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12 08:23:56

当代经济论文

当代经济论文篇1

一、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知识经济的生命和源泉在于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因而经济和科技的竞争,就不仅仅是人才数量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人才素质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不论是培养何种规格的人,都必须把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的地位。为此职业学校要建立和知识经济相适应的发现式、创新式的教育模式。要做到这一点,最关键的在于两个方面摘要:

一是要改变过去职校非凡是中等职校中“应试教育”的倾向。

中职毕业生由于就业困难,升学愿望更加强烈,导致了升学竞争的加剧,“应试教育”的产生,使得作为手段的考试成了不少学生追求的主要目的甚至是唯一的。因此他们的学习经常停留在知识的表层,而对蕴含在知识中的智能价值则不很重视,其素质的提高也就成了空中楼阁。这种情况不改变,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就成了无本之木。职校摒弃“应试教育”的倾向,可从根本上解放学生的思想,活跃学生的思维,有利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这正是激发学生创造力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

二是要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

知识经济需要具有综合能力的通才,只有专业技能是不够的。为此,要改变过去职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知识面过窄、过专、过偏的现象,进一步拓宽专业范围,淡化专业界线。在课程设置中要削技强干,加强综合性强、适应面广、有较强的迁移价值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教育和练习,以此来增强学生对科技发展新趋向的反应能力和创造潜能。

三是要加强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

面对竞争,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永远是胜利者,相反,失败却是常有的,理性地面对失败,经得起失败的考验,应当成为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为此,职校要改变过去对学生重智力培养,轻心理健康教育的现象,要在重视培养学生智力的同时,通过各种方式,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着重培养他们开拓进取、自强自立、艰苦创业的精神,以及对挫折、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

二、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的课程不断更新且呈综合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更新周期缩短,职校要改变过去课程设置上的单一、狭窄现象,加强课程综合化。要根据人才市场的现实需要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潜在要求,科学地确定各类教育的结构和各类课程的比例,力争做到摘要:

(1)既重视课程的应用性,又不否定课程的基础性。在注重应用性的前提下,夯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基本能力,使学生具有较大的自我学习和发展的潜能。

(2)既重视课程的专业性,又不否定其适应性。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生产、管理一线的应用型人才,这就决定了课程及课程体系必须以职业或职业群需要作为重要依据加以框定,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也要在课程设置中注重学生适应性从业能力的培养。这种能力更多地表现为奠定在较高科学文化知识基础上的一种迁移能力。否则,专业太窄,无法使他们的知识、能力、品格得到全面发展,轻易造成他们专业不对口而一时无法向其他领域转换。

(3)文理学科相互渗透。目前,我国职教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文理学科各不相通,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为此,在课程设置上应文理兼容。

(4)增加选修课。非凡是中等职业学校,过去选修课较少,有些学校甚至没有,这显然不符合知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的全面发展。因此,职校应增加选修课,且答应学生跨专业选修课程,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他们对知识技术的自主选择权利,摆脱他们的被动客体地位。这有利于学生全面地熟悉知识,使其素质全面提高。

三、知识经济要求职业教育有高素质的师资队伍

职业教育要求培养有较高综合素质的人才,也就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目前,职教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教师知识结构不合理,实践动手能力弱,这势必影响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为此,职教要大力加强教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1.培养一大批一专多能的师资队伍。

职业学校的教师在以本学科教学为主的前提下,根据学校教学需要及自身条件和喜好,选择一至两门和本学科相近或相关的课程进行系统学习。这有利于更好地协调课程间关系,也有利于教师从专才向通才发展。

2.优化教师的知识结构。

职教师资知识结构中应有三个基本要素摘要:专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基础学科知识和交叉学科知识。这有利于教师自身知识体系的完善,有助于教师以简驭繁、触类旁通,更有效地发挥其“传道、授业、解惑”职能,从而顺应知识经济对职教师资的要求。

3.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

当代经济论文篇2

妥善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必须加快

江西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伴随经济一体化、市场全球化、竞争白热化,当今社会大到国与国之间,小到省与省之间,工业走向、市场营销、要素保障、经济联动均呈现休戚与共、密切相关,同进共退、相互影响。正是因为内部发展对外部环境的敏感度显著增加,国际上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早已把监测预警当成经济调控机制重要的组织部分,比如欧盟国家实行的经济监测预警“记分牌”。为减轻外部因素的波谲云诡、起伏动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总书记在2011年7月20日讲话中指出:要加强经济监测预警,加强宏观经济协调,注意把握好政策的调控力度和节奏。江西经济这些年来开放度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日益走高。2011年,江西外贸出口额突破200亿美元关口,达218.8亿美金,出口总量及增幅均居中部省份前茅。其中工业品出口占90%,出口超亿美元企业达到21家,尤其以铜、光伏、稀土、钨及制品份额居大。可以说,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已成常态的今天,江西工业发展不确定、不稳定、难持续的外部制约因素大幅增加,对我省均衡有效地组织工业生产增加了极大的难度。为此,要做到见识早、反应快、准备足,就必须主动应对,加快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要从大量掌握的定量数据入手,依据外部形势变化,及时到位,抢占先机,方能对下一步全省工业经济走势精准地科学定性、分析研判,为各级政府及工业主管部门适时、适地、适度出台政策措施,制定可行的因应办法,把各种外部不利因素降到最低,为江西工业健康良性发展提供可靠有效的保障。如上海市WTO事务中心纺织品预警监测平台2003年建成后,对美日、欧盟有关数据进行分类处理,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进行连续监测分析。一旦某一时期数据曲线波动异常,专家组针对性发出预警信息,视情况不同对有关企业提出不同处理应对意见。上海此类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借鉴。

保证生产均衡化、发展平稳化和调控管理的科学化,必须加快江西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

因为自身规律和外部因素(如宏观政策、市场波动、要素制约及天气异常、节假日等)刺激影响,工业生产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非稳定性。平衡是相对的、短暂的,不平衡是绝对的、长期的。而过高的波动性所产生的峰谷差,对于工业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冲击。可现实是这种波动有幅度加大、频率缩短之态势,不加以进一步科学防范,极易给工业经济发展酿成较大损失,并进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所以,在工业经济运行过程中能及时对发展变化情况加以预测,提前因应,以便在失衡发生前就能提前预警,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恰当措施予以调节,使工业生产起伏波动能保持在正常合理和可调控的范围,防止过冷、过热所伴生的负作用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科学地建设好工业经济监测预警管理系统,就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多点、精准、快捷和自动化的便利条件,及时发现异动状况信息并逐步摸准,掌握波动规律、周期,为政府部门制定调节方案以平缓过度的经济波动,超前预警,从容应对,提供了操作空间和科学手段。湖南省2008年开始建设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动态监测系统,重点监测14个市(州)、136个县区中的113家各行业龙头企业及30个重点工业园区。受监测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企业产值30%。安徽省2007年便开始建设重点企业生产运行监测预警分析系统,囊括17个市、108个县区的1350家规模以上重点企业,增加值比重达到全省的70%以上。以上两省通过较大数量的重点企业、行业运行数据适时掌控,可以超前准确研判该省工业经济运行态势。江苏省2009年建设的工业经济运行预测管理系统,则重点监测13个省辖市、51个县、530家重点企业和122个重点产品,被监测企业数量虽然只占规模以上企业数的2%,但该省抓点带面,却也一叶知秋。我省工业经济监测管理系统建设就是要学习借鉴毗邻省份及其他先行省市成功经验,针对江西实际,通过“三重”(重点企业、重点产业、重点产品)、“一特”(特色园区)和“一大”(大项目)这些关键点,以点带到面,以线看一片,使我们的调控管理更加科学,预测预警既适时超前,又更具精度和水平。

针对企业多元化,做到调节精细化、服务优质化,就必须加快江西工业经济运行监测预警管理项目建设

当代经济论文篇3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政治经济论文范文二:地方政治经济学研究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1、深化政治、经济、财税和政府体制改革,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关系。改革分税制,回归统一税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逐步推动村、乡、县干部直接选举,变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关系为辖区内的微观主体及其人地方人大和政府间的直接委托关系,置地方政府于上级政府、同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2、硬化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约束环境约束。由各级人大替代中央政府担任地方政府的委托人角色,能够弱化经济指标政绩显示式的激励合同,放大辖区纳税人和公共产品收益人的声音,促进地方政府关注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棘轮效应。明晰公共产权。硬化预算约束。

当代经济论文篇4

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的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基础是人的关系性,其道德诉求是中道原则;它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坚持延伸的利他主义,其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生态经济学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遵循对立统一原则,其终极目标和根本动力是发展的可持续性;其基本规范是节制、适度原则。

关键词:生态经济学;价值;利他主义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4015505

生态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学者博尔丁(K.E.Boulding)创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大体上属于一种规范经济学,主要针对经济学中的机械论传统和实证主义传统。在存在论方面,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根本不同,它实现了从知识论到生存论、从“以客体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从物质形而上学到人的全面发展等多维度的转变。生态经济学与机械论经济观的存在论差异,直接从它们在价值论、伦理学层面的差异中表现出来。本文初步分析了生态经济学的价值蕴涵及其对机械论经济观的超越。

一、事实与价值的具体化:自然观与价值观

以笛卡尔(R.Descartes)的二元论为基础,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休谟(D.Hume)提出了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涉及伦理关系的基础。在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生态经济学中的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关系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相互依存。自然观决定价值观和伦理观。因此两极相通,异化的自然观导致异化的价值观和伦理观。

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上的问题是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的问题是忽视人的终极目的,自然观上的问题与价值观上的问题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具体地说,由于机械论经济观忽视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和保护,在价值观方面则忽视人的终极目的。对此,戴利(H.E.Daly)指出,机械论经济观中“经济学自然与终极的或绝对的东西不沾边”[1]27。因此,“增长经济学既是非常物质化的,也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增长经济学表现的物质性很不够。在忽略终极目的和伦理时,却又表现得非常物质化” [1]28。也就是说,机械论经济观对经济发展的终极手段和终极目的的双重忽视导致了它的双重问题:在自然观方面,它忽视了经济增长的自然前提,忽视了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之承载力的有限性,从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价值观方面,它只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因而是一种物质主义、经济主义。它将人物化为经济人,导致人生存的异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是非常物质化的。这就是机械论经济观的基本问题。

生态经济学在价值观层面对机械论经济观的批判和超越也存在着两个维度,“对增长的批评可以分为以目的为基础的(道德的)和以手段为基础的(生物物理的)两类”[1]29。即超越机械论经济观的路径有两个,一是自然观的变革;二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革。不仅如此,这两个方面的变革还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体之两面。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的异化,在经济学层面必然走向生态经济学,即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有机整体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性和依存性,凸显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在价值观和伦理观方面的异化,必然走向德性的经济发展观,即凸显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人的感性生存,凸显经济学的人文维度、价值维度和伦理维度。因此,生态经济学必定同时又是德性经济学、规范经济学。这一变革透射出事实与价值、自然观与价值观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为此,如果要消除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和价值观上的异化,就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关系在机械论经济观和生态经济学中都是同样适用的:在机械论经济观中,关于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相互割裂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对立斗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同样,在生态经济学中,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自然观与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统一的价值观总是成对出现的。生态经济学的全部问题归根到底就是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这一最终手段更好地为人的终极目的服务。

为此,生态经济学的理想要得到落实,既需要制定一种新的自然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存在论地位,也需要制定一种相应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确立人和自然界正确的价值论地位。可以说,这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克服当代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人的自然观的变革并将其与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协同进行。

二、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延伸的利他主义

生态经济学在自然观上的整体论延伸到价值层面,就形成价值观和伦理观上的整体论。这种整体论在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问题上的具体表现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凸显人类是一个整体的“类意识”,并试图在这种整体意识下协调代内、代际的利益矛盾。于是,生态经济伦理观开展出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成为一种面向未来的、针对他人和可能主体的责任伦理观。

(一)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存在论根基:人的关系性

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观基础是现代有机整体论,它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和自然、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它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主张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同时,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有机统一的。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以人的关系性为其存在论前提。与近代哲学将人视为彼此分离的社会原子这一实体论观念不同,马克思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都主张从关系、主体间性的维度理解人的存在论地位。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是共同存在。人的存在论结构是“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方式就奠基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3]。因此,每个人都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共同存在,这种关系性是人的责任性的存在论前提。关系性意味着每个人在存在论地位上都既是自身也是他人。每个人都不可能以绝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人的存在总是表现为个体性对关系性、公共性的让度,因而每个人都有责任性,必须承担责任。不仅如此,每个人对自己负责就是对他人负责,对他人负责就是对自己负责。萨特指出: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4]。进而言之,人的关系性决定了人的存在是一种相互塑造、相互占有的关系和过程。因此,塑造就是被塑造,占有就是被占有。每个人在塑造自身的同时也塑造他人,在占有他人的同时也被他人所占有。一个人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塑造或占有他人,他也就在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被他人塑造或占有,反之亦然。人的关系性在价值层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依存关系。生态经济伦理观正是对人的利益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正是从这种利益关系中引申出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原则――捍卫自身利益与捍卫他人利益相统一。对此,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基本原则是“利他的利己主义”。也就是说,“利己”与“利他”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利己”包含着“利他”,“利他”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利己”。

(二)生态经济伦理观的道德诉求:中道原则

根据“利他的利己主义”原则,生态经济伦理观实质上就是要在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点,而寻求利益平衡点的基本原则是“中道原则”,它是生态经济伦理观的灵魂与实质。从空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内公平:在共时代的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每个人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他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时间维度看,生态经济学的道德诉求是要实现代际公平:在人类的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寻求平衡,肯定并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从而确保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平衡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的中道原则;是一种肯定并限制自身利益、肯定并限制当代人利益,从而确保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共享平等发展权的“利他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在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延伸的利他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决定了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特征。

首先,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当代经济发展的影响在空间方面扩展到全球规模,在时间方面扩展到人类未来。经济发展不仅涉及自身利益而且涉及他人利益,不仅涉及当代人的利益而且涉及经济发展对后代人利益的影响。因此,当代经济发展就构筑起自身与他人、当代人与后代人、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当代人彼此之间的代内利益矛盾和当代人与后代之间的代际利益矛盾。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因此,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当代人与不在场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它试图在每个人自身与不在场的他人、在当代人与不在场的后代人之间贯彻中道原则,寻求利益平衡点。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当代人在发展经济以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应该破坏代内的他人的利益和代际的后代人的利益,要为他人和后代人的利益负责。生态经济学要求“尽量公平地为我们的后代做事,也就是说,他们对付那种抵押的机会不要预先就被褫夺了”[5]27。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中道原则正确处理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当代人的利益与后代人的利益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代内发展权与代际发展权的关系,实现当代人与他人的和谐、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和谐。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伦理观是一种公平观、和谐观和整体观。在价值观上,它试图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统一起来,坚持“利他的利己主义”,即如同尊重自己的利益和发展权一样尊重他人及后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生态经济伦理观就是这样一种针对不在场者的延伸的利他主义:在时间上延伸到未来,在空间上延伸至他人。显然,这是对机械论经济观中所包含的人类中心主义、利己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超越。

其次,生态经济伦理观是对可能主体的伦理关系。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直接危及经济发展的自然前提。以现代有机整体论自然观为基础,生态经济伦理观主张,自然界整体完善的重要性高于作为自然界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的人的利益。同时,由于非人类存在物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生存,是可能主体和人类的可能利益。因此,对自然界整体的责任,实质上就是当代人对可能主体的伦理责任:对自然界的尊重就是对人类自身利益的尊重;维护自然界的权利就是维护人类自身的权利;与自然界平等就是与人类自身平等;对自然界负责就是对人类自身负责。在此意义上,以自然界为目的就是以人为目的。可见,学术界有的学者将深生态学(Deep Ecology)与浅生态学(Swallow Ecology)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认为深生态学就是主张以自然界本身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而浅生态学才是将人作为环境保护的目的,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

生态经济伦理观不是主张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纯粹的利他主义,而是主张在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的同时,又限制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它是对当代人利益和发展权的肯定、限制与对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统一。当代人之所以有义务限制自身的利益和发展权以维护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不仅因为他人、后代人或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可能被当代人行使权力追求自身利益时所破坏,而且因为“人和人的成就不可以消失”,“我们必须知道,人得存在” [5]29。这里充分展现出生态经济学之“人类意识”和人文取向的特殊内涵。

最后,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基本途径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由于他人、后代人都不在场,自然界也仅仅是可能主体。因此,实现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体只能是当代人。其基本途径只能是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限制与当代人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责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一点上,生态经济伦理观体现了当代人对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的自我限制,它同时也是对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一种延伸的利他主义。限制就意味着肯定:生态经济伦理观是限制利己主义与倡导利他主义、肯定当代人的利益和发展权与肯定不在场者和可能主体的利益和发展权的统一,满足当前利益但不损害未来利益。生态经济伦理观与传统伦理观不同的地方在于传统伦理观是一种彼此具有实体制约关系的伦理,由于这种伦理存在着他人在场的现实约束力,因而伦理责任由伦理关系双方共同完成;而生态经济伦理观倡导的则是他人不在场的伦理:无论后代人还是可能主体都不在场。因此,尽管生态经济伦理观的主要取向是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但实现这一伦理观的关键却在于当代人对自身利益和发展权的自我限制,只有通过这一现实努力才能将生态经济伦理观落到实处。限制当前利益与对后代人和可能主体的利他主义是统一的,但关键在限制这一方面。由于后代人和可能主体都不在场,所以,当代人必须担当起双重角色,完成双重责任:既是自身,追求自身利益,又是他人,限制自身利益,规范自身行为;既是伦理的评价者,又是伦理评价的对象。远距离的伦理必须通过近距离的行动来落实,他人不在场的伦理必须通过在场的人来实现。这就是“利他的利己主义”。

三、人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对立统一原则

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机械论经济观在自然观方面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分离性和对立性,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斗争性,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方面坚持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生态经济学则在自然观上凸显人与自然界、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凸显人和自然界的整体性及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相应地,它在价值观上主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生态经济价值观的主要区别是:其一,人类中心主义主张通过对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否定以实现经济发展,忽视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的依存性。其二,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自我中心论,它仅仅将自然界视为特定的人的工具和手段,忽视他人尤其是后代人的利益;生态经济价值观不是从自我利益出发,而是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因而包含了对他人利益的关切。它试图通过平衡当代人与他人或后代人的利益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终极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也将自然界视为人的工具,但它是将自然界视为全人类的工具。在这种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并不否定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斗争。与此同时,自然界作为全人类的工具也就意味着它对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成为目的,因为任何特定的人都有责任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保护自然。任何特定的人如果将自然界视为目的就有可能捍卫自然界作为全人类工具的意义。在此意义上,生态经济价值观又凸显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和谐、统一,它突出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性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自然界本身,而是为了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于是,生态经济价值观的基本主张是,人与自然界之间只能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关系。

第一,对立统一的“度”:可持续性。对立统一原则是处理一切关系的普遍原则,也是处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人类在近代工业文明中所坚持的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等观念都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人对自然界应该既注重对自然界的能动改造,又必须接受自然界对人的制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有能动性。马克思说:“自然界起初是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对立,人们对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6]另一方面,人对自然界又具有受动性。恩格斯说:“我们必须在每一步都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7]按照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原则。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对立、斗争。这表现在,生态经济学并不否定当代人发展经济的合理性。既然有经济发展,那么,人对自然界就必然有否定、对立和斗争。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界之间又必须和谐、统一。这里必然要提出的问题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性、统一性之合理的“度”或“点”在哪里?从原则上说,这个“度”或“点”就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它是发展生态经济的目的。因此,在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价值关系问题上,生态经济价值观面对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在人与自然界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确立合理的“度”或“点”,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节制、适度。与“认识你自己”一样,“凡事勿过度”也是古希腊德尔斐(Delphi)神庙门楣上的铭言。以中道原则为基础,生态经济价值观和伦理观倡导节制和适度的原则,即无论是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还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都应该是适度的。节制、适度原则是整体论自然观在价值论层面的具体表达: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自然界的顺应;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度上,节制和适度意味着对他人利益和发展权的尊重。因此,节制、适度是实现经济发展之可持续性的根本前提。

机械论经济观忽视生态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制约作用,因而突出人与自然界的对立、斗争。对生态系统制约性的忽视使机械论经济观包含着自然资源无限性的暗示,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实质上是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它认为可以通过经济的无限增长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部问题。因此,机械论经济观主张的是一种过度的经济发展。生态经济学则主张,人与自然、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是统一的有机整体,经济增长应该节制、适度。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代内矛盾与代际矛盾的协调等都必须通过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中道原则来落实。对他人、后代人的伦理责任也必须通过节制、适度的原则来实现。因此,要超越机械论经济观,就必须把以节制、适度为核心的价值观、伦理观建设放在中心地位。“伦理问题是首要的”[1]179。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经济学又应该是一种价值观、伦理观,生态经济学的成熟有赖于一门相应的价值论、伦理学的建立。

参考文献:

[1]赫尔曼・戴利,肯尼斯・汤森.珍惜地球[M].范道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2]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0.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132.

[4]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C]//包利民.西方哲学基础文献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269.

[5]汉斯・约纳斯.技术、医学与伦理学[M].张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6]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C]//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当代经济论文篇5

关键词: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F0―0;F043;F045.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0)02―0159―05

2007年发端于美国目前还在发展的这场百年一遇的世界性金融一经济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再次折戟沉沙。而《资本论》的重新畅销(“欧洲重新出现了马克思热、《资本论》热”,著名经济学家洪远朋再次修订完善的《通俗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由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等单位主办的“海派经济学淮海论坛”,于2009年11月21日在徐州师范大学隆重开幕。来自淮海经济区的20多所大学的近百名学者与会。海派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海派经济学南京研究所所长、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教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理事、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马艳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于金富教授等著名学者莅临论坛并做学术报告。徐州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徐放鸣教授出席论坛并致欢迎词。

现将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综述如下。

一、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与理论贡献

1.对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承与创立历史过程的新概括

程恩富把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和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不良倾向。即新建阶段与“仿苏”倾向、“革命”阶段与极左倾向、改革阶段与“仿美”倾向。于金富则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概括为三个历史阶段,即奠基阶段(1978―1986)、初创阶段(1987―1996)和确立阶段(1997―2000)。

2.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的历史贡献

应该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尤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远非西方经济学可比的历史贡献。当然,这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的精华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应该指出,这一积极作用不包括华尔街版的所谓“中国十大经济学家”所引进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理论,不仅十多年来在很多方面误导了改革,而且现在依然是在改革开放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大障碍。还有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历史贡献功劳的抢夺现象。对此,程恩富指出:“有些‘改革家,只是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同路人’,实质属于资本主义市场取向改革的‘改革家’或‘改向家’(类似匈牙利的经济学家科尔奈、苏联的经济学家波波夫)”;真正对我国改革开放做出理论贡献的,是“一贯比较谦虚,反对市场炒作和学术泡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某市场”、“某股份”之类的学术炒作,程恩富以一丝不苟的科学考证精神(指出何年何月发表于何刊物),实事求是地作了十个方面的甄别:“刘国光是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和市场改革取向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于祖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苏星是社会主义股份制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卫兴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形式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杨圣明是平等与效率有机结合理论和发展战略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张薰华是土地管理体制改革理论和体制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许涤新和刘思华是我国构建生态经济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田雪原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理论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洪远朋是经济利益核心理论和政策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程恩富是大文化经济学理论和文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最早倡导者和创新者”。由此再看某些“主流经济学家”或“媒体经济学家”的“被吹嘘”现象,就引人深思了。

此外,我国学者吴树青、苏星、吴宣恭、林岗、张宇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创新;卫兴华、蒋学模、文魁、胡钧等在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个人消费品分配制度中,突破把按劳分配视为社会主义唯一分配原则,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把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纳入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理论;季崇威、高鸿业、程恩富、王振中、左大培等学者,继承了马克思从生产力角度认识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必然性的经济思想,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层面对对外经济关系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探讨等等,都对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再创新

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原则,程恩富将其“扼要地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并做了精彩阐释,赢得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

程恩富指出:“‘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西学为用”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的借鉴和利用”。“国学为根,就是要在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过程中,重视自古以来经济思想中反映一般经济规律和中国特殊经济国情的精华。”“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经济思想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马学’、‘西学’和‘国学’,这三大知识体系本身都属于思想资料和理论来源的范畴。要真正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还必须结合当代国内外新的经济实践,以‘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世情’的真相是中国经济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正确方向的重要借鉴”。“国情为据”,即“构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最终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的‘综合创新’”,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经济学为根本,以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和合理元素为借用,以古近代的经济思想资料为弄清中国国情特征的历史源头,进行可持续的综合创新和理论超越”,“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而,“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 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这个根本,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

另外,程恩富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还提出了五个注重,即“注重对重大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政策探讨、注重对经济学原理的超越性发展、注重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数学表达和分析、注重用现代政治经济学引领应用经济学创新、注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互动和借鉴”。

上海财经大学马艳教授认为,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后,“、等国家领导人仍在不断地吸取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都进入了一个新层面,从而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

河南大学于金富高度肯定了程恩富提出的学术原则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贡献,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创新”,在“创新的实质”、“基础”、“内容”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内容”的创新上提出了五个创新并概括为“五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阶段论”,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论:“特色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的重大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体制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重大创新――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论:“所有制论”,社会主义分配理论重大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论:“分配论”。

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的再深化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体制改革

徐州师范大学程言君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当前任务、历史本质作了系统研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提出了“三阶段论”和“三形态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有三个历史,阶段,即“雏型初建、定型确立、完善成熟”。与此相应存在三种历史形态,即“雏型、定型、成熟型”。并特别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发展中不变的,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本质。从人的异化复归历史过程视角,审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既不搞单一公有制,又不搞私有化,其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这一历史本质,用产权理论术语表述,即人力产权回归主体并得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雏型初建历史阶段的雏型基本经济制度只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复归的初始起步,定型确立历史阶段的定型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历史趋势的基本确立,完善成熟历史阶段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才是我国人力产权异化的复归加快进入不断充分自主实现的历史时期。三个历史阶段和三种历史形态这种不同,既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历史过程性,又显示了其‘一以贯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

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五个原则。即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原则,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倡导共同富裕、反对两极分化原则,公平与效率并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原则以及利益分享式经济改革与构建和谐社会原则。

对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原则”,程言君首先强调了“当前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构成熟型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充分认识和排解新自由主义思潮和改革倾向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异化,准确把握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之间的关系,把两个‘毫不动摇’‘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其次在人的异化复归的历史高度和经济、社会主人是人的客观本质上,论证了人力产权的微观自然属性和宏观社会属性“两个层面的内涵”。认为“从人的微观自然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自身人力的载体或天然主体,拥有对自身人力相关的一切天然性权利。这些天然性权利,是由人力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从人的宏观社会属性角度看,人力产权指人作为社会的一员,应该拥有的一切社会性权利。这种社会性权利,是由基本生存权、全面发展权、公平共享权、经济(社会)管理权等构成的权利体系”。进而论证了“人的异化的复归,人力产权不断得到充分自主实现,作为人类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历史本质,现已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当前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时期的历史本质”。这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迫切性,对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的一种新阐述。

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王超教授阐释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内在机理。认为二者之间是本质的融合,而不是外在的撮合,更不是水火不容。有力地批驳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这个市场经济应该更多地建立在私人资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更多地建立在国有资本的基础上,过去那种通过国企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必须进行体制转轨”等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容的观点。

徐州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李厚廷教授分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策略选择。认为“策略性问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的重要性正在通过制度实践强烈地表现出来”,“依循人类本性是尊重人类本性和现实规则的统一,可以提高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构建制度分工格局意在形成政府职能在其界域之内的进一步强化及政府和市场分工的优化整合;扩充制度瓶颈可以提高制度体系效能,在操作层面的重点选择是制度末梢;制度系统中责任主体的存在来源于制度的对称性原则;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化可以降低制度的运行成本并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

2.关于“中国模式”

李炳炎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给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创造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国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十个显著特征:(1)改革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完善”。(2)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3)改革的目标是“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就是在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效率上优越性的同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上着力体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从而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并促使这种崭新的产权关系人格化”。(4)改革的对象是旧的经济管理体制,而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即公有制。(5)改革的依靠力 量是“充分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等广大劳动者”。(6)改革的方式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7)改革的宗旨是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使广大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8)改革的路径是“采用渐进式推进的方式来实施”,“充分考虑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中国不可能承受国家和政权崩溃的代价”。(9)改革的效果是“注重社会公平,走向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发展”。(10)改革的前途是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优点。

程言君高度肯定了李炳炎对“中国模式”的理论贡献,认为“中国模式”之所以举世瞩目,最根本的是因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决定的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激发出了人民为自己而劳动的高度积极性创造的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假以“产权改制”的“全面私有化”、“完全市场化”、极端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继承与发展

1.关于劳动价值论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冠军教授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遭到挑战、陷入困境,这是勿庸置疑的社会现实,其原因既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方面的,也有时展方面的”。要克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自身的局限性和补充其内容上的不足,需要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确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走出困境的突破口;二是坚持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原则,以积极的态度紧紧围绕科技时代的现实问题,考察研究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局限性和在内容上的不足之处,找准其“症结”所在;三是明确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新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四是建构起与科技相适应的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五是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于科技时代加以发展,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科技时代所遇到的“难题”做出正面科学的解释,彰显现代科技劳动价值论的解释力和现实意义。

曲阜师范大学冯玲玲博士认为:“要深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必须全面准确把握其基本理论内涵,即‘两大基石’(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与‘一个核心’(价值的创造)。”认为“科学技术、资本、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新时期应适当扩展生产劳动的概念,应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商品价值由劳动创造,劳动创造出的价值应属于劳动者。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李朝林副教授以此为理论基础,研究了国民收入分配与扩大消费需求问题,指出“国家在初次分配领域的宏观调控缺失”以及“再分配机制不健全”等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需求的扩大”。因而,他建议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规范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完善再分配机制来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

曲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刘刚博士通过研究“曼德尔命题”发现,该命题“对于认识劳动价值论和社会分工问题也有明显的学术意义”,而且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工理论和劳动价值论对于产业结构演变等现实问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相应的实证研究和定量分析具有较好的学术前景”。

2.关于“资本”的内涵与形式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徐可博士分析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范畴的理论构造,指出“资本”概念的内涵及形式,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丰富与发展,“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应运而生,并认为“资本化的过程先是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其次是人力资源资本化,然后是社会资源乃至文化资源资本化,由物及人,逐渐把人的能动性、创造性、人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乃至人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统统纳入到与扩大再生产有关的环节当中,不断地赋予资本以鲜活的具体内容,表现为资本扩张与资本概念拓展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

3.关于《资本论》中的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

淮海工学院薛为昶教授从伦理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认为《资本论》“揭示了商品交换中伦理关系与伦理意义”,“鲜明地阐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特殊范畴的伦理意义和伦理界限,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伦理道德的特殊性”。

五、关于金融腐败遏制、金融危机化解与金融生态保护

徐州师范大学杨晓丽副教授研究了金融领域的腐败问题,她认为“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的寻租现象,腐败成本较小,而腐败收益随着权力的增大越来越大,导致我国金融腐败现象日益严峻”。因此,“从腐败收益角度来讲,要尽可能减少金融活动过程中的‘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进行反腐败”,即“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通过堵塞经济体制中的漏洞,铲除滋生腐败现象的温床,不断完善包括透明度建设在内的各项配套制度,避免金融权力主体借不透明的制度保护自身”。

徐州师范大学侯铁建博士认为俄罗斯化解当前金融一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其社会政策。由于中国和俄国发展背景相似,因此,他主张借鉴俄国经验,加大政府对社会事业发展的深度介入,“避免经济运行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减少经济活动对外部经济波动的关联度,保证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徐州师范大学施同兵博士研究了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提出了“金融生态”问题。认为金融生态系统就是“由金融主体系统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基于金融生态视角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审视”,他认为“金融生态主体行为失范、金融生态环境恶化、金融生态失衡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并迅速打破全球金融经济的动态平衡,造成世界经济的衰退”。

六、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科定位的新思路

徐州师范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院长朱舜教授认为,中观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新”,但却没有应有的学科地位。他主张将中观经济理论同基础经济理论、微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理论、国际经济理论共同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重视中观经济理论的研究和发展,给予中观经济理论应有的学科地位。

当代经济论文篇6

体现时代要求,彰显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适应时代变化、反映时代要求,科学地回答了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中国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怎样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最为迫切和重要的历史性课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要求,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念,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共同构成内涵丰富、逻辑严谨、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了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性课题,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境界。比如,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正确地反映了我国国情,深刻地揭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我们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没有商品、没有市场的设想,指出市场经济是方法和手段,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这些重要论断,直面新的历史命题,体现时代要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丰富的当代内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了深刻的当代价值。

坚持开放包容,展现世界眼光

当代经济论文篇7

【论文摘要】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重新认识。海派经济学坚持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和合理的经济思想,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从海派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假设着手,系统分析了海派经济学对马克思劳动价值学说的创新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解释世界,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但是由于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己经有了很大的不同,社会分工也进一步细化,马克思在那个阶段得出的结论在今天就需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无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剖析的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问题,揭示的规律也是深刻,如何使这棵大树更加枝繁叶茂,这是应当也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之所以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是从历史方面还是从现实方面都比西方经济学更适应中国当代国情和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类似于树叶和树干的关系,这也需要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情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来为我所用。但是在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也需要与时俱进,对如何进一步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整个理论框架的核心基础更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在这个时期,海派经济学者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和理论,认为马克思研究应当避免两个教条:一是照搬马克思义理论的教条,只讲坚持,不讲发展;二是照搬西方经济理论,只讲吸收,不讲借鉴。

海派经济学就是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点,广泛吸收古今中外先进与合理的经济思想,借鉴各种社科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努力在超越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构建一种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中揭示当代中外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经济学新范式。海派经济学不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也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海派经济学家的理论己经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从海派经济学论坛第14次研讨会开始,程恩富、张薰华、顾钮民、周肇光、冯金华等代表人物就提出构筑‘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理论’夕平台的思路,其方法论的特点是在继承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借鉴中外现代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其基本理论假设与理论核心是“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新经济人论”“公有制高绩效论”等。他们认为,“新经济学综合”的创建,理应在保持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纵观历史,努力积极吸收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以实现某些理论原创,构筑新的马克思经济学平台。

一、海派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人的假设

西方经济学自英国近代亚当·斯密、西尼尔和约翰.穆勒以来,一直到当代美国哈耶克、弗里德曼和布坎南,只把“自私人”即“经济人’,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始点、基点和定点,并由此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经济进化史。即使现今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传统“经济人”内涵进行修补,把分析范围扩展到非经济领域,增添机会主义行为描述和信息成本约束,或者把含义扩展界定为可用货币衡量的经济利益与不可用货币衡量的精神利益两个层面,也没有根本摆脱作为“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旧“经济人”假设和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经济人是自私的,即追究自身利益是经济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在社会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人都是作为主体出现。西方经济学在开始理论框架架构时,就率先提出对人的定义,认为参与经济活动的人应当是完全理性与自私的,即经济人假设。但在这种经济人假设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后来有的经济学家就在其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等其他假设,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还是以自私人为基础。人尤其是工人阶级在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他们是整个社会历史向前进的主体力量,是马克思强调的主要是团体的力量,即参与经济社会的人是社会人。海派经济学家对于人的假设则更加符合实际,它并不是揉合了两种学说的观点,而是根据实际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海派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程恩福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应当具备以下三个条件:首先,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其次,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再次,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可见,其方法论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当然,海派经济学现在仍需要进行包摺‘新经济人假设’在内的多种合理假设的进一步创新和探究。

二、科学认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切入口,自从马克思经济学诞生一百多年来,价值的决定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焦点,这一问题的不同认定决定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一个理论的前提如果是伪命题,建立在其上的理论构架就必定是错误,马克思坚持的是活劳动对价值的唯一决定,西方学者包括我国的很多学者则认为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西方经济学中的四位一体公式也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建立。虽然说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是科学,但马克思的分析也有其时代局限性,他所在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社会分工也远没有今天细致,也因此,马克思的活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定义上就有了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基于此,海派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程恩富教授首次提出“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的新观点,认为凡是直接生产物质商品和文化商品(精神商品),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具体表现在:

一是,生产有形和无形物质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如为市场提供物质商品的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仓储业、物质技术业,以及流通业等领域中的相关劳动。

二是,生产有形和无形文化、精神商品的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如为市场提供文化(精神)商品的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化艺术、文化技术、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展览馆、园林和旅游等相关劳动,另外包括讲课、表演、解说和导游等无形商品或服务劳动。

三是,生产劳动力商品的劳动,都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

有关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的部门有:美发美容、医疗卫生、体育运动、教育和沐浴等。当然这个新观点是在继承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领域活劳动创造价值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的,澄清了除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和科学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是否自行创造价值的模糊认识,是在社会主义新形势下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也是对我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新贡献。

对于程恩福教授的观点我是基本同意,还应补充一点,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如色情活动、活动也对活劳动的恢复有一定作用,但其并不能称为劳动,至少在现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下,其活动并不创造价值。再有,生产违法商品的活动也不可以作为价值创造劳动,因他是违背社会道德的。还有一项活动是否归纳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中还值得研究,就是证券业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虚拟经济活动中。对于这一类活动,根据马克思对劳动的定义是不能称为劳动的,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就没有办法将其纳入其中,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股市是一个融资市场,没有股民的活动也就没有股市,没有股市企业的资本筹集将会耗费更大的成本,因此,炒股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节省了活劳动,节省的活劳动也就是其付出的活劳动,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应称为劳动,不仅是一种投机活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张薰华教授认为劳动除了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非常产劳动,还应包括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股市对生产的重要作用我们无庸赘述,是显而易见的,把炒股活动称为劳动也就有了一定的科学根据。

三、海派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海派”极为重视经济学重建中的方法论创新。他们认为,马克思虽然精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这些经济学方法在当时也曾被视为学术的前沿和最新的工具,但在最后构建《资本论》3卷本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时,他并没有采用当时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方法,主要是因为,马克思要实现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充分革命和全新超越,决不能囿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套新方法。事实上,马克思在重视以往经济学方法论的同时,重点批判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采用了原创的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改造政治经济学的旧程式。

“海派”理论认为,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必须学习马克思的这一独创精神,要突破中外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某些方法局限,在重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广泛借鉴和采用相关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可用知识,努力做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程恩富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还应当借鉴其他所有学科的先进部分如哲学、伦理学等。“海派”对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视,实际上反映了当今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综合的趋势,在这种综合中,又强调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地位。

当代经济论文篇8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之后,引起了学论文联盟界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与主流经济学的反思。这种反思,逐渐涉及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之理论研究的立场、方法论和良知问题。这的确是一个需要人们重视的问题。

一、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学道路及其启示

改革开放30年来,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结构、人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种变化中,经济结构与经济关系的变化是最根本最深刻的。这种变化既使我们看到了巨大成就,也使我国经济社会付出了代价,这种情境与马克思当年所面临的情境相类似。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回溯马克思及其所开辟的经济学道路。

马克思为了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青年时期便开始了经济学探索。他指出,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又指出:“像经济学这样一门科学的发展,是同社会的现实运动联系在一起的”[1]242,所以“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1]249马克思在展开自己的经济学探讨时,首先对他当时面临的国民经济学进行清理与反思。通过反思,马克思认识到:国民经济学之最大局限,就是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只考察经济事实的经济学意义,而忽视其“人”的意义;它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待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对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本取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它是一种冷冰冰的“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学。与此不同,马克思站在革命人道主义立场上,对这种国民经济学进行了富有革命激情的批判。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实现了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他既用哲学的头脑和方法思考经济问题,同时又把“人本”理念引入经济学,以此揭示经济事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人的意义,确立经济学研究的“人本”维度与人文关怀,并试图建立一种人本主义经济学。由此,马克思开辟出了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相统一、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和谐的关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经济学道路。这条道路力图以对工人阶级的现实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关怀为己任,以工人阶级解放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来重新安排周围世界,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真正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以牺牲工人阶级为代价的不和谐状态。

与国民经济学不同,马克思对待经济事实、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既主张按照经济自身运行的客观规律来理解,又表现出对经济事实、经济现象、经济问题和经济活动的“人本”关怀,强调要从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考察问题。这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论著中。在这部手稿及其它论著中,他对劳动、资本、货币、商品、所有制和分工等问题的考察,就是既着眼于事实分析,更着重于“人本”关怀: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劳动创造价值,把劳动仅仅看作工人谋生的手段,而马克思还看到了外在的、强迫的、否定性的异化劳动给工人带来的贫困、畸形和人的贬值;国民经济学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只看到资本的增值与赢利,而马克思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坚持历史与价值的统一,还看到了资本对工人的排斥;国民经济学只看到货币带给人以自由、力量和享受,而马克思还看到了货币对人的统治;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工人是商品,不把工人作为人来来考察,而马克思却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把工人降低为最贱的、最不幸的商品;国民经济学只知道人需要并占有私有财产,而马克思还看到了它对工人的非人性占有;国民经济学只看到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而马克思还看到它的片面性和奴役性及其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阻碍。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愤然揭露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默认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的分离。总之,从物质财富增长的角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推进了社会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从人的发展的角度,马克思则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牺牲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代价,物的世界的增值以人的世界的贬值为代价。马克思站在革命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认为这样的社会必然产生非人性的后果,所以,马克思试图改变这一社会的非人性现状,使现存世界人性化。

马克思开辟的经济学道路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这就是:马克思当年所分析批判的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正是我们今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我们今天面临与思考的经济问题,与马克思所关注与研究的经济问题具有大致类似的背景和内容,基本上都是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劳动与资本、物与人、发展与代价、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等问题,马克思思考的问题及其研究方法表明他仍然是我们“同时代的人”;经济学家应具有哲学头脑,就是在思考与分析经济问题时,要善于上升到哲学层面;在考察经济事实与经济现象时,要坚持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的统一,自觉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如果中国经济学在中国改革开放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要对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问题进行负责任的分析与正确引导,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那么,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就必须注入人文关怀,必须维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不能只见物不见人,更不能使经济学成为冷落劳动者、冷落产业工人、冷落穷人的冷冰冰的经济学。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及局限

历史来看,公正地讲,首先应当肯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家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抹杀这种贡献是不尊重历史与事实的表现。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它使中国人理性地认识了市场经济,认识了资本。过去,我们把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谈资色变”。在中国经济学界的论证、启蒙和倡导下,中国人逐渐认识了市场经济与资本的积极意义,也开始注重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注重资本投资、资本运作、资本经营。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与资本运作不仅焕发了民众的潜能,为中国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活力,而且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物质财富的增长,甚至还引起了中国人的生存方式的可喜变化。或者说,它不但使中国崛起了,而且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风貌。

然而,从哲学的人本理念和人文精神层面来看,理性地说,当代中国的某种经济学也有反省的必要,其历史局限也是存在的。主要表现在:有的经济学家只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本理念与人文关怀,具有物化倾向,表现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缺乏哲学头脑,分析经济现象缺乏人的尺度,考察经济事实缺乏人文关怀,分配经济利益缺乏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有的经济学家是理性“经济人”,具有功利主义倾向,要么追逐眼前经济效益,对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关注不够,要么与某些利益集团联合,成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进而追逐个人利益,对公众利益关注不够;有的经济学家重功能却不辨方向,具有实用主义倾向,为了物牺牲人,为了资本牺牲劳动者,为了当下牺牲未来;有的经济学家缺乏独立、公正和承担社会责任的品格,具有依附倾向,要么依附权位,惟官是图,要么依附金钱,迷信资本万能,要么依附西方经济学,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来解读中国现实;有的经济学家亲近富人疏远穷人,具有攀富倾向,就是多为少数富人说话,少为多数穷人说话,多与企业主联合,不大深入去了解农民、工人的生存境遇、生存命运和生存世界;有的经济学家片面看问题,具有片面化倾向,表现在重市场经济轻社会主义因素,重资本轻劳动,重物轻人,重富人轻穷人;有的经济学家满足于经验事实,不注重对经验事实作形而上的理性分析,具有经验主义倾向,要么多关注中国经济的表层现象,不大深入研究中国经济运行的本质与规律,要么多满足于眼前经验层面的问题,对经济问题缺乏深层的哲学思考与战略性思考,在一些事关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前瞻性和前沿性问题上少有原创性的理论建树。这样的经济学基本上属于经验经济学,而非理论经济学。当然,探讨经济问题需要从经验事实出发,但决不能拘泥于经验事实,必须由此进一步提升到理论思维的高度。恩格斯曾指出:“自然科学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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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中国发展需要哲学家的声音

从1980年到1984年,随着我国学术界人性论文联盟、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讨论,哲学家走到了我国社会的前台。从1985年到1988年,哲学界集中讨论了人的现代化、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在引领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方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解放思想、观念更新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其研究进程始终紧随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并反作用于社会实践,其研究重心是人的问题及与人相关的问题。概括地讲,我国人的问题研究大体沿着两条路径“上下求索”:一是走出书斋,眼睛向“下”,关注现实人的生活世界,以现实问题的哲学研究带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二是走入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进程,脑袋向“上”,通过对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关系的探索,对国家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持。“实际上,这一时期,许多事关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与事关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首先是由哲学家们提出的。”[3]

然而,从1989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尽管我国的哲学研究、尤其是某些哲学领域的研究(如发展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和人学等研究)依然对现代化建设发挥着积极影响,但从总体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面前,我们的哲学基本上处于“不在场”甚至“失语”状态。一些哲学家热衷于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中,热衷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应该说,这些研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有分量的突破性成果,其学术贡献功不可没。但在关注与研究时代、实践和现实问题上,其声音却显得微弱,甚至有些哲学研究远离马克思开辟的哲学要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的道路。这样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被时代、实践和现实“边缘化”了。这样说可能言过其实,但在重大现实问题面前更多显示出的是经济学家的声音,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走到了实践与现实的前台。哲学的“边缘化”,既与一些哲学家在当今我国现实与实践的重大问题面前的“不在场”有关,也与一些经济学家的“话语”有关。

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出场”,为当代中国发展做出了喜人的成就。然而,有些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学家的独立人格与人本理念、公正理念出现缺失,也使我国改革与发展付出一定代价。面对改革与发展中的代价,为追求可持续发展,中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显然,这些都是在哲学层面上提出的哲学理念。所以中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当代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中央对哲学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意味着:要把当代中国发展与决策问题提到哲学层面加以考虑,哲学与哲学家要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科学理念来引导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实践的健康发展,在当代中国发展的重大实践与现实问题面前,在重大决策面前,应有哲学的积极参与,应听到哲学家的声音。一句话,在当代中国发展过程中,哲学家应抓住当代中国发展实践所提供的机遇大有作为,并发挥思想传递时代、思想引领实践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与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格有关”。[4]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它既要求按照世界(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事物)的本质与规律,同时更注重对世界(事物)对人的意义作价值评价,即注重人文精神与人文关怀,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注重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并实际改变世界(事物)的现状。这样的哲学不是冷冰冰的,而是理解人、关心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既全面又辩证,也深刻地考察与看待世界(事物)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它在本质上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头脑”,并反映与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理性批判,它要求把一切事物与对象都要拿到理性的面前来做“无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透过不断重复的事物把握规律,透过眼前把握长远,透过表层的经验把握深层的理念,因而它是一种注重理性、基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提供理念的,它在功能上要为时代、实践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合理的核心理念,以引导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这样的哲学,有利于全面、辩证和深入地看待我们面临的问题,有利于从深层本质与规律上分析与理解当代中国发展,有利于从人本层次上看待与评价当代中国的发展,有利于从战略上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趋势。显然,这样的哲学有助于克服当代中国经济学的某种局限,这样的哲学应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那么,在影响与引导当代中国发展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如何发挥作用呢?

第一,要从理性的高度考察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反思过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方位”作出科学判断,对时代精神作出“哲学阐明”,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澄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与价值取向,合理选择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分析中国未来发展走向。

第二,哲学家既要沉思于书斋,又要走出书斋。这就是既要亲近时代,传递时代精神,又要以哲学的方式通过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深层研究,为大众提供公共的精神产品,向民众发出负责任的声音,为当代中国发展提供核心理念;既要用哲学头脑来全面、辩证和深入地观察与思考当代中国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把当代中国人的矛盾性生存与发展问题当作研究的主题,又要在分析研究与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理论引领的作用,为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意见。

第三,哲学要与经济学联盟。即把以人为本的理念引入经济学,用哲学理念思考问题,对经济问题注入人文关怀,从经济学中汲取合理的营养。时下,迫切需要改变经济学与哲学彼此疏远的状况,并在共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问题上实现哲学家与经济学家联姻。这个时代比任何时代都急需一批既懂经济学又通哲学的人才。

第四,哲学家要具有独立、批判、公正和科学的素质与品格。哲学研究不能人云亦云,哲学家要用自己的头脑思维;哲学要对当代中国发展作出符合时代水平的自我阐明;哲学家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公众利益说话;哲学要以科学的态度来面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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