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陈述报告范文

初一陈述报告篇1

【关键词】：听证者  决定者  统一

  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是听证程序的一个核心要求，但问题在于怎么确保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能有效行使？因为行政机关的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它是一个由多个内部机构组成的统一体，这些机构在内部是分离的，但对外又是统一的。这就造成在听证程序中听取相对人陈述申辩的机构（或人），与最后作出决定的机构（或人）往往是相分离的：即听取陈述申辩的人，无权做决定；而有权做决定的人，没有听取陈述申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才能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被完全吸纳到行政行为中，又怎么才能保证行政行为所依据的所有事实都是行政相对人所知悉和论证的呢？

一、概念说明

要分析这个问题，有必要先界定一下本文将要涉及的以下几个概念：

1．听证。本文所说的听证是广义的听证，既包括进行言辞即席质证辩论的正式听证，也包括只是采取某种方式听取陈述申辩的非正式听证，也就是说，这里的听证是泛指行政主体各种形式的听取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的程序。这种界定为的是本文的论述和行文方便，只具有本文意义。

2．机关。本文所指的机关是指行政主体，也是为了本文论述和行文方便。因为如果用“主体”，无法区分“行政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主体和“行政主体”内部的机构或人作为一个行为主体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无论行政主体中的听证主持人，还是行政主体中的行政首长，抑或是其中的其他机构，他们所作的行为都是行政主体的行为，这样就无法区分“行政主体的决定”与“行政首长的决定”的关系，以及“听证主持人的决定”与“行政主体的决定”的关系。这种界定也只具有本文意义。

3．机关决定与个人决定。本文所指的机关决定是指行政主体作为一个组织整体作出的决定。个人决定是指行政首长作出的决定，或者听证主持人（或听取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的人等）作出的决定。

二、决定者与听证者的统一

（一）听证者与决定者的分离

从形式上看，在行政主体中，听证者和决定者是分离的。这和法院审判不同，法院的审判是个人的，＊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行政案卷排他制度研究”( 08bfx019)的阶段性成果。法官听取当事人的陈述申辩后，由他进行心证和判断推理，最后由他作出判决。[1]在此，听证者和决定者是高度的统一，从而程序和实体也是高度统一的。但在行政主体中就不一样了，听取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的一般是机关内部的职员，听完以后，这些职员并没有作出行政行为的权力，他们必须把听取的材料提交给行政首长，由行政首长最后决定。而行政首长拿到这些材料后，对比较重大的事项，他会召集会议进行讨论，然后根据会议的讨论作出决定，对于一般事项，就自己拍板决定了。

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困惑，即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很明显，“作裁决的行政官员或行政机关怎么了解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呢？如果裁决者主持审讯，亲自听证，听辩护词，也显然不会存在这种问题。……然而，如果一个行政官主持审讯，另一个行政官作裁决，……事情则较麻烦。”[2]正如一位英国官员所描述的：“我们不必费脑筋就可以把这种裁决转化成两个诉讼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两个人之间产生了 法律 纠纷。他们请求法院解决。法院派了一个代表去听证。他去接受了证据，……然后回法院向法官写出报告，……这个报告是咨询性的。法院的其他人对此报告加以评论，然后再把这个报告送交法院的另一个部门讨论。法院的一个不知名的官员作出书面裁决。你认为这能使案件当事人满意吗？”[3]

（二）决定者必须听证

正当行政程序赋予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权的目的在于使作出决定的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并尊重他们的意志。但行政主体中听证者和决定者的分离，显然使这个目的无法实现。因而必须改革：由最后做决定的人来听证。

1933年，美国著名的第一摩根案最早实现了这种改革。[4]该判例中，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休斯非常精彩地指出作裁决的权力和责任赋予了农业部长，而没有赋予作为一个机构的行政机关。“因此没有理由说：牲畜买卖及牲畜法第310条规定的权力授予了农业部（行政意义上的一个部），故一个官员可以审查证据，另一个没有研究过证据的人可以作裁决、制作命令。”既然作裁决的责任是部长个人的责任，他必须亲自听取证据，他自己必须认真思考，作出他认为公正的结论。“没有研究过证据和辩护词的人不能履行这种职责。这不是一种与个人无关的职责。这是一种与法官职责相似的职责。作裁决的人必须审讯。”[5]

第一摩根案确立的决定者必须听证的原则，克服了决定者与听证者分离的状况，但要不折不扣地实施这个原则并不容易。因为行政主体实行首长负责制，最后作出行政行为的决定权 自然 要赋予行政首长，但如果行政首长作出每个行政行为都要亲自听取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或亲自主持听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行政首长不同于法官，法官除了对争议进行裁决外，没有其他职能，他能够而且必须自己听审，自己判决。但行政首长除了适用法律作出行政行为外，还要履行更多更重要的职能：他要通盘管理所辖事务，处理与自己部门相关的 政治 性的事务，还要对整个行政主体进行组织管理等。此种情况下，如果要他对每个行政行为，尤其是具体行政行为都要亲自听证，就等于他要把全部的时间花费在鸡毛蒜皮的事务上去了。更何况，行政主体处理的事务种类繁多，涉及面广，要作出的行政行为的数量远远大于法院受理的案件，哪怕行政首长愿意把自己全部的时间都化在听证上，他也无法完成。

所以，我们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决定者必须听证，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文森所说：“‘作裁决的人必须审讯’，同时我们也必须记住，‘审讯’一词是在 艺术 意义上使用的，它意味着程序上的一种最低限度，以确保负有制作最终裁决和命令职责的人能够作出明智的判断。这句话并不是要农业部长在摩根案中充当主审官。”[6]也就是说，决定者必须听证表示的是决定者必须以听证的案卷为根据，认真考虑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只要符合实质意义上的听证就行了，而不是要求符合形式意义上的听证。而且，决定者必须听证，也不意味行政首长个人要孤立无援地阅读所有案卷材料，亲自研究涉及的所有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因为几乎每一个行政行为的案卷材料都很多，从几百页到几千页，甚至上万页，要求行政首长亲自阅读完，显然是不合情理的。所以，决定者必须听证，并不排除在实际的行政程序中取得机关内部职员的帮助，内部职员可以进行调查，证据可以由听证主持人接纳，这些接纳的证据和文件也可以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下级官员筛选和分析。而行政首长只要认真考虑机关职员的这些筛选和分析，就符合“决定者必须听证”了。

但是，当我们把决定者必须听证作上述“艺术”理解的时候，我们又使自己陷入了另一个困境中，即在具体案件中，我们怎么来证明决定者认真阅读了案卷材料，或者认真考虑了机关职员对案卷材料进行的筛选和分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鬼也不知道人的思想”，要揭示人的思维活动是不可能的。所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第四摩根案中明确指出，就像不能讯问法官的裁决程序一样，法院也不应讯问行政首长的裁决程序，这样会破坏行政程序的完整性和独立性。这就是第四摩根案确立的“不能探索决定者的思维过程”的原则。[7]

最高法院确立的不能探索决定者思维过程的原则，使法院不能再质问行政首长有没有认真考虑听证材料了。这意味着第一摩根案所确立的“决定者必须听证”不仅无法实施，而且也无法监督。[8]

（三）听证者必须决定

既然决定者必须听证无法实施，但决定者必须听证的精神我们必须坚持。四个摩根案虽然使我们不断陷入迷宫似的困境中，但困境中的经历，不仅积累了我们实践的经验，而且增长了我们的技术智慧，进一步的探索终于使我们找到了更好的途径：听证者必须决定！

这方面的先行者仍然是美国。在四个摩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在短短的时间内自己否定自己，表明司法机关在这方面己无能为力了；而四个摩根案又用实例说明了行政裁决程序确实存在问题。这就促使国会采取行动，这种行动的结果导致了1946年《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出台。[9]《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在行政机关内部建立独立的听证官员，由他们主持听证，并也由他们作出决定。[10]

但如果完全由听证官员主持听证，又由他们作出决定，那么又剥夺了行政首长的决定权，从而毁坏首长负责制的行政管理体制。为了避免这个危险，《联邦行政程序法》进而规定听证官员的决定只是初步决定，当事人对初步决定不服可以上诉于行政首长，行政机关对该决定不满，也可主动要求复议。而且听证官员毕竟无法承担行政决策的责任，所以初步决定只适用于按常规方式，把普遍性规则适用于具体情况的事项，而对于新发展的领域，具有开拓性质的事项，听证官员在听证结束后只能提建议性的决定，最后的决定，仍由行政首长作出。[11]另外，对于政策选择性特别强的事项，即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或者决定初次申请许可证的，行政机关不需要有听证官员的建议性决定，就可作出临时性决定。[12]对于临时性决定，当事人可以提出反对，当当事人不能提出正当的反对理由时，临时决定即成为最后的决定。最后，对于前述政策选择性特别强的事项，如果确有迫切需要迅速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免除一切事先的决定，包括初步决定、建议性决定和临时决定在内，而直接作出最后的决定。

这样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不仅做到了听证者必须决定，而且也兼顾了首长最后决定的要求。

（四）案卷排他：决定者必须听证与听证者必须决定的统一

虽然由决定者必须听证发展到听证者必须决定是一个技术进步，但还不完美。因为听证者必须决定，虽然可以使行政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得到满足，但却可能摧毁首长负责制的行政管理体制。所以，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规定来了个折中，区分出初步性决定、建议性决定、临时性决定和免除一切的决定。但这种折中，兼顾了首长的决定权，却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另一个缺陷：怎么保证行政首长的最后决定符合听证的要求，即决定者必须听证。因为听证主持人主持完听证后，他把作出的初步决定、建议性决定和临时决定交给行政首长，由行政首长最后作决定。而且对于这些决定，相对人仍然可以再向行政首长提出反对意见，进行进一步的陈述申辩，那我们又怎么来保证行政首长此时会充分考虑听证主持人的建议，充分听取相对人所作的进一步陈述呢？

这时候还是要靠案卷排他继续发挥作用。听证主持人主持完听证后，当然要按照案卷排他原则的要求作出初步决定、建议性决定和听证报告等。[13]但这之后，听证主持人的意见、初步决定、建议性决定和听证报告，以及相对人的进一步陈述申辩等，这些经过听证程序加工过的案卷材料还要继续记人案卷中，成为一个新的案卷，行政首长最后的决定必须根据这个新的案卷作出，这个新的案卷材料中没有记录的因素绝不能成为行政首长最后作决定的依据。

这时候，由于有听证主持人的听证报告或初步决定的存在，我们再要求行政首长的决定程序也做到案卷排他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行的。首先，这时候提交给行政首长的案卷材料已经经过听证主持人或行政机关中的其他职员的分析和筛选，其中的事实关系和法律关系都已梳理清楚，即使相对人这时候提交的新的陈述申辩也只是对要点的阐述，因而阅读这些案卷材料，不需要耗费行政首长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只需要从全局角度把把关就行了。其次，听证后，经过听证主持人的心证和分析推理，数量庞大的听证材料及其所反映的复杂关系在听证报告或初步决定中都已简化和清晰化，再也不需要我们像第三和第四摩根案那样去审查无法审查清楚的行政首长的思维过程。这样，在案卷排他原则的作用下，并通过听证报告或初步决定这个中介进行承上启下的衔接，就既可以做到听证者必须决定，[14]又可以做到决定者必须听证。[15]从而使听证者和决定者达到高度统一。

这种完美的技术操作，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解决。[16]也正因此摩根案判例在美国行政法中获得了里程碑意义的赞誉。首席大法官范德比尔认为：“第一摩根案判例关于行政程序中的审讯官的作用的判词……在行政法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7]美国著名行政法学家施瓦茨认为：“联邦行政程序法直接产生于第一摩根案判例。”[18]尔后，其他国家也开始效仿，如《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4条第3款规定：“主持人于听证终结后，应尽速作成报告书，载明当事人等对不利益处分原因之事实所为之主张，有无理由之意见。并连同第1项之笔录，向行政机关提出。”我国虽然在《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中，没有规定听证主持人要制作听证报告或听证建议，但在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规章中却对此也作出了明确规定。[19]

三、机关决定与个人决定的统一

（一）机关决定与个人决定的分离

在行政机关，机关决定和行政首长的个人决定既是分离又是统一的。行政机关的任何决定基本上都是行政机关内部各机构和职员分工合作的结果，宏观决策和总体调控由行政首长负责，而其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如专业问题、法律问题、技术问题、数据问题等则必须由不同的机构和专家分工解决，行政首长对它们的关系进行协调和组织。最后又由行政首长进行综合判断，并代表行政机关作出决定。

这是从整体角度来看，如果从行政相对人角度看，情况就不一样了。在涉及他自身利益的行政行为中，他发现行政机关的某一职员主持听证，听取他的陈述申辩，然后又由另一批职员来研究该案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和其他专业问题，然后又由其中一些人，就此向行政首长汇报，又由行政首长开会决定或由某个行政首长直接拍板决定。这个决定过程使行政相对人根本就无法知道这个涉及他的行政行为在行政机关内部是怎样作出来的，更无法知道，他的陈述申辩在行政机关作决定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在他眼里，机关决定和个人决定是分离的，听取他陈述申辩的是听证主持人和其他一些职员，而作出决定的是行政首长和另一些人；听取他意见的人无权作决定，而有权作决定的人又不听他的意见。他希望行政机关中作决定的人，能直接听取他的陈述申辩，即作决定的人和听取他陈述申辩的人是同一人。因为这样他就看得到谁在听他的意见，谁在作决定，他心里就会有底，才会放心。而现在，行政行为最后是以机关的名义作出的，但其中谁在听取他意见，谁在起决定作用，这个过程是怎么进行的，他都无从知道。这就使他很不满。美国第一摩根案就是这种不满的体现，联邦最高法院为了解决行政相对人的这个不满，切实保障相对人的陈述申辩权，提出了“决定者必须听证”的要求。

这个要求很合理，也很鼓舞人心，可惜在行政机关中无法实施。毕竟行政机关不同于法院，法院可以作到的，行政机关却不能，也不应该作到。由此又导致联邦最高法院在第四摩根案中不得不提出“禁止探索决定者思维过程”的要求，从而把第一摩根案所确立的决定者必须听证的原则又收了回去。

（二）案卷排他：机关决定与个人决定的统一

第一摩根案确立的原则虽被收回，但该案所揭露的问题必须解决。应在维护行政机关固有管理体制的前提下，使机关决定和个人决定相统一，使行政相对人既能看到案件的听证者，又能看到案件的决定者，这同样需要靠案卷排他来保障。如前所述，在听证报告、初步决定等的承上启下的中介下，案卷就可以像个“隔音空间”一样，把听证主持人、其他机关职员以及行政首长等都隔在同一个案卷空间中，从而保证他们所作的决定始终是一致的，这就使机关决定和个人决定也统一了，且也使相对人既看到了案件的听证者，又看到了案件的决定者。这样的正义，才是相对人需要的看得见的正义。

四、政策、经验与专业考虑的入卷

最后，行政机关与法院不同，行政机关作决定时，并不仅仅是把 法律 适用于具体案件中，很多情况下还要基于政策选择、行政经验以及专业技术的考虑。由此，行政机关往往有很大的裁量权。再则，听证主持人以及行政机关中的其他职员，只是法律专家或技术专家，各自分管着自己的领域，他们的考虑只能侧重于某一方面。这就需要行政首长对他们的考虑进行通盘协调和综合分析，这样才能作出代表行政机关整体要求的决定。同时，由于行政机关实行的是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在作决定的时候，有义务考虑作出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最佳的政策选择，是否有利于本机关行政任务的实现。[20]

那么行政首长在这过程中，进行通盘协调和综合分析的理由，以及基于政策选择，行政任务的实现而作出的判断等，怎么能让行政相对人也知道和理解，并接受公众和有权机关的监督呢？否则即使听证程序很公道，但决定程序不公正，其行政行为还是不能让人信服。更严重的是，还会使行政首长基于政策、经验和专业技术等的裁量考虑变成让人无法琢磨的东西，从而为其滥用裁量权创造条件。为此，还是要像前面所述，必须以听证报告和初步决定为中介，把案卷排他原则延伸到行政首长的决定程序，使行政首长的这些裁量因素也都人卷，从而使行政首长的决定程序也变成看得见的程序！[21]

 

注释：

初一陈述报告篇2

关键词:思想品德 研究问题 分析

从思想品德教师专业成长角度说，教师专业知识的拓展、专业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教学研究。针对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的要求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思想品德教师可进行具有专业特色的教育教学研究。从研究过程的基本要素看，思想品德教师的教学研究活动可分为五个步骤: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研究问题的确定心理学、法学及国情国策文献的阅读和摘录明确思想品德研究论文的方法研究材料的收集和信息处理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研究结论的得出。

一、思想品德课研究问题的确定

1.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更注重选题的实践价值和发展价值，对问题的理论价值基本不作要求，这是符合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实际要求的。思想品德课教研课题的实践价值，指研究成果在解决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实际意义，如:思想品德课教学幽默的美感机制研究;思想品德课多学科渗透教学模式的建构;探究题与实践题引入中考试卷的作用研究;情境教学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的实际作用研究等。其发展价值是指研究题目的选择对思想品德教师的研究能力、思想品德教学效果和水平提高的作用，如新课程标准对思想品德课教学模式的影响;思想品德课课程资源开发方式的探究与实践研究;初中文科综合考试与研究性学习的相关性研究等。

2.研究问题的确定应遵循科学的思维过程。思想品德课教研课题的选定，是在思想品德课本和教辅材料、书籍、文献了解认识的过程中或在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实践中受到启发，逐渐认识的。这一思维过程如图所示:思想品德课教学研究题目的初步设想思想品德课教科书和教学研究材料的认识和了解通过分析和判断使思想品德课教研题目更加具体明确科学。

3.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课题的来源。研究始于问题，思想品德课研究也不外于此。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的内容存在三个方面:学生的心理品质状况和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学生对国情国策的认知和责任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方法及效果的研究。思想政治课教学研究课题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进行选择:(1)从初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需要出发提出课题:初中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初中学生自我保护能力研究，初中学生法制观念调查研究，初中学生对国情国策的认知状况研究。(2)从初中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要求出发提出课题:初中学生如何适应文综开卷考试应试误区研究，初中思想品德课研究性学习中教师的角色特征研究，初中学生如何写好思想品德论文研究等。

二、明确思想品德课题分析角度和方法

1.研究课题的进一步分析说明。当思想品德教师选定了一个比较有价值的课题，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有了恰当的陈述方式，思想品德研究问题一般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成为理想的题目。例如:“论深化思想品德课改革，全面推进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这样的课题陈述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这个课题的陈述太宽泛，给人的信息容量太小。就这个研究课题说，它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对学生评价标准的影响，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要求教学方式的转变，思想品德课新课程改革教学内容的深化对学生的要求。一个比较好的思想品德课研究课题陈述，可以使思想品德教师和阅读者更清楚研究方向和内容，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课题陈述应着重指出中心议题和课题的前后背景。如:“单亲家庭子女自我保护能力调查”这一课题陈述，可以使人们基本上了解思想品德教师的意图和技术路线，明确了两个变量:家庭结构、自我保护能力;一个假设:家庭结构与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存在某种相关。这样“小题大做”有助于确定思想政治研究的对象、性质及方法。

2.确定研究类型和方法思想品德研究课题确定后，必须明确此研究属于何种类型的研究，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如果主要是定量研究，必须明确是用实验研究还是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如果主要是定性研究，还要进一步明确采用比较研究、历史研究或人种学研究的方法。例如:“把握中考探究与实践题特点，提高复习针对性研究”属于定性研究，又是应用研究，我们一般采用比较研究和人种学研究的方法。“我国人大制度和人大监督权研究”属于定性理论研究，采用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方法。“构建‘和谐河北’、不断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研究，是定性理论研究。

三、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数据的处理

思想品德课研究数据有多种形式，如定性的、比较的、顺序的，研究者通常会用适当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统计方法主要有图表法、特征量计算法、大量观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法、统计分组法以及统计实验法等。(1)图表法。是借助几何图形或表格来表现以整理好的由教育调查和教育实验所获得的统计资料的一种方法。(2)特征量计算法。思想品德课教育统计学所研究的大量现象总是通过数量综合把它的一般特征和典型特征表现出来的，如校园学生诚信状况研究。(3)大量观察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如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是根据“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一般通过个别表现出来”的原理确定的。(4)统计分组法。如中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研究。

四、思想品德课教育教学研究结论的得出

思想品德研究成果的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最主要的形式是研究论文和研究报告。思想品德课教育研究论文一般格式:1.题目名称;2.内容摘要;3.关键词;4.引言;5.正文;6.结论;7.注释与参考文献。思想品德课研究报告形式:教育调查报告和实验研究报告。教育调查报告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描述现状，并根据现状提出改进问题的对策，也称咨询报告。实验报告的核心是实验，通过实验设计和用实验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观测，并对实验结果进行理论分析。

初一陈述报告篇3

在业绩下滑的同时，公司还面临着多讼案件――自2013年以来，公司陆续收到法院传单，共2755名投资者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尽管公司在2015年已经赔付了将近当年净利润的2.5倍，但是直到今年2月26日，仍有投资者不服法院判决结果而提起上诉。

旷日持久的官司以及巨额的赔偿款让佛山照明精疲力尽。雪上加霜的是，在公司最需要人才的时候，却曝出高级管理人员集体辞职。

业绩大幅下滑

佛山照明近期的2015年业绩快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7665.91万元，较去年同期下降6.26%：实现净利润5340.56万元，同比下降79.93%。根据Wind数据，按照中信证券行业二级分类，已披露2015年业绩快报的6家照明设备上市公司中，只有佛山照明的归母净利润出现下滑。

从主营业务来看，公司主营产品毛利率的下滑同样不容忽视。2015年上半年公司电光源产品毛利率为25.08%，较2014年同期下滑1.86%：LED照明产品毛利率2015年上半年毛利率仅为18.44%，同比下滑1.93%。

记者查阅公司的财务数据发现，近年来公司业绩明显出现下滑。2011-2014年佛山照明分别实现净利润为291 66.01万元、40046.67万元、25183.14万元、26612.50万元，计算得出2012-2014年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7.31%、-37.1 2名、5.68%，而最新的业绩快报显示，公司201 5净利润同比下滑79.93%。事实上，其成长能力如此脆弱，背后是有原因的。

在2015年的业绩快报中，公司当将净利润变动的主要原因解释为：1）根据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证券虚假陈述纠纷系列案的判决，公司2015年度向投资者赔偿13188.99万元（含诉讼费220.57万元）：2）计提资产减值准备8947.39万元：3）受市场影响，公司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导致毛利率下降，利润减少。

事实上，公司将诉讼纠纷案排在第一位，就已经充分说明该起案件是导致公司业绩巨幅下滑的直接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法院判决的赔偿金额已达到公司2015年净利润的2.47倍。

常年官司缠身

记者查阅公告注意到，上述纠纷案起源于2012年7月初，广东证监局下发的一纸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让佛山照明2009年、2010年、2011年涉及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等一系列关联交易浮出水面。

2013年3月6日，广东证监局对佛山照明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2013]1号），根据公告显示，公司未依法披露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超过2亿元，涉及关联方的重大担保事项金额达4000万元。行政处罚决定书还显示，这些关联企业均与时任佛山照明董事长的钟信才有着亲密关系，关联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中有钟信才的儿子、弟弟、妻妹等。

受相应利空波及，公司股价一路震荡下跌，蒙受损失的投资者开始踏上维权之路。自2013年起，佛山照明陆续收到多封《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告共2755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为由对公司提起民事诉讼案。期间，公司多次公告披露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原告与被告双方都曾对法院判决结果不服而提出上诉。

直到2016年1月29日，公司在业绩快报中披露向投资者赔偿的具体金额时，外界以为公司所涉及的诉讼问题已基本解决。不过，2月26日，佛山照明再度诉讼事项进展公告，30名上诉人不服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5）穗中法金民初第1975号民事判决书，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由此也似乎预示着，公司所深陷的这场官司，远未到结束的时候。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证券虚假陈述案前，公司也陆续出现过高级管理人员违规买卖公司股票、高级管理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信息披露工作出现重大错误等问题，由此看来，佛山照明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的发生是有前兆的。

高管集体辞职

旷日持久的官司以及巨额的赔偿款让佛山照明精疲力尽，而雪上加霜的是，官司还没结束，佛山照明方面却出现高管集体辞职：

2015年12月9日，公司同时收到董事长潘杰、副董事长刘醒明，董事吴胜波、维安纳・霍夫曼、叶再有、杨建虎以及独立董事刘振平、窦林平、薛义忠递交的辞职报告，请辞原因均为“个人原因”。但由于他们的集体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的最低人数，及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总数的三分之一，故这9位董事及独立董事的辞职报告尚未生效。

也是在2015年12月9日，公司又发了一份公告称，公司监事庄儒嘉、张颖启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辞职后，庄儒嘉、张颖启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此后的2016年1月7日，佛山照明再度人事变动公告，公司财务总监尹建春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并申请同时辞去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盟泰励宝光电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职务。尹建春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初一陈述报告篇4

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收录有《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其中有几处涉及东北地区特别是哈尔滨党组织活动情况及中央对之评价。这是现存党的历史文献对东北党组织的最早文字记载，对研究哈尔滨乃至东北地区党的历史意义重大。现分段考述如下：

该文件在“中局报告”中指出：

（六）党务 大会后党员增加不过百人；新发展的地方，一是济南，成立了地方会，一是哈尔滨成立了一组，也只有两个地方工作最力，湖北的工作最松懈，官厅的压迫和同志们的委顿两个原因都有。南京，杭州，四川，江西，福建均可望有新的发展。[1]

文中所说的“大会”即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心议题是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问题。“三大”选出的中央局委员有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5人，陈独秀是委员长。陈为人（化名陈福涛）作为满洲代表出席这次大会后，即回东北贯彻“三大”会议精神。同年11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一次中执委会议在上海召开。此会议与“三大召开”中间历时5个月，原因是与全国劳动大会在时间上冲突而拖延了1个月（在《开会纪要》中还有说明）。这5个月是中央局和各地分别贯彻“三大”会议决议的时间，中央局的这个报告就是对这5个月工作的全面总结。“中局报告”人是谁没有注明，但已知参加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议者有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项英，另有青年团、特别招待同志各一个，共八人。（同年9月初，中央局机关由广州迁到上海，谭平山留在广州担任驻粤中执委员，王荷波接替他加入中央局为委员。）据此，“中局报告”人应是陈独秀，但无论是他还是其他人都代表着党中央的共同意志，具有最大的权威性。

从报告的语气可知，中央对这5个月全国各地的党务工作并不十分满意，因为“党员增加不过百人”。但比较说来也有让中央感到满意的地方，那就是济南和哈尔滨，“也只有两个地方工作最力”，从行文上判断“”处掉字应该是“这”或“此”，也就是说济南和哈尔滨是大会之后这5个月中贯彻大会各项决议最得力的地区。事实上，“三大”刚一闭幕，陈为人就由广州返回哈尔滨，根据大会决议要求，在哈埠的进步青年中发展了汪洁曼、李铁钧、马新吾、可、刘天佑5人入团，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哈尔滨支部，由汪洁曼任团支部秘书（即书记）。团支部建立伊始便频繁与上海团中央取得联系，工作开展得很有生气。同年8月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派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彭守朴来哈尔滨与陈为人、李震瀛共同开展党团工作，10月中旬，京区执委会又派中共党员陈作霖来哈，哈埠已有党员3人（陈为人、李震瀛、陈作霖）、团员6人（汪洁曼、李铁钧、可、刘天佑、彭守朴、马新吾），共9人，于是成立了一个党团合一的中共哈尔滨独立组。[2]中央局报告中正是根据这些事实，认为哈尔滨是贯彻“三大”关于党务方面“工作最力”的先进地区。

按会议议程，中央局报告后由各委员分别报告“三大”之后北京、湖北、上海、湖南、山东、哈尔滨、广东7个地区国民运动、劳动运动、青年运动、党务等工作情况。

该文件在“各委员报告中”关于哈尔滨地方工作情况指出：

（六）哈尔滨

1.民校 民校事，张同志的部长委任状已接到，我们现在开始活动。事务所将租妥，以后预备以三十人为基本，从事有意义的组织。

2.《晨光报》 此报的数量在哈埠现已占第一位，一个月以后，可归我们主持。

3.青年学院 官厅已批准。现正在特警处粮捐下活动经费。青年学院半月刊——《青年》——下星期内正式出版。

4.劳动运动

A.有京汉高碑店分会得力工友来此，他是天津人，又在东路做工多年，会俄语，现已由俄友供给生活费，办东路华工部事。

B.此间友人每月出八十元，办《劳动周刊》，此报由我们办，下星期出版。

5.通信[讯]社现已有两个办公处，电话等都全备，与无线电收发处合办。仍加力进行津贴，俟根基在握，在此希望再调一同志来专办，以保持这块招牌。

6.S.Y.基本人已有六人（C友出外），努力于商人学生两方面，从事组织。

7.已发起一群众对外的组织，下星期日开大会，拟乘机鼓吹反帝国主义的联合，促进中俄会议等……内幕由我们主持。此间同志皆以“参加团体组织团体”为唯一方法。[3]

这一报告讲述了哈尔滨地区7个方面的工作，比较具体、全面。但具体报告人未注明是哪位委员。有的学者断言：“在三届中央第一次执委会上，陈为人报告了哈尔滨的工作”[4]，笔者认为这与史实不符。第一，陈为人不是中央执行委员，按例不能出席中执委常会；第二，据会议“纪要”所载“到会者中局委员四人，驻京驻鄂委员各一人，SY代表一人，特别招待同志一人，共八人”[5]，其中也没有陈为人到会的记录。所以说哈尔滨工作的报告人不是陈为人。但从报告内容上看这份报告又确实出自陈为人之手。理由有三：第一，陈为人是出席中共三大的满洲代表，大会之后他必须向大会选出的中央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第二，在三届一次中执委会议召开之前中央下发了《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并要求各地选出一人为“教育宣传委员”，哈尔滨独立组根据中央要求“已委陈君涛负责”（见《汪洁曼给刘仁静的信》1923年11月12日），这就是说此时的陈为人已被推荐为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的委员，并负责将哈埠情况每月报告中央教育委员会；第三，各委员报告如京区、沪区十分口语化，而“哈尔滨”则有明显的书面语言的痕迹。根据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哈尔滨”的这个报告是中执委对陈为人写给中央的书面报告的转述，亦包含着对哈尔滨工作经验的推广的用意。据分析，这位中执委极有可能是，因为他是“驻京委员”，北京区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而北京地区党组织负责领导哈尔滨地方党的工作。

从哈尔滨报告看，陈为人等在“三大”之后很短时间内为贯彻“三大”精神做了许多具体而又有成效的工作。对这一段报告，笔者作如下说明：

1.“民校”“民校事”。“民校”，是党内文献或通信中为保守机密起见对“”的代称。当时中共称为“大学”，青年团称为“中学”，称为“民校”，党务称为“校务”。“民校事”就是指建立地方党部的事宜。在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问题的议决案》中指出：“我们须努力扩大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以适应目前中国革命之需要。”[6]为了贯彻这一精神，陈为人、李震瀛等与先期到哈尔滨的共产党人在“三大”闭幕后已着手建立哈尔滨地区的支部。在此之前，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杨守愚等人受孙中山派遣曾来哈尔滨发展党员，但他们并没有做什么实事，打个照面后见风头不对就“扫兴而归”了。倒是陈、李到哈尔滨与韩迭声、张昭德等“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为核心的”做了许多发展员、筹建地方党部的实事。“张同志的部长委任状已接到”，“张同志”即张昭德，化名张晋。原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是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毕业后来哈任哈尔滨工业专科学校（今哈尔滨工业大学前身）教师，为加速建立组织，陈为人推荐他担任哈尔滨市部的青年委员，并且得到了中央发来的“部长委任状”，确定了办公地点，发展了一批员，建立了30人左右的地方党部。

2.《晨光报》全称为《哈尔滨晨光》，是韩迭声于1925年2月创办的，地址在哈尔滨市道外区北十四道街。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尔滨后经调查了解到该报“独树一帜，标新立异”，是趋向进步的报纸。于是即与韩取得联系，打入该报以记者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宣传反帝反封建军阀思想，联络文化团体和进步人士，使该报越办越好。并逐渐被党掌握，即报告中所说“一个月以后，可归我们主持。”至九十月该报已成哈埠发行量最大报纸。

3.“青年学院”是团结教育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成立于1923年9月下旬，地址在哈尔滨道里外国二道街（今中医街）。此事陈为人、李震瀛经过多方筹备，委托韩迭声出面申请备案并得到批准的。文中所说的向特区党务处筹措活动经费和创办《青年》半月刊等项工作都是陈、李等一手操办的。据陈为人等所拟院章称“东三省哈尔滨青年学院”，“总院设于哈尔滨，分院设在各埠”，“学院以研究学术、交流知识、宣传文化、改善社会为宗旨”，学院分设政治经济组、文学组、哲学组、社会学组、实业组和俄英等外语办，分别由陈为人、李震瀛等授课。这些工作在1923年11月三届一中执委会召开之前已经有眉目。

4.“劳动运动”这里指的是工人运动。在俄文中劳动和工人是一个词。文中提到的“得力工友来此”，具体是谁待查，但须说的是“二七”惨案发生后确实有一些京汉路工人来到哈尔滨通过各种关系到中东路去工作。所谓“俄友”即在中东路工作的与苏俄有联系的进步人士。此时正是中苏关于中东路谈判前夕，中东路中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正在扩大，经京汉路来的工友提供生活费和筹办东路华工部等事正是苏共布尔什维克应该做的。陈为人等及时争取苏俄人士的支持，办了工人的进步刊物《劳动周刊》，这种有利条件在当时中国北方各省是得天独厚的。

5.“通信[讯]社”事，20世纪20年代，哈尔滨舆论阵地被日本、白俄和奉系军阀所垄断。为加强革命宣传，陈为人、李震瀛决定创办一个通讯社。1923年9月16日，在陈为人的倡导下，在哈尔滨无线电台副台长刘瀚的支持下，由韩迭声出面在哈尔滨道里中国十四道创办了哈尔滨通讯社，社长韩迭声、编辑主任陈为人，李震瀛、吴春雷、李直斋等分担其他工作。通讯社在申报呈文中称“以宣传消息、介绍文化、拥护舆论、编纂各项统计调查为宗旨”，哈尔滨通讯社与无线电台建立了密切联系。无线电台收到英俄文新闻后，由陈为人、李震瀛译成中文，再传送各报刊使用。报告中说“已有两个办公处，电话等全备”，说明通讯社创办进展顺利。同时报告中也希望中央能“再调一同事专办”。哈尔滨通讯社既是党的宣传阵地，也是党团员和“左派”人士秘密活动的据点。

6.“S.Y.”，指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S.Y.”为社会主义青年团英文缩写。“C友出外”，“出”字应为“除”，“C友”系指“苏俄朋友”，“C”是苏俄的英文代称，这里是指6名团员不包括苏俄籍人士在内。青年团工作，日后要继续在商店店员、青年学生中组织。

7.“已发起一群众对外组织”，团体名不知，当为国民外交后援会一类组织。据陈为人给林育南等的信中称：“反对帝国主义者的空气已浓，寅人系的哈埠必有到来的一日”。[7]“下星期日开大会”当指11月初拟召开的纪念俄国十月革命六周年会议，事实上只是散发了两千多份传单，“宣传承认苏俄”。此事还得到了团中央的表扬。

以上都是中共哈尔滨独立组贯彻“三大”决议的具体措施。

该文引自《教育宣传问题议决案》“B.教育方法”：

各地有可能时，设社会科学的研究会（任取何名，如哈尔滨之青年学院），大致同如下组织：——（亦可利用其他学会，掺入自己材料）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译著的关于主义之书籍为材料（党员的新译著随时报告中央），每月召集会员几次，预指材料及问题，或请人讲演，或共同问答；结果若有疑问，可寄到名义上的‘社会科学会’（即中央教育委员会）令答复……[8]

文中语气上有不连贯处乃传抄语句错位所致，但内涵是明确的，共有以下几层意思：1.设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会可以用任何名称，如哈尔滨就称之为“青年学院”（在原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小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其他学会的名义，但须掺入我们党自己的教材，如《新青年》《社会科学讲义》及有关主义的译著等书籍，其中党员个人的译著如用作教材，必须报告中央；2.研究会的组织，每月召集会员几次，事先指定教材和讨论题目，届时或请人报告，或会员自行讨论，有疑难问题可以报到设在上海的“社会科学会”请求给予解答；3.上海“社会科学会”是对外的名义称谓，实际上它就是中央教育宣传委员会机构，具体负责党的宣传教育、管理工作和解答各地学员疑难问题，议决案的这些规定，显然包含着对哈尔滨独立组以往经验的肯定和推广的精神。

通过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议的“中局报告”、“各委员报告”中的关于哈尔滨地区工作情况及以上考述，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三点新的认识：

第一，陈为人、李震瀛在中共三大闭幕后，建立并领导中共哈尔滨独立组为贯彻“三大”决议进行了辛勤工作，根据“三大”确定的国共合作扩大组织的精神，建立了哈尔滨地区支部，以《哈尔滨晨光》报为阵地进行革命宣传，建立了青年学院、哈尔滨通讯社，初步开展了工人运动，发展了青年团组织，在短短的5个月时间里，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工作最力”这是中央对其工作的赞扬。可以说哈尔滨党组织是最早得到中央表扬的地方党组织。

第二，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基本走势是“由南向北发展，由北向南胜利”。在革命早期，东北地区相对落后于南方。但并不意味着“东北地区没有受到大革命的洗礼”，“缺乏党的工作基础”。事实证明，早在大革命初期，中共党团组织就在东北推进国民革命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第三，以为首的奉天军阀当局在1924年对苏俄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使中东铁路实现了中苏共管，从而结束了白俄势力长期盘踞中东路的历史。有人只知道是迫于形势，却不知道是中共发动的反帝爱国运动和驱逐白俄势力的斗争促使形势发生了变化，而中共三届一次中执委会议文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示了这一历史真相。

参考文献：

[1][3][5][6][8]《中国共产党第三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文件》（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38页，第143页，第135页，第116页，第152页。

[2]张福山：《1923年陈为人李震瀛到哈尔滨从事革命活动和建党的情况》，《黑龙江党史资料》，第4辑，龙江省党史工作委员会1985年版，第128页。

[4]辽宁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室编：《辽宁省党史人物传》1，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7]《陈为人等给林育南等的信》（1932年11月1日），中央档案馆等编：《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献汇集》甲1，第3页。

初一陈述报告篇5

    （一）人民法院受理司法赔偿案件后，应确定听证的时间、地点与方式，在听证前10日向听证参加入送达听证通知书。

    （二）确定公开听证的案件，应当于听证前3日将听证参加入的姓名，案由、听证的时间和地点予以公告。 听证参加入要求延期听证的，应当在听证前5日内提出申请。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或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审查决定，并通知听证参加人。

    （三）听证开始前，由书记员核实听证参加人及其委托人的身份，交代注意事项，宣布开庭纪律，并将有关情况向听证人报告。听证开始时，由听证主持人查明听证参加入及其委托入的基本情况，宣布案由和听证人、书记员名单，并告知听证参加入的权利，义务。

    （四）听证开始后，在听证人主持下听证按下列顺序进行：1、赔偿请求人陈述申请赔偿的请求及事实与理由；2、被请求赔偿义务机关陈述答辩的事实与理由；3，复议机关陈述；4，听证人根据以上陈述与答辩归纳本次听证的焦点或重点；5，听证参加入根据听证人归纳的焦点和重点，围绕案件事实与法律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6、听证参加入最后陈述综合意见；7、听证主持人宣布本次听证结束。并宣布拟公开宣告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的日期及送达方式；8、最后，由听证参加入阅读听证笔录，并签名或盖章。听证结束后，由听证人写出书面的审查报告，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附有关案卷和证明材料，报请赔偿委员会主任提交赔偿委员会审理。对于赔偿委员会认为重大、疑难的案件，必要时由赔偿委员会主任报请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的决定赔偿委员会必须执行。

    二、完善司法赔偿案件听证制度的建议

    司法赔偿案件审理引入听证制度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效果十分明显。当然，在听证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包括人民法院在内及有关听证参加入对听证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听证程序不够规范，举证不全面，质证不彻底，辩论不到位，公开性不够强的问题还依然存在。对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要提高对司法赔偿案件实行听证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在司法赔偿案件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是人民法院国家赔偿审判工作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法院整体工作规律的内在要求，是坚持司法为民，深化司法改革，确保司法公正，推动依法治国进程的现实需要。因此，要从思想上消除那种认为赔偿听证是自找麻烦、多此一举和对赔偿听证消极应付、被动畏难的种种不正确观点，从讲政治、讲大局、促发展、保稳定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司法赔偿听证工作。

    要大力加强司法赔偿案件的听证制度建设。实践证明，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目前，要以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首先对包括国家赔偿法在内的法律、司法解释作出符合时代要求和公众愿望的修定和补充。同时，还要针对听证制度不健全的现状，逐步建立健全听证参加入听证前的证据交换的规则，听证参加入的举证，质证规则和辩论规则以及人民法院的认证规则。通过完善法规，健全制度，在较短时间内使听证工作切实做到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推动司法赔偿案件听证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要加大听证力度，确保司法赔偿案件的公正审理。在听证过程中，听证人居中引导，指挥整个听证过程。司法赔偿案件能否得到公正审理，听证是关键。

    要提高听证的公开性和透明度。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情形外，一律公开听证。鉴于赔偿请求人与被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地位过分悬殊的现实，听证主持人要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确保赔偿请求人、被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在听证程序中处于平等的地位。要依法保障听证参加入在听证程序中的陈述、申辩，质证等权利。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不断提升司法赔偿案件听证工作的效率和水平。司法赔偿案件听证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按照当繁则繁，当简则简；繁简适当的原则，深化听证程序改革，简化听证程序中的具体环节，提高听证主持人对关键证据当庭认证的质量和效率，尽快拿出初步结论，缩短提交赔偿委员会讨论的时间过程。同时，修订、完善赔偿委员会工作规则，改革工作方式，提高工作效育旨。

初一陈述报告篇6

关键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民事责任；证券市场；程序理性

一、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民事责任认定的相关背景分析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法院正式受理证券市场上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赔偿案件。《通知》的颁布标志着我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证券市场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制度，从“状告无门”到“有条件受理”。迄今为止，有关法院已经受理了近900件要求虚假陈述行为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案件。然而《通知》的颁布只解决了证券民事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并没有改变有关证券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制度尚未健全的局面。现行的证券法、公司法、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会计法等相关法律对证券侵权行为怎样追究民事赔偿责任，在主体的确认、责任的构成、归责的原则、损失的计算等方面规定得十分原则，或者基本上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又是审理这类案件所必须解决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1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使我国的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真正进入了实施阶段。WWW.133229.COm但《规定》制定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通则、证券法、公司法、民事诉讼法等，而作为指导和约束会计工作的基本法规如会计法、企业会计制度等均没有关于会计信息披露民事责任的具体规定。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的信息70％以上是会计信息，这就会导致法院在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时，更多是依据民法通则、证券法等法规来作出判决，而很少甚至不会考虑会计学科及会计信息生产的特殊性，从而损害会计信息披露人的正当合法权益。事实上，《规定》已把上市公司因会计信息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责任界定为无过错责任，即只要侵权行为存在，被告即使能够证明自己无过错，也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种严格责任实际上把会计信息生产等同于工业产品生产，但又不享有工业品生产的免责事由，这显然对会计信息生产和披露主体是极不公平的，会给正常的会计信息披露制度带来巨大的压力，迫使会计法和企业会计制度压缩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迫使上市公司不敢积极主动地去披露会计信息，从而窒息会计学科的创新，并最终影响证券市场的有效性。因此，本文认为，在认定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时，必须充分考虑以下因素：

1.我国的证券市场尚处于初创阶段，许多市场规则尚在建设完善当中。我国证券市场中中小投资者占85％以上，且中小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他们很少甚至没有对会计报表进行认真的阅读和理解，他们的投资决策主要依赖于是否有人坐庄、是否有题材、大市涨跌情况、流通盘大小、国家总体宏观经济形势等公司外生信息，而会计报表重点反映的财务实力、盈利能力等公司内生信息却不被投资者重点关注。根据陆正飞等人（2002）的问卷调查，在接受调查者中，有84.8％的人具有大专或者本科以上学历，年龄在35岁以下，具有较好的财务会计知识背景。但仍有三分之一的投资者在证券决策时不阅读年报，更何况我国的中小投资者的整体知识结构远低于这一比例，因此可以推知年报的阅读率应该远低于这一比例。这个结论与国外的实证研究基本吻合。根据lee＆tweedie（1975，1976）的研究，他们主要采取邮寄问卷的调查方法，将问卷寄给一个中等规模的公众公司的所有私人股东（接近1600人），他们1976年的论文还包括在一个很大的英国公司中进行的301名股东的访谈式研究。他们得到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公司年报的许多部分既没有得到私人股东很好的阅读，也未能被他们很好的理解。这说明上市公司会计报表信息与投资者决策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密。

2.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还很不成熟，政策市、消息市频频发生，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行为也经常发生，包括市场行为风险、政策制度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通胀风险、政治风险、心理因素风险在内的市场系统风险尤其明显。非系统风险虽对证券市场的整体影响不大，但对某类或某几个企业的影响很大。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我国股市经常表现出非理性的大幅度波动，具体表现为：换手率过高、市盈率过高、股价波峰与低谷之间的差距过大。而正常合理的证券价格运行状态应具有以下特征：（1）价格是价值的表现，价格应围绕价值（或均衡价格）上下波动。证券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其市场价格由于包含对未来的预期，可以与其价值（或均衡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但偏离程度不应过大。如果证券市场价格大大偏离其价值，则市场可能存在巨大的风险。（2）价格充分反映有关信息。按照fama的有效市场理论，如果价格充分反映有关信息，则市场是高效率的，当前定价是合理的；如果市场是低效率的（从价格对信息的反映程度看，价格没有完全反映相关信息；从对信息的反映速度看，价格延迟或过度反映），则当前价格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价格可以看作是对充分反映信息的合理价格的一种偏离，预示着市场存在着较大的风险。（3）证券价格变化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变化相协调。从证券价格与宏观经济关系看，如果证券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某种趋势（如牛市、熊市）和周期变化特征，那么这种趋势和周期变化应是由经济景气变量如公司业绩、利率变化等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应该受到经济背景的支持。因此从长期看，证券价格变化趋势和宏观经济变化趋势应基本协调一致。如果证券价格变化偏离了经济发展的正常轨道，表明市场有非理性行为存在，则市场必然存在风险。而我国目前股市的证券价格运行状态典型地表现为：一是价格偏离各证券内含的真实价值，这在pt、st类股票显得尤为明显，所谓的绩优股也未显出应有的绩优价；二是证券价格变化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变化不协调，尽管我国经济近几年连续以近8％的速度高速增长，但股市却连年低迷不振，这说明我国股市非理性因素作用非常明显，股市风险较大。

3.在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构成极其特殊，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占了极大比重。许多国有上市公司是在各级政府部门的全力支持下，抱着帮助国有企业改制、脱困、筹措资金等目的，通过“捆绑上市”、“包装上市”、粉饰和重组会计报表而获得上市资格的。先天的缺陷导致许多国有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普遍较低，财务实力较差，抗风险能力特别是抵御大规模民事索赔的能力较差。最明显的例子是银广夏，根据该公司2001年年报、公司董事会公告和有关媒体报道，该公司总资产为13.9亿元，但已知债务是17亿元，8亿多元已涉诉讼，4亿多元判决生效，这其中多数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由于事先有抵押，故其财产权的实现基本上有保证。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如果再加上大量股民的巨额民事索赔，无疑将会加速银广夏的破产进程。类似的案件还有大庆联谊案、红光实业案。渤海集团案等。这样大规模的证券民事赔偿案势必会引发新一轮的企业破产浪潮，且这些破产企业大都是（至少曾经是）当地的大企业、著名企业，其破产引发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虽然通过民事索赔促使一些劣质企业破产或退市，从长远看有利于净化股市，提高整个证券市场的质量。但从短期来看，大规模证券民事索赔引发过多的上市公司破产，只会导致股市的剧烈动荡甚至萎缩，显然不利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良性健康发展。

4.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会计信息失真现象较为普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会计学自身理论和方法的缺陷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会计规范欠缺导致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人员技术的欠缺及职业道德的丧失导致会计信息失真；公司治理结构失衡和公司管理系统失效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有效需求主体的缺失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等。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会计制度信誉基础的破坏导致会计信息失真，而其中社会信誉的破坏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既然会计信息失真是整个社会信誉基础的缺失及其它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现阶段转轨时期特殊的典型形态，那么因会计信息失真引发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应全部归咎于上市公司，也不宜对上市公司适用严格责任，否则有失法律的公正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国披露的会计信息的低质量是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会计信息的低质量加上其他因素导致了信息含量的低下，会计信息对证券价格的解释功能微乎其微，会计信息与投资者决策之间的相关性十分脆弱。因此在认定上市公司因会计信息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责任时，应充分考虑我国会计信息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极其有限这一现实，不应把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的损失主要甚至全部归咎于会计信息的虚假陈述。

二、对会计信息虚假陈述的认定应尊重会计学科的性质

上市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其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因此如何认定虚假陈述就成为上市公司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关键。《规定》第十七条认为：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是指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证券法律规定，在证券发行或者交易过程中，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不正当披露信息的行为。《规定》对虚假陈述的界定是以客观事实作为衡量标准的，即只要会计信息对重大事件的披露违背“事实真相”，就认为存在虚假陈述，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会计学衡量会计信息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标准遵循的却是程序理性原则，即以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作为衡量标准。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rbetsimon教授提出有限理性理论，他根据georgemiller等人的研究结果，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人受基本生理限制及由此而引起的认知限制、动机限制，不存在完全理性，而是界于完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状态。他在《从结果理性到程序理性》一文中指出，程序理性行为是适当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其理性决定于产生它的过程，也即行为过程符合规范标准，该行为就是程序理性。程序理性相对于结果理性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目前世界上各主要国家在制定会计准则和制度时主要遵循程序理性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各国在制定会计准则和制度时，都力求最大限度地确保程序公平，以程序公平来最终实现结果公平。如美国fasb在制定会计准则时，采用的充分程序包括以下八个步骤：（1）筛选报告的问题并确定列入委员会日程表的项目。（2）任命由会计界和工商界诸熟会计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题研究组，财务会计难则委员会的技术人员在向专题研究组进行咨询的基础上，拟订一份关于所报告问题的讨论备忘录，讨论备忘录陈列基本问题和所考虑的解决方法。（3）讨论备忘录向公众公开至少60天，以便公众的审验。（4）举行公开听证会，以征求各种可能情况下准则的优点和缺点。（5）根据所收到的各种口头和书面的意见，委员会拟订一份要制定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的征求意见稿。与讨论备忘录所不同的是，征求意见稿明确表明委员会对所报告问题的明确态度。（6）征求意见稿至少向公众公开30天，以便公众的审验。（7）再次举行公开听证会，以收集关于征求意见稿优点和缺点的意见。（8）委员会再次根据所收到的各种口头和书面的意见，作出决定：①采纳征求意见稿，并作为正式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②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并再次遵循“充分程序”；③推迟准则并将项目保持在日程表上；④不准则，并将该项目从日程表上取消。fasb正是通过确保会计准则制定过程的最大理性，来追求既定的财务会计目标。

我国财政部会计司1994年专门下发文件，具体规范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第一阶段——计划阶段：提出并确定年度拟制定的具体准则项目，报部领导批准后，具体分工落实到起草小组和起草人，并确定起始时间。第二阶段——起草阶段：由起草人广泛搜集并研究国内外资料、文献，了解国内外实际做法，提出初步结论。其中，德勤咨询专家组重点对主要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会计准则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比较研究报告，供起草人参考。第三阶段——起草阶段：起草人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以及德勤咨询专家组提供的比较研究报告，进一步总结研究成果，起草研究报告，对正式起草准则需要涉及的问题进行全面论证。在此基础上起草具体准则初稿，经所在起草小组讨论后，形成讨论稿。讨论稿完成后，在核心小组或会计准则组内讨论，提出修改意见。起草人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提出征求意见稿，报司领导审阅。第四阶段——征求意见阶段：经部领导批准，对具体准则征求意见稿组织征求意见。先在国内咨询专家组范围内征求意见，然后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以及国务院有关业务主管部门，组织征求本地区和本部门的意见。必要时，还将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征求意见。起草人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总结，提出征求意见总结报告，报核心小组审阅和讨论。起草人根据核心小组的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经司领导审阅后，形成具体准则草案。

由此可见，我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也是追求程序理性的结果。

根据程序理性思想，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并不体现在它自身是多么“真实”，而在于它是否依据该国公认的会计准则（制度）及其合约制定权安排进行加工处理。若是，那就是“真实”的；不是，就是“虚假”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依据德国公认的会计准则产生的会计信息，在美国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但在德国人眼中却是“真实的反映”，反之亦然。

可见，以程序理性为理论基础来制定会计准则、制度，再以这样的会计标准作为衡量会计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依据，与直接以“客观事实”作为衡量会计信息是否真实、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依据，其结果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人类认识的客观事物实际上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同的人对同一“客观事物”的认识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也就不存在大家一致认可的“客观事物”，这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极其普遍的。因此，“客观事物”无法直接充当判断会计信息是否真实的标准，只能间接利用会计准则作为衡量会计信息是否真实的标准。而《规定》却直接以“客观事实”作为会计信息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衡量标准，显然对会计信息披露人过于苛求，不利于会计学科的健康发展，也会最终影响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稳健有序发展。因此本文认为，在认定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是否存在虚假陈述时，只能依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这个间接的标准来判断，而不能直接引用“客观标准”，这有利于强化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的权威性，也有利于普遍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三、应充分考虑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民事责任的免资事由

《规定》在认定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民事责任时，遵循的是无过错责任，即严格责任。只要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存在虚假陈述行为，那么投资者只要证明自己的投资是与虚假陈述直接关联的证券，且投资者在虚假陈述实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更正日之前买入该证券，那么投资者在虚假陈述揭露日或更正日及以后，因卖出该证券发生了亏损，或继续持有该证券而发生的亏损，法院就会认定该损失与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上市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承担，而不管上市公司在会计信息披露过程中有否过错。只有在发生投资者明知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损失或部分损失是由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等其他因素所导致，属于恶意投资、操纵证券价格等行为时，上市公司才可免责。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对上市公司过于苛求，而对投资者过于宽松，有违法律的“三公原则”。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我国企业的会计信息是依据财政部制定的会计准则和制度生产和披露的，而会计准则、制度（会计标准）的制定遵循的是程序理性原则，这就决定了依据这样的会计标准生产和报告的会计信息必然会与“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对某些会计对象的反映，如预测信息、不确定信息可能会与“客观事实”存在较大的误差。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企业披露的会计信息是虚假陈述，就应承担民事责任。本文认为，只要企业生产和披露的会计信息，严格遵循了会计标准，并在生产和披露过程中保持了足够的职业审慎，那么就应认定上市公司在会计信息生产和披露过程中履行了法定义务，即使披露的会计信息与客观事实存在一定的差距，也不应认定其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免于其承担民事责任。具体地说，上市公司在生产和披露会计信息过程中，只要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就应予以免责。

1.缘于会计标准设计原因的免责。首先，会计标准必须考虑成本效益关系，如果会计标准设计过于详细周全，虽能确保会计标准的质量，但可能导致会计信息生产成本的大幅上升，这同样不能被生产企业所接受。这样，会计标准设计者可能在允许的范围内相对降低会计质量标准，因此而导致的会计信息质量缺陷应被认为是合理的，相应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可免责。其次，会计标准设计不能穷尽所有意欲规范的客观事物，对因新兴事物缺乏标准规范而导致的会计信息质量缺陷，信息生产者不承担民事责任。

2.会计信息生产阶段的免责。在这个阶段，对于在现有会计理论和会计信息生产技术水平、人力保证水平和管理能力水平下，某些不可避免的会计信息质量缺陷，如对某些不确定性、模糊性事项，现有会计系统无法准确反映，因这种原因导致的信息质量缺陷，生产者不应承担责任。

初一陈述报告篇7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概念及主要功能

（一）立法听证制度的概念

综合地说，立法听证制度是指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为了收集、获取与立法有关的资料、信息，邀请有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当事人及与法律法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等到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与参考的一种制度。[1]

（二）立法听证制度的主要功能

立法听证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决策信息的收集功能；二是利益表达和利益衡量的功能；三是决策宣传功能。

二、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可行性讨论

（一）如何理解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听证是“可以”采取而不是“应当”采取

笔者认为，既然立法法规定听证程序是可选择的，那就应该就立法听证的范围进行明确界定。在立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三类法律法规应该举行听证：第一类是与群众利益关系特别密切，群众普遍关心的法律法规。这一类法大都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涉及的问题有的社会矛盾集中，有的是本地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选择这一类法进行听证，不仅有助于法的制定，提高法律法规的质量，而且还有助于法律法本文由收集整理规的贯彻施行；第二类是对本地区有较长远影响的法案。这一类法律法规往往是内容重要，涉及面广。制定这类法本身要求慎重，因此有必要公开听取群众的意见；第三类是没有上位法依据，或者上位法规定不明确的创制性法案。这种情况大多集中在地方。这一类法规所涉及的领域因为社会、经济处于转型时期而变数较大，调整的内容较为复杂，地方“吃不透”“拿不准”，同时问题又比较突出，迫切需要规范。经过听证制定出来的法规，质量高，针对性强，不但切实可行，能解决本地区的实际问题，而且还可以为国家立法积累经验。

（二）如何确定立法听证的参加人员

笔者认为，在听证陈述人的范围确定上，应当形成以普通听证陈述人为主体，专家为辅助，有关利益群体积极参与的模式。对于不同听证陈述人，可以采取不同的参与方式。对于公民个人，采取公民个人自愿报名的方式为主；如果法案内容涉及有利益群体，但利益群体又没有报名情况下，应当采取邀请的方式促其参加，代表利益群体发表意见。如就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举行听证，消费者协会应作为消费者的代言人陈述意见，这样更具有广泛性、代表性和公正性。听证会也应当有专家作为陈述人，从专业角度发表意见，专家既可采取报名的方式，也可采取邀请的方式。政府部门代表应当出席听证会，但不应以陈述人的身份出现，可在听证开始时增加一环节，由政府部门先就听证事项内容依据作说明。因为听证事项一般是政府报送的草案中规定的内容，对于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规定，其依据何在，政府部门可以说明，公开决策初步依据，起到说明和释义的作用。这样做有助于公众了解，也能够增强决策的透明度，接受公众的质疑和监督。但如果政府部门代表以陈述人的身份出现，会产生与其他陈述人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在涉及行政管理性的法律法规在听证时，应该指派所涉及的行政管理部门参加听证辩论。

（三）立法听证的程序如何规范才算严格

笔者认为在制定听证程序规范时，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是听证通告的时间和途径要保障社会中不同利益群体都能获知。听证通告应尽可能提前，鉴于地方立法听证陈述人的范围一般只涉及本省公民，故提早十五日通告即可。听证通告应通过多种途径，如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法定刊物等，听证事项涉及特定专业的，还可在相关专业报纸、杂志或网站上通告。

二是听证会的地点、时间及参与方式的确定要遵循便民原则，如将听证时间确定在周末以免影响听证参加人的工作，又如由政府解决弱势群体的参会费用

三要确保听证参加人了解相关信息和资料。

四是合理确定听证陈述人的发言时间。

五是合理确定发言顺序和发言形式。发言顺序的确定应当有利于听证参加人进一步了解情况和充分表达意志，可依听证问题的支持方、反对方及持其他意见的听证陈述人的先后顺序发言。

（四）立法听证的结果该如何处理

初一陈述报告篇8

张某和王某都是北京市某职业学校的学生。2013年4月15日，张某与王某在乘坐公交车上学时因琐事发生口角并互殴。当日，张某购买了一把弹簧刀准备报复王某。双方家长及学校老师得知情况后及时介入，调解解决了此事。2013年4月22日，张某得知学校为此事要处分自己，担心处分会影响其今后参军，同时怀疑处分是因王某四处扩散此事所致，所以对王某怀恨在心，再次起意持刀报复王某。次日9时许，张某携带弹簧刀在学校实习基地操场找到王某，二人再次发生冲突。其间，张某持弹簧刀向王某的脖子、右腹部等处划刺数刀，刺破王某的肝门静脉及肝固有动脉致其失血性休克死亡。张某作案后，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于案发现场被抓获归案。该职业学校于案发后向被害人家属给付了一定数额的抚慰款。

在法院审理期间，被告人张某及其法定人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就附带民事部分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张某及其法定人一次性赔偿被害人父母各项经济损失23万元，被害人父母对被告人张某予以谅解，并撤回对张某及其法定人的附带民事部分。

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无视国家法律，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张某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被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且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构成自首；积极赔偿被害人父母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故依法对张某从轻处罚。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十二年。宣判后，张某提出上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依法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说法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本案情节可认定张某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且既遂。另外，《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张某犯罪时是未成年人，并构成自首，且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并获得了谅解，故十二年有期徒刑已属于从轻处罚。

校园暴力在当今愈演愈烈，不少人认为《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放纵了他们的暴力行为，但是从此案看《刑法》绝不是邪恶的庇护伞！

案例

2012年4月27日21时许，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凤山二中八年级二班学生李某与被告人代某因琐事发生口角，被告人代某便召集被告人李某某、冯某、陈某、麻某等人持墩布把、木棍等工具到李某所在宿舍对李某及其同宿舍的同学张某、吕某等人进行殴打，李某、张某被打伤。经丰宁满族自治县公安局法医学人体损伤检验鉴定：李某的损伤程度为重伤，张某的损伤程度为轻伤。在诉讼过程中，五被告人的法定人与被害人李某、张某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并赔偿经济损失。另查明，被告人代某生于1997年2月10日；被告人李某某生于1997年1月16日；被告人冯某生于1997年5月7日；被告人陈某生于1997年3月1日；被告人麻某生于1997年3月24日。

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代某、李某某、冯某、陈某、麻某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重伤、一人轻伤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五被告人案发时均未年满十八周岁，系未成年人，辩护人认为依法可减轻处罚的辩护意见，该院予以采纳。五被告人在案发后均有悔罪表示，其法定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辩护人认为均可酌情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最终认定被告人代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四年；被告人李某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被告人冯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被告人陈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被告人麻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三年。

说法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代某等五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本罪，但因五人在犯罪时均未满十八周岁，且有悔罪表示，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故酌情减轻处罚，判处有期徒刑的缓刑。

中学阶段是校园暴力的高发期，青少年的思想和观念都还很不成熟且处于逆反期，一点琐事纠纷就可能酿成不可挽回的大祸。对于校园暴力，从来不应该只关注酿成的恶果，而应从源头上及时发现并且积极疏导，帮助其形成正确的“三观”。

案例

2013年4月10日17时许，被告人林某某认为其被陈某某辱骂，遂拉上楼某某、黄某某（均为未成年女性），到福建省光泽县某中学找该校学生陈某某（女，未成年）欲行报复，因陈某某警觉躲藏，林某某等人寻找未果。当日20时许，林某某通过他人将陈某某约出并带到光泽县某超市后面的巷子里，林某某与楼某某先后对被害人实施打耳光、拉扯头发等殴打行为，致使被害人鼻子流血，此后，林某某叫被害人把衣服脱了，陈某某因害怕哭泣而不敢反抗，遂将衣裤脱去，林某某与楼某某及在场的另外两名女学生对陈某某围观取笑。其间楼某某使用手机对陈某某拍摄了十余张照片，尔后将照片通过手机蓝牙传送给在场人员。当晚被害人陈某某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到医院就医，法医鉴定，陈某某的鼻部及面部的损伤为钝物伤，伤情为轻微伤。被告人楼某某与林某某等人得知被害人报警后，将手机中被害人的照片删除。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林某某、楼某某无视国家法律，伙同他人聚众以暴力方法强制侮辱妇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制侮辱妇女罪。综合考虑被告人林某某、楼某某系初犯，作案时均不满十八周岁，主动归案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案发后积极赔偿并取得对方谅解，以及案发时在场人员均为女性，被害人照片被删除，未造成其他恶劣影响等情节，结合司法局建议对被告人适用社区矫正的调查评估意见，决定依法对被告人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以强制侮辱妇女罪判处林某某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判处楼某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说法

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构成强制侮辱妇女罪，应当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该案中林某某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本罪，但因其在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并且有初犯、如实供述、积极赔偿被害人并取得谅解等情节，故对其依法适用缓刑，并实施社区矫正。许多校园暴力伤害的不仅仅是被害人的身体，还有被害人的心灵。本案中法医只能鉴定体表的轻微伤，但此事对于陈某某的精神打击有多大，没人能说得清楚。对于校园暴力，一方面应当从源头上关注未成年人内心世界扭曲的原因，同时还应给受害者更多心理上的帮助与疏导。

本期说法专家：全亮/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