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法律论文范文

民法法律论文篇1

一、 引言

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规范的对象是人的行为及行为关系,该行为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并最终对社会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法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多方面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以市场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市场经济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极容易引起市场秩序的混乱,因此必须形成一种人人都自觉认同并遵守的社会规范来制约人的行为,并在出现纠纷的时候由该规范来加以调整和解决,法律便很好的充当了这样的角色。法律通过怎样的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稳定社会秩序,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得以高效的运转。当法律与情理相冲突时发生的违约案件,法律的效力又该何去何从。本文将从合同的违约案例中来论述法在社会经济生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案例展示

2009年1月15日,上海交通大学以教育合同违约为由,把自己的学生叶楠告上了法庭。2003年,叶楠报名参加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和美国密西根大学之间的共建项目。叶楠家境贫寒,母亲病重,一家人的生活只能依靠父亲微薄的工资来维系。在这个共建项目中,有一条关于奖学金的鼓励条款正好能减轻她父亲的负担,在她的努力下很快便收到了美国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上海交通大学向美国大使馆出具公函为叶楠进行经济担保。公函中标明,上海交通大学同意承担叶楠1年学习期间的全部费用。在出国的前两天,学校要求叶楠回校签署一份留学协议。双方在签订的《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协议书》中约定,叶楠出国的国际旅费、生活费、医疗保险费均由叶楠自理。除此之外,还约定众多赔偿款项。虽然与之前的公函有较大出入,但是校方表示,公函的目的是为了方便签证,证明叶楠是有经济保障的。一年后,叶楠顺利完成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硕士学位,返回上海交通大学,准备依据协议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天有不测风云,母亲病情加重对这个本来拮据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学校提出,如果叶楠违约,学校就要按照协议办事。校方认为叶楠的家庭状况不能成为她违约的理由,违约就得支付两万美金的罚款。经过几番交涉,2005年3月3日,叶楠及父亲与校方签订了一份《关于赴美国密西根大学留学后续事宜的补充协议》。在协议中约定,叶楠现金偿还上海交通大学两万美金,在今后5年内。分6次支付,第一笔需要支付3000元美金。当叶楠支付该笔资金时,收到的学校收据标明,退还奖学金3000美金,这一说法让叶楠很是气愤,她认为,奖学金是她在美国密西根大学通过考试获得的,即使退还也不应该由上海交通大学来收取,因此她拒绝支付剩余的1.7万元美金。最终,双方闹上了法庭。法庭上,叶楠认为双方签署的两份协议无效,并提出反诉,要求学校支付她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生活费和国际差旅费用。校方则认为,公函时间早于留学协议,因此一切都应该按照叶楠最后和学校签署的这份协议为准。2009年4月23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一审判决。法院判决被告叶楠应于本判生效之日起,支付原告上海交通大学1.7万元美金,驳回原告叶楠其他请求。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将违约金降低到1万元美金。

三、案例分析

在这个案例当中,有几个点值得我们关注。首先,叶楠最终放弃攻读博士是因为她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法院这样的判决似乎违背了保证社会公平的初衷。但是,法院认为录取通知书和给大使馆的公文,他们的出具时间都早于叶楠跟上海交通大学签订的《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赴密歇根大学留学协议书》,因此一切都应该按照叶楠最后和学校签署的这份协议为准。并且《合同法》第44条规定,合同的生效要件包括:(l)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具有相应的缔约行为能力。(2)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3)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4)合同的内容必须确定或可能,具备法律所要求的形式。该案件中签约的双方都是在真实的意思表示下订立的合同,并且,虽然《合同法》第52条也规定了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该合同无效。但是叶楠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她受到学校的威胁,所以该合同是有效的。双方就应当对这份合同的所有内容负责。关于合同的内容是否合理的问题,法院认为,合同要求叶楠回国一定要回到本校继续功读博士,对于这样的条件设置法律并没有相反的规定,签约的双方都是一种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意,那幺这样的合同内容就是合理的。而叶楠由于家庭变故无法继续攻读博士,是对合同约定的违反,就必须按照协议进行赔偿。

民法法律论文篇2

内容提要：文章从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契约文书中，概括并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唐代民事主体、客体和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认为唐代民事主体是一不同类别的多层次结构，这—结构是相对开放的等级社会在民事法上的投影。民事客体由物、人（奴婢）和行为三类组成。民事法源由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构成，并以礼（理）为指导，各种法源因此具有相通一致之处。

一

唐代法律向来是传统中国法的研究重心，可谓成就斐然，惟不称人意的是唐代民事法素来是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国内出版的几部中国民事法通史的著作[1]对此有所填补，但涉及民事主体、客体与民事法源的这一部分过于简略，未能从复杂的唐代法律体系和民事生活中概括和揭示出制度与事实上的民事主体、客体与民事法源的基本面貌及其构造。多年前台湾潘维和先生的《中国民事法史》[2]也存在这一缺憾。笔者因整理唐代经济民事法律的原因，重点探讨了这个问题，现将初步成果提供给大家批评。

民事主体是指参与民事法律活动，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人。构成现代民事主体的一般是自然人、法人和合伙。唐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人和合伙组织，但有一些相关的特殊组织，至于民事法上的自然人早已有之。基于唐朝是等级社会这一事实，其民事主体可依类别和社会分层简述如下。

皇帝是传统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代表者，作为自然人，他是特殊的民事主体。无论是在身份、物权，还是婚姻、家庭、继承上，皇不同于一般的主体，享有各种特权。《唐律疏议·名例》称皇帝是“奉上天之宝命，……作兆庶之父母。”[3]从法理上看，唐代皇帝亦承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的传统，名义上是国家土地的所有人。

国家是现代法律概念，但在唐代可与皇帝、社稷、王朝、江山以至天下相通，这是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天下主义的反映。[5]若细作民事法上的分辨，国家与皇帝自有不同。国家不是自然人，不可能象皇帝那样参与有关身份、婚姻、家庭、继承诸方面的民事法律活动，但国家可以朝廷和官府的名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多类财物，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文物和其他无主财产。例如，唐代的公廨田、垦地、官舍等法律上都归国家所有。同时，国家实际上也以主体身份参与国际民事活动，我们在唐代对外贸易的法律调整中所讨论到的“互市”和“市舶”即属此类。[6]

贵族与官僚是继皇帝之后的又一类特殊民事主体。依唐令的规定，贵族与官僚可依爵位和官品上下分等。[7]所有贵族、官僚依律可享有“议”、“请”、“减”、“赎”、“当”、“免”的特权，在衣、食、住、行、婚、丧、祭以及继承等民事行为上，贵族与官僚各按其品级享有不同规格的权利，不得僭越，尤其是不许平民僭越。[8]在最重要的物质资源土地的分配和处分上，贵族与官僚的民事法律特权相对平民极为显著。[9]

平民在唐律中又称之为“良色”、“凡人”、“常人”，俗称“白姓”、“白丁”。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不用“民”字。唐代民分良、贱。平民即是法律上的良民，其主体为广大的自耕农和中小庶族，独立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也是其组成部分。依唐律，平民有独立的人格，对任何人无人身依附关系，但对国家负有纳税、服役、征防的义务。平民是唐代民事权利的主体，占唐代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的民事权利在履行法定义务的前提下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可以自由、独立地参与各种民事活动，法律严禁买卖良人，维护其人格尊严。平民中的工商阶层较之士农仍受歧视，法律规定种种限制，在农、食、住、行、婚、丧等方面的权利受到抑制，但在税收和土地分配上却又重于和少于农民，尤其是“工商之家不得预与士”的规定，剥夺了工商者及其子弟的参政权。[10]这种法律上的“贱商”传统，至少在制度上维持到清末变法修律前仍无实质性的变化。

贱民是唐代社会分层中最复杂的一个系统，总体上不能视为独立的民事主体，但又呈现出不同的形态，有的接近良民，有的只是民事权利的客体，还有处于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依唐代律令和习惯，贱民分为官、私两种。官贱民有官奴婢、官户（番户）、工乐户、杂户、太常音声人，[11]私贱民有私奴婢和部曲（包括部曲妻、客女、随身）。[12]在贱民中，奴婢的地位最低，唐律视同“畜产”，[13]是民事权利的客体。其余官贱民依次由权利客体向权利主体递进，其中杂户、太常音声人地位最高，“受田、进丁、老免与百姓同。其有反、逆及应缘坐，亦与百姓无别。”[14]私贱民中的部曲（妻、客女、随身）虽与奴婢同为家仆，对其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15]但部曲不同资财，可与良人通婚，[16]这是奴婢所不能的。然而，良人之女若嫁与部曲为部曲妻，也成贱民。

唐代贱民身份并非固定不变，可通过官方减免、主人放良或自赎免贱实现身份解放。《旧唐书·食货志》载，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官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并且，随着社会进步，官户、官奴婢有废疾及年逾七十者，都可解除贱民身份。[17]主人放良是私贱民身份解放的重要途径，唐朝有令：“诸放部曲客女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皆由家长给手书，长子以下连署，仍经本属申牒除附。”[18]放良虽是私人行为，但法律还是予以必要规范，放良后还压者，唐律视为犯罪，规定：“若放部曲、客女为良，压为贱者，徒二年。……放部曲、客女为良，还压为部曲、客女，及放奴婢为良，还压为贱，各减一等，各徒一年半。……放奴婢为良，压为部曲、客女，……又各减一等合徒一年。仍并改正，从其本色。”[19]唐代民间有放良习惯，并有“样文”提供，其格式类于其他债券，精神合于唐令要求，较为典型的一件是下列“九世纪敦煌放良文书格式”：[20]从良书奴某甲、婢某甲，男女几人。吾闻从良放人，福山峭峻；压良为贱，地狱深怨（渊）。奴某等身为贱隶，久服勤劳；旦起肃恭，夜无安处。吾亦长兴叹息，克念在心。飨告先灵，放从良族。枯鳞见海，必遂腾波；卧柳逢春，超然再起。任从所适，再不该论。后辈子孙，亦无阑.官有（政）法，人从私断。若违此书，任呈官府。

年月日郎父儿弟子孙

亲保亲见村邻长老官人官人

主人放良，原因不一。由上述“放良书”可知，主要是被放的奴婢“久服勤劳”感动了主人。虽然这是“样文”，但应是现实生活的提炼。依律令规定，私奴婢自赎也可以免贱，所谓“自赎免贱，本主不留为部曲者，任其所乐。”[21]贱民与良民是两种身份等级，在刑事、行政、民事权利上都有巨大的差别。刑事上贱犯良重于良犯贱；行政上贱民子弟不入科举仕途；民事上贱民没有独立的户籍，奴婢和接近奴婢的官户、工乐户视同财产，他们的财产权、交易权均不完整、独立，也不能与良人通婚，只能“当色为婚”。[22]贱民从良后，身份获得解放，各项权利与良民同，并享有免除三年赋税的优待。[23]

唐代还有两种身份特别的民事主体，按现代习惯可概称为宗教人士和外国人。唐令：“诸道士女道士、僧尼之簿籍，亦三年一造（其籍一本送祠部，一本送鸿胪，一本留于州县）”。[24]这条法令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唐代合法的宗教人士是男女道士和男僧女尼。这四种人因在国家登记，享有与其身份相应的民事权利。唐令“诸道士受以上，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官二十亩，僧、尼受具戒准此。”[25]由于身份限制，他们不能过世俗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权利只有还俗后才能恢复，但一般的物权和债权受到保护，他们或以个人身份或以寺、观名义占有地产，从事商贸和放债活动，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这方面的债契并不少见。[26]

唐是一开放的等级社会，声威远扬，入唐经商、求学、传经、进俸、旅游以及官方的贡使等外国人数目惊人。唐在华夷有别的观念支配下，概称外国人为夷或胡，但唐初基于开放的政策和风气，对在唐的外国人仍予较高的待遇。外国人可以娶唐人为妻，但不能携带回国。胡商可以在中国置产业、开宅第、经商、放贷，各项民事活动多受唐律保护。[27]

概括唐代的民事主体，可获得这样简单的认识：其在大的类别上有自然人与非自然人（国家或官府）、中国人与外国人之分；中国人又有僧、俗两界；俗界中的皇帝（皇室）、贵族、官僚是享有特权的民事主体，良民虽是主体，但士农与工商又有差别；至于贱民，即如前述，从准权利主体递减至权利客体。这样看来，唐代的民事主体是一不同类别的多层次结构。这一结构可以说是相对开放的等级社会在民事法上的投影。

民事主体必然享有权利能力。对自然人言，这种能力一般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包括唐律在内的传统中国法律对这种能力虽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但应理所当然，只是法律和礼基于等差，如华夷、君臣、士庶、男女、良贱、尊卑、长幼、嫡庶的差别，其权利能力并非平等。如家族之内，子女卑幼法理上虽是民事主体，但其财产权大受限制。唐律有规定：“诸同居卑幼，私辄用财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疏议曰：“凡是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尊长既在，子孙无所自专。若卑幼不由尊长，私辄用当家财物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28]民法上的权利能力实际含有义务方面，称为义务能力。但同样有趣的是，依传统中国法律，不独权利能力受限，义务能力也欠完整。唐律：“诸嫁娶违律，祖父母、父母主婚者，独坐主婚。”[29]之所以“独坐主婚”，乃是因为男女婚姻，本非自由，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以非法结婚者，男女当事人不负法律上的责任。按法理，婚姻当事人应负有责任，但家族主义已限制了当事人的这项义务能力。

有效的民事行为要求当事人在拥有权利能力之外，还需有行为能力。权利能力是享有权利之资格，行为能力为实行权利之资格。所以权利能力重在享有，行为能力重在行使。要正确地行使这种能力，权利主体必须具备成熟的理智，能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现代民法一般以年龄作为确定行为能力的依据，通常所说的“成年”即是理智成熟的标志。传统中国法律上的成年谓之“成丁”，成丁之制历代皆有。唐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定令：“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30]大宝三年（公元744年）制：“百姓以十八以上为中，二十三岁以上成丁。”[31]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又制：“百姓二十五岁成丁，五十五为老。”[32]由此观之，唐代的成丁年龄大凡三变，高祖时以21岁为成丁，玄宗时改23，代宗时又增至25.这是法律上的一般规定，实际丁年有所不同。唐前期推行均田制，丁岁受田亦即法律认定2l岁具有独立从事农桑、承担国家赋税的能力，但唐律令同时又规定：“诸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中男年十八已上者，亦依丁男给）。”[33]又《唐律疏议·户婚》“嫁娶违律”条略云：“其男女被逼，若男年十八以下及在室之女，亦主婚独坐。”表明唐律令实际视男子18岁为成丁之年，所以18岁中男与丁男同样受田，18岁以下被逼成婚可不承担责任。我国现行民法也以18周岁作为自然人取得完全行为能力的年龄标准，[34]由此可见基于经验而确立的唐代实际丁年之制所具有的科学性。

二

我们在依次阐释了唐代民事主体的分类及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后，还有必要对与此相关的权利客体略作说明。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权利客体是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从实际生活出发，唐代民事权利客体，可以粗分为物、人（奴婢）和行为三类。传统中国的法律中没有现代民法上“物”的概念，也没有“动产”与“不动产”的明显差别，但都称有其意。传统中国法和习惯通常称动产为物、财或财物，不动产为产、业或产业。动产属于私人时，称为私财或私物；属于国家时，称为官财或官物。综称动产与不动产时，通用财产，有时也用“物”之字样。唐律上的动产种类繁多，包括钱财、杂物、衣饰、畜产和奴婢之类（奴婢特殊，容后再议）。唐律上的不动产有土地及其附着物。土地依其主体不同，别有王田、官田、寺田、庙田、祭田、私田等；又因其用途、种类不同，而有各种名称，如园地、基地、墓地、山场、盐滩、牧地、陂塘、猎场等。土地上的附着物有两种情况，一是附着于土地而为从物，如草木果实、工作物及矿物等；—是独立为不动产物权的标的物，如房屋（宅）、邸店、碾硙等。[35]

唐律对物一般都加以保护，但山野无主之物需经人工处理才视为财产。一旦视为财产，即受法律保护。唐律规定：“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约、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谓各准积聚之处时价，计赃，依盗法科罪。”[36]

唐代对物的占有和流通有特别的规定。《唐律疏议·名例》“犯禁之物”条疏议曰：“甲弩、矛矟、旌旗、幡帜及禁书、宝印之类，私家不应有者。”这些物品禁止私人拥有。同时，唐前期一般禁止买卖永业田与口分田，除非特殊情况，[37]这部分土地一般不能成为债权的标的物。唐后期均田制瓦解，土地移转事实上不受限制，土地的租佃、买卖成为普遍现象。

奴婢是唐代特殊的民事权利客体，任由主人支配，其法律根据即是唐律视他们为畜产之类的物。依律，主人对其奴婢可以占有、使用、买卖、抵押、赠送、放良等。唐律严禁买卖奴婢以外的其他人特别是良民或以他们质债，[38]但实际是禁而不止，酿成民间的一种非法习惯。

与物和奴婢不同，行为是民事权利的普通客体。作为权利客体的行为是指权利人行使权利和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活动。行为主要是债权关系的客体，有“给”、“做”、“提供”三种形式，涉及的契约类型分别有买卖、承揽、运送和保管等。这些类型的债契广泛存在于有唐一代，张传玺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上册一书中收有多件此类契约文书，阅者可以参见。[39]

三

民事法源是民事法律渊源的简称，也即人们所谓的民事法律表现形式，是指导、规范民事活动，处理民事纠纷的法律依据。现代民事法律渊源有成文法与不成文法[40]或两者的混合三种模式，一般都比较明确。传统中国由于没有独立的民法典，在法律体系和结构上又不同于西方，所以没有现代意义上统—的民事法律渊源，唐代亦不例外，但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民事法源并形成一定的结构。

整体看，唐代民事法源应是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相混合的模式。在成文法方面有完整的律、令、格、式和相类似的制、诏、敕等各种命令，这些命令统称为敕令。唐代“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止邪，式以轨物程事。”[41]凡治国必遵循令、格、式所确定的制度和规范，违者，一断以律。[42]唐“律”在不同时期有所增损，但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唐律疏议》十二篇，其中与民事行为联系较为紧密的有《名例》、《户婚》、《厩库》、《斗讼》、《杂律》、《断狱》诸篇。唐令是成文法中正面规定民事活动规则的主要法律形式，内容广泛、数量庞大。从仁井田升整理的《唐令拾遗》内容看，涉及民事法律较多的有《户令》、《封爵令》、《衣服令》、《仪制令》、《田令》、《赋役令》、《关市令》、《丧葬令》、《杂令》等。格、式由于散失，难以判别其与民事法律的相关内容，只能从《宋刑统》所引的唐代法令中窥见格、式也有关于民事的规定。[43]律、令、格、式均制定并完备于唐前期，[44]随着社会变化，特别是到唐后期，很多规定渐成具文，被源于皇权的敕令取而代之。这些敕令经整理汇编后称为“格后敕”，成为民事领域重要的成文法渊源。

成文法是唐代民事法律的重要法源，但不是全部，民事实践中长期并存着多种同样重要的法源。这些法源与成文法相对应并起着补充作用，可统称为不成文法。依目前的梳理，唐代民事法源中的不成文法主要有习惯、礼和法理。“习惯”包括—般的惯例、习俗（乡法）和样文。惯例是民间约定俗成的一种民事规范，国家成文法对之并不加以限制。唐令规定某些民事行为“任依私契，官不为理。”[45]在唐代多种契约文书中，常见有“官有政法，人从私契”的惯语。当时契约的种类、形式、内容等也主要依据民间惯例，表明惯例在唐代民事债权领域中有广泛的适用。[46]习俗是一种乡村风俗，唐律又称“乡法”。《唐律疏议·杂律》“非时烧田野”条疏议曰：“诸失火及非时烧田野者，笞五十。（非时，谓二月一日以后，十月二十三日以前。若乡土异宜者，依乡法。）议曰：谓北地旱早，南土晚寒，风土亦既异宜，各须收获终了，放火时节不可一准令文，故云‘各依乡法’。”此处“乡法”非特指民事，但它是国家司法的依据，对民事行为和民事纠纷的处理自然有指导作用。《唐律疏议》中明确提及乡法的尚有若干处。[47]还有一种与惯例和乡法相联系的“样文”在唐代出现。样文实质是对惯例和乡法的总结、提炼，是民事关系复杂后惯例和乡法的格式化，对民间多种民事行为具有直接、高效的指导和规范作用。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有分家、放良、放妻、遗嘱多件样文格式。[48]实际唐代其他种类的契约文书格式化同样显著，譬如成立契约的“和同”要件、担保条款、附署人名、画指为信等如出一辙。[49]

“礼”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法律渊源，在民事领域有广泛深远的影响，以致有论者提出礼即是传统中国的民法。[50]礼源于华夏先民的日常生活和原始宗教经验，最初内容无所不包，但其内在精神是依据血缘和等级，区分人们的上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并以此决定各自权利义务的差别。[51]礼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到唐朝，礼在法律及其民事法方面的突出表现，首先是礼的法律化。唐代立法贯彻“礼法合一”的原则，把礼的规范法律化，赋予礼的“尊尊”、“亲亲”以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52]所谓“失礼之禁，著在刑书。”[53]唐代有关身份、物权、债权、婚姻、家庭、继承较稳定的民事法律原则都是这种“礼法合一”的产物。从法律渊源角度说，这部分内容正是成文法的范畴，这里提出来，是想指出它们在渊源和性质上不脱礼的樊笼。

礼在唐代民事法源上的不成文法形式主要有礼教和礼俗。礼教是对礼之精神的抽象、阐释和改造，属于道德范畴，是传统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社会大众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它的“纲常名教”深入人心，在影响国家民事立法、司法的同时，还十分有力地指导、规范、调整民间的民事行为和民事关系。《唐律疏议·职制》“匿父母及夫丧”条疏议：“问曰：”居期丧作乐及遣人作乐，律条无文，合得何罪？‘答曰：《礼》云：“大功将至，辟琴瑟。’……况乎身服期功，心忘宁戚，或遣人作乐，或自奏管弦，须加惩戒。律虽无文，不合无罪。从‘不应为’之坐：期丧从重，杖八十。”这条涉及到特殊时期（丧期）家庭身份伦理的规范，在“律条无文”的情况下，援礼为据，杖八十，典型反映了不成文法的礼教对成文法渊源的补充。这种情形在唐“律”的“疏”和“议”中相当常见。礼教作为习惯法渊源的一种形式是官方对礼教经典的整理汇编，如《十三经注疏》、《大唐开元礼》等。这些经典借助官方的作用，强化了人们的礼教观，成为重要的民事法源，在婚姻、家庭和民事诉讼中有直接影响。礼在发展过程中还有—部分逐渐与法律分离，演变成习俗性的礼俗，如民间婚姻礼俗千姿百态，其与“六礼”相悖者，皆不受制裁。礼俗的范围十分广泛，是民间民事生活中事实上的法源。[54]

唐代民事法源还有很重要的—项是“法理”。法理是在没有直接现成的成文法（律、令、格、式正条与敕令）和习惯、礼教、礼俗的情况下，司法机关或当事人依据相近的法律、判例、事理或礼，就某项民事行为或争议所做出的合乎法律精神和原理的推理、解释。此推理、解释填补了法律依据上的空白，构成新的法源。唐律虽无“法理”之名词，但有名异实同的“比附”和“事理”之规定。比附是一种类推性的法律解释，通常有两种，一是以律相比，一是以例相比。以律相比，《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55]所谓出罪，就是要减轻或免除处罚时，可以举重罪比照轻罪，以明确对轻罪的处理。《疏议》举例说，夜间无故闯入人家者，主人顿时杀之，律不为罪。如果主人有折伤行为，对此类行为律虽无规定，但比杀死为轻，自然也就不负责任。所谓入罪，就是决定处罚和加重处罚时，可以举轻罪比照重罪，明确对重罪的处理。如《疏议》规定，凡预谋杀死期亲尊长者，皆斩。如果已杀伤，比预谋重，因此，杀伤虽无正条，但比照预谋，应处死刑。这种轻、重相举的比附实质是一种司法推理的过程。以例相比，就是法无明文规定时，可以参照成例如《法例》，解释例如《唐律疏议》中的“疏”、“议”、“注”等，[56]通过比照解释，构成新的法律依据。

关于典型的法理解释，唐律有一规定：“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事理重者，杖八十。”[57]律文中的“不应得为”、“理”、“事理”，在唐代都是与“礼”相通的—种法理，[58]推究起来就是法理解释。如《唐律疏议·户婚》“有妻更娶”条：“问曰：有妇而更娶妻，后娶者虽合离异，未离之间，其夫内外亲戚相犯，得同妻法以否？答曰：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详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回答表明唐律虽无一夫一妻的明文规定，但这是不刊之制，因此，有妇之夫娶的第二妇人不能视为妻子，离异前其夫内外亲戚相犯，不依“亲戚相犯”条而依“凡人”相犯条处理。理由是依据不刊之制的“理法”，第二妇人不具有妻子的身份，相犯者自然也就不能享有因夫妻身份而产生的权利。这是通过身份的认定，经由民事主体而决定刑事责任的法理解释。在传统中国的司法文书和契约文书中时见有“理”、“情理”、“天理”之类的词语，[59]表明现代所谓的“法理（解释）”自是中国民事法上固有的法源。

从法源构造的角度来概括上述认识，我们可以发现，唐代民事法律渊源已形成一定的结构。律、令、格、式是“天下通规”，[60]所以，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61]与律、令、格、式相类似的敕令以及经整理汇编而成的“格后敕”形式上是补“正文”之不足的特别法，实际效力却与“天下通规”无异，唐后期更是优于律、令、格、式。[62]藉此，笔者以为，由律、令、格、式和敕令构成的成文法应是唐代基本的民事法源；相对言，由习惯、礼、法理构成的不成文法则是基本法源的补充。这“补充”有三层含义：一是在法律效力的位阶上，基本法源优于补充性法源；二是在基本法源与补充性法源冲突的情况下，补充性法源让位于基本法源；三是在基本法源空缺的前提下，补充性法源成为替补。唐代民事法源的构造大致不脱此框架，但有两点需要指出，首先是由于官方对民事总体上持相对消极放任的态度，造成制定法的有关规定过于原则，尤其是民事中的物权、债权领域缺乏系统的明晰规定，形成很多法律缺漏和空白；再是唐代民事成文法上的原则性规定不能涵盖新出现的、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这些因素必然给不成文法的调整留下相当宽裕的空间。这样，不仅成文法为不成文法所弥补成为必然，而且不成文法在数量和适用空间上也有可能超出成文法。需要指出另一点是，在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的内部也有一定的结构。简单说，成文法方面，唐前期凡涉及民事且法律又有规定的，官方、民间都依“令、格、式”处理，若有纠纷一断以“律”。唐后期“敕令”和“格后敕”，在物权、债权、继承等领域优先适用；身份、婚姻、家庭领域，律、令、格、式则继续有效。不成文法方面，有关物权尤其是债权的一般民事行为适用“习惯”的空间很大；涉及身份、婚姻、家庭的民事方面“礼”有优势；民事行为转为民事诉讼后，法无明文规定者，“法理”显得特别重要，习惯和礼能否替代或破法理还是问题。当然，法理本身与习惯和礼能够沟通，它们本质上都不脱一个“礼（理）”字。这是唐代民事法律渊源构造的精神纽带，也即在“礼法合一”的前提下，成文法与不成文法皆以礼（理）为指导，各种法源具有相通一致之处。

注释：

﹡张中秋，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值得提出的有北京大学李志敏教授的《中国古代民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复旦大学叶孝信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烟台大学孔庆明教授等编著的《中国民法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政法大学张晋藩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法通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潘维和著：《中国民事法史》，台北：台湾汉林出版社1982年版。

[3]《唐律疏议·名例》“谋反”条疏议。

[4]《诗经·小雅·北山》。

[5]参见张晋藩、王超著：《中国政治制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89-416页有关唐代皇帝制度的详细说明；［美］费正清著：《费正清集》（陶文钊选编，林海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1992年版，第3-26页有关文化主义的天下秩序观的论述。

[6]参见张中秋著：《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及以下。

[7]详见［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粟劲等译），长春：长春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及以下之“官品令”、“选举令”、“封爵令”、“禄令”．

[8]详见《唐律疏议·名例》“议章”、“请章”、“减章”、“赎章”、“官当”、“除名”、“免官”、“免所居官”，及《唐令拾遗》之“衣服令”、“卤薄令”、“假宁令”、“丧葬令”等。

[9]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39页及以下之“田令”。

[10]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206页；《唐律疏议·诈伪》“诈假官假与人官”条疏议。

[11]官奴婢是因罪没官的家人及其后代。官户（番户）隶属于中央朝廷的司农寺。工乐户隶属于中央朝廷的少府和太常寺。杂户隶属于州县。太常音声人原属太常寺，唐初改隶州县。杂户和太常音声人地位稍高，接近良人，其余接近奴婢。

[12]私奴婢来自奴婢的后代或市场买得。部曲在南北朝时原是私人武装，唐时转为家仆。《唐律疏议·名例》疏曰：“部曲，谓私家所有”。同时，《唐律疏议·贼盗》疏又云：“部曲不同资财”，说明部曲比奴婢地位略高，是一种对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的贱民。部曲妻、客女和随身都是私主的家仆。

[13]《唐律疏议·名例》“官户、部曲、官私奴婢有犯”条：“奴婢，律比畜产。”

[14]《唐律疏议·贼盗》“缘坐非同居”条疏议。

[15]《唐律疏议·斗讼》“主殴部曲死”条疏议：“部曲、奴婢，是为家仆”。

[16]《唐律疏汉·户婚》“部曲，谓私家所有，其妻通娶良人、客女、奴婢为之。”

[17]《唐会要》卷八六《奴婢》：“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十月敕：当司应管诸司，所有官户、奴婢等，据《要典》及令文，有‘免贱从良’条。近年虽赦敕，诸司皆不为论，致有终身不沾恩泽。今请诸司诸使，各勘官户奴婢，有废疾及年近七十者，请准各令处分。”

[18]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170页。

[19]《唐律疏议·户婚》：“放部曲为良还压”条疏议。

[20]转引自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考释》（上），北京：北京大学山版社1995年版，第480页。

[21]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170页。

[22]详见《唐律疏议·户婚》“奴娶良人为妻”条疏，“杂户客户与良人为婚”条疏。

[23]《文献通考·职役考二·复除》：“唐制：……奴婢纵为良人，给复三年。”

[24]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795页。

[25]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68页。

[26]见前注揭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上）第213、220-221、318页。

[27]参见［美］谢弗著：《唐代的外来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2页；高树异：“唐宋时期外国人在中国的法律地位”，载《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第5-6期。

[28]《唐律疏议·户婚》“同居卑幼私辄用财”条。

[29]《唐律疏议·户婚》“嫁娶违律”条。

[30]《旧唐书·食货记》。

[31]《通典·食货·丁中》。

[32]《通典·食货·丁中》。

[33]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42页。

[3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条之规定。

[35]以上参考前注揭潘维和著《中国民事法史》第216页及以下。

[36]《唐律疏议·贼盗》“山野之物已加功力辄取”条。

[37]“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60页）

[38]见《唐律疏议·杂律》“以良人为奴婢质债”条。

[39]详见前注揭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上）“唐代契约”部分。

[40]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并不能简单以有无文字表现为区别。学理上视成文法为由国家机关制定和公布并以法律条文形式出现的法，又称制定法。不成文法是指国家机关认可其具有法律效力而不具有条文形式的法律，可以有文字表现如判例法，也可以无文字表现如习惯。因不成文法渊源于习惯，所以又称习惯法。

[41]《唐六典》卷六。

[42]《新唐书·刑法志》。

[43]详见《宋刑统·户婚》引唐敕令等。

[44]详见张晋藩总主编、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隋唐》，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146页。

[45]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789页。

[46]详见前注揭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上）有关唐代契约的部分。

[47]参见《唐律疏议》卷十三、卷十九。

[48]参见前注揭张传玺主编《中国历代契约汇编》（上）第454～506页。

[49]参见前注揭叶孝信主编《中国民法史》第260-263页。

[50]见前注揭［日］仁井田升撰《唐令拾遗》第52-54页。

[51]《管子·五辅》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别、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

[52]详见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及以下；刘俊文：“唐律与礼的密切关系例述”，载《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

[53]参见《全唐文·薄葬诏》。

[54]详见文史知识编辑部编：《古代礼制风俗漫淡》（一集、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1986年版。

[55]《唐律疏议·名例》“断罪无正条”条。

[56]依新旧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前期曾将判例整理汇编成《法例》，供司法实践参照。又，潘维和先生认为，《唐律疏议》之“疏”、“议”、“注”即是一种解释例。（见前注揭潘维和著《中国民事法史》第16页）

[57]《庸律疏议·杂律》“不应得为”条。

[58]《礼记·仲尼燕居》“礼也者，理也。

[59]详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四-卷十，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60]《旧唐书·刑法志》。

[61]《唐律疏议·断狱》“断罪具引律令格式”条。

民法法律论文篇3

“基础”课旨在“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贯穿‘基础课’的主线。”课程教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下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引领贯穿于始终，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统摄当代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律观和社会主义观。大学阶段是青年学生由学校走向社会的重要转折点，如果说中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侧重于知识的认知教育，那么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则更着重于能力培养、责任意识的培育，这里的责任既包括大学生对自己的责任，也包括对家庭责任和对国家社会责任。因此《基础》教材的编排并不是知识的简单堆砌，而是更多注重基于严密的逻辑体系之上，对引导大学生对自身、社会和国家关系的理性思考。绪论部分是本书的总纲，着重强调大学生的身份转变———即由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转变———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初步勾勒了即将步入社会的青年大学生应该具备的素质：道德素质、法律素质和政治素质；第一章紧承绪论，向学生展示了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树立科学理想的重要性；第二章阐释了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民，应该对国家的发展担当的责任，凸现了国家意识和主体意识教育；第三章从宏观上说明了作为当代大学生欲担负起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应该以何种人生态度进入社会，即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第四、五、六章分别从道德、法律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该具备的道德素质、法律素养；第七章是第四、五和第六章这三章内容在现实生活中的践行：以公共生活、职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为载体，阐述了公民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结语部分是课程的落脚点，与绪论部分相呼应，浑然一体，通过理论教学引导大学生的理性思考，从心智上走向成熟。

2“责任公民”培育：“基础”课的题中应有之意

如前文所述，纵观“基础”课程教材的逻辑体系，“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是其核心关键词，而这是现代“责任公民”必须具备的要素，理当为广大青年大学生所必备：因为从逻辑上说，“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前提应该是“责任公民”。因此，使广大青年学生成为“责任公民”是“基础”课程的应有之义。“责任公民”一词衍生于“公民”。有学者认为，“责任公民就是拥有这种责任心与责任能力的公民”。众所周知，“公民”一词源于古希腊城邦，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传统差异，不同的学术流派对“公民”内涵的解释各有侧重。我国宪法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律辞海》将“公民”界定为“具有一国国籍的自然人”，而《现代汉语辞典》关于公民的解释是:“具有或者取得某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这是对自然人是否具备我国“公民资格”抑或“公民身份”的认证。从对“公民”的概念分析看出，“公民”应当具备两个核心要素，即“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现代汉语辞典》将“义务”界定为“公民或法人按照法律规定应尽的责任”，如继续追溯“责任”的内涵，根据《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责任”包含两层含义：个人分内应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好分内的事必须承担的过失或责罚，因此“责任”和“公民”本是孪生姊妹。但现实生活中，由于人们受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个人权利优先于任何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主义泛滥、消费主义盛行等消极影响。因此，“具备公民身份，并不意味着其就成为真正的公民，每个社会成员只有行使了公民责任和义务，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即本文所指的“责任公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史首先是人的活动史。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人的一般责任时指出：“作为确定的人，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你就有使命，就有任务，至于你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那都是无所谓的。”我国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需要数以万计的“责任公民”的积极参与，大学生承接着社会的当下与未来，因此，他们的社会责任意识水平将直接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与发展。当代大学生绝大部分都表现出了良好的公民责任意识，但也有调查研究表明，部分大学生“出现了自我责任放大与社会责任弱化的趋势，表现为重物质实惠轻理想目标、重个人本位轻社会本位、重自我实现轻社会责任”的现象。“当前某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责任感缺乏，表现为：一是知行脱节，践行能力弱。二是崇尚自我，社会责任感缺乏。三是心理脆弱，自我责任感淡薄。”这既不符合“责任公民”的要求，更违背了高等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初衷，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此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3以“基础”课为依托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培育社会主义“责任公民”《基础》中指出：“青年一代要成长为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应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加强修养，磨练意志、砥砺品格、陶冶情操，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这正是“责任公民”的内在要求。“责任公民”强调个体的发展与促进社会的发展相统一、社会发展带动个体发展，最终实现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循环与互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对公民提出了具体要求，因此“责任公民”的培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和践行在“基础”课的教学中融会贯通，高度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三个“递减”的层面展示了国家的建设目标、社会的制度保证及个人的行为准则。“‘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也是从价值目标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这部分内容与《基础》教材第二章的爱国主义相关内容密切相关，主要阐述了国家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包括大学生在内的每个公民应3创新型实验教学体系的构建实验教学是实践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为了提高应用型本科机电专业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实验教学体系非常必要。创新型的实验教学体系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3.1实验教学层次的创新

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着手，构建创新型的实验教学层次，主要包括基础型实验教学、提高型实验教学和创新型实验教学三个层次。（1）基础型实验教学：这一层次实验教学的主要任务是验证课程理论，并为后续课程的学习提供工程背景，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对专业的兴趣。实验内容包括硬度实验、范成实验、直径的测量等常规实验项目。这个层次主要针对低年级知识背景，课程安在一二年级之间。（2）提高型实验教学：这个层次实验教学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学生在学科或专业内的综合实验技能，目的是培养学生养成科学思维和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内容包括机械制造工艺实验、机电一体化系统实验、液压与气动实验、先进制造技术实验等内容。这一层次的实验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时间安排在二、三年级之间。（3）创新型实验教学：这个层次实验教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设立学生课外科技创新基金来组织参加校内外的各种课外科技活动和竞赛，激励学生创新，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内容包括数字化制造实验、机械CAD/CAM实验、机械类设计大赛、机器人制作等环节组成。课程安排在三四年级之间，面向专业教学模块。

3.2实验教学管理制度的创新

创新型实验教学体系需要创新型的教学管理制度。建立一套适应创新型实验教学体系的管理制度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教学管理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合理安排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提高实验教学的地位，增加实验教学的学分比重等内容。它的建设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起到正确的导向作用。

3.3实验教学师资队伍的创新

创新型师资队伍建设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根本条件。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师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必须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和科研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能力。

3.4实验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创新为保证

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型实验教学体系需要完整的质量保证制度。（1）构建面向创新型实验教学质量的制度保证体系。严格规范实验教学活动，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来提高实验教学的质量和水平。（2）构建面向创新型实验教学质量的过程保证体系。在实验教学教学内容和选题方面，要紧密结合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要求，增强实验教学计划的先进性、创新性和可行性；在实验教学的各个环节上，要精心安排，周密布置；在实验教学的指导导上要加强力度，发现问题，及时改进。（3）构建面向创新型实验教学质量的评估体系。制定完整的适合本专业教学特点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使其既能反映实验教学现状与教学质量情况，又要繁简得当、可操作性强。实验教学评分机制的改革是整个实验教学质量评估体系改革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制定合理的评分项目和评判标准，一方面加大平时成绩的比例和实施过程控制，另一方面，严格实行实验教学答辩制，提高答辩环节在整个实验教学中的权重，引导学生把设计重点放在培养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上，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5实验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创新

不同的实验教学手段和方法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改革传统的实验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归纳式和讨论式等多种新型的实验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直观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课堂内容的信息量和实验教学效果。通过运用综合性、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寻找适合实验教学内容的最佳教学手段，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

4结束语

实践证明，改革后的实验教学体系完整，实验教学内容丰富，学生通过实验课程的学习，不仅加强了对基础理论的理解，而且增强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民法法律论文篇4

所谓家庭暴力，是指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暴力行为。家庭暴力是古今中外家庭常见的一种带有普遍存在的全球性的问题。家庭中的弱者，如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都有可能成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家庭暴力和父权制传统陋习，它严重危害妇女身心健康，侵犯妇女合法权益，破坏社会稳定和发展，已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当今妇女的现状，家庭暴力是个不能避免的话题。据了解世卫生组织近期首次就家产暴力现象展开全球调查，调查范围涵盖10国超过2.4万名女性。调查结果显示，骨折、瘀伤、烫伤、头骨破裂、下巴脱位以及强奸和恐惧等现象在女性当中有时有发生，而且施暴者主要是她们的丈夫或亲密伴侣。此外，遭受身体虐待或性虐待的女性更易遭受长期健康问题困扰，包括抑郁和自杀倾向。尽管有法律保护妇女不受虐待，但是家庭暴力案件很少能得到起诉，除非打成重伤或出现致死人命的情况。许多受虐妇女因此丧失了起诉的勇气，不得不继续维持暴力的婚姻关系。有些人甚至去走极端，主张只有用暴力和谋杀的手段才能结束这种关系。在美国的家庭暴力中，95%的受害者是妇女；在美国妇女的一生中，每四人有一人会遭受其家庭伴侣的暴力侵犯；每年都有约600万妻子受到丈夫的虐待；每年约有2000至4000名妇女被殴打致死；美国警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花在应付因家庭暴力打来的电话上；被谋杀的妇女中60%是死于熟人之手；最常见的情况是分居和离婚的妇女被男方设陷阱加以谋杀；因伤住院的妇女中有20—30%是被性伴侣伤害的；产妇中有17%报告说在怀孕期间受过暴力侵犯。在法国，有200万妇女经常遭受男人的虐待；有德国有400万妇女遭受丈夫的虐待。在犹太家庭中，丈夫对妻子的暴力很普遍，其实犹太教义并不赞成家庭暴力，也是主张对施暴者加以惩罚的，同时应当对受害者给以补偿。以色列的一项调查表明，受虐妇女的生活环境同监狱极其相似：与世隔绝，受害人被割断了与外界的信息联系，丧失了来自外界的物质与精神支持。西班牙卫生部长、世卫组织年度健康大会主席埃莱娜•萨尔加多说：“每18秒钟，就有一名女性遭受暴力或虐待。我们必须制止这种可耻行为。”传媒揭露的一个印度妇女个案引起公众的关注：她被姻亲杀害，原因是婚后八年其父仍不能交齐嫁妆钱。这一案件使人们对在印度针对妇女的暴力状况有了认识。移民妇女中的家庭暴力状况也非常严重。每年有数以千计的南亚妇女到达美国，由于丈夫的虐待，她们对新生活的梦想很快就被噩梦毁掉了。一、在我国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和现状（一） 家庭暴力的表现形式：在家庭暴力中，遭受侵害的90%为女性，在调查中，发现其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丈夫有外遇，用暴力逼迫妻子离婚；2、因生育女孩，心怀不满而实施家庭暴力；3、夫妻下岗，经济压力大，殴妻发泄苦闷；4、丈夫、酗酒引起家庭暴力；5、丈夫自私、多疑。（二）家庭暴力现状1、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从接待的2003—2009年信访分类统计表明，反映家庭暴力问题的案件逐年上升。另外，由于家庭暴力具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遭受暴力的女性因种种原因，不愿为外人所知，因此，在实际上，家庭暴力发生率远远要高于这个比例。2、家庭暴力情节日趋严重根据对暴力典型案（事）例进行的调查看，受害者均为妇女，施暴形式多样，手段残忍，轻者语言伤害，拳打脚踢，重者则用棍棒、匕首、铁器、剪刀等残害妇女，使受害者在肉体和精神上造成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人身权利遭到严重侵害。3、施暴者的年龄、文化、职业构成（重点剖析20个家庭暴力典型案（事）件）从年龄构成看，施暴者大多数文化素质较低，但也有大学本科毕业的干部、科技人员和教师。从职业构成看施暴者中农民居多，其次是工人和个体经营者，但是也有国家领导干部等。二、家庭暴力产生的原因（一）历史原因由于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传统思想尤其是封建的婚姻道德观流弊甚远。1、夫权思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夫为妻纲”的古训在一些人的观念中根深蒂固。虽然新中国的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但“夫权”观念却不是短期内就能改变的。2、大男子主义。“男主外，女主内”的千古遗训一直控制着某些人的思想，在这种观念下，女性的全面发展受到抑制，自然要依附男性；男性自身也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主宰，要担起养家的重担，这种思想 注定了男性在家庭中说一不二的局面。3、重男轻女的思想。在遭到丈夫的虐待案例中，由于妻子没有生育男婴或女方丧失生育能力的占相当比例。（二）社会原因受“清官难断家务事” 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往往对家庭暴力的危害性认识不足，简单地把它归为家庭纠纷，客观上助长了家庭暴力的肆虐。1、有关部门对家庭暴力问题重视不够。在接访 ，我们发现有80%的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时，直接报110或直接到当地派出所报案，还有的妇女到司法部门寻求帮助，可是却被认为是一般家务事，不予过问和调解。即使处理也只是批评教育了事，使施暴者更加肆无忌惮的实施暴力行为，而使众多受害人投诉无门。2、社会舆论在法制宣传和教育方面开展得不够广泛和深入。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打老婆应该，谁也管不着，打也没有管，因此，把老婆作为发泄工具。而妇女这个弱执群体，在遭受家庭暴力后又有许多后顾之忧，怕被人笑话、瞧不起等。使她们只能忍气吞声，不能理直气壮地寻求法律帮助。3、我国现行法律不够完善，尚无配套措施预防、制止家庭暴力。（1）在立法上，由于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制止家庭暴力的法律分散于各个法律之中，有的规定比较原则，可操作性差。（2）根据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轻微与轻伤伤害案件及虐待案均有“告诉”才处理的规定，因很多人都不去投诉，这就出现了施暴者即使在警察眼皮下也敢为所欲为，而司法人员却不去制裁状况。（3）家庭暴力蝗隐蔽性增加了办案难度，没有确凿证据，致使执法部门难以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庭当中，当事人只有夫妻二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加上有的妇女不及时到司法部门鉴定伤情，这就给取证造成了困难，而没有确凿的证据，执法部门无力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4）执法和法律援助的力度不强，缺乏执法监督机制。目前，有关部门的执法监督力度不够，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打击不力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三）经济原因从调查的情况看，有部分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性，致使其过分依赖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丈夫，经济地位不平等，内在地决定了家庭暴力的实施。（四）处理婚姻关系不够慎重，婚姻基础不牢固发生暴力的家庭往往婚姻基础不稳固，原本婚姻质量较差，夫妻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松散或仇视状态，这为家庭暴力埋下隐患，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这种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呈上升趋势。（五）妇女自身原因家庭暴力是男性对女性人权的侵犯，由于妇女自身素质、文化水平、个性心理等原因，许多妇女在遭受家庭暴力之后，顾虑重重，屈尊忍让，遮掩，妥协，一味迁就，自身的软弱和无知、无疑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使得施暴者心理上更占优势，胆大妄为。很多人忍受暴力多年而不离婚，为什么这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会选择留在一个暴力家庭呢？主要有四点原因：一是希望对方痛改前非，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但事实上，没有外界的帮助，施暴者自己彻底改正的概率很低；二是为孩子，她们认为单亲家庭不利于孩子成长，三是有“和为贵”的想法，特别是那些丈夫施暴后又会一再认错的家庭，施暴者和受害人都可能在认错——打人——再认错——再打人的循环中不能自拔；四是她们不断检讨自己，认为可能自己某方面做得不好才招致暴力。 三、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对策与建议（一）加强舆论宣传和法律支持，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发生舆论宣传作用不可低估通过普法宣传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知识，是提高全民道德水平、增强全社会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新《婚姻法》、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母婴保健法》等法律法规作为普法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大宣传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观念。对实施家庭暴力、遗弃和虐待家庭成员的人要敢于曝光，揭露其丑陋的灵魂，在社会上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势。同时执法部门对违背法律的行为，要依法严惩不怠，遏制家庭暴力的发生。另外加强道德，提高全民素质，树立良好风尚。通过多种教育活动形式加强国民的道德教育，促高社会防止、减少甚至消除对妇女的家庭暴力。通过教育，借助舆论的力量，倡导良好的婚姻道德风尚等以制止暴力，使不道德者受到应有的舆论谴责，同时也通过教育使每个人懂得彼此尊重对方 的人格和尊严的重要，更尊重别人的人，才获得别人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尊重。另外，通过多种渠道对弱势群体——妇女进行“自信、自立、自强”的教育，使她们提高自身素质，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从根本上摆脱家庭暴力的威胁。（二）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框架来制止和处罚家庭暴力行为。我国现有关于维护妇女、老人、儿童权益的《宪法》、《民法通则》、《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妇女权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婚姻法》等法律法规中，要消除家庭暴力就是要逐步完善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为了有效的法律救济手段。例如：设立分居制度，它作为同居制度的一种补充，不仅可以缓解夫妻双方的矛盾，还可以对防止婚内暴力以及由此引发的刑事案件有积极作用；在民法上，因从侵权的角度看待家庭暴力赔偿请求权，受害方有权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包括精神赔偿）。建立多层次多机构的社会支持体系。1、充分发挥基层居委会等组织的调解作用。2、强调执法机关的职责。3、建立类似于国外妇女庇护所性质的社会救助机构。以帮助受害人及时摆脱家庭暴力。（三）制定《反家庭暴力法》，健全社会法律保障体系，依法加强对妇女人身权及相关权利的保护。首先，要加强立法。要进一步完善立法体系，增加有关内容和惩治力度，使惩治对妇女暴力的法律法规更加完整、更加有力、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受害妇女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证，使侵犯妇女权益的案件得到公正处理。用法律武器制止家庭暴力，是维护妇女权益的根本途径。现在，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市专门针对家庭暴力法。另外还可以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针对中国现行法律对家庭规定的明显缺陷，如有关法律条文分散、家庭暴力的概念和范围不明晰、公安机关介入家庭暴力的程序不明确、法律重事后处置而轻事前预防、对家庭暴力受害者保护不力，迫切需要制定防治家庭暴力方法。未来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应当是对家庭暴力的界定宜宽不宜严，建立民事保护令制度。借鉴在英美国家和地区已成功的民事保护令制度，直接处理家庭暴力案件，给家庭暴力的受害人提供快速救助；及时遏制正在发生的家庭暴力和有现实危险的行为发生家庭暴力，保护受害人。（四）司法机构要多介入，警察力量要介入制止家庭暴力。推进社区警务工作是目前公安机关反家庭暴力的重要途径。应赋予警务机构相应职责，干预与制止家庭暴力，协助受害人向法院申请发表停止侵害的保护令，负责执行此项命令。扩大家庭暴力的刑事化范围。赋予公安机关对违反保护令罪之现行犯的强制逮捕权；对符合刑事诉讼法所规定之拘留要件的，应当予以拘留。在行政措施方面，建议各级政府成立专门的反对家庭暴力机构。同时，也强调对防止家庭暴力有责任的单位和责任人不作为责任。（五）设立家庭暴力防治机构，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对家庭暴力实行综合治理。针对很多受害妇女在遭遇家庭暴力后请律师难、打官司难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等问题，积极开展法律援助工作，建立妇女权益保障社会化工作网络。近几年来，我市相继成立了妇女法律援助中心、家庭暴力致伤鉴定中心，为受害妇女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建议各级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出台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协调各部门开展反家庭暴力工作。我国需要建立专门的110家庭暴力受理点，还要建立家庭暴力伤害鉴定中心。不久前，我市法院开庭审理了一卢家庭暴力离婚案。妻子拿出了许多自己被打受伤的照片，照片上鼻青脸肿，血迹明显。但是，由于无法证明这些伤害是她丈夫造成的，法院最后没有采纳为离婚证据。而家庭暴力伤害鉴定中心，它的作用就是为受害者解决家庭暴力举证难的问题。还要，设立防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机构和专项基金。各级地方政府应当设立家庭暴力防治委员会或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开设反暴培训机构，教育辅导施暴者，为受暴者提供避难所和法律援助等。遏止家庭暴力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作，需要利用众多的社区和村委会要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充分的救助信息和咨询。还要为她们提供临时避难所。对家庭暴力受害者提供一些社会支持，帮助受害者解除后顾之忧，以更多的勇气摆脱家庭暴力，面对新的生活。提高婚姻质量，争创五好文明家庭，从根本上消减家庭暴力的发生夫妻互敬互爱是消除家庭暴力，提高婚姻质量的关键。要在全市城乡家庭中大力开展五好文明家庭争创活动，提高家庭成员素质，提高警惕婚姻质量，促进家庭文明，从根本上预防家庭暴力的发生。 郝艳梅，重新审视家庭暴力,《前沿》马原，坚决制止和消除对妇女的暴力，人民法院出版社，北京张珊珊等，关注家庭暴力案件，扬子晚报，南京潍坊市妇联：“关于对家庭暴力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民法法律论文篇5

一、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民事诉讼的法理依据

首先,检察机关本身就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17 世纪路易十四时法国将国王的律师和人定名为总检察官,这就是西方检察制度的最早形式。从产生到现在,大多数国家在设置检察机关时都始终将其定位于公共利益代言人。其次,检察机关的权威性说明它适合提起某类民事诉讼,如公益诉讼。作为弱势群体的受害者和拥有强大经济、政治实力作后盾的企业、政府之间进行的是不对称的诉讼,受害方常因承受压力过大被迫放弃诉讼。而凭借自身的司法资源,检察机关完全有能力在公益诉讼中单独启动诉讼程序,使侵害者最终得到应有的制裁。再次,检察机关具有超脱性。在诉讼中,检察机关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这更能保证其以超脱的姿态着眼于维护公益权利,而不至于沦为专为受害方牟利的人,不至于因追求个人的利益而与侵害方同流合污。最后,检察机关拥有一支长期从事法律工作的专业队伍,检察机关人员熟悉法律,能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应当被法律保护的利益。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监督,第15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 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和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刑事诉讼法》第99 条第2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起诉。此外,《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从我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得出结论: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可以监督民事审判活动;检察机关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在刑事诉讼中,对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起诉。检察机关对事实认定错误、法律适用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可以提出抗诉。检察机关作为提起民事起诉的法律主体,既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社会公益、维护法律秩序,又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发展要求,无疑是提起民事诉讼的最佳法律主体。

二、国外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制度的立法例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这一制度,最早始于大陆法系的法国。18 世纪大革命后,法国就规定了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起诉制度。1806年法国《法国民事起诉法》赋予检察机关在公法秩序受到损害时,有权为维护公法秩序而提起民事起诉(法国现行《民事起诉法》第423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之情形外,在实施妨害公共之诉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检察机关由此介入经济争议的审理过程,随后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效仿,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检察机关都作为最高法律秩序和道德秩序的代表者,以保护公益为依据,对民事争执和经济纠纷进行干预。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国家都陆续规定了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国家的代表,提起公益诉讼。1877年和1976年的德国民事起诉法规定,检察官对于婚姻无效案件、申请禁治产案件、雇佣劳动案件等都可以提起诉讼,或者参加诉讼,可以独立地提出申诉并提起上诉。在英国,检察长在民事起诉中代表政府起诉或应诉,私人或私人组织只有在取得检察长同意后才可就限制干扰公共权利,迫使被告遵守公共义务的情况提起诉讼。如今,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的身份参加民事行政诉讼履行职能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法律制度所采纳。日本在《民法》、《宗教法人法》、《公职选举法》、《民事起诉法》、《破产法》、《非讼案件程序法》等法律中规定了检察官提起民事起诉的制度。新加坡国家检察署于1997年成立民事行政检察处,专司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职能。此外,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规定了该项制度。前苏联是率先实行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继前苏联之后,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东欧国家民事起诉法典,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均做了明确的规定。越南检察机关设有民事监督局,负责对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行政原告起诉。

这些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实践表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起诉是切实可行的,且已成为世界立法的潮流和趋势。虽然这两大法系在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起诉的方式、作用、地位有不同之处,但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有三个相同点:一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起诉的方式主要有直接提起诉讼和参与诉讼两种方式;二是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起诉的范围,除前苏联规定的更为广泛外,大多数国家都限制在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重大权益且可能影响公益的案件;三是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起诉中的地位,一般规定检察长可以成为诉讼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并几乎享有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一样的权利,但不承担任何实体后果。

民法法律论文篇6

[关键词]依法治村；民间规范；以德治村；社会主义道德

PayingEqualAttentiontoLawandVirtue,RulingtheVillageinaCivilizedWay

————anInternalobservationofMovement

of“ManagingaVillageAccordingtoLaw”

ZhouHua

(LawSchool,Zhongshan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510275)

Abstract:Toadvancetheprocessoftheruleoflawinruralareas,thegovernmenthasbeeninsistingonthestrategyof“managingthevillageaccordingtolaw”.However,duringthepracticeofruleoflawinruralareasemergestheunbalancebetweentheinstitutionalsuppliesandthesocialdemands.Undersuchsituation,toattachimportanceonthestrategyof“managingthevillagebyvirtue”maycontributetothesettlementofvariousproblemscausedbytheunbalance,whileitcanalsohelptoadvancetheprocessof“managingthevillageaccordingtolaw”andachievethelong-termstabilizationinruralareasultimately.

Keywords:Managethevillageaccordingtolaw,civiliannorms,managethevillagebyvirtue,socialistmorality

一

我们知道法治道路可分为政府推动型和社会演进型两类。打开国门后，要“尽快”变革国内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以应对外部的压力与挑战是使中国走上政府推进型法治道路的关键原因。在政府的推动下，依法治国已成为全国上下的一致呼声，而依法治村，也就成为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为使农民“懂法”以推动依法治村的进程，政府在农村积极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法工作，这种普法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福利引导型模式，即由国家组织人力、物力来开展普法工作，引导村民逐步依据法律这种“正式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十多年过去了，客观而冷静地看，农村普法取得的真实成效很难令人满意，村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过于迟缓，不少“正式规则”并未如预期所料那样落到实处。村民的法律意识很大程度上只是本村法治建设现状的反映，我们不能单单指望村民上好法制教育课、听好法制讲座，依据教科书、宣传册上的概念去形成和增强法律意识。因为村民们更为关心的是“活法”、是“现状中的法”。当我们反观农村现状时，就会发现普法宣传与法治实践之间存在着脱节，“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存在着信息的不对称，甚至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书面法律”（lawinbooks）与“实效法律”(lawinactualoperation)之间的严重对立。村民们读完了从“送法进村”活动中得来的宣传册后，将其束之高阁，照旧依据着许多带有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来组织社会生活，来调整生产和生活中大多数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民间规范作为一种传承性极强的“非正式规则”是不可能短期内仅仅以一套书面上的、外予的、理念化的“正式规则”所能代替的。例如，在许多村庄，有关外嫁女待遇的民间规范明明与书本上的“正式规则”所强调的公正、平等原则背道而驰（外嫁女在村集体经济分配中常常得不到公正的待遇），但仍然得到了相当多村民包括相当多外嫁女本身的认可，其在农村中也仍在有效的运作。

我们知道，与民间规范相比，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更具有优越性，更能够保证公平、民主的原则，也更能够保证村民的基本权利。但恰恰就是如此优越的法律，却无法较好的在农村得到实施，原因何在？

二

现代法律有效运作的前提假设一般是陌生人社会或个体主义社会。而在农村中，许多村民从出生、成长到终老，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很少能够跳出一个“本人——亲人——族人”的有限的圈子，这个圈子是个地缘和血缘的双重封闭圈。土地仍是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村民们紧紧的依附于祖上留下来的土地之上。即使在地处广州，一年生产总值超亿的村落里，村民们对土地还有着相当强的依赖性，村民们收入的一个基本来源是在土地上盖楼然后出租所得的租金。这相对于绝大多数的、经济发展落后的农村中的农民仍以种植业所得作为主收入来说只是换了一种“靠地吃饭”的方式。村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一块土地上，局限在狭小的区域里，人流、信息流的运动半径都十分狭窄，“这是一个熟悉的、没有外人的社会”。至今，村籍仍然是外人进入村社难以逾越的门坎。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血缘关系对村民有着很强的约束力，其依靠对血缘关系的认同来制约村民的行为；其以传统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以血亲人情为基本取向，通常足以维护村社的基本安全和秩序。

在这样的农村熟人社会中，村民们对法律的需求是极其有限的。就算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农村里，尽管市场经济红红火火、外地人来来去去，但在本村人的圈子内，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封闭性以及文化观念的保守性、滞后性使得村民们的关系意识里仍旧与内地农村一样保持了一种以血亲人情为基础，追求平衡性的传统。村民与村民之间关系的建立往往还是立足于诸如“情大于法”、“公道自在人心”等一些传统的抽象的模糊准则之上，在追求伦理道德中的“义”时，常常极少会顾及到真正法律上的“正义”，即使在许多本应受法律调整的领域，村民们也往往坚持以宗法的儒家的“非正式规则”取性的可预见性的“正式规则”。村民们以“顾及面子”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心态普遍浓厚。在他们看来，要形成一个“和谐”的社会，依据伦理道德来进行教化乃是比依法治村更高级、更有效的手段。为避开外来的不通人情的法律，大家都愿意采用私了和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那么找谁来调解？村民们当然还是习惯于找家族组织或村长，而不会找“外人”。实施“村民自治”后，由于国家政权相对放松了对地缘的控制，从而使得农村中的家族组织又有所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长了农村中“调解”之风的盛行。由于在这种依据模糊原则的温情调解下，部分村民的权益极易受损，因此调解这一方式并不是所谓的村民们都“喜闻乐见”。由上可见，正是法律的“不实用”导致了村民对法律的冷漠，基于这种冷漠，若能产生对法律的信仰那才是怪事。然而“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

“需要是最好的老师”，只要农村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没有达到使法律成为村民们生产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时，以传统农村为场景的法治实现起来就会千重万难。而社会关系的发展、社会结构的演变等是不能单单依靠法的发展就能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把整个依法治村看作是一个涉及社会发展各方面因素的系统工程，要对那些非法律因素给予相当大的注意，例如政治的民主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道德的提升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建设和维护现代化法治的前提和保证。

三

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和解决在依法治村过程中“说法”与“做法”“两张皮”的问题。第一，我们对依法治村的进程必须有一个长期的清醒的预期。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法本身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尤其是在传统法律缺乏西方法律背后所深藏的那种形而上的对法的信仰崇尚和终极关怀，而专制特权思想、法律工具论却长期发达的历史根基上，中国现代法治之路尤显艰辛。因此，在法治起步阶段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惧法、怨法、避法等严重现象也就不足为奇。另一方面，法治的发展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条件的发展是并行的，而这些非法律因素的综合发展都需假以时日，尤其是传承性极强的文化条件的发展。因为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由父母而子女的言身教化要远比那些系统的理论来得更有影响。要使积“千年之大成”的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发生较大的转变无疑将是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目前农村中的二元结构式的法律秩序状态将会较长时间地持续下去。

但是，法律在农村的实施难并不能否定法律的完善和发展对于依法治村的意义，因为法律的存在至少为农村社会提供了一种调整方式，尽管用到的时候不多，但村民们在规避法律而采用“非正式规则”来讨价还价时往往还会以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的参照标准。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将与非正式规则在讨价还价的动态平衡中逐步推进农村的法治化。我们指出依法治村进程中的不尽人意处，并不是要放弃法治的理念，而去一味的迎合村民们固有观念中的保守性和落后性；相反，这样做的目的是要通过把“法治”理论置于中国传统农村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加以重审反思，加深对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进一步确定其前进的方向，以使其在农村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二，法治只有走好本土化的道路，才能有效的解决两张皮的问题。我们有着悠久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存量，这些东西都积淀着祖辈们思考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智慧和经验。传统法文化作为一个活的历史连续过程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并未因其是过去的东西而全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相反，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在农村中以民间规范、风俗习惯等形式获得了延续，进而影响着现代农村法律文化的面貌。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上，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法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引入外部法律制度来弱化农村中传统的民间规范，但我们相当长时期内还不可能真正彻底消灭民间规范后深藏的传统法文化，传统法文化仍然在深深影响着村民们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模式，并且通过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扭曲、抵制甚至架空了本本上的法律制度。而实施这种与实际生活有所脱节的法律制度所能取得的实效当然也就十分有限。因此脱开本土传统首先是一个可不可能的问题，然后才是一个应不应该的问题。

邓小平曾强调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2]那么，怎么办？“……要实现中国法制现代化，其出路就是：打破二元文化格局，寻求法律文化结构的内部协调，实现文化整合；中国法制建设的战略选择就应是：……高度重视公民的法律文化心理和法律价值观的培养，使其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使观念性法律文化与制度性法律文化相协调”。[3]这样，在实施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就不能对从传统形态中衍生而来的非正式规则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而要在强调通过政府的理性建构来规划和引导农村法治走向的同时，充分尊重非正式规则，并有必要为非正式规则保留适当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法律制度供给时，也可将非正式规则的合理内容吸收到正式规则中来，从而尽可能的调和二者之间的偏差和冲突，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者，尤其是部分学者型党政官员的重视。如在《制度立区》一书中，作为广州市天河区区委书记的作者就曾指出：“通常，人们都说，在制定政策（包括法律、法规）或者其他决策时，要从实际出发，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要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说到底就是在制度（正式的规则）供给时，要特别重视非正式的规则，也就是历史的、文化的、习惯的因素。”[4]

在依法治村的过程中，我们要首先走好一条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共同发展的道路，同时有意识的逐步走上“把正式的法律控制与非正式的其他社会控制相结合的道路”。[5]在另一方面，我们“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相互沟通、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妥协和合作将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途径”，否则，“结果只能是强化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之间的文化阻隔，造成两败俱伤”。[6]这种俱伤所带来的重要表象之一就是：在制度提供者看来，人们尤其是保留传统太多的农村人老是“生活在别处”。

四

在知道了如何解决好“两张皮”的问题之后，我们要想更好的解决因“两张皮”所引发的种种问题，诸如对于农村宽广的社会需求来说，现行法治方略及其实效过于单薄和狭窄等，就有必要跳出法治的本身来寻求解决途径，要重视非法律因素的发展对法治的推动作用，而当前极其紧迫和重要的就是要贯彻以德治村的方略，要德法并举、文明治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同志强调指出：“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这一思想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方式的认识又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法律和道德都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互蕴涵和包容的一个整体，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对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来说，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律的产生以道德为基础，也始终以公平正义作为价值依托和最终归宿，而道德规范，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被提升为法律制度，以强化其规范力度；“法对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发展，对道德规范的遵守，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增强起着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同样，道德对立法、执法、司法以及人们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7]法律是刚性约束，道德是柔性约束。在许多社会领域，只有刚柔相济，法律和道德双管齐下，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法律并不是万能的，其本身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首先，法律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其次，法律难以触及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思想问题。……第三，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统管起来，而必然留有一些领域由道德来管理。”[8]因此“……从深层意义上加以考虑，之所以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法律虽严密，但法律也有它难以管辖的地方。”[9]法律是外在的强制?栽际恰巴饴伞薄5赖鹿刈⒌氖侨嗣堑乃枷牒湍谛幕疃侨嗣悄谠诘淖晕以际恰白月伞保獠攀俏颐且种莆シǚ缸镄形尽?BR>另外，“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具有鲜明的时代针对性，是现实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一段时期以来，反传统已成为新的传统，我们的传统道德因此受到猛烈的破坏：十年的毁损；西方强势文化对传统道德的冲击；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飞速转换所引起的道德缺空等等。同时，在这段社会变革和转型的时期中，因常常出现法律制度短缺的问题，所以我们对于要加强刚性规范的建设注意得较多，相比之下对柔性规范的建设，即对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道德体系的建设的注意却还不够。传统道德受到了极大损坏，而在文化多样性下的主导道德的高扬还有待时日，因此西方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的一些不良影响以及商品社会的负面因素也就容易乘隙侵入到人们的精神领域，从而使社会道德有所滑坡。在这一大气侯下，再加上村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极其有限，就使得不少农村中封建迷信开始沉渣泛起，涉黑的宗族势力有所抬头，黄赌毒屡禁不止等等。因此，加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是时代的呼声。

再者，“以德治国”的方略既是现实的需要，同时又是对我国古代优良传统的继承。儒家思想具有由来已久的重德传统，在西周之初，周公就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后人则进一步提出了“为政以德”“德主刑辅”等等治国主张。当然，我们所说的“德治”绝不等同于古代的“德治”，而是在对中国传统道德进行扬弃后，将道德建设提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即要以社会主义道德治国。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社会主义。同时，要求人们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讲究文明、爱护公共财产、提倡和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正确处理友谊、爱情、婚姻、家庭等关系，提倡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舍己为人、扶贫济困等精神。”[10]我们单从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中就可找到其传承下来的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的精华的合理的东西，例如：传统道德注重内心修养，通过强调“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样一些准则来调节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这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传统道德中还蕴涵着许多的传统美德，诸如爱家爱国、敬老爱幼、舍生取义以及忠于爱情婚姻等。在农村中，这些传统道德中的精华、合理的东西往往仍是以风俗习惯、民间规范等非正式规则为载体，并在其运作中得以体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农村，德治的被强调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部分非正式规则的被重视，“以德治村”的提出使这部分优良的非正式规则被“正式的、上台面的”确认为治村方略。

最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以德治国”的方略，就要严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站在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高度上，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我们的村干部在治理村社的过程中就要亦此亦彼，学会用两条腿走路；要法德并举、文明治村；在不断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带动村民学好、用好、维护好作为正式规则的法律的同时，也要按照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来发掘当地风俗习惯、民间规范等非正式规则中的积极因素，并用好它，发扬它，不断加强思想道德建设。而最为基本和首要的则是村干部们要带头实践、率先垂范、严于律己，做好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的带头人。总之，依法治村与以德治村不仅要并举而且两者本身是相辅相成、互相结合的。以德治村搞好了，就可以推动和巩固依法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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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蒋述卓：《德法并举长治久安》，载《人民日报》2001年4月7日。

民法法律论文篇7

论文论文摘要：合作建房是指当事人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另一方投入实际资本并组织施工，共同建筑房屋的合同行为。其法律依据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7条，即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价入股，合作开发经营开发房地产。在实践中却因和建房屋产权归属问题而产生纠纷。在合作建房关系中，必然会有一方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部分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依我国《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3条，房地产转让包括合作建房，合作建房的结果是对建成房屋利益的分享，所以对合作建房所有权原始取得人的确定也很关键。一、概述二、关于合建契约的法律性质三、和建房屋原始取得人的确定四、合作建房产权纠纷的预防论文关键词：合作建房 合建契约 产权纠纷 土地使用权的取得 一、概述合作建房是指当事人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出资，另一方投入实际资本并组织施工，共同建筑房屋的合同行为。其法律依据是《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7条，即土地使用权可以作价入股，合作开发经营开发房地产。在实践中却因和建房屋产权归属问题而产生纠纷。在合作建房关系中，必然会有一方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部分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依我国《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3条，房地产转让包括合作建房，合作建房的结果是对建成房屋利益的分享，所以对合作建房所有权原始取得人的确定也很关键。合作开发房地产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企业行为。凡是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的，均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将合作开发房地产活动区分为依法成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并取得资质证书的行为，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行为。如果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当事人一方具备了房地产开发资质，那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就是有效合同。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成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并且已经取得了资质证书，那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也是有效合同。如果当事人在起诉前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或者已经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合作开发房地产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企业行为。凡是不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的，均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将合作开发房地产活动区分为依法成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并取得资质证书的行为，和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当事人一方具备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行为。如果在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中当事人一方具备了房地产开发资质，那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就是有效合同。如果双方当事人约定成立房地产开发企业，并且已经取得了资质证书，那么，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也是有效合同。如果当事人在起诉前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证书，或者已经依法合作成立具有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应当认定合同有效。二、关于合建契约的法律性质合建契约是指当事人之间关于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由另一方出资建设，并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完成后的房屋与基地使用权的协议。这种合同关系既可以发生在公民个人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建设单位与房地产开发公司之间。为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在我国实践中的四种合作建房形态：一是土地使用权人（公民或法人）提供土地，房地产开发产提供资金和技术，以双方名义共同开发，在工程尚未完工之前，各自以自己的名义对预先约定分得的房屋进行预售。二是以土地使用权人的名义进行开发，待房屋建成后，按照约定将开发商应分得的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开发商。三是以开发商的名义进行建设，房屋建成后，开发商依约将部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土地使用权人，同时土地使用权人也要把开发商应分得的房屋所占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四是双方共同组成一个新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并以该公司的名义进行开发建设，等所建设房屋售出后依约分配所得收入。①按照其中等四种方式合作建筑的房屋属于项目公司所有，对此没有产权纠纷，只是股东间利益分配的纠纷，由公司进行调整。合建契约是一种诺成性的、双务、有偿合同，也就是说，合建契约的成立，不以交付基地或房屋为必要条件；一方须提供土地，他方需完成建筑双方均互有义务，且互为对价。但其空间属于哪一类有名合同，在理论上是有争议的。我国台湾学者有四种观点：一是承揽契约。将基地权得人分得的部分房屋视为建筑商承揽的定作物；把建筑商取得的部分基地权利看作基地权利人给付的报酬。二是互易契约。将合建契约当作部分基地权利与部分房屋所有权的交换。三是合伙契约。基地权利人以土地为出资，建筑商以资金与劳务为出资，共同建筑房屋，并分享 权益。四是买卖与承揽并存的混合契约。建筑商为土地权利人完成一定工作，土地权利人以转让建筑商取得的部分房屋所占用的基地权利作为报酬，而建筑商又以此项报酬抵充买受其房屋占用基地的款项。②对于合建契约的性质不可一概而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四种合作建房形式中，第一种是土地使用权人（公民或法人）提供土地，房地产开发商提供资金和技术，以双方名义共同开发，在工程尚未完工之前，各自以自己的名义对预先约定分得的房屋进行预售。土地使用权人与房地产开发商共同出资、共同经营、共享利益，在预售房地产权转移之前依合伙的规定合建房屋由双方共有。当只有房地产开发商一方出面经营而土地使用权人仅提供地皮并不参与实际建设时，也不能解释为“名为合伙实为借贷因为出面经营都为实际出资人，只能按照合伙契约处理。第二种合作建房形式是以土地使用权人的名义进行开发，待房屋建成后，按照约定将开发商应分得的房屋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给开发商。这时可以将土地使用权持作定作人，把房地产开发商当作承揽人，将开发商根据合建契约取得的房地产权益看作是承揽报酬，故可以看作是承揽。第三种合作建房形式是以开发商的名义进行建设，房屋建成后，开发产依约将部分房屋所有权转移给土地使用权人，同时土地使用权人也要把开发商应分得的房屋所占用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开发商，这时可以认为是土地使用权人将其部分土地使用权与开发商的部分房屋所有权进行交换，故可以看作是互易。尽管建筑行为是一种提供劳务的行为，但毕竟也是一种可以用金钱评价的商品，自然可以成为互易的客体。混合契约说是对承揽说的进一步解释，但既然已经认定是承揽关系，而且将承揽的部分建筑物作为报酬，那么就再没有必要解释为买卖契约。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2款规定：“在依法取得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上建成房屋的，应当凭土地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申请登记，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核实并颁发房屋所有权证书。”这是为了贯彻房与地的权利主体一致原则。根据我国建设部2001年的《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16条第1款的规定，“新建的房屋，申请人应当在房屋竣工后的3个月内向登记机关申请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并应提交用地证明文件或者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房屋竣工验收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证明文件。”我国《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第3款规定：“本办法所称房屋权利申请人，是指已获得了房屋并提出房屋登记申请，但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其中“已获得了房屋”一语甚为不详，若解为房屋的中有人，则须具有本权才能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占有权。这种本权，在合作建房中，除土地使用权外，还可以是根据合建契约而取得之债权。于是，并非只有土地使用权人才能取得合建房屋的所有权。三、合建房屋原始取得人的确定在我国，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前提是先取得一定的土地使用权。根据《土地管理法》第53条的规定，建设项目经批准后，建设单位才能申请土地使用权。根据我国《城市规划法》第30第至第32条的规定，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人应该是土地使用权人。但是，我国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大多脱胎于行政机关（城市房地产管理部门），于是，在实践中就出现了建设单位提供土地使用权，而以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进行建设状况③。我国《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暂行办法》（建设部1995年1月23日以第41号令）对此作了相应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非土地使用权人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却可以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据此，他可以申请办理产权登记。我国《城市房屋权属登记管理办法》第6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应当遵循房屋的所有权和该房屋占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权利主体一致的原则。”即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的主体必须是同一个人（包括公民和法人）。于是，对非土地使用权人却能取得地上建筑物所有权这一问题的解释只能是将所建房屋作为动产看待。根据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24条第2款的规定，当建筑物作为动产看待时，不受房产和地产权利主体一致原则的限制。如果建筑商能够先取得所建房屋所有权，再转让部分房屋所有权给土地权利人以换取部分基地权利，那么就可以将合建契约解释为互易合同。在合作建房关系中，必然会有一方转让部分土地使用权或部分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依我国《城市房地产转让管理规定》第3条，房地产转让包括合作建房。合作建房的结果是对建成房屋利益的分享，所以对合建房屋所有权原始 取得人的确定也很关键。我国台湾地区一般是以建筑执照记载的建筑人为合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也就是说，以谁的名义建筑房屋。房屋建成后，房屋的所有权就归谁。如果以建筑商的名义建造，那么他就是合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房屋在建筑期间或建成后分给土地使用权人之前意外灭失，其风险由建筑产承担。因此，如果以土地使用权人的名义建筑，那么合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就是土地使用权人。该房屋分配给建筑商之前意外灭失的风险由土地使用权人承担。如果以双方的名义建筑房屋，那么按照合建契约中约定的份额，建成后的房屋分别属于建筑产和基地使用权人所有。合建房屋因意外事故损毁、灭失的风险上双方以各自的份额为限分别承担。在合建契约有效的前提下，应该贯彻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问题是在当事人对于原始取得人没有约定的情况下怎么办？这时当然要依法办事了，我们找法的结果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法律有明确规定；二是法律规定较为含混；三是现行法无任何规定，即存在法律上的漏洞。这三种情况都需要法律解释，只是解释的难度不同而已。即使在第一种情况下，也要首先分清是概念、原则、规范还是技术规定，其次还要将作为法律主体的规范分解为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④。针对第二种情况，因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而需要具体化，因为他只是一个价值取向的指令，需要法官根据符合社会发展的伦理道德观念作出客观的说明。对于第三种情况，则要根据法律认可的习惯或类推适用等方法进行漏洞补充。在合同没有约定原始取得人，而法律也没有作出要应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合建房屋原始取得人的有三种：一是合作建房的申请人；二是合建房屋的基地使用权人；三是合建房屋的实际出资人。根据我国《建筑法》第8条的规定，建房申请人是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人，取得规范许可证的人本来应该是土地使用人，但在实践中，只要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就可以申请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所以建房申请人不一定是土地使用权人，我国现行法律对此也无禁止性规定。那么非土地使用权人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只能作一种解释，即该房屋属于动产，取得作为不动产的房屋所有权的前提是先取得一定的土地使用权，以反映土地与房屋在客观上的不可分性，并贯彻房、地产权利主体一致原则。如果是取得作为动产的房屋所有权，那么就不必办理不动产登记手续。这时的合建契约应解释为互易，适用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就房屋预售而论，根据我国《城市房屋预售管理办法》第5条和第6条的规定，预售房屋须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合作建房中，实际出资人（建筑商）即使非土地使用权人也有可能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因为按照《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7条的规定，由房地产的实际开发企业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合建契约被认定为承揽契约的情况下，大陆法系传统民法认为，若建筑材料全部由承揽人提供，则该建筑物交付定作人之前应该属于承揽人所有⑤。但是，如果将建筑物的原始取得人确定为承揽人，那么在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第一，若建筑物交付前属于承揽人所有，则承揽人的债权人就可以扣押该交付前的建筑物，并将其拍卖，而定作人却无权阻止。第二，如果承揽人将工程转包，那么次承揽人也有可能取得部分建筑物的所有权。若转移给定作人时，则须办理二次登记手续，甚为繁琐。而且在承揽人与次承揽人均为多数人的情况下，问题就更为复杂。第三，若将承揽人确定为建筑物的原始取得人，则他可以将建筑物转让给第三人或向第三人提供担保。经时，定作人虽然可依债务不履行向承揽人请求损害赔偿，但对于第三人却不能主张所有权。因此，大陆法系发达国家一般将合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确定为定作人。需要强调的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合同是两种并列的有名合同，当建设工程合同没有明确规定时，才可以适用承揽合同的有关规定。 四、合作建房产权纠纷的预防合作建房中的产权纠纷多是由于当事人在合建契约中对产权归属约定不明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要确定房屋所有权的原始取得人。在合建契约合法有效的情况下，一般应该根据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来确定合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于是确定合同是否有效就显得十分重要。而确定合同是否有效关键是从合法性的角度加以考察，首先应该确定申请建房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根据我国现行法，有必要确定一个原则，即以土地使用权人为原始得取人。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为了贯彻地产和房产的权利主体一致原则；第二是为了符合 建设程序的要求。因为土地使用权是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前提，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又是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基础，而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又是取得房屋所有权的必要条件。如果可以将建筑商（实际出资人）作为合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那么就应该严格限制其将合建房屋转让给除基地使用权人以外的其他人。并在合建房屋上为基地使用权人设定抵押权，以防止建筑商的其他债权人对合建房屋可能实话的扣押行为。对实际出资人的利益保护也是着重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有二个：一是由实际出资人办理预告登记；二是就所建房屋设定抵押。前者是针对产权分享而充的，后者是对合建房屋售后利益分享而为的。我国目前还没有预告登记制度，为此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有关立法。预告登记是指为保全不动产请求权而对该项请求权所作的预备登记。这种登记排斥将来就相同请求权所提了的登记申请。合作建房的实际出资人若办理了预先登记，则就可以保障其对合建房屋的产权。对于为了分享合建房屋售后利润的实际出资人，可以要求对方在合建房屋上设定抵押，在对方不履行约定分享的义务时，就能通过行使对合建房屋的抵押权而优先受偿。在我国，房屋可以独立成为所有权的客体，不适用土地对地上房屋的附合原理。不过，作为一种不动产物权，房屋所有权的到得必须以土地使用权的取得为前提条件以反映土地与建筑物之间客观上的不可分性。在合作建房中，由于实际出资人并不是土地使用权人，所以如果不考虑土地使用权人而将他确定为合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那么他所取得的只能是作为动产的房屋所有权，因为他没有土地使用权，无法通过不动产登记而真正取得作为不动产的房屋所有权。如果实际出资人只想取得合建房屋的售后利润，那么他可以将作为动产的房屋卖给土地使用人。这种买卖合同只能是动产买卖合同。在传统民法理论中，作为取得房屋所有权前提的土地利用权（包括所有权、地上权、租赁权和借用权）被称作权原。但这毕竟是一种在理论上成立的观点，若将实际出资人定为合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那么在实践中履行与土地使用权人分享产权的法律手续时仍将十分困难，因此完善目前的房地产登记制度是非常必要的。需要强调的是，如果土地使用权人以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建房的条件，那么原则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划拨土地使用权是无偿取得的，根据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4条的规定，不能作为出资条件而用于合作建房，否则就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若将划拨土地使用权用于合作建房，则须先办理有偿取得手续，即向当地市、县政府补交相当于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数额的价款。办理了有偿取得手续的土地使用权已变为出让土地使用权，当然可以用于合作建设。至于农民之间合作建房用地，应注意我国现行法的相应限制，对此《土地管理法》第62条作出了专门的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尽量使用原有的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农村村民住宅用地，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其中涉及占用农地的，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农民了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注释：①摘自耀振华著《房地产的共同开发和委托开发探析》1997年第2期《政法论坛》。②摘自杨与龄著《房屋之买卖、委建、合建或承揽》台湾正中书局1981版，第413—415页。③摘自梁慧星著《民商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84—85页。④摘自沈宁宗灵著《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5页。⑤摘自史尚宽著《债法各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292—300页6、梁慧星著 《民法总论》 1996年版 法律出版社 第281—285页7、史尚宽著 《债法各论》 2000年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313页

民法法律论文篇8

本文从法人的有限责任的定义入手，主要从三方面对这一制度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首先，作者着重介绍了法人有限责任制度的真实内涵，明确指出法人有限责任是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外在表现，而股东的有限责任才是法人的有限责任的内在实质。其次，作者认为在我国法人尤其是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一个能独立承担责任的民事主体，必须拥有财产所有权，即法人财产权。第三，作者认为股东绝对承担有限责任，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其的权利与义务不等。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建议在我国公司立法中引入“揭开公司面纱”制度，有条件的限制股东的行为，从而使我国的这一制度更加完善，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公司法人有限责任股东权力自益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以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代表的法人制度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法人制度核心的法人的有限责任制度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鼓励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充分显示了优越性。特别是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我们国家一直强调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鉴于法人的有限责任制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此制度深入的分析和探讨。

一、法人的有限责任的内涵

法人的有限责任是指法人仅以其拥有的实际财产对其所欠的债务承担有限的责任。

我国《民法通则》第48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集体所有制企业法人以法人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人和外资法人以企业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法律将法人的责任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法人作为民事活动的主体，独立于股东，也独立于它的领导机构和下属机构，其有自己的法律人格，拥有独立的财产，享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其获得的一切利益由它自己支配，因而产生的债务责任也就只能由它自己承担。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个被赋予独立人格的法人是由股东所创造的，股东创造了一个民事主体，让其承担经营风险，而股东却在背后享受着真正的投资利益。股东把自己的责任限定在出资客的范围内，其只有出资的义务。当其不履行此项义务时，即产生相应的法律责任，当其履行了此项义务时，也就不再对法人的债务负责。因此说，股东并不是以其出资额直接向法人的债权人负责，而其承担的只不过是一种出资责任，这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经营风险。所以说股东才是法人承担有限责任这一制度的真正受益者，其承担才是真正的有限责任。当然，由于股东的出资最终被用于法人债务的清偿，因而实质上仍然是由股东对法人的债务承担的责任。

股东的有限责任得到了我国企业立法的充分肯定。例如，我国《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所以说，法人的有限责任只不过是股东的有限责任的外在表现，而股东的有限责任才是法人的有限责任的内在实质。

股东的有限责任是法人责任制度的高级形态，与较原始的无限责任比较，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有限责任制度是获取投资利益，降低投资风险的有效形式。不管公司负债多少，股东的责任只限于其出资额，它避免了因公司负债过多而使股东个人财产受到无限追偿的危险，从而能以最小的风险而获取最大的利益。其次，有限责任制度是集社会资金，兴办大型企业的有效手段。而向社会公众，公开筹集资本，股份自由转让和上市流通的股份有限公司正是在有限责任的前提下形成自己的特殊功能的。有限责任公司也以其实行的有限责任成为投资者所喜爱的投资场所。另外，更为重要的是，有限责作适应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生产方式的要求，使那些拥有资金，但又无暇或不擅长经营管理的人能够通过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而使自己的资金进入经营流转，一方面避免了社会资金在所有者手中的停滞和浪费，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资金所有者的经济利益，较之所有权与经营管理密不可分的无限责任制度，更能有效地提高社会经济的管理水平和充分发挥社会财富的效用。正是由于上述有限责任制度的优越性，使得它成为西方国家法人责任的主要形式，使得以有限责任为核心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企业形式。

二、法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前提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让企业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在市场中，法人不但享有充分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法人能够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对其经营的财产是否拥有所有权。法人无处分权，也就无从承担责任。因此说，法人不但应拥有经营权，而且应拥有完整的所有权。其理由如下：

1、法人享有财产所有权是市场的要求。法人是市场经济的最重要的主体，而市场交换则是产权间的互相让渡。法人如果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供其独立支配、自由处置的财产上的所有权，法人就不可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并参与到市场的交换中去。因此说，法人必须具有独立的财产并且对其财产依法享有独立支配的权利。这种依法独立支配的权利就是财产所有权。

2、法人享有财产所有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法人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法人的财产权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确定下来的。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的日渐提高，以及减少和分散投资风险，增强投资效益的需要，迫切要求公司作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出现，正是在这种要求下，公司在合伙企业的基础上，将合伙人的财产共有权分解成股东的股权和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公司独立财产权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国家便通过立法和判例，将现代公司的这一重要原则在法律中确立下来。1897年，萨洛蒙诉萨洛蒙有限公司安立了公司的独立人格原则，明确了公司的财产属公司所有，而不属于公司成员所有。德国亦于1896年颁布民法典，1897年颁布商法典，分别对法人制度和公司制度作了系统的规定，从法律上确认了公司享有公司财产所有权，股东享有股东的公司产权结构。

我国有关法律也对法人拥有财产所有权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公司法》分别指出公司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式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公司享有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这里所说的法人财产权其实质就是法人的财产所有权。有人认为，所有权是一种绝对排他的物权，实行的是“一物一主”的原则，如果法人具有所有权，股东就必然丧失所有权，对其投资的财产就不可能再行使任何权利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首先，从法人的特点来看，显然股东是公司的投资者，公司是股东投资建成的经济组织，但是，公司一旦建立起来，便成为财产实体和法人并同它的投资者在财产上完全分离，成为互相分开，彼此独立的不同所有者，各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对于这种实体，美国公司理论的权威addf.a.berle写道：“这时，被称为公司的法律上的实体，作为财产所有人而出现了”。在这种财产关系下，公司的一切经营活动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由公司自行决定，自己承担风险。正是由于公司享有这种完整的财产权利，才能比较有效地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摆脱对行政机关的依赖，也才有可能解除国家对企业承担的无限责任。

其次这种观点混淆了公司作为独立主体在市场中的相互关系和公司的内部关系。在市场经济中，在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国家之间，以产权主体身份出现并互相发生关系的是公司而不是股东。在市场上公司与股东的关系同公司与别的任何企业的关系完全一样，都是不同的商品所有者的关系。在这种市场经济的关系里，法人是完全独立于股东之外的产权主体，对于法人的财产及其行为，拥有全部的权利，负有全部的责任，任何股东不通过行使股权都没有直接插手的机会，当然也不可能行使什么财产权利。因此，强调公司拥有对其资产的所有权，并不违反“一物一主”的法律原则，相反，恰恰是这个原则的体现。

同理，承认法人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享有完整的所有权并没有否定股东对其投资的所有权。不过，后种所有权只是体现在法人的内部关系之中，即从法人内部看，全部的财产是由投资者注入资本形成的，投资者就是所有者，他们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利，包括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等。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内部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并非规定国家与企业在产权上的分工，不是说国家享有所有权而企业拥有“法人财产权”。这里说明的是两个不同的关系，前面讲的是“企业中”，即企业内部的关系，指出转制以后公司内部由国家投资形成的资产属于国家所有，明确这部分资产不会因为改建为公司制而发生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这是对企业内部产权关系的界定。后面讲的则是在公司制企业对出资者投资形成的财产拥有包括所有权在内的全部的财产权。所以说，不能因“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的部分股权属于国家，就否认公司作为独立法人对自己的财产拥有所有权。

三、法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局限性及解决办法

英美法学者形象地将股东的有限责任描绘为罩在公司头上的面纱，这层“面纱”将公司与其成员(股东)隔开，保护了股东免受债权人的追索，法律不能透过这层“面纱”要求股东对公司承担责任。这一制度虽对经济的发展曾起过巨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其主要的弊端就是对债权人的保护不足。

在有限责任制度下，股东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但却忽视了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司的“面纱”之下，股东将自己的风险降至最低限度，实际上就是将公司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了公司的债权人。债权人无权管理公司，但公司一旦经营不善造成亏损甚至破产，受损最大的将是公司的债权人。再由于债权人对公司债务的追索只能限定在公司财产的范围内，而不能向股东提出请求，在公司亏损巨大，财产所剩无几的情况下，债权人就会变得两手空空。而对于股东而言，股东因其出资而取得广泛的股东权利，既包括从公司获了经济收益的自益权，也包括参与公司管理的共益权，甚至当股东持股超过一定比例时，便可以控制公司，也就是说，公司经营管理的好坏与站在公司背后的各个股东的行为是密不可分的。因此，股东对公司的经营风险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尤其当公司背后的股东凭借对公司的控制而对公司施加不正当影响或者滥用公司人格进行欺诈行为时，更应承担公司行为所带来的责任。然而，股东的有限责任使得股东逃避了对公司行为承担责任。由此可见，有限责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股东的权利、义务不对称，这对债权人是不公正的。

各国现代公司立法以及司法实践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有限责任制度的弊端，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弥补，如在特定条件下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广泛实行保险救济制度等。由于有限责任制度的主要弊端是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不足，因而，当股东滥用有限责任制度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否定公司独立人格，让股东对债权人直接负责的“揭开公司面纱”的做法成为当前各国完善有限责任制度的主要措施。

所谓“揭开公司面纱”即否认法人人格，其基本法理是：当公司的法人人格被不正当使用时，公司的独立人格掩盖了个人的非法的不正当的行为，若继续拘泥于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实有悖于法人制度的真正目的。因此，在公司的法人人格被滥用，公司债权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下，将无视公司独立的法人地位，否认股东的有限责任原则，令股东对公司的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揭开公司面纱”这一制度并不是对公司有限责任的否认，而是对其的补充与完善，“揭开公司面纱”这一制度应限定在特定的范围内，在实践中，只有出现下列情形才可行使：

1、公司与股东的人格混同。公司之所以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是以其财产和责任于其股东为前提条件和实质内容的，并因而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的组织机构、名称、住所、所营事业等。因此，当公司与股东在财产、利益上、组织管理上、所营事业上出现混淆和同一，不分彼此，就意味着公司的独立人格实际上已经不再存在，依美国法院的形象比喻，公司这里已经表现为其主要股东的“化身”或者“傀儡”。这时，这层面纱就应当被揭开，让该主要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2、滥用公司形态，以逃避法律或合同义务。如果主要股东利用公司作为逃避其法定或合同规定的义务的手段，法院会置公司独立人格于不顾，视公司的行为是公司背后实际控制公司的股东的行为，使公司的股东直接负责。如在美国的STATE诉DALLASLIQUORWAREHOUSENO.4一案中，根据当时美国州法的规定，雇工8人以上的雇主应当为其雇员提供失业救济基金。但本案被告方为逃避这一法律规定，成立四种不同的公司，全部为其一人拥有并亲自经营同一事业，每个公司的雇员均低于8人。州政府，认为该雇主违反州失业救济法的规定。法院认为，该雇主成立四个公司的目的是为逃避提供失业救济基金的义务，就公司提供失业救济基金而言，四个公司的法人人格应予以否定，被告是四个公司工人的实际雇主，应当为四个公司的工人提供失业救济基金。

3、公司的资本不足。公司的有限责任是以给予公司足够资本经营业务为先决条件的。充足的资本不仅是公司赖以经营的物质基础，也是对债权人利益的担保。那么公司的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即仅仅是一个“壳公司”时，实际上是将其经营的风险移转给了无辜的普通公众，尤其是公司的债权人。在我国，注册资金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虚假情况，具体表现为：一是以少报多，注资资金号称百万，实则几十万的情况为数不少。二是由主管单位提供虚假的证明或资金担保，注册资金与实有资金脱节。三是企业设立时由他人贷借资金注册登记，设立后便抽走返还，注册资金徒有其数。这时，如采取补充资本的办法，则不足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应采用“揭开公司面纱”这一制度，直接让股东承担责任。

4、股东人数少于法定最少股东数，在这种情况下，也应采取“揭开公司面纱”这一制度。如英国1948年《公司法》第31条规定，公司股东如果知道公司在不足法定最少股东数(公开公司为7人，封闭公司为2人)的情况下经营业务已达6个月，则股东须对公司这一时期的所有债务承担责任。

“揭开公司面纱”这一制度虽在各国立法中普遍加以适用，但我国对否定公司法人人格以及股东有限责任，在立法方面却少有体现。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由于我国目前处于市经济发展初期，《公司法》有效实施的客观环境和学没有真正形成。一些不法行为人利用法人形式规避法律进行欺诈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使得债权人的利益无法保障，国家利益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也受到了损害。鉴于我国法律，尤其《公司法》在“揭开公司面纱”的规定方面的薄弱，笔者认为，如果将公司人格绝对化，片面强调股东在任何情况下都对公司债务不负责任，势必会助长不法行为人借助公司法人人格从事各种不法行为，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而法人制度也不能真正发挥作用。因此，我国应借鉴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揭开公司面纱”制度，规定某些特定条件下，在该条件成熟时，不考虑法人的独立人格而由股东直接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也只有这样，才符合法人承担有限责任的真正目的和真实内涵。

参考文献资料：

1、《中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8条；

2、《公司法》第3条第二款；

3、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4、英国1948年《公司法》第31条；

5、德国1896《民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