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公报范文

人民法院公报篇1

（一）申报权利的条件

关于申报权利的条件，《民事诉讼法》虽无明确规定，但根据司法实践，申报权利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申报权利人应当是持票人。所谓持票人，是指被催告申报权利的失票持有人，即票据持有人丧失票据后，取得该票据的人。票据上的权利与票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不能分离的；持有票据才能行使票据上的权利。所以，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必须是被催告申报权利的失票持有人。为此，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人民法院应通知其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察看该票据。申报人出示的票据，必须同被催告的失票一致，申报才能成立。公示催告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权利的申请。

2.利害关系人应在公示催告期间或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申报权利一般应在公示催告期间提出。民事诉讼法第194条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为60日，利害关系人应当在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人民法院主张票据权利。如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因故未申报权利，而在申报期间届满后，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前申报权利的，同公示催告期间申报权利具有同等效力。

（二）申报权利的效力

申报权利的效力，是指利害关系人向人民法院主张权利在法律上所产生的后果，即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成立，在法律上产生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效力。《民事诉讼法》第196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申报后，经审查符合申报条件的，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支付人。利害关系人在申报期届满后，除权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同样应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裁定书由审判员、书记员署名，加盖人民法院印章。申请人如不服人民法院终结公示催告程序的裁定，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讼。经审查，认为利害关系人的申报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就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利害关系人如不服法院驳回申报的裁定，也可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讼。

人民法院公报篇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 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28日

为规范民事执行财产调查，维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应当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应当如实报告财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根据案件需要应当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查的，同时采取其他调查方式。

第二条　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应当填写财产调查表。财产线索明确、具体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调查核实;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三日内调查核实。财产线索确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

申请执行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查明财产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

第三条　人民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金钱债权执行中，报告财产令应当与执行通知同时发出。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再次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重新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

第四条　报告财产令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交财产报告的期限;

(二)报告财产的范围、期间;

(三)补充报告财产的条件及期间;

(四)违反报告财产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报告财产令应附财产调查表，被执行人必须按照要求逐项填写。

第五条　被执行人应当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书面报告下列财产情况:

(一)收入、银行存款、现金、理财产品、有价证券;

(二)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三)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

(四)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财产。

被执行人的财产已出租、已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或者存在共有、权属争议等情形的，应当一并报告;被执行人的动产由第三人占有，被执行人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其他财产权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也应当一并报告。

被执行人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报告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延长期限;申请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延长。

第六条　被执行人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至提交书面财产报告之日，其财产情况发生下列变动的，应当将变动情况一并报告:

(一)转让、出租财产的;

(二)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的;

(三)放弃债权或延长债权清偿期的;

(四)支出大额资金的;

(五)其他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实现的财产变动。

第七条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后，其财产情况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补充报告。

第八条　对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第九条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产报告程序终结:

(一)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

(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财产报告程序应当终结的其他情形。

发出报告财产令后，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仍应依照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履行补充报告义务。

第十二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现场调查等方式向被执行人、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和财产信息，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协助办理。

人民法院对调查所需资料可以复制、打印、抄录、拍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提取、留存。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人民法院调查的财产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决定是否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与现场调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调查过程中作出的电子法律文书与纸质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助执行单位反馈的电子查询结果与纸质反馈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人民法院依法搜查时，对被执行人可能隐匿财产或者资料的处所、箱柜等，经责令被执行人开启而拒不配合的，可以强制开启。

第十五条　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可以传唤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询问。

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上述人员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已经办理查封登记手续的被执行人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未能实际扣押的，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第十七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认为其有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情形或者其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审计的，应当随机确定具备资格的审计机构，并责令被执行人提交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

被执行人隐匿审计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第十九条　被执行人拒不提供、转移、隐匿、伪造、篡改、毁弃审计资料，阻挠审计人员查看业务现场或者有其他妨碍审计调查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审计费用由提出审计申请的申请执行人预交。被执行人存在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或者其他逃避债务情形的，审计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审计费用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

(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

(三)悬赏公告的方式;

(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

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法院微博或微信等媒体平台，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并自愿承担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二十三条　悬赏公告后，有关人员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进行登记;两人以上提供相同财产线索的，应当按照提供线索的先后顺序登记。

人民法院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应当保密，但为发放悬赏金需要告知申请执行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申请悬赏公告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悬赏公告发放悬赏金。

悬赏金从前款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得的执行款中予以扣减。特定物交付执行或者存在其他无法扣减情形的，悬赏金由该申请执行人另行支付。

有关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发放悬赏金情形的，不予发放。

第二十五条　执行人员不得调查与执行案件无关的信息，对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人民法院公报篇3

郝连忠  来祥鹏

内容提要：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浪潮的深入，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尤为令人关注。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确定上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关系，而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的现象，这种现象使得上下级法院间的监督关系变成了领导关系，违反了我国法院两审终身制度和法院独立审判的原则，并且变相剥夺了上诉人的上诉权，违背了法的公平与公正价值。本文在阐述此种现象的同时，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公正  监督  领导  独立审判  法的价值

据中国新闻社2003年12月2日报道，四川省高级法院新闻发言人近日通报了该省两起司法丑闻：富顺县法院经济审判庭副庭长杨跃因枉法裁判被判刑，自贡市中级法院审判员郑琦因违反审判纪律受处分。这位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省高院对敢于碰‘高压线’敢于违反禁令的，将坚决严肃查处”。在人们眼里，四川省高级法院与司法腐败坚决斗争的态度和自揭家丑不护短的做法确实可嘉。的确，四川高院针对司法腐败，查处违纪法官的做法令人拍手称快，但是这种做法是否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原则精神呢？值得大家去深思。

一、  法的公平与公正之价值

据我国第一部字书，东汉时期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的有关记载，他对法做了如此解释：“法字平之如水，故从水；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水表示法像水一样公平，去的意思是除去、驱除，因此，法的本意就为公平、公正、正直。①而法的价值是指法律满足人类生存和需要的基本性能，即法律对人的有用性。法治不能淹没人文精神，人始终应是世界的主体，人永远需求公平、自由、正义、效率等价值。②

庞德认为公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理想关系；罗尔斯认为公正是指人们之间利益的划分方式与分配方式；博登海默认为公正是指满足个人的合理需要和要求。而我认为公正是指人们之间权利和利益合理分配关系，且这种分配（分配过程、分配方式和分配结果）必须都是合理的。司法是社会公平的最后底线，而司法审判则是维护这道底线的具体行为。伴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浪潮的深入，把诉讼公正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首要价值取向，其原因表现在：（1）诉讼公正能够促进我国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完善和发展；（2）只有诉讼公正，才能实现实体法律的振兴；（3）诉讼公正不仅解决个案的意义，还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4）司法最终解决原则决定了诉讼公正是公正、公平和正义的最终保障手段；（5）同时，诉讼公正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法的公平与公正之价值既然如此，那么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这种“领导关系”是否符合法的公平与公正之价值呢？

二、  我国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宪法》第127条第二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热民法院的审判工作。”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上级人民法院监督”。  人民法院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审判监督关系具体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审判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不服的上诉和抗诉案件。（2）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3）下级人民法院认为自己受理的案件案情重大应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可以请求将案件移送上级人民法院审判，认为自己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确有错误，可以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再审；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移送的第一审案件和请求再审的案件。（4）最高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监督权除上述外，还体现在可以判决或核准死刑案件上。

监督关系不同于领导关系，就司法的组织结构和程序而言，两者的区别在于：监督意味着上级法院仅仅可以依职权就下级法院对某一具体案件的审判结果作出维持、变更或撤消的决定，至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和各级法院的指定管辖权，则是有关法律对上下级法院关系的特别规定。而领导关系则意味着下级必须听从上级的命令，上级对下级的业务、人事、财务等各方面都有决定性的管理和指令权。

在很多人眼里，法院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上级法院的人员，随时可以“旁听、指导”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在法院内部，院长、庭长可以随时干涉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工作。庭审法官在审理案件的时候，经常庭厂和院长汇报、请示案件的有关情况，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有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有代表提出建议：法院要取消两个制度，即取消庭审法官向庭长、院长汇报请示案件的制度和取消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制度。

伴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浪潮的深入和审判人员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审判权力正在真正的为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所有，承办法官向庭长、院长汇报请示案件的情况越来越少。即使极少的汇报案件，院、庭长也只提供参考意见，或者建议向审判委员会提请讨论，决定权仍在合议庭和独任法官手中。相反地，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情况倒是越来越多，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的制度，在我国有关法律中并未明文规定，但这种情况却一直存在。其存在的原因可能有这几个方面：（1）案件本身疑难复杂，审判人员不能径行裁判，需要向上级法院请示。（2）一般认为上级法院业务水平高，法官素质高，对疑难复杂的案件能够给予正确的答复。（3）一般经过请示报核的案件，即使当事人不服上诉，也多是维持，很少发回重审或改判。（4）按上级法院答复制作的裁判文书，即使最终证明是错误的，承办人也会免受错案责任的追究。（5）由于地理上的优势，上下级法院之间存在着经常的业务往来，这就不可避免的导致两级法院之间感情上的亲近，请示、汇报成为家常便饭。（6）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完善和公民、法人法律意识的不断提高，诉至法院的各种新类型案件日益增多。有的法律关系复杂，有的适用法律困难，于是有的法院和审判人员就采取口头、书面、电话等方式，向上一级法院进行请示报核，并把上级法院的答复作为裁判的依据。而实践证明，这种请示汇报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端：（1）不利于提高法院的业务水平和审判人员的业务素质。法官应是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人员（犹如足球场上的裁判），按照我国《法官法》的要求，法官应当具备一定的法律学历和审判经历，因此，法官应具备独立办案的资格，能够胜任解决处理各类案件包括疑难复杂案件。而且我国《民事诉讼法》有这样的规定：法官适用简易审判程序解决不了的案件，可以采取普通审判程序；法官独任审判解决不了的案件，可以采取合议制；如果案件还是不能解决，法官可以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另外，根据我国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已经把一些影响重大或性质特殊的疑难复杂案件规定由中级以上法院管辖。所以，动辄将疑难复杂案件拿到上级法院去请示报核，不利于提高下级法院的业务素质，也不符合法律对上下级审判机关的管辖权的分配。（2）使两审终审制度流为一种形式，变相剥夺了上诉人的上诉权。我国设立二审终审制度的目的在于使一审的错误裁判得到及时的纠正，借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并使得案件得到公正的裁判。而上下级之间存在的这种“领导关系”使两审终审制度流为一种形式，“一棍子打死”，变相的剥夺了上诉人的上诉权。另外，案件经过请示报核，再到上级法院作出答复，往往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延长了案件的审限，也不利于及时保护当事人的诉权。（3）不利于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为了加强审判人员的责任心和贯彻执行《国家赔偿法》，各地已陆续推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但如果法官裁判的错误是经过向上级请示后造成的，那么就很难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为案件下级法院的承办人会以案件已经过“请示”为由而开脱责任，而上级法院的答复人也不会受到追究，他们往往会以自己不是案件的承办人、下级法院汇报案件情况不清为由推卸责任。此外，上级法院一般也不把答复下级法院的内容作为考核的依据。（4）这种“请示”不符合当今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公正和效率是21世纪法院工作的主题，③从传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现代的控辩式诉讼模式过渡，达到效率与公平二者的兼顾，是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主要要求。民事、经济、刑事、行政诉讼都逐步要求当庭举证、当庭质证、当庭宣判，改变过去那种先定后审的情况。如果再事先请示报核，不仅时间上不允许，材料上也难以办到。特别是一些诸如公诉案件，如果检察机关采取“诉讼状一本主义”，只是提交起诉书和证据目录，则对案件审理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事先就不会知晓，即使在审理中遇到了疑难问题，在当庭宣判的情况下也是无法去请示的。

案件请示制度使上级法院直接参与了一审案件的审理，破坏了下级法院在审理中的独立性，并且变相剥夺了上诉人的上诉权，使二审终审制度沦为一种形式，增强了下级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上级法院的依赖性，使上下级法院间带上了浓厚的行政依附色彩，导致上下级法院之间这种监督关系流为了一种形式，进而影响到了案件的公正判决。因此，有必要对法院独立审判原则作重新界定。

三、  法院独立审判原则的重新界定

马克思曾说过：“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在我们现实司法实务中，法院审理案件不仅有现实上的层层报案、领导把关，还有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审判委员会。但是随着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逐步取消庭长和院长把关制度，使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真正成为法律上和事实上的审判组织，越来越成为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的共识。事实上，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独立审判或法官独立审判，理论上是成立的，实践中也是可行的。

独立审判原则是否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在审判活动中的独立呢？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理论界也未曾过多的关注，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误解。景汉朝先生认为，独立审判既包括法院对外部的独立、内部的独立——法官独立，也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上级法院不得干预下级法院对具体案件的审判，对下级法院只能依法定程序行使监督权，如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而不能行使领导权、指挥权等等。④本文在上述部分中已经论述过法院上下级间的关系（法律上和现实中），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独立的。因此，我们在关注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一下法院的独立审判。我们不仅要明确法院对外部的独立，更应该明确法院内部的独立，法官的独立和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独立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四、  弃“领导”而还之“监督”

有人或许认为，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就案件疑难复杂问题予以请示，可以减少审判错误，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但我们能否为此而牺牲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针对法院间存在的请示报核制度，我提出几点参考意见：（1）加强主审法官责任制。在审判长的选拔上，应该贯彻我国《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严格执行选任原则和选拔的条件。同时加强主审法官的责任。（2）下级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对待请示应该慎重，请示应严格按照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下级法官应不断加强法律理论、实践和业务学习，提高处理疑难案件的能力。不能光依赖于向上级法院请示。即使错误裁判是经过请示的，也要追究其承办人的责任。（3）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请示应区别对待，不能一概答复。对案件事实不清的案件一律不予答复，对法律事实关系相对简单，下级法院经集体研讨后完全有能力自己作出决断的案件，则不必答复。在不宜就具体案件作出书面结论，只应提供参考性法理意见时，应说明此意见不作为裁判的法律依据。（4）加快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步伐，法应适时而动，因此，有必要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做出修改，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司法审判在很大意义上追求的是公平与公正，因此，我们必须对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

五、  结束语

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浪潮的深入，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也成为我们法律学者、法律工作者应关注的问题。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级别管辖的划分，上下级法院应该在其权限内各司其职，而不应该超越其权限行事。诚然，公正和效率是21世纪法院工作的主题，但是我们不能够只为了效率而紊乱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把公平、公正弃之一旁。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正确把握好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

参考资料：

[1]  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3]  杨立新主编：《民商法前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杨立新主编：《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5]  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

人民法院公报篇4

我国现行传媒与司法关系的法律制度

我国规范媒体与司法关系的规定体现在《宪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中，《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也有相关规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公开审判制度

公开审判是世界司法制度的通例。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阴私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外，一律公开进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公开进行。离婚案件，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不公开审理的，可以不公开审理。”《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行政案件，但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项制度由宪法和四部基本法作出规定，可见公开审判的重要性。

1999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使公开审判制度得到进一步落实。该规定严格规范了公开审判案件的范围，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决定不公开审理的离婚或涉及商业秘密的案件，及法律另有规定的不公开审理案件外，其他第一审案件一律公开审理。对公开审理的第一审案件，当事人提起上诉的，或检察机关抗诉的，除依法应当发回重审和事实清楚可径行判决、裁定的外，第二审也应当依法公开进行。公开审判案件应当有公开审判的场所，禁止在不公开的场所开庭。我国公民除精神病人、醉酒的人和未经人民法院批准的未成年人外，均可旁听。人民法院也可根据法庭场所和参加旁听人数等具体情况发放旁听证。

从立法精神上看，公开审判并不是指向法庭旁听者公开，而是向社会公开，允许公众了解案情的审理情况。向社会公开自然包括向媒体公开，允许传媒对公开审判的案件进行及时的客观公正的报道和评论。公开审判的目的就是不仅让公众知道正义的结果，还要让他们知晓达成正义的过程。传媒对案件和法庭活动的报道，能使更多的人不必去法庭就了解了案件和审判。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开审判之“公开”应主要是指传媒可以公开报道在审的案件，如果不允许传媒报道审判活动，就谈不上公开审判。从上面的规定还可以看出，公开审判是指所有的审判程序公开，不是只公开部分审判程序，这就意味着媒体可以对公开的所有审判程序进行报道。

2.进入法庭规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有遵守法庭规则，维护法庭秩序，并对违反法庭规则、扰乱法庭秩序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曾于1979年制订了《人民法院法庭试行规则》；至1993年，又修订为《人民法院法庭规则》，1994年起施行。

这个“法庭规则”有专门针对新闻记者的条款，即第十条。该条规定：“新闻记者旁听应遵守本规则。未经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依照这条规定，新闻记者的法庭采访，不仅要遵守本条规定，还要遵守本规则的其他有关规定。这些规定包括：（1）公开审理的案件，可以旁听。一般情况下，这种旁听不需法院许可，但如果法庭场所有限或旁听人数过多，法院认为需要时，需持人民法院发出的旁听证进入法庭（第八条）。（2）旁听人员必须遵守下列纪律：（一）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二）不得随意走动和进入审判区；（三）不得发言、提问；（四）不得鼓掌、喧哗、哄闹和实施其他妨害审判活动的行为（第九条）。（3）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审判长或者独任审判员可以对其口头警告、训诫或没收录音、录像和摄影器材，责令退出法庭或者经院长批准予以罚款、拘留（第十一条）。这些条款均适用于记者，记者没有超越普通旁听者的特权。

法庭规则第十条只规定记者旁听时不得录音、录像和摄影，是否可以“记录”则没有明文规定。在其后1999年的《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中对此作出了规定：“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记录”与录音、录像和摄影一样变成了法院许可的行为，法院不许可，不得为之。

笔者认为，从法庭规则的立法意图看，主要目的是保持法庭的审判秩序。录音、录像、摄影由于要搬动器材，记者的活动和声响会对法官心理带来影响，分散法官的注意力，不利于审案，对此作出必要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记录，则不可能影响法官的审判活动，不应禁止。如果禁止记者记录，等于禁止记者报道审判活动，实际上就使法庭的审判失去了公众的监督。

3.对媒体报道案件审判的规定

我国法律界至今没有专门调整司法与媒体关系的法律规范，这可能与我国司法和新闻独立性都不很强有关。目前媒体的力量还没有达到能够危害独立审判的程度，独立审判的主要威胁来自行政机关和其他政治力量。另外，我国没有实行陪审团制度，所以对媒体报道会影响公正审判的可能甚小。况且我国媒体有较严的宣传纪律，造成所谓“舆论审判”的机会很少。因此，我国法律除《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有限制报道未成年犯罪案件有关内容的规定外，①法律没有禁止媒体对审理中的案件进行报道和评论，只有一些间接的法律规定。这些间接规定是否适用于新闻传媒对审判的报道监督活动，规定本身并不明确。

最重要的规定是《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该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宪法中规定的法院审判权不受社会团体和个人干涉，自然包括不受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的干涉。但这里的“干涉”是否包括媒体对案件的报道，是值得仔细分析的。仔细揣摩宪法此条的立意，将行政机关与社会团体和个人并列为“干涉”的主体，说明“干涉”主要是指阻挠法院公正审判的行为，如果只是对审判过程和案件进行公开报道，并不能算“干涉”。因此，宪法此条禁止的只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对法院审判进行阻挠、干预的行为，不应包括媒体对案件客观公正的报道。人民法院组织法是从司法的角度规定法院不应受法律以外的因素影响，也没有包含禁止媒体对案件和审判活动进行报道和监督的内容。

目前，我国对媒体监督司法的直接规定只体现在规范性的文件中。1996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

署的《关于进一步搞好法制新闻宣传的意见》指出：“要严格宣传纪律，不刊播格调低下、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的内容，不披露作案细节和有关部门的侦破手段。不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作有倾向性的报道。要努力避免违法、失实和泄密的情况发生。对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报道要按中央的统一部署进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第三条第四款规定：“对于司法部门审理的案件不得在法庭判决之前作定性、定罪或偏袒的报道；公开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规定并没有禁止传媒报道审判中的案件和审判活动，只是规定不能作“有倾向性”的、“定性、定罪或偏袒”的报道，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报道则不在禁止之列。而且并不是所有时候都禁止“有倾向性”的报道，只是在法庭判决之前禁止这样的报道。这意味着法庭判决之后，仍可以对案件发表有倾向性的意见。

从立法层面看，我国给新闻传媒报道和监督审判活动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和自由。但是实际上媒体并没有享受到这种自由，各地有许多“土政策”限制传媒对审理中的案件的报道。而媒体的采访报道权又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媒体不能依法获得救济，导致媒体对司法监督的困难。②法律规定与实际运作状况不一致是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常有的现象，不独是关于媒体监督司法活动如此。

传媒与司法关系的制度设置

舆论监督是公民和新闻传媒的宪法权利，适度的舆论压力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特别是在我国的现阶段，在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的现象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强化对司法的舆论监督很有必要。当然，舆论对司法的监督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监督不当，就可能妨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造成司法不公，最终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不过，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舆论监督直接危害审判权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甚至几乎没有多大的可能。因为我国没有实行陪审团制度，如果要影响判决的公正，其前提是影响了法官的看法，使法官有先入为主的思想，而现实中传媒报道对法官的直接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远远达不到影响公正的程度。如果说，舆论监督对审判确实有影响的话，这个影响的力量之源不是来自传媒及其身后的公众，而是来自行政机关的介入。因此，在我国要防止舆论监督危害法院独立审判权，重点不是禁止传媒对案件进行报道，而是防止来自行政机关的权力干预。这是我们认识和构建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关系的前提。基于上面的认识，我们认为，正确处理舆论监督与公正审判的关系，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对公开审理的案件可以进行全程报道和评论，法院不得事先限制。允许对法院公开审理的案件从立案到判决全程都可以报道应是一般原则，法律规定的不能公开审理和报道的案件应是例外。具体说：

第一，在立案、侦查、、审判和判决的任何阶段，新闻传媒都可对案件进行报道，法律规定不公开审理的除外。允许对公开审理的案件作全程报道主要有下列理由：（1）根据法律规定，公开审判本身并不是部分审判活动公开，而是一审、二审所有审判程序均公开；而公开的范围不只是法庭的旁听者，而是所有公众，传媒自然可以进行报道。（2）宪法保障公民和新闻传媒有言论自由权，这种权利不能随便受限制。（3）在我国特有的司法状况下，舆论监督可以促进公正司法，防止司法腐败。（4）由于我国不是陪审团制度的国家，舆论监督直接危害司法公正的可能性很小。那种认为案件办理完结以后才允许采访报道的主张，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因为，一个案件有时经过一审、二审，甚至还有重审、再审，往往前后很长时间，到底哪一阶段算审结，不好把握，也不可能等到终审后再进行报道。

第二，对正在审理的案件媒体可以发表评论，但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要受到限制。一般说来评论主要限于程序违法或者司法人员办案作风上，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则不得发表任何评论。如果发现公安人员、检察人员或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行为时，在有证据证明的前提下，无论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媒体都应该立即予以公开报道并发表评论，通过舆论监督促使有关部门追究枉法者的责任，以保障司法公正。如果一些党政领导利用特权干涉司法部门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新闻传媒应该立即公开报道，或发表评论，为公、检、法机关抵制法外势力的干预提供舆论支持，使其可顶住压力公正办案；也可以使那些试图以自己的权力干涉司法独立的人不敢肆意妄为。在案件报道和评论时，不得对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或者审判人员进行人身侮辱或人身攻击，否则媒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③

第三，对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可以从事实和法律的角度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因为，案件既已终结，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不可能对判决产生影响，妨害公正审判。而且，对判决的批评还有助于促进司法公正。

2.媒体对在审案件报道必须遵循客观、真实、公正、平衡的原则。客观，就是要求准确描述事件客观存在的状态，不作主观的推测；不能为了追求轰动效应，任意夸大事实。真实，要求所报道的事实都有可靠的消息来源，并经过了核实；不能是道听途说的事实。公正，要求对案件的报道要出于公心，不能有倾向性，或者任意定性、定罪。平衡，要求报道不偏不倚，尤其是民事案件，不能偏袒一方，要平衡照顾到双方权利。

第一，对刑事案件，在判决前可以报道侦破情况和已查明的案件事实，不能定性、定罪。如果认为公安机关已侦破的案件就可作定性报道，就会影响法院的公正审判。

第二，除了报道的内容外，还要特别注意案件报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为立案侦查的事实与逮捕、、审判的事实，一审与二审认定的事实、法律适用，实体判决与执行结果之间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应根据诉讼进程对发生的变化进行全面及时的报道。否则，可能对当事人的名誉构成侵害，媒体要承担侵权责任。比如一审被判有罪，而二审改判无罪，如果媒体只对一审结果进行了报道，对二审结果却没有报道，那么留给社会公众的印象是有罪判决，从而可能对其名誉造成损害。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国家机关的职权行为已公开纠正而拒绝更正报道，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媒体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三，民事案件报道应特别注意平衡。民事案件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产生的诉讼，不能片面报道一方的主张及依据的事实和法律，防止出现一边倒的情况。无论案件事实来源于当事人、法院提供，还是媒体自己调查，对案件事实的报道都必须不偏不倚，要反映诉讼双方的理由。

第四，对案件的评论要注意时间和范围。对正在进行的审判活动发表评论在时间上应受到一定限制。立案前、结案后，均可以自由发表评论，如该立案的不立案，司法裁判不公或不当等，法院不应干涉。但立案后、结案前，一般不应对案件的审判随意发表评论。此时的评论应当主要限于程序是否违法以及司法人员的办案作风上，而不去对案件的实体问题发表评论。所谓程序违法，是指超期羁押、剥夺诉权、采取强制措施不符合法定手续、禁止或限制律师合法会见犯罪嫌疑人、依法应当公开审判的案件实行暗箱操作等。所谓执法作风，是指态度生硬冷漠、办事拖拉推诿，也包括执法者接受当事人吃请，接受当事人的礼品或提供的娱乐消费等违纪行为。④

3.司法机关建立一套免受报道干扰的防范机制。借鉴国外的成功的经验，可以采取以下方法：

第一，延期审理。如果某一案件受到舆论偏颇报道的影响，有可能危害公正审判，法院对案件作出延期审理的决定，直到有偏见的舆论压力消除或减弱后再启动审判程序。在美国，如果媒体的审前报道过热，法官可以决定推迟数周乃至数月，以期报道逐渐降温，案发地民众对媒体报道的关注减弱后，再重新启动审判程序。

第二，变更管辖。一般而言，媒体舆论的影响有一定的地域限制，案发地往往也是舆论的中心。如果审判地点已造成偏颇的舆论时，将案件移送到尚未受到舆论压力的其他法院管辖，不失为保持司法机关独立性的良策。美国的联邦法院规定，州法院审理的案件可在本州易地进行；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可在美国境内易地进行。易地审判的目的是为了让被告远离媒体，远离报道渲染的案发地，以便使被告得到一个相对公正的审判。

第三，审判人员回避制。这种做法类似于美国陪审员的挑选制度。如果合议庭的组成人员中已从新闻媒体的审前报道中形成了先入为主的印象，并有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应该主动申请退出该案的审理；如果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知悉上述情况，也可以提出回避申请，法庭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批准。⑤

第四，对诉讼参与人的庭外言论作必要限制。如果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证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律师在判决前向外界（包括新闻媒体）散发与案件相关的信息，应当受到限制。可以借鉴美国的“诉讼发表规则”，对诉讼参与人―――主要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辩护律师、审判人员―――的庭外言论作出明确的界限划分，将禁止或允许他们在庭外发表的言论作出明确的规定。

（作者单位：新华社湖北分社）

注释：

①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未成

年人犯罪案件，在判决前，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1999年《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取消了“在判决前”的限制，在第四十三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影视节目、公开出版物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这项立法是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防止日后受到社会歧视，世界各国都有类似的规定。

②2003年6月30日，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东省高级法院联合了《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要求：尚未宣判的案件，记者可以旁听，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法院公开宣判的案件，新闻单位可以进行报道，但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对事实和法律负责，并且不得做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这项规定出台后，新闻界的反响非常强烈。

③⑤张泽涛：《论新闻监督司法的制度设置》，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

人民法院公报篇5

如果报案人有证据证明确有犯罪事实，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可以向做出不立案决定的公安机关的上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同时可以请求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监督，如果该案件属于自诉案件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举报。被害人对侵犯其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者控告。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的，应当移送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对于不属于自己管辖而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送主管机关。犯罪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自首的，适用第三款规定。

（来源：文章屋网 ）

人民法院公报篇6

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根据刑事立案的法律规定和理论，分析总结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应立案而不立案、不应立案而立案、以举报线索做交易获取非法利益、案前调查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等滥用刑事立案权的具体形态，并提出了依法行使刑事立案权的看法。

关键词：立案 权力 刑事立案权 滥用 形态

[摘 要]：本文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根据刑事立案的法律规定和理论，分析总结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应立案而不立案、不应立案而立案、以举报线索做交易获取非法利益、案前调查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等滥用刑事立案权的具体形态，并提出了依法行使刑事立案权的看法。

关键词：立案 权力 刑事立案权 滥用 形态

刑事立案权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根据刑事法律规定，对于报案、控告、举报、自首材料，依照管辖范围进行审查，以判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存在和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并依法决定是否作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或审判的一项刑事司法职权。刑事立案权是国家法律赋予公安司法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因此，公安司法机关行使刑事立案权，必须严格遵守立案的法定程序，严格把握立案的条件和标准，以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做到既准确、及时打击犯罪、惩罚犯罪，又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部分公安司法人员素质不高，特权思想严重，依法办案的观念淡薄，出现了许多滥用刑事立案权问题。它不仅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且严重破坏了国家的正常司法工作秩序，危害性极大。下面笔者就司法实践中，刑事立案权滥用形态做简要分析，以进一步促进我们依法行使刑事立案权。

一、应立案而不立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应当立案。”公安司法机关通过刑事诉讼同犯罪行为做斗争，是从立案开始的。因此，一旦发现预备犯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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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犯罪或已经实施的犯罪行为，并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必须迅速组织力量，严格按照法定立案条件进行准确、及时立案，积极开展侦查或审判活动，发现、收集证据，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使一切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分子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充分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从而实现刑法的功能。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是存在对应该按刑事案件处理的案件当成一般治安案件来办，大案化小，重罪化轻，以罚代刑。特别是极少数公安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对有明确的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而且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性质显而易见的案件，应当立案就是不立案，这是对刑事立案权的典型滥用。据第十一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的消息报道，中国检察机关1998年至2002年在刑事诉讼监督上，对侦查机关应当立案而未立案的，依法监督立案35585件，有效地监督了刑事立案权的滥用。

例如四川威远县碗厂镇派出所民警梁得忠徇私枉法案、碗厂镇派出所所长史少武玩忽职守案①。家住乐山市五通桥区的少女小红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社会关系广泛的龙强。龙强答应将她介绍到某宾馆去当服务员，当着小红的面，龙打电话给该宾馆的“经理”田志谋，约定2004年3月3日见面。 龙强为何如此热心呢？原来早在今年2月，一个叫周涛的男子就找到龙强和田志谋，要他们帮忙找“小姐”。为此，田冒充五通桥区某宾馆的经理，与龙一起演起了戏。3日上午，龙强、小红与周涛、田志谋见面，周涛与威远县碗厂镇清溪夜总会老板何西南联系，说自己已找到“货”了。电话中，何同意付周等人介绍费2000元。 田见已找到“买主”，又骗其可以到某休闲山庄当服务员。但是，小红并未被带到所谓的休闲山庄，而是被直接带到了何西南所开的清溪夜总会。随后，众人凶相毕露，强迫小红留在夜总会上班，并逼她签下了欠何西南2500元的欠条。尔后，小红又与何签订了所谓的“招工合同”，承诺以自己今后6个月内卖淫所得偿还“借款”。何对“货”基本满意并支付了周、龙、田3人1200元“介绍费”。从当晚起，何就不断安排小红接客。

小红莫名失踪后，亲属立即报了案。3月8日，亲属突然接到小红打来的电话。当晚11时许，小红姐姐和朋友张某一道来到乐山市市中区张公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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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4年6月10《华西都市报》报道“派出所包庇老鸨逼少女卖淫”。

派出所报案，说明小红被拐卖后被逼卖淫的情况和目前处境，负责接待的值班民警谢某既没作报警登记，也没作值班记录，更没有向带班所领导或市中区公安分局领导和值班民警汇报，以“原来接待你们的警官不在，你明天来看所里怎么处理”为由推诿了事。

第二天早上，在请求警方解救无望的情况下，小红的姐姐和母亲等人赶到威远清溪夜总会要求将小红领回，没想到何西南却拿出小红被迫签下的“招工合同”和欠条，振振有辞地要求小红及其家人偿还借款，双方争执不下，亲属提出到当地的碗厂镇派出所解决，谁知何西南很牛：“到派出所就到派出所，

谁怕谁！”派出所民警梁德忠接待了双方。小红的亲属明确告诉梁德忠小红是被他人拐卖并被迫在清溪夜总会卖淫的，要求梁组织警力解救小红。考虑到自己与何关系一直很好，而且自己还在清溪夜总会嫖过娼，梁因此对小红及其亲属的请求置之不理，反而以小红写有亲笔欠条为由，要求亲属与何自行协商解决。当晚8时左右，梁见小红确实无钱就让她写下“欠何西南800元”的欠条，而小红为安全脱身回乐山，只得万分委屈地写下了欠条。到小红被解救出夜总会时，何一共安排她卖淫15次，并从中获利700多元。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发现，威远县碗厂镇派出所民警梁得忠在接受何西南亲属报案后，明知少女小红系被拐骗妇女，威远县碗厂镇清溪夜总会何西南有容留他人卖淫行为的事实，何西南已涉嫌容留妇女卖淫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依照法定程序对何西南立案侦查并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而梁却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将刑事案件作为普通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不立案侦查，致使被拐骗妇女小红未及时得到解救，何西南未及时受到法律追究，客观上为何长期组织他人卖淫充当了“保护伞”。 碗厂镇派出所所长史少武明知清溪夜总会何西南有长期容留他人卖淫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依法定程序对何西南立案侦查，致使何西南未及时受到法律追究，客观上也为何长期组织他人卖淫充当了“保护伞”。 乐山市市中区张公桥派出所值班民警谢某同样存在接到报案后，不迅速进行审查，不向带班所领导或市中区公安分局领导汇报，将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报案情况未及时汇报立案侦查，致使被拐骗的妇女小红未及时得到解救。“小红案”案发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经查证对涉案的犯罪嫌疑人何西南和其他公安人员做出了相应处理。其中威远县碗厂镇派出所民警梁德忠因涉嫌徇私枉法犯罪、所长史少武因涉嫌玩忽职守犯罪，被四川省内江市检察院立案侦查；乐山市张公桥派出所民警谢某因涉嫌玩忽职守罪被乐山市检察院立案侦查；乐山市市中区检察院向市中区公安分局发出《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该局当日对周涛、田志谋、龙强等人涉嫌拐卖妇女、介绍容留妇女卖淫案立案侦查。

据有关调查报告显示：司法实践中，为了片面追求破案率，而实行“先破后立”、“边破边立”、“不破不立”，形成不“破”难“立”的局面。甚至有一些重大刑事案件该立案而不立案，立案数大大低于发案数，造成大量隐案（即犯罪黑数），没有反映出社会治安的真实情况。公安部部长助理张新枫在2004年6月10日召开的全国刑警大练兵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上介绍，去年全国共立刑事案件439万起，破案184万起，破案率仅为41.9％，有超过一半的刑事案件没能破获。公安部负责人表示，这还不算立案不实因素，如果如实立案，估计全国目前刑事案件破案率可能在30％左右①。所有这些现象，进一步说明了司法实践中，公安司法人员对刑事立案权的滥用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的刑事立案工作任重而道远。

二、不应立案而立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控告人如果不服，可以申请复议。”不予立案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没有犯罪事实 。它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受理的材料中的事实不是刑事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一般的违纪、违法行为或者是民事法律调整的对象。二是犯罪事实轻微，不需要追究形式责任。它是指属于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情形和刑法第13条规定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情形。但是，司法实践中，部分公安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由于种种原因，对没有犯罪事实存在，或者犯罪事实轻微，依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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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华网北京2004年6月10日报道，“刑事案件破案率仅30% 公安部部署全国刑警大练兵”。

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将不应立案的行为却予以立案，严重侵犯了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

1、没有犯罪，不是刑事案件而立案

例如延安“黄碟事件”。2002年8月18日晚，延安市宝塔公安分局万花派出所民警以群众举报为由，进入张某家检查“黄碟”，双方发生冲突，张某随即被带回派出所接受处理。8月19日，在缴纳了1000元暂扣款之后，张某被放回家中；10月21日，张某突然被宝塔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带走，随即以“涉嫌妨害公务”被刑事拘留。这就是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的“夫妻看黄蝶”事件。10月28日，宝塔公安分局向宝塔区人民检察院提交材料，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张某。11月4日，宝塔区人民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做出不予批捕张某的决定，发回公安分局补充侦查。11月5日，被刑事拘留16天之后的张某被宝塔公安分局以取保候审的形式释放回家。12月5日，宝塔公安分局以“案件撤消”为由，解除了对张某的取保候审，1000元暂扣款同时返还当事人。

刑事立案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是公权对私权领域最强烈的一种干涉方式，直接影响公民的人身、财产，进而也影响公民内心的安全感。“如果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放松地生活，那就是我们的家；如果说有什么力量可以合法地破门而入，那就是公权力。”现代社会中，家不仅是私人生活的载体，其安全性也是公民隐私权的象征。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瑞华认为，法治国家的一个原则是，对官员包括警察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都是禁止的；对普通的公民来说，则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合法的。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民警该不该查处的问题法律已有明确规定。刑法关于淫秽物品的查处主要是非法贩卖、制作、传播等行为，对夫妻在家中看黄碟，根本没有任何规定。根据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那么，夫妻在家中看黄碟就不属于犯罪行为。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没有犯罪事实发生，就不应立案侦查，更不应该采取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丛观全案，我们不难看出，本案的关键是公安机关滥用了刑事立案权。它不仅给无辜公民造成了伤害，而且导致人民群众对执法机关的敌视与恐惧，严重损害执法机关的形象。2003年1月1日，延安市宝塔区公安局负责人向“黄碟事件”当事人张某做了诚挚道歉。除此之外，有关部门一次性补偿当事人29137元，并承诺将对本案的有关责任人做出处理。

再如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非法插手经济纠纷滥用刑事立案权案。湖南省涟源市殷美起夫妻原在湖南省长沙市铝塑市场经营铝制品。1992年，殷美起和浙江省宁海县三桥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桥公司”）建立常年销售铝制品业务关系。1996年1月，双方发生货款给付和应支付回扣21万余元的经济纠纷。8月30日，宁海县三桥公司向被告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书面报案，称殷美起夫妇诈骗。12月5日，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以涉嫌诈骗犯罪名对殷美起立案，并于12月16日对殷美起做出刑事拘留决定。12月19日，宁海县公安局对殷美起执行刑事拘留，12月20日晚上，该局将殷美起关押于私人住宅，交由宁海县三桥公司看守，责令殷美起写交待材料，要殷美起电话告知亲属交钱放人。1997年2月6日，在殷美起家属交钱和出具欠据后，该局才放了殷美起。宁海县公安局没有任何解除殷美起刑事拘留的手续，共关押殷美起49天。

公安机关是负责国家公共安全事务的管理机关，法律赋予了公安机关行政和司法的双重职能。公安机关既是公安行政管理的行政机关，又是负责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拘留、预审的刑事侦查机关；既有对一般违法人员的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行政权，又有对刑事犯罪分子的刑事侦查权。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主体和行政主体的双重身份，带来了从行为主体上识别其行为性质的困难，本案情形即是如此。宁海县公安局在缺乏殷美起诈骗嫌疑的基本证据，明知殷美起与宁海县三桥公司的争议属经济纠纷的情况下，违反公安部的规定，对殷美起按诈骗罪立案侦查，属于典型的不应立案而立案，其实质是规避法律，插手经济纠纷，超越职权和滥用职权的行为。宁海县公安局的违法办案，造成了严重后果。被害人殷美起向湖南省涟源市人民法院起诉宁海县公安局请求行政赔偿。经涟源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殷美起与浙江省宁海县三桥公司因多年的业务往来发生经济纠纷，事实清楚，被告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却按诈骗罪对殷美起决定立案并限制其人身自由，是超越职权、插手经济纠纷的行为，判决撤销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限制原告殷美起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一审宣判后，宁海县公安局不服向湖南省娄底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二审裁定，维持一审判决。

2、有犯罪事实，超越管辖范围而立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并根据案情做出立案或不立案的决定。因此，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除需采取紧急措施以外，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三条和“六部委”第一条规定的案件管辖分工办理。如果哪个机关和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查处不属于本部门管辖的案件，哪怕被查对象已涉嫌犯罪，依照法律规定，该行为都是滥用刑事立案权的行为。

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自侦部门都普遍将立案数作为考核侦查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受此影响，司法实践中，少数侦查人员通常对于本机关管辖罪名相近的案件进行立案以提高立案数，迎合了某些好大喜功的心理。同时，为了保证上述立案数量，案件立起来就不能撤，形成撤案即错案的观念。结果一些错案也将错就错，造成有错不纠，不该立案的坚持不撤案，形成对刑事立案权的严重滥用。等等。例河南省某县三十里铺村支书赵某职务侵占案。2003年9月山西太原某铁路施工队，在某县三十里铺村施工时，因临时封闭该村与外村之间的涵洞通道需支付赔偿款，结果该村支书赵某代表村委会从施工队领取25000元，除部分支出外，赵某非法占有其中的16000元。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该村支书赵某确实有犯罪事实，但不是贪污性质，而是职务侵占性质。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职务侵占罪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罪名。2004年3月28日，某县检察院为提高立案数量却改变了罪名，以赵某涉嫌贪污犯罪决定立案侦查。该案移送起诉后，公诉部门经审查改变了罪名，2004年9月21日以赵某犯职务侵占罪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应该说公诉部门的决定是正确的，侦查部门的做法属于超越管辖范围立案，是典型的滥用刑事立案权。

3、有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而立案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应当按照管辖范围，迅速进行审查，认为犯罪事实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 公安司法机关对于法律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缺乏立案的法定条件，就不应当立案。所谓法律规定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主要是指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六种情形。例河南省某县下河村党支部书记张某贪污案。1991年张某利用其担任下河村党支部书记的便利，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有公款4.2万元。2004年6月5日，某县检察院发现张某有贪污事实，随决定以涉嫌贪污罪名对张某立案侦查。从本案我们不难看出，张某涉嫌贪污犯罪的数额4.2万元，量刑应适用刑法第383条第2款第㈢项之规定，而该规定法定最高刑为7年，根据刑法第87条第㈡项之规定，该犯罪行为的追诉时效期限为10年。而犯罪嫌疑人张某涉嫌贪污犯罪的时间是在1991年，检察机决定立案侦查的时间是在2004年6月，且没有其他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犯罪经过13年之多，已过追诉时效期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第㈡项规定，张某有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同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86条之规定，对张某应做出不予立案的决定，然而，某县检察院却做出了立案侦查的决定，该做法明显违反了法律规定，属于滥用刑事立案权。

三、以举报线索做交易获取非法利益

根据《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第二十八条规定：“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个人，严禁将举报案情、举报人的姓名，向被举报单位或被举报人以及其他与办案无关的人泄露。对违反前款规定，造成后果的，应视情况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但是司法实践中，极个别公安司法人员，在对举报材料审查过程中，却以举报线索为交易，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对刑事立案权的滥用。

四、案前调查，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于接受的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材料除书面审查外，还可以自行调查、收集证据，必要时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查询、鉴定、询问知情人等一般的调查方法。对立案前的审查，在人民检察院自行侦查的案件中称为初查。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规定，在初查期间不得限制被查对象的人身、财产权利的措施，并且不得对被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查封、扣押、冻结被查对象的财产。但是，司法实践中违反初查规定，滥用刑事立案权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

如某检察院基层检察室在初查期间扣押款物案。2003年某检察院基层检察室在初查某乡镇一学校负责人涉嫌贪污、挪用公款问题过程中，发现该被查对象有部分经济问题，在未出具人民检察院扣押物品清单情况下，打“白条”暂扣被查对象若干现金。经初查，某检察院认为被查对象没有犯罪事实，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遂做出不立案决定。结果被查对象还是不满意，将此事举报到上级检察机关，反映基层检察室的办案人员打“白条”暂扣其现金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从本案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某检察院做出不立案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某检察院基层检察室的办案人员在初查过程中，却使用了扣押物品的强制性措施，是以侦代查，滥用刑事立案权。后被查对象拿着办案人员打的“白条”，声称我没有犯罪事实，检察院凭什么扣押我的现金，你们是违法办案。致于办案人员出具的是“白条”，还是正式的扣押法律手续，那是你检察院的事。

笔者认为，某检察院基层检察室的办案人员是对刑事立案权的滥用。在初查过程中，检察室的办案人员打“白条”也好，出具正式的扣押物品清单也好，不出具任何手续也好，你都是在执行检察公务过程中，实际扣押了被查对象的物品。检察室的办案人员可能认为我并没有徇私、徇情，没有将款物据为己有等违法的故意，但是，实际上其确确实实违反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的规定，即在初查过程中，办案人员对被查对象实施了扣押物品的强制性措施，是对刑事立案权的滥用。这个案件虽然很小，也没有造成社会不良影响，但是对每一位公安司法人员都是教训，它警示我们一定要依法办案，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立法为公，执政为民”。 参考文献

1《刑事诉讼法》第86条。

2 2004年6月10日《华西都市报》报道“派出所包庇老鸨逼少女卖淫。”

3 新华网北京2004年6月10日报道，“刑事案件破案率仅30%公安部部署全国刑警大练兵”。

4 根据《人民检察院举报工作若干规定试行》第二十八条规定。

5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28条规定。

人民法院公报篇7

媒体与司法的矛盾冲突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恒久性问题，在我国，它只是新近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对于一个法治社会而言，法院与新闻媒体在规则的范围内构成一种紧张关系是十分正常的。尽管两者的终极关怀近乎于一致，都是围绕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的归复与实现，但仍由于两者职业目标的差异和实现目标不同的"驱动力"，造成两者之间天生就存在着表面的不可调和性，正如"马德里原则"[1]所承认的，"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和尊重个人权利（特别是少数人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人的权利）之间的平衡是很难实现的。"在法治社会中，这种不可调和性应当是健康的。但在我国，由于现实的种种原因，法院与新闻媒体的关系则比较特殊，原来我们高度强调二者的一致性，而现在双方则常形成恶性的冲突矛盾，呈现出不健康的发展苗头。因此，很有必要正确认识我国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关系。

[关键词]：媒体司法冲突关系

西方学者认为法院的基本价值是公平审判，媒体的基本价值是新闻自由，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实质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公平审判与新闻自由的两种基本价值的冲突。在西欧，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法官被特别保护、新闻自由优先、利益平衡。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传媒与互联网的发展，新闻自由过度滥用所导致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法院的公平审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促使西方的法官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规范和引导新闻报道。但这样一来，媒体仍然会受到司法机关的约束和限制,同时媒体对法院、法官、判决的关注和批评却并没有减少，在新一轮法院与媒体的冲突与博弈中，如何平衡二者利益正成为西方学者的研究方向。如英国法官戴尔道森爵士的文章《法官与媒体》、迈克尔K.阿都的新书《法官经受得起批评吗？》、克里斯杰的论文《刑事司法和言论自由的限度》等等。

在国内，法院与媒体的冲突问题只是在上世纪末期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经过孙志刚案这一系列的法制新闻报道事件，法院和法官在思考怎样应对媒体，媒体也在探索如何正确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更客观更理性进行法制新闻报道。阅读徐迅的《热点2003：媒体与司法的冲突与平衡》，陆沪生的《闻南方某省对案件报道下禁令》，贺卫方的《传媒与司法三题》，张西明的《我国新闻侵权诉讼及相关研究现状综述》等文献。我们发现这些国内知名学者都从某一方面对媒体与法院冲突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已开始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处理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正确道路。本文认为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可调和的，所以要正确认识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力争实现二者的动态平衡。

前言

在民主国度里，媒体是传达民意、宣传民主的喉舌，自由地报道公众感兴趣的问题包括司法问题，乃是其权利所在；在法治的社会中，法院是维护公平与正义的强力机关，断纷止争、惩恶杨善则是其职责所在。美国著名法学家卡特曾经说过：“在任何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社会中，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皆为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2]这两种基本价值都服务于实现社会正义的终极目标,就像是一币之两面、一车之二轮，在相互的博弈发展中共同推动社会的前行。但媒体与法院又都有其相对独立、而非从属或重合的价值和社会职能，两者是伙伴也是对手。在现实中，媒体与法院为实现各自价值常常会发生冲突。一方面，新闻媒体以空前的热情对法院司法活动予以关注和报道，试图充分体现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对司法的监督，进而体现公民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努力促进司法改革和社会公正；另一方面，大量的新闻报道、时而偏颇的公众舆论，又对法院的工作造成了一定压力，法官们的抱怨已日益明显，指责媒体干扰司法活动的声音不时出现。因此，如何认识媒体与法院的矛盾冲突关系，如何构建协调二者冲突的法律框架或制度框架，已成为法学界和新闻界亟待探讨的问题。

一、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概述

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问题是现代法治社会中一个恒久性问题，在我国它只是新近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为此，我们有必要先行对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基础性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形成一个客观、科学的认识。

（一）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概念

“冲突”一词在《辞海》中的解释为：“争执、争斗”。[3]德国心理学家勒温则将“冲突”认为是几种动机同时存在并相互斗争的心理状态，由此他将冲突分为三种类型：1、向往—向往型，即两样事情都想做，或两样东西都想要；2、回避—回避型，即两样事情都不想做，但必须做一样；3、向往—回避型，即对同一目标既想争取，又想回避。对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而言，它迫切需要公正审判和言论自由两种价值，并且都力争实现。因此，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属于向往—向往型。

那么怎么来界定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呢？首先，要分析二者冲突的实质。我们知道，获得公正审判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法院追求的价值目标就是实现公正审判；而媒体则是保证公民知情权，实现言论自由的根本手段，对公民而言，如果没有媒体，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就是空谈。因此，法院与媒体产生冲突的实质就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公平审判与新闻自由的两种基本价值的冲突，或者说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之间的矛盾对抗。其次，我们来看双方冲突的状态？在社会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借助保证公民获得公正审判之名积极维护自己的独立审判原则，努力垄断对法律和案件的发言权；而媒体则借帮助公民实现言论自由为名积极寻找自己的利益与发展空间，希望通过报道发挥对司法活动的影响，实现舆论监督。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从而导致法院与媒体的矛盾表面化，发生激烈冲突。因此，我们认为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关系就是由于二者所代表的社会价值的差异性而导致的使二者矛盾对抗表面化，发生争执、争斗的一种状态。法治社会追求公平审判与言论自由两种社会价值，必须依赖于法院与媒体，因此法院与媒体发生冲突就是必然的。但是，在一个成熟的民主法治社会中，经过长期的磨合调整，会逐渐形成一种法院与媒体都能接受的冲突界限，使两者之间的冲突被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实现矛盾冲突最小化，从而使公民的两种权利得到最大化。

（二）我国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特点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各种权利、利益面临再次分配，各种社会矛盾冲突跌宕。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关系体现出必然性的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1、冲突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调整

在立法上，我国除宪法第四十一条对舆论监督有原则性的规定外，既没有专门的部门法（如《新闻法》），也没有其它相关的具体法规来调整新闻法律关系。在政策上，我们党虽然一直将“新闻媒体”视为喉舌，十分重视其在维护政权稳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制定了许多有关法制新闻报道的文件，如1985年3月27日，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关于当前报刊在法制宣传方面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年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常委办公厅、司法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下达的《关于新闻法制的意见》等。但这些相关的政策规定却非常原则和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在制度上，最高人民法院虽然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新闻工作制度，如《关于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等，但由于其主观性太强，太注重保护法院的权益，而没有切实考虑到媒体的实际情况和其需求，致使其权威性受到了严重挑战，因而其在实践中贯彻的效果也不甚理想。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调整，给法院的司法活动和媒体的新闻报道都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一方面法院应对媒体无章可循，底气不足，冷热不均；另一方面，媒体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则似个无头苍蝇，不知道何处是界限，何处是“雷区”，新闻监督随着政治气氛的变化而变化，难以全面有效地发挥对司法活动的监督。这一切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没对媒体活动进行法律上的定位。因此，在各方面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应通过立法，明确界定媒体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使之真正成为合格的权利主体而不是一种变相的权力主体。同时，也给媒体的新闻报道和监督提供充分的法律保障，从而构架起处理媒体与法院冲突关系的合理法律框架，形成一种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关系协调机制。

2、冲突的私利性表现突出

法院与媒体的冲突本质是基于“公益”目的的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但在我国，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往往又带有浓烈的“私利”色彩。

（1）基于地方和政府部门私利。我国的新闻媒体相对其他国家的媒体来说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新闻媒体绝大部分都隶属于某一部门或某一地方党政机关，媒体的政治色彩、地方色彩、部门色彩较浓。当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与其他利益发生冲突时，作为这些部门或地方代言人的媒体出于维护本部门或本地当事人的利益目的，有时便会利用控制或能影响的媒体制造有利于本部门、本地方利益的舆论，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直接或间接干预司法活动。例如：某省一国有大公司诉他省另一公司侵犯其知识产权，其的依据事实是否存在、主张是否合法、诉讼请求是否成立等都未经过法定的程序判定，而当地的一些新闻单位却不做基本调查核实，仅根据原告提供的材料就发表严重损害被告形象的文章，指责被告侵权，似乎原告胜诉是既成事实。[4]这种行为不仅妨碍了司法公正，还严重破坏了宪法确定的司法独立原则。

（2）基于法院私利。我们知道各级人民法院要接受相应各级党委的领导，法院的人、财、物和荣誉的取得都要依靠党委政府。另外，法院领导的升迁更要看在党委政府眼中是否有“政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政绩，法院对有悖新闻规律的“好事”往往花钱大肆宣传，费力不讨好，而对大众感兴趣的案件信息等却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讳莫如深。

（3）基于个人私利。就法官而言，若法官收受了当事人贿赂或其它利益，在案件审理的前后，为维护其自身名誉和财物的私利，他们都会有意识封锁信息，限制媒体报道，因为如果媒体报道的越多，法官收受贿赂的行迹就越容易败露，其身败名裂的风险也就越大。就记者而言，虽然绝大部分记者都能够恪守“铁肩担道义”的古训，但也的确有少数素质低下的新闻从业人员，为追求个人利益，盗舆论监督之名，行干预司法之实，降低人格成为了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例如《羊城晚报》就曾专门就有偿新闻的问题进行过专题讨论，可见新闻界不正之风的存在也的确非空穴来风。[5]

由于法院与媒体冲突基于私利较多，导致了法院与媒体的相互不信任，往往使双方相互怀疑行为动机的正当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冲突。

3、冲突的影响大

由于法制和新闻在人们心目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加上现阶段公众对司法过高的期望和媒体日益发达的传播，法院与媒体一旦发生冲突就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具有两面性。

（1）正面效应。在我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往往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火花，为成就一个民主与法治的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法院与媒体的冲突不管是否在特定时段、特定情况下妨碍害了某个案件公正审判，损害了某个法院、某个法官、某个报社、某个记者的正当利益，但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司法的公正和媒体的理性，起到了“以小搏大”的效果。例如在孙志刚案件中，媒体突破司法机关的阻挠，全面客观、深入细致地披露了案件细节，促使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而在刘涌案中，在舆论一片近似疯狂的喊杀中，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媒体的浮躁和媒体审判对公平审判的危害以及对法官的压力，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法院和法官们在应对媒体方面的逐渐成熟，同时也促使了媒体就如何正确行使新闻自由权利进行反思。

（2）负面效应。法院与媒体一旦发生冲突，其产生的最大负面效应就是损害司法权威。一方面，若法院采取各种措施封锁案件消息，在媒体看来，这就侵犯了他们新闻自由的权利，在普通民众看来，就侵犯了他们的知情权。因为，在媒体和公众的心目中，司法活动是公共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应当被纳入他们的视野内。法院一旦无理拒绝采访，就会被大众舆论推断为——法院是有问题的，因而大大损害司法权威。另一方面，若媒体无理闯入了报道，错误地披露法院信息（即使这个信息是客观真实的，如合议过程），怀着对司法的过高期望来过度批评法院和法官，贬损司法权威，就会使人们在法治和人治此消彼长的关系上产生误解，从而在公众中形成法院不如电视台管用，找法官不如找记者的观念，降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影响社会的民主法治化进程。例如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播出后，一时间告状的、上访的在中央电视台门前排起了长龙。[6]当然，这对作为最后一道公正防线的司法机关而言是一种讽刺，但同时，这也值得媒体的反思。因为，媒体对司法机关的过度贬损对当前我国社会培育法治意识只会起到负作用。媒体对司法机关负面形象的渲染，会使司法机关丧失权威，进而导致当事人对其作出的判决、裁定不信任、不执行，这样国家法律的威严就会受到挑战，那么社会崇尚法治的理念就会被动摇，从而我们努力追求的民主法治目标也就如镜中花、水中月，遥不可及了。

（三）我国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表现形式

在我国现阶段，法院与媒体的冲突正处于一个高发时期，具体地说，这种冲突关系具有两种表现形式：

1、因媒体在追求自由报道的过程中对法院的公平审判构成侵害而产生的冲突。

公平审判作为法律的正当程序在司法领域的体现，是法院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它要求法院在作出裁判时处于公正无偏的立场，不受到法庭外的力量或信息、或者在审判中未予核实的证据影响。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而在现实生活中，媒体却常常成为法庭外的力量，其报道的内容可能营造出某种对裁判者产生重大压力的舆论氛围，其报道活动可能扰乱法庭的严肃与平静，结果使得法院的法官难以做到保证程序公正和冷静审视。因为，由于法官本身所具有的社会属性，他会不由自主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使他顺应舆论，还是产生一种相反的叛逆心理，都已经在客观地使司法活动违背了公平审判的价值目标。

媒体对法院的这种侵害也要具体分析，看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从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就善意的伤害而言，若媒体的报道在本质上是为了保证公民知情权，谴责罪行与不道德的行为，努力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使报道对法院的司法活动的公平性造成了伤害，那么就应采取引导的方法，用制度予以规范，用法律知识进行新闻报道技术层面上的指导，避免冲突再次发生。就恶意的伤害而言，若记者是受当事人的请托为使案件朝其希望的方向判决而进行报道，对这种行为就该严厉打击，绝不姑息。记者的这种行为，在刑法上是否构成犯罪，还是个空白，因为和商业两种罪名的定义都不能准确涵盖记者的这种收受财物的行为。因此，对这种行为的防止还只有停留在对记者的职业道德进行谴责和靠规章制度进行处罚的层面，力度相对较弱，效果不甚明显。

2、因法院采取措施限制媒体的采访和传播而产生的冲突。

法院为避免因新闻报道而使自身的工作机制陷于瘫痪，设计并采取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媒体采访和传播功能的措施，由此必然与媒体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在我国，对新闻媒体采访报道进行限制的法院规则和文件主要有以下几个：（1）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由最高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法庭规则》，其中第十条规定：“新闻记者旁听应遵守本规则，未经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许可，不得在庭审过程中录音、录像和摄影”。（2）1998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其中规定：“依法公开审理的案件，经人民法院许可，新闻记者可以记录、录音、录像、摄影、转播庭审实况”。这些规定都明确了记者要进行采访和报道都必须得到人民法院的“许可”，而这在媒体看来，使用这种“许可”权的实质是对新闻记者采访法庭审判活动实施的特别限制。这些限制往往成了媒体不满法院从而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其实，这种法院对媒体的限制在国外同样存在。以美国的实践为例，这种限制措施包括限制媒体获得有关未决案件信息的权利，诸如限制法庭成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对待决刑事案件信息。禁止在法庭摄影摄像，下令封锁有关逮捕和其他公开记录的信息以及在审理有轰动效应的刑事案件时封锁法庭、拒绝公众和新闻媒体进入法庭等。不仅如此，这种限制措施还包括对媒体报道进行事后的民事或刑事处罚，甚至对新闻媒体进行了事先约束、禁止他们发表已经获得的信息。[7]因此，法院对媒体的限制是必须的，它是司法活动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种限制都成为我国现阶段法院与媒体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演变

1、西方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演变（以西欧为例）

西方学者认为法院的基本价值是公平审判(fairtrail)，媒体的基本价值是新闻自由（freepress），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实质上就是民主法治社会中公平审判与新闻自由的两种基本价值的冲突。由于美国在处理法院与媒体关系的独特性，本文将在其后详细阐述。但为说明法院与媒体冲突的历史演变，本文以西欧为例进行分析和阐述，以了解一个大致的概况。在西欧，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法官被特别保护。法官在西方一直被认为是专家职业，为使其权威性不受公众干涉，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保护。例如在英国就有一项特殊的刑事罪名——藐视法庭罪，这给了法官充分的自我保护（这项罪名也被很多英美法系国家所使用）。它是法院用来禁止和处罚那些在特定案件中妨碍或损害司法行为的手段。任何意在使法律的权威和实施受到不尊重或干预司法审判的行为都是藐视法庭行为。新闻界如果在对司法机构进行舆论监督时干预司法审判，那么就存在冒犯藐视法庭罪的危险。这种保护一直在西方持续了上百年。

第二阶段：新闻自由优先。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法官被特别保护的情况受到了媒体的严重挑战。荷兰乌特勒支大学教授ChrisjeBrants在其《欧洲法院与媒体关系讲义》中指出：数名记者因批评法官或法院判决被判处藐视法庭罪后均通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获得了胜诉。欧洲人权法庭作出这一系列判决的依据就是《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该条赋予了新闻媒体的言论自由权,并且认为公民通过媒体表达更容易，影响更大。逐渐这一观念被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的学者和法官所接受，并促进了英国1981年的《藐视法庭法》第10条的改进，这得到了当时斯卡曼大法官的支持，明确了记者在英国法中的地位问题和受法律保护的新闻自由权。经过多年的发展，应该说，西方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逐渐达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程度。

第三阶段：利益平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传媒与互联网的发展，新闻自由过度滥用所导致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出来。法院的公平审判受到了极大的挑战。这促使西方的学者和法官们不得不想办法来规范和引导新闻自由。例如，1997年德国萨克深州司法部颁布了《司法机关积极新闻报道工作指引》、2000年荷兰颁布了《媒体法庭采访准则》等等。这样一来，媒体仍然会受到司法机关的约束和限制,但同时媒体对法院、法官、判决的关注和批评却并没有减少，在新一轮法院与媒体的冲突与博弈中，如何平衡二者利益正成为西方学者新的研究方向。

2、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法院与媒体的冲突问题只是在上世纪末期才在尖锐的程度上浮现于社会实践。在孙治刚案件中，我们看到了媒体对法治进程的积极推动作用，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媒体的声音促使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除；而在刘涌案中，在舆论一片近似疯狂的喊杀中，我们又看到了媒体的浮躁和媒体审判对公平审判的危害以及对法官的压力。经过这一系列的法制新闻报道事件，法院和法官们在思考怎样应对媒体，媒体也在探索如何正确行使新闻自由的权利，更客观更理性进行法制新闻报道。但遗憾的是，曾经在全国人大立法计划中的《新闻法》已经从计划中消失了，有一些法院出台了各种各样直接、间接限制媒体采访的措施，记者们处处碰壁；而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许多记者也经受不住利益的诱惑，成了当事人一方的代言人，严重损害着独立和公正的审判，法官们抱怨不断。媒体与法院的冲突有增无减。因此，这一问题已引起了越来越多中国学者与法官的关注。对此，北京广播学院魏永征教授就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利益平衡的观点，[8]光明日报法律处处长黄晓提出了限制和防止发生媒体审判的三个标准，[9]而检察日报社副总编王松苗则提出应明确案件报道的时机和跟进等等[10]。

这些研究都从某一方面对媒体与法院冲突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并已开始努力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处理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正确道路。

二、形成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原因

（一）制度原因：新闻自由与独立审判

新闻自由与独立审判的原则冲突，是媒体与司法冲突的理论基础与渊源，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媒体有新闻采访与报道的自由，有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这即是常说的新闻自由。在的理论和实践上，新闻自由是言论自由的必然延伸。言论自由属于社会成员所享有的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包括表达权、批评权和建议权），是任何民主社会所必然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由此可见，我国通过宪法将言论自由作为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进行明确和保护。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言论自由是保障公民政治参与、造就健康社会的有效手段，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媒体。因为，如果没有媒体的帮助，个人就不可能充分获得社会资讯和他所关心问题的信息，也不可能以一种社会听得见的声音，表达他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并进而影响公共事务。因此，言论自由的社会目的只有在媒体进行出版或报道时才能得到充分实现。“自由”又是相对的，当新闻自由被滥用时或过度强调时，对审判活动过度的报道和过激的批评，就可能对独立审判造成影响或伤害，从而影响公正审判的结果，有时甚至会伤害到国家和公众的其它基本权益：如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另一方面，我国宪法同样明确了“独立审判”的司法原则。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独立审判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公平审判，独立审判以公平审判为依归，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表与里、因与果的关系。当法官认为媒体的报道损害了独立审判的正当性时，实际上是认为它在本质上损害了公平审判的终极司法目标。然而，过度地强调独立审判，甚至人为地设置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媒体采访或传播功能的措施，把司法活动看作是“铁布衫”、“金钟罩”，也就必然导致与新闻自由的冲突。同时，这种情况也不会被追求言论自由的普通群众接受，反而认为是一种反动和别有用心。当这种情绪集聚到一定程度，将很可能导致全社会对整个司法系统的怀疑与不信任。

（二）理念原因：开放与保守

新闻与司法作为当今社会最引人关注的两个领域，它们具有各自鲜明的职业特点，新闻追求开放，司法坚持保守。它们各自所固有的这种特性，使两者的冲突成为必然。

在民主的社会中，新闻媒体具有开放的特点与个性，它们必须搏击于时代风潮的风口浪尖，开拓进取的能动主义是其生存的法宝。这正如法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所说：报刊不管在什么环境下，都该保存其特性和激情。[11]在媒体的这种特性下，衍生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新闻原则——典型性原则与及时性原则。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这时对于案件情节的过于渲染或对审判结果的妄加推断和评论，对法官往往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从而影响法官的独立判断和依法办案。新闻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最好在现场报道，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的过程具有很强的程序性和特殊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对公正审判产生消极影响。

对于法院来说，保守、谨慎的自我节制是其安身立命的一贯传统或主旋律，而积极进取的司法能动主义不过是其中的小小“跳跃”，而且还常常以保守的、也即披上合法外衣的进取形式出现。它要求法官处理问题要有板有眼，要受传统的约束，要做到在判决前对裁判意见的保密；它要求法官依法判案，同样情况同样对待，遵循先例，与外界保持合理的距离。因此，法官在自我认知中，逐渐形成了专业、内敛、传统、低调的职业理念。然而在世界高度信息化的今天，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司法行为越来越受到社会特别是新闻媒体的冲击与挑战。这正如现代法学家迈克尔K.阿都在其新书《司法经受得起批评吗》中所述：（法官）在这种隔离环境中进行司法工作，显然使得公众不便进行监督，结果导致今天的法官是政府三个部门中最不为人理解的一部分人。[12]

（三）认知原因：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

新闻所探寻的是客观事实。所谓“客观事实”，就是原本发生的，在意识之外，不依赖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的现实事实。它是“存在于法外空间，是彼岸的自在之物”。[13]而法院审理案件努力查明的则是“法律事实”，并以此作为判决适用法律的基础。所谓“法律事实”就是指法律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关系产生、变更

和消灭的现象。法律事实是一种能用证据证明的事实。这意味着法律事实不仅是客观事实，而且它还应是能用证据证明的客观事实。法律事实可能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客观事实。在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的逻辑关系上，案件事实的认定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在程序的规制下，在证据的基础上进行的。案件事实发生了，证据作为事实的载体先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中，接着进入主观世界，被当事人发现并用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最后，在审判中，裁判者眼光往返流转于诉讼两造之间，运用证据规则、逻辑法则、经验常识对证据去伪存真，得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逻辑顺序上，案件事实产生于证据之前；但在认识视野中，案件事实的认定却在证据之后。在具体案件中，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大致有三种情形：1、两者之间重合。即法院认定的事实反映了自然的客观事实，这是一种追求但不可能完全重合。2、两者交叉（即部分重合）。即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只是部分，在程度上最多是大部分，多数情形下是小部分重合，即反映事件或争议点的客观事实。3、不重合。即人民法院认定的事实（这里不讨论产生的原因）与事件的客观事实完全不一致。上述第2、3种情况，就是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之间的冲突。而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冲突则是媒体与司法存在冲突的客观要素。在现实中，客观事实是否与法律事实一致，取决于公诉人或当事人的举证能力，一旦公诉人或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举证不能，造成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不一致，客观事实没有合法有效的证据证明，法院就不能对客观事实予以确认，从而导致主张该事实发生的当事人败诉。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往往从客观事实的角度进行分析和评判，指责法院司法不公。这对法官来说是极为苛刻和不公平的。

三、正确处理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对策

应该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关系都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从而在相互制约中最大程度发挥法院与媒体在现代民主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由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特殊的高速时期，因此对国外的经验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而应该有批判地学习和借鉴。所以，我国在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关系上应结合国情，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对策。在现阶段，法院与媒体应加深相互的理解，即使在冲突中也应抛弃狭隘的本位意识，努力营造一种民主与法治的氛围，当《新闻法》的立法时机还不成熟时，我们应对协调二者冲突关系作出有益的制度探索，为《新闻法》或相关法律的出台奠定基础。

（一）处理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的原则

法院与媒体之间虽然冲突不断，但从根本上说，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都为实现公民权利而服务，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要明确的是，实现司法公正，内因在于法院自身，媒体的监督只是外在因素。媒体报道司法的第一要义是落实其传播信息和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职责。公允的监督是寓于客观公正的传播之中的。这样，在处理法院与媒体冲突关系时就可以确立一些基本原则：1、法院与媒体在处理冲突关系时必须以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为共同目标；2、司法是第一位，媒体是第二位的，媒体对法院司法活动的报道必须服从司法程序的需要；3、媒体对法院司法活动的报道必须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对未决案件不得有引导司法人员先入为主和舆论对司法人员施加压力的倾向；4、在维护法院司法程序的前提下，法院有责任充分尊重新闻自由的权利，并最大限度地为媒体报道提供条件。依据上述原则，我们就可在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关系时通过法律、制度和行业自律等方式明确各自的界限，将冲突转化为平衡与默契。

在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冲突关系时，容易产生另一种倾向，既虽然认为新闻自由受宪法保护，但认为这一自由不是绝对的和无限的，从而采取过于严历措施限制媒体介入法院司法活动。这一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一旦处理不好，法院对媒体的限制往往会成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我们在确保法院司法活动优先的同时，为保证宪法规定的新闻自由不受法院的过度限制乃至侵害，确保公众对法院司法活动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应使法院对媒体获得司法信息的限制遵循以下五个原则：1、法院对媒体的限制必须首先站在维护新闻自由的立场上，将自身采取的限制措施首先推定为违宪，即对新闻自由“任何形式的事前约束都要承受对其违宪性的有力推定”，然后采取谨慎的措施，这有助于避免法院在对待新闻媒体时的本位意识；2、法院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必须仅以维护司法公正为前提，不得有其他任何目的；3、法院必须证明，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是不得以而为之，即在新闻自由与司法公正相冲突的特定案情中，如果允许公开报道将会给法院司法活动本身的公正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4、法院必须证明，它已难以采取其他诸如变更审判管辖或推迟审判等措施来避开媒体的自由报道，对媒体报道的限制已成为不可替代的方法；5、法院还必须证明，它对媒体报道的限制仅针对某一具体的案件以及诉讼过程的某一阶段，即它所采取的限制措施是最低限度的。法院只有在满足以上原则的前提下，其对媒体所做的限制才是合宪、合法、合理的，否则媒体就有理由认为司法机关对其所进行的限制是不能接受的。

（二）法院该怎么做

法院要正确处理与媒体的冲突关系，就应充分重视法制新闻报道工作，积极争取舆论工作的主动权。法院能不能做好法制新闻报道工作，将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审判事业的兴衰。要做好这一工作，结合域外司法经验和我国实际情况，笔者提出以下四点：

1、坚持积极的法制新闻报道工作方针

最早明确司法机关要采取积极的法制新闻报道工作方针的是德国萨克森州司法部。它于1997年12月5日颁布了《司法机关积极新闻报道工作指引》。萨克森州司法部认为：“司法在社会上越来越多地受到媒体的关注。积极新闻报道工作能使对司法领域的法治活动的评判不致于流于媒体随机并且是片面的报道，而是得以进行‘危机管理’，从一开始就消除错误的报道以及对司法的过高期望。同时也得以介绍司法活动除审判和执行之外的多样性。通过权威的信息提供，司法机关的形象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14]结合我国的实际来看，人民法院采取积极的新闻报道工作方针，将表明法院主动维护民众知情权、接受舆论监督的态度，为法院的审判工作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同时通过报道对民众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促进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从而有利于树立司法权威。

2、融洽的外部沟通

司法随人而传递。法院与媒体融洽的外部沟通，特别是法院新闻发言人与记者之间良好的人际沟通，是法院能为媒体提供的最为有效的新闻报道服务。这可以增进媒体对法院工作的理解，进而向公众传递正确的信息。法院通过与媒体的良好沟通，能使媒体感到被认真对待并得以将法制知识以可靠的方式传递出去。此外，法院还可通过积极主动的沟通将其想要展示的内容有的放矢地在媒体上得到宣传。这就要求法院要营造一种旨在实现司法透明的开放性的、有耐心的、友好礼貌的交流氛围。交流同时也讲究客观，不回避不足。

外部沟通的关键是信任，信任要求连续性及可靠性。为保证连续性，法院应该保持其新闻发言人的相对稳定，即使变动，也要保证新闻发言人的通讯地址和办公电话保持不变，并及时将变动情况通知媒体。同时，为保证可靠性，法院应主动加强对法制记者和编辑的培训。因为法制记者和编辑一般并不具备专业的法律素养。为保证报道的准确，他们也乐于参加法院举办的相关培训。通过培训，可以使他们了解法官的工作情况从而有助于加深其对司法程序和实体问题的理解。这样就会帮助双方建立起共同的法律语言基础，克服交流的障碍，从而增进双方的互信。

3、畅通的内部渠道

除外部沟通外，法院要充分保证其新闻发言人与其它业务部门负责人之间的经常性信息及意见交流。这是法院做好法制新闻报道工作的基础。法院的领导、业务部门的负责人、新闻发言人以及所有法官和工作人员应努力确保信息渠道畅通，使新闻发言人能掌握最全面、最准确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掌握的信息不全面、不准确，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所作的新闻报道就有可能是失实的或不准确的，也就必然带来法制新闻宣传工作的反作用。

4、法官承担必要的忍受义务

上海静安区法院在范志毅诉《东方体育日报》名誉侵权一案[15]的判决书中提出并阐发了“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这一概念，在经过数年的争论后，这一概念已逐渐被我国的普通民众所认识和接受。所谓公众人物的忍受义务，就是新闻媒体在报道与公众人物有关的公共事件时，该公众人物对报道可能对其名誉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16]这种忍受的义务实质，是将涉及公众关注的公共事件的公众人物与一般组织和普通百姓区别开来，要求公众人物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接受更严格的社会监督。法院对公众人物忍受义务的确认，其开创性意义就在于，只要你是公众人物，或者卷入了某个“有限争议话题”，媒体就有权利对你进行调查，而不论调查的结果如何，被调查者不能因此而获得名誉权的法律保护。当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与舆论监督权发生冲突时，都要服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优于私人利益。

法官虽不是公众人物，但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法官职业，他就必须承担被善意批评的忍受义务。法官是老百姓，但他是不一般的老百姓，他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官裁判所作的每一个决定对他而言也许就是生命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浪花，但对案件中当事人而言就可能是他们的一辈子、甚至是生命。因此，法官应该承担更加严格的监督责任。在欧洲，“根据欧洲人权条约第10条，作为对司法体系广义批评的组织部分，对法官工作进行一般和间接批评是允许的”[17]。所谓法官的忍受义务，就是指新闻媒体在报道法律允许报道的审判活动和裁判结果时，法官因其对案件的责任而对媒体报道可能对其名誉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忍受。在我国，法官承担被善意批评的忍受义务有充分的理由：

（1）宪法赋予了公民对法院和法官的批评建议权。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人民法院属于国家机关中的司法机关，法官作为人民法院的主要工作人员（我国《公务员法》规定法官是国家公务员），因此，对法院与法官进行批评和建议是公民的宪法权利。而在客观上，公民只有通过新闻媒体传播信息、形成公意、造就舆论的功能，才能充分对法院和法官进行监督，行使批评建议权。因为，只有舆论才是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通过传播实现的社会集合意识。对公民而言，要行使对法院和法官的批评建议权，只有通过媒体将个人意见形成舆论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法官承担被媒体善意批评的忍受义务，是对宪法的遵守，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

（2）诉讼法规定审理案件一般公开（除非法律有禁止性规定，如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或未成年人利益），宣判案件一律公开，为民众和媒体对法官进行批评建议提供了客观条件。在反对秘密审判和任意定罪等黑暗司法制度的斗争中，贝卡利亚最早提出“审判应当是公开的”，“以便社会舆论能够制止暴力和私欲”。[18]在我国，司法公开也是一个基本的司法原则，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以及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分别为第十一条、第一百二十条、第四十五条）和相关的组织法中都作了明文规定。这些规定为公众和媒体监督法院和法官的司法活动提供了法律保障。通过公开的审理过程（合议庭评议除外）、公开宣判的判决书和裁定书等司法文书，法官就无法回避公众和媒体的批评和品头论足，因此，一个合格的法官必须有过硬的业务素质保证不受批评或少受批评，有过硬的心理素质和自信直面批评。

（3）强调法官应承担被善意批评的忍受义务，有利于增强法官的责任感，有利于加强对法官的监督，促进法官队伍的廉洁。在审判活动中，法官代表国家对各种纠纷进行判断和裁决，其判断和裁决的过程与结果，不仅事关当事人在权利义务方面能否各得其所，得到公平对待，更与能否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休戚相关。而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对审判进行公允的翔实报道，将法庭与社会连结起来，进而使法院的司法活动置于阳光之下，能有效地防止司法腐败，保证司法公正。保证法官队伍的廉洁仅靠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和法院内部监督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威力，调动最广泛的群众来参与。因此明确与强调法官应承担被善意批评的义务，有利于鼓励公众监督司法的积极性，在社会上形成对司法腐败的高压线，从而促进法官队伍自身的廉洁。

需要指出的是当媒体对法官的批评是出自善意时，即使有一些小的偏差，法官也应当容忍。因为要求新闻报道没有任何瑕疵几乎是不可能的，要求百分之百的真实就可能完全扼杀媒体的声音。这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说“只有保持这样小的不平衡，才能够获得整个社会的大平衡”。[19]

5、有效的内部规范

公开审判不允许法官远离媒体的关注，法官应该善于面对媒体，搞好每一起公开审理的案件，以公正的审判表明自己的观点。而在法庭之外，则应谨言慎行，不向社会和媒体发表对未决案个的不当言论。为更好地帮助法官正确并有技巧地面对媒体，法院内部应制定接受媒体采访报道时媒体应遵守的必要规则及法院本身应遵守的规范。首先，庭审中采访要服从法庭。对新闻媒体旁听庭审作出限制是各国的通例。记者在庭审中采访要遵守庭审规则，服从审判长的指挥，不得干扰审判程序的正常进行。其次，庭审外采访要预约时间。对一个案件，法官不可能记得每一个细节，因而接受采访时必须严谨、准确又不能泄露审判机密。这样就必须重新阅卷以回忆情况，其间需要一个过程。第三，对已经接受的采访要留下录音或录像的原始副本。音像制品是一种特殊的载体，对其技术性的加工处理可制造出完全不同的效果。贺卫方教授曾指出“媒体如何客观全面地反映被报道者的观点便是一个亟需重视的问题。近年来，我就听到一些被媒体采访过的人士抱怨他们的观点被剪裁得面目全非。编辑们经常对专家的言论进行按需处理，使之成为自己主张观点的脚注”。[20]在对法官的采访中也难免出现同类问题，这里面既有编辑理解能力的问题，也有编辑的主观立场问题。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记者也曾报怨：他们的稿件（特别是标题）一到编辑手中就变了。因此，留下采访的备份有利于避免法官在被采访以后陷入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之中。

结语

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可调和的，因为二者有合作的政治基础，有相似的价值认同，有为之共同奋斗的社会终极目标——实现公平与正义。所以要正确认识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就是要努力建设和完善两者沟通与理解的机制，平衡二者的利益，这将对国家的民主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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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公报篇8

一是搭建工作平台，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经过仔细研究讨论，精心筹划，2008年6月18日挂牌成立了巴南区21个镇、街人民调解工作室，以及巴南区非公有制经济民事纠纷人民调解工作室，区委、区府、区人大、区政协和市高院、五中院主要领导均出席会议，巴南区所属的21个镇、街分管政法工作的镇长、司法所长、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及各镇、街商会分会长等共计250人参加了成立大会，会上宣读了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文件，举行授牌、授章仪式，区法院院长范晓明同志作了题为《创多元化调解机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报告，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多富同志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创多元化调解机制；服务大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报告，区工商联（总商会）会长黎强、五中院尉建国副院长、市司法局领导、市高院宋令友副院长作了重要讲话。

*晚报、*法制报、*时报、*卫视、巴南报、巴南电视台等相关媒体对人民调解工作室成立大会进行了详细报道，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人民群众知道了人民调解工作室的工作职责。

区法院与区司法局衔接，由司法局任命了21个镇、街4000名调解工作人员，区工商联（总商会）任命了30名调解工作人员。构建了一支分布全区各个基层的具有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的调解大军，巴南区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正式确立

二是成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巴南区建立非公有制经济民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成立了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成为行业调解工作的新亮点。成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可以减少非公有制企业的诉讼成本，节约诉讼时间，有利于非公有制企业的和谐发展，非公有制企业之间有了纠纷，企业与职工有了纠纷，就回行业“娘家”来调解解决，可以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

巴南区非工企业有4012家，就业劳动力25万余人，上缴税金15亿元，非公经济占全区GDP的73％，名副其实地撑起了“半壁河山”，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市场经济法规尚不健全、诚信经营意识还不浓厚，发展环境状况有待优化的情况下，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成立、是区内大调解格局的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区委、区府“高调挺私”的决心，充分体现了有关部门对非工经济的高度重视，必将成为非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

三是强化人民调解指导工作，民间纠纷化解在基层。区法院借助镇、街、商会人民调解工作室，通过强化人民调解指导工作，以及运用委托调解方式，树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的权威，发生民间纠纷当事人都找人民调解工作室解决，不去缠镇、街领导，有效化解了大量的民间纠纷，维护了社会稳定。民间纠纷绝大部分化解在基层，小纠纷在村人民调解会得到及时解决，较大的纠纷在镇人民调解工作室也得到妥善处理。巴南区2008年1至6月全区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事纠纷共计2790件，其中：区法院委托调解成功125件。

南彭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切实支持多元化调解工作，配备政治、业务素质强的工作人员6名，在区法院指导下，于*年开展民事纠纷多元化调解工作，当年，村级调解会成功调解民间纠纷345件，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间纠纷126件。其中，南彭镇一位教师收费招收几名学生在家中补习功课，有二位学生头上生虱子，该教师用农药为其灭虫，造成这二位学生死亡，事件发生后，在区法院的指导下，经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由补课教师和农药销售者赔偿24万元结案。2008年1至6月，南彭镇村级调解会成功调解民间纠纷151件，镇人民调解工作室成功调解民间纠纷38件（其中：区法院委托调解成功25件）。成功调解的都能做到案结事了。近二年，南彭镇因邻里纠纷、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诉讼到法院的几乎没有，多元化调解见成效，纠纷解决在村镇，在排难解纷上最大限度方便了群众，最大限度降低了纠纷处理成本。

非公有制经济业主李癸、邓勇二人因佣金纠纷一案，准备到区法院，区法院告知双方到非公有制经济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该工作室本着遵循依法、自愿、平等、尊重诉权的原则，对该经济纠纷进行了3次调解，最终使该纠纷得到了圆满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