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监理述职报告范文
时间：2023-09-17 09:52:28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1
关键词:检察机关;刑讯逼供;应对
1 刑讯逼供的危害
(1)容易造成冤假错案。这是刑讯逼供最直接的危害后果。虽然通过刑讯使不少拒不认罪的罪犯如实招供，但无辜者因肉刑摧残而含冤受罚的也比比皆是。因刑讯逼供有很多人被屈打成招，放纵了真正的罪犯，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形象。
(2)模糊了有罪者和无罪者的外部差异，增加了侦查破案的难度。在正常讯问中，有罪的人和无罪的人的外表通常是可以看出区别的，而一旦采用刑讯逼供，暴力和强烈痛楚将使所有被刑讯者全身紧张，疼痛难忍，从而导致两者之间界限模糊，使侦查人员失去通过表情、语气和语调来探明真伪的可能。
(3)刑讯逼供会严重降低刑事诉讼的效率:①刑讯逼供可能冤枉无辜，从而增加案件的错误成本并使已经过的程序全部无效，导致刑事诉讼效益的降低;②刑讯逼供挫伤了被追诉者对程序公正的信任，引起抵触情绪，必然导致上诉和申诉的大量增长;③刑讯逼供的存在会使侦查人员过于依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而殆于收集其他证据，当被刑讯者被证明是无辜的而不得不收集其他证据时，调查取证的有利时机可能已完全丧失，导致出现疑案而使效率和效益均为零。
(4)刑讯逼供还会造成人们对现行司法制度的对抗心理。这是因为刑讯逼供是以一种犯罪来对抗另一种犯罪，违反了程序理性原则，损害了人们对司法程序正义功能的预期，从而使无罪者处于比有罪者更坏的境地。
2 现实中刑讯逼供屡发的原因
2.1 公安机关的破案压力
有公安部门人员指出，实践中刑讯逼供的行为仍不能杜绝首要原因是破案压力，而破案压力则反映出领导人员的观念存在问题。刑讯逼供行为人之所以没有被制止或者敢于实施，就是因为一些领导人员将侦破案件、维护社会治安置于比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更重要的地位所致。
2.2 在侦破案件的实践中仍起着重要作用
刑讯逼供在侦破案件的实践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一些人所谓的“闻着臭、吃着香”。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后，很多人作出了有罪供述，而这些有罪供述又被查证属实，这使刑讯逼供行为因为“有效”而有“市场”。
2.3 查处证据难以查找
第一，获取线索难。目前刑讯逼供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当事人及其亲属的控告和检察机关自行发现。但有相当一部分刑讯逼供案件的受害人往往害怕打击报复不敢报案，或者担心上告后难以获胜而不愿报案。检察机关通过监督发现案件线索的渠道也很有限。因此，这类案件往往很难被发现。
第二，调查难。实践中，刑讯逼供案件的查办常常受到多方面的干扰和阻碍，初查后无结果的案件数量一直占据较高比例，很多案件由于调查取证难而久拖不决或不了了之。
第三，取证难。刑讯逼供案件证据的特殊性直接制约着证据的固定、保全和收集。一方面，刑讯逼供案发的时间地点较为特殊隐蔽，犯罪中留下的证据较少;另一方面，涉案人员反侦查能力较强，在实施刑讯逼供行为时，很少留下明显的痕迹线索，而且善于事后及时消除湮灭相关物证，订立攻守同盟，干扰取证工作。同时，有限的知情者也不愿作证。
第四，认定难。刑讯逼供案件一般只有受害人控告，少有行为人口供，也缺乏其他证据印证，尤其是没有形成明显外在伤害痕迹的违法犯罪更为隐蔽。所以，案件的直接证据缺乏，间接证据又形不成完整链条，根据掌握的证据材料很难得出惟一的、排他性结论，这就使得刑讯逼供案件的性质难以认定。
第五，处理难。由于刑讯逼供案件涉及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违法犯罪问题，检察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会受到内、外部的压力，难免网开一面，从轻处罚。有些部门领导也出于种种考虑，对行为人进行庇护，竭力助其开脱责任，力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3 检察机关如何应对
刑讯逼供以侵害人身权利的方式逼取口供，是司法野蛮和程序落后的表现。笔者认为，加大检察权对侦查权的制约，是控制侦查权的不当扩张，有效防止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必不可少的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但由于监督途径太少，故而对侦查活动中诸如刑讯逼供等违法行无法获悉。因此应拓宽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加大监督力度。
(1)应加强事前预防:① 坚持提审制度。侦查监督部门在办理审查逮捕案件时，应坚持逐案提审制度，对重大、复杂案件要加强审讯和证据复核工作。讯问时，严格实行对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注意审查发现侦查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问题。②建立并落实侦押分立制度。侦押分立是许多国家通行的一项制度，由独立于侦查机关的不同部门专门负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以监督侦查机关的取证行为，保护和落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在我国，侦查和关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上由同一主体负责，这一机制无法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因此我们应与国际接轨，由独立于公安机关的中立机构专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关押。这一机构没有责任去配合侦查，而是专门负责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他们可对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人身检查，对严重的违法取证行为如刑讯逼供可向检察机关提出处理建议。
(2)加强事中监督机制。①设立刑讯逼供行为投诉机制。监督部门要努力拓宽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获取渠道，充分运用信件、电话、网络等多种方式，受理刑讯逼供等违法侦察行为的举报、控告，设立专门机构或窗口负责受理工作，加大对刑讯逼供违法行为的举报力度。②坚持及时介入侦查制度。对正处于侦查过程中的案件涉及重大刑讯逼供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督部门可以采取同步监督措施，适时介入侦查活动，及时展开调查工作，尽早固定、保全相关证据，增强刑讯逼供案件查办的时效性。③扩大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律师可以在场监督并及时制止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特别是刑讯逼供行为和侦查人员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格尊严和人身侮辱的行为。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2
关键词：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DF7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03
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德沃金[1]
一 、问题的提出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录音或者录像应当全程进行，保持完整性。”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我国的统一建构提供了法律依据，注入了鲜活动力，指明了前行方向。
笔者拟构建的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指公安机关在侦查讯问阶段，人民检察院在办理自侦案件侦查讯问阶段、审查批捕阶段、审查阶段以及在办理公安机关立案移送的审查批捕、审查案件时对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以及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或者法庭审理过程中播放使用同步录音录像应当遵循的有关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实施程序、法律责任等规范的总称。
二、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建构之正当性证成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起源于英国。英国《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第60条及第60条A、《诉讼规则E》、《诉讼规则F》、Lane大法官的《诉讼指南》对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适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以及法庭审判阶段同步录音、录像的使用进行了详细规定[注：详细内容参见：熊志海，等.英国成文证据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171-256. ]。经过长达20余年的论争和反复试验，英国最终于1988年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E》（以下简称《守则E》），即《会见嫌疑人录音操作守则》，正式从立法上确立了讯问录音制度[2]。2002 年，英国又通过了《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 以下简称《守则F》） ，即《会见嫌疑人有声录像操作守则》，确立了讯问录像制度[3] 。目前，美国、加拿大等国家都有对侦查讯问进行同步录音的规定，并且在这些国家中有的还进行了同步录像[4]。
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在这些国家的成功实施为其侦查程序的法治化提供了保障。对于法治理想尚未实现的中国来说，法治国家的既有经验自然不可忽视。站在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的逻辑起点，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中国走向侦查讯问程序改革“拐点”的必由之路。
（一）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构建之必要性阐释
1.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限制侦查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推进法治文明的现实需要。“对于一个正在走向法治社会的国家来说，政府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和对涉嫌犯罪的公民个人人格权的充分尊重与保障，对于树立全社会的法治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表率作用。”[5]限制侦查权力、防止侦查权力过度膨胀，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主流。各法治文明国家的宪法原则和刑事诉讼法典的立法宗旨无不体现着这一主流价值。[注：例如，美国联邦宪法第4、5、6、14修正案以宪法的形式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进行了规定；《1984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执行守则》C中规定了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待遇和讯问规则；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第1款对警察的权力作了较为明确的限制；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79条、第80条通过共和国检察官以及预审法官对侦查权进行限制。 ]我国在2004年修改《宪法》时也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作为“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理应体现这一理念。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在第1编总则第2条中增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表述，将《宪法》的精神和原则落到了实处。在当下的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权力的过分膨胀表现在诸多方面[注：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权力的过分膨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剥夺或者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可以由侦查机关自行采取，无需经过司法审查和批准；第二，限制或者处分公民财产权的侦查措施也由侦查机关根据办案需要自行采取，无需经过司法审批；第三，在办案过程中存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第四，与公民隐私权和通信自由的保护密切相关的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较为随意，通常由办案机关自行申请自行批准，缺乏外部监督。 ]，但是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刑讯逼供。在侦查讯问阶段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能够将讯问过程完整、准确地记录下来，在此过程中，侦查人员的言行举止、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时的语音、语速、语调以及表情、神态都能够动态、直观地展现出来。这无疑增强了对侦查人员实施刑讯逼供的威慑。侦查人员的违法成本势必增加，刑讯逼供发生的机率必将减小。如此，侦查权力势必得到控制，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现状势将得到极大改观。
2.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顺应刑事司法国际潮流的理性选择。《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规定：“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第14条第2款规定：“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第14条第3款第7项规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2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采取有效的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防止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出现酷刑[注：《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1条规定：“为本公约的目的，‘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做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纯因法律制裁而引起或法律制裁所固有或附带的疼痛或痛苦则不包括在内。” ]的行为。”第4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保证将一切酷刑行为定为刑事罪行。该项规定也应适用于施行酷刑的企图以及任何人合谋或参与酷刑的行为。每一缔约国应根据上述罪行的严重程度，规定适当的惩罚。”第11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经常有系统地审查对在其管辖的领土内遭到任何形式的逮捕、扣押或监禁的人进行审讯的规则、指示、方法和惯例以及对他们的拘留和待遇的安排，以避免发生任何酷刑事件。”第12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有适当理由认为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已发生酷刑行为时，其主管当局应立即进行公证的调查。”[6] 《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这三个国际公约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无罪推定”以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中国是这三个国际公约的签署国，除《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尚未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之外，另两个国际公约早已对我国生效。[注：1986年12月12日，中国政府代表签署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1988年9月5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批准该公约，中国政府于10月4日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了批准书，该公约于1988年11月3日对中国生效。 ]
我国作为公约的签署国和负责任的大国，理应采取积极措施为公约的批准创造条件、保障已生效的公约在我国得到切实有效的实施。在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的体制不健全、机制不完善、有效措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就显得更加必要和紧迫。
3.构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是我国转变侦查模式的必由之路。目前，中国的侦查模式正由传统走向现代。在传统的侦查模式之下，侦查机关通常采取“由供到证”的办案模式，即先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然后根据口供去收集其他可以证实犯罪成立的证据。然而，“几乎所有的供述都不可能完全基于自愿。犯罪嫌疑人在诉讼中的特殊地位，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讯问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了讯问在通常情况下不可能是一场轻松友好的对话，而是侦查人员与被讯问者之间心智和意志的较量过程。”[7]侦查讯问中讯问人员与讯问对象之间的这种天然“张力”使得侦查人员在难以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况下就会“铤而走险”——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于是，传统的侦查模式便陷入了“侦查水平落后—依赖口供—刑讯逼供—阻碍侦查水平提高”的恶性循环。
同步录音、录像可以对侦查人员进行实时、动态监督，迫使侦查人员苦练内功、提高自身侦查能力和素质，从而提高侦查讯问水平。同时，为了兼顾侦查讯问工作和录音录像工作的顺利进行，侦查人员不得不更加重视讯问前的证据收集和固定工作，进而逐步降低侦查对于口供的过度依赖，促使侦查工作走出“侦查水平落后—依赖口供—刑讯逼供—阻碍侦查水平提高”的怪圈，加快我国侦查模式的转变。
（二）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构建之可行性分析
对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构建之可行性考察，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基础层面的探讨，其还应涵盖社会实践、文化土壤和法制环境等层面。为此，笔者将在下文作详细分析。
1.中国的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能够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不断增加。从1978年至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增长了约109倍和78倍，同期国家财政收入也增长了近78倍。其中，从2001年至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7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约2.5倍，同期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近4.5倍。而从2001年至2010年，检察机关人数仅增长了约4.4%。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而言，检察机关的人数增长速度明显较缓。换言之，国家财政部门对司法机关[注：由于笔者在《中国法律年鉴》中查阅的公安机关以及人民法院数据极为不全，因此，此处仅以检察机关人数为例，对公安机关以及人民法院人数没有涉及。 ]的经费投入不足。因此，笔者以为，目前我国某些地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办案经费紧张主要是由于中央及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所致。只要中央及地方政府转变认识，加大在这方面的投入就完全可以解决新制度建立所需要增加的资金。
另外，从2001年至2010年我国公安机关立案的刑事案件数增长了约34%，检察机关决定提起公诉的案件数增长了约34%，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数增长了约24%。而同期我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数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因此相对于大幅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国家财政收入，我国犯罪率增长速度相对较缓。[注：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以文字的形式对相关数据进行阐释，而不列表格。 ]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财政实力有能力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构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2.法治国家和地区的既有经验以及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本土实践能够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提供借鉴和参考。英国是最早建立侦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国家，继英国之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也建立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我国香港地区和我国台湾地区也正积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试点。法治国家的既有成功探索无疑为我国建立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制度蓝本。另外，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本土实践也同样不可忽视。如果自樊崇义教授2002年与珠海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合作，开展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起算，学界的试点已经10年有余。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本土实践显然为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统一构建及推广奠定了扎实的社会实践基础。
3.公民民利意识的觉醒、国家和社会对程序正义的追求以及对人权保障的日渐重视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孕育了肥沃的文化土壤。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公民民利意识开始觉醒，公民的权利表达逐渐从偶然走向必然。特别是近几年随着网络科技的发展，公民的这种权利表达更加活跃。公民民利意识的觉醒以及网络时代下权利表达的普遍化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压力，迫使政府重新审视以往的执政理念和方式，开始寻求新的治国谋政方略。在此过程中，程序正义[注：程序正义源于古罗马时代的“自然正义”理论。近现代意义的程序正义理念起源于13世纪的英国。后来，美国在继承英国程序正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正当程序”理念。美国的正当程序包括“实体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的解释，程序性正当程序是指“任何权益受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有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并且应被告知控诉的性质和理由…合理的告知、获得法庭审判的机会以及提出主张和辩护等都体现在程序性正当程序之中”。 ]和人权保障理念逐渐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并最终进入政府决策层的视野。
程序正义、人权保障理念与刑讯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现象格格不入。限制侦查权力、遏制刑讯逼供是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设立的初衷。因此，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构契合了正当程序和人权保障的价值追求，而来自民众自下而上的权利愿望之“涌动”与来自政府自上而下的程序正义之推动无疑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建立提供了不竭的内在动力。
4.既有法规的立法积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以及未来配套规定的出台为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法制环境。 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立法方面，我国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中既有中央司法部门颁布的相关规定，也有地方公安司法机关的文件。早在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就颁布了《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试行）》。地方公安司法机关也在司法实践中进行了“立法[注：此处的“立法”为广义的立法，既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公安部、高检院、最高院颁布的司法解释或者部门规定，甚至还包括地方公安司法机关出台的一些实施规定（文件）。 ]”探索。如郑州市公安局、郑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制定、颁布的《公安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尽管这些规定立法位阶比较低，但却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正式立法埋下了伏笔。
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立法形式初步确立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自此，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站在了新的立法起点。应当指出的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规定还比较原则和笼统。但是，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指导协调下，在中央政法委的统筹安排下，就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具体适用联合出台与新《刑事诉讼法》配套的实施细则来进一步明确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和地点、操作程序和规范（包括录音录像操作人员的操作规程、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要求、录音录像资料的复制和管理）、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与保障、监督制约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违反法定程序的法律责任和后果等。
三、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具体建构
如上所述，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具体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外延也非常宽广。限于篇幅，笔者仅就以下几个主要方面进行阐释和论证。
（一）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
1.明确规定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检察机关办理的自侦案件在所有公安机关以及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犯罪案件中仅占较小比例。因此，检察机关办理的所有自侦案件在侦查、审查批捕、审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讯问都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根据法律规定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以及审查阶段的讯问应当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案件虽然不属于法定的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的范围，但是犯罪嫌疑人在讯问前明确提出要求的也应当同步录音录像。由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数巨大，且案件种类繁多，要对涉案的每个嫌疑人都实施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于可能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案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案件以及经济犯罪案件在侦查阶段的讯问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是必须的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注：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案件因案情重大、处刑重，案件的处理质量和结果直接关涉犯罪嫌疑人的生命和自由，同时此类案件因影响重大，在外界的压力下，在现行的考核机制下，侦查人员出于破案的动机，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的可能性极大；案件、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庆打黑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以及经济犯罪的侦破对口供的依赖较大，因此在侦查讯问阶段也极易发生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因此，法律应当对这类案件的同步录音录像作出刚性要求。 ] 例如，在我国香港地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监禁的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嫌疑人会被建议同步录音录像[8]。至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其他案件，可以根据需要自由裁量。
2.设置同步录音录像适用的情况排除规则
英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都对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作了除外规定。例如，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E》第3节第2条规定：“《2000年反恐怖主义法》专门规定了对根据该法第41条逮捕的人或该法附件7拘押的人的讯问进行录音的诉讼规则。本规则不适用于此类讯问。”第3条规定：“如发生下列情形，拘押警官可以批准讯问人对讯问不予录音：（1）由于设备故障或没有合适的讯问或录音设备，且拘押警官有合理根据认为，讯问不得拖延；（2）案情清楚，没有可能。”第4条规定：“如果被拘押者拒绝进入或留在适宜录音的讯问室，（见规则C第12节第5条）且拘押警官有合理根据认为不得拖延讯问，则拘押警官可以决定在羁押房间进行讯问，并使用移动录音设备。如果缺乏相应的设备，则应按规则C第11节予以书面记录，且应记明使用书面记录的原因。”《警察与刑事证据法守则F》第3节第2条规定：“《2000年反恐怖主义法》专门规定对根据该法附件7或第41条拘押在警察局的人的讯问进行录像的行为规则。本规则不适用于上述讯问。”第3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时，拘押警官可以批准讯问警官不使用视频录制：（1）由于设备故障或没有合适的讯问室或摄录机，无法进行视频录制，且有权批准的警官有合理根据认为，不能拖延讯问。在此情形下，拘押警官可以批准讯问按照规则E的相关规定，采用音频录制讯问；（2）案情清楚，不可能的案件；（3）由于被拘押者拒绝进入能够进行视频记录的讯问室或其他场所，且有权批准的警官有合理根据认为不得拖延讯问。”第4条规定：“根据规则C，自行到警察局且受到警告的人，对其讯问应予以视频记录。但是，拘押警官根据本节第3条的规定批准不予视频记录的除外。”[9] 可见，英国成文立法中规定的同步录音录像适用的排除情形主要包括：恐怖犯罪案件、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根据相关规定不得录音录像；因设备故障、没有可用的 、合适的会见室或录音机、摄录机致使录音录像制作不可行的情况可以不对会见录音录像；案情清楚、犯罪嫌疑人从一开始就确定地不会受到的案件也可以不对讯问录音录像。我国台湾地区于1995年颁行的“刑事诉讼法”第100-1条修正案规定：“讯问被告，应全程连续录音，必要时，并应全程连续录影。但有急迫情况且经记明笔录者，不在此限。”第100-2条规定：“本章之规定，于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询问犯罪嫌疑人时，准用之。”[10] 此处立法并没有对“紧迫情况”作出规定，然根据台湾学者黄东熊的解释，此处的“紧急情况”是指“乃应认为指临时无录音设备或录影设备可用，且如不即时侦讯，恐不能阻止新犯罪发生，或犯罪结果发生、加重或扩大，或共犯脱逃等情形而言，始妥当。”[11]
由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同步录音录像适用范围的规定采取的是强制加裁量的立法方式，（即立法只对极少数案件规定了必须适用同步录音录像，除此之外的其他案件是否适用同步录音录像由侦查机关根据办案实际需要自由裁量决定），因此同步录音录像的排除适用规则也可以采用强制排除加裁量排除的立法方式加以构建。具体来说，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恐怖犯罪案件[注：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不宜同步录音录像，否则容易暴露国家安全部门人员、泄露国家秘密给国家安全保卫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担忧；恐怖犯罪案件多为有组织犯罪，其组织严密，人员众多，大多数情况下反恐人员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必须立即进行讯问，另外，反恐是一项对抗性极强的工作，在此条件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不仅不利于反恐工作的开展可能还会造成不必要的危险，因此对于恐怖案件也不宜进行同步录音录像。 ]应当绝对排除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对于立法规定应当进行同步录音录像但符合以下情形的，经过法定批准机关事先授权或者紧急情况下履行简易报告义务[注：此处的简易报告是指，在法定的紧急情况下侦查人员不具备履行事先批准手续的条件，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向法定批准机关履行简易报告义务即可先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排除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待紧急情形消失后再补办批准手续。 ]可以裁量排除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第一，讯问即将开始或讯问过程中，录音录像设备突然出现故障且短时间内难以修复、恢复使用，又必须继续讯问的，经法定批准部门批准并在笔录中记明情况经犯罪嫌疑人、侦查讯问人员签字确认后，可以不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第二，紧急情况下[注：例如，侦查机关获知某犯罪嫌疑人在某地安装了定时爆炸装置并已将其捕获控制但不知道爆炸装置安放何处，爆炸装置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处于极度危险之时；又如绑架案件中，侦查机关抓获了犯罪嫌疑人但不知道人质下落，如不即时讯问可能无法成功营救人质或者可能造成人质重伤、死亡等严重后果的。笔者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虽应兼顾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但更应倾向于惩罚犯罪的价值目标，故该情况下排除适用同步录音录像是可以容许的。因为，此时通过打击犯罪可以保障更多人的人权。 ]，临时无录音录像设备（包括移动录音录像设备）可用，且如不即时对犯罪嫌疑人讯问，不能有效防止新犯罪发生，犯罪结果发生、加重或扩大，或共犯脱逃等情形，侦查人员可以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即时报告有权批准机关，在履行了简易报告义务之后即可排除同步录音录像的适用直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
（二）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
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构建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其牵涉公、检、法、司等多部门的利益，因此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应当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能够有效调处多家的利益。笔者拟将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统一为同步录音录像实施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同监委”）。
1.机构组成
“同监委”由同级党委政法委、司法行政部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组成。“同监委”为同步录音录像的组织实施机构，负责同步录音录像的申请与受理、人员选配与培训、组织实施、动态监督与惩戒。委员会设主任1人，委员10人。主任由同级党委政法委书记兼任，委员由政法委副书记2人，公、检、法、司正副职负责人担任。“同监委”下设同步录音录像受理与实施处、技术与装备处、人事培管处、监察与惩戒处、存档与保密处。
2.职权配置
受理与实施处负责受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交的同步录音录像实施与监督申请以及人民法院提交的调取使用同步录音录像申请。同时，受理与实施处还负责同步录音录像的具体组织实施。技术与装备处负责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的采购、安装、检修、维护，技术支持与保障。人事培管处负责“同监委”工作人员的招录选拔、考核评级、技术法律业务能力培训、人事档案及组织关系管理。监察与惩戒处负责对同步录音录像实施情况进行执法监督检查、对 “同监委”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存档与保密处负责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保存、管理、保密与销毁。
3.人事选拔与培管
“同监委”工作人员主要从公、检、法、司系统选调招录。[注：“同监委”工作人员主要从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该工作既需要法律知识更需要技术业务能力，而公、检、法、司系统中的技术人员大多能满足这一要求，因此从上述系统中抽调选调优秀骨干充实到 “同监委”部门能够节约培训时间和成本，保持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完整性和衔接性。 ]优先选拔政治原则强、法律素养高、业务能力强的技术人员。从公、检、法、司系统抽调、选调的工作人员其知识背景与技术水平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要的，可以面向社会公开招录事业编制、合同编制工作人员。“同监委”选调或公开招录的工作人员隶属于 “同监委”，受其领导、监督并对其负责。其（“同监委”工作人员）工资待遇、行政级别由 “同监委”确定，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其人事档案及组织关系由 “同监委”管理。
“同监委”应定期对新选调或者新公开招录的工作人员进行技术和法律轮训，着力提高其技术业务能力与法律素养，努力培养其程序正当与人权保障理念，不断深化其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构建意义的认识，从而增强其自觉、认真履行职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三）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程序和规范
“同监委”根据公、检、法机关办案需要及侦查部门申请向各部门派驻工作人员。[注：此处 “同监委”向公检法机关派驻同步录音录像实施工作人员是指 “同监委”根据公检法机关办案实际需要以及侦查部门申请，将其统一选调招录的工作人员派驻到公检法机关，专门负责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工作，由公检法机关提供办公场所。公检法机关内部原来负责同步录音录像的技术人员不再负责这项工作。 ] “同监委”派驻的工作人员直接对 “同监委”负责。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讯问阶段的讯问需要同步录音录像的由 “同监委”派驻在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在审查批准阶段以及审查阶段的讯问需要同步录音录像的，由 “同监委”派驻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讯问、审查批捕、审查阶段需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由 “同监委”派驻在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负责；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或者法庭上需要播放同步录音录像或者需要对同步录音录像的真实性进行调查质证的，由 “同监委”派驻在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负责。对此，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的侦查部门、技术部门以及人民法院的相关部门应当予以配合。具体程序如下：
1.同步录音录像之申请与审批
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根据法律规定在侦查讯问阶段需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侦查部门应当制作《公安机关提请同步录音录像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由拟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侦查部门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安机关印章后移送给 “同监委”派驻在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查。《申请书》中应写明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涉嫌罪名、拟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提请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依据和理由。 “同监委”派驻人员收到侦查部门移送的《申请书》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对于符合条件的，应当当即作出批准决定并做好同步录音录像的准备工作。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立即退回侦查部门补正。“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应当将《申请书》复印件以及审批情况报 “同监委”备案。[注：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审查阶段需要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其操作程序可参照适用上述程序；人民检察院决定立案侦查的案件在侦查讯问、审查批捕、审查阶段需要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其具体操作程序同上；人民法院在庭前会议阶段或者法庭审理阶段需要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其操作程序也可参照适用上述程序，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详述。 ]
2.同步录音录像之启动与实施
“同监委”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批准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应当制作《 “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由拟参与实施同步录音录像操作的工作人员签名并加盖 “同监委”印章。《 “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应当同时制作两份，一份即时移送相关申请部门，一份报 “同监委”备案存档。《 “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中应写明申请部门、批准部门、案件承办人、审批人、犯罪嫌疑人姓名、涉嫌罪名、法律依据或者理由、拟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时间、地点。相关申请部门在收到《“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后应当立即与本部门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联系协商，共同制定同步录音录像的具体实施预案。“同监委”在收到《“同监委”同意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后应当进行复查、即时备案并及时安排2名监察与惩戒处工作人员派员监督。“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对讯问过程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相关部门应当提供便利和支持。必要时，“同监委”工作人员有权要求所在部门技术人员予以协助。[注：“同监委”驻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批准人民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其具体操作程序参照适用 “同监委”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批准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操作程序。笔者在此不再赘述。 ]
3.权利及相关事项告知
同步录音录像正式开始前应当由讯问人员向犯罪嫌疑人履行权利告知义务。权利告知的内容应当包括：有权申请侦查讯问人员以及同步录音录像录制人员回避；有权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有权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保持沉默；如实供述可以获得从宽处理；有权对不属于法定应当录音录像的案件向“同监委”申请录音录像；有权要求律师在讯问时在场；在无力聘请律师时有权向侦查机关提出法律援助的申请。另外，讯问人员在第一次讯问时应当告知讯问人员的姓名、身份、职务，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以及实施同步录音录像工作人员的姓名、身份。告知情况应当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并应载明于讯问笔录。
4.同步录音录像之中止与终止
讯问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设备出现技术故障不能录音录像的，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工作人员）应当立即通知侦查讯问人员停止讯问，待故障排除后再行讯问。讯问停止的原因、时间和再行讯问开始的时间等情况，应当在录音录像中予以反映，并载明于讯问笔录。录音录像设备一时难以恢复正常工作而又必须继续讯问的，经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同监委”主任批准并征得犯罪嫌疑人同意后可以继续讯问，但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在讯问时仍应在场。未能录音录像的情况应当在讯问笔录中载明并由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 “同监委”派驻人员也应将该情况记载于《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中。[注：笔者认为，此时如果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因客观原因不能在场，侦查人员应当提醒犯罪嫌疑人可以申请律师在场，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的，侦查机关应当批准并及时转达。 ]
讯问结束后，录制人员（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应当立即将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复制盘）交给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律师，并经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律师签字确认[注：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通常采用向犯罪嫌疑人全程播放的方法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原件进行确认。并且，播放确认的过程都不计入讯问时间。在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连续讯问已接近法定时间的情况下，再连续播放相当时间的同步录音录像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其体力将难以承受。笔者以为，可以在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讯问室、办案区或者看守所讯问室安装与同步录音录像设备相匹配的显示屏，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的同时能够观看到同步录音录像，如此，讯问完毕播放确认也结束，从而可以省去犯罪嫌疑人播放确认这一环节，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可能更为有利。 ]后当场对录音录像资料原件（母盘）进行封存，将其装入 “同监委”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密封袋中，暂存于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处。待侦查终结，全部讯问及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结束后再由 “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指派专人将其集中取回，整理归档。
同时，“同监委”录制人员应当及时制作《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书》一式两份，一份交侦查机关保存，另一份经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律师、录制人员签字确认后，单独立卷交 “同监委”派驻工作处暂存，待侦查终结、集中整理后移送 “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保管。
《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书》应当载明讯问的具体起止时间、讯问地点，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翻译人、录制人员的姓名、职务、职称，犯罪嫌疑人的姓名、涉嫌罪名或案由等情况。讯问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讯问人员应当在说明书中注明提押和还押时间，由看守所监管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犯罪嫌疑人拒绝签字的，应当在说明书中注明。
侦查部门在移送审查逮捕、审查案件时，应当将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连同案件材料、《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书》一并移送审查。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部门、审查部门以及侦查监督部门审查结束后，应当将上述资料一并送还侦查部门。
5.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之使用、查阅与技术处理
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审判人员、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侦查机关讯问活动提出异议的，或者被告人翻供的，或者被告人辩解因受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而供述的，公诉人应当提请审判长当庭播放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对有关异议或者事实进行质证。审判长应当宣布休庭并制作《人民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移送本院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派驻工作人员收到《人民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后应当立即指派专人将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移送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当庭播放的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移送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等提出异议的，公诉人应当提请法庭向“同监委”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原件并当庭启封质证。公诉人未提请的，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有权提请。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提出申请的，审判长应当准许并宣布休庭。休庭后，审判长应当立即制作《人民法院调取同步录音录像通知书》移送“同监委”驻本院工作人员。“同监委”驻本院工作人员审批后应当立即通知“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指派专人将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移送人民法院，“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可以派员对调阅过程进行实时监督。
非办案部门或者人员需要查阅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应当报经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监委”主任批准。录音录像资料需要公开使用的，由“同监委”决定。启封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原件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或者其辩护人应当在场并签字确认。
为了研究案情、挖掘有价值的犯罪线索或证据，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可以提出申请，经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同监委”主任批准并征得犯罪嫌疑人或者其辩护律师同意后可以在“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的主持监督下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内部技术部门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进行复制，并对新的复制件进行必要的剪辑。[注：当然，对新复制件进行剪辑应当保证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相对完整性，严禁借剪辑之机对同步录音录像进行篡改。 ]“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应当对复制和剪辑过程进行监督。
为了提高审查效率、节约办案时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移送审查逮捕、审查时也可以按照上述程序对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进行再次复制、剪辑，新复制件和剪辑后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也应当保证其客观性和真实性。
为了提高法庭审判效率，节约举证、质证时间，人民法院在播放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前可以申请“同监委”对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移送的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复制件进行必要的剪辑。“同监委”同意的，应当指令“同监委”驻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召集合议庭成员、公诉人、侦查人员、辩护人。剪辑过程由“同监委”驻本院工作人员主持，由本院技术人员负责实施，由“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监督。
为了保守侦查秘密，防止因泄密而导致于侦查不利之后果，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检举揭发的与本案无关的犯罪事实或者线索，在移送审查逮捕、移送审查时，是否将录有检举揭发的录音录像资料一并移送，由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公安机关负责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决定一并移送的，应当申请 “同监委”对录有检举揭发内容的声音进行技术处理后移送。“同监委”同意进行技术处理的，应当指令“同监委”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实施。实施过程由“同监委”派驻人员主持，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技术人员协助实施，由“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实时监督。
6.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之存档、保管
案件办理完毕，办案期间录制的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原件及复制件应当由 “同监委”驻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向“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移交归档。“同监委”存档与保密处工作人员应当将《“同监委”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说明书》等文书材料制作成同步录音录像技术协作卷宗予以保存。技术协作卷宗编号按照档案管理部门相关规定执行。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保存期限与案件卷宗保存期限相同。
（四）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监督制约机制
目前，各地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开展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试点工作虽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注：关于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试点工作所存在的问题，笔者已在上文进行了阐释，故在此不再赘述。 ]笔者以为，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缺失是其最大的硬伤。尽管检察机关和部分公安机关要求同步录音录像工作实行审录分离的原则，但由于侦查讯问人员与录制技术人员同属于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因此，审录分离的原则和要求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抑或彻底的贯彻。[注：实际上，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内部的技术人员会受到侦查人员很大程度的影响。司法实践中，负责录制的技术人员对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侦查讯问人员配合有余，监督制约不足。录制工作仍然要服务和服从于侦查讯问工作。 ]如此，录制技术人员中立地位的缺失，必将导致同步录音录像客观性的减损。是以，为了保障同步录音录像的全程、全面、全部，客观公正以及安全保密，必须对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监督制约机制进行重构。
1.充分发挥“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的内部监督作用
“同监委”内部的监察与惩戒处应当对“同监委”派驻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以及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实施同步录音录像的活动进行监督。“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组织监督时应当指派2名工作人员进行。“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工作人员在监督过程中发现 “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在同步录音录像过程中有下列违法情形的，应当立即制止[注：对于违反法定程序的轻微违法行为， “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工作人员应当立即制止并责令立即纠正。 ]并将其违法情形报送至“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备案审查：（1）“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为配合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讯问，故意对讯问过程进行有选择性的录制的；（2）“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以同步录音录像为由无故干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侦查人员正常侦查讯问活动的；（3）“同监委”派驻工作人员实施同步录音录像违反法定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的。“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收到监督人员反映的“同监委”派驻人员违法、违纪线索或者证据的，应当指派专人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核实期间，对于涉嫌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或者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的，经“同监委”主任批准可以暂停其职务并更换录制人员。经调查，上述违法、违纪情形属实的，“同监委”监察与惩戒处应当视情节给予党纪、政纪处分[注：此处党纪、政纪处分应严格依照《中国共产党党员违纪处分条例》以及《公务员法》的规定视情节分别给予批评教育、书面检查检讨、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开除公职等处分。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2.建立健全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第一，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改革人民监督员制度，扩大人民监督员监督案件范围，将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且需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的案件纳入监督范围。为此，笔者建议将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权从检察机关手中剥离出来，统一交给地市级以上人大常委会，以保障其监督的中立性。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定期提请本级人大或者人大常委会对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进行监督。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主动组织人民监督员或人大代表对同级或者下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实施情况开展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执法检查。对于在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人大常委会有权通报相关单位，并责令其限期整改。第二，重塑侦查、羁押关系。在国外法治国家，羁押机构独立于侦查机构，两者互不隶属，羁押机构能够对侦查机构形成强有力的制约。例如，在英国，在提讼以前，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在警局的内设拘留室内，但是该羁押由警衔高于侦查警官的羁押官（custody officer）和审查官（review officer ）负责。在以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羁押在监狱（prison）、或被羁押在拘留中心（remand center）或被羁押在看护中心（the care of a local authority ）。[注：详见：瓮怡洁.英国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及对我国的启示[J].现代法学，2010，（3）：67. ]但是，上述监狱、拘留中心、看护中心都不隶属于侦查机构（警察机构），而是隶属于内政部[12] 。由于羁押官和审查官都不介入侦查活动，也不对侦查的成功负责，因而其能够对侦查活动保持中立和超然的态度[13]。
然而，在我国，负责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仍然隶属于公安机关。尽管公安部相关部门规章也对看守所规定了独立于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的职责，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看守所却一直肩负着深挖线索、思想改造和协同破案等侦查职能。如此，看守所对公安机关侦查讯问之监督制约可谓名存实亡。这无疑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全面推广、实施埋下了制度隐患。如何破解这一制度困境？笔者建议借鉴法治国家的先进经验，将看守所这一羁押机构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由司法行政部门独立管辖、垂直领导并赋予其中立的法律地位和职能。同时，其还应承担羁押犯罪嫌疑人、维护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合法权利的义务、监督和制止侦查讯问人员违法侦讯行为的职责，但不应再承担侦查职能。[注：笔者认为，现阶段为了实施新刑诉法，减少来自公安机关的强大阻力，促进统一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尽早确立和全面推广实施，可以暂缓对看守所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其中立性问题可以通过强化看守所的监管、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职责以及改革现有看守所的考核机制予以解决。例如，公安机关可以在对看守所的考核机制中增加看守所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实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监督制止侦查人员违法侦讯行为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减少甚至取消看守所在侦查打击犯罪方面的考核。 ]
四、余论
新《刑事诉讼法》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统一建构提供了逻辑起点。以新《刑事诉讼法》的实施为契机，迎风而进，破冰前行，强力推进统一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构建是中国刑事法治进步和人权保障的必由之路，也是当下学界和高层实务部门的共同努力方向。笔者在撰文时虽竭尽全力、务求准确，希冀通过本文勾画我国统一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理想愿景，为同步录音录像制度之建构尽绵薄之力，然囿于学识和水平，许多问题似乎还可以做更为深入的研究。例如，同步录音录像的法律地位和属性，统一同步录音录像的实施主体，同步录音录像的监督制约机制等问题还可以做更为广博和深入的探讨。而这些无疑将是未来学界研究的重点，也将是司法实务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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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fied Theory of Synchronous Recording System Buil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Points”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WANG Zhongli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From the material security， and social conditions， cultural factors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legal environment， etc， the reality is unified synchronous record and video system to establish the feasibility. Clear synchronize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the applicable scope of the unified synchronize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in body， establish and strictly implement synchronous recording of operational procedures and norms， to build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synchronous recording system is unified synchronized video recording system construction is feasible path.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3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修改 刑事诉讼规则 反贪工作 管辖 强制措施
为正确贯彻执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检察院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对原《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作了全面修订,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则》)。为便于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更好地理解和适用《规则》,现就与反贪工作相关的重点内容解读如下:
一、关于案件管辖
各级检察院办理反贪案件,首先要依照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规则》的有关规定确定案件管辖,这是依法对案件行使侦查权的基础。确定案件管辖时,应当依次确定不同侦查机关之间的职能管辖、上下级检察院之间的级别管辖和同级检察院之间的地域管辖。根据《规则》规定,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实行分级立案侦查的制度,但上级检察院必要时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下级检察院管辖的案件,也可以将本院管辖的案件交由下级检察院立案侦查;下级检察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可以请求移送上级检察院立案侦查;上级检察院还可以指定下级检察院立案侦查管辖不明或者需要改变管辖的案件。
近年来,各地在反贪工作中有效运用侦查一体化机制,上级检察院根据办案需要,采取交办、提办、指定异地管辖的方式改变案件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在整合利用侦查资源、排除办案的干扰阻力等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由于刑诉法对案件的审判管辖有明确规定,上级检察院立案侦查环节指定异地管辖的案件侦查终结后,如果拟在侦查案件的检察院所在地审判,就需要与人民法院协商指定审判管辖。在办案实践中,为了便于侦查部门配合、审判,做好补充侦查等工作,绝大多数指定异地管辖的案件都通过协商指定审判管辖在侦查案件的检察院所在地审判。为了规范协商指定审判管辖工作,《规则》第18条中增加了一款:“人民检察院在立案侦查中指定异地管辖,需要在异地、审判的,应当在移送审查前与人民法院协商指定管辖的相关事宜。”在贯彻执行这一规定中,应当注意把握以下两点:一是要规范上级检察院指定异地管辖、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立案侦查环节指定异地管辖有利于排除办案的干扰阻力,根据办案力量和水平等合理调度案件,但是如果指定异地管辖过多、过滥,随意性较大,不仅有违刑诉法关于案件管辖的原则,也存在异地办案增加办案成本、引起赃款赃物利益分配冲突等方面的弊端和问题。同时,与人民法院协商指定管辖过程比较复杂,有的协调起来比较困难。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任务中明确要求检察机关规范职务犯罪案件管辖,高检院在与最高人民法院沟通协商、达成基本共识的基础上,专门研究制定了规范上级检察院向下交办案件和指定异地管辖的规范性文件,明确了指定异地管辖案件的范围和确定案件交办、指定管辖单位的原则等,文件印发后各地要严格贯彻执行。二是在具体操作上,在立案侦查环节指定异地管辖的案件需要在异地、审判的,侦查终结移送审查前就必须做好协商指定审判管辖工作,而协商指定审判管辖过程复杂,需要较长时间,承办案件的检察院应当在侦查终结移送审查前至少十五日,逐级提请作出指定管辖决定的上级检察院与同级法院协商指定审判管辖,与法院协商指定审判管辖由公诉部门具体负责。对于纪检监察机关查明主要或者部分犯罪事实后移送检察机关处理的案件,上级检察院侦查部门拟将案件指定异地立案侦查并在当地、审判的,应当向公诉部门通报有关情况,必要时与法院有关部门进行沟通,以便顺利指定审判管辖。
此外,《规则》第18条还适应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改革的需要,增加了一款规定:“分、州、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将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人民检察院管辖的,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是高检院经中央批准、为了强化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实行的一项重大改革。这项制度实行以来,有效解决了过去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审查逮捕把关不严、同级监督制约不力的问题,提高了职务犯罪案件提请逮捕、审查逮捕的质量,各地职务犯罪案件的不捕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实践中有的地市级检察院采取规避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制度的做法,将按照分级管辖规定应由本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交由下级检察院办理,这种做法即使达到了逮捕犯罪嫌疑人后成功突破案件的目的,也是不可取的。这次《规则》规定分州市院将属于本院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检察院管辖,应当报请上一级检察院批准,这样就从程序上弥补了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制度的漏洞。在具体操作上,指定管辖的审批工作应由上一级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上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应严格审查把关,杜绝借此规避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制度的做法。
二、关于辩护与
关于权利告知。要严格按照规则规定履行权利告知义务,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和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规则》第3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告知可以采取口头或者书面方式。口头告知的,应当记人笔录,由被告知人签名;书面告知的,应当将送达回执入卷。第37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审查逮捕案件和审查案件,在押或者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委托辩护人要求的,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和公诉部门应当及时向其监护人、近亲属或者其指定的人员转达其要求,并记录在案。第41至43条对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辩护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第54条规定,在人民检察院侦查、审查逮捕、审查过程中,辩护人提出要求听取其意见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联系侦查部门、侦查监督部门或者公诉部门对听取意见作出安排。同时,根据《规则》第57条的规定,辩护人、诉讼人可以对公检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十六种 行为提出申诉或者控告。这就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反贪部门在办案中必须强化人权保障观念,严格执行《规则》的规定,依法履行权利告知义务,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辩护权和辩护律师的各项诉讼权利,确保程序合法、没有瑕疵。
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许可辩护律师会见问题。刑诉法规定,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规则》对此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明确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具体标准,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涉嫌贿赂犯罪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犯罪情节恶劣的;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刑诉法之所以将许可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案件规定为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就是要严格限定许可会见的适用范围。从近年来检察机关查办的贿赂犯罪案件统计数据看,涉案金额在50万元以上的约占6%—8%,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的数额标准定为50万元以上,符合立法精神,能够为各方接受,是比较适当的。“有重大社会影响”,主要是指县处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要案,但是并非所有的县处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都属于“有重大社会影响”,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也并非仅限于县处级以上干部职务犯罪案件,是否属于“有重大社会影响”,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社会关注度来把握。“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是指关系到国家安全、国防、外交或者重大经济利益等。在办案中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标准必须从严掌握,不能随意降低标准,扩大许可会见的适用范围。第二,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将犯罪嫌疑人送交看守所羁押或者送交公安机关执行监视居住时书面通知看守所或者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经人民检察院许可。第三,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提出会见在押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三日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答复辩护律师。人民检察院办理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通知看守所或者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和辩护律师,辩护律师可以不经许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这就是说,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也并非侦查期间一直不允许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如果有碍侦查的情形消失后,应当及时解除会见须经许可的限制并通知看守所、执行监视居住的公安机关和辩护律师;侦查终结前至少应当许可辩护律师会见一次犯罪嫌疑人,以体现对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和辩护律师会见权的保障。
关于辩护人、诉讼人的统一接待和资格审查。《规则》第35条规定,辩护人、诉讼人提出的申请、要求、意见和有关书面材料的,案件管理部门应当接收并及时移送相关办案部门或者与相关办案部门协调、联系,具体业务由办案部门负责办理,本规则另有规定的除外。由案件管理部门统一对外接待辩护人和诉讼人,既是检察机关便利诉讼的一项举措,同时也是加强案件管理、强化内部监督、保障辩护人和诉讼人诉讼权利的一项制度设计,反贪部门要与案件管理部门加强协调,严格按照《规则》规定办理相关业务,并接受案件管理部门的监督。辩护人、诉讼人未经案件管理部门直接与反贪部门及办案人员联系的,应当告知其履行案管部门接待程序。刑诉法规定,在侦查期间犯罪嫌疑人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根据《规则》第44条的规定,案件管理部门接待辩护人、诉讼人时应当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对办理业务的辩护人,应当查验其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授权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对其他辩护人、诉讼人,应当查验其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书。《规则》第39条还特别规定,检察人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不得以律师身份担任辩护人;检察人员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不得担任原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辩护人,但作为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进行辩护的除外;检察人员的配偶、子女不得担任该检察人员所任职检察院办理案件的辩护人。该条是依据《检察官法》第20条对检察官离任后担任辩护人及检察官的配偶、子女担任辩护人作出的限制性规定,目的是贯彻利益冲突回避原则,保证执法公正。反贪部门如果发现辩护人不符合担任辩护人的条件,应当不予办理相关业务,并及时通知案件管理部门。
关于辩护人涉嫌妨碍诉讼犯罪的处理。反贪部门在办案中发现辩护人有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或者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以及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可能涉嫌犯罪的,应当报经检察长批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移送同级公安机关处理;属于检察机关管辖的,报请上一级检察院指定其他检察院管辖,不得自行并案侦查。
三、关于证据制度
关于行政机关移送证据材料的审查认定。《规则》第64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据材料,应当以该机关的名义移送,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办案过程中收集的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笔录,经人民检察院审查符合法定要求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对于有关机关在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涉案人员和相关人员的证言、陈述,应当重新收集。司法实践中纪检监察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涉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较多,在移送证据材料的审查认定上应当把握三点:一是应当以监察机关的名义移送;二是言词证据必须依法重新收集,即使是被调查人自书的文字材料也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三是经审查证据材料的收集符合法定要求,作为证据使用能够保证其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
关于非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于保障人权和司法公正、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行为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规则》对非法证据的审查认定与排除作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首先,明确了刑讯逼供、其他非法方法的定义。《规则》第65条中规定,刑讯逼供是指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使当事人在肉体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以逼取供述的行为;其他非法方法是指违法程度和对犯罪嫌疑人的强迫程度与刑讯逼供或者暴力、威胁相当而迫使其违背意愿供述的方法。刑讯逼供不仅包括直接使用暴力、殴打、刑具等肉刑,还包括采取烤、冻、体罚等变相肉刑,其他非法方法包括“熬鹰”式的长时间讯问、严重违反规定使用械具、生活虐待等,其共同点就是使当事人遭受剧烈痛苦而不得不违背本人意愿作出有罪供述或提供证言。各级反贪部门在办案中不仅必须坚决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同时还要注意讯问时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严格依法依规使用械具等。其次,非法物证、书证的排除。根据《规则》第66条的规定,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要求侦查机关补正或者作出书面解释;不能补正或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指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的行为明显违法或者情节严重,可能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公正性造成严重损害;补正是指对取证程序上的非实质性瑕疵进行补救;合理解释是指对取证程序的瑕疵作出符合常理及逻辑的解释。各级反贪部门在办案中应当严格依法收集物证、书证,防止程序瑕疵;发现存在程序瑕疵应当及时补正,或者向侦查监督、公诉部门作出合理解释,以避免所收集的物证、书证被作为非法证据排除。再次,讯问录音录像及其运用。讯问犯罪嫌疑人同步录音录像,是检察机关为保证讯问工作依法进行而推行的一项改革创举,这次刑诉法修改对其作出了立法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对于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及讯问笔录的真实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规则》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录音录像及其运用作出了具体规定,各级反贪部门在贯彻执行中应当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对立案侦查的全部案件、每次讯问都必须全程录音录像,不能“不供不录”,有选择地录制,否则就会使其意义和作用大打折扣。讯问场所未安装固定式设备的,应当使用便携式设备录制。初查阶段询问初查对象、询问重要证人必要时也应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案件移送审查逮捕、审查时,应当将讯问录音录像连同案卷材料一并移送审查。二是要严格按照《规则》的规定操作,保证图像显示符合要求,图像和声音清晰,操作程序和相关说明规范。对于录制过程中发生中断,特别是因技术故障等客观原因未录音录像的,应当在讯问笔录和录制说明中说明原因,并由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三是办案人员的讯问行为要规范,讯问笔录应当与录音录像内容相一致,讯问笔录与录音录像内容有重大实质性差异的,该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四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或者辩护人对讯问活动合法性提出异议,并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公诉人可以提请法庭当庭播放相关时段的讯问录音录像资料。需要播放的讯问录音录像中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或者含有其他不宜公开的内容的,公诉人应当建议在法庭组成人员、公诉人、侦查讯问人员、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范围内播放。
四、关于强制措施
关于拘传。这次刑诉法修改有条件地适度延长了拘传的时间。需要注意的是,通常情况下,一次拘传持续的时间仍然不得超过十二小时;只有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拘传持续的时间才能延长到不超过二十四小时,而且期间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的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不能持续讯问。《规则》对于“案情特别重大、复杂”和“必要的休息时间”未作具体规定,案情是否属于特别重大、复杂,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来把握;根据普通人的生理需要,24小时内至少应当保证6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关于取保候审。这次刑诉法修改对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取保义务等作了重大修改完善,一方面强化了取保候审的执行效力,解决了取保候审不管用的问题;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旨在扩大其适用率,降低羁押率。各级反贪部门在办案中应当把握以下几点:一是要准确理解立法精神,对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依法取保候审,尽可能减少使用羁押性强制措施。二是根据《规则》规定,对同一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不得同时使用保证人保证和保证金保证方式。取保候审主要采取保证金方式,人保只适用于无力交纳保证金、不宜收取保证金或者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或者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三种情形。三是保证金的数额根据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规则》只规定了保证金的下限,未规定上限,具体金额应当以预期足以达到保证效果为限。四是对犯罪嫌疑人作出取保候审决定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设定附加义务,包括不得进入特定场所,不得与特定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不得从事特定活动,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等。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应当要求其将出入境证件交执行机关保管,以防外逃。违反取保候审义务的,应当没收部分或者全部保证金,责令其具结悔过、重新交纳保证金等,或者依法变更强制措施。
关于监视居住。监视居住是一种比取保候审限制人身自由程度更高的强制措施,修改后刑诉法不仅对监视居住规定了与取保候审不同的适用条件,强化了监视居住的执行效力,同时还规定对于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规则》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有关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一,应当符合涉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和可能有碍侦查两个特别条件。《规则》第45条第2款和第110条第4款分别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的标准和“有碍侦查”的情形作了明确解释。第二,明确了各级反贪部门所关心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场所问题。指定的居所应当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二是便于监视、管理;三是能够保证办案安全。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不得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羁押、监管场所以及留置室、讯问室等专门的办案场所、办公区域执行。第三,在程序上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应当报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审批工作由上一级检察院侦查部门负责。第四,对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嫌疑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下一级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自决定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之日起每二个月对其必要性进行审查,没有继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必要或者案件已经办结的,应当解除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第五,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的,应当送交监视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执行,检察机关可以协助执行。侦查期间可以商请公安机关对其通信进行监控。第六,对于下级检察院报请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案件,由上一级检察院侦查监督部门依法对决定是否合法进行监督;本院监所检察部门依法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执行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关于逮捕。《规则》主要作了以下修订:一是对“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这一逮捕必要性条件作了细化规定;二是对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可以逮捕的具体情形作出了规定;三是对不予逮捕的情形作出了细化规定。《规则》在“审查决定逮捕”一节中,对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各级反贪部门应当根据《规则》的有关规定决定是否适用逮捕措施,严格执行职务犯罪案件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制度,并在提请逮捕时做好逮捕必要性说明工作,提供相关材料,以便于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决定是否逮捕。
关于强制措施的解除与变更。《规则》增加了强制措施解除与变更的内容。根据《规则》规定,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认为检察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要求解除强制措施,或者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申请的,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申请后三日内作出决定;认为未满法定期限或者不同意变更强制措施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各级反贪部门应当及时对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申请进行审查后报检察长决定,并书面答复申请人。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的,侦查部门应当及时通报本院监所检察部门和案件管理部门。
五、关于初查和立案
关于初查。今年9月,高检院印发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初查工作规定(试行)》,《规则》关于初查的规定吸收了该规定的有关内容。在执行中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点:一是初查由侦查部门负责,在刑罚执行和监管活动中发现的应由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线索,由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初查,其他部门不能自行对案件线索进行初查,这是高检院根据中央司法改革意见确定的,有利于规范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行使。二是明确了初查措施。在初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勘验、检查、鉴定、调取证据材料等不限制初查对象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不得对初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初查对象的财产,不得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经初查符合立案条件,需要采取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的,应及时依法立案。三是对实名举报、其他机关或者部门移送的案件线索,经初查决定不立案的要按规定做好通知、答复工作;对上级检察 院交办、指定管辖或者按照规定应当向上级检察院备案的案件线索,应按照规定向上级检察院报告初查结论。
关于立案。《规则》增加了关于立案报备制度的规定。根据《规则》第183条的规定,下级检察院应当在决定立案之日起三日以内,将立案备案登记表、提请立案报告和立案决定书一并报送上一级检察院备案;上一级检察院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三十日以内,提出是否同意下级检察院立案的审查意见。实行立案报备制度,有利于严把职务犯罪立案关,提高立案质量,防止滥用侦查权,各级反贪部门应当严格执行。
六、关于侦查
关于侦查的一般规定。《规则》增加了关于侦查的一般规定,主要包括应当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各项诉讼权利;应当严格依照刑诉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采取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严格遵守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规定,等等。这些都是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各级反贪部门必须重点理解把握,并严格贯彻执行。
关于侦查措施。《规则》根据刑诉法的规定,结合检察机关的办案实际,对侦查措施的相关规定作了大量补充完善,充分体现了规范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保障犯罪嫌疑人等诉讼权利和合法权益的精神,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操作性,便于办案中执行。其中需要重点把握的有以下内容:第一,增加了讯问同案的犯罪嫌疑人应当分别进行,在传唤证上或者讯问笔录中填写、注明到案时间和传唤结束时间,告知或者通知家属传唤原因和处所,不得以讯问为目的将犯罪嫌疑人提押出所进行讯问等规定,明确了讯问时应当查明的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如实供述罪行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以及将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并对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第二,明确规定勘查现场应当拍摄现场照片,勘验的情况应当写明笔录并制作现场图,由参加勘查的人和见证人签名;对重大案件的现场应当录像。对于侦查实验,必要时可以录音、录像。第三,完善了关于搜查的规定,包括搜查应当经检察长批准,并向被搜查人或者其家属出示搜查证;执行搜查的检察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不得擅自扩大搜查对象和范围;并明确了执行拘留、逮捕时遇有紧急情形不另用搜查证也可以搜查的具体情形。第四,完善了关于调取、查封、扣押证据的规定,规定查封、扣押财物和文件,应当经检察长批准,由两名以上检察人员执行;对于犯罪嫌疑人到案时随身携带的物品需要扣押的,可以依照规定扣押,与案件无关的个人用品,应当逐件登记,随案移交或者退还家属;到辖区外查封、扣押应当商请当地检察院协助执行,并明确了异议协商解决程序。《规则》第236至240条分别规定了查封、扣押各类财物、文件、邮件、电报、电子文件的具体要求,并对查封、扣押易损毁、灭失、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如何处理,告知不动产或者生产设备等财物的登记、管理部门在解除查封、扣押之前禁止办理出售、转让、抵押等作出了规定。第五,根据刑诉法增加了查询、冻结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的规定,并规定冻结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应当书面告知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人、委托人有权申请出售;扣押、冻结汇票、本票、支票的,应当在有效期限内作出处理。第六,规定鉴定人出具鉴定意见、检验报告,应当同时附上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资质证明;明确了检察机关应犯罪嫌疑人等申请进行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费用承担问题;对于因鉴定时间较长,办案期限届满仍不能终结的案件,自期限届满之日起,应当依法释放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第七,对边控作出了规定。《规则》第271条规定,为防止犯罪嫌疑人等涉案人员逃往境外,需要在边防口岸采取边控措施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制作边控对象通知书,商请公安机关办理边控手续。
根据刑诉法的规定,《规则》专门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根据《规则》第263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案件已经依法立案;案件为涉案数额超过十万元以上的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或者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采取其他方法难以收集证据;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追捕被通缉或者批准、决定逮捕的在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过批准可以采取追捕所必需的技术侦查措施,并且不受第263条规定的案件范围的限制。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材料,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必要时可以建议不在法庭上质证,由审判人员在庭外对证据进行核实。
关于侦查终结。根据《规则》的规定,侦查部门将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时,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款物提出处理意见;对于侦查过程中辩护律师提出的意见应当附卷;决定撤销案件的,应当报上一级检察院审查同意,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期间,犯罪嫌疑人羁押期限届满的,应当依法释放犯罪嫌疑人或者变更强制措施。《规则》对涉案款物的处理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明确规定查封、扣押、冻结的款物,除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或者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以外,不得在诉讼程序终结之前处理。
七、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4
一、概述
年，我市行政机关认真执行《条例》规定，高度重视政务资讯公开工作，逐步健全完善政务资讯公开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在做好政务资讯主动公开的同时，努力做好依申请公开工作，《条例》实施第一年开局良好。
（一）坚持"一个规范"，促进政务资讯公开工作规范运作。
《条例》施行之初，各行政机关政务资讯公开工作处于探索阶段，缺乏工作经验。因此，加强指导，从一开始就规范运作尤为重要。市政府办公厅及时编印了我市政务资讯公开统一参考文本，包括《政务资讯公开指南参考样本》、《政务资讯公开目录参考样本》、《政务资讯公开参考流程》、《政务资讯公开标准文书样本》等四个参考文本，要求各行政机关整合内设机构和下属单位的公开信息，统一信息类目编排、信息索取码编制，并及时在政府门户网站、部门网站以及其他载体上公开。
（二）抓好"两个环节"，有力推动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开展。
《条例》的学习和政务资讯公开方式，是《条例》实施初始阶段做好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两个重要环节。我们紧紧抓好这两个环节，为切实做好政务资讯公开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1.分类培训，加强针对性。
学习领会《条例》精神，是深入贯彻实施《条例》的基础；准确掌握《条例》规定，是切实做好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基本保障。我们采取分类培训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条例》的学习培训工作。
按照职责及不同的学习培训目标，将培训对象按照领导干部、政务资讯公开具体工作人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三类，分层次、有所侧重地分别组织学习培训。举办了三种类型的培训班，一是对全市政府系统分管办公室领导、办公室主任进行培训。利用召开全市政府系统办公室主任会议的机会，宣讲《条例》精神和保证《条例》全面贯彻实施的基本要求，侧重于提高思想认识，把握工作原则。全市政府系统分管办公室领导、办公室主任共200多人参加了培训。通过培训，各行政机关进一步落实政务资讯公开制度，做好政务资讯公开规划，完善工作机制，加大推进政务资讯公开工作力度，建立健全政务资讯协调机制、主动公开机制、保密审查制度、检查考核制度，促进了政务资讯公开工作制度化、规范化。二是对市直行政机关政务资讯公开具体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政务资讯主动公开的方式程序、信息源的扩充和完善、配套制度和工作规范的建设、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必须正确处理的关系等。着重提高他们的实务操作能力。三是对市直行政机关公务员的培训。大厅管理办与市人事局、普法办于11月联合举行了培训班。培训班分为6个班次，共有5000多名行政机关公务员参加培训。培训内容主要是《条例》的基本理论、基本内容，侧重于对《条例》的理解，提高他们对做好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每个班次培训完毕随堂考试，成绩记入《国家公务员培训证书》。
2.依托行政服务大厅，拓展政务资讯公开平台。
市行政服务大厅经过五年的运行，其功能、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得到公众的认同，便民利民效应众所周知。拓展行政服务大厅的服务功能，丰富其服务手段，扩大其服务范围，是行政机关和公众的共同需求。对主动公开的政务资讯，我市除了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还把行政服务大厅这一便民高效的服务平台作为政务资讯公开的优质场所。一些进驻单位增加了大厅窗口的职能，大厅窗口既是办理审批业务窗口，同时也是政务资讯公开窗口，使公众获取政务资讯更加便利快捷。市质监局还参照行政服务大厅《办事指南》范本，编印了《政务资讯公开指南》，在大厅窗口摆放，供公众取阅，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服务大厅在政务资讯公开中的平台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开展，受到了公众的好评。
（三）突出"三个注重"，加大指导力度。
1.注重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有关文件和会议精神，是做好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重要保证。市政府办公厅及时转发国务院和省政府有关文件，把上级和权威部门对政务资讯公开的要求传达到各区和市直行政机关。转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政务资讯公开条例准备工作的通知》，结合我市实际，提出了贯彻意见，建立我市政务资讯公开工作机制。将《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政务资讯公开保密审查办法的通知》转市保密局、法制办、监察局、信息办等单位贯彻执行。11月份参加了全国深化政务公开经验交流会，常务副市长、市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锋参加了会议。会后，大厅管理办及时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了会议精神，提出了进一步推动我市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受到了市领导肯定。
2.注重沟通协调。
加强沟通协调，有利于行政机关之间情况互通、信息共享、优势互补，形成做好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合力，共同推动政务资讯公开工作依法、有序、规范开展。一些行政机关积极主动进行沟通协调，充分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如市人事局、普法办与大厅管理办加强配合，共同推动行政机关公务员《条例》培训工作；市监察局主动与大厅管理办协调，共同推动政务资讯公开的检查督促工作；市法制办积极协助大厅管理办推动政务资讯公开的依法行政工作；市信息办协调有关部门，共同推动网上政务资讯公开工作。
3.注重典型案例分析。
做好典型案例分析，对行政机关开展政务资讯公开申请工作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我市具体负责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部门按照申请内容、申请对象、申请方式等进行分类分析，并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对敏感性较强、影响较大的申请，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召集市政府办公厅、法制办、大厅管理办相关人员研究，制订解决方案。对取消政务资讯相关收费后人员经费的解决办法，由大厅管理办提出处理意见,报市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审批同意后,转市编制、财政部门办理。对申请人反映个别行政机关政务资讯公开申请答复不规范，大厅管理办利用有关会议，对行政机关提出明确要求，强调公开申请的答复必须严格执行《条例》规定，规范运作。
二、主动公开政务资讯情况
各行政机关主要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方式主动公开本部门的政务资讯。
（一）各行政机关门户网站主动公开政务资讯情况。各行政机关门户网站政务资讯167838条，其中机构职能类信息937条，占0.6%；政策法规类信息6824条，占4.1%；规划计划类信息847条，占0.5%；业务动态类信息138431条，占82.4%；专项统计类信息181条，占0.1%；应急管理类信息431条，占0.2%，其他类信息（含人事、采购、资金、议案提案、通知等内容）20187条，占12.1%。
（二）新闻会主动公开政务资讯情况。召开新闻会26场，通气会18场，内容涉及国民经济运行、教育管理、市政施工、气象预报等工作。
（三）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主动公开政务资讯情况。《南方日报》、《特区报》、电视台、电台等省市主流媒体共播发各行政机关提供的政府新闻信息491条。
三、依申请公开政务资讯受理情况
各行政机关政务资讯公开窗口接待咨询投诉165695人次，受理政务资讯公开申请20495宗，主要涉及土地规划、工商登记、教育收费、社保管理等有关数据信息，其中市工商局全年受理依申请公开业务20032宗，涉及市场主体注册登记信息查询和档案查询的业务占99%以上。所有政务资讯公开申请均已依法答复。
四、政务资讯公开相关费用情况
各行政机关均严格执行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提供政府公开信息收取费用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没有收取申请人任何费用。
五、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
全年，共发生4起因政务资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主要涉及司法、工商管理、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其中，市司法局因回复依申请公开的途径问题和市工商局关于以第三人（即工商物价信息中心）名义收费而发生的行政诉讼，已取得一审胜诉。另外2起行政复议也已妥善处理。
六、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一）政务资讯公开工作不够规范，必须加强指导，推动政务资讯公开工作规范运作。
从我市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实践看，有些行政机关政务资讯公开工作不规范。我市政务资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应该重视和加强对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指导，督促行政机关按规定做好政务资讯公开工作。随着机构的建立，编制、人员到位，不断加大指导力度，把指导工作做深做细，使我市政务资讯公开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
（二）政务资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落实情况不均衡，必须切实抓好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工作。
年是《条例》施行的第一个年度，政务资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是对行政机关贯彻执行《条例》的一次检验，也将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关注的热点。因此，行政机关做好政务资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的编制和意义重大。部分行政机关高度重视，按时编制政务资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但是，有些行政机关重视不够，未按规定做好年度报告工作。要督促各行政机关按照《条例》规定，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作为每年的常规性工作，使这项工作成为总结和推动政务资讯公开工作的有力抓手。
（三）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5
海联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其总部位于深圳，成立之初的注册资金为150万美元，是一家从事电力信息化系统集成业务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已建立了覆盖全国的销售以及服务网络，业务涵盖软件、硬件、网络等服务，凭借其在电力领域的优势以及在行业中的良好表现，该公司已成为我国电力行业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之一。
2001年12月公司当年业绩突破1亿元人民币，并成为华北电网络严格认证的服务提供商和金牌集成商。2008年5月海联讯成功改制，从原来的外商独资改为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海联讯在深交所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成功，登陆创业版，股票代码（300277）。此次上市海联讯共发行了1 700万股普通股，募集到的资金总额达3.91亿元。
2013年3月21日，因涉嫌违反证券法，海联讯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于此同时，海联讯因其在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的确认与计量方面存在问题，被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4月27日，海联讯连续32份公告，自曝家丑承认造假三年。从2009年开始，海联讯利用从非客户方转入大量资金伪造应收账款的收回，然后又通过其他应付款在下一会计期间转回。通过这种方式，在2010年和2011年海联讯累计虚假冲减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达2.46亿元。另外，通过多计收入，少计成本和费用等手段，在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时间内，海联讯多增加了4 760.69万元的利润。
二、海联讯财务造假手段剖析
（一）粉饰招股说明书
海联讯2009年的招股说明书显示，海联讯已经掌握了关于建立专业应用系统、企业级一体化信息平台业务的核心技术。该技术是电力企业发展数字电网及智能电网业务必须掌握的技术，是目前及未来电力企业走向信息化的重点，也是未来市场发展的热点。对海联讯来说，这类技术所带来的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逐年上升（表1）。
如表1所示，从2006年到2009年海联讯来源于核心技术的收入在业务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总体呈上升趋势，并在2009年占比达到53.68%。但当时的审计报告却认为，海联讯除了技术咨询和服务业务没有包含自有及外购的软硬件产品外，其他3类业务都已经将其包含了，并指出审计报告与招股说明书中对业务的划分不一致。如果按照审计报告的划分，海联讯核心技术所带来的软件开发与销售收入占比不足10%，这也导致了海联讯的首次上市申请被否决。
2011年，一年半前止步创业板的海联讯再度叩响IPO大门。可能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新的招股说明书中，海联讯除了写明主营业务以及所对应的核心技术外，其他关于核心技术带来的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具体比例数据几乎消失了，只剩下一行简单的表格（如表2所示），分别统计2008年到2011年6月公司核心技术产生的总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更为严重的是，前后两份招股说明书中同年份、同类别数据存在明显差别。通过对比表1和表2，笔者发现2009年1—9月其核心技术占业务收入的比例为53.68%，而在表2中，2009年核心技术产生的收入所占比达到100%，两者自相矛盾。同样的道理，在表1中，2008年度核心技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仅为50.27%，在表2中，这个比例却达到了100%。答案显而易见，为了迎合创业板上市的条件，海联讯提供了不真实的财务数据。
（二）会计确认与计量环节的造假手段
海联讯造假上市不仅体现在两份截然不同的招股说明书中，在应收账款以及收入、成本等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上同样存在问题。
1.虚构应收账款及应收账款的收回
通过海联讯2012年年报发现，2010年度，海联讯公司向两家单位提供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服务，实现销售收入对应的应收账款为1 286.06万元；2011年度，海联讯公司向六家单位提供系统集成和软件开发服务，实现销售收入对应的应收账款为1 894.03万元，合计确认应收账款3 180.09万元。但截至2012年12月31日，还没有上述应收账款的收款记录。
同时在2010年度和2011年度，海联讯的应收账款分别减少了1.13亿元和1.33亿元，但笔者并未在海联讯的财务报表中找到应收账款方的名称。原来是海联讯从非客户方转入大量资金伪造应收账款的收回，然后又通过其他应付款在下一会计期间转回。此外，海联讯对应收账款贷方余额也没有进行重分类，同时也未按经过重分类的应收账款余额计提坏账准备，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多计收入、少计成本及费用
（1）未按规定计提年终奖金
我国会计核算的确认和计量是建立在权责发生制之上的。在权责发生制的条件下，海联讯应由本期承担的职工薪酬，无论实际有没有发放，都应在本期确认，计入产品（劳务）的成本或当期损益，而海联讯公司未按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对年终奖金进行计提，只是在实际支付时确认。
（2）未按规定确认外包成本
配比性原则是我国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收入与其相关的成本费用应当配比，包括因果配比和时间配比。对于软件外包的成本，海联讯未在确认收入时按服务完成情况暂估相应的成本，而是在实际收到软件服务提供商的结算清单时确认，违反了《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3）未按规定确认收入
按照我国现行的会计准则规定，销售商品的收入只有符合收入确定的条件才能确认收入。海联讯公司确认了部分不符合收入确认原则的项目合同收入，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三）财务报表层面的造假手段
海联讯就其应收账款以及收入、成本等项目的不合理处理，对财务报表造成了重大影响。笔者现将正确的会计处理调整如下：
1.2011年度会计处理调整
（1）对2011年的外包成本做如下调整：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3 697 196.30元，增加主营业务成本1 179 705.05元，增加应付账款4 876 901.35元。
（2）对2011年跨期确认的年终奖做如下调整：减少年初未分配利润3 206 932.70元，销售费用减少145 468.90元，管理费用增加1 825 775.88元，同时增加应付职工薪酬4 887 239.68元。
（3）对海联讯2011年虚假冲减应收账款做如下调整：调增应收账款133 067 772.0元，同时调增其他应付款133 067 772.08元。
（4）将2010年应收账款贷方余额重分类至预收款项，即调增应收账款及预收账款4 173 942.96元。
（5）对2010年虚假确认的营业收入对应的应收账款做如下调整：调减2011年年初未分配利润10 510 000.00元，调减应收账款10 510 000.00元。
（6）对海联讯2011年虚假确认的营业收入做如下调整：减少营业收入15 920 000.00元，应收账款15 920 000.00元；同时对于减免的营业税税金及附加调减677 890.00元，与此同时减少营业外收入677 890.00元。
（7）调整2011年确认的2010年营业税，增加2011年的年初未分配利润133 120.00元，同时减少营业外收入133 120.00元。
（8）根据上述对海联讯应收账款的调整，重新计算并调整坏账准备，增加应收账款坏账准备13 426 926.15 元，资产减值损失4 559 602.41元，递延所得税资产2 014 038.92元，调减的所得税费用、年初未分配利润分别为683 940.36元、7 537 225.18元。
（9）根据以上调整，2011年的净利润减少22 788 794.08元，同时调减盈余公积3 168 646.46元。
海联讯通过财务造假在2011年虚增营业收入1 592万元，当年该公司的管理费用少计182.58万元、资产减值损失少计455.96万元、营业成本少计117.97万元，结果造成虚增净利润2 278.88万元。
2.2011年度以前会计处理调整
（1）对2010年及以前跨期确认的外包成本做如下调整：减少2010年年初未分配利润13 002 778.76元，营业成本9 305 582.46元，增加应付账款3 697 196.30元。
（2）对2010年及以前跨期确认的年终奖金做如下调整：减少2010年年初未分配利润2 917 785.00元，增加400 613.15元的销售费用，减少111 465.45元的管理费用，同时增加2010年度的应付职工薪酬3 206 932.70元。
（3）对2010年海联讯虚假冲减的应收账款做如下调整：调增应收账款113 201 995.25元，同时增加其他应付款113 201 995.25元。
（4）将2010年应收账款贷方余额重分类至预收款项，调增应收账款583 526.90元，同时增加583 526.90元的预收账款。
（5）对2010年海联讯虚假确认的营业收入做如下调整：减少10 510 000.00元的营业收入及10 510 000.00元的应收账款；同时调减546 520.00元的营业税金及附加和413 400.00元的营业外收入，调减应交税费133 120.00元。
（6）根据上述对应收账款的重新调整，对坏账准备作出计算，调增8 867 323.74元的坏账准备和资产减值损失，同时调增1 330 098.56元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少所得税费用1 330 098.56元。
（7）以上调整影响2010年度净利润结果调减889 767.05元的盈余公积。
通过财务造假海联讯在2010年度虚增了1 051万元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销售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分别少计930.56万元、40.06万元、886.73万元。合计虚增了889.77万元的净利润。
三、海联讯财务造假动机分析
（一）利益驱动，急于上市“圈钱”
海联讯主要的融资渠道是银行贷款，由于公司固定资产规模较小，供抵押的资产较少，利用银行借贷融资有限，且全部为短期贷款。资金不足已极大地束缚了公司的发展，为此海联讯不得不想方设法拓宽自己的融资渠道。然而，海联讯的银行贷款、民间贷款都用完了，一味扩股引进投资者增加资金也不是长久之计，因此海联讯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上市来获得大量的资金支持，但其目前的发展状况还不能满足上市的条件，于是海联讯通过各种造假手段粉饰业绩，在上市后一次性募资了3.91亿元。
（二）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缺陷
企业内部控制的完善与否会影响其财务信息的真实性。海联讯的《关于2012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承认公司整体的内控意识不强，内部控制制度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公司内控制度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同时也承认其内部控制执行过程中的重大缺陷影响了财务报表的准确性。笔者发现主要是以下方面的问题：
1.未能做到不相容职务分离
公司的物料部门同时负责物料的采购、验收、发货和ERP数据管理，即使有财务审核一环，但同一批人既要负责事务的管理，同时又进行账务处理，存在很大的舞弊风险。
2.会计核算不够规范
由于海联讯的项目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合同执行过程中的文件实行本地化管理，财务部与各个业务部门的工作交接不畅，因此在确认收入时存在确认依据不同甚至出现错误的情况，同时在确认收入时也没有按照完工情况暂估成本和费用。
3.收付款制度未能得到有效实施
在采购与付款业务中，营运部门与财务部门虽然每月进行对账，但由于没有进行及时沟通和后续跟进，往往存在物资进了库或者账款已付，但发票久久不能收到的情况。在销售与收款业务中，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存在问题，在完成销售工作后没有对应收账款进行很好的管理，导致客户拖欠账款的情况比较严重。
4.绩效考核不合理
海联讯建立的绩效考核体系中，业务人员仅以销售业绩作为评价指标而忽视了对销售回款的考核。这种片面的考核体系导致了公司对应收账款难以管理，回收难度大。
海联讯内部控制的不完善，给财务造假行为提供了很好的造假环境，使得造假者在对收入、成本等项目进行确认和计量时有漏洞可以钻，造成了其财务报表的虚假陈述。
（三）保荐机构和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的缺失
为海联讯上市作保荐的是平安证券，担任审计工作的是鹏程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为此分别收取了高达3 267万元的承销保荐费和约91万元的审计、验资费。为了获取这笔高昂的中介费，这些中介机构失去了应有的谨慎性。以海联讯2011年招股说明书中关于核心技术的数据为例，只要保荐机构和注册会计师稍加尽责，对比2009年的招股说明书，就能发现两者自相矛盾。
（四）市场监督和惩戒机制欠缺，造假成本低
海联讯上市前就曾被质疑其根本不符合上市条件，其核心竞争力以及行业领军地位也同样存在虚假陈述的嫌疑，属于典型的“带病闯关”。然而在中介机构平安证券和鹏程会计师事务所的精心包装下成功上市。问题企业的成功上市暴露了主管部门的监管不足。
此外对带病上市企业的处罚，根据我国《证券法》第189条规定：“发行人不符合发行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核准，尚未发行证券的，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已经发行证券的，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1%以上5%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对海联讯而言，除其内部对财务总监兼董秘杨德广因“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作出停职处理、对公司总经理给予内部通报批评外，目前还没有对参与造假行为的相关人员作出刑事处罚的决定。笔者认为即使对海联讯作出处罚，所罚的金额与其上市所募集到的数额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目前我国法律对财务欺诈的处罚过轻，客观上助长了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行为。
四、审计启示
（一）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情况
如果注册会计师没有对被审计企业的环境以及经营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很容易造成舞弊审计的失败。深入了解被审计企业情况的目的就是评估被审计单位的舞弊风险及潜在的经营风险。当企业的环境以及经营状况不好时，企业的管理者就会有造假的机会和压力，再加上造假者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提供了一个自我合理化的理由，财务造假就会产生[ 2 ]。如果鹏城会计师事务所能深入了解海联讯的经营状况，通过询问海联讯的员工、观察特定控制的运用、检查文件和报告以及进行穿行测试等方式了解海联讯的控制环境，就能发现其核心技术没有那么突出，其内部控制也没有得到有效实施，也就能发现其财务造假的可能性较大。
（二）慎重接受业务委托
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必须慎重接受业务委托。在接受委托前，注册会计师除了应初步了解被审计业务环境外，还要考虑客户的诚信，判断自己是否符合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等相关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只有上述条件都符合了，才能予以承接[ 3 ]。鹏城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海联讯的审计业务前，应对其主要股东、高管、治理层和负责经营活动的人员进行了解，考虑其诚信情况，同时还要判断自己是否能保持独立性，如果海联讯的干预不能导致其保持独立性，就应拒绝接受其审计业务委托。
（三）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素质
注册会计师还应从自身出发，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为提高有效的舞弊审计提供保障[ 4 ]。
1.提高专业胜任能力
首先，提高注册会计师能够从数据中提炼信息的能力。在海联讯造假案中，有关核心技术数据的异常，只要注册会计师对其前后两份招股说明书中的信息稍加提炼就不难发现。其次，重视知识的更新。再次，会计师事务所要组织对员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员工的技能。最后，注册会计师要不断在反思中进步。
2.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海联讯舞弊案的审计失败，不仅是因为注册会计师专业胜任能力不足，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迎合客户的需求而不顾职业道德，才对如此严重的造假行为视而不见。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应该把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水平放在首要位置，只有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提高了，才能对海联讯进行公正、公平的审计。
（四）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
1.加强注册会计师监管制度建设
负责海联讯审计工作的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接二连三爆发丑闻，已臭名昭著，但还能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立足，说明我国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管和惩罚机制还存在漏洞。因此，通过制定与完善一整套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检查制度、处罚制度及投诉举报制度来加强对注册会计师的监督十分必要。
2.鼓励注册会计师由有限责任制向合伙制发展
有限责任制是目前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普遍采用的组织形式。跟有限责任合伙制相比，在相同的条件下，注册会计师个人承担的风险与责任要小很多[ 5 ]。在海联讯案中，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所收取的审计费达91.5万元，但其承担的最大损失也就是其注册资本。因此某些注册会计师可能为了眼前的利益不仅不揭露客户的造假行为，而且还协助其舞弊。但是，如果实施合伙制，合伙人将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将能够有效地激发注册会计师的自我约束和监督能力。
五、总结
海联讯财务造假案例或许只是我国股票市场上的冰山一角，但实际中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已经成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随着海联讯财务造假丑闻的曝光，我们可以看出公司高管、会计人员以及中介机构如何利用或者违反会计准则美化财务报表，提供不准确的会计信息给信息使用者，从而违规上市，获取大量资金，使广大投资者蒙受损失，扰乱市场的有序运行。同时也间接反映了我国证券行业的发展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为了根除这种造假行为，还需完善相配套的各项法律法规，加大对财务造假行为的处罚力度。另外，还要不断提高注册会计师舞弊审计的能力。但说到底，最根本的还在于提高人的思想道德水平。为此，首先要改正社会的不良风气，加强人们的诚信意识，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另外，只有提高企业高管以及会计人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提高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和执业水平、加强社会责任感，才能在实际行动上加以改正。
【参考文献】
[1] 朱清贞，严丽娟.“绿大地”会计造假案引发的思考：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分析[J].会计之友，2012（16）：69-71.
[2] 綦好东.会计舞弊的经济解释[J].会计研究，2002（8）：22-27.
[3] 李燕.我国财务报告舞弊审计研究：回顾与展望[J].会计之友，2014（7）：95-97.
[4] 刘晓波，王玥.云南绿大地公司财务舞弊案例研究[J].会计之友，2013（5）：62-65.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6
诉讼法是规定诉讼程序的法律，我国有三大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
刑事诉讼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提讼主要由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检察院与自诉人对被告人有罪负举证责任，只要控方无法证明被告人有罪，那么被告人即是无罪。
民事诉讼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提讼的主体必然是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或者是发生争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一般按“谁主张，谁举证”分配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为解决国家行政管理权行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讼的主体是行政管理的相对人，也就是被管理者。由被告行政机关就是否依法行政负主要举证责任。
刑事诉讼法
时隔15年后再次大修
今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郎胜在刑事诉讼法调研中表示，刑事诉讼法修改已列入今年立法工作计划。
全国人大1979年制定刑事诉讼法后，1996年对该法进行了首次大修，近年来，学术界和实务界要求再次呼吁大修，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背后暴露出来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问题也指向现行刑事诉讼法的不足。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敏远表示，此次修法有望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式获取的证据不能成为法院定罪的证据，此外，他建议此次修法要考虑与国际条约的衔接，比如中国已经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
民事诉讼法
法工委已形成修改方案
早在去年10月，法工委就已经召开了民事诉讼法修改调研座谈会。今年3月底法工委就民诉法修改调研时，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表示，民诉法修改已列入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据知情人士透露，经过多次调研和专家座谈，法工委已经初步形成了修改方案。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汤维建表示，此次修法的核心应为强化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比如当事人难、收集证据难、申诉难等问题。
行政诉讼法
出台红头文件缺乏监督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马怀德表示，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由于案件受理范围规定为具体行政行为，而各类规范性文件，比如通知、意见、红头文件、会议纪要等出台时缺乏监督，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现象比较普遍。
此外，行政诉讼管辖法院级别低使得法院往往难以抵御外来力量的干预，比如行政诉讼不允许调节，而事实上却存在大量的“协调”现象，另外，这类案件还存在立案难问题。这是此次修法需解决的问题。
“排除刑讯逼供证据”有望入法
刑事诉讼法1996年首次大修，明确将“未经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写进法律。但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开水死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法工委也已正式启动该法修改的调研。
■ 专家建议
“如实供述”修改方向
上策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你不保持沉默，那么你所说的一切都能够用来在法庭上作为控告你的证据。”
著名的“米兰达警告”，也称“米兰达告诫”，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有保持沉默和拒绝回答的权利。
中策
不强迫自证其罪
“凡受刑事指控者，不得被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者被强迫承认犯罪。”
这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我国已签署，但尚未批准加入。
在美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法典中，是一条比较普遍的条款。
下策
废除“如实供述”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口号，作为审案政策已实行了几十年。这一审讯原则在“有罪假定”的前提下，要求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以求宽大处理。
这个政策重口供而轻证据，很容易引来刑讯逼供，近年在海淀区检察院等地已经取消。
新京报：1996年，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改，但很快学界就呼吁再次大修，这比较罕见，是不是说当时的修改并不成功？
王敏远：修改的积极意义还是应当肯定的，例如确立了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这都是巨大的进步。但当时确实留下了不少问题和争议、要求修改的呼声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这是正常的。还有后来在实践中产生的新问题，现在就是希望修法能够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修法应考虑与国际公约衔接
新京报：1996年修改刑诉法时，中国已经批准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公约里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没有体现出来。
王敏远：当时还没有公约意识。研究讨论过程中很少提到国际公约。即使有人提出，也没有任何反应，反对的没有，赞成的也没有，就像没听见一样。
新京报：刑诉法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有多大差距？
王敏远：肯定有差距，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比如羁押的司法审查等，但差距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新京报：以公约为底线是否已经达成了共识？
王敏远：我没有听到官方的明确的说法，学界倒是一直在呼吁。其实这不是什么高标准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公约是对全世界适用的，都是最低限度的、起码的要求，如果这都做不到，我们何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承担的责任呢？
“如实供述”有望去掉
新京报：哪些公约的规则可能会纳入刑诉法修改？
王敏远：据我所知，这次修改中对公约的很多内容是予以考虑的，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次就很可能要写进去，解决我国刑诉法的“如实供述”与公约不一致的问题。我认为选择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就是按照跟米兰达规则相似的沉默权，中策是依照国际公约的要求，凡受刑事控告者，在未依法证实有罪之前，应有权被视为无罪。下策是简单地将“如实供述”去掉。
新京报：我们会选择中策？
王敏远：有中策已经很不错了，已经是很重要的进步了。当然，这也有现实基础。前些时间我去参观一些公安机关的审讯室，有的已经不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了，说明有的侦查机关的破案，审讯的作用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再把撬开嘴巴作为侦查的主要方式了。
新京报：非法证据排除的规范上，我们已经做到哪一步了？
王敏远：去年“两院三部”颁布的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比较彻底了，与禁止酷刑公约一致，禁止酷刑公约也只是要求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没有要求排除非法实物证据。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来看，对非法实物证据往往也是酌定排除的，不是绝对排除。当社会具备相应的条件时，通过修改法律，规定非法证据排除方式促进侦查机关改变破案方式。
并非因冤案才反对刑讯逼供
新京报：改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句话，我们走了这么多年？
王敏远：强迫自证其罪，即使按照1979年的刑诉法也是不应该允许的。刑讯逼供本来就是我们禁止的。
新京报：为何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王敏远：因为刑诉法中缺乏法律后果的规定，如果法律只是规定了不允许刑讯逼供，但是刑讯逼供得来的证据竟然可以用作定罪的根据，怎么遏制刑讯逼供？
作为一种现象，刑讯逼供的原因很复杂。这和超期羁押的原因有共通的地方。比如利用审讯破案、靠口供找线索，这种侦查模式没有改变，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
新京报：也有人说，刑讯逼供的确破了不少案子。
王敏远：冤假错案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但并不是刑讯逼供一定会造成冤假错案。如果认为刑讯逼供一定导致冤假错案，那就是把侦查人员看成不是傻子就是坏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反对刑讯逼供不是因为一打就是冤假错案，而是因为这是一种野蛮的、不人道的、违反人权要求的侦查破案的方式。
审讯时律师在场可减少刑讯
新京报：躲猫猫事件暴露出看守所失去监督的问题，解决看守所监督和审讯时律师在场这两个问题遇到的阻力都挺大？
王敏远：刑讯逼供问题不可能一夜之间彻底解决。重要的是要促进这个过程，而不要停滞，更不应阻碍这个过程。如制定审讯时律师在场的规则，虽然连律师一起打的情况也会发生，但毕竟大多数情况下不好下手吧。
新京报：什么是阻碍这个过程？
王敏远：有一种观念认为，侦查犯罪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职能部门没有个人的私利，是为了社会治安，为了发现、揭露、惩罚犯罪，所以强调程序公正，禁止刑讯逼供就给我捆住手脚，就难以办案了。这是错误的观念。
新京报：在刑诉法修改中应该如何操作？
王敏远：刑讯逼供原因很复杂，但法律上的对策没那么复杂，规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如全程录音录像，审讯时律师在场等，再规定适当的法律后果就够了。
证人作证不公开是秘密审判
新京报：刑事诉讼中一直存在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证人出庭很少。
王敏远：证人出庭不是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有争议就得出庭。此外，特别的证人要出庭，特殊案件证人要出庭。比如死刑案件，关键证人的证言决定人的生死，人命关天，就算没有争议，也必须要出庭。办案警察和鉴定人要出庭，因为警察办案过程的情况对发现真相有很大影响，比如怎么搜查的、怎么审讯的。
新京报：有的案件在审判中，证人拒绝回答问题。
王敏远：这时法官要裁定，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如果作伪证还要追究责任。没有有效质证，这种出庭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证人出庭作证的数量并不重要，质量最重要，简单地提高证人出庭率是做表面文章。
新京报：如果有的证人坚持不出庭怎么办？
王敏远：要设置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后果，如该证人的证词就不能采信。
新京报：那侦查机关恐怕会反对。
王敏远：证人作证不公开，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秘密审判。秘密审判不一定都是冤假错案，但是司法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公正的实现，而且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
新京报：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王敏远：和刑法修改面临的问题不一样。刑诉法是程序法，是操作之法，涉及方方面面，需要很多协调，涉及公、检、法、司等方方面面的职能，是个艰难的过程，是个大家达成共识的过程，这使得刑诉法修改的难度很大。期待各方通力合作，使得这次修法得以顺利推进。
■ 链接
刑法和刑诉法区别
刑法是实体法，刑事诉讼法是程序法。
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也就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人以何种刑罚处罚的法律。
而刑事诉讼法是规定追诉犯罪过程中的相关规则与步骤，规定的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公、检、法、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如何进行诉讼的规范。
■ 近年刑讯逼供案例
佘祥林案
赵作海案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7
论文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时常发生。这说明，我国现有的针对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效果不大，要制定这两种犯罪的对策，必须寻找发生这两种犯罪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上，公安机关法定的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双重权利，使其侦查活动处于自身控制的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司法上，人民法院未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一、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状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案例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2、案例说明的问题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首先，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者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 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做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 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在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靠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补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2)、无法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做为证据。侦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衷，因为它简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滥用的必然结果。3、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 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很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不符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三、关于证据的分类及科学收集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入主观类。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在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能在法庭上!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也许，这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 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本文认为，刑事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的提供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法。四、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1、立法规定沉默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2、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五、结论刑事侦查权和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将使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无法进行；而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将使这些主观性证据失去效能。这样就会使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成为多余。除非这些侦查人员有实施暴力的特殊爱好或有意报复。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这种暴力行为不再属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是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上述立法和司法对策的采取，将有效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无辜百姓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同时还可以督促侦查人员在客观性证据的收集上加强学习，增长技能。摈弃那种在办公室里侦破刑事案件的懒惰做法。不仅如此，《刑法》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还有可能成为多余的罪名。
通讯监理述职报告篇8
一、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状
（一）我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犯罪的部分案例
1、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动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名无辜者被抓，其中两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的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1]
2、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的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经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3、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主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1999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2]
（二）这些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的问题
1、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3]
2、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
3、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
（三）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
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这些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
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原因
要寻找有效的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一）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原因
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作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这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找错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被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不，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二）人民法院审判阶段的原因
人民法院审判阶段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效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作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作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作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转贴于 2、无法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
《刑事诉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4]
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作为证据。侦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钟，因为它简便易行且十分有效！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滥用的必然结果。
（三）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很可能成为侦察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不符合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有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
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
（一）立法对策
立法应强调沉默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的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
（二）司法对策
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 ，可以把《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证人的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入主观类，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 。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是在法庭上，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一般不至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5] 也许，这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本文认为，刑事侦查及审查的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的提供的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法。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这审判人员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法庭对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以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
总之刑事侦查权和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将使刑事侦查人员刑讯逼供无法进行；而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将使这些主观性证据失去效能。这样就会使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成为多余。除非这些侦查人员有实施暴力的特殊爱好或有意报复。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这种暴力行为不再属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是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除这些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上述立法和司法对策的采取，将有效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乃至无辜百姓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得到保障。同时还可以督促侦查人员在客观性证据的收集上加强学习，增长技能，摈弃那种在办公室里侦破刑事案件的懒惰做法。不仅如此，《刑法》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还有可能成为多余的罪名。
参考文献：
[1]张大奎. 叶县冤案始末 [J]. 律师与法制， 1998.9.
[2]杨通河. 刑讯逼供法难容 [J]. 法制日报， 2000.4.
[3]王国安. 警察道德与警察权力 [M]. 警察伦理， 1997.6.
[4]杨忠民. 伪证何以屡禁不止 [J]. 开封日报， 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