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厂行政论文范文

药厂行政论文篇1

在大刀阔斧的宏伟规划中，联手做大某项产业的共识很容易建立，而公众的权利却可能被忽视。

这次，我们终于等来了一声歉意。哈药总厂厂长吴志军6月11日晚在京就哈药“超标排放事件”正式向公众道歉。不出意料，网上的即时反馈中，绝大多数网友对厂长的道歉不以为然，甚至部分情绪极端的网友出言不逊。

网上言论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一边倒的网络舆论，还是可以定性地反映出公众对哈药总厂此番道歉的“不买账”。

异地致歉，或许意义寥寥。那些整日被超标排放的物质所毒害，那些苦苦投诉多年而至今未果的当地居民，在哈药终于鼓起“致歉”勇气时，甚至还是被惯性地忽视了。

如果连这些直接受害者，都不能第一时间得到哈药的一声包含诚意的“对不起”，那么你觉得远赴京城选择“中央媒体”致歉的哈药，这演的到底是哪一出呢―――是幡然悔悟，还是借机公关？那近乎艺术性卸责的致歉信，一大半的力道都放在专业“辟谣”上了：什么“总厂去年广告费仅175万元”、“减产限产不影响市场销售”等。

其实，仅从广告费与环保投入这一点上，就能看出哈药“辟谣”公关之意，远甚认错道歉之心。再联想到此前哈药对政府的“撒娇式要挟”―――希望“政府有关部门在新厂址选择问题上给予各方面政策支持”，就可以看出，哈药刮骨疗毒的决心和勇毅，还非常不足。

说到底，只有彻底痛下决心花血本治污这一条路。吴志军这次既然正式公开表示“为此事承担一切责任，接受一切处罚！”那么是时候对哈药下一剂治污猛药了。

应该承认，哈药总厂的道歉态度可算真诚，其“为此事承担一切责任，接受一切处罚！”的承诺，也好过其他类似事件中那些推诿、敷衍的企业。公众依然不依不饶的态度，显然不仅针对此番道歉，而是多年积怨的集中爆发，也是对“在污染中前行”的“哈药模式”的集中讨伐。

借助此次污染事件，哈药总厂的形象醒目地呈现在公众面前，可惜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悖论的扭曲形象。

一方面，根据媒体的报道，在此次污染事件爆发之前，哈药总厂对当地环境的污染、对当地百姓生活的困扰，早已存在多年，污浊的河水、刺鼻的气味，严重干扰了当地百姓的生活、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另一方面，却是哈药总厂在环保部门及媒体报道中留下的良好记录：2007年，哈药总厂获得国内工业企业中首张甲级《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证书》，国家环保总局局长为此赞扬哈药集团“是对松花江流域负责的企业”。

边污染边生产、边污染边壮大、边污染边表彰，如此悖谬的现象、如此矛盾的形象，同时呈现在公众面前，不仅让人对哈药总厂的诚恳道歉和治污表态充满疑虑，甚至对我国当下的整个环保评价、监督体系及媒体对环保问题的监督责任，都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面对公众的不理解、不接受、不原谅，估计哈药总厂的高管乃至职工，都会心生委屈或怨怼。站在企业的角度，哈药总厂能在竞争激烈的制药领域胜出，成长为市场占有率领先的原料药制造企业，其间确实凝聚着企业管理者和广大职工的心血和希望，而由此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却可能被视为“代价”而被视为必须。尤其是当企业确实为治理环境而做出一定努力之后，更可能以“已经尽力”而自我原谅。而对于当地政府而言，在环境与利税收入的两难取舍中，“适度”的环境污染，也可能被视为可以接受的“发展代价”。

然而，每个公民都天然地享有追求、维护健康生活的权利，无论企业或政府，都无权决定把哪些公民的权利作为“代价”，祭献于企业或地方的发展。哈药能无视投诉，逍遥这么多年，这里面难道就没有相关职责部门执法不严，乃至故意睁只眼闭只眼、姑息纵容的责任吗？“利税大户”不能永远是“污染大户”的免死金牌，制药界有多少“哈药”，工业界又有多少这种低成本、高污染、强营销的“哈药”？

时评人物：张天蔚

药厂行政论文篇2

关键词：政府;药品;价格管理

1药品的特殊性

1.1药品的专属性

药品不同于一般商品，是专门用于治病救人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患什么病，用什么药。针对不同疾病的药品彼此之间不以互相替代，药品也不能当作补品长期食用，药品滥用很可能造成中毒或产生“药源性疾病”。

药品的专属性表现在对症治疗,患什么病用什么药。处方药必须在医生的检查、诊断、指导下合理使用。非处方药必须根据病情,患者自我诊断、自我治疗,合理选择药品,按照药品说明书、标签使用。

1.2药品的两重性

药品用的得当，就可以治病；如使用不当，则有可能危害健康，甚至致命。例如，盐酸吗啡，使用合理是镇痛良药；管理不善，滥用又是成瘾的。

1.3药品用于治病救人

只有符合法定质量标准的药品才能保证疗效。国家制定了《药品管理法》，对药品严格监督管理，并制订和颁布了国家和地方两级药品标准，规定了严格的检验制度，以保证药品的质量。

1.4药品的限时性

药品储存有严格的时限期。过期药,药效改变,不得再用。时限性还表现在抢救病人急需用药时,一旦需要,必须保证药品的及时供应。尤其在解毒、急救、灾情、疫情、战争等紧急情况需要药品时,用药的及时关系到一个人甚至成千上万人的生死存亡。所以药品生产、经营部门平时就应有适当储备。只能药等病，不能病等药。有时药品虽然需用量少，效期短，宁可到期报废，也要有所储备；有些药品即使无利可图，也必须保证生产供应。



2公民的基本权利要求政府有所作为

宪法作为规定国家最根本、最重要问题的国家根本法，要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基本制度确认下来，将统治阶级在各方面的意志集中表现为国家意志。宪法的作用亦称宪法的功能，是指宪法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行为，以及社会现实生活的能动影响，是国家意志实现的具体表现。宪法在保障公民权利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创制宪法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全体公民的共同利益，增进共同的幸福。宪法为了实现这个最终目的，主要基于三个原则来进行：一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相互协调的原则；二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基本人权；三是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则。这些原则既是对全体公民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国家机关依照宪法的规定行使国家权利的要求。

我国药品流通现状混乱，最终导致药品费用虚高，很多病人看不起病，不敢去看病，这些都无疑践踏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有基本的生存权，如果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无法保障，肯定是政府的失职。根据我国现在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的凸显，政府应该有所作为。

我们知道，医药属于特殊行业，其进入成本太高，很容易形成垄断性供应者，其竞争的优越性将无法体现，并会出现剥削消费者的潜在可能性，这就要求采取政府行动。虽然全球的发展趋势是把医药行业市场化，但又必须接受政府某种形式的管制，即价格管理。

3从信息不对称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

所谓信息不对称，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所拥有的信息不对等，买卖双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质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较多的相关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另一方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在各种交易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正常情况下，尽管存在信息不对称，但根据通常所拥有的市场信息也足以保证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销售有效进行；在另一些情况下，信息不对称却导致市场失灵，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政府进入市场。信息不足或“信息不对称”是市场失灵的表现之一。市场的趋利性使商品的提供者之间倾向于互相保密。同时市场的广阔性和复杂性，使个别的商品生产者无法知晓所有的相关信息，必然导致盲目性，政府全面信息的提供和服务显然是有必要的。另一方面消费者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的管制也是不可缺少的。3.1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

在医药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他们二者所掌握的药品的成本信息不对等，生产厂家比医院占有更多的成本信息，处于信息优势地位，而医院则处于信息劣势地位。处于信息劣势的医院不能对处于信息优势的生产厂家的成本进行控制。所以，医院这一方对生产厂家存在戒备心理，会很谨慎做出自己的决策。

3.2医院与患者之间

同理，在医院与患者之间也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人们生病就必须看医生，也必须吃药，而且患者吃什么药、吃多少必须在医生的建议和指导下进行，患者没有能力对药品进行选择和比较，属于弱势群体。医院在这个环节处于信息优势地位，在药品终端销售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绝大部分药品有医生处方消费的情况下，医院成为药品销售的主渠道，而医疗机构之间缺乏有效竞争，从而会严重损害患者的利益。

3.3生产厂家与患者

由于这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通过以上两对信息不对称中推导出来，患者对生产厂家生产的药品质量、价格、功效等信息不是很了解，在很多同种功效的药品中，由于处于信息的劣势，往往得不到最好效用。这就需要医院这个桥梁来给患者提供透明的信息、完整的信息，使患者得到最大的实惠。

通过上面分析，我们已知道生产厂家与医院之间，医院与患者之间，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要想使生产厂家与患者之间信息对称，就需要医院来公开信息，但是医院又与患者以及生产厂家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他们之间不可能自行解决问题，必然要借助外部力量进行协调和解决，那么这个外部力量就是政府干预。

信息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即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会出现“搭便车”的现象，从而导致没有人进行信息的收集。医药流通中的信息也是这样，所以政府应介入解决信息问题，即对药品实行价格管理。

解决医药流通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政府必须介入其中是因为：一是收集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一般企业不愿进行信息的收集；二是在某种程度上，非政府在收集信息时的力量有局限性。所以政府可以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医药流通，集中招标，价格方面的信息收集，然后，使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医药行业属于特殊行业，具有垄断性质，只有利用政府的强制性才能使药品垄断者公开信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问题。

4从委托理论看药品价格管理

委托、的概念来自法律范畴。从信息经济学角度，不同利益目标的双方从有意签署合作协议开始就形成了委托关系，我们称拥有私人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人(agent)，另外一方为委托人(principal)，信息不对称是问题的核心。

委托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力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其原因一方面是生产力发展使得分工进一步细化，权利的所有者由于知识、能力和精力的原因不能行使所有的权利；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人，他们有精力、有能力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但在委托的关系当中，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更大，而人追求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冲突。在没有有效的制度安排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而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着委托关系，如股东与经理、经理与员工、选民与人民代表、原(被)告与律师、甚至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都可以归结为委托人与人的关系。

笔者认为公民、政府及医院（本文特指公立医院）三者之间存在双重委托关系。

4.1公民与政府之间

如前所述，药品具有特殊属性，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公民委托政府使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在此公民为委托方，而政府为方，政府公民的医疗保障，利用医疗保险基金，为公民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卫生保障，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于政府部门繁多，人浮于事，行政效率低下，而且政府有自己特定的利益，所以作为委托人的公民应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专款专用，从而实现委托人的利益。4.2政府与医院之间

在政府与医院之间，政府变为委托人，而医院则为人，政府通过公民的委托，掌握财政资金，而政府通过把一部分财政资金委托给医院，使医院能够正常的运转，从而为公民提供医疗服务。而医院接受政府的财政拨款成为人，由于医院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有自己的利益，如医院的正常开支、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等等，势必使医院为了追求自身最大的利益，而与政府的目标有所偏离，不可能与政府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这个目标相一致。所以，为了防止医院与政府的利益相冲突，政府应该对医院进行监督，对药品价格进行监督，从而实现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

基于以上理论，政府有必要对药品价格进行管理。只有政府介入药品流通市场，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实现公民的利益。同时，政府在干预时一定要强调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和透明性。

参考文献

［1］陈文玲.药品价格居高不下究竟原因何在［N］.中国经济时报,2005-1-10.

［2］周庆行.公共行政导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4:64.

药厂行政论文篇3

关键词：寻租；市场结构；需求价格弹性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3.0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3-01-02

“开心人”药店这一市场现象初现于2002年江西南昌，当时南昌的药价全面平均下降45％，零售药品平均利润率从30％下降为10％，这一现象引起整个医药界乃至药品消费者的关注。本义从享受医疗保险的消费者、市场结构以及市场前景等方面，对这一市场现象进行了经济学分析。

一、“开心人”药店产生的经济背景：医疗体制改革

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了以公费、劳保医疗制度为核心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在社会医疗保障制度下，消费者对药品的消费不受消费者预算约束的限制。从而不存在消费者在预算受到限制条件下的消费者理性目标的实现。相反，公费医疗体制带来了“败德行为”，即公费医疗的存在等同于增加了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这引起了消赞者预算约束的放松。在医疗费用专款专业的制度背景下，消费者会尽可能地增加对药品的需求，“小病大养”，“一人看病，全家吃药”的“寻租行为”扶遍存在，表现出消费者对“社会福利”的获取，从而体观出消费者对药品价格的不敏感，即药品的需求价格弹性非常小甚至为零。

1998年12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荩小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我国实行了40多年的公费、劳保医疗保障制度被“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的医疗保险制度取代。所谓社会统筹，是指把职工的一部分钱，即工资的一定比例交南政府社会保险机构集中，形成一个专门的医疗保险基金。用以解决所有参保者的医疗费用问题。参保者使用医疗保险基金的前提条件是较大数额的医疗费用，即必须是“大病”的医疗费用。同时，新的医疗保险制度还设置了医疗保险基金的最高支付限额。即“封顶线”。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无疑带米了消赞者对药品消费行为的改变。在新的医疗体制下。消费者就象拿自己腰包的钱去购买商品一样。变得非常现性。消费者会在预算约束的前提下。寻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甚至希望获取最大效用花最少的钱，因此医院购药行为减少，而“小病上药房”成为大部分消费者的选择。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人口日益老龄化和医药学知识普及程度提高，自行购药行为在危害程度较小和一般常见慢性病的防治方面替代了医院就诊，从而使药品零售占市场的比重提高。“开心人”药店就是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产生并逐渐壮大的。

二、“开心人”药店对药品销售市场格局的影响：从垄断转向竞争

“开心人”药店无论是对医院还是对国有大药店都是巨大冲击，它的出现破坏了原有市场格局。由于药品消费本身的特殊性和公赞医疗体制的存在，“卅心人”药店出现前的市场是一个类似于相互谋合状况下的寡头垄断市场。各销售主体问墨守成规，存在一定的价格刚性。即价格一旦确定，各厂商均不轻易改变价格。相互间井水不犯河水，但又可从中获取渔利。由于寡头垄断各厂商对价格变化所持的态度是“跟跌不跟涨”，从而寡头垄断行业巾的任何一家代表性厂商，如厂商A，其一旦确定了价格，如价格PA。将不会轻易变动价格，哪怕是成本或市场需求发生适度的变动。即无论厂商面对的边际成本是多少，其价格始终维持在PA不变，从而代表作寡头垄断厂商面对的是一条拐折的需求曲线。联系到“扑心人”药店出现前的中国医药市场，无论是医院还是各大国有医药销售企业，它们都已经在分享寡头垄断利润的前提下。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但是。“开心人”药店的介入。破坏了原有的“市场均衡”。可以说。假如原有存在的是一种纯粹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开心人”药店根小不可能进入到这一行业。因为寡头垄断行业中的各厂商均具有较大的规模。一方面，新厂商要想获取规模效益而产生的行业进入成本非常高；另一方面，就市场需求而言，消费者对新厂商信息不充分，从而新厂商要使消费者接受其产品所花费的广告销售费用将剧增。两方面相综合，一般情况下。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新厂商的进入并不是一件易事。不过，对于药品零售销售企业而言。这一情况会有所不同。由于零售药品企业之间的产品并不存在差异性，原有的寡头垄断格局的存在，很大原因是政府政策的限定所致。即制度障碍，而不是由行业产品本身的特殊性所导致的。因此，在政府逐步放开药品价格以及医疗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开心人”药店并不存在多大的进入成本，其进入成本主要体现在药店的租金以及宣传销售企业自身的广告费用上。

即使这样。“开心人”药店进入该行业，仍然可有两种行为选择：第一，与原行业内销售厂商合谋；第二，以低价竞争。抢占市场份额。我们首先看第一种行为选择。在存在制度障碍的前提下，合谋不可能存在，即使存在，原有市场已经饱和，“开心人”药店的进入也不可能分得预想的利润。也就是说，即使进入该寡头垄断市场，“开心人”药店也必须以极好的销售条件和服务获取极小比例的市场份额。显然，进入成本极高的同时，收益极低。而第二种行为选择就截然不同。以低价竞争抢占市场份额是一种较好的进入方式，当然，其前提是竞争企业必须拥有厚的资金和实力，现实中的“开心人”药店正是属于这一类型。假设代表性寡头垄断医药销售企业的价格长期定在PA。现在“开心人”药店介入后，其价格低于PA，比如PB，在原有厂商不将该厂商看作寡头垄断厂商之一的情况下，“开心人”药店的降价并不会导致原有厂商也立即跟着降价，而是仍然维持原有价格PA。从而使该厂商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张，比如0B。应该说，任何一家企业包括“开心人”药店的理性目标都是实现利润最大化。开心人”药店的可取之处是使消费者得益的前提下又实现了自己的高额利润。就药品需求而言。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另一方面，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社会使人们对健康的期望上升。就医药销售而言，原有市场格局下医药销售企业有平均30％的利润，应该说，这是一个存在超额利润的行业。而且，医药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市场空间巨大。各销售企业的产品替代程度较高。显然，在其他代表性厂商不降价的情况下。某一新厂商的降价会带来市场份额的急剧上升。这就出现了消费者纷纷“提着篮子”购药的现象。

三、“开心人”药店的市场前景分析：市场结构改变与弹性理论

1、药品销售市场结构的改变。“开心人”药店的引入带来了药品销售市场结构的改变，即将原来的垄断性行业慢慢转变为竞争性行业，随着“开心人”药店绝对数量

的增多，行业中各厂商间的竞争程度将不断上升。市场结构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各厂商之间利润的重新分配。促使整个行业由拥有超额利润转向一般利润或正常利润。从经济模型中可以知道市场结构改变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变化。即“扦心人”药店介入前。单个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这一部分垄断利润实际上是对消费者剩余价值的榨取，引起了社会福利的损失。“开心人”药店介入后，药品销售行业将转变为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在该市场结构中，各厂商之间的竞争程度远远高于垄断程度。即厂商对价格的控制力下降。从长期来看，各厂商只能获取正常利润。但很显然。这一市场结构有利于社会效益的提高，特别是消费者的购买价格将会大幅下降，购买数量将有所上升，消费者剩余会有所增加。

2、弹性理论与药品降价。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强调，对于需求富有弹性的商品而言，厂商可以通过“薄利多销”的方式增加收益：对于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从厂商角度而言，其应该涨价，降价会直接带来厂商收益甚至利润的减少。那么。这一理论能否体现在药品降价这一行为当中呢?有关弹性理论所分析的是一般的市场，在该市场中不存在就整个行业而言的价格差别。但实际上在中国的药品销售市场中，“开心人”药店介入整个药品销售行业后已经产生了价格歧视。当然，这种价格歧视不是针对消费者。而是倒过来针对厂商。原因就在于“开心人”药店介入前的市场是一个垄断性市场，垄断厂商单方面控制的价格远远高于市场均衡价格，所以即使药品是生活必需品，在药品的价格由垄断价格转向市场均衡价格的过程中。在产品存在完全替代性的前提下，降价企业所获取的市场需求量将迅速上升。即“开心人”药店的药品降价行为，使其获取的市场份额上升比例足够抵消价格下降的比例，从而使“开心人”药店仍然有利可罔。当然。这一降价行为并不体现为整个行业收益的上升。从长期来看，随着“开心人”药店数量的逐步增加，价格差别将会慢慢消除，消费者对药品需求在不同企业间的流动也将消除。即整个行业彻底转化为垄断竞争行业之时，对生活必需品的药品而言，理性厂商不可能雨有任何的降价行为。最终。各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相对稳定。行业内厂商的价格差别将会消除。

参考文献：

[1]徐斌，药品消费研究[J]，学术研究，1999，(05).

[2]徐彦利、沈蕾，上海市医药零售市场消费行为与消费偏好调查研究[J]，消费经济，2003，(02).

[3]魏聪、余菁菁，中美药品市场准入管制的比较分析[J]，浙江学刊，2008，(06).

药厂行政论文篇4

关键词：公私合营；药厂；工会；技术工人；企业管理

中图文献号：F276；K27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5.005

1 问题的提出

1951年元旦，重庆大新药厂实行公私合营。这是西南地区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也是全国最早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之一。公私合营之后，大新药厂建立了新的工会，上级党委也派遣了驻厂代表朱国政参与工厂管理，向国营企业转型的过程似乎顺利进行。

但从事后的材料来看，1951至1952年间的大新药厂存在着党代表、工会、旧资方管理人员的三方角力。一方面，工人们在抱怨朱国政支持仍然留在管理岗位的旧资方，认为“一个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被资产阶级掌握，为大骂工人，报复私人成见的严重丧失立场的事，朱（国政）只轻描淡写的认为是资本家钻了空子。”1另一方面，在朱国政看来，“工会不会面向生产，先搞工资福利，又认为工会权利太大，使行政无法进行工作。对工会有意见，并工会干部的态度。”2

大新药厂中所发生的矛盾并非个例。总体来看，1949年至1952年间，中共对工商业的政策主要是依据经济领域力量的对比，团结资产阶级。3因而朱国政支持旧资方主导生产，压制工会提出的政治改造与福利要求，不仅是他的个人决策，也是由当时大的政治环境决定的。

但大新药厂也有其特别之处。目前以上海的火柴、电力等工业为案例的研究中，虽然都注意到公司合营过程中，中共既注意保护生产，又逐步强化对企业的领导权。4但是，这些案例中比较少见合营后旧资方仍然留任管理层，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主导着工厂的生产管理。直到1953年“三反”运动之前，以夏彬为代表的旧资方仍然担任厂长，这在之前的研究案例中是少有的。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特别的管理结构？这是本文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由于这种管理结构，我们发现了既有的公私合营研究中尚未充分注意到的一点：公私合营初期，企业内部的党组织与工会并非完全地统属关系，他们既存在利益冲突又需要相互依靠。事实上，鲍静在针对上海申新纺织厂的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工会与行政之间存在微妙的关系。5但“行政”是一个指向模糊的概念，与工会存在矛盾的究竟是企业中的哪些人群，所谓“微妙的关系”又具有哪些内涵？这是本文试图解决的第二个问题。

本文将从公私合营后大新药厂的机构改造与职员的改造两方面分析以上问题。大新药厂的案例既有助于我们理解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初期工会在企业中的角色，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高技术型企业公私合营过程的特点。

2 药厂机构的政治改造

2.1 公私合营：新机构与新企业

大新药厂的前身是上海新亚药厂。1941年秋，上海新亚药厂部分设备、人员迁到重庆北碚，开设了新亚药厂华西分厂。1945年8月，药厂停产，并因债务问题于1946年11月破产拍卖。1947年5月，一些老员工集资买下新亚华西分厂，组建了大新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并定名大新化学制药厂。1950年2月大新药厂购买东阳镇夏坝广益硫酸厂的旧厂房，迁厂扩建。同年7月，扩建新厂破土施工，并结束其他药房生意，将全部资金转向工业生产。大新药厂生产的药品以葡萄糖为主，且在部分研究领域掌握全国先进技术。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家对于药品的需求急剧增加，对药厂高度重视。同年8月，上级工会向大新药厂派出工作小组，准备成立工会。时任西南军政委员副主席，西南军区副司令也专门参观了大新药厂。1950年11月，川东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厅杨朝宗厅长又专门前往大新药厂组织董事会成员学习《共同纲领》。6

经过半年时间的准备，1951年元旦，大新药厂和川东人民行政公署卫生厅实行公私合营，大新药厂成为西南地区最早的公私合营企业。卫生厅投资22万（55%），私营资产18万（45%），合营后更名“公私合营川东大新化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川东大新药厂，隶属川东卫生厅管辖。61951年5月13日川东卫生厅向大新药厂派遣了首任驻厂代表。以此为契机，大新药厂由手工生产转变为机械化生产。药厂扩建，职工人数也急速增长。1951年当年，职工人数从54人增加至150人，1954年更增加到335人之多。1952年该厂建立了党支部。71966年8月，更名为现在的国营重庆制药五厂。

公私合营之前的大新药厂中，技术生产部门是整个企业的核心。当时的葡萄糖生产主要是“采用四川当地产的蔗糖作原料，在酒精中用盐酸水解，又在酒精中反复结晶，制成注射用的葡萄糖”6，据此描述，当时药厂采用的应是酸水解法，工艺流程包括：制水、洗瓶、配液、轧口、灭菌、灯检、包装几个步骤。8

整个药厂的组织管理也是围绕着这样的工艺流程形成的：洗瓶部为原料用水进行过滤，炉工部负责供应燃料，机电工场锅炉房可能与炉工部有些关联，也是为生产流程提供动力。配剂工场、葡萄糖车间、溶剂车间、针剂车间作为主要生产车间，玻璃工场生产药品，骨炭工场生产去除重金属，由包装工场最后完成产品包装。

公私合营之后，一些新的非生产部门逐渐建立。如1950年初即建立工会，此后又陆续成立人事科、劳动科、警卫班等。随着这些新部门的建立，药厂本来的人事结构开始变化，部门间的人事矛盾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这在一些员工的意见中反映出来。

2.2 向党提意见：部门间的冲突

1953年2月26日，大新药厂开展了一次全体职员向党员及党支部提意见的活动。9据材料看，此次提意见由大新药厂党支部发起，形式分为两种：一是个人提意见，一是以小组（车间）名义提意见。从字迹涂改较少情况看，似乎不是即时记录，但从不同部分笔迹不同看，可能不是同一人抄录，故判断此材料应该只是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

材料中共计提出意见124人次。有33人以个人名义提意见71条，约占57%；另外有以部门名义提出的意见共53条，约占43%。33人中，党员8人，约占24%。若以朱国政到厂（1951年5月13日）为分界，在此之前来厂者为老员工，之后为新员工，则可确定的老员工3人，约占27%，且此三人（吴德模、陈青咸、汪涵）技术较好，文化程度较高。吴德模属于会计科， 陈青咸属于厂长办公室， 汪涵属于葡萄糖生产车间。

我们将材料分为提意见人与被提意见人及其是否党员、是否新老员工、所在部门以及所提意见和意见的激烈程度、涉及方面等11个变量进行分析。正因为材料可能是整理文献，所以我们无法确切了解提意见现场每个人的发言顺序、次数，仅能根据现有整理文本统计每个人的发言条目数。被收入的发言条目数越多，至少可以反映哪些部门较为积极活跃。

由于以部门名义提意见所占分量较高（约43%），其中难免出现一些误差，如洗瓶部人均条目数达到23。但比对以个人名义提意见33人身份及发言条目数统计，两者比例相差并不大，因而可大体作为参照。

排除洗瓶部、玻璃工场、厂长办公室三个特殊值。若以发言人数算，炉工部、会计科、配剂工场参与人数最多；若以发言条数算，炉工部、会计科、配剂工场最多；若以人均条目数算，炉工部、警卫班、配剂工场最多。很明显，生产部门提意见最为活跃。

图2中以白色圆点表示的人名来自生产部门，黑色代表非生产部门，连线代表提意见所发生的关系。线条粗细程度代表提意见次数的多少。从图中可以看到，提意见一方有四分之三是来自生产部门的员工。而非生产部门中，则以会计科员工最多，其中如吴德模属于老职员，彭次松也来厂较早。

被提意见的一方中，党支部及驻厂代表朱国政被提意见最集中。由于会议的主题就是全厂员工对党支部提意见，所以这组关系是题中应有之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外的大量意见指向人事科、劳动科等非生产部门。这些部门何以成为矛盾的焦点呢？

被提意见最集中的部门，人事科、警卫班被排在第2、第3位，并占有很大比例。人事科被提意见的重点是职员调动与工资发放等，警卫班主要是被批评态度差、限制门禁时间。可以看出，在公私合营早期，对大部分职工来说，工资与人事调动很容易牵动他们的目光。

被提意见的个人中，有4人来自生产部门，占22%，14人来自非生产部门，占78%。由此进一步证明此时厂内的矛盾焦点在非生产部门。进而可以注意到的是，由于此次提意见活动的主题是对党员及党支部提意见，所以被提意见者的部门分布，也大致反映了党员在各个部门的分布比例。如警卫班是被提意见的重点部门，该部门13名员工中有5名党员9，在药厂各部门中是比例较高的。

图2中可以看到，警卫班以及警卫班中的个人（陈排长、谷和正）被提意见不少。对警卫班的意见主要是认为警卫班对生产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站岗不遵守制度，提前关闭厂门，粗暴对待员工家属，态度恶劣等几个方面。

人事科的仝玉树也被多人提意见。如工作不负责，给加班工资低，工资不按时发等.人事科还被批评对劳动科调来的同志用人唯亲，对于有关系的不怎么试用就录取了，没关系的即使试用几个月也不行，因此造成许多工人不满。此外，工人们认为人事科对劳动科介绍来的失业工人和厂矿派来的工人区别对待。工人要求调换工作时，首先被问是“劳动科调来的还是厂矿调来的”9。对于地区劳动科调来的工人，药厂人事科干部管理上更为温和，而厂矿作为平行的企业单位，劳动科则不需要毕恭毕敬。

对于党支部。一些公私合营前入厂的老技术员认为，相对于政治说教还不如多开一些数理化的课程，进行专业技术方面的学习。“党并未解决生产的关键问题。”9此外，朱国政、工会也被提许多意见，他们的问题将会在后文详细讨论。

除了针对组织生产的意见，还有很多激烈的意见是针对工资问题。从1954年的总结中可以看到，此前的工资体系还存在相当多不合理现象：工资体系没有区分工人技术熟练程度的标准。科室行政人员未定职，在工资上无领导与被领导区别。从而形成工作与劳动报酬不相称，乃至发生担任主要生产工人比非主要生产工人工资低，科长比办事员工资低的事情。其次，工资等级多，等级差不明显。全厂工资共七八等，有的等级差只一个工分。此外，变相工资多而杂乱，有夜班津贴、房电贴、伙食煤贴等，平均每个职工一个月占11分，支付甚大，而对生产未起作用。最后，部分工人工资很低，82分至118分的占全厂职工30%左右。10工资如何与一个人为工厂做出的贡献匹配，当时的工资体系无疑还无法完全实现这一点。尤其是一些核心生产环节的技术工人工资要低于非生产部门员工，引起了很大不满。

从1953年员工向党组织提意见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公私合营过程中新建立的非生产部门成为矛盾焦点。有些部门如工会是为了实现党组织对工厂的领导而建立的，有些则是因为工厂扩建而新增的管理部门，如警卫班、人事科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增的非生产部门虽然是伴随着工厂扩建而设立，但工厂扩建正是公私合营的直接结果。以上这些部门或因为不直接参与生产，或在日常生产中与员工的利益直接冲突，成为了矛盾焦点。

从上文可见，公私合营过程中，由于建立新的非生产部门、引进大量新员工，以及建立工会组织、党组织，大新药厂的不同部门间围绕生产管理与工资待遇发生了各种矛盾。这种情况在当时可能并非个案，因而1952年4月19日，北碚市委发出《关于恢复经济的意见》。其中就提出了五条解决措施。其中：1、从“三反”运动中抽出专业干部抓业务工作；2、迅速妥善处理半守法和基本守法户的问题，稳定经营情绪。3、市委加强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行业关系调整，延缓追收“五反”赃款。11

其中第三条显然是针对公私合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提出的。与此同时，当地还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成立合理化建议机构。1952年10月大新药厂成立合理化建议机构，并在生产改革运动中开展各种教育工作，鼓励职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解决生产中的问题。

中共通过鼓励生产和提合理化建议，解决此前公私合营中积累的问题12。同时，工厂中职工的政治改造也相应进行，在改造的过程中不同部门、不同资历的员工间又形成了新的矛盾。

3 药厂职工的政治改造

1951年至1952年，大新药厂刚刚公私合营，还未建立党、团组织，党组织对工厂的领导主要是通过驻厂代表与工会。他们虽然都向上级组织负责，但由于职能不同，他们在面对员工们各阶段所提出的不同利益诉求时，采取了或协作或对立的选择。其结果是，驻厂代表、工会、老资方与老员工以及新员工之间形成了复杂的权力关系。通过分析工会建立与职工政治改造，我们将能理解这种权力关系及其矛盾。

与以往公私合营研究中主要关注的大型企业不同，大新药厂在1947年创立时规模很小，仅三十余人，不仅如此，大新药厂并非由某个资本家单独投资建设的，而是数人合股建立。而这些初始投资者中，有的人本身就是药厂技术专家。因此，与当时的大型私营工厂相比，公私合营前的大新药厂中资方与劳方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晰。

目前的资料中，公私合营前药厂员工35人中有27人可以确定其身份与履历。这些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层，第一阶层为以夏彬为代表的资方，他们通常本身也是技术专家；第二是陈大钧等中层人员，他们是受雇佣的技术人员；第三是一些非技术工人，但他所从事的工作主要不是生产而是为资方提供家务劳动。如后来加入工会的蔡廷竹，本来是为资方夏彬做饭的私人雇工。13

27人中，非技术工人只有6人，约占22%，资方与技术员共21人，约占78%。若是将工人只当成资方私人保姆而不是工厂正式职员的话，药厂技术人员几乎占据的100%。因此该药厂的生产技术在当时是国内领先，在抗战期间就已经生产注射用葡萄糖，“开创了我国不依靠进口生产原料生产葡萄糖的先例。”14大新药厂在当时可以视作一个“高新技术企业”。

大新药厂在公私合营之初， 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党组织， 党、团员在工厂内活动主要依托于工会。但大新药厂工会成立于何时， 不同材料记载却出现了分歧。

据《重庆市工会总览》记载，大新药厂成立工会时间为1951年5月13日15，此外，原工会主席陈大钧的材料中说：“1950年5月13日，我们第一届工会，正式成立。朱国政厂长也就是这一天到的厂中。”16陈大钧可能记错了工会成立年份，但所说的日期与《工会总览》相同，此外他的材料中又提到“在1951年5月13日由卫生厅任朱国政为大新药厂政府代表一职”17，由此推测成立工会、公私合营公方厂长到任都应是在1951年。另一位干部、党员李克良的材料中说“1950年8月厂里成立工筹会，上级工会派来工作组同志。”18一般而言，组建工筹会必在工会之前。因此可以确定，1950年8月大新药厂成立工筹会，次年5月13日成立工会。

其实在1949年，药厂尚在北温泉时就已经成立了工会19。这个工会的具体情况目前没有材料说明，仅能从厂长夏彬的侄子夏德芬的材料中找到一些记载：

对组织工会是在1951年4月。夏当时是工会主席……上级工会唐国楚有鉴于工会委员之不纯。故提议工会另行改选……夏、方均被选掉，因而夏、方对这次工会选举不满。方便对夏说：我们组织工会。要夏去找李克良、何忠海、谢代清三位谈。因夏当时虽对唐国楚不满，但是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所以没有找李、何、谢谈（此三位同志，均中共党员）。因此工会组织就未组织…… 20

从中可见，1951年4月之前大新药厂已经有工会，应为1949年成立之工会，工会主席即夏德芬。材料中的“方”是工厂的行政秘书方岩，夏德芬与他商议，“想使新选出的工会失去威信，搞垮工会，制造再次改选。”21

但《工会总览》中所记载大新药厂历任工会主席并无夏德芬。再从材料中所说上级工会唐国楚认为夏德芬等所组织的工会“不纯”，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推测：1951年5月之前大新药厂确实已有工会，但这个工会并不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因此在1951年5月间组织了对工会的改组，将与资方关系密切的夏德芬等人排除在新工会之外，因此新编纂的《重庆市工会总览》并不承认夏等人组织的工会，而中共党员李克良等自然也认为1951年5月改组后，由中共领导的工会才是真正的工会。

1951年下半年新工会成立之后，直到1952年大新药厂才建立党支部，由下派干部朱国政任书记，兼副厂长。但此时厂内的党员数量还很少，因此工会在中共介入工厂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葡萄糖在战时是重要的药品，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新药厂的产品直接供应朝鲜战场，中共对于工会提出的罢工、涨工资等诉求又要有所限制。因此1951年之后，旧资方、新进厂工人、工会、党组织之间产生不少矛盾。

1951年改组后的大新药厂工会，先后担任主席的是陈大钧与黄志学，当时规定“凡是资本家不能加入工会。”18不过陈大钧、黄志学也并非生产一线的普通工人，并且他们与夏彬本来就有利益冲突。15由这样的人担任工会主席，与旧资方存在天然的矛盾，所以他们领导的工会与旧资方斗争非常活跃。陈大钧认为“资本家夏彬（大新药厂公私合营后第一任厂长）过分的剥削着厂中工人同志，死也不愿改善工人同志的福利与工资，我们在唐国楚同志的领导下与资方作了斗争，并且在三月份选出了我们第一届工会委员会。”22

1951年底，中共中央调整了对于工会活动的政策，时任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全总党组书记李立三被批判，全总党组被改组。23高岗所提出的公营企业内没有阶级矛盾，因而公营企业内行政与工会不应对立的意见得到了的支持。

药厂行政论文篇5

用刘文伟的话说，他进入中医药行业纯属偶然。

1977年，年仅20岁的刘文伟从半工半读的天津二机局工业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天津药材公司的科技科，从事工厂的技术改造工作，这家公司是中新药业的前身。从1977年这一刻起，刘文伟就再没有离开这个行业。在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地给自己的履历添加砝码，最终成就了一个由使命、愿景、实践与奋斗织就的中药人生。

美伦医药，新丰药业，隆顺榕药厂，中新药业（期间同时兼任隆顺榕、达仁堂、乐仁堂的厂长），最后再到京万红药业，回眸刘文伟的每一个足迹，都堪称经典。他的故事与他所取得的成就，都堪称国企管理领域的典型样本。

在百度中检索刘文伟，会发现这位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近年面对媒体时，说的频率最高的关键词，就是“中药国际化”。作为天津达仁堂京万红药业过去八年时间里最重要的人物，刘文伟的职业生涯，注定与中药的传承与发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美伦转轨

刘文伟最著名的一段职业经历，就是在京万红药业的这八年。但鲜为人知的是，在此之前，他存在的意义和对于行业的贡献，并不比在京万红药业时期差。早在1992年，还是药材公司中层的刘文伟就差点进入“京万红”。刘文伟回忆，当时领导已经透露过，希望他到天津达仁堂制药二厂（京万红药业前身）担任总工程师，此时刘文伟也做好了调动的准备。这也是刘文伟第一次与京万红擦肩而过。因为，组织上给了他一个“更难啃的骨头”。

这一年，刘文伟陪同集团董事长和总工程师到南京药学院（中国药科大学前身）洽谈项目。当时领导在探讨刘文伟的去向时，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文伟是个人才，一定要好好用。”这一个“好好用”，一下子就让刘文伟到了美伦医药公司――由中方和新加坡共同投资140万元成立的合资公司。然而，合资的背景并没有使美伦医药一鸣惊人，恰恰相反的是，从1986年成立开始，美伦就始终难以摆脱年年亏损的境地。

“账面上看，投资140万元，亏损110万元，那30万元也没有见到钱。”刘文伟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回忆说。

在刘文伟空降美伦之前，这家主营化妆品的合资公司在不到六年时间里连换了三任领导。在当时，只有一位退休的领导在那里“过渡”。刘文伟向《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回忆，公司加上他一共18个人，情境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

“做的化妆品没有销路，最后沦落为到河北白沟去买类似小熊玩具，缝上药袋，宣传具有暖胃等功效，然后以药熊的名义去销售。”刘文伟对这种做法很反感，而且对做化妆品也没有太大感觉。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从自己擅长的领域入手。过去多年，刘文伟经历过技术科、质量科和总工办等不同岗位，无论是一线生产，还是高级管理岗位，他都游刃有余。加上他所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刘文伟坚信在美伦能够扛起制药的大旗，从而在困境中突围。

在当时，企业没有贷款，走的还是个人信用担保的名义。缺乏人手和启动资金，企业生存步履维艰。唯一让刘文伟庆幸的是，当时手里有一个叫做“速感宁”的中西复方制剂，万般无奈之下，刘文伟决定从改造“速感宁”入手，试图藉此逐步地改善企业发展环境。

刘文伟清晰地记得，他到美伦报到的时间是1993年7月8日，也是从这一天起，他以近乎军令状的方式，启动了重塑“速感宁”的“百日工程”：在一百天时间里，跑完这一品种的所有审批、生产程序，进入终端销售市场。在当时，这不仅在美伦内部被指为是天方夜谭，即使是在天津市医药业界，也不被看好。

在当时的感冒药市场，天津制药厂的‘银翘解毒片’优势非常明显。”他自己也深知，企业已经没有退路，不进行一次破釜沉舟式的救赎，未来难以想象。多年以后的今天，刘文伟面对《中国经济信息》记者时，对这一百天的奋斗历程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但对于随后取得的成绩，其激动之情仍溢于言表。刘文伟回忆，令那些质疑者惊诧的是，他不仅在预期时间内跑完了药物上马的所有繁复手续，而且还促使很多公司预订了产品。

虽说万事开头难，但“速感宁”很快就超越了“银翘解毒片”，成为天津中药感冒药的第一品牌。刘文伟趁热打铁，还陆续开发了“喉疾灵”、“肤痒冲剂”等品种，美伦医药从此摆脱了严重亏损的境地，获得很好的利润回报。

当美伦走上正轨之后，刘文伟又被“盯上”了。在中医药行业浸淫了二十年之后，刘文伟已经把“救火队长”这一职位彻底坐实，凡是他到过的地方，基本上都旧貌换新颜。他因此被领导屡屡赋予艰难的使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一厂“救火”

2000年5月30日，尚在新丰药业的刘文伟接到了天津市医药局组织部的召集电话。局党委书记，管干部的书记，局长，再加上组织部长，共同和刘文伟进行谈话。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中药一厂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需要刘文伟去扭转颓势。

结果是，第二天刘文伟就风风火火地去中药一厂报到了。

刘文伟在一厂看到的情景让他不解。当时，在面临年度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厂里仍然在给员工涨工资。这种逆市场规则的行为，让刘文伟倍感担忧：“如果思路不转变，连活下去都不可能了。”

于是，屁股还没坐稳的刘文伟就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首先确立的就是“市场给我们发工资，而不是厂长发工资”的原则，随后掀起了全员降薪的举措，一时引起了很大的非议和不解。刘文伟也坦言，那时自己的言行在行业内部表现得很激进，尤其是在改革方面。这也造成了在一定时期内，让很多人都不满意。而后，他力主恢复了中药一厂的老字号“隆顺榕”，操盘品牌运作。

但是在业内，大家都知道刘文伟的办事能力，尤其在营销上很能“鼓捣”。刘文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并被业界啧啧称赞：“有能力的人调控市场，没能力的人被市场所操控。我们要做调控市场的人。”在当时，这无疑是振聋发聩之语，一个土生土长的国企管理者对市场的洞窥之深，给与他共事过的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时，大部分人在冬季患病毒感冒就吃“速感宁”。在美伦时，刘文伟基于这个点，一下子“速感宁”就火了。可是夏季感冒呢，真不知道该吃什么药？刘文伟分析，夏季感冒多是吹空调引起的，而且发病率也不低。素来崇尚专注、专属理念的刘文伟想到了一个特别的广告语：夏季感冒就用“桑菊感冒片”，“桑菊感冒片”专治夏季感冒。

让市民喜闻乐见且容易记住的广告语，加上无处不在的广告场景，使“桑菊感冒片”一下子就救活了隆顺榕，整个夏天，工厂就是靠生产“桑菊感冒片”而扭转了困境。

中新改革

事实上，刘文伟待过的企业不止上面提到的这两家，时刻准备着的他，几乎在组织赋予他的每一个岗位上，都体现出了一种“拼命三郎”式的精神，为医药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也因此，他在集团内部留下了敢想敢干的声名。

刘文伟在中新药业任总经理虽只待过一年的时间，他也曾经踌躇满志，希望借助集团的资源优势，开创出更多辉煌的业绩。在这一期间，他还有过“钱不问多少，官不论大小，活不问轻重，但我必须说了算”的豪言。经历让刘文伟意识到，由于干事风格不同，沟通不顺畅，造成了自身很孤立的局面，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无法破解，无奈提出了请辞。

2007年，刘文伟加入从中新药业剥离的京万红。同年10月，在15年时间里两次差点成行的京万红之路，终于变成了现实。实践证明，领导选择刘文伟是正确的。因为在京万红，他将二十多年在管理岗位上积攒下的丰富经验和改革举措，再次大刀阔斧的实施。这也弥补了他在中新药业短暂一年壮志未酬的某种遗憾。

修炼京万红

2007年10月，刘文伟放弃了到中美史克任中方总经理的优越职位，终于来到曾擦肩而过的天津达仁堂京万红的前身――达二药业。和15年前相比，此时的刘文伟已经获得了在他的岗位上所能获得的所有荣誉，天津开发区优秀企业家，天津“五一劳动奖章”，天津市劳动模范……

来到这里当总经理，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虽然这家药厂拥有与北京同仁堂、广药集团同样悠久的历史，但企业在经营和品牌运作上和优秀的企业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改革已势在必行。

京万红药业走出增长乏力的情境之后，业界的很多人都问过这样的问题：“京万红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有人说是这家药企的历史积淀，也有人说是赶上了市场化的好机会。但如果让刘文伟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一定不只是这两个因素。

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多次听到刘文伟对“一家人，一条心，一股劲，一个目标”的诠释，将企业的愿景和员工的生活和美好的未来凝聚在一起，也彻底改变了京万红的精神风貌。

京万红药业原来有些“问题员工”，对领导基本不看在眼里，一句话就能惹急。刘文伟来了之后，他们现在变得很和善，经常在外面说要给厂长留面子，一副主人翁的精神面貌。

京万红有一个叫刘永生的员工，有很多好点子，也开创了了很多工作方法，刘文伟就把他的创举命名为“刘永生工作法”。

集团领导评价说，刘文伟到京万红药业后，员工都愿意和他交流。集团领导到企业视察，看到一名职工正跪着擦墙角，颇受感动：“职工这一跪，体现了她爱这个企业，不爱不是这个干法。”

刘文伟用包容、关怀和认可这些颇为“人性化”的做法，收到了远比批评和无视更为有效的结果。员工们因此更有存在感，以厂为家，干劲十足。

在采访中偶遇到了武同――刘文伟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认识的朋友，他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将刘文伟视为知己。他看到刘文伟将“员工之家”这样的人文关怀做到了极致而深感钦佩。“我一直在学习和复制京万红的经验和做法”，武同坦陈，全国政协委员有2000多人，其中更大的企业也有，但武同更加欣赏京万红的企业文化。

刘文伟就具有这样的号召力和领导力。过去，他因为做事相对激进也被质疑过，而如今他对员工就像自己的亲人。在京万红的8年中，刘文伟从以前风风火火的做事方式彻底蜕变为平和处事的领导风格，在京万红，刘文伟同每一个人的关系都相处得非常融洽。这种和谐的环境，在企业面临困难时，更容易使大家同舟共济。

刘文伟曾经与一个在业内以严格管理而著称的领导进行过一次讨论，对方对刘文伟厚待员工的事并不认同，“如果企业将来不行了，你的职工在社会上找工作会很困难。”刘文伟说，“我们的企业没有不行的时候。”让刘文伟自信的是，过去的七八年时间都证明了，京万红做的是一家愿景驱动的企业。

以“永远不满足，永远找差距，永远有机会”为座右铭的刘文伟，在管理京万红药业上，其定位一直是“基业长青”。

待续使命

在京万红药业，归根结底，刘文伟做的事情可以归结为两个字，那就是“传承”。重续京万红药业的中药文脉，并通过不懈的努力将之发扬光大。往前回溯，刘文伟“将中药发扬光大”的想法其来有自。早在隆顺榕制药厂时期，他就曾主张打造“卫药体系”。

从历史和地域来看，天津在药业发展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刘文伟介绍，天津过去是个商品集散地，是中国最早引进西药的地区，在中西药结合领域，天津也是最早的。天津药人将丸、散、膏、丹，制成冰水、滴丸，最早实现了卫药体系的雏形。

刘文伟畅想藉此打造卫药体系。这个想法，起初大家不理解，但是后来也得到了张伯礼院士的支持，并调动了很多专家一起做。

“我们要做中药舞台上的主角。”如今来看，这也是刘文伟中药国际化梦想的雏形。等到他来到京万红药业之后，经过多年的探索和钻研，这个想法变得更加成熟。

2014年全国“两会”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刘文伟郑重地提交了题为《以中药外用药为引领 加快中药国际化的步伐》的提案，这也是第一件系统阐述中药国际化意义及其方略的相关提案。

然而，现实良好的预期和努力与踌躇不前的中医药发展现状，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文伟介绍，国内许多药企虽做了多方探索，也涌现出像“杏灵颗粒”、“复方丹参滴丸”等个别品种通过美国FDA预审进入临床试验的案例，为中药进入国际市场迈出了第一步，但世界各国对中药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质疑，导致真正走出去的前景并不乐观。在我国的中药临床研究中，非随机化个案报道、小样本的临床病例总结研究占绝大多数，这样研究得出的疗效不能得到普遍认同。且多数内服中药治疗病种与西药相比缺乏比较优势。因此，“缺乏突出优势”才是中药国际化的最大障碍。

刘文伟从近四十年中医药从业实践出发，提出了他对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一些深入见解。他给出的答案，就是以中药外用药为引领，加快中药国际化步伐。正如以针灸技术作为突破口引领中医国际化一样，中药外用药将是引领中药国际化的突破口。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国家、地方政府等的政策支持、相关企业、集团和科研院所在科研与实践上的不断努力，以及中药知识等在公众领域的普及，来构建中药国际化的群众基础和应用基础。让中药的价值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聚焦。

刘文伟也深知，中药国际化这一系统工程绝非一蹴而就，还需要几代中药人的不懈努力。而他愿意做这个引路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中药，让更多的企业聚焦中药。

也是在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刘文伟向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当面汇报了以老字号的达仁堂京万红为主导的“中药国际化”的想法和思路，表达了从企业实践开启其曲线救国式的“中药走出去”。

2015年3月，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于3月26-29日在我国海南省博鳌召开，在这次规模超过历届论坛的国际峰会上，中医药国际化发展与意义第一次在其中获得广泛讨论。外交部原部长、中国民族医药学会国际交流与合作分会名誉会长李肇星，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等权威人士，在“面向未来：中医药的国际化”的专场活动中，共同研讨了如何共同推动中国与世界各国间的传统医药健康服务交流与合作，以更加多元的形式促进全球共享中国传统医药。

这距离刘文伟提交“中药国际化”提案正好一年的时间。事实上，刘文伟所看到的现状，也让他感到欣慰。在他的呼吁和推广之下，包括刘延东副总理在内的国家领导人和地方政府的相关领导，都对中药国际化都非常感兴趣。作为京万红的带头人，他也对中药产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并以京万红为突破口，确立了与产业繁荣并驾齐驱的企业愿景：我们有一个梦，京万红系列外用药优势独具，以外用药为先导，助推中药走向世界。

药厂行政论文篇6

记者为考证爆料人所说是否属实，在全面推行“两票制”的福建省选取多家直销药房和医院进行调查，发现大部分药品的价格的确没有降低，药品在不同医院的使用情况也暂无改变。“两票制”改革似乎只是听起来很好。

众所周知，一个行业的暗箱操作影响着行业的命脉和效率，医药行业尤其如此。看病难、买药贵的呼声给医院贴上了厚厚的标签，“两票制”的到来真的难以扭转乾坤吗？对此，《经济》记者展开了深入调查。

多票制下的利益王国

“两票制”的出全针对现在社会上盛行的多票制，那多票制和“两票制”又有什么差别？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医药行业，药品从药厂生产出来，一直到销售环节，中间需要开各种各样的流通发票。目前市场上盛行多票制，是指药品需经过多层经销商后才能卖到医院，而“两票”，顾名思义，通常指的是药品从药厂卖到一级经销商开一次发票，经销商卖到医院再开一次发票，所以“两票制”是药品过票的理想模式，用“两票”替代目前常见的七票、八票，减少流通环节的层层盘剥，这是降低药价的措施之一。

2017年1月，国务院医改办就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等8部门联合下发通知，鼓励综合t改试点省（区市）和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的公立医疗机构要率先推行药品采购“两票制”，同时鼓励其他地区执行“两票制”，以期进一步降低药品虚高价格，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经济》记者联系到了从事医药销售多年的北京科园信海医药经营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郑强。据郑强透露，医药销售范畴很大，过程也很复杂，药品种类不一，每种药品从药厂生产出来后都会由全国总进行销售，全国总作为一级经销商，会通过医药商业公司，低价分销给各省（区市）的二级，然后二级再通过医药商业公司推广至各区市的三级，然后再经医药代表推销进医院。每一个环节，就要开一次票，每开一次票医药商业公司就要收取药品价格的4%-8%的配送费，也叫管理费，只有医药商业公司有开票的资格。

由此来看，进入医院的价格已是扣除了所有中间利润后的最后定价。郑强说，药品之所以要经过这么多分销商，一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医院众多，要想做大市场就需要层层分销，离不开医药代表这个中间人；二是由于各地医院没有精力对上万种药品一一调研，也需要医药代表的推荐意见才会使用。

在利润方面，郑强透露，每种药品在药厂生产出来后，一级经销商以最低的价格买断，然后向各省（区市）分销商兜售。流向医院的药品背后的利润则由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生按不同比例分成。例如，药厂生产一种药品出厂价为5元，全国总以6元的价格通过商业公司卖给省（区市）。医药代表要想在本省（区市）推销此药，就要在本省（区市）药品招标定价时预留至少5倍的利润空间，也就是以36元的竞标价格卖给医院，其中，有17%是药品增值税要上交国家，医生抽取20%-30%的利润，然后再交付商业公司4%-8%的配送费，去除成本，剩下的就是医药代表所得。以此来看，只要医生卖出一盒该药，医药代表就能从中赚取近30%的利润。

《经济》记者电话联系了上药凯仑（杭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透露，根据药品不同的类别，无论成本多少，医药代表确实都要抬高比出厂价高几倍的价格，才能够在缴纳税款和给医院“推荐费”后有利可图。“这也是全国这么多医药代表存在的主要原因。”该工作人员说。

“两票制”是否对药品上缴税收有影响？在多票制的情况下，每过一个环节，开一次票，都要给国家上缴差价的17%，“两票制”后是否会减少缴费的频次？该工作人员说，虽然缴费频次有所减少，但是“两票制”对药品最终定价影响不大，所以虽然只开两次票，但和以前缴纳的税款并无差别。

“两票制”难降药价之高

如今医药改革大刀阔斧地进行，医院在新政策之下，卖药实行零差价，从售卖角度来看，杜绝了医生“卖药拿回扣”的可能，但是即便实行了零差价政策，药品的价格相对之前还是没有太大的改观，原因就出在了定价上。

《经济》记者随机选取了5个试点省份的近20家药房，调查实行“两票制”后，普药价格是否降低，其中17家药房均表示大部分药品无明显降价，另外3家则表示部分药品的价格正在调整，预计会比之前有所降低。

记者发现，“两票制”和多票制的差别仅仅在于医药商业公司和医药代表抽几次成，但是不会因为分销次数多就使药价高得离谱。

爆料人告诉记者，全国药品定价是由国家发改委统一制定，在制定过程中，会参考厂家、商业公司和专家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公司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定价过程中会想方设法把药品定价抬高，同时把医药代表的利润和给医生的回扣统统预算进去。正是有抽成这个过程，才给药品定价预留出一定的利润空间，成本极低的药品摇身一变成了高价药品。

同时，记者也浏览了国家发改委颁发的关于药品定价的相关文件，发现早在2015年，国家发改委就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发文，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发挥医保控费作用，对于医保基金支付的药品，其实际交易价格主要由市场竞争形成。

然而记者发现，在北京，医院药品早已实行政府招标采购，最初是希望在现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机制下，招采价格会体现“社会行情”的尺度，药品价格和质量会在商谈的过程中，达到一个平衡点，可是现实并非如此，这种定价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让部分“医药代表”钻了利用市场哄抬价格的空子。

“没什么利润的药，医药代表不会向医院和药房推荐。”吉林省恒爱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副经理王怀伟告诉《经济》记者。

医药商业公司进退两难

在药品流转和定价过程中，医药代表起了不少作用。而医药商业公司作为医药代表过票的中间机构，也在过票的过程中坐享渔翁之利。

“‘两票制’的实行其实是在打击小型的医药商业公司，力图把这个环节精简掉，但是目前来看，小型商业公司还是能有办法正常运行。”爆料人对《经济》记者说。据他说，在“两票制”政策下，大型医药商业公司并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影响较大的是来回倒票谋取利益的小型商业公司，可是目前小型商业公司总能钻政策的空子，依旧运行得风生水起。“一方面，小型商业公司会投靠诸多药厂，摇身一变以药厂一个部门的形式进行倒票从而赚取配送费，但这种小型商业公司往往也存在逃票的现象，就是原本需要缴纳差价17%的税收，一旦在和当地税务局有‘特殊渠道’之后，就会只缴纳12%，剩下的5%纳入他们自己的腰包；另一方面，面对巨额票务，小型公司由于没有能力开具数额较大的发票，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和当地地税部门和国税部门取得‘联系’，购买足够数额的发票，这个行为无疑是违法的。”

天津中新药业负责人李志广告诉《经济》记者，商业公司挂靠在药厂、成为一个部门的情况十分普遍，这几乎是目前医药行业的一个普遍现象，不仅医药商业公司有此需求，药厂由于没有精力和途径向医院推销药品，也需要医药商业公司的助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商业公司可能会挂靠多家制药厂。

早在“两票制”正式推出前进行试点之初，部分医药商业公司就“闹起了情绪”。2016年上海市卫计委就收到了一封名为《29家商业企业“关于在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中推行GPO工作的建议”》的公开信，公开信落款的署名位置上写着上海市29家医药商业企业，这些企业以上海本地的区县流通企业居多。公开信名为建议，实则反对。其中有一条内容备受争议：“规定中标商业企业是唯一指定配送单位，直接与医疗单位发生票据、资金、供应链成本分摊；在配送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可委托指定其他物流企业进行转配送。”这就意味着上海几乎所有的市场份额都会被中标的两家大型医药商业龙头拿走。

对此，中国医药协会会长郭云沛对《经济》记者表示，“两票制”的推行涉及蛋糕重新分配，都是切身利益，而现在国家对于“两票制”的具体内涵和实施细则都还没有明确，地方在执行中就会出现很多矛盾。

但同时郭云沛也表示，“两票制”的目标不应该是让中小型医药商业公司全部消失。“‘两票制’会让一些既不掌握上游生产企业资源，也没有下游销售渠道和终端的小型商业公司消亡，这对于整个医药行业来说，是利大于弊的。”

医院、药厂有“苦”难言

纵然很多医药商业公司的“换皮现象”已不是行业秘密，但上游药厂和下游医院，对医药商业公司的态度却也是两层皮，表面上言辞拒绝，实际上很难切断联系。

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医院急诊大楼的门口，记者发现了“拒绝医药代表进入医院”的横幅。记者找到了一名刘姓主任大夫，面对记者的提问，虽否认有医药代表找到过她，但她对记者说，医药代表进医院推销药品目前仍是普遍现象，“无论实行几票制，都与医院的关系不大，医院用药都是从正规渠道获得”。

但一名大型药企的负责人告诉《经济》记者，现在虽然实行零差价，但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没跟上，医生的待遇很低，所以很多医生已经将药品回扣视为必要收入之一，回扣也越来越高。

尽管刘姓主任大夫对记者说医院用药与几票制并无关系，但问题在于，没有了回扣，医生以什么标准判断该用谁家的药？没“关系”的普通药品还销售得出去吗？

这也是部分药品企业反对强制推行“两票制”最主要的担忧。虽然政府推行“两票制”旨在遏制一些商业公司肆意转票，但政府却管不住医生开什么处方。

郑强也表示，这么多年，国家并不是没看到医药领域的回扣现象，之所以没有在机制上采取措施，还是担心药品的对症使用问题。“在推行‘两票制’压制回扣之后，政府更有责任研究出切实可行、有效的办法，建立起药厂和医院之间的沟通机制。”

李志广也表示，如果在同等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药厂并不希望有商业公司和医药代表这种中介出现，药品的使用情况也并不应该由医药代表和商业公司这类非专业人士推荐，而是需要厂家、专家和临床观察，用数据证明药效，再选择用药。

对此，天津金虹倮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谷庆升在接受《经济》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药厂要想进入医院还得依托不同的商业公司，因为商业公司有着大大小小的“关系网”，不经过商业公司的运作，普通药厂生产出来的药根本没有途径进入医院。

那么在“两票制”实行下，是否有医院直接向药企采购药品的情况？谷庆升表示，比例十分小，他认为“两票制”的实行是在考验商业公司的能力，如果大型商业公司有能力配送至各地的各家医院，那“两票制”的实行也就水到渠成，可目前的现状是没有任何一家商业公司的业务，能够扩充到如此大的规模，再加上很多医院也对商业公司有指定名单，所以就目前看，商业公司无论规模大小，都有存在的必要。

但他也对记者说，很多情况下，医院不会主动到药厂采购药品，“这样一来，医生也得不到任何好处”。不过他也强调，像同仁堂这样的老字号药厂除外。

降低药价需靠市场调节

为了调查业内专家对“两票制”看法，记者联系了首都医科大学卫生管理与教育学院，该院办公室工作人员在得知记者来意后，请示该院院长后最终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副会长武滨也告诉《经济》记者，由于“两票制”还在初期阶段，出现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其他，并不愿多谈。

中国医药协会副会长高瞻告诉《经济》记者，“两票制”一旦全面推进后，层层倒票现象应该会逐渐消失，只不过在试点地区，很多小商业公司用了一些手段，换了一种销售途径，但依法取缔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一下子封掉也不行，目前在部分省份已经开始有企业反映‘两票制’出现的问题，现在药监局和商务部都了解这样的情况，正在想应对措施”。

而对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药价问题，高瞻认为包括“两票制”在内的医药政策都是在短期内会降低药价，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政策尚不足以彻底解决药价高昂的问题。“降低药价还得靠市场调节，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另外，利用‘互联网+’，把医药福利通过电商和网络平台直接面向社会公众，从目前来看，是一种新的解决方式。”

记者也发现，目前医药电商发展速度确实很快，普通药店也开通了网购服务，在降低药价方面，除了日常促销外，也出现了很多医药APP提供不同范畴的医药福利。高瞻说，他们提供直接去药厂拿药的服务，大大降低了成本，在国外已经是普遍现象。

药厂行政论文篇7

1.药品推销队伍的现状和问题

1.1推销人员成份复杂可谓“百花齐放”。工、农、商、学、兵、政、党等人士共参与，医药、工商、税务、物价、工会、妇联、计划生育等部门齐上阵。他们所持有的证件多是由厂方提供一套“三证”复印件(合格证、许可证、营业执照)，再加上聘书，办一个临时工作证即可，据了解这当中绝大多数推销人员未通过资格审查和上岗培训。

1.2推销员素质低、专业知识差绝大多数药厂只要求应聘人员提供学历或职称证书复印件，而规模不大的小厂只要能为其推销药品，便可为推销员办理一切手续。因此，这类人员对药学、医学及药品法规知识非常匾乏，有的连自己所推销的药品名称都认写困难，属于哪类新药也不知晓，更谈不上正确介绍药物的成份、药理作用、主要用途及毒副反应等。

1.3推稍手段五花八门有的通过召开所谓新药新闻会推销药品;有的堂而皇之直接深人门诊和病房接触大夫做“人的工作”;也有的通过赠送礼品或直接给大夫提取“开方费”，以达到销之目的。

1.4价格混乱扰乱市场一是由于推销渠道不同造成价格悬殊;二是推销手段不同造成价格差异;三是定价标准不同，造成同一品种因产地不同而价格不一。

1.5改头换面，老药变成“新药”有的药厂由于受利益的驱动，本身无新药研制和生产，将老药改头换面，或者改变剂型，或者复方制剂增加某种成份，即作为新药投向市场，推向医院。

2.我院对新药推销商所采取的对策我院系二甲综合医院，具有一定规模，为了整顿和规范推销商的商业行为，加强对新药流通环节的管理，为病人提供安全、合理、经济、有效的药品，我院于今年七月份出台了《新药引进审批管理办法》，使医院在新药引进工作中做到选择有原则.审批有手续，采购有计划，使用有反馈。避免过去新药中请盲目性，采购随意性，使用泛滥性。同时，有效遏制了推销商‘’满天飞”“游击战”的现象。具体做法是:

2.1建立健全新药审批机构

医院成立药事委员会领导下的新药引进审批小组，医务科长任组长，成员主要由药剂科高、中级职称专业人员组成，日常工作在药剂科。小组定期学习药政法规及文件，掌握新药信息动态，讨论和解决新药采购、供应、使用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

2.2规范新药引进审批程序

凡来我院推销新药的推销商，首先到药剂科领取一份“新药引进申请登记表”，填好后连同新药有关资料、“三证”复印件、药品价格批文等交药审小组秘书统一管理，进行分类，适时召开新药审批会.通过后由药审小组在登记表签署意见推荐到有关临床科室。科室讨论后填写“新特药品购人申请表”，经科主任签名，交药审小组秘书报请药事委员会最后审定，药剂科根据批准数量安排采购。

2.3选择合法药品供应商

我院自1993年规定，药品原则上不从药厂直购，必须从取得“三证”的合法国家二级医药批发部门进货。因此，对于审批同意进院的新药也一律从与我院签订业务合同的医药公司(站)中购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与从未取得“三证”非法从事药品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发生任何业务关系，从而净化了我院药品进货渠道。

2.4建立健全规章制度

我院在药品采购工作中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并坚持“质量第一、价格合理、让利公开、送货及时”的十六字方针，本着质量效益的原则，花最少的钱购买最适当、最安全、最有效的药品，对违反《药品管理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厂商，一经发现，立即取消其在我院的推销权。同时，对有上述行为的医务人员，医院将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从而，规范了我院药品购销行为，维护了我院正常的工作和医疗秩序。

2.5定期评估新药

药厂行政论文篇8

文章强调，现在医改已进入深水区，所触及的深层次矛盾越来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开弓没有回头箭”。

普遍认为，“以药养医”是中国医疗体制弊端“万恶之源”。中央电视台近期亦聚焦高药价，发现在一些地方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的中标价比实际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十几、二十倍。央视把高药价的原因指向了药品批发、销售等流通环节。浙江一药品经销商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目前药价里面虚的成分肯定比房价高多了。

上海交通大学社会医学主任鲍勇教授认为，目前的药价不应叫虚高，它就是这么高，“不这么高，利益集团就没有利益，只有这么高才能养活这么多的人，才能使各个利益集团达到满意（的平衡状态），才能构建和谐社会”。

他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指出，中国到底养活了多少医药代表没有人拿得出准确数据。“中国的医药代表是什么意思，不用说，大家都明白。”

不过，《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获得的一份题为“关于‘安徽模式’的调查和思考”的文件却认为，目前甚至存在药品“价格虚低”的现象，而且这种现象后患无穷。这份报告由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制作。

中国药价高企的秘密到底何在？为何又同时存在所谓的“药价虚低”的现象？

“药虫子”是如何滋生出来的

在中国，药品的产业链大致可分为生产商、批发商或商、配送商、医院（或零售）这几个环节。药品在进入医疗机构供应给患者之前要经过省级采购招标环节，其中基本药物则要进行独立的省级药品招标采购。

2009年8月，卫生部等8部门《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设工作。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包括化学药品、中成药共计307个药物品种。各省市在此基础上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再增补200-300个品种左右，共计约五六百个药物品种。

在中标之后，基本药物在基层医疗机构实行零价差销售。而公立医院则在中标价基础上，加价15%供应给消费者。

上海一位医药行业研究人员张成（化名）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一种药品从生产企业生产出来后，流通环节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生产企业自己组建销售团队进行产品推广，向医院及医生进行学术推广，这些品种的营销费用是涵盖在出厂价中的，这些品种一般不太会出现零售价高于出厂价几倍，甚至几十倍的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不具备终端推广能力的生产企业把药品生产出来以后，直接找全国总或省级商，再由他们分包至市级、区级，到最后可能就是一个商负责一家医院的销售工作。这些商更多是开展关系营销，层层分包，利润也层层分享，所谓的居间人（或“药虫子”）也就应运而生，最为关键的是这些人掌握了医院终端资源。

而这些企业药品的出厂价通常比较低，它们会将大部分利润留给商，这些利润空间包括了诸如渠道建设费、物流配送费、终端推广费等，由于这些药品出厂价不包含销售费用，也就会出现零售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情况。

张成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有的体制滋生了这么一大批“药虫子”，“这些‘药虫子’生存的核心就在于他们掌握了稀缺资 源”。

他表示，现在各省集中招标选定的药品很多都是通用品，每种药品会有不同的规格，每个规格有若干个厂家生产，到底哪个医院选择哪个或哪两个厂家的品种，这里面就要有人去公关了。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一份调研报告称，2010年1-3月在浙江、福建、北京、湖南和湖北等地的实地调研显示，基本药物政府招标价格中，包含了60%的给医院和医生个人返点和回扣空间。

江苏的一位乡镇卫生所的医生向《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证实，他每向患者开出一盒药，药厂会给他10%的回扣，他同时表示，如果是在大医院，医生拿到回扣的比例会达到20%。此说法也得到了该基层医生向记者介绍的医药代表的证实。

药价加成：一条荒谬的游戏规则？

张成表示，从制度和机制角度来讲，目前药价虚高的原因，一是国家有医院可以在中标价基础之上再加成15%零售的政策，由于比例是固定的，因此购进的价格越高，加成的金额也就越高。“医院有这样的利益驱动，就导致了医院愿意用高价药。”

另一方面，从医生的角度来说，医生为什么愿意给患者开高价药呢？首先是因为医院愿意开，医院普遍在激励机制上是鼓励医生开高价药的，至少在这方面不作为。医生还有一个动力，“药虫子”为了让医生开他的药，毫无疑问要去做医生的工作，这就促使医生去开高价药或者多开药，因为有回扣的存在。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认为，药价虚高的根源在于政府制定了一个没有必要的荒谬的游戏规则，就是只能加价15%，而且这条游戏规则适用于全中国。“假设你是开饭店的，政府规定你只能加价15%，你会炒土豆丝吗？如果是这样，你炒半天赚的钱连厨师也养不起。所以，你把土豆丝换成某种便宜药，这样的事一模一样发生在我们的公立医院中。”

顾昕比喻道，如果政府规定一个饭店卖啤酒只能加价15%，那么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所有的饭店都不卖燕京啤酒，而改卖进口啤酒了。第二种可能是，燕京啤酒饭店的进货价最多1元/瓶，“我家旁边的路边摊还卖4元呢，这都加价400%了”。如果硬性规定饭店只能加价15%，饭店老板会跟批发商商量把进货价做成3.5元/瓶，然后加价15%，结果还卖4元。在这当中，虚拟进货价和实际进货价之间2.5元的差价可以以回扣的形式反馈给饭店老板。“如果国家抓回扣的话，就把差价算成是给饭店送点炒锅、空调、食用油之类。”

与此同时，根据现行规定，省级集中招标采购的中标价即为医院的采购价，医院不得与供应商进行二次谈判以降低采购价。顾昕告诉记者，在现实生活中，二次议价很难避免，但既然政策这么规定，有些医院就跟供应商商量以低于中标价的价格采购药品，但发票上写的金额仍然是中标价，然后把差价以培训费、设备费等形式补贴给医院。“不能二次议价是一个荒废了的游戏规则，规定了等于白规定，人家该怎么玩还怎么玩。事实上，这比不规定还要坏，因为它破坏了政府的公信力。”

不过，张成指出，导致药价虚高的原因，不能简单认为是医院加成15%导致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但仍需要综合来考虑。一方面医院在中标价基础上加成15%使得医院有卖高价药和多卖药的动力，但同时也不能简单地不加成或是零差率，全国医院内部的药品流通供应成本高达10%左右，也就是15%加成有三分之二消耗在医院内部的药品管理上，医院真正从中获得的直接收益不到5%。

集中采购招标使药价虚低

按照国内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办法，所有公立医疗机构使用的药品必须竞价采购，在招投标之前，各省级药品集中采购管理办公室会公布每种药品的政府指导价。中标价即为医院采购的价格，政府指导价是指药品卖给医疗机构的最高限价。

有媒体曾曝出，在湖南省2010年度集中采购药品投标报价指导价中发现出厂价15.5元的芦笋片的政府指导价被定为136元，是出厂价的近9倍。政府指导价几乎成了畸高药价的保护伞。指导价定为136元，医院按15%加价，卖到患者手里，要157元。

文章开头部分提到的浙江药品经销商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政府的指导价基本上是参考历年的历史数据或相邻省市的招标数据制定出来的，而这个价格本身可能就不是最低的，特别是一些独家的药，没有竞争，如果在招标时厂家不肯让价，负责招标的人也没有办法。

他告诉记者，在投标价格过程中，单纯看出厂价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流通渠道本身的成本肯定要加进去，很难说价格加几倍比较合理。“例如，要做一个药品的市场，大家都认为要到10元左右才能做，如果政府指导价低于这个金额，可能就没人投标。当然，最后的中标价跟招标的游戏规则也有关系。如果一种规格的药品只能中一家，这时各厂家之间价格就会杀得比较厉害。但如果能中好几家，价格未必会下来。”

张成也对记者表示，不能否认，经过十几轮的招标，近年来大部分药品的价格与历史价格相比，肯定有所下降。部分品种的价格已经很低了，甚至有些价格太低了之后，厂家不愿意生产。

《中国经贸聚焦》记者拿到的一份由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制作的“关于‘安徽模式’的调查和思考”的文件指出，由于指导思想和制度设计上的弊病，出现了诸多“价格虚低”的药品，有些中标价已低到无法补偿原辅料及包装成本，例如：板蓝根颗粒20g/袋2.35元，复方丹参片60片/瓶0.95元，元胡止痛片100片/瓶1元，牛黄解毒片12片/板0.1元，藿香正气水10支/盒1元等。据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组专家对同品规产品成本核算，上述中标价格仅为正常成本的三分之一。更有甚者，玻瓶普通大输液250cc/瓶仅0.93元，还不如一瓶矿泉水的价格。

张成对记者表示，对于基本药物而言，有些药品最后的中标价甚至低于出厂价，厂家根本生产不出来，或者要么就是在生产时偷工减料，如果硬是把价格压得过低，“这对中国的制药产业是非常不利的。”

据央视《每周质量调查》报道，2ml/0.3g规格的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出厂价0.6元，在北京地区的中标价是11元，在实行了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河南省的中标价是0.67元，山东省是0.7元，山西省0.68元。

对于央视报道的这个案例，不少专家和医药行业人士持怀疑的态度。顾昕对《中国经贸聚焦》记者表示，既然克林霉素在山东是基本药物，而根据政策，基本药物在乡镇和社区卫生所实行零差率销售，那么报道里提到的这个患者为什么在济南的社区里买不到0.7元的药呢？为什么他还要跑到外面去花3元多才能买到呢？“基本药物就算没有覆盖到沂蒙山区，好歹省会济南得覆盖了吧。”

顾昕同时质疑，克林霉素在河南的中标价是0.67元，在山西是0.68元，而生产地应该在山东，会有哪家物流企业愿意用7分钱的价格把药给送到河南郑州以及桐柏山区？愿意用8分钱的价格送到山西太原以及太行山区呢？难道这些企业都是活雷锋吗？

张成告诉记者一个秘密，在基本药物招标上，由于价格常常压得很低，有些企业甚至会故意搅局，明知道投标价格肯定比生产成本还要低，但就是故意低价投标，“先把坑占上，但是不生产。既然我中不了标，那大家都别玩。”

药品定价需摆脱利益集团

谈到目前药价高企的问题，张成表示，药价和药费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药价经过这么多轮的招标肯定是往下走了，但因为加成15%的利益机制导致医院和医生愿意用高价药和过度用药。这样，药价降低了，但药费还是没有下来。“所以，我觉得国家应该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合理用药这一块。”

此外，他指出，在中国，20多年都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关键在于，医院归卫生局管，流通环节归药监局管，价格又归发改委管。“所以，整个过程非常复杂，不是某一个环节定了价问题就能解决的。”

在接受《中国经贸聚焦》记者采访时，上海交通大学社会医学主任鲍勇教授表示，药品的定价问题并不是某一个环节的问题，“药品从研制、生产、定价、流通到进医院，卖给老百姓，每个环节都有问题。”

鲍勇认为，药品应该由第三方站在公正、公平、公立的立场来进行定价，而且这个第三方必须了解药品的研制和生产过程的成本。“现在一般是由物价局、发改委，还有药厂一起定价，没有第三方参与其中。无论是行政定价还是药厂定价，都有一个利益集团的问题。”

鲍勇表示，流通环节的问题就更多了，比如，中国到底养活了多少医药代表，这个数字没有人能拿得出来。“这个队伍的规模不得了，好多问题都出在这个队伍上，好多药品的定价问题也出在这个队伍上。”

鲍勇认为，医院和医生的回扣这一块是好掌握的，但有一个黑洞是无法计算的，就是药品的真正成本。“现在药厂也是毛估估，它的估算是加了很多东西的。现在的药厂越建越大，越建越豪华，这些开销它都要计算到药物成本里面。因此，我觉得我们不能单从一个已经知道的现象来反映一个不知道的现象。不知道的现象里面的黑洞更大。”

日前，国家发改委了《药品出厂价格调查办法（试行）》，从2011年12月1日起将对国家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药品开展出厂价格调查。根据该文件，调查人员将根据销售明细账核对调查药品的最高和最低出厂价格，按调查期间内所有出厂价格的加权平均值核算平均出厂价格，并通过抽查销售发票等会计凭证的方式核查出厂价格的真实性和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