情要考虑后果。其次要注重礼节。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好好修练自己，保持严肃恭敬的态度，再想法让别人安乐，并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的生活。连尧、舜都发愁没做好，难道还不够君子么。

读于丹《论语》心得有感

于丹教授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把孔子的《论语》诠释给世人，使我们能够领悟到《论语》传递的朴素的、温暖的生活态度，真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她从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和人生之道这七个方面分别阐述，用很多生动的耐人寻味的例子来诠释了《论语》的真谛，那就是怎么样才能过上心灵所需的那种快乐生活！

于丹教授在此书中是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灰色的孔子一旦链接了这个多彩的世界，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看完这本书真的是受益匪浅，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但每个人理解的程度不同，感受也会不同，我的理解就是教导世人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做人的起点就是要有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与人为善、修身养性，做好自我。

人的一生难免遇到挫折和磨难，怎么样来面对生活给自己带来的不幸？于丹教授给我们讲述的《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她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别人，其实是给自己留下来一片海阔天空。对于我们来说，大的就是工作中，小的就是家庭中，同事之间、夫妻之间，一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不要抑郁于胸，要学会自己劝自己，想开些，何必计较那么多呢？第二个态度是，要尽可能地用自己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一种遗憾，可以被放得很大很大，放大遗憾的后果是什么呢？那就将如印度诗哲泰戈尔所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星星了。”承认现实的不足之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这种不足，这就是《论语》告诉我们对待生活缺憾的态度。

在处世之道中，于丹教授解析了孔子提倡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隐含着就是“在其位要谋其政”。在工作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做好本职工作是前提，社会是一所大学校，要想在工作中有所作为，真正的胜任本职工作，就要多听、多想、多看、多思、谨言慎行，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结合别人的间接经验才会使自己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孔子所言的“修已以安百姓”那样的一种高尚的信仰、情怀和社会担当，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是没有能力顾及，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始于足下，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份内的事，那么整个集体就是一个和谐的集体，是一个积极向上的集体。

于丹教授在交友之道中对“益者三友”及“损者三友”进行了深刻的详细的解释，其内涵令人思考！人生难得一知已，特别是在当今社会，物欲横流，金钱、地位等是一些人衡量交友的标准，其实交什么样的朋友，怎样与朋友相处，考验的是我们的眼光和智慧，我们读论语，听于丹讲论语，从中学习到的是一种审视、明辨的能力，是宽容、不为己甚的态度。选择一个朋友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能够选择什么样的朋友，先要看自己配交什么样的朋友，自己站在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坐标上，只有自己有良好的修养才是交到好朋友的前提，交到好朋友等于给自己的打开了一个友善的世界，能够让自己的人生具有光彩。

在人生之道中，于丹教授说：“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也就把这段生命镌刻成了一个样子，它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短暂的一生活得有价值，那就是要多学习，从书本上学，从社会上学，从小学到老，其实就是学习一种把握幸福的能力。孔子所言的从十五到七十的人生历程，每个阶段都是可以参照的一面镜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压力的增大，怎么样才能有一颗从容淡定的心，那需要的是一种修炼，需要的是学会舍弃，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岗位，都有一种无愧的交待。

看于丹解《论语》体会到的是，《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他是一个循循善诱的老师，又是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朋友，它是一个映射着我们道德情操、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在现代生活匆匆的路途上，多一份艺术和智慧，多一份清凉与闲暇，多一份享受生活馈赠的心情。

论语心得体会篇3

《道德经》强调要尊重自然法则，顺势而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就是规律，规律从自然而来，只有遵循自然法则，人才能有所为。违背了自然规律，必然会受到惩罚。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到今天才被大家认识。教育也是这样，只有遵循教育规律，遵循儿童成长的规律，顺其天性，因材施教，才有成效。下面由小编来给大家分享，欢迎大家参阅。

道德经心得1《道德经》，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从这部人类文明史上的智慧宝典中汲取治国安民、修身养性、立人处世的精髓。

当今社会科学发达，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越来越殷实，而精神财富却越来越贫乏，道德沦丧的现象日益严重。“堂堂正正做人，踏踏踏实实工作”的呼声日益强烈。物欲横流的现实生活中，如何去面对金钱、地位、美色的诱惑呢?我们同样可以在《道德经》这部圣典中找出答案，那就是要求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和家庭中注重守静处世，清静自省，尽心本职!

既然我们个体十分渺小，力量十分微弱，人生十分短暂，我们何不端正心态呢?静心、净心、尽心就是人们的三个不同心态层面。静心:静安人生坐标;净心:净处人生方向;尽心:尽展人生作为。

静心，静安人生坐标。

老子以“清静为天下正”，“清静无为”为修道之本。《道德经》十六章云:“致虚极，守静笃。”强调了致虚守静的修养。“致虚”就是要消除心灵的蔽障和理清混乱的心智活动，而后才能“守静”，通过“静”的工夫，深蓄厚养洞察力，才会“知常”，逢凶化吉。

老子之后，庄子强调少私寡欲，以静养神，这是道教静中养生的思想理念。

“静心”，才能“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静心，才不受名利得失困扰，不因进退去留而影响;静心，才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

总之，静心是安心工作之本。人们的心境达到虚静的状态，才会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才会在社会中、生活中、工作中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净心，净处人生方向。

“净者，不污也”，天地万物之间，洁净不染，就是“不染”。“不染”的含义很广泛，老子《道德经》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意思是说五彩缤纷的世界使人眼花缭乱，各种各样的声音使人震耳欲聋，美味佳肴使人馋涎欲滴，纵横驰骋的心灵使人心态若狂，拥有贵重难得的货物使人心惊胆寒。就从视、听、味、嗅、触、物六方面形象勾划了人们因贪婪而染色、染音、染味、染心、染身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故后人云:六根清净、一尘不染。意在教人约束，收敛人们的贪欲之心。

道德经心得2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道可道，非常道”、“上善若水”、“无为而无不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经典名句，它们都出自《道德经》。这些智慧能量满满的文字，渗透在中华文化中传递千年，历久弥新，哪怕随手翻出来一两句琢磨一下，都能有所收获，这就是《道德经》的魅力所在。

无为，是《道德经》的核心思想之一。历史上也曾有很多解读认为无为的思想过于消极，是不思进取。其实，老子倡导的无为并非目的，而是一种常人很难企及的状态，是“为”到极致才能达到的“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这种“为”与“无为”之间的转化就像阴阳两极的关系，是辩证的客关规律。

大家都知道，金茂上海环沪事业部有着非常好的跑步文化，偶尔设置一些小激励，每周完成3次5KM以上跑步打卡任务，可以获取精美小礼物。从“为”的角度来看，单次5KM对于不常锻炼的人来说是需要一点毅力来完成的，如果要追求速度，那更需要下一番功夫才行;但对于跑半马甚至全马的大神级人物来说，完成单次5KM不在话下，就像普通人走路一样，不用刻意，轻松完成，那么这种状态就有点接近“无为”了。

又比如，我们地产开发是一个综合性很强、涉猎面很广的行业，由于工作中交集繁多复杂，所以对流程的规范性要求也很高。大家都走过流程，很多流程第一次走，不是因为?a href='//xuexila.com/aihao/zhongzhi/' target='_blank'>种植缓瞎娣抖淮蚧兀褪怯捎谙呦鹿低ú坏轿欢贾伦卟幌氯ィ行┥晕⒏丛拥牧鞒桃锤础罢厶凇保桃舛拔保拍芡ü笈?a href='//xuexila.com/duhougan/' target='_blank'>读后感·随着工作熟练度的增加，我们走流程前已经懂得做好线下沟通，流程规范也早就心中有数。这时，走流程这项工作不再需要刻意而“为”就可以顺利完成，这种工作状态也可以说是离“无为”近了一点。

结合上面的小案例我们更容易理解，老子倡导的“无为”，是“为”到极致才能到达的一种境界，俗语中的“熟能生巧”、哲学三大辩证法规律中的“量变引起质变”理论也都具有类似的概念，这些概念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具备这种能力的状态。

所以，《道德经》带给我们的不是虚无缥缈的消极不作为，而是向世人揭示一种客关规律，对人的作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目标——无为而无不为。

道德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标志，关于道德问题前人有很多思考，下面我想谈谈自己对道德问题的一点感悟。

道德与本性

关于道德与本性，先秦时代就有三种不同的论断：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以及告子的性不善不恶论。探究这三种观点的不同主要是在于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三种观点都有片面性，但也有可取之处。

我以为论本性无分善恶，同情、怜悯、嫉妒、残暴等等都包含于人性之中，只是有些本性更容易导向善的方面而有些却很难。所以，道德的形成要有一个导向善的助力，这个助力就是教育。

道德与教育

原始氏族社会是否存在着道德的意识?这个问题是复杂的，氏族社会的基础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而原始社会是以群居为生存形态。氏族社会的首领是德律的一种权威，原始人无鉴别的能力，有一种群体从众的心理，这正是道德的一种强制性。而这种强制性的接受会使人在道德权威的阴影下形成一种固守旧俗的状态。

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教育，教育程度越高对道德的重视程度越高，对道德的认识更清楚，向上的善念也会越多，从而产生与时俱进的新道德。

道德的内在精神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对于道德的界定也不同，所以把风俗、习惯或是外在因素作为判断道德的标准是不确切的。虽然道德的外在充满不确定因素，但道德内在的原理与精神是确定的，即道德要适应时代环境，道德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利。

情绪是推动个人道德发展的动力。孔子曾说过：“克己复礼”，克己实则是对自我情绪的一种节制，但这种节制并不等于完全的压抑与消灭情绪，而是要把坏情绪转化为好的情绪。

情绪也分为个人情绪与社会情绪，在群体压力下个人情绪可能会受到社会情绪的影响，如果完全放弃个人情绪而遵从社会情绪，那么社会就不会发展。正如杜威说的：“文明进化的历史是特立独行之英雄的历史。”

过度的私心和欲望是道德发展的阻力。

每个人都有私心和欲望，过度的自私和欲求会破坏道德的发展，但适当的私心与欲望是道德发展的动力。比如你现在帮助一个人，表面上是出于你对她的同情，其实潜意识里你是有私心的，如果当自己陷入困境的时候，希望受自己帮助的人也会给予同样帮助，这是一种互助的私心。

道德经心得3《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又称《老子》，被道教作为重要经典收入道藏。共81章，分上、下篇。此刻通行本上篇言道，下篇言德。其中有不少和生活有关的处世哲理，乍眼一看不觉什么，当真的去结合生活中那些或大或小的经历，才感到哪份如--般的玄奥。

道德经虽不长，却也有很多的方面，哲学、政治、军事及人生诸方面都有不少的论述，自我多少能理解的，能产生感悟的，其实并不多，道德经给我最大得感悟，便是在它的一个“虚”字。就好像数学中的0一样，讲究的是处下，是低调，是一无所有，其实却意味着∞的存在，有句话叫机会只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虚”便是这样的一种准备状态，手上不固执的占有什么，才能随时拿起什么。

当0做为分母时，整个式子的结果便是∞。它告诉我们生活要留有空隙，以坚持灵动，就像画画留白一样，一幅画的成功，不在于它画出了什么，而在于它没画出什么，在于它隐含了什么，同样，一次人生的珍贵，不再于一个固定的形式，路线，而在于，再于那存在于未来不可琢磨变数，那份能经过自我不断奋斗而产生的改变。。。

诸多经典，若是每一天都翻来覆去的看，纵然熟悉，却也会有枯燥，放下，再拿起，才是趣味无穷，小别胜新婚。对于道德经，犹有这种感觉。

道德经心得4一本《道德经》，一生做人的智慧。

做一个真实的人：人的一生，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的人能说会道，有的人不善言辞。有的人甜言蜜语信手拈来，有的人沉默寡言却内涵丰富。说着悦耳动听却不走心的话远远比不过说着逆耳忠言却溢满关怀的语言来的动听。"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正是说明了与其华而不实，不如朴实无华。由衷而出的信言远远好过满嘴奉承的美言。做一个真实的人，求真务实，实事求是。

做一个善良的人：公道自在人心，善良的人不辩解，以理服人才是他们的追求。花言巧语善辩之人一味辩解，忠厚老实善良之人从不诡辩。一个人越强调什么越说明他内心缺少什么，越是解释越是掩饰。"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与其强词夺理，不如以理服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忠厚老实，以理服人。

做一个聪明的人：脑袋聪明的人知识大都不怎么渊博，因为他们觉得聪明就是资本。知识渊博的人都不怎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脑袋聪明不如内心聪明。睿智高于聪明。与其聪明没有内涵，不如有内涵地活的聪明。而"明"就告诉我们要有一颗洞察世事的心，自明，明他，明事，明礼，明人生。而这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自明，只有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怎样做正确，才能内心明达而自明明他。"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多涉猎多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使人睿智使人聪明使人深刻。做个聪明的人，明明德，明归止。

做一个懂得奉献和付出的人。给予是一种美德，奉献是一种品质。一味的索取只会让人生之路越走越窄。虽然奉献有可能失去些什么，但是人总要明白有时候失去是另一种方式地得到。可能失去了"物质"，但是却赢得了"精神"，给予的帮助越多，得到的内心满足感越多。读书笔记当然奉献与付出不是毫无保留地，一味的付出不计回报并不是可取的。懂得付出和奉献的度，适可而止就好。做一个懂奉献的人，乐于助人，温暖他人。

做一个为而不争的人，顺其自然，踏踏实实，努力过就好，要明白“越努力越幸运”，但也要懂得非己莫强求。得到了好好珍惜，得不到不去强求，失去了顺其自然，快乐就好……

安静中体会生命的美好，修养自己，如此安好……

道德经心得5我们一直在寻找适合中国的现代社会人际关系，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研究出最完美的的社会人文构造了，只是没多少人去钻研罢了。

——题记

老子在《道德经》留下了许多治理国家的方法，或许有些人认为老子有愚民主义的方向，但在我看来并非如此，而是老子毕生摸索出了完美的社会模型。

在《道德经》第八章中，老子首先提出上善若水的思想，老子善用一些生活中常见，而又不会引起争议的事物来引喻一种态度或表达一种道理，如同天、地、人、万物。老子谈水，不谈水对人或万物的帮助，而独辟新径地谈论起了水的“不争”，水是世界上最柔和的事物，就算有东西挡住了它，它会从它的周边流去，而不会与事物本身相争持;它不论最后通往何处，哪里有路它就会往哪里去，或许通往地狱，亦或许一去不返，但它依然义无反顾。文末有一句话：“夫唯不争，故无忧。”因为你什么也不去争，自然什么也不会失去，这里的不争绝非不思进了，而是善于谦让，在同等机会下让利于他人，或自知不如而退让。其实到最后，你依然会得利，因为不争，所以多了许多朋友，就有了更多得利的机会，正是“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试问，若所有人都能做到“不争”，那社会又如何能不和谐，天下又怎会不安定呢?人们不去争利，互相谦让尊重，又如何建立起隔阂。社会学中提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构造，一种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另一种是个性感性导致集体理性。似乎比起理性而言，感性是个贬义词，但试想，所有人都想着自己手头的那点利益时，都想着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更大的利益，在中国社会中这种现象叫做“坑”式欺诈，而这样一个个体理理性的社会，它的最终集体显现出的形态便是集体混乱。但若如同老子所言，每个人都去谦让，或许有人称之为迂腐，有人称之为愚笨，但最后所呈现的却一定是一个和谐的集体。

打个比方，若是每个人都是一块棱角分明的石头，都想着去碰撞对方以得到更大的地盘，那么到了最后，我们只能剩下一盘乱石散沙，杂乱地分布在各个角落;若是每个人都像是一股细流，或许在碰到石头时会被一分为二，甚至散落各处，但当它们汇聚在一起时，但是无人可挡的奔腾巨流。而这样的两种社会相遇，孰胜孰负一目了然。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国属于经验社会，它最宝贵的资源便是老祖宗留下的知识，知识的惟一载体便是书籍，但许多中国人不愿去承接这些遗产，因为它们太过博大，而这对于一个没有凝结出成体系的科学方法论的国家无疑是一件可怕的现象。

论语心得体会篇4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习总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LANTOLFJP，THORNE SL.Sociocultural Theory and the Gebesis of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2]WATSON K A，NEILSEN s.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SLA[M]//DOUGHTY c J，LONG M H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Blackwell，2003.

[3]VYGOTSKY L s. Mind in society[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 Pre％1978.

[4]俞洪亮《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导读[M]//BOXER D，COHENAD口头话语分析与第二语言习得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

[5]高一虹，周燕习得社会心理研究：心理学派与社会文化学派[J].外语学刊，2009(1)：123-128.

[6]SCHIEFFELINB，OCHSE Language socialization[J].AnnualReviewofAnthropology，1986(15)：163-169.

[7]BRONERM，TARONEE Is it fun?Language play in fifth gradeSpanishimmersion classroom[J].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2001，85(3)：363-379.

[8]K1NGINERC，Defining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rnent in US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J].Applied Linguistics，2002，23(2)：240-261

[9]ELLIS R.Task-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Oxford：Oxford Univenity Press，2003.

[10]WATSON—GEGEO K A Mind，language and.epistemology：Towards alanguage socialization paradigm for SLA[C]//Plenary Address presentedat PacSLRF，Honolulu，October，2001.

[11]ZUENGLERJ，COLE K Language soclalizatio and second languagelearning LM]// HINKEL E Handbook of Research m SecondLanguageTeachingandLearning.Mahawah：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2005.

[12]CHOMSKYN，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M].Dordrecht：Foils，1981.

[13]ANDERSON J.The Architecture of Cognition[M].Mass：HarvardUniversity Press，1983.

[14]KASPER G“A”stands for acquisition：a response to Firth and Wagner[J].TheModemLanguageJournM，1997，81(3)：307-312.

[15]李霞，兰英基于社会文化学派理论的第二语言学习观及其述评[J].国外外语教学，2007(2)：54-61.

[16]KRASHEN S.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M].London：Longman，1985.

论语心得体会篇5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社会文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社会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文化理论发展伊始，心理语言学的主流理论是行为主义，研究重点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词）的加工过程；到了6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心理学家乔治•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独立的语言单位，研究重点是语言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和输出。里昂且夫认为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学，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一代的学者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感兴趣。前两代的学者们显然都没有关注语言的意义，也没有对语言作为符号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维等问题展开研究；而且在对个体的研究上，前两代心理学学者不仅将个体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通常还会脱离实际交际过程，个体之间的交际被简化为复制性的从说者到听者的信息转移，即说者输出的信息，会被听者以完全一样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倾向于心理学研究，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焦点也从原来的对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转移到了交际和思维过程的心理学分析。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结语

根据以上论述，由维果斯基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预示着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学理念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上，所有学生参与的语言学习活动都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教师处于核心地位，指挥学习活动的实施，因而课堂上很少能观察到互动式教学。加里莫和萨普认为，最有效的教学出现在课堂以外的社会化背景，如员工培训课程、母婴之间的交流等。从这些非课堂教学背景中的“教—学”互动中，教师们不难发现互动教学原则对语言习得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保证参与性、互动性教学原则顺利实施的最佳指导理论。而教师则可以在教学中设计互动性任务、为学生创建有效的英语学习社会文化环境。值得关注的是，任何教育理论都必须能够指导教学，如果教育系统中的制度体系不进行彻底的管理模式的改革，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的互动式教学就无法实现。目前社会文化理论相关的研究主要在课堂以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对正式课堂教学中如何应用社会文化理论理论的策略还在探索当中，尚未成为主要关注点，因此社会文化理论为外语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综上所述，社会文化理论作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和当代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全新理念，决定了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一方向的研究不仅为二语习得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还提供了新的研究理念。二语习得视角下的研究为弥补传统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了新的策略，如文中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下新型的任务型教学法理念，这给予了外语教学以新的启示，也给当代外语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在国际上以社会文化理论理论指导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在中国相关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笔者希望通过以上阐述为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为外语教育的深化改革开辟新的视角。

论语心得体会篇6

现当代心灵哲学中，还原物理主义认为所有存在的东西都是物理的，既不存在不同于物质实体的精神实体，也不存在不能还原为物理属性的心理属性。既然不存在非物理的属性、过程和实在，那么是不是完善的物理科学就足以完整地解释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物理世界呢？换句话说就是，物理世界还需要心理语言吗？

根据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我们可以将哲学家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取消主义和反取消主义。取消主义立场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方面，由于不存在与心理语言相对应的精神实体、心理属性和状态，心理语言实际上是没有指称的空概念，因此它们将像“以太”和“燃素”一样面临着被取消的命运；另一方面，完备的物理理论及这种理论所使用的客观语言——物理语言将会对这个世界作出完整的解释，作为主观语言的心理语言毋需存在。反取消主义者们则旗帜鲜明地主张，心理语言是物理世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能被取消掉。哲学家们在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进行辩护时采用了三条不同的路线：一是丹尼特基于心理语言在解释和预测上的有效性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进行辩护；二是费格尔、蒯因通过为心理语言的存在寻求本体论来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进行辩护；三是豪厄尔的主观物理主义所倡导的认识论辩护路线。本文主要侧重于后两者进行探讨。

一、费格尔的双重语言论

如果哲学家们像取消主义那样主张心灵主义术语是没有指称的空概念的话，就会认为心身问题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在费格尔看来，心身问题并不是一个假问题，它需要哲学家和科学家分工协作、共同努力。他认为，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心理状态和中枢神经系统中的事件和过程之间的相关性提供经验的说明，科学已经能够得出“心理状态和神经生理的过程模式之间是一一（或至少是一多）对应关系。沃尔夫冈·柯勒、阿德里安、彭菲尔德、赫布、麦克洛奇等人的研究强有力地证明了现象领域的心理状态和大脑中的中枢神经过程的对应关系。”① 而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彻底澄清“主观”和“客观”、“心理空间”和“物理空间”、“意向性”、“目的性”等等这样一些传统的哲学术语，特别是要批判性地反思术语“心理的”和“物理的”的各种意义②。

在综合科学和哲学成果的基础上，费格尔提出了关于心身关系的新主张——双重语言论。双重语言论包含三个基本主张：

第一，只存在一种实在，这就是物理实在，但我们可以用两种语言来描述。“这种实在出现在了两种不同的概念系统的描述中，一种是物理学的概念系统，另一种是现象学心理学的概念系统（在我看来，这种概念系统仅仅适合于我们这个世界中相当小的一部分）”③。

第二，心理语言不能被取消，心理术语并不是没有指称的空概念，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拥有共同的指称。费格尔认为，虽然不存在与物理实在相异的心理实在与心理术语相对应，但是这并不等于心灵主义术语应该被取消掉，因为这些心灵主义术语实际上指称的就是物理实在。因为某些高级动物所具有的心理状态实际上同一于神经过程，“某些神经生理学术语所指的（指向的）东西和某些现象学术语所指的（指向的）东西是完全相同的事件”④，即“心理”状态或事件是内省语言中现象学术语的指称，同时也是某些神经生理语言术语的指称。如果一个生理学家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并配备了优良的仪器和设备，他就能够检测到大脑中的过程并完整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研究”（项目编号：08CZX014）和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唯物主义与二元论在西方心灵哲学中的当展”（项目编号：OGJA720011）的阶段性成果。

地描述它们，然后，他就能够用神经生理学的语言来清楚地阐述他的发现，他甚至能够提供利用原子和亚原子概念所作出的完整的微观物理的陈述 ⑤。

第三，心理语言不能转译或还原为物理语言，因为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在描述同一神经过程时具有不同的意义。既然心理描述和物理描述是指称同一的，都是对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过程和状态的描述，便很容易顺理成章地得出心理描述可以还原或转译为物理描述的结论。然而在费格尔看来并非如此。“利用弗雷格关于意义和指称的区分，神经生理学术语和相应的现象学术语尽管它们具有相同的指称，但在意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的。”⑥描述神经过程的概念比相应的心理概念意义要丰富得多。神经生理学概念指的是结构复杂的神经元放电模式，而心理学术语仅仅指的是现象界里那些简单的质或关系。

简言之，费格尔的双重语言论主张：我们不仅需要用物理语言来描述这个世界，还需要用心理语言来描述。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是有本体论上的根据的，即心理语言是有指称的，它和物理语言拥有共同的指称，都指称的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的过程和状态，从而将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在指称上统一起来；不仅如此，他还借鉴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认为心理语言虽然和物理语言在指称上是同一的，但是在意义上却是对立的，并藉此为心理语言的非还原性提供了辩护。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费格尔首倡的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和非还原性寻求本体论根据的辩护路线得到了蒯因的积极响应。

二、蒯因的概念二元论

针对心理语言、物理语言与实在的关系问题，蒯因继承了双重语言论的实体一元论、语言二元论和语言共同指称论，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上溯性和下延性拓展，发展出了概念二元论。

我们先来看看蒯因的上溯性工作，即对心理语言何以能够与物理语言指称同一的论证。蒯因通过分析我们习得心灵主义术语的过程，来揭示心灵主义术语何以指称的就是物理主义术语指称的对象——大脑内部的神经过程和状态。在蒯因看来，习得语言是一种社会技能，个体是通过社会的反复灌输学会使用一个词的⑦。蒯因把心灵主义术语习得的方法称为实指法（ostension）。通过实指法学习就是学会将听到的词语和同时被观察到的对象或状态联系起来。这种学习不依赖于在先的语言学习。我们又是怎样学习到心灵主义的术语的呢？“所有关于某人心理生活的谈论都预先假定了外部指称，当我们将会有心理状态时我们内省一下这些状态，我们是怎样知道我们将它们称为什么的？我们怎样学会将我们的焦虑称为焦虑、将我们的隐隐的痛称为隐隐的痛、将我们的高兴称为高兴、将我们的意识称为意识的？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什么？显然，答案就是，这些术语的运用是基于公开的可观察的症状：身体状态的完全的身体症状，心灵也是如此。某人观察到我的高兴或焦虑表情，或许是观察到了使人高兴的或使人受到威胁的情形本身，或者是听到我谈论它，然后使用词语‘高兴’或者是‘焦虑’。经过类似的几次训练之后，我发现我自己能将这些词汇运用到我的某些后继的没有外部标志的状态上，除了我自己对这些状态的报告之外。如果一开始没有这些外在的标志的话，心灵主义的术语根本就不可能被学会。将这些心灵主义的术语运用到身体的状态只是将它们放回到它们一开始就属于的地方。”⑧ 换言之，在我们所处的物理世界中，将心灵主义术语的指称定位到神经过程只不过是让心灵主义术语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人们在习得心理概念的时候，心理概念本身指称的就是身体的状态，因此，心灵主义术语和物理主义术语指称就是同一的，简言之，心即是脑。因此，蒯因通过对心灵主义术语起源的追踪，为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具有共同的指称提供了辩护。

我们再来看蒯因的下延性工作，即对心理语言的非还原性的原因分析的拓展。蒯因虽然认为意识就是身体的状态，但并不认为心灵主义术语是可以被还原为物理主义术语甚至是可以被取消的。在“心即是脑”的实体一元论图景之下，我们仍将会继续使用心灵主义术语，只不过我们将它们解释为“是指称那些身体状态的。我们甚至继续将这种状态说成是心理状态。唯一的变化是，我们认为心理状态就是身体的状态，不是另外的实体——心灵的状态”⑨。但即便我们了解了神经机制的所有细节，我们也不能将心灵主义术语翻译为神经学的解剖学或生物化学术语。心灵主义术语不能转译为物理主义术语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心灵主义术语与物理主义术语对事件进行的分类并非一一对应。根据蒯因的观点，心理状态就是身体的一种状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神经状态，某人关于维也纳的想法中的每一个个别事件——比如说“想到维也纳”——都是神经事件。目前公众的一般看法是，只要我们对这个个别事件的发生机制有足够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用严格的神经学词汇来描述这个事件，这里的“严格的神经学词汇”指的是不包含任何心灵主义术语的物理主义词汇。蒯因认为，即便是我们能用严格的神经学术语来描述这样一个个别事件，我们也并不能将“想到维也纳”这样一个心灵主义的术语翻译为神经学词汇，尽管心理事件在本体论上是物理的，但是心理语言对事件进行分类的方式与生理学术语（或者是神经学术语）对事件进行分类的方式并非一一对应。

第二，物理主义术语的习得和掌握取决于心灵主义术语的掌握，两者之间无法互相转译。蒯因认为，习得观察句是我们掌握语言的起点，而对观察句的习得却依赖于我们对心灵主义术语的掌握。所谓观察句，指的是对外在事件或情况的报告，有些观察句是物理主义的句子，比如“下雨了”；有些观察句则是心灵主义的句子，如“汤姆感到天下雨了”。在蒯因看来，我们跟着别人学习物理主义的观察句时就特别依赖于别人的猜测能力，在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中，这些教我们的人要不断猜测我们正在获得与我们要学习的观察句相匹配的感知。因此，语言的学习就是通过不断运用‘x感到p’（这里‘p’代表一个观察句）这样一个心灵主义习语的观察句来完成。以汤姆跟玛莎学习“下雨了”这个句子为例，玛莎要教会汤姆“天下雨”这样一个物理主义的观察句的话，她必须在感觉到汤姆观察到与这个句子相匹配的现象时鼓励汤姆说出这个句子，而在感觉到他观察的现象与这个句子不相匹配时不鼓励他说出这个句子。即“汤姆对‘下雨了’这个物理学意义上的句子的掌握取决于玛莎对‘汤姆感到下雨了’这个心灵主义的句子的掌握”⑩。而人们对这种心灵主义语汇的掌握和语言一样悠久。

第三，心灵主义术语在指称神经过程时，只是一种偶然的对应关系。仍以汤姆对下雨的感知为例，蒯因认为汤姆每次对下雨的感知都是一个短暂的神经事件，而且汤姆每次对下雨的感知都有可能是不同的事件，这种不同不仅仅是表现在事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而且有可能对应着的是不同的神经。汤姆对下雨的感知构成了一个事件类，这个事件类也许是由成分完全不同的要素构成的，即便是我们对这些相关事实有了足够清楚的了解，我们也不能用神经学的术语从神经活动方面来描述“汤姆感觉到下雨”这样一个心理事件 {11}。

在蒯因看来，我们不仅不能将心灵主义术语转译为物理主义术语，更不能取消它们。因为在还不知道神经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心灵主义术语将一个状态从另外一个状态中区分出来。心灵主义术语不仅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补充自然科学，而且对于社会科学和我们日常交往都必不可少 {12}。

蒯因在费格尔辩护工作的基础上进行了上溯与下延，拓展了费格尔关于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共指称的论证和心理语言非还原的原因分析，使得这种由费格尔开创的本体论辩护思路更趋完整。

三、豪厄尔的主观物理主义

对于回答物理世界为何需要心理语言这个问题来说，费格尔的双重语言论和蒯因的概念二元论是从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寻求本体论上的根据着手，而豪厄尔提出的主观物理主义则试图从认识论角度为心理语言的存在提供辩护。

在豪厄尔看来，心身问题之所以产生是源于这样两个表面看来似乎相互冲突的直觉：一方面，多姿多彩的有意识心理将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其他部分区分开来；另一方面，物理规律却告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基本物理粒子构成的，有意识心理并不“特殊”，它的构成和其他所有东西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这又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像我们这样的生物并不理所当然地在世界的本体论框架中占据令人骄傲的位置{13}。对于有意识生物来说，第一个直觉好像是不可否认的，如果要否认第二个直觉即否认世界的物理统一性的话，则又违背了自然主义的精神，而随着科学的进步自然主义精神似乎日益无从反驳。这样，我们就很难将我们和我们之外的世界在构造上的连续性和由于意识的出现所带来的令人吃惊的不连续性协调起来 {14}。

由此看来，有意识心理的出现让我们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我们承认有意识心理也是物理状态的话，就不能彰显有意识心理的特殊性，不利于我们确信自己在世界中的独尊地位；可假如我们否认有意识心理是物理状态的话，则会破坏世界的物理统一性原则，导致世界的本体论出现裂隙。豪厄尔认为，这种两难局面的出现，是因为混淆了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所致。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的混淆常常会促使我们犯下两种常见的错误：一是当我们使用现象学术语来描述世界的时候，往往会假定非物理的属性、状态和实体的存在，实体二元论和属性二元论就是犯了这类错误；二是我们通常会根据物理理论在解释上的不完备性推导出物理世界的不完备性，而事实上物理理论在解释上的不完备性并不蕴涵物理世界的不完备性，内格尔的“成为蝙蝠可能会像什么”和杰克逊的“知识论证”就是犯了这类错误，他们都试图通过论证物理知识的不完备性来论证存在着非物理的东西。

而要摆脱这样一种两难困境，则需要在形而上学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豪厄尔倡导的主观物理主义就是这种努力的尝试，他的主观物理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本体论上来说，物理世界是完备的，不存在非物理的属性、状态、过程和实体；但有些物理状态是主观的，我们就是这类具有主观状态的生物，而具有主观状态的生物并不是由非物理的东西构成的，仍然是由物理的东西构成的 {15}。

第二，从认识论上来说，我们可以用客观的、科学的物理理论来描述物理世界，不存在不能用物理语言描述的属性、状态或过程；但是物理理论在解释上具有不完备性，没有客观理论能够完整地或彻底地描述这个世界，即便是完备的物理学理论也不能完整地描述这个世界，因为对于主观的物理状态，如果不凭借有意识经验和客观的物理描述对它们进行主观地理解，它们就不可能被完全理解。这里的“主观”意思是必须要经由主体亲历，这种状态只有在主体具有这些状态时才能被主体完全理解，然后以客观语言和现象学的语言加以描述，对这种主观物理状态的理解和描述才算是完备的 {16}。

第三，有意识心理在本体论层面属于物理状态，那些被冠以有意识经验之名的属性（比如感受性质等）都是物理的，但这种物理状态又是主观的，不能仅仅按照我们通常理解物理状态的那些方式来理解它们，因为，物理语言对这种状态的描述是不完备的。这种状态只有经由主体经验，用主观的、现象学的心理语言并结合客观语言加以描述，才能获得对这种物理状态的完备的把握，它们不同于完备物理学中提及的任何属性 {17}。

豪厄尔的主观物理主义的可理解性依赖于形而上学和认识论的区分，“物理主义”是本体论上的要求，“主观”则是认识论上的要求。在主观物理主义的语境之下，上述两个直觉就不再是互相矛盾的了：根据主观物理主义，我们的世界完全是物理的，有意识心理也是物理状态，这就坚持了世界的物理统一性原则；但这种状态又具有主观性，即只有主体亲历这种状态，才能获得对这种状态的完备的理解，才能用现象学语言和物理语言对这种状态加以完备的描述，这种状态也就具有了物理世界其余部分所不具有的属性，保持了意识心理的独特性。

豪厄尔的主观物理主义要求在心身问题的解决当中要求区分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在维护世界的物理统一性原则的前提下，对有意识心理的主观性的强调，在客观上论证了物理世界中心理语言的不可或缺性，因为即便是完备的物理学也无法完整地理解和描述这样一种主观的物理状态，对这类主观的物理状态的理解或描述都离不开心理语言，从而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提供了辩护。不过他的辩护与费格尔和蒯因的不同之处在于：费格尔和蒯因的辩护路线是从为心理语言寻找指称着手，目的在于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寻求本体论上的根据；而豪厄尔的辩护路线则是从认识论层面为心理语言的存在提供辩护。分别由费格尔、蒯因和豪厄尔倡导的本体论辩护路线和认识论辩护路线一道为心理语言的非取消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辩护方案。

注释：

①②③④⑥ 参阅Herbert Feigl: The Mind-Body Problem: Not a Pseude-Problem, in Sidney Hook : Dimensions of Mind: A Symposium,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0, p.27, p.30, p.33, p.30, p.30.

⑤ Herbert Feigl: The "Mental"and the "Physical":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2, 1958, pp.370－479.

⑦ 参阅蒯因《语词和对象》，载于《蒯因著作集》第4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3页。

⑧⑨ Willard Van Orman Quine: States of Mind,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82, No.1, Jan. 1985, pp.5-6, p.5.

⑩{11}{12} 蒯因：《真之追求》，载于《蒯因著作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1、511、519页。

{13}{14}{15}{16}{17} 参阅Robert J. Howell, The Ontology of Subjective Physicalism, NOUS , Vol.82, No.2, 2009, p.315,pp.338-339, p.339, p.315, p.316.

论语心得体会篇7

【摘 要】 文章认为用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的观点诠释孔子的《论语》是不适宜的，只有借鉴孔子的智慧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从孔子对当下问题的解答中去理解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而不是仅仅把握其具体的答案;第二，学习“举一反三”和“下学上达”的方法;第三、历史地看待孔子思想，即不把孔子的思想看作是一贯的;第四，诠释《论语》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回到孔子的智慧本身，而是以期达到既吸收古代先贤圣哲的智慧，又能够适行于当下的思想性内容。

【关键词】 《论语》;孔子;经典;诠释

一

几乎每个民族都十分注重对自己的经典（canon）进行不间断的诠释，这不仅仅对探寻与承继前代先贤的圣德和智慧，以挣脱当下的困顿;更重要的是传承各具特色的民族精神，并在各自传统中进行人的教化、塑造。自从诠释理论传入中国后，很多学者都借之以理解《论语》，甚至将以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作为理解《论语》的基础，或者在解读过程中或隐或现地附和诠释学方法。但西方现代诠释学的方法是否适宜于《论语》的理解？这里将从诠释学的不同路向开始，分析这一问题。“现代诠释学真正研究的是诠释学三要素――作者原意、文本原义、与读者领悟之意――之间的关系。”[1]与此相应，西方诠释学理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路向：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读者中心论诠释学和文本中心论诠释学。下面分别阐述借它们理解《论语》之得失。

二

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以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为代表，他们认为，文本存在的意义在于表达作者的原意，理解就是要排除读者的一切先入之见，去把握作者的原意。为此，在传统的语义学和考古学方法之外，“解释者通过把他自己的生命性仿佛试验性地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可能由此暂时强调和加强某一心理过程，让另一心理过程退后，并从中在自身中引起一种对陌生生命的模仿。”[2]（P90）理解旨在揭示文本背后隐含的作者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状态，通过对消解读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来重建作者的个体性和历史性，以此正确地理解文本的“原意”。从以上论述可知，作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是一致的，或文本完满表达了作者的思想;如果读者通过语义学或考古学的“客观的”方法，辅以“心理移情”的“主观的”方法，就可以理解文本的“原意”亦即还原作者的思想。

但如果我们以此来直面《论语》时，困难便出现了：《论语》文本是孔子在具体场景中的话语的记录，这些记录又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记录，在记录中不免加入了记录者本人的话语选择倾向，使得记录形成的话语不会也不能完满地表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因此，旨在分析孔子具体话语的语法学和考古学的方法都将无法窥见孔子的全部思想，甚至会起到的阻碍的反作用;而旨在借助场景还原的方式去体验孔子心理过程的心理学实验方法，所体验到的也仅仅是我们所理解和认识的孔子与弟子们对话的具体情境，以及我们当下以某种方式所感受到的孔子当时的心理状态，仍然无法摆脱当下对话的具体性和有限性，通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从诠释学自身的发展史来看，作者中心论“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或者说为了保证对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几乎完全消解了读者的个性。在‘作者中心论’的视域中，读者实际上成了‘无个性的’、‘无差别的’抽象存在物。”[3]（P64）实际上，在运用作者中心论来解释《论语》的过程中，情况却恰恰相反，读者以消解个性去理解《论语》的具体话语时，其结果是读者拥有了文本中的“个性”，而这个“个性”又是被有所倾向的记录着的孔子只言片语所限制着、束缚着，进而遮蔽了“无个性”的圣人智慧。

海德格尔开启，并由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认为，理解不是此在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不是去追寻文本与作者的“原意”，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使文本的意义得以创生和流动。这样，读者以及读者带有历史性的先入之见就具有了合法性并成为决定文本意义的关键，读者与文本的时间距离就不被看作成是必须被克服的东西，而是理解的一种积极的创造性的可能性。所以，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读者通过对文本的解读，既是对此在的昭示性理解，也是对文本意义的创生。

但借此理解《论语》，则会出现以下问题：首先，伽达默尔给予读者的历史性以合法根据，但“视界融合”和文本意义的创生仍然是以承认读者能很好地理解传统和文本为前提的，否则，任意性的诠释虽然呈现了读者的历史性和个体性，但却以损害文本思想的深刻性为代价。其次，诠释学认为时间距离可以“使得文本逸离了它们赖以形成的那个短暂的情境，在历史中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使它们自身所拥有的特殊性上升为普遍性”，[4]这一点对于《论语》来说，也是无法真正实现的，因为《论语》本身就是对短暂情境对话的描述，时间距离的作用仅仅在于：以新的短暂情境代替旧的，而不能从根本上逸离当下性，而这种新的短暂情境的出现，则会造成更加“坏”的结果，即逸离了《论语》对话的当下性，使得具有极小适应性的对话成为了“普遍的”教条，更加遮蔽了孔子的思想和智慧。再次，在对《论语》的理解中，此在的存在意义不仅不能得以显现，反而会导致此在的没落，因为，读者中心论认为，理解即是存在，读者以自我的历史性对《论语》的解读所得到的是唯我的意义，但这种意义却是基于对《论语》具体话语的自我认同，这种具体话语如果脱离了当下情境且不能上达为智慧的话，则只能起到对自我存在的进一步束缚和遮蔽。例如《论语・子罕》篇中有一则故事：孔子赞扬弟子仲由说：“衣敝A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随后孔子便引诗经一句：“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意思是说，不嫉妒、不贪求，为什么不好呢，然而，子路听后便“终身诵之”，孔子便道：“是道也，何足也臧？” 批评子路如果一直固执于这一句诗句，却是好不了的。

以利科尔为代表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是西方诠释学发展的第三个路向。其认为，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都在作者、文本和读者的关系上偏执一端，因此要在三者之间达成一种协调，对“作者原意”的追求不能放弃，对读者在文本解读中开启的“创生意义”也要予以考虑，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使三者能够协调的中介点。利科尔把文本界定为“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并与“作为口语形式出现的话语”区分开来。[5]（P148）读者在理解文中的过程中，既要尊重文本自身的客观性，因为文本是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媒介;又要充分发挥读者的主观性，因为脱离了作者语境的文本必然要建立读者的语境才能得到理解。利科尔通过反思作者中心论和读者中心论诠释学而建立起来的文本中心论诠释学，给解读《论语》的困难性问题提供了很多启发。从这样的角度看来，对于孔子思想和智慧的通达，似乎只有通过我们可以直接观照到的《论语》文本才可以达到。

但是，《论语》文本不能直接通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究其原因，亦在于《论语》文本有其特殊之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其《论语》文本的体例而言，它是以孔子与弟子的对话为主要形式。对话总是为了解决具体的和当下的问题，所以对话的语言仅仅具有极小的适应性，如果离开了当下的语境和问题（孔子弟子在编辑《论语》时往往省略了问者的提问），孔子的话语便不可清晰地理解，而如果强以普遍化、概念化，则必然会陷入谬误。正如庄子所言：“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庄子・齐物论》）即是说，对象是瞬息万变的，但概念却不能像吹风一样随之变化，故而静止的概念无法表达变化的事物。

第二，就《论语》文本的内容而言，《论语》记录下来的关于孔子和弟子的对话，仅仅是就当下的情况而做出的回应，并没有专门的理论探讨，这并不是指《论语》记载的特点或是记载的遗露，而本身就是孔子教学和思想的特点，孔子从不颁布某一具体的规则和定义，而是就具体的问题给予具体的解答。因此，孔子的思想和智慧是要从具体事件的论述中加以理解和把握的，因而是难以捉摸的，子贡有“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雍也》）的惋惜，颜回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论语・子罕》）的感叹，所以，期望通过这些具体的问答去理解孔子思想和智慧，是难以实现的。

第三，就《论语》与孔子的关系而言，虽然《论语》主要是记载孔子的言行，也是理解孔子思想和智慧的主要根据，但《论语》并不是孔子所著，也就是说，孔子无欲作《论语》，因此，《论语》在述记的同时就掺杂了记录人本人的意见。

第四，就孔子本人的思想而言，在每一个时期都是有变化，甚至是转变的，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所以，《论语》中关于孔子的话语在未经辨析之前，是不能代表孔子一贯思想的。由上可知，《论语》文本与孔子的思想和智慧具有一定的距离。

综上所述，用西方诠释学理论去解读《论语》文本是困难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诠释学认为文本与作者思想是一致的，最少是部分一致的，对文本的解读就可达到对作者思想的解读。而《论语》恰恰不是这样，孔子总是说出应对当下情境时的话，它们是在孔子变化着的思想中处于一个特定的阶段，并且由不同的弟子转述，再传弟子记录，才形成《论语》，所以仅仅具有极小的适应性，而执着于这些话，却恰恰是违反孔子智慧的，因为圣人的智慧正在于其思想的应时性与灵通性，故而，越是执着于对《论语》文本的诠释，就越远离孔子的思想和智慧。

三

既然《论语》文本不可直接通达圣人智慧，而且对《论语》文本的诠释反而远离了圣人智慧，那么，孔子的思想和智慧又该如何通达呢？对此，可以根据《论语》文本和孔子思想的本身特点，并借鉴孔子的智慧和方法对其进行解读，即以孔子的方式理解《论语》。

第一、“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不仅是对孔子行为和智慧的描述，而且也是对其弟子如何理解老师言语的方法而言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主观臆断我的意思，因为任何当下的唯我的解释都不足以表达我的意思;我说的话不可当作必然之则，更不可概念化、普遍化;我的话只是对当下做出的应对的结果，不可固执、拘泥于其中，否则就走向了智慧的反面;总结一点，就是不唯我独是，即不把具体性普遍化。因此，我们通过《论语》来理解孔子，就不能过分偏执于《论语》文本中具体的对话。因为，孔子总是应“时”而说，如孔子“色斯举矣，（山雉）翔而后集”，随后便道：“山梁雌雉，时哉时哉！”（《论语・张党》）孔子以雌雉喻己，唯时而发。又如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易传》），所以孔子对其弟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即惟有不得不说之时才说。（《论语・述而》）。而孔子所应之“时”则又是以当时历史为背景，以“史”述道，所以如果专注于“史”，所获得的也只是孔子对其当下的历史问题的回答，而无法深入其“道”。所以，理解孔子要不离开《论语》又不执着于《论语》，从孔子对当下问题的解答中去理解孔子的思想和智慧，而不是仅仅把握其具体的答案，例如王阳明认为六经皆为“圣人糟粕”，应“得鱼忘筌”。

第二、“举一反三”和“下学上达”的方法。孔子的思想唯有通过孔子的言语方可通达，故而又不得不依赖于具体的言语，但对其不能执着，而要灵活应变，“举一反三”。孔子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孔子・述而》）这并非与孔子“诲人不倦”相矛盾，而是反映出孔子的智慧，因为如果不懂得举一反三，就必固执于一隅之见，适得其反，所以，理解《论语》文本，也只有不囿于一隅之见，“举一反三”，方可在整体上理解孔子的思想。“举一反三”是从思想的横向说，而“下学而达”则是从纵向去说。《易传》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曰：“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并称不闻其性与天道的子贡为“器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的形上智慧是超越于形下之“器”的，而对于《论语》文本而言，孔子应时的对话言语则可称之为“器”或“用”，而不同于孔子之“道”或“体”，但“道”不离“器”、“体”亦不离“用”，所以，唯有依于《论语》而又超拔于《论语》、在孔子言语的“流逝”中才能把握孔子之“道”和“体”。

第三、历史地看待孔子思想，即不把孔子的思想看作是一贯的。孔子虽然提出“吾道一以贯之”（《论语・曾子》），但孔子并未给出以何“物”而贯之的答案，而按照孔子的智慧，也不会给出明确的说法，因为一说就陷入了固执的圈套之中，因此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同上）便偏执于一隅之论了。不仅如此，就孔子对其一生的描述中，也能发现孔子思想是发生转变的，尤其是“五十而知天命”以后，感悟天道，故有“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抒发;提出“损益”的思想，对自己执着已久的周礼开始反思，故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体悟宇宙的流行，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感叹，更对曾经的“信而好古”进行反思，故有“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的自我纠正等等。因此，孔子思想是有变化的，且对自身亦是在不断地损益之中，故而对《论语》文本的态度则更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不仅是要把《论语》文本和孔子思想放入先秦这个历史之中去解读，如王阳明提出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和近代龚自珍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乙丙之际著议第六》）的观点;而且也要历史地看待孔子自身思想的发展，把《论语》文本放入孔子思想不同的发展时期去解读，唯独这样，才可以不囿于孔子所极力反对的固执之中，进而开启通达孔子的思想和智慧的门户。

第四、诠释《论语》的目标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回到孔子的智慧本身或者只是为了去了解孔子的思想世界。对于经典的诠释，归根结底的作用是为了在未有隔断的历史传统中塑造当下人的人格，以期达到既吸收古代先贤圣哲的智慧，又能够适行于当下的思想性内容。在规范塑造的层面如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在诠释过程中，以“君子之德”的引领作用为旨归，通过发掘《论语》中孔子的智慧，达到意义上的创造与生成，促进文明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潘德荣.理解方法论视野中的读者与文本[J].中国社会科学，2008（2）.

[2] 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A].载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

[3] 彭启福.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2005.

[4] 潘德荣，彭启福.当代诠释学中的间距概念[J].哲学研究，1994（8）.

[5] 利科尔，陶远华等译.解释学与人文科学[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

论语心得体会篇8

关键词:君子;真;善;美;人格培养

中图分类号:I04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14(c)-0126-02

“君子”强调的是一种人格追求,是德才兼备超乎寻常的人,在与别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够表现出谦逊的态度,不但自己有远大之抱负,而且在处事过程中还能够守信用、讲原则、团结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论语》中君子人格是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基本品质体现出来的。君子人格魅力体现于善、真、美的统一之中。

一、君子的人格体现

(一)君子人格魅力体现于善。善的本质在于守仁。仁是儒家思想的根本内核,是一种道德信念。君子以仁作为自己的生存特征。何为“仁”?其一,善待自己:君子“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即坦然面对宠辱,得意不忘形、失意不沮丧,乐观面对现实。“克己复理为仁”,即君子为共性的存在而尊重别人、克制自己的自由。克制自己不给别人添麻烦是善的表现,最终也使自己获得了自由。其二,善待亲人:“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即孝顺父母、尊敬兄长,是行仁的根本。其三,善待他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君子帮助别人成全别人,即使无法成全别人,起码遇事应先替他人考虑,对他人采取宽容的态度。“君子泰而不骄”(《论语-子路》)君子对待任何人都是从真情实感中流露出来的,从善如流,因而待人不轻慢,给人以安详舒泰之感。

(二)君子人格魅力体现于真。首先,真就是真理智慧。在儒家思想中,追求真理智慧不仅只是一种认识能力的获得,而且是一种重要的人格品德。这种人格品德是君子必须具有的。“君子道者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智是君子所必须具有的三项基本品德之一。君子必须具有智,不智就就会到处碰壁,就不足以称君子。何为“智”?其一,知人。“樊迟问知,子曰:‘知人’。”知人即需要知道人的一切习性心里,认清自己、理解别人。知人,不但要了解人的才能品质,而且还要了辨别人的言语,所谓“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日》)。君子应对于各种不良的言辞要有及高的辨别能力:懂得偏激的言辞具有片面性、放纵的言辞具有灾祸性、躲闪的言辞具有理屈性。君子懂得言辞具有重大的作用和影响,所以,当说的才说,不当说的就缄口。君子知言而知人,知言而慎言,这是君子明智的重要表现。其二,知仁、知信、知礼、知义。“择不处仁,焉得智”(《论语-里仁》)。“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智是与仁、义、礼、信不可分割的,仁义礼信可以独立存在的,而智是不能独立存在的,必须与上述四者结合才能成就其德性。智是德性得以成立的理性基础,缺少了智的品德,其他的德性就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就不能牢固地确立起来。其三,知是非。“宰我问日:‘仁者,虽告之日,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君子尽管心地善良,救人心切,有可能被人欺骗,但绝不可能被完全不合情理的事所蒙蔽。如果君子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不足以称为智。

其次,真就是真诚忠信。“言忠信,性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真诚是打开世界的一把钥匙。一个人拥有真诚,就不会不受到别人的尊重。在儒家中,诚的品德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真诚,二是笃实。君子若不具有诚的品德,则学不能进、事不能成、技不能精、与人不能交,就会一事无成。这是因为:人若没有真诚专一、诚实笃行之德,就不可能全心全意地去追求某事,因此,就不可能有成就、有收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言而有信,是人存在于世的关键。诚信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之一,而且是人获得幸福的途径之一 。真诚的人,一生必然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与尊重。一个人只要真诚地为人处事,就会很容易博得他人的好感,并且能够与他人愉快地合作。“君子主忠信”(《论语-学而》)。忠就是要把自己摆正、不欺己,替人办事、出谋划策,尽心尽力、认真负责。“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君子义以为质,礼为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忠信”是君子“文行”的内在依据,“忠信”是守仁行义的基础。没有“忠信”就不会有仁义,也就没有人性存在的根据。

(三)君子人格魅力体现于美。首先,“里仁为美”的内在美。即君子具有内在的仁爱之心为美。(南怀瑾认为,“里”指的是人的内心精神世界,而不是邻里,因为人是很难选择邻里的。)只有让仁爱充满于自己的内心,才可使生命有向外放射的能量。内心只有达到仁的境界,人活的才不累、活的自在,才可充分享受人生。“择不处仁,焉得知”。选择了“爱”人,则心中就会充满阳光,就会处在智慧之境。一个有智慧内心充满爱的人,带给别人的必然是一种如沐阳光的感觉,这样的人才可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笔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随时随地心中都有仁的存在,不违背仁、实践仁。追求“仁”,方可体现出美。追求仁的途径有很多,但最高境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君子对仁之乐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他在追求“仁”的过程中,使个体的人格得以升华最终也就实现了人生的自由。君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以仁为生存的原则,并且自觉地、快乐地从内到外体现出仁,则生命必然体现着“美’。

其次,“文质彬彬”的外在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指的是诗书礼乐的外在修饰。质,指的是人实有的本性。史,指的是虚的缺乏诚意。彬彬,指的是文于质配和恰当。文雅礼貌的语言,彬彬有礼的举止,常可给人以美的印象。文质彬彬的外观主要表现为两方面:其一,仪容。“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信矣。”(《论语-泰伯》)。即君子整肃自己的容貌,可以避免别人对自己的粗暴与怠慢;君子端正自己的脸色,可以给别人诚信的感觉;君子注意说出口的言辞和语气,就可以远离粗野和背理。人的容貌仪表,是人的内在情感的最高表现形式。不修饰仪容,人的内在美好情感就不可能充分的表达出来,有时还可能引起误解,因此,待人接物时必须重视仪容的修饰。君子修饰仪容的目的在于尊敬他人,痛过自己仪容的修饰,使他人感到被尊重。自己仪容端庄,尊敬别人,别人就不会反过来轻侮自己,即“恭则不侮”(《论语-阳货》)。其二,言语。言语虽然只是人们外在交流的一种工具,但实质上他与一个人的人格有着密切的联系,言语常可表现出一个人人格的高低,不可不慎。所以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何为“君子之言”?1、君子言而有信:“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言而有信,是君子在社会上通达无阻的必要条件。2、君子鄙弃巧言:“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季氏》)。3、君子因人制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4、君子见机而言:“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论语-宪问》)。5、君子观行听言:“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治长》)。6、君子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7、君子善待人言:“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论语-卫灵公》)。从上述“君子之言”可知:具有君子人格的人是极其重视自身的言语修养的。加强言语的修养,有利于君子道德境界的提高,而君子由于其道德的提高,其言语也必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

最后,内外和谐的中庸之美。“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礼是仁的外在体现,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侑》)。“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论语-卫灵公》)。“礼”应当按照仁义之本来实行。君子应当子觉地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努力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符合礼的标准。即要求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礼”作为一种广义的交往形式和规范,其原则首先表现为“和”。所谓“和”,从消极的方面看,主要是化解主体间的紧张与冲突;就积极方面而言,“和”则指通过彼此的理解与沟通,达到同心同德,协力合作。君子如能使尊礼成为一种自觉行动,也就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境界。但是,君子追求“和谐”也是有条件的:即“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论语-学而》)。“和”必须合乎礼,离开礼而言就不是真正的“和”,唯有“礼”与“和”达到统一的“和谐”方可“斯为美”。在儒家的思想中,“和谐”的词意常用“中庸”来表达。“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就是各种相互对立的德行和品质的有机整合、协调与统一。“君子道者三: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宪问》)。君子就是以中庸之道把“智”、“仁”、“勇”三者统一于一身。君子由于具有中庸之德,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都能恰到好处,在待人接物、处理人情事故中都能十分圆熟。总之,中庸和谐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本原则,君子正是以中庸和谐之美体现出了自己的人格之美。

二、君子人格的培养途径

君子人格充满着魅力,但君子人格的形成不是天生而成的,只有经过后天的不断学习、严格自律、帮助友人等途径才可具有君子人格。

首先,君子应以学为本,严格自律。“君子只有通过认真刻苦的学习,才可以得道达仁。“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论语-学而》)。“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君子应对自己的人生价值及意义做积极的探索,即为“仁学”。要达成君子仁格:从内,必须“博学于文”,学习一切知识智慧来充实自己的内在,净化自己的心灵;从外,必须“约之以礼”,做一个懂规矩、守秩序的人。由内到外修道达仁的最重要的条件和途径是学习:“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只有学习,才能使各种德性不出现偏差,才可以实现“中庸和谐”的人格境界。除此之外,君子还要严格自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君子随时随地离不开“仁”,时时处处以“仁”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方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君子还要用“三诫”、“三畏”、“九思”(《论语-季氏》)来严格要求自己。其次,君子应交友成仁。其一,“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一个人行于世,少不了与人交往,对于有道德 、有才干的人,当然应当多结交,而面对一般的庸人,我们也应当包容他。对于做善事的人给予表彰;对于不好的人给予同情。懂得包容人,原谅人,这是心胸豁达的表现。其二,“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一个人总是难以全面认识自己,而朋友恰好似一面镜子,在交友中进一步认识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这是因为:“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即“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自己的(南怀瑾先生的解释)。任何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特的一面,都有值得借鉴的一面。”[1]通过交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醒也”(《论语-里仁》)。君子只有“博学律已”,“广交仁人”,才能在芸芸众生中出类拔萃,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人格境界。

总之,君子人格是以仁爱之心为本,通过学习,在严律己宽待人的实践行为中形成的。君子做人做事总是能够“求诸己”而不是“求诸人”,这是因为君子能体察天地自然万物的本真、事物的客观规律与趋势。当君子“知命”时,就会顺应事物的客观发展趋势,就会尊重事物、尊重他人,就会增强一种对自己、对社会的责任,由此,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美的、有价值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