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范文

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篇1

(1)chfs抽样设计：经济富裕地区(东部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样本市县中东中西部省份的比例为32:27:21，全国为34:27:38)，城镇地区(相对于农村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样本中城镇居委会与农村村委会比例为181:139)，城镇富裕家庭占比较大，样本的地理分布比较均匀。

(2)数据核查：事后对所有受访者进行(电话)回访。

(3)拒访率：chfs的拒访率低于国内外相似或同类调查的拒访率。

(4)数据代表性：人口统计学方面，chfs调查数据在家庭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方面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较一致，其中城市人口比例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有差异(XX年chfs数据按户口计算为0.369，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0.513，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不是户籍概念)。在居民收入总额上，chfs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总额、人均收入方面比较一致，在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内部构成上二者差距比较大。

(5)国内有影响力的家庭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

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抽样，它是一种使用辅助信息，从而使每个单位均有按其规模大小成比例的被抽中概率的一种抽样方式。pps 抽样是指在多阶段抽样中，尤其是二阶段抽样中，初级抽样单位被抽中的机率取决于其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大小，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大，被抽中的机会就越大，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小，被抽中的机率就越小。

2.家庭人口和工作特征

(1)XX年chfs样本数据显示平均家庭规模为2.94人。少儿(15周岁以下)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3:100，劳动年龄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0.5:100，老年(60周岁以上)人口的男女性别小于1。

(2)无论是根据人口老龄化指标1(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根据chfs我国XX年该数据为16.34%)还是指标2(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我国为10.65%)都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少儿抚养比低于老年抚养比，且城市人口老龄化趋势高于农村。

(3)根据chfs数据，我国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比例高达63.58%，年龄组越低的人群高学历的比例越高。

(4)根据chfs我国城市剩男、剩女(30周岁以上的未婚男女)的比例41:62，农村为59:38。

(5)企业雇佣的劳动力占从业人员的比例高达62%，其中38.44%在私营或个体企业工作，大力发展工商业可能是解决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途径，大力支持私营或个体企业的发展，中国劳动力就业压力将可能得到缓解。

(6)具有博士学历职工的工资收入低于硕士学历职工的工资，在这个阶段教育收入回报为负。

(7)随着人口年龄降低，初中学历以下人口比例显着降低，义务教育效果明显。

3.家庭非金融资产

(1)从土地的闲置率上看，在被征收土地归为农用土地的假设下，限制土地的占比也有9.97%。(这一数据与我观察到的家乡的情况正好相反，由于种粮补贴及苹果价格上涨，农民们甚至把部分荒山都开垦成土地了，根本看不到土地闲置的情形。)

(2)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比例为35.22%。

(3)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16∼25周岁，26∼35周岁的农村居民供给人数显着小于其他年龄组，据此分析，劳动力输出可能持续不足，“用工荒”现象可能长期存在。

(4)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中，有66.88%的农业家庭以及72.68%的非农业家庭没有使用机械。

(5)政府对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的补贴差异仅能缩小两类农作物生产收益差距的2.2%，富裕家庭可能获得了更多的农业生产补贴资金。(这是否与富裕家庭的生产规模更大有关系?)

(6)XX年非农业户籍家庭11.79%从事工商业，农业户籍家庭14.73%从事工商业项目。行业分布方面，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制造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其他行业分列前5位。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家庭从事工商业活动更为积极。

(7)从户主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XX年从事工商业的家庭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77年，高于未从事工商业家庭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后者为8.86年。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中，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家庭户主与未从事工商业活动家庭户主获得这些学历占比差距不显着。(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家庭中创业比例低于大学本科以上学历)随着家庭工商业项目资产规模的增加，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增加。

(8)按行业来看，绝大部分行业对应的工商业项目资产规模小于40万元。从工商业项目的取得方式看，通过创立工商业项目的方式获得经营项目的家庭占比为79.69%。从家庭对最主要工商业项目的占有份额来看，农业户籍家庭占有份额平均为93.27%，非农业户籍家庭为87.85%。从项目的组织形式来看，个体户/个体工商户是最为普遍的组织形式。

(9)个体户/个体工商户家庭每周平均工作时间6.51天，家庭独资企业6.34天，有限责任公司5.41天，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分别为6.18天、5.62天。

(10)XX年家庭主要从事的工商业项目以盈利为主，仅少数项目存在亏损现象。

(11)从银行贷款的资金流向来看，大企业或工商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更大。贷款申请被拒及害怕被拒而未提出申请的家庭占所有从事农业或工商业家庭的10.7%。从贷款的年利率来看，农业家庭与非农业家庭非别为7.11%、5.96%。随着贷款规模的增加，贷款的年利率大致呈递减趋势。非农业家庭主要采用抵押贷款，农业家庭主要采用信用贷款。不管是农业家庭还是非农业家庭向民间金融住址借款的占比均较小。不管是农业家庭还是非农业家庭，绝大部分借款都没有收取利息。

(12)非农业户籍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5.39%，农业户籍家庭为92.60%。XX年中国城市有房家庭户均拥有住房1.22套。11.88%的城市家庭未拥有住房，69.05%的拥有一套住房，15.44%拥有两套住房，3.63%的拥有三套以上(城市家庭有房率比较高，但炒房的比例并不高，未来商品房的需求可能在于城市化)。XX年城市人均建筑面积为38.89%，人均使用面积上升到33.76%。中小户型商品房(建筑面积小于等于90平方)占比为44.89%。XX年中期，有13.94%的非农业户籍家庭为购买住房而向银行贷款，还有7.88%的非农业户籍家庭通过银行以外的其他渠道借款以获得住房。(住房贷款的比例低于我以前的预期)户主年龄在30-40周岁之间的家庭，贷款总额平均为家庭年收入的11倍之多，收入处于最低25%的那部分家庭贷款额达到了年收入的32倍之多。

(13)约14.53%的家庭拥有常见车辆如轿车、客车和货车等。排名前3位的汽车品牌分别是大众、丰田、别克。第一辆汽车从银行借款或通过其他途径借款的占拥有汽车家庭的24.33%，为第二辆汽车负债的家庭占拥有两辆以上汽车家庭的14.29%。家庭为汽车购买保险比较普遍，但为其他车辆购买保险较少。每类汽车险种，没有理赔的家庭购买占比都比理赔家庭的购买占比低，汽车保险的逆向选择明显。

(14)在其他资产种类的分布上，农业家庭和非农业家庭持有金银首饰最为普遍。

4.家庭金融资产

(1)金融市场参与率分别为：银行存款60.91%，股票8.84%，债券0.77%，基金4.24%，衍生品0.05%，金融理财产品1.10%。其中股票市场、基金市场、银行存款以及民间金融的参与率与学历(博士以下)成正相关，与年龄成反相关。博士在股票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的参与率显着低于硕士，在基金与银行存款市场的参与率高于硕士。

(2)家庭金融资产平均为6.38万元，中位数为6000元，金融资产在家庭之间的分布不均匀。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持有金融资产(或无风险资产)总量成正相关(博士除外)，与年龄反相关。户主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持有风险资产总量正相关(博士除外)，在年龄段的分布上44周岁以下家庭持有家庭风险资产最多，60周岁次之，45-59周岁最少。家庭风险资产的占比平均为9.98%，与户主受教育程度正相关(博士除外)，与年龄反相关。(博士群体更保守么?)

(3)从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来看，城乡家庭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的中位数分别相差4000元与3万元，城乡差距较大。农村家庭股票账户现金余额均值、中位数均高于城市家庭，表明农村家庭股票账户资金闲置情况更严重。股票投资盈利的家庭占比为22.17%，学历与炒股赚钱之间没有必然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炒股赚钱比例递增。炒股借贷的比例为1.70%，平均借贷金额为6.29万元，比例较小，但金额较大。50%以上的家庭没有从基金投资中获利。

5.家庭负债

(1)家庭房产负债比例为(2513/8438)29.78%，其中银行贷款比例为(846户)10.03%，贷款均值为22.85万元;民间借款比例为(1667户)19.76%，借款均值为5.37万元。家庭教育负债比例为7.93%，均值为12798元。

(2)除了住房、汽车、商业、教育、信用卡负债之外，其他负债的主要目的是看病，占40.41%，其次是娶媳妇，15.40%。家庭其他负债的主要来源是近亲。民间借款的家庭比例为34.95%。

6.家庭保险与保障

(1)44.2%的被调查居民没有养老保险。农业户籍居民64.36%主要靠子女养老，非农业户籍为49.17%。目前离休金与退休金之间，以及离退休内部行业之间差距较大(养老保险改革势在必行)。0.38%的农业户籍居民与4.76%的非农业户籍居民有企业年金。从行业来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拥有企业年金的比例为6.26%，占比最高，其次为专业技术人员为4.4%。年金人均领取余额，前者为1627元，后者为5131元。年均缴纳方面，二者差距不大。

(2)社会基本医保的平均覆盖率为89.17%，城乡差别不大。商业保险方面，农业户籍居民92.86%没有任何商业保险，非农业户籍居民，85.37%没有任何商业保险。

7.家庭支出与收入

(1)家庭总支出由食品支出(27%)、衣着支出(6%)、生活居住支出(17%)、日用品与耐用消费品支出(6%)、医疗保健支出(8%)、交通通信支出(20%包含交通工具的购买支出)、教育娱乐支出(14%)及其他支出(2%)构成。农村居民年均消费支出为城市居民的51%，且家庭消费不均等的程度在农村居民内部更加突出。城乡居民在医疗保健支出上相差无几，考虑到城乡收入差别，农村居民的医保负担更重。城镇居民的转移支出占其收入的比重约为11%，农村为14%。

(2)居民家庭年收入的均值与中位数之比约为2.9:1，意味着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高。XX年我国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为3884元，转移性支出为6052元(差额去了哪里?)。公务员家庭相对于非公务员家庭来说，年转移收入的总量高出32%，来自非亲属的转移收入比例也大大高于后者。

(3)无论是城镇家庭还是农村家庭储蓄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子女教育。子女教育和结婚、养老以及买房是我国家庭储蓄的三个主要原因。

8.家庭财富

(1)城市家庭资产达到均值的占14.30%，农村家庭资产达到均值的占21.34%。

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篇2

新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越来越多，也更复杂，使不成熟的金融投资者难以把握，同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结构的改革，已引起了决策的持续转移，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承担更多的责任。个人有足够的经济素养和金融知识吗？为了调查个人掌握金融知识的程度，并评估其与金融决策的关系，本文设计一些问题清单，用于调查和区分不同层次的金融知识，然后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为经济决策和教育计划提出一些建议。

二、调查分析过程

本文使用2010年西安市住户调查数据，覆盖人口和经济特点的信息，侧重于财富和储蓄数据。第一个模块2028户家庭中共有1508户完成问卷，这意味着74.4%的反应率。第二个模块1508名受访者中1373名完成问卷。受访者掌管家庭财政。在样本中受访者的年龄从22岁至90岁（平均年龄为49.6岁），51.5%的受访者是男性，34.5%有大专以上学历。在家庭组成方面，56.8%的受访者已婚或同居，三分之一家中有儿童。整体而言，18.4%的受访者已退休（包括提前退休），10.8%失业，4.4%是自雇人士。

（一）金融知识普及程度调查分析 本文设计了两组问题来调查和评价金融知识。第一组问题旨在调查基础金融知识。第二组问题旨在调查深层次的金融知识。要求被调查用户不借助额外信息或不使用计算器来回答问题。如图1、图2所示：

第1个问题测试简单的计算能力，第2个问题测试复利的运作，第3个是关于通货膨胀的影响，第4个关于贴现问题，第5个关于受访者是否有货币幻觉，这些问题奠定了基础金融交易、金融计划和日常金融决策的基础。

这些问题的答案见表1（A组）。更多的受访者正确地回答了第1个问题，错误答案的比例占5.2%。对于复利计息、时间贴现和货币幻觉这三个问题，正确答案的比例有些下降，比70%多一点，在测量货币时间价值和货币幻觉的时候错误答案的比例在24%左右。还要注意的是，许多受访者正确地回答了每个问题，正确回答所有5个问题的受访者的比例是仅仅40.2%，见表1（ B组）。因此，虽然一些受访者对金融概念有基本的认识，但远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

表1是对基础金融知识的调查结果，A组报告了对5个基本问题中的每个给出“正确” 、“不正确” 和“不知道”三个答案的家庭。B组报告了针对5个问题给出“正确” 、“不正确” 和“不知道”三个答案的数目的分布。

表2是对深层次金融知识的调查结果，A组汇报了对于11个更深问题中的每一个提供“正确”、“错误”和“不知道”这三个答案的家庭的比例。B组汇报了对于11个更深问题中的每一个提供“正确”、 “错误”和“不知道”这三个答案的数目的分布。

显然，这些问题比前面的问题更加复杂。目的是去测试更深层次的金融知识，这跟投资和投资组合的选择密切相关。设计这些问题是为了评估金融资产的知识（例如股票、债券和基金）、不同资产的回报和风险、股票市场的运作、受访者是否懂得基金的运作、债券价格和利率之间的关系。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表2（A组）显示。答案的格局更加不同于前面的问题。例如每个问题正确答案的比例更低，仅仅四分之一的受访者知道债券价格，仅仅30%的受访者知道长期债券如何运作，不到50%的受访者知道股票型基金比公司股票更安全一些。不仅相当多的受访者错误地回答了这些问题，而且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在一个长的时间段里哪一种资产的回报最高，对于这个问题30%受访者的答案是错误的，22%的受访者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对于债券价格和利率的关系，37%的受访者回答是错误的，同样有高达37.5%的受访者不知道答案。对于债券、股票和基金运作这些问题，许多受访者答错了或者不知道答案。表2 （B组）显示仅一小部分的受访者能正确回答这部分问题，然而给出不正确答案和“不知道”的答案比例是很大的。这是重要的发现：因为现实中，很多投资组合产品，都是假设投资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很高，并且消息灵通。事实上，表1和表2 的研究显示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投资者具备这些金融常识，有相当多的投资者是很盲目的。

（二）金融知识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哪些因素会影响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因素分析依然是针对两类问题：基础知识问题（第1组的5个问题）和深层次知识问题（剩下的11个问题），分别进行因素分析。构建两类指标：第一个指标与基础知识有潜在的关系（注意，在这部分里没有关于股市、股票和债券的问题），第二个指标测量更深的金融知识，而且是关于股票、股市和其他金融工具。利用这些信息去区分金融知识的掌握程度是很重要的。

为了确认这两类指标的有效性和它们的特征，报告了跨人口统计学变量的金融知识指标的分布，例如教育、年龄和性别，见表3。正如预期的那样，基础金融知识随着教育程度有显著的提高。基础金融知识处于最低水平的那类人集中于受教育程度最低那一类：小学和中等职业学校。反过来，受过高职教育或大学教育的人下降到基本知识指标的最高四分位数。表3也显示出在基础知识里因性别有很大差异：女人比男人的基础知识更差。

在表3 （B组），就更深的知识而言，发现知识跟教育的关系。小学文化的受访者中有很大比例（48.3%）是处于知识的最低水平（第一个四分位数），当知识水平到较高的四分位数时，文化程度高的受访者的比例上升，但当研究大学文化的人时，仅43.4%的人在更深知识的顶端（当研究基本知识时比例在70.9%）。因此，即使文化知识高的受访者也可能显示出金融知识的低水平（大学文化的受访者中30%多在更深知识分布底端的两个四分位数）。因此，教育对金融知识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

更深的知识在年轻人中是低的，在中年受访者中是最高的（特别是40岁到60岁），更高年龄时跌幅轻微（61岁或者更老），这表明，可能随着年龄增长人们在不断学习，并逐渐参与金融市场。当涉及更深的文化时，性别差异更加尖锐。女性中的大部分知识水平低：34.5%的女性在知识分布的第一个（最低的）四分位数，而仅12.1%在第四个四分位数。而男人的相应数字分别是15.9%和37.2%。

表3是金融知识跨人口统计结果，A组报告了在不同的教育水平、年龄组和性别时基础知识测量的分布。本文将基础知识的测试组合成四个四分位数，在每个知识四分位数下，给出在教育、年龄和性别三个子群中家庭所占的比例，以及平均四分位数的数目。表3显示出加权平均数，及零假设下的Pearson卡方统计检验，检验四个知识的四分位数的家庭分布和教育、年龄、性别是无关的（括号中是报告的p值）。B组报告了针对更深知识的测试使用相同的统计原理。

为什么很少的家庭持有股票，在调查的样本中，23.8%的家庭持有股票和基金。正如表4报告的，持股随着受教育程度急剧上升。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仅一小部分持有股票。尽管如此，连有大学文化的人中很大一部分不参与股市。因此持股的障碍超过了受教育的程度。注意，在研究基础和更深知识指标的时候发现相似的结果，连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在金融知识方面的得分也不是都很高。这显示出学校教育不是获得金融知识的必要条件。股市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提高，持股的年龄集中在40岁和年龄更大的人。而那些大于70岁的人持股的比例很大，可能只是因为在较穷和较富的家庭中死亡率有差别。女性比男性的股市参与度更低。股市参与随着收入和财产水平强烈增长。

表4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下、不同的年龄组下、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婚姻状况、不同的家庭可支配净收入、不同的财产、及基础知识和更深知识状态下的持股状态。收入、财产和知识被组合在四个四分位数下。此表报告了加权平均数，持股是指拥有个人的股票和（或）基金（N=1，189）。

在知识方面持股不足的解释还没有很好的探索，是因为股票是复杂的资产，许多家庭不知道或不懂得股票和股市的运作。在表4 的底端，报告了不同金融知识水平下的持股状态。持股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呈现强烈的增长。我们发现在基础知识上得分高的人参与股市的很多。当研究深层析知识指标时这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参与股市集中在更深知识的人群（第四个四分位数），而在更深知识的第一和第二个四分位数仅8%和15%的受访者参与股市。

本文实证规范研究承认有很多持股的决定因素，研究了调查中可用的更多变量。除了考虑人口统计资料，如年龄、教育、性别、婚姻状况和子女的数量，等因素外，还有退休、自己创业、收入等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结论

从调查数据以及对数据的分析能够发现，仍然有相当大比例的人不具备基础金融知识，更不要说深层次的金融知识，如各类金融资产及投资组合，虽然一部分人参与金融投资，但很多人是盲目的，这也是我们试图去解决所谓的持股难题，即为什么很多家庭持有房子而不持有股票。研究表明，许多家庭不敢涉及股市，因为他们对股票知识、股票市场的运作和资产定价等知识知之甚少。

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影响，首先，不像想象的那样的投资者有足够的金融知识，相反很多投资者对金融产品一知半解，对很多复杂的模型更是知之甚少，我国大多数家庭拥有的金融知识是有限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努力。第二，金融知识因学历、年龄和性别会有很大不同。这表明，针对特定人口群体设置金融教育计划很可能更有效。

参考文献：

[1]Agnew，J.，Szykman，L.，2005.Asset allocation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 The in？uence of information display，asset choice and investor experience.Journal of Behavioral Finance6，57–70.

[2]Agarwal，S.，Driscoll，J.，Gabaix，X.，Laibson，D.，2009.The age of reason： ？nancial decisions over the lifecycle and implications for regulation.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2，51–117.

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篇3

近期公布的《2011年国土资源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出让国有建设用地面积33.39 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3.15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7%和14.6%。其中通过招拍挂出让土地30.47 万公顷，出让合同价款3.02 万亿元，分别占出让总面积的91.3%和总价款的95.9%。此外，2011年全年共1.08 万个土地整治项目通过验收，项目总规模73.79 万公顷，新增农用地23.91 万公顷，新增耕地23.37 万公顷。全年国有建设用地实际供应总量58.77 万公顷，同比增长35.9%。其中，工矿仓储用地、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和其他用地供应量分别为19.26 万公顷、4.21 万公顷、12.52 万公顷和22.78 万公顷，全年中央累计下达土地整治资金457.1 亿元。

2011 年综合地价为3049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6%

2001-2011年全国主要城市监测地价情况

全国105 个主要城市2011 年第四季度末综合地价为3049 元／平方米，同比增长6.0%，环比增长0.3%；其中商业、住宅、工业用地分别为5654 元／平方米、4518 元／平方米和652 元／平方米；同比分别增长9.0%、6.6%和3.9%；环比分别增长0.7%、0.0%和0.4%。

84个重点城市2011年度净增土地抵押面积和抵押金额

截至2011 年末，全国84 个重点城市处于抵押状态的土地30.08万公顷，抵押贷款4.8万亿元，抵押面积和抵押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6.5%和36.3%。全年抵押土地面积净增4.19 万公顷，抵押贷款净增1.27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2.1%和37.6%。

每周一数

近日，由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财富净值平均为66.51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146.79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11.79万元。中国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为111714元，非金融资产为1456961元，资产合计为1568675元，城市家庭负债总额为101815元，城市家庭财富净值为1467860元。中国农村家庭金融资产为30996元，非金融资产为123436元，资产合计为154432元，农村家庭负债总额为36504元，农村家庭财富净值为117928元，因此，城乡家庭财富差距大。另外，处于财富分布90%以上分位数家庭的财富占社会财富的比例高达86.69%，在城市，这一比例更高，达到89.50%。因此，家庭财富分布差异依然较大。

  大学教育及硕士生教育回报显著。本科学历收入是大专或高职学历的1.75倍，硕士学历收入则为本科学历的1.73倍，而博士学历收入则只有硕士学历的70%。另外，到海外接受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中国公民重要选择之一。中国家庭中9.78%在校大学生（含研究生）留学海外。在有15岁以下小孩家庭中，8.31%打算送小孩出国，29.43%看情况决定是否送小孩出国。中国高等教育已经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还将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

  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世界平均的60%。其中，城市家庭为85.39%。城市家庭拥有两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占19.07%。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价值平均为84.10万，成本价格平均19.10万，市价-成本比为4.4；城市家庭第二套住房价值平均为95.67万，成本价格平均为39.33万，市价-成本比为2.43。因此，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中国家庭储蓄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收入最高 10%的家庭，其储蓄率为60.6%，其储蓄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大量低收入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而中国较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在于没有足够的收入。因此，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

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篇4

关键词：房地产；统计监测；美国

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监测机构

（一）政府机构

美国从事房地产市场监测的政府机构主要是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

普查局除了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外，每五年还要对经济活动和州以及地方政府进行一次普查，每年普查局还要进行100多项其他调查。普查和调查的目的是为了从个人和单位收集统计信息，汇总成统计数据。普查局的局长由总统任命，同时还需得到参议院的确认。

（二）行业组织与协会

1.全美房地产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NAR）。全美房地产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拥有40多万名会员而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协会。现在该协会的会员总数已超过85万，在50个州及关岛、波多黎各等托管地建有州协会（state association），在全国1 500多个地方建有地方协会（local association）。

2.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me Builders，NAHB）。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公布的数据主要包括住房市场指数（Housing Market Index，HMI）和住房机会指数（Housing Opportunity Index，HOI）等。该协会总部位于华盛顿，首要的目标是为所有的消费者提供拥有安全、体面和负担得起的住宅的机会，改善房地产行业和建筑行业的经营环境。

3.按揭银行家协会(Mortgage Bankers Association， MBA)。按揭银行家协会公布的数据主要包括周按揭贷款调查（Weekly Applications Survey）和各种住房按揭贷款的利率等。该协会是代表雇佣50名员工以上、分布在全国每个社区的房地产金融业的部级协会，总部位于首都华盛顿。按揭银行家协会的最高决策层是其董事会，由21人组成，负责管理协会的一般事务。

二、各监测机构公布的房地产市场数据

1.建筑支出。建筑支出统计的是在特定时段安装或建设的建筑的价值，包括原材料成本、劳动力成本、建筑设备租金、建筑商利润、建筑设计和工程成本、项目管理成本、建筑期间的利息与税金支出。

建筑支出报告中的数据分为总建筑支出、私人建筑支出与公共建筑支出三部分，其中总建筑支出统计的是在特定时段内某工程所有项目的价值总和，而不管个体项目何时开始或工程款何时支付给建筑商。

2.新房开工。普查局每月公布新住宅建筑报告，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新房开工许可数量、已经许可但尚未开工的数量、新房开工数量、在建数量和完工数量。新住宅建筑报告不包括旅馆、大学宿舍等集体居住建筑以及移动住宅。

当住宅的奠基工作开始时即计入当月的新房开工统计，该项统计始于1992年9月，包括在原宅基基础上的完全重建项目。美国并非各地都需新房开工许可，但新房开工数量包括那些不需要许可的住宅项目。

3.住房空置率和自有住房比率。住房空置率和自有住房比率被公共和私人部门广泛运用，从而判断是否需要增加新的房地产项目，此外，出租用房空置率还是用于预测未来经济走势的先行指数的组成部分。

住房空置率和自有住房比率季度报告于每季度结束后下月的最后一周公布，年度数据在四季度报告发表后公布。

4.签约未交付房屋销售。全美房地产协会从大房地产经纪商处获得签约未交付房屋销售数据，样本数量达到旧房销售统计样本的一半，相当于所有交易数量的20%。目前有一些住房数据被视为房地产市场的先行指标，如新房开工、住房按揭贷款申请和新房销售等。但这些指标与旧房销售的统计关系并不令人满意。例如，新房销售占所有房地产交易的15%左右，由于其基于上月签订的购房合约，因此被视为先行指数，但新房销售样本规模较小，数据的波动性大，要多个月的数据才能看出趋势。

因签约未交付房屋销售反映的是实际旧房销售，因此PHSI是未来房屋销售活动的准确和可靠的指标，经全美房地产协会统计，超过80%的签约未交付房屋销售在两个月内结算交付，剩下的20%中决大多数在3—4个月内结算交付。

以2001年的签约未交付房屋销售平均数量计算的指数值为100，全美房地产协会在每月的第一周公布两月前的PHSI，除全国的指数外，还包括四个地区的指数。

5.新房销售。新房销售报告每月由普查局公布，目的是提供私有、单家庭住宅销售的统计数据，报告的内容包括：新单家庭住宅的销售数量、新单家庭住宅待售的数量和已销售新房的中位价格与平均价格。

一旦签订销售合同或接受定金，该新房就被认为已销售，而不管房屋是处于尚未动工、在建或已完工阶段。新房销售调查并不跟踪至房产最终交付，即使最终交易未完结，该房屋也被认为已销售。

新房销售调查中的价格是买卖双方在第一次合同签署时或交付定金时约定的价格，不包括订单变化或其他因素引发的价格变化。新房销售的历史数据起始于1963年，除公布全国的总量外，还公布东北部、中西部、南部和西部的地区数据。

普查局的当地统计人员访问样本建筑许可办公室，抽取建筑许可样本，并跟踪这些建筑是否开工、完工和出售。

6.旧房销售。旧房销售占美国房地产销售总量的85%，因此，全美房地产协会公布的旧房销售数据是衡量住宅市场发展趋势的主要依据。每月的25日左右，全美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和四个地区的单家庭独立住宅（Single Family House）旧房的销售数量和价格数据。NAR网站上公布的旧房销售报告包括最近12个月的月度数据以及最近三年的年度数据，其他历史数据需要付费购买。

地方协会每月向NAR的研究部报送旧房销售数据，调查占旧房销售总量的30%～40%，并且只有已交付的旧房才被纳入统计范围。全美房地产协会每季公布的各州旧房销售报告是基于所有700多家地方协会的调查数据，而每月公布的旧房销售指标是基于160家地方协会的样本调查数据。

旧房销售数量数据要经过季节调整并折算成年度数字以利于月度和季度之间作出比较。特定月份的年率数据代表如果该月的销售速度能够连续维持12个月的总销售数量。

7.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调查。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NAHB）通过调查公布的指数主要包括：NAHB-Well Fargo房地产市场指数（NAHB-Well Fargo Housing Market Index， HMI）、NAHB-Well Fargo住房机会指数（NAHB-Well Fargo Housing Opportunity Index， HOI）和房屋改建市场指数（Remodeling Market Index， RMI）。

HMI基于全美住房建筑商协会每月对其会员的调查，特别是单家庭住宅部门，反映房地产业的脉搏，调查让会员对总体经济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进行评级。HMI是对不同扩散指数（diffusion indices）的加权平均，包括当前新房销售、未来6个月的新房销售和可能购新房的交易。前两项的评级分为好、一般和差三等，后一项的评级分为非常高、高、平均、低和很低五等。当前新房销售的权重为0.5920，未来6个月新房销售的权重为0.1358，可能购新房的交易的权重为0.2722。

HOI的定义为当地中等收入的家庭按照标准按揭贷款条件可以买得起的住房销售比重。因此构成HOI的两大因素为收入和住房成本。收入方面，NAHB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公布的都市地区家庭中等年收入估计，NAHB假设家庭能承担将28%的总收入用于供房，这是按揭行业的传统假设，该估计值再除以12可以得到每月的数据。住房成本方面，NAHB每月从第一美国不动产经纪公司（First American Real Estate Solutions）处获得交易记录数据，包括各州、县的房产销售时间和价格等。房主每月需偿还的本金和利息按照30年期固定利率按揭贷款和10%的首期假设来计算。在本金和利息之外，住房成本还包括当期的物业税和物业保险。HOI即是都市地区每月可供房的收入超过月住房成本的记录比重。

2001年住宅改建市场规模达到了1 530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和住房总支出的2/5。未来十年，住宅改建市场的年增长速度至少将达到5%，在此期间该市场的规模甚至将超过新房市场的规模。NAHB的房屋改建市场指数基于对房屋改建商的调查，并正成为该行业的衡量标准。NAHB通过向15 000个房屋改建商发放调查问卷，最终选中约2 000家改建商作为样本。NAHB的调查产生两个指数来描绘住宅改建市场状况，一是现期市场条件指数（Current Market Conditions Index），二是未来预期指数（Future Expectations Index）。

8.周按揭贷款申请调查。周按揭贷款申请调查由按揭银行家协会进行并向订阅者公布详细的调查数据，该调查共包含15项指标，覆盖固定利率和可调整利率的购房及再融资常规和政府贷款申请情况。报告的内容还包括与前一周、前一月和前一年相比按揭贷款的数量和金额的百分比变化，此外还有平均贷款规模、平均合约利率水平、再融资和浮息按揭贷款数量与金额占按揭贷款总量的比重等数据。报告公布的指数分别为经过季节调整和未经季节调整的市场指数（Market Index）、购买指数（Purchase Index）、再融资指数（Refinance Index）、固定利率按揭/可调整利率按揭指数（FRM/ARM Index）、常规指数（Conventional Index）和政府指数（Government Index）。

周按揭贷款申请调查报告每周三公布，反映此前一周的按揭贷款申请情况，历史数据可以一直追溯到1990年。

9.按揭贷款利率。按揭银行家协会为让其会员和业内人士了解房地产金融的市场环境定期公布和更新一系列的按揭贷款市场利率数据，主要包括：1990年至今的30年期固定利率按揭贷款月平均利率、1990年至今的15年期固定利率按揭贷款月平均利率，房迪美公司通过主要按揭贷款市场调查（Freddie Mac Weekly Primary Mortgage Market Survey， PMMS）后公布的数据，分别为1971年至今的30年期固定利率按揭贷款月平均利率、1991年至今的15年期固定利率按揭贷款月平均利率、1984年至今的1年期可调整利率按揭贷款月平均利率、1999年至今的每周常规按揭贷款利率和1984年至今的月度可调整利率按揭贷款指数（ARM Indexes）。

房迪美公司的主要按揭贷款市场调查始于1971年4月，通过对全国各按揭贷款发放机构的调查来计算30年期固定利率按揭贷款的平均利率。

参考文献：

[1]Patrick A. Simmons， Housing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2d ed. Bernan Press， Washington D.C. 1999.

[2]Univ. of Michigan Document Center， Statistical Resource on the Web: Demographics and Housing.

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篇5

一、从金融诉讼案件看金融司法环境现状

以法院为例，2007年至2010年，法院共受理涉及金融纠纷案件1364件，审结1642件，标的额2.3亿元。金融诉讼案件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近年受理金融诉讼案件数量有下降趋势，但标的额呈上升趋势。法院受理和审结金融诉讼案件的情况是，2007年受理562件、审结456起、2008年受理332件，审结682件、2009年受理255件、审结198件、2010年受理215件、审结266起。从标的额来看，2007年，标的额近1亿元，2008年，标的额为3063万元，2009年，标的额为4810万元，2010年，标的额为5572万元。

（二）金融诉讼案件的主体涉及金融机构较为集中，被告以自然人为主。在受理的1364件案件中，信用社案件1210件、工商银行案件119件、农业银行案件21件、中国银行案件6件、恒丰银行案件4件，邮政储蓄案件3件。其中，农信社借贷款纠纷案件达到了94%以上。从案件主体来分，被告为自然人的案件1224件、法人的案件140件。

（三）金融案件胜诉率较高，但执行困难。因金融纠纷案件多为借（贷）款合同纠纷，一般是被告承认借（贷）款事实和数额，无证据证明的事由抗辩。但受国际经济形势影响，有的企业出现效益下滑、经营不佳的局面，有的中小型企业以及各行业中抗风险能力差的企业可能出现破产,有的资金周转困难，背负巨额债务等。在此情形下，企业主弃企逃债，劳动争议、合同纠纷、破产清算等案件将会增多，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了当事人执行能力降低，影响了法院的审执工作。

（四）大部分案件缺席审理。近三年来，金融纠纷案件缺席判决占结案总数的80％以上。主要原因：一是被告下落不明。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和开庭传票。二是大部分当事人对庭审存在消极心态。虽经法院传票传唤，但作为借款人的被告抱着借款是事实，反正没钱偿还，担保人则抱着反正钱不是我贷的，法院怎么判都无所谓的心态，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三是隐名贷款大量存在。借款人及担保人法律知识淡薄，往往在信贷员和真实借款人的哄骗下，认为我既没拿钱，就不担责，不参加庭审。

（五）生效判决的执结率低。执行案件从数量上看虽然不多，但是标的额较大，达2.8亿余元，执行起来较难。94年至今申请执行的存案共计639件，实际执结率仅为55%。

二、金融司法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了对中国50个大中城市的研究结果，法治环境在金融生态环境各要素中的权重为19.5%，居于首位，但金融司法环境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存在债权人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部分债务人企业已停产，营业执照已被吊销，无力偿还债务。部分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或者找不到可执行财产。有些债务人恶意规避法律，通过脱壳经营、转移优良资产重新注册公司等形式恶意逃债。

（二）债权人法律意识淡薄。一是贷款没有担保或者保证人没有履行能力；二是担保物存在瑕疵难以变现，或者债权人对担保财产处置不力而丧失部分优先受偿权；三是对企业经营缺少监控，案件后债务人已经无履行能力或者金融债权与企业职工生存利益严重冲突；四是财产保全线索提供不及时，造成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者财产被另案查封而不能执行。

（三）金融纠纷潜在风险自始存在。首先是金融部门贷前审查不严，个别信贷人员对申请贷款人审查不到位，盲目放款，致使大量贷款逾期无法收回，从而引发纠纷。其次是金融机构贷后监督不力，一些金融机构给借款人发放贷款后，对其贷款用途和使用情况监督不力。“私贷公用”的现象也大量存在，致使许多贷款难以收回。再次，担保制度流于形式。有些信贷人员在发放贷款时，对保证人是否具有实际代偿能力和担保能力不加以严格审查，债务人互相担保，借款人和担保人重复担保的情况严重存在。另外，有的金融机构采用人员流动机制，信贷人员一般三年岗位轮换，工作热情不高，缺乏责任心，贷款催收不及时，导致到期债权和担保超过诉讼时效，这都是引起金融纠纷案件大量出现的潜在因素。

（四）执行的法律困境，金融机构对贷款人和担保人的还款能力考察不严格，抵押物的估值虚高，有的在经营过程中，企业经营不善造成了无还款能力，致使许多案件到了执行阶段面临着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尴尬局面，如许多金融贷款案件的被执行人为企业，常常是以厂房、设备作抵押，处理不当就会造成企业职工下岗，致使案件迟迟无法执结；还有的情况是被执行人为自然人，仅有一套住房，被执行人在贷款时就用这套住房作为抵押，按照法律规定，在执行中必须保障被执行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住房就是这种保障之一，在执行中也叫作做豁免执行的财产，这样一来，许多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滞留在法院，给法院的执行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五）个别金融机构不配合、查询难、效率低。2009年，法院在执行某银行申请执行小门家镇某村委会贷款纠纷一案中，法院执行干警在该行某所冻结了该村的存款，而该部门负责人私自将该存款转移，法院限期让其追回被冻款项，但其至之不理，最后造成了该笔冻结款无法追回的严重后果。法院的执行工作离不开各金融部门的大力配合，法院在与各金融机构配合环节上还存在较大的问题：一是部分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差，各网点间相互扯皮。2007年9月，法院在执行一起行政征收案中，法院干警在某银行将被执行人的存款20余万元进行划拨时，该行工作人员以电脑系统出故障为由拒不配合。经过4、5个小时的协调，仍未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在工作中还存在，查询时，只给查询本营业所的存款记录，而不提供被查询人在本机构内其他营业网点的存款情况，有的即使提供了被查询人在其他网点的存款信息，也只能让执行干警到相应网点办理手续，浪费了许多时间。二是有的金融机构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主要因为金融机构中还有一部分人的法律意识淡薄，为私人感情牺牲法律权威。

三、法院为优化金融司法环境做的有益探索

金融纠纷案件的审理和执行不仅是人民法院工作的一大重点，也是一大难点。做好金融案件的审执工作，对维护金融信用，保护金融债权，稳定金融秩序，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以法院为例，看其积极参与金融司法环境建设的有益尝试。

（一）开通绿色通道。在立案阶段，法院根据各银行的申请，及时采取必要的诉讼保全措施，为案件的执行打好基础。对部分金融机构，采取缓交诉讼费，帮助金融机构解困排难。三年来，共缓交诉讼费460余万元。对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案件，边立边执。对一些急、难案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优先受理，优先审理，快速审结。

（二）设立专门审理、执行机构。金融纠纷案件的审理由法院民二庭集中办理，由专人审理，难案业务骨干把关，民二庭在审理破产案件的过程中，也积极为银行核销呆坏账。今年的执行机制改革把金融纠纷案件全部调到执行指挥中心集中执行，法官队伍精干，设施配套完备，办案公正高效。

（三）在审理中加大财产保全和调解力度。注重对金融机构案件审理中财产保全，及时提示金融单位搜集被告人资产线索，及时采取保全措施。在立案和审理阶段查询核实被告人地址。加大调解力度，只要被告到庭的，法院都尽力调解，这也有助于银行利益的最快化实现。

（四）加大金融案件的审、执力度。依法穷尽一切措施，最大限度地保护金融债权。如2011年自3月份开始开展为期四个月专项集中清理活动，依法严厉打击恶意逃废金融债务行为。活动中，审、执结不良贷款案件500余件，标的额1.1亿元，审、执不良贷款案件数量同比分别上升了121%和183%。

（五）健全执行威慑机制。对恶意逃避债务的单位和个人采取拘留、罚款等到强制措施，通过媒体曝光恶意逃债被执行人等措施，使得部分案件得到解决了顺利执结。六是结合司法实践，及时向金融单位提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司法建议。法院与全市19家金融机构建立了共建机制，通过定期走访、座谈等方式，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法律服务和开展专题法律知识讲座，三年来，共开展法律讲座20余次，为金融机构提出司法建议100余条。

四、关于优化金融司法环境的推进措施和建议

“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软环境和文明程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就是竞争力。”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金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血脉，地方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机构的支持。当前，经济运行存在不可忽视的通胀压力，金融机构非常严峻，法院作为金融秩序的维护者将高度重视金融案件的审理和执行，通过审判和执行充分发挥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协调健康可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法院成立专门机构，继续加大集中清理金融执行案件力度。法院成立维护金融秩序小组，院长任组长，分管执行和商事审判的分管院长任副组长，办公室设在执行局，执行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执行局办公室主任、商事法庭庭长及立案庭庭长任副组长，主要是协调好与各银行之间审、执工作，确保在最短时间内维护好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抽调精干力量，开展清理金融执行案件活动。在活动中要求达到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必须执结，无财产可执行的案件在完成“四查两报”的工作后，依法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依法将这部分案件退出执行系统，最终达到将全部金融系统申请执行案件清理完毕的目标。

（二）加强外部联动，加大法院与金融部门的配合力度，共同营造更加和谐的金融环境。之前，法院与各银行、信用社也建立了一些联动机制，在法院依法查询被告或被执行人开户银行、帐号、存款余额，冻结、扣划被执行人存款时，多数部门也都能积极协助配合。但也存在着有些部门拒不配合，工作人员给被执行人通风报信等阻挠情况。法院每半年与各金融机构召开一次联席会议，通报情况，研究制定对恶意失信行为的联合制裁办法。对恶意逃债的被执行人加大惩处力度，对有执行能力拒不执行的，金融机构将其列入“黑名单”，拒绝其贷款或限制其贷款。充分利用省高院与省人民银行的联动机制，将相关需查询信息层报至省高院，在全省范围内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信息。建立贷款人和担保人信息共享平台，及时将贷款人和担保人贷款、诚信情况以及一些诉讼信息包括恶意逃债、不依法履行合同情况通报给金融系统，金融系统也将有关信息通报给法院，共同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和执行风险。

（三）要提高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加大案件执行力度。在立案阶段，要根据银行的申请，及时采取必要的诉讼保全措施，为案件的审理执行打好基础。根据金融案件的性质和繁简程度，实行简案快审、难案精审。金融纠纷审理人员要加强对新类型金融纠纷案件的研究，确保准确适用法律，使案件判得公、判得准。继续把金融纠纷案件作为执行工作的重点，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和灵活多样的执行方式方法，努力提高金融案件的执结率和执行效果。

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篇6

法庭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杨斌，男，1963年2月11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京市，荷兰王国国籍，捕前系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1998年4月至2001年7月，以杨斌为法定代表人的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沈阳海牙大酒店有限公司、沈阳荷兰村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沈阳欧亚温室有限公司、沈阳欧亚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在申请办理有关公司注册资本登记过程中，使用伪造的国家机关完税证明、伪造的购货发票和伪造的验资报告等虚假证明文件，采取“借资空转”等欺诈手段，先后虚报注册资本共计人民币2亿多元。

1998年11月至2001年9月，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在未依法取得农用地转建设用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由公司董事长杨斌决定，在政府划拨和租赁的农业用地上修建非农业建筑物，非法占用并毁坏耕地44.451公顷。

2000年10月，被告人杨斌在明知被告单位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未实际开发耕地的情况下，代表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同辽宁省土地整理中心签订收购储备耕地协议，骗取该中心支付的耕地开垦费人民币300余万元。

2000年12月至2001年9月，被告单位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及被告人杨斌为达到弄虚作假，规避国家有关土地政策的目的，给予辽宁省法库县原规划土地管理局人民币98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还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人民币25万元、美元2万元。

2001年4月至2002年6月，被告单位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为虚增公司业绩，财务人员按照杨斌的授意，采取伪造金融票证的手段造假账，共伪造电汇凭证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305张，票面金额共计人民币17.86亿元。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斌作为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等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申请公司登记过程中，违反公司登记管理法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采取欺诈手段，虚报注册资本，取得公司登记，且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告单位沈阳欧亚实业有限公司违反土地管理法规，在农业用地上非法进行非农业建设，造成耕地大量毁坏；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机关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财物，情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合同诈骗罪、对单位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被告人杨斌系该单位实施上述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构成上述犯罪。被告单位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伪造电汇凭证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被告人杨斌系该单位实施上述犯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亦构成伪造金融票证罪。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杨斌案回放

2001年10月，杨斌被《福布斯》评为当年度中国二号富豪，身价为9亿美元。

2002年10月4日清晨5点，沈阳欧亚实业公司法人代表、荷兰籍华人杨斌因涉嫌违法违规经营活动，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当天下午，沈阳市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杨斌及其相关企业涉嫌犯罪的问题，依法对杨斌立案侦查并执行监视居住。

2003年6月11日至13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荷兰籍华人杨斌及相关企业被控虚假出资、非法占用农用地、合同诈骗等罪案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篇7

80后大多认可：结婚必须是“门当户对”。世间没有“婚恋手册”之类的书，所以没有经验的后来者，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最多是从前人的经验中获取这方面的智慧。随着越来越多的80后进入婚姻生活并对自身婚姻进行反思，“门当户对”回潮得很快，甚至被视为“金科玉律”。

家庭背景最重要

早在《2008年中国网民婚恋调查报告》的154386名被调查者当中，超过六成人的父母最在乎的是择偶对象的家庭背景，其次才是人品性格、经济基础等。为什么如此在乎家庭背景？父母们说：“这是我们几十年来婚姻的经验！”

刚从工厂厂长职务上退下来的孙叔，不止一次跟女儿说：要找一个从工作到家庭环境水平相当的人做男朋友。

孙叔和太太虽然是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但也吵了几十年。“想当初，我们也是坚决反对‘门当户对’的热血青年，结果结婚之后才发现越来越多不协调，也没办法协调。”孙叔说。

结婚前，孙叔是工厂干部，太太则是基层女工。婚后太太很多时候都无法理解他的工作，他也越来越无法认同她的价值观。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太太在农村的父母，也在生活和抚养孩子的问题上与他父母发生了诸多争执。

由自己想到子女，他说：“拍拖是两个人的事情，但婚姻则是三个家庭的事――双方父母的家庭，以及两个人所组成的小家庭。”因为双方父母的家庭无法融洽，即便不住在一起，两人的小家庭也无法得到安宁和发展。

恋人的职业必须选

《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超过40％的受访女性希望理想伴侣的职业是公务员，以下依次是企事业管理人员、警察／军人、企业主、医务工作者等。38.3％的受访男性希望理想伴侣的职业为教师，以下依次是公务员、医务工作者、金融财会人员等。

这个报告也指出：在受访的农村女性中，仅有0.7％选择农民为理想伴侣；而农村男性选择农民为理想伴侣的比例仅为3.3％，他们认为婚姻是改变自己生存状态的最有效且最保险的途径。

别嫁“凤凰男”

所谓“凤凰男”是指农村贫困人家的孩子，经过10年寒窗苦读考上大学，最终定居城市。“孔雀女”是指城市家庭的独生女，从小条件优越，娇生惯养。

由于出身农家，家庭条件不好，父母生病的医药费，弟弟妹妹上学的学费、生活费，都需要“凤凰男”来负担。所以，他们和“孔雀女”的爱情总有“一道坎”，怎么也跨不过去，任他们如何优秀。因此，“孔雀女”必须明白，在“凤凰男”的概念里，“家不只他和她。

除此之外，“凤凰男”和“孔雀女”之间还有其他不可忽视的矛盾。

上海市区长大的林园园嫁给了名牌大学毕业的“凤凰男”小刘。

在林园园看来，小刘老家的客人源源不断，多少让她招架不住。

此外，小刘一些不经意的言语和行为也经常让林园园感到“不舒服”。“我买一件名牌大衣，他就说他爸种一年的庄稼也买不起这件衣服啊。他这样念叨就好像我办了错事一样。”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与某网站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对于“凤凰男”，58.2％的人认为他们农村亲戚太多，关系复杂，扰乱夫妻生活，30.6％的人认为他们过于对父母言听计从，27.9％的人则认为他们把家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更有67.6％的人不看好这样的婚姻。

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篇8

关键词：保险排除；人文因素；社会排除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3-0055-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12

一、引言

金融排除问题最早在美国被提出，后被英国高度关注。Kempson & Whyley（1999a）[1]、FSA （2000）[2]和Sinclair （2001）的研究都显示，保险产品在被排斥的金融产品中非常突出[3]。英国公平交易局（OFT，1999）所进行的一项研究专门深入调查了600万被界定为“家庭收入比较低或非常低”的家庭的境况，其中200万缺少家庭财产保险，400-500万在过去5年里没有人寿保险产品[4]。根据FSA在1998年进行的调查，英国家庭中，26%没有家财保险，87%没有抵押还款保护保险（MPPI），91%没有医疗保险，93%没有个人意外保险。来自Roy Morgan的报告（2004）中对50000澳大利亚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在所有家庭中，17%拥有私人住房的人没有房屋保险，17%没有财产保险，而在租房者中这一比例更多，66%之多的租房者（无论是公房还是私房）没有家庭财产保险。尽管多国数据已经显示保险排除问题日趋严峻，但现有文献中尚未对其进行严格的定义。普遍的理解是社会中存在部分群体在获得保险服务时存在着障碍或困难，而这些保险服务是能够使他们在所处社会中过上正常生活的风险分散的必需品。

根据英国公平交易局（OFT，1999）、英国银行家协会（BBA）2002年报告[5]、Roy Morgan关于澳大利亚的2003—2004年度金融监管报告数据以及来自爱尔兰经济社会研究所（ESRI，2011）报告来看[6]，保险排除普遍集中于以下人群：低收入者、无房户或租房者、单身、少数民族、无教育背景者、老年人、无储蓄账户家庭、未成年人（特别是贫困家庭的）、农村居民、身体有残疾的人。其中涉及到的保险排除产品主要有家庭财产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农业保险。

二、保险排除的影响因素

（一）收入及住房状况

家庭收入往往被认为是解释保险排除的最重要因素，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们的需要分为五大层次，包括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保险产品属于第二层次的需要，只有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才有可能考虑，因此，当家庭收入仅维持生活必需品时，对保险产品的排除是显而易见的。澳大利亚（2004）的一份关于金融排除调查报告中指出，在同一社区中，较低收入群体没有房屋和财产保险的比例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特别是那些只有少量储蓄和投资的人，而且这一现象在租房户中是更为突出的，远胜于那些拥有或购买自己房子的人。例如，当租户（公房或私房）的储蓄额高于10000美元时，没有财产保险的比例大约是50%，小于2000美元时，比例上升至80%。而有房者持有较低储蓄时（低于2000美元）没有财产保险的比例只有28%。这些数据也指出了住房状况对财产保险排除的影响较为明显。

（二）种族

国外的研究指出种族对于保险排除也有一定的解释力度。在英国，非洲种族和加勒比黑人往往比白人家庭更易遭受家庭财产保险所排除，寿险方面也是如此，但对养老保险产品的排除不显著，值得一提的是亚洲种族并不对其有影响。对于美国而言，这一影响在医疗保险中也有体现，Taewoo Kim（2012）根据一份来自California 医疗报告发现欧裔、亚裔、非裔、韩裔拥有医疗保险的比例分别为66.8%、59.3%、50.3%和38.2%，其中韩裔没有保险的比例最为突出，为34.1%远高于全国平均值[7]。不同种族个体在文化传统方面存在着固有的差异，导致他们在承担风险和投保倾向方面也存在差别。此外，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1995）的调查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对社会保险体系的依赖程度较高，影响其对商业保险的选择[8]。

（三）年龄

年龄因素在金融排除中是个不确定的影响因素。但对保险排除的影响比较明显。随着投保人年龄的增大，无论是家庭财产保险还是寿险的持有一般都会显著增加。不过在寿险中会因产品的影响而呈现不同的趋势，如中年人对养老金产品的投保比例较高。而在失业保险产品的选择时，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如就职单位的性质）时18-34岁的年轻人投保倾向相对较高，即年轻人更倾向投保私人失业保险。

（四）性别

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这一因素的影响存在着争议。Jianakoplos和Bernasek（1998）认为女性比男性具有更强的风险规避倾向，从而更容易受到保险产品排斥[9]。例如对于养老金保险来说，男性比较倾向于拥有养老金保险。Christiansen等（2010）[10]则认为考虑到男女间不同的年龄、家庭规模、财富状况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后，男女间的风险态度可能没有显著差异。

（五）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水平是保险服务的使用水平的一个重要解释因素。 K.C.Chakrabarty（2011）指出印度人对保险认识很少且实际中很少接触保险产品[11]。根据华凯智博公布的《2009-2010年度中国居民人身保险市场调研城市总报告》显示，较高学历的人群持有保单的数量相对高于较低学历的人群。居民的保险意识很大程度上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居民保险意识越强。据麦肯锡《中高端客户需求调查研究》显示，中高端客户51%以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风险意识强。

（三）引起地区间保险发展不均衡

保险排除往往在空间上呈现一定地理聚集，即保险排除程度越严重的地区周围也是保险排除程度较高的地区。Fieldhouse （1996）指出在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该地区的风险（主指失业风险）会分散到邻近地区并产生影响。这种增加了的失业风险不仅会影响到邻近地区目前社会经济条件，还可能威胁到未来前景。

五、简要评述及启示

保险排除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对英、美、德等发达国家，一方面是因为金融排除问题最早在这些国家被发现并展开研究，另一方面是这些国家较早地进行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商业保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力比较大。随着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将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商业保险对社会经济补偿功能将日益体现，同时商业保险所产生的保险排除问题也会凸显，因此，在现有发达国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早日展开相关研究对于化解保险排除的负面影响非常必要。

从研究层面来看，保险排除集中于对个人或家庭等微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区域保险排除的文献较少。这可是由于对金融排除的研究已经上升至人文关注，研究重点在于“谁被排除”，或者是因为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地区间的差异不明显，这在其他文献中也能反映。但是我国各地区之间保险业发展差异较大，尤其是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剃度差异，研究保险排除问题需要从区域角度出发，既能丰富保险排除理论研究又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

而在研究内容方面比较侧重于影响因素的分析而忽略了社会影响和解决措施，因为涉及保险排除的文献多数是将其作为金融排除表现之一，未能对其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这也为将来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此外，我国属于典型的二元经济社会，农村地区的保险排除程度要远高于城市，一方面保险机构设置时存在着高度的地理排除，另一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等各方面因素影响表现出较高的自我排除。因此，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是开展城乡差异进行比较研究，从而促进农村地区保险发展，为农村经济生产提供强有力的风险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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