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范文
时间：2023-11-26 21:26:56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篇1
【关键词】量刑规范化；必要性；《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融合
1.引言
自2003年江苏省姜堰市人民法院展开对量刑规范化的探索以来，这一改革便引发许多关注。2008年，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初步试点工作展开，福建省厦门市等4个中级人民法院及北京市海淀区等8个基层人民法院成为试点单位；2009年最高法扩大试点工作，并考虑在原试点单位扩大试点罪名的范围；这些都为下一步在全国法院扩大量刑规范化范围做好准备。许多人质疑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但从司法现状及2010年10月1日开始在全国法院开始适用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内容看，量刑规范化并非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是一种完善。
2.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必要性
量刑在本质上是一种司法决策活动,是法官对个案进行分析、判断并最终以定量的形式决定对犯罪人适用的刑罚的思维活动。而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量刑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重定罪、轻量刑。我国刑事立法偏重定罪问题，对量刑的界定较模糊，操作困难。从司法实践来看，法官受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指引, 普遍重视案件事实采信和性质认定；量刑方面则凭借自己对法条的理解和办案经验，在综合评估犯罪事实和量刑情节的基础上估量出所要判处的刑罚，不存在量刑建议的空间，属于一次完成型。
第二，法官适用自由裁量权的差异。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条的规定多数较为模糊，以求能包容更多不同案件，所以法官经常面临自由裁量。但是法治水平和法官素质的差异，现实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屡见不鲜，引发了民众对法律的质疑。
第三，法官司法裁量的运作过程透明度较低。我国的刑事庭审模式已从纠问式变为控辩式，但控辩双方往往集中于定罪事实证据的质证、辩论，极少就量刑问题展开针对性辩论，合议庭的认证过程、量刑理由更是难以公开说明。另外，裁判文书比较简单、模糊，没有必要的判决理由，缺乏说服力。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是为了适应现实中千差万别的案件，避免用僵化的法律和机械的思维处理不同的案件，但上述问题的出现也说明自由裁量权应该有限度，否则司法无法实现真正的公正。
3.《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体现二者的融合
2010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印发《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标志着量刑规范化改革在全国法院的开展。通过分析这一指导意见的内容，可以看出其中体现的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尊重，而这正是对二者相互融合关系的充分说明。
3.1 量刑的基本方法――立足司法实践，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相关
量刑的基本方法中基准刑的确定一直是争议焦点之一，基准刑是在排除任何量刑情节，在犯罪既遂状态下适用刑罚的参照点，它是法官判断某一犯罪应适用刑种及刑罚量的初始点。
指导意见中对基准刑的确定源于对大量司法实践的分析和总结，许多试点单位通过分析大量的审判案例，以归纳的方式系统地总结了法官自由裁量权适用经验，提取其中合理的内核，得出科学的量刑规律。而作为样本的案例其实蕴含着各地法官多年来理性的价值判断，体现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此在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确定基准刑的方法并没有抹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而是另一种理性的坚持，其实质是以法院集体的、抽象的量刑自由裁量来限制法官个体的、具体的量刑自由裁量，是一种更为规范意义上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
3.2 量刑的具体化――总结实践，幅度化比例指标，尊重必要的法官自由裁量
基准刑确立后，个体的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仍然具备可能性和必要性，指导意见中对不同量刑情节下调整基准刑的方法做了较为可行的规定，包括对量刑情节的列举，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原则，情节之间的调节比例，数罪下的量刑方法等。
指导意见对于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常见犯罪的量刑，均以一定幅度的形式出现，因此，在实践中法院仍可以在幅度范围内进行自由裁量，以满足实践中千差万别的案情需要。如盗窃罪按犯罪数额的不同，分别确定不同的量刑起点，“达到数额巨大起点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然后根据盗窃数额、次数、手段等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如果是盗窃近亲属财务则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另外，这一指导意见是量刑建议，非强制实施，意见中也声明“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结合当地实际，对常见量刑情节及其他尚未规范的量刑情节，以及常见犯罪的量刑起点幅度、增加刑罚量的具体情形和各种量刑情节进行细化，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这仍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尊重。
4.结论
自由不代表没有任何限制，规范也不代表不予自由一丝余地。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量刑规范化体现着对自由裁量权的尊重，从改革的过程到形成的指导意见的内容看，都没有顾此失彼，反而改革的出发点和成果都源于自由裁量得出的实例，即便是以后的调整，也是依据司法工作的实际情况。所以，量刑规范化不会抹灭法官应有的自由裁量权，辨析两者间相互融合的关系，能为中国特色量刑指南的真正形成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创造法律环境，从而将司法努力的方向更多地集中于如何使得量刑更加科学化，而不是停留在否定和质疑是否应该进行这一改革上。在此过程中, 随着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逐渐规范、透明,法官司法能力将极大提高, 量刑规范化终将推动整个刑事法制的完善、法治的进步。
参考文献：
[1]臧冬斌.量刑规范化与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衡平[J].河北法学,2007,12.
[2]张桂林,吴晓蓉.浅论量刑规范化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J].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9(3).
[3]汤建国,张桂林.中国特色的规范量刑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A].量刑规范化理论探要――全国量刑规范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3.
[4]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印发,2010-9-13.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篇2
关键词量刑改革自由裁量和谐社会
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www.133229.cOM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二)电脑量刑
2004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院实行“电脑量刑”。法官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具体刑期。这在我国量刑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电脑量刑”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科技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电脑量刑”时,不进行任何观点考虑,只以刑事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能够严格依法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的怪象。但“电脑量刑”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电脑只具有储存、运算的逻辑功能,只能代替法官的部分工作,无法完全替代法官的经验,对某些十分复杂的案件也无能为力。同时,“电脑量刑”仍然由人来输入有关量刑数据,法官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仍然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关系案”和“金钱案”的发生。最后,有些法院盲目推行“电脑量刑”,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完全放弃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法官的懒惰情绪和依赖心理日益增长,法官素质江河日下。
(三)实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和量刑公开
22010年3月15日,广西自治区高院组织全区有关试点法院、桂林市中级法院、桂林市检察院和灵川县政法委、人大、公安、检察、司法、妇联等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士,灵川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村群众100多人,在灵川县法院参加一次量刑规范化试点的庭审,观摩法官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完成一起盗窃案件的审理和宣判,并且做到了定罪和量刑公开透明。截至目前,灵川县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共审结160件刑事案件,抗诉率为1.25%,上诉率为5%,上诉维持率达100%。实施量刑规范化制度后,所审判刑事案件的抗诉率、上诉率大大降低,没有出现上访案,充分反映了审判案件质量高、认同度高。由此可见,实行量刑改革公开制度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量刑公开也有其缺点。实行量刑公开制度,媒体势必会介入,媒体通过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一旦在定罪量刑活动中考虑了民愤民怜因素,就必然会对现代刑事法治带来危害,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由此可见,量刑公开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三、促进量刑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制定量刑规则
当务之急,我国应由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规则》,各省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变通性规定,上报审批或备案。法官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必须引用《量刑规则》,以说明量刑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些酌定情节进行法定化。例如,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杀人方法并没有限制,如果犯罪分子以一般的杀人方法,和以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其二者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前者和后者仍然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明显轻于后者。因此,二者不可一同概论,应当在《量刑规则》中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制定相应的量刑规则。比如,量刑合理性和法定性原则,给予和制约自由裁量权,以此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
第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当前,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量刑标准仍不明确。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不仅可以使量刑有法可依,避免量刑工作出现捉襟见肘现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制定完善、明确的量刑标准。具体而言,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明确详尽的量刑标准。
(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
定罪与量刑应当分离,即量刑程序应当独立于定罪程序。理由是:
一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法官只重定罪而不重量刑。而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利于法官认识到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的要求。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后才谈得上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如果罪名不成立的话,也就无所谓量刑的问题。定罪与量刑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顺序,即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需要有一个定罪的程序,量刑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刑的程序,否则则难以避免定罪与量刑不分之嫌。
三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量刑不同于定罪的要求。量刑和定罪虽然同为刑事审判阶段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但量刑与定罪却是不同的,影响量刑与定罪的情节也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量刑程序,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如果在定罪阶段提出的话,难免给人多此一举之感,因为其对定罪不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不在定罪阶段提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提了,因为定罪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
(三)推行量刑辩论制度
“量刑辩论”是指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辩论阶段中,公诉机关除对所指控被指控人的犯罪事实、定性、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发表完公诉意见后,也应该对被指控人的量刑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供法庭参考。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也可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量刑辩论”不是游离于法庭辩论之外的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对法庭辩论的增加和细化。它意味着法治的现代化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展开后,更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上的展开,表现出司法理念的进步。
(四)实行判决书说理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审判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司法行为。如有的案件的合议庭笔录只有意见,没有理由,有的裁判文书论理不充分等,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有些案件裁判不公,同时也会给媒体、人民群众实行舆论影响公正量刑“有机可乘”。据此,笔者建议,要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实现司法结果的公开性。即依法要求法官在做成判决书时,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都给出充分、详细且有根据的理由,这样不但可以求得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可以使判决理由明示于公众,有利于全社会司法监督机制的形成,客观上也“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持量刑平衡。
总之,我们一定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对量刑改革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努力使之在伟大的神州之地开出公平的胜利之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均.浅论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的意义.http://law.chinaue.com/html/2008-10-11/20081011095745643041.htm.
[3]黄政.灵川法院实行刑案量刑当庭宣判.桂林日报.2010年3月18日.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篇3
关键词量刑改革 自由裁量 和谐社会
量刑,也称刑罚的裁量,指人民法院在查明犯罪事实、认定犯罪性质的基础上,根据行为人所犯罪行及刑事责任的轻重,依法对犯罪人裁量刑罚的审判活动。量刑是人民法院行使刑事审判权的重要内容,能否规范、科学地行使这项强制性的国家权力,直接关系到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立法目的和刑罚功能的具体实现。但是前段时间,在法院量刑中,不断出现量刑畸轻畸重的情况,为此最高院进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
一、我国法院量刑现状评估与问题分析
(一)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
法官自由裁量权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在法律与事实的基础上依据法律基本精神以及公平、正义等基本法律原则或道德原则在缺乏法律明确指引的情形下,对事实和法律进行裁决的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和正义。然而,由于我国法制体系的不完善、法官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等原因,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现象严重,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规范。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相似的案件,其裁判结果却相差悬殊,有的甚至截然不同,尤其是在刑事领域。
(二)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负面影响及危害
1.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我国刑罚的主要目的是预防犯罪,即通过适用刑罚对犯罪的人进行惩罚改造,预防他们重新犯罪,同时也威慑社会上的危险分子和不稳定分子,抑制他们的犯罪念头,使他们不敢以身试法。而达到这些目的前提就是量刑适当、量刑规范。而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滥用自由裁量权,使不该判刑的无辜被判刑;不该判重刑的,却被判重刑,有的甚至因被错判极刑死刑而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因而也就不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
2.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公正是司法活动的主题,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权运作过程中各种因素达到的理想状态,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然而由于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原因,社会对法院判决往往持怀疑态度,从而造成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下降及影响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
3.不利于判决结果的预测。由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往往不加仔细考虑,不经司法程序,滥用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量刑活动完全是法官的‘内心活动’,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所以,被告人以及辩护或律师对判决结果也就少了几分自信,判决结果往往难以预测。
4.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进入21世纪后,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在量刑不规范、不均衡的影响下,人民和司法机关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加深,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仇官”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有的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
二、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中采取的具体措施与实效
(一)出台相关法律文件
地方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为量刑改革出台了相关法律文件。江苏姜堰市人民法院、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在2003年和2004年出台了《规范量刑指导意见》;2004年6月29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了我国法院系统第一个正式的量刑指导性法律文件《量刑指导规则》;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这些法律文件对量刑改革进行了有效尝试,也取得了一定了成效。但这些法律文件基本上都是在地方一定范围内有效,各地区量刑标准不一,仍然没有形成在全国统一适用的有关量刑改革的法律文件,这既不利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也很难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迫切需要。
(二)电脑量刑
2004年3月,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院实行“电脑量刑”。法官输入案件的具体定罪情节,电脑就能判决出一个具体刑期。这在我国量刑改革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地位,“电脑量刑”是科技的进步,也是科技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具体运用。“电脑量刑”时,不进行任何观点考虑,只以刑事事实为依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能够严格依法量刑,防止出现“同案不同刑”的怪象。但“电脑量刑”不是万能的,其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比如,电脑只具有储存、运算的逻辑功能,只能代替法官的部分工作,无法完全替代法官的经验,对某些十分复杂的案件也无能为力。同时,“电脑量刑”仍然由人来输入有关量刑数据,法官仍然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样仍然很难避免“暗箱操作”的现象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因而也就很难避免“关系案”和“金钱案”的发生。最后,有些法院盲目推行“电脑量刑”,对其顶礼膜拜,几乎完全放弃法官在审判中的重要地位,导致法官的懒惰情绪和依赖心理日益增长,法官素质江河日下。
(三)实行量刑规范化试点和量刑公开
22010年3月15日,广西自治区高院组织全区有关试点法院、桂林市中级法院、桂林市检察院和灵川县政法委、人大、公安、检察、司法、妇联等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士,灵川县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农村群众100多人,在灵川县法院参加一次量刑规范化试点的庭审,观摩法官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只用了1个半小时就完成一起盗窃案件的审理和宣判,并且做到了定罪和量刑公开透明。截至目前,灵川县法院运用量刑规范化制度共审结160件刑事案件,抗诉率为1.25%,上诉率为5%,上诉维持率达100%。实施量刑规范化制度后,所审判刑事案件的抗诉率、上诉率大大降低,没有出现上访案,充分反映了审判案件质量高、认同度高。由此可见,实行量刑改革公开制度还是有一定成效的。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量刑公开也有其缺点。实行量刑公开制度,媒体势必会介入,媒体通过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一旦在定罪量刑活动中考虑了民愤民怜因素,就必然会对现代刑事法治带来危害,影响到刑事司法公正。由此可见,量刑公开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三、促进量刑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制定量刑规则
当务之急,我国应由制定全国统一适用的《量刑规则》,各省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变通性规定,上报审批或备案。法官制作判决书判决书必须引用《量刑规则》,以说明量刑的法律依据。在具体内容上,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对一些酌定情节进行法定化。例如,刑法对故意杀人罪的杀人方法并没有限制,如果犯罪分子以一般的杀人方法,和以极其残忍的杀人方法。其二者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后果,但前者和后者仍然还有一定的区别,前者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及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明显轻于后者。因此,二者不可一同概论,应当在《量刑规则》中作出专门规定。
第二,制定相应的量刑规则。比如,量刑合理性和法定性原则,给予和制约自由裁量权,以此减少相似的犯罪行为人在相似的犯罪中量刑的不一致。
第三,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当前,我国刑法和相关法律文件的量刑标准仍不明确。制定明确的量刑标准,这不仅可以使量刑有法可依,避免量刑工作出现捉襟见肘现象,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因此,我们要制定完善、明确的量刑标准。具体而言,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明确详尽的量刑标准。
(二)定罪与量刑相分离
定罪与量刑应当分离,即量刑程序应当独立于定罪程序。理由是:
一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助于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如果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法官只重定罪而不重量刑。而确立独立的量刑程序有利于法官认识到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定罪与量刑的逻辑顺序的要求。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后才谈得上对被告人进行量刑。如果罪名不成立的话,也就无所谓量刑的问题。定罪与量刑具有一个先后的逻辑顺序,即定罪在前,量刑在后。定罪需要有一个定罪的程序,量刑也同样需要一个量刑的程序,否则则难以避免定罪与量刑不分之嫌。
三是建立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量刑不同于定罪的要求。量刑和定罪虽然同为刑事审判阶段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但量刑与定罪却是不同的,影响量刑与定罪的情节也是不同的。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量刑程序,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如果在定罪阶段提出的话,难免给人多此一举之感,因为其对定罪不产生影响。但问题是如果被告人不在定罪阶段提那些只影响量刑的情节的话,他就没有机会提了,因为定罪后没有一个专门的量刑程序。
(三)推行量刑辩论制度
“量刑辩论”是指在现有刑诉法规定的法庭辩论阶段中,公诉机关除对所指控被指控人的犯罪事实、定性、法定从重、从轻情节发表完公诉意见后,也应该对被指控人的量刑提出公诉机关的量刑意见供法庭参考。被指控人及其辩护人也可就公诉人提出的量刑意见提出自己的观点。“量刑辩论”不是游离于法庭辩论之外的一个新的诉讼程序,而是对法庭辩论的增加和细化。它意味着法治的现代化在司法理念层面上展开后,更进一步在制度层面上的展开,表现出司法理念的进步。
(四)实行判决书说理制度
目前,我国司法审判过程当中还存在诸多不规范的司法行为。如有的案件的合议庭笔录只有意见,没有理由,有的裁判文书论理不充分等,这些行为往往会导致有些案件裁判不公,同时也会给媒体、人民群众实行舆论影响公正量刑“有机可乘”。据此,笔者建议,要确立“判决书说理制度”,实现司法结果的公开性。即依法要求法官在做成判决书时,对事实、证据的认定以及法律适用都给出充分、详细且有根据的理由,这样不但可以求得当事人对判决结果的认同,也可以使判决理由明示于公众,有利于全社会司法监督机制的形成,客观上也“制约”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保持量刑平衡。
总之,我们一定要在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对量刑改革进行不断的探索和创新,努力使之在伟大的神州之地开出公平的胜利之花!
参考文献:
[1]马克昌主编.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2]马均.浅论坚持司法为民确保司法公正的意义.http://law.chinaue.com/html/2008-10- 11/20081011095745643041.htm.
[3]黄政.灵川法院实行刑案量刑当庭宣判.桂林日报.2010年3月18日.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篇4
难免治标不治本
最高法院为解决“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努力,有目共睹。
2010年10月1日,《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将全面试行,最高法院推行多年的量刑规范化改革由此全面铺开。
不出意外,一份名为《关于加强和完善案例指导工作的若干意见》亦将于10月获得最高法院审委会通过。最高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透露,这份被称为中国“判例法”制度的案例指导制度业经最高法院推动多年,其出发点即在遏制“同案不同判”现象。
中央政法委、最高法院等机构如此重视“同案不同判”现象,与涉法涉诉激增有关。9月16日,在全国法院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王其江表示,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试点法院刑事案件上诉率、抗诉率、上访率普遍大幅度下降,反向上升的则是当庭认罪率、调解撤诉率、退赃退赔率、当庭宣判率和服判息诉率,有力推动了社会矛盾化解。
然而,“同案不同判”的根源在于司法不独立,以及由此造成司法公信力下降。出发点在于“维稳”的众多措施难免治标不治本。加之缺乏缜密规划,相互之间难免有抵触、矛盾之处。
“同案不同判”现实
“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已困扰司法实务界多年。
“同案不同判”,如同样是酒醉驾车案,成都孙伟铭醉驾案,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醉酒驾车致多人伤亡的三门峡肇事案司机王卫斌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同罪不同刑”,以盗窃金融机构为例,广州的许霆被判有期徒刑五年,而云南的何鹏获刑无期,服刑八年后经最高法院改判得以释放。
民事案件中这类现象亦非常突出。最高法院副院长万鄂湘曾举例:“一辆汽车存在一个停车场里面,出来以后车不见了。停车场到底该赔多少钱?”将停车行为视为一个保管合同,那就判赔车价;将停车行为认定为租赁合同,则判赔几块钱的停车费,二者别如云泥。
中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案件多样,是最高法院论及“同案不同判”现象常常强调的背景。在主持量刑规范化工作的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看来,刑事案件中“同案不同判”现象出现原因复杂。
从立法来看,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比较宽泛,使得法官难以准确量刑;从司法实践来看,量刑程序的缺失也影响到了量刑事实的查清、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最终影响到量刑的公正性和司法公信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则表示,“同案不同判”根源之一在于中国的刑事审判中,定罪和量刑程序不分,造成的“重定罪轻量刑”的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对定罪的重视伴随着对影响量刑的一些情节和因素的忽略。
此外,目前的诉讼模式中,控辩双方无法在量刑上形成对峙,从而影响了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性。陈卫东教授表示,司法实践中,中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当大。一是刑法规定的量刑幅度很宽泛,二是控辩双方无法在这个量刑过程中发表意见,没有对法官的制约。
然而,“同案不同判”现象如此突出,还与司法权威的丧失有关。一位学者认为,正是由于司法权威不足,在“维稳压力”下,“同案同判”成为最高法院乃至中央政法委的追求。
电脑量刑歧路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下称《量刑指导意见》)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分别从程序和实体上规范量刑。在实体方面,将量化引入量刑机制,确立“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规范法官裁量权;在程序方面,引入量刑建议,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其中,独立量刑程序的建立被认为是最大亮点。根据上述两个意见,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比如,在法庭辩论阶段,审判人员引导控辩双方先辩论定罪问题。在定罪辩论结束后,审判人员告知控辩双方可以围绕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发表量刑建议或意见,并说明理由和依据。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亦将得到保障。根据两个意见,检察机关的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其中包括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刑罚幅度、刑罚执行方式及其理由和依据。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瑞华看来,独立量刑程序的建立意义在于,通过检察建议和量刑答辩制度,在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使量刑过程公开化,从而制约极端案例的出现。
《量刑指导意见》明确了未成年犯、未遂犯、自首、立功等14种常见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幅度,选择了常见、多发的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抢劫、盗窃、等15种犯罪进行规范。
由于《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过于细致,其确立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备受争议。有学者称,这种机械化、计算器化的思路,显然是为电脑量刑铺路。事实上,现在已有法院为量刑规范开发了电脑辅助量刑系统。有学者称,“这简直是误入歧途。”
对此,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回应称,电脑辅助得出的宣告刑可以有效避免相似或相近案件的量刑出现大起大落。现代科技为办案工作,尤其是量刑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应该进一步为法官办案提供方便,提高办案效率。
一面是电脑辅助量刑系统的机械化操作,一面是庭审上控辩双方你来我往的量刑辩论,二者如何结合,仍需在实践中摸索。
“判例法”瓶颈
解决“同案不同判”现象,另一条思路在于案例指导制度的完善。所谓案例指导制度,即最高法院通过相关案例来指导各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其另一个指导各级法院审判工作的方式,是司法解释。
根据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周道鸾的介绍,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由来已久。建国初期,由于民法、刑法、诉讼法等法律尚未颁布,法院判案主要不是依据法律,而是依据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总结案例成为最高法院的重要工作。
1985年之前,最高法院通过内部文件下发案例。1985年,最高法院创办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这是其对外公布重要法律、司法解释、司法文件、典型案例和其他有关司法信息资料的法定刊物。《公报》的案例有两种,一种即案例,一种是裁判文书选登。
在2005年,最高法院“二五改革纲要”第一次以文件的形式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要求发挥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作用,以克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随后,最高法院副院长苏泽林领队的起草组开始调研。2009年,一份30余条的专家建议稿问世,其中规定:当事人及其人提出指导性案例,而法官认为不适用,应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二审法院发现下级法院判决与指导性案例相违背的,要改判案件;下级法院认为不适用指导性案例,应逐级上报至最高法院最后定夺;故意规避指导性案例的,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这份建议稿遭到各方反对,被认为具有照搬西方判例法的倾向。此后,在中央政法委的介入下,案例指导制度虽几经周折,最终有所突破。8月15日,主持该项工作的最高法院副院长苏泽林在“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构建与应用”研讨会上长舒一口气:“中国的案例指导制度目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首先是统一了思想,原来司法界可能对案例指导与法律的关系还有一些不同看法,但现在思想障碍已经没有了。”
据了解,所谓“思想障碍”,指的是关于“法官造法”的争论。作为受大陆法系影响至深的国家,中国的司法体系与英美司法体系有极大不同,其中重要的区别在于,英美法系中具有“遵循先例”的传统,即后来的审判要遵循先前的生效判决的法理认定和法律规范。这意味着,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判例,即是“法官造法”,而这很难被主流的学界和实务界接受。
为此,将出台的案例指导制度主要为一些概括性、原则性条款,而具体的“案例指导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这个制度要不断深化、不断扩展,最终构建起来还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苏泽林在会上说。
在中国政法大学到副教授王建勋看来,案例指导制度要发挥作用,一个重要前提是,各级法院的各类裁决应当公开。据了解,目前各地法院零星有一些裁判文书公开,如张立勇任院长的河南省高院组织的“判决书上网”运动。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裁决文书公示并无制度安排,一些重大案件的裁决文书甚至被有关方面刻意“保密”。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篇5
一、量刑监督现状
量刑监督是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依据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权，以法定的标准、程序和方式，对审判机关量刑权的行使进行检查、评议、督促，以促进量刑公正的活动。量刑监督在性质上属于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范畴。
在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刑事审判监督是一项薄弱环节。根据2012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全国检察机关在2011年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5346件，对刑事审判中的违法情况提出纠正意见8655件次。尽管此数据与之前相比有所增长，但绝对数量仍偏少。
在刑事审判监督中，与定罪监督相比，量刑监督又是相对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对法院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重心放在如何准确定罪上，而对量刑活动很少监督。对量刑监督的现状，一学者的概述具有代表性：“由于对量刑观念的误解以及其他司法机制上的缺陷，当然，也因为法院量刑活动的‘秘密性’，导致了量刑监督的不可能性。……简言之，对量刑的监督效果式微。”①
二、量刑监督效果式微的原因分析
（一）观念问题
在量刑规范化改革以前，由于我国没有确立专门的量刑程序，“重定罪，轻量刑”成为我国刑事审判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定罪与量刑合一的模式中，量刑程序过于粗糙，甚至虚化，无论是控辩双方还是法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定罪方面，因为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定罪问题如果无法解决，量刑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之前花在量刑方面的功夫也就白费了。这是定罪与量刑合一模式难以避免的缺陷。当前，虽然量刑规范化改革使量刑在庭审中的分量加重，但由于量刑信息采集等相关制度未能及时跟进，量刑在刑事审判中仍居次要位置。
定罪与量刑都是刑事审判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如果只是定罪准确而量刑不当，依然会损害司法的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副主任蒋惠岭，曾参与起草最高法院“一五改革纲要”、“二五改革纲要”等，他在接受记者关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采访时指出：“过去我们的刑事审判活动侧重定罪，忽视量刑，但实践中有90％的刑事案件都是认罪的案件。在如此大比例的案件中，‘定罪’并不是审理环节中的重点，而被告人最关心的是，他们会在监狱里呆几年。”遗憾的是，被告人最关心的量刑问题，在我们的刑事审判活动中，却通常被冷落。
（二）立法的不完善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健全的立法保障极其重要。尽管量刑监督有充足的法律依据，但从司法实践反映的问题来看，量刑监督的立法缺陷是客观存在的：
一是缺乏统一、量化的量刑标准。由于我国刑法对罪刑关系的设置不尽合理，法定刑幅度过大，犯罪构成定量要件与法定刑设置定量化不足，这使检察机关难以判断法官的量刑是否存在偏差或不公。由于评判标准不一，主观感受各异，就会出现检察机关认为量刑不当而法院却认为量刑适当的争执情况，甚至在检察机关内部案件承办人之间、上下级之间也难以取得一致性意见。可以说，量刑标准的缺乏是检察机关进行量刑监督的实体性制度障碍。①
二是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抽象，不利于操作。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此规定是一条抽象性规定，其赋予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权，从立法技术角度考虑，理应在随后的篇章中安排相关具体条款予以落实，以便于操作、执行。但至少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相应的落实条款严重缺乏。检察机关具体享有哪些监督权力，监督范围包括哪些，对法院二审不开庭的案件、自诉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以及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案件等不同类型的案件应如何开展检察监督，这些监督权行使的具体程序是什么，法院应承担哪些义务配合检察机关的监督，如违反这些义务应承担怎样的后果，等等，这些规定的缺失，使检察机关的刑事审判监督权如“空中楼阁”，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三是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贫乏、软弱。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量刑监督的手段只有两种：提出纠正意见和抗诉。对于“纠正意见”，依据相关司法解释，检察机关对违反法定程序的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应当在庭审后提出，这使本身无强制力的“纠正意见”影响力被进一步削弱。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为避免“纠正意见”受到忽视的尴尬局面，很少对庭审活动提出纠正意见。如此，量刑监督主要依赖的手段就是抗诉。刑事抗诉虽然能产生一定的法律效力，如二审审判必须开庭审理，但抗诉以后案件的终局裁判权仍然为法院所掌握，基于当前法院系统行政化现象严重的背景，我们对抗诉也不敢寄予过高的期望。近几年，全国检察机关每年提起抗诉的案件才3000多件，反映了抗诉权不良运行的现状。
四是缺乏关于量刑程序的规定。长期以来，量刑程序缺失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大缺陷。没有量刑程序，法庭查明量刑事实的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公诉人、当事人、辩护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充分参与量刑的权利未得到充分保障，量刑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大打折扣，量刑成为“暗箱操作”的产物，其公正性令人质疑。由于量刑程序缺失，控辩双方无法充分表达关于量刑方面的意见并进行辩论，法院的判决书也不说明量刑裁判的具体理由，检察机关无法确切了解法官量刑的过程和依据，量刑监督难以开展。今年修改的新刑事诉讼法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增加了量刑的内容，实践效果值得期待。
（三）司法实践中的障碍
实践总是复杂多变的，虽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得到了宪法确认，但其对法院的量刑监督在实践中并非一帆风顺，总是遭遇各式各样的问题、障碍。
一是受检察机关内部考核机制的制约。绩效考核是行为的指挥棒，目前检察机关内部考核机制对诉判一致的追求，如要求无罪判决率、变更率不得高于一定比例，影响了检察机关量刑监督的积极性。以某市检察机关为例，其考核下辖基层检察院公诉工作时，“诉讼监督情况”标准为：“1件提出抗诉的案件获市院支持的，得3分，每多1件加2分，中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改判的，每件加1分；对审判活动违法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或检察建议等，每次得0．5分，被采纳、纠正的，再加0．5分。区院提出抗诉而市院撤回的，每件减0．5分。”据此标准，审判机关是否采纳检察机关的监督意见对案件加分有重要影响。此外，由于区院提出抗诉而市院撤回的需扣分，在当前证据采信标准无法统一、法条在适用中存在争议的情况下，该标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基层检察院对法院量刑提起抗诉的热情。有些检察机关为在考核中取得好名次，在没有胜诉把握的情况下不敢抗诉，在与法院存在争议时不敢坚持己见，使审判监督权被虚置。
二是法院系统内部案件请示制度的影响。人民法院上下级之间本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但在司法实践中，下级法院为避免案件被改判或发回重审影响业绩考核，往往对拟判无罪案件或检察院可能提出抗诉的案件，在请示上级法院后再正式做出判决。如此，即使检察机关提出抗诉，也得不到上级法院的支持，事实上使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流于形式。为纠正这种上下级法院间长期以来存在的非正常关系，201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上级法院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范围与方式，并对案件请示做法进行诉讼化改造。但是，案件请示制度实际根源于法院系统的行政化管理问题，这不是最高人民法院一份短短十条的规范性文件所能解决的问题。
三、建议从实体、程序两方面构建量刑监督制度
要有效解决量刑监督存在的问题，解决办法应当是有针对性的。我们先对量刑监督的问题进行一番梳理：从宏观上看，检察机关内部的考核机制、法院系统的案件请示制度等均是司法体制行政化的体现，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监督手段贫乏软弱则反映了相关立法不完善的事实；具体到量刑监督领域，缺乏统一、量化的量刑标准属于实体上的问题，缺乏独立的量刑程序则是程序上的问题。
量刑监督宏观上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非司法系统自身能解决，限于篇幅，本文主要考虑量刑监督具体的问题。量刑监督实体标准、量刑程序等中观的问题是近些年来司法系统量刑规范化改革着力推进解决的问题。
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思路是清晰的，最高人民法院主管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副院长熊选国指出：“要实现量刑公正，必须实体和程序的改革同步推进。”①笔者也主张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推进量刑监督制度的全面构建：
（一）实体方面
1．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统一的量刑标准
对于量刑监督的实体标准，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是：法院系统的量刑实体标准与检察系统的量刑监督实体标准是否应当统一？如果不统一，如何协调二者之间势必存在的矛盾？如果统一，应当由哪个主体以何种形式统一后的标准？笔者以为，法院系统的量刑实体标准与检察系统的量刑监督实体标准应当统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理由如下：首先，法院系统的量刑实体标准与检察系统的量刑监督实体标准均是对量刑适用的量化、具体化，目的都是为了规范法官量刑裁量权，没有必要制定两套标准。如果两套标准不统一，二者之间必然存在不同之处，司法实践中检法两家因量刑标准问题相互冲突的场面难以避免，势必造成司法人员无所适从，使法律权威受到影响。因此，对于量刑是否公正的评判，应当只有一套标准，笔者姑且将其称为“量刑标准”，该标准将同时作为法院量刑和检察院开展量刑监督的客观实体依据。
其次，统一后的量刑标准应当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原因是：（1）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而量刑标准显然超越了“法院审判工作”的范畴，其不仅仅是法院量刑的根据，也是立法机关、检察机关、舆论媒体、社会大众等广义上的监督主体开展量刑监督的根据，因而量刑标准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进行司法解释的范围；而且，如果量刑标准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监督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量刑标准的行为？这基本上是难以完成的任务。（2）由于量刑标准属于“犯罪与刑罚”事项，关系公民人身自由，根据我国《立法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立法权应当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3）为具备可操作性，量刑标准必须非常具体，且需随司法实践的发展而时常变化，无法满足立法稳定性的要求，因而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以立法的形式制定也不合适；因量刑标准是刑法分则量刑情节和犯罪事实的量化，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刑法法定刑的具体适用，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出台就不成问题。
事实上，在美国，闻名世界的量刑指南也并非由法院一家制定，而是由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学者等成员在内的量刑委员会制定。在我国，也有学者呼吁，成立以法院为主导，检察机关、专家学者为参与主体的全国性规范量刑指导机构如“量刑指导委员会”，负责汇总各地检法两院上报的量刑材料，对刑罚运用情况开展实证分析，从而在法定刑幅度内确定抽象个罪的量刑基准，同时作为量刑和量刑监督的参考标准。①笔者以为，在我国现行体制下，成立一个类似美国的“量刑指导委员会”可行性不大；鉴于量刑标准并不具有立法性质，且需随社会形势变化在较短时间内更新、变动，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解释的形式则较为适当。具体而言，考虑到法院对量刑活动的主导作用，可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主办，最高人民检察院协办，经多方协商、论证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定、。当前，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已在全国试行，待其成熟后可由两高会商再报全国人大常委会。
2．深化量刑方法改革
应当肯定，当前最高人民法院开展的量刑方法改革方向是正确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符合量刑规律，比较科学，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易于司法人员掌握，经试点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量刑方法改革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有待于逐步完善。
（1）绝大多数事实和情节没有量化《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只对部分事实和情节进行了量化，绝大多数事实和情节没有量化，仍然需要适用传统的量刑方法作出判决；并且，《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只适用于15种常见犯罪，而且只适用于这些犯罪中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部分，对于其他案件均不适用。这表明，我国的量刑方法改革才刚起步，大多数事实和情节需要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量化。建议条件成熟的法院先行扩大试行的犯罪和刑种，对更多事实和情节进行量化，为逐步深入、全面解决量刑问题积累经验。
（2）量化标准的法律效力问题目前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仅是指导性的，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不具有法律效力，仅供法官量刑时参考。随着试行的逐渐深入，待条件成熟后，应当以立法解释的形式赋予量化标准法律效力，使其具备强制性，以迫使法官尽快转变量刑思维和习惯。美国在量刑改革过程中，其《量刑指南》也经历了从强制性适用到只需参考、咨询的过程。笔者以为，尽管美国现在的《量刑指南》不具有强制性，但不意味着其当初的强制性适用是没有意义的。正是这种强制适用，美国法官的量刑思维与习惯才被快速转变。应待这种转变基本完成后，再根据情况取消《量刑指南》的强制性，以保障法官的量刑裁量权，体现灵活性。我国法官的素质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更应赋予量化标准法律效力，以维护改革成果。
（3）“三步骤”量刑过于理想化根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法官在量刑时按照“三步骤”进行：第一步，确定量刑起点；第二步，确定基准刑；第三步，确定宣告刑。这种步骤是否科学值得商榷，因为犯罪事实是一个完整的事实难以切割，人的思维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难以简单分步，按照“三步骤”进行量刑，过于理想化。举例而言，《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的量刑起点是一个幅度，如故意伤害致一人重伤的，可以在三年至四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该幅度内，究竟确立多长时间的有期徒刑为具体的量刑起点，则需由法官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确定。但问题是，法官在确定量刑起点时，很难按照设想理想地仅仅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来考虑，由于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紧密相连，法官往往会根据全案事实给自己留下的整体印象来确定量刑起点，这就会造成对同一情节的重复评价，导致量刑不公正。
3．完善刑情节适用
（1）量刑情节同向竞合时，量刑适用结果可能为零或者负数在理论上，以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基本方法适用量刑情节，可能出现量刑结果为零或者负数的情况。
当一个案件中从宽情节很多，且调节幅度较大，相加起来等于或超过1时，量刑结果为零或者负数的情况就出现了。《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为避免这种情况，另行规定了优势情节优先调节法，虽然此法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此种情况的出现，但在理论上，量刑结果为零或者负数的情况仍然可能发生。
（2）量刑情节调整刑期的比例过大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一大创新就是对量刑情节进行量化，并以量刑情节调整基准刑。但根据一学者的调研，《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对量刑情节规定的调整比例不太合理，有的幅度过大，为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提供了新的“合法性”基础。① 的确，以未遂犯为例，《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于未遂犯，综合考虑犯罪行为的实行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犯罪未得逞的原因等情况，可以比照既遂犯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下。再如未成年犯，《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50％。类似这么大的幅度，给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与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初衷背道而驰，应予改进。
（二）程序方面
今年修改的新刑事诉讼法在法庭审理程序中增加了量刑的内容，其第193条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这是近些年我国司法系统坚持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成就。
同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量刑程序的构建、完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必须加快推进：1．量刑信息采集制度量刑程序改革的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控辩双方的有效参与，而这种参与主要表现在双方提出了很多可供法庭审断的量刑信息，尤其是那些案卷中所不包含的量刑信息。但在当前，改革后的量刑模式并没有为法官带来更多的量刑信息。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控方量刑信息较为匮乏。公诉案件中，公诉人主要从侦查机关移送的案卷中了解案件信息，但由于侦查机关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破案，只要其所抓获的犯罪嫌疑人最终被定罪，其任务就算圆满完成，所以侦查机关在侦查中不会去关注、搜集犯罪嫌疑人的量刑证据、量刑情节，这就导致其所移送的案卷中量刑信息较为匮乏。到审查阶段，尽管有时公诉人会要求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但该侦查一般是为了补充、完善犯罪证据，很少补充收集量刑信息。因此，公诉人在提起公诉时所掌握的量刑信息是较为有限的，一般仅包括自首、立功、退赃、悔罪态度、赔偿被害人损失、未成年人、在共同犯罪中充当的角色或所起的作用等信息。
而关于被告人的家庭状况、在学校的表现、犯罪原因、以往劣迹、心理生理状况、社会关系、财产状况、再犯可能等方面的量刑信息，基本上从公诉方是难以获得的。
其二，辩方搜集量刑信息具有较大的局限性。由于很多辩护律师系受指派承担法律援助，报酬相当有限，其没有积极性花大精力去开展庭外调查、搜集量刑信息，他们一般只对公诉方提出的量刑情节提出辩护意见。
在被告人自己委托辩护律师的案件中，辩护律师搜集量刑信息的积极性相对会高一些，但问题是，辩护律师的庭外调查显然服务于被告人的利益，难以具备客观性和中立性，所提交的量刑信息法官也只能将信将疑。
量刑信息的可靠、全面极其重要，为此，建议借鉴英美法系的“量刑前报告”制度，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量刑社会调查报告制度。“量刑前报告”由设于法院内部的缓刑官制作，其内容非常丰富，如英国的“量刑前报告”包括前言（犯罪者的基本信息）、介绍（报告的信息来源）、对犯罪的分析（含犯罪原因分析、犯罪结果评价）、与犯罪者有关的信息（犯罪者个人和社会背景）、再犯可能性、结论（量刑建议）。由于缓刑官与控辩双方没有利害关系，其所作的“量刑前报告”通常会受到法官的重视，甚至被直接作为量刑判决的事实根据。
在我国，受司法资源限制，由法院开展量刑社会调查是不现实的，建议司法行政部门下设一独立、专业的社会组织开展量刑社会调查，由政府财政出资购买其社会服务。
2．量刑程序采用规则
定罪与量刑是两种不同的诉讼活动，定罪程序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量刑程序则是在确定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基础上裁量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刑罚，二者在性质、目的、任务上有很大差别，应当适用不同的证据规则，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具体而言，在证明标准上，定罪必须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规则，但量刑则适用高度的盖然性规则即可；在证明方法上，定罪应当遵循严格证明的规则，而量刑则遵循自由证明的规则；在证据排除规则上，由于量刑无须遵循无罪推定原则，在定罪程序中必须严格遵守的许多证据排除规则，在量刑程序中都可以突破，如在美国许多州，量刑中法官的信息来源几乎没有限制，在定罪程序中不允许使用的传闻证据、品格证据等，在量刑程序中都允许使用。
在我国传统的诉讼程序中，定罪与量刑程序不分，没有独立的量刑证据规则。这就导致对控辩双方提交的量刑证据的证据能力、相关性、证据排除的标准以及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限制性规则。没有这些规则，“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就难以真正建立起来。为此，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结合司法实践尽快研究制定独立的量刑证据采用规则。
3．刑事辩护制度
根据全国律师协会会长于宁在今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上的发言，全国刑事案件律师参与的比例不足30％，有的省甚至仅为12％。因被告人的文化素质、法律修养普遍较低，辩护律师的缺位，一方面导致法庭辩论难以开展，法官难以从被告方处获得有价值的量刑信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辩护律师针对性的“审查”，司法机关办案存在的问题难以被发现。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也将派员出席法庭，若被告人没有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庭审中的控辩失衡将进一步加剧。
律师参与刑事诉讼比例过低的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首先，刑事案件被告人通常经济条件较为困难，无力聘请律师；其次，辩护律师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受限制较多，存在“会见难、取证难、阅卷难”等问题，致使其在刑事诉讼案件中能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不少被告人及其家属都存在“律师请不请都一样”的想法；再次，律师办理刑事案件的风险较高，不少律师因办理刑事案件遭遇牢狱之灾，伤害了律师参与刑事辩护的积极性；最后，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指派律师辩护的案件范围较窄。
当下，较为现实、可行的措施应当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更多、更好的法律援助，增强辩方力量。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篇6
量刑规范化改革成功与否，关键取决于思想认识是否到位。可喜的是，通过试点，各地法院和刑事法官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分歧到共识，从观望到参与，从被动到自觉，从犹豫到坚定，逐步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但是应当看到，目前仍然有不少同志对这项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甚至有一些错误认识，有必要则其要者予以澄清。目的是端正认识，确保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顺利实施。
一、认为“量刑规范化是对刑事审判工作的自我否定”。量刑规范化不但不是自我否定，而恰恰是对几十年来刑事审判工作的肯定和总结。量刑规范化改革所确定的基本思路和主要内容都来源于审判实践，是对长期以来各地所积累的审判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提炼。比如，《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所规定的量刑的基本方法，就是广大刑事法官一贯的量刑思维过程和习惯，符合量刑实际和量刑规律。《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只不过是通过文字形式将法官量刑的思维和过程加以明确起来。再比如，《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所确定的14种常见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和十五种常见罪名的量刑起点，也来源于审判实践经验。而且，经过前期试点证明，确定的这些量刑起点是适当的，符合审判实际。《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所建立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是符合庭审工作实际和庭审规律的。因此，量刑规范化不是对刑事审判工作的自我否定，而是对刑事审判经验的肯定和总结、继承和发展。其目的是将实践经验总结、上升为规范性文件，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从而全面实现量刑的规范化，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认为“量刑规范化是剥夺、限制了法官的刑罚裁量权”。有同志认为，《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对具体罪名的量刑起点幅度和适用各种量刑情节的量化幅度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是剥夺或者限制了法官的刑罚裁量权。的确，量刑规范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缩小了法官的刑罚裁量权的空间，但考虑到案件情况的千差万别，为使判决更加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留给法官的刑罚裁量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比如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60%；拟宣告刑得出后，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还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在10%的幅度内进行调整；调整后的结果仍然罪刑不相适应的，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宣告刑。也就是说，对于个别案件适用一般量刑方法存在明显不当的，指导意见已经做了充分的考虑，是可以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的，不会影响判决的公正性。因此说，量刑规范化不是剥夺或者限制法官的刑罚裁量权，而是给裁量权的行使提供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标准，并且规定了行使裁量权的更加严格的程序。量刑改革实际上是规范法官刑罚裁量权。
三、认为“量刑规范化就是简单的数学运算”。这次量刑规范化改革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定量分析法引入了量刑当中，确立了以“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量刑方法，规定了常见罪名的量刑起点幅度，明确了适用各种量刑情节的量化标准，并且规定了多种量刑情节并存时可以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比例。既有量化的要求，也有综合考量的裁量空间。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数学计算方法，但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加加减减就能得出量刑结果的，量刑仍然是一个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综合分析过程。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不是相互排斥、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统一的关系。定性当中有定量，定量当中有定性，定性不够具体的，定量来弥补，不能或难以定量的，可用定性来弥补，两者没有主次之分，某些方面定量多一点，某些方面定性多一点。而且量化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此，量刑规范化不是简单的数学运算，而是一项需要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才能做好的工作。在量刑实践当中，只有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才能更好地实现量刑公正。
四、认为“量刑规范化就是电脑量刑”。“电脑量刑”是前几年网络上炒作的一个概念，实际上是把量刑问题庸俗化了。有人认为，量刑使用电脑，岂不是电脑取代人脑了，还要法官干什么？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实际上，在改革之初，有的法院借助电脑数据库，为法官量刑提供参考和手段，使法官可以更加全面迅速地了解某类案件的量刑基本情况，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像有人想象的那样，仅仅凭电脑得出的数据量刑。必须强调的是，法官永远是量刑活动的主体，量刑永远是一项高智力的能动工作，电脑永远不可能取代人脑。我们开发量刑规范化办案系统，只是把电脑作为量刑的一种辅助工具，为法官办案提供方便。这好比作家写作也要借助词典等工具书，不能说使用工具书就改变了作家写作行为的创作性质。因此，必须纠正对量刑规范化中使用电脑的错误认识，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为办案工作，为量刑规范化实证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提高量刑规范化的科学技术含量和工作水平，提高办案效率。
五、认为“量刑规范化改革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的是实现量刑的公正和均衡，但公正和均衡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有绝对的公正和均衡。不能认为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就能彻底解决量刑不公、量刑失衡问题。如果以追求绝对公正的理念来引导改革工作，那么将会在许多问题上争吵不休，改革将会走入死胡同。认识到量刑公正和均衡的相对性，在制订、执行量刑规范化的具体规则时，就能避免一些无谓的争议，就能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同时，要客观地认识到，不能过分夸大量刑改革的作用，不可能通过一次量刑规范化改革就能解决量刑当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同时也不能将在量刑规范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其他问题都归咎于量刑规范化改革，更不能因为量刑规范化还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就全盘否定量刑规范化改革。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这种改革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现实的国情下，这一改革的利远远大于弊。我们要客观地辩证地看待量刑规范化改革的利弊，坚定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信心。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现在的量刑规范化改革方案适应当前的时代要求，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发展，现在研究推行的量刑方法、量刑制度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许这些改革措施是多余的。
六、认为“量刑指导意见实践依据不足”。制定量刑指导意见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庞大工程。为了使其具有科学性、可行性、准确性，必须借助现代手段，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为此，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组委托北京大学法学院白建军教授为首的专家团队，对全国各地法院提供的4.5万个案例进行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形成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报告。不仅为量刑指导意见的起草和论证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数据，也是对改革思路、试点文本的科学验证。另一方面，改革的试点工作始终是在积极稳妥地状况下进行的，先是12个试点法院，接着扩展到120多个试点法院。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制定实施细则，为确定量刑起点、基准刑、量刑情节幅度、十五种罪名的量刑标准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还有，这一改革得到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等量刑规范化改革项目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和配合，集中了各家的智慧和经验。可以说，量刑指导意见的制定是有充分的实践依据的。
七、认为“量刑规范化改革会降低审判效率”。这项改革实体上更加注重量刑事实量刑情节的认定和评价，在程序上实现了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这会增加法官在具体个案上的工作量，引发对审判效率的担忧是自然的。但要看到这种改革首先是理念的转变，即树立了定罪与量刑并重的理念，在量刑上多花一些时间是理所应当的。当然，各地法院普遍存在案多人少的突出矛盾，这就要求量刑规范化改革不仅要关注量刑公正的问题，同时也要考虑量刑效率的问题。改革后的量刑方法必须简单明了，容易掌握，量刑程序不能太复杂，量刑标准也必须清楚明确。“两个意见”正是体现了这一原则。试点表明，量刑改革不但没有影响办案效率，而且还提高了办案效率。如广州市白云区法院在试点期间审结刑事案件2857件，同比增长了14.9%，法官人均结案476件，同比增长13.8%。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篇7
论文关键词 量刑建议权 检察机关 公诉权
一、量刑建议权的概念
检察机关享有量刑建议权是国际司法界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都存在检察官行使量刑建议权的事实。量刑建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包括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式等向法院提出意见的诉讼活动，因此量刑建议权是指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或出庭支持公诉时，结合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认罪态度以及社会反映等就被告人应当适用的具体刑罚向法院提出具体意见的检察权，它是公诉权的一部分，属于司法请求权中的刑罚请求权。
二、量刑建议的现实价值
（一）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审判监督职能，提高案件质量
收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后，应当对判决、裁定是否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以及量刑理由、依据进行审查，如果法院判决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出入较大，法院说明的理由不能成立，量刑确有错误时，符合抗诉条件的，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提高了抗诉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办案质量。
（二）有利于强化量刑透明度，提高诉讼效率
由法官在控辩双方就量刑意见辩论后形成内心确信，作出量刑裁判，在判决书中对是否采纳各方意见的依据和理由进行说明和阐述，使被告人明了法院的量刑，减少滥用上诉、申诉权，也使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畸轻畸重行使抗诉权更具针对性，提高诉讼效益。
（三）有助提高司法机关执法水平，进一步落实三项重点工作
将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实质上是在现行刑事审判程序中明确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量刑环节，是我国重要的司法改革成果，通过规范的量刑程序，将对量刑事实的调查和对具体量刑的论证更加突出地置于诉讼程序中，这是公诉工作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对公诉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人要牢固树立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与程序公正相统一、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办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相统一的执法理念，进一步提升公诉队伍素质；通过严格的程序设置，同时约束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通过清晰明了的制度设计和落实，是确保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完善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公正廉洁执法的重要举措，更有助于公众对法院判决的认可度，从而提高司法公信力和权威。
三、量刑建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权威的量刑建议制度规定和统一具体的实施细则
量刑建议权虽已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的一部分被学术界和实务界所认可，但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致使实践中遭遇制度障碍；同时因缺乏指导量刑建议运行的统一具体规则，造成适用中的混乱。其中在学术界、实务界争论较为激烈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性质及适用。有学者认为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不是司法解释，仅是人民法院的内部指导性文件，仅对法院系统内部量刑有约束力，不对外产生约束力，故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时不需要参照。但实践中检察机关大多囿于法院系统的规范性文件，依照法院系统的量刑指导意见确定量刑情节和量刑幅度，片面追求与法院量刑的一致性，使审判监督权不能充分发挥。若不参照执行，又面临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与法院审判有较大偏差时无应对措施的尴尬局面，庭审中更容易出现被动局面，长此下去，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会随之降低，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面临被架空的风险。
（二）量刑建议工作缺乏相关制度措施予以保障
法院是否采纳量刑建议没有保障，缺乏相关的判决说理制度。庭前证据展示制度不够充分，使得量刑建议的提出经常受到突袭证据的干扰。从而影响了量刑建议的准确性和稳定性。量刑建议与抗诉之间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实践中，法院判决的宣告刑基本上都在法定刑的范围之内，并未超出法院的自由裁量范围，很难以判决“畸轻畸重”为理由进行抗诉。因为缺乏法定的说理制度，法院在判决书中对不采纳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不予说明论理；因缺乏量刑建议制度和抗诉制度的衔接机制，在量刑建议不被采纳，法院量刑虽符合法定量刑范围，但量刑确有较大偏差的案件不能得以及时纠正，故检察机关在何种情形下针对量刑行使抗诉权缺少法定的抗诉规格。
（三）量刑情节的检法认定标准不统一
从审查案件的角度看，检察机关更重视主观情节，法院更重视客观情节。如检察机关对与财产犯罪中的犯罪数额以行为时的数额为准，尽量要求行为人对犯罪总额负责，但法院重视退赃数额，可能根据犯罪人的辩解缩减犯罪数额，这也会导致检法量刑的差异；对关键量刑情节的掌控标准看，对于自首、立功等法定量刑情节检察机关把握相对严格，而法院掌握标准则过于宽泛，检法两家对关键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存在差异直接导致双方量刑的不统一。检察机关重视量刑建议和量刑平衡，而法院重定罪，轻量刑，有时可能遗漏某些量刑情节，出现量刑失衡；检法两家的量刑就出现差异。需要相关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认定的标准更加明晰、统一。
四、完善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措施
（一）统一干警思想认识，适应新形势下公诉工作的新要求
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正确理解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转变陈旧观念，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社会主义刑事执法理念，切实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政治效果有机统一，切实将量刑与定罪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深入调研，不断积累经验，借鉴江苏常州市检察院在量刑建议试点中形成的“回头看”机制。同时结合办案工作实际，归纳总结量刑建议的指导经验。通过召开对具体案件量刑建议的分析会，主诉检察官会议等不同方式，加强业务培训，确保公诉办案人员掌握科学量刑建议方法，不断提高执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确保刑事办案质量。并结合以往的判例，对多发性、常见性的案件分析总结，提高对类罪量刑情节、量刑幅度的整体把握，对特殊量刑情节的分析和研判。
（二）完善量刑建议法律的规范体系
综合学界和实务界的观点，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应积极商讨，达成共识，形成规范性意见，对量刑建议制度的具体运行规则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详细规定，制定统一的量刑建议工作实施办法，围绕公诉案件量刑建议的试行范围，对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幅度及审批程序等具体问题规范、完善。为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还要建立、健全检察官量刑建议权行使的监督制度，防止量刑建议权的滥用。笔者赞同根据现行的检察机关领导体制、议事制度以及近年来推行的主诉检察官制度，建立“分级决定”的量刑建议决定程序。可以从三个方面考虑内部审批程序的设置：一是主诉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主诉检察官在授权范围内享有权，故包含了对其办理案件的提出量刑建议这一内容。二是重大复杂案件，适用减轻、免除处罚的案件以及非主诉检察官办理的案件设置相对严格的审批程序；三是特别重大复杂的案件以及建议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设置更加严格的审批机制。
（三）加强量刑监督机制的衔接
探索构建量刑监督工作机制，将量刑监督由个案监督转为个案监督和宏观监督相结合。针对个案监督而言，人民法院发文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时一般均应对人民检察院量刑建议的采纳情况进行说明，并在判决书中予以记载。”，但如何有效实施，需要完善实践中的落实机制。有学者主张建立量刑建议采纳与否说明制度。法庭无论是否采纳，均应在判决书中阐明公诉人所提出的具体量刑建议，并阐述采纳或不采纳的理由。如果量刑建议不应被采纳，可以明晓量刑建议错误所在，有利于总结经验，提高量刑建议水平。如果量刑建议应当采纳而不被采纳，法院判决结果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相差较大，且法院未说明理由和依据的，应当要求法院说明理由。如果理由不成立，检察机关可依此作为抗诉理由，这样可有效地启动二审程序，通过二审予以纠正。同时，公诉案件承办人在审查判决书时，要对个案判决书量刑是否适当作出说明。对于与量刑建议有较大差距的判决，则在作出说明的同时，提出是否提请抗诉的意见和理由。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篇8
一、量刑程序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
自进入21世纪以来，量刑规范化改革成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人民法院《二五改革纲要》和《三五改革纲要》相继提出“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研究制定《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2008年中央新一轮司法改革意见提出“规范裁量权，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并确定最高人民法院为牵头单位，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为协办单位。
（一）量刑程序改革的目标
在我国现阶段，进行量刑程序改革，旨在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一是转变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等传统观念和做法，做到“定罪与量刑并重”、“实体与程序兼顾”，切实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Www.lw881.com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要注意收集和审查与量刑有关的证据尤其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定和酌定量刑情节及证据；在审判阶段，要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注意调查量刑事实，允许控辩双方发表量刑意见并展开辩论，法官在判决书中说明量刑理由。
二是正确认识定罪活动与量刑活动、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充分认识量刑活动的重要性、复杂性和特殊性，探索既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际需要，又能体现量刑活动特点和刑事审判规律的诉讼原则、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保障量刑程序的相对独立性。
三是充分重视控辩审三方在量刑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控辩双方以及其他与量刑结果有关的主体能够有效、充分地参与量刑活动，充分发挥其诉讼职能，进一步促进量刑活动的公开性、参与性和公正性。
从长远来看，量刑规范化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包括量刑程序在内的程序正义，促进我国诉讼制度的文明与进步。具体而言，就是要通过改革和完善包括量刑程序在内的刑事诉讼制度，切实发挥程序在保障人权、规制公权力方面的作用，实现司法在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等方面的职能。
（二）量刑程序改革的基本原则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过程中，确立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其一，依法原则。司法机关的属性决定了由司法机关推动的司法改革，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运用过程中，都必须依法进行而不能违背现有的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
其二，兼顾程序合理性与可操作性原则。兼顾合理性与可操作性是程序的价值和功能能够有效发挥的前提和基础。反映在量刑程序改革过程中，就是一方面要求量刑程序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量刑活动的进行应当遵守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平等对抗原则等，另一方面要求在量刑程序如何相对独立、与量刑有关的主体如何参与量刑活动以及如何构建量刑程序的配套机制等问题上，必须注重可行性问题。
其三，在公正与效率兼顾的基础上，采用区别对待原则。我们认为，量刑程序改革既要从根本上有助于量刑公正的实现，也不能无视程序的运行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如诉讼效率降低以及由此带来的司法资源（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紧张问题，并尽可能做到公正与效率兼顾。因此，在考虑如何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时，现有的改革方案中尝试以被告人是否认罪为依据，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具体做法是：在被告人认罪的案件中，法庭审理主要围绕量刑以及其他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在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中，法庭审理则要兼顾定罪和量刑问题。
二、量刑程序改革的过程和主要成果
由人民法院推进的量刑程序改革主要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法院内部调研、局部和部分试点阶段，二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阶段。简要介绍如下：
第一阶段，法院内部调研、局部和部分试点阶段。最高人民法院从2005年开始对量刑程序改革问题进行实质性的调研论证，其间数易其稿，不断修改完善，起草了“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稿）”。最高人民法院于2007年8月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法院召开了“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会议”，初步确定了东部、中部、西部各两家共计六个基层法院作为量刑规范化试点法院。2008年7月，在深圳召开了“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座谈会”，对量刑规范化试点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之后增加了六个法院进行试点。并于当年10月份召开了“中美量刑改革国际研讨会”，60余位中外量刑方面专家和法官参与研讨和模拟法庭。
在前期广泛调研、反复论证和局部试点的基础上，量刑规范化课题组修订了“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经报中央政法委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于2009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的120多个法院进行试点活动。试点的主要内容是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探索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方式和方法，确保控辩双方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主体能够参与量刑活动，发表量刑意见或建议，并要求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说明量刑理由。
试点一年多来的实践证明，量刑规范化改革产生了积极效果，“重定罪、轻量刑”、“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观念得到转变，“重量刑、重程序”的意识有所增强，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司法理念受到重视。尤其是在法庭审理阶段，审判人员能够注意查明影响量刑的事实和证据，引导控辩双方就量刑问题进行辩论，并在判决时说明量刑理由，从而避免了人为因素的干扰，预防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的发生。同时，法院审结案件的上诉率、抗诉率、申诉率、信访率大大降低，法院的工作也得到了当地党委、人大的赞同和支持。
第二阶段，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参与量刑规范化改革工作阶段。量刑程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控、辩、审各方的有机配合，而且需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配合与支持。经报中央政法委批准，并商有关部门同意，最高人民法院在总结试点经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将《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修订为《意见》，并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顺利完成研究论证及会签工作，实现了在侦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律师辩护等阶段，都能充分重视量刑问题，从而将量刑规范化改革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意见》是量刑规范化改革取得的重要阶段性成果，是规范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量刑活动的程序性规则，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量刑活动的公开性、公正性和民主性。全文共18条，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求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注意收集和审查有关量刑的事实和证据；二是明确检察机关可以对被告人如何适用刑罚问题提出量刑建议，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也可以发表量刑意见；三是针对当前我国公民法律素养普遍较低、难以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现状，加大了对被告人指定辩护的力度，明确要求在被告人不认罪以及被告人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有争议的案件中，人民法院可以为被告人指定辩护人；四是要求在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阶段，应当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并分别规定了在适用不同程序审理案件时，将量刑纳入法庭审理程序的方式和方法；五是要求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应当说明量刑理由。
三、量刑程序改革中的几个难点问题
量刑程序改革在我国是一项崭新的事业，我国的司法体制、诉讼机制和司法传统也决定了我国不可能简单模仿或者照搬国外的现成做法，而必须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改革方案。在进行量刑程序改革的过程中，以下问题一直是研究的难点：
（一）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是否完全分离问题
在如何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这一问题上，我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存在不同观点。其中，理论界的主流观点是主张参照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将量刑与定罪程序完全分离，先进行定罪程序，在确定被告人有罪后再启动量刑程序。
我们认为，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强调量刑活动相对于定罪活动的独立地位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尤其是在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无疑更有利于保障被告人能够充分行使辩护权，也更有利于帮助法官做到定罪准确与量刑适当。但是，在讨论如何构建我国的量刑程序时，我们不仅应当注意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所具有的优势，还应当注重分析与我国诉讼制度更为接近的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以及采用混合式诉讼模式的日本、意大利等国家至今没有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的原因。一些国家的改革教训告诉我们，如果贸然改变我国现有的庭审模式，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很可能会重蹈上述国家的覆辙。
基于对我国诉讼制度、诉讼结构、犯罪构成理论、司法资源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包含以下两层含义：首先，由于量刑活动与定罪活动在性质、目的和任务，遵循的刑罚基本原则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无论在诉讼构造、参与主体、证明要求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不能将两者混同，不能将适用于定罪活动的诉讼原则或规则简单照搬或者套用于量刑程序。另一方面，由于定罪活动与量刑活动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我国的诉讼制度和司法体制具有自己的特色，因此，在庭审过程中，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分离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应也不可能是绝对的。
（二）量刑事实及其证明问题
“证据裁判原则”要求人民法院的量刑必须“以事实为根据”。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量刑事实及其证明问题是量刑程序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要认真研究量刑事实与案件事实、犯罪事实、定罪事实之间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区分上述事实有助于司法机关全面查明案件事实，确保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人们通常较为关注案件事实中的定罪事实，对量刑事实则不够关注；较为关注犯罪事实，对犯罪事实以外的其他量刑事实则不够关注；较为关注法定的量刑事实和情节，对酌定量刑事实和情节则不够关注；较为关注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则不够关注。在界定上述概念之间的关系、明确定罪事实和量刑事实对定罪和量刑活动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后，有助于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充分关注量刑事实，注意量刑事实和证据的收集、审查与判断。
其次，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和犯罪事实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因而很难将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的调查活动截然分开。这主要是由于犯罪事实是一个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将与犯罪有关的定罪和量刑事实一并调查，既有助于从整体上准确了解和把握被告人实施犯罪的情况，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因此，在定罪事实调查阶段，应当一并调查与定罪和量刑有关的犯罪事实，之后再调查其他与犯罪无关的量刑事实如被告人是否自首、是否赔偿损失等。例如，在故意杀人罪中，犯罪事实包括实施杀人行为的主体、被告人实施杀人行为的动机、目的、手段、情节、被害人是否被杀死等，上述事实中既有定罪事实也有量刑事实。其中，定罪事实包括实施杀人行为的主体、杀人的故意、杀人的行为，量刑事实则指被告人杀人的动机、杀人的手段、被害人是否被杀死等事实。如果人为地将上述事实分开进行调查，既不符合认识规律，也有悖诉讼经济和效率原则，因此不值得提倡。
最后，关于量刑事实的证明。在进入量刑程序后，由于被告人不再是无罪的人，因此，传统的、建立在无罪推定原则基础上的证据规则和证明责任分担原则和证明标准等能否直接适用于量刑活动中的证明问题，就需要重新探讨。我们认为，在量刑活动中，应当区分量刑情节的种类和性质并采用相应的证明方法和证明标准。一般来说，对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罪重证据，应当采用较为严格的证明方法，适用较高的证明标准即定罪标准；对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证据，可以根据有利于被告人原则，采用较为宽松的证明方式，适用相对较低的证明标准。
（三）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与人民法院的刑罚裁量权之间的关系问题
检察机关提量刑建议是此次量刑程序改革的一个重点问题，同时也是难点问题。在理论研讨阶段，有观点认为，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监督人民法院的一个重要途径。对此，我们认为，应当让量刑建议权回归其诉讼意义，明确量刑建议权是公诉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公诉机关就个案中被告人的量刑问题所提出的诉讼主张。对于公诉机关而言，提出量刑建议是其行使公诉职能的一种形式。对于辩护方而言，量刑建议是其进行量刑答辩的依据。对于审判机关而言，量刑建议可以促使法院审慎量刑，从而避免法官量刑权的滥用或误用。同时，应当明确量刑裁量权是专属于法院和审判法官的司法权力。因此，无论是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还是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意见（或主张），对于法院和审判法官而言，都不具有强制约束力。量刑建议作为一种诉讼主张，对其是否予以采纳，法官享有裁量权。
司法实践中，还应当正确认识和处理量刑建议或意见与法院量刑结果不一致的问题。量刑建议或意见与法院量刑结果不一致既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量刑建议或意见被采纳与否是衡量公诉人业绩的一种指标并事关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的切身利益，因而一旦量刑意见或建议不被法院采纳，有可能引发进一步的抗诉、上诉、申诉甚至是涉法上访。因此，如何正确处理量刑建议或意见与法院判决不一致是人民法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提出以下解决方案：一是探索量刑建议的提出方式，即量刑建议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具有一定幅度。二是进一步增强量刑活动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切实保障控辩双方以及其他与量刑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主体能够充分、有效地参与到量刑活动中，有机会发表量刑意见并说明理由。三是加强判决书中的量刑说理，尤其是当法院不采纳有关方面的量刑意见时，应当说明不予采纳的理由。
（四）被告人获得量刑辩护问题
当前形势被告人在行使量刑辩护权时，常常面临以下问题：一是被告人收集、提供证据的能力和法律素养存在严重不足，因而难以有效维护己身的合法权益。二是律师辩护率不高，且部分案件的辩护质量不高，难以有效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益。
为解决当前我国刑事被告人在诉讼中普遍存在的辩护不力问题，切实保障被告人能够充分、有效行使量刑辩护权，《意见》要求：其一，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情节轻重以及其他与量刑有关的各种证据。其二，扩大指定辩护的范围。在公诉案件中，特别是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对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有争议的案件中，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过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其三，在法庭审理程序中，法官应当积极行使释明权，切实履行对被告人的关照义务。此外，合议庭在必要时，可以调查核实有关证据，维护被告人的权益；如果审判人员对量刑证据有疑问的，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补充调查核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