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14 18:43:32
民族经济论文篇1
一、民族经济立法的含义
从语源看，立法在古典文献中已经存在：“《商君》云：‘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乃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史记•律书》云：‘王者，制事立法’。《汉书•刑法志》云：‘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①。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也集中印证了立法的客观历史存在。当然，古代的立法与现代意义上的立法内容不尽相同，但绝不能说古代无立法②。对于立法的内涵，当代法学界仍是见仁见智，概括起来有四种说法：“第一，立法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各种不同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二，立法是指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它的常设机关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这种特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第三，立法是指一切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活动”③。“第四，立法是由特定主体，依据一定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的社会规范的活动”④。这些定义之间并无大的差异，都把立法看作是一种活动，一个动态的过程，是符合立法的实际情况的。
民族经济立法是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立法的具体类别和形式，它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活动。这个概念体现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如下特征：从主体看，民族经济立法的主体不但包括中央立法机关，而且包括地方立法机关，中央立法机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地方立法机关主要包括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机关。只有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相结合，才能制定出具有不同效力层次的民族经济法，来调整不同层次和不同范围的民族经济关系。从职权看，享有民族经济立法权的中央立法机关和地方立法机关不能任意行使该项权力，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民族经济立法。依照法定的职权进行立法，说明不同的立法主体享有不同的立法权限，而且只能采取特定的立法形式和法律渊源，该立法的成果只能反映和调整特定的民族经济关系。例如地方立法机关只能制定本地区的民族经济法规，而不能制定民族经济基本法律，并且该法规只能在本区域实施。民族经济立法依据一定程序进行，一方面是宪法性法律《立法法》的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也是保证民族经济立法严肃性、权威性、稳定性的要求。从内容看，民族经济立法是运用一定技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专门活动。所谓立法技术就是立法时所运用的科学方法和操作技巧，立法技术不但包含着立法经验的总结，而且包含着对法的结构规则的合乎科学的营造。良好的立法技术是制定、认可和变动民族经济法的重要保证。
民族经济立法既是民族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立法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学科母体的二重性决定了民族经济立法的应当遵循立法法、民族立法和经济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从而总结出适合自身特点的基本原则。
二、民族经济立法的合法性原则
对合法性问题的探讨是法学研究中的基本主题。立法的合法性因立法从逻辑上优位于执法和司法、守法的特点而具有优先意义。民族经济立法是民族经济法实践的初始环节，其合法性原则要求：第一，民族经济立法权合法化。民族经济立法权是立法机关的专有权力，每一项权力诸如提案权、审议权、表决权、公布权的归属和界限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它反映着立法权受制约的状态，即一方面接受各民族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受其他国家权力的制约，最重要的是，它受到法律的制约，任何不合法的立法权力的行使，都会得到法律制止。第二，民族经济立法内容的合法性。它表明：民族经济立法的内容首先要符合宪法的规定，不符合宪法精神与规定的任何立法均为违宪法立法，是无效的立法，应当承担违宪责任。同时，各民族经济立法主体在立法时应当注意本立法所依据的法律以及本立法不得与上位阶立法相悖，否则便是无效的民族经济立法，这也是法制统一性的客观要求。第三，民族经济立法程序的合法性。民族经济立法是一项特殊的立法，由于涉及到民族和经济两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敏感性问题，因此，只有把立法权纳入法定程序之中才能有效防止各种人治因素、长官意志和其他因素的非法干预，才能使民族经济立法与国家统一的经济立法相协调，从而推动民族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接轨与同步发展。总的来看，立法合法性原则是一项首要原则，是其他原则贯彻的前提。三、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对人类社会而言，民主是一种观念，对于国家而言，民主是一种制度。“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政权活动，在现代国家，都是一个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过程。但是，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在权力性质、特征和运行规律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立法权崇尚民主，行政权追求效率，司法权维护公正。比较而言，国家立法活动更强调民主”①。尽管民主性原则是一个普遍性原则，然而对民族经济立法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其一，根据《立法法》第五条的规定，立法活动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要求体现少数民族意志，反映他们的经济利益和要求，使他们参与到立法活动中来。少数民族人民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民主选举各级人大代表，由人大代表在参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反映本民族和其代表的自治地区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二是有关国家机关（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在其立法活动中，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广泛听取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意见，既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个体参与其中，也可以让少数民族群众的代表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符合民族经济立法的民主性原则。
民族经济立法向来是民族立法的中心，不但五大自治区把民族经济立法作为重点来抓，其他多民族的省份如青海、甘肃、云南、贵州、四川等也在立法中突出了经济立法，以四川省为例，其颁布的8件单行条例中，经济立法占5件，它们是：《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甘孜藏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东西河飞机播种林区管理条例》、《凉山彝族自治州家禽卫生防疫条例》、《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野生药材、菌类植物保护条例》，占单行条例的60%以上。这些地方立法基本上是在熟悉本地区民族经济情况和大量调研基础上完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相契合，这是民族经济利益与地方经济利益相契合的必然结果。然而在中央立法的层面上，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是受一定条件限制的：一是这一层面的民族经济法的概括性特征的局限。中央立法层面上的民族经济法一般适用于全国所有的民族地区和各少数民族，面对千差万别的民族经济生活状态，不可能针对具体区域和民族特别立法，只能制定概括性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二是受立法观念和立法成本的限制。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往往带有较强烈的自主意识，加上调查和征求民族群众意见的成本较高，因此受到了较大局限，影响了立法民主性原则的贯彻执行。以往群众参与民族经济立法的形式有两种，其一是由领导机关将民族经济立法草案经初步审议后，印发有关部门和地区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再修改。其二是邀请专家学者和民族宗教界人员举行座谈会，进行讨论。当然也有由起草小组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群众中去进行调查，收集意见和要求，经汇总后酌情修改民族经济法草案的情况，只是这种深入细致的工作并不普及。事实上，群众对民族经济立法的参与程度反映着立法的民主化水平，也是衡量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民族经济立法过程中的群众参与，本身是一个检查和检验立法的价值取向和合法性的过程。笔者认为，符合法律规定只是合法性的表象，实质意义上的合法性（无论是对行为、法律还是权威）应当是它被社会认可、遵守和拥护的程度。如果一个行为、一部法律或一个权威得不到广泛的正面反应，则其合法性就无从谈起。
四、民族经济立法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
所谓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是指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以确认和保护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需要十分重视的原则。
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就是为了调整利益关系而产生和存在的。民族经济法是调整民族经济利益的法律机制。在利益体系中，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反差，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少数民族及其地区与汉族和非民族地区之间的利益反差。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少数民族及其地区，迫使少数民族人民及其地区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然而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在强弱分明的市场竞争中反而拉大了差距，形成了更大的利益反差，目前，这种利益反差仍在扩大。民族经济立法应当以民族经济利益为价值取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少数民族及其地区的经济，从实质意义上平衡以往既存的利益反差。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①。《宪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开发资源，建设企业的时候，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利益”。可见，民族经济立法应当遵循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运用法律手段规制民族经济关系，保障民族经济的发展，努力消除民族经济利益上的反差。实际的情况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缺少中央层面的民族经济立法。现代法经济学理论认为，法律作为一种制度资源，具有稀缺性。国家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为什么没有供给足够数量的民族经济法呢？笔者认为，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首先因为民族地区或少数民族作为民族经济法潜在的“消费者”，其“消费能力”有限，这完全是由民族经济的不发达、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不发育和传统民族经济的超稳定结构造成的。这些因素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民族经济关系相对粗疏、简单，因而对民族经济法的需求降低。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民族经济法的供应者，是以有理性的“经济人”的面目出现的。“经济人”的典型特征是考虑立法的成本效益，尽管这个“经济人”表面上标榜国家利益，但是，不能排除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存在。因此，立法者考虑了民族经济立法的成本与效益，宁可选择低成本、高收益的不稳定的政策为主导来替代民族经济法，从而造成民族经济政策长期以来是民族经济法律的“替代品”而成为公共选择的对象。因此，总体而言，中央层面民族经济立法的供应是不足的。
二是五大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条例难以出台。
自治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的法律标志。《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立法法》第六十六条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九条与《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同样的内容规定在包括宪法在内的三部法律之中，足以说明民族自治区自治条例的重要地位。然而，二十多年来，内蒙、广西、新疆、、宁夏五大自治区都没有制定出台其自治条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中的“民族经济利益原则”无法落实。自治条例属于地方综合性法规，其内容尽管要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许多方面，然而，其主要内容仍然是经济。民族经济利益与国家经济利益分野的基础在于民族区域自治权与国家统一权的分别。在利益分配上，“蛋糕”总是有限的，分配中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如何协调国家的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是一个棘手问题。实践中，各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热情很高，如内蒙古自治区，从1980年到1993年起草修改自治条例达22稿，但都无果而终，根本的原因在于涉及国家经济利益与民族经济利益时无法协调，因为经济这一块的内容，都要涉及到国务院有关部委放权让利的事。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主要是在对外经济贸易、财政金融等方面涉及到上级国家机关，而需要同国务院有关部委进行协调，以取得他们对自治条例有关具体规定的认可。其具体内容包括：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自治区自治机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在征得上级国家机关同意后，对涉及农牧民经济利益的地方农副土特产品的出口自行发放出口许可证，要求出口配额的增加与照顾，自主管理边境贸易，自主引进外资和技术，海关的工商税余留地方，要求财政补贴逐年递增，税收优惠，要求享受低息贷款，长期贴息贷款，依法设立开发银行，并根据实际情况发行债券和股票①。这些事项中，除要求自主的对外贸易审批权一项根据《对外贸易法》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遇到了上位阶法律障碍外，其他均涉及到利益的协调问题。毫无疑问，要协调好这些问题，必须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也就是说，国家应当作出适当的让步，要求民族经济立法应当有“帕累托改变”的性质，一方面，民族经济利益的权利主体在民族经济立法中受益，另一方面，国家的经济利益并不因此有较大受损。诚然，很难做到完全的改变，但尽量减少国家经济利益的损失总是可能的，因为国家及其政府才是真正的“牧羊人”，而牧羊人是不怕羊壮的，因此归根结底，某种程度某个层面上的经济利益平衡是可能的和现实的，立法者所要做的，只是将民族经济利益原则贯彻到立法实践中去。当然，现行法中的障碍设置也是民族经济利益原则不能在立法中贯彻的原因。建国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无论从经济总量上还是从经济效益上，都不能与非民族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情况相比。两者的巨大差异已经造成了一些社会后果。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全社会已开始关注民族经济利益了，然而，要在新的立法中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尚存在诸多法律障碍，而这些法律障碍是民族经济利益被漠视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些法律目前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规制作用仍然很大，若要厘清尚须时日。这主要表现在《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外贸易法》、《草原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中央立法和部分自治地方单行条例中。比如自1993年开始的税制改革，影响了民族地区的财政收入，分税制实施以后，国家要从消费税和增值税中比过去多拿走一部分，使本来就很困难的民族地区更加困难。以贵州这个多民族省份为例，实行分税制前，“卷烟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45%，实行分税制后，国家不仅要分享75%的增值税，还要拿走部分消费税”②。五大自治区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此。由此看来，民族经济立法应当在合法性与民主性原则的基础上，着重贯彻民族经济利益原则，它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保护民族经济利益的根本性准则，只有坚持它，制定出来的民族经济法才能够成为切实保障民族权利的基本手段，才能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基本价值。
①《中华民国立法史》，谢振民著，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1页。
②参见《现代立法问题》，杨幼炯主编，上海民智书局，1934年版，第412页的论述。该书认为中国古代无立法，其实，现代学者持此观点者也有。
③《论立法权》，戚渊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④《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
①《立法学》，周旺生主编，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27-128页。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
①参见《关于制定自治区自治条例问题的思考》，王仁定，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第40-41页。
民族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民族经济利益客观性利益层次
法的物质制约性原理表明法律从根本上讲是调整利益关系的工具，法的公平与否完全取决于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平衡的程度。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经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格局要求法律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利益,而且要考虑包括民族经济利益在内的不同群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那种忽视群体经济利益，认为只存在国家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事实上，个人总是某个群体的成员，个人经济利益必须通过一个中间环节──群体经济利益来实现。民族作为人们的共同体，是一种群体，它具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一、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
民族经济利益是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各种经济资源、经济条件和经济机会的总和。民族经济利益的范围和方向的确立，数量、质量的增长和提高一方面受一国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该国民族关系状况的制约。传统法学理论普遍忽视了民族经济利益的存在，比如边沁就宣称“个人利益是唯一现实的利益”，而庞德只承认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提出了著名的社会利益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高度发达阶段，社会公共利益作为一种独立的利益形式而成为更多人的共识①。就连我国当前的法学理论中，并没有民族经济利益的一席之地，而处处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涵盖一切。“我国法学理论和立法上通常都将国家的、集体的和个人的三者利益并列在一起提出，这常常给我们造成某些错觉”②。只不过它给我们造成的错觉是民族经济利益已经包含到集体利益中去了。其实不然，民族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范畴，也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法律范畴，同时它带有人的共同体的生物属性，这一切便构成了它不同于其他任何范畴的特点──民族性。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从主体看，民族是构成人类社会的重要主体之一。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构成人类社会的各主体可以划分为个人、家庭、基层组织、行业、阶级及阶层、民族和国家七大层次……依主体的不同，利益可以划分为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地区利益、部门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③。由此可见，从主体考察，民族经济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只要有民族存在，就有该民族赖以生存的经济利益存在，也就是说，作为客体的经济利益与作为主体的民族是不可分割的。
其二，历史地看，民族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要么表现为一国之内的不同民族经济利益。“在历史的行程中，紧接着一个时代夜幕的是另一个时代的黎明”④。城邦国家的理想是帝国，而帝国的恶梦却是民族国家。而今，民族国家已覆盖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这是史无前例的。总体而言，民族国家的建立旨在排除其他民族的统治，它的基础是新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组成该共同体的人们首先具有共同的民族经济利益，此时，该民族经济利益与该民族国家经济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基本一致。而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则是另一种情形：由于存在着多个不同的民族，因而，国家政权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多民族共治政权而不是一个民族的自治政权。因此，各民族除了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的表象──国家经济利益之外，还存在着相对独立的各民族经济利益。我们所言的民族经济利益，当然是指多民族国家里不同民族的经济利益，主要是少数民族的经济利益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反映了各民族在多民族国家里基于各自不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文化类型而产生的各民族经济利益上具有的对立统一辩证关系的历史实际。
其三，从现实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决定了各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传承继受者。当今我国民族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格局表现为：一方面，全国56个民族根本的经济利益的统一性。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治保障，国家的建立使国内各民族成为一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实体，从而也确保了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安全。另一方面，各民族所居住的区域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差异和民族的社会文化差异，不仅使不同民族经济利益活动的内容各不相同，而且使其经济活动的方式和道路选择，也表现出重大的差异”①，因而，各民族经济利益客观上具有差异性。在我国，这种民族经济利益的多元化格局是以二元结构为表征的，突出地表现为汉族居住地区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利益上存在的差异。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性要求国家在处理民族关系时，充分考虑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实际，运用公正有效的法律机制实现民族经济利益的分配。
二、民族经济利益的层次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利益是个客观范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②。正是利益的客观性决定着法的内容并非立法者任意的主观意志的体现，而是具有受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制约的客观内容。民族经济利益的客观内容集中地反映在以国家、民族自治地区和民族为基本主体单位的利益结构之中。
其一是国家利益层面中的民族经济利益。
在我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国家利益就是不同主体的共同利益，主要表现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根本利益”③，这种共同利益以“普遍利益”的面貌出现，它一方面反映着我国社会各种利益主体阶级力量的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公平正义价值，而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包括民族在内的各主体在基本社会公正理念的主导下，逐步实现其经济利益。因此，在国家利益中，总包含着各民族的共同利益，也包含着不同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我国的法律从宪法到基本法律和法规都贯彻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和保障全国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原则，从而应证了民族经济利益不但包含在国家利益之中，而且有可靠的法制保障。
其二是以民族自治地方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对民族关系和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历史实际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我国历史看，民族关系主要围绕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主要少数民族（建立了政权）之间关系两个层面展开。从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关系的情况看，无论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还是以某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建立的中央政权，对其他少数民族或少数民族地区基本采取了比较松散的联系或统治政策，无论是表面的臣服、羁縻，还是怀柔与因俗而治，基本没有脱离“民族自治”的樊篱。到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承认了民族自决权，主张建立联邦制国家。1922年7月，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提出：“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蒙古、、回疆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用自由联邦制，统一中国本部、蒙古、、回疆建立中华联盟共和国”①。1938年9月，在作《论新阶级》的报告中提出：“允许蒙、藏、瑶、苗、彝、番等各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在共同对日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纲领》规定：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③，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的设想。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④。从此以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我国已经确立。之后，于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84年5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2月，又修改了该法。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对历史上民族政策的一种延续。我国的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三个层次，与此相对应，民族经济利益分别以自治区、自治州和自治县为单位分为三个层次。区域自治并非某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而是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域以一个少数民族为主，其他民族共同参加的自治。区域自治符合历史上和现实中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关系的实际情况。毫无疑问，纯粹的某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域是不存在的，各民族（包括汉族）共同生活共同发展才构成了民族地区的生活画面。因此，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正是考虑了民族和区域两个因素，一方面，该地域某一个少数民族从绝对数量或相对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另一方面，其他民族也生活在该地域。考虑到这个区域内各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规定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这些不同的民族统一于区域之中，又使这个区域围绕着某个民族而实现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经济自治，而以经济利益为客观体的经济自治权是经济自治在法律上的表现。当前，我国的民族经济法以民族自治地方为最主要的主体，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其他基本法律中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来保障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和民族发展。
其三是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
民族是由民族成员构成的。然而，构成民族的民族成员并非全部聚居于一个固定的地域，他们经常由于历史或现实的种种原因而散居在全国各地。尽管该民族也许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聚居地域，但散居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否存在以民族为单位的民族经济利益呢？答案是肯定的。以回族为例，尽管其聚居地有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青海化隆回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贵州咸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和云南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等一个自治区，两个自治州和十个自治县，但是，在全国各地基本都有散居的回族存在。他们以民族为单位的经济利益不但渗透在这些自治地方的经济利益当中，而且主要表现为基于其共同的而享有的经济利益，如清真食品的生产、销售、贸易和管理。法律应当而且已经肯定了这种经济利益的合法性并通过相应立法予以保护。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尽管少数民族只占极少数量，但是，他们的民族经济利益应当得到保护，他们的应当得到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样应得到重视，这也是人类文明的起码要求。
另外，少数民族传统聚居地区基本上地处边疆，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态环境状况较差，社会生产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无论是从民族的角度还是从地域的角度看，他们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需要获得同汉族或其他地区同等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利益与非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它们的差距反映了民族经济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守法各个法律实践环节尚存在诸多不足，如何实现民族经济利益于法有据和将法律意义上的利益即法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法律命题。
①参见《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
②《法的现象与观念》，孙笑侠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③《法的应然与实然》，李道军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1页。
④《政治学的重大问题》，[美]莱斯利?里普森著，刘晓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页。
①《经济人类学》，陈庆德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页。
③《法理学》，孙国华主编，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①《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②《民族问题文献汇编》，中共中央统战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③转引自《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发展》，王戈柳主编，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民族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发展；少数民族；经济；重要性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事业，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与重视的民族理论政策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根本途径。
一、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原因
我们党和国家一直坚持加快发展（包含帮助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政策。这是依据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的状况和整个国家的状况采取的政策，是非常必要的，具有重要的原因。
1.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状况来看其相对落后
中国少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受到国内发动统治阶级与本民族剥削阶级的严重剥削，社会生产力遭到很大的摧残与束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充分、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因为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中国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处在极度贫困与愚昧落后的状态。大部分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停滞在前资本主义阶段，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非常落后，全部靠天吃饭。交通运输特别落后，就连公路也很少，全部依赖肩挑背扛，牛拉马驮，文化教育在很多地方还是空白状态，文盲比重占到总人口的绝大部分，科学技术，医疗卫生事业十分落后，医药稀缺，经常发生流行疾病，人口发展迟缓。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和国家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地开展了民主改革与社会主义改造，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然而，因为自身发展基础差、底子薄，和汉族地区发展相比较，差距依旧较大。在这种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要想赶上先进民族，那就得要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在自身发展基础差的状况下要想调动自身发展的活力和加速自我发展的能力，那就得在自身奋发努力的基础上，需要国家与先进民族给予相应的帮助。半个多世纪以来，党和国家在人力、物力、财力与技术力量等诸多方面全面地支援与帮助了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与国家的帮助与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加快”分不开的。
2.从少数民族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所占的比重来看其占有重要的地位
少数民族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源优势，发挥少数民族经济中的优势、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才可能有高速度的发展。例如，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草原、森林、水利资源等方面少数民族地区占绝对的优势，煤、石油、天然气等储量也很丰富。这不但是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优越条件，而且也是加快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再如，畜牧业、林业等是某些少数民族的重要经济部门，同时也是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同志所讲的，“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不完全的经济”。
3.从少数民族地区在国防建设中的地位来看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在中国21000多公里的陆地边境线上，大多都居住有少数民族。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就约有30多个居住在边境线上，从东北的黑龙江，到北部的内蒙古，西北的新疆，西南的、云南，南部的广西，都是祖国边防第一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和周边15个国家接壤，有很多少数民族是跨国界居住的，像苗族、傣族、俄罗斯族、蒙古族、朝鲜族等。要巩固国防，把边防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就得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与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首要的是要把边境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这是改善边境地区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激起少数民族群众的爱国热情，夺得反对境外敌对势力颠覆阴谋斗争胜利的物质基础因素，也是保卫边防，维护祖国统一的斗争的物质条件。为此，为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与安定的国内社会局面，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把经济文化建设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当前，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要求加快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上。因而，解决好经济发展方面呈现出来的民族问题，实际关系到当前社会安定团结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总而言之，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情况、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地位、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民族问题的重要性等原因，体现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性。
二、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的重要意义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事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既是少数民族的根本利益，又是中国的根本利益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特别需要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特别需要社会主义现代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志曾讲过：“中国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我们国民经济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1]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需要少数民族群众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的热情支持和参与，假设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要在中国实现现代化是毫无可能的。就像同志讲的：“我们不能设想，只有汉族地区工业高度发展，让长期落后下去，让维吾尔族长期落后下去，让内蒙牧区长期落后下去，这样就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方，区域自治地方，都现代化。”[2]另外，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还相对落后，跟汉族地区比较还有较大的差距。为此，国家在进行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大力扶持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的状况，而且还有利于完善中国的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缩小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改变内地和边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走科学发展之路。加快中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是消除各民族间发展上的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根本途径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废除了民族压迫剥削制度，各民族在政治上、法律上实现了平等。然而，因为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进行压迫、少数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压迫和剥削，还有少数民族落后的社会制度等因素，导致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发展还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各民族在行使各种平等权利时，受到各种约束。从经济角度来讲，国家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并未约束少数民族使用先进科学技术和装备。然而。因为，文化教育的迟缓和专业技术人才的稀缺，客观上约束了对科学技术和先进装备的使用，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迟缓并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造成影响。因为历史的因素，各民族并未平等地行使宪法与法律赋予的各种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权利。要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根本途径，就得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让各民族都步入先进民族的队列，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加快消除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加强各民族间的平等团结与互助合作，为将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逐步创造条件。
总而言之，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事业，不仅是少数民族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是中国的根本利益，促使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全方位开放与改革。同时，还有利于充分开发与利用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边疆得到建设和国防得到巩固，加快中华民族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方面，都具有特别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78.
民族经济论文篇4
一、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1) 本文在两个层次上使用“民族”概念，一是泛指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中华民族，再一是具体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各兄弟民族。
1、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 历史 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人类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 的关系，表现为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较好地结合其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不断地更生创新，既能保持和发展其优秀的文化传统，又能积极地有效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要实行这样的文化创新，就要对本民族的文化发展进行历史的、客观的甄别认识，存其精华，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以适应时展的需要。这样的文化创新，必须立足于全球意识的高度，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因此需要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进步文化，并能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有效结合。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五十六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民族文化发展史。在 中国 历史发展进程中，汉族文化与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2)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同时又保有自己的民族个性，在祖国的百花园中各显异彩，使中华文化绚丽多姿。中华各民族虽然经历各异、发展阶段也不同，但随着祖国的 现代 化建设，民族团结的加强，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是必然的历史趋势。繁荣各民族的文化，推动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是各民族的时代任务，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要求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改革与开放相结合的原则。文化的民族性，决定了改革是中华文化继承与发展的根本途径，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是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步骤；文化的时代性，决定了开放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为人类文化发展做出贡献的必由之路。
2、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 社会 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中华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中原华夏文化与带有区域特征的吴越、巴蜀、荆楚、齐鲁、燕赵、岭南文化等等并存，同时又是和蒙、藏、回、壮等五十多个民族的文化共生演进的。中华文化既是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融的结果，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学说思想兼容并进的发展过程。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那就是，儒家文化吸收各家各派思想文化而发展──历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 理学 、清代朴学等各时代的交融、整合、演变，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主导地位，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就文化发展而言，影响主导性的有各种因素，如受时代的 政治 、 经济 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影响，同时还受到文化涵延性的制约。从纵向的文化传承来看，主导性离不开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从横向的多元交汇来说，主导性又与文化诸因素密不可分，受到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准以及同期外来文化及异民族文化的冲击与影响。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正是在自身不断发展和吸收外族文化精华的整合中壮大的。
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的传入、阿拉伯文化的影响、西方传教士的东来等等，都为文明古国带来了新的文化要素。但是，外来文化并不能改变中华文化的主导性，无论在民族文化的交融中，还是在外来文化的撞击下，中华文化都不曾被“同化”；而且传统时代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也一直未曾改变，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人类历史进入新纪元，西方列强的炮火震惊了千年古国，中华民族开始了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儒家文化才让位于现代文明。但是，直至今天，儒家文化传统中的合理因素依然受到世人重视，尤其针对“后 工业 社会”的一些弊病更显示其独特价值。应当说，除了儒家文化的合理性诸要因外，中华民族文化本身所特有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所蕴涵的生命力这一点值得认真 研究 。史实证明：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必然适应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基本特性决定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
3、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如果说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文化发展的基本属性，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则从文化的结构功能上规范了文化存在的特性；那么，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化演进的特性。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 内容 ，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无论道德评判还是历史评判，都离不开人的价值取向标准和用以评判的参照系标准。进而言之，文化发展是新陈代谢的过程，进步与落后是相对的，精华和糟粕也往往杂陈，这就提示了兼容性与选择性之重要，而且两者并非独立存在而是相一致的。
我们知道，居于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从来都是在与诸子百家的交融会通中发展的，这反映了文化的多元兼容性。再如进步与落后 问题 ，一般认为十八世纪始中国从先进国家变为落后于西方的东方国度，实际上，就中国自身的发展而言，无论经济发展还是文化程度都没有停滞落后，恰是由于西方社会这一时期的突飞猛进，先进的社会形态取代了黑暗的中世纪而显现出强大的生机，相形之下，把古老的中国抛在了后面，这说明参照系之于评判的重要意义。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 规律 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
西方国家在步入近代时主要选择自由、平等、博爱作为启蒙思想的基础，而中国的志士仁人则高举民主与 科学 的大旗，开始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文化的选择性受到文化的民族性和历史传统、承继状况以及现实需要等等的制约。从中世纪“神”的迷雾中，争取的首先是“人”的存在；而在专制与迷昧的黑暗中奋争的中国人，首先要选择“德先生”和“赛先生”。
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在进行文化选择的时候，受其主、客观的种种制约，因此，选择是在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之间进行的。选择性决定文化的发展方向，也受到文化传统的规制。当选择不适应民族文化发展需要时就会失败，选择不符合时展要求时，背历史潮流而动的选择会受到阻碍或惩罚。因此，选择是以人类进步文化、代表时展方向的文化同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有机过程──即文化创新过程。这一过程符合文化发展的兼容性与选择性一致的特性，要求以认知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对文化发展趋向的把握为前提，也要求以文化主体──人的自身现代化为基础。把握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和有生命力的因素，积极进行与外来文化、兄弟民族文化的交流、摄取和整合，这当中选择性是关键。
就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来看，不能正确认识文化发展的特性，必然导致 理论 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失败。无论是“本位文化论”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华夏优越论”还是“民族虚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中体西用”等等，在理论上都是片面割断文化特性的关联，实际中都偏入了歧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
二、中华民族传统与文化发展动力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融合汇聚、共同创造、不断发展的文化共同体。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世界大河文明中是惟一赓续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的民族文化。走遍天下，无论在哪里，“中华民族”这一名称定能唤起炎黄子孙强烈的民族文化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亘历千载环袤五洲，依然显现着其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蕴积着强盛的民族文化发展动力。
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1、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3)
江泽民1997年11月1日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说：“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 学习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他讲到中国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主要有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等，“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从遥远的古代起，我国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紧密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共同开发了祖国的河山，两千多年前就形成了幅员广阔的统一国家。悠久的中华文化，成为维系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牢固纽带。”
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文化传统，古往今来并无统一的标准或表述。《周易》中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肯定我们民族生生不已、欣欣向荣的刚健自强精神。又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我们民族不断进取的变革意识之写照。《大学》中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不断创新之民族精神的精练表述。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4)显示了我们民族不向恶势力低头的英勇气概。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再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6)、“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7)、“亲仁善邻，国之宝也”(8)、“俭节则昌，淫佚则亡”(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等等，都是中华治国方略的集粹；而“苟利国家，不求富贵”(11)、“务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12)以及诸葛亮《后出师表》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曹植《白马篇》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陆游《病起书怀》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匹妇有责”等等，都是历代忧国之士的豪言壮语。从屈原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到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过零丁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则表达了中华士人的崇高人格和理想追求。以上这些无不为民族精神增添光彩。 为追求和实现这些民族精神和高尚品质，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勤于探索、勇于实践，流血捐躯在所不惜。但是，也应看到我们民族既有融汇百川的气概，也有唯我独尊的心态；有变革求新的精神，也有因循守旧的习惯；有兼容并包的传统，也不排除“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襟怀。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蕴积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民族凝聚力，表现为独具的民族文化特征，在语言习俗、岁时节日、生活习惯、伦理道德、宗教信仰、行为准则、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思想意识、心态感情等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通过信任、交情、面子、和谐、互惠等人际交谊，建立起民族认同的联系 网络 。以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己忍从、自强不息、忍辱负重、刚健奋进、威武不屈、自勉自励、坚韧不拔、谦虚谨慎、克勤克俭、仁义忠孝、尊老爱幼、团结互助、以和为贵、尊师重教等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汉民族与兄弟民族文化交融演化的历史产物，也是儒家文化与诸子百家思想学说兼容汇通的结果，并在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交流和整合之中，不断光大拓扬和演进发展，从而不断增强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封闭瞒顸必定落后挨打，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2、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汉族与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中华民族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古代社会的文化交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主要限于国内民族与地域间的交流。汉族与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其并非消弥民族的文化差异，而是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文化认同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创新和发展过程。中华民族间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无论是传为民族融合佳话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还是民族政权纷争角力、南北朝廷相峙抵力，抑或蒙古族、满族一统中华，都是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轨迹。
我们曾个案 研究 中国 历史 上民族共存的典型时期 ──“宋辽夏金元”。 作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既不同于“三国”汉族政权的鼎足对垒，也不同于“五胡十六国”民族政权喋血争雄或南北朝的对峙逐鹿，又与“五代十国”的征战更迭不同。一幕幕酣战与融合、破碎与创新的史实情景起伏跌宕，勾画出处于不同的历史 发展 阶段的不同民族、不同特色的文化，交汇成同一幅波澜壮阔的民族文化发展的宏伟画卷。置此四个半世纪于历代文化沿革脉系，大体依循文化发展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的结构体系，从 科技 文明、礼制风俗、文字 教育 、文学 艺术 、宗教信仰、学术思想诸方面，通过对民族文化与 时代 特征的阐释，展现中国历史上最为复杂而特殊的多民族文化差异并存的重要时期。高度发达的两宋文化居于主导，与各具风格的民族文化同存，共同绘织出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与民族间交流融汇的场景，体现为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13)
应当看到，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呈现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倾向，中原汉族文化的高度发达，构成对少数民族及区域文化的涵摄同化力。居于发达地位的民族自觉不自觉地产生民族优越意识，也酿就了文化优越感，以“华夏中心”自居，或强调“华夷之辩”的理念，以及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称谓等等，都是民族文化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巨大障碍。没有民族平等，就谈不上相互 学习 和交流，这在历史上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发达的古代文明，也培植了“天朝中心”的自大意识，成为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阻力，成为进入近代后“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忘记“天朝上国”的傲慢昏聩与“闭关锁国”的封闭愚昧，曾带给中华民族保守落后；而近代西方文化也曾伴着血与火的民族欺辱，留给我们灾难深重的史证遗痕。
3、兼融会通是民族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作为世界上惟一延续千载的民族文化，使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她是在一种封闭持恒的“超稳定结构”中“长期延续”。其实不然，中华民族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居于中华民族文化主流地位的儒家文化，是藉“百家争鸣”而催生，与释、道之学辩诘交流而发展的。自先秦孔孟始，儒学历数千年流变、演化，直至新文化运动，儒家文化一直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地不界南北、时不限千年、人不论朝野、族不分“华”“夷”，儒家文化根深蒂固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结构的深层积淀，表现出强大的文化会通和整合功能。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华文化只有儒学一家，春秋战国儒、墨为显学而诸子并立；秦代“事皆决于法”而汉初大兴“黄老之术”；隋唐盛佛学、宋明兴 理学 而“三教合流”……。仅说儒学，孔子殁后，“儒分为八”；新儒学也有程、朱、陆、王之别，何况还有“荆公新学”、“浙东之学”、“泰州之学”等先后并立。确切地说，从不存在“独此一家”，即便在儒学立于“独尊”的汉武帝时期，武帝本人也不信儒，所“尊”者不过“儒术”，而时政多用法家学说，所用之人桑弘羊、孔仅等都是商人出身，采用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皆法家主张。更何况历代统治不外“内圣外王”、“儒表法里”的范式，士大夫也多“以佛修心、以儒范行“。虽无绝对的“儒一家”，却并不 影响 儒家文化的主流地位。
至于汉族文化在与兄弟民族的文化长期交流、学习、兼融中得以增加养分，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不断兼采众长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会通过程，成为文化绵延的强大内驱力。在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体系建立之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绝非各少数民族单纯丧失其民族文化特性而片面消融于汉族的过程。各地方言、民俗、习惯等等的差异，都可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若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迹。这是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大而弥德、久而弥新的生命力之所在。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
4、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内的学术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可以认为中国也有“开放”的传统，彪柄史册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华文化主动向外交流主要经历了三次高潮：从西汉张骞、东汉班超通西域，晋法显到印度取经、唐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到明代郑和“七下西洋”，都是中华民族积极的对外交流。此后国门更进一步打开，反映了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4)
中华传统文化发展史中汲取外来文化，先后也形成几次高潮：汉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唐宋时阿拉伯文化的东渐，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引入西方文化的冲击，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大规模交汇。(15)
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养分。例如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化既是中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结合，也是中华文化与中亚、西亚以及其他文化的汇聚，更是兼融会通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凝聚而成的文化高峰。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若再从李唐统治者是否有少数民族血统来 分析 其政策面，则不仅是文化的融聚，恐怕连血缘都有融合的趋向。然而，吸收外来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的整合创新，并没有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质，却为之增进了新鲜养分。诸入佛教文化与传统儒、道文化的整合，人文哲理的思辩与宇宙生成的探索，将传统儒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再如，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并没有使基督教精神取代儒学正统，却带来天文、数学与科技文明的近代文化冲击，有助于中国近代的启蒙和步入 现代 化的进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总是多因并存的，百花齐放才会发达昌盛。
三、民族文化发展与区域 经济 振兴
谈民族文化 问题 ，不能不联系到区域经济。法国学者佩鲁指出：“经济体系总是沉浸于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群体的规则、习俗和行为模式。”(16)反之，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
1、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
人的经济活动，都是由特定的民族集团在特定的地域上进行的。一定地域中的民族，构成生产力的主体成份。不同民族在特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与改造过程中产生了本民族的文化特质，生存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多样性，造就了民族文化千姿百态的个性特征。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中产生的特定民族文化意识，又成为影响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经济生活的要素。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选择方式等等，成为民族特定的文化价值标准，对民族经济生活起到约束作用。我们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的时候，很有必要分析其基础──民族的经济活动。
民族文化大抵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适应民族共同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物质财富；制度文化──维护民族共同体秩序和组织结构的规制形态；思想文化──反映民族共同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由此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并对民族经济发挥作用。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识外化为不同的经济观念与准则。以一定的经济生活为基础的民族文化，反过来又规定着民族的经济活动秩序，使之呈现其民族性特征。
尽管同一区域内的不同民族在发展阶段与所处地位上是不同的，其经济利益的获取也是不均衡的，民族自治区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同其他民族实际上的数量和经济发达程度等都有差异；但各民族的特性又受到时代性的制约，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民族，共处于同一时代之中，时代的发展对各民族的进步提出要求。
一定的区域融汇了不同民族的活动，归属于不同民族集团的人的民族意识和经济状况及其变革，成为区域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要因。在经济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要素来阐释，寻求符合各民族集团共同利益以及民族集团内部绝大多数成员利益的经济发展之路十分必要。随着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等研究的发展，民族经济研究也日益成为重要的课题，一些学者投身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17)但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还需要从 理论 上和实践中不断深入。对于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需要下大气力的课题。
2、“区域民族经济”概念
应当看到，民族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生产方式受到 自然 环境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的制约，因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既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组成部分，又是本民族传统方式与水平的承续与演进；既受先进民族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影响，呈现出共同发展的时代性；也表现本民族文化固有特质和生产生活方式与水准的特殊性。
我曾提出“区域民族经济”概念。这一概念，是指特定区域中的民族经济，不同于区域经济或民族区域经济。这一概念，有利于研究一定区域内不同民族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因为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多是与汉族交错杂居的，即使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即民族区域，各民族之间相对集中聚居，却也呈现出不同的民族经济特色。尤其是我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大抵以特定“区域”为基点，因此深入界定特定区域内的民族经济是重要而必要的。(18)
迄今为止，有关区域经济的研究成就显著，但大体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却不很注意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再就是注重经济发展，却忽视经济与文化的有机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淀的联系。这样的不足还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问题，在国家政策制定与发展战略模式选择等决策中也很明显。国家的民族政策虽然注重少数民族 政治 权利的平等，重视少数民族的 社会 救济和解决其贫困人口的生活问题等等，但就经济发展战略而言，多是以区域经济而不是以民族经济作为发展基点的。以区域作为考量经济发展的单位，研究其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应有位置或发展力度，无论均衡抑或倾斜的战略，都缺乏从理论上深入到区域中的民族经济层面，因而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
正是在这种区域性的而非民族性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理路中，国家对于民族区域的投资和技术注入，包括扶持城市经济和国营大中型 企业 的发展等等，虽然对于发展区域经济起到了作用，但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之间依旧存在隔离，形成不同的发展体系，区域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的相对贫困成为反差共存体。这样的“二元化”或“多元化”区域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带动少数民族经济的自身变革，严重的还与当地的民族经济发展相抵触。先进的经济要素向少数民族区域的植入，形成传统的民族经济结构与新的经济因素之间的各种问题。如果不注重培植民族经济从传统向现展的基础，不提高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条件，势必造成城市与企业的独立发展同少数民族农牧经济较为落后状况的继续延存和并立。那么，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也将继续失衡，呈现出固化性的“二元结构”。发展先进的国营大中型企业与城市经济，并使之与分散落后的少数民族农业和畜牧业并存，这不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进步的健康模式。
3、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中华民族的振兴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进步，现今进行区域发展战略的调整转变，特别应当重视落后地区许多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的事实；要协调区域间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重视区域内民族经济的特点，努力提高民族经济自身发展的实力， 总结 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经济上下功夫。近年，贫困问题受到重视，中国的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且高度集中地分布在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区。1993年国务院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592个，其中少数民族地区就有257个，占总数的44%。有研究表明：“我们无法否认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是极为突出的。”此研究还进一步指出：少数民族与汉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和心理上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与中西部汉族人口相比更不容易参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难以分享现代经济发展的利益，这是其贫困发生率高于同一地区汉族群体的重要原因。(19)
区域民族经济的发展，受到区域自然物质条件和生产发展水平的制约，也为一定的民族文化传承和习俗特征所支配。研究经济问题，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观念、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因为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是由具体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民族文化积淀中的人来进行的，其行为规范、消费偏好、价值观念等等，无不受其经济思想和观念的支配，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尽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之前的1759年，就写了《道德情操论》，直到本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强调宗教文化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奇迹”要因探讨的催生而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受到注重，但经济学本身对此的研究依然很薄弱，而探讨经济文化一体性的努力更是难度极大。(20)
不能将民族经济问题仅仅看成是区域经济问题，要充分重视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经济问题，协调各民族的经济发展和利益均沾关系，促进团结进步共同发展。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民族问题不容忽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民族团结、协调发展提高综合国力，而且关系到国家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局，是整个中华民族经济腾飞、国力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有个“木桶原理”，即一个木桶的容量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也可以说“经济生活中，一切是由短线决定的。”(21)这个原理用在这里不一定合适，但可以用来作为考虑民族经济发展的一种 参考 ：某一民族经济落后虽然不能决定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能影响其发展水平，不能忽视中华民族经济发展是各民族的共同进步。民族经济的基础一般比较薄弱，技术落后人才缺乏，自然和生活条件较差，贫困面大，产品单一竞争力不强。但大多具有资源、人力以及特色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因此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有地方、民族特色的优势产业和名优产品，促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应选准开发项目，培育主导产业；发展 旅游 业和各种贸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经营机制。同时加强扶贫攻坚，强化民族经济的造血机能，加速自身发展，“练内功”与“求外助”相结合。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抓住有利时机，争取政策扶持，扩大开放引进外资，与先进地区联合协作，使当地的资源优势同内地、沿海地区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结合起来。深化改革促进两个根本转变，加速农牧业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和进步，因地制宜合理分工、各展所长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力度，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进行少数民族人才的培育，缩小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差异，是区域民族经济振兴的关键。强化民族经济的发展机制，在民族区域走共同富裕之路，是区域经济良性循环的重要环节。应当强调各民族相互尊重、平等互助，才能实现各民族共同进步和区域民族经济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各民族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成为共同繁荣进步的重要保障。
市场经济作为开放性经济形态，有利于打破封闭落后状态，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共同进入统一市场；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民族区域的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机会和条件。现在，国家更加重视中西部的发展问题，这就为区域民族经济变革展现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区域民族经济的振兴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把握时机发挥优势，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的时代责任，也为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民族文化的发展特性与动力，不应忽视其基础──民族经济的发展与振兴。
注 释：
(1)赵光远主编：《民族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诸形态》，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序言》。
(2)参见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 科学 出版社1990年版。
(3)庞朴：《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载朱家桢、厉以平、 叶坦主编：《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4)《论语·子罕》。
(5)《孟子·滕文公下》。
(6)《尚书·五子之歌》。
(7)《左传·襄公十一年》。
(8)《左传·隐公六年》。
(9)《墨子·辞过》。
(10)《孟子·尽心下》。
(11)《礼记·儒行》。
(12)《墨子·兼爱下》。
(13)参见叶坦、蒋松岩：《宋辽夏金元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拙作：《“国”是锁不住的》，载《中华读书报》1999年4月28日。
(15)关于中外文化交流问题，前人做了大量研究，例如任继愈教授提出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共经历了汉、唐、1840年至1949年三个阶段，此后至今为第四个阶段。见叶坦、赵光远主编：《文明的运势──中日民族性诸形态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序》第1-2页。
(16)弗朗索瓦·佩鲁：《新发展观》（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7)如施正一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高言弘主编：《民族发展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黄万伦等：《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新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陈庆德：《民族经济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
(18) 参见拙作：《区域经济与民族振兴》，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4期。
(19)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50页。
(20)笔者自80年代末以来致力于这样的探讨，在主持的一系列课题研究和发表的一些著述中体现了逐步探索的轨迹，如《传统经济观念与现代化》，载《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年第5期；《中日近世经济观略论》，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第1 期； 《日中两国近代化中经济论之比较》译序， 中国社科出版社1994年版；《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 301页；《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载日本高崎经济大学《东洋思想与现代》特刊1994年；《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现状与课题》，载东京大学《中国：社会与文化》第 9号1994年；《经济文化一体性的理论思考》，载《沿海企业与科技》特稿1997年第5期；《经济文化一体性理论与经济思想史研究》， 载《财经论坛》1998年第5期等。
民族经济论文篇5
（一）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
凉山州民族地区地貌复杂多变，盆地、平原、丘陵、高原等地貌交错，最高海拔和最低海拔相差5653米，平均海拔超过2500米，70%以上区域在海拔1000米以上。这些地区海拔悬殊，气候垂直变化大，降水量少，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经济分散，经济总量小，不适合大规模农业开垦。由于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差异大，直接影响了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除凉山州安宁河谷流域的五县一市经济较好外，其余少数民族为主的11个县均为部级贫困县。究其原因，安宁河流域地处凉山州的交通干线-成昆铁路和108公路国道，其他县以公路为主，甚至个别乡村还存在公路未通的落后情况。落后的交通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该区域的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矿产资源，都难以进行大规模地开发利用。据统计，2009年国庆期间，凉山州有超过90%的旅行社因买不到团队返程票而停业，可见对经济的制约明显。
（二）经济开发粗放，环境污染破坏严重
凉山州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以种植业或畜牧业生产为主，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并且，由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以及粗放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导致出现过度垦殖，水土流失加剧而导致土地更加贫瘠的情况。此外，凉山州的矿山开采集约化程度差，矿产资源利用方式粗放，开采技术落后，导致采选回收率低，采矿成本高以及综合利用率不高等情况；私挖滥采，采富弃贫，破坏浪费矿产资源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矿产企业粗放地开采矿产资源，不妥善处理选矿尾渣、采矿废石和采空区，对矿山及周边森林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引起水土流失以及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有些企业还不做处理直接把选矿水排入河道中，造成水体污染等各种环境问题。即使第三产业旅游业发展也以观光为主，片面追求旅游业的观光人群数量等指标，这对于生态脆弱的多民族聚居区来说影响相当严重。
（三）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发展不足
2012年，凉山州民族地区生产总值1122.7亿元，比上年增长13.8%，位列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的第一位。201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218.8亿元，同比增长4.6%；第二产业增加值为587.9亿元，同比增长18.8%；第三产业增加值为316.0亿元，同比增长11.3%。凉山州三大产业结构比为19.5：52.4：28.1，第二产业的比重和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显著，根据西蒙•库兹涅茨三大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关系判断，凉山州工业化水平尚处于工业化初期向中期过渡的阶段。但是，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等因素，凉山州的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2014年较发达的安宁河流域六县一市生产总值占到凉山州的72.7%，而彝区和藏区11个县生产总值仅占全州的27.3%。在民族地区劳动力仍然高度集中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发展不足，难以吸纳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而凉州民族旅游发展又存在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民族文化“同化”现象，同时缺乏科学、系统的促销方案，省外的知名度低，没有形成品牌效应，也就不能吸纳更多就业者。（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制约凉山少数民族的贫困主要表现为彝族的贫困。2012年凉山州总人口497.24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269.28万人（彝族人口252.13万人），占总人口的54.15%（50.71%），全州彝族人口的一半多，130万彝族人口都居住在凉山州的12个贫困县。此外，由于彝族是直接从奴隶社会跨入现代社会，大多数彝族又居住在山间和高寒山区，因此彝族聚居的农村都维持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条件，使凉山彝族地区农业发展滞后，农村劳动力一直未得到有效转移，大多数劳动力仍滞留于第一产业。民族地区劳动者普遍存在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因素的影响，总体素质教育水平偏低，难于直接转移到第二、三产业，2008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为32.7%，而凉山州还不到20%，特别是在母语“彝语”为主的彝族聚集地更为明显。因此，民族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还需要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第一产业的发展。
二、积极推动四川凉山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扶持当地发展
1.扩大基础建设投资
凉山州民族贫困地区由于地域复杂、人口稀少，整体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直接影响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要加大基础设施、环境改造和公共服务等投入，解决民族地区电力、通讯、交通和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其中，旅游交通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前提，方便、快捷、低廉的旅游交通直接影响旅游地的可进入性，从而影响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凉山州地区位处我国西南内陆地区，游客进入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较高。因此，应该大力加强旅游交通建设，重点发展大众性航空、高速公路、快速铁路对西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
2.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凉山州民族地区的发展应该根据开发者付费、受益者补偿以及破坏者赔偿的原则，建立少数民族地区资源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补偿机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项目支持等举措，从国家、地区、产业三个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合理补偿，这是为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而采取的必要措施。
3.增加教育资金投入
目前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资金来源由中央地方财政共同承担，实际上很多民族贫困地区中央财政投入所占比例低，而地方财政又比较困难，导致义务教育难以实施。应该增加中央财政对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投入，减轻民族地区地方财政和农民的经济负担，改善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水平。
（二）民族地区应大力发展优势低碳产业
1.依托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工业
民族地区把资源优势与低碳经济相结合，是民族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必然的选择，因此，凉山州少数民族地区应该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发展特色工业，以其地理区位、自然资源等资源禀赋为依托，对区域内部各经济要素与生态环境间相互整合、协调发展。从少数民族自身利益出发，开发特色产品和产业，以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一方面发展清洁能源，根据各民族地区自身特点，发展风能、水电、太阳能和地热能等，以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粗放型的矿产资源开发模式应该向精深加工转型，走延伸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发展方向。因此应该加快成都-凉山工业园区、西昌钒钛产业园区等重点产业布局的建设，重点发展优势产业包括水电、有色金属、稀土等，建立相关产业集群，构筑现代工业发展体系，以工业振兴带动经济全面发展。
2.发展生态特色品牌旅游
要保护凉山州当地民族原生态环境旅游开发，就应该尊重凉山州当地民族文化、生活方式和信仰，重点进行民俗文化结合生态深度旅游的方式开发，并进行多项资源整合和综合深度全方位开发，以单项旅游开发为主导，兼涉其他的综合项目开发，多层次的、多角度地充分发掘出吃、住、行、游、娱、购的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和民俗风貌，在部分较为深入民族生态居住区域可以采用小众旅游的开发模式。例如探险、远足等旅游模式，开发规模、服务方式和营销策略都针对部分特殊的市场或消费者。这样就可以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从而对凉山州民族地区民俗进行整体性开发。
3.发展生态特色农业
凉山州拥有极丰富的农业资源，可以根据凉山州不同县域发展特色农业，例如在土壤肥沃水资源丰富的安宁河、金沙江、雅砻江三条流域区内，种植优质稻谷、蔬菜、水果和烟草；在宁南、会理和会东地区可以种植蔗糖、蚕桑和石榴；西昌德昌片区培育花卉基地；昭觉、布拖和美姑等区域则开发野生蔬菜、野生菌类等珍贵林下资源。并且，不能停留在传统农业发展阶段，应该通过精加工初级农产品，打造农业特色品牌，培育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农业产业。
民族经济论文篇6
2002年4月，财政部、教育部联合了《关于印发国家奖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文件规定了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向所在学校申请国家奖学金的条件和要求。200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育部、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遵循“方便贷款、防范风险”的基本原则，《通知》要求进一步理顺国家、高校、银行、学生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国家的助学贷款政策、还贷年限、贷款利息、信贷审批程序等进行了调整，进一步提出了健全国家助学贷款管理体系、完善助学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还款约束机制，以及强化高校和银行在助学贷款发放中的管理责任的目标要求。2005年7月，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关于印发国家助学奖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了高校中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可以申请国家助学金的措施和办法。2006年5月，国务院制定了《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意见》要求，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相关金融机构要大力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奖学金制度、助学金制度，落实党和国家的助学贷款政策。2007年6月，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制定了《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励志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的贯彻执行，扩大了我国大学生教育资助的范围，提高了大学生教育资助的额度，拓展了学生教育资助的途径和方式。从“免费+助学金”到“收费+贷学金”的政策架构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学生经济资助政策体系的形成。尽管在学生经济资助政策的执行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但随着资助工作的内容、措施、方法的丰富和完善，我国学生经济资助政策整体上已经适应了社会主义建设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取得了良好的政策合法性和政策实施效果。
二、分层:少数民族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的特点
实施党和国家的教育资助政策，必须坚持“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资助理念，贯彻“为了国家利益，资助贫寒学生，培养精英人才”的指导思想，遵循“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辍学”的目标要求。经过多年来的实践探索，我国的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已经建立了由补偿到引导、由普遍优惠到分层实施的资助机制，实现了由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价值目标转型。［3］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贷学金和奖学金的形式区分。与全国大学生一样，奖学金、贷学金是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资助的主要形式，助学金、勤工助学、学费减免是教育资助的辅助形式。奖学金是政府、高等院校以及其他个人、社会机构为表彰和鼓励学业优秀的大学生而提供的一种助学资金。贷学金作为一种推迟的付费性资助方式，是由政府的财政渠道给于贷款或提供贷款担保，由政府或学校共同给予一定的风险补偿，由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给贫困大学生提供的助学贷款。助学贷款的利率低于市场利率，主要目的是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能够顺利入学或接受高等教育。助学金则是无偿地“赠予”在校的大学生，目的主要在于解决学生的学习生活困难，使他们不因为经济困难而失学。“奖优”与“助困”的标准划分。成绩是否优秀、经济状况如何是执行少数民族大学生资助政策的主要依据。2002年，我国的国家奖学金对资助对象明确为“在校期间学习品学兼优或参加统一高考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考虑到各类人群的起点不同，我国在原有奖学金制度的基础上增设了国家助学金制度、国家励志奖学金制度。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的标准分别为“在校期间品学兼优或参加统一高考成绩优秀、家庭经济困难”、“勤奋学习，积极上进;家庭经济困难，生活朴素”。“奖优”与“助困”的标准更加明确，国家奖学金只奖励优秀，不考虑家庭经济方面的情况;国家助学金助困，但受助者必须“勤奋学习，积极上进”国家励志奖学金坚持奖优与助困相结合，要求资助对象必须是“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经济资助与心理援助的方法结合。总体上，贫困生在获得各种资助时心理体验往往是积极的，尤其是对于努力学习与辛勤劳动付出的奖学金和勤工助学方式。但也有一部分贫困生在获得资助时产生消极的心理体验，因资助的不均和失衡等原因产生压力或自卑感。针对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执行给贫困生带来的消极影响，教育管理者需要注意教育资助的方式方法，合理地疏导部分贫困生的消极心理。尤其要不断探索经济资助和心理援助相结合的路径，关注贫困生的心理体验，建立动态的贫困测定和资助评价模型，掌握贫困生的心理状况，促进贫困生的人格完善，提高心理援助的实效。绿色通道与勤工助学的路径组合。“绿色通道”指在资助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大学生采取专事专办、特事特办、专人专办的方针政策。“绿色通道”是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经济资助和生活关怀的权利的优先确认，是加快形成少数民族大学生对经济资助政策认同的重要途径，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少数民族大学生享有平等、公正的教育机会的一把绿钥匙。“勤工助学”是指在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等活动过程中，为经济困难的学生设立勤工助学岗位，让他们通过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动，获取一定的报酬，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勤工助学体现了“教育成本分担”的办学理念，扩大了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选择的机会，有利于搭建自我教育的平台和机制，是为少数民族大学生普遍乐于接受的教育资助方式。
三、和合:少数民族大学生教育资助政策的走向
强化责任，直面现实，树立多元并存理念，通过建立个人申请、资格审查、经费审批等工作制度，整合资助方式，优化资助模式，不断完善资助政策的实施载体和保障体系，实现“解决经济困难与解决实际问题、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生活问题”的统一，形成少数民族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的和合走向。硬性帮扶与软性支持的统一。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各种针对贫困生的奖学金、助学金、银行贷款、代偿制度，并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民族地区的高校、民族地区的学生实施适当倾斜的经济资助政策。另一方面，要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中的贫困生的技能培训，从根本上解决生活和学习上的费用问题，在打破贫困循环的同时提高资助对象的就业竞争力。尤其是，为了克服少数民族大学生可能产生的自卑、敏感、多疑、孤僻、敌视等消极心理，需要建立经济资助和生活关怀相辅相成的心理支持系统，加强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感恩教育、励志教育、心理教育、情感教育。精神扶贫与人格塑造的交融。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贫困求学中存在的特殊心理特点，需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困境、交往困境、人生困境和学业困境，引导他们调整不良的社会心态，教育和引导少数民族大学生正视学业中面临的困难，自尊、自立、自信、自强，走出贫困的阴影，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精神扶贫与人格塑造的交融，突出体现在尊重少数民族大学生物质和精神脱贫的主体地位，鼓励和帮助他们参加勤工助学等活动，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获得合法报酬，克服经济资助中可能产生的心理压力，实现由被助到自助，由自助到助人的超越发展。思想教育与管理服务的渗透。大学生经济资助的目的不在“济困”而在“育人”，奖助学金政策既是促进教育公平的制度保障，也是激发学习动力，促进大学生成人成才的社会条件。经济资助政策的效果不仅影响着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还影响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心理活动、思想方法。高校教育管理者要善于结合民族文化和中华文化，挖掘经济资助活动蕴含的“兼济天下”、“福恩后人”的文化因子，在管理服务中渗透思想教育，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了解、共同进步。
民族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
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
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
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
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
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
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
。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作者:刘廷兰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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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健英.论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J].学术探索,2009(01).
[8]施正一.施正一文集（下）[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9]施琳.论中国民族经济学之路———发展轨迹与理论创新[J].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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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刘永佶.民族经济学的主体、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
民族经济论文篇8
关键词：农村义务教育；文化发展；创意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8-0084-02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兴的文化业态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产业，被誉为最具活力和成长潜力的行业。大量研究文献发现，文化创意产业理论与创新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和创意经济理论存在较大联系。国外学者通过研究指出“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价值已经超越其生产文化产品或者创造就业的范畴，它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甚至能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文化变革。”因此，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产业经济学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和产业结构理论等理论。同时，深入研究文化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辩证关系，找出文化创意产业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制约因素作为，是提出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措施的重要理论基础。
众所周知，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创意为核心内容，通过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借助科技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再提升。与传统产业相比，它强调文化、创意和科技三者的有机结合，有自己独特的产业特征即低消耗、无污染性、高创造性、高附加值性、高风险性和强融合性。而在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区域性，民族性和政府决策影响性的特点。
一、区域性特点
就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现状，从区域性的角度来分析，可以细分为文化环境资源，经济水平，人力资源三方面的特点。
文化资源是文化创意产业最核心的组成部分之一，对文化创意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基础作用，以文化底蕴为创作动机，使地域文化和经济有机结合，能够大大提升创意品牌的竞争力。说到文化资源，不妨让我们想起广西的“刘三姐”文化，它以广西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为基础，将原生的乡土歌舞精华和民族舞整合重构。演出服也以广西少数民族服装为原型，舞蹈中充满了原汁原味的广西民族元素，展现了西南少数民族风情，使该剧大受好评、风靡海内外。
区域经济水平的发展，也为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不同的成长环境，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文化创意产业与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对文化创意产业的资金方面的扶持力度较大，能够很大程度上解决文化创意产业在资金投入上的难题。从人力资源的方面来看，任何区域的文化创意产业都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作为知识经济的文化创意产业，其高速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意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和文化创意阶层的发展崛起。在文化、创意、科技三者中，创意是核心，文化创意产业是一种依赖个体人脑和人的心智能力的文化创造活动，文化创意人才是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例如清明上河园有限公司是近年来最为知名的文化产业公司，以《清明上河图》为篮本建造的宋文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中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2011年经营收入突破亿元大关，从而成功跻身中国旅游企业亿元俱乐部。该公司打造的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成为展示宋文化魅力的印象画卷和“夜游开封”的重要载体。2011年，《大宋?东京梦华》实现了突破性的增长，游客量和门票收入比2010年增长了35%，这就是典型的品牌文化的经济价值，而创意人才和文化资源的有机结合的正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民族性特点
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有56个主要民族组成，现在国内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状况正是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多民族的存在，就会产生多民族的文化，在这里我们不在拘泥去谈美学界一直讨论的民族与国家的关系，而谈谈有关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有的民族文化，也是区别民族的最根本的标志，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是我国华夏文明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灿烂的文化，其中的精华部分所蕴涵的哲学意识、道德观念和艺术见解，都在培育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方面起着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传统的民族文化及其所包涵的民族精神，尤其是其中所包涵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对于这个民族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进步，都是不能拒斥的。从文化本身来看，人们所主张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保护民族文化的特色，才会使民族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的观点，也同样意味着民族文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国家意义、民族意义。
文化创意产业最根本的因素是人，而人的成长是离不开环境的，各民族的人都有自身民族的个性与共性，而不同民族的人创造出来的理念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也成就了文化创意产业的民族性特点，使我国的民族资源成为创意产业发展的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