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职务犯罪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7 04:33:46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篇1
一、“职务犯罪”的界定
科学的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职务犯罪及其防范打击的前提和基础。在何谓职务犯罪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下面是三种有代表性的定义：
1.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1]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
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放弃职责、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3]
上述三种定义在客观方面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职务犯罪的职务关联性特点，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主体的界定上。相对而言，笔者赞同第三种定义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内涵相对明确，而且是多数国家通用的一个称谓。但它将犯罪客观方面限定为“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刑法上的重大损失都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而现行刑法并未将造成实际严重后果规定为所有职务犯罪的共同要件。有的职务犯罪如罪、罪确实要求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但也有的职务犯罪，如巨额财产、隐瞒境外存款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因此，以造成“重大损失”来描述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的行为犯及未遂犯。
在对以上各种定义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如下定义：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即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公职人员。关于公职人员的范围，刑法第93条有专门界定，但由于该条第2款有一个弹性规定，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就引发了许多学理上的论争和实践中的困惑。例如，公务是否存在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之分，村委会、居委会干部是否属于“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等等。对于那些同法律的具体适用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言，理论上的争议最终需要立法来平息。
（二）行为的渎职性。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三是失职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犯罪，如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三、导致职务犯罪的四大诱因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宏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4]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条件。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6]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四、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有三大策略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7]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1、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2、强化权力监督。首先，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3、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政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不能因为“严打”的作用有限而完全否定“严打”方针。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不过，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把握“严打”方针的确切含义，不能把“严打”简单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快杀。我们认为，严打的准确内涵应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1、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2、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9]，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公职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3、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以上这些仅是笔者个人观点，其中的纰漏和不成熟之处在所难免，许多问题仍需继续研究和讨论，因此笔者仅希望通过此文将职务犯罪的研究和讨论引向深入。
【注释】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第14页
[2]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第8页
[3]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第4页
[4]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红旗出版社，1998.第78页
[5]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第54页
[6]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第21页.第48页
[7]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第31页
【参考文献】
[1]张穹《职务犯罪概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
[2]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
[3]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4]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红旗出版社，1998.
[5]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
[6]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8]苏惠渔.《刑法学》，中国政治大学出版社，1997
[9]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篇2
职务犯罪的严峻性，已引起广大人民群众对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的强烈呼声。“治国重在治吏”，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惩治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已是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工作。坚决惩治职务犯罪和有效预防职务犯罪，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这为我们全党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工作的思路和方法。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加强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不断强化政治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才能坚决抵制社会上的各种诱惑，才能洁身自好，坦荡一生，平稳着陆。云南省红塔集团原老总褚时建就是在最后关头丧失了政治敏锐性，丧失了领导干部的原则，从功臣沦为罪人；原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首都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董事长毕玉玺，因受贿一千余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捕后自己就曾忏悔说：“本来家庭生活就很好，钱也够用了，就是因为丧失了党性原则，产生了赌徒心理，先是人玩钱，结果是钱玩了人。”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知法守法，依法办事是一名国家干部应具有的最起码的常识和行为准则。黑龙江省原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却信佛，并在佛龛后面写上“佛德我升大官，升大官我德佛”，意思就是佛保佑我升大官，升了大官后我会好好供奉佛。最终因为受贿702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发后，她痛哭着说，全国一共才有几个正部级女干部啊，我辜负了党和人民对我的重任。这一案例说明，佛保佑不了任何人，知法守法才是一生的守护神。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加强监督制约，从体制上堵塞漏洞。我们各单位各部门都有自己的一套相对完整的规章制度，但是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实践中往往落实不到位。黑龙江省兰西县第二看守所所长及值班副所长，虽然发现了看守所的隐患，但却没能按照管理制度及时整改，致使6名刑事犯罪分子打伤管教脱逃。这二位所长也因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被判处了刑罚。毕玉玺被判刑后在记者采访时说，我讨厌被别人监督，当时我是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结果沦为阶下囚。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教育好自己身边的人，如家人、司机秘书、好友等，稍有放纵，势必影响领导的清誉和形象，甚至可能牵连到自己。原重
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他有个好朋友叫雷世明，搞个体企业。雷世明经常请吃喝、游玩、换名车等等。认为这是好友之间的正常往来，不犯什么毛病。随着感情的日益加深，也为雷世明提供了各种帮助，使其赚了大钱。雷世明也为送上了三百万元的好处，结果把送进了监狱。预防职务犯罪必须提高警惕，廉洁自律，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每一个领导干部手中都握有一定的权力，一些不法之徒挖空心思，想利用这些权力大发不义之财。很多领导干部栽跟头、犯错误、出问题都是因为意志不坚定，经不住诱惑，结果被拉下水。原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到贵州上任后，经常到某宾馆的美发厅去理发。贵州市个体业主陈林发现了这一规律，不惜用重金将该美发厅理发员郑和英拉拢为自己的情妇，然后授意郑和英接近。在郑和英美色的诱惑下，没能把持住自己，拜倒在郑和英的石榴裙下。此后，陈林和郑和英向提出各种要求，也为陈林提供了承建上亿元项目的机会，并从中收取了667万元的贿赂。结果因受贿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预防职务犯罪必须牢记元帅在上世纪50年代所作的名篇《手莫伸》：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和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贪如火，不遏则自焚；欲如水，不遏则自溺。我们每个国家干部都应该深刻反思当初参加革命为了什么，当干部应该做些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的问题。切实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廉洁自律，依法行政。
惩治是最有力的预防。惩治职务犯罪和预防职务犯罪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惩治职务犯罪是手段，预防职务犯罪是目的。依法惩治职务犯罪既是对职务犯罪行为的应有惩处，又是警示后人的教育方式，对职务犯罪必须依法及时惩处。惩治有力，才能增强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威慑力和预防的推动力，使公务人员“不想犯罪，不敢犯罪”。如果对职务犯罪查处不力、惩处不严，就会纵容犯罪分子，影响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直接影响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篇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06-0015-02
摘要:本文从文化、制度、法律三个方面论述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要途径，启在创新工作方法，使预防工作走向专业化、法制化。同时，明确检察机关在社会大预防体系中如何与党委、人大、相关部门搞好协作，使预防工作从平面预防向立体预防转变，从专门机关预防向与社会预防相结合转变，推动预职务犯罪预防的社会化。
关键词:职务犯罪; 预防; 工作方法
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已经多年，虽然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公众的支持，但是预防工作方法缺乏理论支撑，对预防效果缺乏实证研究，不利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水平的提升、预防效果的增强和预防工作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大局。
1 文化预防
1.1 文化预防的功能。
中国自古就将德治作为主要的治国手段。追求社会道德的协调，利用道德的内在约束力，达到社会稳定的目的。统治者将道德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许多道德行为规范同时又是政治信条，主要通过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等形式，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1如“明德慎罚”、“刑者德之辅”、“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等治国思想，主旨即是强调通过道德教化来唤醒官员的良知和责任感。
文化预防指的是通过传导道德理念、提升法律素养，把预防作为一种文化理念贯穿到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中，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消除犯罪产生的思想根源，建立由内而外的自我预防，同时，在全社会形成人人自发自觉的防范意识，将预防职务犯罪成为人们认同的社会风尚。
党中央提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基本方针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2笔者认为“标本兼治”中的“本”指意识形态。预防文化具有导向功能、凝聚作用和约束功能。其一，预防文化具有社会属性和导向功能，通过扩大其包含的理念、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利用各种形式弘扬主旋律，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形成良好的外部环境。其二，预防文化作为社会规范的手段，不同于法律，是一种非正式的控制手段，具有凝聚作用和约束功能。文化的软控制力发生作用是通过在社会上大力弘扬和树立相同的价值观将全体国家工作人员聚集起来，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再通过这种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来约束和控制各自的思想和行为，引导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1.2 文化预防的形式。
当前，警示宣传教育是检察机关开展文化预防的基本途径，利用将法制课、举办展览、发放宣传资料、组织参观、建立警示教育基地、组织庭审旁听等多种方式方法，借助新闻媒体、文化载体和网络媒体等形式，达到宣传检察职能、普及职务犯罪知识、宣扬职务犯罪危害、提高思想认识等目的。一方面，借助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讲述成语、典故、诗歌、短文中美和善的情义，帮助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触动权力行使者的内心，促使其巩固守法的意识，放弃萌生的犯罪恶念；另一方面，通过反面的案例，揭示职务犯罪可能造成的损失和带来的危害，宣讲党的反腐倡廉政策，解释相关法律法规，促使职务犯罪人警醒，从善拒恶。
文化预防最大的优势是简便易行，成本小、收效大。打出一条涵义隽永的标语，播放一段虔诚忏悔的录像，宣讲一则防范犯罪的哲理，看似简单的细小片段，却能重重得敲响人们的心灵，激起人们心中的涟漪，产生心灵深处的震撼。其次，警示宣传教育形式灵活，针对性强。针对在职业特点、文化程度、级别职务、行业特征等方面存在差异的预防对象，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教育，才能切实发挥预防实效。同时，警示宣传教育还可以结合各地特色、各单位理念进行，构建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
文化预防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首先，文化预防毕竟是一种柔性的说教，缺乏刚性的制约，在现实巨大的利益面前，常常显得苍白。特别是对于掌握一定权力，心智均已成熟之国家工作人员，要通过外在的说教真正改造其世界观、道德观，很多时候难度极大。其次，文化预防的效果不好衡量。文化预防是否产生作用，什么情况下产生多大的作用，都是不好衡量的。第三，文化预防效果的显现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如果没有建立长效机制，没有形成人人抵制腐败的文化氛围，偶尔的警示教育仅在当时对受教育者起作用，事后在遇到物质诱惑时，之前的感触则很容易被遗忘。
在今后的预防工作中，文化预防仍将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但鉴于文化预防具有自身的局限性，检察机关开展文化预防，应当注重创新形式、完善内容，强化针对性、实效性。从人性善、宗法伦理、义利观念等方面论述道德教化的作用。
2 制度预防
2.1 制度预防的概念和分类。
所谓职务犯罪的制度预防，就是从机制体制制度方面查找职务犯罪的发生原因，并通过体制改革、机制完善、制度建立健全、堵塞诱发职务犯罪的制度缺漏，防范职务犯罪的发生。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按照制度涵涉层面的不同，制度预防可分为宏观制度预防、中观制度预防、微观制度预防。宏观制度预防，主要是从一些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方面加以改革，消除职务犯罪发生的深层根源。例如，民主制度的推进，法治秩序的建立，政治的形成。诸如这些宏大的、深层次的问题，虽然与职务犯罪的发生未必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既有的研究大都显示，民主、法治、与腐败之间存在一定的必要关联。因此，职务犯罪的制度预防，必须从深层次解决这些宏观制度运行的体制。中观层面的制度预防，则是要推进国家具体廉政制度的建立。在这方面，对当今廉政制度发达国家的研究借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一些特定的制度，已经被证明在预防腐败方面，具有普遍性的效果。职务犯罪的制度预防，必须抓紧建立健全这些具体可行的制度。例如，信息公开制度、财产申报制度、防治利益冲突制度，等等，都应一个个切实加以研究，寻找适当的时机，实现与中国社会的对接，在中国整个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加以建构。微观层面的制度预防，则是要深入每一个单位，每一个系统，每一个行业，查找诱发职务犯罪的具体原因，提出建章立制，完善具体管理制度的建议，以求堵塞犯罪漏洞，减少职务犯罪的发案数量。例如，完善单位财务制度，严密单位物资采购制度等。
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当前大有可为的，应当是微观层面的制度预防。“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前，检察机关预防部门仍应当以细致、艰苦的工作，帮助、督促、劝诫一个个单位、系统、行业，完善制度管理，尽最大可能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逐步形成风清气正的市场环境和权力运行秩序，进而适时推动中观、宏观层面制度预防的进程。
2.2 制度预防的形式
2.2.1 预防调查。
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是指为了准确把握职务犯罪的原因、条件、特点和规律，寻求有效治理对策，针对一定的领域、系统、单位和权力运行的危险环节而实施的实证研究、综合分析等有关工作方法和活动。通过积极开展预防调查，目的是及时发现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监督方面的原因，把握职务犯罪的变化趋势和发案规律，加强对策研究，向有关领导机关和管理部门、单位提出改进建议和预防对策。
预防调查是开展预防工作的前置阶段，是提出预防对策和检察建议的基础。只有通过对某一领域调查研究的职务犯罪基础数据的采集，运用科学的实证研究和综合分析方法，才能得出科学合理的预防对策。预防调查是亡羊补牢和未雨绸缪并行，严密制度、健全机制的建设性工作。
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围绕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隐患、非规范职务行为，以及职务犯罪衍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开展预防调查。宏观上针对带有共性的问题和类案等宏观因素开展预防调查，如“对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原因和发生发展趋势及预防对策的调查分析”。微观上对某一领域、某一类主体、某一种现象开展调查，如“对医药卫生领域的职务犯罪分析”。
当前在开展调查中遇到一些困难，如仅仅依靠检察人员难以完成最前沿的信息采集工作。同时，检察人员一般仅能掌握和运用较为简单的调查方法，缺乏实证分析和量化分析的能力。今后有待进一步提高检察人员的研究能力，促进预防调查工作的专业化、规范化。
2.2.2 检察建议。
检察建议是指人民检察院为促进法律正确实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过程中，建议有关单位完善制度，加强内部制约、监督，正确实施法律法规，完善社会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的一种重要方式。3
通过发放检察建议，一是向受建议单位通报职务犯罪发案情况，帮助其认清职务犯罪易发多发的薄弱环节，查找制度漏洞，提供预防对策，并督促受建议单位整改落实；二是引起上级单位或政府职能部门从较大的层面、较高的层次关注引发职务犯罪的制度问题，从而调整政策，从根源上预防职务犯罪。
提出检察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结合案件分析提出检察建议，包括个案分析、类案分析和案件查办状况分析。如选择典型个案，通过走访发案单位，查阅案件材料，询问犯罪嫌疑人，研究致罪的主客观因素，针对引发职务犯罪的制度漏洞，向发案单位提出防范建议。又如开展类案分析，经过类案研究，从中查找发案单位和行业存在的问题，提出预防建议并向行业主管部门通报。二是结合预防调查提出检察建议。通过广泛调查研究形成检察建议，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和落实。如对北京市近十年间金融领域发生的职务犯罪情况进行预防调查，发现问题，向金融主管部门提出行业预防对策，使之在金融系统内进行整改。三是结合专项治理提出检察建议。如在工程质量安全治理专项工作中开展专项预防工作，查找风险点、就发现的问题向主管部门提出检察建议。
3 法律预防
3.1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缺乏法律依据。
自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构成立以来，一直在探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专业化、规范化之路。但有关立法却一直滞后，虽然宪法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地位，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其法律监督职能的本质要求，但这些都只是原则、抽象的赋予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的职能。直到今天，宪法、法律也没有专门的规定来作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依据，我们所能依据的只是《建立和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以及党和国家的有关职务犯罪的政策性规定。法律授权不明确，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构只能是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摸着石头过河。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都明确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地位，检察机关进行事前防范和事后纠正是法律监督的本质要求，是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所必须。但是这些都只是原则、抽象地赋予了检察机关预防犯罪的法律职责，对于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范围、职权、方式、程序等都没有明确规定。根据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第三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会议上指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职能定位：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是党和国家反腐倡廉建设总体格局的重要方面，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惩治职务犯罪工作的必然延伸，是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但这只是会议提出的一些原则性精神，没有成为法律文件中的内容。
所以说，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无论从职能权限、工作力度、深度和影响等方面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实践中，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常常处于尴尬地位。高检院、省检察院关于预防工作的规定，对检察机关以外的单位缺乏约束力，对执行预防措施不力者无权纠正，对敷衍塞责者无权督办，对故意抗拒者无权责罚。
在开展具体工作中，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只能通过沟通协调来联系相关部门，通过联合发文的形式来开展工作，受到相关部门意志的影响，如果与相关部门协调不好，则工作无法开展。在通过检察建议进行个案预防，通过预防建议进行专项预防等工作中，检察建议和预防建议的法律强制性没有得到确立，往往都是通过协商沟通，请求相关单位重视，进行整改和回复，如果相关单位不配合，也没有相关措施。
3.2 完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律依据。
要强化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权威，就必须加快推进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立法。当前，《职务犯罪预防法》的出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预防职务犯罪机构的相关权力和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如预防调查权，检察建议权，预防教育权。预防调查权，即结合执法办案，围绕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隐患、非规范职务行为，以及职务犯罪衍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开展预防调查，针对可能发生犯罪的症结，分析原因，提出预防对策。检察建议权是检察机关对于办案过程中发现的涉案单位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向有关单位、部门提出意见或建议。预防教育权是指应当运用预防调查和犯罪分析的成果，适时在一定区域、行业、单位开展警示教育和预防宣传。
4 社会预防
在职务犯罪预防过程中，包括检察院在内的各个机构，如党委、人大、政府共同构成了国家预防职务犯罪的主体，检察机关只是这个主体中的一员，预防职务犯罪只有在党委的领导下，各部门通力配合，齐抓共管，才能够发挥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但是目前无论是党委、政府还是检察机关自身，都过分强调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在社会化大预防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凡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定由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牵头，由检察机关召集，过于依赖检察机关。社会化大预防范畴内的市国资委网络预防组、区委办局预防网络的成立也似乎理所当然的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职责，各个网络组成员缺乏对自己在社会化预防工作中的定位。孤立的依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对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道路不利。
目前，社会化大预防机制只是搭起了一个预防职务犯罪的架子，属于松散性的机构，每年仅召开一到两次工作会议，操作性不强，同时预防缺乏针对性、专业性，影响了预防工作的实效性。要想发挥社会化预防的作用，就要完善联席会议制度、案件移送制度和信息共享制度等。目前这些制度均已建立，但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不到位的情况。需要改变以往的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方法，使检察机关在社会化大预防格局中发挥专业预防的优势。
参考文献
［1］梁文平主编：《预防文化――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
［2］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篇4
一、职务犯罪的定义及特征—————————————————————4
二、职务犯罪的危害————————————————————————5
三、产生职务犯罪的因素——————————————————————6
四、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7
五、发挥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的特殊作用——————————————8
论文摘要: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非法活动,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玩忽职守,严重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秩序,危及国家政权。它的形成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思想,也有道德等方面的原因。打击和预防是从根本上遏制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打击是治标之举,预防是治本之策。预防职务犯罪必须认清其隐蔽性、损公肥私性、广泛性、低龄化、高层化和对政权的危害性,以及产生职务犯罪的经济根源、政治根源、思想根源、文化根源;要严厉打击,多措并举,建立网络;坚持打防并重,强化管理监督,深入持久预防。
关键词: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预防 预防职务犯罪的原则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查处了一批高级别领导的犯罪,如成克杰受贿案、慕马案、戚火贵受贿案、褚时健贪污受贿案等,虽然查处的力度不断加强,但效果并不明显,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在广西玉林地区出现了四位地市书记“腐败接力”的现象,已经到了杀猴猴不惊的程度,针对这种现状,如何更好地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的职务犯罪预防体系,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对于减少、遏制职务犯罪,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职务犯罪是国家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即公共权力的性质、行使、目的和后果的异化。权力的异化,就是权力的自身产生了与自身相矛盾的对立力量,丧失了原来的质的规定性而异于本来意义上的权力。在现代国家中,政府与官员的权力都来源于人民的授予,这是民主政体的基础和原则。根据民主政治的原理,人民是现代国家权力的主体,公职人员只不过是权力的代行者。人民通过法律的方式赋予国家工作人员以管理社会的公共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增进公共利益而实施必要的社会管理。职务犯罪作为权力拥有者违反职责规范、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根本上是与权力设置的初衷背道而驰的,是与民主和法治原则相悖,将权力由公共性质转化为个人所有的权力异化现象,使权力的行使不再具有合法性,违反了有关职务犯罪的刑事法律,违反了权力运行规范,权力的效能失去了公益性,导致国家、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职务犯罪已成为当今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发展的阻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研究职务犯罪的产生及其发展规律,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加以遏制,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职务犯罪的定义及特征
职务犯罪是一种与职务相关的犯罪,是社会发展的阻碍和腐蚀剂,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它将富有转为堕落,使贫困陷入绝境;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威胁着政治制度的稳定,瓦解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削弱着教育的示范作用,引发出社会伦理的种种危机。”职务犯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权渎职犯罪,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犯罪。职务犯罪大体具有六个特征:
1 、犯罪手段的隐蔽性。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日益健全,打击犯罪力度的加大,职务犯罪的手段也不断翻新,更具隐蔽性,或以“集体研究”乱发奖金;或私设小金库搞账外账,从中贪污、挪用;或名为借,实则挪用。收受贿赂等案件更是幕后交易,隐性更强。
2 、犯罪结果具有损公肥私性。犯罪分子为了获取非法利益,往往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相互配合,把公共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使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落入个人腰包。如宁波市原市委书记许鸿运以权谋私案;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青索贿受贿案;广东湛江市特大走私案等,都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
3 、犯罪行业分布具有广泛性。前几年职务犯罪案发地多为权力集中的人权部门或财权部门的模式早已被打破,职务犯罪的发生已走近每一个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人,连过去一向被认为圣洁的教育、医疗等部门也成了案发高源区。
4 、犯罪年龄已向多层次发展。九十年代,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年龄相对偏大,青年人员较少,因而有了所谓的“59岁现象”之说,而现在又有了“39岁现象”,不满25岁犯罪的人群也呈强劲增长之势。因为这部分人收入偏低,又形成了不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了追求高消费铤而走险。
5 、职务犯罪人员高层化。五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共查处98名省部级、100多位地市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且这些人犯罪金额都在百万元以上,有的甚至在千万元、亿元以上,给国家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
二 、职务犯罪的危害
1、对政权根基的动摇。职务犯罪是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根本对立的,它的滋生蔓延直接导致我党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变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导致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危机,一个政权的维系取决于公众对政治体系合法性的确认和信仰,“如果人们对哪一个政权具有合法性问题发生争论,其结果必然导致内战或革命。”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群众集体上访现象,多数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有关,职务犯罪削弱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这种情况将导致百姓对政府信任度的下降,发展下去就有可能产生政治危机;当腐败行为直接危害公众物质生活利益的时候,人们的不满和怨气就会不断积累膨胀,并找寻发泄途径,这就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破坏政治局面的稳定;
2、对国家秩序的破坏。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犯罪主体是国家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如果法律的制定者、实施者的行为背离法律的要求,破坏法律的尊严、统一和正确实施,将会在根本上动摇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造成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的下降,导致法律调节功能的失灵。政府的良性运作是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最根本保证,职务犯罪从根本上损耗政府的效能,使社会经济活动失去积极、有效的调控机制,阻碍政府现代化的运作进程。
3、对市场经济的阻碍。职务犯罪必然加重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破坏社会资源按照市场规律实行优化配置,致使社会资源形成巨大的浪费,使之难以得到有效的利用。职务犯罪所体现的分配原则是按权力分配,即按权力的大小和滥用次数的多少决定分配原则,这背离了按劳分配、兼顾公平的原则,严重妨碍了合理分配制度的建立。
4、对价值观念的误导。职务犯罪与国家权力的滥用是相互联系的,滥用国家权力的行为在给一部分人带来利益的同时,必然会给国家或者另一部分人带来不公平,势必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观念,滋生自私自利的观念,冲击社会的传统价值理念,毒化社会风气,滋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民众的守法意识也会大大减弱。
三 、产生职务犯罪的因素
从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来看,犯罪方法、手段呈多样化,犯罪根源相对比较复杂,但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根源。现代社会,国家工作人员一时也离不开经济行为和经济体制的制约,人们的收入、分配、消费、投资、交易等一切商业行为均被纳入一定的规范之中,当国家工作人员严格按照规范行事,经济体制规范保持合理限度,在良性的轨道中运行,国有工作人员的犯罪就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反过来说如果国家工作人员不严格照章行事,行为失范,经济体制不畅,运行混乱,就会造成大量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由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规范的经济行为、经济观念、经济体制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根源。
2、政治根源。我国是一个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仅经济上处于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也尚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地方保护主义还较严重,以权压法、以权抗法、以言代法等现象还屡屡发生。这些都是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政治根源。
3、思想根源。在相同的环境和体制条件下,有些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而另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则经不住各种各样的诱饵,利用职权违法犯罪。究其思想根源,一是崇高理想的淡化,道德观、价值观的错位,消极思想的滋生;二是封建特权思想与西方腐朽思想的影响。
4、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不乏优秀成份,但同时 “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观念和以政治为中心的“吏官文化”,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一定的联系。
综上所述,导致当前职务犯罪的根源,从诱发角度讲,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法律的等诸多因素;从管理上讲,管理松懈、制度不健全、措施不到位;从社会环境上讲,现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与国际接轨学习、试验期,因而这一时期也是漏洞期;从社会保障体系上讲,我国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制度不健全,政策滞后,执行不到位,人们后顾之忧难以解决,因而在有职有权时往往产生的捞一把,为今后打算的思想;从机制上讲,透明度不高或没有透明度,监督不力,缺乏监督,不受监督;从打击上讲,打击力度不够,打击的数量、范围太少,容易使一些人产生逃避打击的侥幸心理。
四、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职务犯罪具有强烈的社会危害性。怎样才能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呢?打击是对已产生的犯罪行为的惩治,是治标之举;预防则侧重于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是治本之策。所以说打击是预防的一个直接手段,预防是打击的深化和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打击与预防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减少和遏制职务犯罪。
首先要加大打击力度,形成威慑效应。当前职务犯罪是广大人民群众深恶痛绝期盼解决的热点问题,它严重败坏了党风,影响了干群关系,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是社会前进发展中的强大阻力。因此,加大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力度,坚持重点查办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认真查办金、建筑、海关、人事、司法等领域贪污贿赂、徇私枉法、买官卖官、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对这些案件要一查到底,严厉惩处。
其次要采取多种形式,开展预防活动。一是要建立健全依法行政体制,进一步加大法律约束力度,要求各级政府部门依法行政,廉法勤政,以消除市场经济给职务犯罪带来的体制弊端。二是要从预防犯罪教育入手,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采用激励与警示,灌输与启发并举的办法,加强廉政宣传教育,着力培养国家工作人员的良知、善德、高能,消除腐败动机,营造"廉荣腐耻"的社会氛围。三是要从形式上预防犯罪,建立健全各种制度,强化内部制约,规范权力运行,合理配置权力,健全公共财产制度,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监督制约的公共权力体系,最大限度减少权钱交易机会。四是要从内容上预防犯罪。制度是靠管理来完成的,没有管理就没有制度的落实,制度就形同虚设,因此必须强化管理,严格考核,细化责任,保证制度的全面落实。五是要从监督上预防,健全党内监督,接受群众监督,实行媒体监督,加强民主监督,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提高监督效能,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预防格局。
再次要依靠党委领导,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网络。预防职务犯罪必须坚持党委的领导,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下,检察机关牵头,社会各阶层参与的互动预防工作机制,并在工作中探索创新和发展,积极推动预防犯罪的立法工作,让预防在法制轨道上运行。
五、发挥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中的特殊作用
检察机关执法的目的从根本上讲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打击、监督、预防、服务”是检察机关的基本内容,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是义不容辞的法定职责和政治使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是司法机关刑罚预防的一种,是指检察机关针对一定社会历史时期职务犯罪的状况、特点、原因和条件,结合案件的办理对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背景和规律进行分析总结,对犯罪人的犯罪轨迹进行剖析,从法制、机制、制度的角度出发,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和力量,综合采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和法律等手段,遏制、减少乃至最终消除职务犯罪的防范活动。
㈠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坚持的原则
1、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检察机关要主动把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置于党委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建立职务犯罪预防的大格局,这是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能否取得成效的政治保障。坚持“党委统一领导”有利于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构建“预防大格局”为检察机关全面发挥职能优势提供了广阔的领域;有利于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部门和单位协调合作,形成工作合力,上下联动,齐抓共管,从深度和广度上使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利于形成浓厚的社会氛围和良好的预防工作环境,奠定预防工作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2、依靠群众参与和支持,坚持检察预防和社会预防相结合。检察机关要面向社会,广泛依靠人民群众,自觉地把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全社会共同预防的体系之中,综合运用社会资源,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形成沟通灵活、协调有力、上下联动的职务犯罪预防的大网络,有利于全方位、深层次预防职务犯罪,真正实现部门预防向社会预防的转变。
3、充分发挥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的合力。要实现预防职务犯罪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管理的转变,检察机关必须坚持整体运作的工作合力,形成检察机关各部门职务犯罪预防的合力,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预防职能的作用。
4、立足检察职能。检察机关要紧密结合查办案件和行使检察权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解决履行检察职能与职务犯罪预防的关系,由初级行使预防向系统全面预防转变,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要严守司法活动范围,贯彻“打防结合,标本兼治”的方针,适应反腐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保障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权威和效果 。
5、检察机关要坚持全面规划、分段推进、重点突破、稳步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是预防职务犯罪任务长期性、手段多样性的必然要求。
㈡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方式
检察机关在长期的预防工作实践中不断进取,大胆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主要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方式为:
1、同步预防。同步预防是指对执法活动、管理活动或其他重大公共事务活动进行全程跟踪式监督的一种预防措施。一般检察机关在一些重大工程开工之初就介入,直到工程结束,针对工程的不同阶段和环节采取相应的预防对策,做到预防工作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实践证明,同步预防对于保证工程建设质量,防止“工程上马,干部下马”很有功效。因同步预防牵涉到的人员、时间较多,工作量大,开展同步预防宜选择一些较大规模和较大影响的工程。
2、专项预防。专项预防是指针对专门项目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措施,可以突出重点,集中优势力量,综合部署,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专项预防从立项、计划到实施,可以是工程投标、资金项目管理或是市政改造项目等,重点实行“三防”,即防隐患、防事故、防犯罪。
3、个案预防。个案预防是指通过对查办的职务犯罪及时进行剖析、分析,找出犯罪规律和具有共性、典型性的问题而进行的一种预防措施,这是检察机关运用检察职能最为广泛的预防方式,“办一个案,教育一片,治理一方”。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实施“五个一”工作方式,即“一案一分析,一案一建议,一案一整顿,一案一教育,一案一回访”;有的地方检察机关在结合查办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过程中,总结出“一案三会”制度,即召开案情通报会、案情分析会、回访座谈会,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社会预防效果。
4、教育预防。教育预防是指通过宣讲法律知识、用正面事例引导、用反面案例警示等方法来开展工作的一种预防措施,通过开展法制宣传和预防教育,帮助培训法律人才和预防人才,如法制讲座、警示教育课等等。
5、制度预防。制度预防是指通过帮助企业建立规章制度、堵塞漏洞,完善监督制约和预警机制来进行的一种预防措施。如建立强制轮岗制、突击检查制、离任审计制等等。
㈢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的优势
1、检察机关的专业预防与其他单位的预防具有互补性。职务犯罪预防是一项主体广泛的综合治理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但行业内部的预防工作,在落实打防结合,综合采取教育、法制、监督、管理措施等方面,缺乏有关职能部门特有的手段和措施。检察机关与有关行业、部门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共同开展个案预防、专项预防和系统预防,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共同推进社会化预防,达到遏制职务犯罪的目的。
2、权力行使的便捷性。检察机关相对于政府系统来说,在宪法地位上与政府分离,同时又属于双重领导,其地位具有相对独立性,具有一定的超然性。在检察机关内部设立由专门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又有法律监督权作基础,对于在预防过程中发现的职务犯罪线索,能够进行侦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检察机关的预防既是一般预防,又是特殊预防,切实做到“打防结合”。
3、把握职务犯罪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专司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的职责,具有独特的职务犯罪预防资源,通过办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和规律有比较准确的把握,对犯罪分子思想蜕变的轨迹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体制、机制、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有比较深切的感受,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即熟悉法律规定,又有法律监督的手段,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有独特的职能优势,可以极大的提高从源头上职务犯罪预防的成效。
4、工作机构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设立专门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有专门的人员对职务犯罪的原因与对策进行研究,根据具体的案例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和报告,同时检察机关内部的预防人员都进行过法律专业的培训,学历层次、专业水平相对较高,能够针对职务犯罪的成因、特点、发展趋势等各种因素,进行科学的分析判断,依法采取司法惩治手段,建立科学、合理的机制,以破坏和消除职务犯罪所依赖的客观条件。
㈣现阶段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权力上的限制
⑴法律体系不够完备,我国没有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的专门中央立法。翻阅宪法和主要法律,只能找到关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原则性规定,根据我国宪法,“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通过在城乡不同范围的群众中制定和执行各种守则、公约,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检察活动,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作斗争”,但是并没有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的直接规定。在检察机关内部以及社会上的一些人 士,对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法律依据也提出质疑,尽管检察机关依据《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但没有明确的、强有力的法律手段作为后盾,检察机关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无论从职能权限、工作规模、深度、力度、影响等方面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⑵侦查权的实施无法保障,反贪部门的工作力度不够,对大要案的查处都是在纪检部门的指挥下完成,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查处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等一批腐败分子,对高级别领导干部的查处,使百姓看到了中共中央治理腐败的决心,但作为检察机关在查处这些高级别领导干部的过程中是始终在中纪委的领导与指挥下完成的,作为享有侦查权的反贪部门、渎职部门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主动性。
⑶权力的限制,使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近几年检察机关虽然查处了很多职务犯罪,但职务犯罪仍然不断滋生蔓延,所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高级领导干部的职务犯罪案件并没有起到杀一儆百的预期效应。现实中有许多腐败分子,行为已严重触犯刑法,但在查处中却被认为是党风不正,以党纪政纪代替刑罚进行处罚,有的案件不了了之,有的案件远不止据以定罪的那个数额,造成相当数量的犯罪“黑数”存在,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打击力度不够,没有形成相应的威慑作用。
2、财力的相对短缺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具有社会公益性质,必须在经费上给与充分保障,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资金和物质基础。我国目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经费还没有统一明确的保证渠道。一般的做法是在检察机关内部将职务犯罪预防机构与其他内设机构同样对待,开展工作所需要的经费要一事一请,检察机关经费普遍紧张,事实上有很多工作因经费不足而无法开展。
3、检察机关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中效果不明显
⑴检察建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的重要形式,是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职能的基础上,各业务部门结合办案,针对发案单位存在的问题,提出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司法建议。检察机关在加大查处职务犯罪大案要案的同时,要针对发案单位或相关部门的漏洞或薄弱环节,从创新体制、完善机制、健全制度和加强管理等方面,积极探索运用检察建议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途径。要使检察建议真正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建议针对性要强,质量要高,提出有问题、有分析、有结论并具说服力的检察建议,才能引起被建议单位的重视,并乐于接受。同时检察建议要有一定的权威性,这样才会使建议发挥应有的作用。
⑵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施,在一些地方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发挥作用。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为健全检察机关自身执法活动的监督制约机制,强化外部监督,于2003年下半年开始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工作中实行的制度,是指人民检察院在依法办理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由通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推荐产生的人民监督员,依照一定程序对办案工作实行监督的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实行过,同时又不同于国外的陪审团制度,所以可借鉴的经验较少。
⑶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没有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舆论监督的作用。
职务犯罪给国家政治、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入世以后,面对新形势下职务犯罪日益复杂化,如何加大预防的力度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预防犯罪比惩罚犯罪更高明”,这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国外在预防犯罪方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我国在职务犯罪预防的法制化、制度化方面也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检察机关在惩处职务犯罪的过程中,直接参与了全部刑事诉讼活动,这也是法律规定的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体现,检察机关基于检察职能、职权或职责,能够全面了解职务犯罪的情况和态势,对职务犯罪领域发案规律和特点可以做出第一手的具体分析,可以制定出针对性强,措施具体的职务犯罪预防方案。
腐败和职务犯罪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道德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根本上解决职务犯罪问题,必须从思想、机制、体制、制度各个方面同时入手,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消除腐败和职务犯罪产生的前提和条件,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预防工作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必须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不能有急功近利思想。检察机关在制定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目标时必须坚持长期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做到立足全局,打持久战,不断通过实现阶段性目标来逐步实现长期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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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篇5
【关键词】职务犯罪 本质透视 犯罪现象 预防措施
一、职务犯罪的本质透视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截至目前，我国法学界对什么是职务犯罪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代表性的观点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或职权实施的犯罪”。第二种观点认为，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依法履行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失职渎职，致使公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行为”。
笔者认为，我国职务犯罪概念的确定必须把握两大基本原则。一是有利于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二是符合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实践的现实。以此标准来衡量，上述两种观点都不尽科学和完善。第一种观点将职务犯罪的主体界定为“国家公职人员”或“国家工作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未将那些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编制但实际上行使或部分行使国家职权，依法从事公务的“准国家工作人员”涵盖在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之内。第二种观点虽然将其他依法履行公务的人员纳入了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但与第一种观点并无实质性差别，其缺陷仍然是主体范围外延过窄。
因此，我们必须超然于现有职务犯罪的概之外，重构我国职务犯罪的概念，以澄清某些似是而非的错误观念或认识。笔者认为，我国职务犯罪主体除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司法解释中“以国家机关人员论”的人员以外，还应该包括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中依章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从事一定管理工作的人员。
（二）职务犯罪的特征
职务犯罪虽然既不是法定的类罪名，也不是法定的具体罪名，而是法学研究者对与职务有关的犯罪的概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依据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剖析其必然具备的法律特征。
职务犯罪应有的基本特征：（1）具有巨大的社会危害性；（2）具有刑事违法性；（3）应受刑罚性。但是，它作为一类相对特殊的犯罪，还具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独有特征：
1.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具有一定职务身份并从事一定公务活动的特殊主体，从事一定公务、具有一定的职务是构成职务犯罪的前提和基础。
2.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犯罪主体利用职务实施非法行为或者不正确履行职权的行为职务犯罪行为与犯罪主体的职务必须具有关联性，职务犯罪是行为人利用其职务，也即在一定领域的特定管理权限而实施的违背其职责或者滥用其职权以谋取私利的行为，或者说就是运用职务上所形成的权能以及在一定范围内的管理活动的资格来实施犯罪。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但与其职务没有任何关联，就不能称其为职务犯罪。
3.在主观方面，职务犯罪既可以由故意构成，也可以由过失构成故意犯罪如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过失犯罪，如罪、失职、渎职罪。故意既可以表现为直接故意，又可以表现为间接故意，其动机往往出于“贪财”或“贪利”。过失既可以表现为疏忽大意的过失，也可以表现为过于自信的过失。职务犯罪之所以将过失犯罪囊括其中，是基于公职人员应恪尽职守的特定要求和打击职务犯罪的特殊需要。
4.职务犯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和社会公务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权威性和廉洁性职务犯罪损害了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使公共权力成为超越和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成为为个人或小团体谋私利的“工具”，因而它亵渎了公务活动的神圣与尊严，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务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权威性和廉洁性，相对于其它一般犯罪，造成的潜在影响更坏、更深、更广，因而危害更大。
5.职务犯罪必须是触犯刑律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职务犯罪虽然是我国刑法学理论上的一个类罪而并非刑法典规定的以犯罪的同类客体来划分的类罪，但职务犯罪是以刑法规定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为依据的。某种职务行为如果没有刑法分则规范规定为犯罪并应承担刑事责任，即使它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不能以职务犯罪论处。例如接受对方性贿赂而利用职务为对方谋取非法利益，即使造成严重后果，也不能以这一职务犯罪论处。职务犯罪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五个特征，否则就不能构成职务犯罪，而属于其他犯罪的范畴。
二、我国目前职务犯罪的现状及预防措施
（一）我国目前职务犯罪的现状
1．职务犯罪问题的突出表现
当前，职务犯罪问题相当突出，表现为：（1）案发数量不断上升。在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环境，我国的职务犯罪率处于较低水平。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后，职务犯罪案发数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2）犯罪严重程度加剧。以贪污、贿赂犯罪为例，犯罪金额快速上升，大案、特大案件占案件总数的很大比例，在经济发达地区，大案、特大案件甚至占案件的大多数，在个别相对贫穷地区，大案、特大案件也时有发生。（3）职务犯罪领域从普通部门向行政执法、司法等重要部门扩展。（4）职务犯罪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由于职务犯罪中占主要比例的是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这些犯罪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巨额国有资产流失。其中贪污、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犯罪给国有资产造成损失是明显的，受贿、、等犯罪，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也十分惊人。（5）群体犯罪现象明显。一些地方，出现了领导班子成员集体犯罪的现象，串案、窝案增多，有的部门，如海关、国土等，贪污受贿人员形成了有严密分工的“一条龙”犯罪集团。这种群体犯罪，较之单人犯罪，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社会影响更为恶劣。（6）人民群众对职务犯罪问题反响强烈。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公职人员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问题关注程度急剧上升，职务犯罪与社会治安恶化成为人民群众最不满的社会问题。
2．职务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目前，职务犯罪的表现形式可归纳为三种：（1）权钱交易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少数在国家机关任职的工作人员经不住经济上物质利益的吸引，以权力换取金钱和物质利益，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2）严重渎职型。长期以来，由于权力过分集中，使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严重的渎职、失职现象。具体表现为：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摆衙门作风，不为群众办实事，好说空话，热衷于做表面文章，搞“面子”工程。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不调查研究，导致工作中的偏差，不能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影响乃至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有的领导，在引进国外技术时，不懂实情，盲目引进，造成严重的积压和浪费。(3)事业心衰退，工作不负责任，得过且过，，给国家政治经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3．“侵权”
包括刑讯逼供、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搜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报复陷害等。
(二)我国职务犯罪的预防措施
我国政府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和不断的理论探讨，逐步形成并正在实践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新世纪的预防职务犯罪战略：标本兼治、重在治本是根本途径；依法治理，推进法制化进程是其保证，实现对权力的配置、运作的制度安排和制约；综合治理，推进民主化进程是其力量源泉，实现对权力正当、合法行使的有效的外部监督；加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关键，实现权力配置、运作合理，权力集中和分解平衡，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具体建议：
1．加强理论研究，提高预防职务犯罪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长期以来，对职务犯罪的理论研究，更多的是研究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的定性和惩办问题，没有把怎么样预防职务犯罪摆在其应有的地位上来加以考虑。对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研究不够，造成在实际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缺少理论依据和相关法律、法规来指导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理论研究，提高职务犯罪预防的科学性。
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研究，一是把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研究纳入法学理论研究规划，深入、系统探讨职务犯罪预防基本理论问题。要多出高质量的职务。犯罪预防研究成果，逐步建立和完善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体系。二要加强对世界各国预防职务犯罪的研究。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国外相关机构的交流，积极推动合作。结合国情科学借鉴世界各国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有益经验。三要加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发生原因、特点和规律的专题调研。综合运用量化研究和实证分析等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准确揭示产生职务犯罪的深层次原因和条件，提高对职务犯罪发展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和及时发现、防治职务犯罪的预警能力。四要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对策研究。根据有关系统、领域、部门和单位对预防工作的实际需求，注意运用和吸收企业管理、行政事务管理等方面的科学理论和现代化模式、手段，深入进行宏观对策和前瞻性研究，积极提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和管理监督制度等防范和遏制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配合有关系统、部门和单位科学规划预防方案，制定预防措施。
2．加强体制创新，从制度上减少职务犯罪
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由此不难看出，实现体制创新，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是一条切实可行的更有成效的途径。体制创新，一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家权力合理分解。近年来，我国围绕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行了以放权为主的体制改革，但传统的权力结构却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权力的配置方式只是从上级的集权转移到下级，没有解决好权力集中与权力分解之间的关系。权力的配置应该是平衡的、多方相互制约的。合理的权力体制应当是在民主和科学的原则指导下的，将国家权力尽可能的分配到每个部门，避免权力的滞留集中。但在对各部门进行权力配置的时候，又不能使某种权力完全的、毫无限制的交付某部门，这里面还应当存在别个权力或是检察监督部门的制约。在对权力分解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效率的问题。虽然在权力分解的情况下，职务犯罪不容易发生、得逞，但是由于权力较为分散，可能会使工作效率有所下降，同时权力分解之后，被分解的权力可能成为实施犯罪的潜在因素，某些权力由多个人或部门享有、行使，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一旦发生职务犯罪则极有可能牵涉面比较宽，综合危害加大。因此，在分解权力的时候，应减少或避免因权力分解而带来的在工作中降低效率的情况。二是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加强国家权力运行的过程控制。针对那些容易产生职务犯罪的环节，加快推进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约束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减少权力滥用的空间和机会，是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重要内容。要深化体制改革，削减政府不必要行使的职权，建立“有限政府”，并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公平分配公共支出，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增加公共福利，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性。目前要继续加大政府审批事项改革、财政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力度，削减不必要的环节，按照“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相互制约”的原则整合权力运行机制，避免权力扩张。
3．强化监督，遏制职务犯罪于萌芽状态
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关键在于监督。检讨我国现行监督体制，有人大的监督、执政党的监督(纪委)、行政机关的监督(监察、审计)、司法机关的监督、政协和派的监督。但是机构的监督存在职能虚化的现象，有的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同级党委，政府等部门的领导人不敢监督。如原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坦言：“官做到我们这一级，也就没人管了。”可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在内的监督力度是不够的，需要在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实践中不断加强。
一是人大监督。当前在社会化大预防机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人民代表大会的职能介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各级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在整个社会化大预防工作中，人民代表大会最有法定的资格和条件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监督和预防。
二是政府监督。结合芬兰政府监督的经验，要在政府统一架构下，进一步发挥纪检、行政监察、督察和审计监督等职能作用。特别是中央纪委监察部门要加大对政府行政职能的监督力度，进一步完善特派督察员和检察员制度，督察员有权出席政府各职能部门召开的会议，监督党政“一把手”和政府所作出的决定是否合法，检察员有权随时要求政府官员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特派督察员和检察员还接受普通群众的举报，对公职人员的不当行为提出警告，对严重违法的公职人员移交检察机关提出。
三是传媒监督。利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大众传播手段，对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违反公共道德或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评，可以引起人们的关注，形成社会普遍性的看法，借助舆论的压力使上述不良、不法行为得以及时纠正，从而确保权力的良性运行，维护社会公平及正义。在现代法治社会，传媒监督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已被人们称为是继立法、行政、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因此，只要加大对国家公务人员的传媒监督，通过媒体把问题公诸于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可以有效地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是公众监督。在新时期，我们要全面实施“政务全程公众监督”制度，把国家公务人员权力和职责公布给群众，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使国家公务人员的行为始终处于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地检举揭发违法违纪的国家公务人员。政府也应为公众提供各种机会，调动群众监督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真正的保障公众行使监督权，使公众充分发挥“眼睛”的作用。
4．打防并举，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
反腐败和预防职务犯罪斗争包括“打击”和“预防”两个方面。反思以往的工作，存在重“打击”轻“预防”的现象。职务犯罪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治理腐败，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单靠打击一手是不够的。因此，要确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新理念，即遏制腐败，减少职务犯罪不能以打代防，必须打防结合。
5．加强立法，有效地控制和预防职务犯罪
目前我国有关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已比较成体系，但立足于预防职务犯罪的综合性、全国性的专门法律尚待制定。建立和完善完备的法律体系来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立法态度要进一步转换。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发案率不断上升，与我们缺乏从严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意识有关，在这方面要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有关对职务犯罪的立法经验。比如芬兰，对预防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就有一整套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严格的法律法规。只要公务员接受贿赂，或他人向公务员行贿，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同时，芬兰的《刑事法》中并没有对行贿或受贿的数额规定最低限额。公务员接受少量的贿赂或好处都有可能构成犯罪。在加大对职务犯罪惩处力度的同时，要尽快研究制定《职务犯罪预防法》，进一步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法律约束，只有使对职务犯罪的立法达到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程度，才能有效地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
二是立法技术要进一步改进。从近年司法实践来看，我国以刑法典为轴心的一元立法，很难克服刑法典的稳定性与职务犯罪的变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当采用多元立法方式。例如，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立法，尽快研究制定《财产申报法》，以消除贪利型、渎职型等职务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要进一步加强行政立法，尽快研究完善《公务员法》，严格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堵塞管理上的漏洞；要尽快制定惩治职务犯罪的单行刑事法规，如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这已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要适时修改刑法典，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要注意采用附随型的立法方式，如在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中附随规定某些已超越一般违法行为性质的职务犯罪。与此同时，为了使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这张法网疏而不漏，还应尽快研究制定出《公民举报法》等法律法规。
三是立法内容要体现时代性。一方面，应制定严谨、缜密的惩贪法律。例如，应增强惩治贪赃犯罪的威慑力，降低处罚的数额起点，提高法定刑，增加罚金刑；要强化对贪赃犯罪主体犯罪能力的限制和再犯能力的剥夺，实施严格的资格刑；要修改、完善贪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增设一些新罪名。另一方面，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例如，应建立惩治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因此增设一些新型的职务犯罪罪种，要严格界定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确保刑法在打击、惩治职务犯罪方面的主要锋芒所指；应完善对职务犯罪的处罚机制，如从重处罚、提高法定刑、施以财产刑、适用资格刑等；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某些具体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其处罚原则。
6．借鉴各国成功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反腐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效，已探索出一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开展反腐败的路子。但是，其中的具体措施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也需要借鉴国外好的做法和成功经验。目前世界很多国家或者制定了单独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或者是在其他法律规范中规定了预防职务犯罪的条款。还有些国家通过了一些专门规定政府行为、政治活动或者其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的法律规范，以此来有效抑制职务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在全球层面上合作打击腐败行为和职务犯罪的有力工具。《公约》确立的防治腐败机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可以为我所用。中国加入《公约》为中国反腐败事业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性保障，对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机制，使我国反腐败的机制和理念与国际接轨并符合国际惯例，加强国内的反腐行动、提高反腐成效、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加入《公约》为逐步解决我国查办涉外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难、人员引渡难、资金返还难”提供国际合作依据。《公约》关于司法协助、引渡、资产追回等国际合作措施，为我们努力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国际法基础。随着我国商业贸易等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这就要求我国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制定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并逐步形成一个完备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以期与国际社会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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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篇6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确立了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作为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加大力度，更新措施，全面提升预防工作水平，就成了摆在各级检察机关领导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人员面前的重要课题。下面笔者结合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践，就新的形势下的如何加强检察机关职务预防工作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新形势下加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义
党的十六大以来，反腐倡廉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作为承担着专门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既面临新的要求，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加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提高法律监督能力的需要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是检察机关一项重要业务工作，依据宪法和法律，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的职责是依法查办案件，追究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结合办案，发现职务犯罪得逞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漏洞，深入研究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形成规律，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贾春旺检察长曾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明确指出：着力提高法律监督能力，是由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样的宪法地位和本质属性决定的，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检察机关的具体化，也是适应民主法制建设的新形势，进一步强化检察职能、维护公平与正义的迫切需要，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重要任务。只有严肃查办职务犯罪的职责履行了，控制、防范职务犯罪的措施落实了，诉讼环节的监督加强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问题减少了，才真正体现出法律监督能力的加强和检察职责的全面履行。
（二）加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是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中，检察机关因担负法律监督职能而处于监督的重要环节，承担着特殊的职责。一方面要依法查办腐败现象中最严重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另一方面要通过预防工作的监督手段，防范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这就充分体现了惩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要求。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道德、纪律、法制三道防线中的最后一道防线。检察机关必须忠诚坚定地坚守这道防线，综合运用法律监督的事前、事中和事后预防的各种手段，为促进惩防体系建设目标和任务的实现，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加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党执政的重要目标，摆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重要位置。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克服腐败带来的消极影响。职务犯罪是腐败最典型、最集中的表现。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行为严重损害社会公平正义，毒化社会风气，妨碍经济发展，诱发不稳定因素，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极大危害。因此，检察机关必须运用积极的预防手段，在坚决依法查处职务犯罪的同时，以对职务犯罪发生轨迹有深切了解的优势，运用预防工作以柔克刚、以善制恶的手段，为化解因腐败犯罪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发挥积极作用。
（四）加强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是爱惜和保护党的人才资源的需要
党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我们的事业需要一大批政治、业务都过得硬的干部队伍，而党培养一个领导干部很不容易，耗费了大量的资源。有一些干部，由于经受不了市场经济的考验，走上了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不仅会断送自己和家人的幸福，这也是党的损失。承担着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高度重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以体现出现代司法的人文关怀，抓好各项制度的落实，形成一套包括“不愿为”的自律机制、“不敢为”的惩戒机制和“不能为”的防范机制在内的廉政建设制度体系，使这些人都能勤政廉政，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对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有重大意义。
二、当前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加强职务犯罪预防，从源头上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已经深入人心，检察机关纷纷从本地实际出发，布置和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使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呈现良好的态势。具体包括：一是各地正逐步健全预防工作机制。有的建立了预防工作网络，形成了全社会齐抓共管的预防气候。有的建立了预防调研机制，起到准确、全面的预测作用。有的出台了预防工作条例，使预防工作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二是强化了预防工作的组织管理，从成立专门的预防工作机构、充实专职的预防工作人员，从制定预防工作制度、工作细则、岗位目标等方面，加强预防工作的组织管理。三是各种方式开展预防工作。如在实际工作摸索出来并不断完善个案预防、行业预防、专项预防、教育预防等的工作方式。同时，各地在具体开展的过程中，还纷纷出新招，找新亮点，使预防工作呈现出许多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
然而，从目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与新的形势和新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影响预防的效果。
一是有的地方预防工作缺乏具体的分析和思考。有的地方还没有将工作思路和方法完全统一到“三个围绕”上来，在预防工作中，还存在盲目性，见什么新就做什么，见什么热就跟什么，有一些工作的开展，并不切合本地实际，预防效果难以起到。
二是有的地方预防工作抓细抓实上还有待提高。一些地方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缺乏具体深入的工作措施，把提出口号当作任务布置，把制订计划、颁发文件当作工作实效，使工作流于形式化、表面化。
转贴于
三是个别地方预防工作出现干预和越位问题。个别地方在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中，没有准确把握到位而不越位、服务而不代替、帮忙而不添乱的度，有的大包大揽，与预防单位签订廉洁协议、廉政责任状；有的超越检察权，在工作中脱离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分工和定位，插手企业经济活动，干预行政机关的正常管理；还有的搞了预防，忘了查处，出现“种了别人的田，忘了自己的地”的情况。
四是有的地方预防队伍专业化水平有待提高。有的地方没有设立专门的预防职务犯罪机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由其它工作捎带进行，没有专门的预防队伍。即使在设立了专业预防职务犯罪机构的地方，预防队伍在走专业化路线，在了解掌握从事预防工作所需要的相关理论、知识、方针、政策等方面也还存在一定差距。
三、立足检察职能，采取有效措施开展预防工作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从源头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检察机关要结合检察职能，紧紧“围绕法律监督职能、围绕职务、围绕犯罪”，强化预防措施，规范预防活动，创新预防机制，着力实现“三个转变”，全面提升预防工作水平。
（一）高度重视，拔高认识，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党委政府反腐败斗争总格局，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管理的转变
由于产生职务犯罪原因的多方面，决定了预防职务犯罪是一个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行政、法律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在整个预防职务犯罪的系统工程中检察机关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党委政府反腐败斗争总体格局，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管理相结合的转变，是做好预防工作的根本保证和关键所在。检察机关要主动争取党委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视，通过党委牵头组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网络，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其工作方式可以通过向党委提出当地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意见，建议党委成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导（领导）小组，并由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处（科）负责处理指导（领导）小组的日常事务工作。在各部门、厂矿、乡镇聘请纪委书记或党委书记担任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联络员，建立起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网络。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联系沟通和协调，进行信息交流，推广预防经验，走系统预防、部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的道路，共同推进预防工作的深入。
（二）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立足检察职能开展职务犯罪预防活动，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初级形式向全面系统的转变
分析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可以得知，每一种职务犯罪行为都需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拥有权力、职务犯罪动机和职务犯罪机会。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消除其中的一个或多个条件，从而彻底切断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链条。作为检察机关来说，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必须立足检察职能，由于第一个条件即权力的形成并不是检察机关职责之所能及，因此检察机关所能够做的，便是针对后两个条件，开展预防。
一是立足加强检察侦查权的行使，全力开展职务犯罪动机预防。对职务犯罪的惩处是遏制腐败现象的重要手段。从职务犯罪经济学分析的角度看，当行为人犯罪的收益大于付出的成本的时候，行为人便会选择犯罪。而犯罪案发受到查处是犯罪成本的主要内容，当这个成本付出的机会处于非常小的概率的情况下，职务犯罪的发生便成为一种可能甚至必然。要打破职务犯罪行为人的侥幸心理，降低他们实施犯罪的动机的产生机会，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大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增加职务犯罪查处的数量，减少犯罪数量，从而提高职务犯罪的惩罚成本，使行为人不敢犯罪、不愿犯罪。由于检察机关担负着惩治职务犯罪的特殊使命，因此，这是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过程中最应该采取也是最能够采取的一个有效手段。从这个角度上讲，打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预防方式。没有打击的预防，是软弱无力的预防，只预防不打击，则会出现防不胜防，检察机关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只有与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工作紧密结合，才能够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优势，才能够发现诱发职务犯罪的各种深层次原因。在此基础上所采取的预防措施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只有做到“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才能有效地遏制职务犯罪的蔓延。
二是立足规范和完善检察建议权的行使，多角度开展职务犯罪机会预防。检察建议权，是基于检察权而产生的，是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手段。在预防职务犯罪过程中，就要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通过检察建议实行“三步预防”， 消除职务犯罪机会，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即职务犯罪行为暴露之后，检察机关首先应当深入研究职务犯罪行为发生的制度原因，并向发案单位提出具体的检察建议，即“个案预防”；在此基础上，检察机关还应当根据典型的职务犯罪案例暴露出来的制度缺陷，对有关部门法律法规工作制度提出具体的改进建议，从而把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发挥到最大限度，即“行业预防”和“专项预防”中；同时，检察机关还应当力争在新的法律法规正式出台之前，就从职务犯罪预防的角度，认真审视其中可能存在的缺陷和漏洞，从而把职务犯罪机会扼杀在襁褓之中，即立法建议。
为确保预防效果，在行使检察建议权时，还应当注意掌握好三点：一是要加强专项研究，以真正发现职务犯罪机会。只有对所查处的案例进行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一方面选择好典型案例，另一方面分行业分专题进行，从而分析探究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种突出问题的职务犯罪行为的制度成因，才能据此提出针对性的预防检察建议，开展好职务犯罪预防。二是要立足检察权的正确行使，不越权滥权。检察建议是其他检察权的拓展和延伸，其行使范围只能是检察权的范围之内，因此，要杜绝大包大揽的工作方式；更不能脱离检察职能搞预防，防止形式主义和滥用职权情况的发生。三是上级检察机关要加强预防宏观管理，充分利用检察资源和预防成果。由于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系统刚刚建立，各种资源相当有限，同时，各地职务犯罪行为在形式、手段和多发环节上均有相同之处，因此，上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预防工作的宏观管理，加强预防工作的规划与协调，既防止研究的重复投入，又使各地的优秀调研经验迅速得到推广；既避免预防资源的浪费，又使各种研究成果充分利用，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职务犯罪预防的效果。
（三）建立机制，完善制度，适应预防工作发展要求，实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从普遍预防向专业化预防的转变
检察机关预防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针对职务犯罪行为和涉及的公共权力配置、运行和监督中的问题，从犯罪学角度，运用犯罪学理论，通过办案研究发案，通过个案研究类案，剖析犯罪原因，揭示犯罪规律，提出防范对策，达到防止和减少职务犯罪发生的目的。其职能和专业性决定了检察预防与其它预防的区别。尤其是面对职务犯罪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隐蔽性越来越强的特点，对检察机关提高侦查犯罪本领，走专业化路线，运用综合手段，控制、防范犯罪，降低发案率提出更高要求。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篇7
【内容提要】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特定的概念、性质、特征、要素和程序性规定,预防调查的目的在于提出有效预防对策,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方法,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工作,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实现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其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在价值。
预防调查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检察预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调查活动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笔者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务暨检察理论研究的目的出发,通过探究预防调查活动的规律性和法理支撑,期望能对推动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的检察预防制度有所裨益。
一、职务犯罪预防权是检察权应有之义,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是职务犯罪预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执法,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说明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检察机关要结合检察职能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在全国检察系统成立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也说明检察权的行使与职务犯罪预防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职务犯罪预防权是就其实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延伸,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诉讼监督权、行政执法监督权过程中的一种派生权力,职务犯罪预防作为检察机关一项重要业务工作, 就是要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办案,发现职务犯罪得逞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漏洞,深入研究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形成规律,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职务犯罪预防权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检察建议权和宣传教育咨询权。<<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第七条至第十三条用七个条文规定了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以下简称预防调查权)的性质、要素和内容。预防调查权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单独或者联合有关行业、部门、单位进行。上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可以定期提出专题调查要求,组织下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开展调查。调查对象是围绕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隐患、非规范职务行为,以及职务犯罪衍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开展预防调查。调查内容是定期对职务犯罪发案情况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查明个案原因、症结,把握类案特点、规律,研究区域、行业职务犯罪状况,了解变化趋势。调查方法是开展犯罪分析,应当查阅有关案件卷宗、档案,向有关单位、人员了解情况,旁听案件的法庭审理,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参与。调查结果是预防调查结束后应当提交调查报告,并依据调查结果提出和制订预防措施。在预防调查中,应当注意发现并依照规定作好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等工作。应当就犯罪分析结果提出书面报告并向侦查部门通报。对犯罪分析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检察长报告并提出工作建议。
二、预防调查权依附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具有相对独立性,主动性、置前性和效果的间接性
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权的主要实现形式,预防调查权的职权基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预防调查活动不能脱离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和诉讼监督活动。预防调查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主要体现为立足检察职能开展预防调查,便于监视职权运行状态,及时发现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失序及原因,以便提出检察建议,开展宣教咨询,通过对权力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跟踪监督保证权力干净高效运行。但预防调查权的依附也是有条件的,其行使主体是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而不是侦查、公诉等办案部门。预防调查权也不具有相关的强制措施,也不能对预防对象产生实体影响,而是通过启动检察建议启动纠错机制间接作用于预防对象。<<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对预防调查权的相对性作了强调,将其与其它检察职能相对分离并专门授权给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行使。预防调查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 方法有别于初查、侦查阶段的犯罪调查,预防调查的启动不以接受举报或者申请为条件,不以事后查究和处分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而是一种通过开展调查,发现犯罪隐患,发出检察建议,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同时对调查中发现的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移交侦查部门处理。因此预防调查是一种建设性工作而非办案程序,只要有开展预防调查的必要,经过内部立项审批程序就可以主动进行。预防调查是实施预防行动的前置阶段,准确制订预防方案,有针对性地实施预防行动,获取预期的预防效果,都必须要以预防调查的质量为基础。特别是检察建议与预防对策是否切实可行,关键取决于预防调查的质量。仅有调查质量还是不够的,预防调查效力的发挥必须通过预防对象内部的制约、纠错机制得以实现,预防调查效果的间接性就要求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调查结果,适时发出口头或书面检察建议,帮助预防对象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机制,而这才是预防调查的最终目的。<<规则>>对预防调查权的规定还需要预防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建议高检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领导对预防调查权不断总结完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在起草<<预防职务犯罪法>>中列入预防调查权,使检察预防调查工作有明确的国家法律依据。
三、预防调查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程序性权力,其运作过程包括立项审批、移送管辖、作出结论和跟踪反馈等操作程序
预防调查不同于职务犯罪初查、侦查,也有别于普通的调查研究,它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一项专业性工作,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最终目的在于查明职务犯罪原因,发现职务犯罪隐患,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实现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为了保证预防调查的实施,应当实行立项审批。在实践中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行项目管理制度,预防调查作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子项目由项目承办人每年提出调查项目,报部门领导及 主管检察长审批后立项。预防调查主要有三种类型:个案调查、类案调查和专项调查。预防人员每年每年根据拟开展调查的类型提出调查意向,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进一步明确调查目的、内容、形式、范围、费用等基本要素;预防人员将可行性研究报告呈报预防部门领导审核,同意后报主管检察长审批,经主管检察长同意并发出明确的书面指令,预防人员根据签批的文件开展调查研究;对重要的预防调查如大型社会性调查、涉外性调查等社会影响大的项目应报上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备案审查,上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在备案审查中发现不应立项而立项的,或者应当立项而未立项的,可以指令下级纠正。实践中预防调查与纪检监察和职务犯罪侦查常常存在衔接关系,必然涉及移送管辖。预防部门在开展预防调查活动中收到举报材料或自行发现涉嫌违法或职务犯罪线索,应当参照控告申诉检察职能中的线索分流和归口承办制度,对于应当由其他机关或本院职能部门管辖的案件或事项,应当制作移送函,报经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领导及主管检察长审批后将相关材料和调查结论一并移送管辖。预防调查的结论和成果,除用于对策分析和资料备份外,还用于提出检察建议。预防部门要根据预防调查制作检察建议,对外送达并跟踪反馈,收集信息,保证预防调查效果的充分实现。
四、预防调查权的实体性权力是讯问询问权、调阅案卷权和社会调查权
预防部门及预防人员开展预防调查应按照审批,制定调查方案,收集相关资料,拟写调查报告,运用调查报告及跟踪反馈等程序进行。在预防调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座谈、调取有关材料,也可以商请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勘验、鉴定。其别要强调预防调查权的三项主要实体性权力。一是讯问询问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和动机的剖析必须通过与其进行面对面交流才能了解,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及演变规律还需要通过其亲友及单位同事、领导的口述才能清楚,因此预防调查工作需要借助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讯问询问权,才能探究到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深层次犯罪心理,才能制订出更有效的预防对策。所以在检察系统内应赋予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讯问询问权,预防人员在案件进行到适当阶段,如办案后期证据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以书面请示的形式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并经检察长审批同意后,可以接触犯罪嫌疑人及有关知情人,制作调查笔录,进行犯罪分析。二是调阅案卷权。预防人员进行个案和类案调查,必须要查阅相关案件卷宗,如果是已结案,可以通过内部程序直接到检察机关档案部门调阅;如果是未结案,涉及案件保密,预防人员应以调阅函的书面形式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并报经检察长同意,同时保守国家秘密,如果发生泄密等不利于案件查办的情况,应查明事实追究预防人员责任。三是社会调查权。对一些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如承担部级或省市级重点课题,预防人员应积极参与,可以牵头组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专门调查组联合调查,或开展规模调查,可以和专业的调查机构或知名专家合作,在一定区域内社会预防网络资源对某类群体、现象、事件等进行社会调查,或进行涉外调查,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预防性文件的规定与外国专家学者选择国际性重大课题开展联合调查。预防人员开展社会调查要经过检察长同意并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同时要积极争取本院和上级院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
五、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即有区别又有联系,存在程序衔接转化问题
预防职务犯罪论文篇8
1 高校职务犯罪的特点
（1）犯罪主体特殊。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单位是职务犯罪的主体，从已公开披露的案件来看，在高校职务犯罪中犯罪主体主要是负责人、财、物的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有些甚至是正厅级干部，他们基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职务和职称，其中不乏校级领导和教授，有些则是一些领域的领军人物，案发时他们往往正处于人生中年富力强的阶段，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人生阅历和社会资源。
（2）发案领域集中。高校常被世人称作“象牙塔”，但随着高校参与市场的机会和可调配的资源日益增多，早已不是“净土”、“圣地”，声誉也随着职务犯罪的发生急转直下。长期以来，这些职务犯罪主要发生在对人、财、物具有管理和支配权的人群中，具体频发、多发在基建工程、后勤维修、设备采购、招生考试、财务管理、干部选用、人事招聘、职称评审和科研经费等部位，而且“窝案”、“串案”屡见不鲜。
（3）作案手法隐蔽。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是高校职务犯罪中最常见的类型，由于犯罪主体具有较高学历、掌握经济和法律知识、熟悉制度上的漏洞，加上权钱交易往往都是一对一的，不易留下人证和物证，因而隐蔽性极强，短时间内不易被查获。除了收受现金和购物卡，作案手法还有接受“雅贿”、车产房产、房屋装修、股权转让、经费划转、虚假借钱、委托理财、嫖娼等形式。此外，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微信红包和支付宝转账等成为新的受贿方式。
2 高校预防职务犯罪的途径
高校职务犯罪是社会腐败现象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反映，高校纪检监察部门承担着对本单位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但因受职权限制和手段制约，应把高校腐败和职务犯罪的治理重点放在“预防”上。
2.1 建立责任网络，加强检校合作
一是学校党委要切实担负起统一领导、直接主抓、全面落实预防职务犯罪的主体责任，在每年的工作要点中明确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任务；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面落实监督责任，积极协助党委开展工作，抓好任务分解和督促落实。学校要成立以党委书记和校长任组长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小组，负责指导学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开展。党委与各二级单位负责人、二级单位与重点科室负责人分别签订责任书，层层明确职责，形成工作网络。学校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纳入年终考核内容，考评结果与工作绩效挂钩。
二是学校要积极与辖区检察院开展共建活动，签订共建协议，要主动加强联系协作，邀请检察官和宣讲团来校作报告，了解教育系统职务犯罪现状和特征，咨询高校预防职务犯罪的方法和策略，获取检察机关对学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和帮助，构建检校互动预防职务犯罪的长效机制。
2.2 ?S富教育方式，加强廉政学习
一是要加强法规、政策学习。学校要通过专家报告、文件解读、专题辅导等形式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学习职务犯罪、廉政建设的法律法规，领会上级各项文件精神，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要针对不同对象，发放不同学习资料，开展精准教育，增强廉洁意识。要组织党员干部参观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提醒大家不忘做人之本，务守清廉之心，永葆高洁本色。要打造校本廉洁文化品牌，发挥示范、熏陶和导向作用，营造崇廉尚洁的氛围。
二是要发挥校园廉政宣传阵地作用。学校要着力抓好宣传教育的阵地建设，积极构建“大宣教”格局，把廉政教育纳入学校总体工作部署，利用好微信公众号、微博、网站和橱窗，用正面的典型激励人，用反面的案例警示人。
2.3 找准风险源点，健全内控机制
一是要将廉政风险防控工作落在实处。学校要出台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设的工作方案，要紧紧围绕管权、管钱、管物、管事、管人、管项目等重要岗位、关键节点，从思想道德建设、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外部环境、制度建设、运作机制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宽领域地查找风险点，并基于此建立权力公开、制度规范、流程监督、节点控制为内容的内控机制，逐条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防控措施。
二是要持续推进制度建设，学校要以构建预防职务犯罪制度体系为目标，以正确行使权力为重点，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建章立制，要建立领导干部廉政情况汇报制度、廉政谈话制度、纪委书记走访制度、述责述廉制度以及党风廉政、组织人事、财务管理、学术科研、招标投标、物资采购、合同审核、工作作风、招生考试、礼品礼金和接待工作等方面的一揽子制度，逐步构建有效防范职务犯罪的制度体系。
2.4 优化工作方法，强化监督制约
一是要优化监督工作方法。学校要明确监察人员在各项监察工作中的职责、程序等内容，要求监察人员在监察工作中详细记录，规范监察的执行过程。经济活动中，要求纪检监察和审计部门通过提前介入、参与过程、严格审核合同等环节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监督。同时，要求主管经济活动的职能部门严格审批制度，对工程项目、大额资金使用加强全过程控制监管。要强化招投标意识，维护制度的刚性。对于基建、维修、装饰、布展、采购等项目实行“双合同”制度，即在签订经济合同的同时签订廉政合同。以规范的程序促进干部的廉洁自律，从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是要加大监督工作力度。要严把基建工程、设备采购、招生考试、财务管理、干部选用、人事招聘、职称评审和科研经费使用等重点“关口”；要抓住元旦、春节、五一、中秋、国庆等重要节点。要积极推行招生“阳光工程”，完善预算外资金“收支两条线”管理，抓住“收、管、用”三个环节提高财务资金管理水平。要认真开展“小金库”、公务用车、教育乱收费、收受礼品礼金等专项治理，从而规范财务收支管理，减少铺张浪费，铲除一些腐败问题的根源。
2.5 坚持强内固本，加强队伍建设
一是要聚焦主业，做好本职工作。高校纪检监察人员要回归主业，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做到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专注于预防职务犯罪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二是要加强学习，开展理论研究。学校专职预防工作人员要参加各类业务培训班，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思想觉悟、党性修养和业务水平；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启动校内课题研究工作；要通过深入研究新形势下预防职务犯罪和党风廉政建设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实践探索和理论创新，预防职务犯罪。
3 结语
高校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任重而道远，应以预防腐败体系建设为重点，以加强检校合作、强化制度建设、打造特色廉洁文化、完善风险防控机制、提升预防工作水平为抓手，全面推进工作开展，力争取得工作实效，从而为高校的发展扫除障碍、破除壁垒，更好地发挥高校在社会中的职能和作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