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处长述职报告范文

监察处长述职报告篇1

2003年6月15日，我曾在这里就侦查监督工作做了六项承诺。一年来，在院党组的直接领导下，在兄弟处室和各级院侦查监督部门广大干警的大力支持下，在王金力副处长和全处同志的积极配合下，与全处同志一道，认真学习和实践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论述，坚持"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工作方针，较好地兑现了承诺。现将工作情况作如下汇报，请在座的领导和同志们予以评议。

1、在"严打"整治斗争，维护社会稳定方面。通过采取：一是坚持"两个基本"，保证打击效果；二是加强引导侦查取证工作，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三是强化监督，严格执法，坚决防止和纠正打击不力；四是挂牌督办重点案件等措施，充分发挥审查批捕职能，为维护社会稳定作了应尽的努力。严打以来，全省共批捕犯罪嫌疑人32660人，平均办案时限由原来的4天缩短为2.3天。

2、在严格执法，保证案件质量方面。通过采取：一是正确把握逮捕条件，依法做好审查工作；二是严格把关，控制不捕率非正常增长；三是注重对办案质量的跟踪检查等措施狠抓办案质量。通过对2002年的**件不捕案件和180件捕后作撤案、不起诉、法院作无罪判决的案件的复查，批捕案件准确率由原来的99.5%上升到99.94%。总的来看，案件质量是好的。

4、在预防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方面。通过采取：一是积极参与预防职务犯罪课题的研究；二是全面落实侦查监督环节的综合治理要求；三是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等措施认真开展了预防犯罪和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去年我省检察系统又有3个基层院获部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13个院获省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称号。侦查监督处被省未成年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省未成年保护工作先进集体称号。

5、在深化改革，提高工作效率方面。继续在全省侦查监督部门推行了引导侦查取证和审查逮捕工作方式的改革以及深化主办检察官试点工作。全省共确定了53个基层院的侦查监督科作为主办检察官试点单位；全省各地引导侦查取证的能力和制作的《审查逮捕案件意见书》的说理性普遍增强。

6、在深入调查研究，加强对下指导方面。通过采取：一是针对执法实践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与公安、法院等部门加强横向联系，进行深入研讨，为严格执法创造条件；二是组成工作推进组蹲点包片，定期深入基层面对面地进行指导；三是选树典型，推广经验。编发了《全省立案监督案例汇编》和《侦查监督工作经验汇编》并选树了佳木斯市院侦查监督处等五个先进典型进行推广，推动了全省侦查监督工作深入开展。

7、在加强管理，提高队伍素质方面。围绕省院党组"创建五好处室"、"创建学习型处室"等一系列工作部署，以务实和负责的态度，高标准、严要求地抓好队伍建设。通过创建活动，进一步树立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理念。把学创活动作为掌握知识、熟悉业务、增强本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以此推动侦查监督工作的健康开展。

在侦查监督工作中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然感到自身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在思想观念上不够解放，改革的步伐迈的不大；二是工作开展的不平衡，立案监督工作还存在空白点；三是部分干警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亟待解决。

自2003年3月份以来，我被院党组抽调到"检察官学院楼"基建办工作，处里工作由王金力同志负责，在金力处长和全处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工作取得了优异成绩，令我由衷地敬佩。到基建办工作之后，在院党组和院领导的直接关怀下，与董金山处长和基建办其他同志通力合作，在办理施工手续、进行图纸论证、保证工程形象进度和工程质量等方面都作了应尽的努力。我决心在今后的基建工作中继续保持旺盛斗志，尽职尽责，与基建办的同志一道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与施工和监理单位密切配合，保质按期地完成院党组交给的任务。

监察处长述职报告篇2

一抓基层科所队的反腐倡廉教育。一是定期开展反腐倡廉专题教育。在基层科所队开展忠诚、理想信念、职业道德、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纪政纪等专题教育，把反腐倡廉教育正式纳入“三训”及“战训合一”培训课程，安排有关领导或专门人员为每期参训民警上一堂廉政辅导课；纪检监察（政工）部门领导利用队伍违法违纪案例、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投诉、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等，每年至少为本单位民警上1至2次集体廉政辅导课。二是深入开展反特权思想教育。在全体民警中部署开展“反特权思想，树良好警风”专题教育整顿活动，整治解决基层公安机关和民警中存在的特权思想、特权作风，切实解决服务意识淡薄、“冷硬横推”、“吃拿卡要”、执法不严、执法不公、、执法不作为等突出问题。三是开展争创“无违纪科所队”活动。要求县级公安机关认真组织好争创工作；纪检、监察、督察部门加强对争创活动的明查暗访；市公安局纪委把争创“无违纪科所队”活动的成效，列入年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内容。

二抓纪检小组和联席会议工作。一是推进纪检小组建设工作。要求与市局签订了《__市公安机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单位，所有党支部均要设立纪检小组；未与市局签订责任书的单位，可根据实际设立党支部纪检小组。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对纪检小组的工作指导和业务培训，提高纪检小组开展监督工作的能力。二是深化纪检小组“三个一”工作。要求各单位纪检监察（政工）部门为本单位纪检小组设立统一的工作记录本，纪检小组要做到有情况随时碰头研究，坚持每月一分析、每季度一研究、每半年一总结工作制度，抓好示范点各项工作的落实。三是高质量开好党风廉政建设和队伍管理联席会议。要求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联席会议的程序、要求，坚持每季度召开1次党风廉政建设和队伍管理联席会议，确保联席会议质量，并按时上报联席会议情况，市局纪委将视情派员参与督导。

三抓科所队领导和民警的监督管理。一是切实加强基层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选调作风正派、开拓进取、敢抓敢管的领导干部担任基层科所队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强化基层科所队“一把手”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年初，支部书记组织支部成员原原本本对党廉责任书内容进行一次全面学习；每月，支部对队伍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一次分析；年终，支部成员向民警进行一次述职述廉；纪检监察（政工）部门每年组织科所队民警对本单位领导班子执行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进行一次测评，测评结果提交党委作为领导干部考察任用参考内容。对支部是否按照责任书的内容落实本单位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经常性的监督检查，对队伍发生违法违纪问题的，进行倒查，严肃追究责任。二是推行定期轮岗交流制度。凡担任基层所队长和从事交通事故处理、车管、户籍、行业场所管理等敏感岗位工作的民警，按规定定期进行轮岗交流，切实减少环境和人情因素对民警执法的干扰。三是推行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凡发生以下问题的，科所队长要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并依照有关规定从严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工作严重失误造成重大损失的；工作失职引发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对辖区群众反映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不调查、不报告，致使辖区治安长期混乱的；乱收滥罚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的。四是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要求基层科所队民警及其配偶、子女发生重大事项的，要按规定在事前或事后1个月内，主动如实向科所队领导报告，科所队领导要如实向所属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政工）部门报告，纪检监察（政工）部门每半年综合情况报告本单位党委。五是深化社区民警述职述廉工作。要求各单位纪检监察（政工）部门与户政部门密切配合，深化社区民警每半年1次的述职述廉工作，研究增加和细化社区民警述廉方面的内容和要求，会同所在支部纪检小组组长参加社区民警的述职述廉会议，邀请警务廉政监督员参加，现场访问群众对社区民警的廉政评价，提高民警的述职述廉质量。六是着力维护民警合法权益。民警维权组织对民警正当执法行为，要予以保护；对民警受到诬告、错告的，要及时澄清事实，并依法对诬告者给予相应处理；对妨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和暴力袭警的违法犯罪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

四抓检查督导，树立先进典型。一是强化监督检查。要求分局（支队、处）领导检查、联络基层科所队工作时要过问基层党风廉政建设情况，听取纪检小组工作汇报；纪检监察（政工）部门每月不少于1次深入基层科所队了解、指导和督促纪检小组开展工作，认真总结、推广和表彰工作成效显著的支部和纪检小组，对工作不重视、不落实的党支部和纪检小组，要及时进行通报批评。二是加强执法监察。法制、纪检、监察、督察部门要针对基层民警

监察处长述职报告篇3

根据《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基层执法干部面向社会述职述廉接受评议的实施意见》的精神，结合全市工商系统实际，决定在全市工商系统开展*年度基层行政执法干部面向社会述职述廉，接受评议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述职述廉人员范围

参加述职述廉接受评议的人员为基层工商所正、副所长（在本所任职不足半年和挂职的除外），以及直接参与行政执法的工商所干部。

正、副所长的述职述廉与一般干部的述职述廉一并组织实施。各分局每年安排不少于所辖工商所总数三分之一的工商所正、副所长和一般干部述职述廉。

二、述职述廉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履行工商职责，维护市场经营主体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情况；

（二）关于加强市场监管，依法办案，切实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情况；

（三）关于发挥工商职能，服务促进地方经济和谐发展的情况；

（四）关于提高办事效率和质量，改进服务态度的情况；

（五）关于遵纪守法，清正廉洁等方面的情况；

（六）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

三、述职述廉接受社会评议的方法步骤

*年的基层行政执法人员述职述廉活动结合全市民主评议机关工作进行。各分局要将此项活动作为迎评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活动的开展，让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工商、理解工商、信任工商，支持工商工作。

（一）广泛征求意见。要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向行风（效能）监督员、乡镇街道及监管服务对象广泛征求意见，对征集到的意见要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措施。

（二）撰写述职述廉报告。要根据述职述廉的要求，认真撰写述职述廉报告。述职述廉报告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地反映本人的履职情况、服务群众、企业和消费者的情况以及廉政方面的情况。

（三）聘请评议员。评议员应由当地的各级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风监督员和纪检监察、乡镇、街道、村委会、居委会等部门和政府的工作人员、管理服务对象代表等组成。管理服务对象代表由上级局纪检监察部门商请当地纪检监察机关、纠风办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参加述职述廉的会议代表应不少于40人，管理服务对象应不少于参会代表的50%，同时应有一定比例的受处罚对象参加。

（四）召开述职述廉会议，接受社会评议。由参加述职述廉的人员向参加评议会的代表述职述廉，接受他们的监督评议。召开基层行政执法人员述职述廉会议，由上级局纪检监察部门组织，联系该所的分局领导参加。

（五）组织社会评议。述职述廉完毕后，现场发放社会评议表，由参加评议会的代表对述职述廉人员履行职责、廉洁自律等方面情况进行评议。对正、副所长的社会评议表由县（市）、区工商局纪检监察部门当场收回并整理、统计。

（六）意见反馈与整改。对评议中反映出的突出问题，由县（市）、区分局纪检监察部门负责调查核实，情况属实的限期整改；情况不实的予以澄清。对侵害群众利益、影响工商形象的行为按照有关规定处理。评议结果及时向被评议单位和个人反馈。对整改情况以适当方式向评议代表反馈。评议结果作为评先评优和干部使用的参考依据。

（七）评议结果的汇总、上报。各分局纪检监察部门对各工商所的评议结果要及时汇总，并将评议统计结果上报市局监察室。

各单位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这项工作与当前正在开展的民主评议机关活动和群众满意基层站所评选活动及“基层廉洁工程”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进全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

此项工作于10月底前完成，请各分局（无工商所的功能区分局除外）于11月中旬前将活动开展情况上报市局。

附件：1.基层行政执法人员面向社会述职述廉个人测评表（一）

2.基层行政执法人员面向社会述职述廉测评表（二）

监察处长述职报告篇4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权。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行使监督权是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监督表现为按照一定形式和程序进行的各项具体监督制度，要使监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关键在于不断改进和创新。

一、宪法监督制度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全国人大组织法还具体规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之一就是“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交付的被认为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命令、指示和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和规章，提出报告”。

从实施情况看，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对备案的地方性法规和行政法规进行审查工作。但由于没有建立专司宪法监督的机构，宪法监督实际上没有很好开展起来。（1）宪法监督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切违宪行为进行纠正和制裁的强制行为。违宪是一种国家行为，特指国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和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的职务行为违反宪法。宪法监督的内容主要包括审查有关国家机关的规范性文件的合宪性，纠正国家机关及其组成人员违反宪法的职务行为。（2）建立专司宪法监督的专门机构。许多同志建议建立宪法监督委员会，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违宪审查工作，提出对违宪行为的处理意见，以议案的形式报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建立这一机构既符合我国国家体制，又保证了违宪审查工作的经常性。（3）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的程序。我国实施宪法监督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审查规范性文件。对此立法法作了一些规定。二是受理违宪控告。在这方面还没有法律规定，需要对谁可以提出违宪控告、谁受理和承办违宪控告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二、执法检查制度

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为了保障宪法和法律的有效实施，逐步建立了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制度。执法检查成为人大法律监督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监督制度，还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1）执法检查的主体是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也可以单独安排执法检查，协助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法律监督。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同“一府两院”搞联合执法检查，混淆了监督的主体和对象，是不妥当的。人大执法检查的对象是执法机关，主要检查监督法律实施主管机关的执法工作，督促“一府两院”及时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检查要有重点，如可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某些法律执行中存在比较多的问题，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来确定检点。

（3）力避形式主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把执法检查的过程变成体察民情、反映民意的过程。

（4）要把听取和审议执法检查报告正式列入常委会会议议程，并认真行使审议权，必要时可以提出质询案或作出有关决议。

（5）完善审议反馈制度。执法检查报告和常委会的审议意见应及时转交法律实施主管机关。有关机关改进执法的情况和效果要在规定期限内向常委会作出反馈。

（6）对检查中发现的重大违宪违法案件，可以组织深入调查，必要时可以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根据调查结果作出严肃处理。

（7）同其他监督形式相结合。如把执法检查、实行执法责任制、开展执法评议三者结合起来，把执法检查同舆论监督结合起来。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的制度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或专题汇报，是国家权力机关开展工作监督的基本形式。这一制度，还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1）常委会听取工作报告，要从程序上作一些具体规定。如规定提前把报告稿送给代表、委员，不能临会才发；规定有关部门负责人不仅在会上作报告，还要到会面对面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规定工作报告未被批准要作出适当处置等。

（2）建立工作报告审议反馈制度，切实改变“会上议一议，会后无声息”的状况。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听取和审议专题报告后，向有关机关提出“审议意见书”的做法值得总结和推广。目前“审议意见书”或“审议意见”存在着整理不规范、报送无程序、办理不得力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总结经验，通过法定程序，使“审议意见书”这一形式走向规范化、法律化。

三、审查和批准计划、预算制度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国家的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政府进行工作监督的重要内容。国家权力机关的计划、预算监督，虽然有一些法律规定，但实施中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提前介入，对计划、预算的编制工作进行监督。

（2）在人代会上，变笼统的全面审查为切实的重点审查，并可考虑建立计划、预算修正案制度。

（3）加强计划、预算执行情况的监督，建立和健全经常性经济监督制度。主要是进一步规范对计划、预算部分调整和变更的审查和批准；重视和加强审计监督；建立健全各项经常性监督制度。

四、受理申诉、控告、检举制度

法律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人大可以受理人民群众对“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受理对法院、检察院所处理的重大典型案件的申诉、控告、检举，通常叫作个案监督。

一是要坚持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委员长会议、主任会议负责处理常委会的重要日常工作，专门委员会可以协助人大及其常委会进行监督工作。它们可以承办人大及其常委会交付的个案监督的具体事宜，但不能代替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监督处置权和决定权。

第二，要坚持事后监督的原则。但如果程序严重违法，如严重超期办案、超期羁押、越权办案，不及时监督可能会带来严重后果的，人大也可以采用适当方式进行监督。

第三，要对个案监督的范围作出规定和界定。

五、询问和质询制度

“询问”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知情权”，对被询问者是一种带督促性质的监督。“质询”从表面上看也是行使知情权，实践中多是对不适当行为（包括违法失职行为）提出质询案，对被质询者是一种责成纠正不适当行为的性质。法律对这两种监督手段都作了程序规定。还可以考虑，对任何启动质询程序，哪些问题可以质询，质询答复不满意如何处置等，再进一步作出具体规定。

六、特定问题调查制度

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和地方组织法对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程序在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中都没有具体规定，在现实中不便操作。

因此，参照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关于全国人大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程序，建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委员长会议或者1/5以上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联名，可以提议组织关于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由委员长会议提请全体会议决定。

七、罢免和撤职制度

“罢免”和“撤职”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处置权的主要方式，是人大监督手段中最严厉的一种。

**年宪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及地方组织法除了规定罢免对象外，还初步规定了提出罢免案的程序。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就对提出罢免案的主体、罢免的对象和提出罢免案的程序都作了具体规定。

按照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撤消本级人民政府个别副省长、自治区副主席、副市长、副州长、副县长、副区长和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长的职务。但对撤职的程序未作出规定，实践中不便操作。为了加强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建议参照人大代表提出罢免案的程序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议案的程序，对地方人大常委会提出撤职案的程序作出具体规定。

八、近年来，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原则和精神，勇于实践，大胆探索，在监督工作方面创造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形式。

工作评议组织代表评议“一府两院”的工作，简称工作评议或者代表评议。

述职评议从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在工作评议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为由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工作人员的述职报告。现在全国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普遍开展了述职评议。

部门执法责任制由人大常委会组织和推动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明确自己主要执行的法律、法规，并通过一系列制度保证执法责任到位。

发出法律监督书这是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从实践中创造的一种较为严厉的监督形式。所谓法律监督书，是指人大常委会依照一定程序向同级“一府两院”及其工作人员发出的限期纠正违法行为的一种法律性文书。

监察处长述职报告篇5

大多数国家的法院都已经从议会监察专员的司法权中解脱出来了。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对法官的监督是不必要的，而只是优先考虑了其他的解决方法。例如，在许多国家，如果一个法官被认为不适合履行其职责，则可能受到纪律处分，也可能被免职。这种处罚行为的主动权有时可能来自法院自身，有时来自司法部长，也经常是由某个专门机构来决定这种事务。一般认为，法官不是不可能犯错误的，因此，由于法官履行职责的方法不当或没有履行其职责而对其进行制裁可能是必要的。

议会监察专员和宪法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的作用具有宪法性质。瑞典宪法规定瑞典议会应当选择一个或多个议会监察专员去监督公共服务方面的法律和其他成文法的适用。根据《议会监察专员法》，议会监察专员尤其要确保法院和公共权力机构在它们的活动中遵守宪法关于客观、公正及公民基本权利、自由不受公共行政管理部门侵犯的规定。议会监察专员完全独立于政府，在与瑞典议会的关系中他们也具有很大的独立性。瑞典议会不能命令议会监察专员去调查某一特定案件，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影响议会监察专员的决定和建议。议会监察专员的活动只遵循法律的规定。

《议会监察专员法》还规定，议会监察专员应该以“决定的形式对他们处理的案件下结论，这一决定应对国家机关或官员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违反法律及其他成文法，或是否不正确、不恰当表明态度。议会监察专员也可以作出公告以促进统一和正确适用法律。”

议会监察专员根据其由宪法所赋予的作为特别检察官的角色，可以启动法律程序来对抗任何一个无视其职责、触犯刑法的官员。在这方面，刑法典关于滥用或过失履行公共权力的规定是尤其重要的。

对议会监察专员而言，检察权的使用目前不是非常频繁，但一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确保议会监察专员的决定被各国家机关遵守的手段。这也意味着在一些重大的案件中，不是议会监察专员而是法院有最终的发言权。如果一个官员所犯的错误可能导致纪律处罚，议会监察专员可以通知有处罚权的部门去处理。

历史背景

在瑞典，由议会监察专员参与监督法院的这种体制有其历史原因。1810年，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办公室建立时，在法院和行政机构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几个世纪以来，国王一直既掌有最高司法权又是最高行政官员。当1789年最高法院建立时，它的全称是王室最高法院。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国王在最高法院拥有两个投票权。但这些情况并没有妨碍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同时应指出的是，瑞典行政机关在处理有关个人权利义务的事务时和法院一样具有独立性。而且，1810年一审法院在瑞典是最重要的地方国家机关，它们同时具有行政和司法职责，和其他公务员一样，法官也必须根据刑法对自己的公职活动负责。

根据这些情况，议会监察专员被赋予了检察官的职权，有权对法官及其他违反刑法中职务犯罪规定的官员提起公诉。尽管1810年以来，瑞典的行政和司法体系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但也从未把法院从议会监察专员的司法权中排除出去。

司法独立给监督法院带来的限制

议会监察专员的活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侵犯法院的独立性。瑞典的议会监察专员对法院的监督是基于法院依法独立，但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一基本假设。因此，议会监察专员不调查法院在一个案件中认定证据的方法或如何解释法律。但是，如果一个判决或裁定明显地违反了法律，如被告被判处的刑罚已超过该罪名的刑罚最高刑，议会监察专员可以采取行动对之进行调查。

一种非常普遍的申诉方式是，写信给议会监察专员抱怨某案件因未被考虑某一特定情况而被错误裁判或当事人对于被判处的罪名其实是无辜的。在这些案件中尽管议会监察专员一般会审查法院的判决，但接着总是被驳回申诉，因为议会监察专员只可以在特殊的情况下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案件进行调查。

在大多数有关法院的案件中，议会监察专员注重对程序问题的审查。例如，议会监察专员经常因案件的审理过程过于缓慢而发表声明谴责法官。他们也对程序错误、偏袒、法官的粗鲁行为这样的案例展开调查。有时法院也因为没有按照诉讼法所要求的方法陈述判决理由而受到批评。

当被申诉的案件仍处于悬而未决状态时，议会监察专员一般不进行对法院的申诉的调查。因为这可能被看作是过分干扰法院的活动。但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是，有关申诉是关于诉讼迟延的。

对法院的监督方式

议会监察专员可以接触到由各个国家机构掌握的所有文件，由议会监察专员监督的每个官员和机构都有义务提供议会监察专员要求的所有信息及其他协助。

对申诉案件的处理构成议会监察专员监督法院时的大部分活动。任何人都可以向议会监察专员提出申诉，没有规定要求申诉者本人必须与事件相关。虽然对申诉没有绝对的时效限制，但规定除特殊情况外，如果申诉的案件发生在议会监察专员接到申诉之时的两年以前，议会监察专员不应该进行调查。

没有被立即驳回的申诉案件可以不同的方法进行调查。通常第一步是通过电话要法院提供口头信息和相关文件。在很多案件中，用这种方法得到的信息就可能判断一些申诉是没有充分理由的。下一步（有时是作为第一步）要求法院对被申诉的案件提供一个书面的解释。这种要求直接向法院院长传达，法院院长有义务查明事件真相，向议会监察专员汇报，并表明自己对所查明的事实的观点。

如果在调查的过程中，议会监察专员发现有理由认定法官有罪，例如，过失行使公共权力，议会监察专员像总检察官（唯一有权力法官的检察官）一样有职责去启动一项刑事调查。在这样的案件中，调查根据诉讼法的规则进行。

议会监察专员也有权力自行启动一项调查。自从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办公室被设立后，议会监察专员为了实地检查工作而去视察法院和其他机构。视察法院时，议会监察专员仔细审查那些长时间悬而未决的案件以查明法院是否履行了职责，程序是否已经停顿。他们也研究判决以确定这些判决是否合理，等等。议会监察专员也检查近期作出判决的案件，以查明诉讼法的规定是否被正确运用。

监督案例

2000－2001工作年度，议会监察专员对360个与法院相关的案件作出判断，大约占案件总数的8％；其中的14个案件，议会监察专员发现法官及有关法院应受到指责。对其中的一个案件，议会监察专员决定法官。在最近十年中，议会监察专员已经了五位法官。

如有一个大案，议会监察专员以29项滥用或过失使用公共权力罪了一名法官，涉及该法官所审理的21个民事案件。这个法官经常犯的错误是，这些案件的审理没有被充分准备，他在未举行庭审的情况下下达了判决。这个法官在该的案件中被认定为有19项过失行使公共权力的罪名成立，因此被处以严厉的罚款。

在另一个案例中，议会监察专员对一名法官发起了违纪调查程序，因为他同意非法安装电话窃听器。但是负责处理这种案件的机构，国家纪律委员会认为这个错误没有严重到应给与纪律处罚的程度。

有时议会监察专员对判决和其他裁定是否被确切表达进行调查。在一个案例中，议会监察专员批评了地区法院和上诉法院在一个儿童待的案件中解释判决理由时所采用的方法。议会监察专员发现法院表述案件判决理由所用的方法使某些问题产生了不确定性，如，被告有哪些犯罪行为及性关系过程中被引证为判断犯罪性质恶劣的原因都不明确。议会监察专员对上诉法院的判决是否符合诉讼法的规定提出了质疑，其原因在于关于被告是如何进行答辩的及该被告针对控方陈词提交的相反证据的解释非常简短。上诉法院也因在拒绝被上诉人补充调查申请的决定中没有说明拒绝理由而遭到谴责。

至于程序迟延的例子是相当普遍的。有一个案件是有关最高行政法院的。在有关公众接触官方文件的权利的上诉案件中，这个法院是终审法院。议会监察专员在他的决定中讨论了法院处理有关要求接触法院自身文件的申请时应使用的程序问题。当前的这个问题是这个程序是否与《出版自由法》和《保密法》所严格要求的迅捷原则一致。由于具有终审法院的地位，因此议会监察专员认为在这样的案件中这一程序可以被接受。

议会监察专员也经常遇到一些程序错误的案件。一个相关的案例是，一个行政法院用一个提前时间很短的通知安排了一次庭审。一方当事人的律师因不能参加庭审而递交了暂缓进行庭审的申请，但尽管如此，庭审仍然如期举行了。议会监察专员发现拒绝将庭审推迟几天是不寻常的，这意味着实际上使一方当事人的律师不能参加庭审，所以，这个案件就更加可疑了。

也有一些案件是关于法官的行为和其对当事人的对待。在一种情况下，议会监察专员处理了来自双方当事人的就一个关于监护权案件庭审过程中法官所作的陈述而提起的申诉。两个申诉人认为该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出言尖刻，而且对当事人所陈述的事实以偏见的方式加以评述。这个调查没有完全弄清楚法官到底说了些什么。但议会监察专员发现该法官在法庭上以不恰当的方式与双方当事人“开玩笑”。她的陈述伤害了当事人对法庭客观性的信心。

在一个决定中，议会监察专员讨论了法院是否有权力禁止通过广播现场直播一个人被谋杀的案件的庭审过程。问题在于诉讼法规定的法院禁止对庭审进行私人录音的权力是否包括有权决定庭审不能被通过广播现场直播。议会监察专员发现相关的规定不清楚，因此没有责备地区法院及上诉法院所作出的他们有这样的权力的解释。

年度报告

议会监察专员的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在瑞典议会的年度报告中发表。报告下发给由议会监察专员监控的每一个机构，也被法学家和其他对此感兴趣的人广泛阅读。报告被各国家机关、包括法院，当作司法和行政程序领域的案例汇编。

正如所见，议会监察专员在司法领域中的活动覆盖面很广，处理那些交由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对当事人非常重要的事务。

瑞典议会监察专员制度一般被认为在解释程序法和为法院建立道德规范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议会监察专员在这些事件上所作的陈述经常被引用到法律教科书和论文中去。

监察处长述职报告篇6

局领导：

2017年6月12日至17日，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在北京市举办了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持证上岗培训班，现将培训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此次培训是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举办的第八期培训班，全国26个省区市及兵团国土部门从事执法监察工作的134余人参加了培训。主要目的是通过培训,强化执法监察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进一步理清新形势下执法监察工作思路，不断提高执法监察人员管理水平和履职尽责能力。培训期间,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崔瑛、查处二处处长李江涛、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调查所所长李万东、检查指导处副处长宾洪超、耕地保护司农地管制处处长孙鲁平、矿产开发管理司调研员刘欣、执法监察局调研员王晓慧、查处二处调研员胡颖哲、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纪任明、法律中心副主任李炜、北京市高院行政庭副庭长刘行、北京市回龙观医院副院长庞宇等领导、专家,从：“新形势下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形势与任务、《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意见》解读、土地变更调查与遥感监测、卫片执法监督检查、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和设施农用地管理、土地违法行为及法律责任、国土资源法律法规、国土资源执法案件司法审查实务、基层执法人员压力管理策略”等方面进行了培训和讲解，部执法监察局组织参加培训人员召开座谈会、答疑解惑和结业考试。

二、主要内容

（一）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崔瑛---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的形式和任务讲解

崔瑛局长系统分析了当前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面临的形势及新常态下国土资源执法监察思路，提出了做好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的具体措施，明确了2017年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重点。首先，阐述了新形势下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领导高度重视，指明执法监察方向；社会经济转型，助力执法监察工作；政治生态从严，改善执法工作环境；监管力度加大，管理秩序总体向好；分析了执法监察工作遇到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是传统发展模式的巨大惯性短期内难以逆转，违法违规形势依然严峻；新常态下，执法监察新旧问题交织，矛盾凸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带来新挑战；国土部门自身业务管理不闭合，尚未形成成熟的协调联动监管机制。其次，提出了执法监察工作的任务和新思路，要求执法监察部门要加强源头防控，强化日常执法，严格履行法定查处职责，突出执法重点，对违法占用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作为执法查处重点，严肃查处。发挥科技创新对执法的支撑作用，充分运用无人机、视频监控、微信平台等科技手段，完善立体化违法行为发现渠道和处置模式。加大执法监察相关测评指标在国土资源节约集约模范县（市）创建活动和土地整治项目中的运用力度，打造良好的执法监察环境。调整国土系统监管模式，仅单纯依靠后续执法环节的严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违法问题，国土系统应由管控惩戒向疏堵结合、综合施治转变，充分发挥国土资源部门的整体功能。对有合理需求的用地用矿，前门要打开，优化服务、落实保障。执法监察将后门堵死，严肃查处违法行为。系统内，建立各业务部门“联动监管”、工作环节“全程监管”、密切协作、批管闭合、联防共守的综合监管格局；系统外，健全在政府领导下，相关政府部门共同参与的国土资源执法监管共同责任机制。最后，明确了2017年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任务。一是强化日常执法；二是严肃查处违法行为；三是提升科技执法水平；四是严格规范执法；五是加强队伍建设。

（二）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查处二处处长李江涛---《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法监察工作的意见》解读

李江涛处长从制定文件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三个方面解读了《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法监察工作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3号）文件精神，《意见》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加强和改进执法监察工作的总体思路，即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尽职尽责保护国土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国土资源，尽心尽力维护群众权益，落实依法行政、推进法治国土建设的要求，严格执法监管，建立健全执法监察工作常态化、立体化、制度化机制和模式，持续提升履职能力和水平，着力将违法行为发现在初始、解决在萌芽，维护国土资源的良好秩序。提出了加强和改进执法监察工作应遵循的四个基本原则，即一是要坚持严格执法监察。执法人员必须站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高度，始终如一的坚持严格执法，对违法问题保持高压态势，严肃查处、重典问责，坚定不移地守护红线。二是要坚持预防查处并重。一方面要从前端业务环节完善制度、加强服务、改进管理，从源头上预防违法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要严格执法查处，严肃查处和惩戒各类国土资源违法行为。三是要坚持科技创新支撑。只有走科技执法的道路，发挥现代科技对执法监察工作的支撑作用，强化遥感监测、信息化等科技手段的应用，才能不断提高执法效能。四是要坚持落实共同责任，争取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社会公众的理解、支持和配合，推动各方自觉履行职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合力防范和遏制国土资源违法行为。三是从七个方面就加强和改进执法监察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和部署。即一是要构建常态化执法监察机制；二是要严肃查处违法问题；三是要规范执法监察行为；四是要提升科技执法水平；五是要加强执法监察能力建设；六是要营造良好执法监察环境；七是要落实共同推进工作机制。

（三）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指导处副处长宾洪超---卫片执法监督检查

宾洪超副处长从卫片执法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做了全面阐述。特别指出2016年度卫片执法检查相比去年的具体变化。一是工作方式作了改进。最大的变化是2016年度卫片检查将与土地例行督察结合开展，《通知》对两项工作如何结合作了明确规定。二是填报内容有新要求。在2016年度1月1日以后，仍处于违法状态的，无论该遥感监测图斑是否变更为新增建设，还是在变更调查环节作为拆除图斑上报，都要纳入卫片执法范围，通过卫片信息系统填报相关内容。三是时间进度安排作了调整。《通知》要求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于2017年6月30日前向部上报最终数据成果和工作报告，比2015年度提前了一个月。四是进一步强化了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工作的自主性。《通知》除要求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于2017年6月30日完成2016年度卫片检查省级验收、约谈、启动问责等工作外，明确提出：期间其他具体工作，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自行安排。五是更加注重通过卫片检查强化日常执法监管。在2015年度卫片检查的工作任务增加“检验一个地区国土资源日常执法监管情况”的基础上，2016年度进一步提出，要运用卫片检查结果评估一个地区国土资源日常执法监管情况，并要求省、市两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年度卫片检查结果与日常执法工作成效相挂钩的奖惩机制。

（四）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调研员王晓慧---解读结合《规程》谈土地违法行为查处

王晓慧调研员结合《规程》讲述了土地案件查处，系统概述了《规程》的制定背景、起草过程、遵循原则、主要内容、重点问题，阐明了执法监察人员在执法过程中需注意的事项、引用的法律规定和职责定位，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对近年来监察部曝光国土资源部门失职渎职的问题评析，特别强调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必须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可循，要做到穷尽手段避免失职渎职，该报告的要报告，该处罚的要处罚，该移送的要移送。

（五）相关专家领导授课

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调查所所长李万东阐述了土地变更调查技术规程；部耕地保护司处长孙鲁平阐述了建设用地批后监管和设施农用地管理政策；部矿产开发管理司调研员刘欣和查处二处调研员胡颖哲分别阐述了矿产权登记管理、矿产资源的违法行为和法律责任；南京市国土资源局执法监察支队支队长阐述了国土资源违法案件查处实务；北京市高院行政庭副庭长和北京市回龙观医院副院长分别讲述了国土资源执法司审查实务和基层执法人员压力管理策略等有关内容。

三、相关建议

此次培训，可以说是从事执法监察工作人员的一次“盛宴”，授课老师既是领导，又是专家，理论知识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对今后的工作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我们将逐步消化，加以贯彻落实。在剩余的时间里，我们将从以下方面做好工作：

（一）整理此次学习培训相关内容，提供给发各师国从事执法监察工作人员及相关人员学习。

（二）举办执法业务人员培训班。

（二）建议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工作的意见》（国土资规〔2017〕3号）要求，为执法监察人员建立健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职业风险保障制度.

（三）鉴于目前各师反映“查处到位难”、“移送法院难”的问题，建议协调公检法司，高层推动，建立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

（四）建议将执法监察相关测评指标列入土地整理项目分配中。

执法监察局

监察处长述职报告篇7

关键词：行政监察行为；可诉性；行政诉讼；人民法院；举报；控告；司法机关

中图分类号：D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3）02-0042-04

本文所议行政监察行为，是指国家行政监察机关依据行政监察法律法规，对监察对象所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具体表现形式有给予行政处分或没收财物的行政监察决定、建议给予行政处分或没收财物的监察建议、对涉案财物采取扣留等强制措施等。依据当前法学界的多数观点，行政处分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故不属于当前我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除了给予行政处分的行政监察决定之外，其他行政监察行为比如行政监察建议、拒绝对举报案件予以受理等，是否也一概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对此则鲜有充分探讨。为此，笔者结合本身法律实践对上述问题进行浅显分析，以企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及各种法学观点

我国目前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并没有明确提到行政监察行为，但是，《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3项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于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规定当中的“奖惩、任免等”，其实与行政监察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奖惩、任免”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究竟如何，法学界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上述范围“包括行政机关做出的内部行为在内的所有的特别权力关系，即还包括自治团体对其成员的处分、监狱针对犯人的行为、学校针对学生的行为”[1]；也有观点认为，“对行政诉讼法的理解不能做扩大解释，不能认为所有的内部行为都不能提讼”[2]。上述观点差异颇具，一时还难以形成相对统一观点。

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受社会和法治发展进程影响的，具有一定的动态性，对于行政诉讼法上述表述，应当结合某一阶段的司法实践和行政管理体制来进行理解，以达到最佳的社会法治效果。从长远来看，所有行政监察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但是，基于当前我国干部管理和行政监察体制的特殊性（比如部分行政干部由组织部门推荐和任命，干部管理制度以内部规定、内部考核结果为依据等），人民法院受诉的行政监察行为范围不宜过宽，不仅应将行政处分排除在外，还应将与“奖惩、任免等”密切相关的行政监察行为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以保持当前监察行为的体系稳定和顺畅。与此同时，考虑到社会公众依法享有的参与社会管理等宪法权利，法律对于社会公众的特殊请求和权利，应适当允许人民法院予以支持和保护。

二、对行政监察对象实施的行政监察行为可诉性的具体分析

依据《行政监察法》及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监察对象实施的行政监察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行政监察决定，第二类是行政监察建议，第三类是行政强制行为，第四类是办案程序行为。

（一）关于行政监察决定

行政监察决定又可以进一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给予行政处分的行政监察决定，另一类是给予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监察决定。对于前者，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行政复议法也将其排除在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之外，对此在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对于后者，则争议颇多，还须详述。

首先，从性质上看，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决定同给予行政处分的决定一样，都属于行政监察决定范畴，两者在实施机关、实施对象、事实依据、最终目的等方面完全相同，影响的都是监察对象的权利，只是受影响的权利内容有所不同，因此对两者应当同样对待，差别对待容易产生争议。对于此点，有的学者有不同意见，其认为行政处分与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前者系公务员等主体基于公务员身份而享有的特殊权利，而后者则是普通公民都享有的财产权。这种观点貌似成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后者针对的并非是监察对象的私有财产，而是监察对象非法侵占的他人财产，因此并未影响监察对象的个人财产权。

其次，从立法逻辑上看，当前也不宜将没收等监察决定纳入可行政诉讼的范围。如前所述，给予监察对象行政处分的事实，往往也就是给予其没收或责令退赔监察决定的事实，如果一旦允许行政诉讼对该事实进行审查，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变相将行政处分所依据的事实纳入到了行政诉讼的范围，违背了行政监察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在未允许将行政处分等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情况下，仅将给予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决定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不仅会导致禁止对行政处分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而且也会造成当前行政诉讼体系的混乱。

再次，如果将罚没、追缴或责令退赔等行为当做外部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或诉讼，则该行为就可能要受到《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调整，如果这样，在实施罚没时就要履行处罚告知、听证、告知诉讼权利等诸多程序，特别是还要受到行政处罚“2年时效”的限制，这样一来明显与行政监察法的规定不一致，更不符合行政监察这种内部行政行为的效率性原则。

最后，从当前我国法律的具体规定看，《监察机关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财物办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对监察机关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行政监察条例》第40条的规定提出申诉。而原《条例》第40条规定，对监察决定不服的，应当复审、复核，也没有说到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条例》废止后，《行政监察法》第40条又只是规定了复审和复核，仍并未规定行政诉讼。也就是说，《行政监察法》并未区分行政处分的监察决定和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的监察决定，而是一概称为监察决定。从这种表述来看，对于所有的监察决定，当然都只能申诉。

需要探讨的是，对于“监察机关超越职权作出罚款或应由财政、审计部门没收、追缴的涉案款物而直接由监察机关作出监察决定”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当区别对待：（1）对于监察机关明显超出法律授权的行为，比如罚款、拘留等，应当允许监察对象提起行政诉讼，因为这种行为很明显处分的已不再是监察对象基于特殊身份而享有的特殊权利，而是社会公民的一般权利，而且监察机关也不再是依据内部性职权作出，而是越权进行外部社会管理。（2）对于监察机关作出的没收涉案财物监察决定的案件，由于监察机关本身有此权利，而且是针对内部对象实施，因此即便监察对象认为监察机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但也应当适用内部救济机制进行申诉，因为申诉本身主要是针对这类错误行为而设置的救济机制，没必要再引入外部诉讼救济体制，从而导致司法对行政监察体制的过度干预，影响行政监察效率。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认为监察机关超范围或违反法定程序暂扣或封存财产，也应当采用上述标准进行处理。

（二）关于行政监察建议

行政监察法规定的行政监察建议不同于公民、法人之间的建议，这种建议对接受建议的部门和人员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如果不执行或没有正当理由予以拒绝的，将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因此，监察建议其实与监察决定或者行政命令的法律属性近似，具有强制性，会影响有关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正如前面关于监察决定的各种理由一样，监察建议仍然是行政监察法律关系中的内部行政行为，不能针对其提起复议和诉讼。从法律上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也的确采用了这种观点，明确规定针对监察建议只能提出异议，没有授予提讼或复议的权利。

（三）关于暂予扣留和封存等监察措施

《行政监察法》第20条规定，监察机关有权“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从法理上说，这种行为同普通行政机关在执法时所采取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一样，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基于以下理由，笔者认为不应将该类型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第一，监察机关所采取的上述措施系基于内部系统管理职权、针对内部监察对象所实施的，因此还应该是属于一种内部强制行为，针对这种内部行为不服的，监察对象可以寻求内部程序救济，不宜采用诉讼等方式进行救济。第二，如果将上述暂扣或封存行为当做外部行政行为看待，将会导致其受到《行政强制法》等法律的约束。如果上述行为受到《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则在期限上只能为一个月，最多可以延长一个月，而且在被采取上述暂扣措施后可以立即提出行政复议和诉讼，这必然大大减损行政监察这一体制的效率性，也会导致司法机关大量的介入行政监察这种内部监督，这与《行政监察法》的立法目的不符。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监察机关的暂扣等行为不能提讼。

（四）关于程序瑕疵等问题

在现实中，监察机关在实施监察行为时，有可能程序存在瑕疵，对此问题能否提讼呢？监察部《不服行政处分申诉的办法》等规章规定，对程序存在问题经查证属实的，上级监察机关可以责令重新处理。也就是说，对于超越办案期限、管辖等程序瑕疵，可以内部监督来纠正，不必司法机关介入。从逻辑上来说，既然实体问题都不允许行政诉讼，当然程序问题也不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三、针对非监察对象实施的行政监察行为分析

一般来说，只有涉及特定权利义务的或者职权职责的行为才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内部行为[3]，就如家长依据家规来规范家人行为一样，只要这种行为不超出法律限定的范围，法院就不会进行司法审查和干涉。反过来说，如果该公民不是法定监察对象，或者说不具有内部“家人”的身份，那么当然法律就要对其进行救济，而不能将其当做法律的“乞儿”。对于非监察对象的救济程序，法律并未规定必须按照监察对象那样进行，因此其当然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提讼。实际上，从本质上看，监察机关对于非监察对象作出监察决定，虽有“监察决定”之“名”，但却是“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之“实”，对于这种事实上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非监察对象当然可以依据行政处罚法或行政强制法提起复议或诉讼。比如村委会、社团、非企业法人等单位一般不属于法定被监察对象，如果监察将其作为监察对象实施监察行为，则当然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另外，监察机关也可能针对监察对象的近亲属行使监察行为，比如违纪人员系丈夫，但是相关没收的监察决定却是向妻子作出。由于妻子不是监察对象，因此虽然这个决定仍是监察决定，但妻子仍然可以就此提讼，现实中有监察机关为此而被法院受理的案例。还有个别情况是，监察机关在办案时，为了保证违纪款项不流失，直接向第三人作出划拨款项的通知，此时由于第三人并非监察对象，因此监察机关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不具有“家庭”关系的内部性，当然不能算作内部行政行为，因此第三人如果不服可以提讼，现实中有监察机关为此而被法院判决败诉的案例。2010年修改行政监察法后，针对第三人的相关保全措施已经规定由法院来实施。

需要说明的是，某个公民虽然是非监察对象，如果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涉嫌侵犯了其合法权利，但该监察决定却并非向其直接作出，此时仍然不应允许其提讼。比如父亲是法定监察对象，监察机关对其做出了没收房屋的监察决定，但儿子主张该房屋实际上是属于儿子个人所有。此时如果儿子不服监察决定，仍不能提讼，而只能进行申诉。因为如果一旦允许儿子可以提讼，必然会导致许多监察对象唆使其近亲属以此为借口频频针对监察决定提讼，变相将监察决定纳入诉讼范围，导致整个监察体制的颠覆，现实中也有部分办案机关是按照类似原则办理的。

四、与举报、控告及其受理有关的行政监察行为

首先，依照《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对于民众的举报，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属于监察机关的受理范围，监察机关都有告知或转交等作为义务，如果监察机关不予任何答复，则有可能涉嫌行政不作为。但是，考虑到单纯的不受理公益举报行为并未侵犯举报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因此这类举报人可能还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其次，对于外部人员提出的检举和控告，如果被举报或控告的行为侵害了其人身权或财产权，此时举报人或控告人与该行为有利害关系，其举报或控告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要求国家机关保护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如果监察机关不予答复或不予受理，则属于不作为，当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将不予答复或不予受理纳入行政复议或诉讼，并不会导致内部监察行为受到干预。不予答复本身就是指监察机关没有实施任何监察活动，既然根本就不存在监察活动，因此即便将其纳入复议或诉讼，也谈不上对监察活动的干预。但是，如果监察机关受理后做出了不予处分的监察决定，则应视为监察机关是一种作为行为，如果举报人或控告人认为监察机关不予处分的行为不正确，则其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为一旦允许其提讼，则实际上又是变相将监察机关的行政监察决定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这在逻辑体系上是冲突的。

总之，立足现实，对于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监察行为应严格控制；放眼未来，因行政监察行为本身属于一种行政行为，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应逐步扩大可诉行政监察行为的范围。

参考文献：

[1]江必新.行政诉讼法理论与实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52.

[2]张尚鷟.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行政法学综述与评价[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430.

监察处长述职报告篇8

依据《行政监察法》及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行政监察对象实施的行政监察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是行政监察决定，第二类是行政监察建议，第三类是行政强制行为，第四类是办案程序行为。

（一）关于行政监察决定

行政监察决定又可以进一步划分成两类，一类是给予行政处分的行政监察决定，另一类是给予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监察决定。对于前者，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行政复议法也将其排除在行政复议受案范围之外，对此在学界已基本成为共识。对于后者，则争议颇多，还须详述。

首先，从性质上看，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决定同给予行政处分的决定一样，都属于行政监察决定范畴，两者在实施机关、实施对象、事实依据、最终目的等方面完全相同，影响的都是监察对象的权利，只是受影响的权利内容有所不同，因此对两者应当同样对待，差别对待容易产生争议。对于此点，有的学者有不同意见，其认为行政处分与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前者系公务员等主体基于公务员身份而享有的特殊权利，而后者则是普通公民都享有的财产权。这种观点貌似成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其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后者针对的并非是监察对象的私有财产，而是监察对象非法侵占的他人财产，因此并未影响监察对象的个人财产权。

其次，从立法逻辑上看，当前也不宜将没收等监察决定纳入可行政诉讼的范围。如前所述，给予监察对象行政处分的事实，往往也就是给予其没收或责令退赔监察决定的事实，如果一旦允许行政诉讼对该事实进行审查，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变相将行政处分所依据的事实纳入到了行政诉讼的范围，违背了行政监察法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本意。因此，在未允许将行政处分等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的情况下，仅将给予没收、追缴或责令退赔的决定纳入行政诉讼范围，不仅会导致禁止对行政处分的法律规定形同虚设，而且也会造成当前行政诉讼体系的混乱。再次，如果将罚没、追缴或责令退赔等行为当做外部行为纳入行政复议或诉讼，则该行为就可能要受到《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调整，如果这样，在实施罚没时就要履行处罚告知、听证、告知诉讼权利等诸多程序，特别是还要受到行政处罚“2年时效”的限制，这样一来明显与行政监察法的规定不一致，更不符合行政监察这种内部行政行为的效率性原则。

最后，从当前我国法律的具体规定看，《监察机关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财物办法》第17条规定：当事人对监察机关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据《行政监察条例》第40条的规定提出申诉。而原《条例》第40条规定，对监察决定不服的，应当复审、复核，也没有说到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条例》废止后，《行政监察法》第40条又只是规定了复审和复核，仍并未规定行政诉讼。也就是说，《行政监察法》并未区分行政处分的监察决定和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的监察决定，而是一概称为监察决定。从这种表述来看，对于所有的监察决定，当然都只能申诉。需要探讨的是，对于“监察机关超越职权作出罚款或应由财政、审计部门没收、追缴的涉案款物而直接由监察机关作出监察决定”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当区别对待：（1）对于监察机关明显超出法律授权的行为，比如罚款、拘留等，应当允许监察对象提起行政诉讼，因为这种行为很明显处分的已不再是监察对象基于特殊身份而享有的特殊权利，而是社会公民的一般权利，而且监察机关也不再是依据内部性职权作出，而是越权进行外部社会管理。（2）对于监察机关作出的没收涉案财物监察决定的案件，由于监察机关本身有此权利，而且是针对内部对象实施，因此即便监察对象认为监察机关在事实认定上存在错误，但也应当适用内部救济机制进行申诉，因为申诉本身主要是针对这类错误行为而设置的救济机制，没必要再引入外部诉讼救济体制，从而导致司法对行政监察体制的过度干预，影响行政监察效率。基于同样的道理，对于认为监察机关超范围或违反法定程序暂扣或封存财产，也应当采用上述标准进行处理。

（二）关于行政监察建议

行政监察法规定的行政监察建议不同于公民、法人之间的建议，这种建议对接受建议的部门和人员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如果不执行或没有正当理由予以拒绝的，将会导致严重的法律后果。因此，监察建议其实与监察决定或者行政命令的法律属性近似，具有强制性，会影响有关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正如前面关于监察决定的各种理由一样，监察建议仍然是行政监察法律关系中的内部行政行为，不能针对其提起复议和诉讼。从法律上看，国务院颁布的《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也的确采用了这种观点，明确规定针对监察建议只能提出异议，没有授予提讼或复议的权利。

（三）关于暂予扣留和封存等监察措施

《行政监察法》第20条规定，监察机关有权“暂予扣留、封存可以证明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文件、资料、财务账目及其他有关的材料”。从法理上说，这种行为同普通行政机关在执法时所采取的查封、扣押等强制措施一样，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但是，基于以下理由，笔者认为不应将该类型纳入行政诉讼范围：第一，监察机关所采取的上述措施系基于内部系统管理职权、针对内部监察对象所实施的，因此还应该是属于一种内部强制行为，针对这种内部行为不服的，监察对象可以寻求内部程序救济，不宜采用诉讼等方式进行救济。第二，如果将上述暂扣或封存行为当做外部行政行为看待，将会导致其受到《行政强制法》等法律的约束。如果上述行为受到《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则在期限上只能为一个月，最多可以延长一个月，而且在被采取上述暂扣措施后可以立即提出行政复议和诉讼，这必然大大减损行政监察这一体制的效率性，也会导致司法机关大量的介入行政监察这种内部监督，这与《行政监察法》的立法目的不符。所以，我们认为对于监察机关的暂扣等行为不能提讼。

（四）关于程序瑕疵等问题

在现实中，监察机关在实施监察行为时，有可能程序存在瑕疵，对此问题能否提讼呢？监察部《不服行政处分申诉的办法》等规章规定，对程序存在问题经查证属实的，上级监察机关可以责令重新处理。也就是说，对于超越办案期限、管辖等程序瑕疵，可以内部监督来纠正，不必司法机关介入。从逻辑上来说，既然实体问题都不允许行政诉讼，当然程序问题也不应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二、针对非监察对象实施的行政监察行为分析

一般来说，只有涉及特定权利义务的或者职权职责的行为才属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内部行为，就如家长依据家规来规范家人行为一样，只要这种行为不超出法律限定的范围，法院就不会进行司法审查和干涉。反过来说，如果该公民不是法定监察对象，或者说不具有内部“家人”的身份，那么当然法律就要对其进行救济，而不能将其当做法律的“乞儿”。对于非监察对象的救济程序，法律并未规定必须按照监察对象那样进行，因此其当然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提讼。实际上，从本质上看，监察机关对于非监察对象作出监察决定，虽有“监察决定”之“名”，但却是“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之“实”，对于这种事实上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强制，非监察对象当然可以依据行政处罚法或行政强制法提起复议或诉讼。比如村委会、社团、非企业法人等单位一般不属于法定被监察对象，如果监察将其作为监察对象实施监察行为，则当然属于行政诉讼的范围。另外，监察机关也可能针对监察对象的近亲属行使监察行为，比如违纪人员系丈夫，但是相关没收的监察决定却是向妻子作出。由于妻子不是监察对象，因此虽然这个决定仍是监察决定，但妻子仍然可以就此提讼，现实中有监察机关为此而被法院受理的案例。还有个别情况是，监察机关在办案时，为了保证违纪款项不流失，直接向第三人作出划拨款项的通知，此时由于第三人并非监察对象，因此监察机关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不具有“家庭”关系的内部性，当然不能算作内部行政行为，因此第三人如果不服可以提讼，现实中有监察机关为此而被法院判决败诉的案例。2010年修改行政监察法后，针对第三人的相关保全措施已经规定由法院来实施。需要说明的是，某个公民虽然是非监察对象，如果监察机关的监察决定涉嫌侵犯了其合法权利，但该监察决定却并非向其直接作出，此时仍然不应允许其提讼。比如父亲是法定监察对象，监察机关对其做出了没收房屋的监察决定，但儿子主张该房屋实际上是属于儿子个人所有。此时如果儿子不服监察决定，仍不能提讼，而只能进行申诉。因为如果一旦允许儿子可以提讼，必然会导致许多监察对象唆使其近亲属以此为借口频频针对监察决定提讼，变相将监察决定纳入诉讼范围，导致整个监察体制的颠覆，现实中也有部分办案机关是按照类似原则办理的。

三、与举报、控告及其受理有关的行政监察行为

首先，依照《监察机关举报工作办法》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对于民众的举报，不论在法律上是否属于监察机关的受理范围，监察机关都有告知或转交等作为义务，如果监察机关不予任何答复，则有可能涉嫌行政不作为。但是，考虑到单纯的不受理公益举报行为并未侵犯举报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因此这类举报人可能还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其次，对于外部人员提出的检举和控告，如果被举报或控告的行为侵害了其人身权或财产权，此时举报人或控告人与该行为有利害关系，其举报或控告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要求国家机关保护其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如果监察机关不予答复或不予受理，则属于不作为，当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将不予答复或不予受理纳入行政复议或诉讼，并不会导致内部监察行为受到干预。不予答复本身就是指监察机关没有实施任何监察活动，既然根本就不存在监察活动，因此即便将其纳入复议或诉讼，也谈不上对监察活动的干预。但是，如果监察机关受理后做出了不予处分的监察决定，则应视为监察机关是一种作为行为，如果举报人或控告人认为监察机关不予处分的行为不正确，则其仍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因为一旦允许其提讼，则实际上又是变相将监察机关的行政监察决定纳入司法审查范围，这在逻辑体系上是冲突的。

四、总结

总之，立足现实，对于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监察行为应严格控制；放眼未来，因行政监察行为本身属于一种行政行为，随着社会管理体制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应逐步扩大可诉行政监察行为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