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12 04:39:20

西方文化论文

西方文化论文篇1

“同分异构体”和“同分异构现象”是源于化学学科的两个基本概念,是指分子式相同但原子排列顺序不同的一组有机物。同分异构体间一丝微小的原子排列异位或功能团连接位置的变化,都会导致巨大的物理化学特性差异。通过对中西方大学文化起源、功能和发展历程的分析比对,我们可以认定中西方大学文化属于一对同分异构体。首先,中西方大学文化拥有相同的基本构成,即中西方大学文化都是由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主要元素构成,具有相同的“分子式”。其次,中西方大学文化普遍具有理想性、包容性、浸润性、批判性、历史性、民族性、独特性、传承性等社会文化属性,也就是说中西方大学文化表现出了相同或类似的功能,故中西方大学文化同属社会文化中的亚文化范畴。再次,造成中西方大学文化存在差异甚至冲突的原因,在于承担大学文化表达功能的“功能团”存在着“功能团位置异构”或“功能团类别异构”情况,这就造成了中西方大学文化间的同分异构现象。[3]

二、AHP的原理及研究步骤

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HierarchyProcess,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萨蒂(T.L.Saaty)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一种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也是一种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多准则研究方法。AHP方法具有简便、灵活的特点,可以将复杂的系统问题逐步分解为相互联系的多因素有序层次,从而实现对复杂问题的精确分析。运用AHP方法对复杂系统进行构成分析与评价的基本步骤包括:第一,在对目标系统进行深入观察、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将复杂系统分解为多个子系统和基本构成元素。第二,按照一定的原则,构造出可用于进行层次分析的多层次递阶结构模型。在该结构模型中,较为复杂的系统将被分解为目标层、中间层(准则层)和方案层等多个不同层次,每层次结构由子结构元素予以支撑。第三,构造两两比较的判断矩阵,通过对两两元素间的比较判断矩阵进行运算,得到彼此间相对重要性的权值,以此确定同一层次中相关元素的重要性排序。第四,对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其中:CI为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指标,CI值越小,表明判断矩阵越接近完全一致性;IR为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CR为随机一致性比率(CR=CI/RI),当CR<0.1时,可认定该层次单排序结果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反之则需要调整矩阵的元素值。如果通过一致性检验,则可得到本层次中的各个要素对上一层次子系统(要素)的相对权重。第五,对计算所得数据进行整理和排序,依据结果进行科学分析。

三、大学文化结构AHP层次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1.AHP层次模型构建大学文化结构AHP层次模型将大学文化结构划分为主结构层(目标层)、亚结构层(中间层)和子结构层(功能团层)等三个结构层次。其中,大学文化亚结构层(中间层)包含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物质文化等4个要素,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即大学文化“功能团”)包括了17个子要素(见图1)。

2.专家意见征询《大学文化基本结构与构成因素调查问卷》采用了1-9的标度法(见表1)。问卷调查涉及国内26所高校,涵盖了“985”高校、“211”高校、中央部委直属高校、行业特色高校和地方高校等不同类型的大学,受访的专家既有专门从事大学文化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一线从事大学文化建设工作的高校管理者,从而确保了调查结果的专业性、权威性。本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28份,回收28份,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27份,有效率96.4%。

3.构造判断矩阵首先,通过构建大学文化主结构层(目标层)判断矩阵,对大学文化主结构层包含的各亚结构层(中间层)要素进行两两比对和权重分析,并对判断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获得的数据如表2所示。其次,分别构建大学文化四个亚结构层(中间层)的判断矩阵,依次对大学文化亚结构层中包含的各子结构层(“功能团”层)要素进行两两比对和权重分析,并逐一检验各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获得的数据如表3至表6所示。最后,对全部计算所得数据进行整理、排序,得到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层)各要素的最终权重,如表7所示。

4.统计与分析对表2进行分析,在大学文化主结构层(目标层)中,依据权重进行排序的结果为:精神文化(0.4968)>制度文化(0.3260)>行为文化(0.1229)>物质文化(0.0543)。对表7进行分析,可见在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中,依据各要素权重进行排序,其结果是办学理念、大学章程、大学传统和大学治理堪称大学文化子结构层中的“四驾马车”;治学治教的风气与传统、大学精神则紧随其后,与“四驾马车”共同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一集团。礼仪典制、发展规划、高素质的师生与优秀校友、学校的历史与人文、形象识别系统、学校的学风、校风校训、特色学科、专业及课程等要素,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二集团。校园文化活动、教学与科研的保障设施、景观与器物、代表性人和事等可见性较高的要素,构成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的第三集团。统计和分析的结果回应了“为什么中国没有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诘问。在高等教育扩招以来,中国大学将精力和热情聚焦于一流硬件设施的建设,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大学文化子结构层中的“四驾马车”,无一不是远高于物质存在的精神财富,因而难以短期复制和速成。仅有不到百年发展历程的中国现代大学,无法拥有某些国外名校那样久远的办学历史和学校传统。所以,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要谨防急功近利和一哄而上,在追求内涵式发展的今天,大学文化建设更要讲求质量和效益。

四、推进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的策略分析

1.树立科学的中西方大学文化“异同”观中西方大学文化的同分异构现象是中西方大学文化内核一致性的辩证统一。构建同分异构理论的意义在于,有助于推动学术界将大学文化的研究重点从争论中西方大学文化“孰高孰低”,转移至“洗尽铅华”的新阶段,这就突破了以往过于纠缠于中西方大学文化“优劣之分”的思维局限。同分异构理论关注产生文化外在表现与导致文化差异性的内在原因,并主张通过分析和调整大学文化内在结构(大学文化“功能团”)进而达到改造大学文化外在表现的目的,从而解释、调和了中西方大学文化百余年来的分歧、冲突与“道器之争”,是中西方文化差异观在大学文化建设领域的新成果。因此,树立以中西方大学文化同分异构理论为基础的中西方大学文化“异同”观,既是对大学文化发展规律的尊重,也是科学鉴别和吸纳中西方大学文化发展进程中一切精华的理性选择。

2.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生动体现,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育人功能充分体现在大学文化对大学人的导向、约束、激励、规范、浸润、塑造、辐射作用,以及于“润物细无声”中形成思想和价值共识的过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大学文化的引领,是确保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正确方向,顺应大学文化追求崇高性、先进性、理想性的根本保障。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各高校要牢牢占据校园意识形态主阵地,掌握大学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和整合到大学文化“功能团”之中,使中国特色大学文化遍地绽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花。

3.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虽然中西方大学文化的内核是相同的,但是,中西方大学文化在发展和演化的过程中,受本地区文明、文化、历史、地理、民族和基本国情等因素的制约,而产生了巨大的差异,以至于在中西方大学文化的交互、交融和交锋的过程中发生了剧烈的冲突,这正反映了中西方大学文化间存在典型的“同分”而“异构”现象。因此,以全新的视野对中西方大学文化“异构”现象和中国特色进行科学分析,不仅有利于在创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过程中汲取西方大学文化建设发展中的有益经验,实现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的“洋为中用”、“取长补短”,而且也有益于提升我国高校对于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内涵的把握。各高校应着力提高大学文化建设的本土性、针对性、实效性,实现“以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带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以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双向联动格局。

4.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重在“抓两头、促中间”所谓“抓两头”,是指在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第一集团包含的要素,有指向性、针对性地加强大学文化建设的顶层设计,如制定和出台各具特色、符合校情的大学文化建设规划(纲要);同时,由于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第三集团包含的要素具有操作性强、机动灵活、周期较短、直观感受明显等特点,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内涵式发展提供良好的根基和氛围,故而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促中间”是由于大学文化子结构层(大学文化“功能团”)第二集团最为庞大,在“抓两头”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大学应结合本校历史、传统与办学特色,有选择地对大学文化“功能团”进行科学遴选、调整和运用。广泛发掘和筛选中西方大学文化中的一切优秀特质,深入研究这些特质背后“功能团”的结构和类型,以及“功能团”能够发挥作用的内外部条件,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指引下对“功能团”进行改造,以适应中国特色大学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西方文化论文篇2

文化冲突与文化震荡就逻辑而言是两种文化互动的结果。可谓有“矛”才有“盾”,有“碰”才有“撞”。并且由文化碰撞形成文化反弹的文化震撼,使文化互动的双方受到影响。然而,目下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奇怪的景观是:虽然东西方文化是互惠互利,而冲突与震荡只存在于东方——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汇中深受的困挠,西方舞蹈家则毫无感觉。例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先锋派舞蹈家默斯·坎宁汉得到一本英文版的中国《易经》如获至宝。他从这本中国古老的哲学著作关于世界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辩证思想中获得了艺术变化发展的重要启示,同时他把易理爻卦算命的原理用于他的舞蹈创作,形成“机遇编舞法”,坎宁汉先生似乎从未感觉到过东方文化对他的震荡问题。70年代,另一位先锋舞蹈家特丽莎·布朗的现代舞蹈团一边打着中国的“太极拳”,一边创造她的“放松技术”时,布朗女士亦从未困扰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问题。他们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力创造了美国最先锋的艺术,并且,从本土到世界没有人对他们所创造的艺术的“美国化”问题提出任何质疑。显然,文化冲突与震荡好像一副“剃头挑子”——只存在于东方舞蹈家感觉中的“一头热”。追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现代东西文化发展强弱不均,带来东方舞蹈家在文化交流中心态失衡:或者为西方现代舞蹈文化以势如破竹风靡世界之势所慑,以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而丧失本土的立场;或者苦于自身文化的羸弱所囿,尚无拥有足够的文化积累以超越他文化的影响。

然而,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正视:冲突确实存在,并且,我们自身的现代舞蹈文化亦正是在解决这种冲突中不断建立。为此,我们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要清醒地意识到冲突是怎样发生的。

静心梳理东方现代舞蹈文化的发展,全面地受到西方舞蹈文化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影响首先不在于西方舞蹈文化的强大而在于东方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的需要。正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所说,一种真正重大深刻的外来影响被一个民族接受,必然因为前者与后者的某种内在要求相吻合。因此,我们的关注点就应该主要不在于前者的影响,而在于后者的接受。

由于历史的原因,东方文化在近现展中处于相对滞缓状态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一种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新的经验需要新的艺术语言及其方式表达传递,而文化发展的羸弱与积累的匮乏,东方现代舞者在西风东进中借力而行便成为必然——借外来文化冲击本土文化的封闭状态,用外来的身体语言符号表达和揭示自我新的感觉经验。那么,成在于此,败即于此。在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里,语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的生命感觉和经验的传达方式,语言符号赋予我们周围世界的经验以形式及其色彩。语言学家爱德华·萨皮尔认为,人类建构真实的世界是通过他们对语言的词汇和语法的特别选择。他的学生本杰明·l·沃尔夫亦认为,说话的语言不同导致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具有语言共同特性的身体语言——舞蹈语言成形于特定的文化土壤和生态环境,以特定的民族的思维方式,表现着特定民族生命生存的状态。因此,东方舞蹈家借鉴他文化他民族的生命经验来表现本文化本民族的生命经验之时,两种文化,两种环境,两种思维方式,两种经验之间的距离必然十分鲜明地凸显出来。如果我们对于这种距离和差异缺少足够的认识,在文化借鉴中对语言系统不进行应有的必要的转换,由于二者间的不兼容性带来的文化冲突便不可避免。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

“走向本土”与“国际接轨”是当下现代舞蹈家挂在嘴边上的两个口号。就其总体意义而言,前者是寻求外来文化“民族化”的一种努力,后者是民族文化“世界化”的一种追求。毫无疑问,两者方向的正确性都无可厚非。就其特定意义而言,这两句口号折射着东方的现代舞者期待被认同的心态,前者在于希望得到国人的认同,后者在于期待世界认同。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出于走出本土文化困境的急切心情,或许国际认同更具有权威性,对接踵而来的本土认同更具有说服力,“与国际接轨”成为东方的现代舞者更心仪的目标。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这种心仪之后悄悄发生的立足点的偏移,恰恰容易使我们背离现代艺术创造的初衷。

问题绝不在于“与国际接轨”将艺术创造的标尺瞄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而在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文化格局往往使我们的价值尺度依然指向西方。而在事实上,与国际能够接轨的现代重大艺术节日和活动几乎均以西方背景为“麦加”,东方的舞蹈家常常处于被选择的地位。这样,与国际接轨所采用的价值判断的尺度不在东方文化而在于他者文化。在被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选择下的与国际接轨的东方艺术,尤其是为了“走向世界”而迎合他者文化与审美判断的东方艺术,很难说有多少东方民族文化独立的品格。

身体的语言作为人类最早的语言形态是对生命进行诗意的表达,舞蹈作为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的本质在于对生命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一些伟大的艺术创造往往不是诞生于艺术家刻意追赶时尚之中,而诞生于艺术家不失时机地关注和及时地提供了如何解决民族的生命的问题思考之中,当代东西方现代舞蹈家的重大成就亦产生于此。

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和欧洲经济处于大萧条时期,生活变得复杂和严峻,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了的世界,美国现代舞的奠基人玛莎·格雷姆认为她的艺术不可能像前辈艺术家那样去做一朵花,去成一片浪,或像古典芭蕾那样关心美的线条,她的舞蹈是要使人体成为能量发动机,表现人类有机的行为。玛莎·格雷姆以伴随着呼吸的强有力的腹部收缩和脊椎伸展,揭示人的欲望的人性的内在风景。为美国现代舞奠定了坚实的艺术基石。

70年代德国现代舞蹈家皮娜·鲍希一跃成为世界现代舞蹈剧场的先锋与核心人物,她那破碎、压抑并充满暴力的舞蹈剧场或使观众一头雾水或使观众趋之若鹜,但她受到人们仰视的决不是表面的破碎、压抑和暴力的形式,而是在这之后所呈现的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状态和两性之间或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本质,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对德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鲍希艺术的价值在于她负荷了整个战后德国人精神的破碎和沉重。

20世纪,西方现代舞蹈艺术向东方文化渗透一直是单方面的,然而在70年代,日本现代“舞蹈”则一反常态将其影响向西方回流。“舞蹈”震撼和影响了欧美剧场大约不在于它那黑暗、畸型、丑和死亡之美的形式,而在于日本舞蹈家对日本战后文化的深入反思——尤其是对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精神肉体的畸型发展的揭示,对不断制造垃圾的现代工业文明的本质的揭露。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艺术的先锋性和艺术的国际定位都不仅仅在于艺术家刻意追求的形式,而在于在这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之中的生命与情感的内涵,尤其是对于本民族生存状态的反映和对其现存问题的考索与解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属于世界的往往是民族最好的,这一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它对民族文化本身的强调,而在于它指出民族文化中那些解决特定民族生存问题的成功经验具有人性的普遍意义。

由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中,我们应关注的是东方的接受而非西方的影响;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土定位而非与“国际接轨”。当我们把艺术的触角切入民族生存最敏感的神经,我们的艺术才会具有冲击力与震撼力,我们只有背靠着民族文化的、哲学的和美学的坚实基石,我们的现代艺术无论批判还是建构,才会有文化的广度、美学的高度以及哲学的深度,我们的艺术的本土定位才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成功地解决本民族生命生存中的艺术方式对他民族提供了经验之时,东方民族艺术的国际定位亦成为不争的事实。

“现代派”与“现代性”

关于“现代舞”亦是我们争论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概念。对于这个说不清的问题还必须说的原因是由于它直接关系我们前行的方向。现代舞虽说对其认识众说纷纭,但从表象上总括起来其基本特点主要与以下几方面概念相联,一是与过去时所对应的现在时的时间概念相联;一是与传统相对应的现展的历史概念相联;一是与现实主义相对应的现代主义美学概念相联;还有就是和古典芭蕾所相应的风格类别的概念相联。可是有人却狭隘地把东方的现代舞看成是西方舶来的一个现代派舞蹈流派,或仅把它界定为与芭蕾相区别的一个舞种风格,其结果是从本质上忽略了现代舞是一场实现舞蹈艺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艺术革命和艺术运动,从而未注意到现代舞蹈家们对“现代舞”的“现代性”的体认与强调。即便西方现代舞蹈家本身亦不强调“现代派”的派别,而强调现代舞是一种观点,一种对当代世界中艺术功能的态度(塞尔玛·珍妮·科恩语)。把现代舞理解为是一种心态,一种对舞蹈艺术与时代同步的必要性的认识(霍塞·林蒙语)。因此,淡出“现代派”,强化“现代性”是在文化融合与文化借鉴中,东方舞蹈家解决文化冲突问题的一个思想方法的关键,亦是使现代舞蹈文化牢牢地建构在本民族的文化基石之上的关键。

所谓“现代派”是一个西方现代文化艺术发展到20世纪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概念,可以说,它是形形的标榜反传统的文学艺术家的总称,它是对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传统美学的一次彻底的反向运动。而“现代性”则应是指“现代人最深刻的本质,它即为现代思辨所揭示的灵魂深处的奥秘,是那种超越自身,无限发展的精神”(丹尼斯·贝尔语)。在这种精神引领下建构起来的具有“现代性”的舞蹈艺术一是具有现时代的独创性;二是具有现时代的经典性。如果这两者均属于一切优秀艺术品的标志的话,那么,对于现代舞而言,它还具有和一切传统艺术相区别的“实验性”——为艺术与为生命的发展寻求更多的可能性而作出的超出传统价值判断的种种探索。因此,作为一个现代舞者不仅应该具有批判旧传统中的僵化成分的勇气,亦应具有超越旧传统建设新文化的能力。因为只具有破坏力而缺少建设性的艺术行为较少具有说服力。另外现代舞者还应具有坚强的神经,去迎接旧习俗的攻击与挑战,承受失败和环境的重压。并且以健康的心态,不急功近利,不媚权媚俗,不取媚西方。因为,现代舞的艺术尺度永远存在于它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的特定的文化“角色”之中,永远存在于一个民族的现代审美理想之中。从另一方面而言,整个社会应对现代舞蹈的“探索性”与“实验性”具有足够的认识与理解,并对其敞开更宽广的怀抱。注意不要教条地以传统与主流艺术的标准来要求与规范它们,防止在这种要求和规范之中使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而这种探索与实验精神萎缩所带来的不是作为现代舞一种舞蹈风格种类发展的滞缓,而可能将是一个民族舞蹈文化发展的新的可能性的丧失。因为这是由于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在现时代的角色定位与功能差异所致。前者代表着一个时代和民族已认同的价值标准与审美尺度,它以一种艺术的和谐维护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定。而现代艺术则代表着对传统秩序的一种突破力量,对旧有文化中不适应时展的部分提出质疑,以一种新的可能性取而代之,试图将艺术推向前进。

西方文化论文篇3

在上个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研究中,不少西方学者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巴斯卡(Pascak)和雅索士(Ac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就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日本的成功秘诀应归于两方面,即理性的管理面与管理的艺术面(或硬性的S和软性的S)。他们指出日本成功地将美国3S模式发展形成为7S模式。美国的管理模式只有3个硬性的S,称为理性的管理面,它们是战略(Strategy)、结构(Strue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的管理模式在3S基础上增加了软性的S,即管理的艺术面。它们是技巧(Skill)、人员(Staff)、最高目标(SupremeGoal)和作风(Style)。他们认为,在7S模式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软性的S,即企业文化。他们提出了管理的成功与否要受到“文化限制”。他们认为:“我们讨论过美国的管理文化如何存在于国家的大文化之内,这两种文化中都包含着最近管理能力衰退的根本原因……美国人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或德国人,而是自己管理‘文化’的限制。”“日本人的例子,使我们能够认清自己。”他们认为应当重视发展企业的文化,以迎接日本在上个世纪的挑战。

另一名美籍日本学者威廉·大内(WilliamOuchi)在《Z理论》(TheoryZ)一书中指出,日本的管理模式属于J型(JapaneseModel),是一种接近理想的企业模式。而美国的管理模式存在着两种类型:A型(AmericanModel)和Z型。A型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淡漠的模式,而Z型却是一种接近J型的企业模式。值得注意的是,大内所说的Z型模式的字母Z,是英文字母中的最后一个,而A型中的字母A,却是英文字母中的第一个。他实际上暗示着企业模式是一个从A到Z(FromAtoZ)的渐进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间包括J型)。因此,他的结论是美国企业模式的发展方向是从A到Z。不过他认为Z模式和Z理论的核心是Z型文化,也就是Z理论文化,也就是Z理论文化价值观。他认为Z型文化一般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长期的雇佣、信任及亲密的人际关系;(2)职工属于企业整体的信念(即团队精神);(3)人道主义的工作条件;(4)职工心情愉快。他最后指出,Z型模式是企业未来的模式,每个组织都应追求这种模式。

美国学者布拉福(Bradford)和柯亨(Cohen)在《追求卓越的管理》一书中,对过去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认为所谓的“理性模式”和“行为模式”最严重的缺陷是忽视人才的培育,从而提出了“育才型管理模式”。他们认为这种模式完全不同于泰罗、韦伯等人的“理性模式”,也不同于行为学派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模式”。育才型模式是现代组织的一种新模式,其构成要素是:(1)建立共同负责的组织(团队);(2)发掘、培养个人的才干;(3)建立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的结论是,育才型管理模式是是适应现代企业的新管理模式,其中心思想是:培植下属是提高绩效的关键,且能使企业和个人迈向“卓越的境界”。

另两名美国学者希克曼(Hickman)和施乐尔(Silor)在《创造卓越》一书中也提出了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即战略——文化结合型模式,力图将硬管理(管理的理性面)和软管理(管理的艺术面)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变动的新时代,卓越的基础在于战略与文化的配合,而企业文化是新时代企业领导人的工具,凭借企业文化精心拟定战略就能把它变成具体的绩效。他们当时是从新的角度讲企业战略与企业文化的结合。

2、发展企业文化与改进企业领导艺术相结合

企业文化发展本身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少西方学者在上个世纪著书立说,一致认为应当进一步改善企业领导者的领导艺术。托马斯·彼得斯(T.peters)在其新著《追求卓越的热情》一书中指出,美国管理组织的弱点是:缺乏领导艺术,过分地注重系统、方法和控制,忘记了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是人(职工),而花钱消费的也是人(顾客),从而导致管理者的印象成为警察、法官、无情的分析家和专业的决策者。因而,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呼吁,企业应该形成新的领导观念。他认为,企业的领导是啦啦队的队长、热心人士、优胜者的教练、慧眼识英雄的“伯乐”。他认为,一个成功企业的领导者应当是:(1)倾听、信任和尊重职工,让职工感觉到拥有自,以激励他们全心投入的热情,成为企业的斗士,不断为企业的发展而创造新产品;(2)顾客是利润与产品创新的来源,管理者要直接接触市场,才能了解和提供顾客需要的产品、质量和服务;(3)管理者的新领导术是“走动管理”(ManagingbyWalk)。

而狄尔(Deal)和肯尼迪(Kennedy)《公司文化》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象征的管理者”的概念。他们认为,象征的管理者的基本特征是:(1)对文化及其长期影响敏感;(2)信任自己的职工,并预期他们成功;(3)把自己视为企业每天表演的演出者,既是剧本作家,又是导演和演员。作为象征的管理者,其主要工作是诊断企业文化,这包括:(1)思考适当的企业文化;(2)制定对策,进行企业文化的重塑,以企业文化来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

布拉福与柯亨在《追求卓越的管理》一书中,还提出了企业领导要成为育才型的管理人。他们认为,过去认为领导应该是英雄形象,并具有英雄式的领导作风,这种领导可以概括为两种类型:师傅型与指挥型。但英雄并不等于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依靠职工,职工才是真正的英雄。因此,要从英雄式的领导作风转向育才型的管理作风。这种育才型的管理人应具有以下特征:(1)运用影响力,但不控制一切;(2)协助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不为员工提供所有的答案;(3)参与解决问题,但不要求以自己为中心;(4)运用权利,但不掌握一切;(5)负起责任,但不排挤别人。

希克曼和施乐尔在《创造卓越》一书中,对新时代企业领导人所应具备的技能进行了概括,包括:(1)创造性的洞察力;(2)对事物的敏感性;(3)具有应变能力;(4)远见卓识;(5)全身心投入;(6)忍耐力。他们认为企业领导人所具有的这六个方面的能力是企业成功所必需的。

这里应当指出,对企业领导艺术的改善的论述最受人们重视的,是至今还在出版的《一分钟经理丛书》。这套丛书在上个世纪的代表作是:《一分钟经理》、《一分钟管理术的运用》、《一分钟经理的领导术》等。从这套丛书所体现的精神来看,现代管理艺术上个世纪与企业文化密切结合,曾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丛书的主要精神有三个方面:(1)领导者如何发掘职工的潜在素质;(2)领导者如何发挥职工的潜在能力;(3)领导者如何发展职工的潜力。这套丛书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现代管理艺术,可以说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3、在发展企业文化中强调灵活多变

西方文化论文篇4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中西方文化;差异

1前言

全球化促进了“跨文化交际”的发展,“跨文化交际”一词最早在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中出现,指文化背景各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活动。不同的民族因独特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地域环境形成了风格迥异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方式、交流方式、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给“跨文化交际”带来的天然的屏障与阻碍。文化价值观和行为文化特征是国际间“跨文化交际”的主要内容,结合当前“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误解和冲突,接下来笔者将从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出发多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做一详细分析,并探寻有效解决文化交际冲突的方法途径。

2中西方思想观念上的差异

2.1思维方式的差异

中西方在对待事物的理解和看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内在的表现在中西方思想观念的差异。我们中国的思维方式在注重直接感受的基础上实现从一般到具体的认识过程,而西方的思维方式恰恰相反,西方的认识过程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还体现在认识的模式上,中国素来重视“天人合一”,即人的发展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性思维中国认识世界的基础;西方在自然科学的指导下,建立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保护个人的利益和自由、独立发展等西方观念体现出了西方的个体性思维。

2.2价值观念的差异

有学者提出“跨文化交际”的核心是价值观念,要想实现跨文化交际的真正发展,必须正确认识中西方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在家庭观念上,中国传统的家庭有浓厚的家族观念和血脉观念,家庭内部长幼有序、辈分有别。但是在西方的家庭中,儿女18岁后就离开父母,对父母也不承担赡养的职责。在对待个人隐私上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注重团结和坦诚,隐私观念比较薄弱,而西方人比较注重个人隐私的问题,贸然问一名西方女子的年龄,会引起西方女子的极大反感。

2.3法律观念的差异

法律是在文化土壤中盛开的鲜花,不同的文化催生了不同的法律精神,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体现在法律观念的差异上。中国注重“以和为贵”和“家和万事兴”,打官司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有伤和气和不光彩的事情,制定法律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国传统的纲常伦理,由于缺乏明确的公共意识,法律的执行也要依靠道德的规范。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比较浓厚,法制精神已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西方法制化国家里有一个著名的例子,一所大型商场因建筑不恰当形成旋风致使老人摔倒,商场被告上法庭,老人获取了高额赔偿金。

3中西方日常生活中的差异

3.1风俗习惯的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中要十分重视中西方文化在风俗习惯上的差异,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尴尬和误会。“狗”在中国的语言环境下多用于贬义,影射坏人、笨蛋或背叛的人,如“狗东西”、“狗屁不通”和“走狗”。但是西方的语言环境下,从“a luck dog”中即可看出与中国的“狗”意象就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再如中西方在数字使用习俗的也存在很大差异,中国人喜欢偶数,例如“好事成双”“十全十美”等都寄予了中国人的美好愿望,而在西方国家了人们偏爱奇数,认为单数是吉利的数字。

3.2交往习惯的差异

跨文化交际加深了国际之间的交往和交流,强调了把握中西方交往习惯的差异的重要性。首先在称呼上,中国重视“长幼有别”,所以不能直呼长辈的姓名,而在西方亲属之间直呼姓名是亲切和礼貌的表示。其次在见面问候时,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的关心之意,常常说“你去哪里?”或“你吃饭了吗?”,而面对西方人“你去哪里?”明显冒犯了他人的隐私,“你吃饭了吗?”西方人会误解为你要请他吃饭。最后再告别用语上,中国人注重表达自己的关心和感激,例如在告别时说“多谢您的指点,学生我受益匪浅!”,而西方在告别时多说“Happy talking to you !”来表达自己对他人的欣赏之意和交往过程的评价。

3.3教育方式的差异

教育方式直接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教育方式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中国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目的着眼于未来找到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在这一教学目标的指导下,片面注重学生的成绩高低,忽视了学生的全面、综合发展。此外,中国孩子缺少必要的社会教育,造成社会使用能力比较低。目前,中国教育不断进行素质教育的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西方的教育重视孩子多元化的发展,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具有自由民主精神和探索精神的人才,在教育目标和教育方式上与中国的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3.3饮食文化的差异

“民以食为天”,中西方在饮食文化上的差异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中国具有悠久的饮食文化,对食物强调“色、香、味、意、形”俱全。中国人习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团圆饭”,中国人的饮食工具“筷子”成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形象代表。西方人在饮食上追求简单和营养,十分重视进餐礼仪。西方人出于卫生的考虑,在进餐是实行分餐制,以“刀、叉、匙”为饮食工具。

4在中西方文化差异下实现跨文化交际的途径

4.1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的沟通了解

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深中西方之间沟通和了解,是在差异下实现共同发展的根本途径。文化没有贵贱之分,跨文化交际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实现世界人民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共同发展,在文化交流中,我们中西方要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尊重对方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最终实现世界文化的多元化。

4.2在坚持入乡随俗的原则上提升和完善自我

“入乡随俗”是跨文化交际过程避免出现误会和尴尬的有效方法,实现“入乡随俗”的前提是了解西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即通过交流和学习不断完善和提升自身的文化素养。有效的语言交流要考虑特定的语境和交流环境,如见到中国朋友仍旧以“你吃饭了吗?”的形式打招呼,见到西方人则说:“How are you !”此外,跨文化交际者要汲取世界文化营养,不断提升自身的社交知识和社交技能,扫除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阻隔和文化障碍。

5结语

综上所述,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交往习惯、饮食文化等方面,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加强沟通交流和完善自身文化素养是扫除文化差异障碍的有效途径。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西方的文化不断交流和碰撞,跨文化交流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和共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最终也将在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逐渐消失。

参考文献:

[1]董芳.跨文化交际背景下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研究[J].理论观察,2012(4)

[2]邵彤.中西方社会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表现[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3]黄耘.中西方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J].南方论坛,2010(3)

[4]陈星伊.论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J].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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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林语堂 散文创作 东西方文化交流

林语堂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贯中西,又颇具个性的学者和作家,被公认为“幽默大师”。在其长达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世界留下了十分丰厚的文化遗产。据不完全统计,林语堂一生撰写和出版了中文著作17种,英文著作及译著达51种。他一生致力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融通,自称其“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林语堂的散文创作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彼此融合的结晶。

林语堂散文创作的思想源泉来自其家庭教育和东西贯通的学术背景。

林语堂是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福建漳州属东南沿海地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最早受西方文明冲击的地区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家庭中,其父亲就是一位牧师。林语堂的牧师家庭出身和教会学校的教育,使他与西方文化有着特别的关系。林语堂在他的专著《信仰之旅》中说:“我父亲是那视乎前进的先锋。他是一个梦想者,敏锐、富于想象力、幽默,并且永不休止。他传授给我们孩子们对一切新的及现代的东西,就是那种被称为‘新学’的西方知识的热烈的兴趣。”他又在《八十自叙》中说:“下列几件事对我童年影响最大:一、山景。二、家父,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者。三、亲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如此的家学传统给林语堂带来了终生的影响。

1912年,林语堂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文科。毕业后,林语堂来到清华学校任教,开始广泛而深入地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华学校创办于1911年,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当时是一所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虽然渗透着西方文化的影响,但该校十分重视研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瑰宝。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以及李济等为代表的清华学者,主张“中西兼容、文理渗透、古今贯通”,形成了著名的“清华学派”,对清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培养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学术大师,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这种学术氛围的影响下,林语堂醉心于《论语》、《中庸》、《大学》等传统思想经典的阅读、研究,却并不受旧有理论框架的束缚,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和阐释显得从容和睿智。在中国现代作家整体地反传统和不遗余力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林语堂能独辟蹊径、反观溯源、推陈出新,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灵光和价值意义,反映了他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广阔性、兼容性和超前性,也反映了他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等二元对立关系上的独特境界。

1919年秋,林语堂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攻读文学硕士学位。192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在德期间,他接受了欧洲知识界的洗礼,崇尚个性自由。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他成为《语丝》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当时,林语堂的思想非常激进,表现在其散文创作中抨击北洋执政府血腥暴行,批判封建文化观念,赞扬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他一度与鲁迅来往密切,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撰写了一些富于战斗气息的散文,诸如《祝土匪》、《回京杂感四则》、《读书救国谬论一束》、《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打狗释疑》、《“发微”与“告密”》、《闲话与谣言》等。1928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他的《翦拂集》,收入此类杂文共计28篇。

在林语堂眼里,中国文化和国民性存在着根本的痼疾,最突出地表现在奴性、老猾、保守和容忍等方面,这既是传统文化专制主义没有个人权利直接导致的结果,又是国民缺乏自觉的理性意识和现代观念的原因。正是异质文化因素的加入和杂糅,才使林语堂的散文作品有着更为冷静和疏离的第三者视角,让读者在略带洋味的幽默中跟随作者一起审视和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

学界一般认为,林语堂散文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1920年代《语丝》时期,思想激进、文风泼辣的杂文体;1930年代《论语》时期,颇具个性特色的闲适小品文;台湾时期谙顺自然、文风平和冲淡的娓语式笔调。而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闲适小品文。这些作品对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帮助西方人士理解和欣赏中国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林语堂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并没有那些揭示所谓“民族劣根性”作家所特有的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相反,显得平和而风趣。在林语堂看来,每一种文化都有优点和缺点缺陷,不必过分抑扬,他向中国读者介绍西方文化,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从而架起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本着这样的目的,在写作时自然不再需要凌厉与激情,而适当的幽默与闲适,正好为他的文章增添了色彩与韵味。

1936年初,夏威夷大学邀请林语堂去执教,他的好友赛珍珠夫妇又不断催他去美国从事著述和研究工作。加之国内的政治气候环境日益恶化,于是,林语堂决定全家赴美国。此一去30年。在美国生活期间,他最初写了一组《海外通信》,寄给《宇宙风》杂志发表,向国人介绍其在美国的生活和见闻。以后专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化、中国人的生活、心理、习惯等方方面面以及中外文化的比较等内容。由于林语堂远离中国的现实生活,远离种种社会矛盾,因此,他对传统文化弊端的抨击逐渐减少,而比较注意对孔孟思想中积极进取的部分加以阐发,与以往的同类文章在心态上有着很大差异。这表明林语堂逐渐远离政治旋涡和文化斗争主战场,向传统文化回归。

由于林语堂知识广博,用英文写作十分流畅,使他的散文作品受到西方广大读者的欢迎。最有影响的是《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在美国、西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欧美各阶层男女老少无不爱读的枕边书。它们向西方人宣传了中国的文明和中国人生活态度的优越性,宣传一种力求闲适、和谐的处世哲学,架起了一座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近代中国在西方强势物质及精神文化冲击下,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面临空前的危机和挑战,都需要改造和转型,以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在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方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的一个最浅显的道理。而且,到底应该如何扬弃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至今仍然是一个紧迫的任务。林语堂在其散文创作中对此问题探索与努力,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发掘与研究。

参考文献:

[1]林语堂.林语堂名著全集[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社,1994.

[2]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3]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西方文化论文篇6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 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 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 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着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 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 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 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 条诫命中, 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 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 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 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 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 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 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着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 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 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 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 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 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 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 von 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4 结语

西方文化论文篇7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习语的运用都非常频繁。因为习语言简意赅,而且形象生动、意味深长,给人美的享受。但同样的习语中西方的表述却也有很多不同。如果我们不了解西方文化,在翻译这些习语时就会闹出很多笑话。比如形容雨下得很大,中国人用“滂沱大雨”表示,而英语却用“raincatsanddogs”来表示,如果不知道这句话的典故由来(在挪威神话中,猫被认为可以影响天气。而狗和狼则是风暴神欧丁的随从,其中狗是“风的象征”,“catsanddogs”用来形容雨之大,最早出现在理查德-布罗姆1652年创作的剧本《都市智慧》中:“Itshallraindogsandpolecats.”)我们就可能就难以理解其意。再比如,比喻乱花钱我们一般用“挥金如土”来表示,而在英语中却是“spendmoneylikewater”。

二、如何把西方文化融入英语教学

从以上西方文化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要想教好英语,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互结合是非常重要的。语言既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又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一样的字、相同的词对不同的国家来说,是具有不同意义的。这就要求作为英语教师的我们在进行英语教学时,不仅要进行语音、语法和词汇的教学,还要让学生了解其文化背景,尽最大努力把西方的文化融入到我们的英语教学中来。那么如何才能把西方文学与英语的教学融合在一起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在教学中,英语教师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西方文化意识,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蕴含。同时教师还应适当拓展和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以解释这种差异现象的由来。比如,在教学lion这个单词时,老师不妨向同学们介绍这一单词在西方文化中的含义:在西方,lion是百兽之王,是“勇敢、凶猛”的象征。英国人以lion作为自己国家的象征,TheBritishLion指的就是英国。英语中有许多与lion有关的习语,如comeinlikealionandgooutlikealamb、lion’sskin(狐假虎威)、lion’smouth(落入虎口)、lion’sprovider(为虎作伥)等。可见,有关lion的习语在译成汉语时,习惯上被译成“虎”,这就是中西方文化中对谁是百兽之王的认知差异。

2、教师要给学生提供一些了解英语国家文化的途径和渠道,指导学生阅读一些西方文学作品,如《格列佛游记》、《夏洛的网》、《安徒生童话选》等等,为学生创造一个文化语言环境,开展一些读书活动,还可以让学生收集和利用一些有关英语国家的物品和图片,以获得较为直观的风土人情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有利于学生体验和感受不同国家的文化,强化学习西方文化的意识,其用英语思维的能力也会相应得到提高。

3、通过专题讲座、知识竞赛、观看国外经典影片等活动进行西方文化的融入。课堂教学时间毕竟是有限的,我们不能仅仅依靠课堂四十五分钟来完成这一长期且又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教师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学生学习了解西方文化,比如教师可以开设《中西文化之比较》的专题文化讲座、组织“西方文化与英语知识竞赛”、组织学生观看西方经典影片,利用电影电视引导学生观察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现状等。这样不仅能增进学生对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了解,还能培养其跨文化意识,进一步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思维和创造能力。

4、适当利用西方传统节日进行西方文化的熏陶。比如初中教材中多处地方引入了西方的节日,特别是圣诞节,教师可以以此为切入点,系统地解说圣诞节的来源、风俗,以及宗教对西方国家日常生活的影响,让学生学唱美妙的圣诞歌曲,欣赏多媒体课件中丰富多彩的圣诞活动,让学生制作圣诞卡片,在模拟的圣诞节环境中身临其境的感受、体验圣诞节文化。教师还可以进一步向学生系统介绍西方国家常见的节日如Valentine’sDay(情人节)、Easter(复活节)、AprilFool’sDay(愚人节)、Mother’sDay(母亲节)、ThanksgivingDay(感恩节)等,同时比较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的差异。结语:教师应有意识地在英语教学中植入西方文化,重视西方文化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英语教学的效果和质量,使学生在实际生活中正确理解英语、运用英语。

西方文化论文篇8

在《喜福会》这部著作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文化冲击,女儿的这一角色更是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碰撞,然而这一碰撞的根源之一就是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差异。美国家庭教育主要以民主平等的教育方式,父母亲尊重子女的想法,人格和,目的是培养孩子独立生存的能力,孩子一般成长的过程会很轻松,拥有很多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样孩子们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到自己的潜力,展现自己的性格。相对而言,中国式的家庭教育往往奉行的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中国的父母亲很少在意子女的想法和能力,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子女,不予许有自己的见解,一生应当稳稳妥妥的度过。(王凤霞,2008)小说里吴精美的妈妈认为在美国,任何梦想都能成为事实,她也希望吴精美能够成为中国的秀兰•邓波儿。她甘愿为公寓里的退休钢琴教师做清洁工来换取女儿学习钢琴的费用,然而吴精美对钢琴课并不是那么热情,以至于在一次联谊会表演中失败。吴宿愿对女儿吴精美表演的失败更多的是斥责,并且认为“世上从来只有两种女儿,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吴平,20100)在我家里,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这样的一厢情愿和良苦用心换来的是母女之间的心理上的冲突和隔阂。

2.婚姻观念的差异

小说中反映出的四对母女对于家庭婚姻的看法也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冲击的根源之一。龚琳达虽然嫁给了一个富家子弟做童养媳,后来她凭借着自己的力量解除了了枷锁,获得了自由。因此,她也满怀希望的看到自己的女儿薇弗莱可以在精神和物质上过上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当龚琳达看到女儿的男朋友比自己的女儿年纪小并且缺乏家庭责任感的时候,薇弗莱很不理解母亲的行为,并把最终婚姻的过错归咎于母亲的妖术。这是因为在中国式的婚姻中,父母会认为“宁愿男大十,不愿女大一”,薇弗莱比他的男朋友大几岁,龚琳达认为这段感情没什么好的结果。尽管女儿都已长大成人,母亲总还是会好心地插足女儿们的感情婚姻生活,这样造成引发了母女情感上的危机。女儿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尽管长着中国人的模样,但是她接受的是美式西方的文化,她们要求自由,要求摆脱母亲的约束,过独立自主的生活。这是因为中西方来自不同的文化土壤,有着不同的文化底蕴。萧功秦在他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指出,古老的中国文明体系被称为“华夏文化圈”,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它成为一个相对封闭内向型的文化圈。这使中国人形成了推崇以家庭伦理为中心的文化体系。极强的家庭家族观念形成了一种“聚合型”行为模式,而美国人大家庭观念十分淡漠,他们崇尚个人的独立自主,个人的发展。这是因为西方文明是一种“航海文明”。这两种文明决定了走向外部世界是其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萧功秦,1986)因而,他们的行为模式是“离散型”,孩子长到一定年龄会远离父母,进行个人生活,承担自己必要的责任和义务。

3.结论

从小说《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能够清晰的看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谭恩美用及其巧妙地语言描绘出了四对母女从冲突到互相理解的过程,这正反映出了中西方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她将文化差异引入到了母女关系中的描法独特,值得研究和关注。小说里的种种生活小事造成了母女间某些障碍,然而又动摇不了母女间的天然深情,直到其中有一个人离开人世,另一个才发现,原来自己是那么执着地爱着自己的母亲,读到这,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自己的母亲,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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