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证明书范文

法人证明书篇1

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单位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立时间：________ 年__________ 月__________ 日

经营期限：

姓名：______ 性别：_______ 年龄：________ 职务：_______

系__________ 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法定代表人的职责

法定代表人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企业章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履行义务，代表企业法人参加民事活动，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全面负责，并接受本企业全体成员和有关机关的监督。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委托他人代行职责。

公司法定代表人在委托他人代行职责时，应有书面委托。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法定代表人行使的职责，不得委托他人代行。

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般不得同时兼任另一公司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因特殊需要兼任的，只能在有隶属关系或联营、投资入股的企业兼任，并由企业主管部门或登记主管机关从严审核。

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签字人。法定代表人的签字应向登记主管机关备案。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文件是代表企业法人的法律文书。

什么是法人代表？

法人证明书篇2

＿＿＿＿＿＿同志，在我单位任＿＿＿＿＿＿＿职务，特此证明。

单位全称（盖章）

一九＿年＿月＿＿日

附：该代表人住址：＿＿＿＿＿＿＿＿＿＿＿＿＿＿＿＿＿＿＿＿＿＿＿＿＿

电话：＿＿＿＿＿＿＿＿＿＿＿＿＿＿＿＿＿＿＿＿＿＿＿＿＿

法人证明书篇3

兹转发外交部领事司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函《关于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书以减少交纳所得税事》，望转知你们所属办理公证工作的法院照此办理。

附件：外交部领事司关于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书以减少交纳所得税事（1974年9月17日）（74）领认文字第372号全文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74）沪高法刑字第239号函悉。

关于旅加华侨要求出具亲属关系证明书以减少向加方交纳个人所得税一事，经向我驻加拿大使馆了解：

一、华侨凡在申请加移民身份时，已经填报其在华的亲属姓名及关系者，在缴纳所得税时可凭汇款单据申请减交部分所得税；

二、如果在申请加移民身份时没有填报其在华的亲属姓名及关系者，则须出示亲属关系证明书以及汇款单据，才能减交部分所得税。

法人证明书篇4

所谓滥用公证，是指公证当事人或非当事人为了某种利益，通过利用公证或冒用公证，滥用公证权利和公证文书，来达到规避风险或获取不当利益的目的。结合实践，滥用公证大致可以分为五类情形。第一类是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作虚假陈述骗取公证书。现在公证文书的使用范围很广，出国、商业往来、遗产继承、招投标等都会用到公证文书。许多人为了其不法目的，在公证中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作虚假陈述。提供虚假材料既包括非法的证明材料，如伪造的身份证件、文凭等，也包括出具单位真实但内容虚假的证明材料，如学校出具的虚假的成绩证明。作虚假陈述也包括当事人向公证处隐瞒事实或捏造事实，也包括串通他人提供虚假的证言。虽然公证法规定了提供虚假证明材料，骗取公证书的需承担法律责任，但现实中，很少有当事人因骗取公证书受到法律制裁。而由于当事人具有欺骗的主观恶意，公证处往往防不胜防，承担不利后果的也往往是公证处。

第二种滥用公证的情形主要就是为转嫁风险而利用公证。公证法规定了公证员的审查核实责任及错证赔偿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利用公证来规避风险。如在商业交往中，双方因不熟悉而相互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往往会寻求公证，从而让公证承担起主体资格、合同内容等的审查责任。如果公证处未能严格审查的，原本当事人的商业风险也会转化为公证处的责任。转嫁风险的情况还包括有关单位只有在某些复杂问题时会要求公证。虽然说公证要发展，承担风险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人们存有为转嫁风险而公证的故意时，公证处的风险无疑会大大增大。如轰动一时的“西安宝马”事件，本人认为就是典型的转嫁风险的行为。当事人显然事先就有作假的故意，但通过办理公证，让公证员成了替罪羊。

第三种滥用公证表现为无限度的夸大或曲解公证的范围和作用。每一项公证都有特定的证明对象和证明内容。真实性、合法性并不是在每个公证当中兼备的，往往有所侧重。公证书在更多的时候是以第三方作证的方式来证明行为或事实的真实、合法。公证证明的范围也

越来越细化，很少对整个事件、行为进行证明，而是越来越多地采用证明其中一个事项、一个环节或证明事件、行为的外在的真实性合法性的办法。这是因为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为需要有专业人士完成或借助一定的仪器设备，公证员只能证明眼见的行为、过程的真实性，对专业人员和仪器设备的工作只能从程序上予以证明，对实质内容是不敢证明的，也就是说对证明对象的合法性通常不予证明。但有些当事人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会故意对公证内容进行歪曲。如在汽车节油大赛中，公证处往往是对所有参赛车辆的行驶里程和耗油量进行证明。而主办方一般只用到冠军的成绩，在宣传的时候就成了“XX车经公证百公里耗油X升”。这就是故意曲解公证，作夸大性的宣传的例子。还有的如媒体曾炒得沸沸扬扬的“处女公证”①，实际上就是公证处对有关医疗机构出具的处女鉴定证明进行了真实性的公证。而人们一曲解，媒体一夸大，就成了公证处直接来证明是否处女了。可见夸大或曲解公证对象和内容的对公证事业的危害也很大。

滥用公证的第四种就是打擦边球，通过混淆法律关系，将公证书另作他用。公证都采取一事一证的方式，并且每个公证的作用各不相同。比如出生公证和亲属关系公证，有时候在内容上所显示的关系是同一的，但在现实中并不能代替使用。而将公证书另作他用或者在法律关系明确、公证事项也明确的情况下要求采用另外的公证事项，这一方面是由于有些当事人为了简便手续、减少支出或故意借用公证的名号;另一方面是有关的公证书使用接收单位不了解公证，不明白公证书特定的证明内容和范围及由此而决定的公证书使用效力，很多单位往往只说有公证书就行。本人就碰到过一个此类案例：一人死亡在银行留有存款，其配偶想取出存款，来公证处咨询，答复要办理继承公证。当事人嫌继承公证太麻烦，就去银行沟通。结果银行来电话说只要有公证就行了，并表示可以由该配偶发表一个声明，愿意承担其一个人支取该笔存款的所有法律责任。姑且不论这份声明书公证的法律意义和实际使用效果，也不管公证处可能要承担的法律风险。在此案中，继承关系很明确，任何公证员都知道应办理继承公证。可当事人怕麻烦，银行又不了解公证，如果公证处就出一份声明书公证书，那显然是自己打自己的嘴，自己同意当事人滥用公证，此类作法一旦开了先河，以后可能就不会存在继承公证了。

滥用公证的第五种情形就是伪造公证文书或没有公证而冒用公证名义，虚构公证。这种情况往往是不法分子用于诈骗，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伪造公证文书和冒用公证名义都是看中了公证的公信力和人们对公证的信任。有些人在第一种滥用公证——骗取公证书不能得逞时，会自己伪造公证文书。而冒用公证名义、虚构公证或许每个人都碰到过。平常在手机、QQ和邮箱中都会收到中奖消息，甚至还有书面信件。这些消息都称中了大奖，需要中奖者预先支付公证费或个人所得税。为了表明中奖的“真实性”，往往会说明由公证处公证，并煞有其事地写着公证处的名称、地址、电话和公证员的姓名、编号等等。这种典型的中奖诈骗就是冒用公证，虚构公证，而由于人们的一时贪念和对公证的信任，上当的人不在少数。

二、如何防止公证滥用

(一)完善公证审查核实，确实提高公证质量

要预防人们滥用公证，首先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要严格根据法律规定和办证程序规则办理公证，尽到勤勉尽职的义务，同时提高业务水平，仔细审查核实每个公证事项，保证公证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在公证中，审查核实是最重要的一环，是查明事实，确认证明结论的必经环节。公证法规定了公证机构的核实义务，如果公证机构未尽核实义务，导致错证和假证，则无疑公证处和公证员对外要负全部责任。而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或作虚假陈述所要承担的责任，公证机构往往很难追偿。因此，要预防公证滥用，公证机构首先要从内部出发，完善各项公证程序，提高公证员的执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素质，使当事人骗取公证书的目的无法得逞。

(二)“公证”一词的专有保护

有人在公证法制定时就提出应当在法律将公证作为专有名词予以保护。②因为公证是一项法定的证明制度，公证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规范公证工作和规定公证书的法律效力，是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遗憾的是公证法并没有对公证进行专有名词保护。这一点银行业立法就走在了前面。《商业银行法》第十一条规定，设立商业银行，应当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任何单位不得在名称中使用“银行”字样。

据本人所知，在国内使用“公证”一词的，除了公证法规定的“公证”外，还有海事公证和棉花质量公证检验两类“公证”。实际上所谓的海事公证，就是海事保险当中的事故调查和评估认定。棉花质量公证检验则是指“专业纤维检验机构按照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对棉花的质量、数量进行检验并出具公证检验证书”③ 。这样众多的“公证”，可能连我们作为其中一份的公证员也不一定了解。而现实中，由于公证机构改革，公证处大多脱离了行政序列，成了行业组织，特别是设区一级的行政区域内的公证处需要起字号，使得老百姓对公证姓“私”姓“公”有了疑虑。同时，由于没有专门的法律保护，人们可以随意滥用公证而不需承担什么法律后果。笔者曾经就在当地的报纸上看到说某某活动由公证处公证，结果是公证处根本没有受理过此类公证。如果有“公证”的专有名词保护，并授权任何一个公证处有权对滥用公证行为追究责任。在这种情况之下，公证处就有权要求滥用公证者承担法律责任。

(三)申请人承诺和公证告知

在当事人申请公证时，应当要求其明确申办公证的理由及公证书的用途并做出不作其他用途的承诺。而作为公证员，应该在受理公证时将公证采取的方式方法及公证证明的对象和内容明确告知当事人，让当事人明白公证，合理使用公证文书。当事人申请公证都有特定的目的，有些当事人为了骗取公证书会作虚假陈述。因此公证员在受理公证时，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当事人为什么要办这公证，办了这公证对他有什么用处，公证处会存在什么风险等。公证员要通过询问过程探求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和真实意图，引导当事人正确选择公证事项。

(四)在公证文书上进行加注

公证文书上进行加注，主要是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限定公证书的用途，一是明确公证书的证明内容和使用效力。在公证书中加注公证书用途，能够明确公证文书的使用范围和效力，这样当事人很难将公证书另作他用，也为接受使用单位采证公证文书提供了明确的指导。现有的在公证书中标明用途的，只有在涉台的亲属关系公证中，需要加注仅限用于诸如探亲、减免税等特殊用途。而明确公证书的证明内容和使用效力也是防止当事人滥用公证的一个有效手段。在中公协新出台的《办理房屋委托书公证的指导意见》第十条，公证机构适用《公证程序规则》第三十八条的规定办理涉及处分房屋的委托书公证，可以在公证书中加注：“本公证书未对委托人是否具有处分权做出证明”。第十六条，??仅对转委托人的签名(印鉴、指印)和签署日期进行证明，不对原委托书目前的有效性进行证明，并可以在公证书中加注：“本公证书未对原委托书目前是否有效做出证明”。笔者在采用当事人声明形式作证人证言的保全证据公证时，也会加注“本公证书仅证明声明人发表声明行为的真实性，对声明书内容真实与否不予证明”。这样的加注就明确了公证书证明了什么，没有证明什么，能够有效避免当事人将公证书另作他用或故意曲解公证内容的滥用行为及接受使用的单位和个人被当事人蒙骗。

(五)公证文书加密、联网查询和公证机构保管公证书

对公证书进行加密和提供互联网查询，也是防止公证书造假的有效方法。由于大多公证文书有固定的格式，公证文书造假很容易，而人们往往很难识别，且查询途径也不方便。现在成都和广州的公证处已经推行公证书加密，在公证书中加印条形码用来防伪，同时开通查询系统，供验证公证书的真伪。④

由公证机构保管公证书，也可以有效预防当事人滥用公证书。因为当事人申办公证都是有特定用途的，一般都提供给特定的部门作为证据材料使用。如果在当事人办理完公证后，由公证处保管公证书，待其需要向有关部门提供公证书时，可由该部门直接向公证处领用公证书。而公证处可以在有关部门领取公证书时向其说明公证书的证明内容和使用效力，确保

有关部门正确采证公证书。这样就能有效地防止当事人将公证书另作他用或随意曲解公证书内容。有人提出在办理夫妻之间因外遇产生的手机短信息保全证据公证时，“为防止当事人改变公证书使用目的，利用公证书对丈夫或‘第三者’进行诋毁名誉、威胁或其它侵权行为，可以与当事人协商，将公证书留置于公证处，在进行离婚诉讼时，由法院直接从公证处提取公证书。”⑤

三、公证被滥用的救济

(一)与滥用人协商并设立黑名单

滥用公证者有故意也有无意的，如果当事人为了自身的利益曲解公证或冒用公证的而没有造成严重损害的，公证处可以与之协商，要求其停止滥用行为、消除影响。公证处可以要求滥用者在报纸或电视上发表声明，对滥用情况作出解释，消除对公证处的不利影响。 同时对滥用者要设立黑名单，对其信用进行记录。公证法赋予了公证机构在申请人申办非法律规定必须公证的事项时，有权不受理公证。如果滥用者再次申办公证的，公证机构可以不受理，或受理后可以提出更为严格的要求。这也是在现有法律条件下，公证机构可以自我救济的唯一有效途径。

(二)撤销公证书

根据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的规定，只有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认为公证书有错误的，可以向公证处申请复查，要求撤销公证书。这种规定不能不说存有缺憾。难道公证处自查出了错证、假证，公证处就没有权利直接撤销公证书了吗?显然这是不符合逻辑的。因此，对上述规定也应该作扩大解释，即公证处在自己发现错证、假证时，有权利主动撤销该公证书。这样才能做到有错必改，切实防止滥用公证，维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及公证的权威。由于当事人通过提供虚假材料、进行虚假陈述等方式骗取的公证书，公证书在质量上肯定存在瑕疵甚至错误。而当事人往往凭借此公证书获取不当利益。所以应当赋予公证处通过自查确认后撤销错误公证书的权利。法律规定被撤销的公证书自始无效，公证机构要及时告知公证书使用接收人撤销公证书的情况。这样只要公证书一被撤销，滥用者据此行为就无效，取得的不当利益也要返还或被收缴。如此，就能消除公证书被滥用给他人带来的损失。

(三)提起诉讼

法人证明书篇5

关键词：公证书；证据效力；证明力

一、 公证及公证书效力概述

（一）公证及公证书效力的概念

公证是指依法设立的公证机构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法定的程序证明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的非诉讼活动。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2条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

公证书效力是指公证书作为一种可靠的依据，具有特殊的效力，特别是证明效力，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经公证文书认可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及文书可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

（二）公证及公证书效力的历史沿革

公证制度是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它源起于古罗马时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证制度又盛行于中世纪的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并进而发展成拉丁公证制度，为欧洲国家所采用。对于公证书的效力，欧陆拉丁公证制度国家大都赋予了公证人以崇高的社会地位及公证文书较强的证据力和执行力。

公证制度在近现代才为我国所引进。1908年的《大清律例》中对公证制度有框架和原则性的规定，但并未得到实施。1946年，哈尔滨市人民法院开始开展公证事务，公证办公室设在非诉讼科，由法官兼办。1951年9月3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公证及其它法令所定非讼事件，由县级人民法院和中央及大行政区直辖市人民法院管辖，正式确立其公证制度之法律根据。1982年4月13日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恢复公证制度，并就公证之性质、任务、管辖、程序等方面，加以完整系统化之规定。其后，中国国务院司法部自1990年期开始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的制定工作，并于2005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自2006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

而对于公证法的效力，《公证法》第36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该项公证的除外，这一条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证的证据效力”。

二、公证及公证书证据效力初探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与此同时，我国的公证事业也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以笔者所在的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为例，2012年我处全年办证53483件，其中经济类4672件，民事类17634件，涉外类31177件，所办事项涉及合同、遗嘱、继承、招标、拍卖、开奖、委托、声明、出生、收养、亲属关系、生存、死亡、保全证据等等一系列的数十项公证事务，这些数据充分说明公证事业的作用，能够公正高效的预防纠纷以及极大的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为公证的证据效力作用的发挥，所以使得公证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我国目前的公证书证据效力的制度体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证书的证据效力，《民事诉讼法》第67条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公证证明的除外。2005年在我国的公正历史上可以被看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颁布实施，该法的出台也被看做是我国公证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标志。《公证法》第36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该项公证的除外。而对于错误公证书的救济，当前，《公证法》第39条和第40条规定了诉讼中公证书证明效力的异议解决程序。

（二） 公证及公证书的证据属性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3条规定了八种证据种类。同时，《民事诉讼法》第69条又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公证证明的除外”。可见，公证机关出具的公证书当事人不需要自己举证证明，不承担证明责任。但公证证据并非绝对不能的，清华大学法学院张卫平教授认为，公证证明或公证被至少包含着三个层面的意思：第一，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能够证明了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事实和文书与案件事实本身不相吻合，从而让公证证明失去意义；第二，公证文书的不真实或者非公证机构或公证员的意思表示，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了这点也能否定作为公证证明的文本载体；第三，公证行为违法，公证文书没有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制作，当事人对此提出证据证明了的，公证证明也会被否定。

三、公证及公证书证据效力完善

对上述公证及公证书的证据属性的三种情况进行分析并加以完善。第一种情况当事人对公证证明的事实真实性进行直接抗辩，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要求当事人对公证证据的抗辩达到较高的标准，达到充分程度，才能对公证证据实现有效的抗辩。第二种情况是对公证文书本身的真伪做出质疑以及抗辩，当事人只要能够提供有效的证据证明公证书是伪造或者变造的，经法院查证属实并予以认可的，法院当然不予采信该证据。笔者认为，采用一般的质证的程序对公证书的真伪进行质证，这便磨灭了公证证据的特殊性与优越性，不利于公证证据在诉讼中效力的发挥，我国的民诉法对相关规定应作出改进。对于第三种情况，我国《公证法》第39条规定了公证书的复查。对复查的规定，笔者有以下看法：其一，制作公证书时程序有错误或者瑕疵，很多程序上的瑕疵事后是没办法弥补的，那么公证员协会在对当事人提出复查申请后该怎么确定公证书的效力，公证员协会把握的原则和尺度是什么？其二，《公证法》第39条规定了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提出复查申请的权利，却并没有规定公证员协会不予普查的救济途径，我国相关法律对此缺少后续规定。其三，法律把当事人复查的判定权力赋予了公证员协会，这无异于“自我手术”，怎样确保公证员协会判定的公平性？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探讨的。

公证所具有的证据效力使得在法庭审理中，若出具经公证的证据，则法院应当予以采信，而不用经历复杂的质证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率。当事人也会在纠纷产生之后，预测败诉的风险，往往会采用和解或者调解的方式结案，从而减少了诉源，缓解了法院的诉累。探究公证及公证书的证据属性，对公证效力的发挥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市黄河公证处）

注解：

[1]中国公证协会 组编：《公证员入门》，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3页；

[2]参见王胜明、段正坤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17-218页；

法人证明书篇6

一、书证证明力的判断

书证的证明力是指书证所记载的内容作为证据是否起作用的具体效果。[1](P125)现代诉讼理论一般认为书证有两重性，即载体的物质性，内容的意识性。因此判断其证明力通常不仅需要判断文书是不是表达了某人的思想还要判断文书内容对待证事实是否有证明力，也就是包括形式证明力的判断和实质证明力的判断两个方面。对书证证明力的判断应该说是书证制度的核心之一，它决定着文书最终能否作为证据来被法官采纳，进而发挥书证在诉讼中的证据作用。在宋代的司法诉讼中，同样存在对书证证明力判断的问题。因为不可避免地会有人为了一己之利，绞尽脑汁，挖空心思，采用各种手段伪造书证。伪造的方法形式多样，“或浓淡其墨迹，或异同其笔画，或隐匿其产数，或变易其土名，或漏落差舛其步亩四至”，“凡此等类，未易殚述”，[2]可谓“伪券之奸，世多有之，巧诈百端，不可胜察”。[3]这也促使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针对各种伪造的书证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辨别，以使案情真相大白。鉴于宋代司法具有很多典型的封建司法特征，为更好地保有历史原有特色，故不便于用现代诉讼法理论中对书证证明力判断的模式去生硬地解释。笔者把史料中记载的司法官员对书证辨别的方法加以总结，分类列举如下：

（一）根据书证的制作主体来判断

受封建伦理观念影响，古代法对书证的制作主体有严格的身份要求，故司法官员在判断一书证的证明力时常会考虑该书证制作的主体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主体不合法将会直接影响书证的合法性，导致其无效。故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时，对当事人提供的书证进行证明力判断时，也会考虑该书证制作过程中契约订立的主体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身份要求。如有因遗嘱订立者的身份不合法而导致遗嘱无效的案例：“但叶氏此田，以为养老之资则可，私自典卖固不可，随嫁亦不可，遗嘱与女亦不可。何者？在法：寡妇无子孙年十六以下，并不许典卖田宅。盖夫死从子之义，妇人无承分田产，此岂可以私自典卖乎？但户令曰：诸财产无承分人，原遗嘱与内外缌麻以上亲者，听自陈。则是有承分人不合遗嘱也。今既有蒋汝霖承分，岂可私意遗嘱，又专以肥其亲生之女乎？”[4]这里的司法官员就因为遗嘱订立者无权订立某些内容而判定遗嘱无效。特别是在宋代书证的主要表现形式——“契约”的制作过程中，普遍都有第三方“中人”的参加。“中人”即见证人，有“中人”参加的契约在作为书证运用时往往具有更强的证明效果。有无“中人”参加、有哪些“中人”参加都是重要的判断依据，必要时还会追索相关“中人”进行当堂对证。再以《明公书判清明集》中《买主伪契包并》为例：“寡妇阿宋有三男，长宗显，次宗球，次宗辉，嘉定十六年，黄宗球出一契，抽东丘谷田三分中一分，典与黄宗智，索到干照，据阿宋初词，以为黄隅官宗智强占其业。黄宗智供状，则以为并己买到。及索出嘉熙元年契一张，但有黄宗辉、黄宗显押字，既无牙人，不曾有母亲阿宋知押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母亲知押及牙人证见，弊病百出，不容遮掩黄宗智立伪契占田，勘杖一百。”[5]

这里的“牙人”就是契约订立中的“中人”，由于本案中的契约“无牙人证见”而得不到承认，同时依《宋刑统》规定：“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6]故在本案中，典卖田地没有家长——寡母“阿宋”做主，“知押”、典契也不合法。法官在判词中说“既无牙人、不曾有母亲阿宋知押”，最后认定契约为伪造的契约。这一案例反映了司法官员从契约的制作主体来判断书证的证明力的做法。另外司法官员不仅会审查契约订立过程中有无“中人”见证，有时候还会对“中人”的资格进行审查，从而判断该书证的证明力，如翁浩堂在《叔伪立契盗卖族侄田业》中如此批词：“陈秀不合作牙保押契，决小杖十五。案将黄俊出契后批领，当厅毁抹附案。”[7]这就是因“牙保”即“中人”不符合资格而导致契约无效的典型例子。

（二）根据书证制作的背景条件及程序来判断

现代诉讼法上作为书证的合同签定时如有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或违背法律等情形，往往是构成书证缺乏证明力的理由，这就牵扯到对合同签定背景进行了解。在宋代司法官员在判断书证的有效性时也会了解其签定时的背景情况，常常通过审查书证签定时是否出于双方的自愿，有无欺诈与胁迫，来确定书证的真伪。如《宋有诉谢知府宅强占坟地》一案，谢知府宅干人所执干照白契，亦称宋有已曾作知见交钱着押。而宋有的关书，“乃是宋有、宋辅两户均分产业，内有众户魁留产业甲龙、甲师字两号，有祖父母坟四所，兄弟商议，不得典卖，关约分明”。所以黄斡讲：岂有只与宋辅未成丁之孙宋朝英交易之理?又岂有兄弟立约，不得典卖，乃可以违约交易之理?又据宋有称，宋朝英是在被谢知府宅关锁抑逼，一家恐畏的情况下，听从着押的。况且“以宋有共分物业，乃能使之作知见人着押，则是以形势抑逼可知”。[8]

在辨析分明之后，黄斡将谢知府宅“契书毁抹”，将园池给还宋有、宋朝英管业，“仍给断由为照”。此案中黄斡就是审查契约订立背景，认定其为“形势抑逼”而为，最终将其“毁抹”，否定该书证的证明力。同时，根据宋代法律规定，书证的制作要遵循国家法律的规定，符合一定的程序要求，因此对不符格式、程序要件的契约等也会被认为违法而不具有书证的证明力。其中遗嘱必须“经官印押，出执为照”，“可谓合法”。凡是“不由族众，不经官司之遗嘱”即为无效。[9]以《明公书判清明集》中《僧归俗承分》为例：“缪氏子母不晓事理，尚执遗嘱及关书一本，以为已分析之证。此皆何烈在日，作此装点，不曾经官印押，岂可用私家之故纸，而乱公朝之明法乎？案即今监族长并监乡司根刷何氏见在物业，索出产簿参对，与作两分均分，置立关书，析开户眼，当官印押，以绝两家之讼。”[10]这里缪氏子母所持的遗嘱，就是因为不符合法定程序，“不曾经官印押”同时又是“私家之故纸”，而被法官认定为无效。再有，有效契约也应需遵循一定的法律格式、程序，凡是交易双方订立的买卖契约，都要依法到官府投纳契税、过割税赋、加盖官印等。凡经官印押的契书为赤契，赤契不仅是钱主取得物权的合法凭据，也是在发生所有权争讼时的有效证据。而私自订立不经官印押的契约谓之白契，在财产争讼中则不具有法定的证明效力。所以宋代司法官吏在审理田宅诉讼中，一直强调“官司理断交易，且当以赤契为主”，[11]“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12]而“非经官印押文字，官司何以信凭?”[13]黄斡说：“私家非理之文约，而可以责人之必不背约邪?”[14]故足以可见对书证的形成背景及程序进行审查是判断书证证明力的重要方法之一。

（三）根据书证的外在形式来判断

由于作为书证的契约是由当事人或者人书写且通常保存较长时间，其纸张新旧、墨迹浓淡等也会构成司法官员进行判断书证真伪的重要依据。再加上宋代司法官员在诸多的民事案件中运用书证积累了大量经验，对一般伪造的书证往往从外在形式上就可以辨别出来。如《棠阴比事》中记载的《章辨朱墨》：“侍御史章频知彭州九陇县时，眉州大姓孙延世，为伪契夺族人田，久不能辨。运使委频验治。频曰：‘券墨浮朱上，决先盗用印而后书之。’既引伏，狱未上，而其家人复诉于转运使。更命知华阳县黄梦松覆案，亦无所异。黄用是召为御史。”[15]因为宋代的契约都是先由当事人拟订，再交付官府盖上官印即成了被官方法律保护的“红契”，如果当事人先拿盖有官印的纸再去写上内容，就构成上述案例提到过的官府严加惩处的不合程序的行为，不仅没有法律效力，还将受到法律制裁。依书证的外在形式来辨别其证明力的例子还有很多，《明公书判清明集》中有很多类似案例，如：“据江文辉到绍兴二十三年本县印押江浩砧基簿一扇，计纸一十张。今点对见得所写典与江朝宗田段，乃在第十二张纸内，况纸样印色不同，字迹浓淡个别，乃是添纸填写，不在收赎。”[16]

此中司法官员也是通过比较砧基簿中前后纸张的印色与字迹的浓淡来认定当事人对书证进行了伪造，从而否认了该书证的证明力。又如：“大抵砧基当首尾全备，批约当笔迹明白，历年虽久，纸与墨常同一色，苟有毫发装点，欺伪之状晓然暴露。今吴五三赍出砧基止一幅，无头无尾，不知为何人之物，泛然批割，果可凭信乎？吴五三所执批约二纸，烟尘熏染，纸色如旧，字迹如新，公然欺枉，果可引乎？”[17]本案件的法官就是通过辨别契约的纸张与墨迹不协调，从而断定契约作伪。同样《折狱龟鉴》中也有记载：“郎简侍郎，尝知窦州。有县吏死，子幼，赘婿伪为券，收其田。后子长，屡诉不得直，因诉于朝，下简劾治。简以旧案示之曰：‘此尔妇翁书耶？’曰‘：然。’又取伪券示之，弗类也，始服罪。”[18]这也是通过辨别券书字迹来判断书证证明力的例子。（四）根据书证的内容来判断书证就是以其所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故对书证的内容认真审查是判断书证证明力的重要方式。如果书证所记载的事实有不符合常规、不合情理，或与事实相矛盾之处，此类书证势必有问题，其证明力也得不到有效的承认。如范应钤在审理《高七一状诉陈庆占田》一案分析道：“及索干照呈验，税钱一百二十，有令契立价钱五十贯，已是不登乡原体例，凡立契交易，必书号数亩步于契内，以凭投印。”[19]

而根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四中记载：“大率民间市田百千，则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20]据此，五十贯应纳税五百文以上，高七一仅纳一百二十余文，应纳税和所纳稅数目相差甚远，加上“今只作空头契书，却以白纸写单帐于钱，非惟税苗出入可以隐寄，产业多寡皆可更易，显是欺诈”，故司法官员认为该契约的内容与现实明显不符，当为伪契。再如《折狱龟鉴》中的程颢任泽州晋城县知县时，有一老翁自称是富家张氏子的生父，请程颢辩之，程颢问老人为什么时隔多年，依然能记得详细之事，老人回答说：“某归而知之，书于药法册后”，还“取册以进”，册上有详细年份，“程问张氏子：‘尔年几何？’曰‘：三十六‘’尔父在年几何？’曰‘：七十六’谓老父曰：“是子之生，其父年四十，人已谓之‘三翁’乎？老父惊骇服罪。”[21]这即是程颢辨别出书证内容中对张氏子父亲称呼不符合常理，从而判定其为伪造书证的事例。《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还有一例判词说：“又有可证者，俞百六娘诉取赎于嘉熙二年二月，而士壬乃旋印卖契于嘉熙三年十二月，又尝于嘉熙三年三月内，将钱说诱应龙立契断卖四亩，以俞百六娘不从，而牙保人骆元圭者，尝献其钱于官。使其委曾断买，契字真实，何必再令应龙立断卖契。又何为旋投印卖契于俞百六娘有词一年之后耶？此其因阿俞有词取赎，旋造伪契，以为期枉昏赖之计，盖不容掩。”[22]这也是通过分析书证内容，发现其不符实际情况而认定作伪的案例。

二、法官因素对审判中书证运用的影响

通过上文我们可以看出，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中非常重视书证的证明力，这也反映了宋代司法重客观证据的程序文明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宋代仍然处于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支配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大背景下，另外限于科学技术不发达，司法鉴定、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与技术不成熟，宋代的司法诉讼不可能如今天这样高度理性、程序化，这并不意味着它的落后。每个时代造就每个时代的文化，若在追求司法公正效率的基本价值导向上没有区别，那么该法制文明一定有其闪光之处。我们既要从现代诉讼法理论角度去探讨宋代的书证制度，同时又要探寻宋代特殊背景下书证运用的历史特色。

（一）法官生活经验在运用书证中的体现

从制度经济学上看，当社会规范形成制度后，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有了预期判断，从而趋利避害，确实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便利和效率。然而，当制度变得开始操纵人的主观能动性后，即所谓的“异化”，人们就要承受一系列因硬性制度给实质公平带来的创伤。如何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人类在整个文明进程中都在尝试、探索着。现代如此，宋代亦是如此。以书证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为视角，宋代的司法官员虽有着“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的先进诉讼理念，[23]但在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的案件审理中，法官往往也会凭籍生活经验来运用书证，进行断案。一类是法官凭籍生活经验来获取有利于审理案件的书证。如《棠阴比事》中的《韩参乳医》：“参政韩亿知洋州时，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诬其子为异姓，以专其赀。嫂屡诉于官，甲辄赂吏，使掠服之。亿视旧牍，未曾引乳医为证。一日，尽召其党，以乳医视之，众乃无词，其冤遂白。”[24]

这里的“乳医”就是指“请过产婆的记录”。起初案件总因李甲的贿赂导致当事人不得雪冤，最后韩参运用妇女产子都应请乳医的生活经验发现案牍记载中缺乏这一证据，故将其请过乳医的记载给大家看后，终于使案件凭借充分的证据而得以真相大白。还有一类则是法官运用生活经验对已经获得的书证进行权衡。这有点类似于前文所论述的书证证明力判断，但不同的是这里主要指法官同时用书证与生活经验来进行审理案件，既不否认书证的证明力，同时在生活经验思维引导下，使书证不能起完全的决定性作用。如《清明集》中有记载：“徐子政嘉定八年用会二百八十千，典杨衍田七亩有奇，契字虽已投印，然自嘉定至淳佑二十有六年，徐即不曾收税供输，杨即不曾离业退佃，赎回其父典契，已为允当。”[25]

这里的契约虽然已投印，完全是合法有效契约，司法官员考虑到双方立契二十六年之久，一方不曾“收税供输”，一方则不曾“离业退佃”，这在当时的生活实践中都不会认为双方的典契能发生实质性的作用，故司法官员最后采取了令出典一方赎回“典契”的折中方法解决了此案，既没有否认“典契”的合法性，也兼顾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可谓法官将“生活经验”融入书证运用的典型例子。又如“考之干照，参之地势，证之邻里”，[26]则是将书证结合生活经验中的邻里见证、实际地势等因素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再有一种即是法官运用生活经验去辨别书证的证明力，即法官根据生活经验、生活常识，通过查验书证的制作主体、制作背景、制作程序、外在形式和书证内容，来判断书证证明力的大小。本文第一部分已经做了相关论述，故在此不再赘述。

（二）法官的传统伦理法观念对书证运用的影响

“天理、国法、人情”一直是中国传统司法的重要价值指导，具体应用到现实宋代司法审判实务上就是要兼顾“法意”“人情”。“法意”就是国家法律的鼓励、允许的精神；“人情”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积累下来的“儒家伦理规范”。力求兼顾“法意”、“人情”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宋代的司法亦是如此，许多司法官员都将这一理念渗入其审理案件的价值规范中。胡石壁就在其判词中说：“自非老奸巨滑，习于珥笔，安得设谋造计，以至于此！殊不知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两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27]

此可谓彼时司法官员追求兼顾“法意”“人情”审判价值观的精辟表述。具体到实际审理案件中主要表现为：一是将从“法意”“人情”两方面来判定书证的不可取，如《明公书判清明集》中的：“谭念华愚蠢无知，昵于后妻之爱，堕于李子钦之奸，遂屏逐其前妻所生之子，勒令虚写契字，尽以田产归之于李子钦。今将李子钦所赍到朱契一十道，逐一点对，内五契是嘉定十年以后所立皆谭念华未死之事也所立之契，谭念华并合着押，何为嘉定年间五契、绍定年一契，皆无谭念华押字，皆一并为李子钦所有，而谭友吉兄弟并不染指焉，此岂近于人情也哉！且谭念华之抚鞠李子钦，过于亲子，则李子钦之视谭念华如亲父，则谭友吉兄弟皆亲兄弟也。父母在堂，兄弟之间，其可自为交易乎？论至此，则所立之契，揆之法意，揆之人情，无一可者，而李子钦乃欲以口舌争之，其可得乎？”[28]这里法官先断定李子钦的契约订立当时父亲在世，应有父亲的押字，今无其父押字，依《宋刑统》规定“诸家长在，而子孙弟侄等不得辄以奴婢、六畜、田宅及余财物私自质举及卖田宅”本已违反法意，再又不顾兄弟情谊，私自做主擅自典卖，亦是不合人情，[29]如此契约自当认定无效，法官很好地兼顾了“法意”、“人情”，论述得合法顺情，让人心服口服。再一种表现形式则是在兼顾“人情”的价值引导下，合法的书证证明力没有得到完全发挥，尤其在与“人情”联系最紧密的遗嘱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如《明公书判清明集》中《诸侄论索遗嘱钱》：“璟死之日，家业独厚，生子独幼，遂以四侄贫乏，各助十千，书之于纸，岁以为常诸侄陈论，意欲取索，就其族长索到批贴，系璟亲书，律以干照，接续支付，似可无辞。第探其本情，实有深意。昔人有子幼而婿壮，临终之日，属其家业，婿居其子之二，既而渝盟，有词到官。先正乖崖以其善保身后之子，而遂识乃翁之智，从而反之，九原之志，卒获以深观其遗词，初念生事之簿，而助之钱，终以孤儿寡妇之无所托，而致其恳，且言获免侵欺，瞑目无憾。执笔至此，夫岂得已。诸侄不体厥叔之本意，历年既远，执券索偿，若果固有。不知璟之子受年日以多，璟之妻更事日以熟，门户之托，既有所恃，则以利陷人，无嫌诺责。合当放乖崖之意行之，元约毁抹，自今以始，各照受分为业。”[30]

本案例中，法官没有完全按照遗嘱的内容去审理案件，而是结合以往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从情理上仔细解读遗嘱的内在含义，认定立遗嘱的人当初只是为保护孤儿寡母不受侵夺，才不得已在遗嘱中“以利诱之”，最终将原遗嘱毁抹，按人情之理将案件审结。此一案例被收入以“名公”、“清明”为名的判词汇编中，也足见此类的处理方式深受古代民众尤其是士大夫阶层赞许的。

三、结语

法人证明书篇7

4、写法保守，没有充分体现再审特点，不能围绕原判正确或者错误进行写作，不能紧紧抓住再审争议的焦点问题展开事实叙述和法律评判。此外，再审民事判决书还存在诸如公开诉讼过程不完全等问题。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社会普遍反映再审民事判决书质量不高，其中尤以案件当事人的反应较为激烈，批评较为尖锐。事实上，与裁判结果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在败诉或诉讼请求未完全满足时往往对裁判的公正性提出怀疑，而判决书在叙述事实和认证、说理方面的笼统、含糊其辞无疑加深了这种不信任感。有时候，判决书的语焉不详是当事人是否要求进入下一步救济程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外界对法院的印象，影响着司法程序及判决书本身的公信度。二）现行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的主要缺陷

3、存在重实体、轻程序倾向，不涉及回避、审限等重大程序问题，对程序合法性的要求力度不够，容易导致对案件的程序经过叙述不全。可以肯定地说，现行再审民事判决书存在的问题与“92样式”固有的缺陷是密切相关的。（三）针对“92样式”的改革举措不一，严重影响了再审民事判决书的权威性、严肃性，亟需规范。在多年的裁判文书改革过程中特别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13条关于“加快裁判文书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的规定出台后，法官们对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制作水平有了长足进步，突出表现在再审民事判决书能够更加详尽地反映整个审判过程，加强了针对当事人讼争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说理，文字更趋规范化。但由于认识不一等原因，改革举措存在较大差异，如在当事人称谓方面，有的再审民事判决书用原审称谓，有的用申诉人、被申诉人称谓，有的用再审申请人、再审被申请人称谓，还有的用抗诉申请人、被申请人称谓；在事实和证据方面，有的一一列举证据，有的只提及部分证据；在说理方面，有的再审民事判决书步入误区，把增强说理理解为无限增加说理，材料堆积，叙述琐碎，主次不分，重复累赘，篇幅冗长。上述情况，亟需进行规范。

二、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的目的、改革的原则和重点（一）写作目的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应当以实现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功能，凸现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价值，全面发挥再审民事判决书的作用为目的。1调处功能。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确定再审当事人民事权利与义务的国家权威行为，实施法律的重要手段，从法律的角度对再审当事人的所有争议给出明确回答和处理，是其首要功能。这要求再审民事判决书内容全面，对当事人的争执均进行回应，不存在遗漏；判决主文明确，不存在歧义；结果合法，有权威性。相对于

一、二审民事判决书而言，由于再审是对当事人不服法院生效判决的申诉进行处理，在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的权威性已提出质疑和挑战的情况下，重塑法律权威、止争息诉是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首先关注的，即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制作应当以让当事人看得清楚明白、说服当事人接受判决结果、使其服判息诉为首要目的，力争案了事了，彻底解决纠纷，不能“按下葫芦起了瓢”，导致当事人重复申请再审或申诉。2展示功能。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再审改革的载体，应当成为诉讼活动的忠实记录，充分展现诉讼的来龙去脉，平等地给予各方当事人充分展示证据、陈述观点的权利，展现法官居中裁判形象；同时，再审审判组织关于判决结果形成的逻辑过程、维持或改判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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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由，再审民事判决书也应充分展示，使再审审判的公开、公平、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充分展现，充分体现改革对程序公开、公正的要求。3证明功能。再审民事判决书的意义应不仅体现在表明判决结果，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争议给出结论性意见，它作为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为了表明判决结果不是基于主观、擅断、强权干预而作出，更应体现判决在程序和内容上的公开、公平、公正，更应证明判决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审判权行使的公正性，成为判决正当性的有力证明。事实上后者才是判决权威性的源泉。要达到这个高度，必须改革过去再审民事判决书只重结果，不重分析与说理的习惯模式，使判决书以详尽的事实、周密的论证、充分的说理成为法院严肃执法的最佳写照。4功能。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法院与社会沟通的最重要的桥梁，应当通过分析、处理具体案件，拉近法律与现实的距离，通过阐明维持或改判的理由，阐释法律，宣传法律，弘扬法治，成为培养社会公众法律意识的教科书，进行法制宣传的重要教材。总之，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应不仅叙述案件审理过程和结果，更应公开判决理由和判决形成过程，使判决书成为审判权公正行使的有力证明和说服当事人服判息诉的法制教材，成为向社会宣传法律、展示人民法院公正形象的载体。（二）改革的原则1公开、客观原则。公开审判是宪法和诉讼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的程序保障，公开原则要求再审民事判决书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不仅要公开再审结果，而且要公开再审过程，特别是要公开再审重新采信证据、认定事实的情况和理由，公开再审改判或者维持原判的理由和依据，彻底破除再审判决的“暗箱操作”。司法权是一种客观中立的权力，再审的客观公正最终应当体现在再审判决书中，客观原则要求再审民事判决书注重客观反映再审的全过程，包括客观归纳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争议情况及理由、证据及质证意见等，防止任何形式的以偏概全、主观臆断，充分体现法官的客观中立和公正立场，实现人民群众知情权。2说理原则。说理是判决书的灵魂，是公正裁判的根本特征，是审判权行使公开化、合法化和合理化的必然要求，是重新确立再审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基础，是判决权威性的源泉。一般认为，庭审过程的公开是审判公开之程序公开，而判决书中载明做出判决结果的理由公开才是审判公开之实体公开。相对于

一、二审民事判决书而言，说理原则在再审民事判决书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再审民事判决书不仅要说明再审判决的理由，还要说明原审判决正确或者错误的理由，不仅要体现再审争议处理的公正性，还要充分体现再审判决的合法性、正当性。3针对再审特点和个案特点原则。再审裁判文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针对再审特点不够。再审是对已经生效的判决再次进行审理，是以原生效判决为审理对象，其事实应当是再审争议的事实，其理由应当是再审争议的理由，因此，再审民事判决书无论是证据的认证、事实的认定，还是法律适用，都要围绕案件再审争议焦点即当事人的申诉理由、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来展开，不作无病之；应当围绕再审争议叙述事实，针对再审诉辩理由阐明判决理由，重点分析原审生效判决是否存在错误并详细说明理由，重点分析再审与原审在事实方面的差异、法律方面的差异，特别是证据方面的变化，坚决克服和防止“克隆”原审判决，没有再审个性的简单化倾向。同时，再审民事判决书的写作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要有针对性，对重大、疑难案件要写细写透，对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案件应适当简化；既要纠正简单粗糙、过于武断、说理不充分、逻辑性差等问题，又要避免为了说理而说理、繁杂冗长、缺乏针对性等现象，做到当繁则繁，该简则简，详略得当。4依法制作与求实创新相结合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对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样式有基本要求，应当在再审民事判决书改革中认真执行，体现判决样式的统一性，这是依法改革的要求；同时，对于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基本样式要灵活运用，既要符合样式的基本要求，又不要固守样式，要结合实践，求实创新，改革不适合再审实践的习惯作法，这是改革的本质要求。5坚持法律文书语言风格原则。再审民事判决书改革中正逐渐滋生着冗长和烦琐的倾向，一些再审民事判决书在大段叙述原审认定事实之后，又对再审无争议的事实和证据进行不厌其烦地复述甚至更为详细地罗列，对再审没有争议的问题也滔滔不绝地阐述理由；个别判决书在语言上乱用形容词。这是不合适的。再审民事判决书作为法律文书的一种，即便进行改革，也应当保持语言准确、凝练、严谨、质朴与庄严的风格，做到结构严谨，语言精确，言简意赅，绝不是越长越好。（三）改革重点再审民事判决书改革的重点是紧扣再审争议焦点，强化对争议证据和事实的分析、认证，强化对法律争点的分析、论证，增强判决的针对性、说理性、公开性。当前要着重抓好两个方面的改革：1叙述事实、证据部分的改革。必须客观、全面地归纳再审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及其理由，要注意客观陈述其本意，不能带有主观色彩，更不能随意篡改、歪曲原意；对多个主张及其理由不能遗漏，不能以偏概全，更不能为我所用，断章取义。必须处理好原审事实与再审事实之间的关系，叙述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时，应当根据再审的需要进行概括，既要避免简单照抄原判内容，又要改变只写原审判决理由和结果的做法，一般而言，应当提炼出原审认定的基本法律关系或者主要事实，而涉及再审争议的原审事实要详细写明。必须处理好事实与证据之间的关系，应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写法，可以先写没有争议的事实证据，再写有分歧的事实证据，并进行分析、认证，也可以对事实证据采取夹叙夹议的叙述；要全面反映举证、质证、认证的全过程，注意纠正不列举证据、不对证据进行分析评判的弊病，讲清法官采信证据、认定事实的道理。2法律适用部分的改革。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围绕再审争议焦点，针对再审诉辩主张能否成立，再审意见是否采纳，逐个展开说理，逐一进行评述，揭示已认定事实与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解读法律，阐释法理；再审程序是以原审生效判决为审理对象的，说理还应当围绕原审判决展开，充分分析、评判原审判决是否正确。

三、具体写作标准探讨一）关于再审当事人称谓和排列顺序再审当事人称谓和排列顺序问题，是再审改革中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92样式”根据不同的提起再审程序途径，分别规范了五种再审民事判决书样式，但在再审当事人称谓和排列顺序问题上，均采取在原审生效判决书确定的当事人称谓前加“原审”字样，并按原审生效判决书排列当事人顺序排列再审当事人的方式。基于“92样式”的权威性，这种处理再审当事人称谓和排列顺序的方式，在法律实务界备受尊崇，影响深远。但其体现再审程序特征不明显的缺陷也是明显的，表现在“原审XXX”的称谓并不具有再审程序的字面意义和特征，特别是不能体现哪方当事人不服原生效判决而发起了再审程序，不能体现哪方当事人是申诉人的对立面。“92样式”之所以采取“原审XXX”的称谓是因为其颁布及施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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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程序”不过是原审程序的“翻版”或“重来”，使用“原审XXX”称谓理所当然，但随着再审改革的深化，这一基础已难以成立，因为再审程序与原审程序在审理范围等关键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区别，再审程序的独立性正逐渐成为共识，设立再审之诉的呼声正日益高涨。因此，改革“92样式”处理再审当事人称谓及排列方式已成为必然。

从审判实践来看，采用“申诉人”“被申诉人”、“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的称谓列明再审当事人并用括号注明再审当事人在以往历次诉讼程序中的地位，更能清晰体现再审程序特征，比“92样式”具有优越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百七十九条关于当事人认为生效裁判有错误时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的规定，对于因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而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采用“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称谓列明再审当事人有法律依据。对于因当事人申诉而导致检察机关抗诉的再审案件，此时，当事人不是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而是依据我国宪法赋予的申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故此时不宜采用“申请再审人”“被申请人”称谓，而宜采用“申诉人”“被申诉人”称谓。总的说来，在再审当事人称谓及排列顺序方面，应对“92样式”作如下调整：（2）因当事人申请再审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判决书首部首先要列明申请再审人，再列明被申请人，最后按“92样式”列明其他当事人。（3）上级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或通过院长发现程序提起再审的案件，按“92样式”列明当事人及排列当事人顺序；但如该再审程序实际是因当事人申请再审或申诉而提起，则应参照上款列明当事人及排列当事人顺序。（二）关于案件来源和审理经过“92样式”对再审民事判决书关于案件来源和审理经过的写作要求不细、不全，不能完全满足客观、公开原则要求，应予完善。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完整叙述法院历次对案件进行审判所形成的法律文书的编号等情况，特别是本次再审所针对的生效法律文书的编号等情况，并说明裁定进行再审的法律文书的编号情况及再审提起的过程；应当说明案由、公开审理情况、当事人到庭情况及证人、鉴定人、勘验人出庭情况；不公开审理的，应说明不公开审理的理由；缺席审判的，应说明开庭传票送达情况及缺席审判的法律依据；案件系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或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也应明确说明；当事人提出过回避申请的，应说明准予或不准予申请的理由；案件审理期限过长的，还应交待审限的有关情况。三）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和被告的抗辩理由不论是一审、二审程序，还是再审程序，原告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诉讼请求能否支持始终是核心，此外，原告诉讼请求的具体对一审、二审、再审审理范围起着限制作用，对申诉理由、抗诉理由的范围起着规范作用。与之相对应，被告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答辩理由，也制约、影响着被告在二审、再审中的诉讼行为和诉讼主张。特别是诉辩主张在不同诉讼程序、阶段变化较大的案件，完整地展示其演变过程，对于探究案件事实真相，实现再审民事判决书的证明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当纠正部分再审民事判决书不表述原告诉讼请求和被告答辩理由或只表述请求不表述理由的写法，重视对原告诉讼请求、理由和被告答辩理由的客观展示。具体而言，原告在时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完整地进行反映；但需要归纳整理的，不得改变原意；存在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情形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全面、准确地载明。被告、其他当事人在一审程序中提出的答辩意见或陈述，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叙述。当事人在一审程序外的其他审理程序中提出的诉辩意见或陈述是否进行叙述，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但是，当事人在其他审理程序中提出相反的诉辩意见或诉辩意见存在较大变化的，应当进行叙述。对当事人诉辩意见的叙述应不限于当事人在状、答辩状等诉讼文书中提出的意见，应结合当事人在开庭审理、词中的意见进行综合叙述；词与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发表的意见不一致的，应以庭审意见为准。（四）关于原判情况再审程序的审理对象是原审生效判决，因此，再审程序所针对的生效判决对证据的采信情况、对事实的认定情况、适用法律情况和判决结果情况，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客观、准确地进行叙述。其他审理程序中形成的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再审民事判决书是否进行叙述，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定；一般而言，鉴于其他程序中的法律文书并非再审审理对象，为防止再审判决书过分烦琐冗长，其他程序中法律文书的具体内容可以不写或略写。再审民事判决书叙述原判情况应当保持原判结构的完整性，但应对原判情况进行归纳整理，详略得当，注意摒弃完全照抄原判内容的写作方式。一般而言，再审民事判决维持原判的，原判情况应当祥写；再审民事判决对原判进行改判的，原判认定的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与案件改判无关的事实应当略写，原判采纳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存在错误的部分不得省略。（五）关于再审诉辩意见参照《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10条、第15条的规定，由当事人申请再审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申请人诉什么就审什么，不诉不审；抗诉案件围绕抗诉内容进行审理，抗诉内容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不一致的，原则上以抗诉书为准。因此，申诉意见、抗诉意见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答辩意见，对再审民事判决书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确定了再审审理范围，而且制约着再审民事判决书关于再审争议焦点的归纳、再审事实的叙述和法律阐释的展开。再审民事判决书对检察机关抗诉理由、当事人申请再审理由、答辩意见的叙述应当全面、客观；进行归纳整理的，应保持原意，不得遗漏。在抗诉机关抗诉理由之外提出的申诉理由，申请再审人之外的其他当事人提出的申诉理由，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叙述；不作为再审审理范围的，应援引《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的相关规定为依据，说明不予审理的理由。（六）关于再审事实和证据再审事实和证据是再审民事判决书写作的难点，也是“92样式”受质疑较多之处。再审程序是针对生效判决的救济程序，因此，再审民事判决书叙述对再审事实的认定应在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再审庭审情况，首先归纳当事人对原生效判决已认定的事实无异议的事实和当事人之间无争议的其他事实，再归纳当事人再审争议焦点，确定当事人再审事实争点。在确定当事人再审事实争点后，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将写作重点放在有争议的事实和证据方面，应以争议的待证事实为纽带，列明证据，客观陈述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展现从证据着手，通过采纳证据并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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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认定案件事实的逻辑过程，将运用证据证明原生效判决认定事实的正确或错误作为写作的关键内容。1对存在争议的事实，特别是原判认定错误的事实、没有认定的事实，各方当事人在再审中提出了哪些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无一遗漏地列明。2当事人对争议证据的质证意见，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客观、全面地叙述。“92样式”对叙述当事人质证意见要求不明，实际上，审判公开、公正原则不仅要求无一遗漏地列明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而且要求客观、全面地叙述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意见。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关于证据质证内容、顺序等方面的规定，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客观、全面地叙述当事人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力有无以及证明力大小，所发表的质疑、说明与辩驳意见。在顺序的排列上，一般应当按照列明证据的顺序，依次叙述对证据的质证意见。在叙述对方当事人质证意见前，应当根据举证人的举证说明对证据的形式、内容、证明对象作必要的说明。人民法院依照当事人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就当事人申请情况、法院同意当事人申请及进行证据调查的有关情况进行说明；不同意当事人提出的证据调查申请的，也应当在判决书中说明理由。人民法院依照职权调查收集的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就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法律依据、证据调取等情况进行说明。上述两方面证据均应在判决书中客观、全面地载明当事人质证意见。再审民事判决书对当事人质证意见的叙述应以当事人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的笔录为依据。当事人发表的质证意见过于繁杂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可以进行归纳、整理，但应当保持原意，并不得遗漏当事人提出的质证意见。存在举证人对质证意见进行说明等反复质证情况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客观、全面地反映反复质证情况。3对当事人就争议事实提交的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无一遗漏地阐明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92样式”对此要求不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四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法官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并公开判断的理由和结果。因此，在判决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是执行该规定的当然之义。再审民事判决书阐明对有争议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可以按照争议事实顺序或证据排列顺序，重点围绕当事人质证意见中存在的分歧和争议进行，就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证明力的有无以及大小等进行分析和论证。一般而言，对单一证据，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当围绕证据是否原件、原物，复印件、复制品与原件、原物是否相符，证据与本案事实是否相关，证据的形式、来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证据的内容是否真实，证人或者提供证据的人与当事人有无利害关系等方面阐明理由；对案件的全部证据，应当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并阐明理由；对当事人就同一事实提交了相反证据且均不能否定对方证据的，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围绕各方证据证明力的大小重点阐明理由。对未成年人所作的与其年龄和智力状况不相当的证言，与一方当事人或者其人有利害关系的证人出具的证言，无正当理由未出庭作证的证人证言，存有疑点的视听资料，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复印件、复制品等不予采纳的；因证据系当事人超过举证期限后提交而不组织质证，或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证据而不予采纳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应援引相应法律依据并说明理由。4再审民事判决书对争议事实的认定应当依据已采纳的证据进行，并明确说明认定事实所依据的具体证据情况，阐明证据与事实间的关联性。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强化对争议事实认定的说理。要对证据进行具体分析论证，使认定的案件事实与法庭采信的证据紧密联系；要运用证据法、法律逻辑和常规情理等分析证据本身是否真实，来源是否合法，与案件事实之间有无客观联系，各证据之间有无矛盾；要在对证据的证明力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明有关证据能够证明何种事实及某一事实有哪些证据证明，并据此对各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回答。根据再审民事判决书的特点，应重点对原判认定错误的事实、未认定的事实，以证据为基础，分析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原因，说明纠正原判认定事实错误的理由。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的认定，对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的认定，对按照自认规则认定的事实，对按照推定规则认定的事实，再审民事判决书可以不交待认定有关事实的证据，但应当说明相关情况和援引法律依据。（七）关于法律适用再审民事判决书在法律适用部分应重点阐明作为整体的法律规范与已认定的案件事实间的关系。应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基础，首先对争议问题的法律属性进行分析，说明已查明的事实的法律性质是什么，即使当事人对此无争议，也应作必要的说明；在此基础上，说明解决争议应适用的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必要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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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37页）（上接第35页）该规定加以必要的法理性阐释。对当事人及普通公众都能够认知的道理，可以简略论述；对于比较深奥的法律原理，则应当深入阐明。在事实与法律的关系上，一般应按照三段论的逻辑思维模式，重点分析法律规范与具体案件事实间的联系，以法律规范为大前提，案件事实为小前提，对案件的具体事实与该法律规定的情况是否相符进行对比分析，论证具体法律规范适用或不适用于案件争议的合理性。在明确适用于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讲事理、讲法理、讲情理、讲哲理等方式，分析、确定事实的法律意义，明确当事人双方的是非过错及其民事责任，强化判决的说理性。再审民事判决书在法律适用部分的写作应注意针对性、全面性，注意突出再审特点。首先，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围绕抗诉理由、申请再审理由，紧扣再审争议焦点，展开适用法律的分析和论证，对当事人相应的诉辩请求和理由采信及支持与否作出评判，明确有理的是什么，无理的有哪些，强化针对性。其次，必须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再审理由、检察机关提出的抗诉理由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后，一一明确回应；必须对当事人的所有诉辩主张均进行答复，不能回避。对当事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请求或主张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应针对不同的请求、主张，分层次展开，逐一说理。当事人提出法律适用意见的，除了可从正面对应当适用的法律进行分析外，也可以从反面对其所主张适用的法律的不可适用性进行分析。第三，再审案件应对原判的处理是否正确作出评价，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应重点分析原判错误原因，并说明纠正的理由。此外，再审民事判决书援引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要准确、全面、规范、具体，要指明具体的条、款、项、目，要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规范性文件的批复》和《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的要求。（八）关于判决主文再审程序作为一种补救程序，根据《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1条的规定，应当由再审民事判决对在再审民事判决之前已存在的判决或调解进行处理，故再审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应首先解决此前民事判决或调解的维持或撤销问题，特别是在已存在多份判决书、调解书的情况下，应按与再审判决的时间顺序，地进行表述，要特别注意防止同一案件存在两份或两份以上彼此冲突的生效法律文书的情况。根据再审程序应首先维护判决既判力和稳定性的改革原则，再审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在对原判主文进行处理时，写作顺序应为先维持、后撤销、再改判。判决主文维持原判的，再审民事判决书应反映原判主文内容。抗诉案件经审理后维持原判的，一般不要使用“驳回抗诉”的表述方式。判决主文是对原告一审诉讼请求的一一回应，必须与原告的诉讼请求相适应，原告有数项独立的诉讼请求，对其中几项不支持的，判决主文应驳回其他诉讼请求，不能漏判，也不能多判。判决主文鲜明、简洁、准确、规范、便于执行的文字表述，主文内容要确定无误，不能模棱两可，产生歧义；必须注意可操作性，写明履行期限，避免给执行阶段带来不便；措词要准确，无效合同用“返还”，有效合同用“给付”，对诉讼费分担的表述应是“负担”而不应用“承担”。此外，再审民事判决是生效判决的，应说明判决为终审判决；是可上诉判决的，应告知当事人的上诉权利。

法人证明书篇8

关键词：公证制度 公证效力 公证文书效力 公证效力探析

公证效力是公证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公证制度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法律地位，从我国《公证法》特地专设一章来阐述其内容，其地位就可窥见一斑。总的来看，公证效力作为一个基础性的法律概念，对公证制度作用的发挥乃至一个国家公证制度模式的选择上，都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科学界定公证效力的内涵，准确分析其内容，对于保障公证效力的实现乃至建构我国的公证制度都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然而，目前对公证效力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不尽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争议之处有待探讨，法学理论界和公证实务界对此也没有统一的定论。针对该现实情况，深入探讨分析公证效力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科学界定公证效力内涵

科学界定公证效力的内涵，首先要辨析公证效力和公证文书效力这两个法律概念。公证的效力，是指公证这项法律制度，其作为一种证明活动，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效果。而公证文书的效力是指公证证明活动结果的呈现形式即公证文书对有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所产生约束力。对于公证的效力和公证文书的效力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还没有达成共识，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也是大部分学者的观点，就是将二者等同起来，认为公证的效力就是公证文书的效力，都是指公证作为一种证明活动所产生法律效果。而公证文书实质上是公证证明活动的表现形式和载体，公证文书所能达到的效果和功能，正是公证证明活动所要传达的，公证文书只不过是将公证证明活动呈现出来的一种载体，因此二者的效力是一样的。第二种观点，也是非主流的观点，认为公证的效力和公证文书的效力并不是同一概念，二者实际上是公证活动在抽象和具体的不同层面上所产生的法律效应。公证的效力是指公证制度的运行所能产生的法律效果，侧重于强调整个公证制度，而公证文书的效力则是指公证机构最终所出具的法律文书所具有法律效果，侧重于强调公证文书这一具体表现形式。公证文书效力实际上是公证效力的具体体现，相对而言，公证效力是一个抽象概念，公证文书效力是一个具体概念。

法学学术界对公证效力的内涵尚未达成共识，而公证实务界对该问题的态度也是各不相同。就目前来看，我国2006年所颁布实施的《公证法》对这一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将公证效力和公证文书的效力作区分，仅是在第五章专门介绍了公证效力，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实际上传达的是公证文书的效力。由此可见，我国现行《公证法》所采纳的的第一种主流观点，即将公证效力和公证文书效力等同起来，统一用公证效力来定性公证证明活动及其传达载体--公证文书所产生的拘束力。

而对于目前学术界的上述两种观点，笔者比较赞成第二种，因为无论是公证效力还是公证文书效力，都是从不同角度对公证证明力进行的表述，只不过二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首先，从分析视角来看，公证效力侧重于对公证证明活动本身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到达的效果的表达，属于宏观层面上的；而公证文书效力，则是对公证活动最后所呈现出的结果的书面表述--公证文书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所产生的效果进行的表述，属于微观层面上的，较公证效力而言更加具体，是对公证效力的具体化。其次，现实生活中公证事项纷繁复杂，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公证文书的种类也是各式各样，不尽相同。不同的公证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比如债权文书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遗嘱公证具有优先效力，提存公证具有提存效力等。如果仅是笼统的将公证的效力等同于公证文书的效力，就不能准确表达出各种公证文书的不同效力。总之，笔者认为公证效力和公证文书效力的内涵不能概括而论，它们所表达出的效力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二者并非同一概念故应严格区分开来。因此，在分析公证效力这一问题时，首先应辨析其与公证文书效力概念的不同之处，科学界定其内涵，无论是在理论和实务界都是十分必要的。

二.系统阐述公证效力的内容

公证效力在公证制度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但有关其内容现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观点，根据其内容的不同，形成了"证据效力说""三效力说""二效力说""双层次效力说"等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证据效力说"主张法定证据效力是公证的最基本效力，其他效力诸如强制执行力等是对其内容延伸；"三效力说"也称"基本效力说"，主张公证只具有三个最基本的法律效力，即证明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和法律行为成立要件效力，并且三者之间效力等同并无主次、侧重之分；"二效力说"主张公证的效力只有强制执行效力和证明效力这两种；"双层次效力说"主张将公证的效力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即普遍效力，是指一般公证所具有的普遍法律效力，主要包括证据效力、确定效力等；第二个层次即特殊效力，是指某些特殊公证才具有的法律效力，主要是指法律行为成立或生效要件效力、强制执行效力、提存力等。①

其中"基本效力说"是目前我国学术界的通说，我国现行的《公证法》就采纳了该种学说，将公证效力一分为三，包括证据效力、强制执行效力和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的效力，并专门设第五章来明文规定此三个效力：

（一）证据效力

《公证法》第36条规定："经公证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该项公证的除外。"

证据效力是公证的基本效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交往中，尤其是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指经过公证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在法律上所具有的真实、合法的效力，而公证文书作为一种强而有力的证据，有助于在诉讼活动中帮助法院及时查明案件事实真相。并且公证的证据效力具有威严性，除非有相反证据将其，否则该公证事项一般是真实合法的法院可直接认定。

（二）强制执行效力

《公证法》第 37 条规定："对经公证的以给付为内容并载明债务人愿意接受强制执行承诺的债权文书，债务人不履行或者履行不适当的，债权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前款规定的债权文书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并将裁定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和公证机构。"

公证的强制执行效力，主要是针对债权文书公证书而言的，它是指赋予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经公证证明后，如果债务人到期不能清偿债务，债权人有权持此文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直接申请强制执行。②只要双方当事人自愿将具有强制执行意思的债权文书公证，那么一旦经过公证机构公证后，该债权文书便具有了强制执行力，其效力等同于法院所作出的具有给付内容的裁判文书。而其无须经过诉讼程序，便可申请强制执行，对节约司法资源、方便人们的经济往来具有重大意义。

然而，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公证文书，不是所有的债权文书都可以经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力，为此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其一，债权文书具有给付货币、物品、有价证券内容；其二，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债权人和债务人对债权文书有关给付内容无异议；其三，债权文书中载明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务人原意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③

（三）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的效力

《公证法》第38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未经公证的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依照其规定。"

法律行为成立要件的效力是指，公证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有关事项产生法律效力的必备要件，未经公证，该事项不具有法律效力。具体主要包括三种情形：

1.法律明文规定的一些法律行为必须办理公证，否则就不发生法律效力，其中法律规定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条例等。这些法律行为是法律明文规定必须要进行公证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4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没有住所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委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或者其他人诉讼，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寄交或者托交的授权委托书，应当经所在国公证机关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或者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定的证明手续后，才具有效力。"

2.国际规定，即根据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或双边协定的规定某些事项必须办理公证④，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依照国际惯例、国际条约或双边协定，在国外使用的某些文书，必须经过公证机构的公证才能在使用国生效，这主要体现了公证文书的域外效力。如出国留学所需要的学历证书、亲属关系证明、出生证明等文书，都必须办理公证。

3.当事人之间约定，即当事人互相约定的某种法律行为必须办理公证，否则也不产生法律效力。这充分体现了民法领域的意思自治原则，在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前提下，完全尊重当事人的个人意愿。法律仅规定一小部分法律行为必须进行公证才能产生法律效力，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当事人出于严谨的态度，往往也会就法律未作强制性规定的某些事项达成办理公证才生效的约定，此时公证就成为该法律行为必备生效要件。

三.公证效力的实现及其保障

公证制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中起着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保障权益的重要作用，而以上作用的发挥正是靠其效力来体现的。因此，为了有效保证公证制度作用的发挥必须采取采取适当措施来促进公证效力的实现。

（一）完善公证相关法律法规

我国现行《公证法》将公证效力和公证文书效力的概念混为一谈，笼统的将公证文书的效力这一微观表达等同于公证这种宏观制度的效力。这容易导致概念区分不清、效力内容冲突的现象，不利于公证效力的有效发挥。对此，我国可以参照其他国家尤其是公证制度极其完善国家如法国的做法，没必要对公证效力做具体规定，仅需在《公证法》中对其做一个概括性规定即可。而至于公证文书的效力，更没必要在法律中做统一规定。因为公证事项种类繁多，公证机构所出具的公证文书自然也是各不相同，不同的公证文书所产生的效力也不尽相同。因此可以将不同公证文书的效力零散的规定在不同的法律之中，这样的安排既合理界定了公证效力和公证文书效力的概念，又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公证整体效力和公证文书具体效力的冲突，有利于公证效力的实现，进而促进公证制度的深入发展。

（二）加强管理体制建设

我国实行公证协会行业自律管理与司法行政机关监督管理的"两结合"管理体制⑤，其中公证的自律管理，就是指公证协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的执业管理。但目前我国公证制度发展还不完善，公证协会的管理也存在一定问题。为此，首先要加强公证协会自身建设：其一，加强公证协会内部人员建设，严格将公证协会的门槛限定在公证员之列，不断对公证员进行职业培训，努力提高专业素养；其二，优化公证协会的组织机构，各机构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合理处理公证协会的日常事物。此外，还要发挥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作用，如审批颁发公证执业证书、监督实施公证组织章程的实施，但行政机关对公证的管理仅限于监督管理，不得对其进行非法干涉，从而确保公证活动的独立性及其公信力。

（三）加大公证制度的宣传力度

我国公证制度的发展历史较短，人们对其知之甚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公证效力的发挥。为了改变这种现象，应当加大对公证制度的宣传力度，普及公证有关知识，使人们了解公证、运用公证，从而确保公证效力的自觉实现。如在大学课堂上开展公证制度有关课程、在进行普法进社区时活动时大力宣扬公证法律法规、公证机构和公证人员借助一定的媒介或手段宣传其义务活动等。

四.结论

公证效力作为公证制度的生命之所在，在保障公证制度的职能发挥和价值彰显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现行《公证法》对公证效力的规定，虽然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之处，但随着公证法律法规的完善，以及公证事业的不断深入发展，公证制度必将为更多的人所认识了解，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而公证的效力也将得到发展完善及充分体现。

注释：

①李璞娜 《公证法律效力研究》 牡丹江大学学报 第20卷第8期 2011年8月

②宋永洁《论公证的效力》黑河学刊 2012年07月总第180期第07期

③《公证程序规则规则》第三十九条

④宋永洁《论公证的效力》黑河学刊 2012年07月总第180期第07期

⑤董振英：《公证员应在公证工作中加强判断能力》法制与经济（中旬刊）2011年12期

参考文献：

[1]赵殿中.公证效力的实现及其保障.中国司法.2004年2月

[2]黄炜.关于我国公证效力的解析.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5期

[3]张艳.浅谈我国公证效力的发挥.法制与社会.2011年12月

[4]郑锋钢.浅谈我国公证效力的发挥.商品与质量.2012年3月刊

[5]吴奕晗.浅析公证的证明效力.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7期

[6]李颂银.公证法律效力研究.中国司法.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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