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诗歌范文
时间：2023-11-26 18:56:04
新年诗歌篇1
新年，
新的起始点；
新年，
新的播种希望；
新年，
是那么崭新，
那么热闹。
在喧闹声中，
我听见了新年；
在各色年货中，
我看见了新年；
在香气扑鼻的饭菜中，
我闻到了，
尝到了新年；
在每个坚守岗位的人中，
我感到了新年的希望！
新年，
新年诗歌篇2
朱：鼠去牛来闻虎啸，民殷国富盼龙飞!
魏：辞旧迎新除硕鼠，富民强国效勤牛！
朱：尊敬的各位领导，
魏：亲爱的各位同事们.
齐：大家下午好！
魏：在即将到来的2011年里，我们全司职工在党政领导的带领下，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干中求严，严中求细，细中求精，精中求效”的十六字方针，为提前完成双十亿目标而奋斗不息，在春节来临之际，机关工会经过精心策划，组织了颂改革迎新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暨迎新春诗歌朗诵演唱比赛。
朱：我们今天到会的领导有：xxxxxxxxxxxx
魏：掌声欢迎xxx致辞！。
朱：我们请到的评委有： 魏：我们今天的评分规则是：一、演出内容切合主题，积极、健康向上； 二、着装整洁，台风严谨，精神饱满，姿态得体大方； 三、能正确表达演出主题的情感内容，演出音色词句准确优美，富有激情，表演有感染力； 四、形式新颖，富有创意； 五、必须有分管领导或部门领导参加，领导未参加的部门酌情扣分; 六、评分按10分制实行现场打分，取所有评委的平均得分为比赛成绩。由于时间关系，不当场亮分只宣布最后得分。 朱：我们建设集团已经走过了55个春夏秋冬，伴随着祖国改革开放的脚步，我们公司也迅速的成长起来，可以说我们公司的发展历程，就是新中国成长、发展的历史缩影。
魏：是啊，我们的国家也迈入了富强、民主、和谐的行列里。公司55年的风雨历程，使我们见证了日月变迁。公司经历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而这一切都归依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难道今天我们不该一起赞美她吗？
朱：我们就一起聆听那来自建设人内心深处的赞美之歌，请听由公共关系部为我们带来的诗朗诵《盛世中国》
魏：1980年由于洋导演的电影《戴手铐的旅客》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第一部怀旧电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其主题曲《驼铃》更是传唱大江南北，直到今天，它仍旧被军人、公安作为阐释战友情谊的歌曲翻唱不息。今天，我们人力资源部就在郑部长的带领下，为我们阐释我们的同事情。
朱：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至今是许多企业里的座右铭。下面掌声有请经营部的同事们合唱《团结就是力量》
魏：八十年代初期有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在当时被众多年轻朋友广为传唱。下面就由审计部为大家带来这首熟悉而亲切的歌曲演《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朱：一个企业的高速发展，绝对离不开这些紧跟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带头学习新技术，带头践行新理念，用智慧填补技术空白、攻克技术难题，在社会不断进步的洪流中，为实现企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唱响着新时代的主旋律。下面有请总工办，安环部为演唱《走进新时代》
5、互动节目： 问题抢答。
魏： 下面请听配乐诗朗诵《歌颂祖国》
新年诗歌篇3
新年到了，
我听见小鸟飞来飞去在唱歌：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我问小树，新年是什么?
小树说：
新年是长出嫩嫩的树叶。
我问春风，新年是什么?
春风说：
新年是把种子遍地撒播。
我问钢琴，新年是什么?
钢琴说：
新年是叮叮咚咚的音乐。
我问老师，新年是什么?
老师说：
新年是更美好的生活。
小鸟小鸟，
我知道了，
新年是无限的期待与欢乐!
飞进新年的大门
领：大地，又迎来一个新春，
小树，又增加一个年轮，
地球，绕太阳转了一圈，
齐：新的的一年，向我们敞开大门。
领：请问小树，
根是不是扎得更深?
当春风吹拂大地的时候，
能不能给枝叶更多的养分?
甲：小树说，我的根须，
已经在大地扎深;
我将向树干、树枝和树叶，
输送更多、更好的养分。
领：请问大地，
怎样迎接新春?
报春花会不会开得更鲜?
小蜜蜂会不会更加辛勤?
乙：大地说，我将献出，
缤纷的花朵，丰收的歌声。
想信吧，报春花会更鲜艳，
小蜜蜂会把香甜的蜜献给人们。
领：哦，还要问你们，
可爱的红领巾，
当你跨进新年的门坎儿，
想怎样大步前进?
丙：过去的一年，
曾经那样激动人心;
老师在我的成绩册里，
写上新的“优”和满分。
在新的一年里，
我要创造性地学习本领。
像战士攻下一个个碉堡，
我要向文化山胜利进军。
丁：过去的一年，
文明之风吹遍城镇、乡村;
“红领巾卫生街”的美丽容貌，
正是我们劳动的结晶。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做精神文明的学生。
让祖国高兴地称赞她的孩子;
人人都有一颗美丽的心。
戊：过去的一年，
少先队活动丰富又新颖，
《中国园地》上的小红花呀，
又红又艳，多么喜人。
在新的一年里，
决不愧对我们胸前的红领巾;
要为它增添新的光彩，
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
甲：过去的一年，
我们和操场的感情越来越深。
打球、赛跑，个子长高了一寸，
拔河、投掷，力气增加了几分。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通过体育锻炼标准;
像小雄鹰在辽阔蓝天飞翔，
我们要锻炼出钢骨铁筋。
乙：过去的一年，
我们向共青团靠拢，
困为离十岁——入团的年龄，
已经越来越近。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更珍惜胸前的红领巾。
当我们因为年满而摘下红领巾，
又有金色的团徽在胸前闪耀光明。
领：啊!回答得好呀，
祖国听见了你们的声音。
祖国说：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吧，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主人!
甲：对!在金色阳光照耀下，
我们要向二进军。
乙：四个现代化要我们实现，
让社会主义大厦高耸入云。
丙：我们今天努力创造，
正是为了明天献身;
丁：我们今天学好本领，
明天才能建立功勋。
领：用劳动的心血，
齐：灌溉一个又一个黄昏;
领：用胜得的预言，
齐：召唤一个又一个早晨。
领：爸爸妈妈微笑着说;
甲乙：好孩子!
领：老师高兴的点头说：
丙丁：好学生!
领：老爷爷放心地说：
齐：好接班人!
领：啊!当大地迎来又一个新春，
当小树又增加一个年轮，
齐：红领巾像矫健的小雄鹰，
新年诗歌篇4
小树，又增加一个年轮，
地球，绕太阳转了一圈，
齐：新的的一年，向我们敞开大门。
领：请问小树，
根是不是扎得更深?
当春风吹拂大地的时候，
能不能给枝叶更多的养分?
甲：小树说，我的根须，
已经在大地扎深;
我将向树干、树枝和树叶，
输送更多、更好的养分。
领：请问大地，
怎样迎接新春?
报春花会不会开得更鲜?
小蜜蜂会不会更加辛勤?
乙：大地说，我将献出，
缤纷的花朵，丰收的歌声。
想信吧，报春花会更鲜艳，
小蜜蜂会把香甜的蜜献给人们。
领：哦，还要问你们，
可爱的红领巾，
当你跨进新年的门坎儿，
想怎样大步前进?
丙：过去的一年，
曾经那样激动人心;
老师在我的成绩册里，
写上新的“优”和满分。
在新的一年里，
我要创造性地学习本领。
像战士攻下一个个碉堡，
我要向文化山胜利进军。
丁：过去的一年，
文明之风吹遍城镇、乡村;
“红领巾卫生街”的美丽容貌，
正是我们劳动的结晶。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做精神文明的学生。
让祖国高兴地称赞她的孩子;
人人都有一颗美丽的心。
戊：过去的一年，
少先队活动丰富又新颖，
《中国园地》上的小红花呀，
又红又艳，多么喜人。
在新的一年里，
决不愧对我们胸前的红领巾;
要为它增添新的光彩，
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
甲：过去的一年，
我们和操场的感情越来越深。
打球、赛跑，个子长高了一寸，
拔河、投掷，力气增加了几分。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要通过体育锻炼标准;
像小雄鹰在辽阔蓝天飞翔，
我们要锻炼出钢骨铁筋。
乙：过去的一年，
我们向共青团靠拢，
因为离十四岁——入团的年龄，
已经越来越近。
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更珍惜胸前的红领巾。
当我们因为年满而摘下红领巾，
又有金色的团徽在胸前闪耀光明。
领：啊!回答得好呀，
祖国听见了你们的声音。
祖国说：把眼光放得更远些吧，
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新主人!
甲：对!在金色阳光照耀下，
我们要向二一进军。
乙：四个现代化要我们实现，
让社会主义大厦高耸入云。
丙：我们今天努力创造，
正是为了明天献身;
丁：我们今天学好本领，
明天才能建立功勋。
领：用劳动的心血，
齐：灌溉一个又一个黄昏;
领：用胜得的预言，
齐：召唤一个又一个早晨。
领：爸爸妈妈微笑着说;
甲乙：好孩子!
领：老师高兴的点头说：
丙丁：好学生!
领：老爷爷放心地说：
齐：好接班人!
领：啊!当大地迎来又一个新春，
当小树又增加一个年轮，
齐：红领巾像矫健的小雄鹰，
新年诗歌篇5
春华秋实，时序更替，我们说秋的辉煌是用老师的血凝成的，正是在这样一个金色的秋天，这样一个收获的季节，一个灿烂的日子乘风而来——教师节！请让我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将心中对老师诚挚的敬意转换成属于你们的语言。大家都说您培育着祖国的栋梁，我却要说您就是那栋梁。是您！支撑起我们一代人的脊梁，已经是第无数次把您的身影化成红烛，为后辈献出了所有的光和热，您的品格和精神浓缩成两个字——燃烧，不停地燃烧，燃烧…… 还是您，工作在今朝，描绘的却是祖国未来的蓝图；教学在课堂，成就的却是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如把您比作蚌，那学生就是蚌里的沙，您用爱去舐它，磨它，浸它……经年累月，砂粒变成一颗颗珍珠，光彩熠熠，点缀了教育界，装潢了祖国！可您，从不愿炫耀这番丰功伟绩，永远地从事这叶的事业，却散发出花的芬芳，默默地将培育出的***万紫千红开放在我们的心间，就象春蚕从未自诩，坚持着“命旦夕，丝方尽”，在中国的神圣之地上开创了闻名世界、震撼古今的丝绸之路。“不计辛勤一砚寒，桃熟流丹，李熟枝残，种花容易树人难。幽谷飞香不一般，诗满人间，画满锦绣，英才济济笑颜开！”千言万语也道不尽我们对您的感谢和赞扬，姑且让这首诗来诠释你们的生命价值，将你们的高尚品格在祖国传唱！
《教师节咏叹》
是蜡烛？难道不是吗？那耗尽自己而发出的光告诉我；是人梯？难道不是吗？那擎起学生的臂膀告诉我；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难道不是吗？那知识海洋中的高楼大厦告诉我。“太阳底下最光荣的职业”，不只是一句响亮的口号。那需要烛泪来滋养，需要梯木来构建，更需要铸造灵魂的气力来千锤百炼。所以，我们向您致敬。“传道，授业，解惑”，慷慨六字，迸发出教师为渴望知识的学生们奉献自己的精髓。当你看到他们伏案批改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流汗讲解的时候，当你看到他们飞快地赶往办公室的时候… …你是否为之感动？为那一股真挚的奉献之情感动？为那善良之人无私的光彩感动？感动吧！踏着教师节的旋律，让我们献上一份诚挚的贺礼，用真诚的心说一句：“老师，您辛苦了！”
《老师，辛苦了》
是谁－－ 把无知的我们领进宽敞的教室， 教给我们丰富的知识？ 是您！老师！ 您用辛勤的汗水， 哺育了春日刚破土的嫩苗。
是谁－－ 把调皮的我们 教育成能体贴帮助别人的人？ 是您！老师！ 您的关怀就好似和煦的春风 温暖了我们的心灵。
是谁－－ 把幼小的我们 培育成成熟懂事的少年？
是您！老师！ 您的保护让我们健康成长。 在金秋时节结下硕果。
新年诗歌篇6
一般来说，对诗歌现象和潮流进行跟踪式研究与批评，其本身要面对一定的考验和某种难以避免的“危险性”：一方面，这种批评所依据的观念之一——“现代性”，其背后部分地隐含着对诗歌“进化论”之“时间神话”的信奉，而作为观念助推器的“时间神话”正越来越受到批评者的质疑；另一方面，这种批评需要批评者具有足够的细心、耐心和高度的警惕性，能够拨开诗歌现象的种种迷雾，厘清问题的实质和被遮蔽的线索。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批评家如朱自清、李健吾、李广田、袁可嘉、唐湜等都进行过很好的跟踪式批评，成为推动诗歌发展的良性力量。如何有效地避开跟踪式批评中的误区或陷阱？吴思敬三十余年的诗歌批评实践应该会提供可予借鉴的启示。
在吴思敬多年的诗歌批评中，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几乎成了他的一种习性。他总是以开放的眼光和宽容的态度，看待乃至接纳一些新起的诗歌创作苗头；在他看来，“诗歌就是创造，就是要给读者提供点儿新的东西，而不打破定型的习惯的思维模式，就断难有新的创造”（2），因此他极为赞赏那些敢为天下先、勇于打破陈规的尝试者。实际上，趋新、求变是中国新诗的显著特征之一，特别是新时期以来，诗歌潮流更迭的节奏明显加快，诗界的“颠覆”之声此起彼伏。其间自有需要检讨之处，不过对于吴思敬来说，“新”就是创造的动力。可以说，对于自朦胧诗以降近三十年间出现的很多诗歌现象，吴思敬大都进行过思考并立于较前沿的位势予以评说，其相关见解体现在《“新生代”诗人：印象与思考》《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世纪之交的先锋诗坛：裂变与分化》《中国新诗：世纪初观察》《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新媒体与当代诗歌创作》《当下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等论文中。其中，格外值得留意的是吴思敬对1990年代诗歌从不同层面所进行的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成果。大家知道，“90年代诗歌”曾经作为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引起过褒贬不一的评价甚至论争。在一些“悲观”的评论者那里，1990年代是一个“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在这一阶段诗歌因其影响力的不复存在而被迫滑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失去了向公众发言的能力。其实，人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指责不少只是源于一种印象式的评判，对其实际情形的复杂性并未深究。那么，这一时期诗歌的状貌究竟是怎样的？基于对1990年代诗歌的观察和判断，吴思敬以大量具体而切实的例证分析，勾画了一幅幅关于1990年代诗歌的图谱。譬如，在《九十年代中国新诗走向摭谈》这篇综论性的长文中，他缕析出1990年代诗歌的几种走向：“寂寞中的坚执”、“个人化写作的涨潮”、“先锋情结的淡化”、“对传统的重新审视”、“将半空悬浮的事物请回大地”（3），并从中总结出属于1990年代诗歌的某些特质；《精神的逃亡与心灵的漂泊——90年代中国新诗的一种走向》一文剖解的是1990年代诗歌的精神向度，这一议题涉及诗人的境遇、诗歌与时代的关系、1990年代语境中的诸多文化现象等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当代诗歌主潮》一文着重分析了1990年代诗歌的平民化倾向，指出这一倾向的出现“体现了诗人在经历了1980年代封闭的、高蹈云端式的实验后，对现实的一种回归，是诗人面对现实生存的一种新的探险”，“一种不同于1980年代的新的感觉、新的情绪、新的格调在诗中呈现出来”（4）；《当今诗歌：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一文在论及1990年代诗歌的两极——圣化写作与俗化写作时，着意避免了“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模式”，将二者视为诗歌中的“两种互相矛盾、互相作用、互相补充的运动方式”（5）；《中国女性诗歌：调整与转型》、《90年代大学生诗歌：拯救与超越》两篇文章则分别评述了1990年代女性诗歌和大学生诗歌的新进展与新变化，前者淡化性别、趋于日常的写作，和后者为“拯救与超越”所作的努力，均构成1990年代诗歌寻求新变的一些侧面。吴思敬的这些讨论颇为集中且相互呼应，有别于一些批评家从某个单一角度对1990年代诗歌作出的论断与评判，无疑将有助于拓展人们对1990年代诗歌的认识。
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吴思敬在对中国当代诗歌潮流进行梳理与评述时，偏好采用总体性的视角，致力于对某一时段诗歌特征和规律的概括。他的不少相关题旨的论文从标题到行文方式，都有一种站在宏阔的视点上总揽全局的架构，在诸如“走向”“转型”“整合”“主潮”“从到”“与”等语句的统摄和带动下，一副颇具秩序感的诗歌面貌从芜杂的背景中被凸现出来。这样的视角与行文方式，也体现在吴思敬对一些理论现象和问题的探讨之中，如《启蒙•失语•回归——新时期诗歌理论发展的一道轨迹》一文中所暗含的“轨迹”思路、《中国新诗理论：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诗学形态》一文对中国新诗理论之“焦点问题”的提炼、《〈磁场与魔方〉编选者序》中对新潮诗论所作的阶段划分，与他全景式地扫描、总结当代诗歌现象的做法一脉相承，由此也显出其建构一种历史连续性的冲动，同时不乏对诗歌未来发展充满憧憬的乐观意绪：90年代的中国新诗，沉静中酝酿着突破，躁动中蕴含着生机，失望中寄寓着希望。但愿我们的新诗能像火中凤凰一样，在新的世纪再生。（6）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尽管当前商品经济与大众文化的潮流使诗人处于空前的窘境，尽管当代诗歌还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中国诗人在寂寞中坚执着，中国诗坛的圣火并没有熄灭，正在一步步向我们贴近，但愿我们也能主动去拥抱诗。（7）当然，这种全局性批评的优势自不待言，却也难免有删剪枝蔓、略去细节后的空疏之嫌。或许是意识到了其中可能的不足，吴思敬同样重视对诗人、作品的个案批评，不仅在综论性的文中穿插较多的作品评点，而且写了不少关于诗人个体的专论，这些不啻是对其关于诗歌潮流的总体论述的一种补充。与他对朦胧诗的评析相呼应，吴思敬先后为朦胧诗的代表诗人舒婷、顾城（两篇）、江河（两篇）及其先驱食指写出专论（为此他也与其中的一些诗人建立了友谊）；为配合他对“新生代诗”的论评，他特意写了《叶硬经霜绿，花肥映雪红——〈他们〉述评》等文，探析其核心人物韩东、于坚等的诗学主张和创作；此外，他还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诗人如郭沫若、李金发、邵燕祥等进行了专门论析。在吴思敬对当代诗歌现象与潮流进行宏观把握的过程中，众多的诗人作为例证进入他观照的视野而被他诉诸笔端。他对被他纳入总体论述的诗人、作品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袒，而是以兼容并蓄的态度对待各种风格、流派的诗歌——这确乎也符合他“求异”的心理，即使在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所谓“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对峙的论争之后，也依然如此。虽然吴思敬在进行个案批评时，也常常会采取总括性的思路（如《男子汉的诗——青年诗人江河作品试析》一文是从“阳刚之气和历史感的表现”、“英雄气质与集团意识”、“结构手法的特色与不足”（8）三个方面论析江河的），但其中仍然包含了某种细密的洞察。比如，他从梁小斌写于1985年的长诗《断裂》所显示的变化，感受到了梁小斌前后诗歌中的“断裂”与延续：“《断裂》表面上是在写生活，他所涉及的生活现象都是从生活中捕捉的而不是出于虚构，但它的本质上仍是一种梦幻，它表现了人在现实世界中被侵蚀的感受和人不甘心被侵蚀的一种挣扎”；他还提醒梁小斌“要注意诗的历史感”、“注意诗的净化与提纯”（9）。
正是在吴思敬对诗人个体的辨察中，才更见出其为文的性情之处：在顾城的内心世界中这魔鬼与天使的冲突表现得尤为激烈。顾城在他的诗歌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寻找纯净的美的天使形象，在《英儿》这部忏悔录中则坦诚向读者揭示了他内心魔鬼的一面当他向谢烨扬起斧头的时候，他内心的魔鬼一面无疑占了上风，为一个富有才华的诗人的一生涂下了极难令人索解的一笔。（10）这使得他的个案批评具有感同身受的特点：他与批评对象之间不是保持着距离，而是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亲和与趋近的关系。从步入诗歌批评领域伊始，吴思敬就表现出对诗歌理论的浓厚兴趣，曾出版《诗歌基本原理》、《诗歌鉴赏心理》等探讨“原理”的论著。论文集《诗学沉思录》中的部分篇章也是从原理的角度谈论诗歌创作（性质、功能、形态等）的，其中如《诗的发现》讨论“发现”之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及种种表现，《诗歌内形式之我见》提出了一种较新颖的“内形式”观，《诗与梦》谈到了诗与梦之间多层面的关联。值得一提的是，吴思敬的这些原理性探讨大多辅以具体作品的分析，并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有些理论探究的动力大概出自他对诗歌现象、问题解析的需求，如“象征主义”“字思维”“语言诗学”“诗歌鉴赏”等。实际上，在他全部的批评实践中，对诗歌现象的即时品评和对诗学原理的系统探讨构成了他诗歌批评的“双翼”，前者部分地成为后者的问题出发点或“原材料”，后者则为前者增添了不少理论的底色或基质。可以说，理论的介入不仅有助于修正他的现象批评中可能的失误，而且能够为他的批评注入一丝其所期待的哲学内涵。在他看来：“一位诗人，当他把喷发于生命之泉的想象力指向世界的秩序、放射出人类智慧之光的时候，他也就同时具有了哲学家的气质诗，不仅是情感的抒发，也是灵魂的冒险。
诗人是人类心灵的探险家，这种探险，只有借助哲学的光亮才得以进行。”（11）吴思敬的不少批评文章即围绕一些具有哲学意味的理论命题展开讨论，显示了较鲜明的理论意识，这从他文章标题中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些词语便可看出：“精神”“悟性”“生命”“奥秘”“拯救”“超越”（此词出现尤多，如《90年代大学生诗歌：拯救与超越》《超越现实超越自我》《痛苦使人超越》《从强化到超越》）等；不难看到，他强调诗歌中的“生命”激情，重视写作的“悟性”，呼唤全方位的“超越”——这或许是他诗歌批评中蕴涵的“哲学”。在吴思敬探讨诗学原理的论著中，《心理诗学》是一部曾引起较大反响、今天读来仍然不失价值的著作。该著从“内驱力”“心理场”“信息的内化”“信息的再生”“信息的外化”“诗人的创作心态”“诗人的个性气质”等诸方面，讨论了诗歌创作所需的心理要素和必经的心理过程，以及诗人的创作心态与个性气质。这部“用心理学的方法追踪诗的精灵”的著作，其初稿完成于1980年代中后期，可以说是彼时方兴未艾的方法论热的产物，也顺应了时兴的学科交叉风潮。当然，该著的产生的最直接动因，应当还是当时风起云涌的诗歌新潮：近几年一大批青年诗人潮水般的涌现，为我们单色的诗歌画廊涂上了光怪陆离的色彩：向微观的内心与宏观的宇宙的同时掘进，面向世界的横向扫描与对传统文化的纵向寻根，当代性与历史感的交错，饱满的张力与三维空间立体感的追求这一切表明诗歌美学的多元时代的来临。在迅疾运动的诗的精灵面前，寻常的理智失去了制驭的力量，传统的方法论也处处显示了它的僵硬与局限。很明显，诗歌研究方法论的更新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
新年诗歌篇7
关键词：沉潜；个人性；反思；汉语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I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17-03
“语境”（context），作为语言学术语由波兰人马林诺夫斯基首先提出，经由英国弗斯创立了相对完整的语境理论，而瑞恰兹又把“语境”理论用于文学研究，并且“把‘语境’的范围从传统的‘上下文’意义扩展到最大限度，不仅是共时性的‘与我们诠释某个词有关的某个时期中的一切事情’，而且是历时性的‘一组同时复现的事件”[1]。在文学研究中，文学语境是一个承载审美信息的关系场，也是生成文学意义的语义场。构成语境的各种因素在这个场域中彼此互为语境，形成暂时或固定的语义关系，文学文本，或者更大的研究单位――文学现象亦或者文学本身也由此来生成和诠释意义。
当诗歌的历史行进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我们明显的感受到，90年代的诗歌创作不是80年代的简单延续，而是一个完全有别于80年代新的诗歌时代的开始。一个诗歌时代的开始，必然是导源于一个全新的诗歌语境。因此，梳理、厘清90年代诗歌语境，对于我们观察、思考、探究90年代的诗歌现象无疑具有现实的先导意义。
一、沉潜――从内到外的诗歌现实
诗人兼诗评家的沈奇在谈到当代诗歌现状时用八个字做了一个概括：分流归位、水静流深[2]，我们认为这样的概括同样适用于90年代诗歌。相对80年代诗歌的潮头迭起、喧嚣和热闹，90年代诗歌是“沉潜”的。在这里“沉潜”不仅是对诗歌外在状态的描述，同样也是诗歌内部状态的特征。
这首先源自于90年代诗歌在整体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边缘化”。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文化的重大转型期。政治层面在经过了80年代的摸索、尝试、徘徊之后重新确立了改革的方向，尤其重要的是坚定了改革的决心。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场众所周知的风波之后，整个社会的改革步伐大大加快。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官方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控制方式做出了调整，这外在表现为体制层面的对文化生产、传播等监管方式的变化。权力话语改变了他原有的发言方式，模糊了与知识分子精英话语和大众文化话语之间的界限，影响和介入文学活动的方式更加隐蔽和间接。知识分子、人民大众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权力话语的主动后撤间接制造了一个较为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同时这种变化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它使得知识分子通过保持与权力话语的对抗关系获得存在价值，在既定的文学权力序列里获取认同感的意义生成机制发生危机。“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当对抗的一方策略性的做出了后撤，这种抗辩性的言说方式在新的诗歌语境中变的不真实起来。
事情的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市场经济的商业逻辑成为集体的社会性思维，商业资本进入到文化活动中。在商业法则的主导下曾经的文化格局被重新调整：权力话语主动后撤，知识分子精英话语萎缩，大众文化兴起。在纯文学内部，由于诗歌天然的对商业化的排斥和对抗，一步步的沦落为“时代的冷风景”。而伴随着公共空间的日益扩大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人民大众多样性的文化需求被大大激发，在感官娱乐和情绪宣泄的大众娱乐中，民众对文化的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知识分子或诗人曾经的“民意代表”的身份变得虚假和可疑起来，“一代人的呼声”变得遥远和空洞。同时，启蒙精神的沦落和知识分子对启蒙者文化精英意识、道德裁判员身份的警惕使得知识分子（诗人）放弃启蒙姿态，反之寻求对民众文化趣味的认同和对自身的世俗身份的认同。这一切正印证了欧阳江河的宣告：1989年后国内诗人作为“普遍性话语”代言人，以及带有表演性质的地下诗人的两种身份都变得可疑起来[3]。
二、个人性――“后现代”开启的语义空间
在“后现代”解构力量的冲击下，90年代知识分子（诗人）的思维方式和面对世界的姿态发生了深层次的改变。在利奥塔那里，“后现代”被理解为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的表征为：消解、去中心、多元论、解构“元话语”、冲击旧规范和对真正自由的永不停息的追求[4]。与现代派一起，在80年代中期“后现代”进入国人的视野，并在第三代诗人的诗歌狂欢中被热烈操演。“后现代”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思考在于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反思和质疑，以及对这种思维模式背后隐藏的“中心论”意识的警惕。这使知识分子（诗人）在原有的知识谱系之外获得一种超越的力量和重新审视自我的高度。消解的、解构的、反讽的、喜剧的方式成为他们文学（诗歌）意义的获取方式，放弃了对抗，抹平对立，将对立的双方拉平在一个界面上。非此即彼的绝对被各种可能的相对替换，二元变成多元，中心论变成多元论，居于一端的任何曾经的权威都只作为一种文学（诗歌）的可能。这时候，诗人和诗人的诗歌从各种抗辩性的对立关系中离析出来，“个人性”重新被强调并被赋予新的内涵。“个人性”不再作为与“集体性”相对立的一个概念被使用，也不再是诗人的诗歌创作独立品格和合法性的描述及依据。当作为整体的诗歌观念在新的历史空间中弥散，“个人性”成为诗人面对世界、面对传统的一种姿态和立场。
个人诗歌语境的获得是90年代诗歌区别于其它时代的重要特征，对于诗歌向个人回归的意义谢冕先生说：“在90年代，诗歌的确回到了作为个体的诗人自身。一种平常的充满个人焦虑的人生状态，代替了以往充斥中国诗中的‘豪情壮志’。我们从中体验到通常的、尴尬的、甚至有些卑微的平民的处境。这本是中国新诗的历史欠缺。”[5]诗歌向个人回落带来的是诗人面对世界方式的变化和世界进入诗歌方式的变化，历史个人化和个人历史化是其显著的特征，诗人面对世界的过程是将世界体验化和经验化的过程。关于诗歌的所有解释都只能在个人的诗歌语境中去寻找，诗歌真正的回归个人立场，作为“运动”的诗歌结束了，作为“个人”的诗歌开始。
三、反思――对诗歌出路的再寻找
90年代诗歌是在一种近乎“反思中的自由与沉默”[6]的状态中前行的。这种“反思”的氛围在诗歌的表层是源于对90年代诗歌现状的不满，但在深层可以视是90年代诗人对“诗歌究竟按照何种道路发展”这个延续在中国百年新诗史中的巨大疑问的思考。这种“反思”的氛围表征为90年代一系列的诗学论争，在相对沉寂的90年代诗坛，论争似乎成为最引人注目的诗歌事件。这些较大的论争包括：1994年围绕郑敏先生《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引发的论争；1997年《星星周刊》发起的关于周涛“新诗十三问”的论争；1999年《星星诗刊》发起的“下个世纪学生读什么诗――关于中国诗歌教材的讨论”而引发的论争；世纪之交，众所周知的盘峰论争；直至新世纪之初因《粤海风》发表的《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对话者：郑敏、吴思敬》而引起关于“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回顾这些论争，我们发现90年代诗歌论争的核心问题依然是“传统与现代”、“外来文化与本土资源”之间的矛盾。90年代的诗人宿命般的重新审视和思考这个贯穿在百年新诗中的历史命题，并给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回答。
90年代诗歌的“反思”氛围，源自于对诗歌现状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要重新回到时代文化的中心，重铸类似于80年代的诗歌“辉煌”，而是源自于“告别”之后重建诗歌秩序的伟大诗学抱负和焦虑于混乱的诗歌现状所体现出的责任。90年代诗人思索的是如何更新自己的修辞系统、诗歌语言和诗艺技巧，如何改变面对生活发言的方式，当然他们还需要思索自己面对传统的方式的调整，思索传统为诗歌提供的新的可能，用孙文波的话说是要修复自己与传统的关系[7]，对修复的强调其实就是对曾经的断裂的确认。这里还有一个意识的隐性在场：对于获得新诗独立品格的渴望和创作出可与古典诗歌经典文本比肩的现代诗歌的诗学抱负和自信。
四、汉语主体性――全球化视野下的身份定位
当我们放大90年代诗歌语境的考察视野，我们会发现在经历了80年代外来文化思潮强势洗礼之后，90年代诗歌正和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共同进入到文化全球化的文学（诗歌）语义场。在日益频繁的东西方诗歌交流中，在90年代诗人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寻求世界诗歌交流中的发言权时，90年代诗歌就获得了一个“世界性场域”。
1990年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发表了《何谓世界诗？》一文，在这篇虽仅有二三千字的文章里，宇文所安指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双重不足”：即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无法与以唐诗为顶峰的中国古典诗歌相比，另一方面，现代汉语诗歌是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产物，是翻译成现代汉语的现代西方诗歌。于是，他不禁诘问：“这还是中国文学吗？或是发轫于中文的诗？[8]”文中所提到的问题本是中国新诗发展过程中的老问题，但也是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中国新诗是在双重“影响的焦虑”下一路走来的，一方面面对西方诗歌资源，敏感于中国诗歌的落后，寻求中国诗歌从诗歌形式到诗歌内涵的现代性更新；另一方面面对古典诗歌传统，敏感于传统的强大和无法逾越，以断裂的方式完成新诗的革新，但却无法斩断中国新诗、诗人与传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中国诗人在建构现代诗学体系的过程中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面对古典诗歌传统态度上的挣扎，如何将“传统”纳入现代性的视野，如何在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中给予古典诗歌传统以新的意义，这些都成为90年代诗人焦虑的问题。
宇文所安站在西方文化的视角上提出这一问题，给予了中国诗人新的思考，即在“世界性场域”中，中国新诗除了要在“影响焦虑”的驱使下，反思新诗的历史，还必将在融入世界性的场景并进行平等交流与对话的同时，肩负确证现代汉语诗歌的文化身份的使命。在后现代，尤其是后殖民的视野下，这其实涉及到了如何确证中国当代诗歌“汉语主体性”和在全球化语境中争夺“文化权利”的文化政治问题[9]。因为“文化政治……关系到每一个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和自我主张。它敦促属于不同文化和‘生活世界’的人迎接异族文化和世界文明的挑战、为捍卫和改造自己的文化或‘生活形式’而斗争”以及“文化政治的思考不仅要审视本民族文化同其他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关系，更要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部关系进行批判性分析并做出价值上的判断。”[10]90年代围绕“传统与现代”、“本土诗歌传统与外来诗歌资源”所发生的一系列争论，以及90年代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群体都高度一致的表现出对“传统”的回望和审视，在这里也就得到了解释。重新发现传统，将传统变成自身诗歌经验和诗歌资源的一部分，成为90年代诗歌进入世界语义场，确证现代汉语诗歌文化身份，获得平等对话和交流权利的重要途径。
五、结论
官方意识形态的弱化、商业资本的崛起、网络媒体的兴起、大众文化的强势勃兴，造成了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沉潜”事实。时代的“冷风景”在给诗歌“退热”的同时，也给予了90年代诗人难得的余裕心态，使其获得冷静反思诗歌本身的空间。在“后现代”巨大的精神祛魅能量下，个人性成为诗人面对世界的唯一立场；而全球化语境中对于汉语诗歌主体性的寻求和思考，又成为90年代诗人的时代话题，这一切给90年代的诗歌创作带来了一个迥异于80年代的诗歌语境。90年代是一个诗歌回归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诗人回归的时代，诗歌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合力带来了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告别”。诗人感受到时代的变化，这种变化需要诗人对自己熟悉的一切做出调整，即使这种调整是痛苦的，但是要么接受新的时代，要么被新的时代拒绝。
参考文献：
〔1〕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l.324.
〔2〕沈奇.诗歌：从“80年代“到”新世纪”――答诗友十八问[J].当代文坛，2007（6）：48.
〔3〕欧阳江河.站在虚构这边[M].北京：三联书店，2001.48.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2版（增补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74.
〔5〕谢冕.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陈超.最新先锋诗论选[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345-355.
〔6〕张立群.反思中的自由与沉默――论文学史意义上的90年代诗歌[J].文艺评论，2004（5）：76.
〔7〕孙文波.在相对性中写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7.
〔8〕（美）斯蒂芬・欧文.何谓世界诗？[J].原文刊载于《新共和》1990年11月号，中文翻译见《倾向》，1994（1）：12.
〔9〕张立群.论9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的语言书写与文化政治[EB].http：//.cn/zhangliqun 1973.
新年诗歌篇8
[论文摘要】自从
六七十年代“左倾”思潮升级严重，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领域，由于受到的影响，文艺界大批诗人被打成或打倒，他们被剥夺了写作的资格，诗歌也被排除出了主流文学之列，沦为地下文学，出现了地下诗歌创作的现象，可以说这时新诗创作基本停滞不前。期间，戏剧在文艺诸种样式中，居于中心地位，戏剧被用来作为 政治 斗争的“突破口”，也是用来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样板”的主要形式。尤其是话剧被阴谋家大力提倡，直接为政治服务，出现了八个革命样板戏。虽然当时也有一些诗歌得到发表，但多是些图解政治概念，复制社会生活表象和僵化 艺术 模式的诗，缺乏艺术性，成为了单纯的政治传声筒。如从1972到1975年出版的390种诗集，大多是工农兵作者为配合当时政治运动的作品集，诗歌体式上还是政治抒情诗，而期间历次政治运动提出的口号，是诗歌创作取材和主题的直接依据。僵硬的政治象征语言对诗歌的人侵，使诗歌失去了传达诗人语言和想象上的敏感的可能性。广义地说so到70年代的大多数诗歌，都是政治抒情诗:即题材上或视角上的政治化。这一概念的出现大约so年代末期或60年代初，但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诗的形式，最早出现是30年代的左联诗人殷夫的诗。
五新时期以来的新诗 发展 状况
80年代初诗歌创作主要是复出诗人“归来的歌”和青年诗人的“朦胧诗”创作。这些诗大多具有社会一政治的“干预”性质，涉及的问题、表达的情绪，与社会各阶层的思考与情绪同步。这时“朦胧诗”的出现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很快引起诗坛和人们的关注，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以致许多青年学生纷纷模仿这种诗来写作。其实，朦胧诗是青年一代痛苦、迷惘、思考与追求交织而成的复杂思绪在诗歌创作上的曲折表现。80年代诗歌创作受到普遍关注，一方面是由于诗和戏剧、小说一样，在当时承担了表达社会情绪的主要“职责,.0诗歌创作在当时是在下述的层面得到肯定的:文学的战斗性、人民性、真实性的传统在诗歌中得到了恢复和发扬，诗奏响了向四个 现代 化进军的号角，唱出了人民强烈的心声，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如李瑛《一月的哀思》、艾青《在浪尖上》、雷抒雁《小草在歌唱》等体现了这种诗歌观念，在读者中产生热烈反响。诗在当时受到广泛注意的另一个原因，是诗的创作在艺术观念和方法所表现的创新精神，在文学的诸样式中，处于引领潮流的前沿位置。并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持续表现了探索的“先锋”势头。在诗歌创作中，诗人以个性的方式再现情感真实的倾向加强了，诗歌的外在宣扬，让位于内向的思考，诗歌的重心转向了内在情绪的动态刻画，主题的确定性和思想的单一性让位于内涵的复杂性与情绪的朦胧性。
从1984年开始，随着朦胧诗的逐渐消退，一股与朦胧诗有着内在联系，又有不同的美学品格的新诗潮涌人诗坛，引起人们的关注，那就是新生代诗。新生代诗的作者不仅反叛当代的诗歌“传统”，而且揭起超越、反叛朦胧诗的旗帜。他们组织了名目繁多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诗歌社团，比起其他的文学样式来，新生代诗歌的“实验”要更大胆、激进;加上诗歌界由于观念等的歧异所形成的严重分裂，他们的诗一般难以得到“主流”诗界的承认，在正式报刊上发表的机会也不多。于是自编、自印诗报、诗刊、诗集是其作品“发表”的主要方式。
80年代末期社会、文化的转型，使诗歌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日见狭窄和窘迫。虽然诗歌社团或群体及自印诗歌刊物仍大量活跃在“民间”，但其分布范围和主要的运作方式，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诗歌群体在诗歌写作的立场上，不再仅仅以一种简单的对抗意识作为动力，他们中更多的人所寻求的，是艺术精神独立的需要。
进人90年代新诗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以娱乐性文化消费为主体的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处于中心地位的纯文学一诗歌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诗歌不再像以前那样受读者的期待和关注。新诗在整体上经历了一场阵痛与滑坡，既失去它在传统社会的中心和优越地位，也无法与大众流行文化抗衡，出现“边缘化”的趋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的存在不再必要，也并非没有复苏的可能。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流行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它虽然对新诗的发展有些不利因素，但它促使新诗做出了某些调整:它使新诗的创作开始关注当下百姓的生活和复杂情感。但是新诗在转化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诗的语言缺乏锻炼和思想深度，有些粗俗化;诗中的主体化意识过强，过分表现自己的欲望;题材上描写的多是非诗意的生活化，缺乏新意。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读者审美疲劳和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