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范文
时间：2023-10-19 09:37:39
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篇1
本报讯（记者杜鹃）昨天，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本市物业管理费将全面实行新的收费办法及标准。新的收费办法中将去除原来不合理收费项目，建立新的价格协商机制，优质优价，促进物业服务收费通过市场竞争形成。与过去的收费水平相比，总体上基本持平，平均水平有所降低。收费办法及标准从今日起在网上征集市民意见，并有望于今年上半年实行。在广泛征集市民意见之后，还将举行听证会，这在本市尚属首次。
据市发改委收费处处长王岩介绍，本市共有物业小区3000多个，物业管理公司2100多个。现行的物业服务收费政策主要是针对居住小区而定。随着近年来房地产行业及物业管理行业的迅猛发展，这些现行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已不能完全满足物业服务市场发展的需要。
新拟定的《北京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所确定的原则完全一致，明确了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同时提倡业主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选择物业管理企业，鼓励业主自治，鼓励物业管理企业开展正当的价格竞争，促进物业服务收费通过市场竞争形成。
其中，公寓、别墅等高档住宅，通过招投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并确定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住宅，成立业主大会并与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的住宅，在房屋买卖合同和物业服务合同中已明确约定了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住宅，办公、商用及物业管理区域内配套用房等非住宅的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不符合上述规定的住宅以及经济适用住房、房改和安居住宅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
实行政府指导价的物业服务收费，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土房地产管理部门制定基准价格并定期公布，其收费标准可在政府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基准价基础上向上浮动20％，下浮不限。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向上浮动时，必须经业主大会与物业管理企业协商确定。在物业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收费标准中，还确定了有人值守和无人值守的电梯运行维护费用标准；取消了物业管理企业收取的水、气、热等各项市政公用设施费用的统收服务费；房屋大修费、中修费也不再向已购房人收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业主的负担，使收费更加合理。从今日起至15日，市民可登录网站bjinvest.gov.cn或bjpc.gov.cn了解相关信息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篇2
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从法律层面上对物业管理法律关系进行了规范。《物业管理条例》，《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等下位法也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目前《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草案已公开征求意见完毕，即将出台。那么，现行法规定的物业管理都有哪些模式，从事物业管理活动是否有门槛限制，应具备哪些条件，《物权法》第八十一条的规定是否意味着国家对物业管理资质的放开，由于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具体明确，因此在理解上容易产生误区。本文将就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和讨论，并对物业管理纠纷所适用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进行归纳，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一 现行法关于“物业管理”的定义
讨论物业管理有关法律问题，首先应明确现行法关于“物业管理”的定义。
修订前的《物业管理条例》对于物业管理的定义是：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秩序的活动。《物权法》的实施并未给物业管理带来法律上的定义。《物权法》颁布之后，国务院对《物业管理条例》进行了修订，对“物业管理”的概念作了相应修改，将其中的“物业管理企业”改称为“物业服务企业”，突出了“服务”的理念。
2009年12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草案对于物业管理的定义是：“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建筑物、构筑物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该定义涵盖了非由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物业管理的情形。
可见，我国目前关于“物业管理”尚无法律层面的定义，《物业管理条例》所指的“物业管理”，仅指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并依据合同对物业实施一系列管理活动的情形。《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草案)》在对物业管理进行定义时，没有对提供物业服务的主体做出限定，其调整范围大于《物业管理条例》。
二 《物权法》规定的三种物业管理模式
在《物权法》颁布之前，Ⅸ物业管理条例》只规定了一种管理模式，即由业主委员会同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物业管理合同》，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物业管理。
《物权法》对物业管理模式进行了扩展，《物权法》第八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业主可以自行管理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也可以委托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管理。”该条规定列出了三种物业管理模式：1、由业主自行管理；2、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3、委托“其他管理人”进行管理。
然而，《物权法》并未对业主自行管理和委托其他管理人进行管理的模式进行具体说明。修订后的《物业管理条例》也没有将业主白行管理以及委托其他管理人进行物业管理这两种新的物业管理模式纳入调整范围，这就给人们全面理解《物权法》所规定的三种物业管理模式带来一定困难。
实际上，对于前两种物业管理模式，比较容易理解：由业主自行管理，是指由业委会或业主大会直接组织、聘请有关人员或委托专业服务企业对小区物业进行管理的模式；第二种管理模式是传统的物业管理模式，即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物业管理，对于这种模式，目前有着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体系。就北京地区来讲，《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北京市物业管理招标投标办法》、《北京市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动态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关于外地企业来京开展物业管理经营活动进行资质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对物业服务企业从资质审核、市场竞争、动态监管等各方面进行着调整和规范。只是对于第三种管理模式，即委托“其他管理人”管理的情形，由于法律法规尚无统一规定，理论、司法实践当中众说纷纭，则较难理解和解释。本文后面将对“其他管理人”的问题继续讨论。
三、成为物业服务企业的条件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基本条件是：1、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因此，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不能登记为物业服务企业，以物业服务企业的名义从事物业管理服务；2、取得相应的物业管理资质。是指原建设部于2004年3月17日，2007年11月26日修改的Ⅸ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该办法将物业服务企业分为三个资质等级，并以面积为标准，规定了每个资质等级可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的范围。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物业服务企业资质属行政许可事项，该行政许可由《物业管理条例》设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具体管理办法。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未取得相应资质及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将会受到“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行政处罚，给业主造成损失的，还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四、如何理解“其他管理人”
究竟应如何界定“其他管理人”，《物权法》和修改后的《物业管理条例》都没有明确说明，北京《物业管理办法(草案)》中也未对“其他管理人”作出具体规定。那么，在实践当中应如何理解呢?
(一)关于“其他管理人”的范围
哪些个人或组织可能成为“其他管理人”呢?有人认为，“委托其他管理人管理，可能是指有从业资格的注册物业管理师组织负责管理”。在审判实践当中，2009年，某法院在对一起物业纠纷案件的判决书中认为：涉案的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没有取得物业管理资质，但依据《物权法》的规定，可以认定为“其他管理人”。该判决实际上是将未取得物业管理资质而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认定为“其他管理人”。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省成都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布了《成都市物业服务其他管理人名录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是全国范围内，率先对《物权法》规定的“其他管理人”进行具体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该办法，在成都从事物业管理服务的“其他管理人”，包括社区服务机构、民办非经营性企业及由国家物业管理师、物业服务项目经理设立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组织。
笔者认为，虽然《物业管理条例》没有将“其他管理人”纳入调整范围，但要界定“其他管理人”的范围，仍需考察《物业管理条例》。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国家对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制度。
可见，虽然目前“其他管理人”的具体范围尚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企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并按照资质等级，开展相应的物业管理活动。否则，就违反了国家规范物业管理领域市场秩序的立法精神，将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因此，个人独资企业和台伙企业等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则不能以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的名义从事物业管理活动，《成都市物业服务其他管理人名录管理暂行办法》将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纳入到“其他管理人”，其在合法性上存在问题。
(二)成为“其他管理人”是否须取得政府颁发的相应资质
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于应当由国家统一确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格、资质的行政许可，只能由法律和行政法规设定。但我国目前在法律和行政法规层面，只对物业服务企业和从事物业管理的人员设定了行政许可，并未将“其他管理人”资质作为行政许可事项。即目前对于成为“其他管理人”的问题，没有门槛限制。
(三)“其他管理人”所从事的物业管理活动是否有范围限制
对此问题，目前法律和行政法规同样没有规定，全国范围内仅有四川省成都市房屋土地管理局颁布的《成都市物业服务其他管理人名录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了规定。但是，随着物业管理法律规范的不断出台，对于“其他管理人”可从事的物业服务范围，将会有明确的规定，这样才能更好地与物业服务企业共同组成物业管理市场。
四、关于前期物业管理的规定
在业主、业主大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之前，由建设单位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对小区进行的物业管理称为前期物业管理。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建设单位应当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书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各方权利义务。《前期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或小区业主委员会与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生效时起，前期物业管理阶段结束。
对于前期物业管理，《物业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建设单位按照房地产开发与物业管理相分离的原则，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住宅物业的建设单位，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投标人少于3个或者住宅规模较小的，经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
然而，《物权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建设单位聘请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管理人，业主有权依法更换。”
这里不禁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住宅的前期物业管理，要求建设单位“应当”(即只能)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而《物权法》却规定，对建设单位聘清的物业服务企业或其他管理人，业主有权依法更换。一般来讲，建设单位只在前期物业管理阶段聘请物业管理人，那么此处《物权法》与《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是否存在矛盾?
笔者认为，不致引起矛盾的理解是：对于住宅物业的前期物业管理，建设单位应当选聘具备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而对于非住宅物业，则既可以选聘物业服务企业，也可以选聘其他管理人。
根据《北京市贯彻，的若干意见》的规定，自2003年12月1日起，凡申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住宅及同一物业管理区域内非住宅的建设单位以及现售住宅的建设单位，应当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
五、不同物业管理模式下的法律适用
由于《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最高院物业服务纠纷解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管理纠纷案件的意见(试行)》(下称《北京高院物业管理纠纷意见》)等法律法规在调整范围上存在差异，不同物业管理模式下产生的法律纠纷在适用法律上也有所不同：
《物业管理条例》及配套的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调整范围仅限于“业主通过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的活动。”
《最高院物业服务纠纷解释》适用于物业服务纠纷案件，该司法解释第十一条规定：“本解释涉及物业服务企业的规定，适用于物权法第七十六条、第八十一条、第八十二条所称其他管理人。”
《北京高院物业管理纠纷意见》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但其可以指导北京地区人民法院的案件审理工作。根据《北京高院物业管理纠纷意见》第1条、第2条的规定，该意见适用于“居住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或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之间因物业管理行为发生的民事纠纷”，“不具有物业管理资质的单位(如村委会、自行管理公房的单位等)因提供物业服务与业主发生的纠纷，不适用本意见。如果争议的双方系平等主体的，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因此，《北京高院物业管理纠纷意见》仅适用于北京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业主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物业管理模式下产生的物业管理纠纷。而且，在法律、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情况下，应按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
从上述分析中可知，对于北京地区来讲，在《物权法》规定的三种物业管理模式下：1、选择业主自行管理的，可以通过委托个人或专业服务公司对具体事项进行管理，受托人应符合从事具体委托事项的条件，如果产生纠纷，属于一般民事纠纷，适用《物权法》，但不适用《物业管理条例》，也不适用《最高院物业服务纠纷解释》和《北京高院物业管理纠纷意见》；2、对于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则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等级，适用《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及有关部门规章、北京市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如果发生纠纷，适用《最高院物业服务纠纷解释》和《北京高院物业管理纠纷意见》；3、不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非企业组织、自然人等从事物业管理活动的，在具体的从业资质和管理办法等规定出台之前，其与业主签订物业服务合同，所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一般民事法律关系，在纠纷解决时，不适用《物业管理条例》，也不适用《北京高院物业管理纠纷意见》，纠纷双方属平等民事主体的，按照一般的民事纠纷处理。但被认定为“其他管理人”的，则适用《最高院物业服务纠纷解释》。
(作者单位：中国法律咨询中心)
链接 物业服务政策风向
目前刚刚征求民意完毕的《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草案)》透露了物业服务市场的一些政策风向。归纳起来，政策突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业主大会有望成为法人
《草案》提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具备条件的业主大会可以试行法人登记，经依法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开展与物业管理有关的活动。”这意味着除业主专有房屋可以进行登记外，类似车库、会所等全体业主共有财产也可以进行登记，这一突破在全国尚属首次。
2、政府将定期公布物业服务成本
《草案》针对目前物业服务中存在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法律约束。如市房屋行政主管部门应定期物业服务成本信息，物业服务企业应将“菜单式”服务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示。物业服务收费可以采取包干制或者酬金制。实行酬金制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对物业服务的各项资金的收支建立台账，每年至少公示一次并接受业主核查。
3、原物业拒接交接可被罚三万元
《草案》规定，物业服务合同终止后，原物业服务企业不得以业主欠交物业服务费等事由拒绝交接。原物业服务企业拒不撤出的，将被记人物业管理信用信息系统，并可处三万元罚款。此外，原物业服务企业未撤出物业管理区域前，新物业服务企业强行接管的，由区、县房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记人物业管理信用信息系统，并可处三万元罚款。
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篇3
1930年代，北平城内除少数西式建筑外，绝大多数建筑物仍为明清所造，没有卫生、便捷的污物处理系统，无论是富贵之家，还是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排泄物的处理都得依赖形成于明清的粪业。①粪夫每日“背上背着粪桶，手里拿把粪勺，到每家去括粪坑”，收拾“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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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粪业是北平污物处理的特定行业，由粪夫按照粪道范围掏取各户的污物并收取相应的报酬，将收集的污物，送往各粪厂加工、晾晒，制成肥料，卖给“近郊六七十里内之农村田园”(《北平市工商业概况》，北平市社会局1932年编印，第662页)。
道巷尾的马粪，以及街里西人出的恭”，市政当局对之基本无管理可言。①关于此问题，目前除1936年赵万毅《平市处理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②一文外，尚无专门研究论文。赵文以介绍粪业概况为主，基本属于史料。本文拟通过描述1930年代北平城市污物管理改革的过程，分析改革是如何发生的?有过什么矛盾和斗争?为什么有这样的矛盾和斗争?能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笔者所论难免有偏颇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改革缘起
金、元时期，北京尚无完全的城墙，大街两旁是明的阴沟，居民大小便随地处理，尚无专门污物处理职业。明嘉靖年间(1522—1567)，北京修筑外城，把市民和郊外隔绝起来，城内人口逐渐增多，污物处理成为城市问题之一。此时，一些到北京谋生的山东农民到各住户义务掏粪，然后把粪卖给农民以维生计，粪业由此肇始。清康熙二十一年(1684)后，战争平息，北京人口大增，此时垄断污物处理、以粪为生的多为二流子、恶霸人物，他们以斗殴手段划界取粪，善良懦弱者退避三舍，“粪道之名，由是而起”③，粪业逐步形成。国家法规视“户婚田工钱债事务为‘薄物细故’，从来不予重视”④，污物处理更为其所不齿，无管理可言。这种污物处理旧制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问题丛生，不仅严重影响市容，而且给普通市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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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章润若：《北京与上海》，《现代评论》第6卷第150期，1927年10月，第14页。
② 《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③ 《北京市志稿二·民政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④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要了解污物处理问题何在，必须了解粪业的概况。粪业从业人员以有无粪道为标准，分为粪商与粪工。①粪商拥有粪道，粪工则是为粪商打工的人。粪商分为“道户”和“厂户”两种，前者占有粪道，雇粪工或自行收集粪便，1930年代约有1000家，后者开设粪厂，收买并大批售卖粪便，约有400余家。②粪工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正式粪夫，在粪商的道上工作，一类为“跑海粪夫”，不限粪道，随处窃取粪便或捡拾街头巷尾粪便。从实际状况来看，北平市粪商多数仅有一二股或三四股，平均每户拥有1．55股粪道。③无论是粪商，还是粪工，都是实际劳动者，就是自己开有粪厂的厂主，也需参与实际劳动，故时人认为，“这种事业只有劳方向无资方”④。1930年代，北平约有4000多名粪夫。⑤
粪业的资产形式包括粪道、粪厂和公厕。粪道按照不同的性质分为“旱道”、“水道”和“跟挑道”三种。⑥其划分不以地段为界，而以门户为标准，以股为单位，门户数目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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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时一般将粪商和粪工概称为粪夫，本文为求明晰，以“粪工”一词专指无粪道、无粪厂的粪夫。
② 《平市处理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③ 北平市粪道“共计一千八百六十八处，内中有一户办数道者，共计一千二百零八产”(《一部分粪夫复聚众拟赴宋宅请愿》，1937年4月3日《世界日报》，第5版)。
④ 《号称平市三阀的粪业之一斑》(一)，1933年9月26日《华北日报晚报》，第1版。
⑤ 1929年北平市社会局市党部统计，粪夫约有2000余人，再加上跑海粪夫子余人，共约3000余人(《平市处理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1932年《中国劳动年鉴》统计，北平市有4000粪夫。见实业部中国年鉴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劳动年鉴》(1932年)，第239页。1934年北平市公安局、财政局、社会局三局谈论会议认为有5000人左右(《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38)。根据上述数据，笔者推知粪夫约为4000人左右。
⑥ 旱道指专为住户挑取粪便的粪夫所工作之“道”；水道是专为住户洗刷马桶，每月索取工资，而不取粪便的粪夫所工作之“道”，价值仅为旱道的一半，分布在外城各区；跟挑道是跟随“水道”的粪夫，专收取住户马桶内粪便的粪夫所工作之“道”，没有洗刷马桶的工资，所收的粪便稀薄如粥汁，价值不过百元左右。《平市处理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量没有定数，有的一条胡同就是一股道，有的甲胡同几个门和乙胡同几个门，合着是一股道，有的仅包括几个门，有的几十个门，有的几百个门，其价值不定。①粪夫将粪道据为私产，常常作为私约债权的标底，用于交易。这种由粪夫互相约定、以民间契约为凭证②的产权就是所谓的粪道产权，但国家一直没有承认其合法性。粪道产权转移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继承，一是买卖转让，即“本来这股道是由甲负责采取，若干年后甲因病或死，乃不得不转让之于乙，而取相当之代价，又若干年后，乙又因故不能营业，就以同样的方式转让之于丙，如此辗转相传”③。由于缺乏国家的认可，粪业中人“宁可牺牲性命，也绝不牺牲粪道”④，为争粪道，彼此时常抡起粪勺，打得头破血流。可见，粪道产权的不确定性使得粪夫之间保持着紧张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为维护共同利益，他们也会合力对抗外来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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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粪道的价值因时而变，光绪年间“百户之‘道’，可值银两七八两”，到20世纪20年代，粪价激增，“百户之‘道’，随亦涨至五六百元”，后农村衰落，粪便价格下落，“前项之‘道’，也骤降至二三百元”。粪道估价标准有四项，即地域繁简、户数多寡、出粪量大小和马桶有无，据此北平的粪道分为三等：一等是内城的内一、内二、内六和外城的外一、外二等区，地域繁盛，人口稠密，出产量较多，许多住户使用马桶，粪夫们可以收取洗刷马桶费，百户之道，可值五六百元；二等是内城的内三、内四和外城的外三、外四等区，地域较一等稍差一筹，马桶收粪与洗刷，又分为二人办理，故收益不多，价值较低，百户之道，约值洋300元；三等是内城内五和外城外五两区，地域偏僻，贫户亦多，粪量与粪质，皆属下下，故百户之道，常不值200元。《平市处理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② 这种凭证就是所谓的“道字”，道咸年间的字据上记有“某街某巷污物归某人拾取，他人不得擅收”。《北京市志稿二·民政志》，第235页。
③ 《号称平市三阀的粪业之一斑》(二)，1933年9月27日《华北日报晚报》，第1版。
④ 《号称平市三阀的粪业之一斑》(二)，1933年9月27日《华北日报晚报》，第1版。
粪厂是囤积、加工及出卖粪料的场所，多设在外城空旷地方以及城根空地。其经营形式多样：有的由粪商独资开设，自行掏粪回厂合家工作；有的由多名粪商共同组织，雇人掏粪回厂工作；有的继承祖业，完全雇工操作；有的自有田园，开厂买粪供给自用，将多余的出售。①厕所亦是粪业的资产形式。当时北平铺、住户院内，常常不设私厕，或仅设女厕而没有男厕，再加之传统建筑的局限，“不懂得厕所、厨房在住宅里的重要性”②，只有用公厕来解决问题。公厕有的是官方设立的，有的是自治区坊设立的，有的是粪夫设立的，后者设立的数目最多。粪夫设立公厕，一边将粪便卖给粪厂，一边向市民收取费用。粪夫所设公厕的具体数目现已难考，仅知城内公厕总数目约为五六百处。③
在清代的大部分时期，北平粪业没有出现起管理、调解作用的行业组织。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粪夫才遵警察法组织成肥料行，“担任警察法的实行并集合酬金交付警察”④。光绪三十二年(1906)，粪夫在外五区大市精忠庙创立肥业公会。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北平市党部指导粪夫将肥业公会改组为北乎特别市粪夫工会。⑤ 1932年11月，该工会更名为北平市粪夫职业工会。粪夫职业工会虽名为工会，却非单纯的工人组织，劳资双方均加入其中。作为资方的粪商并未组织同业公会，而是加入劳方的粪夫职业工会，看上去是“显劳资团结”，但其目的不过是“为避免营业税”。⑥在这种劳资不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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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第662页。
② 《北京市的粪便》，《北京市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第37页。
③ 1923年，北京城内街道共有528处公共厕所(《北京城的卫生调查》，1923年1月21日《晨报》，第7版)，1934年，整个城区关厢公厕的总数为627处(《北平市政府卫生处业务报告》，北平市政府卫生处1934年编印，第60—61页)。
④ 《北京城的卫生调查》，1923年1月21日《晨报》，第7版。
⑤ 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页。
⑥ 《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第660页。
下，该工会实际上操纵于粪商手中，如1933年该工会的3位常任理事于德顺、李逢吉和孙兴贵，“都是自有粪厂之厂主”①。粪夫工会带有某种旧式行会组织的特点，“工人与雇主一起工作，彼此间的境况相差不远，存在着共同的利益”，谋求的是行业利益，保障从业人员的职业和工资待遇。②但与行会不同的是，粪夫工会是在官方倡导下成立的，不仅没有得到粪夫的承认，而且没有对行业人员有约束力的行规。实际上，粪夫职业工会“经费支拙[绌]，主事人号召无力，小粪头不服约束”，下层工作人员多已星散，所属各支部，除第四支部尚能稍具初建时之雏形外，其余都有名无实，“实为一无组织无向心力的一种散漫庞杂的职业团体”。③不过，粪夫职业工会也曾为维护同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做过一些事。1929年，针对粪夫时常为争粪道而大打出手的现象，粪夫工会向粪商发出粪道证明书，注明“粪道的所在地和四至及粪户的数目，彼此各按其范围各营其业，不得有逾越界限或偷粪等”，使得纠纷减少许多。④同时，它注意维护粪夫的社会形象，当《京报》发表社论批评粪业时，它第二天即给《京报》打电话，对其批评表示不满，认为“此举影响该业甚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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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号称平市三阀的粪业之一斑》(三)，1933年9月28日《华北日报晚报》，第1版。于德顺，“自十八岁，即来平开设粪厂”，并“有田地两顷余，雇有种地伙计二十余人”；孙兴贵则“家人在平开粪厂已四年，自十九岁即来平以开粪厂为业”，两人均为有厂之人。见《北平市警察局侦缉队递交辑[缉]人犯孙兴贵、于德顺》，北京市档案馆藏，警察局档案，j181—21—51613。
②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③ 《平市处理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④ 《号称平市三阀的粪业之一斑》(三)，1933年9月28日《华北日报晚报》，第1版。
⑤ 《再论如何取缔粪阀》，1933年12月11日《京报》，第6版。
到1930年代，北平城市污物处理存在许多问题，严重影响到市容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最为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粪夫与市民关系紧张，经常怠工勒索市民。早期粪夫饮水思源，对各住户尚存感激之心，甚至常于年节以茶叶和山东家乡带来的粉条馈赠住户，没有向住户要钱的风气。到1930年代，粪夫在北平已成一种特殊势力，把持垄断、强行勒索，逐步养成向各住户要钱的恶习，如要年节钱、赏月钱，遇下雨、下雪要酒钱，不给即以怠工、不好掏相要挟，最后形成一种行规，“各霸一方，划定势力范围，不相侵犯，所以你若稍微得罪他们，他们便老实不客气对你怠工，弄得你毫无办法”。粪便堆积，影响卫生至大，“既不能强其运除，又以粪道关系，他人不敢继其工作”①，因此住户“就是感到了受着他们要挟的痛苦，却也必须伏伏贴贴的去忍受”②。市民称之为“粪阀”③，舆论认为“取缔粪阀，是北平市上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认为市政府应制定出“一种厉害的条例来”，对粪夫加以限制或惩罚。④另一突出问题是，由于粪具简陋，造成街道上污秽淋漓、臭气熏天，严重影响市容。粪具是污物处理的工具，包括收集、运输、料厂三部分。收集工具是一把勺子和一个背桶，背桶一般没有盖，臭气熏天，遇坎坷或雨雪天跌倒时还会撒遍全身。运输工具多为单轮手车，上面放两个荆条编的长篓，没有盖，臭气四溢，“常满载过市，污秽淋漓”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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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市处理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② 《号称平市三阀的粪业之一斑》(一)，1933年9月26日《华北日报晚报》，第1版。
③ 关于“粪阀”的描述多见诸于报端，如“那股子劲，真是不可一世。他们向例是三天两头歇工，下雨下雪，再不能出来工作。尤其是在三九或三伏的天气，不管人家家里的遗矢怎样满坑满谷，怎样的臭气熏天，他们是十天扫除一次。卫生与不卫生，他们脑子里压根儿就没有那种观念，可是月钱不算外，还要特别加酒钱”(《如何取缔粪阀》，1933年12月9日《京报》，第6版)。“你倘稍有不愉悦的表示或质问，粪夫即很不客气的给你一个蛮横的回敬。再进一步，许来一个‘对骂’，亦许来一次‘双打’。不然，也要给你一个‘消极抵抗’!怠，使你的马桶厕所，沟满壁平，臭气四溢，弄得你家宅不安”(《平市处理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④ 《如何取缔粪阀》，1933年12月9日《京报》，第6版。
⑤ 《取缔粪车淋漓过市》，1931年3月7日《华北日报》，第6版。
果路滑或碰撞就可能全部倒出。①这两种工具非常简陋，“任意于各通衢推行，臭气四溢”②，严重影响市容。1911—1912年、1918年、1925年市政当局先后倡议改良粪具，均无疾而终。因此，到了1930年代，城市污物处理成为北京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
为解决这些问题，北平市政府最初采取的措施有以下几项。首先，制定污物处理相关法规，做到有章可遵。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管理公厕暂行规则》颁布，后改为《北平市管理公厕规则》。规则对公厕内部设备和清洁状况提出了具体要求，其内容非常详细，既考虑到了如何维护厕所的卫生，也考虑到了利用厕所宣传卫生。规则设计了后来改革的模式，即通过登记，颁给执照，承认公厕的所有权和使用权，进而规范厕所的管理。从实际效果来看，规则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公厕登记没有完成，公厕清洁也没有得到改善，1934年卫生部门检查全市627家公厕，只有5家具有完全防蝇设备，579家竟然毫无防蝇设备。③ 1930年6月19日，《北平市城区粪夫管理规则》公布，它制定了粪夫执业规范，是政府污物管理的依据，此后改革的目标在此规则中已有体现。这个管理规则一方面拟推行粪夫许可证制度(但受到粪夫的抵制，实际并未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为粪夫制定出具体职业规范：统一制服，要求粪夫在执业时须穿着统一的号衣，并于前后胸各缀号布，书明某区某处某号；统一粪车管理，粪夫到警察区署申请注册编号，领取号牌，挂于车前横挡，暂免缴纳牌费；规范粪夫的职业操守，要求将执业地段内公、私厕所污物逐日掏净，除正常收费外，不得藉端勒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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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的粪便》，《北京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第38页。
② 《公安局防疫取缔粪车》，1933年8月13日《京报》，第6版。
③ 《北平市政府卫生处业务报告》，第42页。
文；要求粪夫将所掏的污物依照指定的路线及时间运往城外存储、晾晒，不得在街巷停留，刷洗粪桶的秽水应在指定处所倾倒，不得任意泼洒，粪车及粪桶容储污物不得逾量，并加覆盖，不使污物及秽气溢出。①1930年10月，粪夫工会依据该规则制定《管理粪夫工友规则》，要求：“(一)凡本市每日往各住宅倾倒马桶者，无论风雨阴晴，无故不得间断；(二)各工友所得酬资，不得任意增加，并不得藉端勒索；(三)各工友对待住户，须持和平态度；(四)各工友清洁厕所洗涤马桶，务使洁净，不得随便泼洒。”②两项法规都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粪业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除制定法规外，市政当局具体治理了污物处理中较为严重的问题。首先，针对粪夫常怠工索取酒资的现象，规定卫生处接到投诉报告后，即派警察前往调查，若调查属实，“即立予罚惩，以遏恶风”③。其次，治理在污物收集和运输中影响公共卫生的问题。1931年3月，公安局要求各粪厂“修补粪筐，减载粪量”，并将坐落在人烟稠密地方的粪厂迅速移出。④4月7日，针对粪夫在各冲要街巷“将粪车擅行停放，而往各处掏扫，致污秽淋漓，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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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平市管理公厕规则》，《北平市市政法规汇编》，北平市政府1934年12月编印。
② 《粪阀其稍减乎?》，1930年10月10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③ 《北平市政府卫生处业务报告》，第63页。据载，前百户14号住户华以慎向卫生区第二事务所报告，“以慎现居母丧，亲友皆来吊唁”，但粪夫李吉祥“嗜酒任性出言不驯”，向其勒索钱财不果，“竟然五日未来，秽气充满街巷”。在卫生局的训斥下，粪夫李吉忠专门写了具结，保证“永不再犯，如再犯愿受重罚”(《关于环境卫生、整顿理发馆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95)。此事例反应出当时的住户可以通过向卫生局投诉，由其监督粪夫停止违法行为，来解决粪夫怠工问题。但结果却是“平了西来东又起，和了甲家又乙家，诉苦接受忙，派员调查忙，调解具结画押呈报忙，以为忙到有个终了，但仍未有终了。诉苦的市民，仍不断的来诉苦，蛮横的粪夫，仍到处蛮横。”(《平市处理的粪便的一个特殊组织》，《市政评论》第4卷第12期，1936年12月)
④ 《取缔粪车淋漓过市》，1931年3月7日《华北日报》，第6版。
四溢”，以及“各偏僻之广场，竟私掘坑，存积粪污，其粪车任意陈列”，尤其是在“外三之南岗等处，外四之万寿回营一带，外五之天桥南新农里、义和里等”居民游人繁杂之处，遍掘粪坑存粪，有碍公共卫生，要求立即迁除，且“各街头巷尾一律不得停放粪车，其有所掘之坑存粪者，限五日须尽行迁除”。①5月4日，公安局要求管理厕所的夫役“于即日起，应将全市厕所内，每星期洒以百分之一五精化钠，或撒石灰末，均至少一次”；将运粪筐篓“添盖严密，不得外溢”；在各厕所加设铁纱门窗，预防蝇蚋滋生蛆虫。②第三，规定粪车通行时间，减少粪车白天通行时间，避免其在人流高峰时间通行，不同的地段制定不同的通行时间。③
由于当时北平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市政当局没有足够精力对污物处理进行整治。无论是制定规则，还是整治，基本都停留在表面，缺乏具体实施手段，未能有效地改善北平市污物处理的恶劣状况，“其效果不过零星之成功，距理想之目的相差尚巨”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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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取缔粪车粪坑》，1931年4月7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② 《清除厕所严盖粪车》，1931年5月4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③ 这一时间表不停变化，没有定制。1931年7月，公安局鲍局长在会见粪业人士时，“面允通行时间，改为上午十一时下午三时”(《粪夫通行时间及征收月捐》，1931年7月12日《华北日报》，第7版)。1933年8月，公安局规定“每日上午七时至八时，粪车出入城时间，逾时则行禁止”(《公安局防疫取缔粪车》，1933年8月13日《京报》，第6版)。1933年11月，卫生处规定每日上午10时以前，下午3时以后，准许粪车在北平市内通行；1934年6月制定的新通行时间表，要求每天上午9时以前和下午六时以后才可通行(《北平市政府卫生处业务报告》，第64—65页)。
④ 《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38。
二、收归市办计划的流产
在管理污物处理过程中，北平市卫生局逐步认为“以言整顿不如收归市办”，遂着手展开调查，于1934年10月拟具收归市办计划，其首要之举就是进行粪道、厕所登记，并按价收购。基于此种认识，北平市长袁良敕令卫生局“将污物收归市办，价购粪道，招募夫役清除，改用铁质粪车”①，并预备在1935年1月1日开始实行。由于意识到可能遭到粪商、粪工的反对，该政策一直处于秘密讨论阶段，没有公开，只是曾突令各粪厂登记粪道，却未明言要将粪业收归市办。但政府的决策为外界所窥知，当时舆论一再推测政府计划将粪道收归官办，引起粪业人士的极大关注。②1935年10月31日夜，“因传闻平市府拟将粪业收归市办，为维持生计起见”，粪夫职业工会召开会议商讨对付办法。第二天，粪夫“仪容端肃，均右手持粪勺背背粪桶，俨若全副武装”，到铁狮子胡同的平津卫戍司令部，要求“对收买粪道，改订粪车，出入城时间，请勿变更办法”。③11月12日，市政府宣布“为体恤粪夫艰苦计，业将前议打消”，收归市办计划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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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京市的粪便》，《北京市档案史料》1992年第1期。
② 虽未明言，但粪业人士已猜测到其收归市办的用意，特提出了6条疑问，即“1、向卫生局将粪道登记之后，该道之产权是否即为确定；2、登记完竣之粪道，在法律上可否取得所有权；3、粪道登记后，官府是否加以保障；4、证明文件呈局后，是否立即发还；5、既经卫生局验过之证明文件，在财政局及其他各局可否有免验权益；6、呈报登记应有如何手续，及有无费用，是否发给登记证明书。”上述问题均与粪道产权有关，可见粪业人士多么关注于登记后官方能否承认其粪道产权、能否对其予以保护。《粪厂向卫生局请示登记粪道》，1935年1月14日《京报》，第6版。
③ 《平市粪夫大请愿》，1935年11月2日《世界日报》，第6版。当时上街参加请愿的粪夫人数有几种说法，一说万余人(《平市粪夫大请愿》，1935年11月2日《世界日报》，第6版)，一说1500人(《一幕臭剧：千余粪夫荷杓负桶群赴卫戍部请愿》，1935年11月2日《北平晨报》，第6版)，一说二三百人(《粪夫数百人昨晨请愿》，1935年11月2日《华北日报》，第6版)，具体人数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请愿活动的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影响。
市政当局收归市办计划流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之加以仔细剖析，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污物管理改革的关键所在。计划流产的直接原因是袁良下台，收归市办计划被否定。袁良在政治上属于南京国民政府，体现了内派的意志。1933年10月，他追随黄郛从江西北上，担任北平市长。上任后，他积极贯彻新生活运动，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对北平市政进行大刀阔斧的整治。但由于没有认真的调查研究，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袁良的改革措施受到地方人士的大力抵制，难见成效。1935年，黄郛离开北平，袁良亦于11月离职，其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亦被抛弃。
计划流产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官方对粪夫的经济利益重视不够。官方与粪夫之间的利益争执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官方不承认粪道产权的存在，并拟收归市有，粪业人士则希望官方承认粪道产权，双方的基本立场是根本对立的。1928年5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污物扫除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有土地房屋内集置之污物(粪溺属之)须由管理市政机关处分之”，为收归市办提供了法律依据。从物权法来讲，产权是双方买卖私约上的“债权标的”，而粪道属于“公共通行区域”，不能视为“产”的一种，没有“所有权”可言。从法律实践讲，“前大理寺判例以其违反公秩良俗，否认粪道、水道权利，均不受法律保护”①。根据上述各点，北平市政府认为，市民私人“擅自收取，或视收粪区域为产业，凡为违法之举”②，否定粪道产权合法性。粪夫们最看重的就是粪道产权，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不惜拼命打架，甚至为争粪而死。二是当局补偿金额与粪道实际价值相差甚远。当局在法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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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平地方法院致河北高等法院函》，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地方法院档案，j65—3—324。
② 《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38。
虽不承认粪道产权，但也认识到“习惯使然，却系投资而来，故亦不得不予相当之议偿”①，计划每股补偿50元②。粪夫工会认为“每股道的代价也须要自一二百元至六七百元的样子”③，与之相比较，官方的补偿金额实在太低。三是收归市办将掠夺粪业营业收益，包括向住户收取的收集污物费用和制造肥料卖给农民的收入，每年共计60万元左右。④粪业收归市办后，该项收入将完全归市政当局所有。这样，收归市办对粪商而言，不仅意味着失去粪道产权，而且意味着失去营业收入和租金收入，其身份也就从粪商变为粪工，成为无产者，必然会遭致其坚决反对。四是收归市办将影响到相当数量粪夫的生计。普通粪夫的月收入约为10元⑤，与当时三等巡警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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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38。
② 《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38。
③ 《号称平市三阀的粪业之一斑》(二)，1933年9月27日《华北日报晚报》，第1版。该估价与实际市价吻合。
④ 该数据是依据如下两条史料估计的：社会局认为粪业1932年的收入约为54万元(《北平市工商业概况》，第664页)；卫生局估算，将污物收集与处理收归市办后，“每年收入约在六十万元以上，而经常支出为四十万零一千六百八十八元，年可盈余约二十万元”(《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38)。
⑤ 据粪夫工会介绍，“替人家佣工的，每月工资可得七八元之谱”(《号称平市三阀的粪业之一斑》(二)，1933年9月27日《华北日报晚报》，第1版)。据卫生局调查，为雇工性质者的粪工，大多数每月工资约为4元至7元，但均免费供给膳宿。粪工膳食住宿费每月约为3元左右，因此每个粪工工资约7—10元(《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 j5—1—38)。然而，粪工的收入不止自粪道主处所得到的净工资，还包括每月自各户所索取的零钱，大约有数角到一二元不等，以及与粪道主的按成分配，故粪工的收入在10元之上。
饷相当①。粪夫每月所得收入，除添置衣服及有时理发沐浴外，大都稍有蓄积，或用以典租粪道，或寄回老家。收归市办后计划将粪夫人数减至2300人②，势必使大批粪夫失业③，影响到相当数量人的生计，势必激起较大的矛盾。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官方在制定收归市办计划时，基本没有顾虑到粪夫的利益，甚至有掠夺经济利益、剥夺工作权利的嫌疑，一场本为改良市政的改革演变成争夺经济利益的政治斗争。
此外，卫生局制定收归市办实施措施也未能得到其他市政部门的认同和配合，故难以推行。卫生局计划，以布告形式唤起市民的同情，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许以优厚待遇”招募粪夫；对粪夫怠工或暴动，拟由公安局调派警察往各区镇慑，依赖军警之力强行镇压反抗之举，将其首领法办，则“倡导无人，余徒先其瞻首，届时见当局已是决心官办，当不难就范也”。这些方法的可行性遭到社会局、公安局和财政局的质疑，认为使用强制力“亦未必见效”，如果粪夫“三五人或二三人，散匿街巷，遇官方之代工粪夫，加以殴袭后，随即四散，无法拘捕”，而每个代工身后，又不可能跟随军警。此外，“财政拮据，难以应付”，不能对粪道进行合理的补偿，而粪道的价值如何判定，“官方毫无考据，悉凭粪夫乱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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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平市政府公安局巡官长警饷制章程》第四条规定，三等巡警警饷为10元(《北平市公安局业务报告(民国二十二年七月至二十三年六月止)》)。
② 《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38。
③ 此时粪大约有4000人左右，收归市办就意味着1700人将失业，必然引起粪夫的恐慌和反对。
④ 《卫生局关于拟具污物处理事宜收归市办办法的密呈及市政府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15—1—38。
北平粪夫极力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在粪夫工会领导下，利用北平政治局势与市政当局展开斗争。他们知道市政府和卫戍司令部之间存在矛盾，北平的权力中心不在市政府，而在卫戍司令部，若直接向最高权力机构请愿，效果会更好。于是，他们采取游行示威的形式，向当局请愿。在当局决定不收归市办后，粪夫工会“全体同人公摊款项”，集资3000元左右，特制匾牌“往平津卫戍司令部致谢宋司令(宋哲元)”。①其实，该事件不过是上层政治斗争的棋子而已，宋哲元以顺应民意的方式打击袁良为代表的南京势力。此后，袁良离任，秦德纯继任北平市长，不久又将污物管理改革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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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平市粪业公认指控于德顺等摧残同业、勒索会费、展开游行罢工斗争经过情形》，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202,第15页。
三、官商合办，初见成效
北平市政当局宣布放弃将污物管理收归市办后，污物处理对市容市貌、市民生活及公共卫生的恶劣影响依然存在。1936年2月，秦德纯命令继续筹办污物管理改革②，确定顾虑粪夫生计、兼图改善的原则，放弃收归市办计划，转而承认粪道产权，仅以登记和改良粪具为目的。当局采取官商合办方式，数次召集粪夫会议，与粪业中人达成两点共识：一是完成粪夫登记，确认粪道产权，建立档案，以便日后管理；二是收取登记费和改善费，改良粪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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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报告粪便改进状况》，1936年10月3日《世界日报》，第6版。
1936年7月1日，卫生局决定官商合作，成立北平市处理粪店业事务委员会，负责设计如何改善，委员会下设事务所，执行各项改进事宜，开始实行官商合作污物管理改革的新方式。早在6月29日，卫生局即召集各区粪业代表87人，选举各支部代表19人。7月4日，各支部代表共同拟定委员人选，提请聘任。①粪夫工会主席于德顺被选为处理粪便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主任②，其他成员多为粪夫工会成员③。8月13日，处理粪便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宣告成立，卫生局长为委员长，包括市政府暨关系各科股长等19名当然委员和粪业代表推定的9名选任委员。④在这一具有决定权的机构中，政府占有2／3以上席位，具有绝对控制权。从组织结构看，委员会是决策机构，决定所有事务，事务所仅是执行机构，两者具体职权划分如下：委员会负责定策和决议，事务所执行任何事务，“均系秉奉本局(卫生局)暨改进粪便事务委员会之决议及命令而行”，每月例行公务，“亦系由常务委员按日到所监督”；对外事务，事务所“尤无自行处断之权力”；粪道公厕价格的评定，“系集官商双方全体委员，开联席会议，依照专章加以核定，决议后由出席各委员逐一签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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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平市卫生局关于粪夫聚众游行的密呈及市政府处理办法的密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192。
② 《处理污物事务所职员发表后日成立》，1936年7月30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③ 事务所的正副主任是领取一定经费的准官吏，“每月领取车马费二十元，由内提出十元作为粪夫公会经费”(《北平市警察局侦缉队送交辑[缉]人犯孙兴贵、于德顺》，北京市档案馆藏，警察局档案,j181—21—51613)。
④ 《推定官商两方负责人》，1936年7月4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⑤ 《北平市粪业公认指控于德顺等摧残同业、勒索会费、展开游行罢工斗争经过情形》，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202,第15页。
为保障登记顺利进行，委员会制定了登记规则和估价标准。1936年7月，卫生局公布《粪道公厕登记收费规则》，规定由委员会评定粪道及公厕的价值，登记时，依所估价值6％缴纳登记费，对“收益过少，确系贫苦无力者”，委员会查明后，酌予核减”；核准登记后，每月中旬前往各区清洁班交纳改善费，每月最高完纳是价值的5‰。不按时交纳者，将受到一定惩罚。①8月6日，委员会公布粪道、公厕评价的五项标准，即：(1)地段繁简，(2)户数多寡，(3)原收马桶费数，(4)粪料产量，(5)原价。根据五项原则，将粪道分为“特甲乙丙四个等级”，多数“等”之下再分“级”，各有不同的价格：特等每户7元，以上另定；甲一级每户6元，甲二级每户5元，乙一级每户4元，乙二级每产3元，丙一级每产3元，丙二级每户2元，丙三级每户1元。②此种评价方式区分较细，基本符合粪业行规，与粪道的市价亦基本吻合，较之收归市办计划中的一刀切方式更切合实际。
其次，委员会颁布登记程序，并根据具体情况随时调整。粪夫领取并填写粪道登记请求书，交事务所外勤纠查及卫生局各清洁班，由其调查后，再“附粘评价数目单，汇送委员会评价”，同时“做登记，呈及每月应缴之改善数目”。这些程序完后，由事务所发给登记证。③估价涉及到粪夫的经济利益，是件非常繁琐的工作，不容易做。粪商亦持怀疑态度，“未明了当局举办登记之意义”④，加之以前的登记均无疾而终，使得粪商“仍复迁延不前，相率观望”⑤。结果导致工作进度缓慢，从8月1日到9月15日，呈报的474件申请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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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粪道公厕登记收费规则》，1936年7月22日《华北日报》，第6版。后来，改善费的收费标准有所调整，改变了原定的6‰的统一缴费标准，根据不同的等级缴纳不同的费用，“特等定为千分之五，甲乙等千分之六·四，丙等为千分之三”。登记费则由原定的“粪道价值百分之六”，改为按等征收，“分为三等，其费用减为百分之四·二至百分之四·八”(《粪夫误会改进粪业办法》，1937年4月3日《华北日报》，第6版)。应注意到的是，此前粪业所承担的捐税只有公厕捐和粪厂捐两项，粪道是不用交纳任何费用的。
② 《粪道及公厕评价标准原则规定》，1936年8月6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③ 《全市粪道公厕登记程序公布》，1936年8月7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④ 《讨论粪道问题》，1936年9月3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⑤ 《关于粪道、公厕登记、收费的密呈》，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167。
有36件完成评价，仅占总数的7．6％。①按原计划，粪道登记从1936年8月1日开始至9月10日结束②，可是直到9月13日，领取登记申请书的仅867家，事务所决定“展期十日，至本月二十日即行截止”③。20日，“各粪商仍未全数登记”，请领登记书的只有1000余家。④10月30日，又决定延期至11月20日。⑤一再展期后，直到1937年2月27日才完成登记，已比规定时间延后5个多月。
领取登记证使粪道产权得到官方的认可，对此粪夫是支持的，但由于要征收登记费和改善费，势必加重他们的负担，故又遭到粪夫抵制。因此，污物管理改革的关键环节就是收取登记费和改善费。围绕是否交纳这两项费用，官方和粪夫展开了较量。
反对交纳登记费和改善费的部分粪商和意识到个人谋生手段受到威胁、面临失去工作危险的部分粪工(主要是跑海粪夫)，合作罢工请愿，反对改革。为引起政府的重视，他们接连到冀察政委会请愿，以具呈的方式述说自身的苦难，冀望逼迫政府立即着手解决问题。粪夫代表曾两次具呈给冀察政委会，指控“粪便事务所主任于德顺副主任孙兴贵蒙蔽官府剥削同业”。政委会考虑到事涉贫民生计，“令市府饬局采取有效处置，永息争端”。卫生局查明原控各节，认为“并未举出实证”，不予理睬。⑥粪夫先后三次请愿。第一次在1936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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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粪道评价标准》，1936年9月17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② 《粪道公厕登记定八月十一日开始》，1936年7月23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③ 《粪道公厕登记费展期至廿日截止》，1936年9月13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④ 《粪道公厕登记》，1936年9月24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⑤ 《粪夫登记又展期》，1936年10月30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⑥ 《北平市粪业公认指控于德顺等摧残同业、勒索会费、展开游行罢工斗争经过情形》，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202。
月14日，参与者主要是北郊和南郊的粪商，他们集合300余人①，推出代表申述粪车通行时间被限制之困难，反对登记及改善粪具，“辱骂执行公务员警，砸毁官发粪车，殴打当事公务员家属”②。1937年2月，朱名成联合粪夫向冀察政委会请愿，希望停止改革。③4月2日，粪夫200余人集合赴武衣库，拟谒宋哲元请愿，表示反对粪夫登记等改善办法。④
这些请愿并未得到多数粪夫，尤其是取得粪道登记证的粪商的支持。他们认为请愿罢工“致使商等不能安然工作”，其所有粪道，“均经遵章登记，原冀为养生之源，彼系一己私图，竟使商等不能安于其业，长此以往，不惟商等安全可危，而生活必陷于绝境”。“为求自卫计，为遏绝罢工计，为辅助官方至不足计”，他们发起组织北平粪夫正义工作自卫团，提出绝对服从官方命令，安心工作；绝对不受任何蛊惑；遇有阻拦者，定即报告官方究办，如对方用武力拦阻或强扣商等粪具，遇官方不及镇压时，为自卫计，必要时施以抵抗；遵用官方改良粪具，并绝对保持整洁；如遇煽惑罢工及其他图谋反动消息，随时报告官方，以辅官方的不足。⑤
在这种背景下，官方对请愿罢工采取措施，坚决予以取缔。当局认为，全市绝大多数粪商已经登记，没有登记的不足40户，仅占总数的2％强，无引起纷争之力，即使他们都不来登记，“对于本市整个改善粪便事业，既无任何阻碍，尤不致影响全局。”⑥据此，官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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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部分粪夫昨请愿》，1936年10月15日《世界日报》，第6版。
② 《北平市粪业公认指控于德顺等摧残同业、勒索会费、展开游行罢工斗争经过情形》，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202。
③ 《鼓动粪夫不履行登记手续》，1937年2月28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④ 《粪夫误会改进粪业办法》，1937年4月3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⑤ 《接受粪道展缓一日》，1937年4月8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⑥ 《北平市粪业公认指控于德顺等摧残同业、勒索会费、展开游行罢工斗争经过情形》，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202。
断罢工之举决非多数粪夫自愿，“显系有怙恶不轨分子，在暗中操纵煽惑，迭作风潮，别有希冀”，于是设法侦缉主要策动分子，“以资根究”。①如4月罢工中，各区清洁班和区署先后抓获18名罢工者。事务所书面通知“参与游行滋事及煽惑同业反抗登记”的粪商，停止其所有粪道或公厕之收集权，并派人接替。部分粪夫请愿罢工，致使德胜门、安定门一带“各户存积粪料日多”，严重影响到内三、内五区住户的日常生活，每天有数百住户请求卫生局派工清除。②在这种情况下，卫生局公告劝谕复工，并明示“罢工者于三数日内不自动复工，即由处理粪便事务所派粪夫前往接收粪道”③。在政府接收粪道的威胁下，粪夫们“闻讯多即陆续推车人城”。当局认为人城工作粪夫“均有悔悟心理”，准其在原粪道、公厕复工。同时，派警察，“严切晓谕德胜门外粪商即日恢复工作”。④市政当局以替工相威胁，使那些观望者为保全自己的财产和职业而恢复工作。
市政当局一面应对请愿，一面采取措施督促粪夫交纳登记费和改善费⑤，对“普通粪商逾限不来登记或登记而不缴费者”，根据《粪道公厕登记收费规则》进行处罚，不肯认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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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当局的说法看来，也许是认为由于中共党员的鼓动，粪夫才罢工的。目前尚无材料证实中共是否组织或参与了粪夫的请愿罢工。
② 《卫生局限粪夫今日复工》，1937年4月8日《世界日报》，第5版。
③ 《粪业委会昨开紧急大会》，1937年4月7日《世界日报》，第5版。
④ 《北平市粪业公认指控于德顺等摧残同业、勒索会费、展开游行罢工斗争经过情形》，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202。
⑤ 按照当局的说法，对收取登记费的重视主要是为了更换粪具。截止1937年4月，登记费收取了6000元，而造车及附件需款约1．1万元，为弥补差距，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市政当局非常重视征费工作。
“由公安局勒限押追，追限满仍不遵办者，即以拘役并处罚金”。①1936年11月6日，委员会命令卫生局遍布全市的清道班负责清查各辖区内粪夫缴纳情况，并劝谕其缴纳，若仍不缴纳，则将其押送警察局审讯促交，并处以罚款。从审讯情况来看，抗拒未缴纳的多数是有粪道数股，“系属殷实之户”，他们或申称“无处拟具铺保，实属不能缴纳”，“但当场有同业欲为作保，彼复拒绝”②，或“刁狡异常，不肯遵章即日缴费”③，或“传讯之时，言语异常刁横，询其何时缴费仍支吾无期”④等等，不一而足。在警察局审讯之后，他们大多被迫缴纳了登记费、印花证书费，此外，还缴纳了不同数量的罚金给事务所。⑤从1937年1月14日到2月16日，卫生局第3科照此办法共处理50件不缴纳登记费的案件⑥，起到一定的督促作用。
1937年1月，事务所与北平市银行签订合同及贷款办法，无力缴费粪商以登记证为抵，“向事务所贷款产价十分之一”，以缴纳登记费。⑦当时典当“月息为二分二厘”⑧，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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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北平市卫生局关于粪处理、粪商贷款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j5—1—165。
② 《卫生局函送抗不交登记费粪夫高升远一名请查照办理卷》，北京市档案馆藏，警察局档案，j181—21—50762。
③ 《卫生局函送抗不交费之粪夫刘绩超、明代内等二名卷》，北京市档案馆藏，警察局档案，j181—21—50757。
④ 《卫生局函送延不交费粪夫韩永泉一名请查办卷》，北京市档案馆藏，警察局档案， j181—21—50766。
⑤ 在粪夫眼中，其做法就是“如不交上即派警抓去逼钱，如无钱即将人扒去衣服，拘于院内，次日多罚六元方为放出”(《北平市粪业公认指控于德顺等摧残同业、勒索会费、展开游行罢工斗争经过情形》，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202)。
⑥ 《北平市卫生局关于粪处理、粪商贷款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165。
⑦ 《平粪商事务所规定粪商贷款办法》，1937年1月12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⑧ 《当商减息》，1935年5月7日《京报》，第6版。
会局命令下，当商减为8厘，尚算合理。到3月底，请求贷款的粪商有220余户，批准120余户。采取上述两种办法后，登记费缴纳状况仍不理想。截止1937年3月27日，虽登记粪道1868道，但实际缴纳登记费者只有652户，仅占总数的34．9％，其余“仍行观望”①。
通过上述方式，登记工作得以进行，颁发登记证和更换粪具工作也逐步完成。领取粪道登记证的粪商得到国家对产权的认可，并进而获得政府对其权利的保护。1937年5月8日，粪道登记完成后，卫生局通告，明确规定“嗣后地方司法及行政官厅，对粪商所有粪道及公厕内粪料收集权之确认，其权利之继承转移，完全以本局所发之登记证为凭”②。同时，卫生局致函北平地方法院，告知“嗣后对于粪夫所有粪道或公厕内粪料收集权之确认，以及继承转移完全以本局所发之登记证为凭，藉免纷争，而资保障。”③这样，就以地方行政机关的名义承认了粪道、公厕的产权，粪料收集权及继承转让各权利，登记证成为粪道产权凭证。
卫生局用收取的登记费和改善费，开始为粪夫更换粪具。1937年7月，全市共更换新式粪箱1600余对，包括事务所定制的900对新式粪箱、铁制粪桶和粪夫自制的700余只新式粪具，只有200余人未换用新式粪具。④领取新式粪具的粪夫“行走市中，不受通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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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粪道及公厕登记，纳登记费者不踊跃》，1937年3月28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② 《粪道公厕产权以登记为凭》，1937年5月8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③ 《北平市卫生局致北平地方法院函》，北京市档案馆藏，地方法院档案，j65—3—672。需指出的是，关于该产权一直存在争议，“前大理院判例以其违反公秩良俗，否认粪道水道为权利，均不受法律之保护”，卫生局将登记证确定为产权凭证后，地方法院仍提出质疑，“究竟粪道能否认为物权及水道在无单行法规认为权利时，应否同受法律保护?”并向高等法院提出询问。现难以找到资料说明其结果如何，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市卫生局的做法在法律上缺乏支持，受到法院的质疑。《北平地方法院致河北高等法院函》，北京市档案馆藏，地方法院档案，j65—3—324。
④ 《污物事务所新式粪箱九百对昨已发完》，1937年7月10日《华北日报》，第6版。
(每日上午十时以前下午五时以后)之限制”，对仍用旧式粪具的粪夫，“时间限制颇严”。①为保护已遵章登记的粪夫，以区别于跑海粪工，事务所发给登记粪夫每人一件号坎。截至1937年6月，共发放300件。②至此污物管理改革基本完成。
须指出的是此次改革初见成效的重要原因在于官商合作，特别是作为粪商代表的粪夫职业工会和事务所起到了关键作用。从改革的具体过程来看，无论是制定具体执行规章，还是对付粪夫罢工，官方之所以能够应对有章，与粪商积极为当局出谋划策，提供有效意见不无关系。例如，粪夫职业工会和事务所的主要领导历经数次改革，对粪夫心态了然于心，认为拒绝登记的粪夫不过以无力缴费及官发粪具不能适用为借口，其本意纯系甘愿固步自封，并非对办法之宽严有何成见。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即使免收登记、改善各费，“仅令自动改良粪具亦已不能遵行”，这样不仅前功尽弃，而且“嗣后市政一切之改革亦将难以推行”。由于熟知粪夫对待改革的态度，他们提议市政府“令饬公安局对本所此项工作员役随时切实保护，倘该人恃强反抗即行拘押”，对于需“严办之各人犯仍请转呈市政府敕令公安局对已获者严惩，未获者劝限到案依法严办”，只要采取这两项措施，“则改善粪便事务及政令尊严均可藉维”。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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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粪夫昨竟大请愿》，1936年10月15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② 《粪夫第一批号坎今日发放》，1937年6月15日《华北日报》，第6版。
③ 《北平市卫生局关于粪处理、粪商贷款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卫生局档案，j5—1—165。
四、结 语
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篇4
关键词：生产；经营地沟油；食品安全；监管；规制
地沟油，泛指在生活中存在的各类非实用性劣质油，食用地沟油会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危害。现以北京地区为例，从地沟油的黑色产业链来看对地沟油问题的监管。
一、地沟油原料的监管
地沟油的原料主要来源于餐厨废弃物、厨余废弃物和异常动物废弃物三个方面。餐厨废弃物是指从事餐饮经营活动的企业和机关、部队、学校、企事业等单位的食堂、餐厅在食品加工、饮食服务、单位供餐等活动中产生的食物残渣、残液等废弃物，包括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厨余废弃物是指家庭中产生的菜帮菜叶、剩饭剩菜、瓜果皮核、废弃食物等易腐性废弃物。［2］异常动物废弃物是指畜禽等动物经屠宰或病死后所剩下的不符合正常食用标准的废弃物，包括病死牲畜和家禽肉类、部分内脏等。
（一）餐厨废弃物的监管
餐厨废弃物是地沟油产生的主要原料， 目前对餐厨废弃物的监管包括餐厨垃圾、废弃油脂的排放和收运两个方面。《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2010］36号）明确指出要加强餐厨废弃物的管理，规范餐厨废弃物处置、加强餐厨废弃物收运管理、建立餐厨废弃物管理台账制度，并要求各地制定和完善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2011年12月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等部门实施了《北京市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排放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餐饮服务单位应当执行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排放登记制度，并对监管职责进行了划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负责该办法的管理和监督；北京各区县市政市容委负责本辖区内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排放登记的组织实施和日常管理；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排放登记工作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定期对餐饮服务单位申报排放登记情况进行核查，对申报信息有误的及时督促其更正；区县人民政府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确定本区域内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的收运单位；区县市政市容委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协调街道（乡镇）组织本辖区内的餐饮服务单位与有资质的收运单位签订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收运服务合同；餐饮服务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无正当理由不进行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排放登记的，由街道（乡镇）汇总单位名单报曲线市政市容委，区县市政市容委汇总本区县未登记的餐饮服务单位名单报市市政市容委，市市政市容委将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排放登记等相关信息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将未登记的餐饮服务单位信息及时归集到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环保部门负责对餐饮服务单位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进行监管，依法查处排放不达标的违法行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依法查处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违规排放、倾倒，运输车辆泄露、遗撒，擅自从事餐厨垃圾和废弃油脂收集运输等违法行为。《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对餐厨垃圾的监督管理和违法处理作出了进一步的明确，其中规定：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活垃圾管理工作的综合协调、督促指导、检查考核和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的监督管理；从事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的企业，应当取得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生活垃圾处理经营许可；卫生、工商、环境保护、城管执法等部门应当将餐厨垃圾的排放和流向纳入对餐饮服务单位的日常监督管理范围； 为办理生活垃圾排放登记或者登记信息虚假的，为建立生活垃圾管理台账，或者步入式记录责任范围内生活垃圾排放情况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查处；餐饮服务单位违规收集、处理餐厨垃圾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并处罚款；无资质的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定收集、运输餐厨垃圾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暂扣其车辆，没收违法收运的餐厨垃圾，并处罚款；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上道路行驶的车辆，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二）厨余废弃物的监管
厨余废弃物作为生活垃圾的一种，对其监管主要集中在收集、运输和处理环节。根据《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本市实行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制度，城市居住地区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农村居住地区，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承担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制度、指导监督生活垃圾分类、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将生活垃圾交由有资质单位收集运输并签订收集运输服务合同等责任。同时，与餐厨废弃物相同，从事厨余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的企业，应当取得市政市容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经营许可。对于违规排放、收集、运输、处理厨余废弃物的行为，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查处。
（三）排入下水管道中废弃油脂的监管
在从事餐饮经营活动和家庭餐饮活动的过程中，使用过的油脂以及附着在餐具上的油脂常会被排放到下水道中，这部分废弃油脂常常也是地沟油的主要原料之一，而因对这部分原料的收集需要到下水沟道中进行淘捞，所以人们常说的“地沟油”最早指的就是通过该渠道获取加工后制成的油。对于将废弃油脂排入到下水道的行为，目前还无具体的监管单位和监管措施。但对于在下水沟道中进行淘捞并且运输的行为，因行为人在淘捞过程中必然要对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进行移动甚至破坏，在运输过程中因无专业设备必然会有泄露或遗撒，故可根据《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进行监管。
（四）异常动物废弃物的监管
对于异常动物废弃物，行政部门主要通过定点屠宰、检验检疫和销售监管三个方面加以管理。
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篇5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C924.24
随着北京市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选择北京作为他们流入的主要目的地，而北京的城乡结合部成为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地。目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范围主要包括四环以外直到六环，大致包括朝阳、海淀、石景山、丰台的部分区域以及昌平、大兴、门头沟、顺义、通州的部分地区。据估计，2010年北京含有城乡结合部的区（县）的流动人口数量将占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总数的91.5%左右。由于北京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数量巨大，所以给北京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造成了较大的难题。
一、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现状
（一）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现状
1．现行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与管理方式不断完善，管理理念更加注重服务与权益保障
（1）户籍管理政策不断完善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户籍管理的法规是1995年颁布的《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并于1997年进行了修订。2005年由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这一文件确立了新时期北京市流动人口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总体格局，确定了首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制的基本架构是“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专门机构统一协调，各部门分工协调，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属地工作体制”。
（2）居住管理政策注重房屋和人口管理相结合
北京市政府针对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这些法规中对北京市流动人口包括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居住手续和租住的房屋条件都做出明确的规定，进一步落实了房屋管理与人口管理相结合的思路，通过明确的职责确定，包括管理机构的职责、出租人的职责、承租人的职责以及经纪公司的职责，规范了首都房屋租赁市场、保障了房屋出租安全。
（3）计划生育管理政策更加注重服务和权益保护
关于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政策从1991年颁布的《北京市暂住人口计划生育管理办法》，到2006年最新颁布实施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规定》，虽然经过四次修订，但是管理制度基本稳定。在管理制度基本稳定的情况下，管理思想从单纯强调管理，转变为在加强管理的同时，开始重视对外地来京人员的权益保护和服务提供。
（4）就业管理政策更加注重保障
北京市针对城乡结合部的就业管理政策，充分体现了政府对经济性流动人口从“规模控制、严格管理”到“加强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的管理和服务”理念的转变。如2004年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了《北京外地农民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和《外地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大大提高了流动人口在北京的医疗和工伤保障水平。
2．城乡结合部设有专门流动人口管理机构
（1）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机构体系覆盖面较广
目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的格局主要是依据2005年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关于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进行设置的，意见出台后，北京市政府成立了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作为专门的协调机构开展针对流动人口的日常工作。下属各级政府机构也设立相应的办公室和管理站，截止到2009年，全市共成立了4000多个基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站，向流动人口提供就业、社会保障、卫生和医疗、公共教育、公共文化、社会治安等包含广泛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2）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以“属地管理”和“以房管人”为特点，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
北京市成立的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是全国首个省级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专职机构，以此为标志，北京流动人口管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这一管理流动人口的新模式的特点，一是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把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流动人口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做到与常住人口同服务、同管理；二是做到“以房管人”，加大对房屋出租户的管理力度；三是管理与服务并重，逐步由“以管为主”转向“以服务为主”。
3．“封村管理”模式成为目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管理的新手段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规模较大，对当地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对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北京市各区（县）涌现出了一批因地制宜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目前，北京市正在试点推行城乡接合部流动人口“倒挂”村的“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又称“封村管理”模式），该模式于2010年4月最先在北京大兴区开始推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二）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现状
1．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住房条件将有较大改善
随着“北京城乡接合部规划和实施措施”编制的完成，2010年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将通过租住公租房解决，即通过有组织地建设一部分公租房，产权归集体经济所有，或农民所有，定向租给流动人口。
2．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受环境和政策的影响较大
城乡结合部特殊的环境条件和政策影响了其稳定的就业。首先是发展规划缺乏对流动人口的考虑，比如城乡结合部回收废旧物品的劳动者，经历了一个从三环到四环到五环的非自愿搬迁过程；其次是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容易受政策影响，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农业大学东校区家属区提供餐饮的诸多摊位，附近小月河社区的众多服装、餐饮摊位都被关停。政策的影响使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就业变得更加困难。
3．医疗及卫生服务较之以前有较大改善
近年来，北京市在流动人口的传染病控制、免疫规划、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等方面开展了大量工作。城乡结合部的计划生育也是面向流动人口的重要工作。一些区县政府正积极探索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新思路。
4．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政策不断完善，但矛盾依然存在
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一直是多方面关注的热点。北京市政府关于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的政策规定已经相当明确，各区县依法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现状依然令人担忧，这种不合意的现状更多的是因为流动人口的就业、收入和生活环境造成的，即使城市不断拓展，城乡结合部也将一直存在，只是其地理分布可能不断外延，因此解决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是关系城市和谐发展的长远问题。
二、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面临的问题
（一）流动人口管理存在较大挑战
由于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数量每年保持较大水平的增长，这对当地的户籍管理体制提出了挑战。据北京市政协社法委、提案委等进行的关于促进首都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研数据显示，“十一五”前四年北京实际常住人口年均增长54.3万人，比“十五”期间年均多增近2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的增长是主要原因，占常住人口增量的70%，其中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又占流动人口总数的大多数。
（二）流动人口住房保障政策较为缺乏
无论是城市住房保障还是房地产开发都不会以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为瞄准对象，由于以廉租房为主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将“户籍”问题列入享受住房保障的必备条件，北京市先后出台的各类保障性住房销售、租赁办法中均规定享受住房保障的人群必须具有北京户口。所以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不能和城镇居民一样享受到住房保障政策，这使得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卫生等一系列问题较为突出。
（三）卫生环境状况欠佳
北京周边很多城乡结合部的环境状况持续恶化，污染严重。首先，由于建有大批污染性很强的企业，使大气和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其次，城乡结合部、郊区乡镇等地区尚未形成规范的垃圾管理系统，垃圾露天堆放或简易填埋的现象比较普遍；再次，由于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多、流动性强，加之配套的市政设施较不发达，甚至有的连公共厕所也没有，很多街道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几乎难以下足，人为污染问题严重。因此，作为城市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城乡结合部，在改善环境面貌、绿化美化等方面的建设任务仍很繁重。
（四）医疗卫生保障亟待完善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普遍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些生活环境较差的平房区域，这些地区往往是垃圾处理场或卫生状况很差，同时流动人口中往往是夫妻两地分居，从而更多导致了卫生健康的问题，如流动人口的性病发病率比固定居民发病率要高出5倍，其它常见病的发病率也要高出3倍以上，还有一些流动人口工作在有毒环境的生产厂家中，从而带来一些职业病的问题。这些问题对首都的医疗保障体系提出了挑战。
（五）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存在管理上的漏洞
尽管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及教育部门着力解决外来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没有对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予以真正的重视。不少地区甚至以流动儿童少年迟早要“流动”回原籍或“流动”到其他地区去为由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拒绝重视流动儿童少年问题。虽然不重视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但管理上的漏洞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目前，教育统计基本上以户籍人口作为统计口径，这使得一些地区特别是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和城镇地区对流动儿童少年的教育问题关心不够。
三、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要任务
（一）加强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规划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社会管理要符合北京市的总体规划，要严格执行《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以确保城市总体规划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得以具体贯彻实施。在北京市城乡结合部要有计划适当的建设流动人口居住小区，实行身份、居住、计划生育等工作的一体化管理。要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手段，辅以行政手段，限制流动人口的总量。
（二）加大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针对目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相关部门要对城乡结合部在水、电、暖、线、道路、绿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大倾斜力度，特别是要结合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需求，投入建设适合流动人口居住和生活的基础设施，重点解决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欠账过多的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要建立多种投入机制，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如可以尝试运用企业投入、有偿使用的办法，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三）加大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治安综合管理
针对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管理，要加大公安机关的管理和执法力度。具体来说，一是要严格暂住登记和暂住证制度；二是要加强出租屋治安管理和消防安全检查；三是要组织开展对治安秩序混乱、刑事案件高发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的清理整治；四是加强对流动人口法制宣传教育和防范知识宣传，依法严厉打击侵害流动人口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四）加快推进“封村管理”的社区化管理新模式
以社区化管理改善城乡结合部治安状况。城乡结合部治安环境较差与社区内人员高流动性和缺乏有效管理有直接关系。201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探索实施了村庄社区化管理模式，该模式被称之为“封村”，下一步，要根据北京市各区（县）的具体情况，因地制宜，推进北京村庄社区化管理的统一工作部署，年内城乡接合部地区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力争达到50%以上，2011年北京市所有城乡接合部地区村庄及有条件的农村地区都实现社区化管理。
（五）建立健全流动人口协调管理机制
在坚持属地管理原则的前提下，建立区（县）、街乡、社区立体式的协调机制。区（县）级政府可设立城乡结合部地区流动人口管理协调委员会，加强政府职能部门间的协调；鼓励各乡镇、街道间建立协调机制，明确管理责任；加强区级政府职能部门与街乡之间的协调，建立统一的城市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机制。
四、改善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
（一）加大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法规建设，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方式
建议由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牵头，按照城乡结合部的实际情况，本着控制、疏导、管理和服务的原则，抓紧地方立法工作，制定比较全面的流动人口管理办法。其次，建议由北京市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委员会牵头，创新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管理思路：第一，要尊重流动人口的来京和留京愿望；第二，在京流动人口应逐步纳入当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体系统筹考虑；第三，应向国务院申请成立首都人口委员会，制定重大人口决策，督促检查协调人口政策措施的落实；第四，在“十二五”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应充分认识调控人口规模在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中的关键作用，以内控机制减少北京城市人口数量，以外扩机制化解北京人口压力；第五，有计划的适当建设流动人口居住小区，实行身份、居住、计划生育等工作的一体化管理；最后，促进融合将成为未来北京市长期的流动人口政策。
（二）改善流动人口住房居住条件，提高流动人口劳动与就业保障水平
建议由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牵头，建设面向流动人口的公租房，改善流动人口居住环境，对现有居住模式的安全检查和监督管理工作也应该继续坚持加强。建议由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牵头，提高向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提供的就业保障。一方面应加强对辖区内建筑单位、用人单位加强监督和管理，检查用人单位与流动人口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另一方面应在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社区开展劳动权益的宣传和培训，培育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意识。此外，可以培育社区集团、连锁的街头食品、服装以及其他商业和服务业的大型企业，以此为依托组织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提供规范并有特色的相关服务。
（三）建设流动人口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医保体制改革进程
建议由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牵头，向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医疗卫生服务。一方面，应坚持市场导向，引导建立面向流动人口的平价医院。另一方面，要加快医保体制改革，向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医疗服务。此外，加强医疗保障制度对满足卫生需求的促进作用，从社区层面加强动员，提高流动人口实现卫生需求的可及性和主观能动性。。
（四）加大城乡结合部基础设施投入，改善流动人口周边的公共卫生环境
建议由北京市住房及城乡建设委牵头，在以政府作为公共物品投入主体的同时，充分发挥非政府主体的作用，走多元化的道路。鼓励私人资本进入，发挥企业和村内能人强人的作用，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吸纳更广泛的资金来源。具体的提供方式有政府单独提供、“公导民办”、私人提供等，但应依据不同的主体和公共物品种类，选择相应的方式或混合方式。建议由北京市卫生局牵头，科学制订环卫设施建设规划，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职责范围，广泛动员群众参与环卫管理。
（五）加大对民办学校教育的支持力度，切实保护流动人口子女合法权益
建议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牵头，规范引导面向城乡结合部流动人口的民办学校，改善打工学校的办学条件。一方面，加强对民办学校的支持，在政府财政允许的范围内提高对办学规范的学校的人均补贴，同时加强对民办学校校长、教师的培训和就业保障，提高民办学校的教学条件；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办学条件对民办学校进行监督检查，确保民办学校不发生安全事故，对于民办学校存在的安全隐患必须加以防范，及早发现及早控制；最后，要改变观念，消除歧视，创立公正、平等的社会氛围。加强社会宣传，落实政策，切实保护流动儿童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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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篇6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
中图分类号：G81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9)03-0030-04
Abstract:The article in the analysis modern Olympic Games to promote the host city public fitness amusement and rest space construction and in the development foundation, after proposing, Olympic Games time Beijing city public fitness amusement and rest spac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tentative plan realizes the profitable target service which for all-people body-building the harmonious society constructs
Key words: Beijing Olympic Games; city; public fitness amusement and rest; space
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将对推动后奥运时期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对它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往学术界对北京奥运会的研究多集中于奥运经济、奥运投资、奥运保险以及奥运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等方面，对于后奥运时期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的研究尚鲜有报道。后奥运时期给北京城市的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商机,为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因此，有必要深入研究探索后奥运时期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的发展策略，提出科学的、合理的、可行性的实施方案，为后奥运时期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战略提供决策服务。
1 现代奥运会对举办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的影响
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是西方体育界于20世纪80年代晚期提出的用以表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结构性特征的概念，但其起源要追逐到古代希腊。崛起并兴盛于成邦时期的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是古希腊世界最具有影响力的公民集体节庆活动之一。它为希腊各邦公民们提供了集体认同和个性发展的公共空间［1］。古希腊奥林匹亚公祭竞技会所构成的邦际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在原则上向所有希腊世界公民开放。正是古希腊奥林匹亚公祭这样的大型泛希腊空间，为具有个人主义表现欲望的一部分公民提供了施展才华以改变自身处境的良机。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奥林匹亚赛场，观众热烈欢呼，情绪高昂，为希腊各邦运动员呐喊助威声此起彼扶，场面十分热烈。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奥林匹亚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神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地方。奥林匹克运动会彰显对地点的一种真实感受和自我意识，试图创造能够反映人的清晰完整概念的场所以及对日常生活中地点的意义的敏感。城邦分治时期体现了这样一种概念：城市和居民是一个整体，一个地方通过其功能、活动和物质形态而有机地发展。这个概念是希腊对人文奥运文明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认为，体育运动和运动教育是实现那些绝对目标的途径。顾拜旦“想要给现代世界一个长久的古代制度，这个制度中的原则也有利于现代世界”。现代奥运会给举办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塑造自身价值和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机会。1919年4月，国际奥委会宣布，被战争中断的奥运会，一年后在安特卫普恢复举办。这可以说是现代奥运会史上第一次因国际因素而促成的申奥结果。安特卫普见证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的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从废墟中再生的历史，[JY]4年一次的赛事正是在这个城市回归它的正常轨道［2］。20世纪60年代，第17届奥运会在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罗马承担了一项巨大的经济风险。举办城市罗马新建和改建了已有的一些建筑物。罗马奥运会上，意大利著名建筑大师鲁易齐进行了精心设计，修建了12个场馆和1个“体育史与艺术“科学馆。它们与公元前1世纪建成的、被列为世界8大奇观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等建筑一起，构成了一幅从古代罗马到现代都市体育文化发展的美丽画卷。所以，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被称为“城市”奥运会。之所以有这样的名称是因为主办城市罗马利用奥运会来增加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1964年第18届奥运会在日本东京举办，这是奥运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主办城市东京为了显示自己二战以后经济的飞跃，动用了30亿美元来筹备这届奥运会。日本政府把东京城市的中心地带全部重新改建，增加了观光旅馆，为参会者提供了一流的体育设施和城市基础环境，而且借举办奥运会的机会完成了高速公路、单轨铁路等市政工程的建设。首次通过卫星直播奥运盛况，数十亿世界各地的电视观众收看到东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给全世界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日本为了不荒废国家在奥运会期间的努力，奥运会后期对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的使用也得到了强调。
奥运会城市化成为主办城市发展计划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奥运会随着规模和耗资的不断扩大，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显现出来。1968年法国格勒诺布尔为举办冬奥会而建立了卫星城市。目前世界各国开始认识到奥运会扩展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的重要性,举办城市利用奥运会来增加已经存在的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的范围。当前,人们就奥运会举办城市应该增加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形成共识。
20世纪70年代的奥运会确立了奥运会运动中的土地利用的改进趋势。以往是快速发展城市中的已有区域,如今是一个让举办城市中的已有特色适应奥运会需求的过程。奥运会被定义为一种“超级事件”。一个“超级事件”与普通事件的区别特征是:首先,这个事件要吸引大量的参与者和观看者,形成一种全球关注。其次,“超级事件”是一场奥运经济战略,尤其对于奥运旅游经济,它可以使主办单位和地区在国际市场中受到极高的关注。最后,“超级事件”能够创造长期遗产,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仍能发挥作用。“超级事件” 拥有影响主办地区的极大潜能,可以作为地区健身游憩与休闲娱乐发展的工具。奥运会举办城市发展包括基础建设和环境的改善。由于奥运会预算要用于基础和环境的改善，一部分预算要通过“实物商品”来平衡。“实物商品”可以被定义为由于奥运会而产生的商品，如竞技运动场、奖牌广场和百货公司基础建设的改善，如高速公路和公共交通。
2008北京奥运会举办城市北京作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城市和有着五千多年文化底蕴的东方古老都城，现代与古韵，经济与体育，都在以奥运会为契机下，不断的撞击和融合。奥运会在亚洲已经举办过3届。在主办国成功助推奥运会建设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历史的发展经验中，同在亚洲的日本东京和韩国汉城（今首尔）最为典型。韩国利用奥运会确立韩国国际形象，投入巨资在汉城兴建现代化的体育设施，进行众多项目的市政建设和文化古迹的修复。自1981年开始在汉城大面积植树，扩建了国际机场，整修了公路，治理了汉江，改善了城市环境、下水道和水质管理，建设地铁，调整交通管理体系等，并开展了防治公害等工作，使这座影响力仅仅局限于朝鲜半岛的千年古城，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为今日首尔城市公共健身休闲娱乐场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这两个与我国近邻的国家的奥运经历，给北京后奥运时期推动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成功借鉴经验，举办城市北京借助奥运会的催化剂和助推剂，进一步把握后奥运时期推动新一轮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的机遇，为实现全民健身、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服务。
2 后奥运时期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的战略设想
奥运会的历史实践证明，奥运会是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发展的激素。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的规模与科技水平在历届奥运会中也达到较高水准。在北京奥运会涉及的37个场馆中，北京有31个，其它6个城市有6个。在北京31个场馆中，新建12个场馆。按建设性质分为：新建12个，改扩建11个，临建9个；41个独立训练场馆；5个与比赛直接相关的设施。北京地区31个比赛场馆的总体格局是“一个主中心和三个区域”，相对集中在北京的4个区域，即：奥林匹克公园（10个场馆）、西部社区（8个场馆）、大学区（6个场馆）、北部风景旅游区（2个场馆）及其他区域（5个场馆）。尽管整个奥运会的场馆分布虽然具有一定的分散特征,而且部分场馆建设在大学等这样一些利用率比较高的区域之内,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场馆的分布依然相当的紧密,这样一种专门化的空间分配,有其优越之处,但同时在社会公众的利用上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使后奥运时期成为优化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结构而不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应该是城市社会空间发展规划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目前，北京在单中心格局一时难以改变的情况下,后奥运时期正是一个推动城市深层结构调整的绝佳机会,以更为完整与长远的视角来探求后奥运时期对于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空间的影响, 则可借奥运成功举办之力,既有效的优化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极大的增强北京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竞争力和核心地位,对形成以北京为核心的城市带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又能有效促进城市社会空间的和谐,扩大城市公共物品在阶层交流,从深层次上促动社会结构的优化,实现社会建设的和谐。
2.1构建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结构体系，逐步优化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的功能
由于奥运经济前期的场馆建设是一种非生产性投资,近5届以来奥运会的投资的直线上升，为举办城市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使奥运会举办城市背上了的沉重负担［4］。奥运体育场馆的建设本身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对于普通的房地产开发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的逻辑下还能得到一定的认可的话,那么对于举国体制下奥运会公共产品的利用则有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如何围绕着后奥运时期的集体欢腾之后则有可能产生一种对于公共物品区隔的集体不满，应积极寻求如何加强北京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的功能,为后代保留奥林匹克运动遗产的方法。
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功能是后奥运时期奥运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北京而言，最大的风险就是来自体育场馆的后续利用问题，即如何保证奥运会后北京的这些体育场馆还能够为大众服务，使投入和产出保持一个基本的平衡。奥运体育场馆更重要的功用是赛后服务于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的发展，为城市的体育休闲产业服务。
从北京城市居民体育休闲健身游憩空间结构来看，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于城市公共健身游憩设施的供给与市民的健身游憩需求之间并不协调。目前，北京城市居民的健身活动场所主要集中在家庭，户外健身游憩场所主要集中于市内，但市内健身游憩场所利用率并不高。作为城市的一项重要的健身游憩服务功能，奥运体育场馆服务后奥运时期城市公共健身旅憩空间的认识越来越来受到重视。奥运体育场馆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活动本质是人在自然或人工环境中所产生的流动行为。健身游憩空间要素的识别是健身游憩空间结构优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要素包括物质要素和行为要素。只要是人能达到的地方几乎都可成为健身游憩空间。所以流动行为产生流动空间，这种空间极不稳定。以人为本，以健身为中心的城市公共健身游憩行为空间由近及远可分为家庭居室、邻里、居住区、社区、市区、市郊区以至更远。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结构的优化构成要素包括健身游憩供给要素、健身游憩需求要素，以及联系供求的健身游憩通道和健身游憩路线。因此,在后奥运时期，如同以往其他奥运会举办城市一样，面临着场馆如何利用的新问题。
奥运场馆赛后需求大体上可以分为3类：一是居民的休闲健身需求和体育竞技表演及体育训练组成的体育产业对体育场馆设施的需求；二是演唱会、音乐会、居民文化活动等组成的文化产业和事业对场馆设施的需求；三是会展业对体育场馆的需求。另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的商业或社会需求。鉴于汉城、悉尼等城市奥运会场馆在赛后的利用率低、维持费高的教训，北京市要借鉴国外奥运会后园区和场馆开发利用的经验，建立奥林匹克园区管委会，加强园区规划和管理，并对场馆等奥运遗产进行商业化开发。管委会可以把奥林匹克的体育功能与商业流通功能结合起来，打造中国高档体育用品集散中心，形成高水平体育用品购销的“北交会”。尤其是管理部门要加强奥运场馆的再利用，把公益性与经营性利用结合起来，尽量通过承办国内外赛事、进行专业人员的技术培训、让全国各地民众进行参与式利用等方式延续其使用价值。尽管有不少场馆具有资产专用性，管理部门也可以通过市场化运作，使这些场馆在娱乐、休闲、旅游、会展等产业发展中继续得到使用。中央政府应该支持北京市对奥运体育场馆的再开发和合理利用，将奥运体育场馆开发和利用与房地产开发联系起来，引导房地产商进行投资，形成以“政府、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运行机制，实现奥运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的社会化、市场化、产业化。共同打造运动社区，走奥运体育场馆与全民健身相结合之路，使居民就近选择体育场馆进行各项体育锻炼，享受健康的生活。
2.2以法律手段支持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市场化运作，逐步改善和提升体育事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
举办奥运会是举办国借以承办城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国际地位、改善国际形象、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从近几届奥运会看,奥运均使举办城市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对举办城市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综观历届奥林匹克奥运会,举办奥运会的城市都从不同方面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收益。举办奥运会已经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各国政府都把举办奥运会作为促进城市再造推动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的主要战略措施。表1列出了1984-2008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城市投资对经济的影响。
奥运会不仅是16 天的体育赛事,更是贯穿16年的发展机会。北京奥运会对举办城市而言，即提供了良好的体育场馆建设与发展机遇，也存在一定的场馆赛后运营与管理风险。目前北京奥运体育场馆赛后经营管理的主要缺陷是：（1）国家体育发展思想过分强调奥运金牌战略，忽视了体育发展的根本；体育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其结果注定了多数大型体育场馆自建设之初就亏损的命运。（2）体育场馆经营效益不被看好。具体表现为在确定奥运场馆和设施的赛后利用对孤立地考虑某一场馆，缺乏将其与周围地区发展的紧密结合。也无法与周围地区的发展需要相结合。（3）场馆的过分集中可能导致赛后经营的激烈竞争。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场馆赛后的发展目标是"国际一流的文化、体育、会展功能区"。实现这一目标需求战略规划、管理体制和资金来源等多方面保障。但现有管理体制仅针对奥运会的举办而设计与制订，要满足赛后管理需求尚有较大距离。（4）专门的经营管理人才匮乏。为解决我国奥运体育场馆赛后经营管理人才匮乏问题，应成立一个专门针对性培养中国奥运体育场馆赛后经营管理行业高端管理精英人才的机构如像"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高尔夫EMBA项目中心"一样的培训机构，目的是为中国的奥运体育场馆产业培养更加优秀、更加全面的高端经营管理型人才。（5）缺乏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市场化运作研究的法律手段。尽管奥运会被很多人视为举办城市获得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的方法, 但是由于只关注举办城市在奥运前和奥运中的情况, 现在缺少有关法律支持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市场化运作利益结果的信息。与奥运会在会前吸引的巨大关注相比, 很少有人进行法律支持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市场化运作的调查和研究。因此, 研究法律支持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市场化运作，对举办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的长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对举办奥运会城市前后的情况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能够有效地发现举办城市运用法律支持奥运体育场馆赛后服务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市场化运的情况。当对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进行观察时，会发现这些城市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变量。从每一个城市获得的娱乐地图中进一步说明奥运会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基础建设如何融入今天的娱乐网络。对以往的奥林匹克地图和今天的地图进行仔细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奥运会对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的贡献。如今，举办奥运会的基本动机是城市发展、经济效益和提升知名度。但是，奥运会带给举办城市的最深刻变化并不是经济，而是城市形态和城市管理以及对提升城市社会空间优化的影响［5］。
3 结论与建议
2008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已经成为我国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技与环保等综合实力的重要窗口。奥运会使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北京将成为全国城市功能完善、体育场馆齐全、基础设施健全的都市，在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资源禀赋上具有某种特殊性。后奥运时期必将使北京的市政设施全面改善，整体城市设施、交通和环境将明显改善，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将进一步加快，逐步扩大城市公共体育物品的阶层交流与共享，推动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结构的优化，逐步改善和提升体育事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为全民健身和实现社会建设和谐的重要目标服务。
奥运会极大地拉动了北京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北京市政府也应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后奥运时代推动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市政府要统筹谋划后奥运时代体育场馆资源的挖掘、开发和利用。注重奥运场馆后续利用，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机构和企业，共同开发奥运场馆及配套设施的相关功能，承办各类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和大型会展活动，实现奥运体育场馆持续高效利用，带动周边商贸、餐饮、酒店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奥林匹克中心区功能的形成；加强奥运后经济走势的动态监测分析，有针对性地搞好投资、消费等方面的引导，有序启动重点新城建设，保持奥运前后经济运行的基本平衡。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是借助奥运会推动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发展较早的国家，而韩国和日本作为奥运会推动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与发展的后期之秀也值得我国借鉴。建议加强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合作,积极借鉴这些举办奥运会城市推动公共健身游憩空间成功开发的经验，积极实施“走出去,引进来”的策略。北京市政府部门可以多派出交流团到一些成功举办奥运会的城市,例如,悉尼、首尔、雅典参观考察其成功的奥运城市推动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的经验并结合自身条件加以借鉴与运用，以奥运会为契机，为建设宜居城市，推进民生改善，创造新的发展优势，加快促进北京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建设的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提升市民幸福指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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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篇7
在宋建国及其子和秘书相继被查之后，一个主要围绕“京A”机动车牌的盘根错节甚至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随着宋建国涉嫌受贿案进入司法程序逐渐揭盅而出。
在北京等城市，机动车号牌，属于稀缺资源。尤其是党政机关普遍使用而未纳入摇号池中的京A车牌更具有某种身份的象征。宋建国正是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对这一稀缺资源把控，建立了一个特殊的灰色政商关系网。这个网络中，不仅有北京知名的汽车租赁公司新月联合，也有多家房地产开发商，其中最惹人眼球的便是北京氏投资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郭文贵。
随着宋建国及其家人、下属、多位警员、号牌交易中间人涉嫌犯罪的系列案件陆续进入司法程序，使一直保持神秘的“京A”号段车牌审批制度“潜规则”露出冰山一角。
――编者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下称北京市交管局）原局长宋建国涉嫌受贿案，在历经至少一年的调查后，将于5月25日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
围绕宋建国，其家人、秘书，以及多位警员、机动车号牌掮客等人前后相继涉案。这些人涉嫌犯罪的故事中，一个关键词便是机动车的“京A号牌”。
2012年12月，宋建国年龄到线被免去局长职务，保留正局级待遇。相关司法文书显示，直至两年后的2014年5月27日，宋建国方被北京市纪委“”，8月26日，北京市检察院对宋建国涉嫌立案侦查。
2015年2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就宋建国涉嫌受贿一案提起公诉。
相关司法材料显示，2004年至2014年4月间，宋建国利用其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分别为北京新月联合汽车有限公司（下称新月联合公司）法定代表人刘长青、北京马桥神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翟玉堂、北京氏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郭文贵、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董栋华、北京荣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无业人员谭峰等人在办理“京A”机动车号牌等事宜上提供帮助，索取、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390余万元。
宋建国被调查后，公众对京A号牌及特权车牌的质疑之声达到顶峰。 那些年的“老交情”们
现年61岁的宋建国，1977年12月开始参加公安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铁匠营派出所民警、丰台分局预审科预审员、蒲黄榆派出所所长、北京市公安局保安服务总公司（下称保安总公司）总经理、北京市公安局保安管理处处长、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2006年11月，调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
除涉嫌犯罪的问题，宋建国出任交管局长期间的绩效也值得一提。他在推动酒驾入刑上表现突出，在交管局科技管理上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另外，与从工程中受贿并已经被判刑的交管局原副局长隋亚刚相比，在司法材料的指控中，并未见到宋建国沾染任何交管局的大型工程。知情人表示，从这个角度，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宋的行贿对象都是少数几个多年好朋友;宋通过审批车牌等方式维系、交往了部分朋友，与其他交管局涉案的人员有所不同。
上世纪90年代末，时任保安总公司总经理的宋建国与翟玉堂在工作中相识。彼时，翟玉堂为通州区马驹桥一街村党支部书记，平时被宋建国称为老翟。
大约在1997年，保安总公司在马驹桥镇的一个培训中心想征地建操场，由于村里对征地有争议，致使三年未能办成。后在翟玉堂的帮助下，花100余万元征地十几亩。在2014年，这块地已估值2亿元。宋建国认为翟对公安工作很支持，此后，只要翟找他办事，他基本都会伸手援助。
2003年10月，宋建国调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翟玉堂则在马驹桥建筑公司（集体企业）任经理。2004年，上述公司转制为神龙盛唐建筑公司，翟任董事长。
翟玉堂在企业经营中与一名当地人发生矛盾，后者总派人骚扰。因报警后出警不力，翟玉堂找到宋建国解决此事，那名当地人后来被送进监狱。
在宋建国任交管局长后，翟玉堂曾找宋办理过“京A”号牌，此外还在2008年办理了一个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不受单双号限行的车证。
不止于此，在2010年时，翟玉堂的公司接受北京市地税局稽查局的调查，需要补缴数千万元税款及罚款，翟玉堂为此事着急、生病。
宋建国了解后主动提出帮助协调此事。之后，宋建国给北京市地税局主要负责人打了电话，并亲自去找了一趟。虽然最终只是缓缴罚款，但翟玉堂对宋建国颇为感激。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作为回报，2008年至2012年，宋建国以明显低于市场价的94万元购买到翟玉堂公司开发的通州区马驹桥镇潼关三区房屋两套，给了一位叫王丽丽（化名）的女子。
同时另外收受翟玉堂给予的价值人民币486万余元的马驹桥潼关二区商铺两套。
直到2012年，宋建国才将上述两套商铺办理过户手续，名义上的户主是宋的儿子宋的朋友。对此，宋建国称，他考虑等退休后再办理手续，所以一直拖着;且因为购买两套商铺没有付购房款，出于隐蔽考虑，落户时亦不置于其或者家人名下。 2006年11月，宋建国调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长。
在与王丽丽认识之后，宋建国帮助她及她的两个弟弟办理了近五年没有办成的通州区户口。而上述以94万元购买的两套房子，在一年后，被王丽丽以180余万元出售。
宋建国与翟玉堂的交往涉及京A车牌，与新月联合公司刘长青、刘长江兄弟交往中更与此有关。
2003年，北京丰台保安分公司想让刘长青公司赞助一台办公联系车，刘长青很爽快地答应。赞助车辆之后，丰台保安分公司请刘长青公司管理层吃饭，时任保安总公司总经理的宋建国亦有参加，于是两人相识。之后，宋建国和刘长青兄弟的关系日渐牢固。
据知情人介绍，宋建国一直拿刘长青、刘长江当小兄弟。自宋建国当上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后，因为刘长青兄弟的出租车公司每年都要为全国“两会”提供保障服务，常找其审批“京A”特殊号牌，宋建国一一给办理。在审批车牌的过程中，有些是宋建国直接签字处理，有些则是宋建国交代秘书王飞找交管局相关人员办理。
2009年时，刘长青找宋建国希望恢复原新月驾校的营业，宋建国把此事交给主管的副局长办理。最终，新月驾校顺利恢复营业。
相关司法文书亦显示，从2007年至2012年，宋建国先后涉嫌索取、收受刘长青、刘长江给予的人民币180万元，金条1800克，折合人民币共计228万余元。
上述受贿款项中还包括王丽丽拿走的60万元。2008年左右，王丽丽对宋建国表示想成立公司。为此，宋建国叫来刘氏兄弟，帮助王解决了60万元的资金问题。 与郭文贵的交往
宋建国与翟玉堂、刘长青兄弟等的相识，均发生在一般的工作之中，而与郭文贵的结识，则较为隐秘。
2008年2月14日，北京朝阳区市政管委向该区城管监察大队送达《关于拆除亚运村地区违规户外广告设施的函》，要求城管大队将摩根大厦东侧墙体新设置的一块户外广告电子屏于当年2月23日前拆除完毕。
同年3月3日，北京市市政管委向朝阳区市政管委下发了《北京市市政管委关于拆除北四环路摩根大厦墙体违规设置电子显示屏的通知》，认定属于违规设置，要求尽快依法查处。
2008年4月2日，朝阳区市政管委再次向朝阳区城管监察大队送达新的《关于拆除亚运村地区违规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函》，要求城管大队将大观B座、C座、D座违规设置的三块广告牌于2008年4月6日前拆除完毕。
之后从2008年的4月4日至7月25日，朝阳区城管监察大队、市政管委、北京市城管局先后九次以通知书、函、情况报告、告诫单等形式向北京氏投资有限公司送达法律文书，但最终违规设置的广告屏依然未能拆除。
还是这一年的11月17日，北京市市政管委向市交管局送达《关于征询大观墙体设置电子显示屏交通安全评价的函》，请求对大观的电子显示屏设置进行交通安全评价。
可靠信源称，之后，安全部的工作人员高某拿着安全部的公函找到宋建国，说要办理车牌和大屏审批。宋建国认为这是支持安全部的工作，就同意了。第二天，北京市交管局就向市政管委回复上述函件，意见是“北京氏投资公司在北四环路大观建筑群上设置的七块电子屏，对交通安全没有影响，同意设置”。
之后，北京市市政管委向市政府呈报相关意见，提议“大观建筑物上附着设置的七块电子显示屏，建议纳入户外广告设置规划中予以保留”。再之后，经北京市政府召开相关部门会议，议定“鉴于大观大屏幕设置与建筑物合为一体的现实情况，待规划部门对其完成审批手续后，由市政管委为其设置大屏幕办理审批手续”。
2008年12月3日，在经历半个月的时间后，北京市市政管委向公司送达了相关通知，要求公司委托具备户外广告经营资质的单位，到市政管委办理相关的规划手续。
而据北京市交管局相关人员透露，交管局内部曾议论过大观户外电子屏的事，大家说这个电子显示屏太大、离主干道太近会干扰司机的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特别是在晚上，因电子显示屏的灯光太亮，很容易引发车辆追尾。
“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宋建国给的解释是上面让办。”上述人员解释称，按照规定，像大观这种户外大显示屏需要进行交通安全影响评估，征求交通安全管理部门的意见，如果交管局不同意，大观的户外显示屏肯定是办不下来的。
从北京市市政管委发函到交管局回函，仅仅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在交管局很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件批文没有按照正常的顺序审批，市政管委的来函应该是直接有人送过来的，而按照惯例，在接到市政管委转来的征询意见的函后，市交管局都要派人到现场去勘察情况，提出是否同意设置的评审意见，依据评审及意见再给市政管委回函，但这些过程均省略了，有宋建国的口头批示才会这么快办下来。”上述人士说。
但另有知情人表示，在郭文贵的事情上，实际上并非北京市交管局起到了关键的扭转乾坤的作用。北京市政管委等部门均多次要求拆掉电子屏，定性为违法，当时并没有征求交管局意见。后来，市政管委忽然直接给交管局送来征求意见函，说明市政管委改变态度，找交管局只是走程序而已。
知情人士称交管局一位副局长也表示，交管局的回复意见对市政管委的审批的影响程度不大，整个事件系由市政管委整体把握。
据郭文贵在2012年9月28日亲笔书写的其与宋建国的来往情况说明显示，郭文贵是其原名，现名为郭浩云，1968年出生，自称经济学博士，长期定居香港，为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郭文贵称，2008年6月，当时安全部的高某将宋建国带至大观吃饭，二人相识。相识的背景是，郭文贵为配合部领导一起利用平台接待一些重要工作对象，需要协调安排一些交通车辆和交通牌照，特别是需要协调奥运会期间车辆到的通行、接待。
郭文贵还称，在奥运会后，他跟宋建国还有一些往来。宋建国经常要求到大观吃饭，有时候会带着他的朋友和家人，并要求郭文贵参加，但郭文贵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吃饭的地方主要是在日餐厅和四合院等地。 A牌生意
宋建国与翟玉堂、刘长青兄弟、郭文贵的交往中，在办理京A牌照或者特殊号牌时，其利益交换或明或暗，但其下属围绕A牌经营的“生意”则变得裸。
早于宋建国被调查，北京市交管局的多位警员、号牌交易中间人涉嫌的系列案件陆续进入司法程序。在宋建国被公诉前，部分案件已经宣判。
涉嫌犯罪的警员中，值得一提的是王飞，他是北京市交管局办公室秘书科科长，也是宋建国的秘书。在宋建国涉嫌受贿案中，王飞通常具体替宋建国办理审批车牌的手续等事项。
王飞A牌交易的下线有四人：白晓东、陈牧、余峰和小宋。
1994年，20岁的出租车司机白晓东，因开违章罚款与当时还是普通交警的王飞认识并成为朋友。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白晓东通过王飞为一些朋友办理了多副京A号段的机动车号牌。
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经审理查明，白晓东通过王飞共办理四副车牌，先后四次给予王飞共计人民币42万元。
此前，2012年12月21日，北京市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因白晓东帮助王飞窝藏、转移赃物的违法行为，决定对其劳动教养一年。2014年12月17日，白晓东因行贿罪，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白晓冬并不是围绕在王飞身边唯一的掮客，在其被查获归案的当天，从事拆迁行业的陈牧与另外一名掮客余峰被查获。
2010年至2012年间，陈牧通过王飞，违规办理京A号段机动车牌照4副，先后四次给予王飞人民币共计85万元。2010年7月至8月间，陈牧和余峰两人通过王飞，违规办理京A号段机动车牌照1副，给予王飞人民币35元。
2012年12月21日，陈牧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的违法行为被劳动教养一年。和白晓东相仿，在2014年的12月18日，陈牧和余峰均因行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和三年半。
在白晓冬、陈牧和余峰的利益链条中亦可得知，上述人员均有购车指标或者用原有的车牌置换得到京A号段的车牌。白晓冬的“顾客”的证言很简单，买了一辆豪车，就想“办个好点的车牌”。而陈牧办理的京A车牌，则是对其生意伙伴的“回馈”。
判决书显示，小宋和王飞是中专同学。1993年，两人毕业后一起到北京市交管局工作。小宋后来担任北京市交管局车管所京朝分所的警长，在王飞成为领导秘书后，他发现，王飞可以帮一些人办特殊机动车号牌，并以此赚钱。
2010年，小宋找到王飞为一个朋友办理一副京A车牌。出于朋友关系，这副车牌王飞没有收钱。
此后，这个朋友又通过小宋找到王飞，办理与此前号牌尾号相连的号牌，给予王飞8万元费用。2009年至2012年，小宋先后三次介绍别人通过王飞办理3副京A号段车牌。为此，王飞获得人民币37万元。
在上述违规办理车牌过程中，小宋分文未取，但仍被以介绍贿赂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机动车号牌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从查阅到的司法文书可以看出，2012年9月初，京A号段车牌流通已让王飞感到不安，其找到陈牧、余峰等人商量，准备转移其与家人账户内的钱款。
据了解，目前王飞因获刑，具体涉案金额未见披露。但从查询到的司法材料中可窥一斑，在王飞掩藏赃款的过程中，曾出现470万元、660万元，甚至1000多万元的数字。
北京市交管局的其他案例，亦生动揭示了京A号段车牌成为寻租金字招牌的冰山一角。
43岁的宋海燕是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副所长，因涉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于2012年11月5日被北京市公安机关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之后，朝阳区法院一审判决认定，2007年至2012年11月期间，宋海燕先后担任北京市交管局车辆管理所政秘科科长和副所长等职务，职责范围包括负责接待、核实及转办有关重启号牌工作。在此期间，宋海燕为他人办理京A车牌照提供便利，收受钱款人民币13万元、燕莎商城购物卡40张（均为实名制购买，面值金额人民币20万元）以及报销个人费用人民币近2.4万元。
2014年5月，二审法院裁定维持了一审法院以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的判决。
比宋海燕案早半个月宣判的，是宋建国的替班司机小管。
20多岁的小管负责北京市交管局局长宋建国办公室和休息室的公务服务，即卫生保洁、报刊信件收发等工作。2010年起，小管成为宋建国的替班司机。2012年间，小管接受他人请托，利用宋建国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上述车管所副所长宋海燕的帮助下，办理了一副京A号段车牌，获利5万元，其因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15年3月16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对宋建国的第二位司机杨常明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也提起了公诉。 隐蔽受贿“艺术”
宋建国涉嫌受贿的行为与其他人区别很大。
在司法机关对宋建国涉嫌受贿案件的指控中记载：“2009年至2014年4月，宋建国通过让上述人员到孙士平经营的北京荣德画廊购买字画的方式，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贿赂共计人民币1530万元。”
所谓“上述人员”即上文中提到的翟玉堂、郭文贵和刘长青兄弟等人。
工商资料显示，北京荣德画廊成立于1994年，法定代表人为孙士平，注册资金为10万元，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股份合作），一般经营项目为：销售工艺美术品、文化体育用品等。
据了解，孙士平是中国美协副主席黄永玉的人之一，他可通过三种方式取得黄永玉的作品。
1990年前后，孙士平在安装固定电话时，通过电话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认识当时还在铁匠营派出所工作的宋建国。由于宋建国喜欢画，而他自己又有个画廊，两人之间就有了一些日常往来。一直到2006年，宋建国当上交管局局长后，因为办理汽车牌照的事情孙找宋建国帮过忙，两人的交往就更加密切。
翟玉堂、刘长青等人是如何与孙士平建立联系，又是如何与宋建国产生利益输送关系的呢？
事实上，在宋建国涉嫌受贿案件中，其涉案金额与车牌审批直接相关的数额较少，除了房产，宋建国大部分都是通过刘长青等人到孙士平经营的北京荣德画廊，以购买字画的方式收受贿赂。
据《财经》记者了解，对被指控的买卖字画的受贿部分，宋建国予以否认，他认为这是正常经营下的获利，应为违纪。
可靠信源介绍，大概在2009年，有一次宋建国和刘长青、刘长江兄弟一起吃饭聊天时，后者称自己收藏字画，经常去保利等拍卖会上买画。宋建国表示，拍卖会上买的画经常有假的，他认识一个专门经营几十年画的老板叫孙士平，很懂画，可以让孙士平帮刘氏兄弟看看拍卖的画是真是假。
后来刘氏兄弟与孙士平建立起联系，到孙士平经营的画廊看过后，觉得孙士平经营的黄永玉的画挺好，就经常去画廊看画、买画。
上述知情人称，刘氏兄弟从与孙士平相识，后到其画廊看画、买画，与宋建国都有着或明或暗的关联。刘氏兄弟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想跟宋建国处理好关系，“多少有点拍宋建国马屁的意思”，想着以后找其办事方便。
客观而言，刘氏兄弟和郭文贵等人均是书画收藏和爱好者，孙士平的书画也有保值增值的优势，这也是上述人等到孙士平处购买书画的重要原因。
认识孙士平后，刘氏兄弟在其画廊内买了不少画，让孙士平挣了不少钱。之后，孙士平提出，凡是宋建国介绍来的朋友买画赚来的钱，均一人分一半。宋建国默认了此提议。
宋建国的辩护人、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运恒称，宋建国在这方面并不算受贿，因为上述人士所买的画并未高于市场价格，并且之后均有大幅上涨，他只是起到中间人的作用，参与他人的经商行为，最多就是涉嫌违纪。
不过，除翟玉堂、郭文贵和刘长青兄弟等人的A牌交易以外，调查还显示，2004年至2008年9月，宋建国利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北京市交管局局长的职务便利，为谭峰办理北京通州区小城镇户口和多副“京A”号牌提供帮助，其后，宋建国先后收受谭峰给予的江诗丹顿牌手表两块，价值人民币47万元;2008年1月至2010年1月，宋建国又接受北京荣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胜的请托，为北京荣兴投资有限公司办理多副“京A”号牌提供帮助。2009年春节前，张胜送给宋建国金条200克，价值人民币4.5万元。
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篇8
北京人影办承担的多项课题获得市级科学进步奖，6项自主研发的装备、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承担着国家重点攻关课题任务。人员组成科研人员占80%以上。
根据编制安排和工作需求，2016年招收应届毕业生2名。招聘岗位：人影科研开发岗 办公地点：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44号院内。
一、招聘对象： 2016年应届毕业生(不含定向、委培)
二、招聘条件和要求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愿意履行事业单位人员的义务;
3.具有与岗位要求相适应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
4.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5.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二)专业要求： 大气物理专业
1.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北京生源硕士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相应学位证书。
2.研究方向：云雾降水物理、人工影响天气、卫星及雷达遥感应用、云数值模拟等。
3.专业知识扎实(在校主修专业大气物理及大气化学课程成绩优秀)，能熟练使用Linux/Unix操作系统用以运行中小尺度模式, 掌握WRF-Chem模式，并能熟练地编译、修改和运行模式以完成多样的数值模拟和敏感性试验研究。熟悉基本计算机编程语言和绘图工具，并能够熟练用于数据资料的处理与分析。具有一定科研分析和技术总结能力，参加过相关科研项目研究。能够开展相应课题研究工作。
4.身体健康，具备从事飞行作业研究工作者素质。
三、招聘原则及流程
(一)招聘原则
北京人影办2016年公开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采取面试、考察的方法，招录岗位所需专业人才。
(二)招聘程序
北京人影办2016年公开招聘应届毕业生按照如下程序进行：
1、招聘公告
在北京市人力和社会保障局、中国气象局人才交流中心等网站招聘公告。
2.报名与资格审查
应聘者按照公告要求提交简历，对符合应聘基本条件的人员进行资格审查。
3.面试
根据具体岗位需求通知进行面试，主要考核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将于2016年3月5日上午8：30在北京市气象局举行招聘面试会，参加面试的应届毕业生当天需携带三方协议
4.考察和体检
根据面试成绩确定考察对象，考察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综合素质、学术能力等情况。组织拟接收毕业生进行体检，体检参照现行的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
5.确认拟聘用名单及公示
公示拟聘用人员名单，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根据公示结果，确定正式聘用人员。
6.签订聘用合同
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规定，订立聘用合同，办理聘用手续。一经聘用，待遇从优。
四、简历接收邮箱：[email protected] (截止3月4日)
五、咨询电话 68400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