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与婚姻论文范文

爱情与婚姻论文篇1

【关键词】恩格斯；婚姻；家庭

一、恩格斯婚姻观的研究与分析

随着当今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也随之变化。伴随着传统观念与西方观念的不断融合与冲击，许多年轻人思想尚未成熟就将各种思想照单全收。而要弥补这些过失，就要如恩格斯所说，婚姻是以爱情为基础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明确表示他对于婚姻家庭的看法，即家庭是建立在爱情和婚姻的基础上的，而爱情是建立在互爱的基础上的。恩格斯指出，现代的，同单纯的，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它是以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处于与男子平等的地位。而这一点也正是现代人正努力追寻的。由于恩格斯婚姻观的提出，当代年轻人对于其看法也有所改变，爱情是账单，婚姻是跳板，是人生最好的投资。只有坚持以恩格斯的婚姻观为指导，并认真学习它才能获得婚姻的美满。

二、恩格斯婚姻观的内容

爱情―婚姻―家庭是恩格斯婚姻家庭观的主线。他认为爱情的基础是互相爱慕，婚姻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所谓家庭正是婚姻的产物，也就是两性之间因爱而结合成家庭。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结婚的双方来说要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不然美好的婚姻家庭也不会产生。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马克思回忆说：“如果我说，没有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那么马克思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这觉不是夸大。” 爱情是互相爱慕而不是一厢情愿，爱情是双方灵相惜，并在情感上有所共鸣的产物。而婚姻的产生是由于社会的飞速发展而决定的。当两个人因为有了深厚的感情基础，才能拥有美满的婚姻，幸福的家庭。恩格斯说，“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所以说，缺乏爱的婚姻是不完整的。

其次，婚姻的双方应该拥有充分的自由。婚姻自由可分为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种。所谓的结婚自由，是指合法的婚姻是自由的。离婚自由，是已经结婚的双方，为了摆脱烦恼和痛苦而接受的自由。恩格斯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他能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于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形象的一切附加的经济考虑消除之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除了相互爱慕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动机了。” 两个人，因为爱情而结合，享受着正当的结婚自由。但是也不排除结婚后的不和谐，如果爱情已经被别的东西或者是新的爱情填满，那么可以有离婚自由，并用它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最后，妇女应该解放，两性应该平等。现今社会，正如恩格斯所说，男女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生活上，都应该是平等的。男人，如果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那么在婚姻生活中就有了一定的统治地位。相反，如果男人失去了经济大权，那么对婚姻的统治也将消失。而生活中，只有男女在所有问题上保持一致，不存在所谓的性别歧视，社会才能和谐。

三、恩格斯的婚姻观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的婚姻观为现代年轻人提供了正确的导向。现今的婚姻大多数还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的，双方也都是因为互相爱慕而结婚，像过去的那种“娃娃亲”式的婚姻已经不多见了。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物质享受，也因为经济水平的提高，无论男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人们开始在婚姻外的生活中寻找不一样的刺激而厌烦在家中与之同甘共苦过的伴侣。这对于爱情来说是不理智的，也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纯粹的站在互爱的角度去喜结连理，正视婚姻。那曾经患难与共的夫妻二人，婚姻才是幸福的。

对于离婚，恩格斯的观点同样具有指导性的意见。现代人对于婚姻质量的期望值远远高于上一辈。一旦婚后的现实与婚前的期望产生矛盾而不可调节，那么离婚就成为必然。恩格斯认为，如果两个人的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其他强烈的情感所排挤，那么，此时离婚对于双方或者对于社会来说都是一件幸事。结婚就要对自己和他人的幸福负责，所以每个人在考虑婚姻的缔结和解除时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在社会的转型期，年轻人更应该遵循恩格斯的婚姻家庭观，依照它在爱情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稳定的爱情为基础，看似美满的婚姻生活的背后会有不为人知的苦衷。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恩格斯的婚姻观为指导，构建和谐美满的家庭，进而构建我们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2] 熊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恋爱，婚姻和家庭[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

[3] 陈林.恩格斯转[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爱情与婚姻论文篇2

关键词： 《傲慢与偏见》 婚姻观 现实意义

一、引言

简・奥斯汀，19世纪英国小说家，是世界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文学家之一，其主要作品有《理智与情感》、《曼斯菲尔德庄园》、《爱玛》等。《傲慢与偏见》更是其经典之作，作品主要以傲慢的单身青年达西、偏见的二小姐伊丽莎白和表里不一的军官威克姆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同时还写到了虚伪的威克姆与痴情的三小姐莉迪亚的最终结合，富裕谦逊的单身贵族宾利与美丽贤淑的大小姐简之间的曲折爱情，以及趋炎附势的牧师柯斯林与虚荣的夏特洛之间没有爱情的物质婚姻等。在这部作品中，有温馨美满的结局，也有发人深省的社会悲剧。

二、《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在《傲慢与偏见》中，简・奥斯汀将几种不同的婚姻观描写得淋漓尽致，进而提出了婚姻观。班纳特的大女儿简温柔娴静，但个性矜持，始终保持淑女风范，使得她一度将自己的感情隐藏起来，她与宾利的结合完全就是一种“仪式”，是资产阶级状态下“自由选择”的典范。夏特洛是个极现实并且理性的人，在社会地位、经济及外貌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她选择了有部分财产但没有爱情的婚姻。三小姐莉迪亚比较轻率，被军官威克姆所迷惑，婚后两人都出现对彼此用情不专的现象，生活上更是一度挥霍、入不敷出，他们的婚姻完全没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在这里，作者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没有爱情的婚姻不会幸福。而伊丽莎白是一个具有强烈反抗精神的女性，当达西收起傲慢时，伊丽莎白消除了偏见，他们彼此深爱上对方，最终走向美好的婚姻殿堂。他们的结合更进一步证明：幸福美满的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

自古以来，人们在婚姻的道路上会受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双重影响。因此，在婚姻问题上，人们不得不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理想婚姻是无数经典著作反映的主题，和其他婚姻话题所反映不同的是《傲慢与偏见》没有夸大爱情超越现实的力量，没有塑造为爱情冲破现实阻隔的婚姻。它是一部富有理性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着力刻画的几种不同的婚姻关系不仅涉及感情，而且和经济密切相关。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结合恰好就是作者理想中的婚姻，既有爱情作基础，又有金钱作物质保障，也反映了作者的婚姻爱情观：以金钱和社会地位为目的的物质婚姻是不可取的，但是没有这些因素也是万万不可的。因此，她既反对为金钱而结婚，又反对把婚姻当儿戏，强调的理想婚姻是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婚姻的坚实基础。

三、《傲慢与偏见》中婚姻观的现实意义

《傲慢与偏见》虽是一部充满斗智意味的爱情喜剧，但简・奥斯汀却在这部小说里运用辛辣的手笔对婚姻、物质、爱情做了一次深刻的理解和揭示，并且向读者宣扬了一种理念：只有建立在爱情基础上，有财富保障的婚姻才是幸福美满的。仅仅为了金钱和社会地位结婚是错误的，但是不考虑上述因素也是愚蠢的。《傲慢与偏见》中诠释的婚姻观念并没有完全脱离实际，当今社会仍具有现实意义，给人们带来很多启迪。在当今社会，虽然妇女的社会地位较十九世纪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她们在谈婚论嫁时，又何尝不是进行爱情与金钱的权衡呢？是为了爱情的理想还是为了物质的保障？或是像莉迪亚和威克姆那样沉迷于激情，追求一时的快乐？或是安于现状，过着夏洛特般的枯燥生活？或是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为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而奋斗，成为“伊丽莎白”和“达西”？总之，在面对爱情和金钱的抉择时她们仍存有很大的困惑。第一，在婚姻关系中是否拿金钱作为衡量标准；第二，爱情至上是否值得推崇。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所展现的理想婚姻观对现代女性的这两大困惑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四、结语

简・奥斯汀在《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不仅深刻地批判了作者那个时代的大众婚姻观，而且提出了理性的并且理想模式化的婚姻观。这种以爱情为基础，以金钱为保障的婚姻观在解决当今社会女性婚姻抉择问题上有很大的启示作用。虽然简・奥斯汀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是她在《傲慢与偏见》这部经典之作中的婚姻观仍具有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简・奥斯汀，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

爱情与婚姻论文篇3

关键字:婚姻观 婚姻实质 现实意义

一、引言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女小说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经典之作,作品通过班纳特五个女儿对待婚姻大事的不同选择,生动地反映和讽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的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表现出英国乡镇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少女对婚姻爱情问题的不同态度。其中主要以傲慢的单身青年达西、偏见的二小姐伊丽莎白和表里不一的军官威克姆这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同时,还写了富裕谦逊的单身贵族宾利与美丽贤淑的大小姐简之间的曲折爱情,虚伪的威克姆与痴情的三小姐莉迪亚的最终结合,以及趋炎附势的牧师柯斯林与虚荣的夏特洛之间没有爱情的物质婚姻等等,有甜蜜美满的结局,也有发人深省的社会悲剧。

二、《傲慢与偏见》中婚姻观及婚姻实质

自古以来,人们的择偶标准既要遵循婚姻的自然属性,又不得不受婚姻社会属性的影响。所以在婚姻问题上,人们不得不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我们一直以来怀抱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理想,这也是无数经典著作所反映的主题。和其他婚恋话题所反映的内容不同,《傲慢与偏见》没有夸大爱情超越现实的力量,没有塑造为了爱情而冲破现实阻隔的婚姻。它是一部带有理性色彩的现实主义作品,着力刻画的几种不同的婚姻和爱情关系不仅涉及到感情,而且还和经济紧密相关。例如夏洛特和柯林斯的结合,就是为了巩固家庭的经济、政治或社会地位这一类型。而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结合就是作者理想中的婚姻,既有爱情作为基础,又有金钱作为物质保证。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婚姻爱情观:为了财产、金钱和地位结婚是错误的,但没有上述因素又是愚蠢的。因此,她既反对为金钱而结婚,也反对把婚姻当儿戏。她强调理想的婚姻应该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缔结婚姻的基石。

男士们如何挑选妻子,年轻的女子以及她们的母亲如何为其挑选未来的丈夫,构成了这部小说许多精彩的场景。并且通过不同的婚姻关系的描写打上了现实主义的烙印。物质因素是18世纪至19世纪英国社会的婚姻生活的重要因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女性不拥有财产继承权,妇女要生存,要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婚姻是捷径也是唯一的途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婚姻不仅仅是作为爱情的归宿,还会是“谋生”的手段。这也是为什么作者通过几桩婚姻的描写便揭露了当时社会中金钱利益在婚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人的感情会受到它的控制。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女性,爱情有时对她们是奢侈品。不是她们不向往以爱情为前提的婚姻,而是没有那样的土壤。也不是每一位女子能有伊丽莎白的机缘,这也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女性婚姻的悲哀。对于夏洛特和柯林斯充满了现实色彩的婚姻,作者虽然是不赞成的,但是透过作者的描写,我们也认识到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的感情不得不服从于金钱的无奈。作者并不否认,要保证一家人幸福安康,最根本的还是需要财富做基础的。而对于金钱主导婚姻这一观念,奥斯丁是持批判态度的,指出“没有爱情千万不能结婚”。但是如果没有一定的金钱做基础,再真挚的感情也会在漫长的时间中受到考验,甚至会走向破裂。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无疑是奥斯丁推崇的婚姻模式。但是即便如此,在伊丽莎白和达西的爱情中也不免掺杂着一点金钱的因素。

三、《傲慢与偏见》的现实意义

通过《傲慢与偏见》中不同婚姻的描述,作者表达了对理想婚姻的向往,同时也表明了她对金钱和爱情在婚姻中孰轻孰重的看法―爱情更为重要。虽然她的婚姻观不可避免得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但对我们现代社会仍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无论在任何时代,人们追求美好婚姻生活的理想都不会改变。虽然现在女性的地位得以提高,不会仅通过婚姻这一唯一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女性的未来幸福。所以《傲慢与偏见》中诠释的婚姻观念也没有完全脱离我们的实际,还给现代人们带来某很多启迪。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在谈婚论嫁时,何尝又不是进行着爱情与金钱的权衡呢?在面对婚姻的时候,人们总是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取舍。到底什么样的婚姻关系才能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幸福感?到底我们为了什么而选择和对方在一起?是为了爱情的理想还是为了物质的保障?我们是像莉迪亚和威克姆那样沉迷于激情,追求一时的快乐呢;还是安于现状,过着夏洛特般枯燥生活呢;还是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为建立幸福美满的家庭而奋斗,成为“伊丽莎白”和“达西”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也许都会有自己的理由。这也许是奥斯丁通过《傲慢与偏见》为我们留下的永恒的话题吧。

四、结语

如果说婚姻恋爱是经久不衰的话题 ,那么《傲慢与偏见》是围绕着这个话题的经典之作。它道出了任何时代都会面临的在婚姻选择上的无奈与悲哀。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情况下的人们都会向现实妥协,所以才会凸显伊丽莎白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命运是如此完满。事实上这也是人们对于理想婚姻的一个寄托。虽然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但是只要树立正确的婚姻观,我们至少会避免很多婚姻的悲剧。

参考文献:

[1]简•奥斯汀,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

爱情与婚姻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卓文君李清照，爱情，婚姻，本真

 

从古至今，人们对爱情和婚姻都充满了关于美好的一切原始的憧憬与祝愿。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婚姻看做是爱情的一种延续的方式。

那爱情是什么？

是人与人之间的强烈的依恋、亲近、向往，以及无私转移并且无所不尽其心的情感：这是人们长久以来对爱情的基本界定。

男女（当然，现在也包括同性）之间这种强烈的情感如果要以一种方式把它稳定下来并且给与社会性的保障——这种保障是来自社会舆论的，也来自于马克思所说的上层建筑中的法律形式的。——婚姻，是所有方式之中最富于代表性和权威性的。

婚姻即为嫁娶之事。嫁和娶都是对男和女结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现象的表述。

从对爱情和婚姻的表述中，笔者分析提出文本最鲜明的观点：

爱情是生物性的，而婚姻是社会性的：这就是爱情和婚姻最本质的区别。

从《诗经》到《红楼梦》，我们试图从古人留下的字里行间窥探爱情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历史痕迹，从中受到启发，重新诠释对它的理解，并且加入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元素。剥离掉每一件关于爱情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和结局，构成了自古至今、贯穿中外，让人心惊东破的关于这个人类永恒主题之一的宏大全景。

从《古诗十九首·上山采蘼芜》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弃妇对前夫关于现任妻子的一问一答之中那无声的悲哀和内心巨大的暗涌，仿佛看到了一幅来自于几千年前的生动画面，画外音是：是不是有所出，这一幕就不会发生？

从《孔雀东南飞》中，我们窥探到婚姻和爱情戏剧性的冲突，与我们以往的对古代婚姻的刻板印象不同期刊网，难得这对夫妻是很相爱、伉俪情深的，但遗憾的是不仅婚姻形式之前的自由爱情总是会受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限制和打压，婚姻之内的爱也会受到来自各种无形力量的压制。至少在焦仲卿这里，休掉自己心爱的妻子就是孝顺的表现。

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妻子刘兰芝的行为，她不卑不亢，既没有让自己的丈夫为难，也做到了忠于自我，最后用“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的情景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如此悲壮的结局不能仅仅让我们在潸然泪下中对焦刘夫妇以死殉情的行为感到敬佩而心满意足，我们不得不有更进一步的思索。

殉情的不仅只有他们，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在血与泪的一片模糊中，我们要看到的不仅只是在那些特殊的时代实现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的艰难，更要在现代社会，这个已驻扎在人们内心并已得到最高法律形式保障下的爱情和婚姻，为什么还是存在着种种诟病。如若不然，我们从五四以来就宣扬的民主、自由不就是一纸空文，忘却了先人们为此付出的挣扎和牺牲，生活琐事下凸现出来的对爱情和婚姻可怜的那么一点点思考和追求，究竟还剩下几斤几两？

历史上为人们仅仅乐道的私奔经典当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当年司马相如还是一介无名之辈的穷书生时，一曲《凤求凰》，定下两终生。要知道卓文君作出这样的举动，在当时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富商之女，有才情的新寡，这两个身份便足可以让卓文君停下心动的脚步，乖乖待着，在人们一片称赞之中安宁的死去。

然而，她偏不是那伫在贞洁牌坊下的女子，她愿意为自己所钟情的男子抛弃一切，不要名，不要利，甚至做起酒水生意也毫不含糊。

这是属于卓文君的爱情。

当以一种社会公认的契约的形式把卓文君的爱情确定下来之后，当事业开始平步青云，官场方显得意之时的司马相如竟也有了弃妻纳妾之意之后，曾经患难与共，情深意笃的日子已然一去不复返，卓文君一段《白头吟》，显示了其不俗的才情，更显示了一个女子世间少有的对爱情的坚定和执着。

古时女子想要获得真正长久的爱情是如此的艰难，在卓文君的世界里，排他性的爱情如若不见容于现世的婚姻期刊网，这样的婚姻不要也罢。她想到的不是去向自己的丈夫摇尾乞怜，或者用以往的同甘共苦换取一个娥皇女英共侍一夫岂不两全齐美的局势，这里的卓文君是何等的高贵，内心又有何何等的执着和气魄，内心又有着何等忠于爱情忠于自己的信仰！

司马相如终是回头了，但让我们试想一下，如若这个男子终究忘了谁写下的《凤求凰》，我们又该何去何从？卓文君的下场会不会和后世的李清照一般，只当是自己选错了人，误了一生？

当李清照嫁进张家大门时，是在前夫赵明诚去世，又经过了战乱流离的两三年，在最迫切需要一个在精神和生活上都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可以说，张汝舟是在最适当的时候走进了李清照的世界。

可问题是，最适当的时候遇到的是个不适当的人，又该怎么办呢？这不仅是李清照一个人遇到的困难，也是后世无数女子包括21世纪的很多女子，都会遇到的问题。

很难从寻寻觅觅冷冷清清的词句中得出李清照对爱情的一知半解，与前夫赵明诚也只能算是婚姻相对美满，这个媒妁之言也算是做得恰巧的一对，但与张汝舟的结合就只能算作是对生活和自己的一个妥协，而再嫁的后果是如此的不堪，让李清照无法忍受，宁愿选择坐牢。因为她懂得，坐牢，才是让她从牢笼里走出来的唯一途径。

如果说卓文君的难题是婚姻框架下爱情的恒久，那么李清照的难题就在于女性对婚姻解除和突破的“难于上青天”。古人常说：男休女，一纸书；女休男，一根绳。当然，女子休夫虽不至于非死不可，但难度可见一斑。

李清照当时所处的宋朝法律有规定，妻子将丈夫告上法庭，就算丈夫真的有罪，被判处刑罚的同时，妻子也要坐牢两年。古代不仅有上述宋朝这样类似连坐这样的对离婚的规定，最有名的当属男子休妻时的七出之条。

如果说爱情发在两个人心灵契合的一瞬间，婚姻则是茶米油盐中磨合的生活契约。我们无法阻止那一瞬间的火花迸发闪耀，也无法认为的催化，而这种人为的生活契约却应该在社会性框架下有一个合理的结合和解除的机制，或者说保障。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自由是两性婚姻关系得以顺利解除的保证，更是人类长期以来（尤其是女性）追求爱情和婚姻的重要成果之一。

反其道而行之，在这个崇尚自由、欲望澎湃、消费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期刊网，我们打着爱情自主、婚姻自由的口号，得出的结论就是可以毫不费吹灰之力的结婚再随意的离婚么？

婚姻本是社会性的产物，结婚，就其社会性来说，是两性共同抚育子女，强调的是双系抚育关系的确立。从婚姻产生的源头说起，人们试图用社会的力量保证其共同的子女不但有父，还有母，于是这边有了婚姻。

 

爱情与婚姻论文篇5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性生活、爱情和婚姻应该“三位一体”。也就是说，如果你爱一个女人，那你就应该娶她，然后，一辈子只和她一个人。

然而，在人类430万年的历史中，一夫一妻制的时间只有6000年。将爱情视为婚姻基础的念头，从产生到现在――不到200年！令人惊愕的倒不是这个荒谬的念头何以产生，而是它怎么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被奉为圭臬。

6000年的时间里，男人给了女人两样东西：一副枷锁和对丧失这副枷锁的恐惧。当枷锁被打开之后，恐惧却阴魂不散。女人在恐惧中嗫嚅着：“我要一个丈夫，我要结婚。”就这样，她光荣地成为一名已婚妇女，通过从属于某个男人，得到了这个男权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父权时代是如此漫长。《雅典法典》规定，如果一个男人勾引有夫之妇，将被处以极刑；但是，如果他了一个有夫之妇，他交些罚款便可以了事。这条规定的戏剧冲突何其强烈，但还不止这些，你能想到在一张英国德贝郡1413年的结婚契约上，新娘姓名一栏空着，竟然是因为父亲还没想好把哪个女儿嫁出去吗？

从达尔文的《人类的由来》中可以看到，性的选择和竞争是雄性始终进行自我改善和壮大自我的根本原因。固定的雄性在没有选择和竞争力之后，虚弱和没有竞争力了，性的能力也在不断降低。这也是弗洛伊德的观点。

小说中那些迷人的主人公永远都不是老老实实的男人和女人，始终是对制度充满了挑战的异端。他们往往是从流氓或开始，最后走向圣徒，即道德的归途。为什么呢？艺术家着迷的也在这一点。因为这些人物身上有一种矛盾，即制度对人性的束缚与人类野性回归之间的矛盾。

从这一意义上讲，人类的文明史就是男人的史。道德是第一重，婚姻制度则是第二层。婚姻生活越久，生活越与性无关。无性婚姻是存在的，但婚姻双方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人们普遍对婚姻制度满意，并全力去卫护这种制度。

当代婚姻中世纪化：

爱自己的妻子是可耻的

李银河在《中国人的与婚姻》中，引用了前苏联学者拉里科夫的一个研究报告。拉里科夫发现：在接受调查的15000人当中，因为爱情结婚的100%不幸福；因为利益结婚的70%不幸福；而那些很低调的人――因为别人都结婚，自己才结婚的，反倒是结果最好――幸福的比例是45%。

这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可同时，我们又相信一句话：“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难道出路真的只剩下一条――在不道德中找寻幸福？这不就是通奸吗！如此说来，现代人的婚姻观居然与中世纪天主教的婚姻观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结婚的人只留下通奸这唯一的一条生路。

古罗马人，他们天生就是农民。他们只喜欢三样东西：战争、角斗场和粗鄙的。后者，主要从女奴和别人的老婆那儿得到满足。古罗马人尊敬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是他的管家、他朋友的妹妹以及他孩子们的母亲。他甚至给予妻子财产权。只是，他不爱她――因为，他没学会这个。

中世纪，教会在规定婚姻为圣事的同时，却不许男人爱他的妻子，因为这与婚姻出于生育的目的是相违背的。相比较而言，教士嫖妓的罪恶最轻，其次是通奸，再其次是包养情人，最为罪大恶极的，就是结婚。这个顺序，和世俗观念恰恰相反。

“对妻子炽热的爱是会破坏婚姻的，”神父希隆尼穆斯说，“没有任何事情比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情妇一样更耻辱的了。”看！爱自己的妻子，丢人；爱别人的妻子，不丢人。

物质婚姻中的女性是相对被动的一方，有些女才子选择了与物质婚姻对立的阵营，她们有的人在生完孩子后就与丈夫分居，有些干脆拒绝婚姻。《西方婚姻史》发现，正是在这种爱情与婚姻的对立中，首先在女性中萌生了对幸福的爱情婚姻的希望。

从卢梭到革命者：

恋爱型结婚是民主自由

我们还是正面去讨论一下爱情与婚姻吧。

启蒙改变了一切，在卢梭的论证中，恋爱结婚才是真正“天然的”婚姻，他不是说门当户对不重要，只是说在趣味、脾气、情感和性格方面的般配是更重要的。卢梭在他提供的那个著名的启蒙著作《爱弥儿》中，为了描述他认为得体而不放纵的爱情婚姻，爱弥儿既要留心性格趣味都能相合的姑娘，又刻意不让他自己去找，而是托人介绍，这个姑娘将在各方面都能符合让爱情产生的条件。

卢梭允诺的爱情，也是19世纪之后被不断推崇的爱情方式，所谓“浪漫之爱”，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把爱与自由联系起来，也就与社会理想、生活方式联系起来。

虽然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的恋爱婚姻观作为现代观念通过文学传播了100多年，婚姻与爱情之间的关系还是一直模糊不清。19世纪时即有小说家把爱情的地位提得至高无上，甚至把爱情定义为“真正的共和主义的品德”，把恋爱结婚当作一种“自由的象征”。

中国早期革命者在拿来革命理论的同时，也把自由恋爱作为一种革命行动来实践。法国有一本公民教育小册子，呼吁：“是爱情重归本色的时候了，爱情应该是夫妻结合的决定性因素和基本条件。只有爱情能够发现或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契合。”

同时，怀疑的声音也一直未断，在这种怀疑中，爱情不过是一种自愿的同居，或乔治・桑小说里的通奸。弗洛伊德理论对人的力比多的分析也加深了这种怀疑。

爱情与婚姻论文篇6

摘 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研究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包括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爱情观、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权利义务观和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生育观这四个方面。他们从这四个方面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深刻见解，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提供了正确的理论资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爱情；道德；权利义务；生育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234-02

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婚姻家庭关系的思想观念的总和。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都进行了研究，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堪称这个领域研究的“鼻祖”。而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此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应用于实践当中，致力于对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研究。本章将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进行简要分析。

一、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爱情观

1.爱情的历史发展观。任何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当中，人们有关爱情的观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预见，现代的专偶制家庭，“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婚姻家庭的基础，也将随之变化。恩格斯通过对大量的历史材料进行分析，认为婚姻家庭不是从来就有，性爱（即爱情）因素并非自古存在。在人类刚脱离动物界的最初阶段，生产力非常落后，人们为了抵御外界和扩大人口进行再生产，把原始人的自然性欲摆在了第一位，这时根本没有婚姻家庭可言，更不要提爱情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群婚制和偶婚制这两种婚姻形式。在这两个阶段，异性间的结合还没有性爱因素，只是增加了限制男女双方间结合的习俗和观念。不过在这段时期，夫妻双方对感情的要求不断增多，为男女间性爱因素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爱因素的萌芽是在一夫一妻制阶段才出现的。“在中世纪之前是谈不到个人的性爱的。”然而中世纪的这种性爱萌芽是“以通奸的方式接着前进”，“这种力图破坏婚姻的爱情，到那种应该成为婚姻基础的爱情，还有漫长的路程，这段路程是骑士们永远走不到尽头的。”恩格斯认为，“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爱，是根本不同的。” [2]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性爱首先是以双方处于平等地位的互爱为前提，而且这种性爱的程度既强烈又持久。

2.爱情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婚姻基础。恩格斯在对婚姻家庭基础和爱情的历史演变的考察中，指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天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就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了。”他认为，私有制的废除和社会主义的诞生，为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最可靠的条件。也正是在这样的客观现实基础上，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关系才得到不断的发展。在婚姻基础中，爱情的因素正排斥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因素而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爱情最终将打败和排除一切对婚姻家庭关系的不适干预，成为婚姻家庭的唯一动机和基础。

二、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

婚姻家庭问题，离不开道德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仅要以爱情为结婚的前提，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还应保持对对方忠诚，履行各自的义务，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1.强调夫妻互相忠诚。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婚姻家庭没有忠诚可言，或者说其对忠诚的要求极低。他指出，资产阶级中天主教和新教的婚姻缔结，“都是由当事人的阶级地位来决定的，因此总是权衡利害的婚姻。这种权衡利害的婚姻，在两种场合都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最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它“以通奸和卖淫为补充。”而社会主义社会对夫妻双方的忠诚要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严格。从恩格斯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实行的一夫一妻制度，要求夫妻共同忠实于有爱情的公证的婚姻，要求丈夫和妻子都必须相互忠实，不能有不忠实的行为，不能出现背叛另一方的不道德的行为，排斥一切婚外恋，让尽可能多的爱情都在婚姻框架内进行，在婚烟存续期间，婚姻当事人的一方或双方，同第三者通奸、恋爱等，都是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

2.提倡理性离婚。马克思反对夫妻双方恣意妄为的使用离婚权利，他在《论离婚法草案》中指责一些离婚者“仅仅想到两个个人，而忘记了家庭”，同时也赞成一定条件下离婚现象的合理性。他指出：“离婚无非是宣布某一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它的存在仅仅是一种假象和骗局。”

对于离婚，恩格斯认为，“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么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 恩格斯所要传达的主要思想是，以往阶级社会的婚姻并不是以爱情为基础的，这种婚姻制度赋予丈夫压迫和奴役妻子的权利，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下，给男女双方特别是给女方带来的痛苦远远大于幸福，因而这种婚姻是不道德的，是应当允许离异。同时恩格斯也认为，离婚是需要理性的。他曾说：“如果……当真要决定离婚，那我认为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只有在考虑成熟以后，只有在完全弄清楚必须这么做以后，才有权利决定采取这一极端的步骤，而且只能用最委婉的方式。”

列宁也赞同在一定条件下的理性离婚。他认为离婚自由并不意味着家庭关系“瓦解”，反而会使促成家庭关系的巩固。他还引用罗莎・卢森堡的观点，承认妇女“有离开丈夫的自由，并不等于号召所有的妻子都离开丈夫”。

三、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权利义务观

在资本主义社会，男女双方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是极其不平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种状况也是十分厌恶的，进行了深刻批判，他们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了关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权利义务的一些观点。

1.资本主义社会婚姻家庭权利义务是不平等的。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在资产阶级看来，婚姻完全是一种个人（相对于男性而言）享乐的手段，它同商品一样可供买卖，金钱是婚姻的酵母，妇女只是被视为共同淫乐的牺牲品和婢女来对待。丈夫对家庭财权的绝对掌握权，是其压迫妻子的基础。丈夫由于经济上的优势，在家庭中占有主导地位，而“妻子成为家庭女仆，被排斥在了社会生产之外”，丈夫“占居一种无须有任何特别的法律特权的统治地位。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妻子只是丈夫的从属品、依附品，丈夫享有更多的权利，妻子承担更多的义务，双方地位极不平等。尽管资产阶级在法律上明文规定夫妻“双方在相互关系上必须具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但这只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落实到位。

2.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是对资本主义婚姻家庭的一种超越。恩格斯认为，男子在经济上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婚姻上的统治地位，随着他们在经济上统治地位的消失，其在婚姻上的统治地位也会随之消失。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也不再存在，个体家庭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孩子的抚养和教育将成为公共的事业，女性不必被家庭琐事所束缚，改变了在家中的劣势地位，得到解放，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婚姻家庭也不再以私有财产的继承制和女子从属与男子为基础，奴役妇女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已被摧毁，男尊女卑失去了滋生和成长的土壤，男子的地位无论如何要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失去了在家庭中的权威地位，所享有的权利有所下降，承担的义务有所增加，而妇女的地位也要发生很大的转变，他们的社会地位会日益提高，家庭地位也将逐渐上升，直至达到与丈夫真正的平等，而法律和社会各个方面也将保护妻子的这种地位。

四、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生育观

1.抚养和教育孩子是社会公共事情。列宁认为恋爱后可能会诞生的第三个生命，这一情况使恋爱具有社会关系，并产生对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就是指抚养教育小孩。恩格斯指出“最初的分工是男女之间为了生育子女而发生的分工”。这种分工，是以丈夫作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在外工作赚钱，和妻子以生育、抚养、教育孩子为主要任务，在家承担家务而进行的划分。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孩子的教育和抚养都是私人的事情，与社会无关。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随着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个体家庭就不再是社会的经济单位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的事情”，以前人们对未婚生子的担忧和对私生子的偏见将不复存在，因为“社会同等地关怀一切儿童，无论是婚生的还是非婚生的”。

2.优生优育是社会主义生育观的核心。社会主义生育观的核心是优生优育。所谓优生，就是让每个家庭都有健康孩子。所谓优育，就是让每个出生的孩子都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优生优育的措施包括禁止近亲结婚、提倡遗传咨询和产前诊断等。优生优育的思想并不是到社会主义社会才形成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描述过，人类在最开始时过着混居的生活，没有婚姻家庭可言，近亲结婚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后来人们在实践中发现亲族通婚的婚配后代，素质远远低于远亲通婚的婚配后代素质，又在以后的具体生产过程中，认识到了具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的婚配所带来的危害，为了培养更优秀的后代，人类对两性通婚进行了限制。可见，从远古时代起，人们就开始认同优生优育这一观点。

参考文献：

[1] 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108.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6-348.

爱情与婚姻论文篇7

[关键词]张爱玲；奥斯汀。背景；婚恋观；爱情

简・奥斯汀是世界上为数极少的著名女性作家之一，介于新古典主义和浪漫运动的抒情主义之间的“小幅画家”和“家庭小说”家，是文学评论家眼里堪与莎士比亚在不朽性方面相提并论的英国作家。2000年，BBC做过一个“千年作家评选”活动，结果奥斯汀紧随莎士比亚之后，排名第二。而且，她是前十位里惟一的女性作家。这位女性堪称英国之骄傲。她创造出了一大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开启了19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小说高潮。应该承认，无论就创作成就还是就后世影响来说，张爱玲与这位一生只走过了42个春夏秋冬的伟大女性相比都是相形见绌的。现在之所以把她们并列在一起谈论，无非是对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做一个小角度的切入而已，以期在比较中对西方文学和我们自己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两位作家都是女性，而且她们的作品也基本上都是以女性自己为主人公的，讲述的都是女人在这个并不公平的世界上的格外不公平的特殊处境。婚姻爱情、情感命运是她们作品中共同的主题。张爱玲与简・奥斯汀都对女性的婚姻爱情心理有着深切把握和透彻理解，并通过众多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给广大读者。她们都把对女性命运的探索伸向了女性传统的生存空间――婚姻和家庭，都把剖析女性在这一生存空间中深层次的生存状态作为自己创作的重点。在她们的作品中，女性不再是一个扁平的性别符号，不仅仅只是一个携带有种种服务功能的综合物，而是具有自己生存价值的思考，拥有了实现自我、在外部世界获得支配权的需要与追求。细读她们的作品，发现两位女性尽管在生活时代、文化背景、个人情趣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爱情和婚姻题材的表达上，她们却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

在张爱玲与简・奥斯汀的作品中，读者基本感受不到浪漫，她们始终把婚姻问题放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她们笔下的爱情与婚姻大多数是经济问题、生存问题；婚姻不是作为纯粹的爱情结果而存在，而是作为经济需要而存在。无论是当时的英国或是中国的旧上海，妇女都还是男人的附属品，女性生活的惟一出路就是婚姻，即嫁一个富有的夫婿，使自己的一生有所依托。

张爱玲小说《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用她的下半生和人格尊严去换取婚姻、身份和经济的稳定，她费尽心机和手段，实质上是使自己在经济上更有保障更安全。《金锁记》中的七巧是爱的牺牲品，也是婚姻的陪葬品。使她感到惟一靠得住的便是姜家留给她的遗产。《傲慢与偏见》中的夏洛蒂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说：“你知道我这个人不浪漫，天生就不浪漫。我只求有个舒服的家，考虑到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我相信跟他结婚，我会获得幸福，也会享受到别的伴侣们所炫耀的那种幸福。”

既然婚姻中的选择说到底是一种经济的选择，那么同样是有一定经济保障的男人，女人嫁给哪一个，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就只剩下偶然了。这是两位女作家不自觉地在作品中共同表达的一种婚姻现实。不过在张爱玲的小说里，这种偶然是一种人生无常；在简・奥斯汀那里，这种偶然都成了她谐趣与轻松笔墨的机会。张爱玲的小说《封锁》里的吕宗桢，在电车上偶然坐到了女教师吴翠远的身边，没想到这邂逅竟使两颗都不甚充实的心擦出了些许爱的火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因偶发的香港沦陷让她的婚姻之梦变成了现实，经历了死亡的恐怖，劫后余生的范柳原已筋疲力尽，需要过一点普通人的生活，于是他们结婚了。在《傲慢与偏见》中，吉英与彬格莱、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都是众多巧合的堆积，是巧合带他们走进了永远的家庭幸福。

张爱玲生于上海，从小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陶冶。又接触过西方文学艺术。身处在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独特条件下，在香港求学时遭逢战争的经历，这些加诸于张爱玲这样一位现代知识女性之身，使她把目光从社会收缩到自身，以对人性尤其是女性内心的透彻审阅代替对当时各种社会潮流的盲目趋势。对女性在命运的拨弄下所做的种种选择进行解析，无沦她们是主动或被动，张爱玲的笔触所至都没有导向道德上的谴责，而代之以深刻的心理剖析。

简・奥斯汀生长于英国南部有文化教养的牧师家庭，她一生40多个年头基本上是在英国的乡间度过的。她的六部完整作品大都是描写她自己熟悉的乡间所谓体面人之间的生活与交往。奥斯汀的生活圈子主要限于乡村的中等阶层，她本人过的基本上是中产阶级妇女的悠闲生活。这使奥斯汀拥有了写作的基本条件，而落后的教会家庭与相对闭塞、狭窄的乡村生活也使她难以摆脱保守的道德习俗。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社会，尤其在乡村的中上阶层中，弥漫着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呈现出一副歌舞升平的宁静安逸面貌。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并起的风雨飘摇时期。出生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分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度的国民的张爱玲和奥斯汀，且不说她们的家庭背景、生平阅历已大大不同，单此时代背景，奥斯汀心中也不可能有张爱玲那样互相激烈撞击的复杂冲突。对旧观念施加于女性的压抑与禁锢也不可能体验得像张爱玲那样深刻――当然，思想上的复杂并不直接导致作品的更成熟、艺术成就的更高。奥斯汀的女性意识的觉醒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萌生的，这也决定她不会成为一个社会的叛逆者，相反，对社会的顺从构成了她性格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她的作品也便于含蓄的反讽之中呈现出一股轻松愉悦的戏剧气氛。

张爱玲个人生活的缺憾，童年生活的不健全，婚姻生活的残缺，和她个人的气质性格倾向决定了她作品中总的气氛都是悲观主义的。她笔下的婚姻爱情以及整个人生都充满磨难与缺憾，其笔下的男女在婚恋中都是“欲”大于“情”，很少有纯洁浪漫的爱情。在她看来，爱情只不过是年轻人玩的游戏，短暂易逝，一碰到现实，幻想便会破灭。所以张爱玲的小说中遍布着不完美甚至谈不上真诚的恋爱和婚姻，爱情在张爱玲的笔下非但没有产生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反而是以有利可图作为实现婚姻的终极目标。在她的创作中，真正由于双方吸引而产生的自发性相互爱慕状态是鲜见的。虽然在《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有真挚动人的爱情描写，但不过是一场梦，经不起现实的轻轻撕扯便会破裂。

与张爱玲截然不同的是，虽然奥斯汀生活在一个物欲驱使下的经济婚姻社会，但她强调把男女双方感情作为理想婚姻的基石，即爱情是完美婚姻的先决条件，虽然婚姻幸福离不开金钱作基础，但爱情是幸福婚姻最基本的条件。伊丽莎白的家庭境况可谓与夏洛蒂的相似，但她坚持自己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柯林斯先生和他的家产，而且还拒绝了达西先生和他一万英镑的年收入，这说明伊丽莎白 首先看重的不是金钱，而是在思想、感情、志趣上的投合。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结合走过了一段漫长曲折的相识相知过程，他们相互了解、相互尊重，而且还有爱情护航，从而使他们赢得了幸福的姻缘。

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以新旧文化交替的上海为背景，虽然当时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已冲击到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依然受长期形成的封建习俗禁锢。经济是导致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外在原因，但内在原因则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奴性心理”。在婚恋问题上她们受着封建意识的奴役，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奴性心理使她们生活在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狱里，自觉自愿屈居于男性的脚下。无论是有知识的自流苏，还是无知识的霓喜；无论是为经济的淳于敦，还是为爱情的葛薇龙，这些女性全被代代相传的封建意识扼制着了喉管，屈从于、甚至是期盼着男性世界的控制，从未想过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这就注定了她们在婚恋中的女奴地位。

奥斯汀生活的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已影响到文化的深层，伊丽莎白的婚姻观充分表现了奥斯汀所推崇的理想模式，在她与达西的交往中，始终坚持着自己人格的平等和尊严，把高尚的情操、情感的需要视为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婚姻态度的心理基础正是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对人格尊严、平等独立的坚持。所以奥斯汀笔下的理想婚姻包括有双方相互的理解、尊重、平等和自由，正是这些品质，人们才有可能超越家长制的束缚，实现自我。《劝导》中克罗夫特夫妇共驾一辆马车的方式让安妮设想到他们是怎样处理日常生活的。克罗夫特太太并不是盲从丈夫，而是设法改正他的错误，激发其斗志。奥斯汀笔下的夫妻之间不是依赖与被依赖、统治与被统治的主从关系，而是平等互助、共同参与的关系，这种婚姻观念和行为反映了当时文化突变在乡村的影响，即乡村贵族青年思想已开始和社会文化变迁的主流相合拍。

奥斯汀在作品中也塑造了一系列正面的女性形象。这样的女性，正是奥斯汀在深刻体察生活，细心观察生活现实后所创造出来的如她自己一样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已迥异于传统女性的新型女性。伊丽莎白无疑正是这样的一个光彩四溢的女性形象，其他女主人公如凯瑟琳・莫兰的纯洁真诚，玛丽・劳福德的热情大方，爱玛的活泼自信，范妮・普莱斯最后的反抗，安・爱略特最终走向爱情的坚贞和毅力等等，尽管这些人物身上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与不足，但她们都已与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形象有了根本的差异，都闪耀着女性主体意识的光线。与奥斯汀一样，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有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女性形象。与奥斯汀凸显正面女性不同，张爱玲多是从负面刻画女性的无奈与被动、疯狂与变态。《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作为一个上流女性的挣扎自不待言，就连《封锁》中的一瞟、诊所里《等》中的一瞥都入木三分地勾画出了几个活生生的女性人物。假如说张爱玲是通过塑造一批不幸的女性来展现女性的不幸的话，那么，奥斯汀则通过塑造出伊丽莎白等一批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使男性与站在男性立场上的传统女性黯然失色，以作品喜剧性的结局赋予作品鲜活明快的色彩，赋予她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以欣悦与期冀。

爱情与婚姻论文篇8

[关键词]同性恋；婚姻；亲密关系

1　问题的提出

婚姻是一种法定拟制的人和人之间关于财产和人身、家庭权利和义务的约定，是一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严格控制的契约，不仅是有关人身方面的约定，也是关于财产的总体约定。它具有合同的基本属性，那就是缔结自由和内容自由，而这个自由是有限的。婚姻并不一定需要爱情和性，但婚姻的设立是以爱情作为假设前提的。当然不是所有的爱情都能得到婚姻的形式，婚姻只确认那些符合婚姻契约约定的爱情形式。爱情下的性是婚姻所保护的，但婚姻并不要求夫妻之间必须有性的存在，无性婚姻同样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一方面婚姻是对爱情的法定限制，另一方面，这种限制只是形式上的。在实际内容上，婚姻更多的是侧重于权利义务的均衡分配和制约，而并非是对爱情是否实际存在的证明。婚姻中应该有爱情，但是又未必有爱情；应该有性，但也未必有性，这是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婚姻是一种法律制度，只是对性关系具有一个合法与否的法律评价，并不存在着对于爱情与性的评价意义。比如说近亲婚姻，在性和在爱情的评价上一样都是中性的，只要不试图以婚姻形式确立这种关系，即使周围的人不容忍，也没有对错之分。但是在婚姻的评价上则绝对是负面的，因为婚姻之中还有生育的存在，涉及到了生育就涉及到了后代，涉及到了对家族的影响。今天的同性恋人群就面临着这样一个处境，只有性和爱情的结合，没有法律认可的婚姻，他们要面对两个人以后的关系和将来，需要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保障方式。

2　同性恋的婚姻之路

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组成家庭，同性恋者曾寄希望于这种组合方式来保证法律认可的婚姻以外的自己的真爱和性。这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同性恋期待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则是同性婚姻的承认，体现了同性恋群体对自己婚姻权利的争取，也是对自我行为的合法性诉求，这是性的现代人权平等意识。现有婚姻制度的弊病在这份争取与诉求中几乎被故意忽略掉，逃脱着生殖目的，只希望为同性的情感和欲望找到社会位置的归属。如果说同性间的追求的是情性和谐的快乐和美感，那么现有婚姻中有的那么多的义务，究竟是承担还是逃避，这是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尤其是选择了和异性恋女性结婚的男同性恋，很有一部分人，想和同性结婚，但又不得不和异性结婚，无论是面对婚姻现实，还是面对自己的同性性活动，他们更多呈现某种游戏心态。现实压迫造就了中国男同性恋的性活动，形成了不得不和异性结婚的社会压力，把家庭和婚姻划到了女人的领域，把性和爱划给了同性的男人，这种婚姻形式当然先天功能性不足。

由于中国的现实不具有同性婚姻的可能性，而同性又不具生殖可能，也就突出了同性恋的以愉悦为目的的性观念，只以情性和生活的快乐和谐为目的，择偶的标准就更纯粹、更理想。对愉悦质量，或者说是魅力的追求，决定了同性恋问的交往时日不长。和过日子在他们这里被区分得很清楚，是美好的，但是过日子却充满了琐碎。这种唯美的极端追求，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男同性恋对婚姻的稳固、烦琐有某种本能的抗拒。他们不希望因为婚姻带来的麻烦而使生活质量“跌价”。但是他们同样强调感情真挚和专一，强调双方对感情的同样重视和投入。因而，婚姻无论是形式还是内涵，无论是他们接受异性婚姻还是想缔结同性婚姻，目前对他们都是极大的困惑和麻烦。

结婚的压力对中国男子来说实在太大，对男同性恋者更为复杂和沉重。婚姻是中国男性的一种重要的社会身份，一些男同性恋迫不得已也会选择异性婚姻作为自己隐瞒性身份的屏障。中国男同性恋大都迫于各种压力会寻找一个对于性的要求并非很突出的女性结婚，双方都达到家人和社会的期望而结婚，但是同时也不互相伤害。同性恋者和异性结婚还有一个隐蔽的功能，即可以在婚后取得离婚者身份，重新回到无人过问的单身生活。大龄未婚者会不断受到亲友的规劝、帮助，而人们对帮助一个离婚者再婚会持有谨慎的态度，人们默认婚姻给离婚者带来过伤害而理解他为什么不选择再婚。中国男同性恋和异性的婚姻是为结婚而结婚，生育任务的完成更成为解脱的标志，完成了家庭和社会赋予的任务，生育和养育子女的繁重也许会减轻女性对性的欲望。同性恋本以一种自由、平等的理念，诉求于对差异的尊重，对人权的坚持；性愉悦和性享受本身强调的是人们选择生活方式和方式的权力，体现了一种个人平等与多元主义的价值观。而中国特殊的情境却营造出中国男性同性恋特殊的“游戏”和“对付”心态，面对这种现象，在研究性文化建构的同时，文化历史环境对文化建构的影响也应当受到重视。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和组织形式，它包含了一系列社会、文化、经济和象征意义，家庭自形成以来就和生育后代有着必不可分的联系。对同性恋者来说，伴侣婚姻、家庭和生育一直给了同性恋者莫大的压力，尽管他们爱慕着同性，但是他们却必须和一个异性结婚，才能有家庭，而男同性恋更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伴侣婚姻凸现出同性恋次文化与异性恋文化的一个深刻的差别，这种感受招来了对同性恋的敌视和歧视。对于同性恋者，一个传统的反对意见就是他们不愿意同异性生育孩子，完成组建家庭、生育子女的社会功能。生育问题曾经使得德国的男同性恋几乎遭受灭顶之灾。“纳粹为惩办同性恋，提出的正当理由之一，就是同性恋降低了出生率。其论证是，有200万的德国人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粗略的估计，并可能夸大了)200万德国男子同性恋，这就一共少了400万有生殖能力的德国男子，这对于德国的人口总量来说具有灾难性的寓意。”这一论证把德国人口减少的压力全部置于男同性恋的头上。但是在出生率上，这个理由的悖论就是他们忘记了，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并不是男子的数量，而是愿意和能够生育孩子的妇女数量。纳粹们应该操心的似乎倒是女同性恋，而不是男同性恋。当然，同性恋从人类延续的角度来说，多少是逃避了繁衍后代的社会责任。不过，这需要太多的顾虑吗?即便在古希腊男风盛行之时，人类的生育和繁衍也没有停止，因为同性恋终归是社会和人群的少数。

如果是在一个非伴侣婚姻的社会或文化中，以建立家庭和完成生育任务为理由去阻止同性恋，这种反对意见不会有太大的反响。非伴侣婚姻的社会中，同性恋活动可能会被遗忘或者宽容，一个异性恋倾向为主导的男子也许会接受一个年轻、漂亮的男孩对自己的诱惑，也很有可能接受一个女同性恋者作为情人，形成非伴侣婚姻的关系。

3　亲密关系

不过，现代的伴侣婚姻虽然仍然给同性恋者带来了

压力，但是社会的逐渐开放为同性恋者的不婚提供了掩饰，社会的宽容给了同性恋者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 首先，妇女的独立程度，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增加了妇女的单身率，降低了结婚率，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男女“钻石王老五”，他们拒绝走进婚姻这种形式。其次，异性恋家庭的形式多样化也在冲击着古老的婚姻和生育的关系，或者说家庭的定义正在被赋予新的内涵。如“丁克家庭”、“周末家庭”，这些异性恋家庭同样与生育无关，相异于传统的夫妻关系方式。这些群体的存在都使得同性恋不那么“反常”了，既然不结婚的人多了，不要孩子的异性恋家庭也多了，那么同性恋这些最不可能结婚的人就不那么碍眼了，同性恋者结成密切关系而没有孩子的家庭也就没有多大质的区别了。

对于异性恋者来说，他们有传统可承，他们只需要学习父母，和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一样，扮演一个预先规定的角色，按照以往的剧本继续走下去，恋爱，结婚，生养孩子。但是同性恋者没有预先写好的剧本，只能边表演边修改剧本，试图在现实生活与理想关系之间获得平衡，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要自己去创造。现在，他们就在实践着去建立同性恋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而不必把异性恋的婚姻作为参照的标准或是模式。不管他们在实践上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都非常强调建立亲密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关系是民主的、平等的，没有性别等级，也没有异性恋文化的男女尊卑的阴影。通过民主、平等关系中的亲密关系获得肯定，似乎是占主导地位的同性恋标准，与吉登斯对“纯洁关系”的定义十分吻合：“(在纯洁关系的情形中)，社会关系的介入是纯粹的，是由每个人与另一个人保持持久的联系得来的；只有当双方都认为在这种社会关系中能够给每个人带来足够满足时，它才会继续下去。”

传统制度和身份的崩溃迫使人们在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的实验中越来越强调个人必须相应地决定哪种生活方式最适合他们。结果，各种关系越来越成为一个实际决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明显特征是协商而不是归属。“基于男女平等的‘会合之爱’和基于相互信任和义务的‘纯洁关系’越来越成为伙伴关系的形式。这种形式只有当信任和义务存在才会存在。”现在，自我认定的非异性恋者常常用“家庭”这个词来表示某种意义更广的一种亲合圈子，它也许包括也许不包括孩子在内，它对主体来说具有文化象征的意义，这些主体参与这个圈子或在这个圈子里感到一种归属感。“选择家庭”表明人们显然强烈需要传统的家庭概念所包含的那些价值和舒适，虽然这个含义的“家庭”和血缘家庭的现实情况也许截然不同。我们所见证的是组成家庭和设想亲密生活的新方法的出现，这些新方法强调了个人的需要和意义、作为家庭安排焦点的亲密关系的重要性、义务和责任的协商本质。吉登斯说：“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秩序，在这种秩序中，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须对做什么样的人，该如何举止，形成目前这个讨论时，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于应该爱谁以及如何与他交往作出决定时，他们必须回答‘我将如何生活?’这个问题。”

现代形式的亲密关系意味着人际领域的民主化，这种民主化意味着个人是个体本人生活的最终创造者，还意味着不同个体伙伴之间的平等，个人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和选择的伙伴形式的自由。尽管和异性恋生活方式相比同性恋的生活和伙伴关系有其特殊性，但是近年来同性恋和异性恋生活方式中出现了共同的模式，共同的重要的动力就是大家都在寻求一种满意的关系来作为可以被个人肯定的因素。无论是婚姻的还是非婚姻的，无论是在异性恋的关系中还是在同性恋的关系中，这种关系都成为亲密领域中起界定作用的因素，这种因素为日常生活提供了一个框架。这种亲密关系是个人身份的焦点，有关个人的论述就是在这个焦点中得以构建和正在构建的，吉登斯所称的依赖于伙伴间相互信任的“纯洁的关系”既是自我反省的产物，也是实现这种关系的焦点。它为个人在当代世界中的意义提供了一个关注焦点，并提供了暂时的个人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在后现代主义条件下唯一可能实现的，而获得这种意义的主要场所是爱和。

文化、社会和经济力量长期地影响了亲密关系本身，亲密关系是传统的论述和争取合法地位话语破例的产物，亲密关系的变化正在使得异性恋以外的多元生活方式成为可能。因此，在使用标志着非异性恋经历的差异话语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某种和谐逻辑的出现，而非异性恋关系也正是通过这些明显不同的取向形成的。我们在文化上把个人选择和接受社会多元化放在首位时，义务越来越成为一个伙伴关系之间的协商而不是属性的问题。血缘家庭的这种联系是“发展的义务”和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责任感这类概念，因此，在亲属关系依然具有独特性的同时，它们与其它关系，尤其是友谊关系的差别程度就变得模糊了。这在非家庭义务关系中显然具有重大的意义。纳迪说，在“朋友家庭”模式中，朋友可以提供传统的亲属关系提供的义务感和共同责任感。在没有被法律允许的多元婚姻形式存在的情况下，这种朋友家庭似乎是同性恋者双方可以长久相伴的一种方式，相互提供义务感和责任感，这种义务是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自愿义务。同性恋恋人相处的义务只是一个协商的问题，而不具有被法律赋予强制执行的含义。

4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