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鉴定意见范文
时间：2023-09-22 11:34:41
导师鉴定意见篇1
关键词: 非法行医/病历资料/医疗事故鉴定/司法鉴定
一、案情[1]及争议焦点
（一）案情
患者熊卓为在2006年1月13日因腰扭伤就诊于北京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北大医院），被诊断为腰4峡部裂I度滑脱，于2006年1月23日入院治疗，于1月24日行腰椎管减压、椎弓根钉内固定、植骨融合术。术后第6日（2006年1月30日）中午熊卓为突感憋气、呼吸困难，医嘱给予吸氧后好转（晚6时左右撤去呼吸机）。当日晚10时35分，患者出现头晕、恶心呕吐，以及呼吸困难、烦躁、血压测不出，行抢救治疗，并开胸及开腹探查，终因抢救治疗无效，于2006年1月31日死亡，死亡医学证明书中记载的死亡原因为：急性肺栓塞。后死者丈夫王建国及其母亲管惠英就损害赔偿问题与北大医院发生纠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原告方主张被告存在术前检查不全面在患者不符合手术指征情况下对患者进行了手术，围手术期对血栓形成等防治不当，抢救不当等过错导致患者死亡，要求被告医院承担各项损害、被扶养人生活费及精神赔偿等共计542.8万元。被告医院辩称，患者术前诊断明确，有手术适应症；围手术期处理符合操作常规；对患者术后产生并发症的抢救及时得当，不存在违规行为。
在诉讼中，原告方对被告医院提交的病历材料提出质疑，并申请对病历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逻辑性等进行司法鉴定，经被告方同意，法庭委托北京法源司法科学证据鉴定中心对此进行鉴定。鉴定认为，除病历中《手术前讨论记录表》不能作为鉴定材料使用以及“胃溃疡”诊断暂不列入整体考虑范围外，其他材料均可作为鉴定材料使用。对此鉴定意见双方当事人均提出了相关异议，但经过鉴定人出席法庭质询后，均对鉴定意见表示认可。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庭委托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根据前述鉴定双方所认可的病历资料就被告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若存在过错，该过错与患者死亡后果间是否存在过错进行鉴定。法大鉴定中心经鉴定认为：1、手术适应症缺乏有力支持，手术治疗的选择表现为仓促和过度积极。2、熊卓为存在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病史，围手术期停用阿司匹林等深静脉血栓形成因素，因此可得出以下结论：（1）医院应该能够预见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发生，并应及时采取对深静脉血栓形成进行客观检查；（2）医院未及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综合预防或治疗措施；（3）医院未能早期及时发现和采取有效治疗措施，失去了干预机会，导致病情最终加重。3、医院虽然采取了一些抢救措施，但由于抢救过程中出现肝脏，尤其是心脏破裂，对于死亡结果的发生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综合分析，医院的上述医疗行为过失造成熊卓为死亡，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鉴定意见经法庭质证原告方予以认可，被告方虽不予认可，但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否认或证明该鉴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法院予以采信。据此，北京市一中院认定北大医院存在过失并造成了熊卓为的死亡，应承担民事损害赔偿75.49万元。
（二）争议焦点
一审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均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原告方认为一审遗漏重要事实：为熊卓为提供诊疗服务的于峥嵘、段鸿洲、肖建涛这三名“医师”中，于峥嵘仅取得了执业医师资格，但没有经过医师执业注册，段鸿洲和肖建涛则既没有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也没有经医师执业注册。该事实已被北京市卫生监督所认定为非法行医，同时也是经法庭查明的事实，却没有在一审判决中予以认定。被告方认为：1、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有关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另一方当事人申请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委托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并要求提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申请的一方当事人预交鉴定费。”一审法院坚持要求进行司法过错鉴定违反了上述规定，程序违法。2、法大[2008]医鉴第1387号司法鉴定存在诸如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不具有临床医学鉴定资质，引用的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全面，鉴定结论缺乏事实依据等问题，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3、医疗纠纷案件专业性很强，只有具有医学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的专家，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才能对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有过错、患者的病情发展等情况进行正确的认定。一审法院仅以司法鉴定结论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导致一审认定的事实不清。[2]
2009年11月3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题为《医院非法行医，北大医学教授惨死北大医院》的报道[3]，此报道一经播出一石惊起千层浪，全国一片哗然，矛头直指北大医院非法行医。11月4日，北大医院医院委员会回应，熊卓为是死于术后肺栓塞并发症，该院已尽全力抢救；该案涉及的住院医生于峥嵘已取得医师资格；北大医院作为一家综合性教学医院，肩负培养医学生的重任，医学生在上级医师指导下从事医疗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暗访中的个别医师违反医院规定未请示上级医师而擅自开具处方乃个人行为，不具有代表性。[4]综上所述，本案争议核心焦点在于：第一，本案涉及的实习医生的临床活动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第二，在诉讼中认定过错和因果关系，应当采用医疗事故鉴定还是司法鉴定。根据《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13条第5项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身体健康损害的，医学会不予受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因此就法律层面而言，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学理上，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是否无法替代医疗事故鉴定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二、关于“非法行医”
（一）“非法行医”的法律界定
“非法行医”在法律上的规定源于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36条，“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严重损害就诊人身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造成就诊人死亡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008年4月28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行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进一步对“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列举说明：“(一)未取得或者以非法手段取得医师资格从事医疗活动的；(二)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办医疗机构的；(三)被依法吊销医师执业证书期间从事医疗活动的； (四)未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从事乡村医疗活动的；(五)。”可见，刑法意义上的非法行医包括三大类：一是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个人以医疗机构名义从事医疗活动；二是没有合法的医师资格或依法被吊销医师执业证书的个人以医师名义从事医疗活动；三是家庭接生员实施超越家庭接生范围的医疗活动。
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8条规定，“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第12条规定，“医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第13条规定，“国家实行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第14条规定，“医师经注册后，可以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执业，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并在第39条规定了非法行医的法律责任[5]，包括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1994年颁布施行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15条规定，“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24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不得开展诊疗活动。”可见，与刑法意义上的“非法行医”相比，《执业医师法》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则将非法行医的主体做了扩大到取得医师资质，但尚未进行注册的个人。
综上可见，刑法意义上的个人非法行医的判断以是否取得医师资格为基准，非刑法意义上的刑法行医判断则以是否取得医师执业注册为基准。那么，对于医学院的临床实习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等尚未取得医师资格，或虽已取得医师资格，但尚未进行执业注册的医学生所进行的临床实践活动是否属于非法行医？就此问题，卫生部曾做了多个批复。
卫生部2002年《关于正规医学专业学历毕业生试用期间的医疗活动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的批复》称，“取得省级以上教育部门认可的医学院校医学专业学历的毕业生在医疗机构内试用，可以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从事相应的医疗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 2004年《关于取得医师资格但未经执业注册的人员开展医师执业活动有关问题的批复》称，“一、根据《执业医师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取得医师资格的人员。‘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不得从事医师执业活动。’二、对于医疗机构聘用取得医师资格但未经医师注册得执业证书的人员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8条的规定[6]处理。三、对于取得医师资格但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而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人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39条的规定处理。在教学医院中实习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毕业第一年的医学生可以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临床工作，但不能单独从事医师执业活动。四、取得医师资格但未经医师注册取得执业证书而从事医师执业活动的人员在行医过程中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61条的规定[7]处理。”2005年《卫生部关于医学生毕业后暂未取得医师资格从事诊疗活动有关问题的批复》称：“医学专业毕业生在毕业第一年后未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在执业医师指导下进行临床实习，但不得独立从事临床活动，包括不得出具任何形式的医学证明文件和医学文书。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安排未取得医师资格的医学专业毕业生独立从事临床工作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8条进行处理；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未取得医师资格的医学专业毕业生违反规定擅自在医疗机构中独立从事临床工作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39条处理；造成人身损害的，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61条处理。”可见，卫生部的态度是，在教学医院中实习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以及毕业第一年的医学生可以在执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临床工作，但不能单独从事医师执业活动，不得出具任何形式的医学证明文件和医学文书；违反规定的医疗机构要承担行政责任，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要承担赔偿责任。
（二）关于“非法行医”的案件争议
庭审调查发现，于峥嵘、段鸿洲和肖建涛在2006年1月均为北大医院在校医学生，当时于峥嵘仅取得医师资格证书，但未进行执业注册；段鸿洲和肖建涛则尚未取得医师资格。而从熊卓为的病历资料看，《住院志》、《特种检查、治疗、资费项目协议书》、《输血知情同意书》、《临床检验申请单》、《术前谈话记录》、《手术记录》、《术后病程记录》、《抢救记录》、《死亡志》、《死亡证明》，以及大量的《长期医嘱单》和《临时医嘱单》等医疗文书上都仅具有当时还尚未进行执业注册的临床博士生于峥嵘、尚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临床硕士生段鸿洲和肖建涛的单独签名，如此大量的单独签名而未有其上级指导医生的签名。故此，原告方主张在熊卓为入院到死亡期间的实际管床医生是于峥嵘和段鸿洲，属于非法行医，并提交了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关于对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违法行医行为查处情况的复函》。该复函确认了北大医院于2006年1月23日至1月31日在对熊卓为治疗期间，使用了未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医学院校研究生于峥嵘、段鸿洲、肖建涛从事诊疗活动，违反了《卫生部关于医学生毕业后暂未取得医师资格从事诊疗活动有关问题的批复》。被告方辩称，于峥嵘当时已经有医师资格证书，正在等待发放执业证书，段鸿洲、肖建涛是该院的临床研究生，依据北大医院的规定进行临床实践，具备了相应的临床医生的技术水平；这些人员虽未取得执业证书，但都是在上级医生指导下进行临床工作的，上级主治医师刘宪义在病历首页已有总的签名，对整份病历负责，并提交了2007年《卫生部关于非法行医有关问题的批复》，该批复称“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具备申请执业医师注册条件的医师，非本人原因导致未获得《医师执业证书》前，在其受聘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工作时间内的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
如前所述，是否构成非法行医，直接影响本案的鉴定和法律适用问题，至关重要。遗憾的是一审法院从案件的审理到宣判始终未对这个问题进行任何阐释和认定。[8]对于原告方提交的北京市卫生监督所的复函，一审法庭仅在庭审中认定其性质应为“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安排未取得医师资格的情况该如何处理”[9]，在最终的一审判决书中并未对这份证据做认定。到底是否存在非法行医？根据2008年《卫生部、教育部关于》，第10条规定“临床带教教师和指导医师负责指导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的医学教育临床实践活动，确定从事医学教育临床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审签医学生和试用期医学毕业生书写的医疗文件。”第12条规定“医学生在临床带教教师的监督、指导下，可以接触观察患者、询问患者病史、检查患者体征、查阅患者有关资料、参与分析讨论患者病情、书写病历及住院患者病程记录、填写各类检查和处置单及医嘱和处方，对患者实施有关诊疗操作、参加有关的手术”。可见，只要有带教老师和指导老师的监督、指导，医学生所进行的诊疗活动和书写医疗文书的行为都是合法的，否则就是违法的。
（三）关于“非法行医”的认定
所谓医疗行为是指若欠缺医师的医学判断及其技术，则对人体会有危害的行为。[10]鉴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致害”和“获益”性并存，及结果的多因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11]，我国对从事医疗行业的主体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医师执业注册制度实际是一项行政许可制度，医师取得职业资格后经注册后取得行医权，未经注册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即行使行医权）。临床实习生或见习生即使已取得职业资格，未经许可（注册）不具有行医权，其在临床实习或见习期间只能在具有行医权的医师指导下才能进行诊疗活动。换言之，临床实习生或见习生在上级医师指导下的诊疗行为并非行医权的行使，而是一种学习活动。那么，其行为应当经过有行医权的医师认可，才能对患者生效；如其行为给患者造成损害亦应由其指导医师承担责任。因此，未经有行医权的医师指导实习医生擅自进行诊疗活动构成非法行医，从法律上而言自当没有争议。
那么，于峥嵘、段鸿洲、肖建涛这三位医学生是否是在上级医师的指导下进行诊疗活动的呢？《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第14条明确规定“临床实践过程中产生的有关诊疗的文字材料必须经临床带教教师或指导医师审核签名后才能作为正式医疗文件。”根据该规定，本案涉及大量的仅有医学生签名的医疗文书均不能成为正式医疗文件。至于被告方在庭审中辩称“医院在病历书写上存在没有上级医师的签字确认的瑕疵，并不能证明上级医师实际上没有进行指导”，该辩称是否有道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实质上取决于该如何理解病历资料的法律地位问题。《病历书写规范》将病历书写界定为“医务人员通过问诊、查体、辅助检查、诊断、治疗、护理等医疗活动获得有关资料，并进行归纳、分析、整理形成医疗活动记录的行为”，法律上病历资料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第一，病历资料是医疗活动的忠实记录，是诉讼中的书证。根据《病历书写规范》第3条规定“病历书写应当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诚如学者所言，“医疗系于医疗处所秘密进行，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的任何状况，实非第三人所能理解，亦不可能为客观证明，因此记载治疗过程之病历之阅览及誊写，遂为患者祈求证明因果关系及有无医疗责任之途径”[12]，换言之，如实际进行的医疗活动与病历记录不符的，主张一方应举证推翻。第二，病历资料的制作主体仅限于医务人员。并且根据《病历书写规范》第7条规定，实习或适用期的医务人员书写的病历，还需在本医疗机构合法执业的医务人员审阅、修改并签名。综合《医学教育临床实践管理暂行规定》理解，病历资料的制作主体应限于取得医师资质，并进行执业注册的医师。第三，病历资料是医疗机构内部责任划分依据。根据《病历书写规范》第7条规定，病历应当按照规定的内容书写，并由相应医务人员签名。而根据《执业医师法》第23条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因此，法律上可推断为医疗文书的签署者即为医疗行为的行为人，如医疗行为存在过失，医疗机构在承担完责任后可向相应的医务人员问责。此外，病历资料还有巨大的卫生行政管理价值和医院管理价值，体现为卫生行政部门可以通过医学文书的检查，为预防疾病的发生提供政策的指导，为医疗质量的提高提供制度的保障[13]；可作为反映医院管理水平，衡量医疗机构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14]
如此可见，是否存在非法行医也不应有所争议。之所以本案会在非法行医这一点存在诸多争议原因有二：一则法院、鉴定机构均未对此问题明确表态，而该问题的认定又直接关系到案件法律适用和赔偿标准；二则2007年《卫生部关于非法行医有关问题的批复》让非法行医的判断问题陷入了混乱。该批复称“已取得《医师资格证书》，并具备申请执业医师注册条件的医师，非本人原因导致未获得《医师执业证书》前，在其受聘的医疗预防保健机构和工作时间内的执业活动不属于非法行医”，就其字面意义来看与之前的2002年、2004年和2005年的批复的规定有所不同。根据《执业医师法》规定，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在执业医师指导下，在医疗、预防、保健机构中试用期满一年的，即可报名参加执业医师考试。根据《医师资格考试暂行办法》规定，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实践技能考试和医学综合笔试，实践技能考试合格方可参加医学综合笔试，笔试成绩也合格，授予执业医师资格或助理执业医师资格。根据《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第4条规定，凡取得执业医师资格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均可申请医师执业注册。因此，被告方辩称“参加一场考试，考试合格后颁发两个证书”，看似颇以为然。然而《执业医师法》和《医师执业注册暂行办法》均规定，未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者，不得从事医疗、预防、保健活动，只有经注册取得《医师执业证书》后，方可按照注册的执业地点、执业类别、执业范围，从事相应的医疗、预防、保健活动。可见，法律不仅有注册的要求，还对注册的执业类别和执业范围提出了要求。因此，2007年《卫生部关于非法行医有关问题的批复》的规定与《执业医师法》的规定亦是不同。根据我国《立法法》规定，《执业医师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属于上位法，批复在法律效力上低于《执业医师法》，如两法规定不同，应以《执业医师法》为准。
再者，2007年卫生部《关于非法行医有关问题的批复》由于没有看到请示，很难断定卫生部是针对何情况做出批示，亦难断定卫生部关于实习生临床实习的要求是否已经放宽了到只需取得执业资格即可？即使就此断定在新的需要下卫生部的要求已经放宽了到只需取得执业资格即可执业，这将引起另一个问题。因为根据该批复取得执业医师资格，但尚未进行执业注册的实习医生可以不受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的限制，也无需上级医师指导即可进行诊疗活动。换言之，取得执业资格，但尚未进行执业注册可在所受聘的医疗机构进行独立执业，相比于已进行注册的医师，不受《执业医师法》规定执业类别、执业范围的限制。可见这一规定，相比《执业医师法》已有重大突破，应由法律作出规定或者由立法机构授权卫生部制定规定，更为妥当，这是其一。其二，《执业医师法》规定通过国家执业医师法考试合格者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又规定了获得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后必须进行注册。既然通过一次考试，只要有单位接受即可进行注册，没有其他的条件要求，又鉴于医生培养需要临床见习，而医疗机构又存在医务人员紧张的困难。是否可以考虑给获得医师执业资格但尚未有接受单位的临床医学生一个法律上的地位，免除其在法律的尴尬；或者干脆明确规定医师执业资格才是界定非法行医的标准，执业注册只是为了行政管理所需而设立，法律应当明确界定。此外，对于非法行医的判定机构也应明确规定，免得让人无所适从。
三、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鉴定的争论
（一）关于鉴定的争议
该案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作为诉讼事由起诉至法院，被告方提出了医疗事故鉴定的申请，后原告方更换人后改变诉讼策略将诉讼事由变更为医疗过错侵权。[15]被告方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4条规定以“双方争议属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出抗辩，并坚持申请医疗事故鉴定。但原告方主张，本案中存在非法行医，还有病历涂改问题，坚持只做司法鉴定。法庭征询被告方可否直接作司法鉴定，被告方同意配合法院先做司法鉴定，但要求保留其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的权利。在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所作出医疗过错鉴定意见后，被告方认为鉴定人不是骨科医生，不具有鉴定资质，其鉴定结论没有客观依据，不予认可，向法庭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法庭认为被告方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以否定鉴定结论或证实该鉴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鉴于已做了司法鉴定，就不再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如前所述，法律上而言，如认定构成非法行医，只能采用司法鉴定；如认定不构成非法行医，依法采用医疗事故鉴定，不再赘诉。本文想探讨的是司法鉴定[16]与医疗事故鉴定有何不同，司法鉴定能否完全替代医疗事故鉴定。
（二）两个鉴定的比较适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决定进行医疗事故司法鉴定的，交由条例所规定的医学会组织鉴定。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需要进行司法鉴定的，按照《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组织鉴定。”因此，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存在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两种制度。这两种鉴定的性质和启动程序、鉴定主体和形式、鉴定内容的侧重点、鉴定结论的补救方式等方面都不尽相同。[17]
主张司法鉴定代替医疗事故鉴定的主要理由包括：第一，医疗事故鉴定采用集体负责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合议制原则出具鉴定结论。其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法追究个人责任，也即出现了法律上能够追究而实际上不能追究责任的现实状况。第二，鉴定人无需在鉴定结论上签字，无需出庭接受质询，因此鉴定人并不是对法院和法官负责，而是对政府和或医学会负责。[18]相反，司法鉴定中，鉴定人在鉴定结论上签字，实行个人负责制。必要时，法院还可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询。第三，医学会与医疗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具有中立性。中华医学会是全国医学科技工作者自愿组成并依法登记的非营利法人社团，其下设立地方分会和专科分会，其办事机构的挂靠单位是卫生部，其主要业务之一是开展医疗事故鉴定工作。[1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华医学会在其章程第3条明确规定其宗旨是“为会员和医学科技工作者服务”，“依法维护会员与医学科技工作者的合法权益”；而其会员主要包括执业医师、医学研究院、医疗技术人员和医疗机构等[20]；其活动经费主要源于会员的会费，国内外个人、单位、企业、团体的捐赠，中国科协和卫生行政部门拨款和业务活动的收入等[21]。第四，医疗事故鉴定所聘请的专家是受聘于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学教学、科研机构的专家[22]，本身就与医疗机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更难以保持中立性。因此，由不具有中立地位的医学会组织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进行鉴定，其客观性和公信力的确值得堪忧。相反，司法鉴定机构是经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的社会中介机构，其司法鉴定活动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司法鉴定行业协会双重管理[23]，与医疗机关没有关系，具有相对中立的地位。
反对采用司法鉴定替代医疗事故鉴定的理由主要包括：第一，医疗纠纷中的鉴定是属于医学科学的专业鉴定，只有由医疗机构来鉴定，才能保障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第二，医疗纠纷中的鉴定解决的是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的责任问题，应有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医疗机构作出；第三，进行司法鉴定的法医专家不懂临床医学，无法进行鉴定。[24]持此观点的学者以2005年9月22日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给卫生部《关于对法医类鉴定与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关系的问题的意见》[25]为据认为，法医没有临床医学鉴定的资格，一般法医只能对尸检、伤残等级进行鉴定，没有资格对医疗技术方面的问题进行鉴定。[26]第一、第二点理由欠缺说服力，然而笔者认为第三点理由也不是全无道理。司法鉴定中与医疗事故鉴定最接近的应为法医临床鉴定，其主要内容所包括的人身损伤程度鉴定、损失与疾病关系评定、医疗纠纷鉴定、致伤物和致伤方式推断等鉴定[27]。虽然临床法医学和临床医学同属应用医学，但其所承担的任务有所不同，前者以诊断救人为主要目的，后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明确诊断以确定损伤和损伤程度[28]。因此，要求一个合格的，但缺乏如何救人的知识和经验的法医判断一个“合理医生”是否尽到必要注意义务，从而断定其是否存在医疗过失和过失与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不免让人难以信服。因为医疗过错的判断，要参照医疗的所有特征、一般的医学水平及医师的裁量范围[29]；而实际中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也离不开对标准医疗行为的评价[30]。
然而这个矛盾并非不可调和。首先就目前阶段承担法医临床学鉴定工作的人员来说，除了法医技术人员，还包括：①担任法医临床学鉴定的临床医生；②司法机关就案件的某些特殊问题聘请的临床专家。[31]其次，即使进行鉴定的人员中没有临床专家，也可在鉴定过程中进行临床专家会诊，让法医在听取专家意见后综合考察作出结论。只要保证签字的法医仍需对其采纳的临床专家的意见承担责任，那么，法医也会为了其声誉及专业的考虑作出慎重的判断。因此，只要保证医疗司法鉴定过程中有相应的临床专家，即可弥补这一缺陷。相比医疗事故鉴定中作为专家的临床医生，司法鉴定中的专家多了一重鉴定人的身份，需对其所做的鉴定承担责任，因此，在独立性、中心性和客观性上要比医疗事故鉴定中的专家组强一些。再者，医疗过失的鉴定不应是仅针对诊疗行为是否符合诊疗常规进行考察，还应进行“尸体解剖鉴定、药理生化鉴定等阶段”[32]，而这两项的鉴定显然是法医的专长。第四，只要医疗事故鉴定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即使实际上诊疗行为确实有过错且过错与损害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医疗机构也无需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通常允许患者变更事实主张和诉讼请求，在实践中，可能还需进行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这样实际上是一种资源浪费。第五，医疗事故实际上只是医疗侵权的一种特殊类型，通过医疗侵权制度完全就可以弥补患者损失，实际上无需在医疗侵权损害赔偿之外又将医疗事故单独规定。这种法律适用上的双轨制非但不必要，且会带来适用上的混乱，赔偿上不公平等问题。加之，如前所述，医疗事故鉴定亦是一种司法鉴定，医疗事故鉴定单独采取特殊的鉴定模式，其正当性和必要性亦是值得商榷的。综上考虑，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司法鉴定制度下加入临床专家的参与鉴定的模式既可替代原有的医疗事故鉴定，还能避免鉴定双规制带来的适用混乱的弊端。
（三）对本案的回应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一审在鉴定的运用上考虑得尤其周全和科学。本案一共做了三个司法鉴定，第一份是文检司法鉴定，原告方认为病历记录中存在大量不同的医师签名，申请对笔迹进行鉴定；第二份是对病历的真实性、完整性、逻辑性等司法鉴定，原告方认为病历中大量存在病历不完整、不真实、病历记录前后不一致、不符合逻辑、病历记录人不具备合法的资质和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问题，而由于涉及相关的技术问题，法庭无法通过质证对上述问题直接进行认定，申请进行司法鉴定；第三份是关于医院在诊疗过程中是否存在过错，该过错与熊卓为死亡之间是否存在有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该鉴定是第二次鉴定认定可作为医疗评价的病历材料为基础的。
在通常的医疗纠纷案件中，法庭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直接委托医学会或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机构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如存在过错，则该过错与损害直接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鉴定。由于医学的专业性和密闭性，加上我国实行的举证责任倒置制度，病历资料成为记录诊疗活动的直接依据，是鉴定的主要依据。而住院的病历资料是由医疗机构保管，在发生医疗纠纷后时有医疗纠纷篡改病历发生。因此，病历是否被篡改，是否能够真实、完整、客观地反映私法时的诊疗行为首先成为争议焦点。病历书写是否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规定，这种形式上的审查，没有医学知识的法官尚可胜任；但是对于病历资料是否符合通行诊疗常规，也即现有的病历材料是否完整、真实，是否合乎通行的诊疗逻辑，能否反映当时的诊疗行为，这样的带有实质性判断却不是法官能够胜任的。而且法官即使审查出病历书写不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病历，也无法判断此种瑕疵对接下来的过错和因果关系的鉴定有何影响。因此，法官只得将对病历的审查工作交给医学会或鉴定部门。而实际上，对于法庭移送过来的病历材料，医学会或司法鉴定部门一般不会事先进行审查，通常推定为已经双方当事人认可，并且已经法庭审查；在此病历无异议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的鉴定。因此，实践中对病历资料的审查责任反倒成了法庭和鉴定部门相互推托的责任，更是常常成为避而不谈的一笔糊涂账。可以说本案先委托司法鉴定部门对病历资料作出能否据此进行过错鉴定的判断，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再有，将对病历的审查和对诊疗行为的过错与因果关系的鉴定，分开判断，并由二家鉴定机构进行，以避免后一个鉴定因了前一项鉴定的先入之见影响结果的客观，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诚如学者所言，医疗过错及因果关系的判断不应该仅仅是鉴定的结论，其评价应当经过“临床事实的认定、医学上的评价、法的评价三个判断过程，理想模式下，病历资料能够对临床经过事实作出认定，根据医学文献资料能够确定对具体案件诊疗经过中的诊疗行为作出医学上的评价，法官则据此对事实因果关系作出法的评价。”[33]尽管三次鉴定，均要求鉴定人出庭接受双方当事人的质证。但法庭对该鉴定，尤其是双方当事人均提出异议的鉴定意见的采纳欠缺充分的论证。法庭对鉴定意见采纳的理由有三：第一，对鉴定的形式性审查，“该鉴定意见，系鉴定机构根据送检的相关材料，在听取双方当事人意见后，经过分析、论证而形成的结论性意见”；第二，不认可被告医院不同意见的理由，一是“考虑到鉴定机构对此不予认可”，二是“被告医院单方医学见解缺乏相关医学领域的权威论证，不足以反驳该鉴定意见”；第三，被告医院未能证实该鉴定程序存在重大瑕疵。可见，法庭主要理由在于，一是鉴定程序合法；二是被告的反驳证据不充分。法庭并未对鉴定意见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对鉴定结论不进行实质性审查，一则不免使得医疗鉴定流于形式，无法发挥其应有作用[34]；二则也未尽法官对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进行法的判断的职责。这是本案一审的不足之处。
四、结语
医乃仁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不是任何一个受过医学教育的“医者”都能称之为医者。谁才是那个有权手持手术刀，左右我们存亡的人？这恐怕是个值得我们一再深思和不断反问的问题。在这个灾害频仍、祸福与共的社会，医疗问题不仅关乎医务人员的培养和执业环境，关乎整个社会医疗体制的运作，还关乎每个国民的性命安康，乃至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医患环境的净化和改善，不仅需要行业的克己自律，需要国家政策的扶持，民众的理解和监督，更需法律制度的切实保障和司法实践的引导，可谓任重而道远。
注释:
[1] 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7）一中民初字第13348号民事判决书。
[2] 双方在上诉书中还存在对死亡赔偿金计算标准，死者母亲的抚养费，差额诉讼费，医院是否应当承担全责等争议，限于本文谈论的主题，在此未能全部列出，特此说明。
[3] [经济半小时]北大教授为何死在北大医院？[EB/OL].space.tv.cctv.com/video/VIDE1257260946820884，2009-11-25.
[4] 北大医院非法行医之说不实.[EB/OL].pufh.blog.sohu.com/135813572.html，2009-11-25.
[5] 《执业医师法》第39条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其违法所得及其药品、器械，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医师吊销其执业证书；给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6]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48条规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7]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 一审法庭在2008年3月4日的法庭审理中表示，关于是否属于非法行医，病历是否完整、原始、伪造等，因为涉及到医学专业的问题，需要相关的鉴定专业机构来认定。然而法源鉴定中心在对病历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逻辑性鉴定的意见书中并未对非法行医进行判断，出庭的鉴定人员解释称，法院并没有要求其对医疗人员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判断（见2008年8月25日的庭审笔录第7页）。同样法大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在进行医疗过错鉴定时也未对该问题进行判断，鉴定人员解释称不是其鉴定的内容（见2009年5月14日庭审笔录第7页）。
[9] 见2008年5月4日的庭审笔录第2页。
[10] 龚赛红.医疗损害赔偿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
[11] 刘凤媛.论医疗服务合同中的可预见规则[M].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02):46-48.
[12] 新美育文.医疗过误裁判，转引自黄丁全.医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12.注解[1].
[13] 黄丁全.医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208.
[14] 李海军.从紧张的医患关系谈医学文书的特点和价值[J].中国卫生法制，2009，(02):39-41.
[15] 二者在法律适用上存在不同，医疗事故损害赔偿主要依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过错主要依据人生损害赔偿司法解释。
[16] 《司法鉴定决定》第1条将司法鉴定界定为，“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科学技术或者专门知识对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可见只要是在诉讼活动中进行的各种鉴定，即为“司法鉴定”，因此，诉讼中进行的医疗事故鉴定亦是一种司法鉴定。为了便于区分，本文仍沿用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的名称。
[17] 艾尔肯，方博.论医疗损害鉴定制度——对《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七章的建议[J].时代法学，2009，(05):20-26.
[18] 杨立新.医疗侵权法律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68.
[19] 见《中华医学会章程》第2条、第5条和第7条。
[20] 见《中华医学会章程》第9条。
[21] 见《中华医学会章程》第37条。
[22] 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3条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6条。
[23] 见《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3条、第4条。
[24] 杨立新.医疗损害责任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60.
[25]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2条规定，国家对从事法医类鉴定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组织方式与一般的法医类鉴定有很大区别，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内容也不都属于法医类鉴定。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涉及的有关问题，如尸检、伤残等级鉴定等，属于法医类鉴定范围。对此类鉴定事项，在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时，由已列入鉴定人名册的法医参加鉴定为宜。
[26] 戴虹，赵志方，张兴中等.处理医疗纠纷中存在的鉴定“二元化”问题初探[J].江苏卫生事业管理，2009，(02):99-100.
[27] 见《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试行)》第5条。
[28] 秦启生主编.临床法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第3版，2003:1.
[29] [韩]石熙泰.医疗过失的判断基准[A].金成华译//梁慧星.民商法论丛.[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7:261-284.
[30] 陈正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采信[J].法律适用，2008，(06):41-43.
[31] 莫耀南编.实用法医学司法鉴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39.
[32] 黄丁全.医事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515.
[33] 夏芸.医疗事故赔偿法——来自日本法的启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244.
导师鉴定意见篇2
(一)内部控制审计规范工作的内容
内部控制，即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实施，是为了实现企业的目标，如股东利益最大化、尽可能保护所有利害关系人的权利等。通过内部控制，达到兴利与防弊，特别是提高经营效益的目的。如果企业内部控制失效，提供的会计信息也就无法真实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内部审计不仅仅只是一种保证活动，更多的是一种咨询活动，并且内部审计的目标与组织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增加组织价值。
(二)我国的内部控制审计规范研究工作现状
在借鉴西方内部控制审计规范的同时，我国的内部控制审计规范研究与实践工作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从2006年起，内部控制审计规范的研究制定工作进入了快车道，我国力求在借鉴SOX法案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出台了《内控基本规范》，这标志着中国版的SOX法案的诞生。由于这一基本规范是原则性的，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指南性文件以使规范更具操作性，2009年，《内控基本规范》配套指引(征求意见稿)应运而生。2010年4月26日，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规范》配套指引。至此，我国的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完善，为企业评价内部控制工作、注册会计师执行内控审计工作提供了具体指导。
二、我国审计规范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内部控制审计准则
内部控制审计准则制定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调查研究发现，现阶段，国内部分审计师以多种不同的执业准则为依据开展内部控制审计活动。受诸多不稳定性因素的影响，部分执业准则在目标定位方面已严重脱离现行实际状况，无法满足内部控制审计的要求。2010年，我国政府部门出台《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这一政策虽然对审计师能够更好的执行内部控制审计起到借鉴意义，但仍然未明确审计师在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时所要依据的准则和规范，只是在后附中简单的提到“审计师已严格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要求执行了内部控制审计”。
一方面，《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仅在部分方面对内部控制审计具有指导作用，而未对审计方法的选择、审计计划的审核及审计过程中的评价等方面做到明确指导，可想而知，其指导作用也就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正因如此，使得国内多数事务所只能够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内部控制审计指导意见》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准则第1211号》等准则执行内部控制审计活动。另一方面，主动将内部控制的测试和评价业务从财务报表审计业务中脱离出来，这一举动打破了传统的一次性业务或面向特定企业的业务，实现了与财务报表审计并列的经常性业务。尤为注意的是在《内部控制审计指引》背景下，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已成为注册会计师的法定业务。
(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报告存在着问题
1.内部审计报告中缺乏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内部审计报告由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共同构成。研究调查显示，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在制定内部审计报告时，过于重视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而忽略了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内部审计报告的高效性。
2.内部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大都为标准审计意见。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报告中主要具有四种参考格式：标准格式、否定意见格式、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格式以及无法表示意见格式。在样本数据中，我国上市公司均采取无保留审计意见格式，究其根本在于上市公司大都不愿意自主披露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报告，同时，会计师事务所未能够保持独立性，多为附和被审计公司的要求而出具无保留意见，导致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流于形式，无法充分发挥其职能。
(三)我国当前存在准则并非内部控制审计的恰当执业标准
在查阅的内部控制审计师报告中，事务所主要提及了以下执业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中注协)于2002年2月15日单独的《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中注协2006年颁布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211号――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2010年财政部等部门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 2008―2010年间为《内部控制鉴证指引(征求意见稿)》。
《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本意见所称内部控制审核，是指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就被审核单位管理当局对特定日期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进行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第二十九条规定：“注册会计师应当复核与评价审核证据，形成审核意见，出具审核报告。”《指导意见》对于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内部控制审核业务、明确工作要求、保证执业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认为是我国内部控制审计制度的雏形。但《指导意见》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认定进行“审核”，“审核”业务在程序、对证据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保证水平方面都不及“审计”业务的要求高。目前，内部控制审计已经从财务报表审计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项单独的审计鉴证业务，显然《指导意见》已不适合作为恰当的执业准则。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是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而制定的准则，内部控制审计属于鉴证业务的一种特定类别，审计师以此为执业准则，具有原则指导性，但针对性明显不足。
《中国注册会计师准则第1211号――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并评估重大错报风险》是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识别和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而制定的准则。该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注册会计师在编制审计计划时，应当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包括被审单位的内部控制)，对拟信赖的内部控制进行控制测试，据以确定实质性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显然，该准则定位于财务报表审计业务，对内部控制的了解和测试是作为财务报表审计业务的辅助部分展开的，而非为了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而进行的全面指引。显然，该准则也不完全适合于独立的鉴证业务――内部控制审计。
三、我国审计规范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建议
(一)完善内部控制审计
准则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尚未形成完善的内部控制审计准则，以至于内部控制审计的高效性职能无法充分发挥。针对于这一现状，笔者认为，我国相关部门需吸取发达国家的优秀作法，结合我国的市场特点和需求，在《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鉴证业务准则》中新增更为全面的内部控制审计准则，之后将其与《中国注册会计师审阅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相融合，最终将其确定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准则》。除此之外，相关部门可结合实际状况，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更名为《中国注册师财务报表审计准则》。为满足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的需求，相关部门也可依据美国的PCAOB AS No.5，结合国内市场现状，制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和财务报表审计相整合的审计准则》。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可构建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从而为完善和调整内部控制审计准则提供有力平台。
美国PCAOB AS No.5中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作出了规定，我国相关部门可依据这一规定，结合国内财务报表审计报告的格式，推进内部控制审计准则改革。在内部控制审计准则改革过程中，笔者认为，应将《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后附中的“审计师已严格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和《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相关要求执行了内部控制审计”改为“审计师已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审计准则》执行了内部控制审计”。现阶段，对于跨国的上市公司而言，要求其注册会计师严格依据国际审计准则开展内部控制审计活动;对于在中美同时上市的公司而言，要求其注册会计师严格依据PCAOB AS No.5下的审计准则开展内部控制审计活动，以此才能够确保公司平稳而快速的发展。
(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报告
1.增强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对于保持独立性多为附和被审计公司的要求而出具无保留意见，针对其现象，一方面，我国上市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需进一步加强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和相关专业技能知识培训和再教育，实现注册会计师思想和能力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会计师事务所需定期接受注册会计师协会的监督和管理，保证会计师充分的独立性。
2.转变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审计的认识。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会计师事务所都应该树立其正确的内部控制审计观，在充分认识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的条件下，确保上市公司能够立足于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基础之上开展内部审计报告制定工作，从而，全面调动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报告的高效性。
3.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准则。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报告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大大削弱了内部审计报告职能。该环境下，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准则不容忽视，即内部控制审计准则的完善需结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通过不断加大内部审计报告披露力度，推进上市公司内部审计报告名称和格式的统一性。
(三)防范内部控制审计风险措施
1.研究制定获取第三方信息的程序和规范。制定完善的《审计机关获取第三方信息操作规范》须立足于下述方面：首先，应该统一第三方信息的概念及构成要素;其次是制定健全的第三方信息操作步骤和标准;再次是明确第三方信息的使用范围;最后是规范第三方信息风险控制措施。
2.运用多种方法对第三方信息予以加工、提炼和验证。第三方信息数据受客观环境、信息来源渠道的影响非常大，在不同环境下或不同信息来源渠道下，审计机关获取的第三方信息数据有可能有很大不同。因此，就需要审计人员采取趋势分析法或对比分析法等诸多方法加大对第三方信息数据的分析、提炼和验证，从而筛选出最真实、可靠的第三方信息，以便信息使用者更好的采集和应用。
导师鉴定意见篇3
关键词：专家辅助人鉴定人鉴定意见弹劾证据
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6-0147-11
一、引 言
近年来，屡屡有冤假错案见诸于媒体，其中使用不当甚或错误的鉴定意见对于错案的认定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①人们不禁产生疑问，为何顶着科学桂冠的鉴定意见却成了冤假错案的帮凶？在事后看来明显问题重重的鉴定意见为何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法官有罪判决的定案根据？而作为被告人权利维护者的辩护人又为何在面对至关重要的鉴定问题时却无能为力？实际情况是，实践中大量的鉴定意见并未经过有效的审查质证就转化为定案根据，而这些鉴定意见绝大多数是由控方作为指控证据提出，辩方无法对鉴定的实施过程及法官采信鉴定意见的过程施加有效影响，于是大量的控方鉴定意见在没有得到实质审查的情况下就给被告人行为定了性，导致实践中冤假错案的出现。这种情况在2012年颁布的新《刑事诉讼法》生效后有望得到改善。
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规定：“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人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法庭对于上述申请，应当作出是否同意的决定。”根据该规定，控辩双方有权申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己方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这被学界认为是专家辅助人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确立。而此前的民事及行政诉讼中也已经确立了专家辅助人制度。鉴于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公检法机关完全垄断了司法鉴定的启动权，鉴定意见绝大多数情况下由控方作为指控证据提交，而辩方不享有启动鉴定的权利，甚至无权向司法机关提出鉴定的申请，因此，虽然从理论上说控方同样有权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并出具意见，但实际上控方似乎没有聘请专家辅助人的必要。因此，专家辅助人制度的主要价值是给辩方提供质证控方鉴定意见的机会与能力，有利于避免控方主导下的鉴定意见直接主导判决结果所造成的冤枉无辜。鉴于此，本文拟从刑事辩护的角度出发，集中探讨辩方提出的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证据法问题，②以期对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理论探讨及实践运行有所裨益。
二、专家辅助人制度建立的价值
（一）弥补辩方质证中专业知识的不足
由于司法鉴定的事项均为专业性很强的问题，律师无法基于自己的执业经验或生活阅历对这些事项进行判断，甚至无法理解鉴定意见的实质内容，也就无法在庭审中针对鉴定意见进行实质有效的质证。实践中，大部分律师自认为对专业问题缺乏了解，对于鉴定意见并不仔细探究，质证时很少发表意见，法官则直接将鉴定意见作为定案根据。当然也有不少律师本着对当事人负责的态度，会对鉴定意见认真研究，但鉴于专业知识有限，也只能在鉴定机构及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质、有无法定回避情形、鉴定意见的形式本身是否合法等形式问题上进行质证，由于这些质证意见难以撼动鉴定意见的实体内容，法官一般不会因形式上的瑕疵否定鉴定意见的效力。还有些律师工作态度严谨，他们会就鉴定意见中的专门问题私下向专业人士求助，并在质证过程中就鉴定意见中的实质性问题提出疑问，包括鉴定方法本身是否科学、鉴定意见所依据的标准是否准确等等，但由于这些意见是由作为外行的律师提出，法官在难以分辨是非对错的情况下，律师的质疑仍然难以动摇法官对于司法鉴定人这些专业人士的信任。
因此，为了使鉴定意见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质证，必须有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参与到诉讼程序中对辩方加以协助，从而增强辩方的质证能力。立法者在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释义中也指出，由于鉴定工作的专业性较强，仅凭其他诉讼参与人自身的知识也难以发现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很难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法官仅听一面之词也往往难以作出正确判断，因而由有专业知识的人出庭根据其知识发现鉴定中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③ 唯此辩方才有机会挑战控方鉴定意见的效力，而不致在庭审中面对控方的鉴定意见不战而败。
②后文中所称的专家辅助人意见，如无特别说明，特指辩方提出的专家辅助人意见。
③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释义及实用指南》，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④参见汪建成：《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实证调研报告》，载《中外法学》2010年第2期，第291—293页。（二）配合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需要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同时，还明确了鉴定人出庭制度。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3款的规定，控辩一方对于鉴定意见有异议，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很多学者认为，鉴定人不出庭是鉴定意见得不到有效质证的根本原因，保证鉴定人出庭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实际上，若无专家辅助人制度的配合实施，鉴定人出庭难题恐怕无法得到真正解决；即使鉴定人出庭，也未必有利于辩方对鉴定意见的质证。
首先，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法官认为必要的情况下鉴定人应当出庭，但类似规定早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就已颁布，而根据学者调研的统计数据，在三家法院调阅的共计300份含有司法鉴定意见的刑事案卷中，没有一起案件有鉴定人出庭作证的记录。④事实上，真正希望鉴定人出庭接受质证的恐怕只有被告一方，对于控方来说，既然书面的鉴定意见已然能够得到法官的支持，鉴定人出庭反倒增加了己方失误的几率，没有要求鉴定人出庭的动力；对于法官来说，由于其自知对于鉴定问题没有足够的了解，一旦鉴定人出庭接受辩方质证，双方在专业问题方面出现分歧，自己也难以作出判断，这会增加法官主持庭审和采信证据的难度。实践中的情况是，控方一般从不主动申请鉴定人出庭，法官也极少通知鉴定人出庭。新《刑事诉讼法》将鉴定人出庭与否的决定权赋予法官，恐怕仍然难以改变鉴定人不出庭的现状。不过，如果辩方可以在专家辅助人的专业支持下，对鉴定意见展开猛烈攻势，而法官的内心确信可能偏向被告方的情况下，控方出于胜诉的考虑恐怕必须得让鉴定人出马了，这才是解决鉴定人出庭问题的关键。
其次，即便鉴定人出庭，允许辩方对其展开质证，若无专业人士的协助，这种质证又有何意义呢？虽然实践中鉴定人出庭现象极为罕见，但可以想见，鉴定人是精通鉴定事项的专业人士，而律师与法官相比之下则纯粹是外行，一方面，律师很难在不甚了解的专业意见中找到其中的疏漏，对鉴定人提出有效的质疑；另一方面，在律师对专业问题提出质疑的情况下，鉴定人在法官面前振振有词的回复与辩驳很容易得到法官的信任，律师往往难以理解鉴定人所说的专业术语，也很难作出有力的反驳。相比对于书面鉴定意见的质证，律师与鉴定人面对面的质证对辩方来说可能更为不利。出于对权威的迷信，法官反而更易相信鉴定人的说辞。为使控辩双方在鉴定意见质证程序中得到平等的武装，唯有可以与鉴定人相抗衡的专业人士出庭协助辩方，专家辅助人制度可以满足这一需要。
（三）制约控方对鉴定启动权的独占
根据修订前《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公检法机关均享有启动鉴定的权利，而辩方不仅无权启动鉴定，甚至无权向司法机关申请初次鉴定的启动，而只能在控方鉴定作出后申请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可见，控辩双方在鉴定启动方面的权力配置明显失衡，而这一格局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打破。表面看来，法院同样享有司法鉴定的启动权，但根据学者实践调研的结果，“在各地中级人民法院调阅的305份案卷中，有299起案件中涉及的鉴定程序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依职权自行启动的，其比例占阅卷总数的98.03%。有6起案件是在审判阶段启动，其中，有3起案件是由法官在庭审阶段依职权主动启动，有3起案件是由当事人当庭申请重新鉴定被法官允许后启动的”。另外，“在当事人申请的鉴定中， 还有相当的一部分申请被法院驳回”。 ⑤可见，绝大部分的案件都是侦查人员依据职权启动，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依职权自行启动的鉴定在实践中数量极少；在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发生异议、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大部分情况下也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⑤前引④，第290、291页。
⑥参见陈永生：《中国司法鉴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以侦查机关鉴定机构的设置为中心》，载《清华法学》2009年第4期。
⑦前引③。可见，我国司法鉴定的启动权基本上为控方所独有，鉴定实施的过程也是在控方的主导下进行，《刑事诉讼法》中将鉴定一节规定在第二章的侦查手段中也体现出了这一立法倾向。在控方独霸鉴定权、辩方启动鉴定无望的情况下，专家辅助人制度至少给了辩方以有效质疑控方鉴定意见的手段，而不至于由鉴定意见直接左右案件的结果。
（四）保证鉴定意见的可靠性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鉴定人与审判人员同为当事人可申请回避的范畴，可见鉴定人保持客观中立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明确要求。但实践中，由于司法鉴定一般由侦查人员启动与主导，在我国三机关分工负责的诉讼体制下，法院无权干预侦查阶段的鉴定活动，因此，侦查机关有权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鉴定机构，鉴定的实施也在侦查人员的控制之下；在这一过程中，辩方无权发表任何意见，甚至对于鉴定的启动并不知情，这导致鉴定意见的形成多少带有了控方的印记。同时，2005年《决定》没能将侦查机关附属的鉴定机构统一收归司法行政机关管辖，导致实践中侦查机关启动的大量司法鉴定由其内部自设的鉴定机构来实施。有数据表明，侦查机关自侦自鉴的比例高达95%，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鉴定人在鉴定中被迫甚至故意迎合侦查人员的预断，这种情况下作出的鉴定意见就很难具备中立性与可靠性。⑥ 近年来，众多与鉴定有关的冤假错案的发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立法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法官仅听鉴定人一面之词往往难以作出正确判断，法院的判决如果总是被鉴定意见左右最终也会损害司法的权威。⑦
诚然，专家辅助人是辩方申请协助己方进行辩护的，所发表的意见自然倾向于辩方，其中立性基础更为薄弱。但该制度的合理性在于：一方面，通过对鉴定意见的严格审查使得鉴定意见的疏漏甚至错误暴露于法庭之上，使得法官得以对鉴定意见的效力作出正确的评判，而不至错误断案；另一方面，一旦鉴定人面临庭审中被严格质询的压力，必然会在出具鉴定意见时有所忌惮，鉴定过程中会更为仔细用心，也不敢为了迎合侦查人员而作出明显离谱的鉴定意见。立法者也认为，有专门知识的人根据其专业知识发现鉴定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法官甄别鉴定意见、作出科学的判断、提高内心的确信提供参考，是兼听则明的科学调查方式在刑事审判中的具体体现；这一制度设计本身也在客观上会进一步加强鉴定人的责任意识从而对其鉴定意见产生正面的促进作用，增强鉴定意见的科学性。⑧因此，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有效弥补了鉴定人中立性不足的问题，以保证鉴定意见的可靠性。这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的专家证人制度的功能。
三、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定位
（一）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证据属性
专家辅助人的意见是否属于诉讼中的证据，这在学界及实务界都有着不小的争议。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专家辅助人及其意见的定位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⑧前引③。
⑨参见樊崇义、郭华：《鉴定结论质证问题研究（下）》，载《中国司法鉴定》2005年第3期；汪建成：《司法鉴定模式与专家证人模式的融合——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方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⑩参见黄敏：《建立我国刑事司法鉴定“专家辅助人制度”》，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周长春：《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载《中国司法鉴定》2008年第4期。
参见卢建军：《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制度的构建》，载《中国司法鉴定》2011年第6期。
前引⑨樊崇义、郭华文。
前引⑨汪建成文。
前引⑩黄敏文。
齐树洁、董扬：《鉴定人出庭质证规则的比较分析》，载《中国司法鉴定》2009年第4期；张才长：《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专门辅助人》，载宋世杰、刘建军主编：《诉讼法理论与实践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0—419页；钱光文、孙巾淋：《如何做好专家证人出庭工作》，载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编：《司法阶梯——审判前沿问题研究》（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6—450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转引自李钢：《我国民事诉讼辅助人制度若干问题的司法研究——以法院实践探索经验为视角》，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十五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61页。
参见胡震远：《我国专家证人制度的建构》，载《法学》2007年第8期，第94—95页。
前引齐树洁、董扬文。有观点认为，专家辅助人的意见只能作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的参考，不具有证据效力，持此观点的学者又分为诉讼人说、⑨独立的诉讼参与人说⑩和附属性的诉讼参与人说。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其一，专家辅助人的作用在于辅助当事人进行法庭质证，而不是直接对案件的证据资料发表意见，因此其身份不是证人，所发表的意见也不是证据；其二，专家辅助人的作用在于最大限度地帮助己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根本无法保证其“独立”的诉讼地位，若将专家辅助人定位于证人的身份则导致其与鉴定人及英美法系专家证人角色的混淆；其三，专家辅助人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专门问题进行评论虽对鉴定意见起着证明的作用，从证据法角度而言属于广义上的“证人”，但我国传统证据理论将证人界定为通过自己耳闻目睹了解案件情况的第三人，因此专家辅助人不能作为证人，其意见也不能作为证据。此外，民事诉讼中通过司法解释的颁布也创建了专家辅助人制度，认为专家辅助人意见不具备证据效力这一观点的学者也为数不少。具体理由除上述几点之外还包括：最高法院参与起草司法解释的专家强调，这种诉讼辅助人地位不能混同于鉴定人、证人，它的服务对象是澄清案件法律事实，在功能上发挥替补一方当事人对案件涉及专业问题出具说明意见的作用，有效弥补当事人及法庭专业知识的欠缺与不足。据此，有观点认为，司法解释虽然确立了诉讼辅助人制度，但在证据法方面并无创建性意图，所以专家辅助人意见并不具备证据能力。专家辅助人的设置是为了弥补当事人的专业知识的缺陷，因此应定位为当事人的诉讼辅佐人，其陈述应当属于当事人或诉讼人的陈述。
相反观点认为，从证据法角度来看，专家辅助人属于广义的证人，其意见应具备证据资格。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主要理由在于：
首先，专家辅助人制度是大陆法系国家为了弥补司法鉴定制度的不足仿效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而设立的，就是为了《增强双方当事人的质证能力，以强化对所谓的中立鉴定意见的审查，因此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自然不可避免，不过这一点没有妨碍英美法系中专家证言的证据地位。虽然意大利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将技术顾问意见的效力加以明确，但设立了类似制度的俄罗斯，其《刑事诉讼法典》第74条第2款就明确规定在鉴定意见之外，将专家的结论和陈述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可资借鉴。
参见陈瑞华：《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6、567页；李钢：《我国民事诉讼辅助人制度若干问题的司法研究——以法院实践探索经验为视角》，载前引何家弘主编书，第66页。
参见《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新版），黄道秀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75页。
参见[德]克劳斯·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前引③。其次，专家辅助人意见是一种实然的证据形式，不因诉讼法中缺乏明确规定而改变。既然诉讼法规定了专家辅助人可以出庭针对鉴定意见发表意见，通过削弱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而对法庭的事实认定施加影响，那么它所起到的作用就是客观存在的。否定观点认为，我国传统理论及诉讼法规定中没有将专家辅助人意见纳入其中，因此不承认其证据资格，这便禁锢了证据法理论及证据立法的发展。纵观世界各国，不仅英美法系国家将专家证人纳入了证人的范畴，就是在大陆法系国家的德国也承认专家证人的存在，这是证据法理论发展及诉讼实践的双重要求。其实在2011年8月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曾规定控辩双方可以申请法庭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作为证人”出庭，就鉴定意见发表意见；立法者关于新《刑事诉讼法》的释义也表示，专家辅助人出庭适用鉴定人的规定是为了解决其出庭的诉讼地位等程序性问题，可见立法者也将专家辅助人置于类似于鉴定人的诉讼地位。
再次，专家辅助人意见与诉讼人的陈述的性质有所不同，需要相应的证据规则对其加以规范，这也是真正实现专家辅助人制度立法目的的要求。诉讼人一般基于当事人的委托产生，在资质方面没有特别要求，其诉讼过程中所作陈述应基于当事人的利益，甚至可以因此隐瞒部分事实与证据。而专家辅助人则不同，一方面，他们基于特定的资质与专业知识进入诉讼，作为当事人的协助者针对鉴定意见发表意见，由于其专业方面的权威性容易影响法官的自由心证，如果说诉讼人的意见因法官精通法律尚可作出评判的话，面对专家辅助人的意见法官恐怕难于分辨，因此须赋予专家辅助人客观出具专业意见的要求，并辅以相应的规则加以规范；另一方面，相比控方提供的鉴定意见，辩方提出的专家辅助人本就易被法官认为缺乏独立性和可靠性，如果再不对其意见严格加以规范，并在庭审质证中加以审查，等于认可专家辅助人意见无需客观，如此则更难有机会撼动鉴定意见的效力了，设立专家辅助人制度的目的也就落空了。因此，专家辅助人意见不能游离于证据规则之外，同样应有相应的规则制约，并应经过庭审审查判断才能认定，这就要求赋予其以证据资格。
（二）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言词证据属性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的规定，一般情况下，专家辅助人通过当事人申请、法庭同意并由法院通知其出庭就鉴定意见发表意见；专家辅助人出庭适用鉴定人的规定。可见，专家辅助人意见与鉴定意见一样，具有言词证据的属性，必要情况下需出庭接受质证，但也可出具书面意见；同时，由于其参与诉讼的原因与一般证人不同，是基于自身的专业知识就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主观判断发表意见，同时具有意见证据的属性。
如前所述，很多学者认为，就专家辅助人意见在事实认定中所起到的作用，专家辅助人应属于广义的证人的范畴，其意见具有言词证据的属性。在英美法系国家，证人的范畴极广，涵盖了具有我国刑事诉讼中鉴定人及专家辅助人功能的专家证人，其陈述属于证人证言，自然具备言词证据的属性，适用传闻证据规则和交叉询问规则，除非例外情况，法庭一般不会采纳书面证言；在大陆法系国家，虽然对于证人、鉴定人、专家证人在证据形式上有所区分，但它们同属言词证据，在直接言词原则的要求下必要时也应出庭接受质证，不过在法定情形下也可采用递交书面陈述的方式。同样，专家辅助人意见虽然也可以采用书面形式，与书证有相似之处，但由于包含了专家辅助人的个人主观评判在其中，并不能改变其言词证据属性。根据这一属性，在庭审证据调查过程中，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审查不能以宣读书面意见的方式来进行，而应由专家辅助人出庭就其意见接受对方的交叉询问，法官通过这一程序得以考察其证据效力。
与一般的证人证言不同，专家辅助人意见不是专家辅助人就其所了解的案情所作的陈述，而是针对专业性极强的鉴定意见在专业角度所进行的评判，因此具有意见证据的属性。根据美国的意见证据规则，通常情况下，以意见、推理形式所作出的证言是不具可采性的，这一规则也被我国两高三部所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所规定。与鉴定意见一样，专家辅助人意见是意见证据规则的例外，这是基于其个人的专业资质及所发表的意见内容。因此，专家辅助人不同于普通证人，首先需要具备特定的资质，只有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方可进入法庭；其所发表的意见也需是针对鉴定意见中的专门问题的意见，而这些意见对于法庭最终的事实认定是必须的。因此，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审查质证也与一般证人不同，可从专业资格、鉴定水平、鉴定方法、职业操守等角度进行质疑。
（三）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弹劾证据属性
专家辅助人意见之所以不被认为具备证据资格，与其不能作为法庭定案的直接根据似乎有一定的关系。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的规定及立法者的解释，专家辅助人只是从专业角度对鉴定意见提出质疑意见，作为法官甄别证据的参考，该意见如被采纳可能带来鉴定意见不能采信的后果，而不能就专门性问题提出自己的结论性意见。因此，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功能在于质疑鉴定意见的效力，而不是认定案件事实，应属于弹劾证据的范畴。关于弹劾证据，我国诉讼法学界及实务界尚未给予太多关注。一般情况下，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证据往往会被排除出证据的范畴。实际上，弹劾证据在刑事诉讼的证明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参见陈瑞华：《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问题》，载《中国司法鉴定》2011年第5期，第3页。
参见《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卞建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6页。
前引③，第366、367页。
参见[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参见[美]乔恩·R华尔兹：《刑事证据大全》，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1、452页。
参见[日]松尾浩也：《日本刑事诉讼法》（下卷），张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页。弹劾证据原是英美法系国家证据法中出现的概念。所谓弹劾，是指在交叉询问阶段，当事人针对证人证言的可信性提出的质疑。根据普通法和1975年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对于证人可信性的攻击有五种：一是证人以前作出的不一致的陈述；二是显示证人基于感情上的影响而带有偏见，例如与一方当事人存在亲属关系或关联利益等；三是对证人品格的攻击，但缺乏不构成攻击理由；四是显示证人在观察、记忆或者重述所证事实能力上的缺陷；五是具体的前后矛盾，即经过其他证人证明本案的实体性事实与受到攻击证人所陈述的事实是不一致的。弹劾的程序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中证明证人或证言不可信性的事实应当在交叉询问中从证人那里获得，这被称为内在的弹劾；第二个阶段中弹劾证人的事实可能是由一些外部证据所证明，即用另外一位证人或文书证据弹劾证人证言，这被称为外在的弹劾。这里所说的外部证据即弹劾证据。对专家证人的质疑与外行证人有所不同，除了可以对专家证人的资格、中立立场或调查的能力和准确性等进行非难外，还可以利用在该领域发表过的与专家证人意见相对立的权威性材料，其中所用到的专家证人以外的证据即弹劾证据。日本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过程中也引入了英美法系的交叉询问规则，学者对于弹劾证据有所论述。松尾浩也教授认为，为了争辩证人等陈述的证明力的证据，称为弹劾证据。这种证据在证据提出的效果方面受到限制，但在特殊情况下缓和了对证据能力的限制。与此相对的一般证据，被称为实质证据。田口守一教授也指出，实质证据是证明主要事实及其间接事实的证据；补助证据是证明有关实质证据可信性的事实的证据，其中包括可信性弱的弹劾证据、可信性强的补强证据、可信性较弱但经过再次强化的恢复证据等。可见，弹劾证据可以称为补助证据中的一种。与上述相近的分类有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提出的“通常证据与补助证据”，其中通常证据是指证明主要事实或关联事实之证据；也被称为实质证据，而补助证据即证明证据之信用性有关联之事实之证据。
参见[日]田口守一：《刑事诉讼法》，张凌、于秀峰译，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版，第268页。
参见宋英辉、汤维建主编：《证据法学研究述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
前引，第78—79页。
陈意智：《论弹劾证据及其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载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西南政法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前引，第98—100页。
前引，第174页。在证据能力的限制方面，弹劾证据与实质证据不同，虽然传闻陈述、笔录、品格证据等一般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事实的实质证据使用，但却可以作为弹劾证据。因此，相比实质证据，弹劾证据受到的证据规则的限制较少。这里就需要引入“有限可采性”的概念。证据有时不只基于一个目的被提出，提出某一证据既可以是为了证实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可以是为了弹劾证人。因此有限可采性指的是当某一证据因为一种目的或者针对一方当事人提出是可以被采纳的，而对于其他当事人或者基于其他目的不可采时，法庭基于当事人的请求，应当将该证据限定于它的目的范围内。比如被告人的先前供述如果不能作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被采纳，而作为攻击被告人的弹劾证据被采纳时，其目的是有限的，仅用于弹劾。不过，在交叉询问中，何种情况下可使用弹劾证据反驳证人证言却受到很多的限制，因为它可能会混淆问题、误导陪审团、造成不合理的时间浪费以及不公正的损害。根据反对间接质疑的规则，如果该质疑的事实不能为了任何目的而独立地由证据表明该矛盾，那么该事实对本案中的争议问题就是间接性的，也就不能用该证人自己承认其为事实以外的任何证据来证明，例如证明证人曾实施过未构成犯罪的不端行为。
可见，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将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功能限于对鉴定意见的质疑，而不能直接作用于案件事实，具有有限的可采性，属于单纯的弹劾证据。这与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专家辅助人意见有所不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询问鉴定人，也可以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因此兼具实质证据与弹劾证据的属性。虽然我国学界尚未对弹劾证据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根据上述介绍可以发现，首先，弹劾证据的作用仅在于质疑实质证据的证据效力，法官不能依据弹劾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其次，弹劾证据的证据能力的限制较一般证据较为宽缓，传闻证据、被告人非自愿的先前供述等均可以为弹劾目的提出；再次，弹劾证据的提出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避免浪费时间或混淆事实，法官对于弹劾证据可否提出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最后，弹劾证据针对的是言词证据的提出者，也就是广义的证人，通过在交叉询问环节提出以攻击证人的可信性。
四、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内容
专家辅助人意见作为弹劾证据与意见证据，意见的内容须针对鉴定意见中的专门性问题作出，因此关于鉴定意见的证据规则决定了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尤其是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决定》与2010年两高“三部”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确立了具体的规则，也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作出了限定性规定。这给辩方挑战控方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也指明了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内容范围。
根据上述规定，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内容应着重针对以下问题：
（一）鉴定主体资质方面的缺陷
根据《决定》及司法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鉴定机构及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鉴定人及其所在的鉴定机构须满足一定的条件，并经审核后登记入册，且持有相应的资质证明文件。同时，委托鉴定事项须在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及鉴定人的执业类别之列。一般情况下，上述事宜辩护人通过查验控方鉴定意见所附的资质证明即可判断。
不过实践中情况千差万别，一方面，虽然鉴定人均登记有明确的执业类别，但由于同一类别内又有不同专业方向的区分，因此，鉴定人须具备鉴定事项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知识，而不能认为只要登记有某一执业类别，就能对该类别内所有事项进行鉴定。根据《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24条规定，鉴定人不具有相关专业技术或职称的，其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另一方面，即使鉴定事项属于鉴定机构的鉴定业务范围，如果鉴定机构中没有鉴定事项所需的专业仪器与设备，或者原有仪器与设备已然过时或老化，不能满足司法鉴定的需要，根据上述第24条的规定，鉴定事项超出鉴定机构项目范围或者鉴定能力的，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上述问题作为外行的律师或法官可能难以发现，但专家则可能从中看出细微的偏差，而这些偏差可能导致鉴定意见本身科学性的缺失。
（二）检材可靠性方面的问题
司法鉴定是根据检材对于鉴定事项作出的专业性判断，一旦检材的可靠性出现问题，则鉴定意见也不可能准确。辩护人可以针对检材的来源、提取、搜集、保管、出示等各个环节进行程序上的审查，质疑控方证明检材真实性、同一性的这一鉴真过程的合法性。但是辩护人的审查只能关注到程序上的违法，对于检材本身的可靠性与科学性是否在提取、保管、运送等过程中受到实质影响则无法判断，而只能借助于专家辅助人。首先，检材的提取方法若不科学，将导致检材不能正确、完整反映鉴定事项，这很可能导致鉴定意见不准确，尤其是在物证鉴定过程中，例如在案件中，对于批量作定性鉴定，应按科学比例进行随机检材取样；其次，检材的提取、保管、送检过程有无被污染或变质的可能，例如本应低温干燥保管的检材没有被放入保温设备或者曾被浸湿，都将导致检材变质；再次，应审查检材是否充分，鉴定材料是否足够充分直接影响鉴定意见的准确度，如果鉴定所依据的送检材料不充分，则得出的鉴定意见往往是片面的，不具有可靠性。
参见顾永忠主编：《刑事辩护律师审查、运用证据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参见陈瑞华：《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
参见陈卫东、李伟：《论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载《中国司法鉴定》2007年第3期，第6页。
前引。（三）鉴定依据的非科学性
科学技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有些科学领域可能并不成熟，一旦采用并不可靠的理论作为鉴定依据，则所得出的鉴定意见也自然不可靠，因此，何种专门事项可以被用于司法鉴定在实务界有着激烈的讨论，例如近年来备受争议的测谎试验。对于哪些科学知识可以作为司法鉴定的依据，美国曾经制定了一系列规则进行规范。从弗赖伊规则的“普遍接受标准”到联邦证据规则的相关性、可靠性标准，再发展到多伯特规则的新可靠性标准。多伯特规则的新可靠性标准要求审查：（1）该科学理论是否可被证实；（2）有无正式发表并被同行审查；（3）误差率多少；（4）是否被相关科学领域所普遍接受。
针对鉴定意见所采用的理论依据，专家辅助人可以借鉴多伯特标准从以上角度加以审查，如果能够找到鉴定依据不可靠的证明，如权威专家曾公开发表的与鉴定所依据的理论不同的观点，所依据的理论被行内多位专家攻击的事实，理论或实验所得出的该理论较高的误差率等等，则可以有效地动摇法官对鉴定意见的信心。
（四）鉴定程序与方法的错误
根据《死刑案件证据规定》要求，鉴定的程序与方法除了须符合法律及相关规定外，还应符合本专业的检验规定规程和技术方法要求。一旦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与方法上出现差错，将直接影响到鉴定意见的准确性，而这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加以判断。鉴定方法的科学性是鉴定意见科学性的保证。对于鉴定方法的科学性的审查与质证，可以分为三个层次：（1）鉴定方法本身的科学性；（2）鉴定方法选择的合理性；（3）鉴定方法运用的正确性。比如血型鉴定时，陈旧血迹与新鲜血迹的鉴定方法就不同，如果使用同样的方法，将导致结论错误。因此，专家辅助人需要在对鉴定意见形成程序与方法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对于其中存在的疏漏与错误提出意见。（五）鉴定意见使用的错误
即使鉴定意见本身没有问题，但错误地使用鉴定报告同样会导致错案的发生。根据学者针对我国近年发生的因鉴定问题而出现的错案所作的统计，在13 起案件中， 采用血型相同鉴定意见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占错案的68.9 %， 达到了一半以上。这些血型鉴定本身并不一定是错误的，只是它一般只可以作排除的认定，而不应当作为肯定的认定，若想作为肯定的认定，仍需要进一步做DNA 鉴定。因为作为证据的鉴定与作为侦查的鉴定的要求是不同的。这看上去好像是技术问题，实际上是司法人员对鉴定意见的使用问题。如果运用鉴定意见来证明就其内容而言无法证明的事项，必然会导致错案的发生。因此，专家辅助人不仅应对鉴定意见本身情况发表意见，也要注意控方所提出的运用鉴定意见所要证明的事项是否在鉴定意见效力的范围之内，如果控方夸大了鉴定意见的证明作用，则需在意见中通过分析鉴定意见自身的局限性说明控方运用证据的错误，以免法官对鉴定意见作出超出其能力的评价。
五、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审查
专家辅助人意见作为弹劾证据，其证据能力较一般证据的限制更为宽缓，一些证据排除规则对其并不适用。不过，出于诉讼效率及避免混淆争议的考虑，弹劾证据何种情况下准许提出本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作为意见证据，具备何种资质的人可以作为专家辅助人提供意见，意见的内容可否被提出；作为言词证据，专家辅助人意见提出后应通过何种方式审查其可靠性，这些均需有相应规则进行规制，以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前引①。
前引张才长文。
李钢：《我国民事诉讼辅助人制度若干问题的司法研究——以法院实践探索经验为视角》，载前引何家弘主编书，第66页。
前引③。
参见汪建成：《专家证人模式与司法鉴定模式之比较》，载《证据科学》2010年第1期，第27页。（一）专家辅助人意见准入资格的审查
1.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必要性
为了保障诉讼的效率，同时为避免误导法官，弹劾证据的提出应当受到较多的限制，建议从以下三点审查辩方是否有提出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必要。其一，辩方所欲质证的鉴定意见对于案件的定罪量刑是否具有重大影响，如果法官认为即使该鉴定意见缺失其他证据仍可定罪的话，那么专家辅助人的申请则没有太大意义；其二，依据《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及相关法规中关于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规则，控方的鉴定意见是否存在具有法律意义的重大瑕疵，如果辩方专家辅助人无法提出重大瑕疵，或者所提出的瑕疵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则专家辅助人意见提出的意义也不大；其三，鉴定意见的瑕疵是否为法官、律师等外行所无法理解的专门事项的瑕疵，如果并非专业问题，如鉴定人应予回避、鉴定程序违法等等，那么完全可以由律师在对鉴定意见的质证程序中自行提出，而没有提出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必要。
2.专家辅助人的资质
很多学者认为，对于辩方聘请的专家辅助人资质不宜作过高的要求。理由有如下三点：其一，我国的专家辅助人制度是仿效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而专家证人并没有明确的资质要求；其二，专家辅助人为当事人所聘请，作出的意见并不具有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无需过高资质；其三，对于专家辅助人的标准“失之过苛”将导致当事人在一定地域内找不到合格的专家进行协助。立法者在新《刑事诉讼法》释义中也指出，有专门知识的人不需要具有鉴定人的资格，只要对相关鉴定事项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即可。
上述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不过笔者认为，虽然对专家辅助人资质不宜作硬性的过高要求，但仍应加以必要的规范。理由在于：首先，如果不对专家辅助人的资格进行任何资质方面限制，将导致辩方在聘请专家辅助人时无所适从；其次，仿效英美法系专家证人资格审查制度的结果就是庭审中需大量时间用来审查专家辅助人资质问题，将影响诉讼效率；而英国近期也围绕专家证人资格问题进行了改革，有建立专家证人的资格准入机制向大陆法系的做法靠拢的趋势；再次，对专家辅助人资质不作明确规范将导致法官对此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有可能出现法官对于辩方聘请的专家无故否决的现象；最后，实践中法官对于辩方提出的专家本就存有一定的戒备，只有较鉴定人更为权威至少实力相当的专家所提意见才能得到法官的重视。因此，建议规定，具备鉴定人资质的专家有资格作为专家辅助人，法院对此无权否决；对于不具备鉴定人资质的有专门知识的人，法官可以对其能否作为专家辅助人自由裁量，从而避免一定区域或特定领域内难以找到合格专家的问题。
3.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内容
综上所述，根据专家辅助人意见的意见证据和弹劾证据属性，对于专家辅助人意见内容的审查应从以下角度着手：首先，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内容应是专门性的事实问题，而不是法官能够理解、判断的一般事实问题，也不能是应由法官裁断的法律问题；其次，专家辅助人意见需针对鉴定意见的证据效力而发表，因此应围绕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中关于鉴定意见证据能力及证明力审查判断的具体规则，而不能脱离法律规定进行评论，更不能对鉴定意见所针对的专门性问题直接发表意见。
4.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形式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3款的规定，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同时，第192条第3款规定，专家辅助人出庭适用鉴定人的规定，立法者的解释是，“主要是为了解决其出庭的诉讼地位等程序性问题”。 可见，鉴定意见虽然是言词证据，但并非所有鉴定意见的质证都需要鉴定人出庭，鉴定意见可以采取提交书面文件或鉴定人出庭两种方式，同样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出具也可以采用书面文件与出庭陈述两种形式。并且，作为弹劾证据，专家辅助人意见的证据能力本就不应受传闻证据规则的限制，因此，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出具形式较鉴定意见的要求应更为灵活，法官无权因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出具形式问题而否定其证据效力。
前引③，第367页。
参见汪建成：《专家证人制度研究》，载前引何家弘主编书，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参见许明：《试论完善鉴定结论审查机制的新对策——设置专家辅助人制度》，载《法制与社会》2009 年第1期，第45页。（二）专家辅助人意见可靠性的审查
一方面，与鉴定意见一样，专家辅助人意见具有言词证据性质，其内容受到专家辅助人的专业能力与主观态度的影响，而且辩方辅助人的性质导致其多少具有一定的倾向性，这些因素导致专家辅助人意见存在偏颇或错误的可能；另一方面，辩方为了有效质疑不利的鉴定意见，获得较好的辩护效果，往往会聘请专业领域内的权威人士作为其专家辅助人，而法官可能会出于对权威的崇拜而采信其提出的意见，这将导致控方鉴定意见效力被否决、被告人可能被无罪释放的严重后果。为了避免法庭审判在脱离鉴定人控制之后，又陷入专家辅助人的主导之下，法官需要对专家辅助人意见的可靠性进行必要的审查。
如同鉴定意见是否可靠需要精通专业的专家辅助人进行质证一样，专家辅助人意见可靠性的评判也需要控方鉴定人的有效质疑。由于专家辅助人意见有书面文件及当庭陈述两种形式，因此审查方式也有所不同。在辩方以书面的专家辅助人意见对鉴定意见进行质证的情况下，控方鉴定人在针对意见中的质疑进行反驳的同时，也可针对专家辅助人意见内容的可靠性与证据效力进行质证。在辩方专家辅助人出庭直接就鉴定意见向鉴定人质证的情况下，有必要仿效我国民事诉讼中专家辅助人间相互对质的制度，建立专家辅助人与鉴定人间的对质程序。在该程序中，鉴定意见与专家辅助人意见均得到对方的有效质证，法官则在双方专家的专业对抗中辨明证据的效力。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1条规定，经法院准许，可以由当事人各自申请的专家辅助人就案件中的问题进行对质；专家辅助人也可以对鉴定人进行询问。在英美法系国家，控辩双方自行聘请的专家证人是其对抗阵营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律师共同了解案件，为开庭做准备。在庭上，专家证人可以询问对方专家证人或者当事人，甚至经常针锋相对，这是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最大的特色。可见，由享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就专门问题进行面对面的相互质证是很多情况下的共同选择。专家辅助人在庭审上代表辩方与控方的鉴定人针对鉴定结论进行对质和辩论，不仅可以切实解决专业垄断、暗箱操作的问题，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去伪存真，而且能够制约法官对证据取舍的任意性，弥补法官专业知识的不足，帮助法官确认证据。
六、结语：新的司法鉴定模式的出现
我国专家辅助人的设立借鉴了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打破了目前鉴定意见一统的局面，使得庭审中控辩双方关于鉴定问题的对抗成为可能。当然，很多大陆法系国家也在原有鉴定制度的基础上引入英美专家证人制度的因素，典型的如意大利1998年刑事司法改革中设立的技术顾问制度，形成了中立的鉴定人与控辩双方的技术顾问三者并存的格局。不过，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所设立的鉴定制度与其他国家均有所不同。首先，我国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司法鉴定一般并非由法官所主导，而主要由控方所掌控，所出具的鉴定意见在中立性方面有明显缺失，与大陆法系国家中立性的鉴定制度不同；其次，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所设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虽然名义上赋予了控辩双方以委任权，但在实践中控方因主导鉴定意见并没有委任专家辅助人的必要，庭审中将很可能出现控方的鉴定人与辩方的专家辅助人相互对抗的局面，因此不同于意大利的中立鉴定人与控辩双方专家辅助人三方并存的格局；再次，我国与英美法系的专家证人制度也不同，不仅鉴定意见与专家辅助人意见两者在效力上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专家辅助人意见仅能作为质疑鉴定意见的工具，却不能就案件专门事实问题出具结论性意见，因此与英美法系控辩双方平等出具的专家证言差异明显。
导师鉴定意见篇4
今年以来，在财政部王军部长助理和中注协刘仲藜会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中注协制定了加快审计准则建设和推进国际趋同的计划。即，根据国际化趋同的要求，修订部分审计准则，制定一批新的审计准则，并若干征求意见稿，争取到2005年底或明年初，基本构建一个与中国经济体制发展要求相适应，顺应国际审计准则趋同化要求的审计准则体系。目前，审计准则制定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此次的4个征求意见稿，重点突出了注册会计师业务的国际化、多元化和高品质化，其出台背景、主要内容和征求意见要点包括：
一、对被审计单位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报告
从我国目前有关规定看，要求某些类型的上市公司应按照不同财务报告框架编制会计报表，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例如，《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的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等文件的规定，含有B段或同时在境内外公开发行股票（如H股、N股）的上市公司，除按照国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外，还可以（或应当）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其他国家、地区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中。2004年年报中有142家披露境内外两份财务报表和有关差异调节表。上述上市公司分成四类：
（1）银行、证券等金融类上市公司；
（2）同时发行A股、B股的上市公司；
（3）同时拥有A股、H股或N股等境外上市外资股的上市公司；
（4）只有B股的上市公司。目前，在对采用两种不同的财务报告框架编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我国注册会计师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由于此前没有相应的规范，在审计实务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亟需出台相关准则予以规范。
此次征求意见，主要针对以下问题：
（一）关于准则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在实务中，某些企业可能按照不同财务报告框架编带IJ多套财务报表，以满足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如同时发行A股和N股或A股和B股的上市公司应当分别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或中国会计准则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财务报表。同时，某些企业按照国内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时，可能还需要在财务报表附注或补充资料中披露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其他国家（地区）会计准则的遵循情况。如果遵循本征求意见稿的规定，各类特定企业的相关审计实务在执行中可能存在哪些难以操作的问题？
（二）关于“财务报告框架”的界定
在起草本准则时，为了理解和行文的方便。我们为财务报告框架给出定义，即“本准则所称财务报告框架，是指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我国颁布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以及相关规定（简称国内财务报告框架）。”在我国，我们使用“财务报告框架”是否合适？
二、对被审计单位使用服务机构的考虑
近年来，企业经营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尤其是企业组织机构及其经营活动的方式目益复杂，对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影响很大。目前，一些企业使用服务机构从事委托理财或期货交易等业务，由于使用服务机构方式不同，企业承担的风险也不一样，对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程序提出了不同要求。
从目前来看，服务机构向客户提供交易服务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接受客户委托，记录交易和处理相关数据；一是为客户执行交易并履行经管责任。无论哪一种方式，服务机构都可能针对委托的业务，制定有关内部控制的政策和程序。如果被审计单位使用了服务机构，注册会计师在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时，应当确定服务机构活动对被审计单位的重要性以及与审计的相关性，以识别和评估重大错报风险。
征求意见稿对注册会计师规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如何确定服务机构活动对被审计单位的重要性和审计的相关性……以及在影响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时执行的后续程序。二是如何使用服务机构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出具的鉴证报告，包括报告的性质和内容。
此次征求意见，主要针对以下问题：
（一）关于服务机构给客户带来的风险
在我国，服务机构如证券公司、期货公司，通常接受客户委托，记录交易和处理相关数据，或为客户执行交易并履行经管责任。由于某些服务机构诚信存在问题，以各种手段挪用客户的资金，给客户带来很大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履行本准则规定的程序，是否足以识别和评估被审计单位利用服务机构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
（二）关于服务机构注册会计师的报告
服务机构可能制定和执行影响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的政策与程序，但这些政策与程序在实体和运行上与被审计单位相分离。因此，征求意见稿规定，注册会计师在确定服务机构活动对被审计单位的重要性与审计的相关性时，应当了解与服务活动相关的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在这种情况下j注册会计师需要利用服务机构注册会计师针对内部控制出具的鉴证报告。如果服务机构不能提供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注册会计师如何实施审计程序以降低风险？
三、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注册会计师承办业务类型较多，既有财务报表审计和审阅、内部控制审核等具有鉴证职能的业务，又有代编财务信息、执行商定程序、管理咨询和税务咨询等不具有鉴证职能的业务，还有司法诉讼中涉及会计、审计、税务或其他事项的鉴证业务。
按照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体系。注册会计师从事的业务包括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业务，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以及相关服务业务。针对上述业务韦lu定的准则分别称为审计准则、审阅准则、其他鉴证业务准则以及相关服务准则。征求意见稿归纳了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以外的其他鉴证业务的特点，有利于一直册会浏币开展新的鉴证业务。征求意见稿是对注册会计师执行其他鉴证业务提出的一般要求，内容包括承接与保持业务、计划与执行业务、利用专家的工作、获取证据、期后事项、工作记录、编制鉴证报告和其他报告责任。如果执行具体的其他鉴证业务，如盈利预测审核和内部控制鉴证等，注册会计师还需要与其他相关准则结合使用。
此次征求意见，主要针对以下问题：
（一）关于准则的名称
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的国际鉴证业务框架统驭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以及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针对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制定了《国际鉴证业务准则》。我们认为，鉴证业务包括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因此，涉及的准则包话审计准则、审阅准则和其他鉴证业务准则。针对历史财务信息的审计和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制定的准则，我们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与国际准则相比，我们在鉴证业务准则加上“其他”两字，是否合适？
（二）关于本准则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的关系
按照我国鉴证准则体系，第一个层次为鉴证业务基本准则，第二个层次为审计准则、审阅准则和其他鉴证业务准则，本准则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内容紧密相连。由于本准则规范的内容与鉴证业务基本准则部分相同。为了保证本准则的完整性，我们借鉴了鉴证业务基本准则部分的规定，以便于理解和掌握，但可能存在重复之嫌。这样做是否合适或有必要？
四、代编财务信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型企业在壮大规模的同时，中小企业数量也在激增。一些中小企业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或一时准以找到合适的会计人才，往往委托注册会计师代编财务报表。与之相适应，注册会计师业务领域也目渐宽广。
从开展代编业务的机构看，除会计师事务所外，还有其他一些中介机构。由于各类机构素质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代编业务的声誉，误导了财务信息使用者。因此，从行业管理的角度，有必要出台《代编财务信息》准则，以规范注册会计师执业行为，明确执业责任，提高注册会计师从事代编业务的质量。超级秘书网
征求意见稿对注册会计师代编财务信息业务提出了一般要求，内容包括签订业务约定书、制定计划、实施程序、形成工作记录、编制代编业务报告等。
此次征求意见，主要针对以下问题：
（一）关于代编财务信息
采用的会计基础征求意见稿立足于注册会计师按照国家规定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代编财务信息，如果客户要求注册会计师按照其他会计基础代编财务信息，注册会计师是否可以接受该业务？
（二）关于注册会计师签字盖章
导师鉴定意见篇5
关键词 互联网；信息披露；第三方鉴证；鉴证机制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6）10-0032-08
一、引 言
近年来，大量国内外上市公司通过建设网站、微博等平台披露信息。互联网已成为公司对外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和外部利益相关方获取公司信息的主要渠道，并被学者们誉为“是一个恰当和有效的传递公司战略信息的方式”和“有效的与投资者进行关系管理的平台”（Bollen等，2006）。一个值得引起各方关切的问题是：通过互联网可实现全球同步披露无限容量的信息，而信息却未经任何形式的鉴证，不可靠信息可能和可靠信息并行披露，虚假信息可能随时传播，且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几乎难以计量。这对信息使用者尤其投资者的利益保护构成了重大挑战。
长期以来，审计师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资本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截至目前，全球审计执业界对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的鉴证业务几近空白。这显示，在技术应用与审计执业界的应对之间存在鸿沟，国际审计执业界对调整自身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技术存在困难（Lymer和Debreceny，2003）。缺乏第三方鉴证机制，公司互联网披露信息的质量可能长期处于良莠不齐的状况，信息使用者将长期面临信息风险的威胁，通过互联网平台传播的各种虚假信息可能随时令投资者身陷被误导甚至损失境地。Ojah和Mokoaleli（2012）、Moradi等（2013）、Laurent等（2014）以及Parlakkaya（2015）先后指出，互联网披露信息的质量取决于各国为其提供或培育的经济、法律、市场、金融以及公司治理架构。显然，为互联网信息披露引入第三方鉴证机制将进一步完善上述架构并强化其约束力，为复杂互联网环境中的信息使用者尤其投资者获取可靠信息建立合理的保证机制，从而有望更加切实地践行国务院2013年12月颁布的投资者保护“国九条”――《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因此，对上市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的第三方鉴证机制展开探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鉴证业务的目标
互联网信息披露是互联网时代公司提升透明度的重要路径。然而，应当明确，一直以来阻碍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委托、信息不对称和公司治理缺陷等根源问题并未因互联网技术的出现而略有消减，公司管理层的互联网信息披露行为仍然可能存在自利倾向，公司内部相关管理机制也可能不尽完善，互联网披露信息的质量尤其可靠性和公允性仍存在诸多疑虑。Momany和Al-Shorman（2006）指出，缺乏外部鉴证是阻碍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发展的重要因素。
信任是制定决策的关键。倘若决策者基于没有可靠性保证的信息制定决策，其将面临信息风险。因此，决策者总是首先寻求获得有关信息可靠性的合理保证以树立对信息的信任，并基于其制定决策，否则，决策者将弃用该信息，转而由其他渠道获得信息，则公司的互联网披露将失去意义，公司将不可能藉由互联网实现与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有效沟通和关系管理目标。Mayer等（1995）将信任定义为：一方基于另一方将会执行一个于其重要的行为的预期，愿意承担另一方行为的后果，而不考虑自身监督或控制另一方的能力。Fisher和Chu（2009）认为，信任是一种“隐性契约”，它是一种最有效的对交易实施治理的手段。Gefen等（2003）根据信任的基础将其划分为：①知识基础的信任；即通过重复合作建立信任。②认知基础的信任或最初信任；即通过第一印象建立信任。③制度基础的信任；即依赖于制度或第三方建立信任。④人格基础的信任，指个人的人格个性会影响信任的建立。
独立第三方鉴证是高质量的最强信号，信息鉴证是对市场参与者提供的珍贵服务，可以驱动市场的高效率（Dewally和Ederington，2006）。对上市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实施第三方鉴证旨在建立制度基础的信任，是一种信任建设机制。本文所探索的上市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第三方鉴证（以下简称Webdisclosure鉴证）是由独立、客观、公正的审计师对互联网信息披露的控制及信息质量执行鉴证业务，并将鉴证结果以形象印鉴的形式列示于公司互联网平台显要位置的新型鉴证业务。该鉴证业务的目标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受到了设计适当、执行有效的控制机制的支撑且披露信息具备应有质量特征的合理保证，从而降低信息使用者面临的信息风险，树立信息使用者对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的信任。
三、鉴证业务的性质
上市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实践的出现及发展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关于审计师对其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的思考。Fisher和Chu（2009）曾提出如下疑惑：究竟是否应当拓展审计师的职责，要求其对公司网站上的年度报告进行审查或监督？如果如此的话，他们对网站上出现的未审计财务和非财务信息的责任如何？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审计问题任务组（the Audit Issues Task Force of the Auditing Standards Board）最早对互联网信息披露问题做出了回应，其在1997年颁布的AU550公告中即明确表态：审计师对公司网站上的信息不承担责任。此外，英国审计实践委员会（Auditing Practices Board）在其2001年《审计报告的电子》指南、澳大利亚会计研究基金会审计和鉴证准则委员会（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of the Australian Accounting Research Foundation）在其2010年GS006指南中均先后指出，公司管理层对财务信息互联网上的及其控制负有责任，审计师对公司网站开展鉴证应是一项独立鉴证业务，不构成传统财务报告鉴证业务的组成部分。
本文同意美国方面的观点，即执行传统财务报告审计的审计师不承担对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的鉴证责任，互联网披露的控制及信息质量相关责任由公司治理层和管理层承担。同时，本文采纳澳大利亚和英国方面的观点，即互联网信息披露鉴证业务是一项独立于传统财务报告审计的新型鉴证业务。本文所提出的Webdisclosure鉴证，是公司为了向外界传递自身高质量的信号，降低信息不对称及相关风险，树立利益相关方对其互联网信息披露的控制及信息质量的信任，实现良好的对外沟通和关系管理目标，而自行聘请审计师开展的独立鉴证业务，其不属于传统财务报告鉴证业务的范畴。
四、鉴证业务的机理
Webdisclosure鉴证是在互联网时代的公司广泛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对外信息披露的背景下，为合理保证互联网披露信息的质量，降低信息风险而提出的一项新型鉴证业务，其运行机理有待厘清。以下，本文将从鉴证前提条件、鉴证主要程序、印鉴颁发、印鉴列示以及鉴证频率5个方面阐述其机理。
（一）鉴证前提条件
由于涉及对互联网系统安全性的鉴证，一些信息技术力量薄弱的会计师事务所难以担当，为保证鉴证业务执行质量，从事Webdisclosure鉴证业务的前提条件是：会计师事务所须向本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指定认证机构申请认证获得Webdisclosure鉴证资格，且具备资格的事务所在承接业务前须了解被鉴证公司的基本情况，进行鉴证业务风险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审慎评价自身专业胜任能力，仅在认为被鉴证公司具备诚实信息披露的内部环境且事务所具备充分专业胜任能力（应重点考虑对网络信息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执行鉴证业务的能力）的基础上方能考虑接受委托，与互联网信息披露公司签订业务约定书，承接鉴证业务。
（二）鉴证主要程序
任何公司的对外报告或披露总是受到其基础内部控制系统的制约（El-Masry和Reck，2008），公司信息披露过程出现的任何失误或风险归根结底是由相关内部控制的缺陷或失败造成的。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允许大量利益相关者及时和迅速访问的战略信息系统，倘若要求这一系统能够输出高质量的信息，应首先要求公司对互联网信息披露各环节设计并执行严密的控制机制，设计适当、执行有效的各项控制是互联网披露信息质量的根本保证，也是在复杂互联网环境中防范各种潜在风险的根本手段。
因此，对被鉴证公司为互联网披露的安全和信息质量所维护的各项控制实施测试应是鉴证业务的首要工作，基于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开展控制测试得出的鉴证结论具有合理保证互联网披露信息质量的潜质。从而，Webdisclosure鉴证的主要程序是：由审计师对公司设计和执行的各项与保证互联网信息披露的安全性及其信息质量有关的控制实施控制测试，评价各项控制设计的适当性和执行的有效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应用抽样技术对互联网披露信息的质量开展实质性测试。审计师须依据一套既定原则及其标准执行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该套原则及标准由各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指导制定，以对本国Webdisclosure鉴证业务提供权威和高水平的规范。
（三）印鉴颁发
如公司通过了所有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审计师将向公司管理层索取书面管理层声明，以明确管理层对互联网信息披露承担的责任，审计师在审阅管理层声明之后向公司签发无保留意见鉴证报告并颁发Webdisclosure印鉴。
如审计师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控制的设计和运行存在缺陷或可能影响信息使用者判断及决策的信息质量问题，则审计师将仅签发改进意见书，以将相关问题及建议反馈给公司管理层。为避免鉴证报告及印鉴被滥用或误解，此时，审计师不应签发鉴证报告亦不应颁发Webdisclosure印鉴。仅当公司对控制缺陷及信息质量作了切实的改进，审计师运用专业判断实施补充的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并全部通过的情况下，方可考虑签发无保留意见鉴证报告并颁发印鉴。为保证无保留意见鉴证报告和印鉴由审计师出具的真实性，审计师应当考虑运用数字签名① 等加密技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为避免网上视觉混淆，Webdisclosure鉴证报告的意见类型仅无保留意见一种。
（四）印鉴列示
获得无保留意见鉴证报告和Webdisclosure印鉴的公司，即获得了在其互联网平台显要位置列示印鉴的权利。印鉴格式由各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指导设计，执行鉴证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及鉴证报告日列于印鉴之下指定位置。在互联网平台列示的Webdisclosure印鉴将成为一个向外界传达的“值得信任”的显见信号，其代表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已通过独立第三方对其实施的所有控制测试和实质性测试并获得了“清洁”鉴证意见，表明公司互联网信息的编制过程受到了设计适当、执行有效的控制机制的支撑，其安全性和信息质量具有合理保证。
点击Webdisclosure印鉴将链接向执行鉴证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网站，信息使用者可从中查看公司管理层对互联网披露作出的书面声明以及审计师签发的无保留意见鉴证报告，将管理层声明及鉴证报告列示于会计师事务所网站，可以强化审计师对二者的管理、增进审计师形式上的独立性，同时提高印鉴的可信度。
（五）鉴证频率
由于公司互联网信息披露的控制不仅涉及安全控制而且涉及信息生成流程的控制，且大量非财务信息是其披露的主要内容，Chou等（2010）提出的“自动化持续审计”的构想难于付诸实践。然而，Fisher和Chu（2009）提出的“短周期”报告思路对Webdisclosure鉴证频率的设计具有启发意义。
导师鉴定意见篇6
「关键词 内部控制 鉴证服务 需求 供给
引言
财政部曾于2001年11月了《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X号——内部控制审核（征求意见稿）》（作为第五批独立审计准则项目之一） ，而在2002年2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以《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的中注协文件形式予以。导致这一变动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准则项目的征求意见过程中，会计理论界、实务界以及有关政策制订部门对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性质、对象、内容、范围等存在着许多重大争议，而这些争议还需要在未来阶段进一步探讨和协调，因此在第五届财政部独立审计准则中方专家咨询组与外方及港澳台专家咨询组第二次会议上，各位专家建议将该准则项目以中注协的指导意见形式。
本文综述了《内部控制审核（征求意见稿）》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存在的主要争议，并提出有关探讨。我们认为，关于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许多争议不仅涉及到我国会计服务市场和会计服务行业的发展问题，在更深层次上也反映出我国会计界对内部控制理论体系的认识上还存在着不少差异。对有关争议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在我国会计服务市场开展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一系列问题，也为会计界研究内部控制理论及实务提供了新的角度。
一、 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初步描述
（一）对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需求及其变动
我国对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需求最初来自于中国证监会，而目前的主要使用者也是中国证监会。我们初步查阅并汇总了中国证监会近年来对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需求以及各个具体要求（参见本文附录）。从该附录中可以初步了解到这种需求的基本特征、演变过程与现状。
第一个特征是：总体上看，从1999年至今，中国证监会对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需求范围不断扩大。在2001年初以前主要局限在拟公开发行证券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 ；而从证监会于2001年3月和4月的几项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来看，对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需求已经扩大到了在我国境内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以及申请发行新股的上市公司范围 .第二个特征反映在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结果（即报告形式）要求上。从证监会于1999年11月19日的《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来看，监管部门最早对内部控制鉴证服务提出的要求为“以管理建议书的形式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而在2000年11月的一批信息披露编报规则当中，对内部控制的外部评价要求则统一改为“以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形式作出报告。”在2002年2月4日的《证券公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准则（修订）》对有关表述再次做出了细微改动，即“以内部控制评审报告的形式”出具报告。由于内部控制鉴证服务作为一种新兴服务，其需求形式是“作出评价”，于是证监会对报告形式的要求（及其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应当如何界定“评价报告”或“评审报告”的性质？这一问题将在下文加以讨论。
第三点特征在于，中国证监会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评价内容要求，这一要求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发生变化，体现出相当的“刚性”。我们并不了解这“三性”要求的最初形成过程，但正是此项要求构成了本文将要讨论的主要争议之一，具体论述将在下文进行。
（二）对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供给
通过上述对有关需求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证监会的这种需求及其扩大趋势增加了我国会计服务市场的一种服务品种，即内部控制鉴证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具有类似于财务审计服务的强制性特征，尽管在实施范围上尚不如财务审计服务广泛或普遍；对会计服务行业而言，必须按照有关监管部门提出的要求出具内部控制评价（评审）报告；相应地，也对相关会计服务规则的制订提出了紧迫要求，具体表现为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于2001年度立项起草《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号——内部控制审核（征求意见稿）》。
在《内部控制审核（征求意见稿）》立项起草之前或是制订过程中，已经有许多会计师事务所接受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内部控制评价业务并出具了相应报告。由于在报告格式和内容上缺乏统一规范，这些报告在措辞或格式的表现形式上五花八门。尽管这种状况在证监会于2001年1月31日了《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之后有所改善（至少针对证券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而言），但仍有不少突出问题，例如在评价对象与范围的表述、注册会计师的评价责任、评价建议的有用性、评价意见的表述方式以及报告格式（详式报告还是简式报告）等方面，其后果可能导致注册会计师与被评价单位管理当局的责任划分不清、不利于保护注册会计师自身的正当利益以及无法满足监管部门的特定目的和需求。总体上看，在这一新兴的会计服务领域中，会计实务界明显缺乏共识和执业规则，该服务的供给缺乏足够的质量保证，由此触发了相关执业规则的供给。下文便主要侧重于探讨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规范以及在此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重大争议。
二、内部控制鉴证服务规则的制订及其争议
《内部控制审核（征求意见稿）》经历了独立审计准则组起草、多次研讨、广泛征求意见以及两次财政部独立审计准则中外方专家咨询组会议，形成了许多共识，也存在着不少争议。我们选择了其中比较突出的、至今尚存争议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未来的有关政策制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关于内部控制鉴证服务的性质界定
导师鉴定意见篇7
病历书写是医院医疗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病历文书的质量体现了医院的医疗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更体现了医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时随着社会法制的不断健全、人们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病历已成为解决医疗纠纷重要的法律依据。因此严格保证病历的真实性、及时性、完整性，是对医疗机构人员监督管理的关键所在，以切实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在此就一起关于某医院伪造病历导致医务人员被行政处罚的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
一、案情摘要
2011年5月我局接到关于辖区内某民营医院的投诉举报，举报该医疗机构口腔科T医师有伪造病历的行为，同时提供“Y”患者的时间为“2007-×-×”和“2009-×-×”的《上海××医院门诊病历》的复印件，以及《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文检鉴定意见书》（华政[2010]物证（文）鉴字第×××号）的复印件，要求查处。接报后，我局即对该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查见“Y”患者的时间为“2007-×-×”和“2009-×-×”的门诊病历复印件3页，诊治医师签名为“T”，查见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文检鉴定意见书》（华政[2010]物证（文）鉴字第×××号），鉴定意见为“检查姓名为‘Y’的《上海××医院门诊病历》上的日期为‘2007-×-×’至‘2009-×-×’的病历记录字迹系一次性书写形成”。查见T医师的《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执业地点：上海××医院，执业类别：口腔专业。经调查，Y患者于2005年入该院口腔科行拔牙矫正治疗，由L和Z两名医师治疗。2007年T医师开始接手该名患者治疗，2009年T医师给患者行上颌扩弓及右侧上下牙齿交互牵引。经过一年治疗，患者上下前牙中线基本对齐，右侧上下牙反合解除，基本达到颌接触，拆除托槽，保持治疗。T医师接手“Y”患者后，将该患者的就诊情况记录在大病历上。由于之前的就诊记录是记录在门诊病历上，为了保证患者的门诊病历完整性，T医师将其记录在大病历上的记录一次性补记在门诊病历上，导致了患方提供的时间为“2007-×-×”和“2009-×-×”门诊病历的病历记录是一次性书写。
二、案件处理
案件承办人员在调查询问和收集各种证据后，经合议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五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我局认定T医师存在伪造医学文书的情况，给予其警告行政处罚，执行方式为自觉履行，执行结果为完全履行，目前本案已结案。
三、分析与思考
（一）违法事实认定1．司法鉴定结论的运用鉴定结论是一种认识意见和“理性认识”，是专业人员运用科学知识和手段对客观现象的认定，证明力较高。〔1〕在本案中，患方提供的文书检验司法鉴定结论是证明该名医师是否伪造病历的关键性证据。在行政程序中，作为行政机关定案根据的证据必须查证属实，因此在本案中，我局审查判断该份文检鉴定结论时十分谨慎，重点有以下三个方面:（1）鉴定人是否具备鉴定资格。鉴定机构为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为L、×，查见执业证号为××××××××××和××××××××××，查见鉴定专用章。（2）鉴定程序是否违法。本次鉴定为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委托进行，根据司法鉴定委托、受理程序依法进行。（3）鉴定结论是否错误、不明确或者内容不完整。该份文检鉴定意见书包括基本情况、检验分析、鉴定意见和鉴定人签名，内容完整。经过行政程序证据审查，确认该份文检鉴定意见书的客观真实性，予以采纳。2.证据链的形成如果仅凭上述文检司法鉴定书认定该名医师伪造病历，就会形成孤证，证明力不够，所以积极调查取证成为本案的重要步骤。经过对该医疗机构该名口腔科医师的询问得知：T医师在接手该名“Y”患者后，给该名患者的就诊记录是记录在大病历上，为了保证患者的门诊病历完整性，T医师将其记录在大病历上的记录一次性补记在门诊病历上，导致了患方提供的时间为“2007-×-×”和“2009-×-×”门诊病历的病历记录是一次性书写。对该名医师获得的询问笔录成为印证司法鉴定书结论的重要证据，两者相互佐证，形成证据链，为认定违法事实奠定了基础。
（二）法律法规的适用根据《病历书写基本规范》第十四条：“门(急)诊病历记录应当由接诊医师在患者就诊时及时完成”。然而《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属于医疗操作技术规范，有违反条款，无行政处罚条款，无法进行行政处罚。根据《上海市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积分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八项：“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次记1分：（八）隐匿、伪造、篡改病历资料、处方或者其他医疗文书的”。该《办法》的制定目的在于通过对医疗机构积分管理，规范本市医疗机构医疗执业行为，维护医疗市场正常秩序，处罚主体为医疗机构。承办人员经过讨论认为，该办法须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应，然而没有适用的法律条款，所以决定不将《办法》作为处罚依据。最终承办人员决定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认定该名诊疗医师为行政处罚对象，旨在从个案来强化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加强医师队伍的建设，提高医师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为提高病历文书质量起到一个警示的作用。违反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医师实施医疗、预防、保健措施，签署有关医学证明文件，必须亲自诊查、调查，并按照规定及时填写医学文书，不得隐匿、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处罚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第五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隐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
导师鉴定意见篇8
根据国家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规定》和《职业资格证书规定》，本市实行职业技能鉴定由市劳动、人事行政部门综合管理、指导下的社会化管理体制。充分发挥行业专业管理作用，并贯彻"**"的原则。
依据国家职业分类，结合产业结构和行业布局，本市将分批分期组建代表行业专业水平的行业专业委员会。
为加快本市各行业专业委员会的建设，使本市职业技能鉴定工作稳步地开展，经研究：对本市工业系统各行业专业委员会的设置提出如下意见。
一、各局（控股集团公司）根据本系统的主体工种负责组建代表本市该工种（专业）行业专业委员会。主体工种范围由市劳动局会同市经委确定。
二、行业专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1、研究规划行业发展目标与劳动力技术结构预测。
2、贯彻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接受委托制订行业内有关专业（工种）技能等级标准和鉴定规范及社会适用性的专业岗位规范。
3、配合行业对各类专业（工种）人员的培训目标（包括质量、数量等技术结构比例等），提出具体要求和组织制订行业内各专业（工种）的具体培训计划、大纲，确定培训教材，研究培训方法。
4、提出规划本行业职业技能所（站）设置的布局意见和具体设置条件，提出鉴定所（站）的评估意见和考评员的任职条件、数量配置等意见。
5、负责本主体工种（专业）的技师和高级技师的专业评审工作（具体办法另订）。
三、行业专业委员会组建程序及有关原则
1、由市劳动局职业技能开发处会同市经委劳资、教育、科技、规划职能部门，规划工业系统各行业专业委员会的结构，使每一个行业专业委员会都具有能代表本市该行业主体专业（工种）的专业权威性。
2、各局（控股集团公司）向负责组建行业专业委员会的主管部门提出组建方案后，经市经委劳资处、教育处审核核准后，由市劳动局审批。
3、各行业专业委员会由该行业主体专业（工种）的专家、名师11一15人组成。
4、本市通用工种行业专业委员会与行业特有工种专业委员会采取按行业并轨，实施一体化建设，不专设特有工种行业专业委员会。
5、工业系统成立行业专业委员会指导小组，负责全市工业系统职业技能的行业专业管理，负责技师、高级技师评审的专业技术业务指导。
四、证书管理
各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所（站）的鉴定业务由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领导，对鉴定合格者经市劳动行政部门审核，发放劳动部统一印制、市劳动行政部门验印的职业资格证书、全市通用。
五、工作进度
上半年，有条件的主管部门先行组建行业专业委员会，年内基本完成本市行业专业委员会的组建及鉴定所（站）的设置，确保50个通用工种及行业主体工种稳步实施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由于职业技能鉴定工作是一项政策性、技术性要求高，工作量大，涉及面广的工作，因此，各单位要加强领导，要先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