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问题论文范文

民生问题论文篇1

【内容提要】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类为谋求自身的生存的发展，在千差万别的生存环境下创造了千百态的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珍宝，是人类智慧的总库存。维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宽松，对缓解目前已出现的生存环境恶化问题有着积极的意义。有效地利用各民族文化的多地并存源，人类21世纪的生存环境将仍然是美好的。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1][澳]约翰．w．伯茨，马学印、谭朝洁译．全球冲突[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8.

[2][瑞典]缪尔达尔，顾朝阳等译.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3]王松．生态经济学浅说[n]．北京日报，1996年-01-04.

[4]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5]孙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生存环境问题[j]．新疆社会科学，1999，(3).

[6][英]雷蒙德·弗斯，费孝通译.人文类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修订本.

[7][美]西奥多·舒尔茨，郭熙保、同开年译.经济生长与农业[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8]杨庭硕，罗康隆.西南与中原[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

民生问题论文篇2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民族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民族高校是培养各民族优秀人才的重要平台，各民族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倾向如何，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因此，充分发挥民族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理论教育相融合，在对民族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同时，做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育，才能塑造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民族观。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相融合的国家，民族问题错综复杂，渊源已久，的事件和新疆的民族动乱都进一步警醒我们：民族地区的稳定，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前提，民族问题无小事。

我国正处于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集聚。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族、人权、民主的旗号，借我国民族问题搬弄是非，煽动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打压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达到孤立中国，限制中国，维护世界霸权的目的。民族高校肩负着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保证民族地区稳定，为民族地区培养人才的重任，研究对大学生进行民族观教育的方法，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理论相融合路径，是民族高校教学实践的需要。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理论在内容上的相融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是对民族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是我党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

1.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与民族观的一致。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和民族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形成的。在民族消亡前，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别不会取消，民族特点、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体现。

民族问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问题，只有在解决民族问题中才能逐步实现社会稳定，民族问题是造成社会动乱的重要因素。民族问题的发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当今世界，民族矛盾普遍存在，民族问题有着长期性、复杂性、历史性和国际性。我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在长期的民族工作中，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提出了我党的民族理论政策，为全世界树立了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的和平解放和社会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进步、全国各地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发展等都是实例。

2. 马克思主义联系发展观与民族团结观的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联系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事物的矛盾。矛盾即具有同一性又具有斗争性。民族差异性是各民族存在和发展的状态，民族差异和民族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只有在解决民族矛盾中，通过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政治法律的完善，才能推动社会进步。只有各民族团结、相互借鉴，相互支援，彼此促进，民族才能发展。

3. 马克思主义矛盾观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一致性。

矛盾是事物存在的状态，矛盾方法是马克思主义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现象，解决民族矛盾是执政党对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考验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我党创造性的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作为我党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的提出，既承认了各民族的矛盾特殊性，又找到了民族矛盾的普遍规律性，开创了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新局面，我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即在矛盾特殊性的基础上，寻找正确解决矛盾普遍性的方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党对各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的尊重和爱护，是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表现。世界上每一个多民族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国内的民族问题，而不同国家采取的民族政策和实施的管理制度是不尽相同的。我国民族工作的实践证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完全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是必须长期坚持和要不断完善的政策。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理论在教学体系目标上的相融合

民族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是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重要阵地。当前，我国高校为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四门课程，分别包含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阶级观、民族观、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政策等丰富内容，它们侧重于理论的系统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民族高校开设的“民族理论概论”课程，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用去解决民族问题，找到的具体解决办法，形成的在民族工作中的制度和政策，在课程内容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课程安排上的前后顺序，在教学体系上有着共同的目标。

1. 共同强调民族历史观教育。

要实现对民族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既要加强思想政治思想教育，使学生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依据；又要加强民族理论教育，使学生懂得现实中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端正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态度，掌握我国的民族政策。二者是相符相承，辩证统一的，实现这种统一，必须做到：

一是，加强民族起源的教育。

使大学生明确认识到，民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生产力的发展而又相对不足，产生了阶级，也产生了民族、民族矛盾、民族纠纷，古而有之不可忽视。教育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历史观，客观、正确地对待民族问题，耐心、持久地妥善处理好民族问题，树立正确的民族意识。

二是，加强民族问题的长期性教育。

使大学生明确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与人类社会相伴。我国在法律上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为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决定了我国各民族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民族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我们要本着民族平等的原则，在人民内部矛盾的框架内去正确分析和解决民族问题，除少数暴力犯罪分子外，绝大多数人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逐步实现。

三是，加强民族问题复杂性教育。

使大学生清楚地认识到，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始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大问题。民族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诸方面，解决民族问题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实生活中，我国的民族问题往往表现为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交织在一起，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从而使民族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1]（P82）充分认识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教育大学生要冷静地思考民族问题，全面分析和正确对待民族问题，不可以简单化、情绪化，也不能操之过急，或急于求成。多做促进民族团结的事，自觉投身于民族团结的事业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促进民族团结。

2. 共同强调民族平等观教育。

各民族不仅在法律上平等，在事实上还要做到真正的平等，不应有各种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各民族人民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都享有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权利；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民族都没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每个民族都依法享有同等的权利、依法履行同样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各民族不仅在政治上、法律上平等，而且在经济、文化、社会地位等所有领域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核心和出发点，也是处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是民族团结、进步、互助、和谐的基石。

3. 共同强调民族团结观教育。

国家的统一、各民族的团结，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加强民族团结是处理好社会主义大家庭民族关系的根本原则，是实现各民族和谐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对大学生进行各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的教育。每个民族都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只有依靠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五十六个民族拧成一股绳，中华民族才能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抵御各种挑衅和威胁。要对学生进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教育，使大学生明确认识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之福祉；国家分裂，民族离乱，是各族人民之祸端。要善于识别各种破坏民族团结的阴谋，常有防人破坏之心，必须坚决反对各种民族分裂活动，坚定不移地维护民族团结。

4. 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互助观教育。

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不是同步的，各有其长短，各民族间应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科技教育不发达，经济文化发展落后，但发展潜力巨大。要教育大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奋斗的结果，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各民族战胜了天灾人祸，共同抵御了外敌侵略，各民族同舟共济，共渡难关，相互支援，形成了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必须发扬和光大这一传统，相互扶携、协同并进，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迎接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中华各民族的发展才是中国的发展，实现国家和民族的真正独立和富强。

三、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民族理论相融合的可行性路径

1. 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立足课程内容的特点，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为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部分，涉及到民族宗教问题；在唯物辩证法部分涉及到民族矛盾和民族发展问题；在认识论部分涉及到民族平等观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涉及到社会形态更替中民族差异、民族进步、民族发展问题、各民族社会制度更替的统一性和民族发展多样性等问题。

在政治经济学中涉及到资本原始积累中对落后民族种族歧视、民族侵略、殖民战争、奴隶贸易、对土著民族的屠杀等问题；资本主义扩张中对落后国家和民族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在经济全球化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华民族近代屈辱的历史，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借民族、宗教、人权问题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分裂活动，对中国的挑衅。

科学社会主义中关于加强党的领导，涉及到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建国以来，我国民族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阶段的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是一项重要性的内容，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的稳定是中华民族振兴的重要前提，培养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队伍，树立民族地区好的党风、民风，是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地区发展的关键。

2.通过公共选修课，将优秀民族文化资源引入课堂，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历史和宝贵的文化遗产，传承民族文化的瑰宝，既是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尊重，又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扬。既能提高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又能提高各民族大学生的文化素养。

一是，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

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支柱，它曾经陶冶了历代中国人的心灵，提升了国人的精神境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像璀璨的东方之珠，在世界文化中熠熠生辉。但在十年中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改革开放以来，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又忽略了对民族文化的传承，社会转型期中社会文化的空虚、人们道德的缺失，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民族高校的大学生也有茫然、失落、甚至偏激的表现，校园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现象。思想政治理论课应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把儒家、道家的思想文化渗透于教学中，以无神论、爱国主义、知行合一等为主线，教育民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奉献社会的价值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具有正直、善良、担当的品德。

二是，要传承和借鉴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

我国各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都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以及音乐、绘画、服饰、风俗礼仪、生活方式、节庆习俗、民族建筑等，反映了我国各少数民族对自然的崇拜和对生活的思考。政治理论课在教学中应有重点地介绍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典型历史事件、文化习俗。请少数民族学生介绍自己民族的风俗、礼仪、，家乡的发展变化以及民风民意。指导学生阅读和关注少数民族的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书籍。

3.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用民族团结的事实，加强民族团结观。

民族高校应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民族地区的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活动。如：学生利用假期参加家乡的生产和社区工作；开展专题社会调查；对民族工作先进集体、民族团结先进地区、支援民族地区建设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访谈；在网络上收集专题的案例；研究世界各国的民族问题的动态等，扩展学生关注民族问题的视野，引导大学生关心民族问题，以实际行动支持民族民族团结事业，增强对民族团结的责任感。

4.通过校园文化，营造民族团结的环境，增强各民族学生之间的友谊。

民族高校的校园环境，是进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平台。各民族同学在校园中结成的同学友谊，会在未来的社会工作中结出民族团结互助之花。民族高校应充分利用这一条件：校园网络，开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专栏，宣传民族政策、关注民族事件、推出专题评论、教授点评和专题、民族团结的好人好事等内容，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教育阵地。

开展丰富多彩的富有民族风情的校园文化活动，如民族风情周、民族音乐周、民族电影周、民族文学阅读、学点民族语言活动等，活跃校园文化生活，烘托民族团结的气氛，提升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融洽各民族师生之间的关系。

保护各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倡学生学习和传承民族文化，学校开展一些民族文化的讲座，发挥民族高校的人才优势，聘请校内教师或其他民族高校、科研院所专家来校开办科技、历史、文学、音乐、戏曲等方面的讲座，丰富学生的民族知识，提高人文素质。

由教师引导学生研究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关注民族热点问题，以他们的亲身体会和感悟，提出科研成果和调研报告，形成毕业论文或参赛作品，提升学生的学习品味、引导学生的学习兴趣。

参考文献：

[1]李国安，熊洁.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教育的意义、内容及途径[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0，（11）.

作者简介：朱静娜（1960-），女，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民生问题论文篇3

【关键词】民国时期；流民问题

流民，长期以来是困扰中国社会的大问题。流民问题非近代产物，古而有之，历代统治者无不把“安辑流民”作为施政要领。进入近代，流民问题日益严重，遍及全国各个角落，这是不争的事实。民国以来学术界对流民问题多有研究，经历了由浅到深，步步深化，逐渐体系化的过程。特别是20世纪末，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问题日益突出，人们把视角重新转到历史，重新审视历史上的流民问题，重温那段国人走过的血泪史，以史为鉴。

民国时期，流民问题在方志、档案、报刊中多有记载，如； 1927年《晨报》记载“山东灾区六十县，灾民900万”；1929年《民国日报》称“鲁灾民数逾600万，大多数灾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沦为流民”；1935年《大公报》记者萧乾在踏访鲁西灾区后，写下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名篇《流民图》文中对流民做了这样的描述：“可怜的流民，像一片片的浮萍，茫然的在灾难中漂流”。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相应的报道不胜枚举，这儿就不再一一举例。另外，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不免要提到谭其骧先生，他发表了《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变迁》等篇章，为后人在中国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流民树立了典范。通过以上探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流民问题研究多是集中于材料层面，如：对流民的数量、生活的窘境等做客观的陈述和报道，未行成理论体系。因此说民国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只能称之为开创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史研究兴起，对流民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若以地域为标准大体分以下两类：

一、整体性研究，即指对全国范围内流民的研究。如池子华著（《中国流民史.近代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系统的阐述了近代中国流民概况、产生机制、流向、调控模式和时代价值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对一些地区的流民也做了个案研究，如安徽淮北的流民问题，文中还设专节讨论了“闯关东”现象，其探讨的对象是山东流民，在此论著中作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在总结流民产生机制时提出了“合力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版）则是关于流民问题的通史，研究了中国各个时期移民的历史。李文海（《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选择近代有重大影响的十次灾荒为研究对象，以灾害为中心，描述了灾害带来的苦难、赈济措施、流民、家园重建等。另外还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84年影印本）以问题为中心，记述史诗，总结了历代救荒政策之利弊与教训，造成荒灾的社会因素等问题。江沛著（《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迟子华著（《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等著作，对流民问题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典范。

二、区域性研究，这时期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成果丰富。如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是对移民进行区域性研究的代表，它是第一部以山东移民“闯关东”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与以往的专著相比，这部著作从独特的视角出发，以近代史上著名的移民的迁出地为研究对象，详述了山东人进入东北的历程，并对“闯关东”的原因、路线等问题作了分析。难能可贵的是在其著作中还有大量的对迁到东北后回返山东移民的回访手记，为以后研究此课题提供了珍贵的调查资料。王林（《山东近代灾荒史》齐鲁书社出版，2004年版）本书以民国山东的灾荒研究的对象，选择其中的重大灾荒进行个案研究，涉及到灾荒与山东流民，政府的救济措施及山东流民与社会等问题。齐现厂（《近代山东移民的空间位移与职业流向》苏州大学2007届硕士毕业论文）阐释了近代移民产生原因、地域流向、职业选择及对工商业的影响等问题。王鹏（《民国初期山东流民问题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着重对民国初期山东流民出现的数量、地域分布、原因、救济整治及生产生活等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这篇论文是对山东流民问题较为系统具体的研究成果。柳晶（《民国时期河北问题流民问题研究》天津师范大学硕士论文）以河北地区的流民为研究对象，对流民形成的原因、安辑措施、流向及影响作了阐述，是对区域内流民进行整体性研究的成果。另外还有从翰香的《近代冀鲁豫乡村》，杨云彦的《解放前的山东人口迁移及其对东北人口发展的影响》等成果都是以某一地区为对象展开研究的。

改革开放以来，对民国流民问题的研究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具体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整体研究和区域性研究相结合。此问题上面已作了分析，这儿不再论述。

二、细化研究与专题化研究结合——多方切入的论述民国流民问题。如以流民的迁入地为专题进行研究，成果有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的变迁：1644-1911》，浙江大学2005博士论文），吴希庸《近代东北移民史略》，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浅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从人口、人口地理学的角度切入来解析流民问题，江涛《中国近代人口史》，《人口：中国的悬剑》，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以流民的职业流向为中心展开，如流民从事工业的研究：解学诗、[日]松村高夫（《满铁与中国劳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苏崇民（《劳工的血和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流民从事农业的研究：李靖丽（《20世纪三四十年代黄河三角洲移民与马营诸村的建立》，《石油大学学报》第18卷第4期）等。从事商业的研究成果有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等。这一时期学者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除研究上述传统的行业外，在流民从事特殊行业的研究上成绩斐然，这儿提到的特殊行业是指：乞丐、兵匪、娼妓等。徐珂（《清稗类钞.乞丐类》，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诚成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版），曲彦斌（《乞丐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李方志（《谈谈小偷》载《文史精华》编辑部编：《近代江湖秘闻》下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兵与匪的相关的研究成果：贝思飞主编（《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冉广海（《中国土匪》重庆人民出版社），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其他以视角研究流民问题的成果，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流民问题的研究，不管是宏观研究还是专题微观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这一时期对流民问题的研究还存在不足之处，有待于进一步解决：一是以往对于民国流民问题的研究成果多是对流民问题宏观的把握，区域性研究（以省区为中心研究）不够；二是对于流民问题的研究虽呈现出细化专题化的趋势，但单纯对某一地区内的流民进行系统化、整体性研究成果（产生的原因、救济、流向、影响）较少。

【参考文献】

[1] 刘大年.《中国近代人口史》序[J].近代史研究，1993（04）.

[2]侯祥祥.《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评价[J].社会科学研究，1993（02）.

民生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岳飞;民族英雄;评价标准;民族史观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01C-0064-02

伴随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高校历史教学改革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但是一些旧观念长期仍存在，往往给少数民族政权贴上野蛮、落后的标签，忽视或抹杀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下，各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又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与整体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的特点。历史教学中的民族偏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要特别注意。有学者提出，历史是多文本，多声音、多范式的。深化历史教学改革，需要我们转变教学观念、秉承正确的民族史观。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话题，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教学改革中一个可以进行多维度认识和讨论的范例。本文试以此为实例，对高校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与民族史观的教学问题进行探讨。

一、由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的讨论讲起

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形象深入人心，千百年来为大多数国人敬仰。关于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近数十年来在史学界争论不断，范文澜、翦伯赞、邓广铭等学者的观点也不甚相同。但在史学界内外被广泛讨论，始于2002年的，被多家媒体披露的新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中历史教学大纲》（试验修订本）提出：“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对待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这种民族战争不同于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睨墙，家里打架’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别，不宜有侵略和反侵略的提法。在是非问题上应当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概说成是汉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也不可把少数民族对汉族地区的进攻统称为掠夺和破坏，评价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也一样。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那些代表整个中华民族利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称之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作用与地位，但并不称之为民族英雄。”教育部随即声明：“媒体所传与事实不符，在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对岳飞的评价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重新定义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的问题。”

从官方来说， 这一声明已澄清是非。然而此事件引发的史学界内外的讨论没有停止。有别于大多数人的看法，有学者认为：“我们从岳飞身上能够得到的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利益坚决抵抗外族的侵略。然而我们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女真族也是古代中国的一个民族，尽管在当时宋朝与金邦是两个独立的政权，但是金邦并不是外国。”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代表了部分学人的观点。

二、历史教学中有关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讲授

有别于中学历史教学让学生了解、掌握历史基本史实和方法，高校历史教学重在能力的培养，通过教学，不仅使学生掌握基础知识，还要使学生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主动性，为国家培养合格的人才。因此，高校历史教学过程中要突破教材束缚，不再把教材看成教学的法定依据，作为教师要转变教学理念，树立开放的教学意识，注意教学策略，改革教学方法，鼓励质疑，激活学生的创新精神。开展“专题式”和“探究式”教学，教学中适时、主动引导学生进行思考，这样截然不同的观点背后，存在着哪些值得探讨的问题：什么是民族英雄？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一）“什么是民族英雄？”关于此问题的讲授

民族英雄，是指代表全民族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是为了拯救全民族的生存和文明，与外族或外国进行不屈斗争的英雄人物。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在向学生讲授民族英雄的基本定义后，还可以介绍学界不同的观点，进行讨论或辩论式，适时启发学生：

第一，引导学生弄明白岳飞所处的时代和宋金战争的性质。向学生介绍主流的观点并进行讨论，如邓广铭先生认为“宋王朝统治区域内的军民们抗击女真铁骑的斗争，从政治意义上讲，乃是属于用反抗的手段以解除外来的民族压迫的，亦即自卫性的战争，从而也就是正义性的战争！从经济意义上讲，则更是为了保障一种进步的生产方式，要尽量使其免受破坏以致更向后逆转，自然也是属于进步性和正义性的战争”。

第二，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岳飞代表的民族英雄。作为教师，可以提出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并引导学生进行讨论。既向学生介绍邓先生的观点：岳飞“始终笃实英勇地置身于抗金斗争的最前线，尽最大的努力以抵御女真兵马的南进，及其在进军过程中的掠夺和屠杀，以求使东南半壁的各族人民尽可能免遭蹂躏和涂炭。这说明，岳飞对于保卫高度发展的封建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都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种种，固然符合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利益，……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确实提供了大量的积极因素，把他称作中华民族的英雄，他的的确确是当之无愧的。”也不回避部分学者认为的岳飞是“部分民族的民族英雄，如岳飞抗金是为了捍卫汉民族和南方各族人民的利益，可以看成是汉民族和南方各民族的民族英雄”的观点。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可在教学环节设置交流互动。不仅能帮助学生深化历史知识，提高交流技能，也能开阔学生的眼界。

如果学生讨论的积极性较高，课堂气氛较活跃，效果较理想，还可以引导学生将这一讨论延伸至“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定义认识”“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范畴认识”和“中华民族的忠与奸是非标准认识”等问题，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观，从而提高高校中国古代史教学的有效性。

（二）“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关于此问题的讲授

“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讨论，引出的新问题――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史学界的观点也不同：张子侠认为品评人物重在辨别是非得失，评断善恶功过，而要衡量是非功过，就必须确立正确的评判标准。这一标准有四点“立德、立功、立言和合其志功而观”。王沛林认为对岳飞的历史评价认识，有三个基准点：一是放在什么范围内;二是放在什么位置上;三是以爱国主义为价值坐标。因此，评价岳飞不能脱离社会背景，应将其放到宋代这一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分析，不能因为其历史局限性而否定其地位。

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把握展现历史人物的原貌，提供历史评价的多样尺度，组织轻松、活跃、自由的课堂讨论，避免简单、片面、毋庸置疑的历史评价结论等原则，丰富教与学双向互动，引导学生思考品评历史人物的标准。通过对岳飞的评价，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岳飞“行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活动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对岳飞的评价，肯定的声音如前所述，邓广铭先生《岳飞传》已有精辟论述。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岳飞的抗金战争，只是维护了南宋统治阶级利益，并未代表人民的利益;岳飞是统治阶级内部“和”“战”两派斗争的牺牲品，而不是为中华民族英勇献身;岳飞的全部作为都是为了维护一个腐朽的即将灭亡的旧制度，他没有也不可能将历史推向前进。

另外，还要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渗透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传递正能量，教育学生用气节观品评历史人物虽不是唯一标准，但却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历史传承给我们的，大多是封建社会的气节观，而这种气节观又往往和一种被认为是高尚的道德观捆绑在一起，即诸如忠君爱国等等。”这也是史学界对于岳飞评价讨论的一个重点，即岳飞表现出的气节观究竟是“精忠” 还是“愚忠”，是不是爱国主义。在教学中不仅要传递对岳飞评价中的不同声音，而且要组织教学中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讨论，从而产生新颖的、独创的、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锻炼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三、历史教学中民族史观问题的讲授

通过讲授对于岳飞评价问题的争论，以及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等问题，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的本质是我们作为历史学人应采取什么样的民族史观。

所谓民族史观，简单地说，就是在史学活动、史学思潮及史家思想中存在的民族观念;具体地说，指史学中关于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属于历史观中民族观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民族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古代中国史家的民族史观，包涵族类、文化、政治三方面的思想要素。文化是古代史家民族史观的最高价值判断标准，文化主义是这一史观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形式即中国中心观念;族类思想主要表现为“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的观念。同时，华夷之辨和华夷一家又是两种政治诉求，即“正闰”观和“大一统”观。这一民族史观深刻影响了古代史学的发展。刘浦江先生认为通过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在教学环节引导学生对于岳飞评价问题的讨论，在此环节可进一步升华到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民族史观，让学生深刻认识到，我们在评价岳飞时，要认识到中国是由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要从岳飞所处的时代出发，具体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看宋金民族关系的本质：宋金是并立的国家，岳飞的抗金斗争，是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和掠夺的战争，是正义性的;要认识到宋金民族关系的主流：统一和融合;不能割裂个人与国家、民族、文化的关系，“在文化认同这种强力精神黏和剂的作用下，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民族的归属感和个人的献身精神结合成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联合系统”;尊重历史事实，还要认识到岳飞的历史局限性，且不能因其局限性而随意贬低。

最后，让学生通过反思对岳飞评价问题的讨论，深刻理解“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这一命题背后隐藏的是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最本质的是坚持何种民族史观和历史观的问题。同时让学生深刻认识到，岳飞评价问题的背后，折射的是我国史学界是否坚持辩证唯物史观的根本问题。而对这一问题，只有在辩证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采取正确的民族史观和方法论，才能最大程度上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在这场讨论中，双方都坚称是在遵循马克思唯物论的基础上得到的看法。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历史观，则是留给高校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的、值得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龚延明.岳飞是“精忠”还是“愚忠”辨析[J].学术月刊，2002，（4）.

[3]李珍.民族融合与民族史观[J].史学月刊，2004，（9）.

[4]张子侠.品评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J].史学月刊，2004，（9）.

[5]李松茂.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原则[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2，（3）.

[6]吴潮.关于加强高校历史专业教材教法研究的几点认识[J].历史教学，2003，（5）.

民生问题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发展 民生幸福 哲学

湖南科技大学罗建文同志的新著《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研究的又一部力作。该书以人类发展困境及理论反思为起点，基于我国社会发展观演变历程和GDP崇拜的理性反思，从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视角研究研究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和民生幸福问题。

全书共分为七章，近三十一万字。第一、二章分别对社会发展理念和我国社会发展观的演变进行梳理，从人类发展困境和新中国社会发展轨迹的理性反思中，提出6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启示；第三、四章在历史回顾GDP崇拜发展理念，研究GDP崇拜的道德代价及合理控制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理念从GDP崇拜向GNH关怀转变的发展价值论转向；第五、六章分别从善治政府的基本理念和政策制度两个方面探讨民生幸福的发展和保障体系；第七章探讨建设民生幸福的伦理文化体系，并对具体的民生问题和民生政策作伦理审视和道德评价。

纵览全书，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第一，以社会发展理念的理论演变为起点，以探索民生幸福的实践对策为归宿。从全书的基本框架看，既有严谨独到的理论分析，如对社会发展理念的理论探讨，该书从学界对社会发展理念的研究现状出发，在论述社会发展理念的一般演变及启示的基础上，回顾了新中国社会发展理念的演变历程，总结了60年中国社会发展观演变给今天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启示；又有在充分实地调研上的实证研究，作者选取江苏省江阴市作为目标地进行实地调研，获取了“建设幸福江阴”的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使该书关注的问题有了坚实的实证基础而更具有说服力。

第二，在社会发展理念的理论探索上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学界研究GDP崇拜社会代价的论著较多，但鲜有学者从哲学层面探讨GDP崇拜的道德代价。该书从哲学视角揭示了GDP崇拜的道德代价及其原因，提出了合理控制GDP道德代价的对策建议。二是从价值论层面研究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提出了社会发展理念从GDP崇拜向GNH关怀的价值论转向，特别是从伦理学视角研究了GNH关怀的伦理意义及其所体现的道德进步，体现了一定的开拓性、创新性。

第三，初步构建了民生伦理文化体系，在民生伦理的诸多理论问题上有所突破。从总体上看，目前学界对民生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角度进行的，专门从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尚不多见。该书在把握学界有关民生问题的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民生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伦理审视和道德评价，初步构建了民生幸福的伦理文化体系：从学科建设的高度依次论述了民生伦理文化体系的对象、民生问题中的伦理关系、民生伦理文化体系的研究方法、民生伦理文化体系的主要内容以及构建民生伦理文化体系的基本原则，并对我国目前存在的具体民生问题和民生政策予以道德评价。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潜心研究，撰写、发表了大量的相关论文。该书所阐明的一些新的观点、方法，可谓厚积薄发，必将大大推进我国民生伦理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四，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现实针对性强。增进民生幸福的直接责任主体是政府及其制定实施的政策制度。该书运用哲学特别是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促进民生幸福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从“善治政府”和“保障民生幸福的政策制度体系”两个方面研究了增进民生幸福的实践对策，并提出了要把“发展民生幸福作为善治政府的基本国策”、“构建以民生幸福为的政绩评价体系”等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实践对策，对于切实转变社会发展理念、促进民生幸福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体现了作者强烈的现实责任感。

毋庸讳言，社会发展与民生问题是一个永恒的历史课题。在“人类中心论”和“物本主义论”的传统发展标准下，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是“当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忽视。其结果是，人类在享用生产力发展带来的日益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在“品尝”着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信任危机、信仰迷失等片面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苦果。对此，既需要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也需要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学科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但是目前，从总体上看，相对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而言，对社会发展问题的哲学特别是伦理学研究还比较薄弱，研究者和研究成果均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加强对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哲学特别是伦理学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罗建文同志的《社会发展理念与民生幸福研究》正是适应这一需要而诞生的。该书不只是简单地用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解释社会发展和民生问题，而是深入到社会发展和民生幸福的内在层面，对其进行伦理分析和道德评价，提出了许多富有独创性的观点。

民生问题论文篇6

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讨会，于2012年10月12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十几位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及转型期中国文化发展的相关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和文化观的关系，是会议讨论最热烈最集中的一个话题。与会学者围绕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包含真正科学的文化观、包含了怎样的文化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郝立新教授提出文化发展中需关注的三个问题：（1）马克思哲学话语中的文化问题。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的关系，以及文化逻辑的自身理路是什么？马克思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什么？马克思哲学遗产与后继者的文化情怀又是什么？这些问题是作为理论前提需要加以思考的。（2）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概念与文化理论问题。基于文化的现实定位、逻辑定位，文化的精神维度、实践特性日益凸显。从社会资本、文化安全、文化决定论、文化史观等视角思考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叙事与微观分析的关系等等，需要进一步廓清。（3）历史唯物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问题。反思的哲学是文化的自我关注，文化的自觉首先是哲学的自觉。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在文化自觉的语境下开阔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正确破解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霍桂桓副研究员指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文化观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原因主要有三：（1）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提出过严谨明确的文化定义，也没有对文化问题进行过系统完整的论述。（2）后人整理出来的唯物史观命题，主要强调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类似于自然必然性的铁的规律及相应的真理性认识，而“文化”只是作为一个分支性论题而得到了附带性的阐述，因而唯物史观并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真正科学的“文化观”。（3）绝大多数当代研究者在进行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时所使用的文化定义，大多未加以严格的哲学批判反思和严整的学理论证，而是单纯以“平移”的方式，直接从具有实证主义哲学背景的文化人类学学科中移植过来的。真正在确立唯物史观的文化观的基础上建立基于唯物史观的文化哲学理论和文化理论，是有待于我们努力完成的任务。

中国人民大学罗骞副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成为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有三方面原因：（1）历史唯物主义就其基本原则来说，不是任何一种自然唯物主义或粗俗的“经济决定论”思想，不管这种思想是被捍卫还是被批判。（2）历史唯物主义为文化建设奠定了存在论意义的基础，文化建设必须在这一基础上领会自己的前提和限度。（3）文化研究适应、契合了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丰富和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

尽管学者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中是否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化观是有分歧的，在对“文化”概念的理解上各持所见，但都认为把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发展结合起来考虑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文化发展问题，使文化的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理论深度；另一方面，文化问题的哲学研究会进一步扩展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使唯物史观获得新的理论生长点。

二、文化自觉与文化创新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凝聚奋发的精神纽带。文化内蕴的强大的生命力和非凡的创造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繁荣的重要表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是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与会一些学者强调文化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在推进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人民大学郭湛教授强调，文化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我们应重视在广义上对文化的理解。在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之间，自觉是首要的根本性的，缺乏自觉的自信，不过是盲目的自信，形同无根的浮萍。只有在真正的文化自觉的根基上，才会建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同时，在关涉文化的理解、持守和创优等问题上，尤其需要在理论上予以关注，在实践中加以解决。文化的进步是一个不断创优的过程，文化创新重在创优。中华文化要在当代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就必须发扬这种文化的创优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臧峰宇副教授指出，促进当代中国文化繁荣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文化自觉。文化自觉与人的思维创新同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文化的哲学规定与实践选择，认为文化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化实践是思维创新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体现中华文化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的胸怀。确认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文化规定，审视文化实践进程中的观念变迁，领悟在文化自觉中培育的创新思维，对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和谐社会与幸福中国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阐述了超越“王道”理想，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出现了向民族传统回归的思潮，试图从道德良心和王道政治中寻找当代社会治理和制度重构的思想资源。他们呼吁用儒家的“王道”逻辑、“天下主义”置换西方社会的“丛林法则”，这是片面的。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关节点在于公共交往领域的现代化，包括政治、法律、公共管理和社会公德的重塑等等。我们应该借鉴西方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确立公民的社会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确定国家权力来自每个公民的权利授予，确认在社会事务中人人自由、在权利和义务上人人平等的原则，从本质上界定公共权力的来源。

三、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是中华文化凝聚力之最本真、最集中的体现。与会学者就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各抒己见，相互启发。

北京大学杨学功教授认为，20世纪30年代国内的文化论争，是自西洋文明输入后中国文化反思的承继和深化。“全盘西化”派着眼于文化的时代性，试图在“破”与“立”的更替中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借以实现中国文化的重建；“中国本位文化”派则立足于文化的民族性，意欲在“存”与“废”的抉择中发展自身，迎头赶上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两派虽在各自论域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恰当地将“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其间必然伴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

首都师范大学陈新夏教授指出，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来看，在唯物史观的界域中研究文化，对唯物史观自身的建构颇有意义。唯物史观既要在科学认识上具有开创性，又要在价值取向上登临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必将呈现更为丰富的多样性、地域性。文化在互相激荡中碰撞、交汇、融通，在互相吸取他者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形成多民族的文化态势。因此，中国文化的发展要在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中保持一种张力。文化的民族性要坚持，同时要重视文化的普遍性，要吸收其他先进文化。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力主要取决于价值层面。文化的普遍性价值具有普适性。

中国人民大学张文喜教授认为，文化要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和超时代性。近来媒体对莫言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极为关注，但莫言本人并不高兴，这背后反映了什么？前些年人们一直关注为什么中国人到现在没有拿到诺贝尔奖？有人说这是西方人偏见。但我们应该公正地看到，西方那些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有很深的哲学造诣，而哲学使这些人具有特殊的思想能力。中国人为什么没有获诺贝尔奖？有人认为是制度问题、思想问题、舆论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中国文化要传承和发展自己的文化，并注重文化自身思想力的锻铸，使之具有民族性、国际性和超时代性。

四、文化研究中的问题与出路

文化问题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理论生长点。针对转型时期我国文化领域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涉及文化发展思路、发展困境和文化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会学者从文化理论的高度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和建设性的看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程研究员认为，文化发展的迫切性是社会历史发展迫切性问题的集中表征。他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当前文化发展中的问题：（1）从生态和环境危机与人的文化观念的关系，论述了当前严重存在的“文化过度”问题。（2）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诸乱象的现实出发，批判了正在泛滥的“文化拜金主义”倾向。（3）基于新媒体时代形成的广阔背景，展望了“文化虚拟化”的发展前景和问题。（4）面对由“熟人社会”向“身份社会”的转变，谈及了当前“文化原型改造”的重要性。（5）针对当今民族道德习俗和信仰的状况，阐明了“文化国民性”建构的迫切性。这里所涉及的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是需要在自觉的理论指导下靠实践来解决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文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诸如文化市场化、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等。因此，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必须首先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坚持文化发展中的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导向。

清华大学邹广文教授强调，“文化中国”是一种动态的概念，应该把文化中国看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建构。文化中国的提出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问题的纠偏，典型的变化是由“文化搭台”到“为文化搭台”。目前我国文化生态环境问题十分严峻。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不相匹配，文化娱乐化、实用化功能过于扩张，致使文化中国的价值内涵及在文化创造中应有的价值理念和信仰缺失，这是亟需加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民生问题论文篇7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下简称“概论”）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干课程之一，理应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主渠道作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的吸引力。“概论”课教材第八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的第二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是专门向学生讲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教学内容，我们应“以教材为纲”，精心做好教学整体设计与优化，实现从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换，引导学生关注中国的民主实践，正确理解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发挥“概论”课培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作用。而要实现“概论”课教学过程的优化，必须以教学过程各个要素的优化为前提。这里将主要从教育者、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做一些阐述。

一、加强教师科学民主观的塑造

教师的素质结构是一个包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素质、政治素质、理论素质等的统一。在这些素质中居于统摄地位的是思想政治素质，即世界观的问题。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改造世界的行动指南。“概论”的教学不仅仅是教师和大学生之间的知识传授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思想互动关系，而两者互动的“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这里的思想是指社会的统治思想，即占统治阶级地位的思想意识。“概论”课作为一项意识形态极强的教学活动，决定了教育者思想政治素质的极端重要性。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用与之相应的思维方式去考察社会和人生，形成相应的价值判断和不同认识。在这个意义上，世界观不仅是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基础，而且是正确理解客观世界的总开关和钥匙。对民主价值观的解读也是一样，到底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对民主进行解读还是基于西方的各种理论对民主进行解读，是不同民主价值观发生分野的根本原因。因此，对民主价值观的解读，教师的科学世界观是前提。

如果没有对马克主义世界观的真心认同，如果不能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去解读民主，那么出现动辄“西方如何如何”之思维方式就不足为怪了。2014年11月14日，《辽宁日报》刊发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一文，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中国”三类问题，并指出部分高校教師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应该说，辽宁日报在报道中所指出的问题并不是危言耸听，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民主观”，都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去阐释民主，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认识到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受独特的文化传统与特殊国情制约，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对“概论”课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在教学过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和中国社会社会主义民主理论来阐释社会主义的民主。如果教师的世界观出现偏差，就会有意或者无意中错误阐释社会主义的民主观。马克思曾在对《未来》、《新社会》杂志批判时就指出：“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都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教育者的首要原则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教育者。”〔2〕

因此，“概论”课教师必须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楷模，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与理论水平，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只有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并结合中国特殊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去解读民主价值观，才能真正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本义，也才能准确、客观、全面的认识中国的民主实践及其特色。

二、注重从教材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化

翻开“概论”课教材可以发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只有八页的内容，而且多是以高度抽象的理论形态展示出来的。教材的编写工作是从整个教材体系出发的，具体到第八章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编写的。但如果教师仅仅局限于现有教材的理论内容，不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和选择创新，不根据学生的具体实际和现实生活中突出的问题选择优化教学内容，就很难收到满意的教学效果。在教学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教学设计：

第一，在科学把握民主概念的基础上，讲清楚民主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民主的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民主的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民主的中国标准与西方标准的问题。从文化传统上将，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民主的思想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处于缺位的状况。即使是有民主文化传统的西方，也在民主的发展历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民主不能只看形式，还要看实质。正如所讲：“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3〕要让大学生明白，如果只有程序合法、形式规范，而没有实质的民主，也会走向反面，背离民主的初衷。在民主的标准上，不能用西方的定义和话语来套中国的现实，更不能把一个国家的民主标准当成普遍标准。这些都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搜集相关素材，让大学生在辨证思维方式中正确把握民主的实质。

第二，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探索历程。民主其实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一直的追求，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学生只有对中国共产党人民主探索历程有全面的了解，才能有一种厚重的历史感，明确了我们的历史状况以及民主的艰辛历程才能对当下中国的民主实践有更加完整的认知。这种纵向的历史回顾可以减少学生因盲目横向比较所带来的对社会主义民主的以偏概全和习惯性偏见，从而增强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同，这种历史的维度要比单纯论证社会主义民主的合理性更为生动具体，更具有说服力。

第三，讲清楚社会主义民主的比较优势。由于民主的发展历程和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实践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但关键在于如何将中西民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对比分析，辨证的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比较优势。从信息的来源来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是在丰富的感性经验基础上形成，而对西方民主的理解多是从网络上获取，这种由于空间缺位所带来的信息和经验严重不对称的对比，往往让大学生产生“月亮都是国外的圆”。正如所说：“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4〕这里讲的“全面”、“客观”很重要，不全面和客观的看待整体，就很难形成科学的认识。因此，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必须弥补大学生信息和经验的不对称，中西各自的民主的优势和局限都应该讲，而且要讲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文明的比较优势。总之，教学内容优化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维方式贯穿进来，全面、客观、联系、辩证的看问题，从而让民主价值观教学体现整体感、历史感，让整个教学内容丰富而具体，富有思想性和启发性。

三、善于多种教学方法的综合运用

方法是指人们为了一定的目的所采用的方式、程序和手段的总和，教学方法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具体教学方法的选择是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决定的。在教学方法的优化上，需要我们在完整的教学方法体系中灵活、综合使用教学方法。具体到民主价值观的培育，由于民主是一个离学生直接生活经验相对较远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问题式启发教学法、对比教学方法、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法、阐释与批判相结合的方法、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要善于设置问题启发学生思考。正所谓“问题是时代的格言”，大学生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丰富的感性世界，他们的思维处于一个由感性思维向成熟理性思维的发展阶段，仅仅从生活经验的层面他们也可能产生对现实的民主现象的思考和批判意识，但由于生活经验的碎片化和局限性，决定了他们对民主并不能形成完全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学生的生活世界是一个丰富的感性世界，他们更多的关注自己的学业、就业、家庭等和自己有着切身关系的生活问题，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并不能形成文化自觉。这需要通过问题的设置将纷繁复杂、杂乱无章的感性材料将学生的困惑以问题的形式呈现出来，从而激发学生探索的兴趣。头脑中没有问题意识，教师教学就会陷入一种被动的教学。教师所讲的真理与学生的经验世界或者已有理论思维无法对接，教学的效果就大打折扣。因此，当“问题”意识凸显出来，教师设置的问题与学生内心的问题二者产生了融合和共鸣的时候，大学生的积极性才能被调动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启发式教学并不仅仅是教师在课堂之前创设问题，而是要认真的研究教育对象和社会发展中的大问题才能真正提出具有启发性的问题。如根据大学生在网络中接触西方文化的背景常识和思想困惑，可以设置教学问题为：中国有民主传统吗？中西方民主的差异是什么？中国民主之路在哪里？根据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合理设置教学问题，教学才能有整体感和层次感。在创设了问题之后，必须融合理论阐释与案例教学法、抽象与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法、中西民主对比的方法于同一个问题之中。围绕同一个问题，各种教学方法应该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教学目标。民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将理论阐释与现实案例结合起来。当然在具体的设计上可以采用理论阐释在先，通过案例解说论证理论的教学方法；也可以用一个典型案例，然后将所讲的理论融入到案例之中，这些都需要根据具体的教学需要灵活运用。如对于马克思主义民主观这种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可以采用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的方法。在民主价值观的阐述中，要想展现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比较优势，对比教学法也是有效的教学方法。为此我们可以采用理論阐释与批判的对比教学方法。民主是一个世界难题，中国共产党人向来实事求是的看待我们的历史传统和国情，以此为基点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但理论上的先进性比不代表现实实践中毫无瑕疵，我们应在教学中让学生全面客观的看待中西民主。因此，一方面我们要阐释我们的民主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在对比西方民主理论和实践中对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加以批判，从而为学生提供一个全面、客观的民主“图景”，从而坚定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民主观。

总之，“概论”课教学担负着培育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教师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只有不断跟进教育对象的特点和时代环境的变化做好教学优化，才能阐释好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让大学生从内心认同，从而让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教学听得进去、真正领会、积极践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4.

〔3〕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人民日报，2014-09-22.

〔4〕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1994：155.〔责任编辑：侯庆海〕

来源：理论观察 2017年5期

民生问题论文篇8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方式、理论政策，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原理、原则与中国的民族、社会实际相结合，通过不断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丰富、深化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问题理论政策体系。承续拓展、应时开新，既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品格，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经验及启示，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当代性。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承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价值理念

中国共产党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时候”，始终有着明确的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追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内容和特征，就其指导思想而言，处于核心地位的是它的价值理念和价值目标，即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共同发展、繁荣和谐，尤其是民族平等这个核心价值理念，作为一项认识和处理民族的基本原则和一种价值追求，贯穿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实践之中。

民族平等是科学社会主义对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民族平等就是指各民族之间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享有权利和所处地位的相同。除了这个基本定义以外，民族平等还具有丰富的内涵。民族平等是理想观念、基本原则和现实目标的统一。它既是一种观念、思想和理论，也是一种运动，更是一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追求的目标。民族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并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中，将这一原则落实到社会各个领域，包括基本制度、体制、管理的程序和规范中，成为了民族工作的动力源泉、有效机制和衡量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

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体现在国家、民族和社会三个层面：其一，政治权利上实现民族平等；具体来说，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上，如强调民族自治与区域自治相结合、民族自治机关的民族化等；体现在建国初期的民族识别工作中，如更改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的称谓；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民族识别，确定民族身份，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应用概念等；体现在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慎重稳进，区别对待、分步推进等工作方针上；体现在民族政策制定和实施中对民族平等原则强调法制化保障上等等。其二，经济社会实现共同发展；如新时期民族工作主题“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帮扶规划”的颁布和实施等等；其三，民族文化发展上实现不断的繁荣进步。如自新中国建立始，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和政策中对促进民族文化发展和保护的强调，通过《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做出明确的规定并以此提供法制上的保障。

明确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则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56个民族。为促进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我国的民族政策体系涵盖了政治平等、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和社会保障诸方面。而制定和贯彻民族政策的重要原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是我党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坚持的三项基本原则或者说总原则，民族平等团结也被看作是我党民族政策中的总政策。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作为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原则，在中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得到明确规定。

坚持国家利益与少数民族利益相统一。我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利益即是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各个民族的利益则是国家利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种原因，国家所代表的共同利益和各民族自身的特殊利益，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会表现出不一致。这虽然只是相对的，但必须把二者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国家要从民族地区实际出发，通过科学的政策手段，有效地协调两者的利益关系。

大力促进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目前的民族问题已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速经济文化发展问题上。如果让这些经济文化方面的差距问题继续发展下去，势必影响民族关系和造成国家整体发展的迟滞。可以说，大力促进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是我们研究和制定民族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而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则是实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基础和必要条件。

努力促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紧密结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既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系统工程。因此在制定民族发展政策时，必须努力促进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紧密结合，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全面、可持续的发展。

坚持少数民族自力更生和国家帮助相结合。纵观古今中外的民族发展史，没有哪一个民族单纯是靠外部援助而强大起来的，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要自强自立。但是，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基础较差，特别是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自我发展能力和文化适应力都很弱，要赶上其他先进和发展较快的民族，还要经历漫长的历程，难度也是极大的。因此，这些民族还需要国家对他们进行大力的帮助和扶持，加快它们的发展速度，使他们尽快赶上其他发展较快的民族，与国家整体发展同步。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我国民族构成与分布的特点大不相同，民族地区的情况千差万别。因此，在制定和推行民族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从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忽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点，推行没有差别的政策，民族地区的发展就很容易出问题，延宕其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推进和完善民族政策的制度化和法制化

民族政策的制度化和法制化是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法制化发展相伴随，不断具体化完善的过程。

一是设立自治机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共同纲领，党和政府在全国开始推进民族区域自治。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新中国起临时宪法作用的重要法律。其中，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这一规定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式确立的标志。在此后制定的历次宪法中，对民族区域自治都做过规定。1954年的《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比《共同纲领》更详细的规定。中国通过民族识别、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社会形态研究，逐步建立起自治区、州（盟）县（旗）三级民族区域自治体系。到1958年底，在全国15个省、区已建立民族自治地方87个，其中有4个自治区、29个自治州、54个自治县（旗），包括35个民族成分。①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建设开始起步，特别是1982年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作了比较完备的规定，使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进入了最好时期。从1979年到1988年十年里，共建了53个民族自治地方。截止2000年底，全国共建立154个民族自治地方，其中有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和120个自治县（旗）。此外，还成立了1173个民族乡。在全国55个少数民族中有44个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自治地方。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5％；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区域面积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4％。至此，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明确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是我们党用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和特点，符合我国国情和各民族根本利益，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办法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创举。

二是推进民族政策的法制化。用法律调整民族关系，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促进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任务。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又专门批准和颁布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总结了建国初期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组成、类型、区域界限、行政地位、名称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在民族区域自治方面的一项重大立法。它使民族区域自治走出了法律化、制度化的第一步。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布实施，以法律的形式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固定下来，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走向了法制化的新历史时期。2001年《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大举措，为新世纪新阶段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提供了法律保障。1993年，国务院出台《城市民族工作条例》和《民族乡行政工作条列》，2005年《国务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的颁布，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对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是建立民族事务的管理机构。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指自治地方的权力机关和执行机关构成的自治机关。即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当然也还包括自治地方的党委机关和自治机关的所属政策机构。在国家政治体制中设立民族事务方面的管理机关和机构，是确保民族政策、制度和法律实施和运行的前提，是民族政策最终得以落实的关键环节。

1949年10月，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成立，是政务院所属各部委中第一批成立的单位之一。1951年2月，政务院作出《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除明确中央民委主管全国的民族事务外，还责成所属各部门注意建立有关民族事务的业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决定设立民族委员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重要辅助机构。此外，1949年10月，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民族事务组，后发展成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作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专门辅助机构。目前中国民族工作机构主要设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个系统里，每个系统里的民族工作都各有侧重。此外，主管全国教育的国家教育委员会设置了民族教育司、主管全国商业的国家商业部设置了民族贸易处、主管全国文化事业的文化部里设置了民族文化司等与之相应的民族工作机构，承担一些促进民族教育、商业和文化发展的职能。上述这些部门基本上在各级地方都有相对应的机构，地方的有些权限和职能与中央或上级的有所区别，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条块结合、相互配合协调的政策运行机构体系。这是中国管理民族工作的特色。

逐步确立和拓展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随着解决民族问题实践的推进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了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特定的时空背景和鲜明的理论特色，体现出承续拓展的演进特点：

民族理论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确立的思想基础。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初创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飞跃阶段，以民族理论思想的形成为标志。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高度重视民族问题，提出的一系列观点构成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思想理论。第一，在筹建新中国的过程中，亲自决策把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第二，特别强调民族平等，在国家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中，他没有拘泥于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而是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出发，指示中国各民族政治上一律称民族，不去区分民族、部族和部落。②第三，在1956年～1957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进一步提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的基本保证，同时要求研究苏联民族关系不够正常的情况以便从中吸取教训。第四，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他认为条件不成熟，就不要急于改革，改革必须慎重稳进。第五、党和国家要诚心诚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第六、要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第七、要坚决反对以为主的民族主义。第八、对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都要给予充分的尊重。

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确立的标志。邓小平民族问题理论的基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邓小平文选》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文献中，涉及范围很广泛，包含内容很深刻，既包括关于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思想，又包括关于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方面的思想，还包括关于民族工作的基本原则、方法方面的思想。具体来讲可以概括为以下主要四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用初级阶段的理论，再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重要性。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我们充分认识中国民族问题特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

第二，坚持生产力标准，全面、正确地分析我国的民族问题，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加速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促进民族地区共同富裕、共同繁荣的一系列论断，丰富和发展了关于在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和促进民族繁荣的理论。

第三，明确指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意味着民族区域自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而且要具有充实的经济内容，要切实尊重其自治权。

第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的根本利益，分裂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中华民族子孙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以上四点，可以说是邓小平新时期民族问题思想最能反映出对马列主义、民族问题思想创新和发展的地方，特别强调了党的民族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要在贯彻民族平等原则的过程中，在“真正”上下功夫。

现阶段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是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新发展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全面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在民族问题上必须明确认识的六个方面③。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观的完整表述为8条。④20世纪末，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归纳为10条。⑤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和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的文件中，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原则，在12个方面作了新的总结和概括。新提出的12条，是对6个方面、8条、10条的继承、丰富、深化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和新贡献。既体现出基本思想和核心价值理念纵向的一脉相承，又展现出基本内容和基本问题横向的丰富拓展。是对改革开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我们党几十年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许多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形成了一系列相互紧密联系而又融会贯通的基本观点，涵盖了当代中国民族工作的各个方面。这一理论，深化了我们党对三大规律，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民族理论一脉相承而又开辟了新境界。

正确应对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民族问题的新变化

2003年3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讨论会上，同志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共同”的观点。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同志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两个共同”思想的科学内涵。即“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具有强大动力。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才能具有坚实基础。”⑥这是党中央首次对解决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纲领性回答，标志着党对新形势下我国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更加准确的把握。

“两个共同”是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提出的。作为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题，它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应对新时期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国际上看，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民族问题日益成为受世界格局变化影响并影响世界政治和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世界民族问题特别是周边区域性民族宗教问题对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影响增大。

从国内看，当前，民族地区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同时也是新的矛盾和问题多发的时期，全球化趋势与现代化推进的交集，影响民族关系的内外因素不断增多，民族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日益突出。正确处理民族问题，涉及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民族问题始终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处理好的一个重要问题，民族工作始终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的一项重大工作。正是基于对国际国内社会环境新特点和新变化的深刻认识，党中央审时度势，顺应时代要求，顺应少数民族迫切要求发展的期望，及时提出了“两个共同”这一民族工作主题，以团结保障繁荣，以繁荣促进团结，动员和带动各族人民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共同享受殷实富足、健康文明的新生活。

综上所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将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和理论特色。如何积极应对民族问题新变化和民族理论政策面临的新挑战，更加需要在探索中创新政策，在创新中发展理论，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展现中国社会主义民族理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彰显民族政策的适应性和实效性。（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民族宗教理论室教授）

注释

①《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的民族工作》（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91页。

②参见江平、黄铸主编：《中国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④《同志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2年1月14日。

⑤《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观点和政策》，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