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意识形态工作报告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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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须解放新闻要改革

在今年的“两会”上,主席曾两次强调:要“真正在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上迈出更大步伐”;“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过去五年工作的六条经验,“必须坚持解放思想”位居首条。国家领导人不约而同地重申“解放思想”,是偶然的巧合,还是由衷的感触?在这么重大的场合公开强调“解放思想”,足以显示“解放思想”对我国的重要性。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是我们的思想不够开放吗?显然不是。“思想开放”和“解放思想”不是一回事。思想开放属于个人意识活动的范畴,多指一个人的世界观和处世的态度。此外,“开放”是个中性词,适度的开放,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过度的开放,则是危险的信号。而“解放思想”更多是个集体概念,多用于指代一个社会整体的思想的解放程度。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无不是解放思想的产物。社会发展永不停息,决定了解放思想的步伐也时刻不能放慢。我们要走大发展、大繁荣的道路,离开解放思想,只能是纸上谈兵。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思想”是一个国家的必修课,时刻松懈不得。

新闻为什么要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新闻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的成就毋庸讳言。同时,也应看到,新闻出版是目前我国惟一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特殊领域。然而,这不意味着新闻出版业就没有改革的必要。恰恰相反,越是国家政策保护的领域,越是需要该领域的从业人员具有自觉的革新意识和革新精神。这是因为,新闻出版业是事关意识形态的特殊领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们的独家特色。新闻出版业暂时拒绝外资新闻企业进入,不等于我们就不瞄准世界一流的新闻理念和新闻出版的先进经验,而是需要我们自行创新,做强做大我们的新闻出版业。

事实上,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必须改革。和其他行业一样,我们的新闻出版业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在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适应过度”的不良倾向。有些媒体,为自身的利益所驱使,忽视了新闻媒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新闻娱乐化、娱乐新闻化,致使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处于边缘化的地步;个别媒体为抢新闻,过于强调赶时效,不合时宜的“唯时效论”最终导致了新闻媒体公信力的下降。新闻界的个别从业者惟利是图,索要封口费、笑纳车马费,将新闻事业纯粹市场化,以至于每年都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新闻工作者。所有这些,都是新闻出版界思想落后的表现。我们从不讳言新闻的双重属性,从不否认媒体需要经营,自食其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税收。但是,新闻出版业毕竟是特殊的企业,其平衡木的两端分别是“社会责任”和“经济利益”,二者缺一不可。只有平衡二者的关系,新闻出版生产的信息产品,才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促进全社会的大发展、大繁荣。

此外,每个新闻出版工作者还要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我国的新闻出版产业还相当落后。落后不一定是产值的高低和资产的多寡,不一定是媒体集团所辖的媒体数量的多少。我国新闻出版业和世界同行的差距在于知识创新远远不够,同样的新闻事件,我们的新闻产品无论是在可读性还是在客观性和深度挖掘上,和发达国家的新闻报道尚有差距。图书出版业的情况,也是如此。这样的差距,显然不是纯然的经济“投资”所能弥补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新闻出版工作者,在知识创新方面下大力气,用智慧来缩小和世界发达新闻出版业的差距。此外,还应看到,在新闻出版方面,一些媒体和出版社还不是守法的道德楷模,剽窃他人知识产权,无偿占有他人的智力成果的现象,普遍存在。新闻出版作为社会的良心,如果这个“社会良心”有污点,不是遵纪守法的道德楷模,这样的“标杆”难免是不合格的。创新需要解放思想,尊重他人的智力劳动也需要解放思想,转变吃?免费午餐“的习惯。

解放思想与改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喊解放思想不在行动上予以落实,无济于事不说,还容易招致群众的反感。同样道理,只喊改革不去解放思想,这样的改革顶多是改革皮毛,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就新闻改革而言,在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大前提下,与时俱进,坚持负责、创新的原则,是其惟一的自由选择之路。

慈善窘境及其营销出路

最近,围绕胡润和《福布斯》杂志分别的中国慈善榜,媒体有很多争议,诸如杨澜夫妇到底有没有捐那么多钱。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注重先富到倡导共富的大背景下,关于慈善的话题也越来越热。中国每年有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有2200多万城市人,生活在低保线上,有7500多万农村绝对贫团人口和低收入人,需要救助,还有6000万残疾人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如此庞大的群体,单靠政府的低保救济是不够的,需要企业和个人捐款作为补充。

今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发展慈善事业”,这也是“慈善事业”概念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但是,中国慈善业的现状,却差强人意。

中华慈善总会透露,该会每年收到的捐赠中,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全国私人捐赠不足10亿元。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专项调查显示,全国上千万家企业,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慈善捐赠。

而在美国,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65%来自全国民众。2003年,美国个人捐赠达241 0亿美元,人均捐款460美元,占当年人均GDP的2.1 7%,志愿服务参与率为全国人口的44%。

相比起来,中国人均每年捐款一度仅为0.92元(人民币),不足人均GDP的0.02%,志愿服务-参与率仅为全国人口的3%。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经济学家汤敏指出,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等第三次分配的总量大概占到了GOP的3%~指5%,而我国现在只占0.1%。

上述比较难免让人得出“中国人的慈善意识远不如美国”的结论。但乐善好施本是中国人的传统,为何现在缺失了呢?其中有很多原因(最主要是政策法规的保障与推动不够).但一个不能回避的方面是,我们的慈善活动缺乏营销意识和技巧,缺乏对顾客(出钱者)的服务,制约了慈善事业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我国现存的慈善组织中,绝大部分是政府组办,募捐活动的行政色彩相当浓厚,主要是通过单位对,扶助、赈灾捐赠予指令性劝募来进行慈善筹款。例如,每到天灾人祸,机关单位就按人头、依职务高低指派捐款或赠物,捐多捐少都有定数,想不捐或者多捐都不行。人们按“通知要求”捐赠了款物,但款物用在什么地方,起到哪些作用,则一概不知。同时,捐款的鼓励性措施落实起来非常麻烦。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去年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500元钱,尝试了作为个人慈善申请免税的复杂程序。他说,当时,他经过了10道程序、历时两个多用才拿到了当月免税50元的证明。

如此种种,慈善变成?强加于人的任务。而我们知道,营销的要害在于要让顾客感受到利益,我为什么捐?我的“利益”在哪里?在慈善活动中,捐助者的利益主要是精神满足,但是这种满足需要建立在真实的体验、感受的基础上。而行政劝募的问题就在于,顾客不知道他的作为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1969年,科特勒和莱维提出了“扩大的营销”的思想。他们认为,营销学不仅适用于产品和服务,也适用于组织、意识形态、政府、学校、政党.政治等。不管这些组织是否进行货币交易。事实上都在搞营销。

“扩大的营销”思想启示人们任何社会事业都应该纳入营销的范畴来考虑。

就慈善事业而言,它需要对扶助对象进行科学调研和细分,需要了解捐助者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个性化、差异化、方便操作的慈善项目、活动,需要做好捐后服务工作,救助项目实施效果要评估,慈善项目预决算请捐助人认可。

近两年,为了建立善款募集的长效机制,浙江出现了“企业冠名基金”和“企业留本冠名基金”的做法。企业冠名基金就是企业向慈善会认捐一定数额的善款作为基全的本金,此慈善基金以捐款企业的名称命名。在基金具体的操作中,基金的本金仍留在捐款的企业内部归企业所有,企业根据与慈善会签订的协议每年以商定的增值率(如10%)向慈善总会提供救助金,由慈善总会代表企业开展定向慈善救助活动。实施专项救助,并将每年的救助情况向企业通报,安排捐赠者与受助者直接见面。这一模式在宁波、台州等地发展迅速,仅于波市鄞州区一个区就已有60事家企业建立起?这类基金,累计金额达到5725万元。据统计,去年全区1700家规模企业中,有逾1100家企业参与7捐赠,共捐款1551万元,占社会总捐助额的64.7%。这个模式能广泛推开,就是事前做?大量“顾客调查”,摸索出一个符合企业心理的出资方式。

中国有大量的社会事业需要群众参与和志愿者投入、是对他们喊大,号、下死命令,还是把他们当成顾客,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设想、服务,激励起他们的参与热情?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本文作者为《第一财经日报》总编辑)

中国教育改革话语认知框架论文

摘要:教育话语是人们在思考、表达教育问题时的习惯性用语,它是特定教育主体生活世界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中蕴含着特定主体的教育理想、生活意趣以及教育实践的行动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本样态,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教育同样处于多重变革之中。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的教育改革的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思想与主张大致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的根本价值在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关键词:基础教育改革;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大众诗性话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与实验此起彼伏,轰轰烈烈。值得关注的是,与丰富多样的改革实践相伴随,教育改革的各类思想与主张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但是,任何真正的教育思想必然源自于主体自身的一种教育生命运动,必然是主体自身教育生活史的产物与延续,必然是其自身教育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或者说,“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动性,决定了教育思想的丰富性及其表达主体的多元化。由于主体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理论取舍、价值判断的差别以及主体把握教育的视域的不同,必然形成各不相同的话语内容和话语方式。”在笔者看来,根据话语主体、话语内容和话语风格的不同,这些既成的教育改革思想与主张大致分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知识精英话语”“平民实践话语”和“大众诗性话语”四种基本类型。探讨这四种话语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有助于构建一个关于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话语认知框架。

一、意识形态话语:政治深度介入教育

在学术思想史上,“意识形态”一词一直具有贬义(否定性)与褒义(肯定性)两重色彩(属性)。其中,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对其作贬义界说和理解的较多。人们往往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专制或虚假意识,是国家机器强加于民众的思想系统,功能在于辅助政治和文化垄断。本文主要是借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中性意义,用以指称某一个人、集团的一整套主张、理论与目标。它并非静止,而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转换,其重要作用在于可以统合社会各方面力量,凝聚人心、规范生活。

教育改革中的“意识形态话语”是国家、政治、权力深度介入教育的结果。在教育泛政治化的年代里,“意识形态话语”必然垄断教育改革的整个话语系统。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话语”往往以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文件的形式出现,有时也会以领导人语录、政府工作报告或宣传口号的形式出现。在改革开放30年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这一宏观背景下,诸如《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1978)、《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1997)、《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2001)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都明显携带着“意识形态话语”的诸多特征。

我们知道,教育与个体的生存发展休戚相关。同时又决定着民族兴衰、国家命运。反观人类教育现象史和教育认识史,国家意志和政治家的个人抱负总是占据着重要角色。在“政教合一”体制下,统治者对教育的影响尤其广泛而深远。国家性、阶级性是教育所具有的本质属性。但必须警惕的是,执政者的思想常常走向封闭、保守,“意识形态话语”常常走向极端而进入死胡同,进而将一些大话、空话、套话等固化成“金科玉律”般的口号。一般来讲,“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历史和生存境遇来看问题、做事情和写文章。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研究者、理论家,都是一个具体、丰富、真实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境域中的人。他总是也只能以其特定的方式来把握人类生存经验某一特定方面的意义和过程”。并不否认,历史上有不少政治人物都对教育富有洞见和热情。但是,高高在上、长官意志乃至一意孤行的直接恶果便是拒绝对话与自我反思,以至很多政策、条例往往劳民伤财,在推行的过程中滋生诸多不幸。这一现象,在民主、自由精神发育不良的社会里尤为普遍。以此为参照,由政府发起和推动的各级各类教育实验改革,在实际推进的过程中之所以出现诸多实践偏差的根本原因,便一目了然。

二、知识精英话语:学术深度介入教育

这里的“知识精英”主要用以指称“学院派教育研究者”,即那些以教育科研为业、为生的理论工作者。与其他领域的知识精英一样,占有特定的教育话语权是他们维持职业地位和获得学术声望的重要前提。一般来说,真正能够显示一个时论水平的应该是“知识精英话语”。但是,这一假设在教育领域却常常受到质疑和讥讽。多年来,尽管教育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手段和职业生存方式一直受到批评,教育理论的实践性、解释力屡遭诟病,但直到如今,整个教育科研制度和教育科研文化却没有多少改良,教育理论的内在品质和话语类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动。

教育学的学科水平、发展现状差强人意,已是不争的事实。总体上讲,中国教育学属于“舶来品”。从最初学习日、德、美到后来全面仿苏,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教育学中的“知识精英话语”往往离不开大量的翻译著作。但是,回顾近百年教育理论发展史,仅就所引进的国外教育思想而言,从凯洛夫到巴班斯基、维果斯基,从杜威到布卢姆、加涅,他们的言论得到广泛引证,被奉为经典,以至可以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教育学家屈指可数。不得不承认,限于既成的教育科研范式和僵化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眼下教育理论的主导性话语已经被简化为一套通用的“公共教育学教材”,编者的姓名轮番更替,但内容和风格却基本雷同。更糟糕的是,在这套“公共教育学教材”老化为大众知识、公共知识、集体知识的同时,越来越显得空洞、枯燥、乏味,其中没有作者的个人生活,听不见作者个人的声音,作者的个体生命严重缺位。这种形态的话语体系所反映和塑造的只能是整个教育群体的模式化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个具体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工作者而言,已经很难从中找到思维的兴奋点和富有意趣的对话主题。

毋庸置疑,话语总是特定主体的话语,总是用以表达特定主体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即揭示特定主体的现实生活世界及其生活世界的特定意义。值得赞赏的是,为了应对教育学研究所面临的危机和挑战,更为了探索基础教育改革与创新的可行路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以及科研院所里的理论工作者开始走进中小学,组织开展了以行动研究为旨趣的各类课题活动。在理论与实践互动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创造性地研究现实问题、针对教育发展的特定领域著书立说的专家学者,且相继建构了一系列富有本土文化特征、具有独立见解的教育理论框架。正是基于专家学者由“书斋”走向“田野”这一教育科研范式的转型,集“教育思想主题化”“理论实践互动常规化”“基地实验改革制度化”三位一体的“教育科研共同体”初见端倪。随着这些教育科研共同体的自立、自为、自主和自觉,期待已久的“当代中国教育学派”已具雏形。目前,这些学派都拥有各自的代表人物和相对稳定的研究群体,都已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路径,且分别在不同层面上对中国基础教育产生了一定影响。

当然,这里并不否认,在其传统意义上,不少学派都是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称呼,被命名为某一学派的那些人也并不一定认同这样的称谓,甚至一开始也无创建学派的明确意图。但是,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看,学派可以用来指称某一学术共同体的理论主张、行动目标、学术立场、话语风格和科研方法等,即为某一特定共同体所遵循的基本范式。这是本文对“学派”的基本界说,而且可以期待的是,这些派别之间的学术争鸣、派别内的新陈代谢会为基础教育的有效变革贡献独特的科研范式和实践智慧,并将为1l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撑起一片新的天空。

三、平民实践话语:生活深度介入教育

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言说方式直接源自于一个人的生存方式。“话语”一词除具有通常所说的言语形式之外,还内含着主体生活的基本规范。简言之。话语属于文化领域的范畴。近些年来,行动研究和校本教研兴盛,随着教育研究行为的“群众性”“应用性”和“实践性”转向,以“常识化”“口语化”和“生活化”为主要特质的“平民实践话语”闪亮出场。其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就是,网络论坛、教育博客的涌现以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的热闹登场。从本质上说,这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教育实践集团(主体为一线教师)要求表达自我生活的必然产物。毋庸置疑,与“知识精英话语”所蕴含的“经院文化”相比,“平民实践话语”更是一种原生态的“底层文化”。

生活世界的多样性、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主体教育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很久以来,“平民实践话语”一直是一种边缘性话语,在主流教育媒介中长期“缺席”,很难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表达空间。持久的压抑和沉默使该话语主体迫切需要一种便捷的、能够真实反映自身生存状态、能够洞察与倾诉自我心理并传播自身文化的载体,而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及教育叙事、教育随笔等恰恰应时应景地满足了这一需求。它们特别有利于以实践者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实践者独有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展示实践者的风采,发出实践者自己的声音。不可否认,教育世界本是理论集团和实践集团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不应该由知识精英、教育学家所独霸,这个世界不应仅有玄谈、指责和自娱自乐的声音,还应有实践者那充满艰辛、无奈乃至富有弹性和质感的教育吟颂,尽管这些话语常常花开花谢、自生自灭。事实证明,网络论坛、教育博客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重要介质,教育随笔、生活日志已经成为传播和构筑教师文化的有效通道。否则,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各种负面的声音,尤其是一线教师的声音只能作为他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和慨叹,而不可能成为学院派的反省资料,更不可能上升为各级行政部门的决策依据。

已有的话语实践证明,尤其是教育叙事研究(生活体验研究)的结果显示,教育实践工作者欲从理论集团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首先必须解构和颠覆的就是学院派的所谓学术(理性)话语(语体),倡导感性生活话语,取得自己的话语权。历史上,实践集团自身文化曾一度缺失和低迷,原因就在于受理论集团的语言的压迫和操纵,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因而,在主流的教育刊物和杂志中,标准性、权威性话语总是以知识精英话语为主,而表现教育生活的平民实践话语总处在知识精英话语的霸权之下。值得高兴的是,论坛、博客、随笔、日志主动承担起了建构教师文化的重要使命。

总体看来,今天的教育叙事文本已与以往的格调和表达策略有很大不同,主要表现在报道的内容开始聚焦真实生动的教育生活。更多的目光开始关注实践主体的生存状态和价值观念,进而在相当程度上为实践主体营造了一个开放的话语空间。在《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中,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一位内行教师、富有创造性的教师在结束其一生的创造活动时,把他在长年劳动和探索中的一切成就都带进坟墓的话,那将失掉多少珍贵的教育财富啊!我真想把教师的日记当作无价之宝珍藏在教育博物馆和科研所里。”仔细想来,这段话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平民实践话语”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大众诗性话语:情感深度介入教育

情感是一个辐射教育活动全过程的动力性要素。没有积极向上的情感,便没有真实可靠的教育。情感是教育话语诗性品格的核心所在,回避、抽空了情感的教育话语,只能是浮泛、空洞、没有生命意义的说教。整体上看,“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情感溢于其中的话语,它简明如神喻,朴素如常识,直指事物本质。教育理论中的“大众诗性话语”是一种富有“体验性”,但更富有“哲思性”(内核为“超越性”)的话语。其中,贯穿“体验”与“哲思”的一根红线,便是对于教育的真挚情感。教育情感具体而鲜活的两种存在形式就是教育批评和教育改造(行动)。教育批评指向过去和现实,教育改造(行动)则指向脚下和未来。

相比较而言,“大众诗性话语”是对意识形态话语和知识精英话语的突破与创新,它反映“底层经验”,但又不囿于一般的教育常识和常理。如果将“知识精英话语”的基本特征概括为“客观性”“普遍性”和“价值中立性”的话,“大众诗性话语”的基本特征则显示为“文化性”“境域性”和“价值性”。从结构特点和交际功能上看,在关于教育改革的话语谱系中,“大众诗性话语”是兴之所至,有感而发,诙谐、机智、随性,因而最具灵活性和多样性。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无论是知识精英话语、意识形态话语还是大众诗性话语,皆以平民实践话语为基础和根源。但是,知识精英话语往往沉溺于经院而不自知,意识形态话语往往自以为是而走向独断和专制,唯有大众诗性话语可以穿透理论、政策和实践之间的屏障,在各类话语的权利分割中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在中外教育文献中,诸如《论语》《学记》、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苏霍姆林斯基的《育人三步曲》等都是关于教育的真情言说,都可谓“大众诗性话语”的典范之作。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就是对教育充满激情和梦想,富有人道、人性和人情,文笔流畅而美妙,思想深邃而生动。这些基于真实的教育场景而生发的思索与表达,可以是诗词、隐喻、故事。也可以是随笔、箴言或散文;它不仅脍炙人口,充盈着语言的魅力和理性的力量,而且映照着话语主体的人格与情趣。

这里并不否认,那些习惯于“标准化”理论产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往往对“大众诗性话语”心生狐疑,甚至贬抑和拒斥,认为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不符合传统的“学术规范”。这一偏见尚有待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去批驳与修正。其实,由于教育的复杂性以及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主体生存方式的多棒性,不同的活动主体往往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去探讨教育的本质和规律,这必然形成内容与样态(主要表现为话语方式)各异的教育思想和认识。“大众诗性话语”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其实践性、灵动性和开放性,其根本价值就在于可以适时地介入现实,并把焦点定位在教育的热点和难点上,直逼时代的核心问题。因此,从当前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现状来看,紧缺的正是能够尊重现实、激发梦想、建设重于批判的“大众诗性话语”。:

总之,教育生活造就了教育话语,而教育话语也在洗练着教育生活。目前,对教育理论、教育实践及其关系进行话语分析,已经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佐藤学在《课程与教师》一书的开篇写道:“教育的实践借助话语得以结构化。用怎样的话语构想教育的目的与主题;用怎样的话语构成这种实践;用怎样的话语实现这种过程;用怎样的话语赋予这种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用怎样的话语去反思、表达这种实践的经验,这一连串用话语所构成、所实现、所反思、所表达的活动,就是教育实践。”“把教育视为这种话语实践的立场,有可能使得教育学研究成为一种以话语为媒介的意义与关系的重建的实践。”一般认为,话语是思想的表现形式,话语的界限意味着思想的界限,话语的贫困意味着思想的贫困。但是,真正理想的教育改革话语不在于一次性完成,而在于不断地生成;不在于终结某个理论体系,先知般地把真理交给教育的改革者,而在于不断地打开思考之门,在思考中行动,在行动中修复、完善和创新。不仅如此,真正的教育实验改革。必然以责任和使命为根本动力,离不开政策主体、理论主体、实践主体等多元主体的真情投入和对话、互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大众诗性话语”所特有的言说方式和传播优势,必将在理论建设和实践创生两个维度上对当前的各类教育改革具有启迪和引领作用,并将对中国教育科学的未来研究范式产生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张荣伟,朱永新.试论教育思想表述的话语困境[J].教育研究,2004(4):22-27

[2]张荣伟.当代基础教育改革[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3.

[3]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M].周蕖,王义高,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23.

[4]佐藤学.课程与教师[M].钟启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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