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故事范文
时间：2023-11-26 06:25:53
孝道故事篇1
关键词：孝;二十四孝;对话
中图分类号：G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126-02
孝道是古代封建帝王社会宗法礼仪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宣传孝道，用训童蒙。运用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这《二十四孝》的故事进行分析，依然能发现孝仍然值得当代人去学习、继承和发扬。《二十四孝》故事中虽不乏过时的、落后的乃至不合情理的东西，但作为孝亲的精神还是可借鉴的。
一、巴赫金对话理论概述
巴赫金是20世纪的俄国思想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对话理论是他在20世纪30～60年代提出的一种文艺理论，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内容，他认为，人类情感的表达、理性的思考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为基础。“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1]。在巴赫金看来，凡是能够表现一定含义的事物，只要是以某种符号材料表现出来的，相互间就会有对话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所有的行为――包括外在的行为和内在心理活动都具有对话的特性，巴赫金称之为对话性。
（一）微型对话与大型对话
巴赫金将语言的对话性思想应用到具体文本分析中，把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独白叙述中的双声现象，一是文本结构中的复调现象，双声与复调又与微型对话和大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的对话理论可以分为微型对话和大型对话两个部分。在他看来，“对话关系不是存在于具体对话的对语之间，而是存在于各种声音之间、完整的形象之间、小说的完整层面之间（大型对话），而同时在每一句话、每一个手语、每一次感受中，都有对话的回响（微型对话）”[2]，在这里，“大型对话” 指作品中作者和主人公、主人公和主人公之间平等的思想和意识的对话，也就是小说的各部分之间、作品人物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对话”与“潜对话”的关系;微型对话指主人公自身内心的对话，其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双声语”。“双声语”表面看是自言自语，实际上随时都在与某一声音或是某种观点和立场交锋。但双声语不是对话，它只具有对话性，因为另一种声音潜在地隐含于独白的话语之中[3]。
（二）对话理论的特性
主要有这几方面的特性，一是平等性，对话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也即文本中主人公之间、主人公与作者之间是平等的对话关系，他们都有着自己的言说权。二是自主性，故事中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也就是说故事中的人物具有生命力，有自己的思想、观念，没有人物的“对话性”自主意识，也就不可能有人物心灵的“微型对话”，更不可能产生人物之间、作者与人物之间的“大型对话”[4]。三是未完成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也就是说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区域的。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对话性的，生活的海洋又是无限的，所以“只要人活着，他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他还没有完成，还没说出自己最终的见解。”[2]
二、二十四孝故事的对话性分析
在二十四孝故事中，有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孝子的故事，也有发生在不同等级的人物身上的孝的故事，因此在这些不同时代、不同人物的孝的故事之间也就存在着对话关系。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平等性、自主性及未完成性，接下来将从这三方面对二十四孝故事进行分析。
（一）孝的等级――对话的平等性
1.平等性
二十四孝故事所选孝子具有广泛代表性，暗含各方面孝行，为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树立了孝行榜样。二十四孝人物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尊亲，从思想情感上尊重父母，对父母有深厚的感恩情愫。供养父母包括基本生活物资的供给，和精神的愉悦。“孝感动天”一则故事中，舜在做王之前屡遭亲人陷害，然而舜不但不嫉恨他们，在成王之后对其父亲仍然恭敬有加，对弟弟依然友善;又如在“亲尝汤药”故事中，位居帝位的汉文帝刘恒在其母亲卧病之时经常衣不解带地侍奉其母亲，为母亲亲尝汤药[5]。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们对孝的理解达成一致，即孝为尊亲，从思想情感上尊重父母，对父母怀有感恩之情，摒弃自身位高权重的身份条件，视自己为普通民众，极力侍奉父母。从这一层面来说，主人公们之间就实现了对话的平等性。二十四孝故事中“百里负米”、“ 涌泉跃鲤”、“ 戏彩娱亲”等体现供养父母的孝行的故事主人公虽生于不同时代，却在意识上对孝的理解达成一致即孝为好好供养父母，在对父母物质供养的同时也要有恭敬的心态，在这一层面故事主人公之间也实现了对话的平等性。
2.不平等性
孝道中“君臣”“父子”关系以及“礼制”中的等级观念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即子孙晚辈是家长的私有财产，只有绝对的义务，父母先辈拥有绝对的权利。这种不平等在二十四孝故事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孝子们必须对父母绝对尽孝，因此这些主人公与他们父母处在不平等的地位，也即他们之间的这种对话关系也是不平等的。
二十四孝故事中虽有不少真实可信可供模仿的榜样孝子，但是却也存在一些缺乏事实依据的故事。如舜“孝感动天”中，舜因其孝行感动天帝，在历山耕种时，大象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卖身葬父”的董永因其孝行感动上天，得到天帝之女的救助，将债务还清返回家中。这些故事中所发生的事情不免过于神化了这些主人公的孝行，这与其他真实发生的孝子的故事相比而言是不对等的，因而使得后人在阅读这些故事的时候站在不平等的立场。
（二）不一样的孝――对话的自主性
1.自主性
对话的自主性指故事中每个人物都具有独立的自主意识，也就是说故事中的人物具有生命力，有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对孝的理解，不仅要遵循传统，同时也应该有自己的理解。如“戏彩娱亲”，主人公老莱子孝顺父母，尽拣美味供奉双亲，70岁尚不言老，常穿着五色彩服，手持拨浪鼓如孩子般戏耍，以博父母开怀。一次为双亲送水，进屋时跌了一跤，怕父母伤心，遂躺地上学孩童哭，二老大笑。老莱子的孝心不仅体现在用美味供养双亲，更重要的是他是二十四孝人物中唯一一位考虑到父母精神状态，希望父母经常保持愉悦的心情的人。主人公在与孝的对话基础上注入自己全新的理解，即孝不仅仅是尊敬、供养父母，还要让父母保持身心的愉悦，这也是重要的孝行之一，但也是容易被忽视的孝行之一。在此基础上，老莱子实现了与孝的对话的自主性。
2.不自主性
孝观念初步形成于西周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孝扩大为社会道德规范。至汉朝，孝更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基本思想。封建社会对孝的推崇使得民众的孝行也变得封建化，因而也就出现了二十四孝中“埋儿奉母”的愚孝行为。在“埋儿奉母”中，郭巨在其父亲死后自己独自供养老母亲，极为孝顺。后其家境逐渐贫穷，幸得一子，郭巨担心养此孩子会影响供养母亲，便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却不能复生，不如埋掉儿子节省粮食以供养母亲。这则故事中，郭巨深受当时社会重视孝道的影响，一味地遵循孝的本义侍奉父母，却不知使家族血脉得以延续同样也是孝，以至于出现这种愚孝的行为。从此意义来说，郭巨不具备与孝之间对话的自主性。在二十四孝故事中这种主人公的不自主性导致的愚孝行为还有“卧冰求鲤”“恣蚊饱血”等等。
（三）孝的现代意义――对话的未完成性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对话的不可完成性，对话永远是指向未来的，是指向尚待完成的区域的。未完成是人和世界的一种积极状态，意味着变化与新生和发展的可能性。对话的目的在于寻求新的可能性，并发掘新的选择，亦即对话是要唤起人们的洞悉能力，重新回忆自己的认知。
孝的发展以“亲亲”为起源，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范畴，而血缘关系是孝的基本前提。千百年来人类围绕孝的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由孝引申出来的忠和为保证忠的落实而极端化的服从关系的合理性，而对于孝本身所阐述的“养亲、敬亲”及其由此形成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基本内涵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太大争议。如今大多数人依然认为孝就是以“养亲、敬亲”的方式回报父母，“养亲、敬亲”观念是出于对父母的生养之情的回报，其精神实质就是一种感恩，是以双方之间的恩情为基础的感恩。
孝作为道德规范，不仅仅适用于一个时代，在与历史对话的过程中，孝历经千百年的积淀在现代社会仍然可以成为德性伦理的高尚人格的重要精神源头，新世纪赋予孝现代伦理精神，即当代人应学会感恩。因为孝是人类固有的自然禀赋，同时也是命之所由系，身之所由出，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是人类的天性。
三、结语
传统二十四孝故事产生于封建社会，不免有一些消极、落后成分，但是从总体上说二十四孝故事所阐述的是积极的孝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弘扬的。二十四孝故事都彰显了孝行精神，故事中的主人公的孝行不是为了标榜也不是另有所图，他们都是出于对父母的诚挚的爱，都是二十四孝孝行精神的体现。另外二十四孝故事中的孝子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不仅皇帝可以找到学习的榜样，士大夫可以找到效仿的表率，平民百姓的榜样更是比比皆是，甚至儿童、妇女也都有可以学习的楷模。
孝在古代社会里对保持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塑造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进入了21世纪的中华民族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通过上述分析重新审视二十四孝的价值，升华其积极作用，对当代儿童人性的培养和自身修养的提高以及创造家庭和谐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巴赫金.文本・对话与人文[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40.
[2]巴赫金.诗学与访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祁晓冰.作为叙事学的对话――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3）.
[4]王铭玉.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J].外语学刊， 2010（6）.
[5]高飞.二十四孝教化研究[D].临汾：山西师范大学，2009.
收稿日期：2014-09-05
孝道故事篇2
1、主要故事内容：总共24个故事组成，分别为：忠孝双全、望云思亲、上书救父、彩衣养亲、哭竹生笋、打虎救父、鹿乳奉亲、笼负母归、弃官奉亲、芦衣顺母、卖身葬父、亲尝汤药、卧冰求鲤、闻雷泣墓、百里负米、挨杖伤老、跪父留母、孝感继母、劝姑孝祖、孝感动天、兄弟争孝、啮指痛心、老莱娱亲、郭巨埋儿。
2、《二十四孝图》是一本讲中国古代二十四个孝子故事的书，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封建的孝道。鲁迅从自己小时候阅读《二十四孝图》的感受入手，重点写了“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个故事，写出自己在阅读这两个故事时所表现出的强烈反感，揭露封建孝道的虚伪和残酷。
（来源：文章屋网 ）
孝道故事篇3
1、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节义”实在是自相抵触的，蔡伯喈行孝的逆境正申明封建社会的所谓“孝”现实上是皇权绝对放置下“忠”的附属品，从而揭露了作者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抵触。
2、这个宣传忠孝节义的故事，为游人平增了一段体味中国封建传统的趣话。
3、中华传统美德集中表此刻伦理道德上的“忠孝节义”和人格理想上的“刚健有为”。
4、“兄妹沾襟”几个朱红大字，流传很广的“忠孝节义二度梅”的故事就产生在这里。
5、我们看到，因果报应思想、封建的忠孝节义、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观点，熔解在戏曲形象中，耳濡目染地对人们产生影响。
6、非论是岳飞也罢，其他的人也罢，他们的步履事实下场不能根柢转变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蓝本的阶级素质。
7、将积善成德、忠孝节义等道德观点作为其家族文化的焦点。
8、外面的胡琴持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
9、那些布满了忠孝节义、离合悲欢的故事曾困惑了他。
10、在好汉儿女小说发天成长的过程中，其鉴戒才子才子小说颇多，()笔者从恋爱婚姻观、对忠孝节义的提倡、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才”的熟谙等方面，来参议才子才子小说对好汉儿女小说组成和成长产生的重大影响。
11、本章参议了元朝文人忠孝节义观新的时代特点。
12、即对于忠孝节义的熟谙和守卫，也事实下场让人看到了尊重历史的观点，并触摸到复杂历史背地的真实的人性，透射出厚重的质感。
14、岳飞幼时，家中景象亦欠安，怙恃亲在全力连结家计之馀，仍很是正视孩子的教化，不单教岳飞念书识字，也常说些忠孝节义的故事给他听，但愿他从中能有所体味，未来也做个忠孝兼顾的人。
15、民知有忠孝节义，不知妄作邪为。
16、面临这类纲纪不振，风气颓弊的社会现实，王应麟感触解救的根柢对策就是导之以三纲五常，倡之以忠孝节义，以儒家的忠孝节义观点为君臣指明标的方针，明是非，别善恶。
17、关公为甚么在中国老苍生中有那么大的名誉，由于关公是中国人忠孝节义的范例。
18、总结为三个原点，分袂为“宣传忠孝节义”“默示赫然的民族意识”“通达矫捷的人性观点”。
19、而大大都人，祖国旧君之思仍缭绕脑际，忠孝节义如如坐针毡，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弭。
20、师本文从函？禅师的悟道分缘及其阐教并重的宗趣观入手，申明他之所以能在明末清初之际摄受数千僧俗，乃是因其存在深彻的悟境和完竣的见识，非人们所谓“以忠孝节义垂示及门”所能规模。
21、儒学在辽境内的流传加倍扩大和深化，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等汉族封建传统道德观点，也慢慢为契丹人所认同，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标准。
22、大团圆的终局，忠孝节义的观点，怪力乱神以及迷信的故事，都是农人兴味稠密的题材。
23、中国人的“忠孝节义”是不讲事理的，就象法令那样不讲人情，是一个僵硬的衡量标准。
孝道故事篇4
1、可见，封建统治阶级标榜的“忠孝节义”实在是自相抵触的，蔡伯喈行孝的逆境正申明封建社会的所谓“孝”现实上是皇权绝对放置下“忠”的附属品，从而揭露了作者文化心理结构与现实的抵触。
2、这个宣传忠孝节义的故事，为游人平增了一段体味中国封建传统的趣话。
3、中华传统美德集中表此刻伦理道德上的“忠孝节义”和人格理想上的“刚健有为”。
4、“兄妹沾襟”几个朱红大字，流传很广的“忠孝节义二度梅”的故事就产生在这里。
5、我们看到，因果报应思想、封建的忠孝节义、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伦理道德观点，熔解在戏曲形象中，耳濡目染地对人们产生影响。
6、非论是岳飞也罢，其他的人也罢，他们的步履事实下场不能根柢转变忠孝节义这些封建道德蓝本的阶级素质。
7、将积善成德、忠孝节义等道德观点作为其家族文化的焦点。
8、外面的胡琴持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
9、那些布满了忠孝节义、离合悲欢的故事曾困惑了他。
10、在好汉儿女小说发天成长的过程中，其鉴戒才子才子小说颇多，()笔者从恋爱婚姻观、对忠孝节义的提倡、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对“才”的熟谙等方面，来参议才子才子小说对好汉儿女小说组成和成长产生的重大影响。
11、本章参议了元朝文人忠孝节义观新的时代特点。
12、即对于忠孝节义的熟谙和守卫，也事实下场让人看到了尊重历史的观点，并触摸到复杂历史背地的真实的人性，透射出厚重的质感。
14、岳飞幼时，家中景象亦欠安，怙恃亲在全力连结家计之馀，仍很是正视孩子的教化，不单教岳飞念书识字，也常说些忠孝节义的故事给他听，但愿他从中能有所体味，未来也做个忠孝兼顾的人。
15、民知有忠孝节义，不知妄作邪为。
16、面临这类纲纪不振，风气颓弊的社会现实，王应麟感触解救的根柢对策就是导之以三纲五常，倡之以忠孝节义，以儒家的忠孝节义观点为君臣指明标的方针，明是非，别善恶。
17、关公为甚么在中国老苍生中有那么大的名誉，由于关公是中国人忠孝节义的范例。
18、总结为三个原点，分袂为“宣传忠孝节义”“默示赫然的民族意识”“通达矫捷的人性观点”。
19、而大大都人，祖国旧君之思仍缭绕脑际，忠孝节义如如坐针毡，礼义廉耻似骨鲠喉，民族意识难以消弭。
20、师本文从函？禅师的悟道分缘及其阐教并重的宗趣观入手，申明他之所以能在明末清初之际摄受数千僧俗，乃是因其存在深彻的悟境和完竣的见识，非人们所谓“以忠孝节义垂示及门”所能规模。
21、儒学在辽境内的流传加倍扩大和深化，其所提倡的忠孝节义等汉族封建传统道德观点，也慢慢为契丹人所认同，成为全社会的道德标准。
22、大团圆的终局，忠孝节义的观点，怪力乱神以及迷信的故事，都是农人兴味稠密的题材。
23、中国人的“忠孝节义”是不讲事理的，就象法令那样不讲人情，是一个僵硬的衡量标准。
孝道故事篇5
近日，由全国妇联老龄工作协调办、全国老龄办、全国心系系列活动组委会共同的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的出炉，无疑又将这个老话题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古时“孝道”的典范。莫过于“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全名《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是元代郭居敬编录。一说是其弟郭守正，第三种说法是郭居业撰。是历代二十四个孝子从不同角度、不同环境、不同遭遇行孝的故事集。由于后来的印本大都配以图画，故又称《二十四孝图》。为中国古代宣扬儒家思想及孝道的通俗读物。《二十四孝》的故事大都取材于西汉经学家刘向编辑的《孝子传》，也有一些故事取材《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书籍。这二十四个古人以孝行而感天动地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二十四孝包括下面二十四个故事，不同说法通常仅仅是不同顺序的排列：
孝感动天、戏彩娱亲、鹿乳奉亲、百里负米、啮指痛心、芦衣顺母、亲尝汤药、拾葚异器、埋儿奉母、卖身葬父、刻木事亲、涌泉跃鲤、怀橘遗亲、扇枕温衾、行佣供母、闻雷泣墓、哭竹生笋、卧冰求鲤、扼虎救父、恣蚊饱血、尝粪忧心、乳姑不怠、涤亲溺器、弃官寻母
也许你已经对这二十四个小故事很熟悉，也许你对它们很陌生，那么这期我们从里面选出了三个小故事，和大家一起来体会一下新老二十四孝的异同。
亲尝汤药
西汉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天下。
仁孝临天下，巍巍冠百王。
莫庭事贤母，汤药必亲尝。
【译】汉文帝刘恒，汉高祖第三子，为薄太后所生。高后八年（前180）即帝位。他以仁孝之名，闻于天下，侍奉母亲从不懈怠。母亲卧病三年，他常常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母亲所服的汤药，他亲口尝过后才放心让母亲服用。他在位24年，重德治，兴礼仪，注意发展农业，使西汉社会稳定，人丁兴旺，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与汉景帝的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
为母埋儿
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儿可再有，母不可复得。”妻不敢违。巨遂掘坑三尺余，忽见黄金一釜，上云：“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郭巨思供给，埋儿愿母存。
黄金天所赐，光彩照寒门。
【译】郭巨，晋代隆虑（今河南林县）人，一说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原本家道殷实。父亲死后，他把家产分作两份，给了两个弟弟，自己独取母亲供养，对母极孝。后家境逐渐贫困，妻子生一男孩，郭巨担心，养这个孩子，必然影响供养母亲，遂和妻子商议：“儿子可以再有，母亲死了不能复活，不如埋掉儿子，节省些粮食供养母亲。”当他们挖坑时，在地下二尺处忽见一坛黄金，上书“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涌泉跃鲤
汉姜诗，事母至孝；妻庞氏，奉姑尤谨。母性好饮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出汲以奉之：又嗜鱼脍[kuai】，夫妇常作；又不能独食，召邻母共食。舍侧忽有涌泉，味如江水，日跃双鲤，取以供。
舍侧甘泉出，一朝双鲤鱼。
子能事其母，妇更孝于姑。
【译】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吸取精华，摈弃糟粕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二十四孝》是古代宣传孝道的经典故事，对历史上传承下来的《二十四孝》，我们必须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辩证地历史地分析。读了这些故事之后，我们不难体会这其中确实有值得继承和弘扬的内容，但也有糟粕，要予以批判地继承，吸取精华，摈弃糟粕，剔除《二十四孝》中封建性的污垢，发扬中华民族淳朴美好的敬老养老的思想感情和传统美德，古为今用，使之符合现今的道德规范――尊老、敬老、爱老，这才是我们今天正确认识、学习《二十四孝》的真正目的。
《二十四孝》中值得继承和弘扬的是――对父母的敬爱和关心、发自内心地侍奉父母的精神。在《二十四孝》中，几乎都具有这种精神，这种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这就是《二十四孝》的核心与精华所在。“怀抱想当年，辛勤阅万千。此时非父母，哪得自安便。”也就是说，怀抱着自己的孩子，想到父母含辛茹苦的当年。如果不是父母辛勤哺育，哪有我们现在的舒适安闲。当前，“孝道”观念仍然是致力于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而复兴儒学文化资源的根基。“仁”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孝”是“仁”的根基。
我们读《二十四孝》，要了解古人并非看重形式，让后人件件照办，而是想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人世间还有“孝”一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由于“孝道”源于原始的氏族社会，发展和强化于封建社会，因而必然带有它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成了官方“以孝治天下”的理论之后，产生了逆来顺受的、愚孝的、迷信的、因果报应的观念，甚至有与人性相背离的地方，如“涌泉跃鲤”、“恣蚊饱血”、“埋儿奉母”、“闻雷泣墓”等，所有这些都是不能吸收和提倡的，即使是“为母埋儿”虽然表现出郭巨的孝敬之心，但是在今天看来，不免有些可笑，而且也是违法的，都应予以抛弃。
新版“二十四孝”行动标准，在“二十四孝”的基础上有传承有创新，号召全社会“敬老、爱老、助老、孝老”，不仅是提升公民素质、营造社会文明的实际行动，而且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谐社会的有力举措。
相信你还记得1999年春晚上，陈红和蔡国庆唱的那首“常回家看看”。至今提起，那种一家人欢聚一堂，其乐融融的场景仍倍感温馨。那年过后，“常回家看看”实际上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了“孝道”的一部分。果不其然，新版二十四孝标准便将其纳入其中。
新24孝行动标准内容
1.经常带着爱人、子女回家；2.节假日尽量与父母共度；3.为父母举办生日宴会：4.亲自给父母做饭；5.每周给父母打个电话；6.父母的零花钱不能少；7.为父母建立“关爱卡”；8.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9.教父母学会上网；10，经常为父母拍照；11.对父母的爱要说出口：12.打开父母的心结：13.支持父母的业余爱好；14.支持单身父母再婚；15.定期带父母体检：16.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17.常跟父母沟通；18.带父母一起出席重要的活动；19.带父母参观你工作的地方；20.带父母去旅行或故地重游；21.和父母一起锻炼身体；22.适当参与父母的活动；23.陪父母拜访他们的老朋友；24.陪父母看一场老电影。
新24孝行动标准的必要性
河南省民政厅老龄处公布数据显示：目前，我省有60岁以上老人1200万人，空巢老人近50%，其中，有4万多位老人住在养老院。这意味着，2个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位老人，因子女工作、学习、结婚等原因离家后，需要守“空巢”。
新24孝易懂易行
新“24孝”行动标准，是根据社会现状综合研究之后出台的，不强制实施，而是倡议性质。
与传统的“24孝”相比，此次出炉的新“24孝”更简洁易懂，朗朗上口，不仅包括“教父母学会上网”、“为父母购买合适的保险”等与现代生活紧密结合的行动准则，还包括“支持单身父母再婚”、“仔细聆听父母的往事”等观念突破和对老年人的心理关怀。比如给父母打个电话、做个饭、看场电影，这些行动标准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体现了时代性，也有创新意义。这些行动大家很容易做到，而在这个过程中也能体现出孝心，温暖老人的心，也能促进社会和谐，家庭融洽。
新的“24孝”可行性很强，里面的事情也很容易做到，孝敬父母，关键需要用心用情，其实量力而为，能做到一条就做一条，都能为自己最亲近的人尽一份心。
新24孝行动标准的现实意义
新“24孝”后，社会上有一些不同声音：指责其制定者为“老封建”的有之，指责其“画蛇添足”的有之，指责政府推卸养老责任的也有之。
人人都会老，孝道既是对历史和昨天的维护，也是对明天的保障。近现代社会，中国备受欺辱的历史让公众开始反思古代社会和文化，许多好的传统一并被作为封建余孽，二十四孝也受到了巨大冲击。这其中存在一个“正本清源”和“矫枉过正”的问题。现在社会养老问题日益显现，不少人有钱养情妇、以慈善为名捞名利，却没有钱和时间孝敬父母。因此，新“24孝”的出炉，有着毋庸置疑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由于种种原因，当今国内的养老问题十分严峻。而新“24孝”并非法律，其作用以倡导为主，并不能完全解决一系列养老问题。不过。新“24孝”的出台给政府的养老工作敲响了警钟。
“二十四孝”体现着中国传统“孝文化”下的亲子关系，重视伦理纲常甚至是愚忠的“孝”。
新旧“24孝”之间，不变的是千古“孝道”的内涵，变的是践行孝道的方式，催化剂则是时代的变迁。
文学家鲁迅曾撰文，“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新二十四孝重视亲子沟通，是平易近人、温和的沟通，这样的一种沟通利于子女去真正地了解父母的内心需求。
孝道故事篇6
关键词：《孝经》；伦理；道德
《孝经》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虽只有寥寥千余字，却囊括了先秦儒家关于“孝”的主要观点，揭开了中国伦理发展的重要篇章。《孝经》作为一部阐释“孝”的著作，将个人伦理道德与国家政治社会糅为一体，不但被视作普通百姓做人的基本伦理道德准则，也是历代统治者奉为治理天下不可或缺的伦理教化之基。当然，《孝经》这部著作写就的历史语境和特定意义我们无法还原，古代封建社会审视《孝经》的眼光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认同，但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来看，《孝经》中讲到“孝”的观念、“孝道”与“孝治”等关系到个人、家庭、国家、社会的伦理道德准则，作为儒家伦理道德的一个重要核心代代传承，随着时代变化而被赋予不同时代意义，可以经过辩证思考与批判择选后呈现出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人伦之孝――“夫孝，德之本也”
“孝”作为儒家伦理道德中重要价值规范，始终左右着人们思想和行为。中国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以“孝”作为重要基础的社会，中国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孝文化。在甲骨文中，“孝”字是由“老”字上半部和“子”字组成，按照《说文解字》解释就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即在物质上奉养父母、在精神上崇敬祖先。当然“孝”的含义也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的。“孝”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血缘关系逐渐被重视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孝”逐渐由崇拜氏族部落团体的共同祖先发展到对个体家庭的祖先崇拜，再到对父母的遵从。“孝”逐渐从最初的宗教领域进入到伦理道德领域，具有“追孝”、“享孝”、“孝享”、“孝祀”等含义。孔子认为，“孝”是一种家族道德，赋予“孝”以纯粹伦理意义。
《孝经》将孝的地位抬到史无前例的高度，正如《孝经・开宗明义章》中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即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一切教化都是由它产生出来。《孝经》将“孝”界定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经》）。就是说孝不仅是一个人德行的根本，还是可使天下人心归顺、人民和睦相处的有效手段。有了孝道，就可达到“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孝经》）的社会治理状态。所说孝是天下第一要道，人之行莫大于孝，为人子女应该以善事父母为先。侍奉父母，祭祀祖先，继承祖德，这是人生的最基本德行。《孝经》云：“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孝经》）也就是说，善行始于事亲之后，才能推己及人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孝经・圣治章》有言：“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也就是说，一个人连生育抚养自己的父母都不爱，怎能去爱他人呢？所以，人们最基本的仁爱应体现为“孝”、尤其是孝敬父母双亲。在古代很多朝代提拔官员都把是不是“孝子”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很多人也不愿意和“不孝”的人交朋友。所以一个人道德修养好与坏的评价标准，最主要是“孝”来衡量。
《孝经》将行孝分为三阶段“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经》）。一个人的身体、四肢、毛发、皮肤，都是从父母那得来的，应加以爱护，使它不要受到不必要的伤害，这是孝最起码的要求。父母给予我们生命、养育我们，最大心愿是我们能够一生都能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如果我们受到伤害，最心痛莫过于父母。所以要孝顺父母一大前提就是要爱惜自己、免除父母的忧虑。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当身体的损伤是必要的时候，即当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民族大义有待彰显的时候，我们应当牺牲小我，“舍生取义”，忠是孝的又一种深层体现。它将孝引入到又一种境界。孝最终目标是一个人遵循天道建功立业，从而扬名于后世使父母荣耀显赫。孝子不仅要自爱，而且要自强自立。所以孝子追求最终立身，只有不辱没父母，才是真正大孝。
《孝经》中阐发“孝”的具体内容。《孝经・纪孝行章》指出，孝子在侍奉双亲时应“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即作为孝子在日常生活中侍奉父母要竭尽恭敬；奉养父母要面带愉悦的表情，心怀愉悦的心态；父母生病时要忧伤焦虑，细心体贴地去照顾；父母去世时要悲哀痛心，听从父母遗志；祭祀亡父亡母时，要极尽崇敬肃穆。这五个方面做到后才算侍奉父母尽孝道。可以看出这五事通过清晰阐述如何供养父母，进而侧重强调事亲态度，事亲应该满怀恭敬之情，不应有不敬的心态和举动。《论语・为政》曰：“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可见在父母面时刻保持愉悦心态和表情是很不容易的。要永远保持愉悦，关键是对父母要有发自内心深切敬爱。《礼记・祭义》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悦，有愉悦者必有婉容。”只有源自对父母真诚的爱的孝才是真孝。
君子力行孝道还须遵守三戒，“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不争”（《孝经章》）。即孝子身居高位时要戒骄傲，要始终保持谦逊谨慎的态度。当孝子身处下位时要戒作乱，无论遇到何种情况都要恭恭敬敬事奉上司；当孝子处于贱位时要戒忿争，注意与别人和睦相处。居上而骄，在下为乱，在丑而争是大不孝。故君子应秉“五事”之法以行孝，戒“三不”之律以修身。修德正行终为家庭之孝子，社会之正人。此外，“致哀”和“祭祀”是孝子事亲的重要内容，同样也代表着孝子事亲的终结，孝子事亲，生则奉养爱敬，死则哀戚葬祭，尽到最基本责任。
《孝经》中这些内容让我们体会到“孝”是作为人伦关系、上下辈血亲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是人们都应遵循的伦理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这种孝德是人类相生相养自然情感的流露，是人性真善美的本能体现。
二、忠君之孝――“以孝事君则忠”
《孝经》将“孝”这一最初的伦理道德观念从人伦领域推至政治领域，“孝”又成为一种社会性道德准则。《孝经》概括先秦儒家关于孝和忠的关系，把“事君尽忠”纳入孝的范围，这样本是源于血缘宗亲之情的最根本人伦道德被赋予超血缘的政治意义。就社会整体而言，儒家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同时也认为“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孝经》）。君臣关系实际上是父子关系的一种扩展，把君王看做社会百姓的父母、将君权看做父权的特殊体现，这样家庭关系扩大到社会，忠孝合为一体，事亲等同于事君，“以孝事君则忠”，且“忠可移于君”，就此将孝移作忠。儒家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孝经》中的孝将事亲和显亲有机的统一起来，“夫孝，始於事亲，中於事君，终於立身”（《孝经》）。为“移孝作忠”奠定了理论基础。即由事亲到显亲，必须经由人子立身行道才能完成。立身行道须通过事君来实现，事君即需将孝移作忠。所以在当时社会忠孝一体是必然，是由孝的内在规定决定。孝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晚辈对长辈必须履行的义务；而且社会成员之间、下级对上级所必须履行的责任。所以通过“移孝作忠”，忠孝一体思想被确定下来。而《孝经》中的这种忠孝一体的思想，实际上是体现了家庭伦理和政治伦理统一。孝的含义由最初的事亲敬亲，逐步扩展到政治领域。但《孝经》成书于封建等级制度之下，有着浓厚的封建等级思想，这和当时社会相适应。书中指出，身处社会不同地位的人，对孝的履行也有所不同。《孝经》根据人的社会地位高低将孝分为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之孝、以及庶人之孝五等。
《孝经・天子章》讲到，作为一国之君的天子应该“爱敬尽于事亲，而德孝加于百姓，形于四海”（《孝经・天子章》）。即天子以身作则，爱敬父母，为天下人树立好榜样，使天下人皆能爱敬其亲，将这种道德教化于百姓，这就是天子之孝。古人认为天子是受命于天，以天为父、以地为母的，其代天地以大德来育教万民，除爱敬其亲、亲近民众外，还需博爱传孝道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能修德行孝，最终达到永享太平安乐盛世的状态。此是天子之孝。
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侯应该“在上不骄”、“制节谨度”（《孝经・诸侯章》），即居于高位不骄傲，勤俭节约、遵守礼法。只有这样才能“高而不危”，“满而不溢”，“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孝经・诸侯章》）。从字面上看，诸侯之孝重在忠君，以此不坠祖业，以显父母。诸侯作为天子之臣，列国之君，对上要尽人臣之忠，对下要行修德之孝。因此有上秉王道，下施仁政，崇尚礼义，尽忠行孝，积德修善，安和人民，保守社稷的重要责任。此是诸侯之孝。
作为天子、诸侯之臣的卿大夫应该“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孝经・卿大夫章》）。即卿大夫谨尊先王之命，不敢穿不合礼义的礼服，不敢说不合礼法的话语，不敢做不合道德的事。因其社会地位影响，卿大夫对上“事君”尽忠职守，绝对的服从先王之道，效忠于诸侯；对下“和民、利民”，言忠信，行笃敬。博得美誉以求保全宗庙，扬名显亲。此是卿大夫之孝。
作为地位更低一级的士应该“忠顺不失，以事其上”（《孝经・士章》）。士的“孝”同样体现在忠君和爱亲两个方面，只是由于社会地位更低，他的“孝”更多的是付出。孝源于对母亲的爱和对父亲的敬，推广到社会就是对长辈的爱和对君王的敬。这里把对父母的孝扩展到了社会之中，强调用孝敬的态度去侍奉君主，忠贞恭敬的效命于君王，谨言慎行，谦恭有礼以“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⑨。此是士之孝。
作为国家基本成员的庶民应该“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庶人章》），即顺应自然规律，区分田地的特性。据此来播种粮食。谨慎修身，生活节俭，以此来赡养父母，使父母衣食无缺。此是庶人之孝。
以上是《孝经》对社会五个等级自上而下做出有关孝道的划分。值得强调的是，《孝经》虽将孝分为五等，但“五等之孝”只是从人的身份地位的尊卑贵贱来做以区分的，“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无始终，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经》），孝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区别的，它是无始无终永恒存在的，所以如果有人担心自己来不及尽孝，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孝”已经被泛指为一切美德，成为当时衡量善恶的普遍适用的标准。“孝”渐渐被抽象为一种绝对理念，融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都纳入“孝”中。“五等之孝”和“移孝作忠”都为后来的“以孝治天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五等之孝”的规定实际上是想让人们认识到在其位，谋其职。人们应该各安其分，各守其道，各尽其职，以此达到利于政治统治的目的。“移孝作忠”使君权和父权相融合的真正目的，则是力图将伦理与政治统一起来，使伦理政治化，以此宣扬用孝治、德治教化万民。《孝经》中强调的孝治侧重于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自律，通过人的我约束来维护社会安定，这是政治伦理化的体现。统治者以孝教化民众，其实质就是使天下人都甘心情愿的服从统治。“以孝治天下”是适合于当时历史环境的，是“孝”由理论上升为实践的具体体现。
三、《孝经》的现代意义
《孝经》论说人们要行孝道以及如何行孝道，将道德、伦理、政治社会溶为一体，以孝行天下、以孝道治天下。这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受到了历代统治者的尊崇和提倡，孝道也逐渐发展成为封建君主教化万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今天我们应辩证看待《孝经》的现代意义。
“孝”强调“顺亲”，对父母的绝对顺从，“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孟子・离娄下》），即亲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父亲对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权，子女在父亲面前虽可“谏诤”，但如果父亲不同，则子女只能“无违”。本来子女听从长辈的教导和建议无可非议，但若将其绝对化，则只能使子女过分的依赖父母、逆来顺受施行“愚孝”，这样子女很难形成独立的人格，不利于人的解放及个性的展现，这在今天是应该予以摒弃的。但在中国古代，孝被看作是众德之首、教之所由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一切道德善举皆根源于对他人的爱。孝是由于血缘关系和共同生活而自发形成的最朴素的亲亲之情。父母是自己生命之所出，是养育自己的人。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是合乎天性的。
孝提倡家庭养老，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当今各国普遍面临的世界性问题。中国社会老龄化速度如此之快带来一系列问题，社会养老事业发展还不是很充分，总体上来说还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要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所以弘扬孝道就显得十分重要。传统孝道为中国社会提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之法――家庭养老。“孝”最基本内涵就是事亲敬亲，而事亲也就是家庭养老。在孝指引下，老人不仅能在生活上得到子女细心照顾颐养天年，而且还能凭借自己的人生阅历适时的给予子女以指导，真正的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可见孝文化的弘扬，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而且还使家庭人际关系和谐融洽，有利于形成和谐社会风尚。
孝有助于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中国血缘文化是以家国同构为主要特征的，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将爱国和爱祖等同起来，由亲祖而爱国，“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岩，宗庙严故重社稷……”（《礼记》）由此将爱国和尽孝联系起来，这种“孝”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是民族团结、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孝经》中所讲“移孝作忠”的“忠”是“忠君”，将它与现代实际相结合，赋予“忠”以新意，即忠于社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这些都有利于培养爱国主义情感。
总之，《孝经》将孝与个人修养、家庭和睦与社稷大业联系在一起，指明孝是最高的道德规范，重要的治国之略，是人民归顺、臣子忠诚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思想意识，逐渐成为支配人们行动的道德规范。“孝”以敬老亲老为核心，以稳定家庭和社会为目的。经过两千多年的宣扬和倡导，孝作为中国人最高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已经积淀内化于我们心中，成为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观念和心理需求。尽管社会制度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行孝的方式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孝的意义是永恒的。
（作者单位：哈尔滨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 汪受宽.孝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孝道故事篇7
论文摘要：为了对荀子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发展作用进行定位，通过文献分析和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深入探析荀子的孝道思想及其在先秦儒家孝道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认为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荀子是先秦儒家最后一位大师，他学宗孔子又广泛吸取各家学说的精华，成为先秦百家之学的总结者。今本《荀子》凡“孝”字44处，主要集中于《礼论》、《性恶》、《大略》、《子道》等篇章。荀子论孝以“隆礼”为核心，以“性伪之分”，人性本恶为理论基础，主张“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从义不从父”，君恩大于父恩。荀子孝道思想是对先秦儒家孝道思想的丰富与发展，是对封建大一统逐渐形成的时代的反映，其孝道思想适应了时展的潮流，为即将确立的中央集权封建等级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
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礼”，王先谦谓：“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旨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这是孔子儒学思想的另一系发展。与孟学相比，荀子主要是从外在规范方面发展了孔学。从而把“礼”提到“法之大分，类之纲纪”的高度，开创出“明分”、“强国”的“外王”之学，在政治实践中主张“隆君”。而在孝道思想方面，也是从属于礼的，荀子认为礼义是形成孝道的根源，这是荀子孝道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
同孟子一样，人性论是荀子伦理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但与孟子相对，荀子主张人性恶。与孟子将人性归结为社会属性中的仁义礼智不同，荀子将人性认定为自然属性中的声色欲望。荀子性恶论为其伦理政治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因此，荀子提倡“隆礼”。这里的“礼”已与孔、孟不同，孔、孟言礼其义重在辞让恭敬之心和文节仪式，目的在于维护宗法等级制；而荀子所言礼重在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目的在于反对宗法等级制，确立封建的等级秩序。“礼之于正国家也，如权衡之于轻重也，如绳墨之于曲直也。故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不宁。”这里的“礼”既是国家制度，又是调节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可见，“礼”的实质是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理论概括。不仅如此，荀子进一步把“礼”抬高到天地万物普遍法则的神圣高度：
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
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
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
礼岂不至矣哉!“礼”被抬高到与天地四时合其序、与日月星辰同其明的地位。从而，封建等级制度秩序也就成了永恒绝对的东西，那么，“礼”也不能不是“人道之极”了，成为人人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那么，作为天地万物普遍法则的“礼”何以产生?荀子说：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
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这就是说，作为人人遵循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礼”是圣人“化性起伪”的结果。作为圣人“化性起伪”的“礼”以何为本呢?荀子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也就是说，礼源于不可移易的权威：天地、先祖、君师。而礼也就成为天地、人间秩序的根本。那么礼是如何运行于社会的呢?荀子认为：它是由君子发现、制定和运用于社会的。他说：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
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
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
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
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
父子，夫是之谓至乱。君臣、父子、兄弟、夫妇，
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
之谓大本。
也就是说，礼义虽为天地、人间秩序的根本，但需要君子的发现、制定和运用。所以，作为人伦之一父子之亲的孝道，当然也是由君子圣人制作编定而成的，礼义是形成孝道的根源。他明确地说：
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
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
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
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
因此，孝亲之情并不是人性的自然发扬，而是践行礼义的结果。他假托尧舜答问日：“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亲，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所以，只有以礼义限制、教化众庶，才能孝亲、忠君。可见孝亲、忠君的道德行为乃是后天形成的，是圣人君子师法教化的结果。因此，历史上孝子的典型都是礼义限制、教化而形成的，他说：“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己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由此，荀子主张以礼义教化众庶，使之“趋孝弟(悌)”，这与孟子的“申之以孝悌之义”的思想是相契合的。荀子认为：民不孝亲敬上，是由于统治者疏于教化的结果，所以，“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在《宥坐》篇中，荀子还假托孔子表述自己的观点：
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
孟荀以孝教化众庶的观点为《孝经》所继承，经《孝经》的提升和渲染，“孝”在中国传统社会成为众教之本。
综上，荀子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认为孝不是出于人的血缘亲情之爱，而是由君子圣人制作编定的礼义而形成的，这一思想与孔、孟是根本有别的。
二、从义不从父
荀子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当时封建制度已经确立，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趋势。荀子的思想正是为封建大一统统治秩序的确立提供理论依据的，所以荀子思想的核心是“礼”，而“孝”也源于礼，因此，在荀子思想体系中，“孝”并不占重要地位，他如同曾子一样给“孝”划分了三个档次。这就是：“人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顺下笃，人之中行也；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这里荀子认为对君、父俯首帖耳，言听计从，并不是孝，只有坚持原则，服从道义，以道义为行为标准，以免亲情陷入不仁不义，才是真正的“大孝”：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传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以父。”此之谓也。
这里的道义是指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标准。可见孔、曾、孟、荀划分“孝子”的标准是不同的，孔子重在“敬”亲，曾子重在“顺”亲，孟子重在“养”亲，他们谈“孝”都是以维护血缘亲情为中心的。而荀子谈“孝”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中心的，是以符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义为价值判断的。“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荀子所处的时代，封建统治秩序已基本确立，道德教化的根本任务，在于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所以荀子十分强调“孝”要服从于封建的统治秩序的需要，要从义不从父，从义高于从父，但同时又对从义不从父做了严格的规定，认为只有三种情形下才能这样做：
孝子所以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乃敬。
荀子首先以维护父母生命安全为要务，因此，荀子反对私斗，骂这些人连猪狗都不如，这是因为：
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
其次，“从义不从父”可以使父母荣耀，可以使自己得到身心修养。荀子认为：“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以至身敬、辞逊、色顺等都不难做到，难的是像虞舜、孝已等人在“孝而亲不爱”情形下仍能循道行义，勉力而行，使父母因之荣耀，使自己得到身心修养，但荀子认为这非圣人所不能为：“故劳苦雕萃而能无失其敬，灾祸患难而能无失其义，则不幸不顺见恶，而能无失其爱，非仁人莫能行。”从“从义不从父”，从义高于从父的最高原则出发，荀子认为孝子不仅要从义不从父，还应对其父母的不义进行抗争。他借孔子之口说：
昔万乘之国有争臣四人，则封疆不削；千乘之国有争臣三人，则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争臣二人，则宗庙不毁。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
一味地从父，决非孝子之行。相反，只有当父母出现不义时，进行积极的抗争，才是孝子之行。从孔子的“几谏”到曾子的“谏而不逆”，再到孟子反对父子“责善”，这里都是以维护血缘亲情为前提，从而使父避免过错，陷入不义而进行谏争。而荀子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为前提的，因此与曾子的“谏而不逆”、孟子反对父子间“责善”相反，荀子力主谏诤，认为争是孝子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义不从父”，据理力争，这是荀子孝道中最有特色的部分。
三、君恩大于父恩
冯友兰说：“荀子之政治哲学，又有与孟子异者，则因荀子以为人之性恶之故，不注重个人性情之自由，故以为所说圣王之权威，应为绝对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荀子在《礼论》中道：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这里，我们注意到荀子将天、地、君、亲、师并重，说明君的重要性。刘家和据此认为：“后世中国人长期供奉的‘天地君亲师’，盖源于此，只是把君、亲的位置换了一下而已。”君与亲同等。事实上，荀子还是认为君恩要大于父恩，他说：
君之丧所以取三年，何也?曰：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尽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诗》曰：“恺恺君子，民之父母。”彼君子者，固有为民父母之说焉。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三年毕矣哉!
荀子这一君恩高于亲恩的说法，与孔孟相比，是荀子孝道的又一特点。孔子、曾子、子思、孟子都讲移孝作忠，但忠与孝是有别的，血缘亲情是大于政治原则的，郭店简《六德》篇就明确提出：“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而荀子将君父并称，忠孝混同，干脆去掉了“移孝作忠”的过程，他说：
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
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
所以，在荀子这里，君、亲是一样的，但同时荀子又顺应封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需要，从君恩大于父恩的前提出发，提出必须树立和保证君主绝对权威的“隆君”思想：“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这就明确地提出了“隆君”的惟一性与至上性。依照荀子的思想，我们可以推知荀子是主张君权高于父权，忠大于孝了。这一观点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封建大一统专制统治趋势，另一方面也是儒法融合倾向的反映。荀子这一观点的提出，是对春秋以来社会上存在的忠、孝矛盾的解答，也是对孔、孟关于此问题的变革。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家国一体的特点，这种特点使适用于血缘家庭的“孝”的伦理规范，也同样适用于处理个人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因此忠、孝间具有互通性。《礼记·祭统》就说：“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亲，其本一也。”郑玄注：“其本一者，言忠孝俱由顺出也。”关于“顺”，《荀子·臣道》云：“从命而利君谓之顺。”唐朝孔颖达认为：“顺”就是“内尽于已，外顺于道”、“行善无违于道理也”。把忠孝之“本”理解为“顺”，“无违于道”，这正是抓住了忠孝的实质。但孝与忠毕竟又有差异，由于忠和孝维护着不同的权威，因而具有各自的价值取向：忠的价值取向是“致公无私”，而孝的价值取向是“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孝亲”必然坚持“私亲”的合理性，而忠君要求“致公”，这两种价值取向如同冰炭同器，隐匿着深刻的价值对立。如何处理忠与孝的矛盾。孔、孟都以假设回避矛盾的实质来回答这一问题。对叶公“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设问，孔子答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对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的问题，孟子以“窃负而逃”作答。孔、孟在此问题上是一致的，都是把维护孝道放在首位。《韩诗外传》卷七有一段齐宣王与田过的对话，也可反映这一思想：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丧亲三年，丧
君三年，君与父孰重?”田过对曰：“殆不如父
重”。宣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田
过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
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
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宣王悒然无以
应之。
但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加强，忠与孝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尖锐对立，《韩诗外传》中韩婴就收集了多个战国时期忠孝矛盾的故事，这里的主人公都困于忠孝的矛盾，先后轻重，很难两全其美，结果总以自杀身亡而告终，对于每一件事情，韩婴都引用《诗经》的“进退维谷”来表达其彷徨无奈的心情。
荀子君恩大于亲恩，正是对忠、孝矛盾的解答，依荀子的逻辑，当忠孝冲突，忠孝必取其一时，那当然是舍亲保君，弃孝尽忠了。荀子对此问题的解答，是对孔孟思想的变革，也预示着儒学发展的方向，那就是迎合封建大一统专制统治的需要，伦理政治化，“孝”逐渐蜕变为“忠”的附庸了。“如果说专制主义是封建孝道的重要特征，那么，以孝道助成专制政治的最早的理论雏形即来自于荀子。”荀子的孝道是从先秦儒家孝道向封建孝道转化的关键环节。
孝道故事篇8
“孝道”与侍病
先秦汉初的“孝道”思想在医学中还体现在侍病(或曰侍疾)的道德观方面。汉文帝刘恒是历史上有名的仁孝皇帝,他侍母尝药的故事,在后世广为流传,在《二十四孝》中描述曰:“前汉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王。生母薄太后,帝奉养无怠。母常病,三年,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汤药非口亲尝弗进。仁孝闻天下。”与汉文帝“目不交睫,衣不解带”的侍疾以及“汤药非口亲尝弗进”鲜明对照的是汉景帝之太子勃的行为,据《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记载:“医进药,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病”。
“孝道”影响下的社会风气
据《管子•入国第五十四》记载有“掌老”“养疾”“掌病”的官员和制度:“所谓老老者,凡国都皆有掌老(掌管老年事务之人)。年七十以上,一子无征,三月有馈肉。八十已以上,二子无征,月有馈肉。九十以上,尽家无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椁。劝子弟精膳食,问所欲,求所嗜,此之谓老老。……所谓养疾者,凡国都皆有掌养疾,聋、盲、喑、哑、跛、偏枯、握递不耐自生者,上收而养之疾官,而衣食之。殊身而后止。此之谓养疾……所谓问病者,凡国都皆有掌病(掌管医疗事务之人),士民有病者,掌病以上令问之,九十以上,日一问;八十以上,二日一问;七十以上,三日一问,众庶五日一问。疾甚者,以告上,身问之。掌病行于国中,以问病为事。此之谓问病。”这些政策和制度的实施对老年人的生活是一种保障。可见,先秦时期医药中的“孝道”不仅仅局限在家庭中侍疾尝药的“孝”,某些诸侯国的惠民政教亦渗透着“孝道”思想并使之成为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