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论文范文

地方经济论文篇1

作者：唐璐璐 张鑫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差异分析本文在梯度理论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安徽省各市区域经济梯度进行定量评价。在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通过对存在相关性的多个原始指标进行降维处理，将一些错综复杂的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主因子，之后利用每个综合因子的载荷系数，确定各个具体指标的权重，这样就构造出区域经济梯度分布的综合评价模型。综合评价模型为:（式略）依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1》的数据，运用spss19.0对安徽省17个市区域经济梯度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对所选区域的指标数据进行kmo检验，kmo值为0.742，适宜做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提取3个主成分。输出结果看出，3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达92.634%。根据SPSS输出的主成分的因子得分，利用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数计算总得分，总得分即可反映出各市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各市区域经济梯度主成分得分及综合评价得分如下。总体上看，省内经济的区域分布不平衡，差异性显著，综合得分大于0的地市不到全省的一半。除合肥占据省会优势，两淮拥有矿产资源优势外，皖南经济显然好于皖北。根据区域经济综合评分的排序，我们可以将安徽省经济梯度水平划分为4类。第一类为安徽省经济梯度较高水平地区，合肥和芜马铜地区。4市经济发展迅速，投资环境好、创新能力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产业集聚力高。其中，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教中心的合肥，工业基础雄厚，产业结构层次较高。随着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试验区和合肥经济圈建设的实质性推进，使得合肥经济有了更快的发展。马芜铜地区位处长江沿线，区位优势明显，二产比重大，城市化水平高，经济实力雄厚，是皖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域。第二类地区，包括:淮南、淮北。两淮煤炭储量极为丰富是华东地区乃至全国重要的煤炭基地。第三类地区，包括:蚌埠、黄山、安庆、宣城、池州、巢湖、滁州。蚌埠市是皖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形成了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黄山、池州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产业发展迅速，已形成以旅游业为特色、高结构层次的产业体系;作为皖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宣城、滁州、安庆等市地处沿江，城市化水平较高，随皖江开发战略的实施及各地投资软环境的改善，经济发展较快。2011年原地级市巢湖市1区4县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3市管辖，这将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带动效应，促进原区域经济的发展。第四类为安徽省经济梯度最低城市，包括:六安、阜阳、宿州、亳州。2011年该区域一产比重远高于全省的13.4%平均水平，其中阜阳27.3%、宿州27.1%、亳州26.2%、六安22.2%;二产比重低于全省46.2%的平均水平，其中亳州32.6%、宿州35.6%、阜阳34.5%、六安37.6%。产业基础薄弱、结构失衡，经济落后，城市化水平低。由于评价指标体系的侧重点不同，评价结果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从以上结果看经济梯度水平基本上代表了安徽省的社会经济现状。

对优势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而且也会形成规模经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从安徽省的情况来看，矿产资源与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影响着区域经济梯度。如铜陵是有名的铜都，铜的储量占全省70%以上，硫铁矿储量位居华东第一、全国第二;马鞍山铁矿石资源丰富，是我国七大铁矿区之一;淮南和淮北煤炭资源极为丰富且煤质优良，是我国重要的煤炭和精煤生产基地。这些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地区，工业化率均在57%以上，经济梯度也相对较高。因此，就安徽省来看，矿产资源的区域差异是区域经济梯度差异的原因之一。黄山、九华山等拥有举世闻名、特色鲜明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为当地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由于旅游业产业链长，产业关联度高，经济带动性强，因而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现代服务业迅速扩大，加大地区间经济水平的提升。区位优势不同地理位置的差异也会影响地区经济发展。马芜铜经济梯度层次较高，一方面是因为矿产资源丰富，另一方面沿江近海，对接长三角，区位优势极为突出。由于外溢效应，长三角为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产业扩散转移到周边地区的动力。而沿江城市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和辐射的最近地区，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加快了产业发展。因此，铜陵、合肥、芜湖和马鞍山的经济才可以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领先于省内其他地区。经济基础差异区域经济基础的差异是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现实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过去优先发展重工业思路下，资源城市利用矿产资源丰富的优势条件，重点发展了煤炭、电力、冶金、建材、化工等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促进了资源丰富城市的工业发展。如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分数较高的铜陵、马鞍山、合肥、淮北、芜湖、淮南、安庆工业化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其中铜陵的工业化率近70%。由于城市经济基础不同，致使城市的产业结构有所差异，如经济基础较好的合肥，二、三产业比例明显高于亳州、宿州等工业不发达地区。政策和投资倾斜政府在投资、信贷、人才引进政策等方面导向不同也会引起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和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建设扎实推进，为这些地区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但由于地缘因素，皖北的阜阳、亳州等市在政策和投资方面缺少支持，发展相对较缓。造成地区间经济差异的原因众多，除上述原因外，还有思想观念的区域差异，有些地方受传统思想影响较深，观念相对保守，接受新生事物比较慢，经济发展速度也相对迟缓。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安徽省区域经济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总体上表现出以合肥和马芜铜为中心依次向南、北递减的规律，且地区间的差异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适度的区域差异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区域间的合理流动、激发相对经济较差地区加快发展，有利于各地市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促进全省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但区域差距过大，必然会削弱落后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阻碍各市间的分工和合作，制约整体发展效率的提高，还可能造成一些社会问题，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为了实现安徽省经济协调快速发展，首先，增强皖江城市带辐射带动能力。皖江经济带是安徽发展的优势地区，要致力科学承接，发展经济增长极，运用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其次，加快皖北发展。皖北经济是安徽区域发展的难点和重点，只有大力支持皖北发展，才能确保全省经济协调发展。总之，经济较发达的地市应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通过产业分工合作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缓解差异的程度，把区域经济差异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从而最终促使全省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地方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论文。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硕士论文，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论文，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主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3]黄春蕾。当前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3，（1）。

地方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假冒伪劣;利润最大化;信息不完全;产权明晰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一、假冒伪劣现象形成原因分析

1、“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使得生产者低估其生产成本而制假造假。追求利润最大化,是每个理性生产者所追求的目标,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如果取之无道,则会对社会、对他人带来危害。每个生产者在进行生产之前都会考虑成本和收益问题。造假者也是生产者,有自己的成本收益观,在收益与成本之间进行衡量。制造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假冒国内外的知名、驰名商品,能使制假者获得成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非法利润。他们认为这种利润远远大于他们的成本,然而他们在衡量成本时往往忽略了“隐成本”,包括因造假被发现而受到法律严惩的后果、因假冒伪劣商品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的损害。制假者正是低估了采取这一行动的成本而进行制假造假。

2、由于信息不完全,消费者难以辨别商品的真伪。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信息是完全的,所有参与人拥有公共的信息。消费者对价格、产品质量等完全了解,在这个市场上不存在任何欺诈的可能。现实中的市场条件常常和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相悖,信息是不完全的。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关要购买的商品的信息极其有限。在消费者接受的信息中,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正确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而生产者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下,往往具有隐瞒真实信息的动机。此外,信息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即使是真实的信息,也会因为时过境迁而失去了准确性。

3、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随着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地方政府自主权扩大,大大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地方财政状况和地方经济发展、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财政和税收,往往会对假冒伪劣商品的生产采取纵容态度。

4、需求拉动生产和销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由需求者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者和销售者决定的。一种产品是否有人生产、销售,要看是否有人购买、使用。有需求者,就必然有提供者。假冒伪劣产品之所以有人生产、销售,其根本原因是有人购买、使用。使用者为什么会购买假冒伪劣产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消费者对任何商品的需求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有个人的偏好、个人的资产与收入、个人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与个人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有关的其他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对商品未来价格的预期等。在个人偏好一定的情况下,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个人收入与所购买商品的价格。根据消费者收入变动对需求变动的影响,消费者收入水平低,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就不会高,消费者则偏好购买价格低的商品。由于假冒伪劣商品的价格一般都较低,作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在收入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只能被迫购买假冒伪劣商品。

5、有些假冒伪劣产品并不劣。例如,盗版软件用起来不见得比正版软件差,有些冒牌的石烟连“老烟枪”抽起来都不太分得出来。比如,有些大商场推出的限量版的名牌服装,很快在附近的服装店里就可以买到款式一模一样的,除了牌子不一样,做工不比限量版的差,而且价格要便宜得多。在某些情况下,假冒伪劣商品的存在是由于消费者对假冒伪劣商品需求的存在,消费者对假冒伪劣商品的需求则是由于部分消费者收入不高而引起的。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多,还有一大部分人的收入不高,只能消费价格较低的假冒伪劣商品。

二、假冒伪劣带来的危害

1、假冒伪劣产品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一是制假售假者与合法经营者之间存在价格上的不公平竞争。由于假冒产品盗用他人品牌,不但无需进行广告而且还逃避缴税,大大降低了销售产品的成本,使得假冒伪劣产品在价格上更具优势;二是假冒伪劣产品使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受到严重损害,引起消费者的心理恐慌,使得消费者在对产品不信任的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不信任,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影响经济正常运行。

2、制假造假的存在给正牌厂商带来了极大的损失。一方面冒牌货会分流部分正牌厂商的市场需求,使其利润下降。同时,正牌厂商为了打假防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而这些资本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用途;另一方面冒牌厂商的边际成本要比正牌厂商的成本低,因此,冒牌厂商比正牌厂商的定价要低,这样冒牌厂商可能会占据较大的市场份额,这就使得消费者买到“假冒伪劣”产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消费者对该品牌越来越不信任,对该品牌的需求也越来越小,最终会导致该品牌的消亡。该品牌消亡后,该行业的其他品牌也会步其后尘,最终结果是整个行业都可能消亡。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3、对建立市场道德的损害。建立市场道德的一个因素是产权明晰。然而,中国人的产权观念向来是比较淡薄的,例如很多人乐于购买盗版软件和唱片而没有侵犯别人知识产权的负罪感。这可能与人们有过多的集体生活有关,因为在集体中很多产权是难以界定清楚的。但在市场经济中,产权不明晰是行不通的,产权不明确则无法建立市场道德。建立市场道德的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公平。就公平来说,冒牌厂商对正牌厂商是不正当的竞争,对消费者则是欺诈。没有普遍的市场道德,不可能建立高级的市场经济。所以,如果不加紧市场道德的建设,中国就有可能走向坏的市场经济。

三、如何遏制假冒伪劣

1、加大对假冒伪劣商品生产者的处罚力度。法律法规的完善,只是为执法活动提供了依据,法律法规的作用必须依靠严格执法来实现。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再完善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执法机关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这也是市场上假胃伪劣商品得以盛行的根本原因。针对这一问题,有关政府机关要端正态度,加大对造假者的打击力度,政府执法部门要严格执法,做到一经查出就要严肃处理。加大对造假者的法律制裁,最大限度地增加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成本和风险。

2、发展生产力、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我国有广阔的农村市场,众多的农民,绝大部分是低收入者,我们只有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只有他们在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后,才能减少对低劣商品的消费,增加对正常品的消费。因此,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才能减少对假冒伪劣产品的消费。在我国,城市也存在一部分低收入者,这包括城里的老弱病残和一些下岗职工以及其他只能依靠社会保障才能生存下去的群体。要提高他们的收入,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来实现。只有增加了所有这些低收入者的收入后,他们才会减少低劣商品的消费,低劣商品的市场需求才会减少,从而供给才会减少。

3、政府机关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法律和规范,加强质量监督。市场经济是一个法制经济,公平、公正、竞争有序的市场需要法律和法规来规范。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建设处在转型阶段,市场秩序混乱。我国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使得造假分子有机可乘。针对这种问题,有关政府机关应根据客观情况,出台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和规范,规范市场秩序,消除不合理的垄断,引入更多正当的、公平的竞争机制。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五常.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杨欢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专题研究[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地方经济论文篇4

关键词：自发秩序；制度变迁；竞争

本文试图提出如下观点：1、秩序在竞争中产生；2、新秩序（或制度）是行为主体预期在新规则下的收益高于旧规则下才做出改变旧规则的偿试。一旦在新规则下，行为主体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甚至低于在旧规则下的收益，行为主体就会改变规则，甚至回到旧规则。对新规则的“破坏”来自行为主体自身也可能来自外界的其它因素。3、要维持新规则的正常运行，一方面靠行为主体的可信承诺，另一方面不能有外界的破坏。自身监督或外部监督可能会延长制度的运行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自发秩序的概念，我们强调的是其自发过程，即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和变迁的，因此，自发秩序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词在本文中可以交替使用。

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对一些已有的重要文献作简要的评述；第二部分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描述；第三部分是对案例作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把理论用来解释一些具体的制度变迁，最后为简单的小结。

一

简要的文献综述

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哈耶克作了有力的论证。而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诺思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了解和认可。制度的变迁理论中，有学者把它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对于制度的变迁还有一种是演进论的观点。要对这些理论（其著作多不胜数）作全面的评述，是一部厚厚的专著的工作而非本部分所能及的。本文只能挑出部分作者认为重要的论著作简要概述。

（一）自发的与设计的

各种制度的形成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这一争论由来已久。哈耶克是后者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阐述人之一 ，他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哈耶克，1963，1966，1967，1960，1970，1979）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哈耶克（1967）把人为设计的观点追溯到了古希腊“……不过它的渊源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错误的分法，它来自古希腊，至今仍是正确理解理论和社会政策这一具体任务的最大障碍。”（哈耶克，1967，P521）而直到18世纪的弗格森才明确“……它们虽然可归因于人的行为却不可归因于人的设计……”（哈耶克，1967，P522）为什么是自发而非设计的呢？在哈耶克那里，要设计出社会普遍的制度，就要求行动者对所有相关的事实拥有完全的知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建构论者却认为并非如此，他们的观点影响广泛并使得“现代人已经变得极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知识上的构成性局限实是他们不可能经由理性而建构社会整体的一个永恒的障碍”（哈耶克，1973，P12）。因此，在他们看来，多数制度是一些“精英”们通过深思熟虑设计而成。然而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把深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的所有资料或数据都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可探知的整体。所有因建构论唯理主义这一知识进路中所产生的‘如此井然有序、如此明晰可见、且如此易懂’的漂亮计划而被它们迷惑住的人们，实是前述‘笼而统之的幻想’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计划之所以具有表面上的明确性，实是因这些计划的提出者根本无视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事实所致”（哈耶克，1973，P12）。个人或某些组织都没有办法获得所有的知识。每个人的行为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在自己的知识水平下作出的，在个人极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动中会形成一些共识，使人们能自觉的遵循一系列规则行动，而自发秩序正是“源出于其要素对某些行为规则的遵循”（哈耶克，1973，P63）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制度，没办法进行设计。而作为行为者的各个个人，如何采取行动至少会在脑子里做一番规划。虽然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我们在哈耶克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清清楚楚的说明秩序到底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在多篇文章中他都强调自发性）。本文不严格区分是自发的还是设计的，只是要说明不管属于哪种，都是行为者在权衡自身利益下竞争而形成的。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

对于制度变迁的理由，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舒尔茨（1968）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显然，舒尔茨所讲的制度主要是人为设计的具体的制度并非与制度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完全一样。而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变迁的原因说得更简单“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能被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戴维斯、诺思，1979，P274）。任何制度的转变的动机都可以此作为理由进行解释。真实世界里有些制度是有效的变迁而有些却不是，还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的改变。这是典型的诺斯的分析方法，在诺思那里，制度总是朝着能提高效率的方向变迁，即有名的效率假设。以此为核心理论，诺斯（1981）对跨度上万年的经济史作出了解释。

对于制度变迁的具体形式，经济学上有两种著名的分法，一种是以拉坦（1978）为代表的诱致性变迁，一种是以林毅夫（1989）的文章为代表。他把制度变迁明确的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拉坦（1978）的框架中包含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制度变迁也可由供求关系进行分析“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们还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拉坦，1978，P333）。而林毅夫（1989）则首先给出了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定义，在他那里，“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林毅夫，1989，P384）。显然，诱致性变迁与戴维斯和诺斯（1979）解释制度变迁的理由一致，都是预期有更大的获利机会时，参与主体才主动去推进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变迁好像是各行为主体被迫接受了新制度，而新制度是由政府的法令形式颁布的。中国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正符合这一理论。但更进一步的思考，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引起制度变迁的政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本身也要考虑利益，同其它的制度变迁的理由一样，只有政府在预期在新制度下的收益增加时才会推动制度的变迁。因为“政府也是十足的经济人或自身效用最大化者，其制度变迁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追求政府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本质上与别的制度变迁主体一样，也是受制度变迁所能带来的收益所引诱”（黄少安，1997，P359）。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独立于制度参与者之外的，它也是制度中行为主体之一。因此，黄少安的如下观点是正确的“所谓的强制性变迁不过是政府作为一个变迁主体的诱致性变迁而已”（黄少安，1997，P359），因此，在作制度变迁的研究时，用不着特异的将其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只是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和它是如何变迁的，它们都是行为主体在权衡自己的利益时行动的结果。

（三）制度演进论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具有演进论的特点。因为社会上各个个人的知识是相当分散的，个人甚至一些特殊的研究机构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而能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来，只有各行为主体在行动中通过不断的试错过程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在各要素遵循一定的规则行动时，秩序便形成了。在这些规则中，可以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内部规则是社会成员在博弈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外部规则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制度。内部规则是具有普遍实用性的，而外部规则的适用范围限于组织内部。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看着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不断调和的过程。作为外部规则的组织是要遵循内部规则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内部规则，甚至转变而成为内部规则。作为受到普遍认可的内部规则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外部规则的转变则较容易。周业安（2000）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整个制度变迁的背后，实质是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但他如下的表达是不太准确的“……动态地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实质上表现为外部规则的不断退出的过程……”（周业安，2000，　P10）显然，他在这里把外部规则主要看成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属于外部规则，但不是外部规则的全部，只能说外部规则的转变是较内部规则快。

李建德（2000）为制度演进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最稀缺的要素决定一个时期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即他称的宪法制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依次经历了氏族社会、纳贡社会、土地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最稀缺的要素分别是劳动、劳动的保护能力、土地和资本。随着人类利益极大化行动的转变，最稀缺的要素会发生变化，而社会制度也会随之而演进。用这一分析框架，李建德（2000）宣称，除了强大的解释力外，更可以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出预测。即随着社会普遍的知识水平的提高，资本已经不是最稀缺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知识成了最稀缺的要素，因此，未来社会被他称为“知识主义社会”。这实是一种对制度演进的解释方法，但我们用它来解释具体的制度变迁时，找出那个最稀缺的要素实非易事。我们即使同意他“最稀缺要素决定根本制度”的提法，但在解释这个“最稀缺要素”时是有差异的。任何社会中要素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相对于社会运行来说，其中最有优势的那种要素决定根本制度，而不必追问到底哪种要素为最稀缺。这样来看，他的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

二

案例描述：来自面包车拉客的游戏规则的转变

我所在的学校分南北校区（北区为新投入使用的），每天都有约40辆小面包车拉载学生往返于学校和集市之间。白天随时都有七八辆在校门口等客，为了载到更多的人，司机会使出多种多样的办法：将车停到最佳的位置、吆喝甚至下车拉客。有时还叫上自己家人坐在显眼位置上充当乘车人，然后大喊“车上有人了，来来，上车就走”，真正要乘车的人往往会坐上车里已有人的以便早出发，等到座位快坐满的时候，那个当“托儿”的人又下车再叫上一人。虽然用不同的方式来争取乘客，但却没有车主以降价的方式进行竞争，一元一人的价格好像从来没有降低过。至于乘客，除了有非常非常特殊的事，一般也没有为了让车先发而多出钱的。这种“混乱的”拉客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学生出校门乘车总是先看哪辆车上有人，然后才上车。而车主则是见人便招呼或上前拉。司机为了将车停到最方便上客的位置，展示着他们的驾驶技术可谓精彩。但有一段时间，面包车拉客的混乱状况得到了改变。司机很有序的把车排成“一”字停在校门口，最前头的车先开，有客来时，其他车主也不会上前招呼，而是一致的让乘客上最前面的车。第一辆装满人后开走，第二辆再开到先发车的位置，这样依次载客发车。而学生出门乘车再不会遇到拉车现象，一般都到最先开的车上，每人等待的时间也大大的缩短。车主也省了吆喝或抢客。这些无人管理的面包车能自发的形成良好的秩序，令人好奇。多位司机告诉了我他们一致同意这种游戏规则的简单的经过，“我们每天叫客也很累，有时坐车人少，两三个人也要跑一趟。有人提出来这种方法，排前的先开，大家都不抢客，装满就走。我们省得这么累。坐车的也不用等太久，对大家都好”。我问如果有人要拉人怎么办，司机说大家都是熟人，这样做不太好。“那如果坐车人多，开始我排在你后面，但你发车后不久我也发车了，而在路上我开得快，比你先返回，我应排在你的前面还是后面？”“你先到就排在前面”。这种良好的秩序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北校区投入使用了，新增了不少主要跑北区的车。但一般司机是两校区都要去，跑北区的车会路过南区，他们未装满客时常会在南区停一会，叫上几个客人再走。停在南区的面包车司机慢慢开始不再遵守他们先前定下的有序发车的游戏规则了，拉客现象又回来了。

三　案例的理论分析

面包车拉客从无序到有序再到无序的状态，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面包车司机的相互竞争以及司机与乘客间的竞争中，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的形成在于每位参与主体预计在新的规则下的获利高于旧规则下的获利水平，当有人提出改变旧规则时便立即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假设以πi代表参与主体即司机i每天的获利，Ri(n)代表每天拉n个客人的总收入，Ci则代表司机一天的成本，于是：

πi= Ri(n)- Ci

Ci大小取决于每天面包车往返于学校于集市间的次数，还包括司机为争取更多客人而做的一些如吆喝或拉客的成本。在无序的竞争情况下，司机经常在未载满乘客时发车。显然，每天来回的次数会增加，即Ci较大，假设每天的乘客数量是一定的，即Ri(n)是一个不变的量，故此时πi不会很大。在有序的竞争环境下，每位司机几乎都要当车装满乘客才发车，因此每天跑的次数会下降，以Ci´代表这种规则下司机的成本，即此时Ci´πi。故在新的规则下，每位司机预期的平均获利会上升，因此新规则得以实现。对于每位司机的平均获利会上升，同时，乘客的收益也会增加，这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具体到每位司机的获利，很多人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期望获利与平均获利之间总有区别，期望获利高于平均获利的，他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的积极性。相反，期望收益低于平均获利水平的，他们乐于遵守新的游戏规则。如果司机采取拉客的战略，Ri(n)与他们拉客的付出成正比例，拉客积极性高的，Ri(n)越大。对一部分司机来说，拉客或让家人充当“托儿”的成本可忽略，他们没有积极性遵守新的游戏规则。显然，这种新的游戏规则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另外，随着外部的影响，可能会加速这种制度的改变。在本文的案例中，从北院出发的车经过南院时会顺便载走一部分乘客，这使得南院的司机要装满客人，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这会促使他们重新回到那种无序竞争的状态。在新制度下，要使其正常的运行，主要靠的是参与者的自觉遵守。在制度的的建立过程中，参与主体会作出遵守这种规则的承诺，但这种自觉遵守的承诺却是不可信的，参与人的行动免不了进入博弈均衡。尽管参与者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明显的事实是参与人并没有做出满足无限次重复博弈会遵守承诺的行动来。仅仅靠参与人的信誉不足以认为他们的承诺是可信承诺，在利益趋势下，他们会很容易违反承诺破坏已有的制度。正如诺思和巴里·温加思特（2003）介绍“杰里米·布洛（Jeremy Bullow）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重复博弈本身不足以防止违约行为，还需要更复杂的制度安排。” （诺思、巴里·温加思特，2003）在本案例中，司机之间多为熟人，主要靠他们之间的信誉来维持有序的竞争状况。正如司机告诉我的，违反这一规则总是“不好意思”，要打破这规则需要冒“得罪熟人”的险。但在利益上权衡轻重后一些参与人（司机）愿意冒这个险。司机间的这些承诺可能延缓了对有序制度的破坏，但其却不能长期存续。这种靠制度参与者自我维持的制度其实多有这样的特点。如果有一个监督管理的部门来监督制度的运行，即对那些违反规则人给予惩罚，这时制度是否能长期存续下去呢？这要取决于监督和惩罚的力度。比如在中国很多城市，汽车一般不敢闯红灯，而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的却处处都是，就是因为汽车闯红灯都能被抓（拍）到并会受到相应惩罚，而行人却很少被监督和处罚。在一些国家行人不闯红灯，是因为大环境完全不一样，在必须遵守交通规则的理念下，如果有人违规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可能不是罚款，却有如朋友对他的不再信任等风险）。本文的案例中，显然没有对司机违规时的明确的惩罚制度，反而对违规者来说还会增加他们的收益，他们的承诺当然不是可信承诺。破坏有序的制度至该制度的瓦解也是自然之事了。

秩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于竞争，在本案例中，除了一方参与人（司机）之间的竞争之外，还有乘客与司机的竞争。在乘客等车太久的情况下，有的会选择骑自行车或步行到途中乘路过的车，这会迫使司机们尽早发车。同时也促使司机内部达成共识即同意按顺序一辆一辆的发车而不过度的争夺乘客资源。这会增加所有面包车每天载客总量，同时减少运送次数而节约成本，乘客则减少等待时间，这种形成有序竞争状态的过程是一个对于总的两方参与人——司机和乘客的帕累托最优改进的过程。

四　理论的应用

诺思和温加斯特（2003）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来说明秩序源于竞争的结论。在他们的论文中较详细的描述了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宪政制度变迁过程。虽然他们也阐述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但他们更重要的侧重点在于证明制度是如何在经济和政治自由中起着必要作用的。用本文观点来解释英国当时的宪政制度变迁过程则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强调秩序源于竞争，英国的宪政制度得以实现，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竞争的结果。在斯图加特王朝时期，国王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首先，国王拥有的主要权力就是王室的特权，国王通过它必须公告或皇家法令。这意味着它可以颁布新法律，也就是说它拥有撇开议会的准立法权……，第二，同时具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皇室法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与特权有关的问题上，皇室法庭必须要做出最终解释，并且能够在特定背景下修改不利于国王的裁决。最后，由于国王亲自负责日常的政府工作，他给法官们发放工资，所以法官们当然乐于为他效劳。”（诺思、温加斯特，2000）显然，在这样牢牢控制执法、立法和司法权的国王，在当时便是无可约束了。在这种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利下，国王的一些公然违反法律的行为便会屡屡出现。在斯图亚特王朝掌权初期，公法的执行和公共开支无须经过公共预算程序。而议会的权利很小，在开支和投资决策过程中只可能起很小的作用。诺斯和温加斯特（2003）并没有搜集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开支的详细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支出水平非常大，从国王想方设法的增加收入可见一斑。为了增加收入，开辟新税源是其方法的一种；另外便是进行“强制借款”，还款经常是不能按照协议按时还清的；出售垄断权；出卖准男爵爵位头衔等都曾在斯图亚特王朝期间出现。并且在这些具体的操作中，国王往往是不遵守承诺的。在国王权利至上的时期，很多本应受到保护的权利往往遭到损害。因此，一个反对国王的联盟便形成了，他们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和财富。由于反对联盟的公开挑战，英国陷入了内战。战后，反对联盟夺取了政权。但与此，国王的权利并没有被完全废除。在英国国内便有了两股互相抗衡的力量进行竞争。反对联盟掌权后制定了一系列削弱国王权力和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而在光荣革命后，更是建立起了议会至上的政治制度 。议会拥有了绝对权力会不会像国王那样滥用权力呢？ 事实证明议会不会像国王那样滥用权力。在议会和国王的竞争中，双方达成了共识：即一方面减少和限制国王的权力；另一方面，议会同意提供充足的税收 。这种制度形成后的直接结果便是私有产权得到了保护。在我们的观点里，英国的宪政的转变不是别的原因，正是国王与反对派之间的竞争形成的。

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的文章对本文的观点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他们只侧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制度转变。我们同意他们的基本观点，即地区间的竞争促进了民营化进程。经济学家多数应该相信民营企业是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的，仅张维迎就写了多篇论文进行论证（参见张维迎，1999）。他们在文章中表明，中国经济至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非像其他经济学家同意那样是分权化导致的，而正是民营化带来的。中央政府在70年代后期实行分权政策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管理地方经济的权力。对国有企业实行何种政策来提高其效率，各地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尝试。地方政府的官员的政治业绩的衡量指标中，当地的经济的高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考察项目。地方官员会制定有利于地方经济繁荣的经济政策来使自己的政绩加分，在不同的政策中，民营化才是关键。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民营化是不被允许的，但各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营化改革。但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只阐述了导致民营化的原因和过程，至于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他们的文章中没有涉及。在我看来，这些政策能否持续执行，取决于当地官员对自己在当地的执政时间的预期，如果预期执政时间不长了，则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因此，经常会出现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但总体来说，保护私有产权和信守承诺的制度仍然正在形成（现在已正式进入了宪法，当然，仍有不少侵犯私有产权的事情发生，但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过程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一般来说，继任的官员会延续前任的一些有利的政策。显然，中国的经验支持张－栗的观点，也是本文的一个证据之一。某些制度的改变源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也有一些制度的转变来自于国家间的竞争。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显然出于国家间的竞争。一个有趣的观点来自张五常（1996），他对腐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腐败会受到竞争的限制——地方的、全国的和国际间的竞争。各国之间要吸引资金，就必须降低资金在该国的使用成本，减少腐败显然是其中政策之一。各国制定对腐败的控制或反腐败的法律法规。有这方面的原因。通过国与国间的制度竞争，各国会争着制定更好的政策减少腐败，放松管制能达到直接效果。因此，适合经济只有运行的机制便在这良性循环中得以产生。

五　小结

本文对秩序如何自发的产生给予了说明，这是哈耶克没有明确阐述的。秩序的形成或者说制度的转变尽管有诺思的精彩结论，还有其他学者将制度改变分成不同的形成（强制性和诱致性），但严格来说，它们也没有本质的区分。我们不分制度变迁的形式，只是要阐明到底是什么导致制度的变迁或秩序的产生。它们源自于参与主体的竞争。中国的制度转变和创新中，主要是来自于政治家们和专家们的设计。这种设计必然陷入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论谬误。尽管有些设计的制度会引致中国走向正确的改革道路，但这些制度只是与自发的制度相符合时才出现的，而多数设计出来的制度往往在执行不久后就急需重新改变。一些经济学家的案例研究表明 有些市场上自发形成的制度会促使政策的转变，这些制度的效率往往高于设计的制度。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类自发的制度（出现时也常常得不到认可）。要激励自发的制度的不断出现，所需的并非是要制定多少“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是要让社会拥有更充分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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