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公证书范文
时间：2023-12-02 11:08:17
个人公证书篇1
关键词 强制执行 执行证书 公证
作者简介：赵菁，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强制执行公证的设计对于确保债权及时得到实现、促进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预防和减少诉讼，节约司法资源具有明显作用。近年来，强制执行公证已成为各地一项发展迅速的公证业务，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认识和了解，在实践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公证债权文书程序简便，快捷高效，这是优点但同时也是把双刃剑。由于法律规定的不明确，实践中，在强制执行公证的适用范围和执行证书的签发程序上产生了许多争议。尤其是在执行证书签发后，各级法院对公证债权文书的审查标准和处理方式各不相同，弊端和争议日益凸显。本文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就执行证书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一、 执行证书制度的含义和来源
执行证书是指当债务人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中所规定的义务时，债权人向原公证机构要求出具的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凭证。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法》中仅规定了关于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其中并没有提及执行证书制度。《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指出，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公证法》中也提及，对经过公证的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可以看出在上述法律中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本身就是执行名义。
执行证书第一次出现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2000年下发的《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中。其中规定，债务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的，债权人可以向原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第七条也指出，债权人凭原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2006年司法部通过的《公证程序规则》对执行证书制度也做了确定，提出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的，公证机构可以根据债权人的申请，依据有关规定出具执行证书。
有学者指出，执行证书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创设出来的，创设目的只是为了记载执行标的，而公证文书所具有的执行力实际来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就是说，是来源于债权债务当事人在公证时所作出的愿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与执行证书本身无关。 因此，在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中，当事人一旦放弃诉权、同意公证后，该债权文书就具有强制执行效力，当事人不能就同一事项提起诉讼，除非该公证书确有错误。
二、 执行证书制度的优点
执行证书制度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债权文书，形成一个整体，具有独特的法律和社会价值。
一是能够有效降低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当事人通过申请强制执行与通过诉讼相比，实现债权的成本较低。申请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公证费为债权标的额的3‰，没有经过公证的债权文书发生纠纷后进行诉讼需要交纳诉讼费、律师费等各种费用。举例来说，标的金额为30万的财产案件，公证费仅为900元，而法院案件受理费则为5800元，这还没有计算当事人所需要支出的律师费和可能发生的保全费、评估费等其他经济支出。可以说，没有经过公证的债权文书发生纠纷后当事人的潜在成本要远高于公证费。
二是执行证书签发便捷、快速。相比法院诉讼程序，公证程序时间短。如果通过诉讼实现债权，一般需要经过法院的一审二审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从立案之日起算，普通程序一般在六个月内审结，特殊情况还可以延长。如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的，二审通常是三个月，有特殊情况的也可以延长。即使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最长期限也需要三个月。判决下来才能申请执行，也就是说一个案件从立案到执行通常要经过大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时间。而根据公证法的规定，公证机构应当自受理公证申请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向当事人出具公证书。可以说，公证书的出具期间大大低于诉讼程序，这一时间的缩短能有效防止债务人拖延时间、转移财产等各种逃避债务行为的发生。
三是经过公证的债权文书违约率低，同时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比例也低。据有关统计，经过公证的债权文书相对没有强制执行的债权文书履约率较高，80%左右的债务人在执行证书签发前主动履行了义务，只有约10%的债权文书通过签发执行证书进入法院执行程序。
三、执行证书制度的缺点和形成原因
执行证书制度的缺点主要表现在没有严格、统一的送达、异议程序。相比诉讼程序中的应诉、举证、质证、判决、二审、送达等一系列严密的流程，执行证书的签发过程欠缺程序的对抗性、严格性，债务人不能很好的行使其抗辩权，这样的审查给核实内容的客观真实性增加了难度。 一是核实程序宽严不一。《联合通知》第五条对公证机构签发执行证书前应当对债务事实的发生、债权债务人履行情况、债务人有无异议等方面的审查做了严格规定，但对具体的程序则没有作进一步的明确。因此，导致各公证机构采用的核实方式都不一样，主要分为债务人履约备案方式、信函核实方式、电话核实方式。而各公证机构采用何种核实方式主要是源于当事人在公证债权文书中的约定，没有统一标准。除了核实的方式不固定，被核实的对象也不固定。有的公证机构核实范围较窄，仅向债务人核实；有的公证机构核实范围较宽，包括债务人、担保人和抵押人。
二是送达方式单一。《公证程序规则》规定，公证书出具以后，可以由当事人或人到公证机构领取，也可根据当事人的要求由公证机构发送。当事人或人在收到公证书后应当在送达回执上签收。可以看出，公证书的送达是以当事人或人主动领取为主，公证处发送给当事人为辅。公证机构一般认为自身没有义务向被申请执行人（债务人）送达执行证书。但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和法院对这点也提出质疑最多。实践中，有的法院就明确要求执行证书也必须要送达给债务人。
三是执行证书内容简单。相比法院判决，执行证书一般在简要叙述当事人双方的债权债务关系之后，就确认债权金额，内容较简单。而且执行证书上一般没有关于债务人的抗辩内容，由此容易导致债务人在法院执行程序中对公证债权文书的公平、公正提出质疑，对执行标的额、利息、迟延履行金以及其他费用产生争议，影响了法院执行的顺利开展。
可以发现造成上述弊端的原因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制度层面的，也有操作层面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现行学术界对执行证书的存废有争议，法律规定不细化。由于现行《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法》并没有规定执行证书制度，而《联合通知》中对执行证书的规定，用的词语也是“可以”而非“必须”。实践中，关于执行证书制度的存废之争在学术界存有争议。支持者认为，执行证书可以明确执行标的。反对者认为，执行证书制度缺少存在的法律依据，并无存在的必要，而且执行证书制度是对执行名义重复审查，增加了执行程序的繁琐。
第二，现行体制下，不同公证机构的性质不同，公证员的个人素质和工作责任心也有偏差，导致部分公证文书质量下降。自从2006年公证体制改革开始，公证机构正不断走向市场。现在的公证机构存在行政体制、事业体制、合伙制等几种形态。不同的体制导致不同公证机构的发展状况不同，发展差异较大。同时由于公证机构存在着营利性的一面，公证处与公证处之间，公证员与公证员之间也存在着竞争。另外由于公证员的个人素质和工作责任感不同，导致个别公证债权文书和执行证书在办理中有不规范现象。
第三，公证机构失去调查权，加大了核实债权债务情况的难度。核实债权债务原本就是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说，生效的法院裁判文书、仲裁文书同样也存在着查明债务履行情况的问题。对于没有调查权的公证机构，如何核实更加是个难题。在我国《公证暂行条例》颁布实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公证行为被认为属于行政行为，公证处被认为属于行政机关。随着公证体制改革，公证制度的行政属性在逐渐减弱，同时也丧失了调查取证权等法定权力。目前公证员对公证事项的审查很大程度上靠的是个人经验和感觉。
第四，和法院法官的衔接沟通不够。相对其他法律行业来说，公证从业人员较少，属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团体。许多法律专业人士对公证的理解也仍停留在表面上，更别提普通群众了。由于公证机构和法院分属不同部门管辖，法律地位不同，两者之间的制度建设和依据的法律法规也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实践中两者在对公证债权文书和执行证书的理解上容易出现偏差。同时一旦公证债权文书或执行证书的内容中出现争议或文意表示不清需要释疑的时候，执行法官很少主动征询公证机构的回复和解释，公证机构也很少主动介入执行案件，与法官沟通。
四、完善执行证书制度
作为一种影响诉权的程序，公证机构应对出具债权文书公证书和签发执行证书单独制定详细的程序规则，同时出具执行证书时应严格把关，慎之又慎。
一是，从源头抓起，在签订债权文书时，公证员就必须严格履行告知义务。
第一，告知当事人不能把公证过的债权文书当做保证，公证只是一种法定证据。告知当事人要具有相应的风险意识，切实按合同条款履行。
第二，明确告知强制执行条款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公证机构面对的当事人素质有高有低，文化程度也不一样。公证人员应当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当事人解释清楚强制执行条款的法律意义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
第三，告知债权人申请出具执行证书的程序、期限和举证责任。要告知债权人申请签发执行证书的期限以及取得执行证书后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不然债权人的预期利益将会落空。根据《民事诉讼法》，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债权人如果申请执行证书时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执行期限，公证机构便有权拒绝签发执行证书。同时告知债权人，签发执行证书后，也要在法定期限内向法院申请执行。
第四，告知债务人对公证机构出具执行证书提出异议的程序、期限、举证责任和法律后果。
二是，在签订债权文书时，公证员必须严格审核合同内容是否真实合法。如果公证员发现合同中的条款不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要认真指导当事人修改。
公证债权文书的给付内容要确定，公证的债权应当符合《联合通知》规定的条件和范围，属于给付货币、物品和有价证券的性质。公证的债权应当是合法的债权，非法债权如债权、非法集资、集资诈骗、高利贷等无效。公证员还要核实出资人资金来源，借款用途，核实债务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合同中关于执行的规定要细化，以防止纠纷。比如，根据河南省公证协会拟定的《民间借贷公证业务提示》，民间借贷合同中要明确约定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时执行标的的计算方式和计算依据。同时还应当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核实的方式。除电话核实之外，建议在合同中增加邮寄送达的核实方式。采取邮寄送达方式的，合同当中应当载明被核实人的邮件接收地址。 三是，在执行证书出具过程中，严格程序，加强审查。审查内容主要包括：核实债务人是否已经履行还款义务或部分履行还款义务，核实债权是否确实存在，债权人是否已经按债权文书的约定支付款项、履行义务。给予债务人或担保人合理的回复和说明情况时间，并不少于5个工作日。
四是，规范执行证书的文本，借款本金、利息、罚息等的计算要清楚。执行证书应当包括申请人、被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标的和申请执行的期限。债务人已经履行的部分，还应在申请执行标的中进行扣除。对于债务人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而发生的违约金、罚息等，根据债权人的要求也可以列入申请执行标的。
五是，规范《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书》。如果经过审查，发现不符合签发证书的条件的，公证机构应当向当事人明确出具《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决定书》。该决定书应当就不予出具执行证书的理由和事实进行说明，以使债权人可以寻找其他的救济渠道，另行到法院起诉等。
六是，公证机构应主动加强与法院的协调沟通。一份公证书对当事人来说最关键的是有用。强制执行公证近年来之所以能发展迅速，受到越来越多当事人的欢迎，也是因为能够及时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防范风险。这项业务的发展得益于法院系统的大力支持，也得力于广大公证人员的努力实践。 因此，我们应精心呵护这一制度，在法院与公证机构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协调机制，及时交流遇到的各种难点和热点问题，尽量达成共识，实现双赢。同时公证机构可以和法院联合起来加强对强制执行效力公证债权文书制度的宣传，使广大群众对这一制度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达到快速解决纠纷的目的。
五、结语
法律设置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制度的立法宗旨主要是为了简化纠纷解决程序，进而节约交易成本、节省司法资源。在实践中，强制执行公证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作用也有目共睹，这一制度不仅可以敦促当事人主动履行义务，降低当事人实现债权的成本，还可以减少诉讼、疏减法院资源。另外，公证制度自身和司法诉讼制度、准司法仲裁制度的运行紧密相关，能够帮助裁判机构发现事实或认定事实，有助于司法、仲裁等活动的顺利进行。 据有关统计，经过公证的债权合同多数得到了很好的履行。即使进入执行程序的，大部分案件都通过自动履行、和解或裁定结案，最终被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争议案件很少。可以看出，强制执行公证和执行证书制度仍是一项高效便捷的争议解决机制。
个人公证书篇2
公证书的有效期一般多久，公证书的有效期一般分为3类情况：公证书中被证明的法律行为或文书规定了有效期的，公证书的有效期和其一致。如一份《委托书》中规定的委托期限为三个月，那么该《委托书》的公证书的有效期限也为三个月。
公证书的有效期一般分为3类情况：
一、公证书中未规定的，有效期由公证书的使用部门单方规定，公证处一般不作规定。一般民事类公证如出生公证、结婚公证、亲属关系公证、学历学位公证、驾驶证公证等就属于这一类。申请人应该注意向公证书的使用部门咨询公证书的有效期;
二、公证书中被证明的法律行为或文书规定了有效期的，公证书的有效期和其一致。如一份《委托书》中规定的委托期限为三个月，那么该《委托书》的公证书的有效期限也为三个月;
个人公证书篇3
论文关键词 证明行为 公证书 当事人
一、一起案例引发的风险思考
这起案例是这样的。当事人陈某于二八年在公证处发表了一份声明，主要内容是声明同意其因回迁而取得的一套房屋由她的父亲来申请办理产权证明。公证处对其提供的回迁协议等材料进行了审查，并在谈话记录里询问了陈某的婚姻状况，陈某当时的回答是未婚。之后，陈某的父亲向房产部门申办了房屋产权证明。一年以后，一位自称是陈某丈夫的人（方某）来到公证处要求撤销陈某的声明书公证书，理由是陈某发表上述声明时故意隐瞒了婚姻状况，她当时是已婚的。公证处经核实发现方某所述陈某已婚的状况属实。公证处经过综合查实后，给方某予以了合理合法的解释。在此，抛开上述案例的最终处置不说，公证处在受理了陈某的声明书公证申请后，根据其所提供的情况是否需要要求陈某提供回迁房屋来源及权属人的证明？是否需要要求陈某提供其所述未婚情况的证明？即公证处是否须对此两项证明材料进行实质性审查？
针对上述公证书的撤销与不撤销，同样居于左右为难的位置。
主张撤销公证书的观点认为，此公证书是依据陈某的陈述所出具的，而陈某所陈述的内容隐瞒了婚姻状况与事实不符，公证处也未对陈某所述婚姻状况进行核实，导致公证员误判为其出具了公证书，依次可以撤销该公证书。
主张不撤销公证书的观点认为，声明书公证书只证明声明人的签署行为，并未证明当事人的婚姻状况，也无需对当事人的婚姻状况作实质性审查，况且公证员在谈话记录中也对陈某的婚姻状况作出了询问，其审查范围已经超过了声明书公证所证明的范围。再者，陈某的虚假陈述是在谈话记录里，而其声明书的内容是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公证处和公证员不存在过错，所以不能撤销公证书。
对于此类单方法律行为所涉及的公证事项，在办理过程中，公证处通常都只审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能力，对文书所涉及事实和内容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都可以出具公证书，而在相关告知内容中均表述为当事人行为所产生的责任和后果也由其自己承担。所以，在实践操作中，对行为类公证项目所涉及的事实和内容公证处一般不作实质性审查。原因很简单，一是因为对文书内涉及的事实和内容公证处不易查明。比如声明书、委托书、遗嘱等均可以在异地办理，而所涉及到的财产等内容可能会在承办公证处千里之外，公证处没有这个精力和财力来完全查实。但既然当事人来申请，根据程序规则的要求，公证处又不能拒绝受理。二是因为，此类公证项目的收费通常都比较低，既然现有程序规则要求证明的只是当事人的签署行为，只要文书涉及事实和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社会公德和公序良俗，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但是，“那些缺少材料支撑的声明书公证非常容易被异议人找出漏洞，也极易引发争议”。也正因为如此，即使此类的公证书是严格按现有程序规则的要求而出具的，但由于对文书所涉及到的实体问题缺乏证据材料，极易会被异议人甚至是当事人自己所利用，而来推翻公证书。对于了解此类公证项目的，在办理此类公证时为了自己的目的可能会故意隐瞒一些情况（比如上述案例中的陈某），尽可能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往往声称“我只要你们证明签字属实而已，为什么还要提供这么多东西？”；对于不了解此类公证项目的，认为既然是经过公证处公证了，那肯定没问题，“出现问题找公证处就是了！”。此时，公证处被摆在了尴尬的局面上，一方面公证书依程序要出具，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保证公证书内相关文书内容的真实性。由此而出具的公证书也存在着相当的风险：
（一）当事人利用程序漏洞骗取公证书
部分当事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将自己的风险转嫁给公证处和公证员，利用公证书的公信力来规避风险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发表虚假婚姻状况声明、办理委托书出售他人（包括配偶）的财产等。
（二）导致公证公信力的降低
此类公证书在多年的使用过程中，使社会公众普遍接受和认可了公证事业，但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骗取公证书的情况也屡次出现，致使公证书的公信力受到不小的打击。在类似情况多次出现后，中国公证协会于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出台的《办理房屋委托书公证的指导意见》中，首次明确了可以在公证书中加注：“本公证书未对委托人是否具有处分权做出证明”，某些公证处对此条加注也扩展到声明书公证、遗嘱公证等项目中。但是，“加注决不等于上了保险，加注不是万能的”。首先，如此加注有可能不被当事人和使用部门接受。此条加注让部分当事人不能理解（因为其本身就不了解委托公证等的意义），既然都做了公证了还加这样的内容，那做公证还有什么用呢？其次，对于熟知公证程序的，此条加注好比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再者，此条加注很容易让当事人或接受公证书的部门（或个人）作出相反的理解，即如果是未有此条加注的那就代表委托人具有处分权。如此的反复，此类公证的风险依旧避免不了。
二、产生这些风险的原因探究
（一）缺乏统一的材料审查标准
在此类公证项目现有的程序要求及办证规则中，均未明确公证处对当事人提交材料的审查标准，对当事人应提交的材料多数表述为“相关材料”或“公证员认为当事人需要提供的材料”，对于材料的审查缺乏一套严谨的审查标准。何为“相关材料”？具体要提交哪些“相关材料”？公证员对于当事人提交的“相关材料”是否需要进行实质性审查？材料审查标准的缺乏，导致部分当事人仅提供复印件或虚假证件，很容易导致公证员误判。
（二）公证证明要求偏低豐
“公证证据所证实的内容与公证证明内容是唯一对应关系，即对于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材料证实的内容，是不能进行公证证明的。”反过来理解，公证要证明的内容需有证据材料支持，公证不证明的也无需当事人提供证据材料，公证处也无需对此进行审查。因而，对于行为类公证，如果只需证明其签署和文书制作行为，就没有必要要求当事人提供过多的证据材料。因此，提高公证的证明要求，扩大公证证明和审查的范围，是解决行为类公证目前窘境的有效方法之一。但在现有局面下，包括人员、收费、业务拓展等条件的限制下，做到整个系统的提高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三）证明方式上的欠缺
从中国公证员协会主编的《公证员入门》及相关公证告知内容均可看出，公证处对此类公证项目只证明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实性、合法性。此类公证书的证词也只有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公证书的定式化不足以正确地概括该类公证的全部事实和内容”。随着要素式公证书的逐步推行，目前行为类公证书证词的缺陷也早已突显，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过于简单的证明方式也为公证风险的增加留下了“暗门”，公证书证词的表述应充分体现出公证员的审查行为和公证书的证明对象。在目前这种简单的证词表述已不能满足公众对公证需求的情况下，改变行为类公证的证明方式也已迫在眉睫。
另外，公证书的出证应考虑当事人的公证目的，公证处应以体现“服务性”为宗旨，如果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不能达到当事人的使用目的或不能被采纳，那公证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提高公证书的公信力和公证行业的形象首先得从提升公证书的自身价值做起，要让社会公众清楚地认识公证，在需要的时候能时刻想起公证。
三、对证明行为类公证的前途思量
证明行为类公证项目的发展，不仅要提高其自身的生存能力，另一方面也不能以承担公证风险来作为代价。当前公证的发展不能回避所面临的诸多困难，对此也须予以积极应对和解决。
（一）建立完整的材料审查标准
在公证实践的同志们应该有这样的感受，比如办理一份委托书公证，比较慢的一个小时也就完全可以办理完毕了。在使用公证系统模块后甚至办个小时就办结了，这或许是办证效率的提高，但同时也暴露出公证对当事人提交材料的审查有不仔细之处。在不违反程序规定的情况下，某些能省的就被忽略过去了。
没有材料审查标准，导致不知要求当事人应该提供哪些证明材料，而对于这些材料的把握各公证处、公证员也都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建立一套完整的材料审查标准将有效地为出证把好第一道关口，让提供虚假材料者无可乘之机。
（二）提高公证证明要求
在继承公证中，要素式公证词内容证实了被继承人的死亡、被继承人的继承人范围、遗产的范围和性质及由谁继承遗产等。当然，对于这些公证书证词证明的内容，都有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予以证明，甚至经公证处的审查核实。而与此相对的证明行为类公证书证词仅证明当事人的签署行为，明显过于简单。再以出售房屋委托书为例，目前基本上都要审查委托人的婚姻状况、房屋所有权人的范围以及是否有处分权等，但最后的证词表述却都没有这些，这也是证明要求过低所造成的弊病。
假设，类似的委托书证词内容参照要素式继承公证书证词，证明委托人的婚姻状况、房屋所有权人的范围以及是否具有处分权等，相信此公证书的公信力也会大大提高。我们在此也不妨做一预测，委托书公证书的证词在不久的将来也会实行要素式公证书。
（三）适当扩大公证证据审查范围
“从避免纠纷和增加公证书的适用效率及公证公信力，应增加合理性和可行性审查。”公证证据收集和审查的范围应大于公证证明的范围，公证证明应适应社会的发展和与当事人的需求相结合。在办理证明行为类公证项目的过程中，不能因只证明当事人的签署行为而漠视文书内容所涉及的相关证明材料，也不能因证据本身并没有体现在公证证明上而不去注重搜集。
个人公证书篇4
一、文书的认证
认证是指一国的外交、领事机关及其授权机构在公证文书或其他官方文书上确认公证机关、主管当局、司法机关或者认证机关等的最后一个签名或印章属实的行为。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凡需至域外使用的文书一般都应办理认证。认证的程序是先由文书签发国的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的机关对文书上公证机关或其他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然后由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文书签发国或外交部授权机关的签名或印章进行认证。认证的目的是为了证实一国出具的文书的真实性，从而使该文书为文书使用国所承认，不致因怀疑文书上签名或印章是否属实而影响文书在域外的使用。因此，认证制度在国际文书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国际文书交往不可缺少的环节。④内国文书要在域外使用，必须经过文书使用国驻该国使领馆的认证，而其本国有关机关的认证并不是必须的。对于在南非国外作成的、而将在南非使用的证明文书通常直接由一个驻该外国的南非领事或外交官员或公证人对该文书进行签名。对于公证人的签名，除在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津巴布韦、英国及北爱尔兰之外，公证人的签名还必须得到南非领馆的认证。
在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有大量文书需要到域外使用，认证无疑会增加外交领事机构的工作量，增添文书使用者的负担。因而，许多国家都认为应简化有关认证手续或免除认证。为此，海牙国际司法会议在1961年制定了《关于取消外国公文认证要求的公约》（Hague Convention Abolishing the Requirement of Legalization for Foreign Public Documents）。这是目前参加国最多、影响最为广泛的一项海牙国际私法公约，在取消认证方面具有较大影响。①南非在1995年4月30日加入了该公约。根据该公约的规定，公约的使用范围为“已在一个缔约国领土内作成并需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使用的公文”。根据公约第一条，公文包括以下几种：1）与一国法院或法庭有关的机关或官员发出的文书，包括检察官、法院书记官或司法执行人员签发的文书；2）行政文书；3）公证文书；4）附加在以个人身份签署的文书上的官方证明，诸如记载某一文书注册或某日存在的事实的官方证明以及对签字的官方和公证证明。但公约并不适用于以下两类文书：1）由外交领事机构出具的文书；2）直接处理商务交易或关税事务的行政文书。公约第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因适用本公约并需要在本国境内出示的文件，应予免除认证手续”，即文书使用国的外交领事机构无需再对文书签发国的文书进行认证，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对文书认证的所有证明手续。为了在取消认证后仍能确保文书的真实性，公约规定了附加证明书制度，即由文书签发国按公约规定指定一个或若干个主管当局，按公约规定的格式在发往外国的文书上附加一个证明书，以证明签字印章的真实性、签署人在签署时具有适当资格等。南非加入该公约后，取消了对外国公文的认证要求，只要外国相关文件符合该公约有关“公文”的规定，并且文件签发国的相关机构已在该文件上附加了证明书，则该文件无需在经过南非使领馆的认证，即可在南非境内使用。
南非1995年第2号法律对于有权对文件加注证明书的机构的规定相当广泛。根据该规定，下列机构有权对在南非境内作成的文件附加证明书：1）任何地方法院法官或地方法院增补法官；2）南非高等法院的任何注册官员或助理注册官员；3）司法部长指定的任何人；及3）外交部长指定的任何人。
对于不属于《海牙认证公约》中所列举的“公文”范围以内的文件，包括来自于非该公约成员国的文件，要在南非有关诉讼程序中使用，必须按照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第63条有关规定进行认证，即仍由南非使领馆认证。
二、域外送达
域外送达，是一国司法机关依据国际条约或本国法律规定或按照互惠原则将司法外文书和司法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就整个国际私法协助而言，送达是实践中合作最为频繁的内容。②送达在司法协助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它对于法院确定管辖权、防止平行诉讼的出现以及对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都有重要影响。
南非《民事送达程序互惠法》规定了在南非和指定的国家内民事互惠送达程序。该法既规定了来自指定国家的文书在南非的送达，也规定了在南非作成的文书在该指定的国家内的送达。但由于目前该法中指定的国家仅有纳米比亚一国，因此该法在文书送达方面的作用极其有限。此外，由于南非还没有加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在1965年制定的《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 on the Service Abroad of Judicial and Extrajudicial Documents in Civil or Commercial Matters），因而有关此类文书的送达应适用南非《法院统一规则》的规定。规则四第三条规定：“南非法院任何文书在国外的送达由下列人员进行：
a）任何一个由下列人员委任的人：
1）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的首长，在南非外交团或领事团或国外贸易机构供职的公共事业单位的行政或专业部门的人员；
2）任何一个在该外国代表南非共和国进行文书送达程序的外国外交或领事官员；
3）驻南非共和国的该外国的任何外交或领事官员；或4）任何作为或代表该外国司法行政部门首长，根据该外国法律被授权进行此类送达的人员；或b）由a）中1）、2）条款提到的任何人员，如果该外国法律他进行此类送达，或如果该外国没有法律禁止此类送达并且该国机构没有反对此类送达。“
个人公证书篇5
关键词：电子商务；加/解密技术；数字证书
中图分类号：F7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2
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电子商务活动中，目前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商务形式，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也伴随着各种新问题的出现。
电子商务系统是一个以信息技术为平台的网络商品交易系统。因为继承了互联网的特性，电子商务的交易是不谋面的交易。它不像传统的商品交易系统买卖双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面对面进行交易，而是通过计算机网络采用远程、异地方式进行商品交易。这样的交易模式，交易主体都面临着不同的安全威胁，身份认证又是电子商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保障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安全是电子商务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
一、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安全
在电子商务系统交易过程中参加交易的主体主要有商户、顾客、银行、物流公司、身份认证机构。在进行的每一个交易步骤都需要在相关两个地处不同地区的交易主体之间，通过计算机远程通讯的方式完成信息的交换与确认。同时为了保证每一个交易步骤、交易主体及交易内容都是真实、完整、有效的，必须对交易主体的身份进行认证，同时对交易中主体之间交换的数字单据进行验证。
在传统的商品交易过程中，交易主体的身份证明可以是：公安机关颁发的个人身份证明―居民身份证，工商管理局颁发的企业资格证明―营业执照。然而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交易过程，传统的身份证、营业执照等身份、资质证明资料已无法确认交易主体的真实身份。因为所有与商品交易有关的单据都是数字单据，在交易过程中无法确认交易主体的真实身份。为了实现对交易主体的身份进行有效确认，将基于公钥理论的数字证书技术运用到电子商务中，确认电子商务参与者真实身份，保证交易安全。
二、数字证书原理
(一)数字证书的定义
数字证书也叫数字标识,是一种应用广泛的信息安全技术，一般由权威公正的第三方机构即CA认证中心签发，主要用于网上安全交往的身份认证，通俗地讲，数字证书就是个人或单位在网络上的身份证。数字证书以密码学为基础，采用公钥体制原理在Internet上建立安全有效的信任机制。
(二)数字证书工作原理
1.公钥密码体制
数字证书采用公钥密码体制，即利用一对互相匹配的密钥进行加密、解密。公钥密码体制分为三个部分，公钥、私钥、加密解密算法，它的加密解密过程如下：
加密：通过加密算法和公钥对明文进行加密，得到密文。加密过程需要用到公钥。
解密：通过解密算法和私钥对密文进行解密，得到明文。解密过程需要用到解密算法和私钥。注意，由公钥加密的内容，只能由私钥进行解密，也就是说，由公钥加密的内容，如果不知道私钥，是无法解密的。
公钥密码体制的公钥和算法都是公开的，私钥是保密的。大家都可以使用公钥进行加密，但是只有私钥的持有者才能解密。在实际的使用中，申请者会得到生成一对公钥和私钥，把公钥出去给别人使用，自己保留私钥。
2.数字证书原理
每个持有数字证书的用户自己有一把特定的仅为本人所知的私有密钥(私钥)，用它进行解密和签名；同时有一把公共密钥(公钥)并由本人公开，为一组用户所共享，用于加密和验证签名。通过数字的手段保证加密过程是一个不可逆过程，即只有用私有密钥才能解密。
在公钥密码体制中，其数学原理是将一个大数分解成两个质数的乘积，加密和解密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密钥。即使已知明文、密文和加密密钥(公开密钥)，想要推导出解密密钥(私密密钥)，在计算上是不可能的。按现在的计算机技术水平，要破解目前采用的1024位密钥，需要上千年的计算时间。公开密钥技术解决了密钥的管理问题，商户可以公开其公开密钥，而保留其私有密钥。电子商务交易主体可以用人人皆知的公开密钥对发送的信息进行加密，安全地传送给商户，然后由商户用自己的私有密钥进行解密。
3.数字证书的应用
(1)数据加密。数字证书技术利用一对互相匹配的密钥进行加密、解密。当你申请证书的时候，会得到一把私钥和一把公钥。其中公钥可以发给他人使用，而私钥你应该保管好、不能泄露给其他人，否则别人将能用它以你的名义使用。当你向朋友发送一份保密文件时，需要使用对方的公钥对数据加密，朋友收到文件后，则使用自己的私钥解密，如果对方没有私钥，就不能解密文件，从而保证数据的安全保密性。这种加密是不可逆的，即使你已知明文、密文和公钥，也无法推导出私钥。
(2)数字签名。利用数字证书也可以对文件进行数字签名，用户采用自己的私钥对信息加以处理，即用你的私钥对数据进行加密处理。由于密钥仅为本人所有，这样就产生了别人无法生成的文件，也就形成了数字签名。由于私钥仅为你一个人拥有、别人是无法仿造的，因此经过你签名的文件一定是你自己签名发送的。数据接收方则利用对方的公钥来解密收到的数字签名，以确认签名的合法性。数字签名技术是在网络系统虚拟环境中确认身份的重要技术，完全可以代替现实过程中的“亲笔签字”，在技术和法律上有保证。在数字签名应用中，发送者的公钥可以很方便地得到，但他的私钥则需要严格保密。
(三)数字证书的类型
1.从证书的使用者来看，数字证书可分为个人数字证书、机构数字证书和设备数字证书。
(1)个人数字证书：证书中包含个人身份信息和个人的公开密钥，用于标识证书持有人的个人身份。(2)机构数字证书：证书中包含企业信息和企业的公开密钥，用于标识证书持有企业的身份。(3)设备数字证书：证书中包含服务器信息和服务器的公开密钥，用于标识证书持有服务器的身份。
2.从证书的用途来看，数字证书可分为签名证书和加密证书。
(1)签名证书：主要用于对用户信息进行签名，以保证信息的不可否认性。(2)加密证书：主要用于对用户传送的信息进行加密，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四)数字证书的意义
数字证书是一种权威性的电子文档，它提供了一种在互联网上验证身份的方式。数字证书在网络上类似于人在社会上持有的身份证等证件，用来在网络上证明数字证书持有者的身份。数字证书持有者可能是现实社会中的自然人、法人，也可能是网络设备。数字证书可以简单理解为“网络身份证”，用来在网络上证明自己的身份。 在数字证书认证的过程中，证书认证中心(CA)作为权威的、公正的、可信赖的第三方，其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Internet网电子商务系统技术使在网上购物的顾客能够极其方便轻松地获得商家和企业的信息,但同时也增加了对某些敏感或有价值的数据被滥用的风险。为了保证互联网上电子交易及支付的安全性,保密性等，防范交易及支付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必须在网上建立一种信任机制。这就要求参加电子商务的买方和卖方都必须拥有合法的身份，并且在网上能够有效无误的被进行验证。
三、数字证书保障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真实身份
在商品交易过程中，明示身份的目的是向对方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如果交易的一方无法查明另外一方的身份，或者另外一方使用虚假身份，这样就很容易产生交易纠纷。
电子商务系统的交易步骤首先是顾客登录商户的网站，在网站上选购商品，在决定购买选中的商品后，向商户提交订购单，在该步骤中，需要进行数字身份认证的主体有商户与顾客。商户网站首先要向顾客展示自己的真实“数字身份”，用于顾客对商户的合法经营身份进行确认，从而防止顾客登录非法网站。另外顾客同时也要向商户网站展示自己的“身份”，应该采用“数字身份”的方式登录网站，对提交的订单进行数字签名后发送给商户。
(一)数字证书保证网站身份
网站可以通过申请服务器数字证书，作为网站唯一的电子身份标识来确认网站身份，让所有访问网站的顾客都能确定网站是真实可靠的。服务器数字证书，证书中包含服务器信息和服务器的公钥，在网络通讯中用于标识和验证服务器的身份。数字安全证书和对应的私钥存储于 E-key 中，服务器软件利用证书机制保证与其他服务器或客户端通信时双方身份的真实性、安全性、可信任度。运用前面提到的数字证书原理，我们举一个网站向顾客确认身份的例子：
“顾客”->“服务器”：你好
“服务器”->“顾客”：你好，我是服务器
“顾客”->“服务器”：向我证明你就是服务器
“服务器”->“顾客”：{你好，我是服务器} ({你好，我是服务器}是加密后的字符)
为了向“顾客”证明自己是“服务器”，“服务器”用自己的私钥对明文加密，把明文和加密后的密文发给“顾客”。对于这个例子来说，就是把“你好，我是服务器”和用私钥加密后的密文 {你好，我是服务器}发给顾客。
“顾客”收到信息后，他用公钥解密密文，如果可以顺利解密，再和明文进行对比，如果一致，说明信息的确是由“服务器”发过来的。用“服务器”用私钥加密后的内容，由且只能由公钥进行解密，私钥只有“服务器”持有，所以如果解密出来的内容是和明文一致，那说明信息一定是从“服务器”发过来的。
假设“黑客”想冒充“服务器”：
“黑客”->“顾客”：你好，我是服务器
“顾客”->“黑客”：向我证明你就是服务器
“黑客”->“顾客”：你好，我是服务器
这里黑客无法冒充，因为他不知道私钥，无法用私钥加密明文后发送给顾客去验证。
“顾客”->“黑客‘：？？？？
由于“黑客”没有“服务器”的私钥，因此它发送过去的内容，“顾客”是无法通过服务器的公钥解密的，因此可以认定对方是个冒牌货！到这里为止，“顾客”就可以确认“服务器”的身份了，可以放心和“服务器”进行通信。
(二)数字证书保证顾客网上登录身份
采用数字证书校验登录的方式登录网站，网站建立数字证书登录平台，顾客为自己申请数字证书后，将数字证书安装在自己的电脑上，并将该数字证书与顾客账号进行绑定。在顾客登录网站时，系统将读取顾客的数字证书，由于数字证书私钥的唯一性，只有持有者本人才能通过数字证书登录网站，而在未安装数字证书的电脑上或非数字证书本人，该顾客将不能登录平台。数字证书登录平台例如下图所示：
目前，阿里巴巴网站是我国最先进的B2B电子商务网上贸易平台，但是在平台上交易的买卖双方虚假身份问题任然存在。如果能把阿里巴巴网站建设成为我国第一个可用数字证书进行电子商务活动的操作平台，不仅可使阿里巴巴公司受益，更重要的是能为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打开一个突破口。
如果阿里巴巴网站，开辟“证书企业专区”。企业通过数字证书注册阿里巴巴会员，企业的身份就会得到非常有效的确认，就能很好解决阿里巴巴B2B电子商务中企业的身份一直不能得到有效的确认这一关键瓶颈，使用企业数字证书还能保证电子商务活动中要求信息的保密性、不可否认性、不可篡改性。企业用数字证书登录阿里巴巴网站，通过使用数字证书，还可以在其的供求信息中加盖电子公章。通过数字证书在网站上的应用，发展和完善我国电子商务平台，为企业间进行的身份确认、电子合同、电子交易等方面提供可认证、安全性高、不可抵赖的安全应用平台。
(三)数字证书保证顾客网上支付身份
在顾客向银行提交支付申请及银行确认支付请求的交易步骤中，需要进行数字身份认证的主体有顾客与银行。一般情况下，顾客选择相应银行的官方网站进行在线支付是安全的，银行网站的真实性比较容易判断，同时，顾客也要向银行展明自己的身份，保证支付者身份的真实性。因为是远距离的网络操作，银行对确保支付者身份的监控能力相对在银行柜台的操作是比较低的，这要求必须有一种方法可以有效的保证支付者身份的真实性和唯一性。
数字证书作为“网上身份证”，为银行的网上支付提供了保障，各银行为支付者提供该银行的数字证书申请，将支付者的银行卡信息与数字证书进行绑定，保证支付者银行卡信息与数字证书的唯一关联性。虽然各银行数字证书名称各不相同，但均是基于数字证书原理，各银行以外形各异的U盘作为存储介质，主要保存数字证书，U盘内置的物理加密芯片可以确保数字证书不被木马病毒轻易盗取，从安全性上来看是完全可靠的。银行的数字证书通过硬件加密的方式验证客户的身份。客户有关信息一经下载到数字证书内，即具有惟一性和不可复制性，网上所有涉及账户资金的对外转移都必须事先通过支付者数字证书进行惟一性认证。当支付的时候将存放数字证书的U盘插入计算机接口，进行支付者身份信息匹配，匹配成功便可进行支付，反之，将不能完成。数字证书支付方式，即使支付者不小心丢失了账号、密码，也没有关系，没有这个数字证书是无法成功实现网上支付的。
电子商务安全是电子商务正常进行的重要保证，身份认证又是电子商务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基于公钥技术的数字证书能够确认交易主体的身份认证，实现身份的真实性、唯一性以及不可否认性，运用数字证书，更好地保障了交易的安全，将极大地推动电子商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文光.电子商务身份认证的根本之道-无线印鉴认证.电子商务,2006(09):58.
[2]张昕楠.身份认证:摆脱困境.软件世界,2006(4):68.
[3]钟红山.电子商务系统交易主体身份认证研究.商业时代,2009(6):42.
个人公证书篇6
公证书中未规定的，有效期由公证书的使用部门单方规定，公证处一般不作规定。一般民事类公证如出生公证、结婚公证、亲属关系公证、学历学位公证、驾驶证公证等就属于这一类。申请人应该注意向公证书的使用部门咨询公证书的有效期;
公证书中被证明的法律行为或文书规定了有效期的，公证书的有效期和其一致。如一份《委托书》中规定的委托期限为三个月，那么该《委托书》的公证书的有效期限也为三个月;
公证书中被证明的法律行为或文书也没有规定有效期，但是该法律行为或文书存在不确定状态的，公证书的有效期视具体情况而定;如经公证的合同，合同双方后来协议解除了合同，那么该合同的公证书就归于无效了;又如经公证的房产赠与合同，因为赠与双方没有及时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来赠与人死亡，无法过户，赠与合同落空，赠与公证书也无法使用。
（来源：文章屋网 ）
个人公证书篇7
[关键词]公证核实含义；公证核实方式；公证核实目的
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近年克隆技术、假证水平明显提高，这对公证行业也是一次冲击。质量是公证的生命线，为确保公证质量，公证核实显得尤为重要。笔者根据法律法规并结合工作实际，浅谈一下公证核实在公证中的作用。
一、公证核实含义
公证核实从字面上理解核，审核；实，查实；核实即审核查实，公证核实即在公证工作中对其所办公证的真伪审核查实。《公证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或者委托异地公证机构代为核实，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予以协助” 。《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三条规定：公证机构委托异地公证机构核实公证事项及其有关证明材料的，应当出具委托核实函，对需要核实的事项及内容提出明确的要求。受委托的公证机构收到委托函后，应当在一个月内完成核实。因故不能完成或者无法核实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函告委托核实的公证机构。
由此可见，公证核实是指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核查确认的活动，核实权即是公证机构进行核查确认活动的权利。按照《公证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公证核实的主体可以是承办公证事项的公证机构，也可以是由该公证机构委托代为核实的异地公证机构。鉴于公证核实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公证机构应设专人专门负责。
二、什么情况需要公证核实
《公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公证机构对申请公证的事项以及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按照有关办证规则需要核实或者对其有疑义的，应当进行核实，或者委托异地公证机构代为核实，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依法予以协助。《公证程序规则》第十五条规定：公证机构在审查中，对申请公证的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有疑义的，认为当事人的情况说明或者提供的证明材料不充分、不完备或者有疑义的，可以要求当事人作出说明或者补充证明材料（节录）。
由此可见，并不是每件公证都需要我们去核实，按照现行的公证收费标准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每件公证都一一进行核实。
三、公证核实方式
《公证程序规则》规定公证机构可以采用下列方式，核实公证事项的有关情况以及证明材料：
（一）通过询问当事人、公证事项的利害关系人核实；
（二）通过询问证人核实，询问的内容应当制作笔录；
（三）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了解相关情况或者核实、收集相关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证明材料，需要摘抄、复印时，摘抄、复印的资料应当与原件相符，并由相关资料所有人或保管人对记载核对后签名或者加盖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章；
（四）通过现场勘验核实，应当制作勘验笔录，由核实人员及见证人签名，同时也可以采用绘图、照相、录像等方式予以记载；
（五）委托专业机构或者专业人员鉴定、检验检测、翻译；
（六）委托异地机构代为核实；
（七）公证机构派员外出核实的，应当由二人进行，但核实、收集书证的除外。特殊情况下只有一人外出核实的，应当有一名见证人在场。
四、公证核实的重要性
如果当事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依照《公证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可以向出具错误公证书的公证机构提出复查，公证书内容违法或者与事实不符的，公证机构应当撤销公证书并予以公告，该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书如果无效，公证员和公证机构还要承担相当严重的法律责任。《公证法》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为不真实、不合法的事项出具公证书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设区的市的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公证机构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给予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停业整顿的处罚；对公证员给予警告，并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以给予三个月以上十二个月以下停止执业的处罚；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吊销公证员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三条还规定，“公证机构及其公证员因过错给当事人、公证事项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由公证机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公证机构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公证员追偿”。
由此可见，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如果不重视公证核实工作，都将面临承担严重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况且在公证实践中，当事人为达到某种不法目的，采取欺瞒、虚构、变造、甚至伪造证据材料等手段骗取公证书的事情时有发生。
公证的公信力更要求公证机构重视公证核实。公证的公信力，体现在法律规定上，就是公证书的三大效力--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和生效效力。《公证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该项公证的除外”。《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 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公证证明的除外。”这就是公证书的证据效力。
《公证法》第三十七条对强制执行效力的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公证法》第三十八条关于公证的生效效力规定，“法律、法规规定未经公证的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依照其规定”；当事人在协议中约定公证生效条款的，该协议经公证后生效。
五、公证核实最终所要达到目的
公证核实在公证审查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出具公证书或者不予办理公证和终止公证的最后关口，用八个字可以概括公证核实的目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公证核实是国家赋予公证机构的一项重要职权，也是确保公证质量的一重要关口，充分发挥公证核实的重要作用，为和谐社会，市场经济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王胜明，段正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
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5版，第107-
110页.
[2]赵大程. 《公证程序规则释义》. 法律出
版社，2006版，第94-96页.
[3]赵大程. 《公证员办证参考》.法律出版
社，2005版，第334页.
[4]王胜明，段正坤.《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
个人公证书篇8
关于书证的证据效力，有书证的形式证据力和书证的实质证据力之分，这是由书证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书证是记载人的思想的诉讼证据资料，判断其证据力必须经过两个阶段，即首先判断文书所表达的思想是否为某人的思想，即该书证是否被伪造，称为形式上的证据力，也叫文书成立真实。在肯定没有被伪造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该书证在何种程度上证明争议的案件事实，即对文书内容的证明价值进行判断，称为实质上的证据力。[17]任何一种书证，必须是由书证制作者真实作成，并与待证事实存在某种关联，该项书证才能论及其证据力。如果书证系由他人所伪造，该项书证就自始无证据力可言。一项书证系书证制作者真实作成，并非属于伪造，该项书证即具有形式上的证据力。有形式上证据力的书证，而且其内容能够证明待证事实存在或不存在，此种书证就具有实质上的证据力。书证必须先有形式上的证据力，然后才有实质上的证据力。当然，具有形式上的证据力，未必一定有实质上的证据力。形式上证据力涉及书证存在的真伪问题，而实质上的证据力涉及书证内容能否证明待证事实的问题。书证是否具有无实质上的证据力，往往由法院根据经验法则，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
（一）公文书证证据效力的评判
1．公文书证形式证据力的推定
公文书证，无论为处分书证或报告书证，对其中所记载的事实，均认定其具有形式证据力。日本学者三个月章认为，“有关形式上证据力的认定，或多或少都存有推定。亦即，如根据文书的方式即内容认定为公文时，则推定为真实成立。”[18]记载公共管理机关（如行政管理机关、司法机关等）意思表示的公文书，即处分性公文书，如记载裁决或行政处分、行政处罚的公文书等，能够直接证明该公共管理机关在该公文书载内容上的处分事实。例如，行政处分的公文书，即有证明在该公文书上记载裁决或行政处分事实之效力，应当直接认定其具有形式上证据力。对此，法院不得依自由心证进行判断，否则将有悖于设立公文书制度的立法精神，同时也不利于交易上的安全。有学者认为，对于这类公文书形式证据力的认定，在理论上一般不认为可以提出反证，否则，将降低公文书的信用，同时也导致诉讼迟延。[19]
记载公共管理机关观念表示（认识表示）的公文书，即报告性公文书，同样系其作成者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按法定方式而制作，因而具有证明其中所记事项属于作成者行为之效力（形式证据力）。例如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及其他应该法律的规定，检记记录、送达书证、执行记录、票据拒绝书证、登记簿、户籍、受理证明书、邮件收受证明书等都属于此种情况，应当推定其具有形式证据力。从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公文书，其形式上证据力可以根据文书的程式和意旨直接予以推定。如果对方当事人对此有争执，认为其不真实者，可以提出反证予以。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出反证予以”，并不是指对此有争执的对方当事人仅仅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实际上负有本证的证明责任。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如果不能使法官的心证程度达到相信公文书为虚假，仅仅使法官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对方当事人并没有完成举证责任，法官必须采信公文书为真实。
公文书证之所以能够产生形式证据力推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的考虑：
首先，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行使公权力而形成的文书证据，一般要遵守一定的程序，特别是一些生效性公文书，需要按照严格的程序才能够制作形成。如果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严格遵守行政处罚的程序，也赋予了相对人的充分的救济手段。由于有规范的程序保障，制作的公文书证一般真实可信，和私文书证相比较，显然具有较强的证明力。
其次，一般而言，公文书往往有法律的特别保障，如《刑法》中关于伪造文书罪的规定，这里就是对伪造公文书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刑事制裁。由于法律对公文书的特别保护，从而伪造公文书就更加困难，虚假而不真实的公文书相对而言就比较少，赋予其形式上的推定力符合客观实际，符合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最后，由于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制作的，是运作公共管理权力，履行管理职责的结果，往往会保存在档案资料中，可以随时查阅的。正是由于公文书存在这样的管理制度，审核和核对公文书是很容易的，故意提供虚假的公文书很容易被发现和查明。
2．公文书证实质证据力的推定
公文书证是具有公共信用的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内，依据法定方式所作成的书证，因而与私文书证的证据力，是有所不同的。依据文书的程式及意旨认定为公文书的，推定其内容为真实。如果对公文书证的真伪产生怀疑时，法院应当请相应的制作机关或公务员陈述其真伪。对此，提出该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不必证明公文书证为真实。如果对方当事人仍然对此有争执，应举出反证以证明公文书证为非真实。但对于外国公署或外国公务员于职务上作成的公文书证，不能当然推定为真实，应当由法院审酌情形断定其真伪。如果法院审酌情形，依自由心证不能判断其真伪的，提出该项书证的当事人对该外国书证的真实性负有举证责任。[20]但如果经驻在该国的本国大使、公使或领事证明的，应当推定为真实。我国“民事诉讼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第四稿）”第170条关于公文书效力的规定认为，“公文书推定为真实，对公文书的真实性发生怀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调查核实。当事人任何一方对公文书的真实性提出质疑的，对此负担证明责任。”这也表明我国学者也大都认同实质证据力的推定。
根据《美国联邦证据法》第902条的规定，盖章的国内公文、无印章的国内公文、经过证实的公共记录、官方出版物、经过认证的文件等，并不要求其在采纳作为证据之前有其他外来证据证明其真实性，而可以直接确认其证明力。在法国，公文书证具有特别的证据效力。根据《法国民法典》第1319条的规定，只要在形式上符合规范要求的公文书证，直至提起伪造文书之诉讼为止，始终产生证据效力。因为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的规定，必须通过方式才能达到否认其真实性的目的。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文书证的证据力也同样可以被推定。如果公文书所记载的是在公共机关和在制作文书的人面前所作的陈述，对于这种由公共机关或制作文书的人以文字记载的事项，将当然确认其证据力。但对文书内所记载的事项，对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证证明其不真实。由公共机关制作的载有公务性命令、处分或裁判的公文书，应当认定其为真实。此外，其他具有内容的公文书，如送达书证、邮局收据、户籍簿、出生书证、死亡书证等，对其中所记载的事项，也同样认定其为真实。[21]
日本学者认为，处分性公文书所包含的意思表示如果成为待证事实，“理论上惟有为其解释及判断其法律上之效力之必要，殊无评定证据之余地也。故确定书证之真实，同时亦即确定应证意思表示之存在及内容，不能谓无实体之证据力也。”[22]但认为这种推定证据力仅及于该书证内容部分，不及于作成书证的地点、时间等情形。对于公文书内容是否正当，对方当事人可以进行争执，并可以提出反证予以。如，经过公证的合同文书就具有公文书的效力，或者其他诉讼案件笔录中涉及的自认的记录，在本案件中可以把该笔录作为公文书直接确定其证据效力。
我国台湾学者在论述评判公文书实质上证据力时，认为生效性文书，因其文书内容的作成，即系该法律的行为的完成，若该文书为真正，文书内容即存在，不得再存疑义，即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例如法院判决书正本，如为真正，即可证明有法院的判决行为及宣告内容。对于报导性文书，因其系传述文书制作人观察的事实，虽文书为真正，但传述内容事实是否可靠，尚须斟酌，因而并不当然有实质上证据力。例如医生的诊断书，即使为真正，并非当然可以证明有诊断行为及诊断的病情。因此，公文书如为真正且属生效性文书者，当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若为报导性文书，除有反证公文书内容与待证事实不符之外，通常均有实质上证据力。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判例认为，法院书记官依法定程式所作笔录，除有反证证明其记载失实外，就其所记事项有完全的证据力。送达书证为公书证，就其所记载事项除有反证外，应认为有证据力。至于勘验、依法制作的笔录及附勘图，均有完全的证据力。[23]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77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该条第（一）项从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证明力大小对比的角度，明确规定了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公文书证以外的其他书证也就是私文书证。这里的公文书证“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应当如何理解？事实上这也是困惑法官的一个问题。这样的规定没有具体明确公文书证的证明力问题，不应当从不同证据比较的角度，而是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视角来规定公文书证的证明力。本文认为，这样的规定不是科学合理的，明显具有法定证据的色彩。
《证据规定》第77条第（二）项规定，“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这也是从证据力大小的角度，明显带有法定证据色彩成分的规定。该条列举规定的“档案、公证、登记的书证”仅仅是部分公文书证，这里的“其他书证”完全既包括私文书证，也包括公文书证。在立法文件中规定一部分书证的证据力大于另一部分书证的证据力，而又没有设置具体的适用情形，从操作层面上说，法官将无所适从；从证据法学理论层面上讲，以法定证据形式机械的规定不同种类书证的证据力大小，有悖于书证证据效力评判的基本规律，违背自由心证原则的要求，最终导致背离对客观真实的追求。
在自由心证原则下，证据力的大小由法官自由评判。《证据规定》第64条明确了证据力的批判原则：“审判人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完全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规定，从证明责任分配的角度，规定公文书证的形式推定力和实质推定力。
（二）私文书证证据力的评判
关于私文书证形式证据力的评判。对公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存在争执的，应当由争执的一方当事人对公文书不是真实成立的事项负本证的举证责任，须提出证据证明其为不真实。而对私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存在争执，仅负反证的证明责任。其主要原因在于，公文书是公共管理机关在其权限范围内，依据法定的程式制作的，是行使公共管理职权的一种形式，具有公信力，当然应推定其证据力。而私文书不具有这样的特点，当事人对其提出的私文书是否为该文书的名义人真实作成，负有证明其真实的责任。与公文书不同，对私文书的形式上证据力有疑义的，对方当事人仅负有反证的举证责任，举证人仍然负有证明私文书为真实的证明责任（本证）。因为“私文书无从依其程式及意旨，推定文书之真伪，应由举证人证其为真正。若他造承认该文书为真正或不争执其为真正，且不能因他项陈述可认为争执者，即系有诉讼上之自认或视同自认。”[24]
有学者认为，如果对方当事人认为该文书并非制作人签名，或内容有变造，或印章被盗用、伪造、或签名指印属伪造，以及认为自己签名或盖章或按指印于空白纸张上，被他人利用违背其意思书写的文字，皆属反证事项，应当提出反证予以。[25]笔者认为并不尽然，如果对方当事人否认私文书上签名或印章的真实性，认为不是本人的签名或印章，提出反证即可，即承担反证的证明责任，使争执的事项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即完成其证明责任。但如果承认签名或印章的真实性，否认系本人或人所为，该争执的一方当事人须承担本证的证明责任，亦即必须提出证据证明其不真实，仅仅提出证据使法官对争执事项的判断陷入真伪不明的状态，并未完成其证明责任，法官将最后推定其为真实。杨建华教授也指出：“如当事人虽承认签名、按指印系其本人或人所为，又以该签名、按指印系于空纸张上为争执，或承认印章（指盖于文书上之印文）为真正，而否认系其本人或人所盖时，则应由为此争执之当事人负举证之责”。[26]
对于私文书，如果有制作人的签名或印章，则推定该私文书为签名人或印鉴人的意思表示，即推定系作成名义人真正作成之文书。这里推定必须以私文书内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系本人或人所为，在当事人之间已不存在争执，或者已经举证证明私文书为真正作为基本前提。此为多数国家立法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16条规定：“由制作人署名或者经过公证人认证的私文书，完全能证明文书内所为的陈述是由制作人作出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294条规定：“私文书如果有制作人的署名，或者有经过法官或公证人认证的制作人的亲笔记录，并在该文书中表明该文书有制作人制作，具有完全的证明力”；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58条规定：“私文书经本人或其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或有法院或公证人之认证者，推定为真正”。此外，《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317条、第31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日本民事诉讼法》没有对此作出明确的具体规定，有学者认为，“不设是种区别之条文，故不能不谓凡属真实之私文书证，一切皆有证明作成者曾为其中所记陈述之形式证据力”。[27]
关于私文书的实质证明力，即私文书记载的内容，是否与待证事实相一致，应由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为原则。但对于生效性的私文书，如契约书、遗嘱等，在判断其证据价值（即实质上证据力）时，私文书如为真正（即具有形式上证据力），应认定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但对于报导性文书，如商业帐簿等，不能从其形式上证据力推定其实质上证据力。私人商业帐簿即使经税捐机关盖有核验者，同样私文书，仅仅是增强其实质上证据力而已，并非当然具有实质上证据力。（三）书证复印件及副本的证据力评判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制度中，当事人向法院提供书证时，应当遵循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提供原件，在符合例外情形时，才能够提供复印件。最佳证据规则是有关书面证据材料的一个规则，是指原始的文字材料作为证据时优于其复制品。根据最佳证据规则的要求，当事人提供证据时，应当提交原件；在不能提交原件而提交复印件时，应当说明理由，或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否则，将不被接受为证据。最佳证据规则实际上是确定原始文字材料与副本、复印件等先后顺序的证据规则。也就是说，文字材料在作为证据时，原始文字材料优于复印件，并非是指原始文字材料是案件最好的证据。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书证领域，即关于文书的内容或其存在的真实性的最佳证据方式是提交原本。美国1945年的一项判例认为：“最佳证据规则在其现代的应用中仅指这样一条规则，即一份文字材料的内部必须通过引入文书本身来证明，除非对原始文字的缺失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28]因此，有人认为，最佳证据规则应当称为“原始文书规则”。[29]其主要理由是：作为文字或其他符号，如差之毫厘，其意义则可能失之千里；观察时发生错误的危险大，尤其是当其在视觉上难以判断时更是如此。[30]
英美法系中的最佳证据规则主要是解决文书证据资格问题的，如果不提供文书原件，而又不符合最佳证据规则的另外情形的，当事人提供的原始文书证据复印件或者副本的，则会因为不具有证据资格而被排除，不被法院接受为适格证据而提交陪审团评判。在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没有象英美法国家那样从证据资格或者证据能力方面明确规定最佳证据规则，而是从审查书证的真实性角度出发，要求当事人提供书证时，原则上应当提交书证原件。但提供复印件并不当然不具有证据资格，法官仍然根据当事人提供复印件的具体情况来评判其证据力的大小。日本证据法学者松岗义正认为，判断书证的证据力，以书证的真实性为要件，原则上而言，书证的原本具有证据力，而书证的复印件则不具有证据力。所以，在理论上，应当以提出书证的原本为必要。但在对方自认书证正本的真实性，或者其缮本内容与原本一致时，实际上亦无须提出书证的原本，只提出其缮本便足，在此场合下，书证的缮本与其原本具有同等的证据力。所以在实际上，应提出书证的正本与否，任凭法官自由裁量。[31]根据《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的规定，文书的提出或送交应当以原本、正本或有认证的副本进行，法院可以不顾此项规定，命令提出或送交原本。但这并不排除在必要时可以使当事人提出其所有引用文字的副本或节录本。对于原本以外的其他复制件材料证明力的判断，全凭法官通过自由心证予以确认。该法规定，提出公文书证时，可提出正本或已认证的缮本，但法院可以要求举证的当事人提出正本，如果当事人不遵守法院的命令，法院则以自由心证，判断缮本的证据力。关于私文书证的提出，以提出其原本为通则。[32]《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35条规定，对于公文书，可以提出原本或提出经认证的缮本，但缮本在认证后须具有公文书的要件；法院也可以命举证人提出原本，或命其说明不能提出原本的原因并加以释明。举证人不服从命令时，法院依自由心证对该认证缮本的证明力作出判断。
当事人提出书证时，是否应提交书证的正本或缮本，则视书证是否为公文书证或私文书证而定。[33]对于公文书，应当提出原本或经认证的缮本。私文书则必须提出其原本。但仅因文书的效力及解释有争执时，可以提出缮本。[34]但法院认为必要时，仍然可以要求当事人提出文书原本。[35]如果是准公文书，须以科技设备才能呈现其内容或提出原件有事实上的困难（如电脑硬盘内存资料）的，可以以书面形式提出，但必须证明其内容与原件相符。当事人不服从法院命令的，并不完全排除复制件的证据力，只是由法官依自由心证予以判断。[36]
对于私文书证，如非原本，则要求当事人说明不能够提交原件的理由，否则不具有证据效力，且对方亦无陈述其是否真实的义务。[37]故在通则上，要求举证者须提出私文书证的原本；然在特则上，如当事人对于提出书证缮本的真实性（确实是原本之缮本）已陈述一致时，对于书证的效力当事人彼此发生争执的，则无提出原本的必要，举证者只要提出私文书证的缮本即可。在法院对缮本的发生是否为正当产生疑惑时，才要求当事人提出原本。若应当举证的当事人拒不服从法院的命令，法院则以自由心证裁判缮本的证据力。可见，德、日民事诉讼法对文书复制件证据力的评判并不象英美法系国家那样规定得详尽，赋予了法官较多的自由裁量权，缺少具体的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8条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当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交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证据规定》第10条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应当提供原件或原物。如需自己保存证据原件、原物或者提供原件、原物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经人民法院核对无异的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第49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才能够不提供原件：“（一）出示原件或原物确有困难并经人民法院准许出示复制件或者复制品的；（二）原件或原物已经不存在，但有证据证明复制件或者复制品与原件或原物一致的。”这些规定表明，根据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在提交书证时，应当提供书证原件。[38]
但这里规定的内容并不完全等同于英美法系国家中的最佳证据规则，尽管要求当事人提供书证原件，只有在符合法定的“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供书证复印件。这里要求“确有困难”的情形并不完全是书证复印件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但如果当事人没有提供原件，而又不属于“确有困难”的法定情形，并不当然丧失证据资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意见》第78条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证据规定》第69条规定，无法与原件核对的复印件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这说明当事人在不具备“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提供复印件而不提供原件，法官将结合其他证据，根据自由心证评判其证据力的大小。此种情况下，其证据力将受到一定的影响，没有其他证据而当事人又不认同时，不能够在诉讼中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见，我国关于书证的规定接近大陆法系国家或者地区的规定，但遗憾的是，我国没有区分公文书证和私文书证分别予以规定。二、书证外延问题
（一）视听资料应当属于书证范畴
关于书证内涵的认识，我国学者与其他国家学者的理解基本相同，都认为包含这样几层含义：1．它首先是一种物件或物品；2．该物件是一定文字、符号、图表等的载体；3．这些文字、符号、图表等记载或代表一定的内容、含义，而且能证明案件事实。但对于书证外延的看法则有所不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把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加以规定，即视听资料。在理论上，我国学者几乎毫无例外的都赞同这种立法上的分类，也即在理论上认同这种分类方法。[1]笔者主张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视听资料不应当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而属于书证范畴。因为它与普通书证在本质特征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不能作为与书证并列的独立的证据种类。不可否认，表现事物内容的方法可以是用文字、符号、图案等，既可以是静态的，也可以是动态的。但表现方法本身的区别，并不影响其以所表达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这一书证最本质的特征。[2]尽管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须借助一定的设备才能知晓其内容，但毕竟同样是以其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其实，有些普通书证也需要借助一定器械或其他工具，才能解读其内容。如微雕作品，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阅读或看见其文字或图案。又如，利用某种化学药剂书写的文字、符号等，在通常条件下无法识别，必须在特定的化学药剂中才能显现。这些微雕作品或用化学药剂书写的文字、符号，显然不能排除在书证之外。同样是借助于一定的外在工具才能知晓其内容的录音带、录像带、电子数据光盘等，并不因此成为一种独立证据的理由。
我国的《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其本质特征仍是以电子记录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与书证并无二致，甚至其载体也被纳入了广义的书面形式的范畴，因此电子证据应归属于书证。
对于书证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查明其内容的真实性，因此，就适用的证据规则来看，书证通常适用最佳证据规则，即提交书证原则上必须提交原件，只有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提交复印件。视听资料也同样适用这一规则。学者们在论述对视听资料的审查判断时往往认为，视听资料具有易于复制和伪造的特征，主要应当审查其真实性。[3]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9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辨别真伪的最好方法就是要求当事人提交视听资料的原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法〉适用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78条规定的拒不提供原件的法律后果，应当包括视听资料在内。[4]可见，视听资料并没有有别于一般书证的采信规则，都适用统一的证据规则，应当属于同一种类的证据。
（二）书面证言应当归入书证范畴
1．书面证言的性质属于书证
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的权威学者大多认为，证人既可以出庭提供口头证言，也可以向法院提交书面证言。对于这种理解，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证人证言属于言词证据，证人应当亲自出庭，向法庭提供口头证言。在英美法系，证人作证的基本程序要求是，证人亲自到庭、宣誓陈述、对方当事人诘问；大陆法系国家同样要求适格的证人证言必须是证人亲自到庭、宣誓陈述、接受法官和当事人的询问。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最高人民法院在《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第25条中规定：“证人确有困难不出庭的，其所提交的书面证言应当当庭宣读。当事人自己调查取得的证人证言，由当事人宣读后提交法庭，对方当事人可以质询；人民法院调查取得的证人证言，由书记员宣读，双方当事人可以质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第56条则将“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的情形更加具体化。由于立法上和司法上都明确规定了证人可以提交书面证言，所以，在理论上也就认为证人证言有两种表现形式：口头证言和书面证词。以亲自出庭作证，提供口头证言为原则，以提交书面证词为例外，即只有在确有困难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出庭作证而提交书面证词。
我国现行立法对提供书面证言规定了一定的条件，在符合法定条件下可以提供书面证言，但提供的书面证言不应当作为证人证言的证据种类，本质上属于书证。书面证言根本不能够满足证人证言的程序规则要求，也不符合证人证言的本质特征，因而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不管是否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都不会对书面证言的本质特征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因能够证明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就使得书面证言等同于一般的证人证言，从而成为适格的证人证言。书面证言符合文书证据的要求，应当将其视为书证接受为适格证据。其实，就证据种类的划分而言，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如何进行分类才能更有效、更客观、更科学地评判证据价值或证明力，运用证据最大限度的发现案件真实。为此，就必须考虑不同证据所具有的不同特征，针对不同特征的证据设立不同的证据规则。因此，证据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和所适用的证据规则就成为划分证据种类的内在依据和外在标准。据此，书面证言应当属于书证，其理由是：
首先，证人证言作为一种言词证据，其最根本的属性是以口头陈述（语言）的方式来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并以此内容以及语言表达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来证明案件事实，或影响法官对案件事实真伪进行判断的心证。书面证言与此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却与书证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以文字表达一定的思想或行为，以其内容证明案件事实。书证制度的内在机理及外化规则研究
其次，对书面证言资格的判断主要还是基于书证证据能力的判断要求。对于书证，举证的当事人应当首先证明该书证作成的真实性，即证明确系出具该书面证言的名义人所亲笔书写或签名、盖章。提出书面证言的人还必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对书面证言所陈述的事项必须能够正确识别。[5]书面证言原件具有证据能力，因此，举证人原则上应当提交书面证言原件。如果提交的是书面证言复印件，必须在符合法律关于书证的规定，才具有证据能力。[6]
最后，就证据方法而言，证人证言属于人证的方式，是通过对证人的询问和证人的口头陈述来证明案件事实。[7]而书面证言属于书证的方法，是通过法官依据自由心证原则对书面证言所记载的内容进行评判，以形成对案件事实真伪的内心确信。
2．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依据书证规则评判
“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这是否意味着该规定是书面证言具备证据资格的前提条件？就我国现行立法规定及审判实务来看，实际上已经把“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为书面证言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如果提出书面证言的当事人不能证明出具证言的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该书面证言就是不适格的证人证言，就将被排除。理由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明确规定，证人出庭作证是证人的重要义务，也是对证人证言的原则要求；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允证人提交书面证言，即接受书面证言为证据，必须证明符合“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要求。审判实务中，有些法院对此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制定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2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证的，提供的书面证言要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就将是不适格的证人证言。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试行）》对此规定更加详尽，该规则第39条关于证人证言的性质中规定：“证人证言由证人到庭作出，并经双方当事人质询，证人出庭作证应经法庭传唤或允许。证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不能到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该规则一方面明确规定出庭作证才是适格的证人证言，另一方面又对“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例外情形用列举的方式予以具体化，必须证明提交书面证言符合该列举的具体情形，才能容许为证据。这些规定都表明，在司法实务中，实际上已经把“确有困难不能出庭”作为书面证言具有证据资格的前提条件。否则，就将视为不适格证据予以排除。
3．把书面证言作为书证具有合理的价值基础
如果把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下，提出的书面证言都认为属于不适格的证据而予以排除，在理论上是否有充分的根据？在审判实务方面是否具有合理性？就民事诉讼而言，英美法系对证据能力的限制在向减少的方向发展，即所谓传闻规则自由化。自1968年的民事证据法以来，英国民事诉讼已经没有传闻规则的限制，到庭证人的传闻陈述，所引用未到庭人的言词陈述或书面陈述，皆可容许为民事证据，而不设例外规定的限制。[8]大陆法系对民事证据资格几乎没有什么限制，一般由法官依据自由心证的原则，对证据力的大小进行自由评判。对于没有证据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出具的书面证言，如果我们一概排除其证据资格，与国际社会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也没有充分的理论根据。
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更是缺少合理性。我国证人出庭作证率极低，往往都是向法院提交书面证言，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极其少见。如果都认为没有证据能力予以排除，无疑是大大阻碍了当事人的举证和法院对案件真实的发现，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笔者认为，不管是从理论根据上讲，还是从现实的合理性出发，对书面证言都不应当排除其作为证据的资格。
对《民事诉讼法》第70条的规定，应当给予新的解释。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0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出庭作证。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应当支持证人作证。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经人民法院许可，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笔者认为，对该条规定应当理解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并接受法官和当事人双方询问的义务。如果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免除其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但负有提供书面证言的义务。即在证人出庭确有困难，经法庭许可的情况下，仅仅免除其人证义务，但仍然负有提出书证义务。
究竟以人证方式出庭作证，还是以书证方式提供书面证言，不是取决于证人本身，而是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所决定。一是证人出庭作证是否确有困难，[9]一是法院是否准许免除其出庭作证义务。这两个因素如果具备其中之一，即可以改变证据方法，免除出庭提供口头证言义务，仅仅以书证方式提交书面证言即可。但如果法院认为证人应当出庭作证，并已发出出庭作证通知，该证人就必须出庭提供口头证言，而不能擅自改变证据方法，以书面证言予以代替。提供书面证言和出庭提供口头证言是两个不同种类的证据方法，因此，即使提出书面证言，也同样没有履行出庭作证义务，当然就不能够因此而免除其亲自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审判实务中，将书面证言不作为书证对待，而视为一般的证人证言，就导致了这样一种误解：往往认为提交书面证言就是履行了作证义务，于是，为了强调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就主张严格限制提交书面证言的条件。[10]
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认为：“民事证人提出的书面，是本案诉讼外的陈述，如果有不到庭的原因，可依文书证据的规定，证明真正”。[11]将书面证言视为书证，依据文书证据规则来审查判断。但认为必须有不到庭的原因，如果证人能够到庭而不到庭的，不能采作为证据。笔者不敢苟同。没有不到庭的原因而向法院提出书面证言，依据文书证据规则的要求，同样具有证据能力。
《法国民事诉讼法》也有关于书面证明的规定，[12]该书面证明类似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书面证言。《法国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在准许证人证言时，第三人就其亲自了解的有争议的事实所做的能够查明该事实的声明，法官得接受之。此种声明，依其是书面形式还是口头形式，以书面证明为之，或者经调查途径收集之”。该条规定即是要求法官不得拒绝知道案件情况的第三人提供的书面证明和口头证言，但同时要求，如果以书面形式作证，则用书面证明的方式；如果以口头形式，则以证人证言的方式予以取得。[13]对于书面证明，完全按照文书证据的程序进行审理。如该《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法官直接将向其提交的书面证明交各当事人阅知。”交当事人阅知是处理文书证据的基本程序要求，《法国民事诉讼法》在关于书证程序的第132条有明确的规定：“援用某项文件、字据的当事人应将此文件、字据送交诉讼的其他当事人阅知。相互传达书证应当自动进行。”由于书面证明直接提交给法院，因此，由法官送交各当事人阅知。《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3条还规定：“法官得始终经调查途径听取出据书面证明人的口头陈述”，这意味着，提交书面证明与口头提供证人证言，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证明方法或证据种类；提交书面证明法院固然要接受为证据，但并不因此免除其口头作证（证人证言）义务。《日本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没有《法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得详细和具体。《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05条规定：“法院认为适当，当事人又无异议时，可以提出书面证词代替证人询问。”也就是在当事人没有异议的情况下，改变证据方法，免除证人出庭提供口头证言的义务。
以上所进行的讨论以及本文提出的看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首先，将书面证言归入书证类证据，有利于划分证据种类标准的统一；其次，有利于当事人举证以及法院获得更充分的证据资料，也就有助于发现案件真实。因为书面证言，就书证角度而言，只要其作成真实（确实为提供书面证言人所为），就具有证据能力，不能够因为没有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而予以排除。[14]再次，有利于更科学、更合理地运用证据规则，对书面证言的证据效力作出更客观的评判。如果将其视为证人证言，又无法运用询问规则，对其通过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于是，就忽视书面证言的证据效力，甚至导致极端地、片面地运用证明责任分担的原则，对案件进行裁判，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裁判事实基础所追求的价值目标。[15]最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的问题。[16]书面证言和出庭提供证言是两种不同的证据方法，提交书面证言，并不是履行了作证义务，因而不存在以书面证言代替出庭作证的问题。
三、文书提出义务及其法律后果
在民事诉讼中，文书系重要的证据方法，它对查明案件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对于一个民事案件而言，与案件事实有关的文书，如果不是被作为当事人的原告、被告持有，就是被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持有。持有文书的当事人对于有利于自己的文书一般都会积极提出以作为。但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文书，或者对方当事人持有的有利于自己的文书，以及第三人持有的文书，则往往并不积极主动提供。为此，我们就必须探究持有该项文书的人，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义务提出文书？设定此项义务的法理价值何在？如有提出义务，其应提出的文书有无范围的限制？如果文书持有人拒不提出文书时，将产生怎样的法律效果？
（一）提出文书义务的性质
在罗马法中，为使诉讼程序进行的正当，无论何人，皆有将证书提出于法院的义务。故证书提出义务，与证人作证义务相同，属于一般公法上的义务，但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并没有采用这种法则。[39]德、奥、匈、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提出证书义务的性质，学者们认为提出证书义务，是证书所有者为使举证者用作为证据方法，而将其证书提出于法院的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此义务属限制公法上之义务，非一般的公法上义务，[40]也不是私法上的义务。[41]当事人使用自己所持有所的证书时，可随意提出使用，不存在证书提出义务的问题。如果举证的当事人欲使用的证书属于他人（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时，举证的当事人就当然不能随意使用，于是就发生了该证书的所有者是否须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将证书提交到法院的义务的问题。根据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及日本等国家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和第三者才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否则，证书的持有人就不具有提交证书的义务。之所以认为属于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而不是一般公法上的义务，也不是私法上的义务，主要是因为：如果将其视为一般的公法上的义务，就意味着证书的持有人必须提交所持有的证书，而不管其具体情况如何，否则就将受到公法上的制裁。这样一来势必侵害证书持有人的利益，如侵害其保持秘密的利益、隐私权、导致其本人或近亲属遭受到不利的法律后果等。强调提出证书为公法上的义务，固然可以获得更为充分的诉讼资料，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实现诉讼公正。但另一方面，它却危及证书持有人的利益。如果通过损害更大的法益来追求诉讼公正所带来的相对较小的法益，这种诉讼正义的成本就太高，代价就太大。因此，制度的设定就必须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平衡点，故证书持有人提出证书义务不能作为一般公法上的义务。
在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尽管往往基于私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负有将证书引渡或提出的义务，[42]旦并不能由此认为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就属于私法义务。私法上规定的证书引渡或提出义务，只不过是诉讼上提出证书义务的原因。[43]
因此，证书持有人提出证书的义务，系证书持有人为使举证当事人用作为证据方法，而将其持有的证书提交于法院的民事诉讼法上的义务。此种义务的成立，须具备以下两个要件：第一、举证当事人的对方当事人或诉讼外的第三者必须持有举证当事人所欲使用的证书，即举证的当事人欲向法院提出的证书，在举证的有效期间内被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持有。第二、举证当事人必须有证据上的主张，如果举证当事人没有主张该项证书，该证书持有人当然也就不具有提出证书的义务。
（二）拒绝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基础和价值考量，在民事诉讼中，几乎世界各国法律都规定，文书持有人（不管是当事人还是第三人）都有义务提交持有的文书证据。在英美法国家，证书持有人是否具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取决于法院的命令。一旦法院命令其提出证书，则该证书持有人就必须提交持有的证书，否则，其行为就构成藐视法庭，受到法律制裁。在美国，当事人可以通过发现程序获取各种证据资料，包括向对方当事人发出质询书、录取证言、要求提出文件资料等。如果遭到拒绝，当事人可以向法官申请命令，违背了法官的命令就将受到一定的制裁。[44]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没有严格区分拒绝提出文件资料和拒不履行其他发现命令所承担的法律后果。也就是说，立法将拒不提出文件资料和拒不履行其他发现命令所承担的法律后果统一进行规定。因此，只能从拒不履行发现命令的的制裁措施来理解和把握拒不履行提出文书义务的法律后果。根据《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37条规定，对拒绝答复当事人发现要求的人或者不遵守法院命令的人，法院可以采取各种制裁措施。最为严重的是藐视法庭罪（contemptofcourt），[45]当事人或不是当事人的人没有正当的理由不服从法院的传票（包括提出文书的传票），就视为犯有对发出该传票的法院的藐视法庭罪。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制裁措施，主要包括：把一定的事实视为已经得到证明；禁止提出证据；驳回诉讼或作出缺席判决；负担费用等。
在大陆法系国家，往往依据民法或其他私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在诉讼外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引渡或提出所持有证书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对方当事人持有证书，还是第三人持有证书，也不管请求引渡证书或提出证书的权利是物权的请求权或债权的请求权，持有证书的人均对举证的当事人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46]
对方当事人拒绝文书证据提出义务，往往承担私法上后果，作出对其不利的事实认定。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7规定，如果对方当事人不服从文书提出的命令，或者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法院相信对方当事人持有举证方当事人主张的书证，就可以把举证人提供的证书缮本视为正确的证书；如果举证人没有提供证书缮本时，举证人关于证书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就视为已得到证明，其立法目的在于避免举证人之相对人恶意阻碍举证人完成其证明责任。从其立法效果规定可知，对方当事人不遵守法院要求其提出文书证据的命令，并不对其进行公法上的处罚，而是发生证据法上的效果，即法院依自由心证进行评判，将文书缮本视为真正，或者将举证人关于文书性质及其内容的主张视为已获证明。
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45第一项的规定，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文书命令者，法院可以凭自由心证认定举证人关于文书的性质、内容及文书成立之主张为真，或认定举证人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从而对违反文书提出义务者发挥制裁之实效。[47]但为避免法院此种真实拟制的任意和错误，并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事人对此有辩论的机会。台湾学者认为“不从文书提出之命时，应止于拟制举证人（他造）所主张之文书内容为真实即足，而不应拟制其主张之待证事实为真实。”[48]究竟如何认定主张文书内容的真实，还是应当根据自由心证原则，充分考虑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的要求，“应依各事件类型，斟酌持有人拒绝提出之事由，该文书作为证据之重要性，取代可能性，他造接近证据之程度等各因素，兼顾证明权保障，真实发现，促进诉讼，当事人间公平诸诉讼法上基本要求，始能妥适调整当事人两造之利害而平衡各种利益。……至于可否据此进而认为认定依该文书应证之事实为真实，仍应由法院依自由心证判断。”[49]
关于第三人违背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各国或者地区有不同规定。有的规定第三人违背文书提出义务要受到法律制裁，承担公法上的法律后果。根据《法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需要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提交其持有的证据材料，可以向受诉法官提出请求，由法官命令提交该文书或字据。法官如果认为其请求成立，就作出提交文书的命令。对于违背该项命令的，可以处以罚款。[50]日本《民事诉讼法》及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第三人拒不履行提出文书义务，将受到罚款处罚。[51]
通过诉讼程序或者强制执行程序获得文书证据。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主张证书被第三人持有时，可以提出证据申请；第三人在有与举证的对方当事人相同的原因时，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如果应以证书证明的事项是重要的，而当事人的申请也符合条件，法院应当命令持有证书的第三人在规定期间内提交证书。但强制第三人提出证书，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实行。[52]《法国民事诉讼法》同样规定，要求持有文书的第三人提交文书，也必须由举证人提起交付文书之诉。[53]
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无正当理由，不服从提出文书命令的，除可以处以五十元以下的罚款外，在必要时，还可以予以强制执行，即强行扣押第三人持有的文书。[54]
我国现行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当事人及文书持有提出文书的义务及其法律后果。但是，《证据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这里“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当然应当包括文书证据，这仅仅是从证据妨碍的角度规定当事人不提出证据的法律后果，没有从文书提出义务的视角来设置文书持有人提出文书的义务。而且这里仅仅是对方当事人持有证据的情况，如果证据被当事人以外的人持有而拒不提交，则没有相应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虽然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但并没有规定拒不协助法院调查取证的法律后果，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03条规定，有关单位拒不协助法院调查取证将依法对其采取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仅仅是对当事人以外的有协助义务的有关单位作出了规定。就这些规定看，实质上并没有直接规定违背文书提出义务的法律后果。本文认为，为了更多的获取诉讼证据资料，最大限度地追求案件客观真实，实现诉讼正义，有必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对方当事人持有文书证据无正当理由不提供的，适用证据妨碍规则，直接认定举证一方当事人提供的书证复印件为正当，或者推定举证当事人就书证的性质、内容为真实等，但必须根据经验法则和逻辑规则进行判断，并给予对方当事人辩论的机会。
【注释】
[1]参见各类民事诉讼法教科书。尽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把视听资料与书证并列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加以规定，但并不因此就必然限制学者们在理论上的探讨和认识，导致这种结果也反映出了我国证据理论研究的不深入，明显体现出了“注释法学”的特征，对证据种类及其划分标准认识上的模糊。
[2]书证与其他种类证据最本质的区别或特征是以其所记载或记录的内容来证明案件的事实，至于采用何种方法、状态来记载或记录其内容，并不能改变本质特征。如鉴定结论的本质特征是有关专门人员利用其专业知识，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所得出的意见性结论，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不能改变其证据种类的性质。
[3]不少学者认为视听资料至少应当包括两个特征：一是视听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一是视听资料的可复制性和易伪造性，均强调从其来源审查其客观真实性。（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79页；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1页；柯昌信、崔正军主编：《民事证据在诉讼中的运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68—169页）。
[4]《适用意见》第78规定：“证据材料为复制件，提供人拒不提供原件或原件线索，没有其他材料可以印证，对方当事人又不予承认的，在诉讼中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5]其实，书证的种类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种书证都有其特殊的要求，如遗产继承案件中的代书遗嘱，对代书人的范围要求与遗产继承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代书人须具有完全行为能力，须两个以上的无利害关系人为证明人等，书面证言，作为书证的一种也有其特殊要求，这里涉及到的要求提供书面证言的人须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就是对书面证言资格的特殊要求之一。
[6]对于单位作证提交的书面证言，更加体现出其书证特征。审判实务中，对于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书，必须要有单位负责人的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就是无效证据。如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1998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7条明确规定：“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书，应当由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单位印章，否则无效”。这实际上就是必须证明文书作成的真实性，否则就不具有证据资格。
[7]证人证言作为人证的证据方法，非常强调出庭证人的口头表达或陈述。如《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212条规定：“证人不得宣读事先准备好的任何稿子”；《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03条也规定：“证人不得照文书进行陈述。”
[8]SeeMcCormick，Evidence，p．915（3rdEd．1984）．
[9]这里证人“出庭作证确有困难”，仅仅是指证人因客观原因不能出庭或出庭极为不方便，不包括因证人出庭作证可能导致受到刑事追诉或承担民事上的责任，以及其他国家关于证人拒绝证言权的情形。审判实务中也都持这种看法，如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39条规定，确有困难而不能出庭的情形包括：年迈体弱或残疾人行动不便无法出庭的；特殊岗位确实无法离开的；路途特别遥远，交通不便的；因自然灾害、意外事件等不可抗力原因无法出庭的；因其他特殊原因确实无法出庭的等。也有人认为，还应当包括：证人被拘禁、审查的；证人属于未成年人的；证言内容的真实性已为对方所认可的等。参见华锋：《我国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王利明、江伟、主编：《中国民事证据的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
[10]这种限制，一方面表现在要求提交书面证言必须提供确有困难而不能出庭的证据，或明确列举可以提交书面证言的具情形；另一方面，对不符合“确有困难不能出庭”，或未经人民法院许可的书面证言，一律否认其证据力。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997年制定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27条规定：“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接受质证的，其所作证言不具有证明力”；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年制定的《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第52条规定：“当事人仅提供书面证言而证人不出庭，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该证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98年通过的《经济纠纷诉讼证据规则（试行）》第5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接受当事人对其证言的质证。除法律另有规定或经人民国法院准许外，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接受质证的，其证言不具有证明力”。这些规定，实际上否定了书面证言的证据资格，其目的是重视和强调证人出庭作证，但并不因此而取得任何积极效果。相反，却阻碍了当事人的举证和对案件真实的发现。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必须建立相应的保障制度和惩罚制度来实现。
[11]参见周叔厚：《证据法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861—862页。
[12]此处“书面证明”的法文原文是“attestation”，含有“证明信”、“证明书”之意，指由第三人出具书面证明。参见何家宏、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上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页注释[1]。
[13]《法国民事诉讼法》第204条至231条专门就口头形式作证，如出庭作证、宣誓等义务及违背该义务的法律后果，作证的要求等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表明口头作证与书面证明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证明方法。
[14]由于把书面证言误认为是证人证言的表现形式，也就认为只有在证人“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情况下，提交的书面证言才具有证据能力，才能接受为证据。由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极少，绝大部分都是书面证言，而能够证明“确有困难不能出庭”的，非常少见，于是，就会使得大量的书面证言被排除在证据资料之外。
[15]审判实务中，只要书面证言，对方当事人又不认可的，又没有其他证据，法官对书面证言的证据力往往不进行评判，而是直接认为案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便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分担原则，判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败诉。这样的裁判，实际上放弃了对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同时，也并不完全符合适用举证责任进行裁判的条件。关于举证责任的适用条件可参见赵钢、张永泉：《略论举证责任的适用条件》，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5期。
[16]有学者认为，我国现阶段证人证言存在较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证人提供书面证言多而出庭作证的少。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是审核证言必要而有效的方式，证人用书面证言替代出庭，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审查。由于上述问题长期未能够得到解决，证人证言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前引[3]，江伟书，第480页）。这完全是把书面证言作为证人作证的一种表现形式直接带来的后果，认为提交书面证言，就是当事人履行作证义务，所以造成对只提交书面证言而不出庭的现象无能为力。
[17]参见兼子一、竹下守夫：《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127页。
[18]三个月章：《日本民事诉讼法》，汪一凡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470页。
[19]参见松冈义正：《民事证据论》，张知本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3—305页。但在匈牙利，根据《匈牙利民事诉讼法》第316条的规定，认为处分性公文书，亦不免有记载不真实处分之时，故不能不许对于该项书证之形式证据力，提出反证，否则将有害于实体之正当。
[20]参见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535页。
[21]参见毕玉谦：《民事证据法判例实务研究》，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22]前引[19]，第306页。
[23]前引[20]，第536页。
[24]杨建华：《民事诉讼法要论》，郑杰夫增订，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281页。
[25]参见石志泉：《民事诉讼法释义》，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7版，第355页。
[26]前引[24]，第281页。
[27]前引[19]，第308页。
[28]（美）乔恩·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宏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35—336页。
[29]前引[28]，第335页。
[30]参见（美）EdmundM．Morgan：《证据法之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世界书局发行1982年版，第385页。
[31]前引[19]，第282页。
[32]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349条。
[33]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49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35条。
[34]所谓缮本，是指照录原来文书内容的文书，对于缮本而言，原来的文书就是原本。原本有制作人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缮本仅照录原本作成名义人之名，无制作人的签名。如果有制作名义人的签名（盖章或按指印），则就成为原本，而不再是缮本。参见前引[11]，第1094—1095页。
[35]参见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352条、353条。
[36]参见前引[24]，第275页。
[37]参见《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l条。
[38]我国有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关于复印件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现行立法及司法解释没有给书证复制件一个准确的定义；其二，我国三个司法解（即关于三大诉讼法的司法解释）释不规范、不统一；其三，对书证复制件的使用条件规定含糊。参见宋强：《我国书证复制件相关问题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2期。
[39]参见前引[19]，第248页。
[40]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认为：“执有文书之人在诉讼程序中提出文书之义务，固亦认为公法上之义务”，但同时又指出，“如无限制命为提出，有害执有人之秘密保护之利益”，应当给予一定限制。因此，同样主张提出证书义务并非一般公法上的义务。参见前引[24]，第278页。
[41]松冈义正认为：“提出证书之义务者，乃证书所有者为使举证者用之为证据方法，而将其证书提出于法院之民事诉讼法上之义务也。此义为限制公法上之义务，非一般是公法上之义务，亦非私法上之义务。”参见前引[19]，第248页。
[42]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书持有人在诉讼中提出证书的义务，往往最终源于私法上的义务。该法第422条规定：“依照民法里的规定，举证人可以要求交出或提出证书时，对方当事人有提出证书的义务”。德国一些私法有不少关于交还证书的规定，如《德国民法典》第371条规定，债务人清偿债务后，有权要求债权人交还债务证书（借据）。此外，《德国民法典》第402条、第716条、第810条等；《德国商法典》第118条、第157条；《德国票据法》第50条等都有关于交还证书的规定。关于要求第三人提出证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9条规定：“第三人在有与举证的对方当事人相同的原因时，负有提出证书的义务；但强制第三人提出证书，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实行”。由此可见，第三人在诉讼上提出证书的义务也同样必须源于私法上的义务。
[43]参见前引[19]，第249页。
[44]美国民事诉讼尽管实行当事人主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完全是消极被动的，不能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任何的制约。事实上，不管是大陆法系的法院，还是英美法系的法院，法官都拥有很大的权力，都能对当事人的诉讼行为继续约束，不过法官行使权力的程序有所不同。在美国民事诉讼中，法官往往不是主动依职权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只要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而向法院提出申请（motion）时，法院才能介入。经过审查以后，从而作出决定进行制裁或者驳回申请。法官一旦介入其权力很大，可以宣告当事人构成藐视法庭罪，给予刑事制裁。参见白绿铉：《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45]藐视法庭罪（contemptofcourt）是制裁损害法院权威或者妨碍法院司法运作的行为，包括两种：一种是以实行法院命令的事项为目的而采取的间接强制手段，称为民事藐视法庭罪（civilcontemptofcourt）；另一种是对已经作出行为所采取的，以制裁为目的的强制手段，称为刑事藐视法庭罪（criminalcontempt）。参见前引[4]，第100页。
[46]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在调查收集证据时，可以申请文书提出命令。该法第422条规定“举证之当事人基于民法之规定，锝请求对造当事人交付或提出文书时，该对造当事人，即负有文书提出之义务。”提出文书的义务源于民法有关查阅证书的规定。但对于与诉讼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持有文书时，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该第三人有提出文书的义务，当第三人拒绝提出时，可依法提起独立的诉讼，并依强制执行的方法，强制第三人交出有关文书。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时，可以对其处以罚款，并依据强制执行法物的执行方法予以实现。
[47]参见王甲乙、杨建华、郑健才：《民事诉讼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2000年版，第407页；前引[24]，第303页；邱联恭：《程序制度机能论》，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86页。
[48]前引[47]，邱联恭书，第186页。
[49]许士宦：《证据开示制度与秘密保护程序》，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第400—401页，转引自姜世明：《文书提出义务之研究（上）》，载《万国法律》2001年6月117期，第108—109页。
[50]参见《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38、139、140、142条。
[51]《日本新民事诉讼法》225条规定：“第三人不从提出文书之命令者，裁判所得以裁定科二十万元以下之罚瑗。”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49条规定：第三人无正当理由，不从提出文书之命令者，得迳以裁定科以五十元以下之罚瑗。但需要注意的是，举证当事人要求第三人提出文书，必须向法院提出申请，该申请应当表明：1．要求第三人提出的文书；2．文书的内容；3．该文书所要证明的事实；4．该文书被第三人所持有的事由；5．持有文书第三人提出文书义务的原因。举证人申请人必须对此加以释明，其目的是防止申请权的滥用，以及避免延迟诉讼的进行。对于举证当事人的申请如果认为不具备法院要件时，法院应于终局判决的理由中载明驳回其申请请的理由，当事人之间就此项申请有争执时，法院亦得以中间判决为驳回（台湾“民事诉讼法”第383条）。如声明书证已具备法定要件，则除第三人自行提出该文书于法院或交由申请人外，法院必须就该文书应证之事实是否重要进行审查。若法院认应证之事实非常重要，且举证人的申请也属正当者，应以裁定命第三人提出该文书。（参见前引[11]，第1076页；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396页以下；王甲乙等：《民事诉讼法新论》，台湾广益印书局1992年版，第403页以下）。
[52]参见《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8、429、431条。
[53]参见《法国民事诉讼法》第308、309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