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散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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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牧散文艺术特征的探讨

【摘要】秦牧原名林觉夫,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散文家。秦牧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文学。他不仅创作散文,也创作小说、杂文、剧本、童话、诗、理论著作、科普作品。然而,最为人称道的是秦牧的散文。他的散章取材广泛、格调高昂、言近旨远、光彩照人,是中国散文界里的一朵奇葩,绽放着绚丽的色彩。

【关键词】秦牧 散文 艺术 特征

秦牧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短小精悍形式灵活,蕴涵哲理亦庄亦谐,将思想性、趣味性以及思想性融为一体,具有独特的艺术风貌,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散文界里独树一帜,令人称道。他的散文创作成果丰硕,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如《花城》《社稷坛抒情》《古战场春晓》等等。本文在大量阅读秦牧作品和参考众多文献的基础上,拟从下面几个方面浅析秦牧散文的艺术特征。

一、真、善、美是秦牧散文的特点

秦牧曾经在《语林采英・优美》说过:“古今中外的人们在谈论文学的时候,提出过各种要求,然而概括起来不过是真、善、美罢了。”“真”即是要符合生活的实际;“善”指的是要宣扬崇高的理想以及宝贵的伦理;“美”是读者在阅读后能够产生愉悦的心情。追求“真、善、美”的高度统一是秦牧散文的美学理想和艺术目标。秦牧的散文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现实社会,作品中蕴涵着高尚的思想和节操,给人以美的享受。

二、真实性是秦牧散文的灵魂

秦牧曾经说过:“写事实,不虚构,是散文的又一特征。”秦牧以他的创作践行了这句话。在秦牧的散文创作中,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无论是书写自然界还是描写社会的,都是确有其事确有其人的,文学对象必有现实原形的支撑,准确可靠,不虚构不臆想。即使是引用趣闻轶事或是历史典故都要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令人信服。秦牧的散文不仅写社会光明的一面,也写社会阴暗的一面,他说文学要敢于面对社会的脓血,要直面淋漓的鲜血,要鞭挞社会的丑恶,只有这样正反对立美丑相较才能赞扬正派人物,才能真正伸张正义,最终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善”。他写先进人物、革命英雄,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赋予他们光辉的形象,美好的心灵,让人爱之敬之。他也写人面豺狼、叛徒败类,写社会的阴暗面和丑恶面,他笔下,它们是那么的渺小阴暗,让人恨之厌之。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中的美和丑、善和恶,是秦牧散文的一大特色,正是因为秦牧散文写真事、说实话,才让他的散文在历史的长河中能够屹立不倒、经久不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三、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的高度统一是秦牧散文的又一特点

秦牧曾经这样说过,占有丰富的社会生活材料对散文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秦牧的散文包罗万象,集知识性、趣味性、以及思想性于一体。读者从他的散文中,不仅能感受到散文的魅力,还能在不知不觉中学到知识,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秦牧的散文取材广泛,讲古论今、谈天说地、跨越时空、纵横驰骋,读来趣味连连,妙趣横生。秦牧文中常使用联想这种表现手法,奇妙的想象将现实和历史融为一体。

四、秦牧散文不拘格式、自由灵气,尽情挥洒

秦牧的散文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笔调灵活自由,思维开阔,文章不刻意追求开头和结尾,讲究“率性而为,笔随意走”。用自然的笔调连接文章的段落以及上下文,看似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却让文章看起来浑然天成,和谐统一。如散文《土地》的开头就体现了独特的散文结构――“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作者不着痕迹地精心布局,信手拈来的好句好词,尽情挥洒的真性情,使得文章浑然一体,独具一格,可见作者功力之深。

五、秦牧散文独特的语言风格

秦牧的散文语言多是以平易近人的口语为基础,并兼采中国古典文学以及国外文学语言之总长。整体语言简洁清丽、通俗流畅,蕴含了诗情画意的美感,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美好人生和崇高理想的追求。作者也依据文章的内涵选用语言,有的凸显豪迈之气,有的温婉秀丽,美不胜收。在《海滩拾贝》一文:“我们在海滩的时候……”这段描写,辞藻丰富,用词精准,妙语连连,毫无晦涩之感,读来不觉口齿留香,回味无穷,由此可见作者遣词造句功力的深厚。在《土地》中,作者这样写贵族:“用搜集的眼光找食吃。”“搜集”一词用得最妙,不仅写出了贵族们丑恶的馋相,也写出了他们凶恶的本性。可见作者的用词是经过反复推敲琢磨的。

六、结束语

秦牧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他的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是我国现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他的散文具有鲜明的艺术特征,处处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风貌,是在中国文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是秦牧和他的散文将会永远是中国文学上的常青树。

参考文献:

[1]李星奎,文名.论秦牧散文中的"尖端事物"--兼论散文创作的选材[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2]唐歆瑜.当代文学主潮中的散文颂歌典范――刘白羽、杨朔、秦牧散文模式成因及影响探微[J].时代文学.2009.

孙犁的散文观

摘 要:孙犁是中国当代的散文大家,他主张散文应短小精悍,表现手法上应具体而微,还应意境优美。

关键词:短小 真诚 具体而微 意境

散文,是指不讲究韵律的文章,区别于韵文,也就是那些除诗歌、戏剧、小说外的文学作品,具体包括杂文、随笔等,古人文集中的记、序、传、书、墓志等门类也都是散文。孙犁先生以小说饮誉文坛,其实他的散文老到、雅正,也颇具功力。在散文方面的创作和对中国古代优秀散文作品的评价中都彰显出他鲜明的散文观。

一、从形体上看散文短小精悍

孙犁认为,“古代散文,多是有内容的,有时代形象和时代感觉的,文章也都很短小”[1]。散文这一文体的内在要求是,内容要实,文字要简,故而在形体上表现为短小精悍。针对“散文篇幅都很长,欲求古代一千字上下的散文几不可得”[2]的状况,孙犁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一是对所记事物,缺乏真实深刻感受,有时反故弄玄虚;二是情感迎合时尚,夸张虚伪;三是所用词藻,外表华丽,实多相互抄袭,已成陈词滥调”[3]。

在形体上散文要求短小精悍,还要消除散文结构松散、不讲究布局谋篇的误解。“散文如无具体约束,无真情实感,就会枝蔓无边。”[4]同时,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孙犁认为,“作者如确有深刻感触,不言不快,直抒胸臆即可,是不用过多的构思设想的”[5]。这与苏轼所说的“大略与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6]是一脉相承的。孙犁认为,“中国散文的特点,是组织要求严密,形体要求短小,思想要求集中”[7]。如果能做到这三点,散文自然紧凑结实,短小精悍了。对于情之所至,一蹴而就的作品,加上修改润色自然也可去掉粗糙的痕迹。

二、从文风上看散文真诚朴实

孙犁在《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中,称赞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和欧阳修的《泷岗阡表》都是“感情真实,文字朴实之作”。孙犁认为,散文的创作态度必须真诚,表达的情感必须真挚,描述的事物必须真实,行文还要朴实无华。这样“文章能取信于当世,方能取信于于后代”[8]。

无论何种艺术,都是艺术家情感的表达,散文这种文艺式样也不例外。既然创作者都懂得这一艺术规律,为什么在现实当中会出现文风浮夸、华而不实、无病呻吟、空洞无物的所谓“散文作品”呢?孙犁认为:

所谓感情真实,就是如实地写出作者当时的身份、处境、思想、心情,以及与外界事物的关系。写出这些,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一触及文字,很多人就做不到。这就无怪自古以来,名篇范作如凤毛麟角了。

文字是很敏感的东西,其涉及个人利害、他人利害,远远超过语言。作者执笔,不只考虑当前,而且考虑今后,不只考虑自己,而且考虑周围,困惑重重,叫他写出真实情感是很难的。只有忘掉这些顾虑的人,才能写出真诚的散文。[9](《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

小说以客观的零度描述见长,散文却以直抒胸意取胜。孙犁说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说了许多真心话,才成为千古绝唱。如果创作者瞻前顾后,行文云遮雾罩,跟读者玩“障眼法”,说些无关痛痒的话,这样便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又怎么能感动别人?无怪乎孙犁感叹,“我们习惯于听评书掉泪,替古人担忧,在揭示现实生活方面,其能力和胆量确是有逊于古人了”[10]。这一方面,孙犁谈了自己的作品《黄鹂》,放了二十年才发表,切实说出了创作者表达真情实感的困难。

优秀的散文作品,其文字还是朴实的,如前面提到的“三表”以及老舍的《我的母亲》、《想北平》和沈从文的《时间》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人生如此,表现在文风上也是如此。孙犁的散文文字朴实、清新,有诗的韵味。如《亡人逸事》这样描述到:

几个孩子,也都是在战争的年月里,一手拉扯成人长大的。农村少医药,我们十二岁的长子,竟以盲肠炎不治死亡。每逢孩子发烧,她总是整夜抱着,来回的炕上走。在她生前,我曾对孩子们说:“我对你们,没负什么责任。母亲把你们弄大,可不容易,你们应该记着。”[11]

这都是朴实的文字、平白话,言简而意丰,色淡而音低,表达了对亡妻的无限缅怀,情意缱绻,韵味悠长。

三、从内容上看散文具体而微

在《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一文中,孙犁说,散文应是“所见者大,而取材者微,微并非微不足道,而是具体而微的事物”。他的散文《回忆沙可夫同志》、《伙伴的回忆》、《相片》、《黄敏儿》和《黄鹂》等,都是于细微之处显神理的。在《读〈旧唐书〉记》一文中,孙犁谈到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时,为表现功高盖主的郭子仪,巧妙剪裁了《旧唐书》中记载郭子仪三个具体而微的细节:

其一为:郭子仪平日见客,姬妾环侍,从不避讳。“及闻杞(卢杞)至,悉令屏去,独隐几以待之。杞去,家人问其故。仪曰:‘杞形陋而心险,左右见之必笑。若此人得权,即吾族无类矣。’”其二是:“盗发子仪父墓,捕盗未获,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疑其使之。子仪心知其故。及自泾阳将入,议者虑其构变,公卿忧之。及子仪入见,帝言之。子仪号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军士残人之墓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获天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其三是:“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皆王侯重贵。子仪颐指进退,如仆隶焉。”[12]

孙犁说道,“他(司马光)像司马迁一样,知道要把一个历史人物写活,缺少这种具体事件,即细节,是做不到的;这种具体事件,联系着当时的社会、政治;联系着所写人物的生活、思想、性格、心理,以及他周围的人事”[13]。这样三件小事,司马光却当作大事来叙述,这能表现出一代名将的风范吗?征战疆场,栉风沐雨,九死一生;功成名就,谤亦随至,虽被皇帝猜忌还能寿终正寝的名将古来罕见。郭子仪能够安享晚年,与从这三个细节上表现出的谨慎、从容、朴拙是分不开的。难怪孙犁赞叹司马光目光如炬,长于以细节表现人物。常人求至,至者求常,这一散文创作规律孙犁以“具体而微”概括了出来。

在继承中国古代优秀散文传统方面,孙犁说,“欧阳修的文章,常常是从平易近人处出发,从入情入理的具体事物出发,从极平凡的道理出发”[14]。他特别敬重欧阳修在《泷岗阡表》中的表现手法。欧阳修选择先父好客、为官清廉、“至孝能养”和为死囚求生的具体细节,来表现其父的做事为人。一个血肉丰满、平易近人的先父形象便跃然纸上,比起空洞浮泛的说教来要高明得多,也鲜活得多。孙犁的《母亲的记忆》就是对欧阳修文艺表现方法的继承: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15](《母亲的记忆》)

母亲做过的事、说过的话看似琐碎拉杂,却是一个农村妇女在恰当的时候做或说得最为恰当的。细微之处显神理,母性的光芒就在这具体而微的一言一行中彰显出来了,胜过浓墨重彩的描绘。

四、从美学上看散文意境优美

孙犁先生的散文语言简洁,文风清新,然而无干枯之感,这与他孜孜追求散文意境优美的抱负是分不开的。孙犁在散文《黄鹂》中写道,“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对散文的创作他也追求美的极致。在《关于散文》一文中,他写道:

艺术创造上的真、善、美,如果这样解释:这三个字要求,作家站在无产级的和人民的立场,抱着对广大人民的善良愿望,抒发真实感情,反映工农兵真实的情况;在语言艺术上严肃认真,达到优美的境界;作家的思想,代表新生的进步的力量和思潮,又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按照这些要求认真做去,那么,我们的作品虽然不能传世,也可以使当时当地的读者,得到有益的参考。[16](《关于散文》)

孙犁说,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就是美学上追求真善美的经典作品,而风靡于明清时代的应试的八股文则是十足的“敲门砖”,毫无真情实感,更无美学上的追求,都是些朝生暮死的东西——难怪蒲松龄说八股文是“金盆玉碗贮狗矢”[17]。

注释:

[1][4][7][14]孙犁,傅光明编:《孙犁散文·欧阳修的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2][3][5][8][9]孙犁,傅光明编:《孙犁散文·关于散文创作的答问》,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6]苏轼等著,陈霞村,李国锋注析:《古代书信精选·答谢民师书》,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10]孙犁,傅光明编:《孙犁散文·谈柳宗元》,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1]孙犁,傅光明编:《孙犁散文·亡人逸事》,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2][13]孙犁,谢大光编:《孙犁集·记》,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15]孙犁,谢大光编:《孙犁集·母亲的记忆》,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16]孙犁,傅光明编:《孙犁散文·关于散文》,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17][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贾奉雉》,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页。

(张存年 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洪祥镇学区 735100)

青春文学的另一副面孔

江飞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在读博士生,我收到了他的散文集《纸上还乡》(敦煌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一一读过来,关于江飞散文的印象逐渐清晰了。如果要说这本散文集的主旋律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母亲、父亲与故乡罗岭。这不光是指这本书关于父母与故乡的文字最多,而且也指江飞30岁以前的情思主要聚焦在这里。然而,父母与故乡似乎也是散文写作的永恒主题,那么多人写过这个主题之后,江飞又该如何去运笔呢?

那是一种毫不避讳的写法。他写母亲卖鱼,写着写着就插入了母亲在北京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也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鱼,飘在空中》)他还写到母亲喜欢打麻将,“我不止一次地劝过母亲,她那看似坚韧实则虚弱的身体,根本不能长时间低头,僵坐,动脑,受气,赢少输多的定理她也是知道的,然而在料理完繁乱的家务事之后,沉浸于四方城中找寻片刻的轻松和慰藉,似乎已成为她最后的精神寄托。不打牌,一个下午做么呢?母亲问我,我想了半天,竟无法回答。”(《不断死去,或浴火重生》)

这种写法不是孙犁《母亲的记忆》那种散点透视的写法,也不是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种完全暴露式的写法。江飞显然是在写母爱,写自己对母亲的理解,但是他没有把母亲的“犯法”之事隐掉,而是让它落入到为给儿子挣学费不惜铤而走险的叙述结果中。在这种叙述面前,我们似乎无法说这位母亲如何“伟大”,她给我们带来的是比“伟大”更复杂的心理感受。而母亲为什么会把打麻将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大概也是做儿子的江飞所无法回答的。实际上,不光江飞无法回答,天下母亲的种种“非理性”之举,可能往往会超出所有做儿子的理解能力。无法回答就只好把问题悬置,或者像孙犁写母亲有斗纸牌的习惯时,引用母亲的说法(“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加以推诿,这都是一种高明的写法。

这种写法会让母亲的形象变得生动、丰满且复杂起来,而母爱等等也就有了深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江飞关于母亲就只写了这些,而是说,相比于“她一把抱住我,很快流下泪来,似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又像是永不撒手的悲伤”(《向死而生:一个抑郁症者的回忆》)之类的描述,那种写法更有一种陌生化效果。如果说江飞对母亲的正面叙述是娓娓道来中突然发力,如同打球时反复摆短之后的“正手抽杀”,那么,他对母亲略带负面色彩的描摹就是“直拍横打”。他在不经意间起板,球路因而变得不规则了,让接球者感到不大舒服,却又极具杀伤效果。

江飞对其父亲的描述也让我深思。在他笔下,他的父亲多才多艺。他“会唱歌,弹脚踏风琴,拉二胡,打乒乓球,他还会将倒塌的院墙重新砌起来,一个人侍弄菜地和家禽”(《刀口》)。然而,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工龄的小学教师,“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的姿态生活在乡下,虽然现在他的面容和罗岭的农民别无二致,……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始终潜藏着对城市对文学的最初向往和想象”(《谁看见那颗缓慢的心》)。这样一位父亲,显然知道自己既进不了城,也无法在文学方面有多大作为了,于是他把所有的技艺传给儿子,让儿子去延伸自己的希望,把梦想变成现实。他陪儿子打球,“奋不顾身”地跑动扣杀;他新写出诗文,会写上“请吾儿(青年散文家江飞先生)雅正”;而“更多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欣赏我们发表的作品,并拿给亲戚朋友们看,比我们更加高兴”。这种父子之间的互动充满着别样的温馨,让人羡慕。

但是,这位父亲却病了,他“突然倒卧在罗岭的马路上”,他住进了医院,身体里安装上了永久性的心脏起搏器。于是我们看到,描述父亲的病,并在描述中上升到对生命的关注,就成了江飞散文中时而潜隐时而彰显的主题。在《父亲是怎样炼成的》中,他非常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妻子生产、女儿一天天长大的过程,这自然是对生命诞生的惊叹与感喟,但其中也分明接通了写父母的那条主线,我甚至读出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话外音。而那篇《那些走着走着就消失的身影》,写的则是罗岭街上无数匆匆离世的生灵,那是对生命消亡的叹息。我曾写过《过年回家》的长文,其中有一节《赵家胡同》,本意就是想写原来那条热闹喧哗的胡同现在已经沉寂,因为我所熟悉的胡同的主人们一个个已经作古,死得无声无息。但那一节内容终于没有写成。如今,我可以把江飞写的罗岭街读成我的赵家胡同了。

我没能写出《赵家胡同》,但江飞却让罗岭不断出现在自己的散文中,这让我感到惊讶。他的散文让我意识到了我们与故乡之间的关系。

读家有方每个人都有故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时刻把故乡装在心中的。比如我,我在江飞写散文那个年龄,所做的事情似乎是对故乡的不断逃离——上大学去太原,读研到济南,那似乎都是逃离的预演,但我折腾几下,只是逃出故乡100公里,在长治那座小城里盘桓10年。我不甘心,于是又谋划着一次更大的逃离,最终逃到了北京,终于与故乡有了750公里的距离。我至今也没去细想我的这种逃离用意何在,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为许多人设计的人生轨迹吧。这种轨迹叫做少小逆反,老大皈依。

但是,江飞似乎不是这样。对于父母,“在经历青春的反叛和乖张之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妥协,不再自以为是,而是安静地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看见母亲,叫她回家》);对于故乡,他好像也在本该“逆反”的年龄就开始了深情的回望,甚至用频繁的“还乡”去触摸它,亲近它。他说:“还是回罗岭去吧。‘即使走路,我也要回乡’。很长时间了,我总需要找各种理由回到那里。那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父母和许多不为人知的亲人,或许还有更多让我放心不下的事。”(《一个夜,一场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遭遇困惑与尴尬,因为他毕竟进入了城市,习惯了无法习惯的城市生活,又渐渐对曾经习惯的乡村生活不再习惯。以前他对半夜鸡叫猪哼哼习焉不察,但后来那些声音却成了让他无法入眠的噪音。于是他醒悟道:“原来‘习惯’也会变的!第三天,我决定回城。每次回来就像做客,总住不了几日,母亲边准备午饭,边自言自语,神情黯然。我无言以对,母亲说的是实情,罗岭于我仿佛真的成了短暂停留的客栈,每次的往返就像是困倦城市时必要的停顿,它更像是我纸上存在的罗岭。我终于迈出家门的背影,更像是仓皇的逃离。”(《声音》)

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松了一口气。我本来以为江飞是少年老成的,他早早就走在了“皈依”的路上,但这种表白又意味着现实还乡的虚妄。他对城市似无特殊好感,其中既有当年在城市迷路的心理恐惧(《两个夜晚》),又有如今在北京“风沙扑面”的现实感受(《北京之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进城,但好像也无法顺利返乡了。在城与乡的频繁切换中,他遇到了许多人都遇到过的问题,那是一种被晾在城乡地带之间走不进去也退不回来的苦闷,或许这就叫做现代性苦闷?

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赞成他频繁还乡的举动的,那不光是能与父母团聚,而且显然也能接上生命的地气和元气。读着江飞的这本散文集,我想一个人在年轻气盛时就学会了与故乡交往,与双亲对谈,肯定比老大不小才突然觉悟要更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发展,因为那是消除自己火气、戾气和浮躁之气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因为这本散文集,我甚至还改变了我对散文的某种成见。我原来受孙犁老先生的启发,信奉他那个“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的散文观。但读着江飞的文字,我忽然觉得人到中年或老年再写散文,或许有些太保守了。因为回忆固然能过滤掉生活的杂质,留下那些值得记写的文字,但一把年纪再来回忆往事,一是记忆已漫漶不清,二是失去了生命的在场感。如果我也像江飞那样,年轻时多写几笔这样的文字,岂不是会少了一些遗憾?许多人年轻时都喜欢照相留影,那是留住自己青春容颜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我们不把青春的记忆与思绪也用文字拍摄下来呢?我们羞于懒于或疏于记录,究竟是为何呢?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是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还缺少一副好笔墨,我们还不能把眼中所见心头所想转换成纸上文章。

于是我需要说一说江飞的文笔了。当今的青春文学我虽读的不多,但对一些代表性的文字似乎还有些印象。它们或者气象峥嵘,张牙舞爪,或者过分雕琢,阴柔气太重。这至少说明,青春文学虽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还不是成熟的文字。广义而言,江飞的散文也可列入青春文学的范畴,但它显然要比许多青春文学更加成熟。江飞的取材与主题已显示出与青春文学的某种抵牾,而不断的回望与返乡也锁定了他的写作姿态——那是一种低就与谦恭。这些东西加起来,大概促使他选择了一种内敛的表达。于是他的文字并不张扬,能句句落到实处;但也不是那种洗尽铅华的朴实,而是散发着一种唯美的气息。他的题目都富有诗意,他的句子都很讲究,似乎就是诗一样的语言。比如“那些幽暗的失去光泽的衣物,仿佛胆怯的兽,匍匐着,相互挤靠在黑暗里,散发出奇怪的陈年气息。它们似乎蛰伏了很久,刚刚醒来,昏昏沉沉,又似乎各怀心事,含着对往昔的回忆,打发余下的时光。”(《衣橱记》)再比如“记忆就像那些杂草,茂盛地纠缠在一起,而根总埋在我们无法看见无法触摸的过去。草除去,路便可以显现,而记忆无法除去,它只会越来越浓,重重叠叠,一层覆盖一层,就仿佛那个巨大的牛仔包,浓缩了故乡所有的山水和悲喜,压在异乡人的背上”。(《看见母亲,叫她回家》)像这种句子,我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就只剩下欣赏的份儿了。

我也看到了他表达乃至取材上的一些问题,他的叙述绵密细致,但似乎没有给散文留下足够的空间,有时读起来还不够舒展。个别篇章所记之事过于琐屑,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的。或者说,这样的问题,随着江飞年龄的增长,也许会自然消除。因为他毕竟还很年轻,何况他还在研究雅各布逊的语言学诗学。我想等博士学位论文做完,他的散文技艺一定也会大为长进,因为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许多道理是相通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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