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2 01:39:21
批评一是指出优点和缺点，二是专指对缺点和错误提出意见，那么公司内部对员工的通报批评怎么写?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公司内部通报批评范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公司内部通报批评范文一公司品质管理部 ___ 在近半年来的考勤多次出现迟到现象，经总经办劝诫屡教不改，该员工的行为在公司管理层与基层员工中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员工奖惩制度》，该员工触犯第5.8.4条：违反考勤制度，屡教不改者，给予记大过处分。经公司研究决定给予通报批评并经济处罚300元。
各管理处/服务中心及职能部门员工应引以为戒，端正工作态度，严格遵守公司的管理规定。
特此通报!
__有限公司
总经办
年 月 日
公司内部通报批评范文二兹有生产部__车间针修员工 ___、___ 自公司提供周日用餐福利以来，经核查在__年__月__号和__月__号期间，该两名员工均未按照周末报餐和用餐规定进行吃饭和刷卡，其行为明知故犯，目无视公司管理规定，严重影响公司相关管理纪律，念其该规定实施以来首次违反和认识错误态度较好，为严肃周日报餐管理纪律，警戒他人，杜绝类似现象的发生，根据周末报餐有关规定，经公司生产部管理层研究决定，现对该两名员工的违规行为在公司范围内予以通报批评。希望公司全体人员以此为戒!在周末报餐中严格遵照规定报餐和用餐，如再发生类似现象，公司将给予严肃处理!
特此通报!
____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生产部
201_年4月19日
公司内部通报批评范文三公司各单位、机关各部室：
20__年3月19日上午9时和4月9日上午10:30,___分公司部分20___年退出岗位休息员工(分别有88人和120余人)聚集___分公司新办公大楼院内广场上访，提出三点诉求：
一是要求按照_____出台的20___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文件标准增加生活费人均122.50元;
二是要求按照20__年内退待遇标准把绩效工资的50%纳入退休工资内;
三是如上述两条不解决，要求重新返岗上班。
20__年部分退出岗位休息员工两次群体性聚集上访事件的发生，虽然在公司党政领导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劝导和化解下得以基本平息，但却给公司形象带领了很不好的影响，是较为严重的企业内部员工队伍群体性事件。为了严肃纪律，消除不良影响，根据《______分公司中层干部绩效考核办法》(中铝股份桂字[20__]78号)的有关规定和中国铝业公司《信访维稳情况通报》第3期的有关要求，经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对此次事件负有直接或间接责任的下列中层干部给予如下处罚：
徐__,__分公司总经理助理、___铝业公司经理、__铝管理部党委书记。该同志作为负责__铝退休职工(含退出岗位休息员工)管理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在接到____自治区有关调整20__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的通知后没有向公司领导汇报，在给__公司起草并上报《__铝业公司有关增加内退职工生活费的请示》时，也没有向分公司党政领导班子汇报;在总部人力资源部对他们的请示做出口头答复后还是没有向公司领导汇报，最后在做出发放20__年内退职工生活费增加部分时依然没有汇报，“四个不汇报”是这次导致20__年退出岗位休息员工认为公司不给他们增加生活费，酿成群体性聚集上访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事件发生后，调处工作又不力，造成事件接连发生，给公司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因此，徐国庆同志对此次聚集上访事件的发生负有直接的管理责任，决定扣减绩效工资5000元，当月兑现，并在全公司范围内通报批评。
肖__，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在20__年公司实施内部退出岗位休息政策的过程中，人力资源部没有拟定具体的实施方案和有关待遇的规定说明，是造成此次群体性上访事件的重要原因，肖克成同志对此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此次20__年退出岗位休息员工群体性聚集上访事件发生的前后，在明知道______已经下发有关增加企业退休人员生活费的文件，以及__铝业公司已经向中铝公司总部起草有关增加退休人员生活费的请示并得到总部口头答复，准备执行自治区文件发放生活费增加部分的情况下，始终都没有向公司领导汇报，这也是导致此次群体性聚集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在公司主要领导向他了解有关内退工作的情况时，又不如实反映汇报当时情况，说假话，甚至推卸责任，使公司党政领导的工作陷入极大的被动。肖克成同志作为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工作不力，对此次群体性聚集事件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决定给予扣减绩效工资5000元，当月兑现，并在全公司范围内通报批评。
刘__，__铝业公司副经理、__铝管理部党委副书记。作为__铝离退休员工管理的负责人之一，在此次部分20__年退出岗位休息员工群体性聚集上访事件处理过程中处臵不当，方法欠妥，工作不得力，导致聚集事件连续发生，负有一定的责任。决定给予扣减绩效工资2000元，当月兑现，并在全公司范围内通报批评。
杨__，公司党建工作部部长、分公司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对此次群体性聚集上访事件的发生，负有间接的管理责任，决定给予扣减绩效工资1000元，当月兑现。
____分公司
____分公司委员会
二____年__月十六日
据了解，自2006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关于禁止报刊刊载部分类型广告的通知》以来，各报纸出版单位认真贯彻落实，使违法广告数量大幅减少，违法率明显下降。据国家工商总局的广告监测显示，报纸医疗广告违法率由2006年底的50％下降至14.9％，违法医疗广告蔓延的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近期国家工商总局在对6月8日出版的35种都市类报纸和6月份第四周出版的19种文摘类报纸的药品、医疗、保健食品、化妆品及美容服务广告进行抽查时却发现，部分报纸刊载违法广告的现象又有抬头迹象，个别报纸抽查当日或当期的广告刊载违法率甚至高达100％。
国家工商总局近期的“2007年第二季度违法广告公告”和“关于2007年第二季度全国广告监测情况的通报”，公布了此次抽查的结果：光明日报社主管主办的《文摘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的《特区文摘报》、河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书刊报》、内蒙古养生协会主管主办的《老年文摘报》、甘肃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兰州晨报》、海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主办的《南国都市报》、贵州日报社主管主办的《贵州都市报》等7家报纸严重违反了《出版管理条例》第26条、《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38条的规定。
日前，新闻出版总署经研究，依照《报纸出版管理规定》第58条规定，对上述7家报纸给予全国通报批评。同时，依据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工商总局《关于禁止报刊刊载部分类型广告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责成上述报纸主管单位、主办单位监督对报社进行整改，并视情节追究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此外，对于“公告”和“情况通报”中涉及的其他问题比较突出的报纸，总署在通报中明确要求各地新闻出版行政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做出处理，并监督进行整改。
新闻出版总署在通报中指出，各级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要继续坚持开展报刊审读工作，进一步加强管理，及时发现和处理报刊刊载虚假违法广告问题。对有禁不止，继续刊载虚假违法广告问题严重、社会影响恶劣或者拒不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取证的报纸出版单位，要及时责令其予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责成其主管主办单位对有关责任人予以处分。
关键词 批评报道；新闻宣传；作用
引言
批评报道就是对社会上的一些假、丑、恶现象以评判的态度进行记叙议论，通过新闻媒体进行报道的一种新闻报道形式。在进行批评报道时，一定要避免侵犯他人的名誉权，报道的内容必须公正、公开、公平、客观、真实，严格遵循新闻规律与法律规定，与此同时，新闻记者要注重依法收集和保存证据，以免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在民主和法制建设日益健全的今天，批评报道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以民生需求为出发点，更好的执行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职责，更大发挥新闻价值。但是批评报道缺乏一定的科学理论，批评力度和密度较小，并且批评的态度方式欠佳，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进。
1批评报道在新闻宣传中的作用
1.1批评报道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
没有批评的报道就没有客观公正的反映现实社会。批评报道指的是要求各大媒体应该实事求是来批评，这样一来，才能充分体现出具有真实感的新闻。然而，客观批评报道能够真实的反应出现实生活。不管在哪一方面，新闻传播都和实际生活紧密相关。从某个方面来说，将新闻报道可以看作是人们生活的写照，并且也只有在反应出真实生活后，才能与实践结合在一起，组成人们实际的一部分。可以说，人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善良与邪恶的对立体。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既有相互统一的积极因素，又有相互对立的消极因素，所以，在新闻媒体的传播过程中，不能失去批评报道。可以说，不存在批评报道的社会是和社会发展规律不相适应的。人类社会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是来源于新闻对社会的批评，把批评报道作为社会批评的武器，因此批评报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众传媒的本质。它强调真实全面的反映事实，使传媒体现了自身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目标，它能随时唤起社会的觉醒和人们的行动，因此新闻舆论不能排斥批评报道。
1.2批评报道的社会价值
新闻事实能够影响公众，并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从宏观角度来看，批评报道有重大社会价值，同时也正是因为新闻的价值才出现了人类心灵辩证的规律。批评报道具有社会化、公开化、制度化、道德化等特点，是以社会道德理论和价值观念为新闻批评标准，这样一来，就有效避免了个人批判行为的出现，使我国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都得到了全面发展与进步。所以，结合批评报道的社会价值来分析，在人们的生活中不能失去批评报道，这是人类发展的需要，它的存在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然而，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批评报道有双重作用，不仅可以积极倡导正义，而且也能惩治邪恶行为，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可。因此，批评报道的社会价值一点也不次于表扬报道。
对任何人而言，人们总是失意大于满足，因此社会批判大于社会认同。人们存在竞争心理和攀比意识，还有社会不满情绪和扩大心理，甚至还可能会有社会对抗情绪，因此大众传媒的批评报道有一定的重要性。如上所述，新闻的客观性不是绝对的，它要求记者摒弃个人偏见，以客观报道为原则，准确全面地描绘事实，处理好价值观和客观相互协调关系努力进行忠实的报道，尽可能地平衡各方的观点。记者不能避免价值判断，与此同时，尊重客观事实，检验自己的价值判断，不能因为自己的价值观而故意歪曲事实、隐瞒事实。除此之外，在表述价值倾向时，一定要寓于事实，让事实本身来体现价值关系。尽量避免带有个人主观色彩，更不应该使用具有强烈感彩的词句，来反映个人的价值取向。
1.3批评报道的广泛接近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同一社会类型的人对相同事件的态度大致相同。而同一社会类型的人指的是职业、年龄等都大致相仿，可以反应出这一类人的心理特点，具有一定的相近性。如果报道的事件与受众的距离较大，那么它的新闻价值就越小。由此看来，批评报道接近性在宣传过程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与此同时，这也必将成为新闻报道扩大价值的主要方式，所以，我们得出，实现新闻报道价值依靠受众群体的认可与社会实践等。
人们热爱批评报道，他们总是渴望新闻报道能对那些不良社会现象公开做出批评。人们不满足于现实，会引导人们积极进取，成为巨大动力，通过在批评中华，来克服人性的缺点，使人们更好的生活。人们普遍喜爱了解和传播反常信息。现如今，批评报道成为人们喜爱新闻的一种趣味的方式，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批评报道是与人们的心理比较接近的，所以，批评报道具有一定的接近性。
1.4批评报道是一把双刃剑
批评报道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好的批评报道能揭露、纠正社会不良现象，充分行使媒体的监督职能，而不好的批评报道会误导受众的价值观，影响事情的正常发展规律，因此批评报道就需要记者们无畏的勇气和审慎的态度。批评报道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对违背价值观的现象进行批评，捍卫社会价值。正是批评报道的存在，才使得新闻媒体实现传承文化的功能。批评报道，可以对社会上存在的那些性质恶劣、人民大致强烈反对的事件加以曝光，这样一来，可以充分发挥出媒体的监督职能。但是，在宣传的过程中，应该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科学、合理的把握舆论的方向。所以，要求新闻记着应该有敏锐的洞察能力，抓住团结稳定这一现象，报道党与人们都非常关心的事件，对人民大众负责，深入人民群众的内部，反应出人民大众的心声。事实上，批评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扶持社会正义，进一步规范社会伦理与道德，为党和人民群主服务，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因此记者一定要进行实地调查，搜集大量事实材料，坚持辩证法，多用事实说话，避免掺杂个人感彩。批评报道必须做到有头有尾，搞好引导。
2结论
综上所述，批评报道的新闻价值较大，所以，新闻传媒不可以排斥批评报道。因长期受人类人性的影响，所以，批评报道表现出双重作用，良好的批评报道可以利国利民，然而，那些不负责的批评报道会产生很大的消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对批评报道进行理性研究，努力探索批评报道的发展模式，来更好的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王保国.批评报道绝非易事[J].今传媒（学术版），2010(11).
[2]延昆.关于新闻媒体如何搞好批评报道工作的问题探究[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0(33).
[3]郭学志.批评报道的困境与走出困境的思路[J].文学与艺术，2010(5).
通报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或者情况。通报属下行公文。
二、通报的种类
表彰性通报。主要用来表彰先进，介绍单位或个人成功的经验、做法，以学习先进，见贤思齐，改进与推动工作。
批评性通报。用来批评后进，纠正错误，打击歪风，指出有关单位或个人存在的错误事实，提出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
传达性通报。用于传达上级重要精神与重要情况；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注意，对当前的工作起指导作用。
三、通报的格式和写作要求
通报由标题、主送单位、正文、发文机关和日期组成。
标题 由发文机关、事由、文种或事由、文种构成。如《国务院关于一份国务院文件周转情况的通报》、《关于人大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的通报》等。
正文 表彰性通报和批评性通报一般分为三部分：（一）主要事实。表彰性通报要突出主要先进事迹，批评性通报要抓住主要错误事实；（二）分析指出事例的教育意义。表彰性通报，有在阐
要选准批评对象
在这方面，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做得比较好，他们每期节目的选题都颇费思量，编导们站在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审时度势，在大量的批评稿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事件进行批评报道。像1999年对重庆綦江大桥垮塌案件的连续曝光，对象选得准，既具典型性又有代表性，使人看了很受教育。
要弄清事实真相
对于一件事，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一下子断个是非曲直来。新闻工作者对将要批评的事件要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要掌握第一手材料，而不能道听途说，更不能捕风捉影。一般来说，批评报道的采访调查十分困难，但是，再困难也要千方百计掌握真实情况，要让事实说话，只有真实的情况才有说服力，才不给被批评者以把柄。
要有利于促进工作
正面报道是正面引导，正面鼓舞人的斗志，为人树立学习的榜样，为工作提供可资的经验；而批评报道则是从反面为人提供借鉴的镜子，为工作提供反面的教材，异曲同工，正面报道和批评报道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促进我们的工作。所以，批评报道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要有利于化解矛盾，要有利于推动工作。新闻工作者要时刻牢记：要鼓劲，不要泄气；要帮忙，不要添乱。
要有利于安定团结
新闻媒体在实施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时，不要迎合一些不健康的思想去故意炒作社会热点，搬弄是非，更不要逞一己之能，图一时之快，擅自大量报道那些时下还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用的语言去激化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要与人为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还要善于理顺人们的思想情绪，聚拢人气，扶持正气，把人们的思想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
要把握好分寸和"度"
不能过火，也不能太温。批评过火了，一是失去了真实性，二是会引起被批评对象的反感；批评过温不到位，或批评不到点子上，犹如隔山打炮，起不到批评一点教育一片的作用。所以批评报道既要抓住问题的实质和要害，一针见血，又要注意留有余地，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以事服人，才能使被批评者心悦诚服，主动改正错误。
要热点问题冷思考
对待热点问题，媒体首先要给予极大关注。对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要有崇高的政治责任感，要深入实际采访，细心体察民情。其次是要冷静思考，分清哪些问题能报道，哪些问题不能报道，哪些问题可以马上报道，哪些问题只能以后报道，要做到心中有数，不能见啥报啥。面对热点问题，新闻媒体不能火上浇油，推波助澜，那就会犯导向错误。
要把握好时机和火候
对于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阴暗面和热点问题，一定要把握好批评的时机，注意曝光的火候。批评报道一般要有一定的提前量，但是，提前量太大，等到此类工作到来时，人们早已忘了前车之鉴；如果批评滞后，等到此类工作过去再批评，就成了马后炮，起不到教育和警示作用。大多数媒体在选择批评报道的时机和火候上还是很有经验的。比如，前年媒体在中秋节前夕对南京冠生园生产出售陈馅月饼的批评报道，时机和火候掌握得就很好。
要给人以希望和出路
舆论监督是一项政策性、敏感性和导向性很强的工作，不能说过头话，不能说绝对话，不能因一件错事就说人家一贯不好，批评人家既要让人家口服心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还要给人家改正错误的机会和时间；既要给人以信心和勇气，还要给人以希望和出路。
要有反馈和结果
过去好多媒体都开辟有"回音壁"、"回音廊"、"反馈箱"等栏目，专门刊发被批评对象的态度和改进工作的情况，有对抗批评的还可连续报道，运用舆论的压力督促其解决问题；有虚心接受舆论监督很快纠正错误的，媒体及时进行表扬。通过批评与被批评的交流沟通，促进了工作。而有的媒体只管批评，不问后果，不注重反馈。迟迟不见下文和处理结果，会令人失望。
要注意方法和策略
随着我国新闻事业从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新闻报道从内容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报纸，广播、电视受到受众欢迎的主要原因。但是，新闻报道在形式上变化则比较小，特别是在写作模式上，基本上没有多少变化，跟不上转轨的需要，也适应不了新时期的受众，极需来个变化。本文打算就此作一番探讨，主张改变平面化的报道模式，力求多侧面多层次地报道变化中的事物，使新闻报道立体化。本文不想用一种新的模式要求所有的报道，但是可以肯定，有相当一部分报道，特别是那些在较大广度和深度反映某一事物的新闻、通讯、调查等，应该是如此。
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
打开我们的报纸，稿件似乎只需要分为两大类：表扬稿和批评稿。凡表扬某人或某事物，绝对没有半点批评；凡批评某人或某事件，绝没有一句肯定和谅解。这种绝对化的报道比比皆是。甚至一个单位三个月前受到批评时，通篇是批评和抨击；作了些改进，三个月后受到表扬，一点儿问题也不提。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一分为二的，成绩和缺点，长处和短处是同时存在的；而我们的报道则告诉人们，事物要么是全好的，要么是全坏的，总是“合二为一”的。我们平常也讲究既报喜又报忧，但只是这个单位报喜，那个单位报忧。很少看到对同一个报道对象，既报喜又报忧。这使报道中的事物与现实中的事物总是有着或大或小的距离，使报纸在读者心目中不怎么可信（又说不清为什么不可信）。我们的不少读者批评报纸不真实、不可信、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报纸发了多少纯属于虚乌有的假新闻（那毕竟是极少的，而且总是得到揭露和纠正，因此也会得到读者的谅解），而是那些绝对好或绝对坏的、与事物原貌有距离的新闻报道，在读者心中积淀起不可信的因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起着消极作用。
这种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极端发展于大抓阶级斗争年代。在革命年代，对敌斗争，壁垒分明，报纸只是在划清敌我，分清大是大非上做文章，抓住对敌人要批，对自己人要赞这两条，就得了办报之要领了。现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是消灭了敌对阶级的社会，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对敌斗争，而是经济建设，我们报道的对象主要是人民内部的各个阶层、各个部分、各种人物，报道的内容主要围绕着现代化建设和各项改革，其复杂性远非革命年代可比。用单纯的批评或单纯的表扬来表现一个人、一项工作或一件事物，往往显得太简单化，容易出现片面性、绝对化的错误。而且，现代受众的文化素质、知识水平也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受众无法与之相比的。简单歌颂、简单批评的报道，已经落后于他们对事物的多维的思考，不能概括他们对于事物的多侧面、多层面的认识。
新闻报道要立体化
克服这种毛病，其办法就是使新闻报道立体化，向读者展示事物的全貌，包括其各个不同的侧面。这就要求我们在有深度地报道某一个事物时，必须打破绝对好、绝对坏的模式。当你要表扬某事物时，应写以表扬为主，却不回避缺点和不足的报道。后者哪怕只有寥寥几句，也会收到好的效果。当你批评某干部、某群众、某单位时，可写以批评为主，却又肯定某些值得肯定的成绩和长处的报道。
社会生活本来就是纷繁复杂的，人们很难找到十全十美的事物。特别是我们现在处于改革年代，报道中的许多事物处于较快的变化之中，即使那些被视为经验的东西也只是相对的，有些还要为新做法、新经验所代替，如果极言其利，讳言其弊，就会造成被动，不利于当事者的进步，也不能使受众信服。
报道事物要立体化，报道人物也要尽可能立体化。过去有很多长篇的人物通讯、报告文学，总是搜罗一面材料，把先进人物写成闪闪发光的高大形象，使之离其本单位人们对他的认识和印象甚远，其结果给先进人物留下一大堆麻烦，甚至使他孤立。久而久之，一些先进人物不敢接受记者的采访报道。我们的报纸当然应当宣扬先进人物，大量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但也不应该回避他们的不足与此同时失误（特别是那些明显的不足与失误，在一些群众中曾引起相当的反应时）。比如，新华社有关步鑫生的连续报道就做到了这一点，报道中以恰当的方式透露了他的一些缺点、不足，报道说：“当然，赵嘉祥、沈尧诚（两位发现和扶持步鑫生的干部）从来没有把步鑫生看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他们对他的缺点、弱点也有足够的了解：他办事果断，有时不免急躁，简单；他充满自信，有时又失之主观、固执；他敢负责，有时不大乐意听取不同的意见。”这样写，无损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而且使他避免了因受不适当的吹捧而招致人际关系恶化的困境，使广大读者、特别是熟悉他的读者感到，报道中的步鑫生是真实可信的。同时也使步鑫生清醒地看到自己进步的道路上还有要克服的缺点。
在本文付印时，新华社报道了步鑫生被免职的消息，可惜这次它未做到立体化、多侧面，只说“步鑫生在成绩、荣誉面前不能自持，骄傲自满，粗暴专横，特别是不重视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现代化管理知识贫乏，导致企业管理紊乱，亏损严重，资不抵债。”就是说，步的失败完全是他思想、作风等主观因素造成的。一时间各种新闻媒介都来讲步鑫生的不是，这种局面引起公众的不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新闻界咋这样搞？”。而《人民日报》的《一人浮沉，千夫评说》，全面评述了步鑫生失败主客观原因，以及社会各界对步鑫生的看法，既有批评，又有鼓励、希望。述评发表后，各方面读者都给予好评，一些改革者打电话，感谢人民日报说了公道话，说这也是给改革者撑腰壮胆。
由于立体化的报道可以多侧面的反映事物，因此它最适宜于用来加强对中间层次的报道。过去绝对好、绝对坏的报道模式，只着重报道事物的两极（其实那也是不合适的，两极事物也不是绝对的），而立体新闻适合各个层次，特别是中间层次。中间层次在社会生活中是最多的，中间层次也最需要引导、指导。通过立体的、多侧面的报道，报纸在同一报道对象身上，可以表明肯定哪些方面，不赞成哪些方面，期望和主张什么。在新闻改革中，我们很重视扩大报道面。立体新闻由于上述特点，可以成为加强中间层次报道，扩大报道面的重要途径，因此应该成为新闻改革中应该重视的一个问题。
克服批评报道的过大伤害
立体的多侧面的报道方式，应用到批评报道中来，是新闻写作模式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报纸的批评报道，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通篇都是不利于被批评者的材料和评论。不管是谁，一旦选为批评对象，都是从头批到尾，事物发展过程中有利于被批评者的材料，或能使被批评者得到某种谅解的材料一律避开，被批评者过去的功德更是只字不提，传统的批评报道是以战斗性著称的。
这种战斗性的批评，在革命战争年代对等敌人是可以的、应该的。在夺取政权以后，其使用范围就应该大大受到限制。在社会主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其矛盾双方都在人民之间，或者是群众与群众，或者是干部与干部，或者是干部与群众，或者是单位与单位。他们的错误，报纸也应该严肃地进行批评，目的是治病救人。我们总不能要求医生对病人要有战斗性吧？在调整社会主义的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时，报纸舆论应该做到公正、客观，无需把有一方说得十全十美，把另一方说得一无是处。当一方有八、九分错时，我们进行批评；另有一、二分正确的，我们也不妨点出来，并对那犯八、九分错的主客观原因，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这样的批评，才是公正的、客观的。而只有公正的、客观的批评，才是令人口服、心服的。
然而建国以后的长时期里，由于治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传统的批评报道模式随着历次政治运动而得到强化。每次运动或者开展一项中心工作，或以大批判开路或找几个坏典型在报上批一通。这些坏典型，必是“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一无是处。历史证明，几十年来，吃这种批评报道的苦头的，坏人并不多，好人倒是不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新闻工作走上了正道，批评报道比较事实事求是。但是由于基本模式未变，仍然存在着伤害过大的问题。报纸批评本来就存在公开、传播面广，而且留存于世等特点，再加上“抓住一点，不及其余”的批评方式，自然会对被批评者形成过大伤害。套用一句现成话，“无产阶级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报纸不解决对被批评者的伤害过大问题，它自己也就没有进行批评的自由。这几年批评报道是很难搞，见报前的批准难，见报后告状多，有时是打不尽的官司扯不尽的皮。除了党风、社会风气不正造成的障碍以外，传统的批评报道方式没有得到改革，造成过大伤害，从而使报纸批评阻力增大，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根据批评对象的不同性质，分出批评报道的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批评形式。
一、对犯罪分子或犯罪现象的批评，毫无疑问应该有战斗性，不留情面，对其消极面，不能有一句谅解之辞，但分析仍应尽可能客观、全面。
二、对于有错误缺点的干部、群众的批评，应该是治病救人，全面看待。特别是对那些工作有成绩、于社会有贡献者，更应该是下笔有分寸，尽可能实行“适当言好”的办法，即尽可能提到他的有关的成绩的一面，不回避对其有利的材料。
只要我们有意识避免伤害过大，办法是很容易想到的。就拿当年那篇批评商业部长吃客饭的报道来说，除了可以作一些有利于这位部长的背景介绍以外，还可以巧妙地如实透露他犯错误的客观环境，比如这样写：据了解，吃客饭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但人们认为商业部长应该带头加以纠正。在批评一个厂长压制工人民利时，还不妨借分析错误的原因，提到他以前在领导工会工作时很重视工人的民利（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妨把这种做法归结为为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是在进行过批评，打破了原有平衡的基础上，尽可能进行的新的平衡，是一种相对平衡。但它有助于事物进入新的有序状态。记者有这种平衡意识，对于搞好批评报道，是很有好处的。
三、对于一些尚存异议的事物的批评，则更应减其锋芒。比如一项计划外工程即将兴建，有一些明显的不当之处，但也有人能为它说出一些理由。但按照发展舆论监督的要求来看，这样有争议的事物更需要报道，因为舆论监督的功能之一，在于及时引起社会注意，使施政得到及时调整，以利及时避免损失。对于这样的事物，报纸可以客观地报道出来，并进行商榷性的评说；也可以用讨论式的评议，即把两种意见都摆出来分析。还可以只是从字里行间表现出不赞成的倾向，而不用很明显的批评的语言；当舆论普遍注意这个事物时，就可以在连续报道中加强自己的倾向性。这样进行批评，就不会陷入被动。
过去，我们的报纸为加强战斗性，喜欢新闻、评论一起上，评论充满着结论式的定性语言，上纲上线进行分析，火药味浓浓的。我认为这种办法还是少用一点为好。因为这样做，一旦发生错误，毫无回旋余地，对报纸威信损害甚大。特别是我们通常是记者写报道，编辑写评论，对事实了解、理解的程度不一样，分寸感也不一样，常有评论比报道更尖锐的现象。我认为，对于许多问题，最好是将批评报道先发出来，在得到一定的反馈以后，晚一两天才发评论，视舆情变化（包括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决定评论的调子是比报道高一些，还是缓和一些。如果报道中有出入，还可以在评论中补正。
总之一，事物是多层次的，批评报道也应该是多层次的。掌握多层次的批评报道是一门艺术，这门艺术非常值得我们去钻研、去驾驭。
改变单一因果关系的报道模式
传统的平面化的报道模式，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无论现实生活多么复杂，影响事物发展变化的因素有多少种，出现在报道中的事物变化的原因永远只有一个。大到“某部门整顿党风，整出经济效益”，小到“某村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建成精神文明村”，都不离这种模式：因为a，所以b，即由一个因，结一个果。实际上，报道中的因只是这个部门、这个村发生变化的诸原因中的一个，并且可能不是主要原因，报道不过是选个角度来做文章罢了。这种突出和夸大促使事物变化的某一个原因而形成的单一因果关系的报道模式，在“”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印证式新闻盛行，办报人实际上就是要下面找例子印证和图解上面一项项政策、主张，下面写稿人也就习惯于从复杂动因中挑出一点（这一点也是似是而非），来敷衍成篇，以迎合报纸的需要。
这种跟风报道，现在比较少见了，但是只要我们不能正确处理事实与新闻的关系、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乃至新闻与政治的关系，类似的实用主义的，对口径的报道随时还会出现。
比如，不难见到，有的新闻在报道一种做法时，为强调其重要，硬是把一个很大的“果”挂在它后面，造成因小果大。有家大报曾报道一个煤矿的灯房女工，主动组织起来，为井下工人洗窑衣。这个事迹是好的，但它后面接着写：矿工们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大战煤海夺高产，几个月来增产煤炭八千吨。这个“八千吨”的果，似乎都是洗窑衣洗出来的。读后使人心中泛起一种不可信的感觉，反而影响了这篇报道的效果。这种硬拼凑出来的因果关系不如割断为好。
本文对于写作模式的改革，作了以上几个方面的探讨，实际上都是提倡更多地运用立体的、多侧面的报道形式（特别是各种类型的深度报道，尤其应该运用）。运用这种形式写作时，新闻工作者必须具有为人民负责，公正、客观地向社会报告事物发展变化的心理态势。运用这种形式写作，最终目的是让我们的新闻报道，在受众那里可信、可读、可亲。
笔者认为,在这些文本中,由于其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语境的不同和语词及其所指的差异,存在四种不同的话语范式。
一、1981年以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话语范式
中共中央发出的“1950年决定”,对在报刊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并对具体的形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决定要求“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教育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报纸刊物上作关于这些缺点和错误的自我批评”"。这样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上对下”的批评,不是党和政府及其领导人对下级或人民群众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和落后现象进行的批评,而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及其领导者的批评,是“下对上”的批评。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是在党内展开而是在社会上展开,不是内部文件、会议或面对面的形式,而是“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自由地”进行的新形式。
“1954年决议”是中共中央就当时的报纸工作做出的一个全面的决议。决议分5个部分,其中的第三部分就“1950年决定”以来,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报纸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决议再次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用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最尖锐的武器。为了广泛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各级党委应充分地和正确地利用报纸这一有力的武器”。#
“1981年决定”是中共中央在十年结束之后,国家开始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的。决定第四部分对新闻媒体“正确处理表扬和批评的关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及具体的方式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决定指出,“近年来,许多报纸刊物重视反映群众的意见和呼声,积极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提高了报刊和党的声誉。今后还要坚持这样做。各级党委要善于运用报刊开展批评,推动工作。”$
1950年的决定和决议,以及1981年的决定,都是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专门性文件,特别是1950年决定,更是专门针对报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而做出的。这三个决议或决定中,无论是1950年的决定和决议,还是1981年决定,中共中央使用的词语都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我们将其归为舆论监督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范式。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通过报刊等新闻媒体这种公开的形式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即通过大众传媒的公开传播来揭露问题、修正错误、改进和推动工作、促进党和人民的联系,实际上是党的作风的一种扩展和延伸,是在党的领导下,从党内向党外,向社会,向广大人民群众的一种扩展和延伸。实施批评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批评的对象是党和政府、党员和党的干部在“工作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同时,党和政府、党员和党的干部,又是自我批评的主体,承担着在报刊上进行自我批评的责任;而报刊等新闻媒体在这种公开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中,是“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报纸编辑部要在党委领导下积极负责,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严格按照党的原则、中央的决议和党委的意图办事”。%
由此观之,这种在报刊上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我们认为,它带有极强的组织传播色彩,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大众传播。因此,上述三个文件实际上均是在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党的工作和党群关系的话语框架内所进行的言说。在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内,报刊或新闻媒体是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种新的形式、新的手段、新的途径和新的物质载体。
二、十三大:协商对话的话语范式
舆论监督作为学术话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80年代中期,“舆论监督”一词开始比较频繁地见诸报刊。而过去新闻实践话语中的“批评报道”、“负面报道”等,也逐渐为“新闻舆论监督”、“舆论监督报道”所替代。
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将“舆论监督”写进了大会报告,这在舆论监督话语范式的演变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意味着舆论监督一词从学术话语、新闻实践话语或日常话语之中,正式进入国家政治话语体系,成为被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所接受和认可的话语。
从报告中直接出现“舆论监督”一词的这段话语来看,舆论监督的所指依然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话语范式有着紧密的联系。“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不正之风等,作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对象,都包含于既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之内。但并非仅仅如此。从这段话语在文本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来看,它处于报告的第五部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五小节“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中。在“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一节的开头一句即是:“正确处理和协调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随着经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各种社会利益和矛盾必然会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在领导机关和群众之间、这部分群众和那部分群众之间,需要有“相互沟通的机会和渠道”,“必须使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做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报告接着阐述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必须发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并明确了“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基本原则。在提出“要制定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若干规定”之后,报告强调,“要进一步发挥现有协商对话渠道的作用,注意开辟新的渠道。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
这种文本结构显示,报告是把舆论监督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之一,即“社会协商对话”中的一个途径和方式来叙述的。它表明报告对舆论监督的框架定位是:舆论监督是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舆论监督在“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中起着重要作用;舆论监督是社会协商对话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方式,它起着在领导机关和群众、这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进行沟通的渠道和中介作用。
很显然,舆论监督的内容在此有了新的变化或拓展:它不仅仅只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下对党政机关、党员干部缺点错误和等的一种批评,而且是“及时地、畅通地、准确地”进行“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的社会协商对话的重要渠道之一,并且包含着对党务、对重大情况重大问题进行公开报道和公开讨论的内容,亦即要使人民群众对党务、对重大情况有知情权,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享有参与权。当然,这种知情权、参与权是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框架内的言说。毫无疑问,关于舆论监督的这种“协商对话”的话语范式,是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调整、重构的过程中,对舆论监督意义建构方面的一个重大的变化。
三、十四大至十六大:权力监督的话语范式
从十四大到十六大这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以及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发出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党建决定、建设精神文明决定和颁布的党内监督条例,其文本内容均涉及到舆论监督。
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报告均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叙述框架内指涉舆论监督的。在十四大报告中,关于舆论监督的概念出现在报告第二部分第六点“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之中:“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强化法律监督机关和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能,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报告在这里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与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并列为一种监督方式,很显然,这里的舆论监督是指对“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决策权”的监督。
十五大报告把舆论监督作为“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强调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十四大报告指明对决策权的监督不同,十五大报告是把舆论监督作为“民主监督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的,它不仅仅是对决策权的监督,而且是对所有“行使权力”包括党政、司法等广泛的权力的监督,是所有权力行使过程中“制约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六大报告是在第五部分“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中提及舆论监督的。在指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对象、重点、方式等问题后,报告强调,“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要做到这些,除了“加强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从上述看来,三个报告都将舆论监督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范围内,围绕着“如何监督权力”这一问题,从权力的要素、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框架中叙及舆论监督,并把舆论监督作为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方式之一。同样的,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党建决定、建设精神文明决定和党内监督条例中,也都是从监督权力的角度来强调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和作用。因此,在十四大和十六大期间,党代会报告和中共中央决定、条例等,在涉及舆论监督时,始终是把它放在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这个基点上来定位它的地位和作用的。舆论监督的对象和内容,是权力(包括拥有权力的组织和个人)及其运行过程;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所以,在党的十四大到十六大期间,对于舆论监督上升到对权力及其运行过程进行监督制约的高度,把舆论监督作为对党政、司法等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的重要方式、手段,进一步扩展了舆论监督的对象和内容,使舆论监督在原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话语范式、协商对话范式的基础上,从政治体制、民主法制建设的高度定位舆论监督,将舆论监督纳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和监督制度之中,更明确地将舆论监督对象和内容指向权力及其运行过程,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权力监督”的舆论监督话语范式,从而使舆论监督的意义更加深刻。
四、十七大前后:民主政治权利的话语范式
十六大以后,随着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在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方面出现了新的变化。
十七大报告在“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部分中,从六个方面阐述了这一主题。在“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一节中,报告首先强调要“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在这里,舆论监督是作为“监督合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约和监督权力、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监督力量之一。同时,报告还把监督作为一种权利,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首次提出了监督权的概念,并把监督权与决策权、执行权并列,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而作为监督权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舆论监督,很显然就纳入了这种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之中,成为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运行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然而,十七大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意义建构远不止于此,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四权”的提出。早在2006年10月,中共中央第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构建和谐社会决定”中就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深化政务公开,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十七大报告首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了对舆论监督具有重大意义的“四权”,报告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0它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直接使用了外来政治法律概念,并从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和核心、民主政治制度以及的层面来重新定义和阐释“四权”,其含义更加丰富,更为高远。
报告对“四权”的阐释虽然并没有直接述及新闻传媒和舆论监督,但其无一不与新闻传媒和舆论监督密切相关。尤其是其中的知情权和表达权,更是与新闻媒体和舆论监督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时候和很多情况下,人民或公民主体都必须通过新闻传媒的中介或公共通道作用来实行这四种民主政治权利或权利。从舆论监督的意义演变和建构来看,“四权”的提出,是从此前的权力监督范式中“必须对权力进行监督”这个方面,进一步拓展到“如何保障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利”,即不仅要对权力进行监督(明确了监督的对象),更要保障人民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民主政治权利(明确了监督主体的权利)。只有保障了这四种权利,才有可能实行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同时,这种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权利,不仅只是在具体的决策、执行层面的监督权利,而且是在政治制度和宪法高度的一种民主政治权利和权利。
因此,十七大报告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范式,从“监督权力”拓展到“监督权力的权利”,从而确立了进行舆论监督是人民或公民主体的一种民主政治权利,并且是一种必须予以保障的权利。这种国家政治话语范式的确立,无疑使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了广阔的学术话语空间和新闻实践话语的可能。
五、结语
从1950年至今,中共中央关于舆论监督的话语,经历了从批评与自我批评、协商对话、权力监督到民主政治权利这四种范式的演变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形势下对媒体功能和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认识变化、公民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和权利诉求的日益强烈、媒介类型和媒介形态及其结构的多元化发展与转型等因素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舆论监督的话语意义,从初期作为一种“改进工作和防止的途径和方法”,到当下“对权力进行监督的民主政治权利”,其意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关于舆论监督的“民主政治权利”话语范式,既具有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媒介类型和结构的特点,又吸收了国外先进的政治文化和新闻理念中有益的内容;既适应了当下的国情和语境,又具备了与世界进行交流沟通的某些话语基础。它使中共中央关于新闻舆论监督的话语范式和意义建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键词：大众传媒 文学批评 媒体批评 大众文化
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问题主要’围绕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文化批评、审美批评与媒体批评等展开。其实，一直以来，文学与传媒之间就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现代文学批评活动主要是在杂志和报纸等纸质媒体上进行，从“五四”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之间一唱一和，相得益彰。可以说，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文化启蒙运动，主要是通过传媒影响受众，与受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结果。因为报纸和杂志等是文学批评家传播其文学思想的通道，文学杂志和报纸文艺副刊具有很强的文化承载性，这种文化的承载性与媒体的复制性相结合，从而使知识分子的思想得到传播，营造出一个新文化的传播场。到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和消费时代的到来，一直以商雅自居的严肃文学逐渐失去头上的神圣光环，而以通俗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要特点的大众文化正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向。与此同时，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电子杂志等新兴媒体开始楔入文学批评的空间，并对文学批评空间的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时期，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本身也朝大众化、泛文化、娱乐化趋势发展，媒体批评也随之应运而生。文学批评的边缘化和批评功能的弱化使得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寻求大众传媒和文学批评之间的平衡支点和互赢局面是目前文学批评发展的需要。
传媒控制下文学批评的走向
大众传媒一直被视为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上暗礁的“望者”、人民群众的“代言者”“传声筒”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媒自身的优势和功能特征。在当今这个商业化社会中，大众传媒凭借其自身优势，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同时又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文学批评自身的发展。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本身也在传媒的影响下朝大众化趋势发展。许多文学作品被拍成电视剧、电影等，如刘震云的《手机》、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妻妾成群》等相继“触电”，文学作品开始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许多束之高阁、不受关注的文学作品，一经荧屏即会家喻户晓。在商业化、市场化的利益驱动下，作家们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传媒控制下的文学写作。他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创作者，还是某电视剧、某电影的编剧等。而相应的文学批评也逐渐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大众化，文学批评原有的功能特征被弱化。从文学批评的本质上说，“文学批评具有自身特殊的运行机制：它一方面要以某种理论为框架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出阐释，这使它具有了学理性追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操作性。具有干预生活的直接性”，而新时期，文学批评在大众传媒的影响下，其内涵和外延在根本上都有很大的改变，文学批评逐渐降低了其学理性的追求，其批判精神的锋芒也不再像以前那么尖锐和深刻。具体来说，它呈现出如下走向：
文学批评趋于商业化、功利化和天众化。以往的文学批评方式太深奥，学理性太强，只在一定的圈子内被认可，与受众之问有很大的距离感，但大众传媒却改变了其批评方式和风格。大众传媒作为传播信息的中介，它要与尽可能多的人接触、打交道。所以，它要想得到受众的认可，就要采用便于人们理解的书写方式和表达方式。否则，它就会失去大部分读者。从受众接受程度上来说，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与受众之间关系密切。而文学批评的商业化和功利化倾向的背后又蕴涵着文学批评的大众化，可以这么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笔、访谈录之类的批评文体成为传媒上最活跃的批评方式，它们在大众报刊、专门的文学批评报刊和文学杂志上大量出现。这种批评犀利泼辣、通俗易懂，这是它的主要特点，也是它的优势，但这种批评方式有时犹如蜻蜒点水，缺少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度的理论研究。为了满足最大数量受众的需要，那种富于表现力和冲击力，吸引眼球的语言方式备受人们青睐，于是所谓的“酷评”和“艳评”开始走俏。但是当我们冷静地分析这种现象后，就会遗憾地发现，大众传媒时代的文学批评在向大众靠拢的同时也稀释和淡化了自己的学术品位。
文学批评趋于泛文化和边缘化。进入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冲破了之前的“苑囿”，开始转向文化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进步，它拓宽了文学批评对象的外延，不再仅限于文学自身。当今社会是一个影像的时代、读图的时代，电视、网络处处渗透和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们特有的直观影像充斥着人们的头脑世界，人们也更愿意通过对影像符号的接触与解读来进行娱乐和思考活动。由此以来，人们的审美化倾向开始发生变化，人们关注的审美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纯文本，“一些文学教授开始从莎士比亚转向了麦当娜，从《包法利夫人》转向了侦探小说；另一些批评家放弃了诗歌和小说而兴致勃勃地进入了广告、MTV和流行歌曲的研究，甚至考察起了香烟与垃圾的历史脉络。电视肥皂剧、街头舞蹈、服装款式的含义，电影之中的种族冲突或者观众被赋予的性别主置――这一切都被纳入文学批评的研究范围”。文学内容的泛化倾向使得文学批评的空间范围变大，文学批评正转型为文化批评或泛文化批评。由于泛文化倾向可能会遮蔽甚至取消文学的独立地位，于是有学者发出了“文学批评的缺席”、“文学批评的退场”等呼喊。
毋庸置疑，文学批评的泛文化使得文学批评和研究有了很大的视野空间。如王晓明、陈思和等人关于“成功人士”的讨论；倪伟关于城市广场的分析：林舟对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构成的研究；陶东风关于电视广告的分析等。这些研究对象在很大程度上都超越了传统的文本分析，研究方法开始进入文化分析、社会历史分析、话语分析等，进而揭示文化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泛文化化，使得一些外部理论对文学产生强制性的包围和入侵，可能会掩盖文学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发展，因为这种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文学。长此以往，文学空间就会萎缩。文学批评泛文化的同时也会造成其边缘化的形成，它不再像以往那样重视文学作品，而且其理论深度也有所下降。在大众传媒时代，文学批评只有不断满足大众传媒的意识形态利益，才会被受众所认可，在这种趋势下，文学批评很难再有自己的独特性，再加上商业化生存方式需求的驱动，使得文学批评逐渐丧失了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
媒体批评的出现与发展也是文学批
评边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所谓“媒体批评”，主要是指发表在报纸杂志和互联网上那些短小尖刻的批评文字，它是以普通受众为对象的批评，这类批评最初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后来影响到文学批评。像《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介的评论版都很不错，评论者都是针对社会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发表自己独特的见解。不言而喻，媒体批评更多的是注意事件性、趣味性和新闻性，即使涉及文学现象和创作等也只是作为一个引子，而不像纯文学批评那样深入到文学自身规律的探讨。
文学批评趋于娱乐化。著名政治学家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大众传播有三大功能：监视环境、联系社会、传递遗产。后来，社会学家赖特又做了补充，认为大众传播还有娱乐社会的功能，而且得到认可。进入消费时代以来，大众传媒呈现出娱乐功能中心化的趋势，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文学批评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扮演批判、启蒙、审美等角色，也开始出现娱乐化倾向。
目前，文学批评娱乐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文学批评带有很大的新闻性、趣味性、事件性，而文学批评本身的学术性和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批评对象也日益时尚化、新闻化、漫画化，这不仅损害了批评对象的主体性，而且也直接危及到了批评本身。回看2006年的《百家讲坛》，于丹通过电视，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给大众炮制了一个她心中的孔夫子形象，她对《论语》的解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批评家对此各有不同的看法。在媒体制造的神话中，面对于丹的论语心得，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几乎看不到她对传统文化和旧道德的“批评”，而是拿孔子做道具的“娱乐”。但这种轻松的、带有娱乐性的“批评”方式却极受人们的喜爱，我们对此敢于去质疑吗?300万的巨大印数就足以让你哑口无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样的文学批评虽然让大众更加接近了文学，却在某种程度上远离了文学的真正本质。文学批评的娱乐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众的猎奇、娱乐消遣的心理，这也是传媒时代一切以市场为导向，商业化、市场化的经济利益所驱使的结果。
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空间的“和谐”建构
大众传媒时代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广阔空间，这里既充满了机遇与挑战，也布满了沼泽与陷阱。文学批评该何去何从?文学批评如何在这种新的形势下谋求自身的道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批评能否有效地进人大众传媒，影响受众的视听和舆论，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如何与传媒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互利的关系。作为现代传媒的一部分，文学批评不可能离开媒体而单独存在，由于文学批评所固有的精英意识和批评立场，一定程度上又阻碍着它与大众传媒话语之间的交流，但大众传媒又是需要文学批评来确认自己“大众代言人”的合法身份的，传媒通过专家学者对各种话题的讨论，实现和巩同对公众社会的影响力和思想垄断权。这说明二者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是有契合点的。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平衡点和支点，也即建构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的和谐空间。对此，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几点理论探讨：
第一，文学批评应该以某种文学理论为支撑，不能完全脱离文学自身，文学批评可与电视、网络等媒体相结合，充分体现二者融合后的共同优势。比如目前出现的网评，报纸也开始推出电子版，改变了以往纸质媒介不易保存、不可复制等缺点。事实上，文学批评自身为了拥有尽可能多的受众，为了更好地生存，也在积极地向媒体靠拢，无论是在语言上、板块设置上还是批评风格上等都受媒体影响之深。
第二，在大众传媒的带动下，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场域开始形成，它打破了以往传统文学批评的空间，批评的主体性也有所改变，以往评论的权利往往是学院派的评论家、报纸编辑，而传媒控制下的文学批评主体开始多样化，可以是作家、评论家，也可以是普通受众，主体问的互动性增强，打破了以往单一化的一线性模式。文学批评也可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优势和雄厚的资本向大众普及自己的学术理念，让学术走出纯理论的桎梏。
第三，在一定程度上，大众传媒会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发展构成瓦解，但它们之间也有更为良性和建设性的融合。就目前而言，经济的持续发展或许会开创大众传媒与文学批评互动的双赢局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作用于经济基础，媒体在拥有强大的资本后，就会去寻求精神文化上的身份认同，利用文学批评的文化象征资本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文化品位的提升又会增强大众传媒的话语影响力和媒介公信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