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意见书范文
时间：2023-11-18 21:19:17
起诉意见书篇1
在开庭审判实践中，我们遇到有的公诉人在法庭上阐述公诉意见时，出现偏离起诉书的情况，也就是公诉人的发言意见变更了公诉机关起诉书对被告人的指控。对于公诉人变更公诉之意见，法庭对其效力应作如何确认与审理，笔者谈点粗浅看法。
一、对公诉人变更公诉意见的确认
现行刑事诉讼法实行法官居中主持下控辩双方地位平等对抗的庭审方式。在法庭上，处于控方地位的公诉人，依法行使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和鉴定人，提供与说明犯罪证据等重要控诉职能；处于辩方地位的被告人和辩护律师，则行使与控辩相衡对应的诉讼权利，依法陈述、辩解或发表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等辩护意见。随着法庭上控辩活动的千变万化，难免出现当庭出示的可作为定案依据的证据所证实的法律事实、犯罪情节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悔罪态度与公诉机关起诉书认定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犯罪性质等指控内容相差异，甚至出现起诉书适用法律差异的情况；也难免出现公诉人阐述的公诉主张与公诉机关起诉书的指控内容发生偏差或变化的情况。比如，有时公诉人在阐述公诉主张时会郑重其事地说：“通过刚才的法庭调查，查明被告人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比起诉书的指控更为严重……”甚至有的公诉人在法庭上竟将起诉书对被告人犯罪性质、适用法律等的指控一概予以变更，并要求法庭重视其意见。
由于公诉人在法庭上改变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内容的意见具有时间上的临时性和内容上的随意性，每当这种偏差与变更一旦在法庭发生时，往往会受到辩方律师的质疑和抗议。那么，作为居中裁判的法官，将如何确认公诉人变更起诉书公诉意见的效力呢？从以下几方面的分析，可以具体看出公诉人个人随意改变公诉机关起诉书指控内容意见，是违程序、违公平、违公正的，其法律效力值得怀疑。
（一）代表国家向法庭对被告人提起公诉的是人民检察院，不是人民检察院的某一个人。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公诉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庭审中处于控方地位。为了更好地达到其公诉目的，当然要委派公诉人出庭行使控诉职权（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可不出庭的除外）。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诉人出席法庭支持公诉是通过宣读起诉书、询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和鉴定人、举证、质证发表公诉意见、答辩反驳辩护意见，围绕起诉书的指控内容全面阐述公诉主张来充分行使公诉职能，实现公诉目的。在法庭上，公诉人是受公诉机关委派而以公诉机关名义参加诉讼，行使国家公诉人职权；公诉人所阐述的公诉主张和发表的公诉意见均属公诉机关意思表示的具体表现，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概由公诉机关承担。因此，公诉人在法庭上的主要职责和一切诉讼活动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支持公诉。正是由于公诉人在法庭上的特殊身份及其所负使命，决定了其个人不能否认或变更公诉机关的指控，无权临时地随意地提出新的指控。
（二）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尤其是辩护人是针对公诉机关起诉书的指控而被动参加诉讼的。在法庭上，辩方仅仅围绕起诉书的指控内容而述、而辩。对此，为了确保辩方的诉讼权利得以行使，诉讼目的得以实现，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在人民法院受案之日起便可查阅、摘抄、复制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材料，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会见和通信；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许可也可以进行以上诉讼活动；人民法院将起诉书副本至迟在开庭十日前送达被告人。法律如此规定，就是为被告人及辩护人留有充分的时间针对起诉书的指控作应诉准备，同时也是新的庭审方式中控辩双方在法庭上诉讼地位平等的一个体现。若公诉人在法庭上当庭临时改变指控内容，势必就将辩方置于了无备而辩之境地。显然，违背了我国刑事诉讼的立法原意。难怪当公诉人在法庭上阐述公诉主张有意无意地偏离了起诉书指控时，便即遭到被告人尤其是辩护律师的质疑或抗议。例如某公诉人在一经济犯罪案开庭中阐述公诉主张时，临时变更了公诉机关指控，将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数次贪污犯罪中的一次贪污犯罪行为，变更认定为诈骗犯罪行为，并请求法庭对被告人二罪并罚。对于该公诉人发言所追加的新指控，实体上是否达到“两个基本”姑且不论，就其程序而言实在是有碍公正，为此，当即就遭到辩护律师的指责和抗议。然后在控辩双方的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公诉人所追加的指控自然而然就步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可见，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不能随意变更公诉机关的指控，就是公诉人经公诉机关同意并决定用书面形式向法庭变更、追加控诉的。原则上也需要给予被告人、辩护人必要的时间作应诉和辩护准备。
（三）现行刑事诉讼法实行公平、公正、公开的“三公”原则，法官居中听审是以程序严密而追求审判裁决公正的，法庭既要准确地惩罚犯罪，又要充分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保护人权的观念意识越来越受到重视，况且刑事司法制度也不能只将打击犯罪作为唯一的价值定位，仍需崇尚对被追诉、被指控人权利的保护。法庭上控辩双方相衡对抗，其实质就是刑事诉讼对被告人人权保护的主要体现。作为控方出庭的公诉人，是代表国家对被告人提起指控，其在法庭上的优越性和主动性是显而易见的；而被告人则不仅处于被动应诉的地位，且其人身自由大都已经受到限制，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要充分行使辩权都已经受到制约，如此情形下要实现被告人、辩护人与公诉人的控辩相衡对抗，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假如公诉人在法庭再随机地变更指控，那么，谈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定是一句空话。同理，如果法庭认可公诉人偏离起诉书的指控意见有效，不仅不能确保刑事审判的公平、公正、公开，而且易产生重控轻辩的失衡心理，使刑事诉讼重新回到控审合一的老路上去，那么，出现司法专横，造成冤假错案在所难免。
二、对公诉人变更公诉意见的审理
现行刑事诉讼法以及该法施行多年后司法界、理论界提出的相关修改建议，均贯穿着利于被告人的打击与保护并重、程序优先、从客观真实观走向法律真实观和不控不审、不告不理的刑事诉讼原则，仅根据公诉机关提出的控诉以及辩方意见进行审理，不主动查究犯罪。按照刑诉法这些立法精神，在法庭上，法官应当根据公诉机关的控诉，并且认真听取和归纳公诉人在法庭上阐述公诉主张的说明和意见，严格审查案件基本事实和基本证据，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做到实体公正，达到稳、准、狠地打击一切刑事犯罪分子之目的。倘若在法庭上出现公诉人的发言意见与公诉机关的起诉指控出现偏离，公诉人随意作出变更公诉机关起诉指控的新指控，或者遇有被告人、辩护律师对公诉人个人追加、变更指控提出质疑、抗议时，合议庭或独任庭不可就其是否具备“两个基本”而予以实体审理，尽管这种偏离与变更有的确实符合案件事实，对人民法院的独任庭、合议庭、审判委员会的定罪量刑将起到积极作用，而应当认真地进行程序上的审理。
首先，应当审查其是否有违控辩对抗相衡原则，是否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诉权，是否属于公诉机关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次，由主持庭审活动的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向公诉人说明其偏离、变更起诉书指控的公诉意见属于新指控，并非其内容存在实体意义的错误，而是其程序与立法精神不符；再次，告知公诉人其变更公诉的意见在未得到公诉机关的认可之前，仅属公诉人个人意见，其诉讼风险和法律后果不能由检察机关承担；最后，提醒、建议公诉人须经公诉机关认可并以公诉机关名义补充或者变更起诉，才能合法有效。如果公诉人仍然坚持其个人意见，法庭应当仅就公诉机关起诉书的指控内容组织控辩双方进行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以及被告人陈述等法庭审理，直至依法作出判决，而不能将公诉人个人的指控意见予以审理。
起诉意见书篇2
时间∶年月日时分至时分
地点∶昆山市人民法院审判庭第法庭
是否公开审理∶公开/不公开
辩护律师∶贵州麒翔律师事务所律师
简易程序/普通程序
记录∶
书记员∶宣读法庭规则（略），请公诉人、辩护人入庭，全体起立，请审判员、陪审员入庭。报告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已到庭，被告已提到候审，有关诉讼参与人已在庭外候传，法庭准备工作就绪，请示开庭。
一、宣布开庭
1.核对基本信息;
审∶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庭现在开庭。提被告人 到庭。
审∶（查明被告人身份∶姓名、出生年月、民族、籍贯、文化程度、职业、住址）
被∶
审∶被告人何时因何事受过何种法律处分?
被∶
审∶这次被告人何时因何事被羁押、拘留、逮捕?
被∶于年月日因被刑事拘留，同年月 日被逮捕。
审∶被告人收到 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副本没有?何时收到?
被∶收到，于 年 月 日收到。
2.宣布开庭，告知诉讼权利，询问是否申请回避。
审∶今天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0条之规定，在人民法院第 审判庭依法(公开/不公开)开庭审理由 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涉嫌一案。
审∶审理本案合议庭由 人民法院审判员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陪审员 组成。本院书记员 担任本案庭审记录。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出庭支持公诉。
审∶当事人及其法定人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被告人对上述人员申请回避吗?
被∶
审∶被告人享有辩护的权利，除了所委托的辩护人有权为被告辩护外，被告人也有权自行辩护;当事人的辩护人、诉讼人有权申请提出新的证据、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被告人在法庭辩论结束后，对案件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有作最后陈述的权利。对上述权利，被告人听清了吗?
被∶听清了。
二、法庭调查
1.宣读起诉书;
审∶现在进行法庭调查。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公∶宣读起诉书。详见起诉书（略）
审∶公诉人宣读的起诉书，你们听清楚了吗?与你收到的起诉书是否一致?你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有什么意见吗?
被∶
审∶被告人，你是否要将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经过向法庭做简要的陈述。是否认罪?（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官要询问被告人是否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理）
被∶
2.发问阶段;
审∶公诉人是否对被告人发问?
公：
被∶
审∶辩护人是否对被告人发问?
辩∶
被∶
（审判员认为必要时可发问）
被∶
3.举证质证。
审∶请公诉人举证。
公∶1.（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告人陈述、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检查笔录、鉴定结论
审∶被告人对上述证据有何意见?
被∶
辩∶
审∶公诉人继续举证。
审∶被告人对上述证据有何意见?
被∶
辩∶
审∶公诉人继续举证。
公∶需要证人出庭作证。（有/无）
审∶传证人到庭。核实证人的身份，告知应当如实作证和做伪证的法律责任，指令在保证书上签字。
公∶
审∶被告人对证人有要发问的吗?
被∶
辩∶
证：
审∶被告人有证据需要向法庭提交的吗?
被∶有/无。
（辩护人举证/不举证∶ ）
审∶被告人、辩护人是否要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勘验、检查的?
被∶
辩∶
三、法庭辩论
审∶法庭调查结束，进入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
审∶由被告人作自行辩护。
被∶
审∶现在由被告人委托的律师发表辩护意见。
辩∶
审∶控、辩双方是否有新的辩论发言?
公∶
被∶
辩∶
四、最后陈述
审∶法庭辩论结束，由被告人作最后陈述。
被∶
审∶休庭，延期宣判/当庭宣判。
五、宣判
起诉意见书篇3
淮阳人民检察院公诉科暑期实习报告 为了让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得到巩固和提高，边理论边实践，我在被评为“全国先进检察院”的淮阳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实习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我收获了很多东西，懂得了实践的重要，认识到理论和实践是学习和理论的左膀右臂，学到了做人、处事、生活的道理，进一步深入了解了社会。实习期间，我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整理 （1）先完成04年所有侦查卷和检察卷的登记工作，并且汇成表，以绝密文件存档。其次是做好个别案卷的补充、完善工作，装订成册，便于保存、查阅。 （2）相对不起诉的案件 如寻衅滋事：1、公安机关的侦查卷：有受理案件登记、立案报告表、呈请拘留报告书、拘留证、对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提讯证、呈请逮捕报告书、呈请延长拘留期限报告书、提请逮捕决定书、起诉意见书、询问笔录、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鉴定书 2、检察院的检察卷：公安机关的起诉意见书、委托辩护人告知书及送达回证、询问提纲及笔录、补充侦查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纠正违法通知书、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讨论案件笔录、起诉书及送达回证、出庭通知书、答辩提纲、出庭笔录、刑事判决书 贪污案：1、检察院反贪局的侦查卷：立案决定书、拘留决定书、拘留证、对拘留人家属或单位通知书、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书、赃款清单（书证）、委托鉴定书、检察技术鉴定书、提押证、释放通知书、调取证据通知书、调取证据清单、起诉意见书、询问笔录、书证 2、检察院的检察卷：检察院反贪局的起诉意见书、委托辩护人告知书及送达回证、阅卷笔录、询问提纲及笔录、补充侦查决定书及送达回证、纠正违法通知书、移送起诉案件审查报告、讨论案件笔录、起诉书及送达回证、出庭通知书、答辩提纲、出庭笔录、刑事判决书、对法院刑事案件判决、裁定审查表、办案时限登记表 二、自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其解释 三、写阅卷笔录 其内容有受案时间、案件来源、被告人姓名、案件性质、阅卷人、阅卷目的、阅卷时间。1、犯罪嫌疑人基本情况2、侦查机关提请认定的犯罪事实3、阅卷意见 四、提审犯罪嫌疑人、做询问笔录 笔录内容有时间、地点、检察员、记录人、诉讼程序、犯罪嫌疑人姓名、曾用名、化名、年龄、民族、文化程度、籍贯、住址、工作单位、职务、职业、有无前科、询问内容、签名、按手印 五、出庭公诉 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同梅芳副科长一起出庭公诉，案件是一起李某抢劫、寻衅滋事的重审案件，参照数罪并罚，原判2年6个月。经过新的举证、指证、质证、认证，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我认为维持原判。结果维持原判。 六、实习心得 1、自学能力的提高 我自学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理论、法条及其相关解释等内容。 2、做人、处事的能力提高 说话方式、说话的内容认真注意，在适当的场合讲适当的话。我积极参与研讨案件、分析案情、调查取证。发挥年轻、有敏锐洞察力的优势。我认为执法人员应尊重法律事实定罪量刑。 3、我感觉到知识的严重缺乏，发誓一定要学好法律 4、问题的严重性：懂法、执法人员违法和法盲的违法行为太严重了！ 深深感谢淮阳县人民检察院及其公诉科的人员！尤其是苏凌、李永清、梅芳、杨连霞。 此致 河南理工大学 万方科技学院04法学一班：叶li亚 2005年8月26日 实习期间收集整理常用法律知识 1、公安、检察院、法院的分工 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法律监督、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提起公诉，由人民检察院负责；审判由人民法院负责。 2、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的案件中被拘留的人，决定逮捕的期限 应当在10日内做出决定。特殊情况可延长1日至4日。 3、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如何处理？ 应当做出提起公诉、不起诉或者撤消案件的决定。 4、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多长时间内做出决定？ 应当在1个月以内做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 5、人民检察院决定不起诉的案件，被害人能否向人民法院起诉？ 被害人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被害人也可以不经申诉，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6、被害人对人民检察院的不起诉书不服的，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7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 7、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 （1）不满14周岁的人，其行为虽然造成损害结果，但是不构成犯罪； （2）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3）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8、哪些人不适用死刑 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因特殊原因流产），不适用死刑。 9、****妇女罪？处罚？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行同妇女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构成****妇女罪。对罪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其中奸淫不满14周岁****的，从重处罚。 10、拐卖妇女、儿童罪？处罚？ 以出卖为目的，有拐卖、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对罪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11、检查妇女身体应当由谁进行？由女工作人员或者医师进行。 12、询问犯罪嫌疑人由谁进行？ 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询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 13、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如何处理？ 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 14、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如何处理？ 应当在拘留后的24小时内进行询问。再发现不应当拘留时，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不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15、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提请批捕的期限？ 应当在拘留后的3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特殊情况可延长1日至4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接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至30日。 16、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强制措施有哪几种？ 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上述措施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行使。 17、哪些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 （1）律师；（2）人民团体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在单位推荐的人；（3）犯罪嫌疑人、被告的监护人、监护人。 18、犯罪嫌疑人从何时开始可委托辩护人？ 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自诉案件的被告人有权随时委托辩护人。 19、刑事证据包括哪几种？ （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材料
20、哪些人不能作证人？ 生理上、精神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本文内容中国教“育资源网，
起诉意见书篇4
关于印发《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2003年12月30日经第十届检察委员会第16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各级检察机关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最高人民检察院
二四年二月十日
为依法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律师在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立案侦查、刑事案件审查起诉工作中依法执业,促进人民检察院严格、公正执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1.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自检察人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后或者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将犯罪嫌疑人所涉嫌的罪名及犯罪嫌疑人的关押场所告知受委托的律师。
2.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的,由侦查部门指定专人接收律师要求会见的材料,办理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有关事宜,并记录备查。
3.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48小时内安排会见。
对于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会见要求后5日内安排会见。
4.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工作需要决定是否派员在场。
5.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律师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侦查部门应当在律师提出申请后5日内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安排会见。不批准会见的,应当向律师开具《不批准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决定书》,并说明理由。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需要经过批准。
6.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时,可以了解案件以下情况:
(一)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二)犯罪嫌疑人是否实施或参与所涉嫌的犯罪;
(三)犯罪嫌疑人关于案件事实和情节的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关于其无罪、罪轻的辩解;
(五)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法律手续是否完备,程序是否合法;
(六)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人身权利、诉讼权利是否受到侵犯;
(七)其他需要了解的与案件有关的情况。
7.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辩护律师可以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函会见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人民检察院不派员在场。
8.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一律在监管场所内进行。
二、关于听取律师意见
9.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决定逮捕的,受犯罪嫌疑人委托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受委托律师认为羁押超过法定期限的,可以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并由侦查部门书面答复受委托的律师。
10.人民检察院在侦查终结前,案件承办人应当听取受委托的律师关于案件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受委托的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
11.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的案件,辩护律师认为人民检察院采取强制措施超过法定期限的,有权要求解除或者变更强制措施。人民检察院应当在7日内作出书面决定并由公诉部门书面答复辩护律师。
12.人民检察院审查移送起诉案件,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并记明笔录附卷。直接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的意见有困难的,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委托的律师发出书面通知,由其提出书面意见。律师在审查起诉期限内没有提出意见的,应当记明在卷。
13.人民检察院对律师提出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办案人员应当认真进行审查。
三、关于律师查阅案卷材料
14.辩护律师以及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委托作为诉讼人的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技术性鉴定材料。
15.对于律师要求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技术性鉴定材料的,公诉部门受理后应当安排办理;不能当日办理的,应当向律师说明理由,并在3日内择定日期,及时通知律师。
16.在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期间和提起公诉以后,辩护律师发现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证据材料向人民检察院提供的,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应当接受并进行审查。
四、关于辩护律师申请收集、调取证据
17.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向犯罪嫌疑人提供的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对于影响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收集、调取,并制作笔录附卷。
18.辩护律师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要求向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征求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的意见,经过审查,在7日内作出是否许可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人民检察院没有许可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19.人民检察院根据辩护律师的申请收集、调取证据时,可以通知申请人在场。
五、关于律师投诉的处理
20.律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人民检察院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反法律和本规定的,可以向承办案件的人民检察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投诉。
21.各级人民检察院接到律师投诉后,应当依照有关法律和本规定的要求及时处理。律师对不依法安排会见进行投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接到投诉后5日内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通知办案部门执行。
22.各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向投诉人书面告知处理情况。
起诉意见书篇5
关键词：对抗制；“法庭之友”；专家法律意见书
中图分类号：DF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09)08-0153-07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使社会利益的分化、整合和重构加速，权利意识的增强使不同民事主体间的冲突加剧，纠纷的多样化、新颖化和专业化使诸多新型案件诉诸法院，案情复杂、法律问题困顿有时使现行法律制度的局限性凸显，传统法律理念的颠覆、变革与新法律理念的不定型、不成熟使司法者有时难以应对。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的建立，职权主义模式的抛弃，使法院职权弱化、法官消极被动，而当事人诉讼能力的差异，律师业务水平的不等，阐嘎权制度、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缺位，以及法院外部权利的干预，有时诉讼的结果与民众对司法公正的期望错位，司法的公信力受到危害。中国的司法制度需要打开封闭的专业空间，使民众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司法，使司法体现社会民主和民意，实现实质正义，提升司法权威。
在司法改革的浪潮中自发生成的法律专家论证意见书(又称为专家论证、专家法律意见等)就是一种体现司法民主的渠道。然而专家法律意见自产生以来，就引起争议，特别是沈阳刘涌案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将争议推向高潮。法律程序上专家法律意见书始终名份不清，备受争议在所难免。美国的“法庭之友”书状与我国专家法律意见书具有许多可类比之处，其长久存在以及良好社会效果应当对我国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合法化、制度化有所帮助。
一、对抗制、判例法与“法庭之友”制度
“法庭之友”源于拉丁文“amicus curiae”，英文为“friend of the court”，是指诉讼案件当事人以外的个人或者组织，认为其所代表的或所关心的群体的利益已经受到，或者将会受到某个正在诉讼中的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裁决的影响时，向法院提交的与此案当事人提出的不同的补充信息或辩论意见。
“法庭之友”制度渊源于罗马法，古罗马并未实现法官的职业化，法官一般由高级行政官吏兼任，而他们却不懂法律，所以审案时必然依赖于法学家的指导。“最先法学家的解答纯属私人意见，供当事人或者司法机关参考，不具有法律效力”。为解决疑难案件，皇帝建立了常设法律咨询机构“顾问会议”，权威法学家是“顾问会议”的成员。在罗马帝国前期，法学家的解答权具有法律效力，奥古斯都首次规定某些法学家可以根据他的授权解答问题。盖尤斯把法学家的解答称为“获准发表具有法律效力的意见的人的判断和看法”。法学家非案件的当事人或人，但他们的解答对于法官裁断纠纷异常重要。
英国最早将“法庭之友”制度引入到审判程序中，并赋予其与罗马法时代不同之新意。因其判例法制度的特征，以及“判决约束力原则”的要求，使法官在浩瀚的判例面前查找不便，为避免判例适用错误，法庭会主动邀请法律专家以“法庭之友”身份参加诉讼。而且在对抗制诉讼方式下，当事人双方通过对抗、辩论、证明等诉讼手段较量，法官消极被动不得主动收集证据，法官只能在双方当事人请求、抗辫、证明、自认的基础上做出判决。因此，法院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可能有出入，对法律的适用和理解也可能有不足或偏差，所以中立的“法庭之友”以第三者身份介入，向法院提供其所未获得的事实或其未考虑到的法律意见，可以弥补对抗制的不足，克服自认制度的缺陷，帮助法院做出公正判决。当时可以作为“法庭之友”的仅限于检察总长和法律专家，他们参加诉讼的目的在于使法院掌握其不知的案件事实和相关的制定法。帮助法院作出公正裁判。作为“法庭之友”的第三方仅能够就与自身利益无关的事项提出事实或法律意见。至17世纪初，法院开始允许任何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作为“法庭之友”向法院提出事实和法律意见。
19世纪，美国法院引入“法庭之友”制度，并使之获得发展至制度化，以克服对抗制的缺陷，追求裁判最高程度的真实。1812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一则案件中允许司法部长以“意见书”的方式，参与诉讼。1821年，对Green诉Biddle土地权属争议案(Green and Other v.Biddle 21.u.S1.5 L.ED.547，8 Wheat.1.)，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正式确立了“法庭之友”制度。1821年3月12日，受肯塔基州政府的指派亨利·克雷(Henry Clay)先生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对此案提出再审动议。在1854年的Florida v.George案件中，美国司法部长“法庭之友”的动议遭到两州的拒绝，但联邦最高法院依据自由裁量权批准了该动议。此举推动了美国“法庭之友”制度的发展，使政府可以未经当事人同意提出“法庭之友”书状。此后，主动提出的、来自法学界、律师界的“法庭之友”纷纷出现，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制定“法庭之友”书状规则。之后“法庭之友”的提出方式获得进一步发展，不限于法院邀请，不限于政府指派，不限于当事人同意，1939年的《美国最高法院规则》第27条第9项规定：如果利益集团代表希望以“法庭之友”身份参加诉讼，而当事人拒绝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参加，由法院决定是否允许介入。资本主义的产业化导致了企业的集团化和组织化，提升了他们的权利的保护要求参与司法的意识。上世纪中叶，越来越多的利益同盟者申请介入那些有关国家政策、公民权利、环境保护等国计民生的诉讼中。有学者考察联邦最高法院的数据得出：1928～1940年提交“法庭之友”书状的案件占1.6％(3／181)，1970～1980年则上升为53.4％(449／841)。在1946年到1995年的50年间，联邦上诉法院中85％以上的案件有“法庭之友”的参与。同时，“法庭之友”书状被法庭引用的比例也逐渐增高，在1986年至1995年期间，大约有15％的案件援引了至少一位“法庭之友”的意见，37％的案件参考了至少一位“法庭之友”的书状。其中，法庭援引政府“法庭之友”书状的比例远高于私人或者利益组织，并且法院调卷令阶段的书状较之证据阶段的书状更易获得许可。
“法庭之友”制度创设的主旨在于帮助法官作出公正的裁断，中立性是“法庭之友”的必要条件。但是随着利益集团或者社会组织的涌入，“法庭之友”的角色发生了一定的变动。“法庭之友”的中立性受到质疑。而且，上世纪后半叶，提交法院的“法庭之友”书状越来越多，以致美国法院不得不对其进行限制。另外“法庭之友”早已不完全是其产生之初的法院邀请的“朋友”，也不完全是与案件无利害关系者，因此美国《最高法院规则》中制定约束性的规则。如今，美国的上诉案件基本都有“法庭之友”参与，而且有些案件出现两个以上的“法庭之友”，甚至“法庭之友”的立场也有分歧，这在USA v.Microsoft案件中体现得异常鲜明：(一)支持政府的“法庭之友”：包括美国在线(AOL)、软件信息工业协会(CCIA)、数字竞争创新工程(Pro，Comp)；(二)支持微软公司的“法庭之友”：包括技术竞争协会(ACT)、计算机技术工业协会(CompTIA)、资本主义保护中心(CFC)和客观法协会(AOL)；(三)中立者：包括Karl Lundgren和Lee Hollaar教授。“法庭之友”成为英美法系对抗制诉讼的校正器及其司法民主化的体现。
“法庭之友”的主体。作为“法庭之友”提出意见供法院参考的主体是案件当事人以外的第三方，他们可以是政府、各种机构或组织，也可以是个人。其中提交“法庭之友”意见的机构或者组织是各种各样的，由“法庭之友”向法院提交意见的案件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研究表明，1954年至1980年间，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见的机构或组织中，有58％是商业组织、行业协会、大公司和专业协会，42％是公共利益组织、消费者团体、宗教团体和劳工组织。政府以“法庭之友”的角色参与诉讼是该制度的早期形态，也是目前“法庭之友”的最常见形态。在多数情况下，政府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诉讼以保护社会公众利益，他们在诉讼中能够保持相对中立的地位，因此，他们提交的书状对法院判决的影响更大一些。作为利益团体和个人的“法庭之友”，从与案件的利益关系而言，可以归类为三种：中立的“法庭之友”，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庭之友”和具有准当事人地位的“法律之友”。1、中立的“法庭之友”的主体通常限于两类：一是从事某项科学研究或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士；二是科研机构。这些个人或机构能够向法院提供根据其专业领域方面的专门知识提出的意见，有助于法院做出符合社会公众利益的并且适当的判决。这类“法庭之友”的中立性符合这项制度设立的初衷，他们提出的意见应当更引起法官的关注。2、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庭之友”通常是一些利益集团，即在某些方面利益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各种社会团体，如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国有色人种促进协会等团体。当法院审理的案件与他们相关时。他们就以“法庭之友”的名义提出建议。3、具有准当事人地位的“法律之友”通常是这样一些个人或组织，他们自身的利益将会受到法院有关案件判决的影响，他们具有与案件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同的利益。例如，在一起多数人受害的环境污染诉讼案件中，其中一人提起侵权诉讼，其他未提起诉讼的人由于与该原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其他受到同样污染的人就可以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向法院提交书状。这种案件裁判的结果对他们而言具有样板的效果，因此他们关心诉讼的结局。
“法庭之友”书状的提交。提交“法庭之友”书状可以通过三种方式：1、应法院的要求提交。法院审理案件时，可能会要求政府或者有关专业团体就案件中所遇到的专业或法律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2、主动要求法院允许提交。如果某些利益团体、大公司或者法学教授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感兴趣，可以主动向法院提出动议，申请允许其提交“法庭之友”意见。3、当事人主动联系有关机构，请求他们向法院提交。即如果当事人认为需要，并且为了增强说服力，可以主动与有关机构联系，请求该机构以机构的名义提交。根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则》第37条的规定，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应当得到双方当事人的许可；如果得不到双方当事人的共同许可，提交者应当向法院提出书面动议请求允许其提交；或者提交者直接申请法院允许其提交。如果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等向法院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不必事先得到法院的许可。根据《美国最高法院法》第37条1款的规定，“法庭之友”提出的建议应当是诉讼案件当事人所没有提出的，对法院可能有帮助的问题。对当事人已经提出的问题“法庭之友”不得重复，不得增加法院负担，否则不受欢迎。
另外，特别情况下法庭还会批准”法庭之友”参加口头辩论。
对抗制是英美法系诉讼制度的灵魂，英美诉讼制度的设计均围绕对抗制展开并延伸。在对抗制之下，当事人承担调查、呈示证据和提出主张、进行辩论的责任，陪审团与法官——中立、超然、被动的裁判者——倾听案件并予裁判。“对抗制的基本前提是公民个人的自治性和主动性”。强烈的个人主义和自治倾向与司法竞技主义相得益彰，诉讼成为当事人双方律师对抗的硝烟弥漫的战场。对抗制下诉讼的技术化、竞技性有时使司法与其公平正义的宗旨背离，司法克制主义理念下法官追求中立的态度又加大了事实与裁判的距离。对抗制固有的缺陷使英美法系的法官不懈探求克服的途径，司法克制主义向司法能动主义的发展使“法庭之友”制度确立并发展。
二、“法庭之友”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正当、合理及其道义基础，元论是“自由主义范式"还是“程序主义范式”都主张，只有公民积极行使其公民自治时，才能保障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的私人自治。“法庭之友”制度的正当性体现如下：
第一，保障双重正义。正义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其超越道德的范畴而具有理性的光芒。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再到罗尔斯，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但是正义又具有多样性，“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程序正义、实质正义不应当有先后之分，任何诉讼都应当努力追求双重正义。对抗制能够保证程序正义，却有疏漏实质正义的危险。对抗制的缺陷使其产生了多项矫正装置。“法庭之友”制度旨在允许案外人提交当事人及其律师未提交或者无力提交的证据事实或者法律事实，向法庭输入了更多的案件信息，丰富了法庭获取案件信息的渠道，陪审团或者法官裁断案件时有着更加坚厚的基础和依据。“法庭之友”制度即尊奉了对抗制诉讼程序，又开辟出新渠道帮助法庭克服其局限性，以求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双重实现。
第二，促进法官发现真实。“发现真实”作为民事诉讼努力实现的价值之一，具有超越各种法体系或法文化的普遍意义，诉讼程序中，彻底查明案情真相既是程序启动的起点，又是程序最终目标，是诉讼正当化机制的基础和底线。发现真实是任何民事诉讼所追求的真谛，真实既指事实方面的真实，也指法律方面的真实，任何一个因素的缺失都有碍正义的实现。事实方面的真实要求裁判事实尽最大可能接近客观事实，有些案件可能无法满足此标准；法律方面的真实要求正确解读法律和判例，依据不同事实酌情变动。“法庭之友”提供的主要是法庭尚未掌握的信息，例如情势的发展需要推翻既有的判例，心理学、社会学和法学方面的技术性论证，对“正当程序”条款的不同角度的解读以及律师未提出的违宪理由辩护等。例如在1961年发生的，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拓展适用到州警察非法获得的证据的著名的Mapp v.Ohio案件中，被告律师的辩护理由为州制定法违宪，美国民权联盟(ACLU)提交的书状则要求联邦最高法院重新审视其早期的观点，并要求推翻1949年的先例。这份“法庭之友”书状的意见最终被法庭采纳，而这种意见被告未提出，其辩护律师也未提出。偶尔“法庭之友”也提供关于案件事实方面当事人及其律师未提交的特定证据。“法庭之友”书状的意见可能影响犹疑不决的陪审团或者法官的心证。“法庭之友”参与庭审打破了阻隔法庭与社会的壁垒，避免了诉讼信息的单一，拓展了事实发现的维度，也保证了双重正义的实现。
第三，提高司法民主。司法必须获得民众的支持，司法弘扬民主是获得国民信任的必要措施。“司法依赖于民众的信赖而生存。任何司法的公正性，在客观性和可撤销性方面的价值，决不能与司法的信任相悖。”民众参加司法是实现司法民主的最佳制度选择。“参加模式由于把诉讼当事者的程序主体性提到一个明确的高度，从而能够充分体现在原有的模式中很难找到自己位置的民主主义观念。”参加模式在保障当事者平等的权利话语空间和主体性作用的同时，也为对权利恣意的扩张提供了程序上和制度上的抑制。“法庭之友”参加的案件多具有重大社会影响，法官的技术理性和民众的普遍理性同时会有着断裂的危险，“法庭之友”制度有机衔接二者。因为“法庭之友”自身也是社会的基本因子，体现着占主流的社会价值观和法律观。书状反映了民众的意愿，如果书状被援引，民意则被涵摄到判决中，即使未获得援引，法庭也获悉了主流社会的意愿，倾听了民众的声音。而且，作为当事人——法庭——民众的有机链条的重要一环，法庭为获得国民众对判决的肯定性的积极评价，也会主动聆听国民的声音。这样才能保证司法链条的有机运转，民众对司法的信任才会逐渐提升。所以，“法庭之友”制度既实现了“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的提升，也实现了“司法的广场化和司法的剧场化的融合”。
第四，影响公共政策。现代社会经济利益呈多元化、复杂化和流动化，利益冲突频繁，大量新型纠纷不断滋生，例如环境公害纠纷、社会福利关系诉讼、产品侵权纠纷、消费者保护纠纷、交通事故纠纷、医疗事故纠纷等等，这些案件具有公共性、繁杂性，关系到诸多不特定人的利益。特别在英美法系这样实现“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国家，推翻先例需耗费巨大的努力。所以，陪审团或者法官审断案件时非常慎重，特定的主体也会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案件表明自己的立场o“法庭之友”参与司法过程是社会选择和政策形成的现实主义观点的逻辑延伸，并且他们的参与确实对公共政策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为著名的就是1954年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Brown v.Board of Education)案。联邦最高法院以5：4裁定原告布朗胜诉，该案推翻了1896年Plessy v.Ferguson案的先例(打破了当时21个州仍然保留在校期间的种族分离制度，影响面涉及全美11000个校区的1200万名学生，学校的种族隔离历史彻底结束。在这个著名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援引了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NAACP)的律师T·马歇尔提交的“布兰代斯书状”(Brandeis briefs)：种族隔离制度的影响和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效果——一种社会科学的阐释。“法庭之友”通过参与司法过程影响公共政策的改变，法官在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拓展了自由裁量权，也代行了立法者的某些权力。换言之，“法庭之友”的政策形成过程蕴藏着深厚的司法能动主义底蕴。
三、“法庭之友”书状与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共性——制度借鉴与创制的前提
制度创新往往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这项工程关系到诉讼理念、文化传统和社会需求，务必以审慎的眼光和务实的精神探求其可能性。因此，有必要深入挖掘“法庭之友”书状与专家法律意见书两者的理念与共同性。
(一)制度指向的共同性——兼论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合理性
在美国，传统对抗制和程序至上的理念及精髓已经渗入到诉讼制度的每个毛孔，但是它又强调实用主义。当对抗制有时与正义冲突时，他们可以灵活、适时地采取“法庭之友”制度的消弭对抗制的缺陷。那种认为对抗制出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冲突，无法同时实现，放弃了实质正义，选择程序正义的观点是过于机械。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拓展视角，藉助外在机制抵御实质正义被侵蚀的危险，以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宗旨。
专家法律意见书的首要主旨就是通过意见书阐释正义的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帮助法官准确判断，实现司法公正，这与“法庭之友”书状的价值取向一致。出现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多是疑难案件，法律问题或事实问题争执尖锐，或者受外界权利干扰严重的案件。有时看似简单的逻辑三段论其实不简单，不但事实认定困难，法律适用不明确，而且如何将事实纳入法律轨道得出结论需要很高的专业素养和实务训练。例如《合同法》第286条到底是优先权还是法定抵押权存在很大争议，权威专家分析可以解开困惑。疑难案件中法律专家意见书的出现，可帮助法官澄清某些事实及解开法律困惑，避免错判。对那些经过繁杂的程序后获得的，而当事人或者其律师认为明显错误的裁判，为寻求更可靠的依据，加重对法院错误裁判的剖析，一份意见明确、逻辑清晰和论证透彻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分量重大。有时，对那些有来自法院外的权利干预的案件，专家意见书可以帮助法官独立裁判。法律专家们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他们的意见往往代表着学界的主流观点。
实务界对证据法律意见书虽有不同看法，但是实务界并不拒绝。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调查问卷表明：有69％的法官表示对专家法律意见书会“阅读并重视专家的意见”，不管态度如何，实际收到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大多数法官均认真对待，多数情况下会仔细阅读并予装档，有些法官甚至将其当作“教科书”或者“专著”来阅读”。至于专家法律意见书与司法独立的关系，有学者深刻指出，美国所有反对“法庭之友”制度的学者都没有以“法庭之友”可能会影响司法独立作为争论的理由。笔者认为，如果我国对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制度设计适当，这种担虑也许多余，并且实践也在证实这种观点。2005年12月15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审结了美丽园小区业主委员会诉北京鸿铭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物业费纠纷案件，业主委员会胜诉，物业公司减少多收取的物业费。物业公司认为法院判决有错误，申请再审。期间，2006年3月30日，5名法律专家作出《专家论证意见书》，认为一中院的判决改变合同规定的价格条款不妥。北京市物业管理协会以其名义，向主管院长发出一封由10多名房地产专家和物业公司总经理签名的《对美丽园物业纠纷案给物业管理行业造成严重影响的意见及情况反映》，认为法院的判决会引发北京物业行业的混乱，要求法院重审。再审期间，业主委员会则得到北京市33个小区业主委员会的声援，他们共同签署了一份《美丽园物业重审。案件声援联署书》。此案经再审，美丽园业主委员会再次胜诉，法院维持了原终审判决。法官并未受北京市物业管理协会的专家意见书和法律专家意见书所影响，而是依据司法独立原则，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了再审判决。
总之，“法庭之友”书状和专家论证意见书具有共同的制度指向——追求司法公正，因此我国的专家法律意见书成为制度具有合理内涵。
(二)制度模式的趋近性：对抗制
“法庭之友”制度的宗旨在于矫正对抗制的负价值，追求双重正义。对抗制是“法庭之友”制度运行的制度前提。尽管两者之间有冲突之处，抗争的结果已使“法庭之友”成为对抗制诉讼文化不可缺失的成分。在对抗制中，当事人及其律师是诉讼的主要支配者，诉讼的启动、推进、终结以及合意的达成等都体现当事人的意愿，并且对最终的裁断发挥实质性的影响。为限制当事人的权利恣意行使，为防止诉讼竞技的对公正的侵蚀，有必要通过“法庭之友”制度适度融合案外人的主流社会思想，彰显社会正义。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趋向就是建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削减法官的职权。这种理念逐渐为实务界所接受，以其为制度模本，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和融入了当事人主义理念。与以往相比，中国的法官变得中立消极，当事人一方面以主体姿态推进诉讼，另一方面承担着诉讼的风险。另外阐明权与当事人真实义务的缺失，对抗制的弊病不可避免地进入中国司法领域。有学者尖锐批评：“审判改革的基本方法就是转移司法正义的经济成本和正义得不到发现而发生的风险，把发现案件真实的风险交给当事人。”因此，必然要寻求某种机制限制当事人主义的弊病，保障司法正义。专家法律意见书即是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错位纠正的机制之一，中国的司法改革努力建构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也需要专家法律意见书这样的制度适当弥补制度移植中无法避免的弊端。
(三)论证内容的相似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则》第37条第1款规定，法庭之友书状提醒法院注意某些当事人没有提请法院注意的相关资料，这应对法庭有很大帮助。但若该书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成为负担，法院将不予接受。可见，“法庭之友”书状应具有两个基本要件：1、提供法院尚未知悉的相关资料；2、相关资料有益于法庭的裁断。提供的相关资料对于“法庭之友”书状至关重要。这种相关资料既包括事实方面的，也包括法律方面的，后者占绝大多数。“法庭之友”书状应详尽阐明事实方面或者法律方面当事人尚未提供或者无力提供的，而且一般要求书状是书面的，只有特别情况下法院才允许参加口头辩论。
专家论证意见书既可以提供事实方面的资料，也可以提供法律方面的资料，并且意欲获得法院的准许也必须具有对法院裁断有所裨益的信息，这与“法庭之友”书状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专家论证意见书提供的案件信息并非是法院尚未知悉。特定领域的专家可以针对当事人已经提出的证据或者法律观点运用自身的理论、逻辑和语言阐释或者证成某一事实或者论断。
(四)诉讼地位的共同性
“法庭之友”本身并非案件任何一方当事人。“法庭之友并非诉讼当事人，免受生效判决的约束，他也不是诉讼的干预者。法院可允许法庭之友出庭，尽管当事人反对，这种许可不能推翻。”因此，“法庭之友”自然不会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程序保障，“法庭之友”书状也不属于证据材料，而是作为辅助法庭裁断的书面材料处理。既然不是诉讼当事人，他们就不受既判力规则的规制。如果所支持方胜诉，也不能分一杯羹；如果所支持方败诉，也不能提起上诉。但若是与案件有利益关系的“法庭之友”，可向法院重新提起诉讼，法院遵循已经作出的先例予以处理。
专家法律意见书的主体是特定领域的掌握特定知识或者技术的专家，他们与案件无直接的利害关系，基于追求司法正义的责任感而参加司法过程。他们并非诉讼的当事人，不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专家论证意见书并非证据，不受证据失权(举证期限)、证据交换。证明责任等的限制。至于出具专家论证意见书的专家是否出庭是个值得探求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鼓励专家出庭，给当事人对专家意见提出抗辩、质询或者异议的机会。有些意见具有高度技术性，法官或者当事人并不熟谙，专家的出庭可以及时解答这些疑惑，消减对专家论证意见书的不正当质疑。
四、借鉴与创制的障碍——兼论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弊端
借鉴与创制关键是我们的司法理念、背景，不同国家的诉讼理念和制度体系会有所不同，寻求借鉴与被借鉴者两者的共同点至为重要。问题是“法庭之友”书状与专家论证意见书处于两种不同类型的司法体系中，中国历史长期积淀的迥异的法律文化和司法理念加重了借鉴与创制的难度。
个人主义是对抗制和“法庭之友”制度运作的思想基础，是美国发达的私权理念、成熟的市民社会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的基础。“我们的社会有着如此之多的竞争制度，这就意味着抗辩制(即对抗制——笔者注)的司法体系反映了同样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即竞争遍布于经济生产者、政治党派、道德和政治思想之中。抗辩制是个人主义社会的个体化的审判制度。”在个人主义所塑造的主体性意识和司法参与意识下，正在进行的诉讼案件影响到自身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时，就会有“法庭之友”书状主动提出，避免自身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损。
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趋向与美国不同。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每个人对于其四面八方的伦理关系，各负有其相当义务，其四面八方与他有伦理关系之人，亦各对他负有义务。全社会之人，不期而辗转互相连锁起来，无形中成为一种组织。国民不仅厌诉(近20年间有所改变)，而且对于他人的诉讼往往默然。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改观了这种心态，但是仍然无法树立强烈的个人主义，自治型的市民社会仍在孕育，私权观念势微，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不高，对于与自己无直接利害关系的案件不愿参与，还有可能背负沉重的舆论压力。这就增加了制度移植建立专家论证意见书制度的难度。
“法庭之友”制度植根于对抗制的诉讼文化中，而对抗制成功运行的制度基础在于司法独立。美国开国先驱以三权分立思想建立起国家制度，又奉行着不信任的信条，防止行政权力僭越法定的范围，树立了坚实的司法独立理念，并为此建立法官终身制、法官任命制和法官薪酬制等予以保障。之所以允许案外人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司法过程，僭越对抗制的樊篱，是因为“法庭之友”书状有利于帮助法庭作出公正的裁断，又不会对司法独立原则造成冲击。而我国的司法独立事实上仅指法院独立，不包括法官个人独立，法官或者合议庭并不完全拥有自由裁断案件或者逃离法律创设规则的权力。审判法官不仅要受制于庭长、主管院长或者审判委员会，有时还要受制于当地政府“指示”、“批示”、“意见”等。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和机关之间利益趋向一致性的考虑，在面对疑难案件时，法官是否可独立依据自由裁量权允许专家论证意见书进入审判就打了大问号。司法是否独立是制约专家论证意见书发挥多大审判效果的重要因素。但笔者对专家论证意见书本身会影响司法独立不以为然。有权力者，有足以影响或左右司法者的权力者才有可能干预司法。提供专家论证意见的专家们有什么权力呢?他们大多数是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或者特定技术性领域的专家，他们没有任何可以影响法院或法官利益的权力，对于专家们的意见，法官可以参考也可以不参考，毋须违背法律而屈从。
引起争议的是专家法律论证的有偿性。时下流行的法律论证专家受聘于诉讼当事人，为当事人提供特定领域的专业分析意见，特别是对某些社会公众关注的案件，当专家意见与民意背道而驰时，民众更易于认为专家们袒护一方当事人，偏离公平、正义和专家的社会责任。依笔者陋见，专家意见体现专家对规范和技术的理性，民意则体现国民的感性。专家意见与民意冲突时，或者即使专家意见有偏颇时，法官有权独立审判，可不予采纳。专家法律意见无论是中立，无论是否客观全面，都无权左右法官的意志。而且，专家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影响，比较重视道德自律，在出具意见书时极为慎重，并非当事人或者律师邀请即参加。因此，有偿性并非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固有弊病。
同时，专家法律意见书目前处于非规范无序状态。(1)专家论证意见书内容未设定限制。专家论证意见书产生于诉讼实务，乃当事人或者律师基于胜诉的心理而进行的行为，处于探索阶段，未对内容加以限制。实践中，专家论证往往会由一方基于自身利益而组织，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内容往往是阐释、论证有利于该方当事人的事实与法理。重复当事人的主张或者辩论意见，或者添加一些个人观点。(2)专家法律意见书的提交程序未予规范。专家论证意见书的提交是任意的，通常的方式是由当事人或者其律师向法院提交，未先向法院申请，由其决定。(3)专家论证所根据的具体诉讼材料有哪些，是本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全部的诉讼材料还是部分诉讼材料没有规范。(4)专家法律意见书的署名方式，是否受到当事人资助，焦点问题，专家的立场，格式、书写形式等都未予规范。
另有学者以专家论证意见书潜在的不公平作为反对的理由。笔者不否认富人可能有能力负担得起聘请专家论证的费用，但是不应当因噎废食，不应该以当事人的贫富差距而否定专家法律意见书，否则当事人主义应当废除。笔者认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利弊，就像“法庭之友”制度也有可能造成法庭的负担或者成为律师游说的工具，但是不影响英美法系“法庭之友”的稳定存在及发展。
五、借鉴与创制——认可并规范专家法律意见
“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借鉴美国“法庭之友”制度创制我国的制度，或者规范尚无“名份”的专家法律意见，需要我们因地制宜。
必须承认，“法庭之友”制度与专家法律论证并非完全相同，专家法律意见书也不能全面彰显“法庭之友”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的社会效果。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专家论证意见书与“法庭之友”具有相同的法律价值，将“法庭之友”制度的某些理念和操作规则嫁接到专家法律意见书之树上，并予以适度的制度扩张和改造，以求司法公正。
(一)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合法化和制度化
专家论证意见书备受争议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其始终无“名份”，故实现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合法化是制度创设的首要任务。“法庭之友”乃由法院积累长期的司法实践创设而成，它的制度化经历了从实践到法院制度的过程，此乃其一；其二“法庭之友”、“专家法律意见”非诉讼当事人提出的诉讼材料、非诉讼证据，这些专家非当事人、非裁判者，不宜纳入《民事诉讼法》，故笔者建议最好由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制定法院规则予以认可并规定具体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明确规定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制度目的、提交程序、提出主体、书状要求、适用条件。在此之前还应当考虑几个问题：是否公开、是否应当在法庭上质证或辩论等。
(二)专家论证意见书主体的多元化
1 政府是否作为专家法律意见的主体
政府是美国“法庭之友”制度的重要主体，但是政府作为“法庭之友”参与庭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行政权的膨胀，然而，“法庭之友”是公开的行为，所以其不正当的干预必然会遭到非议，这样可约束并保障政府作为“法庭之友”的公正。我国行政机关以各种名义干预法院司法的情形屡见不鲜，司法独立情况堪忧，在这种情况下允许政府提出意见书令人担忧是否无形中使其干预司法名正言顺。笔者认为，如果我们制度设计上使专家意见公开，那么就可以有效地遏制政府或者借政府名义不当干预司法行为。可以一举两得的是，专家意见公开化既保障政府对司法表达意见，又制约政府滥用权利。
2 利益相关者是否是专家论证意见书的主体
利益相关者包括以下几种：(1)对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或者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行为人；(2)具有与一方当事人诉讼请求相同的诉讼标的的人；(3)具有相同利益的案外人或团体。笔者认为第一种情形属于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按照第三人规定处理；第二种情形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当事人可以通过起诉或者法院告知的情形加入诉讼；第三种情况应当允许其提出专家法律意见书，因为他们是潜在的、将来的诉讼当事人，案件具有公益性、同类型或者具有先例作用，案件的公正裁判关乎众多人的利益，非议应当审慎。
3 利益无关者是否可为专家法律意见的主体
与本案无直接利害关系，为保护公共利益或支持正义，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或者法院的许可是否可以提出意见书，陈述法庭未掌握的事实和法律方面的信息?笔者认为应当允许，但是利益无关者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提出专家法律意见的可能性非常有限，这为诉讼双方互相对立的本质特征所决定，专家法律意见往往对一方有利对他方不利。因此利益无关者提出专家法律意见应当获得法院的同意即可，不必以获得当事人双方的同意为必要条件。
(三)专家法律意见书来源多样化
在我国，专家法律意见绝大多数由一方当事人提出，以致备受责难。笔者认为专家法律意见书应有专家主动提起和受法院邀请提起两种方式，事实上这两种方式早已在诉讼中存在并活跃着，就法院邀请诸多专家提供法律意见这种形式，各级法院经常就疑难案件征询法学专家意见，那些偏僻地区的法院无法邀请专家的除外，与“法庭之友”产生之初一样。向法院提供专家法律意见不作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设置，作为一项民主权利设置，是否接受并采纳专家意见由法院决定。
(四)设置专家法律意见书公开程序
一方当事人提出的专家法律意见书，应当由法院向对方当事人公开，并应当赋予对方当事人答辩的权利，改变现在不公开的程序有失公正状况，避免违反程序正义的基本法律原则。另外，还应当向法院和当事人公开专家论证所根据的证据范围。
(五)明确专家法律意见书的署名方式
起诉意见书篇6
关键词：高校图书馆，读者投诉，读者服务
最大限度的满足读者的需求,是图书馆永远的服务宗旨。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图书馆及其工作人员未能完全满足个别读者的需求而引起读者投诉,也是在所难免的。关键是面对读者投诉,特别是对因图书馆服务失误而产生的读者投诉,图书馆应如何采取及时妥善的补救措施,并注重从源头入手,从读者投诉中发现图书馆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化被动处理为积极应对,从而逐步降低读者投诉率,这是图书馆提高服务水平面临的一个长期性课题。
一、读者投诉原因分析
1.源于图书馆员的服务态度和工作能力。
（1）服务态度方面具体表现为:态度冷漠,语言生硬,碰到有困难的读者不予理睬；与读者有争议时,以为理在己方,在大庭广众下咄咄逼人,使读者难堪;有些工作人员在工作时间聊天或者接打电话等影响读者的阅读,或者擅自离开工作岗位,造成读者等待服务时间过长,引起投诉；个别工作人员缺乏人文素养,在言语上常常不自觉地伤害读者的自尊心；在服务中没有使用规范的语言而引起的投诉,如读者进入阅览区域工作人员就吆喝“存包,存包”,不尊重读者；还有的一线工作人员在图书上架时,对影响工作的读者叫“走开”等。
（2）读者对图书馆工作人员工作能力投诉主要表现在:工作人员对图书馆馆藏资源不熟悉,无法应对读者关于图书资料的咨询;工作人员缺乏现代信息技术知识,不知道电子文献如何检索,不知道如何获取电子文献资料,从而无法帮助读者寻找所需的资料。还有些馆员没有掌握必要的业务知识和服务技能不能正确理解读者的问题而答非所问,效率低下等。。
2.源于服务质量 。
（1）由书目数据差错而导致有号无书或有书无号，从而影响读者借阅；书库调整、图书丢失、污损等未及时修改数据，索书号与馆藏地不符（2）图书馆借阅系统故障造成读者无法查阅、预约、续借等。（3）新书刊上架缓慢或旧报刊装订周期过长等导致读者无法获取所需图书资料。（4）书刊破损严重，影响读者借阅。（5）借阅的书刊未及时整架，导致架位凌乱，错架、乱架严重。（6）部分图书放入闭架借阅室，影响读者直接取阅。（7）不能满足读者深层次的参考咨询。。。（8）有些读者在借阅区打电话、聊天使其他读者受到干扰等等。
3.源于管理制度。
（1）收费问题，如办证收费、图书逾期费、课题检索费、复印价格（2）进入借阅室的限制，如不能带包或自携书刊、食品茶水入室，不能自行复制资料等。
4.源于服务环境。
包括阅览室的照明、空调的冷热、饮水设备、书车推动等噪声、厕所异味、检索用电脑故障、残疾设施配备、手机铃声等。
5.读者方面的原因。
（1）读者对图书馆的过高期望超过了现实水平，引起读者的不满情绪；（2）读者对图书馆的规章制度、服务项目、设备设施和检索技能不熟悉，造成使用受阻或在使用中能达到满意程度。（3）读者素质和修养较差，出现问题时往往回避自身原因又容冲动，甚至无理取闹或得理不饶人。
6.一些不可预料的意外事件引起的原因。比如有时候防盗系统失误报警,工作人员不知情,要求检查读者物件,引起经过防盗系统读者的不满;又如,图书馆突然停电、网络系统突发故障等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造成读者对图书馆的不满,从而引起投诉。
二.读者投诉的形式
投诉的形式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显性的投诉主要有以下三种:(1)口头当面投诉。即读者有意见时直接向图书馆反映,要求给个说法;(2)书面投诉。通过图书馆的读者信箱、意见簿、E-mail或者BBS等书面方式向图书馆管理部门表达其不满,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3)向第三方投诉。如读者对图书馆某些方面强烈不满,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向地方新闻媒体投诉,要求图书馆上级主管部门出面干预等。隐性的投诉主要有以下两种:(1)私下里不满,找人倾诉。把自己对图书馆的不满向亲人、朋友诉说,只是想发泄内心的不满情绪,解决问题的意愿不强烈;(2)以不再入馆的行为抗议。这类读者把对图书馆的不满积蓄在自己心里,对图书馆反感,不再使用图书馆的资源、设施和服务,以不再进入图书馆的行为表示抗议。
三..图书馆妥善处理读者投诉的重要性
1.树立和维护图书馆的良好形象
投诉虽然是读者对图书馆产生不满后的表现方式，但图书馆如果能够采取换位思考， 真正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及时进行有效的解决，就会让读者感到图书馆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诚意，反而会增加读者对图书馆的亲和力，并使这部分读者成为图书馆良好口碑的宣传者。对于其他读者来说，他们也会因看到图书馆完备的投诉处理机制和良好的服务而对图书馆产
生好感，从而成为图书馆忠心耿耿的拥护者和对外宣传的生力军，帮助图书馆在社会上树立和维护良好形象。
2.发现和改进图书馆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在为读者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即使最优秀的图书馆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服务失误。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图书馆对于自身的弱点尚未发现，而读者却心中有数了，他们的投诉无形中成了一剂良药。图书馆通过分析读者投诉的原因，能够发现工作中的不足；通过挖掘内部潜力，妥善解决投诉的问题；对于类似问题，尽可能地做到提前预防，将失误控制在源头上；不断推出人性化的服务，进而促进业务流程的更加合理化和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3.保障和促进图书馆持续健康发展
图书馆通过为读者提供各种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需要体现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图书馆要在当今信息社会占有一席之地，必须凭借良好的服务赢得一大批忠实的读者。读者虽然不会给图书馆带来直接的利润，但读者对图书馆的满意度、依赖度却能间接地推动政府和社会对图书馆的投资和支持。尽管读者满意度和服务质量是两个不能等同的概念，但两者密切相关，广大读者对图书馆的综和满意度，就形成了对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总体评价。提高读者的满意度，可以说是图书馆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维持和提高读者对图书馆服务满意度的实质也是经营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稳定、良好的关系，是促进图书馆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四. 积极应对读者投诉的策略
1.畅通投诉渠道
读者投诉,需要方便的投诉渠道,以便能够让读者把对图书馆的建议意见有效地传递出来。目前许多高校图书馆在开辟有效的读者投诉渠道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在图书馆内设置读者意见箱开辟馆长信箱、公布投诉电话、开展馆长接待日活动等,都不失为一些很好的畅通读者投诉渠道的好方法。如有不少高校在自己的图书馆网页上设立读者投诉专栏,设立常见问题问答系统,在师生中开展图书馆服务质量问卷调查等,在方便读者投诉方面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图书馆服务人员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畅通图书馆投诉渠道的过程中,有必要在图书馆工作人员中开展读者投诉的首问责任制,这样更加有利于读者投诉问题的迅速解决。
2.注重未投诉读者的不满和需求
有关调查资料显示, 约有80% 的不满读者没有投诉, 只有不到20% 的不满读者会提出投诉。所以图书馆不仅要处理好日常读者投诉, 还要经常广泛地开展读者调查, 收集读者对图书馆服务的意见、需求和期待。一是定期开展读者满意度调查, 通过读者满意度分析, 发现图书馆服务中的不足。二是成立读者委员会, 或在读者中聘请监督员, 作为图书馆与读者沟通的桥梁。三是深入到读者中间或召开读者座谈会, 直接听取读者意见。四是定期举行馆员会议, 听取馆员反映。对于从以上渠道获得的读者信息, 图书馆管理者都应予以重视并进行分析和整理, 有的要及时对读者作出回应, 有的要送达有关部门作为改进服务的参考。
3.重视馆员培训和激励
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图书馆服务工作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变化创新, 这就需要图书馆重视对馆员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培训, 要求馆员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乐于奉献的精神, 熟悉各项业务工作流程和操作技能。此外, 还要开展语言表达、处理人际关系、随机应变处理矛盾等服务技巧的培训。通过多种形式的培训, 提高馆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水平, 减少人为原因引起的读者投诉发生。营造良好的图书馆人文氛围, 增强图书馆的凝聚力, 创造身心愉悦的工作环境, 及时肯定馆员的工作成绩, 激励馆员。
4.加强馆藏资源的建设和配套设施的管理
馆藏资源是图书馆服务的基础,是图书馆实现优质服务的物质保证。加强馆藏资源建设主要是指合理采购与维护馆藏图书,加大对信息资源的采集加工与储存;对技术设备进行保养与更新,经常检测通信设施、网络系统等,保持运行良好。此外,还应将馆藏场所的规划与学习空间的创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既方便读者,又节省馆藏空间。可以仿效外国图书馆的做法,把书库与阅览室合二为一,即在书库中合理布置阅览位置,读者进去后,既可以较长时间阅读,也可以办理借书手续。这样做既可以减少图书馆的部门设置,减少工作人员,又可以方便读者查找资料,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率。
5.加强读者培训
读者对图书馆产生的不满情绪,有部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这就需要图书馆在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发挥其教育和指导功能。例如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场合宣传借阅制度,讲明制定制度是为了让读者能公平利用图书资源,提高藏书利用率等等,减少由于超期罚款所引起的读者不满。又如针对有的读者缺乏必要的文献检索知识和某些数据库的检索方法,而不能检索到所需要的文献资料,图书馆就要定期举办各种专题讲座,让读者了解图书馆,提高读者利用图书馆的能力,使读者在利用图书馆时自己能够及时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从而通过读者的信息自我服务能力的提高,最大限度地消除读者自身的不满因素。
6.加强投诉分析， 开展馆际交流
做好投诉分析工作是提高服务质量的有效保证，将投诉信息进行整合，建立按读者投诉内容划分的读者投诉数据库，不仅有利于投诉的解决，还可以从中了解读者的需求，为决策提供有效依据，同时使馆员在服务工作中避免发生同样的失误，并懂得当类似投诉不可避免发生时有效的应对措施。另外，图书馆之间经常开展应对读者投诉方面的交流活动，共享读者投诉数据库，在预防与妥善处理读者投诉方面互相借鉴，共同促进，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总之，图书馆优质的、个性化、全方位的服务不仅会减少读者的投诉,更重要的是激活了读者追求知识的需要,激活了读者崇尚文明的需要。图书馆应充分认识到自身工作的社会价值,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建立、健全管理监督制度,提高馆员的综合素质,加强读者与馆员之间的沟通和互动。要重视读者的投诉,及时有效地处理读者投诉问题,不断提升读者的满意度,使图书馆事业能够持续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亚丽、刘海红．正确认识读者投诉，提高高校图书馆服务水平．高校图书馆工作，2008（5）：66-68．
（2）刘援军．图书馆读者投诉的应对策略．农业网络信息，2008(6)：175-177．
（3）王小娥．从读者投诉审视高校图书馆服务工作．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8(24)：1-3.
起诉意见书篇7
一、被疑人的律师依赖权
日本刑诉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被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被告人或被疑人的法定人、保佐人、配偶、直系亲属及兄弟姐妹，可以独立选任辩护人。在日本刑事程序中，被告人指因对特定刑事案件应负刑事责任而被提起公诉的人；被疑人指因犯罪嫌疑而成为侦查对象，尚未被提起公诉的人。因此，根据上述规定，自侦查开始，被疑人即可委托辩护人。
依照刑诉法第39条，身体受到拘禁的被告人或被疑人，可以在没有见证人参加的情况下与辩护人进行接见或接受文件或物件（第1款）。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司法警察职员在进行侦查有必要时，对该项接见或接受，可以指定日期、场所及时间，该项指定不得不适当地限制被疑人进行准备防御的权利（第3款）。不过，将该条规定的精神真正贯彻于司法实务，却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1988年之前，侦查实务中实行“一般指定书制度”，即检察官对已被逮捕的被疑人，在请求法官签发羁押令状的同时，以有可能逃跑或毁灭证据为由，一并请求法官裁定禁止其会见他人。检察官再根据法官的裁定签发“关于会见等的指定书”，载明：“关于会见的日期、场所及时间，另以指定书指定。”如辩护人要求会见被疑人，则须经检察官另行签发指定书，载明不存在有碍侦查的日期、场所和时间。这称为具体指定。辩护人持此具体指定书，才能会见被疑人。不难看出，日本司法实务中，在被疑人同辩护人的会见方面，本应属于例外的禁止会见往来成了通常的情况，在原则上本应任何时间均可进行的会见往来却成了例外。此种侦查实务受到许多学者和律师界的广泛批评。1988年4月，法务省废止了“一般指定书”，改用“关于指定会见等的通知书”，其内容为：“因侦查上有必要时，对会见的日期、场合及时间另行指定，特此通知。”从而体现了刑诉法第39条规定的精神，只要没有例外指定，即可自由会见。在会见时间上，也由原来严格限制的15分钟延长到一般为30分钟。根据1992年6月份情况的调查，在要求会见15～30分钟的389份申请中， 检察官指定缩短时间的为16份，不足5％，其他会见时间为15～50分钟不等，有的达一小时以上。此外，会见也不再受看守所上下班时间的限制。总之，以往存在的侦查机关利用指定权剥夺辩护人与被疑人会见的权利的情况大有改观。
目前，日本律师界正在为将国选辩护人制度扩大到侦查阶段而努力。所谓国选辩护人，指国家支付费用而为被告人提供的辩护人，是相对于被疑人或被告人自行选任的私选辩护人而言的。依照法律，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没有辩护人或辩护人于公审时不出庭时，法院可依照职权为其选任辩护人：（1）是未成年人的；（2）年龄在70岁以上的；（3）耳不能听口不能言的；（4）疑似心神丧失或心神耗弱的；（5）其他认为必要的。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国选辩护人只限于帮助被告人，而不适用于侦查阶段的被疑人。如果在立法上将国选辩护人制度扩展于侦查阶段，无疑会对被疑人的辩护权提供一种有效保障。
在保障被疑人辩护权方面，日本律师界的一大贡献，是自90年代起开始实行值班律师制度。其中分“待机制”和“名薄制”，前者指由律师会事先根据律师本人的志愿和日期制作值班表，依值班表负责当日值班的律师即在事务所等待，一旦身体受到拘束的被疑人或其配偶、亲属等要求律师帮助，值班律师经律师会转告后即速与被疑人会面；后者指事先把志愿作值班律师的律师会员名单独立编制成册，由律师会按名册顺序向要求帮助的被疑人推荐值班律师。值班律师第一次会见被疑人是免费的，会见时应告知被疑人，如其无力支付律师费，可以由“刑事被疑人辩护人援助”项目给予援助。该制度实际上是对日本现行刑诉法有关规定的一种弥补，虽然立法规定国选辩护人不适用于侦查中的被疑人，但由于实行值班律师制度，实践中被疑人仍有机会得到律师会提供的律师的帮助，而他无力支付费用时可以无需支付该费用。
二、逮捕和羁押
（一）逮捕
逮捕包括通常逮捕、紧急逮捕和现行犯逮捕。
通常逮捕即依法官签发的令状实施的逮捕。其要件是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被疑人曾经犯罪，但关于该当处30万日元以下罚金、拘留或罚款的罪，〔2〕以被疑人没有固定住所或没有正当理由而不接受到场要求的为限。在某些情况下，法律允许紧急逮捕，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司法警察职员，在有充分理由足以怀疑被疑人已犯符合于死刑、无期或最高刑期为3年以上的惩役或监禁之罪，而由于情况紧急来不及请求法官签发逮捕证时，可以在告知理由后将被疑人逮捕。紧急逮捕后，应当立即进行请求法官签发逮捕证的程序，在没有签发逮捕证时，必须立即释放被疑人。
对现行犯，任何人都可以没有逮捕证而予逮捕，称为现行犯逮捕。所谓现行犯，指正在犯罪或刚实行完犯罪的人。对被追呼为犯罪人的，身上有显著犯罪的痕迹的或受盘问而准备逃跑的，也视为现行犯，称为准现行犯。对于轻微犯罪的现行犯或准现行犯进行逮捕，只限于其住所或姓名不明以及有逃跑可能的情形。
法律规定紧急逮捕和现行犯逮捕并在程序上予以严格控制，即可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由于办理逮捕手续延误逮捕而使犯罪人逃脱，又可以防止因滥用紧急逮捕和现行犯逮捕而侵犯公民权利，有利于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诉讼目的。
司法警察职员逮捕或收到被疑人时，应立即告知主要犯罪事实和可以选任辩护人，并给予辩解的机会；如果认为有拘禁必要时，应在48小时内将被疑人连同文书及证物一并移送检察官。检察官逮捕或收到被疑人时，应给予辩解的机会；认为有拘禁必要时，应在收到被疑人后24小时内向法官请求羁押被疑人。自逮捕或收到被疑人到请求羁押的时限，总计不得超过72小时。在此期间没有请求羁押或没有提起公诉时，应立即释放被疑人。
不难看出，法律对司法警察职员拘禁被疑人的时间限制是很严格的，即使加上案件在检察官手中的时间，最多也不超过3日。
若需继续关押，须经法院批准羁押或在3日届满前提起公诉。这样规定，旨在增强办案机关的制约，防止拘禁期间发生侵犯被疑人人身权利的危险。与此相比，我国刑事拘留的时间可长达10日，其中嫌疑人被拘留后在公安机关可长达7日，而且此间公安机关可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任何人。
这就极易发生刑讯等违法侦查。因此，加强对刑事拘留的监督与制约，是十分必要的。
（二）羁押
拘禁被疑人或被告人人身的裁判及执行，称为羁押，也叫未决羁押。与我国的逮捕有类似之处。
法院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有犯罪行为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以羁押被告人：（1）没有一定住所的；（2）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被告人会毁灭罪证的；（3）有逃亡行为或有相当理由足以怀疑有逃亡可能的。但该当处30万日元以下罚金、拘留或罚款的案件，以被告人没有一定住所时为限。羁押时要告知被告人被告案件，并告知被告人有辩护人选任权。对被疑人的羁押，必须是已经逮捕（称逮捕前置主义），且是检察官在法定期限内提出了请求。
起诉前羁押的期限一般为10日，10日内未提起公诉时，应释放被疑人。法官可以根据检察官请求将期限延长10日。对内乱罪、外患罪等案件，如案情复杂、重要参考人患病、外出旅行或去向不明及需要鉴定等，不延长羁押期限进一步调查将难以作出起诉或不起诉决定的，法官可以根据检察官请求再延长期限，但再延长期限累计不超过5日。
案件已公诉的，羁押期限是自提起公诉之日起2个月，特别有必要时， 可以每隔一个月延长一次，但除法定情形外，延长只以一次为限。
羁押场所，原则上应是隶属于法务省的拘置监。但在实践中，羁押被疑人90％是在警察署的留置场（代用监狱），时间长达20天，侦查官员往往利用羁押被疑人施加压力获取自白。这种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批评，认为羁押的目的是为防止人犯逃跑或毁灭证据，而不就是通过调查被疑人来获取口供，为有效保障人权，应当取消警察机构设立的代用监狱。
三、不起诉处分中的起诉犹豫
日本刑诉法第248条规定，检察官根据犯人的性格、年龄及境遇、犯罪的轻重及情状与犯罪后的情况，没有必要追诉时，可以不提起公诉。这称为起诉犹豫。在我国有的译为“缓予起诉”。可能受翻译表达的影响，我国有的学者误认为检察官在作出“缓诉”处分时要规定一个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不再犯罪，“缓诉”之罪即不再追究；如果在此期间又犯新罪，则新旧罪一并追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日本，检察官的最终处分分为起诉和不起诉两种，不起诉又分为无罪（包括罪证不足不能证明有罪）等的不起诉和起诉犹豫的不起诉。起诉犹豫作为不起诉的一种情形，与无罪等的不起诉在法律后果上并无区别；起诉犹豫并无考验期；被起诉犹豫之人又犯新罪，只要原起诉犹豫处分正确，则检察官只能就新罪进行追究。
与我国免予起诉比较，日本起诉犹豫有以下特征：
1.没有具体条件的约束，而由检察官根据犯罪人性格、年龄、境遇和犯罪轻重、情节以及犯罪后的情况来确定。与我国免予起诉比较，至少从立法上看，日本起诉犹豫所适用的案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同时，它也不是认定有罪的处分。
2.虽说适用条件并无具体限制，但对该裁量权的行使在程序上是有制约机制的。主要有：（1）准起诉制度。对于刑法第193条至第196条（滥用职权）和防止破坏活动法第45条（公安调查官滥用职权）的犯罪进行控告的人，如对不起诉处分不服，可在法定期限内请求检察官提起公诉。检察官坚持不起诉的，被害人可以申请而由管辖地方法院依法确定是否将该案件交付法院审判；决定交付审判的，由法院指定律师公诉。这被认为是检察官起诉垄断主义的例外。尽管据日本法学界人士称此程序实践中几乎从未被运用过，但有此程序，的确不失为一种控制起诉犹豫权滥用的一种手段；（2）检察审查会制度。即在每个地方法院管辖区内至少设一个检察审查会，审查未提起公诉的处理是否妥当，并提出改进检察事务的建议。目前全国共有207个检察审查会。
检察审查会的决议对检察官没有法定约束力，但实践中检察官会认真对待其建议。据统计，检察审查会年均审查案件超过2000件；在由其决议应予起诉后，检察官接受建议而起诉的人员中，约80％被法院作出有罪判决。
日本学者及从事司法实务的专家均认为，起诉犹豫与起诉到法院判处缓刑相比，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方面更能发挥较好的作用。1980年被起诉犹豫的人员在3年内重新犯罪率为11.5％，而同期被判缓刑及刑满释放人员重新犯罪率分别为21.5％和57.2％。因此，起诉犹豫在实务中被广泛运用，据统计，起诉犹豫占全部不起诉的80％左右，占全部刑事案件的9％左右。由于起诉犹豫与无罪的不起诉法律后果是一样的，不能认为是有犯罪前科记录，因此，在日本，没有人认为检察官拥有起诉犹豫处分权是分割或侵犯了审判权。
四、起诉方式和庭审方式
日本刑事起诉方式的一大特色是实行起诉书一本主义。其含义是：在提起公诉时，只能依法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具有法定格式的起诉书，表明控诉主张，而不得同时移送可能使法官对案件产生预断的其他文书和证据，也不得引用这些证据和文书的内容。其目的，旨在防止法官产生预断和偏见。依判例，违反起诉书一本主义提起的公诉，将受到驳回公诉的判决，且不得再行起诉。
由于起诉时不向法院移送证据，辩护方就不能在法院了解控方拥有哪些证据要在法庭上调查。为避免由此带来的对辩护方行使防御权的妨碍，法律要求在请求调查证据文书或证据物时，应当预先给予对方阅览该项证据的机会。但是，由于法律要求给对方提供阅览机会的，只是已决定将要在法庭上请求调查的证据，所以对是否请求调查尚未确定的证据，检察官就不负有提供事先阅览的机会的义务。在实践中，检察官常以种种借口拒绝辩护方阅览某一证据，而后又在公审中请求调查该项证据。关于这一问题，直到1960年，判例尚认为：“检察官尚未确定要调查的证据文书，不论是否在公审中请求，没有预先使辩护人阅览的义务，……”。到1960年，最高院才在判例中宣示，法院可以基于诉讼指挥权命令检察官告知证据。通过法院基于诉讼指挥权命令检察官告知证据，便可以为被告人一方行使防御权提供一种保障。
日本庭审方式采取以当事人抗辩为主的方式，分以下几个阶段。
（一）开头程序
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诉讼关系人出庭和核实身份。（2）检察官宣读起诉书。（3）告知沉默权及其他权利。（4）被告一方陈述意见。有关地区管辖错误的申请以及移送案件的请求，都应在该阶段之前提出。对所犯有适用死刑、无期或最低刑在1年以上的惩役或监禁之罪的案件以外的轻微案件，当被告人作出有罪陈述时，法院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可以作出依简易公审程序审判的裁定。
（二）调查证据
1.开头陈述。先由检察官陈述，说明根据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被告一方可以陈述，但不是必经程序。
2.请求调查证据。检察官首先应请求其认为于案件审判有必要的所有证据。被告方在检察官请求完毕后可以请求调查证据。依照刑诉法，被告人供述作为证据时，只能在其他证据调查之后才可以请求调查，以防止对口供产生预断。在请求询问证人、鉴定人、口译及笔译人时，要提出记载其姓名、住所的文件；在请求调查文书时，要提出记载其目录的文件。请求时应说明请求的证据证明什么。
3.关于调查证据的裁定。法院应在听取对方当事人意见后，裁定是否准许调查证据的请求。必要时，也可依职权调查证据。
4.证据调查的实施。先调查已裁定准许的检察官请求的证据，再调查被告方请求的证据。必要时，也可以改变调查顺序。依职权调查的证据，应在当事人请求的证据调查完毕后进行调查。
讯问证人等在调查证据中居于重要地位，刑诉法第304条第1、2 款规定了调查方式：先由审判长或陪席法官讯问，再由请求调查的当事人讯问，最后由对方当事人讯问。当时这样规定，主要是为防止因控、辩双方对交叉讯问不熟悉可能发生的混乱。不过，立法者所担心的情况似乎并未出现，当事人很快就离开第1、2款而熟练地运用起“交叉讯问式”：先由申请的当事人主讯问，再由对方当事人反讯问，然后再次主讯问，并且可以反复进行。
5.质问被告人。被告人有沉默权，对其质问不是调查证据，但如其自愿供述，审判长可以随时就必要事项要求其陈述。检察官、辩护人、共同被告人在告知审判长后，也可以要求被告人自愿陈述。
6.异议。控辩双方均有对调查的证据及诉讼关系人、审判长、法院的行为提出异议。一经申请，法院应在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不迟延地作出裁定。
（三）最后程序
先由检察官就事实及法律问题陈述意见，之后由辩护人辩护，再由被告人最后陈述。最后程序完毕即为“辩论终结”，其后只剩下作出判决，这种状态称为“结审”。
总的来说，日本的庭审，采取了以当事人调查证据为主，以法院职权调查为补充的原则。其长处在于，既可以调动控、辩双方全面调查证据的积极性，保障被告人进行有效的防御，又可以弥补仅由当事人进行证据调查所产生的不足，避免庭审因双方技巧差异导致不公正。
五、特别程序
为使较轻微的刑事案件得到迅速处理，提高诉讼效率，日本刑诉法特别规定了简单程序，具体包括以下几种。
（一）简易公审程序
其要件是：（1）适用死刑、无期或最低刑期为1 年以上惩役或监禁以外的案件；（2）被告人在开头陈述中已就该诉因作了有罪陈述。
符合上述要件时，法官可以听取控、辩双方意见后，作出是否适用简易公审程序的裁定。一经作出适用简易公审程序的裁定，即产生以下效果：（1）证据调查简化。可以不依法定方式，而以适当方式调查即可，实际上多数都省略了法庭调查证据；（2）不受传闻证据能力的限制；（3）判决书中可引用公审笔录中记载的有关证据目录。
如果审理中认为适用简易公审程序不当时，应撤销适用此程序的裁定，更新公审程序。
（二）简易程序（处刑命令）
其要件是：（1）属于简易法院管辖的案件；（2）可以处以5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罚款的案件；（3）被疑人对适用该程序没有异议。
检察官在向简易法院提起公诉的同时，应以书面提出处刑命令的请求，并应在书面请求中明确被疑人对适用该命令无异议。请求时应向法院移送所需材料，这是起诉书一本主义的例外。用处刑命令时，可以并处缓刑、没收及其他附带处分。
受处刑命令的人或检察官可以自接受该项告知之日起14日以内提出正式审判的请求。正式审判时，作出此命令的法官应当回避。已过请求期限或已撤回请求时，处刑命令即产生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
（三）交通案件即决裁判程序
根据1954年《交通即决裁判程序法》设立。简易法院可以根据检察官请求，就有关交通的刑事案件，以即决裁判处以5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罚款，可以并处缓刑、没收及其他附加处分。同意请求时，法院应在公开的法庭上，使被告人到庭，以简易方法调查事实，并作出裁判。对此裁判不服时，请求正式审判的期限为14日。
在实践中，法律规定的交通案件即决裁判程序的运用并不广泛，而更多的是将总括侦查文书、处刑命令请求书、处刑命令等文书的所谓“交通文书”（为迅速处理违反道路交通法而使用的书式）和所谓“在厅简易程序”并用，而采取了包括自被告人到场到交纳罚金在内的一切程序，当天即终结的迅速且简易的方式（三方即日处理方式）。
六、非法证据的排除
（一）关于自白
排除非法收集的证据，旨在抑制违法侦查，保障被疑人的诉讼权利。分为自由的排除和证据物的排除。
日本国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出于强制、拷问或胁迫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刑诉法第319条第1款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或其他可以怀疑为并非出于自由意志的自白”，不得作为证据。
判例的情形如下：
1.夜间调查的自白。判例表明，夜间调查本身并不一概使自白丧失证据能力，除非夜间调查与自白的非任意性之间有因果关系。
2.没有取下手铐进行的调查。判例认为，正确的解释是，正在受羁押的被疑人受讯问时，如果是在施加手铐的情况下进行的，推定其身心受到一定的压迫，不能期待任意的供述。只要没有反证，应当对该供述的任意性抱有怀疑。
3.出于承诺的自白。判例否认了在以下承诺下作出的自白的证据能力：（1）如果自白将不起诉；（2）如果自白即处以罚金；（3）如果自白就不逮捕并以罚金结案；（4）如果自白将尽快释放；（5）若自白将得到恩赦；（6）即使自白也不作证据；（7）若自白将给兴奋剂；（8）若自白将允许与亲属联系，带来律师费用等。总之，对出于承诺的自白，判例否认其证据能力的较多。
4.出于诡计的自白。判例确定的标准为，诡计是否使被疑人受到心理强制，从而是否有诱发虚假自白的可能性。
（二）关于物证、书证等
学界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说法。下级审法院曾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判例。最高法院在1949年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之后30年一直保持沉默。1978年最高法院判例宣示，在符合以下条件下应否定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忘却令状主义精神的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看认为是不适当的。＊
注：
〔1〕日本刑事诉讼法典，制定于1948年4月10日，于次年1月1日起实施，迄今曾小规模修改13次（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是1992年）。本文所引法律条文，均以日本三省堂1995年版《模范六法》为依据。
〔2〕在日本，拘留是刑罚的一种，而不是强制措施。
起诉意见书篇8
摘 要 人权，是每个人都应该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个人的本质和尊严为参照而享有的相应的权利，它注重人的生存和发展，以自由和平等作为本质特征。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也是社会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司法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司法机制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的人权保障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12年修正的新刑诉法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总则中，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做法详细化并入法律条文当中，真正意义上地使得人权有了法律依靠和保障，实现了保障人权与惩罚并重。本文将从介绍新刑诉法修正情况入手，叙述新刑诉法中关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创新点，之后在提出新刑诉法中对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不足之处，最后再提出完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的几条措施。
关键词 新刑诉法 被害人权益 研究
作者简介：李叶，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检察院；颜燚，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2011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26-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于1997年7月1日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并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经历了两次修正，第一次是在1996年3月17日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第二次则是在2012年3月14日的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第二次的修正在原来的《刑诉法》的基础上增加了65条条款，不仅仅加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相关内容，还涉及到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等的修改，并增加了相应的程序。整体而言，新刑诉法对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的人权保障进行了强化，制订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来维护被害人的基本经济权益。虽说，新刑诉法对人权保障原则进行了坚定的维护，但是依旧存在不少的问题，例如，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得过于全面和深入，这样的话就会进一步地加大犯罪嫌疑人和被害者之间权益的失衡，被害人的权益就有可能会受到损害，这样的状况急需得到改善。
一、新刑诉法保障被害人权益的具体体现
（一）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给予了相关的诉讼权利
新刑诉法增加了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诉讼权利，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1996年修正的《刑诉法》中规定被害人有权回避参与案件办理的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以及相关的人员，且对于申请回避的决定有驳回的权利，也有申请复议的权利，但是对于被害人的诉讼人却没有相关的规定。新刑诉法中增加了诉讼人的回避权利，驳回申请回避决定的权利以及申请复议的权利，使得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诉讼权利更完善。第二，强化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人陈述意见的权利。检察院在对案件进行审查时，往往会忽略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意见陈述这一程序或是听取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陈述但是没有将其意见记录下来，致使检察院与被害者之间产生摩擦，不利于案件审查工作的顺利进行。新刑诉法中规定在进行案件的审查时，被害人及其诉讼人有权进行意见的陈述，对于口头陈述的，相关人员必须记录下来并存档，对于书面陈述的，必须附卷。第三，新刑诉法强化了被害人及其诉讼人参与法庭审理的相关权利。对于犯罪嫌疑人收集的证据，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若是怀疑其证据不合理，可提出异议，申请法庭派出专业人员对证据实行鉴定，且对鉴定人员的鉴定成果可以提出相关意见。第四，1996年修正的《刑诉法》中规定法院有义务在宣告判决后五日内将判决书送达被害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会因为这样或是那样的原因致使判决书送达到被害者手中的日期超过规定的期限，导致被害人错过请求抗诉权等权利的使用期限，严重损害了被害人的权益。新刑诉法中规定法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判决书交于被害人手中，并给予其诉讼人一份，这样的话就能够较好地避免上述的问题。第五，在实际的生活中，被害人可能会被限定其活动范围，这就需要被害人委托其诉讼人代被害人行驶一些权利，往往很多时候在诉讼人行驶权利期间会遭受到司法机关的阻碍，不利于诉讼人相关权利的使用。新刑诉法中规定，若是诉讼人在行驶相关权利的时候遇到司法机关的阻扰，有权向同级或是上一级的检察院提出申诉或控告。
（二）确立了多条措施以保证被害人的经济赔偿
新刑诉法不仅仅是完善了查封、扣押、冻结加害人相关资产的措施，更是增设了一系列的财产保全措施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对加害人涉及到的资产法院及时采取措施以防止加害人卷款潜逃，保证了被害人的经济赔偿，同时附加民事诉讼原告人和检察院也可以申请法院对被告者的资产采取一定的措施。这一附加措施是第一次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借用民法上的财产保全措施，具有重大意义。此外，对于那些重大犯罪案件，若是犯罪嫌疑人在逃匿一年后依旧没有捉拿归案的，检察院有权向法院提出没收犯罪嫌疑人违法所得的申请。
（三）确立了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进行协议赔偿的原则
新刑诉法将加害人和被害人之间和解公诉案件的诉讼程序单独设立出来，规定在加害人和被害人自愿的情况下，侵犯财产罪中的财产型犯罪被害人与加害人可以在司法机关的主持下直接达成经济赔偿协议。
二、新刑诉法关于保障被害人权益的缺陷
虽说新刑诉法进行了再一次的修正，但是依旧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得不够全面
新刑诉法中对于财产权利受到侵害的被害人并没有做出是否都具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的规定。1996年修正的《刑诉法》中规定对于有物质损害的被害人，有权提出附带民事诉讼，但是对于物质损害的规定只限于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及涉案财物本身毁损所产生的物质损失。新刑诉法并没有将范围扩大，依旧沿袭了以往的法律规定表述，这就限制了绝大多数的被害者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此外，没有增加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新刑诉法依旧沿用了之前的《刑诉法》中的规定，对于被害者而言，不能将精神损失赔偿列入刑事附带的民事诉讼中。
（二）扩大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害者之间权益的失衡
新刑诉法中增加了相关的对于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第一次确立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法律援助机制。例如，第34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但是却没有对被害人确立相应的诉讼权利，这就会扩大犯罪嫌疑人与被害者之间权益的失衡，使得被害人的权益受到损害。1996年修正的《刑诉法》中将辩护律师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从案件的侦查阶段开始，辩
护律师就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询问案件的发生情况，并给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法律援助。新刑诉法沿袭了这一制度，但是，却没有将诉讼人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诉讼人依旧不能够参与到案件的侦查阶段，这对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而言都不公平，会造成诉讼人与辩护律师之间的失衡，进而影响到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益。
（三）没有充分地保障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获得法律文书的权利
新刑诉法没有充分地保障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获得法律文书的权利，这里的法律文书主要是包括了起诉书和判决书。对于起诉书而言，新刑诉法中规定要讲起诉书送达当事人手中。当事人不仅仅指的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还应该包括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但是在实际案件中，往往是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能够收到起诉书，起诉书只是会被送至严重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手中，对于财产型犯罪中的被害人很少收到起诉书。对于判决书而言，若是被害人发生了死亡、失踪或是迁徙住所的情况，其诉讼人或是家属很难收到来自法院的判决书，司法部门在执行的力度上存在很大的缺陷。
三、完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的措施
（一）完善附带民事诉讼中对于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应该改变新刑诉法中只限于人身权利受到侵犯及涉案财物本身毁损所产生的物质损失的规定，要将所有的受到物质损害的被害人都纳入到有权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中去。与此同时，还应该增加被害人的精神损失权利，以进一步保护被害人的权益。
（二）完善被害人获得法律的援助机制
适当地给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法律援助，将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审查起诉阶段也相应地提前到侦查阶段。被害人若是要起诉相关部门就必须得上交查阅案卷材料，检察机关要对这些查阅案卷资料进行极为仔细和谨慎的审查，若这些查阅案卷资料涉及到国家的机密，那么严谨给予公开，并拒绝诉讼人的律师的审查要求。对于非律师的诉讼人，也要严格按照程序来决定对于申请人是否可阅卷的问题。同时，对于新刑诉法中有关于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权益的规定，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应该拥有相应的权利，即给予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一定的法律援助。让被害人更充分地参与到刑事诉讼中去，以改变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失衡状态，促使刑事诉讼案件的顺利进行以及做到公平公正。
（三）完善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获得法律文书的规定
被害人及其诉讼人获得判决书是明文规定了的，必需执行，而对于起诉书，虽说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做出了相应的解释，因此，被害人及其诉讼人也应该收到起诉书。首先，检察机关应该印制足够多的法律文书，以防止出现文书不够的情况。其次，对于以死亡、失踪或是迁徙住所的被害人，检察机关应该将起诉书和判决书交于诉讼人或是其家属，或是在听取被害人及其诉讼人的意见时，应该留下其具体的居住地址和联系方式。
四、结语
新刑诉法的修正是以我国刑事诉讼法既有的规定和格局作为视角和立足点的，不仅仅适应了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也适应了新时期下的司法体制的改革需求，对于人权的尊重和保障起着积极的意义。但以国外的刑事诉讼角度来看的话，我国的新刑诉法依旧存在不足之处，这些空白之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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