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回购细则范文
时间：2023-10-10 03:49:07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篇1
论文关键词 利益相关者 股票回购 公司法
一、公司股票回购制度的概况
（一）股票回购的概念
股票回购是指上市公司利用现金等方式，从股票市场上购回本公司发行在外的一定数额的股票的行为。公司在股票回购完成后可以将所回购的股票注销，用作“库藏股”保留。股票回购是上市公司与股东之间的一种行为，是调整公司资本结构以及调整市场上股票流通量的一种方式，对股东、公司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股票回购立法规制的必要性
从各国公司股票回购立法的历史轨迹来看，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普遍经历了从法无明文规定到例外允许，法律规范也由判例或简单的概括性规定到详细的规定。在我国，股票回购是一新的发展事物，因此相关方面的立法规制还不够完善，针对我国股票回购的立法现状所存在的问题，我国需要加大力度对股票回购的立法加以完善。
在我国，股票回购是在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为了解决国有股比例过大和内部人控制等股权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于20世纪90年代而引入的。2005年5月证监会向社会公开征集有关股票回购的办法，试图以此来解决股权分置陷入的困境。2005年6月16日，证监会颁布了《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给上市公司的股票回购提供了相应的行为准则。《公司法》对此也进行了修订，为股票回购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股票回购作为一种调整公司股权结构和资本结构的资本运作方式，对我国上市公司有着特殊的意义。完善股票回购的立法规制，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和股票市场所特有的问题提供法律保障。同时，上市公司在股票回购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问题，如上市公司股票回购使得公司的注册资本减少，股份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会产生关联交易，中小股东利益会受到损害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完善股票回购的立法规制成为必需，以此来解决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公司股票回购的发展及现行的立法评析
（一）股票回购在我国发展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计划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企业的形式几乎是国有企业，较少存在股份制公司这一主体形式，因此也不会存在股票回购这一现象。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制度的实施，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方式不断得到提升。为了顺应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企业进行了股份制改革，与此相伴随的证券市场规模也不断扩大。针对证券市场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新事物，我国的法律也作了相关的规定，特别针对股票回购的问题。
我国的上市公司股票回购最早始于1992年，即大豫园通过协议回购小豫园所有股票的事件、1994年陆家嘴协议回购国有股后增发b股、1996年厦门国贸回购减资案、1999年云天化与申能股份部分国有股的成功回购——这在当年成为证券市场的一个亮点。之后，由于《公司法》的限定、长期的市场熊市、现金的匮乏，股票回购又开始没落。2005年，上市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的驱动下，加上《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的出台和《公司法》相应内容的修改，使得股票回购又得到了发展，邯钢股份成为流通股回购第一家，继而又多了很多股票回购的案例，这一资本运作方式在我国越来越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得到了发展。
（二）对我国公司股票回购立法缺陷之检视
从上述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现行有关股票回购的规定都只是一般原则性的条款规定，比较笼统、概括，可操作性不强。相关配套的法规、实施细则或具体的操作办法并未出台，面对当前已经出现的股票回购个案，法规建设显得有些滞后。对于股票回购的适用范围限制得过于严格，有悖于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并且也限制了上市公司的发展空间，对于其中的一些定义也规定得较为含糊，这样会助长规避法律的行为产生，使规定形同虚设。如果不对该制度进行系统的规范，其制度本身的弊端也会逐渐显现，反而可能成为我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障碍。因此，为适应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需要，扫除股票回购的法律障碍，为公司的迅速发展以及保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这一目的的顺利实现，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的股票回购法律制度。
三、完善我国公司股票回购立法的若干建议
（一）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现代企业的基本特点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投资者享有所有权，而经营者享有经营权，因此经营者对经营信息的取得具有一定的优势，经营者若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就有可能歪曲披露或者不披露相关的信息，如果公司治理不完善，就有可能在股票回购中出现内幕交易，因此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二）加强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
由于资本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使得中小股东对信息的掌握处于劣势，在股东大会的投票权又居于少数，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信息和利益的不对称，中小股东只能被动的接受股票回购方案。因此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确保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侵害：一是完善股份回购信息披露制度，各利益主体相对公平掌握信息资源；二是异议股东请求权的利益补偿措施；三是对股票回购方案的表决权进行重新设计，既要在“一股一权”的原则下达到法定通过数，又要中小股东的多数的同意，至少三分之二，并且上市公司的关联股东应遵守回避制度，由非关联股东对股票回购事项进行独立表决。此外，上市公司在回购股票时最好采用要约方式进行，因为这样更能突出平等性，不会偏袒于大股东或者控股股东。对于回购的价格，应该根据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市价和业绩状况来进行确定，通过确定合理的价格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至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应规定在进行回购前公司需先征求债权人的意见，公司可以用为债权人提供担保或提高利息率的方式以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或者让债权人全程参与回购计划的制定及其一票否决权。
（三）明确适用条件
首先，从实施股本回购的外部环境看，必须是公司股价比较低时才可以进行回购，如果资本市场比较活跃，公司股票的定位比较合理甚至高估，上市公司就丧失了回购自身股票的热情。其次，上市公司必须有足够的现金或现金流良好，拥有大量闲置的现金或现金流，使得公司回购股票不至于影响到公司自身的正常运营。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还可以明确如下条件：（1）中小股东如果反对股票回购，可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司反对该事项；（2）股东可表明请求收买其股票的意思；（3）股东大会决议时对该议案投票反对。同时，对于不同回购目的的回购行为，也应该对其规定不同的条件。在实际运用中，就应该制定实施细则，从公司的财务报表来观察公司是否具备股票回购的条件。
（四）完善公司法关于股票回购的相关规定
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完善措施外，我国的公司法规定还可以从股票回购的方式、价格、资金来源以及适用对象加以完善，具体如下：
1.股票回购的方式：《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列举的股份回购方式应进一步具体明确，如协议回购方式对非流通股的回购是非常适合的。
2.股票回购的价格：由于我国存在国有股和流通股，且实行双轨制，因此二者的回购价格确定应该区别开来。对于国有股，股份回购的价格的基准应是每股的内在价值，国有股的内在值等于国有股每股净资产值加上溢价；对于流通股而言，回购价格的确定一般以一定倍数的市盈率{市盈率指在一个考察期（通常为12个月的时间）内，股票的价格和每股收益的比例为标准或以市价、一定时期内的平均价或最高价为标准。
3.股票回购的适用对象：我国当前的股票回购并未将子公司纳入管理，因此我国《公司法》应规定子公司取得母公司的股份时，也应该同样适用股票回购的限制条件。
四、结语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篇2
《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它公司合并时除外。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10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规定第28条：“公司购回股份，可以下列方式之一进行：第一，向全体股东按照相同比例发出购回要约；第二，通过公开方式购回；第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国务院证券主管部门批准的其它情形。”从现行规定来看，我国基本采用“原则禁止，例外许可”的立法模式，但股份回购方法比较简单粗略。对股份回购合法事由的限制过于严格，除为减少资本而注销股份和公司合并以外，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股票。而且对回购的资金来源、价格、比例、程序、以及违法回购的法律效果等均未涉及。
二、股份回购的作用
对股份回购功能的正确认识决定了股份回购立法的价值取向，股份回购的积极功能包括：提高公司股价，稳定资本市场、有利于建立员工持股和股票期权制度、改善资本结构和调整股权结构、防御外部恶意收购、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除上述积极功能外，股份回购对净资产收益率也具有一定调节作用，可以作为股利政策的一种手段，利用税差合理避税；股份回购还常常被用于公司合并以及上市公司转为非上市公司的重组计划中，因止哪盼回购是具有多种功能的资本运作和企业经营的重要手段。在这里我们重点分析股份回购的风险。
三、股份回购可能违背的法律原则
（1）可能违反资本维持原则。资本维持原则又称资本充实原则，系指公司在其存续过程中应经常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财产，其目的在于维持公司清偿债务的能力，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若公司以资本或资本公积金为财源购买自己公司的股份，实际上相当于返还股东出资，减少注册资本，这将危及资本的充实，进而造成对债权人利益的损害。（2）可能违反股东权利平等原则。股份回购中，若公司不按股东的持股比例回购自己的股份，而是任意的从一部分股东或一个股东处买取自己股份，则势必导致股东间机会不平等。机会不平等使得部分股东获得出资返还，退出公司，剩余股东则可能因公司资本减少而负担较大的风险；股份回购的不平等还可能表现在价格的不公平上，当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高于实际价值时，未被回购股东的股价就相应地被稀释。相反，当回购的价格低于真实价值时，则剩余股份的价值也就相应地被提高。无论哪种情形，都是不平等的；股份回购的不平等还可能表现在股东表决控制权的变化上。（3）可能造成公司与“公司股东”的人格混同。公司动用自身资金收购自己股份，其后果在形式上是公司成为它自身的成员，公司与股东混为一体而导致权利、义务不清，实质上是公司负责人减少股东权益从而控制公司股份，因此，极易发生公司负责人侵占公司利益、股东利益的违法行为。公司与股东都是民事主体，根据一人仅具有一人格的法理，公司在理论上不能成为自己股东而取得自己股份。
四、避免消极功能的法律措施
1．法律上规范股份回购的合法理由。在经济生活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公司、证券制度逐渐走向成熟的今天，只允许公司因减资、公司合并而回购自己股份的规定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需要，缓和公司回购自己股份的禁止规定，增加合法回购的事由也是当前国际发展的趋势。容许公司回购股份的例外规定主要应增加前述为公司股东破产时只有公司股份的回购、公司重整的股份回购、为提供职工持股以及股东行使股份收买的请求权等事项。
2．法律上限定股份回购的财源与数量。我国公司立法在增加股份回购事由的同时，对不需经股东会特别决议及不需履行保护债权人程序的股份回购，应限于可分配盈余取得。然而，仅限定以可分配盈余作为回购财源，持有大量可分配盈余的公司仍可大批回购自己股份。这仍难达公司资本维持、资产结构健全的目的。对股份回购，尤其是为提供职工持股而回购股份施加比例限制也有必要。
3．健全股份回购的程序。股份回购的程序包括回购的决定程序和债权人保护程序两方面。无论公司减资还是公司合并都应经股东大会批准。就债权人保护程序而言，股份回购导致资本收缩或营运资金减少，偿债能力削弱，会危及债权人的利益。股份回购程序立法还应包含强制信息披露的规范，这也是防止股市操纵和内幕交易的重要一环。为防止股价上扬，给公司回购股份造成困难，一般不要求公司在回购股份前公布具体的回购日、回购数量、回购方式。但在回购成功之后，董事会应对现在保有的自己股份的数目、票面额、占股份总数的比例、取得时期、取得价格等作详细说明。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篇3
截止到2006年底，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规范意见》试行近一年的时间、国资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实施不到一个月，已有170多家上市公司制定了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并已有40多家上市公司正式实施高管人员股权激励计划。在已推出的股权激励计划中，除华侨城、深万科和宝钢股份等少数公司采取限制性股票外，其他公司大都采取股票期权激励方式。《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对股票期权的三个关键问题做了明确规范：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计量、股票期权的确认、为行权而回购股票的会计处理。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特点分析上述三个方面规范的可行性并提出政策建议。
一、关于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计量
我国准则规定股票期权不得采用内在价值计量，而必须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与世界主流会计准则的规范是一致的。对于特定公司的特定股票期权方案而言，股票期权的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因此，应采用“估值技术”进行计量。股票期权定价的可靠性取决于以下两个要素：各个估计参数的可靠性和计量模型的适用性。为保证估值的可靠，《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准则第52条规定：采用“估值技术”进行计量时，对于无风险利率、预期的股票价格波动率等参数“应当尽可能使用市场参与者在金融工具定价时考虑的所有市场参数，……尽可能不使用与企业特定相关的参数。”对于采用什么模型作为“估值技术”，《股份支付》准则和《金融工具确认与计量》准则均未做出明确规定，《股份支付》准则只在第14条中要求企业表外披露“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由此推断，作为可靠计量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另一个要素――计量模型是由企业自己选择的。
估值模型种类繁多，相同的参数置于不同的模型将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股票期权费用化的会计方法下，对于微利行业的企业来说，选择不同的模型估值将成为企业盈亏的重要因素。这无疑使企业产生利用估值模型操纵利润的动机。尽管美国FASB只推荐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和二项模型，但这两个模型的计算结果是相差很大的。例如，股票当前价格为50元，行权价为50元，期权预期期限6年，无风险利率7.5%，预期波动率30%，预期股利率2.5%，用布莱克――斯科尔斯定价模型计算出的每股期权价值为17.15元，而用二项模型计算的每股期价值为17.26元。如果企业授予高管人员8000万股股票期权，则报酬成本相差880万元。在我国，如果准则允许企业任意选择估值模式，后果则是令人生畏的。
为此，笔者对实践中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计量提出以下两项建议：一是准则指南或解释明确规定允许企业选用估值模型，减少企业随意选择的空间；二是将要求报表附注中披露“权益工具公允价值的确定方法”做出更详细的规定：采取的估值模型、模型中无风险利率的数据来源、预期股票价格波动率的测算方法、预期股利率确定依据、股票期权公允价值计量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及其遵循情况等。如果准则、准则指南或解释能够就上述两方面进行详细规范，则能大大提高股票期权价值确定的透明度、压缩价值中的操纵空间以及提高股票期权公允价值的可信度。
二、股票期权的确认
股份支付会计处理的争论一直较激烈，概括起来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表外披露而不作为表内项目确认；二是在表内作为费用确认；三是在表内作为利润分配事项确认。安然丑闻迫使人们摒弃美国实务界长期秉承的在表外披露而不在表内确认的做法。但是股票期权在表内确认为费用还是利润分配，不仅理论界存在着争论，我国不同部门出台的政策法规也相互矛盾。例如，按《股份支付》准则第6条的规定，股票期权按“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入“相关的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也就是说，授予的股票期权的价值确认为费用，同时增加所有者权益，等高管人员按行权价购买公司回购的股份时，将行权价与回购价的差额冲减原先计入费用而形成的资本公积。其实质是将用于激励的资金作为报酬列入费用。《公司法》第143条规定，将股份通过回购奖励给本公司职工，用于收购的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关于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企[2006]67号文件），提取激励基金回购公司股票授予员工的，应作为税后利润分配进行会计处理。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在我国现有法规体系下，无论是股票期权还是限制性股票，为了向高管人员支付股份所需的资金有两种列支方法：费用和税后利润。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分歧，关键在于向职工支付股份的性质界定：是激励性的，还是报酬性的？《公司法》第143条以及《关于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将支付给职工的股份定性为奖励，而《股份支付》准则将股份支付定性为获取职工提供的服务而支付的报酬。尽管《股份支付》准则第2条将对职工的股份支付解释为获取职工提供服务而授予权益工具的交易，但对授权后不可立即行权的股份支付，准则将等待期区分为规定服务期间和达到规定的业绩条件。由此可见，准则并非认为所有的股份支付都是报酬型的，但从会计确认的角度讲，无论是报酬型的股份支付还是激励型的股份支付，股票期权的价值统统在费用中列支。
准则的这种规范与《公司法》第143条以及《关于施行后有关企业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是否相矛盾呢？从表面上看，两种有本质区别。但如果即将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不将股份支付区分为报酬型股份支付和奖励型股份支付而统统将其在税后列支或者统统将其在税前扣除，则所有的股份支付均计入成本费用，还是均计入税后利润，对最终的留存收益是没有影响的。例如，某公司2007年税前利润总额为7500万元，其中列支股份支付的成本500万元，所得税率为33%。如果即将颁布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将股份支付在税后利润中列支，则500万元的股份支付会计上无论是列作费用还是在税后利润中列支，均不会影响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和最终的留存收益。计算如下表。如果所有的股份支付，税法都允许在所得税前列支，那么，会计上无论确认为费用还是利润分配，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和最终的留存收益也是一样的（为简便起见，在此不列表重述）。
如果即将出台的《企业所得税法》不将股份支付区分为报酬型股份支付和奖励型股份支付而采用相同的税务处理，是否可以说会计上无论列作费用还是有税后利润中列支都能得出相同的经济后果呢？回答是否定的。两种处理方法下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和最终的留存收益相同，并不等于两种方法产生相同的经济后果。从上表不难看出，作为费用列支还是作为利润分配项目，净利润是不同的（两者的净利润差异数恰好是股份支付数）。我们知道，净利润是十分重要的会计指标，净利润不同意味着两种处理方法下的以净利润为计算基础的所有财务指标都不相同，如净资产收益率指标和每股收益指标等。
准则不区分报酬型股份支付和奖励型股份支付均采用费用化做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无论报酬型股份支付还是奖励型股份支付都是报酬的构成部分，这种不加区分而将其全部计入费用的做法有效地避免了人为操纵利润从而改变以净利润为计算基础的诸多财务指标；二是所有上市公司对两种类型的股份支付均采用费用化的做法不失去净利润指标的可比性。但是，如果将报酬型股份支付和奖励型股份支付分别确认，有助于进一步提高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相关性。至于区分报酬型股份支付和奖励型股份支付分别进行会计处理可能产生的利润操纵，我们可以通过在即将的准则解释中进行两者间的明确界定，建立科学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和有效的监管手段来解决。
三、行权的会计规范
在现行法规框架下，上市公司通常通过股票回购来满足主管人员行权和支付限制性股票的要求。会计准则规定：公司为实施股权奖励而回购的股票作为库存股处理，对库存股的核算采用成本法而不采用面值法。
（一）成本法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股份支付》准则对股权激励条件下股份回购做出了明确规定：公司回购的股份在转让前，作为库存股管理，回购股份的全部支出转作库存股成本。同时，《股份支付》准则还对库存股的性质做出了明确规定：库存股不得参与公司利润分配，公司应将其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备抵项目反映。这就意味着库存股属于所有者权益科目，公司进行股份回购是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的同时减少。下面笔者将通过实例对此种情形下公司的一些重要财务指标进行分析，以便明晰按股权激励计划进行股份回购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例如，2006年12月，A公司董事会批准了一项股份支付协议。协议规定，2007年1月1日，公司向其6名高层管理人员每人授予10000股股票期权。行权条件是，2007至2009三年中，公司净利润每年增长15%，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行权价格是每股每股6元。同时，我们做如下假设：该公司发行在外股票总数为100万股，股本为100万元，初始发行价格为4元，2007年1月1日股票市价为6元，假定公司预计2009年12月31日激励条件可以实现，于是2009年1月31 日进行了股份回购，此时股票市价为10元，共回购6万股流通股。公司2006年净收益为200万，报告日所有者权益总额为630万。
1.每股净收益的影响
公司在2009年1月31日股份回购时，应借记“库存股”，贷记“银行存款”，金额为600，000元，在2009年年报中库存股作为所有者权益的备抵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4号――每股收益》的规定，每股净收益=2，000，000元/（1，000，000股-60，000股×11÷12）=2.12元。如果公司不存在因股权奖励而发生的股票回购，每股收益应该为2元（2，000，000元/1，000，000股）。由此不难看出，《每股收益》准则不将因股权奖励而短期回购而产生的库存股视为发行在外的股份，每股收益计算公式的分母不将包括在内，据此计算的每股收益与不考虑库存股情况下的每股收益差0.12元。
2.控股权结构的影响
公司出于股权激励而进行股份回购，形成了库存股，而库存股不视为发行在外股份，那么公司原持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均发生了变化，假设B公司原持有上例中A公司47500份股票，持股比例为4.75%，而A公司进行股份回购之后，其持股比例变为5%（47，500/945，000），按照法规规定，B公司此时必须进行相关披露，而B公司持股比例的增加并不是主观的。对B公司而言，这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行为。毕竟A公司此次股份回购并不是为了注销股份，而只是暂时性持有。
假设2009年12月31日达到行权条件，管理层全部行权，公司股份总数依然为1，000，000。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2009年每股净收益、每股净资产和控股结构的变化并不是因为公司的实际经营活动而产生，而是由于公司对管理层股权激励所采用的账务处理方法所造成的，本质上是由于因为“库存股”会计科目的所有者权益属性及其对所有者权益的备抵所导致。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中股份回购的本意只是为获取激励管理层的标的物，是薪酬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果仅仅因为管理层激励方式不同而对公司重要的财务指标造成很大的影响，在公司对管理层激励方式有自由决策权的前提下，则很难否定公司采用股权激励支付管理层薪酬方式同时也带有其他目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假定公司是进行纯粹目的的股权激励，没有其他任何意图，那么由于股份支付的报酬形式使得公司重要财务指标被动地发生变化，也是不合理的。
（二）对股权激励引起的股票回购账务处理的思考
总而言之，《股份支付》准则对库存股科目的定性是使得差异存在的最关键因素。实际上，大多数发达资本国家对于库存股的性质都认定为所有者权益，之所以不认定为资产，主要是因为：首先，股票是股东对公司净资产要求权的证明，而库存股不能使公司成为自己的股东、享有公司股东的权利，否则会损害其他股东的权益；其次，资产不可注销，而库存股可注销；最后，在公司清算时，资产可变现而后分给股东，但库存股票却并无价值。但是，股权激励条件下的股份回购与其他目的股份回购性质完全不同，它只是公司基于回购成本的考虑而提前回购导致被动地短期性持有自己的股份，持有期间具体说来就是回购日至行权日这段时间，低于一年。在公司无注销股份意向和持续经营假设下，上面三条理由对于实施股权激励而回购公司股份是不成立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设想公司在股权激励中股份回购会计处理时不作为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的同时递减，而作为资产的一种转换，亦即借贷方均为资产。但这样做的问题是将库存股作为资产不符合资产的定义，另外，没有投票权和收益分配权的库存股仍保留在所有者权益之中同样是对所有者权益真实数额的歪曲。由于股权奖励产生的暂时性库存股对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及股权结构的影响无法通过改变现有的表内确认和计量规范加以解决，因此，笔者建议通过完善表外披露来解决这一问题。具体做法是：（1）公司在按股权激励方案回购公司股份的会计年度，会计处理仍然按照现行的库存股成本法核算，财务指标仍然正常计算；（2）在即将的《股份支付》准则解释中，除现有的两点规定外，还要求上市公司在报表附注中披露不考虑库存股备抵情况下的每股收益指标和每股净资产指标，并就股权激励引起的股票回购对有关财务指标和股权结构的影响做出详细说明。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篇4
[发表于2003年10月20日《国际商报》第六版(有删改)]
内容摘要
自
作为投资者，外商在对
资的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境外上市中和上市后，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退出在该股份公司的投资，即在股份发行的时候发售一部分现有股份和公司上市后向其他投资者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但该等出售或转让须遵守有关法律和交易所上市规则的的规定和履行相关的法律程序。
3．申请国内上市
申请国内发行上市包括发行a股和b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1）b股上市
发行上市前属于中外合资企业的b股公司在国内已经比较多，并且就非上市外资股上市流通问题，
权回购
鉴于国内现行法律禁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票[25]和外商投资企业在合营期内不得减少其注册资本[26]的规定，境外投资者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对投资者进行股权回购有一定的障碍和难度；但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国家并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随着
现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14章、《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8章和《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12章对三类外商投资企业的解散和清算做了原则性的规定。WWw.133229.COm1996年7月9日，外贸经部制定了《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对适用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普通清算和特别清算两种制度做出了全面的规定。
结 论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退出机制主要有境外股份上市、国内股份上市、离岸股权交易、国内股权交易、管理层收购、股份回购和公司清算等多种可选择的形式，虽然现有法律有一些限制和尚待完善之处，但总体而言，我国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具有较为畅通的退出机制。
中国法律关于外商在退出投资时需履行的审批程序的规定，其目的是国家对外商在国内投资的监管和控制，并不构成境外投资者退出在华投资的实质性障碍。
主要参考资料
1) 姚梅镇主编《国际投资法》，1987年，武汉大学出版社
2) 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1996年，法律出版社
3) 余劲松、吴志攀主编《国际经济法》，2000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4) 李国安主编《国际货币金融法学》，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5) 董安生主编《国际货币金融法》，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 张宏久编著《利用外资的法律与实务》，1992年，中信出版社
7) 段爱群著《跨国并购原理与实证分析》，1999年，法律出版社
8) 黄辉编著《wto与国际投资法律实务》，2001年，吉林人民出版社
9) 胡海峰、陈闽编著《创业资本运营》，1999年，中信出版社
10) 徐景和、刘淑强等主编《中国利用外资法律理论与实务》,1999年,人民法院出版社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篇5
一、 国外股份回购的立法模式
在国外，对待股份回购的立法态度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种立法模式：一是德国模式；一是美国模式。
（一）德国模式
即在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原则上不得收购自己发行在外的股份，但同时又列举了允许股份回购的法定情形。此模式以德国为代表，故又称“德国模式”。《德国股份公司法》第56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认购自有股份，子公司也不得认购其母公司的股份。该法第71条又规定了几种例外情况：1、为避免公司的重大损害而有必要取得的；2、将股票提供给公司或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企业有（或曾有）劳务关系的人；3、其取得是基于第305条第2项或320条第5项规定，给予股东一次给付补偿；4、以无偿方式取得或金融机构以取得实行买入行纪的；5、以全部继受方式取得（合并时）；6、根据股东大会决议，依关于减少股本的规定而消除的。《法国公司法》1981年12月30日第81-1162号法律第5小节详细规定了公司认购、购买自己股份的有关法律问题。禁止公司直接或间接通过一个自己的名义但为了公司的利益进行活动的人认购和购买公司自己的股份，但减资除外（第217条）。同时公司可以回购自己的股份分配给自己的职工分享公司的果实或给予其期权（第217-1条）。公司也可以在公开市场上购买自己的股份，以对市场进行调整（第217-2条）。此外，日本、意大利、瑞士、韩国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司法也采取了该模式。[①]
（二） 美国模式
即公司法仅就不得进行股份回购的例外情形作出规定，除此以外对股份回购不加任何限制。此模式以美国为代表，故又称“美国模式”。美国模式有一个不断演变与发展的过程，其早期判例对股份回购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于1890年，还有许多州否认或限制公司美国自己股份的权利。但进入20世纪后，美国经济步入繁荣时期，出于刺激经济和便利公司财政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判例开始允许公司购买自己的股份，并认为只要公司有支付能力，其购买自己股份的行为就不构成对其债权人利益的忽视和损害，故其取得行为并无不当。由于过于宽泛和抽象的判例法原则导致了对股份回购的滥用，诱发了二十年代后期大量公司破产，也引发人们对上述原则的检视。[②]多数州在原则允许股份回购的前提下，对股份回购的资金来源加以限制，违反限制条件的回购被列入禁止之列。1957年《美国模范公司法》对股份回购作了全面规定：“公司就自己股份有收买、取得、所有、收质、让与及其他处分之权利，但股份之收买，不论直接与间接，仅以可供使用且未受保留与限制的盈余金为限；若为章程所允许，或经表决权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也可由可供使用且未受保留与限制的资本剩余金为之。”此条文虽非强制性规定，但有很大的示范性作用，对各州立法的影响很大。可见，在美国模式下的股份回购虽也受一定限制，但与德国模式相比则宽松得多。比利时、奥地利、丹麦等国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二、两种模式的立法理由及评析
上述两种立法模式的差异，反映出各国对股份回购的理论认识和实际功能上的不同看法，也涉及到一些重要问题，如资本维持与维护公司利益、资本维持与公司合法行使权利等方面的利弊权衡。但一国采取何种立法体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法律文化条件。
采纳德国模式的国家多属大陆法系，强调理论与逻辑上的严谨，其原则禁止股份回购的理由可以从理论和法律政策两个层面分析。[③]
就理论层面上而言，股份公司与其股东各自为独立的民事主体，若公司进行股份回购而取得自己股份，则公司同时变成了自己的股东，并对自己享有股东权。而公司的社团法人性决定了公司的社员即股东不能包括本公司在内。即使承认公司就自己股份而对自己享有股东权，但由于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混同而致此种股东权消灭，由此便会导致逻辑混乱。
从法律政策层面上看，原则禁止股份回购的立法理由有以下三点：
第一，股份回购有违资本维持和资本充实原则，动摇公司的财产基础，对公司债权人和公司利益危害甚大。在有限责任制度下，公司的资本是公司的信用基础，也是公司对债权最低限度的担保额。大陆法系国家采用的资本维持原则要求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必须保持与其资本额相当的资产以维护债权人利益。而公司进行股份回购，如果以其资产为对价有偿取回自己股份，则相当于以公司返还出资于股东，违背了资本维持原则；如果用其他财产作为支付对价，如可分配利润等，虽不至于使公司资本空壳化，但会使公司流动资金大量减少，一旦财务状况恶化，股价下跌，将会使公司蒙受双重损失，同样动摇债权人利益保障的基础，危及债权的实现。
第二，股份回购有违股东平等原则。公司回购的股份只能是公司已发行股份的一部分，这便可能造成不平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机会不平等。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只得是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一部分，若公司不按股东的持股比例进行回购则会造成股东间的机会不平等。二是价格不公正。当股份回购价格高于股票实际价值时，未被回购股东的股价被相应的稀释；当回购价格低于实际价值时，未被回购的股份价值将提高，无论怎样都不公正。
第三，股份回购可能影响证券市场的稳定。股份回购关系到公司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的变动，必然会对其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公司的大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及其他管理人员由于熟知公司内部的决策意向，可能会利用这些内幕消息，通过买卖公司股票先行获利或避损，这对中小股东是极不公平的，不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采取美国模式的多属英美法系国家。在立法风格方面，多注重实用而不去过多考虑理论的系统性与周延性，判例在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中起重要作用。从美国1890年前对股份回购限制过多到20世纪后一度限制过少，到目前的原则许可，例外禁止，都是基于经济领域的实际需要通过大量判例而形成的原则。在资本制度方面，属美国模式的国家多采用授权资本制。相对于法定资本制而言，首先，这种资本制度对资本充实原则要求不高，允许公司在设立时仅缴纳注册资本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则授权公司董事 会在适当时机再发行。因此公司进行回购所得的自己股份亦可被视为已获授权但尚未发行的股份，而这部分股份当然不享有股东权，从而避免了法定资本制下在公司持有自己股份方面的理论障碍。其次，授权资本制对资本维持原则要求不高，公司资本只要能维持公司运行即可，而无需对注册资本数额刻意维持，故动用公司资金去买回本公司股份只要不影响公司运营即被允许。可见，采用美国模式的国家在资本制度方面对股份回购无任何障碍。至于防止公司回购自己股份可能造成的债务风险、股东间不平等及对证券市场稳定之害，并非是授权资本制的任务，而是通过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之法理、董事责任之追究以及股东派生诉讼等制度来进行事后规制。
此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从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二者呈相互靠拢之势。禁止股份回购满足了大陆法系国家对理论上的严谨性的要求，但过于严格的限制会给公司的经营和运作带来诸多不便。相反，股份回购的适当运用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采取德国模式的国家开始放宽其限制，不断扩大及例外适用的范围。而美国模式虽因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满足了公司自身经营的需要，但尽管有配套制度，对债权人的保护和交易秩序的维护仍显不足，易生流弊。所以即使是采用美国模式的国家也都对股份回购的财源、比例等给以不同程度的限制。
三、我国股份回购立法模式的选择与适用范围的确定
我国《公司法》第149条规定公司只有在减资和合并时，才能回购部分本公司股份。可见我国采取的是德国模式，即原则禁止公司进行股份回购，但允许减资和合并两种例外。对德国模式的采纳是符合我国大陆法系传统的，而且93年《公司法》采取的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度，对股份回购原则禁止是顺理成章之事；从国情而言，我国于1993年进行公司立法时，公司制度尚处于初创阶段，且不存在成熟的证券市场和交易制度，大部分证券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盲目性和投机性，公司股份被不合理抽出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在公司制度建立初期，只能走从严到宽的道路，必须严格限制股份回购的适用范围。但是对股份回购适用范围的限定并非越窄越好，更不能以牺牲公司的有效运作为代价。在其他采用德国模式的国家的立法理论和实践都在朝着放宽限制的方向发展的！情形下，我国的现行立法则显得过于严苛，恐难以适应公司自身经营的需要。就我国目前的公司、证券制度环境而言，尚无采用美国模式的可能，故应在维持德国模式的前题下，缓和对股份回购的禁止性规定，同时尽可能消除其对民商法秩序和经济法秩序冲击之弊害。目前在我国推行股份回购制度，对于改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建立职工持股与期权奖励制度、保护股东利益等都有其积极意义，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2002年10月8日证监会颁布实施《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之后，制定通过《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管理办法》已被列入证监会的议事日程。因此，合理确定股份回购的适用范围是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世界各国对股份回购适用范围的立法各有不同，就我国现实需要而言，我们认为，除现有的减资与合并两种情形以外，至少应考虑增加以下几种允许股份回购的情形：
（一）公司为实行员工持股或股票期权而回购
现代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程度越来越高，经营者偏离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劳动者工作积极性不高的现象比比皆是。而这种目标的偏差仅靠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等内外部约束是不够的。设计出一套成果分享方案进行激励，使职工、经营者及股东三者利益建立相关性，才是治本之策。职工持股与对经营者的期权奖励制度便是有效的内部激励机制之一。该方案一方面提高了职工与经营者的积极性，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使职工成为本公司股东，客观上实现了经济民主化。
但如何解决职工持股或股票期权的股份来源，是企业推行此两项制度所遇到的一个难点问题。以职工持股为例，从目前有关地方性立法文件来看，企业职工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取得股权：一为发起设立取得，即在公司设立时，出资职工作为发起人认购股份或出资，取得股权；二为增资扩股取得，即在公司成立以后，通过增加注册资本、扩充股本，设置职工股；三为受让取得，即通过受让原有股东所持有的股权或企业产权，设置职工股。但这些方式都存在较大障碍：首先，采取发起设立方式取得职工股虽然比较容易操作，但成本高昂。在实践中，多数职工持股是通过企业改制或公司成立后股权转让或增资扩股等方式推行的，尽管目前增资扩股方式被普遍使用，但此种方式的运用显然存有法律障碍。因为，我国系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公司增资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办理变更登记手续，特别是股份公司，还需经历发行审核、公开募股等程序，不仅旷日费时，而且代价不菲。其次，通过股权转让设置股权，虽不会改变企业的注册资本额，可以避免增资扩张所衍生的问题，但如果由试图持股的职工自己寻找出让主体，显然会因寻找成本过高和寻找落空而使职工持股制度的顺利推行大打折扣。而通过资产转让的方式设置职工投实际上与股权转让并无太大的实质性区别。[④]所以最合适的方法就是进行股份回购，即允许公司选择适当的时机从公开市场上回购部分本公司股票作为库藏股，依程序交给职工持股会管理或直接作为期权奖励给公司管理人员。从国外立法来看，日本于1994年修改商法典，增订第210条之二允许公司在有正当理由下为员工持股的目的取得自己股份；《德国股份公司法》第71条也允许为提供员工持股而进行股份回购。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于1997年再度修改商法典，将原限于让与员工之目的而取得公司自己股份，增列得以让与董事为目的而取得公司自己股份；并将取得数量之上限，由原所规定的不逾已发行股份总数的3%，提高为不逾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0%.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
（二）应“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而进行股份回购
“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又被称为反对股东的估价权（the appraisal right of dissenters）是指在股东大会上决议了对股东的利害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议案时，反对决议的股东可让公司收买自己的所有的股份的权利。其目的是要从多数派股东专横中保护少数派股东，该制度最早源于美国，后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立法。
这一制度的理论基础在于认为股东具有可以拒绝自公司设计时起已预期的公司功能的结构性变化的基本权利，作为这一权利的体现而被认定的就是股份收买请求权。即多数派股东有追求公司企业的结构性变化的权能，而少数派则作为拒绝该变化的权利，可以请求收买股份。于是，股份收买请求，在欲适应新的状况变化之多数股东的权利与拒绝因此而被受牵连的少数股东之权利相冲突时，将成为其和解手段。[⑤]
对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各国公司法一般都有规定，但是其是否适用于上市公司则有较大争议，概有肯定主义和否定主义两种法例，分别以韩国和美国最为典型。韩国在1995年商法修改之前，依其证券交易法第191条第1款规定，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只对上市公司适用。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对非上市公司意义更为重大。因为，上市公司有常设的证券交易市场，股东可以随时处分其股份，而非上市公司由于未形成此类市场，反对股东除了向公司请求收买股份以 外，并无更多的可以回收资本的渠道。正基于此，美国部分州将异议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局限于封闭性公司，原则上不承认上市公司或股份分散到一定程度以上的公司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这被学者称为“市场例外”规则，即如果有关股份存在市场，就不存在要求公司收买的权利。《美国模范公司法》的早期文本中亦采纳了这一规则。“市场例外”的理论根据是，只有异议股东被锁定于公司别无他途的情况下，才有寻求收买救济的必要。因此，只要资本市场运转有效，股东能在合理条件下出让其股份，就不存在主张解约补偿权的需要。[⑥]
我们认为，这两种立法例均有欠缺，因为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都存在异议股东的保护问题。就上市公司而言，尽管已形成了较为规范和颇具规模的证券市场，但异议股东不一定能够成功地通过证券市场退出公司。特别是当其持有的股份数量较大，因其不接受公司的结构性变化而集中抛售股份时，必定令导致公司股价下跌。异议股东难以获得所预期的公平收买价格。因此，在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确立这一制度均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对哪些股东大会决议可以适用反对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各国立法亦有不同。概有宽泛主义和狭窄主义两种立法例，前者以《美国模范公司法》（修订本）的规定最为典型。该法第13.02条规定，对于下列公司行动，异议股东有权请求公司对其持有的股票支付公正的价格：1、完成公司为一方当事人的合并计划；2、完成公司为一方当事人的股票交换计划；3、完成对公司全部财产或实质上系全部财产之出售或交换；4、修订公司组织章程将对股东产生重大的、不利的影响；5、公司组织章程、章程细则或董事会决议规定股东可以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⑦]后者为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和部分欧洲国家公司法所采。如特拉华州和欧盟公司法规定，仅在公司合并或联合的情形下，异议股东才可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至于公司全部资产或实质上系全部资产的出售、公司章程的重大变动或其他重大变化，并未赋予异议股东以股份收买请求权。《德国股份公司法》法亦规定，惟在法定的合并情形下，异议股东方可享有股份收买请求权。[⑧]《意大利民法典》则将异议股东的股份收买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界定为“变更公司目的、公司类型和向国外迁址”等。[⑨]
在我国，公司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制度尚处于萌芽阶段，现行《公司法》对该制度并无任何规定，惟《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和《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这两个规范性文件中有零星规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第173条规定：“公司合并或分立时，公司董事会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反对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的股东的合法权益。”《到境外上市公司审程必备条款》第149条第1款规定：“反对公司合并、分立、方案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或者同意公司合并、分立方案的股东，以公平价格购买其股份。”
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有关反对股东收买请求权的规定立法层次过低，立法条款过简，调整范围亦过于狭窄。应借助制定《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管理办法》或修改《公司法》的契机，对其适用范围加以完善。确定在以下五种情形下，反对股东可以行使股份收买请求权：1、公司合并、分立；2、公司章程的重大修订；3、公司出售其全部或主要资产；4、公司受让他人全部营业或资产，对公司营运有重大影响；5、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三）为反收购而进行股份回购
当公司面临被敌意收购威胁时，其管理层常会采取反收购措施，股份回购便是其中一种。其原理在于：第一，因公司及收购者收购股份而使股价上升，使收购者资金匮乏或觉得不合算而裹足；第二，由于市场流动的股份减少，收购者不易获得足以取得控制权的必要股份数；第三，有表决权的股份数，因公司回购股份而减少，支持现在经营者的股东表决权比例上升；第四，公司若以高价回购收购者的股份，便可因此高枕无忧；第五，为回购股份，公司动用剩余资金，甚至借入大量资金，公司负债比率急剧上升，其财务魅力不再为收购者垂涎；第六，公司回购的股份，若能保留并再转让给支持公司经营政策的第三人，则可进一步加强公司支持股东的控制。[⑩]
法律是否应当允许公司为反收购而进行股份回购，在学界素有争议。
支持者认为，在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大多数股东对公司现任的经营者较为熟悉，其经营策略已获认同。而公司被敌意收购以后，原有的客户、经营者、经营政策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对公司的发展和股东的利益可能有害，故应允许反收购。
反对者认为，以股份回购方式进行反收购，至少有以下四个弊端：一是为反收购而回购股份，常造成股价急剧上涨。此时以远超过真实价值的价格购入股份，即使防御成功，也常会造成公司、股东、甚至债权人的利益受损；二是为回购股份，除耗尽公司剩余资金，还可能因过度借贷使公司财务恶化；三是大量回购股份，使流通在市场上的股份减少，会影响股价的形成；[11]四是反收购可能会赶走能给公司带来更高效率与更多收益的经营者，从而使公司丧失了一次腾飞的机会，还会使经营者缺乏努力工作的激励。对公司控制权的威胁往往是促进公司董事努力工作的重要动力来源，如果当公司支配权处于竞争情形时，现有经营者即得以利用公司资金甚至举债来排除威胁，收购危险对经营者的激励作用便会荡然无存，还可能导致经营者的独裁。因为董事会在批准动用公司基金时更可能是“为了满足董事们自己永久在职的自私的欲望”[12].
在收购与反收购活动都很频繁的美国，学术界有肯定、中立、否定三种观点。对反收购行为持后两种观点的学者占多数，持前一种观点的只占极少数。但有意思的是，美国各州的立法似乎都采取了少数派的观点。其原因至今未见有人分析。我们认为，最初的根源可能在于各州为保护本州公司免受外州的企业收购，而在立法上支持反收购。此后，由于大量的判例及其确立的原则为法官公正合理地判决反收购案件提供了更多的依据，逐渐形成了一套规则体系，立法对反收购的态度便得以维持了下来。
在大陆法系国家，很少有以法律明文规定允许公司为反收购而回购股份的。《欧盟公司法第二指令》和《德国股份公司法》第71条第1项第1款规定，允许“公司为免受重大而迫切的损害的必要情况下”进行股份回购。一般认为，敌意收购的威胁构成“重大而迫切的损害”，故公司可依此条文以股份回购的方式进行反收购，但其适用的限制较多。《欧盟公司法第二指令》要求须经股东大会同意才可进行回购，但敌意收购的发起往往很突然，公司待此时再召集股东大会，恐已“远水不解近渴”。《德国股份公司法》虽允许董事会先行适用，事后报告股东大会，但其相关立法解释中又规定了三个适用条件：第一，须举证如未防止收购将导致公司损害；第二，须就未防止收购所产生的公司损害与回购股份的价格（包括回购股份后价格下跌的风险）衡量得失；第三，回购股份须为必要，须为避免损害客观上必要而适当的方法，通常能举证者不多。[13]可见各国对此类情形的立法和适用都很慎重。
反观我国，目前上市公司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仍很普遍，公司收购采用协议方式的居多。但敌意收购和反收购已初见端倪，而且随着国有股有选择地退出一些领域，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逐渐分散化，敌意收购和反收购将更加活跃。因此在立法中对反收购给予关注是必要的。但鉴于我国股份公司的历史较短，其操作缺乏规范性；投资者还不成熟，权利意识不强，缺乏自我保护能力；而我国的证券市场亦属于初级阶段，自我调节能力较差的现状，我们认为，对为反收购而进行的股份回购仍应加以限制。最好暂不允许其适用，待条件成熟再加以确认。
（四）为稳定股价而进行股份回购
这种回购的理论基础于“导正市场价值理论”（correcting market value theory）。该理论认为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市场资金紧张等情况下，股市容易进入低迷状态，某些公司的股价可能被市场持续地过度低估。这时公司进行股份回购可以向市场 传送公司股价被过低评价之讯息，并使股价回升至公司真实价值的行情，甚至可以挽救整个股市，以免崩盘。1987年10月，纽约股票市场出现股灾时，在两周之内就有650家公司股份回购计划，以抑制本公司股价的进一步下跌。[14]
但该理论也受到很多质疑：
第一，根据发展已久的有效率市场理论（the efficient market theory ），在一个有效率的资产市场中，证券价格终会充分反映所有已知的相关信息，市场不会持续不断地长久过度低估一家公司的股价。
第二，公司股价被长久过度低估的标准很难界定，由公司经营者判断也可能失之主观。而且，市场行情低迷或股价被长久低估的原因可能十分复杂，如一味以进行股份回购作为对策，而不检讨其中原因，可能也是“治标不治本”，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
第三，如果公司经营者认为市场低估公司股价，与其采用股份回购这种间接传递信息方式，不如尽力地向市场提供有关公司的信息，例如公司获利等情形。或者退一步说，假如市场不相信“口头上”的信息，而更相信股份回购之类“行动上”的信号，公司仍可采用提高股利的行动，以增加其股票的吸引力。
第四，公司进行股份回购既可能是为了“稳定股价”，也有可能是为了“操纵市场”。在美国等证券市场发达，法制完善的国家，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对“操纵市场”行为进行制约，故弊害较小。而在多数国家，此类回购非常容易导致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规行为，且很难追究。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多数国家，即使在相当大范围内允许股份回购，对此类情形其立法仍十分谨慎。《日本商法》于1994年和1997年两次放宽对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的限制，但至今仍未敢将“稳定股价”明文作为公司取得自己股份之法定理由；《德国股份公司法》第71条第1款第1项所允许之回购理由-“为避免公司重大而急迫之损害的必要情形”是否包含“稳定股价”，在德国学界亦认识不一。有学者认为，“只为维持股价或行情之利益，或为防止行情崩跌之必要，尚未符合本款之要件。”[15]而且，前文已论及，对本条款之适用，德国法的要求也很严格；美国原则上允许公司进行股份回购，为稳定股份回购亦不例外，但与之配套，有一套完整的“安全港规则”（safe harbor rule），并通过大量判例构建了判断董事是否违反“注意义务”的“经营判断准则”（business judgment rule）。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大陆法系国家都很难做到。
台湾地区1998年提出的《证券交易法》修正草案，第28条之二第3项允许公司在“非由于本身或财务或业务之因素，但因证券市场发生连续暴跌情事，致股份非正常之下跌，为维护公司信用及股东权益所必要”时，进行股份回购。但此规定受到学界的与实务界的广泛批评。至2000年7月增订生效的《证券交易法》，相关表述已改为“为维护公司信用及股东权益所必要而买回，并办理销除股份者”，始为允许。即要求公司为稳定股价而买回的股份不得库藏而应立即注销，以避免公司炒作自己股份。[16]
我国大陆大区，证券市场仍不发达，配套制度欠缺，即使在目前公司法仍不允许公司为救市而回购情形下，仍有许多公司铤而走险炒作本公司股票，因为这样做收益很大，而被查到的风险很小，即使被查到，处罚的力度可能也不足。如果再允许公司为“稳定股价”而收购本公司股票，则极有可能被滥用。故我们认为，我国在放宽股份回购适用范围时，对此类情形应持谨慎态度，或者仍不允许，或者虽允许，但仿照台湾要求购买后立即注销。并仿照德国对其加以董事的报告义务与财源限制，仿照美国建立追究董事责任的规则体系方可。
注释：
[①] 施天涛、孙逊：《公司取得自己股份法律研究》，载《政法论坛》，2002（4）。
[②] 冯果：《现代资本制度比较研究》，10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③] 刘俊海：《股东权法律保护概论》，277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④]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 方法·判例·制度》，725页，法律出版社， 2001.
[⑤] 李哲松：《韩国公司法》，404~405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⑥] 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 方法·判例·制度》，771-772页，法律出版社，2001.
[⑦] 卞耀武主编：《当代外国公司法》，85页。
[⑧] 参见《德国股份法》第320b条。
[⑨] 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2437条第1款、第2494条适用第2437条的规定。
[⑩] 廖大颖：《库藏股制度与证券交易秩序》，46页，元照出版社，1999。
[11] 管以德：《上市公司收购的法律透视》，221-222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12] ［美］罗伯特·W·汉密尔顿：《公司法概要》，335页，法律出版社，1997。
[13] 黄铭杰：《自己股份买回与公司法》，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8卷第1期。
[14] 张训苏、金晓斌、张后奇：《股份回购和库存股制度研究》，《证券法律评论》II，法律出版社，2001。
[15] 柯菊：《禁止公司取得自己股份缓和论之研究》，载《台大法学论丛》第24卷第2期。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篇6
上市公司重组结构的法律法规框架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法律规范主要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三个基本层次。此还有证监会和其它相关的主管部门制订的规范性文件。第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颁布的法律中涉及并购重组的。主要有《公司法》和《证券法》，其中部分章节条款对上市公司并购方面进行粗略的规范，《公司法》第四章“关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对公司股份的发行和转让及上市作了规范，这些关于公司并购的规范也适应于上市公司。《证券法》第四章共十七款专门对上市公司并购进行规范，将上市公司收购分为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方式，对要约收购和协议收购的方式、程序、期限以及公告披露等都作了原则上的规范。
第二是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较早规范上市公司并购的行政法规是1993年4月22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12号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该条例第47条至第52条集中规定了法人对上市公司的收购程序，从规定的表述看，其精神还是与国际规范比较一致。但这些规定却不够详尽，对上市公司兼并收购操作缺乏具体的指引。
第三是中国证监会制订的部门规章。由于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行为涉及到一些具体的操作性，部门规章较多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中国证监会于1993年6月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 （试行）》中第五章《临时报告——公司收购公告》中对上市公司的股权变动以及收购兼并活动的信息披露要求作了详细的规范；1993年8月的《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对上市公司发行人收购或兼并行为和发行人的合并和分立行为中的欺诈行为进行了规范，这是我国最早对上市公司重组并购活动的信息披露和欺诈行为进行规范的部门规章。2001年颁布的《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或出售资产行为的通知》和《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转换资产若干问题的通知》，首次界定了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行为，强化重组方注入资产质量并要求完善的信息披露，目标在于鼓励绩优公司通过重组做大做强，主动进行业务整合。同时，为提高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审核工作的透明度，保证审核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中国证监会组成了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重大重组审核工作委员会，并颁布了委员会的工作程序。2002年12月 1日正式实施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这两项部门规章既是与《证券法》和《公司法》中有关重组并购的相关章节相互衔接，又对涉及上市公司收购兼并的相关重要法律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丰富完善了上市公司重组并购的法律框架。
第四是中国证监会及其他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规范性文件重点是指引性的，如中国证监会对进行并购重组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制订准则，并就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报告书、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书、被收购公司董事会报告书以及豁免要约收购申请文件进行规范，这些操作指引更完善了法律规范执行。
我国上市公司重组并购的法津法规以《证券法》和《公司法》为核心，以《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为主体，以其它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操作指引作为补充，共同构建起一个初步完整的上市公司重组并购的法律框架。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实践及法律规范的阶段性特征
回顾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十二年的轨迹，我们可粗略地将证券市场重组并购重组过程及法律规范分为以下三个特征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0年深沪交易所正式挂牌运作到 1994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属试验期。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开设之初，上市公司数量很少，整个资本市场的资产重组不成规模。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出台后不久，“宝延事件”开创了中国上市公司收购的先河。这一阶段对上市公司的并购缺乏统一法律规范和市场规则，仅是出现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时，管理者才对上市公司行为进行协调，呈现出实践在前，制度约束在后的态势。
第二阶段从1995年到1999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属平稳发展期。我国证券市场经过几年的发展，由于诸多原因，部分上市公司经营发展遇到一些问题，同时，一些未上市目睹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发展的便利，希望通过入主上市公司获得在资本市场的配股融资渠道。在利用壳资源的动力的推动下，上市公司重组并购次数增长很快，规模也愈来愈大，仅 1998年就有368家上市公司参与了657例重组事件，上市公司大量的重组并购活动在推动证券市场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高新技术含量以及进行资源优化配置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市场参与方对这些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段期间，上市公司重组并购有如下特征：一是控股权转移明显增多，1997年仅25起，而1998年有90多起；二是在支付方式上较多的采用股权划拔，也有现金交易，但更多的是用资产换股权；三是并购后多有注入优质资产剥离劣质资产的行为，主要是为了能在资本市场上获取配股的融资能力；四是以国有股和法人股协议转让为主体；五是一些投资类公司入主上市公司。这一时期，我国对上市公司重组的法律规范不够完整，1999年颁布的《证券法》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但没有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具体的指引。由于对上市公司兼并收购的规范不够详尽，无法有效的制约上市公司重组并购中出现的问题。
第三阶段从2000年至今，是上市公司并购的急速发展时期。这一阶段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重组并购有愈演愈烈之势，到2001年底全国1161家上市公司中有680家公司进行了共1457次重组并购事件，同期广东省（除深圳）60家上市公司有29家进行了61次重组并购。重组并购的特点与上一阶段没有明显改变，但在重组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凸显出来。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以获取配股和增发新股权为目的进行的重组并购。中国证监会2001年颁布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新股发行工作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增发和配股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最重要的一条是配股和增发都要求经注册师核验，公司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为此，近三年来，沪深两市有半数以上的上市公司公布了各种各样的资产重组方案，有的上市公司与大股东进行完全不等价的关联交易，大股东用优质资产换取上市公司的劣质资产；有的上市公司把巨额债务划给母公司，以期在配股后获得资金给母公司以更大的回报。二是以保上市资格为目的进行的重组并购。根据《公司法》第157条规定以及2001年2月22日中国证监会《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出现连续3年亏损的情况，自其公布第三年年度报告之日起，证券交易所应对其股票实施停牌，暂停上市的公司在宽限期内第一个会计年度继续亏损的，或其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拒绝表示意见审计报告的，由中国证监会做出其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一些严重资不抵债，无法持续经营，特别是被ST多年的上市公司面临退市危险。这些被迫进行的资产重组多数是由政府主导，由于没有真正实现体制的转换和按市场形成重组的协同效应和经营管理效应，重组的绩效并不明显。三是以拉抬股价为目的进行炒作的重组。一些不法的机构投资者利用资产重组题材，采用欺骗的手法向市场散布虚假信息，操纵市场，拉抬股价，以达到在二级市场上获利的目的，这是2001年我国股市上涨行情中出现的一种较普遍的现象。这些虚假重组的行为对股市的负面影响极其严重，它不仅直接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它破坏了证券市场正常的价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影响到证券市场健康发展。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国证监会、国家财政部等国家有关部门从2000年开始加强了上市公司并购的法律法规建设，出台了一批规范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政策、法规和指引，如2001年初，财政部了四项独立审计准则，分别从会计准则的角度对上市公司重组并购进行了规范，制约了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和无形资产来操纵公司利润，会计政策侧重于防范收购兼并中的利润造假，这些规定提高了资产重组的真实性，促进上市公司重组向实质性的方向发展。
上市公司重组并购框架对证券市场并购活动的
我国已初步形成的上市公司重组并购的法律框架，从整体来看，是随着证券市场并购重组实践而不断完善的过程，基本上是先有实践，再行立法，现有的并购法律框架虽然不够完善，但对推动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规范进行有着重要意义，表现如下：
第一，从并购重组法律框架的立意来看，是鼓励上市公司进行实质性的并购重组活动。如《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转换资产若干的通知》，着力强化重组方注入资产质量，对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产占上市公司总资产70％以上的，进入上市公司资产是一个完整经营实体，该经营实体在进入上市公司前要在同一管理层之下持续经营三年以上，同时，重组规模在50％—70％的绩优公司，申请增发的时间可以不受一个年度限制，这些规定的目标在于鼓励实质性的资产重组。在证券市场上，投资人发现被低估价值的并进行收购，使有价值的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进行主营业务调整，改善产业结构，提升上市公司质量。通过上市公司重组并购活动，实现证券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逐步实现我国证券市场有效性。可以预计我国上市公司实质性的、战略性的重组并购将越来越多。
第二，重组并购的法律规范在促进市场化的上市公司重组并购的同时，也将促进形成企业控制权市场，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业绩优良的企业能够吸引较多的资金，提高企业价值，而公司治理不良和经营业绩较差的企业难于吸收更多的资金发展，企业价值随经营业绩下跌，甚至陷入被兼并收购的境地。证券市场上发生的重组并购行为，特别是要约收购通常是敌意收购，使那些经营不善而又不愿自动出局的大股东和经理人面临敌意接管的困境，导致上市公司大股东和经营者丧失企业的控制权。因此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活动所形成的企业控制权市场对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有促进作用。上市公司面对可能发生丧失控制权的现状，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法治结构，防止内部人控制现象，防止企业经营业绩下滑。因此，规范的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可以促进形成正常企业控制权市场，从而促进上市公司完善的治理结构，对提高我国上市公司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变革，证券市场重组并购方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投资者进行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用要约收购、协议收购和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交易等方式进行。协议收购是收购者在证券交易所外以协商的方式与被收购公司的股东签订收购其股份的协议，从而达到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要约收购则是指收购方持有目标公司股份达到法定比例（30％）后，若继续增持股份，必须依法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为了提高收购效率，降低收购成本，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收购活动规定了五种经申请取得豁免和七种备案豁免要约收购的情形。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不能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占大部分，上市公司收购主要采用协议收购的方式，据统计从1994年到2000年11月止，在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中仅收购股份超过30％，经证监会豁免其强制要约收购义务的企业就达121家。
管理层、员工内部收购方式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令人关注的收购方式。《收购办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和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了管理层、员工进行上市公司收购的行为规范，从而在协议收购和要约收购领域确立了管理层及员工的收购主体地位。上市公司并购支付方式在新的法规框架下有了新的突破，《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用现金、依法可以转让的证券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支付方式进行。这意味着上市公司的协议收购和要约收购可采用多元化的支付手段，解决了上市公司收购中可能出现的现金不足问题。
第四，随着重组并购法律法规的完善，使我国证券市场参与者更好地应对加入WTO以后证券市场开放的格局。国外资本通过并购重组进入我国的资本市场，将为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发挥积极作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为合格境外投资者进入我国证券市场准备了通行证。近期由多个部委联合的《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都为境外投资者的进入中国市场准备了具体的行为指引，使国外投资者进入我国的资本市场有法可依，这将为我国更好地融入国际经济、顺利实现经济转型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国有资本有计划的退出提供了重要的通道。
第五，新的重组并购法律框架突出强调了诚信义务并强化监管。《收购办法》禁止收购人利用上市公司收购损害被收购公司及其股东的利益。禁止不具备履约能力的收购人进行上市公司收购，被收购公司不得向收购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明确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其他实际控制人对其所控制的上市公司及该公司其他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其所任职的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负有诚信义务。为了规范原控股股东或者其他实际控制人的行为，收购办法规定，有关当事人如果未清偿对上市公司的债务、未解除上市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或有其他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必须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被收购公司应当就此聘请审计机构进行转向核查、提交核查报告，这些规定对于提高重组并购市场的诚信精神有极大推动作用。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篇7
国债回购，最初是为解决市场流动问题而产生的，但是在中国现行体制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却成了违规融资融券的手段，甚至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因此，对于国债回购的法律问题的分析和探讨成为迫切需要。
国债回购交易是国债现货交易的衍生品种，是以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国债现货品种作质押的短期融资融券行为，其交易的标的是按照交易所规定的折算率，以国债现券的市场价格为基础折算成的固定面值的、统一的虚拟券，即标准券。国债回购实质上是一种资金拆借行为。与股票交易不同，进行国债回购交易的当事人仅限于交易所会员，证券公司都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回购。国债回购交易是采取一次成交、两次清算的办法，标准券和资金的结算均在会员间进行，投资者或客户并不是结算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国债回购交易以国债质押为基础。证券公司也可以自有国债进行回购取得资金，但每个证券公司进行国债回购的交易总额不得超过该公司账户标准券的总值。
违规国债回购问题产生一方面是国债回购存在制度漏洞，另一方面是证券公司的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不健全。当前国债回购市场有两个根本的制度基础，一是“席位联合制”的交易和清算模式，再有是登记结算公司的中央交收。在“席位联合制”的交易和清算模式下，证券机构应按债券结算主席位设立总账，并按债券结算子席位及客户建立二级或多级明细账，同时进行总账和明细账的核算和管理。证券公司在交易所有一个联通主席位，每个营业部都有席位挂在联通主席位下面，但登记结算公司只知道联通主席位的国债回购总量，其具体分布并不清楚，这就为违规回购提供了可能。而中央交收的含义实质上相当于登记结算公司为资金融出方提供担保，保证在资金融入方违约时，代负其责。于违约方在实际操作中软约束收效甚微，有时还需要通过央行再贷款来解决。中央交收这种做法在增加了登记结算公司自身风险的同时，其另外一个弊端是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违约行为。另外，以标准券作为回购融资抵押的“标准单位”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就在于其与实际债券之间的分离。也就是说，在进行回购交易时，冻结的只是标准券，而实际债券仍然可以进行现券交易。结算成员可以用融来的资金再买入国债，由此增加相应数量的标准券，以此标准券，可以继续融资并循环操作，一旦抛出就会形成远超出其支付能力的欠库。
从制度方面来说，现在席位的清算制可以考虑代之以账户清算制。单一席位各个子账户分别进行交易和清算。同时，在进行回购时，由冻结券商账户的标准券，改为将指定回购债券冻结在登记结算公司等第三方的账户中。再有，改变当前中央交收规则，登记结算公司不承担担保义务，违约风险由交易双方自行承担。对于证券公司，应该加强管理和风险控制，实行总部集中交易与清算，加强对及时监控，以根除风险隐患。
另外，从宏观层面来应改善中国的证券经营机构融资渠道长期不畅的问题，才是一项治本之举。首先是改变现有的一级托管模式，可以考虑变成二级托管模式，国债直接托管到交易所。同时国债回购改为开放式回购——即资金拆出方和拆入方一一对应。如此模式则会堵死券商挪用客户债券融资的通路。另外，是改变现有国债发行结构。合理比例发行中、长期债券和短期债券，形成一个均衡的利率市场和价格体系，产生放大交易而形成的违规融资风险，减少“套利”行为。最后，适当考虑推迟国债远期回购的实行，对于国债回购的风险正确评估。
虽然制度上的漏洞是发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但是人的因素也是一个不可不考虑的因素。个别券商的行为固然恶劣，但是作为一个身处利益漩涡中的商业机构我们不能对其苛责。我觉得主要还是应该归责于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合理合国家对于国债市场的监管不利，始终是一个法律规则的漏洞问题。
在调整相应的制度的同时，要以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建立系统的监督、管理和责任体制，使法律不止是目的而真正成为一种手段。同时，仅仅对于下层监管是不全面的。不论是利用国债回购市场机制中的技术漏洞，还是融资中的诈骗，如果行政机关在国债回购的每一个环节都监管到位，就会对其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不会产生如此大数目的违规金额。由此就产生了对于公权力的限制。由于政府监管的不利，给人们和社会造成的损失，应该对政府责任加以追究，建立相应的问责制度，不能把政府利益等同于人民利益，以政府利益剥夺人民利益。
上市公司回购细则篇8
保险消费误区几多
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保险市场突出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消费者和保险人两方面。
一些消费者购买保险后，面对保单上密密麻麻的几十条规定不细看甚至不愿看，对保险合同的条款细节，对自己应享有的权利和履行的义务不清楚、不明确，结果造成权益受损。1995年11月，某夫妇每人投保了100万元的人寿保险，但在正式保单签发后未按规定去医院体检。之后不久，该夫妇发生车祸不幸死亡。索赔时，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体检而拒绝理赔。亲友诉讼至法院也因同样原因被驳回。
还有一些消费者选择险种时不合理、不科学，或偏好某些险种造成保障不全面，或重复保险造成保费浪费。一些人在投保时偏好某些具有储蓄性的险种，如人寿保险等，而对健康保险、人身意外险等不具有储蓄返还功能的险种不感兴趣。一位40岁的男子，年收入3万元，投保时只投了人寿保险，而未考虑健康险和人身意外险。几个月后，他生病住院，治疗费近万元，却因不属于人寿保险给付范畴而得不到赔偿。还有的消费者心存侥幸，保险不保全，比如只保主险，不保能够提供意外风险保障的短期附加险，结果遇到事故时得不到全额赔付。还有一些消费者在购买财险等险种时“一女多嫁”重复投保，认为多投几家保险公司，出险后获得的赔偿就多。但他们不知道《保险法》规定，财险重复投保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不进行理赔。
很多人对保险知识知之甚少，以为在购买保险时保险人会如实告之。但时下某些“散兵游勇”的保险人为了多卖出一份保单，往往专拣好的说，盲目承诺和扩大保险范围，好像一旦买了保险，客户都能得到全方位的保障，而对客户不利的重要细节则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尤其是掩盖一些免责条款，诱使消费者盲目投保。结果真到出险索赔时，起初根本未听说过的一系列规定制度全来了，致使无法顺利得到赔付。1999年11月，福州市消费者协会林女士因女儿上吐下泻，送孩子上医院，在急诊室观察了3天，后因孩子要上学就没有住院。由于孩子上过独生子女险，遂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但保险公司以孩子未在住院部住院为由拒绝赔付。
一些保险人还想方设法不让投保人知道保单签定后有10天的犹豫期（此期间内可以全额退保）。他们在保单签定后，常常找各种理由故意拖延至犹豫期满才将合同返给投保人。长春市消费者梁某夫妇，开办了一处装饰材料门市部。由于是小买卖，经营不景气，想找关系搞贷款。某保险公司人刘某听说后，以帮助联系贷款为条件，让他们买保险。几经交涉，梁某夫妇得到了“在刘某处上100万元保险，他给拉90万元贷款”的口头承诺，便分别投保了100万元和59万元的巨额寿险，共缴保费11.06万元。但投保后他们向刘某要求兑现贷款承诺时，刘某在拖过了犹豫期后却矢口否认。梁某夫妇这才知道被骗保，要求全额退保。经过一年多的艰苦交涉，他们只要回了26%的保费和刘某在此项业务中拿走的34%的保费回扣，其余4.4万元的保费则打了“水漂”。
专家分析，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保险市场鱼龙混杂，部分保险公司急功近利，一味追求市场份额；保险人队伍参差不齐，人员流动性大，部分人素质差，为争取保单不择手段；消费者缺乏相关的保险知识，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学会投保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消费者如何走出退保难、索赔更难的尴尬境地？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邹殿兴秘书长和中国消费者协会消费指导部的有关人士说：
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保险观，明确保险的首要功能是风险保障，其次才是投资增值。即使购买投资型保险也不同于直接购买股票。保险公司在利用保费投资运作过程中会有诸如市场调查分析、帐物管理、人员工资等相对的成本花费，这些都要按一定比例摊到投保人身上，在所交保费中扣除。显然，这会影响投保人的实际收益。
第二，要根据自己的需要购买保险。目前保险公司推出的不少险种搭配都是“量身定做”的，投保人应当从自身或家庭获得全面保障的角度来选择不同类型的险种，并进行合理搭配。这样才能获得全面保障和彻底转移风险的目的。
第三，要选择服务好、有信誉的保险公司，选择诚实信用的保险人。保险的风险保障能力和投资型保险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经济实力、管理水平、投资能力以及盈利水平。因此，消费者在投保时，一定要选择服务好、有信誉的保险公司，千万不可盲目相信某些机构开出的优惠条件和高额回报承诺。在选择保险人时，一要考察其专业水平，看其是否精通保险知识，替投保人所做的险种设计是否合理；二要考察其资质情况，对此有关部门有严格的规定，保险人必须取得保险人资格，并由所在的保险公司核发《保险人展业证书》；四要考察其从业时间，从业时间长意味着人相对稳定。
第四，购买保险前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明确自己的“责、权、利”，尤其要关注免责条款内容。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一定要亲自仔细、逐条阅读保险条款，详细掌握其中应知的重要细节，这样可以减少因误解条款内容而导致日后的保险纠纷。针对一些保险人为拉到保单而把保险说得十全十美、但与合同条款有不符之处的现象，投保人可以要求保险人把一些由其提出但条款没有涉及的可保项目书面写出，将来一旦发生纠纷，可要求保险公司据此赔付。因为保险法规定，人的过错由其所的保险公司负责。
第五，认真履行各项手续，避免因自身的疏忽而使保单失效。如消费者在投保健康险、寿险时，应根据保险公司或人的通知，及时配合体检，以便尽快通过保险公司的核保审核，取得保单正本；对投保书中要求填写的财务、健康等内容要如实、准确填写；保单上投保人必须亲笔签名，不得由他人，否则保单无效；缴纳首期保费后，分期保费的支付宽限期为60天，超过60天后，合同失效；变更受益人住址、交费帐号等时，应书面通知保险公司，经同意后方可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