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母亲的散文范文

关于母亲的散文篇1

那是一种毫不避讳的写法。他写母亲卖鱼，写着写着就插入了母亲在北京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和母亲都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向安分守己、谨小慎微的母亲，怎么也在北京的许多街道上兜售空白的录影带呢？母亲知道那是犯法的事，她也曾为此被便衣警察带到派出所，两次。……母亲并没有告诉那个年轻的警察，她有两个儿子，和他一般大，都在读大学，为了高昂的学费，她铤而走险。”（《鱼，飘在空中》）他还写到母亲喜欢打麻将，“我不止一次地劝过母亲，她那看似坚韧实则虚弱的身体，根本不能长时间低头，僵坐，动脑，受气，赢少输多的定理她也是知道的，然而在料理完繁乱的家务事之后，沉浸于四方城中找寻片刻的轻松和慰藉，似乎已成为她最后的精神寄托。不打牌，一个下午做么呢？母亲问我，我想了半天，竟无法回答。”（《不断死去，或浴火重生》）

这种写法不是孙犁《母亲的记忆》那种散点透视的写法，也不是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种完全暴露式的写法。江飞显然是在写母爱，写自己对母亲的理解，但是他没有把母亲的“犯法”之事隐掉，而是让它落入到为给儿子挣学费不惜铤而走险的叙述结果中。在这种叙述面前，我们似乎无法说这位母亲如何“伟大”，她给我们带来的是比“伟大”更复杂的心理感受。而母亲为什么会把打麻将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大概也是做儿子的江飞所无法回答的。实际上，不光江飞无法回答，天下母亲的种种“非理性”之举，可能往往会超出所有做儿子的理解能力。无法回答就只好把问题悬置，或者像孙犁写母亲有斗纸牌的习惯时，引用母亲的说法（“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加以推诿，这都是一种高明的写法。

这种写法会让母亲的形象变得生动、丰满且复杂起来，而母爱等等也就有了深度。

当然，这并不是说，江飞关于母亲就只写了这些，而是说，相比于“她一把抱住我，很快流下泪来，似是失而复得的喜悦，又像是永不撒手的悲伤”（《向死而生：一个抑郁症者的回忆》）之类的描述，那种写法更有一种陌生化效果。如果说江飞对母亲的正面叙述是娓娓道来中突然发力，如同打球时反复摆短之后的“正手抽杀”，那么，他对母亲略带负面色彩的描摹就是“直拍横打”。他在不经意间起板，球路因而变得不规则了，让接球者感到不大舒服，却又极具杀伤效果。

江飞对其父亲的描述也让我深思。在他笔下，他的父亲多才多艺。他“会唱歌，弹脚踏风琴，拉二胡，打乒乓球，他还会将倒塌的院墙重新砌起来，一个人侍弄菜地和家禽”（《刀口》）。然而，作为一名有着30多年工龄的小学教师，“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个文人的姿态生活在乡下，虽然现在他的面容和罗岭的农民别无二致，……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始终潜藏着对城市对文学的最初向往和想象”（《谁看见那颗缓慢的心》）。这样一位父亲，显然知道自己既进不了城，也无法在文学方面有多大作为了，于是他把所有的技艺传给儿子，让儿子去延伸自己的希望，把梦想变成现实。他陪儿子打球，“奋不顾身”地跑动扣杀；他新写出诗文，会写上“请吾儿（青年散文家江飞先生）雅正”；而“更多的时候，他戴着老花镜，欣赏我们发表的作品，并拿给亲戚朋友们看，比我们更加高兴”。这种父子之间的互动充满着别样的温馨，让人羡慕。

但是，这位父亲却病了，他“突然倒卧在罗岭的马路上”，他住进了医院，身体里安装上了永久性的心脏起搏器。于是我们看到，描述父亲的病，并在描述中上升到对生命的关注，就成了江飞散文中时而潜隐时而彰显的主题。在《父亲是怎样炼成的》中，他非常详尽地记述了自己的妻子生产、女儿一天天长大的过程，这自然是对生命诞生的惊叹与感喟，但其中也分明接通了写父母的那条主线，我甚至读出了“不养儿不知父母恩”的话外音。而那篇《那些走着走着就消失的身影》，写的则是罗岭街上无数匆匆离世的生灵，那是对生命消亡的叹息。我曾写过《过年回家》的长文，其中有一节《赵家胡同》，本意就是想写原来那条热闹喧哗的胡同现在已经沉寂，因为我所熟悉的胡同的主人们一个个已经作古，死得无声无息。但那一节内容终于没有写成。如今，我可以把江飞写的罗岭街读成我的赵家胡同了。

我没能写出《赵家胡同》，但江飞却让罗岭不断出现在自己的散文中，这让我感到惊讶。他的散文让我意识到了我们与故乡之间的关系。

读家有方每个人都有故乡，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时刻把故乡装在心中的。比如我，我在江飞写散文那个年龄，所做的事情似乎是对故乡的不断逃离——上大学去太原，读研到济南，那似乎都是逃离的预演，但我折腾几下，只是逃出故乡100公里，在长治那座小城里盘桓10年。我不甘心，于是又谋划着一次更大的逃离，最终逃到了北京，终于与故乡有了750公里的距离。我至今也没去细想我的这种逃离用意何在，或许这就是冥冥之中为许多人设计的人生轨迹吧。这种轨迹叫做少小逆反，老大皈依。

但是，江飞似乎不是这样。对于父母，“在经历青春的反叛和乖张之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妥协，不再自以为是，而是安静地理解他们的生活和内心”（《看见母亲，叫她回家》）；对于故乡，他好像也在本该“逆反”的年龄就开始了深情的回望，甚至用频繁的“还乡”去触摸它，亲近它。他说：“还是回罗岭去吧。‘即使走路，我也要回乡’。很长时间了，我总需要找各种理由回到那里。那里是我的故乡，有我的父母和许多不为人知的亲人，或许还有更多让我放心不下的事。”（《一个夜，一场雪》）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遭遇困惑与尴尬，因为他毕竟进入了城市，习惯了无法习惯的城市生活，又渐渐对曾经习惯的乡村生活不再习惯。以前他对半夜鸡叫猪哼哼习焉不察，但后来那些声音却成了让他无法入眠的噪音。于是他醒悟道：“原来‘习惯’也会变的！第三天，我决定回城。每次回来就像做客，总住不了几日，母亲边准备午饭，边自言自语，神情黯然。我无言以对，母亲说的是实情，罗岭于我仿佛真的成了短暂停留的客栈，每次的往返就像是困倦城市时必要的停顿，它更像是我纸上存在的罗岭。我终于迈出家门的背影，更像是仓皇的逃离。”（《声音》）

读到这样的文字时，我松了一口气。我本来以为江飞是少年老成的，他早早就走在了“皈依”的路上，但这种表白又意味着现实还乡的虚妄。他对城市似无特殊好感，其中既有当年在城市迷路的心理恐惧（《两个夜晚》），又有如今在北京“风沙扑面”的现实感受（《北京之下》）。他似乎还没有完全进城，但好像也无法顺利返乡了。在城与乡的频繁切换中，他遇到了许多人都遇到过的问题，那是一种被晾在城乡地带之间走不进去也退不回来的苦闷，或许这就叫做现代性苦闷？

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赞成他频繁还乡的举动的，那不光是能与父母团聚，而且显然也能接上生命的地气和元气。读着江飞的这本散文集，我想一个人在年轻气盛时就学会了与故乡交往，与双亲对谈，肯定比老大不小才突然觉悟要更有利于自己的身心发展，因为那是消除自己火气、戾气和浮躁之气的一种有效途径。而因为这本散文集，我甚至还改变了我对散文的某种成见。我原来受孙犁老先生的启发，信奉他那个“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的散文观。但读着江飞的文字，我忽然觉得人到中年或老年再写散文，或许有些太保守了。因为回忆固然能过滤掉生活的杂质，留下那些值得记写的文字，但一把年纪再来回忆往事，一是记忆已漫漶不清，二是失去了生命的在场感。如果我也像江飞那样，年轻时多写几笔这样的文字，岂不是会少了一些遗憾？许多人年轻时都喜欢照相留影，那是留住自己青春容颜的一种方式，但为什么我们不把青春的记忆与思绪也用文字拍摄下来呢？我们羞于懒于或疏于记录，究竟是为何呢？原因可能有许多，但是我想，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还缺少一副好笔墨，我们还不能把眼中所见心头所想转换成纸上文章。

于是我需要说一说江飞的文笔了。当今的青春文学我虽读的不多，但对一些代表性的文字似乎还有些印象。它们或者气象峥嵘，张牙舞爪，或者过分雕琢，阴柔气太重。这至少说明，青春文学虽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但还不是成熟的文字。广义而言，江飞的散文也可列入青春文学的范畴，但它显然要比许多青春文学更加成熟。江飞的取材与主题已显示出与青春文学的某种抵牾，而不断的回望与返乡也锁定了他的写作姿态——那是一种低就与谦恭。这些东西加起来，大概促使他选择了一种内敛的表达。于是他的文字并不张扬，能句句落到实处；但也不是那种洗尽铅华的朴实，而是散发着一种唯美的气息。他的题目都富有诗意，他的句子都很讲究，似乎就是诗一样的语言。比如“那些幽暗的失去光泽的衣物，仿佛胆怯的兽，匍匐着，相互挤靠在黑暗里，散发出奇怪的陈年气息。它们似乎蛰伏了很久，刚刚醒来，昏昏沉沉，又似乎各怀心事，含着对往昔的回忆，打发余下的时光。”（《衣橱记》）再比如“记忆就像那些杂草，茂盛地纠缠在一起，而根总埋在我们无法看见无法触摸的过去。草除去，路便可以显现，而记忆无法除去，它只会越来越浓，重重叠叠，一层覆盖一层，就仿佛那个巨大的牛仔包，浓缩了故乡所有的山水和悲喜，压在异乡人的背上”。（《看见母亲，叫她回家》）像这种句子，我是断然写不出来的，就只剩下欣赏的份儿了。

我也看到了他表达乃至取材上的一些问题，他的叙述绵密细致，但似乎没有给散文留下足够的空间，有时读起来还不够舒展。个别篇章所记之事过于琐屑，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可以讨论的。或者说，这样的问题，随着江飞年龄的增长，也许会自然消除。因为他毕竟还很年轻，何况他还在研究雅各布逊的语言学诗学。我想等博士学位论文做完，他的散文技艺一定也会大为长进，因为文学理论和写作实践，许多道理是相通的。

关于母亲的散文篇2

一、散文还是小说

文章的体裁决定着老师的教法，关于本篇的体裁，有两种观点。

一种是散文。

中职语文（中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国家规划新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基础模块）上册第一单元中收录本篇文章，此单元收录均为散文。若是散文，当属记叙性散文。它不同于小说的叙事记人写景，“叙事往往只叙述事件的某些片段，记人只记人物的某些侧面，写景只写景物的某些方面；而且这些事、人、景大多只是作者接触过的，作者也多以第一人称‘我’为线索将事件的某些片段、人物的某些侧面和景物的某些方面连缀起来。”[1]散文与小说最大的区别存在真实性。莫言先生在瑞典文学院诺贝尔颁奖会上的演讲中提到：“他最后悔的一件事是小时候跟着母亲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放学回家后看见母亲泪流满面，说‘儿子，今天你让母亲丢脸了’”。这段话有力证明了文中几个最重要细节的真实性。

另一种是小说。

事实上，许多教学参考都将此篇看作小说，而且在教师的实际教学中，也会按照小说的三要素来分析文本。

关于小说，韦勒克、沃沦认为，“想象性的文学就是‘小说’，也就是谎言”，“伟大的小说家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2]可见，“虚构性”是小说的本质，“捕捉人物生活的感觉经验”是小说竭力要挖掘的艺术内容。若将本篇看作小说，要解释清楚两点：一是本文具有小说的三要素特征：即有“我”、“母亲”、“老太太”三个人物；有母亲决定卖白菜、我和母亲卖白菜、老太太买白菜后又因我多算一毛钱而退菜的完整、曲折、生动的情节；同时交代了故事发生的社会环境：1967年，那是个物质极其匮乏的年代。二是本文可能也具有一定的虚构性。如老太太的肖像描写，她卖菜讨价还价、付账等诸多细节是否因写作的需要存在一定的文学想象；还有毕竟作者当年才12岁，而写作时是在几十年之后，记忆也可能会有误差。那么，《卖白菜》究竟是散文还是小说？笔者认为：该文属于边缘文学体裁中的纪实小说。边缘文学体裁“既含有某种文学体裁的因素，也含有其他文学体裁的因素，”[1]而《卖白菜》既有散文特点，又有小说的要素，因此是边缘文学体裁。纪实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本质区别在于它的纪实性，“它是纪实与小说相结合的产物。”[1]《卖白菜》同样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因此是纪实小说。

二、社会环境描写的作用

现在的学生很难理解极度的物质贫困会给人的行为带来怎样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小说社会环境描写的巨大作用，同时也是解读本篇的关键所在。小说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塑造与中心思想有极其重要的关系，在本篇中表现如下：

一是有利于人物的塑造，能够揭示人物（事件）命运的社会原因。文章交待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是1967年冬，当中国物质极度匮乏，农村很多地方都是“糠菜半年粮”。因为贫穷，母亲才不得不下决心卖掉仅剩下的三棵白菜。文章运用了动作、心理、语言、细节等多种表现手法，交代了母亲要卖掉白菜时的前后心理活动，也写了“我”对母亲要卖掉那三棵白菜的心态。因为贫穷，买白菜的孤寡老人才会一再挑剔，讨价还价，仔细称量，小心付账，从而让“我”厌恶。文章也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来写孤寡老人，通过她的言行举止也再现了物质匮乏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因为贫穷，才会发生仅因多算一毛钱而退货的事实，才会发生后来母亲流泪让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二是更好的揭示“人穷不能志短，再穷也要真诚”的主题。文中结尾，母亲因“我”多算了人家一毛钱而“坐在灶前发呆”，“眼睛红红地看着我”，“两行眼泪就挂在腮上”。这与前文中母亲坚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因儿子的不诚实母亲才留下了伤心的泪水，这一对比凸显了母亲为人处事的态度，这也正是母亲的高尚之处：贫穷不可耻，可耻的是不诚实。

三、童心和诗心结构的对应

文中的叙事人“我”12岁，这就形成了本文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童心和诗心结构的对应关系。表现为： 首先“我”的感情是本真的。“儿童由于身心未发展成熟或未完全发展成熟，他们还未被世俗的灰尘所污染，他们以自己的赤裸裸的心灵去面对世界，因此世界在他们眼中心中是一种本真的存在。”[3]“我”在文中的情感态度是自然的，毫不掩饰的。而且“我”对母亲决定要卖白菜的心理反映是儿童式的。当感觉母亲要卖白菜时，“我”先是悲伤地试问；当清楚真的要卖白菜时，“我”的眼泪就涌了出来；当确认要卖白菜时，“我”哽咽，“我”大哭。因为“我”毕竟是个孩子，不知在母亲面前虚假掩饰自己的情感。“我”对母亲的感情是本真的。“我”敬重母亲，知道她做的事是对的，对她要卖白菜“我”不敢反抗，只有悲伤、流泪。虽然不情愿帮她送白菜，但还是去了，怕她生气。“我”也依恋母亲，能感觉到母亲的温暖，“我把脸伏在母亲的胸前，委屈地抽噎着。”“我”更爱母亲，怕她伤心，当看到她因我流泪时，“我”吓哭了，连话都说不完整，心中沉痛，终身难忘。而“我”对老太太的态度则相反，“我”极其厌恶老太太，“我”本来心情就不好，她还拽我家小白菜的根，戳坏其他白菜，并对白菜指指点点，因此“我”对她说话很冲，像火药桶。更让人生气的是，她竟“将那层干菜帮子全部撕光”，而这本该是我们吃的白菜，“散发出甜丝丝的气味”，“这样的白菜，包成饺子，味道该有多么鲜美啊！”于是，“我”利用老太太不会算账的机会故意多算一毛钱，以发泄心中的不满和愤懑。

其次“我”呈现出“我向思维”的特点。

“我向思维”的特点是“以‘我’为中心，一切等同于有生命的‘我’不能区分有生命的现象和无生命的现象，而把整个世界（无论是物还是人）都作为有生命的和有情感的对象加以对待。”[3]文中主要表现在“我”与白菜的亲密关系上。在缺吃的年代，白菜既是美食，也是“我”的伙伴。“我”甚至清楚白菜的精确数量一百零四棵（只有儿童才会有兴趣数数），因为它们是“我”和母亲种的，与我们朝夕相伴。文中两处运用插叙对白菜进行了温馨的回忆，又用拟人手法将白菜人格化，如“挤进了篓子里”；特别是写那颗最小的白菜，仿佛进入了童话的世界：“我”看它的小和可怜，“在浇水施肥时就对它格外照顾”，还差点好心办坏事害死它。连母亲也把它当成孩子，小白菜终于历经磨难长大成人了。 白菜在“我”眼中流动着生命的活力，颤抖着生命的音符，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诗意的画面。

参考文献：

[1]刘安海，孙文宪.文学理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59-175.

[2]韦勒克，沃沦.文学理论[M].北京：三联书店，1984：237-238.

[3]童庆炳.文学审美特征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17.

关于母亲的散文篇3

关键词： 初中语文 审美教学 实践探索

审美教学作为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培养学生审美情趣、文学素养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不少初中语文老师借助审美教学提升语文教学水平，完成语文课堂教学任务。单从这一点便可看出，部分初中语文老师已经意识到审美教学的作用和价值，笔者从“阅散文、读小说、赏诗歌”三个层面入手，让学生亲自体悟文本作品的美妙，最终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切实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1.阅散文，寻美之踪迹

初中语文教材中从不缺少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初中语文教材中囊括了众多美文，蕴涵美的文章大多是散文，其形散神不散的体裁特征给散文添加了一份神秘之感，所以称散文为开展审美教学的最好体裁。在语文审美教学过程中，老师一定要选定散文篇目，事先挖掘出散文文本中存留的深层美，带领学生寻找美的踪迹，使得学生充分感受散文的语言美、意蕴美、结构美。

比如，教授宗璞的《紫藤萝瀑布》这一状物抒情散文时，老师可以带领学生先仔细品阅文章，找出描写紫藤萝外在形态的句子“只见一片淡紫色，像一条瀑布，从空中垂下，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只是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地生长”；找出描绘紫藤萝花朵的句子“每一朵盛开的花像是一个张满了的小小的帆，帆下带着尖底的舱。船舱鼓鼓的，又像一个忍俊不禁的笑容就要绽开似的”；找出描写花朵神韵的句子“泛着点点银光，就像迸溅的水花”、“花朵儿一串挨着一串，一朵接着一朵，彼此推着挤着，好不活泼热闹”等。仔细解读这些句子，我们便会发现作者将紫藤萝的形状、神韵、姿态写得十分和婉，描写得细致却不繁琐，处处溢出美的踪迹，无须学生细细详读，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美已令人心神向往。

2.读小说，育美之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小说相对于其他文体来说更贴近生活，要是将小说作为审美教学的切入点，对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自然是极为有益的。现实情况是，不少初中语文老师在讲授小说体裁的文章时，只停留在划分部分、提炼思想、捋清故事情节、分析人物形象特征的层面，丝毫没有深入挖掘小说文本中的“美”，也就是没有发挥小说的审美功能。初中语文老师必须改变这一教学惯式，积极带领学生深入故事、读懂故事，在小说解读中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

比如，学习《我的叔叔于勒》这一短篇小说时，老师可以引领学生先仔细阅读整篇文章的大致内容，然后挑选出文章中母亲的两句话：一是“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得一个有办法的人。”；二是“你简直是疯了！拿10个铜子给这个人，给这个流氓！”，随后让学生根据母亲的话语，结合整篇小说内容分析“我”和母亲的人物性格特征。单从母亲的这两句话便可看出，母亲得知叔叔于勒窘迫生活状况后对叔叔于勒的评价，简短的两句话便暴露出母亲自私、冷酷、虚伪、拜金、可怜又可鄙的性格特征，我却只是一个单纯、简单、具有同情心的善良孩子形象。之所以结合文章内容进行人物形象分析，主要起到“以此及彼”的作用，达到培养学生基本审美能力的目的。

3.赏诗歌，晓美之内涵

初中语文教材中的诗歌多具有节奏美、情景美、语言美和意蕴美，其基本囊括了初中语文审美教学所要实现的所有关于美的教学目标，因此老师要重点讲授教材中的诗歌，借助诗歌挖掘出美的真正内涵，鉴赏诗歌中蕴藏的种种美。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首先可以鼓励学生朗读诗歌，体验诗歌中的节奏美、语言美，其次跟随老师步伐读懂诗歌语言美、情景美，最后在自我理解、自我体悟的基础上感受诗歌的情感美，继而真正了解诗歌美的内涵。

比如，学习《沁园春・雪》这一首诗歌时，首先，老师应鼓励学生大声朗诵诗歌内容，用心体会北国冰天雪地、广袤无垠的银色冰雪世界，感受诗句“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抑扬顿挫的节奏美；其次，老师可适当扩展一些关于毛主席的生平经历，以及这首诗的整体写作背景，为学生后面的学习奠定基础；最后，可从诗歌的上下片进行细致分析，掌握文中所用的写作手法、鲜明意象，进而领会诗歌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直至知晓诗歌的完整内涵。

总而言之，初中语文审美教学必须继续改进、完善，老师更应积极引导学生了解散文、小说、诗歌中的别样美，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达到审美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曹爱萍.初中语文探究式教学中审美情趣的培养[J].课程教育研究，2013（25）.

[2]崔业华.浅谈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J].魅力中国，2009（36）.

关于母亲的散文篇4

论文摘要:因为在男性巾心的世界巾的理智与清醒，“女性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自觉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旱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渐渐认同了社会为自已规定的女性角色，并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这既表现出“女性散文”渐趋成熟的性别温和主义态度，又遮蔽了女性写作长于情绪的表达、直觉的领悟等先天优势。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女性散文”，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第二，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三，无论创作主体性别为男为女，只要观照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四，女性作家创作的，由女性眼光观察、评判世界，其文字具有女性经验和特征的散文。木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后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张洁、唐敏、叶梦、斯好、王英琦、张抗抗等女性作家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男性强势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作为女人或成为女人的骄傲与艰难在她们笔下得到了最真切的表现。这使她们的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开始接受社会为自已规定的性别角色，尤其是母性角色，同时，她们又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

一、从性别自觉到角色认同

基于在男性中心世界里发出自已声音的要求，“女除散文”作家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将对女性世界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摹作为自已的市要选材之一。因此，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早期“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普遍流露。其中，

又以叶梦、唐敏及王英琦对自已女性的身份感最为强烈。她们代表了“女性散文”在性别自觉上的两种取向:叶梦多表达作为女人的骄傲;唐敏、王英琦则主要言说作为女人的艰难。但随着创作实践的继续，她们的散文便不再以女性意识为特征.而代之以母性关怀.表现出对“女性”在社会中特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一位女作家散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转换。

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一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由于散文“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体借助虚构不断揭不身体的秘密之时，散文始终回避着这个私密性话题。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散文，都一律集中在务实的具体事件或务虚的精神漫游上。只有叫梦，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开始了“认识自已”的涅梁之旅。以《羞女山》为开端，《不能破译的密码》、《月之吻》、《潮》、《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等为接续，叶梦关注女性自身、表达女性意识的散文越发深入与自觉。

《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木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叫梦眼巾，“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锅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性行为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叫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白呈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已说自已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性爱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和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叫梦的笔下一一展现。经过“虚化”的处理.叶梦将那些有可能落到实处的描写化作了表达感受的诗象，从而将对女性躯体感受的描述和审视变为了可能。

虽然具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意识，叶梦却从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言说女人的文学行为更多带有自得其乐的性质。因此，当她成为母亲后，在“生育系列”散文里，作为女人尤其是成为女人的快乐和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其一贯的轻盈的诗性情怀被实在的欢喜重重坠落。在《陌生的儿子》里，她的喜悦和骄傲不能自制:

“我的儿哟!”我差不多要用京腔京韵道出这么一句来的。

点着小家伙的鼻子:“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哩!”我居然说出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女人说过的一句

老话。于是，我与人世间所有的已为人母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有了同样的感觉。

这使得包括《遍地巫风》在内的、具有个性的叶梦散文也“殊途同归”地泯然众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但无论如何，回到女人的本位，说女人自已的话，既是叶梦在散文上的大胆尝试，也是其对于“女性散文”的最大的贡献。

唐敏作为“女性散文”代表作家地位的确立，源于其散文《女孩子的花》的问世。《女孩子的花》流露出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因此既成为唐敏的代表作，也成为当代“女性散文”的典范作品。

《女孩子的花》写于1986年“三八”妇女节。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写作时间本身就可以生发出文本之外的诸多意义。不过，我们恐怕不需要那么迁回。因为文本本身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在生男生女的占卜中，唐敏反复申明自已渴望生个男孩并非出于对女孩子的轻视。恰恰相反，对女孩子过分的疼爱而产生的对其末来命运的担忧才是唐敏不忍让女孩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缘由。因着对男性世界的依赖，女性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唐敏不愿生女孩的根源所在。但是，当用来占卜的“女孩子的花”意外被蜡烛烧毁时，她蓦然惊觉拒绝创造女孩子的想法恰恰是对女孩子的伤害，为此，她说:“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这句话既是她说给自已的痛悔，也是她给予男性中心社会的提示。唐敏笔下流淌的是女性对女性的理解和疼惜之情，它如泣如诉，既是女性敏感脆弱心灵的自我怜惜，又是对男性世界给予女性的伤害的温和抗辩。而在《月亮的海》中，唐敏以女性情怀感受自然，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将月亮的海描述成为满蕴着女性的哀愁和寂寞的海，从而呈现给男性世界一个不为人知、亦不需人知的沉静悲伤的女性世界。

不过，很快地，唐敏由疼惜女性而生的哀怨就转变为对女性角色的镇定接受。虽然没有像叶梦那样陷入母亲角色的自我陶醉中，但唐敏专门写给女孩子的散文集《女孩子的地图》却处处表现出一种母性的关怀。在这本文集中，唐敏以极具耐心和极其细致的笔触提醒、点拨女孩子要白面自已的成长，其中涉及到种种感情、心理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敏的策略转移:由拒绝、对抗男性世界对女性的伤害转为倡导女性的自我关爱与保护。这种选择看上去虽然颇为无奈，却反映出她已经开始考虑认同女性的社会角色，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关照转为自守自处。

不同于唐敏的含蓄，王英琦对生为女性的艰难的表达是通过直捷而粗砺的方式实现的。她的作品多诉说身为女人、尤其是单身女人的艰难孤寂，虽也有《乡关何处》这种不疾不徐、有款款女儿情怀的温情之作，但多数作品感情强烈、判断直捷、大喜大悲、大叫大跳，因此而显粗犷、豪放，有“雄化”的倾向。在《写不出自传的人》、《永远的女游子》、《被“造成”的女人》、《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等作品中，她或坦率地陈述自已的过去和现在，或对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约直接表示蔑视，或呼叮女性“更理性更美丽地活出女性的滋味来”①。在《重返外婆的家园》中，她说:“以男子为中心的千年一贯制发展到今天，虽然在形式上有了巨大变化，但在本质上，女人仍是从属附庸地位。”在《那有形的和无形的……》中，看到徽州的贞节牌坊，她“感到一种大愤怒”，评价说:“将一个女人的全部真诚，全部情感，献给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这种道德，是多么地不道德啊!”赞美女性、同情女性、为女性抱不平等几乎是王英琦散文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当她以母亲的身份创作，这个曾经对男性中心世界嫉恶如仇的“女游子”却写下了《七月的馈赠》、《准母亲》、《诞生》等创造生命、“成为母亲”的系列散文。在这一系列散文中，因身为女人的艰难而变得粗砺 , 并时常愤怒的王英琦不厌其烦地表达起身为女人的喜悦和满足。在《被造成的女人》中，她宣称:“儿子的命是我给的，我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却是儿子给的。儿子诞生了我。”

着眼于以上几位女作家创作的起始与转向，不难发现:她们殊途而同归。表面看来，叫梦所表达的身为女性的骄傲与唐敏、王英琦诉说的作为女人的艰难呈现出对峙状态，但在本质上，这两种态度都是基于女性要在男性中心的世界巾自我确认的需要，而做出的寻求女性平等位置的努力。但在创作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中，她们的性别自觉意识渐渐被社会角色的认同感所取代，并开始转换自已的话语系统，由女性话语向母性话语过渡。在新的话语系统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对立于男性世界的抗辩被置换为性别资源所带来的欢喜，在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活中，她们的灵魂获得了安顿。同时，她们的自我在这一角色中获得了重生，在感动与希一望中，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达成了和解，开始以平易性态度面对世界，安稳地回归到社会为其规定的角色中

二、从情绪感受型转向理智分析型

从新时期之初张洁的“大雁系列”为恢复散文对个人情绪的抒写所做出的努力开始，至1980年代中期唐敏、叶梦等人对纯粹个人性感受的捕捉与表达，“女性散文”一直是以对不确定性情绪的把握、对细密绵长感受的明嚼见长的。因此，张洁、唐敏、叶梦、苏叶、斯好等名字成为了通向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的路标。但是，随着这些女性作家创作历程的增长，她们大都渐渐放弃了表达情绪与感受的兴趣，而转向对世界的理智的分析与评判。

张洁的“大雁系列”散文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它借助童年视角，以跳跃在文字底下的堪怜的童心的小小快乐和微微感伤征服了在忆悼中沉痛的读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为“文革”中冤屈的灵魂泪眼迷离时，《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散文里，那个在饥俄、孤独中渴望关爱的“大雁”，独立于那些被抚慰的灵魂之外，向读者绽开了羞涩、无邪、甜美的微笑。在多数作家不能自拔于近距离的往事之际，张洁率先跳出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重温远距离的童年旧梦，不求视域的广阔和叙事的宏大，而是在那些温情的追忆和想象里，以女性独到的、深挚的关怀与感念，引导散文不再抚摸“伤痕”，开辟了散文的新风。

不过，这种温婉和细腻的抒情没有成为张洁散文的主流。“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不仅是其中篇小说《方舟》的题记，也是张洁始终如梗在喉的隐痛。虽然她的笔锋没有直接指向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敏感多愁的她，在深感作为女人的艰难的时候，在《过不去的夏天》、《一扇关闭的门》等作品中，轻盈的心便负载起对沉重现实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凌厉议论或许缓解了她的疼痛，却不再有“大雁系列”给人的感动，也末能在“女性散文”深入内心、裸现灵魂的当下为张洁带来再度光荣。

苏叶最优秀的散文是那些满怀温馨、义略带感伤的忆旧之作。《总是难忘》、《告别老屋》、《能不忆江南—常熟印象》、《梦断潇湘—故乡行之一》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是“一汪人性的潭”②。在这类作品中，苏叶以女性特有的对细节的敏感和超常记忆，着力于对人性关的呈现与礼赞。那些纯真年代的勃勃生机以及艰难岁月的相亲相爱，是她回望过去时的光芒。

苏叶的“过去”总是由一个个极具故事性的片断构成。每个片断皆具有独立性，各个片断在一条线索下连缀起来，便成为一个义一个回忆镜头。可以说，故事性和镜头感是苏叶忆旧散文给读者的直接感受。故事性主要表现在几乎每个构成苏叶散文篇章的片断都是“有声有色”的。《总是难忘》中，那群无忧无虑的少女所有“疯疯癫癫”的活动都充满了声色、动感。《告别老屋》中，刚搬进老屋时，“母亲憔悴的脸上有一市惊喜欲哭的神色”，母亲扶着失明的父亲，“慢慢地走，一样一样地摸”，她不断告诉父亲:“苏夫子，呢，这是窗;这是门;出这个门是阳台，好大一个院子噢!”父亲则随母亲的指点摸索一阵，安详而喜悦地问:“志南，我们如今有个家了!是吧?”这些描述集中于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立体感。苏叫忆旧散文的故事性就此产生。一个义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片断在其散文中顺承下来，一段漫长的属于回忆的自然时问经由作者心理时问的市新组合.有历史长度的记忆就被容纳在有限的篇幅内。

从苏叶忆旧散文故事的生动与感情的饱满细腻中，能见得她女性的关注日常生活、留意细节、善于感动等特点。但在另一类散文中，富于女性色彩的温婉感伤则被偏于阳刚的议论替代。这种散文创作可以在苏叶的《我的散文观》中获得解释:“我写散文很难，写着写着，常以为是一个正视社会、正视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思考和梳理的过程。是一个以稿纸为纱布，以笔为刀，在书桌这张乎术台上检视自已内心的过程。”③因为喜欢凡高、鲁迅，苏叶试图以刚烈、坚韧的主体精神做出敏锐、深刻的文章。虽然此类散文是她所钟情的，但比起其忆旧题材的作品，苏叶的这类中性散文打动人心的力量还不够。即便其中被评论界看好的作品，如“把苦难当成甜的培养剂”的、认识受难的《木鸡腿记》，“刚可触天，柔可覆地”的、表达自已人格理想的《只有扇子岸》等，也因智性对感性的覆孟而不能有《总是难忘》 的鲜活，略显拘泥和板滞。

斯好的散文成名于女性的温情细腻笔触，而后则以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和荒诞感受作为自已的风格。按照其散文自选集《斯好散文精选》中自已的分类，斯好散文的题材、美学风格大体有四种类刑“女儿梦”、“心的形式”、“荒诞系列”、“斑驳人生”。

斯好旱期那些纯净、清新、明朗、优美的礼赞自然和人情、人性的《武夷日记》、《小窗日记》、《故乡》、《望月》、《女儿梦》、《童年》等都是她美丽缠绵的“女儿梦”，“其作品节奏疾徐有度、字词疏密有致，掷地作声，重复的却是前人的意境”{。但是，到了1985年，以《歪嘴仔》为界，斯好散文的风格突然有了转变。她由审美转而审丑，由轻灵转为凝重。1985年是她创作的转折期，这一年，她写下了表现畸形人生的《歪嘴仔》，之后又写有一批关于复杂人性真实人生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她表现“斑驳人生”的叙事性散文，较为著名的还有《表舅母》、《婉穗老师》等。在这些作品中，斯好既满怀悲悯与同情地审视儿俗的市井人生，又不无批判地揭不人性的复杂与卑微。她自已也由甜蜜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在省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斯好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省识。“心的形式”和“荒诞系列”的作品即为她返归内心、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心理独自。其中，《心的形式》、《心灵速写》、《梦ice)),《一封信，永不付邮》等都是思考着的斯好与自已灵魂的对话。由于她所感受的

现实“冷峻多于温馨，痛苦多于幸福，利_陋多于美丽，无限的灵魂在无限的梦境里领略到的却迥然不同，风光大异”凡，因此旱期散文巾流溢的女性的温婉细腻情怀被置换为孤寂纷乱、荒凉无助的情绪。《心的形式》一文，在追忆了荒谬时代的生活后，她这样表述自已对人生的体认和感受:

这是头一次明自人生要跋涉要承受的太多太多，可以安享可以选择的却那样稀薄有限。

也是头一次明白幸福可以不必富丽堂皇.有声有色。……有一种感觉像山一样沉重，又像空气一样飘忽

不定。我有时真切地感到它来了，但很快又感到它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它是什么，但我知

道它走后我出奇地冷静.出奇地坚忍不拔….

有一种渴望老在我心底盘旋。它计我透视人类的渺小，人生的无谓。它抹掉尘世虚假的光泽，还它以本的幽暗与芜杂。它是一个警句，一条格言。是一个质疑，也是一份回答。它是唯一的水恒，唯一的真实。它使我在仄倦的同时能够观照，在沉溺的同时能够警醒。

斯好这类跨越具体事件本，直面对心灵的倾诉是最可代表其散文成就的作品。它们向灵魂深处漫游，在形而上的思考和追问中探询着生命中能承受之轻。在冥想的世界里，斯好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情节链条，只尊重从心灵的呼唤，倾听心灵的回声，这使得她在表述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密集的思考计斯好越发放弃了叙述优势，除了“亲子”散文外，其他作品对世俗生活疏远的倾向令其散文越来越背离“情”、而靠近“理”，这恰恰又为其散文的局限。

张抗抗的散文以喻理见长，性别意识井不明显。她以不散的“魂”、’以固的“核”支撑自已的作品，以使自已散文中琐碎和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散文的“魂”与“核”即对人生析理的参悟。因此，在不放弃审关追求的同时，张抗抗散文还表现出审智倾向。《地下森林断想》、《下一吞泉》、《牡丹的拒绝》等即是在“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里的富于启迪性的佳。

从自然景观中理人生并行自我低砺是张抗抗散文的特色。以《下一吞泉》为例，作者叙述的是一直向下方能见到壮观的三叠泉的游历。我们不妨挑选出这样一些话:“多奇怪，竟然是一白往下走”，“我知道，退路是决没有的”，“既然已经出征，又干吗找退路呢?” 他们亦是走到走不下去，才自已辟出一条路来……”“而这种感觉，却只有走了那么险的‘下坡路’，站在峡谷底才会得到”，“如果按照原路回去，便一白是朝上走。真奇怪，回路是向上的……”从这些句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写三叠泉游历的目的—暗示读者换一个角度看人生。当然，具体选择什么角度，则是读者个人化的决定。在《牡丹的拒绝》中，张抗抗盛赞洛阳牡丹花会上，没有开放的牡丹“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日暮自已冷落自已”，显然，她将牡丹.赋予了人格意志，作为了人格化身。《地下森林断想》、《仰不愧于天》等作品也都是借写实而写虚，因此，张抗抗笔下的自然总是人格化的自然.总是呈现出主体大于客体的人格精神，指向对人生的体悟。虽然张抗抗的喻理散文不同于“十七年”散文的“理”即“政论”模式，但由情至理的写作路径总难免给人以目的性过强、艺术性不足之感。

综观张洁、苏叶、唐敏、斯好、张抗抗等人由情绪感受型向理智分析型的创作转向，效果不甚理想。理性的登场并末能引领“女性散文”走向深刻，反而暴露了女性驾御此类题材时的吃力。并且，女性长于感性体验的先天资源一旦被弃置，她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女性色彩便也随之淡化，“女性散文”的特征便不再显明。

如果“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性别诉求、接受了自已的社会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的和解的话，这种趋向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确实值得肯定，因为任何极端的、激进的、无休止的对抗状态都只能说明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不健全，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暗示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健康与成熟。但是，当“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了自已敏感、细腻的心理资源时，她们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已的专长。因为这样一来，女性散文作家惯于摒弃理性分析、直达体验与感受的表达方式，天生的艺术领悟力，善于抓住心灵的每一丝微波细澜，及时将电光火石的、转瞬即逝的感觉转换成沉静有力的文字等优势将难于展现。在后来的发展巾，“女性散文”的声音渐渐稀薄，从情绪感受刑到理智分析刑的转向是其市要原因之一。

超越性别意识的写作，使得“女性”不再具有性别意识的内涵，而仅仅成为作家性别身份的标识。此时，富含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便走向了无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虽然从文体的发展、作家的自我超越等角度来讲，这末尝不是一喜;但从转向后的“女性散文”自我表达的实效来看，却是一悲。女性作家怎样更好地利用自已先天的优势，又不仅仅倚重于性别资源提供的话题，恐怕是“女性散文”所面临的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王英琦:《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乡关何处》，中原农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179页

②高红十《我看苏叶散文》，《人时代文学》1992年第7期。

③苏叶:《我的散文观》，《)口明日报》1993年4月24日。

④老愚.《上升的群群—论当代中国新生代散文》《上升—当代中国人陆新生代散文选》，北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此处老愚所说的“前人的意境”指的是“朱自清杨朔式的状物写意，为境造情”，

关于母亲的散文篇5

论文摘要:因为在男性巾心的世界巾的理智与清醒,“女性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自觉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旱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渐渐认同了社会为自已规定的女性角色,并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这既表现出“女性散文”渐趋成熟的性别温和主义态度,又遮蔽了女性写作长于情绪的表达、直觉的领悟等先天优势。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女性散文”,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第二,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三,无论创作主体性别为男为女,只要观照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四,女性作家创作的,由女性眼光观察、评判世界,其文字具有女性经验和特征的散文。木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后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张洁、唐敏、叶梦、斯好、王英琦、张抗抗等女性作家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男性强势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作为女人或成为女人的骄傲与艰难在她们笔下得到了最真切的表现。这使她们的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开始接受社会为自已规定的性别角色,尤其是母性角色,同时,她们又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

一、从性别自觉到角色认同

基于在男性中心世界里发出自已声音的要求,“女除散文”作家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将对女性世界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摹作为自已的市要选材之一。因此,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早期“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普遍流露。其中,

又以叶梦、唐敏及王英琦对自已女性的身份感最为强烈。她们代表了“女性散文”在性别自觉上的两种取向:叶梦多表达作为女人的骄傲;唐敏、王英琦则主要言说作为女人的艰难。但随着创作实践的继续,她们的散文便不再以女性意识为特征.而代之以母性关怀.表现出对“女性”在社会中特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一位女作家散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转换。

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一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由于散文“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体借助虚构不断揭不身体的秘密之时,散文始终回避着这个私密性话题。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散文,都一律集中在务实的具体事件或务虚的精神漫游上。只有叫梦,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开始了“认识自已”的涅梁之旅。以《羞女山》为开端,《不能破译的密码》、《月之吻》、《潮》、《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等为接续,叶梦关注女性自身、表达女性意识的散文越发深入与自觉。

《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木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叫梦眼巾,“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锅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性行为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叫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白呈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已说自已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性爱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和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叫梦的笔下一一展现。经过“虚化”的处理.叶梦将那些有可能落到实处的描写化作了表达感受的诗象,从而将对女性躯体感受的描述和审视变为了可能。

虽然具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意识,叶梦却从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言说女人的文学行为更多带有自得其乐的性质。因此,当她成为母亲后,在“生育系列”散文里,作为女人尤其是成为女人的快乐和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其一贯的轻盈的诗性情怀被实在的欢喜重重坠落。在《陌生的儿子》里,她的喜悦和骄傲不能自制:

“我的儿哟!”我差不多要用京腔京韵道出这么一句来的。

点着小家伙的鼻子:“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哩!”我居然说出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女人说过的一句

老话。于是,我与人世间所有的已为人母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有了同样的感觉。

这使得包括《遍地巫风》在内的、具有个性的叶梦散文也“殊途同归”地泯然众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但无论如何,回到女人的本位,说女人自已的话,既是叶梦在散文上的大胆尝试,也是其对于“女性散文”的最大的贡献。

唐敏作为“女性散文”代表作家地位的确立,源于其散文《女孩子的花》的问世。《女孩子的花》流露出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因此既成为唐敏的代表作,也成为当代“女性散文”的典范作品。

《女孩子的花》写于1986年“三八”妇女节。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写作时间本身就可以生发出文本之外的诸多意义。不过,我们恐怕不需要那么迁回。因为文本本身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在生男生女的占卜中,唐敏反复申明自已渴望生个男孩并非出于对女孩子的轻视。恰恰相反,对女孩子过分的疼爱而产生的对其末来命运的担忧才是唐敏不忍让女孩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缘由。因着对男性世界的依赖,女性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唐敏不愿生女孩的根源所在。但是,当用来占卜的“女孩子的花”意外被蜡烛烧毁时,她蓦然惊觉拒绝创造女孩子的想法恰恰是对女孩子的伤害,为此,她说:“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这句话既是她说给自已的痛悔,也是她给予男性中心社会的提示。唐敏笔下流淌的是女性对女性的理解和疼惜之情,它如泣如诉,既是女性敏感脆弱心灵的自我怜惜,又是对男性世界给予女性的伤害的温和抗辩。而在《月亮的海》中,唐敏以女性情怀感受自然,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将月亮的海描述成为满蕴着女性的哀愁和寂寞的海,从而呈现给男性世界一个不为人知、亦不需人知的沉静悲伤的女性世界。

不过,很快地,唐敏由疼惜女性而生的哀怨就转变为对女性角色的镇定接受。虽然没有像叶梦那样陷入母亲角色的自我陶醉中,但唐敏专门写给女孩子的散文集《女孩子的地图》却处处表现出一种母性的关怀。在这本文集中,唐敏以极具耐心和极其细致的笔触提醒、点拨女孩子要白面自已的成长,其中涉及到种种感情、心理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敏的策略转移:由拒绝、对抗男性世界对女性的伤害转为倡导女性的自我关爱与保护。这种选择看上去虽然颇为无奈,却反映出她已经开始考虑认同女性的社会角色,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关照转为自守自处。

不同于唐敏的含蓄,王英琦对生为女性的艰难的表达是通过直捷而粗砺的方式实现的。她的作品多诉说身为女人、尤其是单身女人的艰难孤寂,虽也有《乡关何处》这种不疾不徐、有款款女儿情怀的温情之作,但多数作品感情强烈、判断直捷、大喜大悲、大叫大跳,因此而显粗犷、豪放,有“雄化”的倾向。在《写不出自传的人》、《永远的女游子》、《被“造成”的女人》、《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等作品中,她或坦率地陈述自已的过去和现在,或对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约直接表示蔑视,或呼叮女性“更理性更美丽地活出女性的滋味来”①。在《重返外婆的家园》中,她说:“以男子为中心的千年一贯制发展到今天,虽然在形式上有了巨大变化,但在本质上,女人仍是从属附庸地位。”在《那有形的和无形的……》中,看到徽州的贞节牌坊,她“感到一种大愤怒”,评价说:“将一个女人的全部真诚,全部情感,献给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这种道德,是多么地不道德啊!”赞美女性、同情女性、为女性抱不平等几乎是王英琦散文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当她以母亲的身份创作,这个曾经对男性中心世界嫉恶如仇的“女游子”却写下了《七月的馈赠》、《准母亲》、《诞生》等创造生命、“成为母亲”的系列散文。在这一系列散文中,因身为女人的艰难而变得粗砺,并时常愤怒的王英琦不厌其烦地表达起身为女人的喜悦和满足。在《被造成的女人》中,她宣称:“儿子的命是我给的,我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却是儿子给的。儿子诞生了我。”

着眼于以上几位女作家创作的起始与转向,不难发现:她们殊途而同归。表面看来,叫梦所表达的身为女性的骄傲与唐敏、王英琦诉说的作为女人的艰难呈现出对峙状态,但在本质上,这两种态度都是基于女性要在男性中心的世界巾自我确认的需要,而做出的寻求女性平等位置的努力。但在创作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中,她们的性别自觉意识渐渐被社会角色的认同感所取代,并开始转换自已的话语系统,由女性话语向母性话语过渡。在新的话语系统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对立于男性世界的抗辩被置换为性别资源所带来的欢喜,在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活中,她们的灵魂获得了安顿。同时,她们的自我在这一角色中获得了重生,在感动与希一望中,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达成了和解,开始以平易性态度面对世界,安稳地回归到社会为其规定的角色中

二、从情绪感受型转向理智分析型

从新时期之初张洁的“大雁系列”为恢复散文对个人情绪的抒写所做出的努力开始,至1980年代中期唐敏、叶梦等人对纯粹个人性感受的捕捉与表达,“女性散文”一直是以对不确定性情绪的把握、对细密绵长感受的明嚼见长的。因此,张洁、唐敏、叶梦、苏叶、斯好等名字成为了通向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的路标。但是,随着这些女性作家创作历程的增长,她们大都渐渐放弃了表达情绪与感受的兴趣,而转向对世界的理智的分析与评判。

张洁的“大雁系列”散文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它借助童年视角,以跳跃在文字底下的堪怜的童心的小小快乐和微微感伤征服了在忆悼中沉痛的读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为“文革”中冤屈的灵魂泪眼迷离时,《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散文里,那个在饥俄、孤独中渴望关爱的“大雁”,独立于那些被抚慰的灵魂之外,向读者绽开了羞涩、无邪、甜美的微笑。在多数作家不能自拔于近距离的往事之际,张洁率先跳出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重温远距离的童年旧梦,不求视域的广阔和叙事的宏大,而是在那些温情的追忆和想象里,以女性独到的、深挚的关怀与感念,引导散文不再抚摸“伤痕”,开辟了散文的新风。

不过,这种温婉和细腻的抒情没有成为张洁散文的主流。“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不仅是其中篇小说《方舟》的题记,也是张洁始终如梗在喉的隐痛。虽然她的笔锋没有直接指向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敏感多愁的她,在深感作为女人的艰难的时候,在《过不去的夏天》、《一扇关闭的门》等作品中,轻盈的心便负载起对沉重现实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凌厉议论或许缓解了她的疼痛,却不再有“大雁系列”给人的感动,也末能在“女性散文”深入内心、裸现灵魂的当下为张洁带来再度光荣。

苏叶最优秀的散文是那些满怀温馨、义略带感伤的忆旧之作。《总是难忘》、《告别老屋》、《能不忆江南—常熟印象》、《梦断潇湘—故乡行之一》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是“一汪人性的潭”②。在这类作品中,苏叶以女性特有的对细节的敏感和超常记忆,着力于对人性关的呈现与礼赞。那些纯真年代的勃勃生机以及艰难岁月的相亲相爱,是她回望过去时的光芒。

苏叶的“过去”总是由一个个极具故事性的片断构成。每个片断皆具有独立性,各个片断在一条线索下连缀起来,便成为一个义一个回忆镜头。可以说,故事性和镜头感是苏叶忆旧散文给读者的直接感受。故事性主要表现在几乎每个构成苏叶散文篇章的片断都是“有声有色”的。《总是难忘》中,那群无忧无虑的少女所有“疯疯癫癫”的活动都充满了声色、动感。《告别老屋》中,刚搬进老屋时,“母亲憔悴的脸上有一市惊喜欲哭的神色”,母亲扶着失明的父亲,“慢慢地走,一样一样地摸”,她不断告诉父亲:“苏夫子,呢,这是窗;这是门;出这个门是阳台,好大一个院子噢!”父亲则随母亲的指点摸索一阵,安详而喜悦地问:“志南,我们如今有个家了!是吧?”这些描述集中于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立体感。苏叫忆旧散文的故事性就此产生。一个义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片断在其散文中顺承下来,一段漫长的属于回忆的自然时问经由作者心理时问的市新组合.有历史长度的记忆就被容纳在有限的篇幅内。

从苏叶忆旧散文故事的生动与感情的饱满细腻中,能见得她女性的关注日常生活、留意细节、善于感动等特点。但在另一类散文中,富于女性色彩的温婉感伤则被偏于阳刚的议论替代。这种散文创作可以在苏叶的《我的散文观》中获得解释:“我写散文很难,写着写着,常以为是一个正视社会、正视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思考和梳理的过程。是一个以稿纸为纱布,以笔为刀,在书桌这张乎术台上检视自已内心的过程。”③因为喜欢凡高、鲁迅,苏叶试图以刚烈、坚韧的主体精神做出敏锐、深刻的文章。虽然此类散文是她所钟情的,但比起其忆旧题材的作品,苏叶的这类中性散文打动人心的力量还不够。即便其中被评论界看好的作品,如“把苦难当成甜的培养剂”的、认识受难的《木鸡腿记》,“刚可触天,柔可覆地”的、表达自已人格理想的《只有扇子岸》等,也因智性对感性的覆孟而不能有《总是难忘》的鲜活,略显拘泥和板滞。

斯好的散文成名于女性的温情细腻笔触,而后则以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和荒诞感受作为自已的风格。按照其散文自选集《斯好散文精选》中自已的分类,斯好散文的题材、美学风格大体有四种类刑“女儿梦”、“心的形式”、“荒诞系列”、“斑驳人生”。

斯好旱期那些纯净、清新、明朗、优美的礼赞自然和人情、人性的《武夷日记》、《小窗日记》、《故乡》、《望月》、《女儿梦》、《童年》等都是她美丽缠绵的“女儿梦”,“其作品节奏疾徐有度、字词疏密有致,掷地作声,重复的却是前人的意境”{。但是,到了1985年,以《歪嘴仔》为界,斯好散文的风格突然有了转变。她由审美转而审丑,由轻灵转为凝重。1985年是她创作的转折期,这一年,她写下了表现畸形人生的《歪嘴仔》,之后又写有一批关于复杂人性真实人生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她表现“斑驳人生”的叙事性散文,较为着名的还有《表舅母》、《婉穗老师》等。在这些作品中,斯好既满怀悲悯与同情地审视儿俗的市井人生,又不无批判地揭不人性的复杂与卑微。她自已也由甜蜜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在省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斯好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省识。“心的形式”和“荒诞系列”的作品即为她返归内心、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心理独自。其中,《心的形式》、《心灵速写》、《梦Ice)),《一封信,永不付邮》等都是思考着的斯好与自已灵魂的对话。由于她所感受的

现实“冷峻多于温馨,痛苦多于幸福,利_陋多于美丽,无限的灵魂在无限的梦境里领略到的却迥然不同,风光大异”凡,因此旱期散文巾流溢的女性的温婉细腻情怀被置换为孤寂纷乱、荒凉无助的情绪。《心的形式》一文,在追忆了荒谬时代的生活后,她这样表述自已对人生的体认和感受:

这是头一次明自人生要跋涉要承受的太多太多,可以安享可以选择的却那样稀薄有限。

也是头一次明白幸福可以不必富丽堂皇.有声有色。……有一种感觉像山一样沉重,又像空气一样飘忽

不定。我有时真切地感到它来了,但很快又感到它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它是什么,但我知

道它走后我出奇地冷静.出奇地坚忍不拔….

有一种渴望老在我心底盘旋。它计我透视人类的渺小,人生的无谓。它抹掉尘世虚假的光泽,还它以本的幽暗与芜杂。它是一个警句,一条格言。是一个质疑,也是一份回答。它是唯一的水恒,唯一的真实。它使我在仄倦的同时能够观照,在沉溺的同时能够警醒。

斯好这类跨越具体事件本,直面对心灵的倾诉是最可代表其散文成就的作品。它们向灵魂深处漫游,在形而上的思考和追问中探询着生命中能承受之轻。在冥想的世界里,斯好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情节链条,只尊重从心灵的呼唤,倾听心灵的回声,这使得她在表述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密集的思考计斯好越发放弃了叙述优势,除了“亲子”散文外,其他作品对世俗生活疏远的倾向令其散文越来越背离“情”、而靠近“理”,这恰恰又为其散文的局限。

张抗抗的散文以喻理见长,性别意识井不明显。她以不散的“魂”、’以固的“核”支撑自已的作品,以使自已散文中琐碎和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散文的“魂”与“核”即对人生析理的参悟。因此,在不放弃审关追求的同时,张抗抗散文还表现出审智倾向。《地下森林断想》、《下一吞泉》、《牡丹的拒绝》等即是在“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里的富于启迪性的佳。

从自然景观中理人生并行自我低砺是张抗抗散文的特色。以《下一吞泉》为例,作者叙述的是一直向下方能见到壮观的三叠泉的游历。我们不妨挑选出这样一些话:“多奇怪,竟然是一白往下走”,“我知道,退路是决没有的”,“既然已经出征,又干吗找退路呢?”他们亦是走到走不下去,才自已辟出一条路来……”“而这种感觉,却只有走了那么险的‘下坡路’,站在峡谷底才会得到”,“如果按照原路回去,便一白是朝上走。真奇怪,回路是向上的……”从这些句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写三叠泉游历的目的—暗示读者换一个角度看人生。当然,具体选择什么角度,则是读者个人化的决定。在《牡丹的拒绝》中,张抗抗盛赞洛阳牡丹花会上,没有开放的牡丹“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日暮自已冷落自已”,显然,她将牡丹.赋予了人格意志,作为了人格化身。《地下森林断想》、《仰不愧于天》等作品也都是借写实而写虚,因此,张抗抗笔下的自然总是人格化的自然.总是呈现出主体大于客体的人格精神,指向对人生的体悟。虽然张抗抗的喻理散文不同于“十七年”散文的“理”即“政论”模式,但由情至理的写作路径总难免给人以目的性过强、艺术性不足之感。

综观张洁、苏叶、唐敏、斯好、张抗抗等人由情绪感受型向理智分析型的创作转向,效果不甚理想。理性的登场并末能引领“女性散文”走向深刻,反而暴露了女性驾御此类题材时的吃力。并且,女性长于感性体验的先天资源一旦被弃置,她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女性色彩便也随之淡化,“女性散文”的特征便不再显明。

如果“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性别诉求、接受了自已的社会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的和解的话,这种趋向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确实值得肯定,因为任何极端的、激进的、无休止的对抗状态都只能说明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不健全,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暗示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健康与成熟。但是,当“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了自已敏感、细腻的心理资源时,她们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已的专长。因为这样一来,女性散文作家惯于摒弃理性分析、直达体验与感受的表达方式,天生的艺术领悟力,善于抓住心灵的每一丝微波细澜,及时将电光火石的、转瞬即逝的感觉转换成沉静有力的文字等优势将难于展现。在后来的发展巾,“女性散文”的声音渐渐稀薄,从情绪感受刑到理智分析刑的转向是其市要原因之一。

超越性别意识的写作,使得“女性”不再具有性别意识的内涵,而仅仅成为作家性别身份的标识。此时,富含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便走向了无性别意识的女性”散文。虽然从文体的发展、作家的自我超越等角度来讲,这末尝不是一喜;但从转向后的“女性散文”自我表达的实效来看,却是一悲。女性作家怎样更好地利用自已先天的优势,又不仅仅倚重于性别资源提供的话题,恐怕是“女性散文”所面临的及需要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王英琦:《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乡关何处》,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9页

②高红十《我看苏叶散文》,《人时代文学》1992年第7期。

③苏叶:《我的散文观》,《)口明日报》1993年4月24日。

④老愚.《上升的群群—论当代中国新生代散文》《上升—当代中国人陆新生代散文选》,北力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此处老愚所说的“前人的意境”指的是“朱自清杨朔式的状物写意,为境造情”,

关于母亲的散文篇6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散文创作中，“女性散文”的繁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关于“女性散文”，人们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但大体不外乎以下四种:第一，女性作家创作的散文;第二，女性作家创作的、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三，无论创作主体性别为男为女，只要观照女性世界、表现女性意识或女权思想的散文;第四，女性作家创作的，由女性眼光观察、评判世界，其文字具有女性经验和特征的散文。木文中，我们采用的是最后一种理解。在这种理解下，张洁、唐敏、叶梦、斯好、王英琦、张抗抗等女性作家被纳入我们的视野。因为在男性强势的世界中的理智与清醒，作为女人或成为女人的骄傲与艰难在她们笔下得到了最真切的表现。这使她们的散文流露出鲜明的性别意识。但是，随着那些较早从事写作的女作家年龄的增长、思维模式的变化，女作家们开始接受社会为自已规定的性别角色，尤其是母性角色，同时，她们又对超越性别的说理表现出极为浓厚的兴趣。由此，“女性散文”的性别意识越来越模糊，逐渐走向了超性别写作。

一、从性别自觉到角色认同

基于在男性中心世界里发出自已声音的要求，“女除散文”作家在创作初期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性别意识。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将对女性世界的表现、对女性心理的描摹作为自已的市要选材之一。因此，性别意识的自觉在早期“女性散文”作家的笔下得到了普遍流露。其中，

又以叶梦、唐敏及王英琦对自已女性的身份感最为强烈。她们代表了“女性散文”在性别自觉上的两种取向:叶梦多表达作为女人的骄傲;唐敏、王英琦则主要言说作为女人的艰难。但随着创作实践的继续，她们的散文便不再以女性意识为特征.而代之以母性关怀.表现出对“女性”在社会中特定的性别角色的认同。下面，我们就分别考察一下这一位女作家散文中女性意识的表达与转换。

叶梦是新时期最为大胆的“女性散文”写作者。这样说是因为她是最早的，也可能是目前唯一的将女性的生理一心理体验引入散文领域的人。由于散文“真实性”的文体要求，在以小说为代表的文体借助虚构不断揭不身体的秘密之时，散文始终回避着这个私密性话题。不论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的散文，都一律集中在务实的具体事件或务虚的精神漫游上。只有叫梦，以女性独特的经验世界开始了“认识自已”的涅梁之旅。以《羞女山》为开端，《不能破译的密码》、《月之吻》、《潮》、《今夜，我是你的新娘》、《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等为接续，叶梦关注女性自身、表达女性意识的散文越发深入与自觉。

《羞女山》还自然景观以符合自然形貌的木义命名并生发出富含女性意识的新的意义，在叫梦眼巾，“羞女山”是创造之神—女锅的化身，其“羞”则是人类蓬勃的生命力的腹地。她将“羞女山”作为“一位博大宽宏的母亲”的象征，激情赞美女性的肉体之美，嘲讽了以道统为女性行为规范的男权社会。由此，《羞女山》成为新时期“女性散文”中“女性意识”觉醒的标志之作。随后，叫梦由借自然山水表达女性意识转为深入自我”生活白呈女性的经验与感受世界。她第一次以女人自已说自已的方式写下了关于初潮的《不能破译的密码》、关于青春期恐惧男女交往的《不要碰我》、关于初吻的《月之吻》，以及有关性爱体验的《蜜月之轮》、《生命的辉煌时刻》和有关生育经验的《月亮·女人》等。一个女人的生理、心理成长历程在叫梦的笔下一一展现。经过“虚化”的处理.叶梦将那些有可能落到实处的描写化作了表达感受的诗象，从而将对女性躯体感受的描述和审视变为了可能。

虽然具有明确的女性身份意识，叶梦却从来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言说女人的文学行为更多带有自得其乐的性质。因此，当她成为母亲后，在“生育系列”散文里，作为女人尤其是成为女人的快乐和自得之情溢于笔端，其一贯的轻盈的诗性情怀被实在的欢喜重重坠落。在《陌生的儿子》里，她的喜悦和骄傲不能自制:

“我的儿哟!”我差不多要用京腔京韵道出这么一句来的。

点着小家伙的鼻子:“这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哩!”我居然说出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中国女人说过的一句

老话。于是，我与人世间所有的已为人母的女人殊途同归地有了同样的感觉。

这使得包括《遍地巫风》在内的、具有个性的叶梦散文也“殊途同归”地泯然众人，不知是可喜还是可悲。但无论如何，回到女人的本位，说女人自已的话，既是叶梦在散文上的大胆尝试，也是其对于“女性散文”的最大的贡献。

唐敏作为“女性散文”代表作家地位的确立，源于其散文《女孩子的花》的问世。《女孩子的花》流露出了浓厚的女性意识，因此既成为唐敏的代表作，也成为当代“女性散文”的典范作品。

《女孩子的花》写于1986年“三八”妇女节。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写作时间本身就可以生发出文本之外的诸多意义。不过，我们恐怕不需要那么迁回。因为文本本身所提供的就是一个女性的话题。在生男生女的占卜中，唐敏反复申明自已渴望生个男孩并非出于对女孩子的轻视。恰恰相反，对女孩子过分的疼爱而产生的对其末来命运的担忧才是唐敏不忍让女孩子来到这世界上的缘由。因着对男性世界的依赖，女性总是更容易受到伤害。这是唐敏不愿生女孩的根源所在。但是，当用来占卜的“女孩子的花”意外被蜡烛烧毁时，她蓦然惊觉拒绝创造女孩子的想法恰恰是对女孩子的伤害，为此，她说:“在世上可以做许多错事，但绝不能做伤害女孩子的事。”这句话既是她说给自已的痛悔，也是她给予男性中心社会的提示。唐敏笔下流淌的是女性对女性的理解和疼惜之情，它如泣如诉，既是女性敏感脆弱心灵的自我怜惜，又是对男性世界给予女性的伤害的温和抗辩。而在《月亮的海》中，唐敏以女性情怀感受自然，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将月亮的海描述成为满蕴着女性的哀愁和寂寞的海，从而呈现给男性世界一个不为人知、亦不需人知的沉静悲伤的女性世界。

不过，很快地，唐敏由疼惜女性而生的哀怨就转变为对女性角色的镇定接受。虽然没有像叶梦那样陷入母亲角色的自我陶醉中，但唐敏专门写给女孩子的散文集《女孩子的地图》却处处表现出一种母性的关怀。在这本文集中，唐敏以极具耐心和极其细致的笔触提醒、点拨女孩子要白面自已的成长，其中涉及到种种感情、心理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唐敏的策略转移:由拒绝、对抗男性世界对女性的伤害转为倡导女性的自我关爱与保护。这种选择看上去虽然颇为无奈，却反映出她已经开始考虑认同女性的社会角色，从寄希望于他人的关照转为自守自处。

不同于唐敏的含蓄，王英琦对生为女性的艰难的表达是通过直捷而粗砺的方式实现的。她的作品多诉说身为女人、尤其是单身女人的艰难孤寂，虽也有《乡关何处》这种不疾不徐、有款款女儿情怀的温情之作，但多数作品感情强烈、判断直捷、大喜大悲、大叫大跳，因此而显粗犷、豪放，有“雄化”的倾向。在《写不出自传的人》、《永远的女游子》、《被“造成”的女人》、《女性的天空是高远的》等作品中，她或坦率地陈述自已的过去和现在，或对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约直接表示蔑视，或呼叮女性“更理性更美丽地活出女性的滋味来”①。在《重返外婆的家园》中，她说:“以男子为中心的千年一贯制发展到今天，虽然在形式上有了巨大变化，但在本质上，女人仍是从属附庸地位。”在《那有形的和无形的……》中，看到徽州的贞节牌坊，她“感到一种大愤怒”，评价说:“将一个女人的全部真诚，全部情感，献给一块没有生命的石头……这种道德，是多么地不道德啊!”赞美女性、同情女性、为女性抱不平等几乎是王英琦散文最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当她以母亲的身份创作，这个曾经对男性中心世界嫉恶如仇的“女游子”却写下了《七月的馈赠》、《准母亲》、《诞生》等创造生命、“成为母亲”的系列散文。在这一系列散文中，因身为女人的艰难而变得粗砺,并时常愤怒的王英琦不厌其烦地表达起身为女人的喜悦和满足。在《被造成的女人》中，她宣称:“儿子的命是我给的，我成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却是儿子给的。儿子诞生了我。”

着眼于以上几位女作家创作的起始与转向，不难发现:她们殊途而同归。表面看来，叫梦所表达的身为女性的骄傲与唐敏、王英琦诉说的作为女人的艰难呈现出对峙状态，但在本质上，这两种态度都是基于女性要在男性中心的世界巾自我确认的需要，而做出的寻求女性平等位置的努力。但在创作实践的深入与发展中，她们的性别自觉意识渐渐被社会角色的认同感所取代，并开始转换自已的话语系统，由女性话语向母性话语过渡。在新的话语系统中，那些直接或间接对立于男性世界的抗辩被置换为性别资源所带来的欢喜，在作为母亲这一角色的生活中，她们的灵魂获得了安顿。同时，她们的自我在这一角色中获得了重生，在感动与希一望中，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达成了和解，开始以平易性态度面对世界，安稳地回归到社会为其规定的角色中

二、从情绪感受型转向理智分析型

从新时期之初张洁的“大雁系列”为恢复散文对个人情绪的抒写所做出的努力开始，至1980年代中期唐敏、叶梦等人对纯粹个人性感受的捕捉与表达，“女性散文”一直是以对不确定性情绪的把握、对细密绵长感受的明嚼见长的。因此，张洁、唐敏、叶梦、苏叶、斯好等名字成为了通向感性世界而非理性世界的路标。但是，随着这些女性作家创作历程的增长，她们大都渐渐放弃了表达情绪与感受的兴趣，而转向对世界的理智的分析与评判。

张洁的“大雁系列”散文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坛犹如一股清新之风，它借助童年视角，以跳跃在文字底下的堪怜的童心的小小快乐和微微感伤征服了在忆悼中沉痛的读者。在众多的文学作品为“文革”中冤屈的灵魂泪眼迷离时，《挖荠菜》、《拣麦穗》、《盯梢》等散文里，那个在饥俄、孤独中渴望关爱的“大雁”，独立于那些被抚慰的灵魂之外，向读者绽开了羞涩、无邪、甜美的微笑。在多数作家不能自拔于近距离的往事之际，张洁率先跳出时代语境和文学语境，重温远距离的童年旧梦，不求视域的广阔和叙事的宏大，而是在那些温情的追忆和想象里，以女性独到的、深挚的关怀与感念，引导散文不再抚摸“伤痕”，开辟了散文的新风。

不过，这种温婉和细腻的抒情没有成为张洁散文的主流。“你将格外地不幸，因为你是女人”，不仅是其中篇小说《方舟》的题记，也是张洁始终如梗在喉的隐痛。虽然她的笔锋没有直接指向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的不平等，但敏感多愁的她，在深感作为女人的艰难的时候，在《过不去的夏天》、《一扇关闭的门》等作品中，轻盈的心便负载起对沉重现实的批判。对社会不公的凌厉议论或许缓解了她的疼痛，却不再有“大雁系列”给人的感动，也末能在“女性散文”深入内心、裸现灵魂的当下为张洁带来再度光荣。

苏叶最优秀的散文是那些满怀温馨、义略带感伤的忆旧之作。《总是难忘》、《告别老屋》、《能不忆江南—常熟印象》、《梦断潇湘—故乡行之一》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这类作品是“一汪人性的潭”②。在这类作品中，苏叶以女性特有的对细节的敏感和超常记忆，着力于对人性关的呈现与礼赞。那些纯真年代的勃勃生机以及艰难岁月的相亲相爱，是她回望过去时的光芒。

苏叶的“过去”总是由一个个极具故事性的片断构成。每个片断皆具有独立性，各个片断在一条线索下连缀起来，便成为一个义一个回忆镜头。可以说，故事性和镜头感是苏叶忆旧散文给读者的直接感受。故事性主要表现在几乎每个构成苏叶散文篇章的片断都是“有声有色”的。《总是难忘》中，那群无忧无虑的少女所有“疯疯癫癫”的活动都充满了声色、动感。《告别老屋》中，刚搬进老屋时，“母亲憔悴的脸上有一市惊喜欲哭的神色”，母亲扶着失明的父亲，“慢慢地走，一样一样地摸”，她不断告诉父亲:“苏夫子，呢，这是窗;这是门;出这个门是阳台，好大一个院子噢!”父亲则随母亲的指点摸索一阵，安详而喜悦地问:“志南，我们如今有个家了!是吧?”这些描述集中于人物的语言、动作、行为等，因此具有很强的情节性和立体感。苏叫忆旧散文的故事性就此产生。一个义一个“有声有色”的故事片断在其散文中顺承下来，一段漫长的属于回忆的自然时问经由作者心理时问的市新组合.有历史长度的记忆就被容纳在有限的篇幅内。

从苏叶忆旧散文故事的生动与感情的饱满细腻中，能见得她女性的关注日常生活、留意细节、善于感动等特点。但在另一类散文中，富于女性色彩的温婉感伤则被偏于阳刚的议论替代。这种散文创作可以在苏叶的《我的散文观》中获得解释:“我写散文很难，写着写着，常以为是一个正视社会、正视人生的过程，是一个思考和梳理的过程。是一个以稿纸为纱布，以笔为刀，在书桌这张乎术台上检视自已内心的过程。”③因为喜欢凡高、鲁迅，苏叶试图以刚烈、坚韧的主体精神做出敏锐、深刻的文章。虽然此类散文是她所钟情的，但比起其忆旧题材的作品，苏叶的这类中性散文打动人心的力量还不够。即便其中被评论界看好的作品，如“把苦难当成甜的培养剂”的、认识受难的《木鸡腿记》，“刚可触天，柔可覆地”的、表达自已人格理想的《只有扇子岸》等，也因智性对感性的覆孟而不能有《总是难忘》的鲜活，略显拘泥和板滞。

斯好的散文成名于女性的温情细腻笔触，而后则以对现实的冷峻思考和荒诞感受作为自已的风格。按照其散文自选集《斯好散文精选》中自已的分类，斯好散文的题材、美学风格大体有四种类刑“女儿梦”、“心的形式”、“荒诞系列”、“斑驳人生”。

斯好旱期那些纯净、清新、明朗、优美的礼赞自然和人情、人性的《武夷日记》、《小窗日记》、《故乡》、《望月》、《女儿梦》、《童年》等都是她美丽缠绵的“女儿梦”，“其作品节奏疾徐有度、字词疏密有致，掷地作声，重复的却是前人的意境”{。但是，到了1985年，以《歪嘴仔》为界，斯好散文的风格突然有了转变。她由审美转而审丑，由轻灵转为凝重。1985年是她创作的转折期，这一年，她写下了表现畸形人生的《歪嘴仔》，之后又写有一批关于复杂人性真实人生的作品。这批作品主要是她表现“斑驳人生”的叙事性散文，较为著名的还有《表舅母》、《婉穗老师》等。在这些作品中，斯好既满怀悲悯与同情地审视儿俗的市井人生，又不无批判地揭不人性的复杂与卑微。她自已也由甜蜜的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痛苦的理想主义者。

在省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斯好也在不断进行自我省识。“心的形式”和“荒诞系列”的作品即为她返归内心、自说自话、自问自答的心理独自。其中，《心的形式》、《心灵速写》、《梦Ice)),《一封信，永不付邮》等都是思考着的斯好与自已灵魂的对话。由于她所感受的

现实“冷峻多于温馨，痛苦多于幸福，利_陋多于美丽，无限的灵魂在无限的梦境里领略到的却迥然不同，风光大异”凡，因此旱期散文巾流溢的女性的温婉细腻情怀被置换为孤寂纷乱、荒凉无助的情绪。《心的形式》一文，在追忆了荒谬时代的生活后，她这样表述自已对人生的体认和感受:

这是头一次明自人生要跋涉要承受的太多太多，可以安享可以选择的却那样稀薄有限。

也是头一次明白幸福可以不必富丽堂皇.有声有色。……有一种感觉像山一样沉重，又像空气一样飘忽

不定。我有时真切地感到它来了，但很快又感到它头也不回地走了。我无法确切地说出它是什么，但我知

道它走后我出奇地冷静.出奇地坚忍不拔….

有一种渴望老在我心底盘旋。它计我透视人类的渺小，人生的无谓。它抹掉尘世虚假的光泽，还它以本的幽暗与芜杂。它是一个警句，一条格言。是一个质疑，也是一份回答。它是唯一的水恒，唯一的真实。它使我在仄倦的同时能够观照，在沉溺的同时能够警醒。

斯好这类跨越具体事件本，直面对心灵的倾诉是最可代表其散文成就的作品。它们向灵魂深处漫游，在形而上的思考和追问中探询着生命中能承受之轻。在冥想的世界里，斯好打破了现实生活的情节链条，只尊重从心灵的呼唤，倾听心灵的回声，这使得她在表述上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是，密集的思考计斯好越发放弃了叙述优势，除了“亲子”散文外，其他作品对世俗生活疏远的倾向令其散文越来越背离“情”、而靠近“理”，这恰恰又为其散文的局限。

张抗抗的散文以喻理见长，性别意识井不明显。她以不散的“魂”、’以固的“核”支撑自已的作品，以使自已散文中琐碎和闲趣产生一种内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其散文的“魂”与“核”即对人生析理的参悟。因此，在不放弃审关追求的同时，张抗抗散文还表现出审智倾向。《地下森林断想》、《下一吞泉》、《牡丹的拒绝》等即是在“艺术境界和智慧境界”里的富于启迪性的佳。

从自然景观中理人生并行自我低砺是张抗抗散文的特色。以《下一吞泉》为例，作者叙述的是一直向下方能见到壮观的三叠泉的游历。我们不妨挑选出这样一些话:“多奇怪，竟然是一白往下走”，“我知道，退路是决没有的”，“既然已经出征，又干吗找退路呢?”他们亦是走到走不下去，才自已辟出一条路来……”“而这种感觉，却只有走了那么险的‘下坡路’，站在峡谷底才会得到”，“如果按照原路回去，便一白是朝上走。真奇怪，回路是向上的……”从这些句段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写三叠泉游历的目的—暗示读者换一个角度看人生。当然，具体选择什么角度，则是读者个人化的决定。在《牡丹的拒绝》中，张抗抗盛赞洛阳牡丹花会上，没有开放的牡丹“不苟且不俯就不妥协不媚俗，{日暮自已冷落自已”，显然，她将牡丹.赋予了人格意志，作为了人格化身。《地下森林断想》、《仰不愧于天》等作品也都是借写实而写虚，因此，张抗抗笔下的自然总是人格化的自然.总是呈现出主体大于客体的人格精神，指向对人生的体悟。虽然张抗抗的喻理散文不同于“十七年”散文的“理”即“政论”模式，但由情至理的写作路径总难免给人以目的性过强、艺术性不足之感。

综观张洁、苏叶、唐敏、斯好、张抗抗等人由情绪感受型向理智分析型的创作转向，效果不甚理想。理性的登场并末能引领“女性散文”走向深刻，反而暴露了女性驾御此类题材时的吃力。并且，女性长于感性体验的先天资源一旦被弃置，她们的散文在艺术上的女性色彩便也随之淡化，“女性散文”的特征便不再显明。

如果“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性别诉求、接受了自已的社会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她们与男性中心世界的和解的话，这种趋向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确实值得肯定，因为任何极端的、激进的、无休止的对抗状态都只能说明社会生活与思想的不健全，温和主义的性别观念暗示了中国女性主义思想的健康与成熟。但是，当“女性散文”作家们放弃了自已敏感、细腻的心理资源时，她们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已的专长。因为这样一来，女性散文作家惯于摒弃理性分析、直达体验与感受的表达方式，天生的艺术领悟力，善于抓住心灵的每一丝微波细澜，及时将电光火石的、转瞬即逝的感觉转换成沉静有力的文字等优势将难于展现。在后来的发展巾，“女性散文”的声音渐渐稀薄，从情绪感受刑到理智分析刑的转向是其市要原因之一。

关于母亲的散文篇7

【关键词】母亲；比较；评析

作家们对于不同题材的青睐，大致反映出各自的生活经历、思想兴趣与情感体验等方面的差异，具体显示出他们在审美眼光、思想认识和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独特个性。正是在这种审美意识的驱使下，我在教学朱德同志的回忆性的散文《回忆我的母亲》时，不由地萌生了一个想法，把这篇散文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抒情散文《我的母亲》作一个比较评析。

首先引起我的注意的是，这两篇文章中所塑造的都是旧社会的劳动妇女的形象，有大致相同的命运，大约都生活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间。两篇散文题材常见，但互不雷同各有重心，鲜明有力的表现出作者的创作个性。

两篇散文都着力表现了人物的最主要的性格特点——勤劳。朱德同志的《回忆我的母亲》从三个视角来表现他母亲的勤劳：一、劳动内容多。二、劳动能力强。因为身材高大、结实，她能挑水、挑粪，干一些男人干的一些活。三、不辞劳苦。因为朱德同志的家庭是一个大家庭，他的母亲更是“整日劳碌着”，没有抱怨。

老舍先生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朱德同志的所出的家庭环境是不同的。老舍的家庭却是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一岁半，父亲去世，兄未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为了解决这艰难的生计，她就靠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缝衣裳这一微薄的收入来维持生计。

另外，两篇作品都细致地描写了两位母亲对子女的爱时，主要是通过母亲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性格的影响来表达。朱德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勤劳的本色，每时每刻都以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的优秀品质。老舍先生身上则始终体现着“人民艺术家”的本色，他始终坚持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奉献给人民，反映人民的疾苦，聆听人民的呼声，真正做到了舍我一生，甘愿牺牲的优秀品质。

《回忆我的母亲》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表达自己的深情。一，勤劳习惯的培养。二、优秀品德的熏陶。朱德总司令是一位胸襟宽广的无产阶段革命领袖。朱德同志的母亲是一位极为宽厚的人，并且严格的教育自己的子女，不让他们染上一点的坏习惯，朱德总司令少有的广博的胸怀，正是他的母亲的影响所分不开的。三、母亲反抗意识的启发。她具有的朴素的阶级意识“启发了朱德同志幼年时期的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并决心寻找新道路。

《我的母亲》中作者怀着真挚的心情写到自己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经历了二十几位教师，有给与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他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虽然他的母亲并不识字但“她给子女是生命的教育。”老舍先生的家庭的情况与朱德同志差不多，老舍先生同样深情地写到“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正是这样地教育，使得朱德同志成为我党的重要领导人以后，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勤劳的本色。老舍先生身上始终体现着人民艺术家的本色。但我以为二者影响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朱德同志的文章主要突出了对作者走上革命道路在思想上的深刻影响。而老舍先生则在文中六次提到母亲对自己在以后的性格的形成的影响。老舍先生曾讲过自己对一切人和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正是他母亲的随和的性格特点的体现。

上面我们已经评析的许多内容，主要是关于两位母亲给作者的性格、心灵的巨大影响。两篇作品不仅为我国现代散文宝库创造了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的母亲形象，而且运用不同的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为散文的创作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艺术经验。

《回忆我的母亲》与《我的母亲》两篇文章在组织材料方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作者都是按时间的顺序把材料贯穿在一起。《我的母亲》从母亲出生，生“我”，一直写到母亲去世，脉络清楚，衔接紧密，多角度地叙述了母亲的一生。《回忆我的母亲》从全文来看，本文采用了倒叙的叙事顺序。

在语言的运用上，两篇散文都没有运用华丽的辞藻。《回忆我的母亲》是一篇回忆录，它以质朴的语言表达了真挚的感情。语言十分质朴、简洁。在平实，平静流畅的叙述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真挚深沉的爱。充分表明作者以天下为己任而难求两全的境地，使慈母眷眷的心和赤子拳拳的心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老舍先生曾谈到语言时说：

“一个作家的本领就在于能用很精练的语言把思想感情表达出来。”《我的母亲》的语言首先朴素自然，但却表达了深沉的感情。其次，作者善于运用白描的手法刻画人物形象，如文中提到“终年是鲜红”中的“终年”和“鲜红微肿”突出了母亲辛劳的程度。第三、作者以无华的语言表达醇厚的情感。如“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用了大白话，但充满了感情，深切的表达了作者对母亲的无限思念之情。

关于母亲的散文篇8

我喜欢杜爱民的散文。读他的散文，常常会想起上个世纪30年代的梁遇春。知识、情趣有机地奔赴在梁遇春别致的文字里，那是对生活的独到的认知与哲理性思考的言说。杜爱民的散文当然不是梁遇春的再版，而是刷新，是“开出一片新天地”。

以个人的名义，说出简单的生活中的神奇魅力，于平淡中见深沉，没有慧眼的独具，没有博大、宽阔的胸襟，不可能抵达这样的境界。杜爱民的散文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种境界。

私人话语之可贵，之为陷阱，全然取决于这个私人是什么样的言说主体，这个主体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言说。

我们看到的，多半是顾影自怜；自我欣赏，新贵的自得与自诩。

杜爱民散文与此全然无涉。

读杜爱民的散文，你会发现，他总是不按你的阅读期待去写，他取的是另一条路径。这是一般散文、一般言说方式之外的另一种言说。在别人不写，其实不是不写，而是压根儿不曾发现、不曾感悟到的地方，杜爱民看到了、写到了生活中的别样风景、别样风情，给人以意外的惊奇和思考。

《4路公共汽车》写母亲。写母亲的散文连篇累牍，似杜爱民这样写的，可说罕见。不直接去写对母亲的爱，而以4路公共汽车为载体，满载无尽的无以诉说对母亲的思念，这已经是别出机杼了。

尤以感人的是，杜爱民写到“没有人知道我的心情，没有人清楚我将要去照顾病危的母亲”，平淡朴实的言说里，流淌着孤独的无助，将因母亲病危的忧伤，写得感人至深。而“谁又能发现这些庸常细小的世相背后隐匿的无数个秘密”，更将个人的忧伤与世人无数个秘密联系了起来。个人的痛苦在这个联系里，便获得了一种普遍的意义。

杜爱民并不以此止步，他仍然在开拓他的心田，摇曳他的情丝。他继续说“人一生会遇到很多事情，也会在这些事情中改变许多。这当中没有根本解脱的途径，只有承受，忍耐，和对任何平凡的事物保持内心的敬意。”沉重与无奈，并没有让杜爱民因之消沉。反倒是激发起“对于平凡事物”的“内心的敬意”，他因此而“默默注视着它（4路公共汽车）远去”。

我以为对于苦难的承受，对于琐碎平凡的事物，采取一种“敬意”，非常难得，又非常必要。这是以一种平常人的平常心去看取生活纯净而真诚的态度。这绝不是故作姿态。故作姿态者不会对琐碎平凡的事物投去关注的目光，这是一种近似于宗教的对于生活的虔诚与敬畏。这恰恰是一个诗人、一个散文家最可贵的品质。它与激情主义保持着距离，或者说警惕激情给生活涂抹了原本不属于生活的色彩。

柏拉图从来不愿讨论巴门尼德。理由是巴门尼德在柏拉图看来是一个“可敬可畏的人物”。巴门尼德“有一种非常高贵的深度”。不说“非常”，但《4路公共汽车》拥有“高贵的深度”，我以为不为过。

杜爱民散文里不少篇什都用的是这种闲处落笔的写法，表现为鲜明的个人化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这种个人书写的背后，究其实质有一个另类的文化逻辑，文化符号系统为支撑的。它是对胡塞尔批评的“主体性遗忘”的呼应，让“主体”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泥淖里脱身，让“主体”在世俗的、通行的话语陷阱里突围。《人民》《1975年的琴声》等篇章，在生活的根基处，唤回人的本真，这样一个声音，始终在萦绕着。这种个人感知世界的独特处，不只是方式上的，而是方向性的。它指向了通用话语遮蔽了的、或者说世俗语言未曾表达的那个“存在”。文章对“存在”的真实性的揭示，往往具有了某种黑色幽默的艺术效果。荒诞之所以更接近本真，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杜爱民不动声色。他娓娓道来。他并不以为自己真理在握，他并不认为自己慧眼独具，他对生活采取了一种谦虚的态度，谦恭到了谦卑。正如《藻露堂》里的风，如果不用心去体味，你很难感到他的存在。

杜爱民的散文并不因此而失去力度。如老子眼里的“水”，阴柔而莫可御。试看《三十年代》，一两千字，将一个时代摆在了面前，你会惊异于杜爱民的概括力和捕捉细节的准确与犀利。比之于张爱玲，比之于苏青，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形象、中国记忆、中国想象，杜爱民的这一篇，可以说，更为简约深刻。

这让我想起福柯。福柯关于理性的“他者”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尼采、凡・高、陀斯绥耶夫斯基于“理性的他者”之列。作者的功能建构出我们称之为“他者”的一种理性的特定存在，产生于并存在于作者和叙述者的裂缝当中。问题是不再是作者如何将意义赋予文本，作者如何从内部调动话语的规则来完成构思，而是在话语中作者主体在何种条件下，以何种形式出现，表现出什么功能并遵循一种什么规则？文本在这里成为无限开放和永恒变化的动态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