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学范文

新闻传播学篇1

关键词：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936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门课，撰写1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新晨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新闻传播学篇2

2006年底，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作为重要内容。具体到传媒，2007年关于“传媒歧视”问题的文章多起来。

研究者们指出，当下新闻报道中存在性别歧视、地域歧视、职业歧视、身份歧视以及年龄歧视、生理缺陷歧视等问题。这是由传统文化积淀的产物，经济利益的诱导，新闻工作者视野的狭窄性，人文关怀的缺失，法治观念的淡薄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实际上，对传媒公平正义构成挑战的是不完全的市场理念。在社会转型期，传媒工作的社会效益优于传媒和传媒人利益的理念，对于整体社会系统的运行有利，但对传媒的经济效益和成本不予核算，因而造成维持新闻生产运转的经济成本难以维持，持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人个人利益成本付出较高，在现实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消除传媒歧视，除了强化个人的专业主义理念外，还需要建立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媒介制度。①

研究者们认为，传媒关注弱势群体，是消除传媒歧视、实现引领和维护公平正义的途径之一。有的文章强调，社会和谐的追求目标应是彼此宽容、尊重少数与弱势者，不再利用强势和多数而专断。因此，和谐的起点在话语体系中的表现应该是：实现话语权分配的公平，达成话语力量的均衡，各方话语主体都有适当的话语空间和话语权。在现实中，一些社会群体成员是缺乏话语权的，尤其是一些弱势群体。这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甚至冲突的基因。解决这个问题尽管不能完全依赖传播沟通，但传播资源的均衡配置和传播力量的对称结构无疑是有着解决问题的重大价值。②有的文章指出：“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仅仅涉及制度问题，还涉及利益表达渠道问题，在这一方面新闻传媒大有可为。”还有的文章为此提出若干改进措施：拓展亲民性的信息运作方向，使新闻传媒的内容、活动平民化；对一些传媒组织“富人俱乐部”的行为偏向，予以纠正和进一步的防范；维护公平和正义的舆论引导；关注和监督社会的正义运作。同时，对公民个人的困难和烦恼，进行排解和帮助，但主要着力点应放在协助建立解决社会问题的机制上。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防范对一些“伪问题”的炒作。③

二、关于“信息公开”的讨论

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8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引发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广泛讨论。

关于《信息公开条例》，研究者们普遍认为，条例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监督的展开可能会较为顺利。有的文章指出，该法规第三章第15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将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以及报刊、广播、电视等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开”。虽然位列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新闻会之后，但政府的法规首次把大众传媒写入政府信息公开的条款，至少预示着，记者针对政府政务信息所行使的新闻采访权变得有理有据。④

关于《突发事件应对法》，讨论集中在该法草案修改时删除第57条和第45条的一句表述上。有的文章从法治层面对其做出评价，认为“两个条款的删改，可视为政治理念新走向的象征，此举传达出在行政机构对信息控制权与信息公开原则的权衡中，最高立法机构最终倾向对信息公开原则的捍卫，信息公开原则在国家理念中得到更广泛的承认和最高立法层次的肯定。”还有的文章认为这是从“事先预防”到“事后追惩”的一次媒体管理理念转变。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国际上对大众传媒的管理多以“事后追惩”制为主的通例。⑤

三、公共电视

随着“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等对农村和偏远西部地区的电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深入展开，公共电视成为本年广电研究的热点。

研究者们认为，我国公共电视中公益缺失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公共电视建立的初衷是治理电视台过多过滥现象，而不是关注社会公共利益，因而在发展中带来利益失衡现象；其专业定位常常在于某一特定层次，从而抹煞了公共价值；在商业化运作模式中私化了“公共”因素。⑥总之，我国电视的国营、商业属性，成为我国公共电视公益缺失短时之内难以弥补的内在原因。

关于公共电视的发展，有的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的公道频道很多，但大多数都非真正公共性质，而是高度商业化频道。由于数字技术给了受众选择权，可以通过收费方式突破广告商对电视的控制，从而为公共电视频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⑦

对公共电视具体实践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对农传播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的电视公共频道是政府、企业等各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与西方的公共广电性质有本质区别。中国的公共电视频道与其致力于维护模糊的公共利益，不如将中国的公共频道最好办成专业的对农频道。对农民传播要实用，贴近农民实际生活，题材选择要以本地新闻为主；写作上采用平民化视角；采访要深入地头，并要扩大农民通讯员队伍等。⑧

四、三网融合

2007年是“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十一五规划提出“推进‘三网融合’，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的要求。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在中国推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政策层面。“多年来我国广电和电信之间的摩擦和争端都是围绕着政策和利益来进行的，其中的核心要点不在技术而是领导权。”也有人认为，在产业运营体制上存在的障碍是通信界、计算机界与有线电视界三大产业市场化程度不一，“三网”目前属于不同的管理部门，各部门政策制定上考虑本部门、本行业利益（尤其是既得利益）居多，对于“三网”互联互通、开放业务上考虑不够。我国在“三网”领域维持互不准入的产业指导政策不利于推动“三网”融合，尽快取消政策的限制，在产业宏观的角度制定有助于推动融合的产业政策，是促进“三网”融合的关键。在三网融合的具体政策上，争论较多，并没有达成共识。特别在“对称准入”还是“非对称准入”上存在根本差异。

关于三网融合的发展方向，国家广电总局科委副主任杜百川在第三届数字新媒体高峰论坛上的主题发言指出：“有线电视的数字化应当是三网融合的基础，模拟电视网如果不转成数字网，就不能做三网融合，当然如果在没有进行数字化的地方去做三网融合，那就是剥夺了广电的参与权，或者说使老百姓失去了得到更廉价服务的机会。三网融合必须真正的把三种业务同时开展，那才叫三网融合，或者说不光是一家这样做。”⑩显然，“三网”融合将经历多网共存的一段时期，但广播电视部门的政策倾斜于三网融合也是既定的。

五、PX事件

2007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上，中科院院士赵玉芬等105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存在重大环保问题的厦门市引进外资PX项目迁址。该消息经《中国青年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报道后，引起厦门市民的强烈反响。此后，市民们以各种方式加以讨论。随即，福建省及厦门市政府尊重民意和专家意见，决定缓建PX项目。年底，透露出迁建的信息。

此事件引来较多的学界研究者，认为这是公众与政府的积极互动，大众传媒对事件进程积极及时报道，使得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有的文章认为，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公民社会的存在，也即相当数量的有辨别能力和决策能力的公民的存在，是一个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而网络的发展为公民社会的勃兴创造了条件。还有的文章分析道：PX项目事件中的民众，表现出高度的理性与公共意识。除传统的人际传播外，手机、网络论坛等等，使意见表达有了更快捷影响更广泛的渠道。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公众都表现得相当理性，在当代传播手段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民众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有的研究者以“议题建构理论”对此进行分析，认为来自个人信源的信息扩散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来自专家的最初意见，往往会直接决定着受众对整个事件的看法。11

就事件中政府态度的转变过程，有的研究者指出：当下社会政府执政的舆情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舆情借助网络、短信等现代传播工具，跨越时空传递迅速，使意见空间加大，意见力度增强，而决策透明度的增加和市民民主参与意识的增强，又使舆情压力增大。在此种条件下政府，对“舆情危机”的处理，需要改变以往的被动抵制方式，针对新出现的情况，及时采用新的方式应对。政府要意识到，凡是出手的决策，都可能会产生多种舆情。12

PX事件中大众传媒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上。有的文章认为，大众媒介通过定义“我们是谁”，即“接触、认知、参与这个事件的大众有着怎样的身份认同”，进行运动中的集体认同感建构。作者探究了大众传媒在当前中国新社会运动中的角色。在此次运动中，媒介报道建构的身份认同，主要包括地方共同体、环保主义者、公民三方面；媒体报道对于集体认同感的建构与国家保持一致；和其它社会问题建立联系；媒介报道存在话语差异和竞争等三个特点。13

六、“传媒假事件”

这年发生的几件较大的新闻业界事件，都具有“传媒假事件”的特征，即传媒参与事件的进程并报道自己参与的事件。以这类问题为话题，引发关于新闻职业规范深入讨论。

2007年3月轰动全国的“杨丽娟追星事件”引发较多的文章讨论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媒体在此事件中，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的名义去圆一个“粉丝”接近明星的梦，丧失了起码的理性。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传媒由“记录者”变成新闻事实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违反新闻的职业规范。同月发生的“茶水发炎事件”，记者乔装成患者，将龙井茶水冒充尿样送到杭州10家医院检测，引发社会的道德质疑。研究者认为，在此事件中“目的合理性不能成为不适当手段的理由”。记者在曝光可能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造成了记者社会角色的错位和传媒功能的越位。这一事件，同样属于自造自报的“传媒假事件”。新闻的价值只能来自传媒以外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本身，传媒制造的“事实”不应该成为新闻。14

另有的研究者基于伦理学上的权变理论，认为出于公益目的记者暗访具有某种合理性。道德权变有两个特点：一是承认准则的先在性，或者说承认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二是强调在特殊性况下准则的可变通性，这种变通只是对准则的暂时性背离，而且其前提是为了维护更具价值的道德准则。作者认为，该事件出现道德问题“不在于记者是否应该采取欺骗性的采访手段”，而在于记者没能就专家“茶水发炎”的戏言做客观公正调查，“在于是否采取了‘正确’的欺骗手段。”18

七、重庆“钉子户”事件报道的反思

2007年2－4月，众多传媒跟进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研究者们发现，在此事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偏离了正常舆论监督的轨道，把严肃的舆论监督沦为娱乐新闻。

《新闻记者》杂志针对此事组织了讨论。论者认为，“报道的娱乐化淹没了事件本身的严肃性”。传媒机构在此过程中，随着用词从“拆迁户”到“钉子户”、“最牛的钉子户”再到“历史上最牛的钉子户”不断升级，过分炒作和煽情，把严肃的事情变成让大家一笑的娱乐。有学者通过区分传媒角色，即引导者、看戏者、暸望者，指出这是“政治力量、市场利益和传媒专业诉求”的“复调”呈现；而在市场经济作用下，“看戏者”的媒介角色应该引起警惕。16也有研究者指出，在此事件中，传媒有失理性和负责的职业精神。虽然此次纠纷在《物权法》通过之际很有代表性和新闻价值，但媒介对事件的过度“聚焦”和“放大”，对自身“自由表达”权利的过分“张扬”，使之报道变成了一场传媒赚取受众“眼球”和同情心的“盛宴”。从“最牛”、“奋勇”等带有赞赏色彩的用语中，看不到媒体作为舆论引导者的社会责任，倒能读出些许舆论上的误导。17

有的文章分析道：在众多传媒推动下，人们把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所积累的不满，化成了对“钉子户”的支持与声援，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开发商在欺负业主。这是典型的“舆论绑架”。这样的行为，往往给被报道的个体带来他们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这是传媒社会角色的错位。在一次次以道义、正义为名的“舆论绑架”中，“被看”的一方感到众目睽睽下的压力，大多数“看客”也只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真正的道义反而成了缺席者。还有人指出，理性精神的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众对新闻话语的信任和敬畏，大众传媒能否在信息的选择和传播过程中保持理性，已经成为影响媒介公信力的主要因素。23

八、“正面的假新闻”负效应探讨

2007年6月，《杂文月报》发表正面报道《一次感动》，讲述一位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的拥军故事，该文被多重转载。由于失实，使得“新时期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及其家人陷入困境。《洛阳晚报》8月15日刊登文章《虚假报道困扰“兵妈妈”》，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此类新闻引发研究者们关于正面假新闻的思考，众多文章提出：正面假新闻的危害更加隐蔽，危害性可能更大，传播正面假新闻也应该受到惩处。

有的文章认为，这些报道在受众价值取向多元，自主意识增强的时代，过去典型报道的陋习积重难返，受众产生群体性“审美疲劳”。典型报道的出路在于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掌握好分寸，说话切忌过满过绝，要把“典型”当人来写，以事带人，用“事实”说话，让群众出来说真心话。论者要求对“楷模产生模式”进行切实反思。19

还有的文章指出，颂扬性虚假新闻对社会和媒体自身的危害，绝不亚于批评性新闻。颂扬性报道的数量在媒体报道中占有绝对优势，虚假新闻发生的机率也就比较高。颂扬性虚假新闻制造了假象，蒙骗了有关领导和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某些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营造了舆论氛围。应当树立这样一个原则，即“坏话”说错了要查处，“好话”说错了也要查处，不能搞“报（假）喜得喜、报（假）忧得忧”。

九、电视节目“泛娱乐化”

2007年8月15日，国家广电总局通报批评重庆电视台播出的《第一次心动》选拔节目严重违规，并决定立即停播该节目。9月20日，总局出台一系列具体管理措施和细则，进一步规范群众参与的选拔类节目，禁止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电视节目“泛娱乐化”，成为下半年广电期刊的重要话题（管理部门的一系列措施把年内的电视节目低俗化讨论推上高潮）。

批评意见指出：“当媒体不惜一切代价、使尽各种花招去赢得目标受众关注的同时，人们开始意识到炒作就能换来注意力的想法，是本末倒置的。在这个现代人普遍感到理性缺失的时代，如何寻找自我、回归本我，显得异常重要。”21这种情况下，媒体娱乐成为一种新的剥削和控制形式，人们自愿、主动地进行消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解放和审美，而是更加被资本控制；满足大众需求是传媒娱乐化狂潮的最大的一个合法化理由，但事实上很多层次的大众需要还远远没有被满足，媒体文化过于单一；“媒体不要低估受众的智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新闻与娱乐之间的关系，应该理智对待，不可一概而论。新闻和娱乐边界的模糊，不一定就构成对新闻的伤害。应该防止都是居高临下的、在事件之外批判娱乐的低俗；应该考虑到英美娱乐化的借鉴问题，并强调作个案研究。22

此外，针对知识类节目“百家讲坛”的娱乐化倾向，这年的讨论继续进行。有的文章系统回顾了“电视讲坛”节目的发展历程，在分析其生存状态时指出，此类节目的出现是由于它适应了公众精神慰藉的需要，宽松的环境与媒介技术为之提供了条件，但是，此类节目不可能造就精英文化与草根文化的“完美结盟”，不可能承担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来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毕竟只是大众文化的一种表现。”23

新闻传播学篇3

关键词：新媒体;新闻传播;新闻学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01-0013-03

新媒体具有无限容量、无限时空和多媒体、多重方便的性能特点，综合与扩散、虚拟与多元、自由与自主、方便与互动的传播特点，以及传播微内容、产生“长尾效应”、开展网络调查和网络监督等新功能。 这些都给新媒体的新闻传播带来相应变化，呈现新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发展、影响和开发利用、防范应对，正在大大改变着新闻理论与实践。

一、新媒体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及不足

数字化使新闻传播的内容无限丰富，无限多元，还使质量更加优化，同时也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1.新鲜和广泛

新媒体使传者能更方便和快捷地得到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又能更方便地从新闻现场即时传播，从而使传播内容更新鲜。大数据还带来许多前所未有的实时性统计结果和预测性新闻。新媒体的内容来源可以从各种机构到各种普通人。有些弱小、边缘媒介的内容，也能通过网络媒体进入其他媒介和全社会的视野。新媒体使多元的信息和观点、真知灼见、创造性思维，都更能得到展现的机会，不同意见在 交流碰撞中得到更充分的发展，和更迅速、广泛、有效的传播。网络媒体上的不同意见交流已远远超过传统媒体上的，不仅让我们看到多元意见交流的好处，还让我们看到即使是不全面、甚至不正确的意见，也并非洪水猛兽，一般很快会被补充和纠正。

这种广泛又可带来许多珍稀的内容，如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图像，或具有舆论监督价值的内容。2008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最早的实景纪录及其传播，是地震爆发时一位游客在震中拍摄、上传在自己博客上的录像。这种广泛还是新闻媒介容纳了许多与受众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的实用性内容，以及边缘性的、少数人感兴趣的内容，使新闻泛信息化。微内容在总量上远远超出宏内容的增长速度，“长尾”效应日益显现。

2.客观和全面

传者多元化、人人可参与使新闻传播能反映多来源、多角度、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众多反映的总和，就能更接近事物的原貌，接近客观和全面，从每一新闻到整个世界的反映皆如此。以片面报道、虚假新闻欺世蒙人永远会有，但在网络宽带普及的地方难得多。能骗一个人一世，也能骗一世人一时，但要骗一世人一世，在新媒体时代更不容易了。互联网与一世人相通，网民的上网时间加起来近乎无穷，他们如要对某一公开报道的人或事深究，其洞察力是无与伦比的。一些假新闻照片就是这样被揭露出来的。

3.反映民情民意

不仅通过受众直接发出的传播，受众的主动化还使传媒机构倾向于尽可能满足受众的需求，而不是仅仅考虑传者的需要，于是传媒内容也会更倾向于反映民情民意。许多新闻机构还越来越多地把来自受众的信息纳入其传播内容，如转载受众帖子，讨论受众提出的话题，阅读、点评受众的短信。

从1990年代起，伴随着Web2.0时代的到来，兴起博客、微博等个人媒体，或称自媒体（we media），同时发展起 “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即非专业新闻传者的普通公民，通过个人传播工具和大众媒体，向社会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或掌握的新闻性信息。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界限，实现了传播主体的位移，促进了民间话语体系的崛起，并促使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客观化、平民化，许多主流媒体还直接把公民新闻插入其中。

现在博客、微博、微信已成为新闻机构的重要信息源。广播电视主持人也经常利用微博微信与受众互动。这使新闻和评论更丰富和生动，也更反映民情和民意。

4.消极方面

新媒体使虚假信息，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侵犯隐私权、名誉权、著作权等侵权信息大量增多。新媒体中低俗化、娱乐化内容过多，也不利于公民素养的提高。对此又难以通过简单的禁堵来解决。一方面禁堵的难度很大，成本很高，这种难度还被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不断加大和更新。另一方面，许多内容的界限很难分清，如色情与人体艺术，暴力与反映生活，合理批评与过分谴责，问题探讨与不良宣传，简单禁赌难免失误，甚至违背宪法中有关传播自由的精神。怎样能既防止这些负面影响，又不妨碍有益的传播、不侵犯人们的传播权，已是全人类的新课题。

二、新媒体时代的传者和受者

1.传者

新媒体带来新闻传者多元化、自由化，并有更大能量、更小消耗，更多的机遇和挑战。过去的新闻传者一般为职业传者，包括记者编辑和新闻机构，新媒体使许多其他传者，包括政府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网络服务商、移动通讯运营商，以及普通个人，都可通过网站、手机等，直接面向公众传播新闻和时事评论。这种传者的多元化，既能更充分地发挥新闻传播的社会作用，又能提高人们的传播能力和传播权的实现程度。

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发展还使传播活动的重心日益从职业的机构传者转向个人。互联网1.0的代表性传播模式是由机构提供资讯的门户网站，具有“一对多”单向发散的、封闭的阵地化特征，并有较严格的“把关”规则，如搜狐、新浪、网易等网站的新闻栏目，以及各大官方媒体网站;互联网2.0已可由个人和机构共同提供资讯，具有“一对多”和“多对多”并存、寄借在公共平台上实现互动与开放的特征，如BBS、QQ、MSN等信息交互平台和Google、Baidu等搜索平台，以及以个人日志式的网上表达为主、又能与网民进行互动交流的博客等;互联网3.0的代表性传播模式是人际传播的门户网站，个人图文、音视频多媒体信息采集、制作和播出平台，个人的自由表达和交流;互联网4.0使网络媒体与手机媒体、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融为一体，许多传播内容可由人际、群体传播的入口迅速传到广大公众，一方面传者和内容更加平民化、草根化，另一方面监管难度也更大。新媒体让每个人都能方便地成为大众传播的接受者和发送者，这确实是一大福音。不过，这并不能让每个人的声音都能被大众听到。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只有声音大的媒介才能被注意到。因此，仍然需要机构传者有先进的媒介思想、高度的媒介素养。

2.受者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的受者对媒介和内容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更多的无所适从和陷阱。受者的主动性更强了。同时，新媒体使受者可随时成为传者，进行转发、补充、评论等，他们之间也可有许多相互影响，乃至形成舆论。受者的传媒素养也更重要了。从选择来看，受者的媒介选择余地和方便性都大大超过以往，可以更主动地选择。这会削弱某些媒介和内容的影响，又会扩大另一些媒介和内容的影响。此外，受众接触境外媒介也增多，尤其是在官方对媒介的控制较严的地方。媒介的吸引力和方便性比以往更重要，有的商业性综合网站的新闻受众数量，超过了那些在政策、经济、人才、新闻源等方面占绝对优势的事业性新闻网站。内容选择上， 受众感兴趣的、而非传者感兴趣的内容被首选，成为实际的主流内容。一些受众特别关注、而非传者特别关注的热点被深入挖掘，引起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共同广为传播。与此同时，人们的惰性和享乐倾向使零碎、肤浅的内容得以大行其道，娱乐性、感官刺激性内容占比重日益增大。于是，对受众产生潜移默化影响的“媒介世界”，过去基本上是由媒介机构及其他内容生成者制造的，现在则是由它们和受众共同打造的――每个受传者都会有与别人很不一样的媒介世界。这对有的受者是好事，对有的则未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传媒素养。从参与来看，新媒体给受众参与新闻传播和公共事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可利用新媒体手段，通过传媒机构的新媒体参与，或通过“自媒体”、社交圈等直接参与。参与使受众影响了、或直接成为了传者。在这同时也可增强参与意识和能力，乃至道德感、正义感、责任感。

然而受众自发的传播中会有许多不实、不良、无聊、乃至侵权内容。受众的参与往往又会过火、过激，形成 “网络暴力”之类。从主动性来看，新媒体逆转了传者与受者的主、被动格局。传统媒体的技术特性使传者在信息的生成和流传方面较为主动。内容是传者选定、经传者“把关”、由传者推送。受众的反馈很少，往往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个性化需求无法满足。新媒体使受众在信息的形成、发出和收取方面都更加主动。受众可在海量信息中任意选择，多方位、多角度、从多种媒介选择，并能随时与传者互动，影响内容的形成。受众在信息发出方面的主动化更明显。过去面向社会发表信息和观点必须通过传媒机构，许多普通受众也就没有这方面的主动行为了。现在受众可自主地发出，“话语权”大大增强，主动行为越来越多。主动行为培养了主动意识，使受众自身的主动性也增强了。主动化对受众的素质和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品格趣味、辨别能力、传播能力和社会责任心。

三、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

1.方式

新媒体使大众传播的方式由单向变为双向，由单媒体变为多媒体，由我传你受变为我供你取，由大众化、一定程度分众化的点对面传播，变为无限分众、点对点、乃至多点对多点，由少数人控制变为无限多元，这些都必然反映在新闻传播中，改变了新闻传播的采集、制作、传输、接收、储存、再传（二级或多级传播）。通过移动终端发送和转发内容的方便性还使新闻传播更多地产生跟踪传播、多级传播。许多受众是看了多级传播后，再搜索查找大众传媒初始一级传播的内容。一些受众还在接收传播的同时进行评论，通过移动终端与他人共享。如边看电视边发微信微博倾吐感言，与他人相互影响。新媒体又使新闻传播市场化和国际化。网络、手机媒体及其传者的数量在理论上可以是无限的，各方竞相争夺眼球，形成很强的买方市场。竞争激烈，新招迭出，把缺乏市场吸引力、竞争力的传播日益挤出人们的选择，而市场竞争力强的传播则可迅速地、大规模的扩大市场，包括超越国境走向世界。这种国际化反过来又迫使各地以市场化的方式迎战。

2.媒介

新媒体带来新闻传播媒介的无限容量、无限时空和媒介融合，带来众多的社会化媒体、包括自媒体，还使媒介格局此消彼长。现在中外新闻机构几乎都已上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也经常在自己的网上新闻，还有许多普通公众通过网站或博客、微博微信等发出新闻性信息和时事评论。这些都对传统媒体有很大的功能替代、时间挤占效应。使印刷媒体发行量猛跌，电视机的开机率猛跌，广告收入猛跌――“狼”真的来了。由此又带来传统媒体纷纷变革。首先是调整内容，尽可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开新媒体的锋芒。如报纸加强深度报道、广播电视加强现场报道。

最新的趋势是社会化媒体的新闻传播发展迅猛。其中有机构的传播，如政府微博、新闻微信公众号，但又有大量内容来自个人用户，包括新闻和时事评论。这些个人大都为草根族，其内容反映了普通百姓的试点。这些内容在产生时没有经过组织机构的把关，具有原生态的直白和粗粝。许多内容来自新闻事件的第一现场，填补了新闻机构的空白，对我国尚无记者证的商业性新闻媒体尤为重要。社会化媒体中的许多新闻和时事评论是经过转发或层层再转发的，既会迅速扩散，又会有所走样。“掘井加了一个人”经过层层传话后会变成“掘井掘出了一个人”。社会化媒体的新闻传播更随时随地，多元化、广泛性更强，即时性、跟踪性传播更多。同时，用户的主动权和影响力很强，传者较容易倾向于迎合用户，而不是引导用户。

四、新特点：更新新闻学

新媒体续写了新闻史，革新了新闻采写编评摄等实务，还改变了新闻传播的信息源、传者、内容、媒介、受传者、效果生成和反馈等各个环节，改变了新闻传播的方式和过程，改变了新闻事业和传媒产业。新闻学也当据以更新，除了要纳入上述新媒体的新闻传播特点和历史性发展、实务性方法，还当做出许多重新认识。

1.更新新闻定义

过去几十年里我们采用的新闻定义是：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在今天的新闻明天才能见报的报纸时代，在1943年9月《解放日报》总编辑陆定一提出来时，作为狭义上新闻的操作性定义大体上是对的。而现在广播电视大量传播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新媒体更是经常传播来自现场的实况，包括专业人员和公众提供的突发事件实时图文和视频，以及重大事件、活动过程中的实时、连续的传播。大数据、云计算还可带来许多预测性新闻，于是新闻就包含许多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了。把新闻定义为“真实、新鲜、传播对象需要的信息”应更恰当。

2.重新认识新闻传者和受众问题

过去认为面向大众的新闻传者有一个组织机构 ，现在许多个人也通过新媒体面向大众传播新闻。一方面可充分利用传者多元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也要改进传媒管理和提高个人的传媒素养。受众越来越多的通过新媒体获取新闻和发出评论，还可随时与传者沟通。他们的选择余地和选择主动权更大了，他们的需求和兴趣爱好对传者的影响也更大了。这既使新闻传播更有效，又对宣传需要和新闻专业主义提出了新的挑战。

3.重新认识新闻传播内容和媒介问题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内容更加新鲜和广泛，全面和多元，更多地容纳公共新闻和公民新闻，反映民情民意和进行舆论监督，同时也更加真假相掺、鱼龙混杂。需要形成海量信息中优胜劣汰、而不是“劣币驱逐良币” 的机制。新媒体不仅改变了媒体格局，与传统媒体此消彼长，还带来传统媒体的内容调整、扬长避短，带来媒体融合，以及媒介经营管理的变革。与新媒体结合、乃至占领新媒体阵地，是许多传统媒体机构重要的新战略。2015年上海报业集团所办新媒体的收入已达该集团总收入的一半以上。

4.重新认识新闻传播方式和过程问题

新媒体使新闻传播更加分群化、个性化，多媒体化、双向互动化，由传者推送变为受传者搜取，由少数人控制变为无限多元。通过移动终端发送和转发内容的方便性还使新闻传播更多地产生跟踪传播、多级传播。许多受众看了多级传播后，再搜索查找大众传媒初始一级传播的内容。一些受众还在接收传播的同时进行评论，通过移动终端与他人共享。如边看电视边发微信微博倾吐感言，与他人相互影响。

5.重新认识新闻事业和传媒产业问题

新媒体改变了新闻事业的传者构成、媒介布局、受众地位、组织状态、人才需求，乃至新闻教育和研究的范围、内容与方法;改变了新闻传媒产业的产品、机构、市场、行为以及与其他产业的关系，不仅带来媒体融合，而且形成大众传播与人际、群体传播的融合，新闻传煤业与电信、电子等产业的融合;改变了新闻传媒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如给社会的协商民主提供了新的便利，给公众参与传媒、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新的机会。

社会对新闻传媒的管理也要相应改变，如重构传媒的市场进入和退出机制，给新媒体的发展、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媒体融合创造条件。新闻传播法要结合新媒体带来的新情况，如新媒体传播权，新媒体中的著作权、名誉权、隐私权问题，新的行业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问题。

新闻传播学篇4

关键词 传播心理学 舆论监督 新闻误读

2010年8月19日西部网（陕西新闻网）了一则新闻——《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讲述了陕西西安市户县县长张永潮因检查县区农业工作驱车出门，在路上正好遇见交通事故发生，亲自下车对事故中的一家三口进行紧急的支援救治。但在近日，有用户在新浪微博中当时网页的新闻图片，称“县长赶赴车祸现场后，让随行人员装成车祸死伤者以便拍照”。通过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8日15:04分微博辟谣，证明真相，注销虚假信息的用户账号。2010年4月26日《青年时报》新闻《26岁女交警被碾断胳膊续:肇事车套用副市长车牌》，讲述女交警张昂在西安西华门十字检查违法奔驰越野车时，被拖出约20米后甩在马路上，该车从她胳膊上碾过后扬长而去。在2011年11月14日，有用户发微博，称“前日，西安警花张昂拦截高官车辆手臂被碾断，肇事车号牌属于陕西华阴市副市长”。 经查，该信息有多处不实，案件实际发生于去年4月，肇事车辆系套用副市长车牌号，车主是公安部B级逃犯，新浪微博辟谣窗口于2011年11月15日13:24，已注销微博用户账号。

诸如此类的民生新闻，有时候是真实正面的新闻宣传报道，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经过一些传者的加工制作又成为新的“新闻”在坊间流传，成为不实流言，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影响力大于原新闻，更有一些名人也被牵扯其中，随着中国市民阶级舆论监督群体的不断壮大，网民数量不断增多，微博运用广泛，众多网友对这样的不实信息大多没有做出深入的了解调查，很容易造成错误信息传播扩大，误读的情况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出现误读这样的情况呢？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该做到哪些方面的改进，是否应该在各大网站或者公共媒体机构中设立相应的辟谣窗口呢。

一、新闻传播的信息误读现象出现

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在一定程度上会遭到扭曲，信息中也会混入噪音，影响传播的效果，甚至让传播结果往刚好对立相反的方向发展，之前传播目的达不到。传播过程中，信息被噪音干扰有多方面原因，噪音在通道中产生各种影响，造成信息表达意思出现偏差，对受众造成不良影响。在社会化信息高速发达的今天，信息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越来越快，这样的不实信息或者经过改编已经扭曲的信息在经由受众的传播后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

在《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此篇报道中，户县县长这样一个职务头衔就是一个新闻卖点，这一地方政府要员职务头衔在人们心中有一个大致的社会印象，这类人员平时的行为和做法在人们心中会留下一个刻板标杆。作为县长，是一个国家政府工作人员执法行政者的形象，人们往往愿意看到的反而不是这样的正面信息，负面信息对受众的吸引力更大，给信息的扭曲提供了心理准备和动机。

作为一件发生在2010年8月19日的助人为乐事件，试想，主人公若不是户县县长或许关注度不会这么高。正是这样的高关注度的新闻才有形成更多更广传播效果的可能，因此流传次数比同类“助人为乐”新闻更多，在传播过程中受到影响和“改编”的可能性更大。在传播平台上，各个社会受众的心理关注程度受到自己知识水平和自身行为感受的影响，受到刺激物的影响，对自己看到的新闻进行心理加工和期待，传播心理学中的启动效应正是如此，人们认识新闻并不只是单方面接受，而是根据新闻本身的事实结合自己的实际心理和已有知识。

二、受众的心理改变与再次固守

（一）受众的心理改变

这样的误读多是在感官和明确文字刺激下形成的，新闻图片中，县长救助的姿势和身边围观的群众，加上拍摄的角度，以及近几年的社会传闻渲染，加上社会舆论背景。经过读者自身实际经历和思考，渐渐地产生了误读的苗头，自身启动效应就会慢慢产生出作用，读者内心的作用会自发的扭曲新闻，逐渐受众信息固着，不愿意相信真相。让新闻更加的符合自己内心的想法，逐渐将内心塑造的真实和真相剥离开来，前者能更好地和自己的内心需求融合为一体，得以保留。后者不能，则经常被减少甚至抛弃。

根据这样的一种现状，例如当下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网络媒体微博软件平台的维护管理单位更应该引起重视，有足够充分的准备让谣言止于一定群体、一定范围。时刻提醒自己作为管理者身上的责任，切实做好把关工作。

参考资料：

[1]微博辟谣的微博-新浪微博.

[2]《传受者心理互动的功能与模式——大众传播心理学》，刘京林，2006年10月版.

[3]《传播中的心理效应解析》，刘京林等编著，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1版.

[4] 陕西新闻网_《别克撞上大货车 户县县长正好路过施救一家三口》.

新闻传播学篇5

关键词：新媒体；实践教学革新；新闻学专业

我们处于向多媒体进发的时期，媒介融合是新媒体时代的最大特色，所以这个时代也可称为全媒体时代或媒介融合时代。随着互联网的推广，新媒体技术快速成熟，以电子化及数字化为特点的全新媒介使传媒生态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当今传媒发展的根本方向是媒介融合，而固有的媒体和新媒体融合进步，是传媒界正在面临的一项深刻及关键的变革。

1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存在的不足

1.1教育理念较为传统，对实践教学部重视

在近几年高校学生增加及办学规模扩大的情况下，我国的新闻教育领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11年底，教育部备案的新闻传播专业本科在校大学生人数接近20万人，教学部门高达975个。很多具有高学历的青年老师毕业于新闻院校并进入工作岗位中，没有经过媒体实践的锻炼，不具备丰富的业务经验及实践本领，专业教学缺乏实践训练。

1.2设置新闻专业的课程不能紧跟时展的需要

首先，固有的新闻教育中，专业导向是新闻实务课程的内容指向，以广播电视、报纸及网络等单一媒介介质进行区分，不重视当今不同媒体间逐渐融合的总体形势，缺乏媒介融合的思想。专业间分业比较显著，学生不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及跨专业学习的本领。与此同时，针对不同媒体，对同一种实务技能进行课程的划分，也必然会导致教学资源的浪费及教学内容的重复。在新媒体阶段，这种课程体系所塑造的学生的专业本领不能很好的满足新媒体发展的需要。另外，在设置新闻专业课程时，或因为没有及时转变老师的思想，或受有限的专业实践平台条件的制约，我国很多的高校面临轻实践课程、重理论课程的状况，实践课程很少，导致实践教学仅仅是流于形式，学生没有实质性的锻炼及改进实践动手能力。

1.3专业实验室较为单调，且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前于建设

因不同的高校具备有差异的办学经济状况，高校新闻院系不一定开设专业实验室。尽管某些高校具备专业的实验室，实验室彼此间也具有相互分离的情况。例如，摄影实验室、报纸编辑实验室、广播电视节目编辑实验室等，这种彼此无关联的实验室不能使融合性实验教学得到满足；另一层面上，媒介技术逐步发展，革新速度快，我国高校目前的专业实验室装置较为落后，不能适应新时代实践教学的要求。

2新媒体视阙下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的要求

在媒介融合的环境下，媒体人需要掌握的能力是资讯整理、跨媒体传播策划、大数据的收集及分析能力及“融合新闻”的制作本领等，都对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水平的准则额。目前很多综合类高校新闻专业的培养方向是一专多能的高素质综合性新闻传播人才。“一专”指的是深厚的新闻传播知识的能力，“多能”表现在多媒体技能及多学科环境，在媒介融合的时期，单一的专业技能不能符合媒体工作的需要。从新闻传播学可采用综合性的人才培养目的角度上出发，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制度创新的两个关键点是跨媒体工作能力教育制度的塑造及专门学科基础教育制度的引入。

3媒介融合时期我国高校新闻专业实践教学创新途径

3.1加强教学思想的创新及专业教师全媒体实践技能的训练

面对新媒体背景，高校新闻教师团队面对着实践技能迈向全媒体发展、知识系统重新组装的紧急状况。首先，高校应注重专业间的彼此结合，分析新闻专业及与媒介息息相关的专业在实验室建设、教学等方面的合作，在新闻专业师资队伍中引入具备多媒体技术背景的老师，在这个基础上，带领本专业老师学习多媒体技术及网络，增强其全媒体实践的本领。

3.2创新考察形式，增加融合媒体实践课程的比重

我国媒介技术的高速进步及高校专业课程安排的周期性存在很大的冲突，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前于新闻专业课程内容。媒介融合环境下。我们必须结合未来的发展安排课程专业实践类课程，同时，还应增加融合媒体实践课程的比重。

3.3改进教学装备，努力搭建融合媒体实验基地

建设交互式的新媒体教学实验背景。媒介融合时期的新闻专业应打破固有的教学实验平台建设以媒介形式为根据，努力构建跨媒体、多功能的融合媒体实践教学基地。并不断的更新平台的教学装置，努力实现前沿性及时新性。

4结语

随着新媒体时期的到来，媒体融合逐步发展，作为国家文明程度的象征，新闻传播对社会稳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影响力及地位得到了更多的社会人士的关注。为促进新闻传播事业的逐步进步、满足全媒体时期新闻传播工作的要求，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及前所未有的机遇，只有与时俱进、坚持理想、改革创新及放眼世界，才能获得巨大的成功，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李敏军.探析媒介融合对传统媒体的影响[J].西部广播电视，2015(21)

[2]王雅琴.媒介融合背景下受众的“二律背反”变化[J].鸡西大学学报，2016(02)

[3]王哲浩.融合背景下新闻生产经营管理的优化策略[J].新闻战线，2015(16)

[4]张世超.媒介融合之“电视端+手机端”———以东方卫视与《今日头条》融合为例[J].现代视听，2015(12)

新闻传播学篇6

本文从8个方面回顾了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热点。2012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围绕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的主题和改革与创新的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其未来研究将凸显十报告的相关精神，更多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创新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关键词：

新闻学与传播学 研究热点 回望思考

变革与规范、总结与反思、深化与发展，是2012年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所呈现的主题。面对社会转型期的诸多挑战和新兴网络媒体的不断冲击，学界和业界共同围绕改革与创新这一主线，思考理论创新、事业发展和学科建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集中表现在围绕“走转改”活动涌现的大量理论和实践成果中。2012年全国新闻界的“走转改”工程，成效显著，收获颇丰，学界和业界贡献了几百篇文章，总结得失，深化认识。“走转改”是党的新闻工作在新时期的一大创新，是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深化，也是新闻媒体转变观念重塑优势、创新新闻宣传方式、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良好机遇。尹韵公认为“走转改”是“改革开放30 余年来我国新闻界展示的最为壮观的传播图景”，是“新闻界的重大标志性事件之一”。[1]刘笑盈指出，“走转改”新闻是对传统新闻学的完善与发展，也是对当代西方新闻学的扬弃与修正，这一活动是对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2]鲁炜认为“走转改”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实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时代内涵。[3]9月30日，召开新闻战线“走转改”理论研讨会，高度评价了“走转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中共十召开前，学界和业界共同回顾十年来我国出版传媒业的发展。[4]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坚持用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来推进新闻改革，把新闻宣传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将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整合各类资源，促进媒介融合，形成宣传合力，提升了新闻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5]

二、学科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的扩展和完善

学界注重梳理学科原有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之上对学科发展提出建议，以不断完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杨保军、涂凌波提出提升当前研究水平的两种必需路径是“走出”与“走入”：“走出”新闻学，即以跨学科的视野进行学科融合；“走入”新闻学，即以新闻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为基础，真正进入新闻学自身研究领域。[6]李文竹探讨了新闻学理论对新闻报道实践的影响和新闻学理论范式的实践导向，认为新闻学理论研究应密切结合发展着的社会现实，为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7]李晖将发展新闻学明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和酝酿期、形成期、成长期、缓慢期、重构期五个时期，为发展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经验借鉴。[8]吴飞认为传播学可以划分为专业传播研究、批判传播研究、政策传播研究和公共传播研究等四种类型。[9]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公共传播学值得提倡，传播学者需要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公众的社会活动。常江认为媒介批评学科体系的建构需在文化、权力分配与多元性的框架内展开，赋予该学科以真正的批评力量，切实推动社会变迁。[10]崔保国、李宜篷探讨了传媒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和传媒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建构问题，为传媒经济学的学科规范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11][12]喻国明等利用共引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出了中国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地图，对中国近十年来传媒经济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状况与研究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归类，进而探究大陆传媒经济的研究范式和科学发展阶段。[13]

三、传媒改革与发展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2012年是贯彻实施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关键之年，“报纸或电视会消亡吗”之类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加速进行的出版传媒改革或许正是对这一疑问的回应。在构成传媒业的各种要素之中，平台、产业链、内容与技术是核心关键；传媒业资本运作中上市是趋势，资金是主流，重组、收购、融资、借壳是主要方式；传媒业体制与机制的改革与变革既充满了风险与挑战，又是一种机遇和机会。[14]宋建武探讨了传媒业规范改制的路径选择，并指出由于涉及意识形态及行政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等多重未决问题，在实践中显得更为复杂，在理论上也需进一步明确和探讨一些深层次问题。[15]中国传媒大学党报党刊研究中心课题组认为基于当前我国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参与国际传媒集团竞争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等现实需要，报业走全媒体发展之路是必然的选择。[16]殷琦对我国广电机构所形成的内生型与外延式两种不同治理结构改革模式及其成因予以分析，并提出广电机构治理结构改革的创新路径。[17]2月，新闻出版总署出台了《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充分发挥出版传媒集团在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作用，积极推进出版传媒集团战略性改组，切实加强出版传媒集团科学管理，着力推动联合重组，破除地区封锁和行业壁垒，实现出版传媒集团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2012年也是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突破之年，非时政类报刊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优势资源的进一步聚合，有助于主流媒体做大做强，尽快造就实力雄厚的战略投资者。

四、舆论引导研究的新机制新方法

2012年国内出现多起公共突发事件和，舆论引导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面对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思考新媒体环境下舆论运行机制的不同特点，阐述媒体角色和政府转型对舆论引导的影响，积极为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建言献策。丁柏铨探讨了新媒体语境中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舆论触发的条件、因素和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应对策略；[18]赵振宇、焦俊波在系统论视野下尝试构建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19]薛可、陈在案例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网络论坛中的突发事件讨论网进行了分析；[20]钱晶晶、史安斌用内容分析法对乌坎事件中政府危机传播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探索政府在处理类似事件时应采取的策略；[21]罗以澄、姚劲松考察了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特殊角色，从宏观角度提出了舆论引导的深层次问题。[22]《新闻传播》开设了“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政府新闻问题”专题，探讨了中国政府面临的新趋势和新挑战，以及政府新闻学的未来学科建设和走向等问题。在当前的媒介化时代、围观时代以及危机常态化时代，传播领域中制度设计的关键性缺陷是意见表达的宽容度过于狭窄，政府角色转换以及关系资源的获得是走出当前舆情危机的关键。[23]

五、公共传播研究的新拓展新提升

学者们主动融入时代和社会发展进程，用学术研究服务于能源、环境、卫生、教育、外交等各项事业的社会需要，推动了公共外交、气候传播、健康传播、媒介素养教育等公共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化。公共外交、国际传播、国家形象继续成为研究热点，学者们结合实际问题，探讨了奥运会与国家形象传播、国外政府和公共组织的公共外交、参与构建国际传播新秩序、提升国际传播话语权等话题。由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赵启正院长与多国公共外交资深专家对谈的新书《跨国对话――公共外交的智慧》[24]出版。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健康议题成为社会一大关注热点，健康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国际新闻界》第6期集中刊发了几位学者不同角度的研究。气候变化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全球性问题，党的十把生态文明建设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作为国家建设与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国人民的美丽愿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与乐施会共同组建的中国气候传播项目中心，近年来在气候变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框架下开展气候传播研究，增强了政府对媒体和NGO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中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扩大了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问题在社会与公众中的影响，显示了学术研究在气候传播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2012年项目中心在以往跟踪研究联合国气候谈判中政府、媒体和NGO 的传播角色与影响力的基础上实现了研究重点的转向，即转向社会与公众，实现了“两路并进，双向实力”。项目中心先后开展了“气候传播进社区、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的活动，和《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查》，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公众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认知状况调研报告》。12月初项目中心主任郑保卫教授应邀出席多哈联合国气候大会，并在多哈卡塔尔国家会议中心中国角主持召开“公众参与，全民行动应对气候变化”边会，还与耶鲁大学联合举办了“中美公众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比较”边会，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为祖国赢得了学术荣誉。

六、网络传播研究的新领域新特征

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网络革命带来的挑战，是新闻传播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与思考，刺激了网络传播研究的快速发展，无论从“质”还是“量”、从宏观还是微观，这方面的成果勾勒出了本年度新闻传播研究壮阔的学科“图景”。对社会化媒体、微博、媒介融合、全媒体转型、公民新闻方面的研究，涵盖了新闻专业主义、公共传播、政治传播、新闻政策研究等多个领域。李良荣等认为互联网是人类的第四次传播革命，它掀起的新传播革命为执政党形塑了全新的执政环境，争夺传播主导权成为国家的全新课题。[25]郑保卫认为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并存共生的新的媒体格局下，传统媒体要保持和发扬传统，并有新的内涵和新的表现形式，同时适应新时期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和媒体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26]刘海龙指出社会化媒体导致的困境也为新闻工作在数字时代与时俱进提供了机会，可借此重新界定新闻工作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建立新闻组织的透明性、重申新闻为公众服务的基本原则[27]。陈力丹等指出微博问政的发展趋势有四：政府从断点式危机应对走向常规化运作、从被动等待关注走向主动自我推介、问政微博呈现集群化趋向、微博问政从单方信息转向关系的维护。[28]很多学者对微博意见领袖给予特别关注。韩运荣、高顺杰推演了微博舆论传播的底层结构，并根据微博事件的类型，探析了微博舆论的演化模式。[29]李彪通过微博数据挖掘和问卷调查，对这一群体的人格特质、微博行为特征和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等进行了分析，认为微博意见领袖表现出媒体属性强化、圈群化、权力结构集权化等新特点和新趋势。[30]王平、谢耘耕以温州动车事故为例，分析了该事故中涌现出的微博意见领袖的特点及其影响力，并针对引导和管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微博意见领袖提出一些建议。[31]张涛甫等通过对微博意见领袖行动空间多重不确定性的分析，指出其行动特征有：机会主义策略、事件导向、“极化”趋向。[32]

七、“西方化”研究范式的反思和超越

学界在回顾学科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注重对学科范式进行总结和反思。2012年适逢美国传播学奠基人施拉姆首访中国大陆30周年，姜飞撰文认为，中国传播学研究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政府或国家的需要发挥着一种引领和重组中国传播学研究群体的作用，中国的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个蝉蜕和化蝶的过程，找到一个传播实践和学术理论的未来平衡点。[33]《新闻大学》第2期刊发了2011年底召开的“传播革命与中国传播学：超越结构功能主义”学术对话会的一组笔谈文章，意在从传播与人类生存这一基点，反思和批判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一直以来主要遵循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出自己的宽广基础和理论空间，为其现实变化和未来发展提供了指导和启示。李彬、黄卫星认为当务之急是在更加深厚的思想层面和更加广阔的社会层面重申政治及其意味，新闻传播学研究不仅在于摆脱技术化、“贫血化”的庸俗路线，且更在于科学解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并为其提供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依托。[34]胡正荣等反思了用西方传播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时的“水土不服”，并提出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找一个基于全球化中国的“去西方化”的融合范式，将中国的传播实践纳入世界结构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35]

八、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的新思路新目标

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与信息传播，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年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方法较为丰富，影响也逐步增大。白润生、于凤静、李兴国、朱天等学者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少数民族信息传播的基本问题，郭建斌、金玉萍、孙信茹、杨星星、陈峻俊等学者采用民族志的方法，对传播媒介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化阐释。由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报告（1949-2010）》较为完整地梳理了中国各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状况，对不同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业发展的特点及规律、成绩和经验、问题与不足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概括与总结，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报告由70多位专家历时2年撰写完成，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传播发展状况的文献，对提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信息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文献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11月底，第四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在广西大学召开，百余名专家学者与会，覆盖了全国各个民族地区。如今，论坛已发展成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阵地，并开始产生品牌效应。

除以上热点外，新闻传播研究多点开花，在新闻与传播立法、新闻与传播历史、新闻与传播教育、广告传播、公共关系等方面都有不少亮点，限于篇幅所限本文不一一展开。

回顾2012年，我国新闻与传播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深入、前瞻”的特点，研究者的深刻思考和辛勤付出，使得我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不断壮大，学科影响力不断加强，学界同业界和社会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得以改善和强化，研究成果的社会转化呈现出新的局面，从而使得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成为指导我国新闻与传播业，以及公共事业良性发展的重要力量。

党的十之后，随着未来政治、经济、文化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推进，将有更多的研究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关注社会现实和公众需求，扩展学科理论的系统性、适用性和前瞻性，在社会转型与历史变迁的现实基础上，发展多元走向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进一步克服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现实和理论脱钩、学界和业界隔阂等现象。

随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诞生，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提出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工作思路，这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可以说党的十政治报告渗透着对新闻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为我国新闻与传播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行动路径，这方面的课题需要学界积极跟进并贡献更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随着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目标的提出，传媒改革将继续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展新型新闻传播业态，提高新闻传媒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提升舆论影响力和引导力，增强新闻传媒业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思考。在对外增强影响力和争夺话语权，对内完善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新闻媒体的公共属性和重要功能需要继续发掘，学界引导的公共传播研究领域需要继续拓宽，一些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需要不断拓展和深入。

可以说未来仍是新媒体的时代，新媒体引发的传播革命方兴未艾，仍将推动现有传播格局和传播观念的变革，并将继续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主题也将表现得更为鲜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发展，给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宽广的舞台，期待在这一舞台上，研究者们能够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创造出更多更好的理论成果，使得我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能够百花齐放，壮大繁荣，更好地服务于传媒改革，服务于社会发展，服务于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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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胡正荣，姬德强.寻找新范式――中国传播研究的现实困惑与未来想象[J].文化与传播，2012（1）.

新闻传播学篇7

大数据带来了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和机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传统新闻不同，从业务上讲数据新闻不仅仅把数据当成一种手段，整个新闻工作流程都是围绕数据的收集、挖掘和解释展开。甚至有学者认为大数据将给新闻生产带来一场范式革命。对于传媒业整体发展而言，大数据也使传统传媒业面临转型的问题。互联网技术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打破了新闻媒体对新闻生产和传播的垄断地位，使得新闻的生产不再依附于原先等级化的权力结构。在传统媒体的周围，迅速崛起无数社会化媒体。这种情况下，传媒业的转型已迫在眉睫。传媒业需要重新认识大数据时代的媒介自身的发展、受众、媒介规制，同时传媒集团尽快适应媒介市场的快速变化不断实现技术的突破以及观念与机制的转变。尤为重要的是大数据背景下传媒业的转型对传媒人才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大数据带来的数据新闻在未来的数十年将会极大改变传媒业人才结构。

二、大数据对传媒人才培养提出新的要求

1. 媒体从业者既要懂融合媒体业务技能，又要懂其经营管理

就媒介自身的发展而言，大数据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媒介融合这一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又是以非常快的速度展开，传统媒体为了应对大数据和媒介融合的趋势，就需要拥有多种技术、专业背景比较宽的专业人才，因此具备跨媒体技能的应用型新闻传播人才将成为大数据时代媒介发展人力资源首选。新闻从业人员必须要掌握必要的摄、录、编、播等技术技能，尤其是要掌握不断发展的新媒体技术。如果说传统媒体以组织形式对新闻采写编、行政和广告以一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的话，那么新媒体较低的准入门槛，使人既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媒体的管理者。由于新媒介和传统媒体在管理方式上的巨大差异，从而要对不同媒介形式管理者，尤其是新媒体的管理者提出新的要求，因此媒介从业人员的媒介管理和经营能力，也是大数据时代对新闻传播人才提出的一个新要求。对于传统媒体的管理者来说，要学会掌握新媒体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策略；对新媒体的管理者来说，如何更好更有效地抓住受众，形成自身独特的经营管理模式，是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2. 媒体从业者应文理兼备

大数据时代较为单一的学科知识已远不能满足大数据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新闻从业者的核心价值已不再是单纯地采集新闻，而是用专业的眼光对浩繁的数据信息进行筛选。因此，具备数学、计算机等理科背景的新闻专业人才，是目前大数据时代新闻媒体所迫切需要的；本身就具有文科背景的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更应在大数据时代调整新闻的培养内容和培养方式。数据新闻最终是以一种可视化的方式将新闻呈现在媒体上，而可视化的目的是以一种受众能够接受的优质画面将新闻信息或数据信息传递给受众，这就要求提升数据新闻画面的审美属性，或者通过展现数据之美提高新闻作品的质量，如果媒体从业者个人的人文修养和审美能力不高的话，即使再怎么懂得数据筛选和分析，那么他做出的数据新闻也不会打动受众，更做不出数据新闻的上乘之作。数据新闻的人文关怀更是需要具有人文素养专业人才来体现，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文理兼备是对媒体从业者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3. 媒体从业者还应具备数据思维和数据分析能力

大数据的出现，使得通过数据分析获得知识、商机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从以往局限于少数象牙塔之中的学术精英圈子扩大到了普通的机构、企业和政府部门。这意味着相对于专门研究大数据的学术精英而言，在新闻机构工作的新闻从业者面临大数据的时候，就要根据新闻机构的特殊需要学习大数据，具备大数据思维和进行数据分析的能力。在大数据时代，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不会削弱，但是他们必须学会与数据表达的信息进行博弈。也就是说大数据时代的新闻记者面临着庞大的数据资源，而这些数据资源是媒体从业者进行新闻报道的主要来源，媒体从业者要从这些非结构性的海量数据资源中进行数据挖掘和数据分析。这就要求媒体从业者要有一定的数据思维能力，不能限于传统的新闻思维的束缚；媒体从业者要不断培养和提升自身数据思维的能力，从传统的新闻事实报道的思维模式转向对具有相关关系的数据思维方式的培养，同时还要掌握数据分析的基本技能和应用软件的使用。数据新闻的挖掘需要新闻从业者掌握数据挖掘工具的技术运用和更新，同时还要掌握数据可视化的相关软件的运用，媒体从业者要根据所报道的新闻事件的特征选择最合适的软件来呈现数据，这些都需要新闻从业者掌握一定的数据思维和数据分析能力。

三、大数据背景下新闻传播学教学体系的改革

新闻传播学教育变革要顺应大数据变革的内在逻辑，在新的媒介生态下创新教育理念，调整课程体系，再造教学流程，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最终目标是构建以媒体融合为导向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

1. 增加人文社科和数学、计算机编程等课程

大数据背景下媒介融合、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成为传播学研究的热点，新的传播现象和媒介形态为传播学教学带来了挑战。数据新闻的挖掘、相关性的分析，预测和分析热点事件的发生和舆论热点的生成，改变了传统的传播学的抽样统计方法，采用数据统计的相关性分析，这样就需要学生掌握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知识。祝建华认为在大数据背景下学生要掌握三门语言：外语、SPSS语言和HTML语言。除此之外有些国外传播系的学生还要掌握可视化R语言、文本挖掘的PYTHON语言以及更专业的JAVA语言。还有学者建议在课程设计上，结合新闻专业学生的特点，开设《数据挖掘》、《数据伦理》等课程，使学生具备数据技能。可见，传播学专业的教学在大数据背景下增加数学、统计、计算机等相关的课程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喻国明认为，大数据呈现的结果和结论，与人的需求、人的行为、人的知识逻辑需要有一种相适应的嵌入。尤其是在大数据刚刚进入到社会生活领域的时候，一定要顺势而为，跟人的需求相关，跟人的认识行为逻辑相关，这样人们就比较容易去解读它，然后去把握它，去消费它，去使用它。而对人的需求相适应的解读必须具备一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素养，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学的课程一定要增加人文社会等相关课程的安排，只有这样才能使大数据在数据新闻生产过程中嵌入社会、人的需要、人的逻辑之中，并与之相适应。实际上，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有些高校新闻专业课程的设置已经开始重视学生跨学科的专业能力的培养，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课程设置上开设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中国语言文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等非新闻传播学科的专业的选修课。这种课程设置方式也符合大数据背景下复合型新闻人才培养的要求。

2. 根据课程需要改进教学模式，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

在教学方法上，应该改进课程的教学模式，引入互动式教学模式。传统的新闻传播学教育虽然也重视学生的实践课程，一般情况下会安排学生在二年级和三年级到媒体展开短期和长期的实习，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综合能力。但这种教学模式导致老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实践是相互分离的，教学和实践不是同步进行的，即便有教学互动，也仅限于课堂上。而大数据背景下的互联网资源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和实践同步进行，并且能够使老师和学生实现线上和线下互动，这种教学模式实现了网络互动、实训模拟、实践教学三方结合。如国外有的学校就开设了网上课程的专业项目训练，网站为数据新闻从业者提供相关的幕课课程，如信息图和数据可视化入门、动画和数据可视化、如何使用社交媒体等课程，课程邀请专家就某一问题展开授课，有在线作业、在线讨论，还要求学生阅读相关的资料，这种在线课程的开设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学习时间，也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就能参与到专业实践和实习中，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3. 组建数据新闻教学团队和创建数据新闻实验室

新闻传播学篇8

开展双语教学是我国高校在教学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早在2001年，国家教育部颁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就明确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传媒业对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需要培养越来越多的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既有国际视野，又了解中外社会与文化的高水平复合型新闻人才，这就促使我国高校新闻传播学的教学进行相应的双语教学改革与探索。

一、目前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问题

（一）教学观念上存在偏差

目前，一些高校的教师对双语教学的认识不够准确，仅仅认为用英语来上课，或授课过程中使用了英语就是双语教学，这种认识使教师的双语教学多流于形式，或者是把课堂教学的重点放在词义解释、翻译分析英语句子上。而双语教学其实质是一种学科教学，不是语言教学，更不是翻译教学，是以教授内容为本文由收集整理主体的教学[1]。虽然双语教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提高学生英语能力的作用，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双语教学中英语并不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目的，而是我们的工具，通过这一工具学习掌握专业知识才是双语教学的主要任务。

（二）师资力量比较薄弱

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水平。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要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我们有一支既有扎实的专业功底，了解新闻传播学发展研究的前沿知识和动态，又精通英语能看懂英语原著和相关资料，并能流利地用英语进行沟通，传授专业知识的教师队伍。目前，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师资队伍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缺口。大多数院校的教师的都是专业知识具备，而英语能力欠缺，这一现状使双语教学的推广受到了很大的制约。

（三）学生的英语水平不均衡

学生英语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双语教学的效果。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和教学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学生的素质和基础也存在差异。高校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即使在同一个班级的学生，大家的基础知识、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英语水平也会有较大的差别。在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划分中，由于学生的招生类别不同，学生的英语基础和水平也存在差别。例如播音与主持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按艺术类进行招生，学生的英语基础与新闻传播学其他专业相比相对较弱，学生英语水平不均衡的情况势必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

（四）教材资源匮乏

教材是教学的基本工具，使用合适的教材是双语教学的关键环节。国家教育部在2001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提出，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大多数学者主张使用原版教材。如毛家五、张文锋认为双语教学必须使用原版英文教材，没有原版教材双语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2]。引进英文原版教材有很多优点，信息量大，逻辑性强，案例丰富，语言纯正，能让学生在原汁原味的语言环境中接触专业知识，能开阔国际视野，了解知识前沿。但原版教材也有诸多不足之处，比如专业词汇多，篇幅长，阅读难度大，编写体例与国内教材出入较大，案例多以西方为背景，缺少中国案例，而且费用较高，所以使用原版教材开展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在实践中，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同时由我国学者编写的能够满足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需要的知识体系完善，学科思维新颖，案例丰富的教材尚未出现。

（五）教学方式落后

在双语教学中，教学方法的单调乏味也会降低教学效果。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很多教师使用传统的板书+口述的授课方式，不辅以生动的多媒体课件，不注意通过课堂讨论、提问等方式进行有效的师生互动，来吸引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由于语言的原因，学生本就兴趣较低，注意力容易分散。这种以教师为中心、填鸭式、满堂灌的授课方式，无疑会使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降低，达不到预期的授课效果，常常事倍功半。

二、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对策

（一）选择正确的教学模式

关于双语教学的教学模式，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黄艳春认为，可以分为三种：维持型、过渡型和浸入型。维持型：一直保持着双语教学几乎同等地使用；过渡型：从母语多外语少过渡到外语多母语少，直至几乎不用母语；浸入型：几乎从一开始就完全采用外语而几乎根本不用母语[3]。三种教学模式实施的难易程度是有差别的、对学生和教师要求也不一样。维持型对师生外语水平要求最低，过渡型要求较高、浸入型要求最高。不同高校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采用适合的教学模式。例如，在外语教学方面有明显优势、生源外语水平突出的外语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科教学可采用浸

入型教学模式，其他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可采用对师生英语要求相对较低的过渡型、维持型。这三种教学模式，不同的院校、专业或同一专业的不同年级，甚至同一门课程的不同阶段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二）建设师资队伍

较强的师资力量是双语教学的保证。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可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引进专业领域的留学归国人员，这是双语教学最理想的师资。他们熟悉教学内容，有最新的专业知识，了解西方的教学理念，而且可以克服语言的障碍进行知识传授。

二是挑选教师队伍中英语基础好的教师进行培训，并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有条件的院校可派教师到国外进行学习和培训。

三是激励教师在实践中提高双语教学能力，根据教师英语水平，分层次培养和使用。英语水平高的教师可安排在高年级进行浸入型教学，英语水平次之的进行过渡型教学，英语水平一般的可在低年级进行维持型教学。在教中学，在学中教，各尽所能，共同提高。

（三）提高学生外语水平

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是促进双语教学的重要途径。在开展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中要注意为学生营造一个英语学习氛围和环境。结合学科特点组织各种活动、比赛，如英语播音主持、英语配音、英语诗歌朗诵、英语稿件采编等比赛，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培养对英语的兴趣。在学校的校园网站、广播站等传媒平台中多为学生播放英语新闻、英语电视节目和欧美电影等原汁原味的视音频资料，使学生在学习、休闲、娱乐中不断提高英语水平。

（四）分层次使用教材

高校双语教学的教材选用上，目前有三种普遍的作法：一是使用中文版教材；二是使用国内学者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这部分教材包含有汉英对照的内容；三是采用国外的原版教材[4]。在新闻传播学的双语教学中，对教材的使用不应“一刀切”，而应根据师生英语程度、课程、专业、年级等各种因素，分别采用。例如，在大一阶段，学生专业知识储备较少，可采用中文版教材，授课中对概念、案例等用英语讲解。大二阶段可采用原版教材基础上编写的英文教材，汉英对照的方式，有助学生进一步了解掌握专业知识，提高英语能力。大三、大四阶段可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因为经过前两年的学习积累，学生在专业知识、外语能力方面都有较大的提高，对原版教材的接受能力也更强。

（五）丰富课堂教学手段

双语教学中由于使用学生并不熟悉的语言进行授课，学生的课堂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听课的积极性尤为重要。这要求教师在双语教学过程中要采用丰富灵活的教学方法。首先，采用互动教学法，启发式教学，课堂上提出问题，组织小组讨论，加强师生互动。其次，采用研讲教学法，课下给学生布置研究课题，让学生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搜集相关知识归纳整理，进行思考研究，并在课堂上讲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第三，要充分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充分发挥图片、声音、视频等的声画效果，克服单纯依靠板书或静态课件的枯燥感。第四，利用情景模拟法教学，对于新闻传播业务方面的课程，可让学生扮演身份，模拟现场场景，提高学生的专业语言交流能力。教学方法上要不断创新，灵活运用，优化教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