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范文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篇1

[关键词]实践视角；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认识

[作者简介]唐焕韶，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临床医学系副书记，讲师；范晓莲，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教研室主任，广西柳州545006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4-0009-03

党的十七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作出了准确界定，并明确将科学发展观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在当前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各国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条件下，消除金融危机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更要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从实践角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科学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用实践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又不断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笔者认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从实践视角全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一、科学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的实践性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思想是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这样，它们都有其经过实践而产生的时代条件、时代依据、时代需要和时代必然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整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得到了重大发展；党的十六大以后又得到了新的丰富。这前后近三十年时间的实践活动过程，是整个世界发生大变动大调整的时期，这种变动调整的剧烈和深刻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西方资本主义出现种种新情况，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生严重挫折，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及其带来的重大科技发现发明广泛应用，推动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也引起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与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紧密相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中心目标的改革调整浪潮，这个浪潮涉及国家之广泛、涉及领域之全面、改革调整程度之深刻、持续时间之长久，都具有标志性的时代意义。我们党要解决好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迎接时代提出的新挑战，开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思想上的解放依赖实践行动，新的创造靠实践探索，新的理论正确与否靠实践去检验。如果不积极开展社会实践，因循守旧、停滞不前，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都是我们党为解决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实践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以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以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战略的思维谋划全局，用实践的手段检验思想观念是否正确的结果。如果说深刻变化的当今世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的时代背景，那么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的当代中国的实践则是这一理论体系产生的现实土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三十年，我们党带领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大力推进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实践，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巨大解放，也使我们的民族精神得到高度弘扬。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是中国人民生气勃勃的伟大实践创造，也是科学理论发展的不竭源泉。我们党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潮流的前面，热情支持、鼓励、保护。引导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深刻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从中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及其新鲜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这个理论体系具有的博大精深和与时俱进的显著特征，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艰巨性、开创性、丰富性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特性的能动反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对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也发生了严重曲折，总的来说还需要很好地探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也更加引人深思。在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独立自主的实践中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经历了失误和挫折，特别是发生了“”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我们党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衰成败进行正确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并上升为理论。国际国内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理论营养。

二、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实践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经受过实践检验的真理。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

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我们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我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民族振兴的根本思想保证。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只要我们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会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我党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显著特征的实践性

(一)实践基础上的本源性。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后，我们党不仅将实践探索的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最初对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的概括，用的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谓。党的十五大指出，由于“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党的十六大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说得清楚，它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讲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论也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继承与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因此，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称谓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有机结合，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突出了理论体系的本源性来自于实践的特性。

(二)实践探索过程中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立场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作为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始终用实践的观念、辩证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始终做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指引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科学指南，其科学性离不开实践探索。

(三)实践内容上的系统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系统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深刻的系统性特征，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队国防建设、祖国统一、对外关系、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内容。每一方面的内容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各个内容之间紧密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完整、严密、系统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系统归纳。

(四)实践认识上的创造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经过不断的实践后创造的理论体系，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坚持中发展，在实践中坚持，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体现了我党非凡的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

(五)实践理论上的开放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体系。由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经过“实践一理论―再实践”不断完善的过程，而整个过程是全方位开放并与时俱进的理论既过程及自身的。实践无止境；发展也无止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将在全方位的、开放性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并对未来的实践进行理论指导。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篇2

关键词：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学科体系

哲学社会科学水平彰显着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和文明素质，体现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构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仅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也是提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现实需要。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对于凝聚全民族文化共识、认同感和获得感，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理论武器，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要加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作出新的理论创造。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是科学性的重要基础。正是立足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实现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只有实践才能把认识变成科学的理论，唯有实践才能把科学理论转化为现实存在。实践是论证历史虚无主义与“过时论”谬误最强有力的武器，通过实践能够实现人类的发展与解放，实现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东西方思想碰撞与交融日趋明显，主流思想与非主流思想同时并存，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存在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不足等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性，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有助于夯实民族文化思想根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话语体系构建。

二、构建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的路径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篇3

关键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统一,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和理论上的中国特色,有助于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助于人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一、从理论体系上看,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立足于中国实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科学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渊源的承续特色

从理论渊源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表现出承续性特征。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理论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根本上看,是坚持和运用上述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果。

其次,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思想一脉相承。思想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理论飞跃的成果,无疑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中国科学运用的理论结晶。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现实启迪,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直接理论来源。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有机统一体。其三个组成部分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在新时期,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立于中国实际,围绕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理论主题,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结果,体现出鲜明的相承性特征。

第二,理论品格的创新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充分体现出创新的特征。

邓小平以超人的胆识和巨大的理论勇气,针对“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坚持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同时,特别强调“解放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并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等相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阐明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改革发展稳定、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基本经验,形成了比较完备系统的理论形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并就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现实和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而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则,又大力推进理论创新。

第三,理论风格的民族特色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

这种民族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下,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汲取理论资源。例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总体的形式融会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渗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诸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其次,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概括。邓小平理论对传统文化中“藏富于民”的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传统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与时俱进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做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论断;科学发展观对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加以运用和发展而得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理论,都是既源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高于上述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论创造,更好地做到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最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四,理论体系的开放特色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个提法实际上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特色。

这一特色主要表现在,从理论自身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不仅体现于它是在借鉴与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明精华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原理、基本方法与我国的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结果,而且体现在这一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融入着蕴涵有实践和时代精华的要素。

一方面,这个理论体系是在以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创立的思想,从理论上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实践条件下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得这一理论继续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肩负起既坚持这个理论、又顺应客观实际的变化创新发展这个理论的历史责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这一理论继续推向前进,体现了这一理论日益发展和丰富的内在规定性。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二、从制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大异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基于中国国情自主探索的结果。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体制上,与苏联模式的高度集权的行政性计划经济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由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创举,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把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效率的功能同社会主义保证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内在统一。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独特的所有制结构。在不断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前提下,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再次,在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方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突破了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只能是按劳分配的传统观念,确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新观念。

第二,在政治体制上,与苏联模式高度集权和集中的政治体制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人民民主,体现了民主与的辩证统一,突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民的利益,坚决维护国家的、安全、统一和稳定的职能。与人民民主的国体相适应,我国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能够保证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和最高实现形式,也是党在国家政权中充分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的最好实现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正确有效的政党制度,我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和优点。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统一,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内容。

第三,在文化体制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前提下保证文化多样性发展的体制。

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文化发展多样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治国的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反对和抵制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思想文化发展中必须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在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同时,要发展多样化的文化。人民的文化需要具有广泛性、多样性的特点。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性文化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立足点、着眼点。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多样性文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繁荣文化艺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从实践上看,找到了一条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领导人民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这一实践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形态的总体概括和外在表征。

在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顺应人类社会发展潮流、符合时展要求的新的发展格局。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伴随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另一方面,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这种变化及其引发的新的阶段性特征,逐步改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整体发展格局。

一是适时启动和加快对外开放进程,改变了过去的封闭发展格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对外开放、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全新格局。二是改变了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先发展起来,形成了差异化、差序化的发展格局,整个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分工、协作、竞争、专业化和社会化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因此建立在竞争和效率的基础之上。三是改变了过去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不分的格局,适时推动社会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建设,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分野、经济领域效率提高、社会领域迅速发展并开始承担社会整合和维护社会公平职能的局面。四是逐渐从外延式、粗放式发展向内涵式、集约式发展转变,经济发展开始更多地依赖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依托,结合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我们就能清晰地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征。

第一,科学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历程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过程,它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浓郁的科学性,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实践特征。

首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关键在于坚持马克思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及由此而来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党始终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取向,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其次,立足现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科学性特征的重要标志。邓小平认为,“真正的马克思列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现实条件,邓小平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4建立在这一科学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经济建设中心论,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一个现实的基础上,明确了奋斗的方向和任务,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再次,在发展步骤和发展规划方面,坚决纠正了战略目标超越历史阶段的急性病和战略措施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政治化的失误,坚持战略目标的现实可能性与战略措施的可行性的统一。邓小平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参照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实现现代化的经验,精心设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战略步骤。提出用10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为了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邓小平提出了循序渐进的“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开放性特征

正如同志所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科学性决定了它也必然是开放性的,开放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实践特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融入世界发展中的,本身已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它既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也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

其次,从内容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十分注重对各国经验、模式、手段的借鉴与吸收。在分清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实现手段基础上,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

第三,渐进性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是在探索和不断深化认识的过程中得以前进的,它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渐进性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历史性表征的概括。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逐渐加深对“三大规律”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在摸索中前进、巩固中提高的过程,具有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问题,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6这实际上就是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循序渐进性的深刻理解。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循序渐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既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既有形式的改变,也有内容的更新。

第四,全面性特征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的全面发展,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发展。不断培育、完善和优化人的社会关系,客观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实施“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既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的具体的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面性的发展特征。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布局,邓小平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了,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而同志在上述基础上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结构。这一探索过程,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追求全面性特征的充分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可见,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性,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

参考文献:

1《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

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2.

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4.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篇4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方法论原则

中图分类号：D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3-0011-05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根据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建党以来，我们党立足于世情、国情和党情的发展变化，不断把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同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包括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客观审视建党以来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促进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时代价值。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发展马克思主义，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建党以来我们党进行理论创新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党的理论创新实践中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直接关系到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兴衰成败。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树立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建党以来，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时，始终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中，我们党废除了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片面态度，提出了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革命事业。1956年在“”通过的中，又进一步强调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反对任何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倾向。

马克思主义是一切行动的指南，在运用时要不断结合变化的客观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去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对此，也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十六大以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当前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指出，“理论创新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力，就不能很好地坚持下去。”

(二)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关键是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用辩证的、开放的和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既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又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讲，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对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建党90年来，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之所以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因为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中国的具体实践和时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最终形成了和发展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实践过程，坚持是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发展则是坚持的必然结果，坚持的目的在于发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建党以来，我们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形成的理论体系和积累的实践经验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中国国情，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得到了有机统一。

二、理论创新不仅要看理论自身的发展。更要看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一)理论创新要从根本上推动和开辟新的实践

党的理论创新最终体现在理论对实践所发挥的指导作用上，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理论又推动了和开辟了新的实践发展。党的理论创新与我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紧密相连，它产生于社会实践并直接指导实践的发展。建党以来，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些理论认识适应了实践的需要，又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源于实践的理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同时又要接受群众实践的检验，由此，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在该过程中，通过群众的实践来检验、完善和发展理论。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又指导和推动实践创新，它们之间是互相促进、相互影响的。建党90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就是理论与实践在辩证运动过程中逐步向前发展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被实践化，另一方面，在中国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新理论又不断被马克思主义化，形成不断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理论创新是继承和发展的有机辩证统一，发展是最好的继承。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也必须与时俱进。曾经指出，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建党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巨大的理论勇气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已经过时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上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二)理论创新要站在时代前列，把握时代特点，深刻揭示社会发展基本规律

理论创新必须把握时代特点，解决时代课题，未能揭示时代课题的理论不可能成为创新的理论。建党以来，历届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时代特点不断探索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深刻回答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时代课题。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通过实践和理论创新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加深对社会实践基本规律的探索。“只要我们站在时代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把握住时代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不断吸取一切科学的新经验、新思想、新成果，我们就能够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十六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更加注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规律的揭示，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不但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观念、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了新的科学理论指导，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形态。

三、理论创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要造就理论创新的良好氛围和科学机制

建党90年来，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推进党的理论创新，需要营造理论创新的良好氛围和机制。

理论创新需要宽松、民主和生动活泼的环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也是理论创新的必要前提。实践证明，只有形成既有民主又有集中的良好政治氛围，才能把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出来。为此，要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加大科研经费的支持力度，支持和鼓励理论工作者培养创新思维，经常就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听取社会科学界专家的意见，在党委和政府的决策中重视运用社会科学成果，真正做到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改革开放伊始，为了给理论工作者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主义”政策，“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在理论创新过程中，我们党造就了良好的人才培养激励机制，培养了一批既有较高马克思主义理论造诣，又具有较强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一方面，我们党尊重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创造良好环境。“各级领导干部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特别要同那些学术造诣高、社会影响大的知识分子加强联系，主动听取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广大知识分子积极认同和传播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觉投身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作用，逐步造就一支高素质哲学社会科学队伍。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加强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素质、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

四、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有其特定的创作主体，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是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研究、宣传和实践的特定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研究者和实现者，主要分为党的领袖人物群体和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群体两大部分。建党以来所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创作主体不仅有以、邓小平、和等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群体，广大人民群众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方面，党的领袖人物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组织者、发动者和倡导者。建党以来，在我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重大创新理论成果，是中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经过领导集体充分讨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载体，主要体现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如党的报告、决议)及领袖人物群体的著述中(如选集、文选等)。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凝聚了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心血，党中央领导集体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是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群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根本动力和思想源泉。建党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都是在吸收和借鉴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包括广大理论工作者广泛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们的理论研究成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成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系统化和体系化的重要力量。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各个领域，围绕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为此，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

在理论创新中，领袖人物群体与广大人民群众群体是密切联系的两个环节，需要把这两大群体有机统一起来。离开这两大群体中的任何一方，党的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建党9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创新实践中把领袖人物群体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有机统一起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五、开展正确思想斗争，在批判错误理论倾向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建党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在不断开展正确思想斗争和批判错误理论倾向中积极推进的过程。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一方面，要反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观点。90年来，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经历了很多挫折，有些人便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解决中国现在的主要问题。其实，马克思主义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都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源，在于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揭示了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不同国家、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与不同条件下发展着的实践在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和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随着时代前进 并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方面，要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论调。所谓“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是指以各种形式反对、攻击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早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曾经展开了三次大的论战，一是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以为首的知识分子同胡适等人展开了论战，反击了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二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早期共产主义者有力批驳了梁启超、张东荪等人贩卖资本主义的谬论。三是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论战，使许多知识分子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通过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三次论战，进一步宣传了在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深刻提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阐明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着的。自1921年建党伊始，我们党相继把马克思主义和思想作为自己革命事业的重要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以来，又相继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20世纪80年代末，社会主义运动在国家遭到严重挫折，西方资产阶级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加紧推行他们“分化”、“西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为此，党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坚定了党员和群众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国内也出现过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主要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等，为此，我们党在推进理论创新实践中必须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清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障碍。

六、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创新中的战略地位

(一)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关系党和国家全局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哲学社会科学是引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理论工具，我们党历来重视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曾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把“二为”和“双百”作为发展和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科学和文化的基本方针，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打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邓小平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创新中的作用，他明确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我们党繁荣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基本方针，也是改革开放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新恢复了“双百”、“二为”方针，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也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在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强调实施科教战略包括繁荣发展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指出：“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培养高水平的哲学社会科学家，与培养高水平的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与提高全民族的自然科学素质同样重要。任用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与任用好自然科学人才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样重要。”十六大以来，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文化软实力竞争日趋激烈，需要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2004年党中央颁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共中央名义专门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制定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标志着我们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

(二)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创新中要发挥重要思想库作用

理论创新是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必由之路。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发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协调发展。2006年1月，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促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互渗透，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如何创新，2007年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他还指出，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倡合作和兼容精神，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创新合力。

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需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之路，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指出创新要突出中国特色，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就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就是努力形成贯穿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要求，吸收当代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理论体系。为此，要求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着力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提高学术创新能力，创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概念、学术语言，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学术方法，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等。

总之，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理论创新是时代的呼唤。现在，我们党成功走过90年的光辉历程，靠的是理论创新，今后，我们党还将继续率领全国人民走向更大的辉煌。历史经验雄辩地证明，注重理论创新，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向成功的重要保证。

参考文献：

[1]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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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9].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2003-07-02.

[10]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篇5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发展　创新　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理论对实践可以产生具有重大的推动意义，它可以推动一个国家发展，它可以产生效益，物质金钱。它可以推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

它有三大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对这三大基本问题的认识和把握程度，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创新程度、丰富程度和深刻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围绕探索和回答这三大基本问题展开的，深化和丰富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基本问题上所形成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把我们党对社会和中移动认识不断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的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构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阶段，我们党先后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们第一次被统一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一)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在全面继承了思想的精髓和科学原理，又纠正了晚年的错误思想和实践，在总结国内国际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为指针，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它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了一个科学思想体系。

(三)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理论观点，再次提升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中最具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属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回答的是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和靠谁发展的问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特征

(一)不断发展开放的理论体系

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随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它既是推动实践发展的根本指针。又是深化理论探索的基本原则和崭新起点。开放性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在继续发展，继续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发展指导。

(二)不断实践的理论体系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它第一次初步地、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并且是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充实新的内容而不断完善。

(三)揭示了时代性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来看，不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无一不是时代的要求产物，是顺应时代而产生的理论成果，时代性的特征十分鲜明。正如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理论的产生都同实践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密不可分。

(四)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确保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本身不仅都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而且构成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将在指导亿万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新探索新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和深化，不断从中华文化中吸取营养，激发创造活力。

(五)蕴含着浓郁的民族性，民族性首先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理论形态。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都注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前提下，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吸取理论资源。使得理论根基更加广博和深厚，从而更好地发挥其思想指导功能，实现了民族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其次表现在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加以创新，提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理论概括。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篇6

关键词：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14-002-01

一、实践的概念和地位

实践是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的活动。其基本形式有：生产实践、变革社会关系的实践和科学实验。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实践起着最根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作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坚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所有的活动归结起来无非两种，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研究认识问题就不得不研究实践问题，研究实践问题也不能撇开认识问题。在实践与认识这对范畴中，实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具体表现在：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是从微观层面上被具体化了的实践和认识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在于实践

1、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智慧源泉和衡量标准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源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任何理论都是时代和历史的产物。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显现出的一系列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理论获得了质的飞跃，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历史性伟大成就，也发生了严重性挫折，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取得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经历了失误和挫折，特别是发生了“”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所有这些，都促使我们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如何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道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经验教训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彰显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动实践。

同志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国内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八年抗日战争再加上四年解放战争，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自然灾害严重，粮食日益紧张；国外对新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所有这些使得新中国只能艰难前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动展现了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力量。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符合我们的实际，能够指引我们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完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接受实践标准的检验是保障自身与时俱进不断完善的法宝。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绝对的，但又是相对的。因为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往往不能充分检验一切认识。坚持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为了在实践中发展真理，已经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还要继续接受实践检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这不能说明现有的理论体系已经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理论，不再需要接受实践标准的检验，不然我们也不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出现诸多困难。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我们已不可能在现有理论里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完美答案，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理论、检验理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其不断完善、不断升华，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思想的实践观。马克思曾说“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的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邓小平理论的实践观强调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将精神奉献与物质利益紧密结合，更好的体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他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在对实践观科学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继承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实践观是一脉相承的，都强调了实践观点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任何实践都是具体的、是不断发展的过程。实践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要求我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新理论。我们一定要发扬积极进取、敢于创新的精神，推动科学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提高我国建设实践的水平与高度。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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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刘 杨.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及创新[D].曲阜师范大学，2011.

[6] 曾德盛.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特色[J]. 学术论坛，2009.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篇7

在对HPS真实本性进行讨论的同时，科学社会学家们提出了哲学分析在更一般条件下的效验问题。他们所批评的是一直存在于一些科学哲学家中的关于唯一性、统一性和科学合理性的观念。在这期间发展起来许多不同的科学研究纲领，甚至与最初的强纲领差异甚大。不过，虽然这些纲领之间存在差异性，但仍共享这样的主张：要在语境中理解科学，不仅意味着知识的语境，也意味着实用的、社会的、历史和政治-经济的语境[1]。80年代末，当许多科学社会学家放弃了更极端的建构主义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本质论(essentialism)时，一个日益清晰的判断在所有的辩论方中涌现出来，即每一个现有的科学学(science studies)学科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重视对语境中的科学进行分析表明了科学事业复杂、多面的本性——这是当人们注意科学的语境性细节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特征。科学能够严格地以哲学、或社会学或历史的术语加以有效地理解，这是难以置信的[1]。近来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中令人瞩目的进展，是把对科学的理解从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变成作为实践的科学。科学学的一部分转变为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CSSK)，这种转变依赖于人们如何定位文化的涵义，而这一研究是通过一种语境和文化的科学编史学的形式来处理的。

在此意义上，“科学实践”的概念是科学学中一个需要加以澄清的关键概念，它还需要提供解释力，从而使其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而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近来对“科学实践”的系统性研究已成为科学学中一个新的分支，它借助了科学文化史的概念工具而得到了发展。在这一新的分支中，一些人认为，“科学实践”观将为我们处理科学的语境分析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因此，他们的部分工作就是发展一个“科学实践”的解释性概念。

不同的学者都在试图给出某种科学实践的概念，以解释科学事业及科学复杂、多面的本性。不幸的是，在实践中所有这些计划都至少在两个方面将认识论问题放在了一边。一方面，他们没有致力于从历史和认识论角度来分析诸如证明、证据、检验和错误等认识论概念，而是多使用诸如抑制、技巧、劳动、作用(agency)、抵制、启发式结构(heuristic structure)等社会和人类学的解释性概念。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说，他们的计划不是规范性的，而主要是描述和文化解释性的。他们关注的是去描述科学事业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学方面，而不是试图发现用来评价和(或)指示科学知识甚至科学实践的认知范畴。

科学实践的研究(SSP)与传统的HPS共享着一个旨趣，即从历史的观点来分析科学事业，同时关注于按照科学真正发生的方式来理解科学。然而，思想上的主要区别在于，SSP不把对科学的认知关注看作一个值得分析的关键主题。我想要说明的是，从HPS到CSSK的转变，在分析和解释科学知识的认知规范性方面出现了困境，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理论将有助于说明一些这样的困境。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分析从HPS到CSSK的转变；接着考察CSSK中两种关于科学实践的代表性的观点；然后提出一些被认为是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科学知识的认识规范性的认知困境。

1　从HPS到文化研究(culture studies)

在1980年代中，发生了一个从HPS到科学研究再到文化研究的转向。1985年，出现了著名的语境性的科学编史学。夏平和沙弗的《利维坦与空气泵：霍布斯，波义耳和实验室生活》一书以历史的方式展示了，在复辟时代英格兰的地方性语境中，科学事实是怎样在物质、文化和社会技术的相互作用中被建构出来的[2]。这一研究瓦解了对影响科学的因素做“内在的”和“外在的”两分的传统。由此带来了被支持者称为“科学学”的活动，即一种跨学科的组合，其中科学的历史、哲学和社会学变得“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

一些学者越来越考虑为像“科学学”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增加新的“语境性”的进路(approach)。这些更新的语境性进路，逐渐成为文化理论的发展方向和人类学家严肃探究的工具。当这些人类学进路转向民族志(ethnographic)研究时，科学自身变成一种“文化”。通过一些学者特别是皮克林的工作，语境主义为科学哲学提供了方法上的补充。

1980年代末，皮克林开始拒绝SSK议程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说“SSK不能简单的提供给我们获得科学丰富性的一整套概念体系，比如，装配仪器、计划、运转、解释实验、精心阐述理论这样的密集工作，以及与实验室负责人、杂志、给予资助的机构协商等”[3]。对皮克林而言，作为科学史家的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以及作为科学社会学家的布鲁尔和巴恩斯的问题，主要源于他们将研究定位于宏观层次以及与实践相对的理论。

皮克林的实践概念是在两个意义上表达的：一是时间上作为文化拓展和转换的实践。另一个意义上的实践与科学家在其日常工作中所依赖的特定的、可重复的活动序列相联系。皮克林对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解释，体现出他对科学的复杂性及知识和实践要素的丰富性的强烈欣赏，他开始将这称作“实践的冲撞”。通过这种措辞，皮克林把科学生活的本质定位于“实践的动力学”。这是一个复杂交互的、相互依赖的过程，一个不断重塑物质程序、解释和理论的过程。皮克林发展了一种关注细节的特征，特别是关注某些地方性情景中的科学家，如路易斯·阿文兰兹或盖尔克蒙·默普尔哥，这使得皮克林可以在一种极其复杂的、不同联系的风土志(topology)研究中来描绘科学实践，作为实际科学的不相统一、缝补拼凑和分裂破碎，从其虚构的统一性中发出的一声遥远的呼喊。皮克林分析了高能物理学的语境，根据他的说法，理论家和实验者在那里顺从于不同的小组，以便能够将研究进行下去，这种研究具有一种积累不同“机会”的特征。

在这个拓展了的科学文化的概念中，皮克林试图超出作为知识的科学的概念，去包容科学的物质、社会和时间的维度。他主张将科学不仅想像成一种表征是可能的，人们可以从这种观点出发：世界首先并非是被事实和观察充满的，而是充满了作用。世界持续不断地制造事物(doing things)，与我们有关的事物不是建立在无肉体的智力上的观察陈述，而是一种基于物质存在物之上的作用[4]。不过，皮克林主张，可以通过对实践的分析来说明其认识论上的论证。确切地说，他主张“对实践暂时性的严格分析指向一种对科学知识的历史性理解，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超越了客观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陈词滥调”[4]。皮克林的认识论论证，旨在拒斥用科学家共享的标准或用他们的兴趣来解释科学的客观性。客观性是彻底的和时间性的，通过科学实践的历史发展而形成；并且，按照皮克林的观点，传统的历史和社会的范畴并不能充分地描绘科学事业的复杂性。他说：“这……是一般问题的一个清晰的例子。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已经开始认真地考察实践，但仍沿用过去所使用的不恰当的词汇来表达他们的理解，在过去，虽然科学知识是可以谈论的，但似乎与实践无关。”[4]。皮克林谈论的是传统的限制性谈话，按照他的观点，这种谈话只不过是逻辑经验主义者用以控制科学家的作用的一种认识规则的变形而已。

皮克林的解释计划，将科学知识的现存状态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和当代社会地位的结果来说明。其编史学特征之一，即展示科学信念和实践的偶然性，以消解其自然的或合理的必然性外表。科学知识社会学自身并不能指点科学信念或科学实践中的特定变化，而只能为人类作用更自如地演练开辟一个偶然性的空间[5]。在此意义上，皮克林认为“科学的选择在原则上是不能还原的，是开放的，即使从历史的观点看，依据未来实践所意识到的机会，选择自由是被封闭的”[6]。简言之，皮克林从理论优位和表征性的科学观中脱身，转而关注科学实践，以理解仪器、模型、实验和科学中等干预性程序的作用。

1996年，劳斯出版了《参与科学》一书，提供了后实证主义最新的讨论以及文化和社会性别研究的重要成果对理解科学实践的贡献等相关问题；同时，讨论了科学共同体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及实践是如何产生知识的，并为反表征主义提供了清楚的辩护，对文化研究进行了有所偏向的整理。

2002年，劳斯出版了《科学实践何以重要》一书，书中他面对《参与科学》的一些批评，对他所提倡的自然主义的科学实践概念给予了详细说明。他的主要观点是要证明一种哲学的自然主义，作为遵从科学的元哲学自然主义或与科学相协调的哲学自然主义是可以解释自然的。他提出一个双重策略：一方面，反自然主义者，比如内格尔，希尔和泰勒的批评是源于语言的逻辑或超验的必然性；另一方面，通过规范的可说明性将科学实践重新构想为可以确认的，从而不必还原为任何规律和规则就可以理解的因果过程。他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拒绝在自然和规范之间做任何系统的区别，并把这种区别设想为一种有害的二元论。他非常严肃地对待特纳对实践的批评，但强调特纳的批评“没有认识到一种可选择的实践概念的可能性，这种作为实践的要素的行为表现被恰当地看作应对正确和不正确的规范负责”。劳斯正确地断言，并不是所有的实践者都可以执行同样的行动或者拥有同样的预设，因此，他把特纳对实践的批评看作是“共享的预设”。但是劳斯认为，实践者和实践中的其他要素应对不适当或其他方面不正确的执行和预设负责。因此，标志着某些行为表现的不正确认可和其他的不同回答，本身就是规范性的实践[5]。

对劳斯而言，“实践通过设定一个格局构成现象中的客体，在该格局中，客体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边界是有区别的，而且边界应对它们所形成的区别负责任”[5]。这一观点说明，自然界是有内在规范性的，这种内在规范性仅是在这种意义上说的，即它关系到自然界的部分是如何存在和运转的，以及这些部分的行为从根本上可以看作具有确定的特征。劳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作为实践要素的行为表现所共享的规范性说明来理解实践”[5]，这意味着一个共同体中不同的行为表现可以进行相互解释，而不需要其中任何基础的基本规则。为了区别作为规则性的实践和作为规范性的实践，劳斯强调一种在语言学实践和话语实践间相关的区别。那些将实践等同于规则和共享信念或概念系统的人，典型作法是将语言放在实践领域之外。相反，劳斯认为，实践的规范性概念最好像布兰德姆、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所论证的那样，合并为一般的意向性概念那样理解。语言和意向性的更一般语用学说明，将语言看作是动力学的和规范性的，意味着共享的意义或信念并不是预先存在的可以解释交流可能性的事实，而是在解释作为具有交流属性的语言的过程中被援用的预先假定的规范。

与皮克林相同，劳斯的核心目标是清楚地表达一种可供选择的科学理解的概念，这种对科学的理解既不源于自然的必然性表征也不对这一特征的其他形式的二元论让步。劳斯将科学实践而非理论表征的概念作为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的核心。他承认，在他的计划中有几个部分：(1)实践是按照其规范性的可说明性而不是表述行为的规律性来重新构想的。(2)实践的语义学重要性是按照话语实践而不是语言学表征重建的。(3)话语实践的特殊的语言学成分在语义学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在物质内部作用的模式中的位置。这些更大的模式是话语的并不是因为每一个事物都是语言的一部分，而是因为语言伴随着每一个事物。(4)他认为科学实践揭示了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实践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自身是可理解的。(5)这种观点使得科学中实验的实践的首要地位能够得到理解。按照劳斯的观点，科学通过它们对自然的处理使得自然成为可理解的，而实验性实践包括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干预，同时也是一种概念的表达[5]。

2　文化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

文化研究来源于一种HPS的社会形式，特别是来源于整合了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史的HPS。通过这种转变，损失的是认知承诺，而增加的是对作为解释手段的社会因素的过分强调。文化研究承认社会和社会学的成分进入到科学实践中，这样做的代价是科学事业失去了智力和哲学的特征。在余下的讨论中，我将扼要的说明，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概念中认知分析是如何令人惋惜地消失的。

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概念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他们坚持抛弃理论优位和表征的科学观。正如已提到的，他们关注科学实践以理解仪器、模式和实验在科学中所起的作用。对皮克林来说，“实践”概念和关于科学的社会和文化史的一般活动一样，比“理论”更为基础。“理论”不再是通过它来对科学进行分析的概念，主要是因为它依赖于作为表征的知识观。像证据、可能的知识、错误的控制、非完全决定性，认知证明等认识论问题，被“科学活动的丰富性”的文化历史的分析所取代。当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没有在智识议程(intellectual agenda)中出现时，从“理论”转向“实践”就成为一个可以理解的转变；这个日程的核心目标是“当科学中文化拓展的工作发生的时候及时地去理解它”[4]。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这种分析策略有两个缺点：(1)它局限在实验科学上；(2)它将实验的一种主要的认识论目标排除在外，即对理论的认知支持。先看前者，他的分析对于像实验物理学这样程序虽有效地简化了，但并没有排除掉理论、表征或叙述性实践的学科，仅具有有限的合法性。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皮克林的科学实践概念能为像古生物学、宇宙哲学、地质学、考古学和进化生物学这样以文本性和叙述性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性的科学提供怎样的解释力[7]。再看后者，皮克林对实验实践的分析大体说来是对作为过程的科学的分析，但他并没有解释这一过程是如何产生出一种认识论上稳定的产品的。几年前，麦克姆林区别了两种意义上的科学：作为产品的科学和作为过程的科学，前者是一组具有支持证据的陈述，后者则包括了证据赖以积累的(实验的、工具的和社会历史的)路径[8]。正如麦克姆林主张的那样，问题在于科学有效性的判断标准是否能在科学实践之中被发现，如，科学知识的认知规范性(科学的认识论的要素作为产品)怎样以及为何是存在于科学实践(科学作为过程)中的。皮克林没有对这个问题加以解释，一个原因就在于其作为过程的科学观是超负荷的，过分强调了“科学事实上是如何工作的”这个基本问题。

然而，皮克林的科学实践观展示了某些历史编史学的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认识论的结果；但不幸的是，这些问题没有得到恰当的研究。确切地说，我的观点是，按照皮克林的论点，科学所具有历史性会对以一种本质论的方式定义科学这样一种企图构成挑战。这种观点驱使我们转向一个认识论上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科学是怎样在历史中形成的？其认识论的重要性依赖于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科学的一个核心部分是科学知识及其历史变化。因此，可以用下述术语来重新表述已经提到的问题：科学信念、证明、证据以及许多其他嵌入科学知识中的认知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与皮克林的观点相反，事实上科学不仅包含着物质实践。科学也可以从一种认识论的观点来进行关注，这种观点可以被称为“认识论的实践”，即，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其叙事提高了共同体的认知一致性。劳斯也没有从认识论的观点来研究科学实践。他认为科学实践揭示的是自然现象而不是客体，这使科学中实验实践的首要地位能够得到理解。科学通过与自然界打交道来使理解自然成为可能，而实验实践包括改造世界的物质干预，同时也是一种概念性的表达。与皮克林的理论一样，在劳斯的理论中，我们再一次发现将科学等同于实验实践的局限性的(和不完美的)因素。把皮克林和劳斯的科学实践理论应用于理论科学或历史科学中，并试图去理解将那些理论性科学中的表征与理论一致性放在一边的理由将很有趣。正是因为将整个科学知识的谱系限制在实验科学中，才可以顺理成章的将表征或符合不再看作是基础性的问题。不过劳斯的理论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困难。他的目标是，通过规范性的可说明性来重新构想一个可以确认的科学实践，来理解因果过程，而不必将其还原为任何规律或规则。但有趣的是，劳斯不是在谈论认识论的规范性，而只是在谈社会的规范性。他主张可以通过要素表现的共享规范的可说明性来理解实践，在这点上，他是清楚的。表现基本上是一种某物或某人作用、操作或行为的方式，这完全是一个社会的主题。

的确，并不是所有对于理论或科学信念的认知规范性的要求都源自社会。“如果除了那些产生于社会的信念以外，我们的信念没有规范性的要求，那么人们可能期望在社会认知实践中看到更多的变化，就好比在穿衣风格上所看到的那样”[9]。玩游戏需要学习规则，但这并不是表明有关规范性的任何东西本质上都是社会的。作为一个深思熟虑的行动者，即使是独居的人，当涉及到形成信念时，也很可能会得出一个不仅是怎么都行的观点。因此，劳斯希望通过使社会实践成为认知规范性的先决条件而将其视为知识的先决条件的努力失败了。认知规范并不存在于文化或社会实践之外的提议似乎是一种倒退：要理解社会认知实践的历史意义，只能通过将其看作是一种理解先前存在规范的种种尝试，这些规范并非来自一个先验的领域，而是在历史意义上已经存在的。社会学在解释认知规范性的起源上是不合适的，历史可以做到充分的解释。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践论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哲学 国情 融合 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的融合与发展,就是把理论中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创新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现

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源泉,而且对于整个现代中国哲学的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的关系

1、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性质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实践经验来解决遇到的问题并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水平。只有不断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运用,又对现代中国实践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并总结出符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哲学理论,才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的完美结合。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就明显地表现为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衍生物,也是中国社会实践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的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而且后者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中国特殊的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根本

国情是一个国家及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它决定和制约着国家及社会的发展脚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先进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殊国情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的正确带领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基础,客观地认识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质和人民内部的基本矛盾,把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中国获得民族自由解放的根本途径。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才能取得全面的成功。因此,中国特殊的国情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

3、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关键是全面科学的中国国情观

全面科学的中国国情观是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发展的关键。如果脱离中国国情单独来讲,我们就不能全面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真谛。邓小平理论在科学地认知中国国情,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下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在经过长期的探索之后,终于形成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离开了中国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特殊国情,离开了当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际和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理解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融合的历史必然性

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的融合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国情的主旨下,融合世界各地先进文化,结合民族先进文化的一个互相渗透的过程。民族先进文化的结合与发展实质上是在继承优良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前提下,实现文化的演变,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当民族文化发展与世界文化紧密融合在一起时,民族文化的渗透与发展就成为避免不了的历史现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第二次放眼看世界,将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新的举动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20世纪末期,西方文化的大力入侵,是第一次“西学东渐”所无法比较的。中国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相比,也有天地之别。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特别是在经历之后,中国本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下显得更加薄弱。于是,西方文化思潮几乎在毫无障碍的情况下传遍中国。文化开放为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和广阔的空间,但其中的挑战远大于带来的机遇。随着中国加人世贸组织之后,随着交通的日趋便利和通讯手段的科技化,世界文化将会肆意膨胀,各种文化思潮的汇集更加波涛汹涌。因此,融合世界各地先进文化,发展民族文化,促进国家及社会与时俱进就成为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融合发展的关键。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

科学全面的中国国情观,必须要有远大的见识,即对时代的变迁、对世界格局的发展有正确客观的认识和了解。只有掌握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清晰地看到自我的历史方位,才能真正了解本国的客观实际,才能形成科学的中国国情观,才能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来说,实现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一大突出的特点。从经济全球化这个当今世界最明显的特征及发展态势中,我们党充分认识到要确立我党坚定的执政地位,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真正做到执政为民。

社会实践在发展,时代在发展,科学技术也在不断的前进,中国国情也随之而不断发生深刻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过程,而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不断从当今社会的时代特征出发,与时俱进,深入探索中国社会实际,以解决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时代主题为源头,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国情的融合与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要真正做到两个方面的转化:

一是由原有理论性的研究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实际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中要不断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融合发展的研究意义和方向,实现政治上的明确与坚定,实现理论上的正确与客观。

二是由保守传统型研究转化为开放前瞻性的研究,在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融合发展的前提下,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实际理论,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水平,为中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增加最宝贵知识财富,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学习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融合发展的理论成果,学习其创造性、统一性、前瞻性。

结语:

我们要不断提高对社会实践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树立牢固的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理论,不断地进行探索研究,使党的工作全面体现时代气息,依据科学发展规律,积极创新,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国情融合发展的新乐章。

参考文献:

[1] 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两个问题的理解[J].中国社会科学, 2009(1).

[2] 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 何萍.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性[M]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学学报, 2008(6).

[4] 陶德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