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21 06:26:07

海洋安全论文

海洋安全论文篇1

关键词:民族;海权;教育;对策

海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多么重要,用100多年前美国学者马汉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通过海权,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当前在沿海大开发逐步向西部大开发推进过程中,不能淡化海洋国土和海权意识。今天我们必须聚焦海洋,聚集南海。南海诸岛之争集中体现在海洋国土的之争、归结为海洋资源和航道安全之争。海权之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中国海权,就是“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1]需要大力加强全民族的海洋观教育、增强海洋国土和海权意识,这对加速建设海洋强国意义重大。

1 从近代中国海战失败的原因看海权观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在相对稳定的地域中持续和发展,西部由高山屋顶作屏障,中国的东南方是辽阔的海洋,它提供人们渔业和盐业资源,除了有点风浪外,没感到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方,中国的统治者长期将海洋当作对外防御的天然“长城”,影响国家安全的地方主要来自北方,于是就修建了中国的万里长城。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光辉一页。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起,到1433年结束,前后长达28年,先后有208艘船和2.78万人参加了这八次航海活动,足迹遍及30余国和地区,打通了中国到东非海岸长达15000英里的交通,其规模、人数、船的吨位、航海里程、航海技术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后来西方的航海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2]

但中国人也只是把海洋当作夸耀国家的演戏舞台、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洋的价值。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才发觉有来自海洋安全的问题,开始了海洋防御的里程,但是越防国家损失越大,越防越对海洋恐惧,因海洋而割地赔金,因海洋而丧权辱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晚清政府开始加强海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防战略有了提升,由海岸变为海疆防御,开始建设海军,创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北洋海军到1888年已被誉为远东最强海军了。然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还是败得惨不忍睹。追究其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没有大海洋的思维、以陆地为基础的守势战略、也是导致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

没有制海权不行,有了较为强大的海军为何还是不行?其根本原因就是从掌权者到普通老百姓缺乏大海洋的观念,缺乏海洋文明能够带给人类无限利益与福音的认识。中国没有适时的进入海权国家,没有唱响海洋蓝色文明,总之,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一闪、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都证明了一个命题: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肯定成为不了海权大国,但有了强大的海上力量也未必就能成为海权大国,它需要有海洋制度、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三个条件作孵化器。

因此,今天我们面向海洋,对13亿国民加强海权观教育是何等的重要。

2 从现阶段中国海洋意识的匮乏看海权观教育的迫切性

先举个韩日对海洋意识的例子:韩国著名的“独岛光荣”事件值得我们深思。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200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为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1953年5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国正为朝鲜战争所困之时,登上了这无人的小岛,修建起了标志物。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23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战争期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

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零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后来,韩国政府彻底从战争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完成了对独岛的控制,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护国土大业”。但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也没罪责他私买枪支,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常年派驻34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韩国青年洪淳七,一个人一杆枪登上“独岛”赶走日本人,插上国旗,一守就是三年多,最终在个人的努力和全民的呼声中,韩国政府出兵收复管理,这是全民海洋意识的体现,对国家海洋维护的意识。

日本政府的海洋意识教育更是一种自上而下提高的典范,前面的3.4节(实行海上囤田战略)已提到,日本对位于东京以南千余公里外海洋中一个名叫冲之鸟礁的地方,却是“精心打造”,投资700多万美元用来在此礁人工养殖珊瑚,企图以此来宣布,为其开发附近丰富的海洋资源提供方便。

再看我们的祖国,因人们长期围绕“黄山、黄河”生活养家,沿着“长江、长城”糊口养育,对陆地文化的感情根深蒂固,对海洋的感情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的浅薄,以致于深表遗憾!据报道,共青团曾对上海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而不知道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许多大学生更不知道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海洋国土的基本概念。有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文化水平相对低的群众了。在中小学初级的地理历史教材中对中国海洋历史地理的讲述是少之又少,而上面中国的版图描绘,只是以陆地疆域为主,而我们管辖的海洋呢?在日常生活中,海洋文化意识的缺失更是屡见不鲜,中国跨世纪的标志性工程——北京“中国世纪坛”,为了展示中国的疆界,就用760块方砖组成代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居然只字没提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海市“东方绿舟”教育基地知识大道上的历代中外名人雕像,其中有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却没有当年盛极世界的明朝舰队统帅郑和下西洋,这些海洋文化意识的现状多么让国人触目惊心、心急如焚啊!

美国海洋战略家马汉在《海权论》中说过,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发展,将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海洋文化的建设,海洋意识观念的强弱。是的,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海洋文化较之于内陆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多远性、兼容性、冒险性、开拓性和进取性。

3 增强海洋意识,加强海权观教育的手段、方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更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在这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海洋、捍卫领土完整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而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包括、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几个问题。[3]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族海洋文化观,培养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3.1海洋国土知识在中小学课本中占重要位置

今天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就应该大力宣传海洋国土观念,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把人们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尽快转移到现代海洋意识上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陆地空间不足,资源有限,海洋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海洋教育一定要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的教材中应增加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的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幼小心灵中迅速植下一颗绿色的海洋心,将中国的版图面积=960万平方公里+300万平方公里的概念牢牢固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溶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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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当前中国海洋安全形势严峻,,我们的“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均与周边国存在争端,面临着海岛归属、海域划界争议、海洋资源争端、海上通道安全、、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等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有些问题,经过我们努力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看来只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加以解决。因此,这些海洋意识与中国的海权现状应该如实的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海洋国土知识在小学课本中应占重要位置。这一点日本就做得比我们好,他们的海洋意识比我们国人强。

建议在中学课本里,在《中学地理》中开设专门的课程《中国海洋与海洋权益概论》。

3.2各级政府进行海洋观教育时建议向青岛市政府学习

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就需要党和政府立法来加以推动。1994年1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标志着人类正进入全面开发海洋的新时代。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在世界海洋大国中名列第5位。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我国在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权益、保证国家安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南海周边的越南、菲律宾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如越南政府鼓励渔民到我南海诸岛海域捕鱼,实行“三免”的富民政策,即三年内免征资源税、免营业税、免个人所得税)。

近几年来我国各沿海省市政府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宣传,让人最为欣喜的是青岛的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的海上教育基地开工,为我国在海洋文化、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方面进行全面的展示和教育提供了平台,这对我国海洋意识的培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我国沿海地区,对国民进行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方面的教育建议要以青岛市政府为榜样,掀起海洋观教育的热潮。青岛市为了增强公民的海洋意识,加强海洋观的教育,在中国海洋大学早已设立了青少年“海洋观全国教育基地”,中国人民海军还送一艘军舰给教育基地,军政携手,共为市民积极营造海洋文化的氛围,承担起“加强全民族海洋观教育”的重任。“海洋观教育基地”大致可分为六个部分:(1)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2)中国海洋近现史;(3)海洋意识与海洋强国;(4)海军博物馆(在军舰上);(5)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6)人类与海洋美好的未来。[4]各级(省、市、县、镇)政府都要建立海洋观教育的基地和场所,建设海洋公园,各中小学每年组织去教育基地,免费到海洋公园参观学习,把这项工作设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3.3教育部门在海洋观教育方面大有作为

海洋既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源头,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在当今海洋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有效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我们的国家利益就会受到重大损失,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制约。海洋权益包括国家的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海洋权利属于国家的范畴,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而形成的权利,主要指沿海国对领海和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在公海和国际海底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国家的海洋利益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等。[5]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教育部门可以大有作为。关于海洋知识的题目要作为每年高考试题、硕士和博士生考试的必考题,高等学校都要开设《海洋科学导论》公选课,沿海地区的高校要开设海洋知识的必修课,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题目,海洋知识类的题不可或缺,就是各类晋升职称和职务的考试,也要有海洋知识类的题目。只有这样,把平时教育与关键考试结合起来,海洋观教育工作就会大大推进,国民的海洋意识就会大大增强。

3.4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各级党、团组织将可以大显身手

2011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在视察广东海洋大学时说,海洋产业在广东是非常有前景的!广东省陆地面积不到17.8万平方公里,而海洋面积有41.9万平方公里。总体上讲,陆地开发过度,海洋开发不够。所以,面对新的世纪,海洋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海洋

产业是一个战略性产业。海洋大学的事业是最有前景的事业。要向全社会普及海洋知识和海洋意识。做好海洋科普工作,让大家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如何利用海洋,新世纪海洋开发对缓解陆地压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何意义,让大家都来注意海洋里的学问。[6]这表明中国沿海地区的领导已经认识到发展海洋产业与加强海洋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正在采取行动将其落实到实处。

团中央和各级党、团组织可以利用组织生活,广泛开展海洋知识竞赛活动和海洋知识辩论活动,可以利用暑假,组织优秀团员青年去南海诸岛参观旅游、夏令营活动,各市、县政府可以组织优秀干部、职工不是出国而是去南海诸岛考察。这一点既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又是一次海洋意识的培训,对推动全民国防海洋意识十分必要。

我国一年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竟然接近3000亿元,如果能作为国家意志与行为,把一部分公务员出国变为去南海诸岛免费旅游,在原来出国的3000亿元中节约1000亿元,用于补贴给去南海诸岛的飞机、船用汽油费,那么,我国国民的海洋国土、海洋文化教育将大幅度提升,建设海洋强国之路将会提前完成。

3.5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新闻媒体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我们迈入21世纪海洋世纪的时候,面对相对落后和薄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那么我们就需要我们海洋文化来阐释海洋世界新的理念,引导社会舆论和人民重新认识,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观。当今世界各个海上强国都有着其特有的海洋文化,比如英国、法国、美国,其海洋力量之所以强大是来自于其传统海洋文化的竞争决定了他们海洋发展的方向,形成新的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使他们屹立于世界海洋强国之颠。

新闻媒体有传递信息功能,影响舆论功能和宣传教育功能。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一定要发挥新闻媒体在海洋文化和海洋国土教育方面所起到的宣传教育作用,把我们国家的海洋发展战略,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实事求是地通过事实,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

办好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系列活动和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海洋科普教育基地评选与挂牌等相关活动。支持沿海各地业已形成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海洋宣传节庆、论坛活动。加强海洋宣传工作队伍和工作机制建设。逐步打造一支专业化、固定化的宣传工作队伍。[7]

3.6军民携手走向深蓝色的海洋

由于历史等复杂因素,我国与周边国家存在海洋划界和岛屿归属等纷争,对我领土、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开发造成严重影响;一些海上强国强化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给该地区的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此外,海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海上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对我国的海上安全提出新的挑战。

海洋安全论文篇2

关键词:政治课;海洋观

近年来,中国的南海、黄海和东海等区域都出现了许多不安定因素,在美国的主导下,周边各国纷纷摆出强硬姿态,不断侵犯中国海洋权益,压缩中国海洋生存空间。

海洋空间是继陆地空间之后,人类又一个重要生存与发展空间。中国既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眼光更多集中在陆地安全和陆地权益上,相对而言,海洋意识不强。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国家,虽然他没有否定中国有自己的海洋文化,但中国人淡漠的海洋意识使海洋文化难以发挥积极作用。面对今天严峻的海洋安全形势,提升中国人的现代海洋意识尤为重要。作为中学爱国主义教育主阵地之一的政治课,在中学生中深入进行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海洋权益观的教育,树立“寸海寸金”的观念已经刻不容缓。

一、依托课本内容,培养学生正确的海洋观

课堂教学,首先要立足课本。优秀的教师一定善于通过课堂教学,让学生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悄无声息地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当前,我国海洋疆域局势纷繁复杂,海洋划界争议不断,海洋资源遭到掠夺,渔民生产安全得不到完善保障。联系到海洋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背景,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要强调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海洋国土教育,许多中学生对我国现有的海洋权益缺乏足够的认识,对我国海洋权益所面临的挑战也缺乏了解。很多人甚至认为“南沙群岛距离大陆那么远,产生争议也很正常。”“中国国土面积那么大,争几个小岛有意义吗?”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教师应该结合课本内容给学生介绍一些简单的海洋权益常识。例如,在讲到“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一课时,教材明确指出,国家利益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权益,我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等,在发展对外关系时必须坚定的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而海洋权益属于国家范畴,包括经济安全、环境安全、国土安全等多方面,涉及国家利益的方方面面。要让学生了解一些有关海洋国土的基本概念,如领海基线、内海、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国际海底区域等。通过这样的介绍,学生顺理成章地理解海洋权益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

二、结合时政热点,培养学生正确的海洋观

社会上出现的任何重大时政新闻都可以出现在政治课堂上,作为政治课堂的素材。在海洋观教育上,政治教师完全可以发挥政治课的这一优势,结合当前我国周边形势,让学生了解当前我国海洋权益面临的严峻挑战,从而树立正确的海洋观,坚定的维护我国的海洋利益。

针对当前的紧张局势,可以在政治课堂上抽出一点时间,给学生介绍一点有关问题的最新动态。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在美国的默认和怂恿之下,加紧控制的步伐,不断地挑战我国的海洋安全底线,严重侵犯我国的和领土完整。而美国一方面声称在中日归属问题上不持立场,一方面又坚持所谓的“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这种矛盾表态使的局势和矛盾愈发紧张激烈,也为我国维护海洋合法权益增添了更多的困扰。通过这些时事热点的介绍,学生自然产生出要努力维护我国海洋权益的认识。

三、发挥主体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海洋观

学生永远是课堂的主体,政治课由于其思想性、理论性强,在教学过程中更要重视学生主体作用的发挥。作为政治教师,要切实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搭建平台,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问题,引导学生探讨现实问题。在海洋观教育上同样应该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参与进来,主动去关注国际风云的变幻,关心国家利益的得失,自觉主动地维护国家利益。

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营造自主学习的氛围,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获取知识和培养能力。例如,就如何解决争端,许多国人,包括一些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有的认为,当年我国国力较弱,尚且打了西沙海战与赤瓜礁海战,现在国家强大了,更应该用武力收回。有的则认为,我们应该更加韬光养晦,埋头苦干,大力发展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也要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和威慑能力。在这个问题上,教师可以组织一次大讨论,让学生在课堂上各抒己见。也可以把学生请上讲台,发表演讲。还可以组织一次小型的辩论会,让学生事先收集相关方面的信息,做好准备,然后在课堂上进行辩论,等等。当然在活动过程中,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教师的正确引导。

海洋安全论文篇3

当前,我国的海洋教育还比较薄弱,国民海洋国土意识欠缺,许多人不知道我国的国土面积还应包括约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国民对海洋知识了解不多。据国家海洋局对我国国民的调查,在调查对象中,对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基本的海洋知识能正确理解的分别只占5.4%、4%、4.2%,大多数受访者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了解甚少。因此,加强海洋教育,让国防教育走向海洋,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和现实的课题。

重要的地位――海洋国防观念影响大局

发展依靠海上。早在25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家狄米斯托克就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海权理论之父”马汉指出:“海权对世界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纵观近代世界,大国的崛起无不依靠海洋。葡萄牙和西班牙率先成为近代海上强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17世纪,英国先后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海上马车夫”荷兰,确立了海上霸主地位,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的崛起正是从总统老罗斯福把马汉的海权理论带进白宫后开始的。二战后美国迅速控制了世界海洋,从而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我们的近邻日本,就是在领受了美国佩里舰队叩关的屈辱后,树立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强国目标。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近现代海洋强国都成了发达国家,而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增强全民和国家层面上的海洋意识。

利益取之海上。海洋空间是继陆地空间之后人类又一个重要生存与发展空间,有着丰富的资源。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拥有陆地上具有的一切矿物资源。地球上的生物资源80%在海洋,世界可开采石油储量的45%在海洋,海水中铀的储量相当于陆地总储量的4500倍,全球可燃冰储量是现有石油天然气储量的两倍,海水聚变技术有望满足人类500万到1000亿年的能源需求。随着陆地资源日益减少,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显得越来越重要。联合国将21世纪称为海洋世纪,海洋经济正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点。目前亚太地区正成为全球发展的重点。20世纪初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就预言说:“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的发现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在开发的顶峰,势必很快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唯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成为三者之中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海洋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中国梦”不可或缺的战略空间。

危险来自海上。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在航海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事实正是如此,近代中国的苦难就是从海上开始的。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的100年间,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我国的大的军事行动就达84次之多,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海域被两条岛链所围困。在第一岛链,美国部署有军事力量,依托海空基地群对我构成了军事威慑。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加大,加强对我遏制的力度,还抛出了“空海一体战”理论来对付我国。

安全系于海上。海洋是一个国家的国防前哨和门户,在防止敌人从海上入侵、保卫国家领土和海洋上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在全球16个海上咽喉要道和重要海域都投放有兵力,确保战时能封锁他国海上航运和海军力量,维护美军的航道,近年来更加强调“以海制陆”。加强海防、掌控海权是确保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当前,随着全球性的“圈海”运动此起彼伏,各国争夺岛屿和海洋资源的斗争日益尖锐,我国的海洋权益受到威胁。面对岛屿被蚕食、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的严峻形势,维护海洋权益的斗争任重而道远。另外,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进口国,2012年原油对外依存度高达56.4%,再创历史新高。石油等战略资源进口主要依赖海上运输,对外贸易也有赖于海上运输,海上交通线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保障远洋生命线安全的任务十分繁重。可见,海洋不只是战略争夺的途径,而且已经成为战略争夺的主体,对于国家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

深厚的积淀――中国海洋文化传统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的古代海洋文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和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传世古籍《尚书》中就有“四海会同”、“环九州四海”、“江汉朝宗于海”等记载,《尔雅》有“物产富饶为陆海”的认识,韩非子强调“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管子指出“利在海也”。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由于紧紧抓住了“渔盐之利”,从而发展为“海之王国”,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和“战国七雄”之魁。早在秦朝,徐福就已经开始东渡,横跨大海。中国造船技术的发达和指南针的发明大大提高了航海技术,开创了世界航运史上的新篇章。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就与陆上丝绸之路并驾齐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远的海上航线。明代中国的航海业达到了顶峰,郑和率2.7万多人的庞大船队七下西洋,历时28年,使得当时的永乐年间成为明朝最鼎盛的时期。

猛然惊醒的近代海防思想。1430年左右,昏聩的明朝统治者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闭关锁国,厉行海禁,严令“片帆寸板不得入海”,使中华民族错过了开发和利用海洋的大好时机,客观上也造成了东南沿海地区倭寇盛行。成书于倭患严重时期的《筹海图编》认为,明朝通商屡禁不止、倭寇屡剿不灭的根源在于错误的海禁政策,根除倭患的方法在于通贡开市,应在沿海岛屿、重要海路等“要会之地”设置强大海军,并且“南北会哨、昼夜扬帆”,定时巡视海面,“直欲邀击于海上”,提出了“哨贼于远洋”“击贼于近洋”“歼敌于将登”的整体防御策略。其作者郑若曾还振聋发聩地提出了“经略海上”的先进思想。从明朝延续到清末长达400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彻底击碎。惨痛的教训使有识之士猛然惊醒,许多仁人志士开始放眼看世界,提出了加强海防的良策。林则徐指出:“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魏源则呼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一支新式海军。左宗棠强调加强海防的重要性,提出建设一支近代海军加强海防、抵御外侮。清朝末年还展开了一场关于塞防与海防的大讨论,当政者由传统的重视塞防向塞防、海防并重转变,开始筹建海军。随着中日甲午海战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中国再次陷入了有海无防的困境。

逐渐萌芽的现代海权意识。清末以来来自海洋的严重危机,唤醒了少数中国人的现代海权意识。民国的海权思想以国父孙中山为代表。孙中山从进化论出发,认为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掌握了海权国家才可能强盛,并阐述了世界海权的发展趋势,结合中国实际,指出国家独立、恢复是争取海权的前提。他强调:“自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于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孙中山的考虑有四点:一是提高海军地位,二是兴船政,三是建东方、北方、南方港口,四是争夺太平洋制海权。国民政府海军部长陈绍宽则数次主持制订海军发展计划,谋求在立足防御的同时,海军能够在海上与入侵之敌作战,“获得中国海之制海权”。他提出了将中国沿海划为4个海军区、建造20艘航母的宏伟设想。但长期忙于内战,根本顾不上海军和海防建设。抗战开始时,国民政府的海军几乎没有与日军进行过一次海战。

普遍的选择――国外海洋教育经验可资借鉴

美国把地理和英语、数学、科学、历史一起,列为美国基础教育的五门核心课程。美国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实施海洋补助金计划,资助海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吸引科研人员开展海洋科学研究,从事海洋咨询和服务活动等。美国海洋政策委员会在2004年向国会提交了长达610页的《21世纪海洋蓝图》报告,提出了全新的海洋管理理念和具体明确的行动措施,提出要强化国民的海洋意识,建立协作的海洋教育网,协调海洋教育;要把研究和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海洋教育,加强对高等教育和未来海洋工作力量的投资,满足未来对海洋队伍的需要;要对所有美国人进行终身海洋教育。在每年一度的海军节,美军包括航母在内的军舰都向公众开放,吸引大批公众前往参观,起到了良好的国防教育效果。

2005年日本经团联发表了《关于推进海洋开发的重要课题》,向日本政府建议将产业界、学术界和政府联合起来,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海洋教育课程。2007年4月日本通过了《海洋基本法》,此法成为日本的海洋,明确指出了地方团体以及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对国家海洋权益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第28条则详述了国民应具备海洋意识,应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日本教科书对日本的各个属岛如数家珍。日本小学教科书这样宣传:“我们没有土地和资源,只有阳光、空气和海洋。”每一名小学生都会接受这样的观念:日本的未来取决于海洋。每年7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日本法定的海洋日。届时,沿海都市都举办蓝海节,专家学者共同研讨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表彰做出突出贡献的海洋工作者,还举办向公众开放海上巡视船等活动,强化国民的海权意识。

韩国对国民的海洋意识培养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从向幼儿园提供各种海洋玩具,到小学、中学逐步增加海洋教学内容,再到大学开设海洋专业,海洋意识教育逐步深入,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海洋观培养体系。

英国于2009年11月由王室批准了《英国海洋管理、保护与使用法》,简称为《英国海洋法》。该法强调海洋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每个国民都有义务保护海洋环境,也有义务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并鼓励公众参与决策与管理海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时代的呼唤――全面推进海洋国防教育

以领导为重。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后,很多国家和地区都研究制定了海洋发展战略,重视海洋教育对海洋经济的促进作用,开展了一系列包括海洋国防教育在内的活动。进入21世纪,海洋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各发达国家,都非常强调对海洋管理者素质的培养。因此,要把各级领导特别是海监、海事、海警、海关、渔政等涉海部门的领导作为海洋国防教育的重点,突出海洋安全形势、海洋地理环境、海洋国际法等知识的学习与培训,使他们确立“陆海统筹”的理念,树立海洋安全观、海洋价值观、海洋发展观,更加积极主动地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学生为本。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对他们开展海洋国防教育非常重要。应根据学生的成长周期,深入开展海洋国土观、海洋国防观、海洋权益观的教育。有计划地组织编写出版各类海洋读物和海洋知识丛书,推进海洋知识“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活动,使学生从小就开始了解海洋、认识海洋、熟悉海洋、关注海洋。将海洋国防教育与学生军训相结合,与军事理论教学相结合,与历史、科学、思政等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相结合,与课外活动相结合,提高教学效益。采取宣传橱窗、校内广播、知识竞赛、辩论会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营造浓厚的氛围。注重开展实践教育活动,组织学生过军营夏令营,参观海军部队和军舰,提高教育效果。

以公民为基。面向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海洋国防教育是项基础性工作。应加强海洋国防教育基地建设,建设一批海权教育馆、海防博物馆、海洋科技馆和水族馆等设施,赋予其国防教育功能。加强海军舰艇与命名城市的双拥共建活动,不断拓展海洋国防教育的途径,增强群众与海洋、海防、海军近距离接触的机会。结合“蛟龙”号深潜、“雪龙”号极地考察、“大洋一号”科考、海监执法保钓、海军远洋护航等活动,开展教育,扩大教育成效。

海洋安全论文篇4

论文摘要: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在目前轰轰烈烈的海洋开发热潮中,围绕着海洋权益和安全的斗争呈现出越来越复杂的态势。文章从开发海洋经济与维护海洋权益和安全相统一的角度出发,从开发海洋经济的重要性,重视海洋安全与权益的斗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海洋强国发展战略等方面阐述了我国开发海洋与维护海洋权益兼顾的重要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发展海洋经济。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海洋开发热潮中,围绕着海洋权益和安全的斗争呈现出群雄逐鹿态势。我国的海洋权益和安全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促进发展海洋经济,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和提升海洋安全力量,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正确的海洋发展战略。

一、开发海洋经济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及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加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促使商品、资本、知识、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等经济发展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组合和优化配置,以至于国别和地区经济越来越多的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和影响的经济关系。

(一)海洋的开发与利用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必然打破地区和国别封锁,真正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全球流动及合理配置。而海洋的开发利用正是实现这一沟通的桥梁,是对外开放的主要载体。

(二)率先发展起来的国家,依海洋而发达,依海洋而富有

世界上多数沿海国家和地区由于濒临海洋而形成优越的地理环境,适合经济社会发展,使他们率先成为发达地区。我国发展较快和率先富裕起来的城市和地区集中体现在东南部沿海地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

海洋经济已成为沿海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已经成为沿海国家的共识。很多沿海国家把发展海洋经济列入国家发展战略之中,出台了各具特色的海洋开发计划,不断加大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力度,力争使海洋经济成为国家经济中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

(三)开发海洋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需要实施海洋开发。我国经济发展持续快速与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一方面要节能挖潜减少消耗,另一方面要寻找新的资源。而我国所管辖的海域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矿资源,加大海洋开发力度,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海洋领域的社会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2.开发海洋,也是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途径。发展海洋经济,有利于加快沿海地区的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率先实现现代化。我国有5亿多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区,并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实施海洋开发战略,有助于改善沿海地区居民生存环境,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人们从海洋中受益。

3.我国海洋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成逐年提高的趋势。1980年我国海洋产业产值80亿元;1990年我国海洋产业产值为438亿元;1995年我国海洋产业产值为2460亿元;1997年我国海洋产业产值为3104亿元;2002年我国海洋产业产值为4300亿元;2006年我国海洋产业产值为20950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

这说明,我国海洋产业产值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在不断提高。

(四)实施海洋开发有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

海洋开发,不仅仅只是一种开发能力,它也是提升、保护国家海洋权益的海上综合能力的体现。 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没有强大的海洋力量,就无法保证安全的出海通道和海洋国土安全。实施海洋开发,建设海洋强国,是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祖国统一的重要基础和保证条件。

二、坚持海洋开发与维护海洋安全相统一

开发海洋已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在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调整海洋经济结构,尽快提高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水平;坚持发展海洋经济与国防建设统筹兼顾原则。因此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海洋安全与权益的斗争,把保护我国领海安全,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放到重要位置上来。

(一)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关键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更加关注海洋安全,把海洋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关键。首先,与中世纪不同,全球化时代国家财富的增长与国家海权的扩张是同步上升的。这是因为,海洋是地球体的“血脉”,是将国家力量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送返资本母国的最快捷的载体。于是,控制大海就成了控制世界财富的关键。其次,进入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安全是“边界安全”与“安全边界”的统一;前者是主权安全或领土安全,后者是利益安全;前者是有限的,后者是无限的,也就是说,安全边界越远大,边界安全就越有保障。安全边界是利益边界,利益边界的载体是海洋。所以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海洋国家特别注重海洋权益的安全,只有获得制海权才能保障利益边界即海洋权益的安全,国家安全才有保障。

(二)我国的海洋权益和海洋安全不容乐观

我国在海域划界和利用方面与邻国存在着许多分歧。在当前这场世界性的海洋争夺战中,我国的海洋权益受到严重的侵害。

1.岛屿被侵占,资源遭掠夺。南海是中国最大的海域,占中国海域的一半左右。目前大部分南海岛屿被侵占。

南沙群岛是南海诸岛的重中之重,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一些周边国家对此垂涎三尺,自20世纪70年代至今南沙共有44个岛礁被它国所侵占。一些周边国家已打井500多口,其中在我国传统海疆线以内近200口,攫取我大量油、气资源。他们还多次强行扣押我国渔船和鱼民。2000年以来,海南、福建、广东和广西四省区共有530多艘渔船被南海相关国家扣留,涉及渔民近6000名,经济损失惨重。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奉行 “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国主张有关各方在南沙问题上采取克制、冷静和建设性的态度。但中国良好的愿望并没有得到有关国家的承认和积极响应,周边国家仍在大肆侵犯中国的主权和权益,使南海问题成为一个国际争端的焦点。

在东海方向钓鱼岛被侵占。日本违背中日两国关于将钓鱼岛主权暂时搁置的承诺,一些右翼团体和少数地方议员频频登岛,企图造成既成事实,并试图以该岛为起点,与我国争夺东海部分海域资源。钓鱼岛是我国最早发现、命名,并行使主权的。但日本强行占据该岛,并在岛上修建大型灯塔,树旗立牌,使钓鱼岛争端不断尖锐化。

2.中日东海划界问题与油气资源争端。日本目前对所谓“本国大陆架”勘测的范围为日本东部、东南部太平洋上的小笠原诸岛、南鸟岛、冲之鸟礁及中国的钓鱼岛,日本与韩国有争议的竹岛(韩国称独岛)周围的九个海域,总面积达65万平方千米,相当于日本国土面积的1.7倍。依据日本的“中间线”划分法,与依据中国主张的“大陆架自由延伸”的原则划定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差了约30万平方千米,相当于3个浙江省的面积。日本欲借“中间线”扩大其专属经济区,与中国强分大陆架,这种做法缺乏国际法理依据。

3.某些大国插手南海问题。从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后,美国舰船频繁在我南海出现。美各类海洋调查船,对我南海资源、海况进行调查,甚至与我渔船发生冲突。近期美国海军麦凯恩号驱逐舰进入我南海,其拖曳的声纳探测仪与我潜艇相撞。美国不仅亲自出马干涉我海洋权益,而且还鼓动周边一些与我海洋权益有争议的国家来挑衅。

日美要协防钓鱼岛;菲律宾通过立法强行占有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马来西亚总理巴达维登陆南沙群岛的弹丸礁和光星仔礁“宣誓主权”;印度为了实现地区霸权战略目标,提出了“东进政策”,加强了同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联盟,试图扩大对南海问题的发言权。此外澳大利亚也表示,对南海问题“不能视而不见”。

这些情况充分说明,我国周边海洋主权和安全已受到严重的威胁,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加以重视。

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确立正确的海洋发展战略

能不能确立正确的海洋战略事关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本着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确立正确的海洋发展战略。

(一)把开发利用海洋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

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趋势下,世界各沿海国家纷纷把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向海洋。我们也应该从国家的长远和全局发展考虑,建立中国的海洋战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海洋政策、规划和建设等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涉海法律法规。尤其是在1996年3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加强海洋资源调查,开发海洋产业,保护海洋环境”。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海洋第一次被提到了重要位置。

2003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我国海洋经济发展指导原则:坚持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提高海洋经济总体发展水平;保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坚持科技兴海;坚持有退有进,调整海洋经济结构;坚持突出重点,发展支柱产业;保证国防安全,坚持发展海洋经济与国防建设统筹兼顾。《规划纲要》还确定了在发展海洋经济的同时,逐步把我国建设成海洋强国的总体目标。

我们要按《规划纲要》的要求,从战略高度,把海洋事业的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做出科学的战略部署。

(二)要树立全球海洋战略意识

把占地球表面积71%的海洋作为中华民族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战略环境。我国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构成的近海经济带是环太平洋油气带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而公海是国家管辖海域以外的广阔海域,是潜力巨大而尚待开发的区域,依照国际原则与全球人类共同享有,也是未来各国争夺最激烈的区域。要尽力加大中远海域的开发力度和技术资金储备,使我国在全面开发海洋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三)把建成海洋强国作为民族奋斗的战略目标

在新世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在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由内陆向海洋的转移中,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确保我国在海洋安全和权益斗争中的主动权,我们必须确立海洋强国发展战略,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1.海洋大国必须同时是一个海洋强国。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但并不是一个海洋强国。纵观大国崛起的历史,无一不是采取了海洋强国的发展战略。

在近代历史中率先崛起的西班牙正是从欧洲无休止的陆地征战中脱身而出,踏上海洋探险和征服之路,起步虽晚但力度巨大。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的83%被西班牙掌握。西班牙以暴增的财富大幅度加强海军建设,西班牙也因此成为欧洲第一个世界级殖民帝国。

当代海洋强国美国,长时期实行“大洋战略”,即依靠海上力量加强美国的战略地位的方针。美国海军学院前院长艾塞马汉说:“海权包括凭借海洋或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美国前总统肯尼迪说:“控制海洋意味着安全,控制海洋意味着和平,控制海洋就意味着胜利”。美国人最早发明海权一词,也是最早悟得海权奥妙的国家。正是掌握了这样一个奥妙,美国通过一系列手段,一步一步走向超级大国和世界霸权。

2.拥有强大的海权是我国必然选择。我国有2万多公里海岸线,7千多个岛屿,近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对于这样一个地理形态的大国,拥有强大的海权本应是必然的选择。由于近代中国对世界发展大趋势反应迟钝,与国家政治变革同步的军事转型迟迟不能完成。所以“重陆轻海”的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由于种种原因和各种因素,始终没有把发展海洋经济,建成海洋强国放到战略地位上来。

沉痛的历史教训给人们许多启示。海洋利益关系着国家的荣辱。没有海洋意识的民族是没有兴衰未来的民族。一个濒临海洋的大国,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捍卫自己的海洋权益,也不可能长期保持其大国、强国的地位。因此顺着国家战略的指向,拥有强大的海权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四、发展海上力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

国家海上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和实现海洋权益最重要的工具。海洋权益是国家主权概念内涵的延伸。但是,海洋权益永远需要有力量来捍卫,这个力量就是国家的海上力量。

(一)加快完善海洋立法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把发展海洋经济作为振兴经济的重大举措,对海洋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海洋管理等投入逐步加大。为规范海洋开发活动,保护海洋环境,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先后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这些法律法规仅限于对内的使用管理方面,而缺少针对维护我海洋权益的法律法规。而我南海周边一些国家却先行于我。今年2月17日,菲律宾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将我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成立了专门的海洋维权机构,甚至直接动用军队控制周边海域。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国政府应该给予有力回应。应加快制定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可以通过立法昭示天下,宣布我国的海岛数量、分布、名称,规制开发利用权益等,维护我国领海权益。前不久人大常委会讨论审议《海岛保护法》要突出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国防安全的内容,经修改完善后应尽快出台。

(二)加强海上执法队伍建设

我国海洋管理体制不顺,海上执法队伍分散,难以对海洋开发和保护活动进行全面有效的综合管理。

目前,国务院涉海部门虽多,但职能交叉,造成政出多门,管理分散。尽管2008年7月国务院批准的国家海洋局”三定”方案规定国家海洋局的职责中包括”对海洋事务的综合协调”,但目前仍未实现对我国300多万平方公里管辖海域实施全面有效的综合管理。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建立完善国家的海洋法规和海洋管理体制,一方面要加强执法队伍建设,通过多种层次和手段来维护领海权益。如多批次派出渔政船、海监船、甚至军舰来加强对南海、东海的护鱼、护油、护岛的活动。

(三)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上力量保障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领域。海洋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汉说:“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性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海洋安全必须要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作保障。

中国的海上力量同我们这个濒海大国的地位相比,有很大差距。爱因斯坦的话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现在我们的世界最缺乏的是善意和力量的结合”。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大国,素有“善意”,一直缺乏“力量”。总结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康乾盛世以前和新中国以后,是两个最明显的和平时期,中间则是漫长的战争时期。这漫长的战争不是由于中国特别强大侵略世界,而是因为中国过于弱小,被世界列强宰割所导致。今天,无论是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政策,还是选择海洋强国战略,正是痛定思痛,不愿重蹈覆辙的结果。

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大提高,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三位。外向型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因此无论是海上通道、对外贸易,海外市场,还是海洋产业,中国都必须有强有力的海上安全力量来保障。

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看,海上军事力量是海洋实力中最重要的部分,世界上所有的海洋强国都离不开强大的海军作为后盾。环顾当今世界,美、俄、英、法等强国无不拥有一支强大的海上舰队;我国周边一些国家,也从保护自己海洋权益的角度出发加强海军建设。近几年我国海军建设有所加强,但由于以往受近海防卫战略指导思想的影响,其作战能力仅限于近海。中国对远海海域的国家安全关注不够。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和海洋领土安全、收复被占岛屿、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国海军的神圣使命。不论国家的利益在全球哪一个地区受到威胁,我国的海军都应有能力加以捍卫并能够有效地对来自任何强权大国的挑衅和威胁,予以强有力的遏制和反击;我国海军应有能力维护和保障我国海洋安全,有能力以较小的代价打赢事关中国安全和统一的局部战争。

参考文献

[1]曹文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海洋政治[M].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

[2]陆忠伟.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M].时事出版社,2005.

[3]杨毅.国际战略形势分析[M].时事出版社,2006.

[4]唐晋.大国的崛起[M].人民出版社,2006.

海洋安全论文篇5

当前,国际海洋领域出现的问题有:岛屿争端的日益复杂化、多数海域划界分歧和争端尚未有效解决、各国对公海海洋资源争夺更加激烈、海盗和海上恐怖势力泛滥、海洋环境污染等,几乎涉及到海洋领域的方方面面。《公约》在应对这些问题时,出现了不能完全适应和满足国际海洋各种情势变化的状况,亟待补充和完善。例如,尽管《公约》为确定和分割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海洋法的生效也刺激了国家间的海域争端,海洋权益的分享和分割造成了新的矛盾乃至冲突,尤其是根据海洋法200海里大陆架原则出现的管辖权重叠海域,造成广泛的冲突,使海洋划界更加困难。比如,对相邻或者相向国家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就没有明确的规定划界的原则,有“中间线”、“等距离”原则和“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等,导致许多国家之间的海域划分及岛屿争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军事活动问题约定不明也容易产生矛盾。又如,一些国家通过本国或国家集团的单方面行动,对《公约》中未做明确规定的空白部分或仅有原则性规定的部分,通过国内法或国家实践进行“填补式”或“具体化”的适用,对海洋法中的剩余权利展开激烈争夺。或是对海洋法内容进行修订,如美国单方面倡导的防扩散安全倡议(PSI)拦截原则,美国与利比里亚、巴拿马、马绍尔群岛等船旗国签订的船舶登临检查双边协定的内容,使得协定的缔约国有权对位于沿岸国领海之外的、运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生物、化学武器等国际条约所禁止物资的其他缔约国的船舶行使停船、登临检查等执行管辖权。海洋法还存在未明确地带,经常导致国际法理论和国家实践的矛盾和冲突。有些国家拒绝加入或批准其中有些条款极不利于本国的《公约》,这都对海洋秩序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无疑构成巨大威胁和挑战。针对上述情况,当前中国通过制度建设手段推动和谐海洋建设,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当前中国应加强对包括《公约》在内的法律文件以及《21世纪议程》等政策文件的理论研究,为优化国际海洋法提供充分的理论根据和法律意见。现实情况表明,当前对国家间的海洋权益争议《公约》提供不了完全适用的法律根据。对于《公约》,既要充分享受它带来的各种现成的利益,与此同时,还应逐渐完善它的各种重要制度,包括对处理和执行政策的国际组织和机制的建设。事实上,在中国的国际海洋法研究中,目前尚缺乏对此问题的系统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散在对国际海洋法,尤其是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宏观研究之中。由此,当前军地海洋法研究力量应有效整合深化研究,提出修订和完善法规的系统内容,并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以增强立法话语权。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海洋制度制定、修订和完善,争取成为国际海洋制度制定的重要影响方。为了保障国家海洋权益加强国际合作,迄今为止,中国加入了许多国际海事条约和组织。在未来更加激烈的海洋竞争情势下,世界需要更多的海洋法律规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应努力健全与完善国际海洋制度,加强海洋法律制度效用,协调各国海洋权益,应对各方利益交错、日趋复杂的海洋政治环境。为此,中国应以完善全球性国际海洋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积极主动地倡议国际海洋制度的修改、完善和新制度的制定,对领海的宽度问题、国际海峡的通行制度问题、专属经济区的法律性质问题、国际海底区域的法律地位问题、国际海底的开发制度问题、海洋环境污染的管辖问题、海洋科学研究的“同意制度”问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执行力等海洋法焦点问题提出看法,努力成为全球海洋规则的参与者和主要制定者,有效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战略利益,同时推动和谐海洋目标的实现。应该客观看到,海洋制度的确定和修订有赖于我国与主要大国的协调能力。应该客观看到,今天国际机制运作仍然主要是大国合纵裨阖的过程,同样在国际海洋政治领域某些海洋大国具有极大影响力,使得国际海洋政治也具有鲜明的大国政治的意味。因此,实现国际海洋治理制度化,海洋大国是关键。如何说服这些关键性海洋国家接受海洋制度的约束是该理念实现过程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如何联合发展中国家让其接受相关海洋制度是需要智慧的,也需要相当长的反复博弈过程。

二、推动各全球性国际组织发挥沟通协调积极作用,寻求调节海洋矛盾冲突组织依托

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构建国际海洋和谐秩序不仅需要海洋治理制度化,还应该通过相应的载体与平台调节国际海洋冲突矛盾。一方面,加强和完善联合国体系之内的国际海洋管理机构,充分发挥其协调作用。在庆祝中国人民海军成立60周年典礼讲话中强调,中国坚持在联合国框架下组织开展国际海上安全合作,履行国际义务。事实上国际海洋事务已经成为联合国的热点问题,联合国系统有大量处理海洋事务机构。如海洋事务与海洋法司(DOALOS)、根据《公约》建立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国际海底管理局、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等处理海洋议题的专门组织、国际海事组织、以及经社理事会内的海洋法机构、粮农组织的渔业机构、仲裁法庭以及特别仲裁法庭等。作为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可以秉承其所规定的宗旨和原则对国际海洋主要问题进行协商,成为建立国际海洋和谐秩序的主导力量。应该看到,虽然既有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已经发挥着调节海洋矛盾的作用,但是面对国际海洋的复杂形势,相关国际组织还需要适时应变,通过全方位、各领域循序渐进的改革,解决许多组织大会的间隔期限比较长,不利于解决突发事件的问题,同时优化表决制度,提高表决制度合理性和公平性,避免联合国各海洋组织成为大国推行海洋霸权的工具。另一方面,发挥联合国体系外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使之与联合国共同成为带动海洋和谐秩序建设的重要依托。十报告提出:“我们将开展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友好往来,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社会基础。”在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也需要我们加强同政府间国际海洋科学组织沟通联系,为扩大中国在国际海洋政治影响奠定社会基础。联合国系统外约有五、六十个独立的政府间国际海洋科学组织。其中多边组织较多,大多为专门设置。如1947年组成的南太平洋委员会(SPC),主要目的是促进南太平洋区域的海洋资源开发。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与海洋事务相关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大量兴起。由于非政府组织与现存的国际组织、机制相比,可以说它们意识形态色彩较淡;而且其观念、观点容易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决定了中国在依托非政府组织宣传和谐海洋理念方面可以大有作为。中国应通过培育发展壮大与海洋事务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并和国际上相关组织保持联系和沟通,扩大中国在此间影响力。此外,一些区域性海洋管理机构也可以在和谐海洋建设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地中海沿岸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应机构———“地中海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它在协调地中海沿岸国家海洋利益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其他区域效仿,以加强地区内国家间的海洋事务协调与合作。随着中国国力与影响力的迅速提升,中国应增加参与国际组织的深度与广度,增强影响现存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机会与能力,以实现更好依托国际组织处理海洋矛盾。

三、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积极推行区域合作战略,构建建设海洋强国的外交基础

当今围绕海上权益纷争,迫切需要国家之间的灵活的外交手段主动推动区域海洋合作机制的建设,形成一种共赢的态势,避免单一的、排他性的单独领有状态,这样就有助于更好地能够在多赢的基础上解决海上纷争。建立海上危机控制和处理机制,第一时间化解危机和阻止危机升级。作为一个典型的大陆滨海国家,我国长期存在的传统安全威胁和日益增多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了海上危机的来源和影响因素日益多样化,使我国面临着复杂的海上安全形势。可以说,海上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包括领土和争议、海域和领海界线纷争、海洋资源权益之争、大国海上冲突、海上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海盗及恐怖主义袭击等,都有可能在中国周边海域发生。因此,建立危机控制与处理机制显得十分必要,它与战略对话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动效应,第一时间化解危机和阻止危机升级。危机管控来自于先期协定修订和约定,如中美在1998年签署的《关于建立加强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的协定》(MMCA),我国有必要和周边海洋国家签署类似的双边协定以防范于未然。同时应看到,危机管控来自于现有多部门协作联动机制建立,建构科学、合理、先进的海上危机管理机制,对海上危机进行有效的管理,确保在国家的领导下,海洋行政力量和海上武装力量各施其职,分工合作,对海上危机进行控制、管理。

加强双边或者多边沟通协商,增强战略互信。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多、影响大,例如因南海问题中国、越南、菲律宾国内因此事民族情绪高涨,民族对抗情绪强烈,一些国家反华情绪增强,面对此情况我们在处理海洋争端时不能操之过急和简单化,应努力实现既要争取海洋争端的有效解决,又要保持周边环境的和平稳定,努力实现将自身的海洋权益的维护与建立和谐的海洋秩序统一起来。具体而言,中国应该和周边海洋国家保持经常性的官方接触,并将这种对话和接触机制化、制度化,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商讨和解决。积极参与双边或者多边磋商可以通过一些地区性的有利于构建地区多边海洋事务合作机制安全的论坛来实现,如亚太合作安全理事会、东盟地区论坛等。中国不但应积极参与此类机制,还应创建以中国为主导的亚太各国广泛参与的国家层别的多边对话与磋商机制,以阐述中国对亚太海洋事务的看法,推动各国互信建设、海洋事务合作。应客观看到,当前西太平洋区域海洋政治格局错综复杂,中国还面临其他挑战,需要恰当应对。2010年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动作频频,公开表态介入南中国海事物,联合韩日,组成各种形式同盟,大有在东亚形成围堵中国的态势,主导东亚局势的企图明显。当前如何与美在东南亚共处,开展战略竞争而不激化矛盾是个难题。同时近年来,日本联合亚太地区的海洋国家和岛国开展海上共同执法活动,积极致力于在亚太地区构建以日本为主导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对此,中国除应继续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等新安全理念外,还应主动应对上述挑战,通过多边外交活动以把握本地区海上秩序的走向,防止亚太地区的部分国家在美日等国家影响下形成遏制中国的联盟而增加对峙和紧张关系,而应该解决海洋争议问题,增进中国与东亚国家的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塑造新的区域海洋安全环境。建立中国主导下的多边海洋事务合作机制,实现区域内海上多方合作。与其他国家合作是处理海洋事务的重要方式。中国应和多国开展在基础海洋学研究、防灾减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为稳定周边作出应有的贡献。当前,中国应努力与周边国家签订双边海洋合作协议,执行已经签署的海洋合作协议,充实与周边国家的海洋合作框架。当前,围绕海洋问题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打击海盗和海上反恐。近年来,由于海上恐怖事件的频频发生已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国联手海上反恐,重拳打击海盗成为大势所趋。目前,对于海上安全的国际合作,已受到各沿岸国的重视,东盟国家推出了“空中之眼”联合巡逻措施。此外,还有论坛性质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海上安全小组(ARFMaritimeFocusGroup)、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亚洲安全会议(香格里拉对话,SLD)等。2006年11月,依据《亚洲反海盗协定》在新加坡正式建立了“反海盗信息共享中心”,亚洲反海盗合作机制由此启动。这些机制的运行各不相同,实际成效也不一样。这些安全合作机制有广泛性的,也有局域性的,应该特别关注那些具有排他性、带有明显的针对性的安全合作机制,避免其成为地区不稳定的因素。近几年,日本、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六国的海岸警卫队共同组建一支海上反恐巡逻队,重点在马六甲海峡等海域进行联合海上巡逻,以应付紧急情况的发生。在北部湾地区,中国和越南实现了联合执法巡逻。在此基础上,中国应积极探索中外联合巡逻的新模式,拓展联合巡逻的执法领域。目前,中外联合巡逻主要以渔业执法为主,未来应该向联合打击海上走私、偷渡、非法打捞水下文物等方向拓展,实现联合巡逻的综合执法功能。中外联合执法必须要以相应协议的签订为前提,但我国目前在黄海、东海、南海方向与朝鲜、韩国、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均存在较大面积的海洋争议,签订相关协议暂时难以实现,与这些国家难以进行联合巡逻。目前,先可以做的是中国应加强与东南亚各国海上执法机构在具体部门层面上的交流,为中国构建更为广泛的多边海上合作机制奠定基础、构筑框架。此外,中国可多通过在海啸预警、海洋洋底探测、海洋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对邻海国家予以支援,扩大中国影响。

四、拓展军事外交领域和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以恰当方式应用海上武装力量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中国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不但不会对周边国家构成威胁,反而将成为捍卫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中坚力量。因为,正如有论者认为那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法律基础。这些原则也应该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原则,中国成为海洋强国之后,也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搞海上霸权。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目的是利用海洋获得国家利益,从而实现民族复兴,是一个不称霸的海洋强国。”

此间存在着辩证对待海上军事力量作用问题。按照十报告所言,今天军队应“高度关注海洋、太空、网络空间安全,积极运筹和平时期军事力量运用,不断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同时,“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将一如既往同各国加强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互信,参与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在国际政治和安全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依此精神,在海洋政治领域,需要拓展军事外交领域和加强海洋安全合作,以恰当方式应用海上武装力量推进海洋强国建设。通过加大军舰出访频率等方式,扩大海军外交影响力。海军外交是海军根据国家外交需要和对外军事交往的具体要求,利用其活动具有国际性的特点,参与支持国家政治外交的活动。海军外交是国家外交运用的组成部分,执行的是国家外交的使命。形式主要包括舰艇编队出访、高层互访、人才交流、军事技术交流与合作等。自1985年海军开始对外出访以来,出访次数和舰船艘次持续增加。今后更应加大军舰出访力度,增加出访国家和官兵人数;中国应建立与外国海军特别是亚太地区海军的对话磋商机制,积极参加西太平洋海军论坛(WPNS)、亚太各国海军大学研讨会等多边海军论坛,进行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等双边海军对话和学术交流,提出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倡议,与亚太国家签定海上安全合作协议,实现机制化防务合作和军事交流;开辟海上军事通信渠道,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防止战略误判的发生。

继续举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加大对海上合作安全机制的探索力度。中国自1999年首次以参演国的身份参与海上联合军事演习以来,至今十年时间共计参与不同规模的双边、多边海上联合军事演习几十次,不断加大对海上合作安全机制的探索力度。但是,由于中国参与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时间较短,实践性较为缺乏。当前,应解决演习局限于“反恐”、“搜救”、参演伙伴国少、参演舰艇单一、外界因素干扰大等问题。有论者认为针对这些问题,中国在未来参与海上联合军事演习的实践中,应着重在丰富演习内容、扩大演习规模、完善机制化演习、鼓励与外洋国家演习等方面下功夫。当前,美国主导的海上军事联盟,区域防务合作广泛,有广泛性的,也有局域性且排他性的,带有明显的针对性,正成为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例如,美国所主导的主要是西方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联盟和安全联盟,如美日同盟、美澳新同盟、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TSD)等。依托联盟这些国家在热点区域频繁军演,如何和这些联盟展开必要的对话减少对抗是应解决的问题。继续参与国际援助和人道主义行动,发挥大国海军负责任作用。当今,以和平、发展、合作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海军应主动参加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尤其是在联合国授权行动框架内,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国际救灾行动,发挥大国海军负责任作用,并应积极参与国际救援行动和人道主义行动,担负搜救遇险人员、救治伤病员和卫生防疫等任务,协助中国政府向有关受灾国提供救援物资。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疗船巡医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就取得良好的外交效果,扩大了中国在这一区域的影响。

打击海盗,为商船护航。根据联合国授权,中国海军已经于2008年12月26日开始至今持续派出护航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附近海域执行商船护航和打击海盗任务,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充分体现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下一步应拓展商船护航和打击海盗区域,实现联合部分友好国家在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开展新的护航行动,进而还要联合其他国家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其他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海上恐怖主义、海上走私、海上贩毒及贩运人口、海上有组织犯罪等。

海洋安全论文篇6

关键词: 国际法/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渔业管理/新发展 内容提要: 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的迅速丧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陆续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件,完善和细化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推动了国际法在诸多领域,如法的渊源、法律原则和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关注和研究这一变化,有利于我们跟踪和把握当前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环境资源法发展变化的趋势和动向,也有益于完善我国海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法规。 据《中国海洋发展报告2009》,世界近海生物“死亡区”的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大,而近海之外大洋海洋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速度同样令人震惊。(P19)1982年通过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全面建立新的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内的现代国际海洋法律秩序的框架性一揽子协议。(P41)《公约》从法律上明确了各国管辖海域与公海的界线,但新的海洋法律秩序在实施中已逐渐暴露出国家管辖范围内资源管理的强化与公海生物资源管理无序之间的弊端,海洋生物资源和渔类种群不会也不可能去遵从人们所划定的人为政治边界。《公约》在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制度安排上的缺失,导致了智利、秘鲁、加拿大等国家在上世纪90年代试图以违反《公约》精神的单方国内立法将其渔业管理与资源养护的管辖权扩展到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之外,单方主张200海里以外海域的“特殊权利”。(注释1:1991年智利颁布渔业法将专属经济区外200海里广大海域宣布为“承袭海”,置于国家管辖之下;秘鲁1992年颁布法令规定国家管辖范围内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措施适用于跨界鱼类种群出现的公海海域;加拿大1994年通过国内法宣布对邻接公海海域的渔业管辖权,宣布在该公海海域可单方实施北大西洋渔业组织的管理措施,并扣押了西班牙渔船。)90年代以来,为弥补《公约》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在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多方面问题,国际社会和相关国际组织陆续制订了一系列新的国际文件,完善《公约》确立的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推动和实现了国际海洋法在这一领域的新发展。本文从国际法的角度,关注国际法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领域的新发展,以深化我们对国际法和海洋法的研究。 一、《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 《公约》确立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是我们研究其新发展的基础与前提。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是伴随着20世纪国际社会为控制海洋污染、保护海洋环境和维护海洋生态平衡而进行的众多国际立法和相关国际实践而产生的,是对长期国际协约和国际习惯的总结,也是《公约》建立的现代国际海洋法的重要内容。从历史角度来看,运用国际法律手段,通过国际协议,加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最早是从1867年《英法渔业条约》中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开始的。(P28)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会议通过的《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是国际海洋法发展史上第一个全面保护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的国际协议。1982年《公约》是1958年公约实施以来通过和实施的有关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系列国际协议和相关国际实践所体现的国际习惯的总结和发展,(P459)它全面规定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和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公海海域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义务,明确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内外所承担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一般性责任和特殊责任,是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形成的标志。(P575)《公约》已成为当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最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内容主要包括: (一)确立了生物资源养护的概念和目标 人类已意识到海洋生物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在维持资源可持续利用观念指导下,养护概念得到重视并出现在国际法律文件和国际实践中。《公约》本身并没有明确生物资源养护的概念,但从其有关条款和与之有重要传承关系的1958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第2条规定来看,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的内涵是清楚的。《公约》第61条规定,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应“参照其可得到的最可靠的科学证据,应通过正当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确保生物资源保持最高持续产量以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1958年《公海生物资源捕捞及养护公约》第2条规定,“养护公海生物资源一语系所有可使此项资源保持最适当而持久产量,俾克取得食物及其他海产最大供应量之措施的总称。”其目标是使海洋生物资源达到最完全利用的理想平衡状态,以充分发挥环境、生态、资源和经济效益,使人类社会持续利用而不 减损海洋生物资源所具有的价值和利益。总括来看,所谓养护应是指为了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和人类社会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而对海洋生物资源所采取的保养、护理及管理等措施的总和。这一概念是海洋环境保护从单一的渔业资源保护向整体性生态系统保护、从单纯以经济利益为主的人类中心主义向更多关注生态平衡、物种安全,实现环境、资源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转变的体现。 (二)《公约》形成了全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法律制度 《公约》从法律上将浩瀚的海洋划分为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海洋区域,并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公约》视不同海域规定了不同的养护管理权。具体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沿海国拥有完全主权的海域,如内水、领海和群岛水域等,明确了沿海国拥有全面而充分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权利和义务;二是沿海国对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上生物资源,及对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种群或鱼种,沿海国和在邻接公海海域捕捞这些种群的国家及相关方在养护管理上的“特别性”权利和义务;三是国家管辖范围之外的公海及其海床洋底,不论是沿海国还是非沿海国均享有《公约》规定的养护管理的“一般性”权利和义务。 (三)确立了缔约国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的国际合作义务 《公约》站在国际社会的高度,在众多条文中特别要求缔约国,无论是在拥有管辖权的海域还是各国不得主张管辖权的公海海域,都有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合作义务。这是现代海洋法的一大进步。如《公约》第118条要求缔约国在国际海域,凡两个以上国家的国民共同开发相同生物资源,或在同一区域内利用不同生物资源的国家,都应在适当情形下进行合作,以设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的合作义务。《公约》第61条规定为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维持而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沿海国在适当情形下应当和各主管国际组织,不论是区域、分区域或全球性的,都有为此目的实施国际合作的义务。包括其国民被获准在专属经济区捕鱼的国家,应经常提供和交换可获得的科学情报、渔获量和渔捞力量统计,以及其他有关养护鱼类种群资料的合作义务。公约第63—67条分别规定了各沿海国和在邻接区域内捕捞洄游、跨界、溯河产卵和降河产卵等特定生物种群或鱼种的国家及相关方,应直接或间接地通过适当的区域或分区域组织,进行养护合作的义务。 《公约》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秩序的新框架,开启了生物资源由传统开发利用向现代养护管理的根本转变。 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形式特点 《公约》建立的海洋新秩序,迅速带来了国家管辖海域的法治有序化和国际海域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混乱无序之间的鲜明对比,对海洋生物资源尤其是公海生物资源形成了新的严重威胁,也暴露出《公约》在资源养护管理的制度安排、合作机制、实施能力等方面存在的缺失和不足。(P52)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国际社会力图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国际文件完善和弥补《公约》在资源养护管理方面的制度缺陷。这种发展因发生于1994年新的国际海洋秩序建立之后,故可以称之为“新发展”。从法律渊源角度,这种新发展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新的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大量出现并成为新发展的主体 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整体性、洄游性和脆弱性等特点决定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不可能通过个别国家的努力来实现。(P10)运用国际法,通过制定国际条约,形成国际社会一致公认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行为准则,是保护海洋资源,维护海洋生物资源多样化的根本途径。 90年代以来或称“后公约时代”,国际社会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方面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主要包括:第一,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所有洄游生物资源明确了缔约国的权利和养护管理责任;第二,1993年粮农组织第27次会议通过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及管理措施的协定》(以下简称《遵守协定》),强化了公海捕捞渔船国籍国所承担的管理责任;第三,1993年4月至1995年8月联合国就跨界鱼类种群和洄游鱼类种群问题举行了六期会议,最终通过了《关于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以下简称《种群协定》),确认了在公海捕捞管理中应采取预防性措施,是《公约》缔结以来养护管理公海渔业最重要的多边法律文件;第四,1983年生效的《养护移栖物种公约》及其后制定的各项区域协定,如《关于养护黑海、地中海和毗连大西洋海域鲸目动物的协定》、《养护波罗的海和北海小鲸类协定》和《养护信天翁和海燕协定》等, 要求缔约国单独或合作采取适当的必要步骤,养护移栖物种及其生存环境;第五,其它涉及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条约,如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系列议定书(如京都议定书)、2000年《对危险和有毒物质污染事件的准备、反应和合作议定书》、2001年《控制船只有害防污系统国际公约》、2011年《控制和管理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国际公约》等;第六,区域性生物资源养护公约,如《北太平洋溯河性种群养护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印度洋金枪鱼国际公约》、《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等。 “后公约时代”的上述国际法律文件作为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的国际条约,法律形式上属于具有“立法”功能的普遍性国际文件,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性质上属于正式国际法律渊源,其内容主要是细化和补充了《公约》的相关规定,完善了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国际制度,是国际法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领域新发展的主体。 (二)非约束性的“软法”发挥重要作用并逐步成为重要的国际习惯法 以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通过的决议、守则、宣言或标准等形式出现,并在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的“软法”现象,是现代国际法的一大特点。西方学者弗朗西斯·施尼德曾为软法作过一个较为准确的界定,即软法是原则上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却有实际效力的行为规则。在国际法上,通常是指国际法主体间达成的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的协议。虽然关于这类被称为软法的国际文件的性质和效力问题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重要问题,但普遍认为:软法虽不具有条约法上的约束力却有力地影响和推动着国际法的发展。形式上,它们往往表现为一般的行为准则而不是具体规范,它们提供解决问题的方针而不是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在内容上,多是对现有或正在形成的国际法原则与具体制度的阐明、确认和宣示,其代表和反映的正是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与广泛接受。正是这一特点,使“软法”对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发展和确认具有了无可替代的国际法意义。特别是在那些各国由于利益冲突而不易达成一致的资源、环境、人权等现代国际法新领域,其地位和作用往往不可或缺。(注释2:现行国际法律体制注定了国际习惯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环境、资源和人权等国际社会尚存在较大争议的国际法领域。) 90年代以来通过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软法”性国际文件主要有:其一,199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禁止在公海使用大型流网的决议》,要求所有成员国到1992年底在各大洋和公海海域全面禁止大型流刺网作业;其二,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等系列文件;其三,1995年粮农组织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简称《渔业守则》)列举了负责任渔业的基本原则和行为标准;其四,粮农组织为推动《渔业守则》的执行又先后制订了国际文件,如1999年《在延绳捕鱼中减少附带捕获海鸟国际行动计划》、《养护和管理鲨鱼国际行动计划》、《管理捕捞能力国际行动计划》和2001年《预防、阻止和消除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活动国际行动计划》就渔业管理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更高的养护要求;其五,1998年《粮农组织改善捕渔业现状和趋势资料战略》是一项关于渔业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的自愿性文书。此外还有1995年《保护海洋环境免受陆上活动污染全球行动纲领》和2001年《海洋生态系统中的负责任渔业雷克雅未克宣言》等。 以上众多国际文件虽然在性质上属于没有强制约束力的“软法”,是国际社会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表示的共同态度或政策,并无意就具体事项规定明确的权利义务,或鼓励各国自觉自愿地遵守,或在制订文件时即已表示不认为该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文件都“在扩充着或编纂着既存的规则”,都应视为国际法的一种渊源。(P12)在现实国际法律实践中,这些文件或成为后来制定的国际协议的先导;或逐渐为其后众多全球或区域性国际文件、国内立法所吸收和援引;或是现行国际法律制度的扩展或说明;并逐渐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习惯。(P54)如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跨界鱼类种群在养护管理上的众多宣言与和决议,正是最终促成《鱼类种群协定》签署的根本原因。这一过程,既是国际习惯法逐渐建立法律确信和共同国际实践广泛出现的过程,(注释3:国际习惯或称“通例”是公认的国际法重要渊源。普遍认为其构成包含两个要素:一是国家之间普遍、一致、重复性的行为或实践;二是国家承认其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受其拘束,或称“法律确信”。)也往往是国际社会最终制 定成文国际协约从而走向成文国际法的必由之路。大量出现的软法规范及对其的广泛认同,正反映了现代国际法在法律渊源上的新变化。 (三)国内法与双边法律文件或合作安排的大量出现并成为推动国际法发展的源泉 1982年《公约》通过之后,各国纷纷通过国内立法落实《公约》确立的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责任与义务,如1983年挪威《海洋渔业法》、1980年美国《渔业保护和管理法》(1983年、1996年多次修订)、1996年日本《关于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渔业等主权权利法》与1996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等。其内容主要涉及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可捕量、特殊鱼种的养护利用、海洋保护区建设、捕捞能力控制、捕捞方式限制等问题。国内海洋渔业法规的发展已成为各国养护管理200海里专属区内生物资源重要的法律武器。双边法律文件或合作安排,是“后公约时代”国际社会解决区域或跨区域渔业纠纷与资源养护管理冲突最普遍使用的法律手段,相关文件或安排在世界各地大量出现。各国之间陆续签订了大量以共同开发利用和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为目的的双边或区域性协议、安排。如中国先后与周边各国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1997年11月11日)、《中韩渔业协定》(2001年6月30日)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2000年12月25日)等,并建立专门渔业或资源管理委员会,负责协定的具体实施。这些文件的效力虽然从法律上讲仅限缔约方,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其内容或规则或成为正式国际协约的先导或补充,或是逐渐成为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的法律传统或国际习惯,为现代国际法的发展增加了新的活力和内容。 对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形象地称之为“国际法的国内化和国内法的国际化”。(P5)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讲,国际法的所有内容无不发端于国内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国内法是国际法的最终渊源。 三、“合作执法”的国际法实施机制 传统国际法上,国际社会的结构特征决定了没有凌驾于国家主权之上的司法或执法机关保障国际法实施,只能有赖于国际法主体的自觉自愿或单独与集体的强制。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有人将国际法称之为“准法律”或“弱法”。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趋严峻的海洋渔业与资源形势,如何强化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提高养护管理制度的执行和实施效能,已成为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面临的最为突出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国际法律问题。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国际协议,突破了传统国际法在实施机制上的缺失,确立了一种具有明显“合作执法”特点的国际实施机制。 主权原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公海上船旗国的专属管辖原则正是这一原则的体现。海洋的浩瀚广大、渔船作业的流动性和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等特点,都使传统的以船旗国专属管辖为主的船舶管辖机制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安排上日益显现出缺陷和无力。《种群协定》、《中白令海峡鳕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和《中西太平洋高度洄游鱼养护和管理公约》等新的国际文件都建立了突破传统国际法实施机制的合作执法新机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种群协定》,建立了包括观察员制度、登临检查制度、证据收集保全制度、联合执法机制、通报制度、非缔约国和参与方渔船的监督与管理等为内容的新机制。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合作执法机制具有如下几方面明显特点:首先,确立了在管辖或安排海域内,任一成员正式授权的渔业检查员的普遍管辖权。《种群协定》第21条承认调查国渔业检查员在管辖区域或安排海域内对悬挂另一缔约国旗帜渔船的登临检查权,而不论另一缔约国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以确保该组织或安排的措施获得遵守。其次,赋予调查国以一定的强制执法权。《种群协定》第19条规定不论违法行为在何处发生,船只应当向“调查当局”提供船只位置、鱼获、渔具及涉嫌违法捕捞作业相关资料;如调查国依据本国法律确定船只严重违反协议,为确保该船不在公海从事违法捕鱼作业,可酌情扣押船只,直至船旗国对违法行为所认定的但尚未执行的所有制裁得到执行时为止。再次,突破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原则,确立了协议或安排对非缔约国或有关参与方渔船的强制管辖权。《种群协定》第17条明确了对不属于某个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成员,在性质上属于“第三方”的合作义务。“第三方”有义务不得授权悬挂其国旗的渔船从事协定目标种群的捕捞作业,非组织成员国或安排的参与方并应就从事捕鱼作业、捕捞有关种群的渔船的活动进行情报交换,并采取符合本协定和国际法的措施,制止这种船只从事破坏区域或分区域养 护和管理措施效力的活动。复次,确立了港口国的强制管辖权。《种群协定》第23条规定在港口国授权情况下,港口国可以禁止破坏养护管理措施而捕捞的渔获上岸,并可登临检查自愿到港的渔船。最后,确立了在“必须时”可以使用武力的原则。根据《种群协定》区域性渔业组织成员国通过其授权的检查员,认为任何缔约国或非缔约国渔船具有违法行为,即可无条件地行使登临权,一旦发生对抗还可使用武力。尽管在《种群协定》讨论是否可使用武力问题时,有关国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最终在协定中仍保留了“避免使用武力,但为确保检查员安全和在检查员执行任务时受到阻碍而必须使用时除外”的规定。[11](P53-55)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措施彻底宣告了传统公海捕鱼自由的终结,突破了公海船旗国专属管辖的法律原则,赋予了非船旗国的强制管辖权,扩大了沿海国对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被有关学者称为“国际法领域此类法律制度中规定得最为详尽的制度”,是“极富活力”的国际法实施机制。[12](P186-251,285)这一实践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国际法,是国际法在涉及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强行法领域的新发展,体现了应对共同国际危机的国际法实施新机制。 四、国际法律原则的新发展 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冲击了传统的国际法律原则,并试图形成生物资源养护的新原则。虽然这些新原则的地位及其法律效力尚待国际社会的更一步的认可和确信,但这些新原则无论从条约法上还是从国际习惯法上,都并不缺乏国际法理基础、成文法的宣示、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形成习惯所必须的国际实践。这些原则主要包括: (一)负责任原则 生物资源养护制度具有明显的维护国际社会公共利益的特征,确立负责任原则是现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的必然要求。负责任原则又被称为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指各国政府对包括海洋生物资源在内的地球环境和整个生态系统负有共同的但是又有区别的责任。它包括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共同的责任和有区别的责任。共同责任意味着所有国家,不论大小、贫富和强弱,均对地球环境和资源保护负有一份责任,并参与到全球环境资源保护事业中来。有区别的责任是对共同责任的限定,指的是各国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责任分担是不平均的,而应与它们在历史上或当时对资源环境造成的损害和压力相适应。从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来看,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继承和确认了国际环境法确立的这一法律原则,并有所发展和创新。在明确各国承担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共同责任的同时,对沿海国、船旗国、远洋渔业大国等“利益相关方”提出了更多的养护责任与管理义务。1982年《公约》确立了沿海国在管辖海域养护管理生物资源的特别责任;1993年《遵守协定》、《种群协定》和1995年的《渔业守则》都进一步强化了渔船国籍国在各国管辖海域之外公海所承担的“一般性”管理责任和义务,全面实施海洋捕捞活动的管理和控制,建立起了对捕捞渔船的监测、报告与强制执行、防止制止并消除非法、未报告以及无管制的捕捞行为等制度;提出了国家管辖海域和公海上负责任行为的原则和国际标准等。负责任原则已成为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重要法律原则。 (二)预防性原则 依《里约宣言》,预防性原则是指为保护环境,各国政府应尽可能依照本国的能力,广泛使用预防性措施,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确实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从各法律文件普遍采用“Precaution”一词的本意来看,也都是指在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人类行动确实会发生环境资源损害的情况下,要求国家和社会采取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损害。[13](P152-155)本原则是针对环境资源问题所发生后果的滞后性与不可逆转性的特点提出的。传统国际法上,如1946年《国际捕鲸公约》规定,只有存在科学证据证实了环境资源问题的严重损害已经发生或即将出现时,才应采取国际行动。但90年代以来,海洋生物资源丧失的速度之快令国际社会震惊,在资源损害发生之前采取相应的限制或控制等预防性措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新国际文件的明确要求与基本规定。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序言提出“预测、预防和从根源上消除导致生物多样性严重减少或丧失的原因,至为重要”,在“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时,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定论为理由,推迟采取旨在避免或尽量减轻此种威胁的措施”。《鱼类种群协定》将预防性做法作为协定的一般原则,要求缔约国在海洋渔业活动中采取审慎的养护和管理措施,以确保鱼类种群的长期可持续利用 。(注释4:协定第5条“一般原则”规定,应根据第6条适用预防性做法;第6条“预防性作法的适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养护、管理和开发生物资源的预防性做法、互不抵触和相互合作等方面的具体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体现了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实践性与可操作性强;二是注重各类预防性措施之间的联系;三是协议具有强制性要求。应该说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制度中的预防性原则是国际环境法领域中表现得最充分、最得到广泛实施的法律原则,是预防性原则的典型体现。 五、公海自由捕鱼权的彻底结束与全面管理的公海渔业新制度 包括自由捕鱼权在内的公海自由是现代国际海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后公约时代资源养护的系列国际文件,对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活动进行了全面规范与控制。从国际法来看,这种规范和控制标志着传统公海自由捕鱼制度的彻底结束和公海法律制度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于: (一)海洋渔业和资源养护的区域化和全球化管理 重视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及其国际合作,是现代国际海洋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趋势。新的国际文件,在资源养护管理上已逐步实现了对公海渔业资源、特别是跨区域或高度洄游鱼类或种群实现了公海海域或是整个洄游区域从整体上的全程管理和从捕捞、运输、加工和销售等整个渔业生产过程的全程控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制定的众多双边、多边和区域或全球性的协议,并成立全球、区域、分区域或双边的养护管理机构,以形成广泛的国际合作机制来实现的。 依《种群协定》要求,由沿海国和远洋渔业国联合成立的渔业管理机构,包括区域或分区域养护管理组织或安排,与全球性资源环境条约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着资源养护制度的发展。《种群协定》要求成立区域或分区域管理组织以从事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而不论是否为该组织的成员或该安排的参与方的渔船均有服从区域和分区域管理组织或安排的“义务”,并严格将该种区域合作作为入渔的条件,并确立了非船旗国的强制执法等重要内容。为保证协定的效果,《种群协定》规定了有关“非组织成员和非安排参与方”条款,排除了非成员方的渔船在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所订立的养护和管理措施管制的区域和分区域内捕鱼的权利。 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成为当前公海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的主导性力量。据统计,目前全世界共有区域性或分区域性海洋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组织58个,其中粮农组织体制下的有11个,全球及跨洋性的有6个;大西洋区域15个;太平洋区域有13个;印度洋区域5个。这些组织依其对缔约国管理职能可分为三种类型:直接确立渔业管理措施的管理型、指导型和学术研究型。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为核心的生物资源养护与渔业管理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旧的公海渔业制度的全面结束,也是新的公海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 (二)公海养护管理措施的量化和细化 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重要内容就是细化了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措施,构建了完整的公海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具体法律制度。这些制度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渔船管理制度、捕捞许可与登记制度、渔船船员培训发证与值班标准制度等。这些制度的核心是加强对渔船及其捕捞活动的管理。二是渔业数据统计收集与保存制度、预防性措施、特定种群目标参考点和特定种群极限参考点等具体的量化管理措施。主要是针对海洋捕捞作业过程中的具体环节而采取的量化管理措施,强化对公海作业渔船的管理。三是渔船渔获标志制度。以加强对渔获物的加工、贸易和销售环节的管理和控制,打击非法无捕捞许可的违法渔业活动。另外,第62届联大关于实现可持续渔业的决议草案就要求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全面建立强制性船舶监测、监督和监视系统,尤其要求所有在公海捕鱼的船舶尽快配备船舶监测系统,大型渔船至迟应于2008年12月完成配备以强化公海渔业监管。“只有遵守规章的渔船才可以参与捕鱼作业游戏”。[14](P138)这些管理方法和措施的出现,既体现了现代生物资源养护和渔业管理措施由简到繁、由原则到具体、由定性到定量的发展趋势,也标志现代国际海洋法已发展到对公海资源养护和渔业捕捞活动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新时期。全面管理海洋的新理念已取代了千百年来“海洋自由”理念。 六、结束语 海洋生物资源多样性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国际法在这一领域通过强化国际管理、建立国际新秩序所采取的多方面努力及其未来实施的成效,都值得我们长期关注和研究。这不仅仅因为海洋生物资源关涉到人类社会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国际法在这一领域的新进展,给现代国际法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和冲击,无论 是法的理念、治理方式、法的形式,还是法的实施,“后公约时代”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国际法的新发展(第7页),将为我们打开一扇观察未来国际法的窗户。 注释: 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中国海洋发展报告[R].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C.C.Joyne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ew Law of the Sea[J].ODIL,1996,(27). 田其云.海洋生态系统法律保护研究[J].河北法学,2005,(1). 陈德恭.现代国际海洋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德]沃尔夫刚•格拉夫•魏智通.国际法[M].吴越,毛晓飞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薛桂芳.国际渔业法律政策与中国的实践[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 傅秀梅,王云长.海洋生物资源保护与管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罗豪才.公域之治中的软法[N].法制日报,2005-12-15. 王铁崖.国际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曾炜.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影响[J].时代法学,2004,(5). [11]郭文路,黄硕琳.国际渔业制度的发展及对海洋渔业的影响分析[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2,(2). [12]G.G.Scrams,Tahindro.Developments in Principles for the Adoption of Fisher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Measures,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Law[M].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9. [13]刘超,夏清瑕,等.国际法专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 [14]Belton.Strengthening the Law of the Sea:the New Agreement on Straddling Fish Stocks and Highly Migratory FishStocks[J].ODIL,1996,(27)

海洋安全论文篇7

【关键词】 渔船;船员;素质;安全生产;业务技能

0 引 言

21世纪是海洋世纪,维护海洋渔业安全和海洋捕捞渔船生产安全,是促进海洋经济健康发展、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举措。海洋渔业是高投入、高风险、多事故的产业,海洋捕捞渔船是海洋渔业生产的重要载体,其安全是海洋渔业安全的重中之重。根据农业部渔业局统计,2010年我国拥有渔船106万艘,约占世界渔船总数的1/4,其中海洋渔船总数达31.61万艘。这足以说明我国是名副其实的渔业大国。我国作为渔业大国,海洋捕捞产量位居世界首位,与此同时,海洋捕捞渔船安全生产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海洋捕捞业是浙江省一项传统和优势产业,各地有关部门近年来积极履行职责,落实监管措施,认真做好渔船安全管理工作,大力推进平安渔业建设,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浙江渔船安全尤其是海洋捕捞渔船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根据浙江渔业局调查,80%的渔船海上事故都是由人为因素造成的。当前,海洋捕捞渔民普遍学历低、航海技能缺乏、素质相对不高,尤其是随着传统渔民和职务船员的流失,加上海洋捕捞收入回报较高,大量缺乏海上工作经验且责任意识不强的内陆非渔业劳动力纷纷下海捕鱼,这些都易导致渔船生产事故的发生。[1] 因此,调查浙江海洋捕捞渔船安全生产现状,分析事故发生的特征规律和引起事故的原因,并提出安全生产对策建议,对减少渔船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保障渔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实现浙江渔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浙江渔船船员素质现状

1.1 安全意识不强

渔民安全生产意识差,存在严重的侥幸心理和麻痹思想。例如,2007年12月12日,某渔船在舟山浪岗山海域附近从事拖网作业,因海况变差回港。途中,由于驾驶员安全意识差,存在侥幸心理而盲目抢越大船船头,与一艘塞浦路斯籍散货船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渔船沉没,全船6名船员失踪。在台风来临或结束时,鱼群相对密集,不少渔民为了获得好的收益,不顾船舶条件和自身的安全去抢风头、赶风尾,超航区、超船舶抗风等级冒险出海作业。在海上作业时,不少渔民不能很好地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不能很好地落实各项安全生产保障措施(如不愿穿救生衣,雾航时未按规定开启雾灯、施放雾号,未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签证和值班t望制度等)。许多案例分析表明,渔民安全意识淡薄,未按规定安全作业是引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1.2 业务技能低

渔民文化层次低,渔业职务船员的培训考证制度还不够完善,导致渔民航海和捕捞生产的业务技能不足。根据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普查资料统计,2006年舟山渔业职务船员学历以小学和初中为主,高中及以上学历比例低。从2010D2013年报考渔业职务船员的船员学历调查情况来看,初中及以下学历占95%以上,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的比例低于5%,且年间变化不大。此外,以前的渔业职务船员培训只针对理论考试,没有业务技能方面的实操训练评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渔业船员业务技能的培养。[2] 渔业职务船员专业理论知识浅薄,对新知识、新设备缺乏了解,应用能力较差,尤其是一些年龄偏大的船员,对新知识、新技能更加难以掌握和运用。

渔业船员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的缺乏主要体现在:渔业船员驾驶技术不过关、不知道号灯号型、不了解航行避碰规则;一些职务船员不了解商船航线和应急演习;一些渔业船员甚至不知道救生衣的穿法、救生筏的施放和灭火机的使用。在许多渔船捕捞作业事故中,由于船员操纵起网机不当致人卷入网机、在锚泊中致锚链伤人,以及不注意安全而被纲索打伤致死的现象均有发生。例如,2010年9月24日,某渔船从石浦港出发到渔场捕鱼,途经122?3′E、29?3′N海域时,由于船员不认识号灯号型,将某拖带船组当作2艘机动船,导致渔船与拖带铁链发生碰撞,造成渔船7名船员1人死亡6人失踪。学历结构直接反映渔业职务船员的文化程度,文化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渔业职务船员的总体素质和航海技能水平,进而对海洋渔业安全生产产生影响。

1.3 资历和经验不足

渔业船员资历和经验的不足也是造成浙江海洋捕捞渔船生产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宁波市海洋捕捞渔业劳动力为例,年轻普通的渔业劳动力主要来自内陆,45岁以上的渔民占39.2%,44岁以下的外来渔民占60.8%。

外来渔民主要来自内陆地区,该群体对海洋环境不了解、不熟悉,不清楚海上的各种危险,且缺乏必要的应对危险的心理准备。当前整个渔业船员培训体系不够完善,使得许多船员缺乏针对性的培训和应急演练,一旦遇到紧急情况,这些船员往往因应变能力差而无法很好地处理海上生产作业时遇到的突发性、应急性事件。船员实践技能仍停留在低层次的重复,不能正确操作一些航海仪器、安全设备,使仪器设备的一些关键功能未能发挥其作用。此外,职务船员配备不足,使得船长既要负责驾驶又要负责指挥作业,致使其处于严重疲劳状态,这一状况使渔船在航行和作业过程中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例如,2006年12月11日傍晚6时50分左右,在浙江宁波象山外海39?4′N、123?′E海域,某渔船船长由于经验不足,疏忽t望,收网时仅开启航行灯和两盏甲板作业灯,雷达始终开启却无人观察,结果与一艘埃塞俄比亚籍散货船发生碰撞,造成渔船沉没,8人失踪。

2 渔业船员素质培养路径

2.1 加强宣传教育,增强渔业船员安全生产意识

提高渔业船员自身的安全意识,促使安全工作成为自觉行动,是促进海洋捕捞渔船安全生产最直接有效的办法。目前,渔业生产经营主要以股份合作制和私人独资为主,渔船出海时间或渔船仪器设备的维修保养工作由船舶所有人安排,海上航行由船长指挥。因此,安全教育的重点对象应是船舶所有人和船长,要切实增强他们的安全意识和安全责任。大力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利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宣传形式和工具,宣传渔业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利用典型事例,开展针对性的教育,使船舶所有人、船长和广大船员真正意识到安全第一的重要性,增加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减少渔业生产作业事故的发生。

2.2 强化技能培训,提高渔业船员业务素质

船员基本安全技能证书是一本最基本的安全证书,通过培训,可使船员掌握有关海上求生、基本急救、船舶消防、救生艇筏操纵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在面临海上意外事故时懂得如何自救和互救,最大程度地保障渔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虽然近两年渔业主管部门组织了较大规模的培训,使船员基本安全证书的培训问题得到了解决,船员的基本安全知识也得到了增强,但在实践中,许多船员对救生艇筏、灭火设备、求生信号等的实际操作掌握不够,甚至根本不会。此外,基本安全培训教材陈旧,不能适应现代船员基本安全培训的要求。鉴于上述问题,建议在基本安全证书培训中,进一步强化实训技能的训练和考核,同时尽快修订基本安全培训教材和考试题库等。

2.3 强化心理测评和训练,提高渔业船员应急 能力

我国船员最大的弱点不是在技术能力方面,而是在心理素质、服从意识和应变能力等方面。海洋捕捞渔船在作业过程中要面临不可预见的复杂局面,船员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成为保障海上人命和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应提高船员的心理素质和应急能力。具体做法如下:

(1)建立健全船员心理素质评估体系,评价系统包括性格类型、心理抗压能力、情绪类型等评价子系统。在船员招募过程中强化心理素质指标的筛选作用,从源头上淘汰心理素质不适合者,为强化船员心理素质打下基础。

(2)通过操纵模拟器等各种培训和演习演练,强化船员的应变能力和设备操作能力,使其具有较强的心理素质。

2.4 改革培训和考核方式,增加渔业船员实训 经验

由于渔业船员文化素质相对较差,在短时间内学习有关航海学、船舶避碰、航海气象、船艺、渔业法规,甚至英语等多门课程的理论知识十分困难。因此,必须因材施教,改革教学培训内容。在教学培训过程中,除讲授必要的理论知识外,建议增加实训教学内容,理论结合实践开展教学。这样不仅可以激发船员的学习兴趣,增加其主动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使船员易于接受理论知识,增加其实践应用能力和实训经验。此外,考核方式也亟待改革,如建立标准化考试题库,适时采用无纸化考试,可适当降低理论考试的难度,增加实训评估考试。2014年,浙江省已开展试点工作,但仍需要不断总结经验,根据培训渔民文化层次,合理调整业务技能实训的项目内容和实训时间,并加以积极推广落实,减少或消除船员“无证”“证书无效”现象,改善船员持证状况,积极提高船员业务素质。这必将对船员综合素质和实训经验的提高,减少事故发生起到关键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曹希强.浅谈如何做好海洋渔业安全生产管理[J].河北渔业,2014(5):65-66.

海洋安全论文篇8

关键词:南海问题 中国 海洋权益

中图分类号:D9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2-0317-01

从“韬光养晦”到“中国崛起”,中国秉承着“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与海外各国通力合作,为实现全球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而勇猛精进。中国的发展和壮大使得中国的海外利益得以扩大,一时间,国际社会有关“中国外交新思维”、“中国正在崛起”的讨论不绝于耳,这让有些国家“紧张”、“猜测”甚至“眼红”起来,他们对中国强调的和平发展战略以及防御性国防政策视而不见,却放大中国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重谈“中国”。中国巨大的海外利益是我国国家利益的自然延伸,必须得到维护和发展,中国政府以“和”之心致力于“河清海晏”,但对于任何威胁或损害中国海洋权益与安全的行为,我们必将沉着应对。

一、千年南海话沧桑

从历史上来看,南海问题由来已久。东汉杨孚在《异物志》中载到:“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三国时期万震著的《南州异物志》也有“东北行,极大崎头,出涨海,中浅而多磁石。”的记录。两条史料如出一辙般记述了古人所言的“崎头”是对礁屿和浅滩的称呼。由此可见,至少在东汉时期,我国人民已经初步了解并熟悉了南海的基本特点,而“涨海崎头”也是指南海诸岛的礁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开始关注南海问题,南海航线一直被日本视若“海上生命线”,正因为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和自身蕴藏的巨大资源潜力。南海地区也被一些西方战略国家称之为“亚洲的地中海”和“第二个波斯湾”,更有甚者提出了“谁控制了南海,谁就控制了各周边重要海峡,谁就控制了整个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大胆论断。

二、纷争互起问题生

而如今在南海问题上,“中国”甚嚣其上。在美国,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宣扬、鼓噪其南海主张,拉拢其他域内域外国家共同联合对华施压,并举行了两次极具挑衅意味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为其“亚太再平衡”战略扩张声势。另一方面,美国搭东盟的“便车”,用共同的政策来制衡中国在南海所谓的“咄咄逼人”态势。东盟各国于是纷纷采取“软平衡”或“制度性平衡”战略来应对局势的变化,其中东南亚几个主要国家倾向将“离岸平衡者”进一步引入地区安全架构中,甚至有些国家不惜做西方国家的马前卒,处处与中国为难,这正中了美国政府的“下怀”。同时,美国媒体也发表报道称中国在南海相关岛礁的“陆域吹填”是中国“海上威胁”的最新佐证。甚至有美国学者提出中国正在“扩张南海,滥用人权”的言论。这些安全谬论冲击了原有的海洋安全秩序,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从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的大局出发,一贯遵循《联合国》的宗旨和各项原则,坚定地维护和促进国际法治,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政府会轻易放弃南海的领土和任何海洋权益。中国政府这一系列争端行为被利物浦约翰摩尔大学的社会学教授REX LI称之为是一种“新的自信”,这种自信也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对美国的战略地位以及现有的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挑战。

自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就多次挑起纠纷。从归属来看,纵观历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隋书・流求国传》载称:“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鼋屿,又一日,便至流求。”该书中称为高华屿。1221年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一书也提到钓鱼台、赤屿。明朝1403年时编撰的《顺风相送》一书中最早记载了中国人利用赴琉球的史实,书中记载的名称为“钓鱼屿”和“赤坎屿”,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赤尾屿。种种史实证明,中国先民是最早发现并利用,远比日本人“发现”这些岛屿要早约500多年。而日本政府蓄意通过“先民间后官方”的策略性途径,制造了实际控制的所谓“既成事实”,称为“无主地”,希望通过国际法中先占原则来获取及其周边岛屿的与既得利益。并且,安倍政府还企图利用价值观外交来刻意制造“海洋大国”与“大陆国家”间的对立,妄言中国及东海维权活动是以“武力”改变现状,不断地通过官方文件、媒体舆论大肆渲染公然制造“中国”。中国的快速发展给日本带来不适应甚至惊恐,引起了日本政府“战略焦虑”,这种焦虑逐渐演化为“战略冲动”。日方不顾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强占,否认二战侵略历史,不顾国际舆论强行修宪放开自卫队,妄图侵占及其附近岛屿,百般纠缠抵赖,形成对中国领土及海洋维权的严重挑战。日方政府一再针对中国,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利用“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和“灰色地带事态”三个核心概念颠覆原有的安保体制,把南海争端与朝鲜半岛、争端、等紧密联系起来,在制度上彻底摆脱了和平宪法和国会在对外动武问题上的牵制和掣肘。“中国威胁”已成为日本制定各类安保政策的最重要借口。

中国政府在十以来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一带一路”建设战略,并相继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力图全面推进周边外交,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然而美国、韩国、日本的诸多媒体却将“一带一路”倡议形容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旨在建立“一带一路”的基础上,面向东盟和中亚等地区进行对外投资和发展扩张。美国媒体认为中国试图通过这个“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来成为美国那样的“真正的超级大国”。我们必须看到,新时期的“一带一路”建设将有利于中国向西打开出口,化解东面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返亚洲和日本积极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对中国发展进行遏制所造成的压力。在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上,我们迎难而上,毫不退步,且长期以来,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充分尊重相关国家的自,合作不附加任何条件。“一带一路”战略计划仍将秉持上述原则,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有关各国自愿平等参与,完全根据本国利益自主做出决断,来共建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三、结语

在l展海洋上,中国将始终发扬中华民族亲仁善邻、以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坚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原则,倡导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安全新观念,共建共享和平、美好、和谐的海洋世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利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不会“海上称霸”,更不会构筑“自我孤立的长城”;中国不会谋求在亚洲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更不会试图恢复昔日的“中央王国”;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现存的国际秩序,也没有试图建立一个“美国式的霸权”或取代美国霸权;中国对“冷战”不感兴趣,对个别国家杜撰故事,炮制新闻的行为,中国也无意出演他们自编自导的“好莱坞大片”。中国的崛起不仅不会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构成竞争或威胁,反而将带动周边国家共同发展,我们将始终与其他国家一起与时俱进、和谐共处,以谈判和友好磋商的方式与各方和平解决领土和海洋争议,维护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促进共同进步与发展,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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