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摘抄范文

时间:2023-12-09 09:35:44

名人传摘抄篇1

 

2、一开始,人生于他就显得是一场悲惨而残暴的斗争。父亲想开拓他的音乐天分,把他当作神童一般炫耀。四岁时,他就被整天地钉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关在家里,几乎被繁重的工作压死。洋琴为钢琴以前的键盘乐器,形式及组织大致与钢琴同。他的不致永远厌恶这艺术总算是万幸的了。

 

3、贝多芬的童年尽管如是悲惨,他对这个时代和消磨这时代的地方,永远保持着一种温柔而凄凉的回忆。

 

4、对于这些延缓和踌躇的解释,我们还得更进一步:它们还有更深刻的原因。这个不幸的人永远受着忧患折磨,永远想讴歌“欢乐”之美;然而年复一年,他延宕着这桩事业,因为他老是卷在热情与哀伤的漩涡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日他才完成了心愿,可是完成的时候是何等的伟大!

 

6、不得不离开波恩,几乎终身都住在轻佻的都城维也纳及其惨淡的近郊,他却从没忘记莱茵河畔的故乡,壮严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称的“我们的父亲莱茵”;的确,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而且莱茵流域中也没有一个地方比细腻的波恩更美、更雄壮、更温柔的了,它的浓阴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

 

7、目不暇接 流连忘返 奇形怪状 高耸入云 赏心悦目 蜿蜒盘旋 五彩缤纷

 

8、宽大的鼻子又短又方,竟是狮子的相貌。一张细腻的嘴巴,但下唇常有比上唇前突的倾向。牙床结实得厉害,似乎可以磕破核桃。左边的下巴有一个深陷的小窝,使他的脸显得古怪地不对称。

 

9、他甚至在一八二六年时在自己头上打了一枪。然而他并不死,倒是贝多芬几乎因之送命:他为这件事情所受的难堪,永远无法摆脱。

 

10、在这些肉体的痛苦之上,再加另外一种痛苦。韦格勒说他从没见过贝多芬不抱着一股剧烈的热情。这些爱情似乎永远是非常纯洁的。

 

11、贝多芬的心灵里多少有些清教徒气息;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厌恶的:他对于爱情的神圣抱着毫无假借的观念。

 

12、什么神秘的理由,阻挠着这一对相爱的人的幸福?——也许是没有财产,地位的不同。也许贝多芬对人家要他长时期的等待,要他把这段爱情保守秘密,感到屈辱而表示反抗。

 

13、耳朵完全聋了。丢开耳聋不谈,他的健康也一天不如一天。从一八一六年十月起,他患着重伤风。一八一七年夏天,医生说他是肺玻一八一七至一八年间的冬季,他老是为这场所谓的肺病担心着。一八二至二一年间他患着剧烈的关节炎。一八二一年患黄热玻一八二三年又患结膜炎。从一八一五年秋天起,他和人们只有笔上的往还。

 

14、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仿佛用血泪写成的,结果是一文都不曾拿到。把贝多芬煎熬完的是,日常的窘况,无穷尽的讼案:或是要人家履行津贴的诺言,或是为争取侄儿的监护权,因为他的兄弟卡尔于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15、也许以他暴烈、多并愤世嫉俗的性情,无形中使他的爱人受难,而他自己又因之感到绝望。——婚约毁了;然而两人中间似乎没有一个忘却这段爱情。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特雷泽·布伦瑞克还爱着贝多芬。

 

16、这样的一个人是生来受爱情的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他的确如此。他不断地钟情,如醉如狂般颠倒,他不断地梦想着幸福,然而立刻幻灭,随后是悲苦的煎熬。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18、此时惟一的朋友,是玛丽亚·埃尔德迪,他和她维持着动人的友谊,但她和他一样有着不治之症,一八一六年,她的独子又暴卒。贝多芬题赠给她的作品,有一八九年作品第七十号的两支三重奏,一八一五至一七年间作品第一二号的两支大提琴奏鸣曲。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上,他写道:“没有朋友,孤零零地在世界上。”

 

19、他心坎间洋溢着的温情全部灌注在这个孩子身上。这儿又是残酷的痛苦等待着他。仿佛是境遇的好意,特意替他不断地供给并增加苦难,使他的天才不致缺乏营养。

 

20、他全没听见全场一致的彩声;他丝毫不曾觉察,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牵着他的手,让他面对着群众时,他才突然看见全场起立,挥舞着帽子,向他鼓掌。——一个英国游历家罗素,一八二五年时看见过他弹琴,说当他要表现柔和的时候,琴键不曾发声,在这静寂中看着他情绪激动的神气,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真是令人感动。

 

21、它是那样的生动,几乎赋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颗巨大的灵魂,无数的思想与力量在其中流过。

 

22、在褐色而悲壮的脸上,这双眼睛射出一道犷野的光。

 

23、直到相当的年龄,他的激昂的性格,才在凄恻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24、仿如演剧时休息期间的乐队一般,战场的景色中展开了鲜明的大自然,阴云远去,豁然开朗。

 

25、慵懒地拂着水面的草原上,雾氛笼罩着的白杨,丛密的矮树,细柳和果树,把根须浸在静寂而湍急的水流里。

 

26、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就当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探寻根源。

 

27、在每个人的灵魂中,潜伏着高贵的火焰,有一天会使他成为一个英雄。

 

28、它的浓阴密布、鲜花满地的坂坡,受着河流的冲击与抚爱。

 

29、时间会消磨常人的精力,对于托尔斯泰,却更加增他的精力。

 

30、眼中燃烧着一股奇异的威力,使所有见到他的人为之震慑。

名人传摘抄篇2

一、做摘抄

可以摘抄原文中的名言。课文中的名言警句非常集中,值得摘抄。学课文时我要求学生把文中的名言警句摘抄下来。

可以摘抄同一主题的名言。如学习《理想》,有“理想”的名言5则。学习《我的信念》后,摘抄有关信念的名言。

可以摘抄同一作家的哲言。如学习《人生寓言》,我建议学生选择周国平的哲理语句摘抄下来。

可以摘抄生活中的语言。广告词、标语、对联、生活中的小故事与感悟、商店匾额、宣传语、报纸刊物、互联网语言、鲜活的口语、不规范的现象等。

可以摘抄名篇名文。比如,名著学习《伊索寓言》中的小故事,写出它的寓意。

二、写心得

学完《论语十则》,可要求学生对感悟最深的一两句写出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启示。或结合生活实际谈看法、体会。有的学生在摘抄了“最真实的自我是沉默的,人与人真正的沟通是超越语言的。倾听沉默,就是倾听灵魂之歌”这一句后,写道:我知道了中年闰土遇到鲁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摇头、摇头”,像个木偶似的。闰土是真实的,他是苦的。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闰土再说什么,我感受到了闰土心里的苦,苦得不再有言语。在沉默中我倾听着他的灵魂。

三、写批注

每篇文章我都力图找到几个点,让学生写批注。比如,《紫藤萝瀑布》一文,我要求学生就文章的标题和开头结尾写上批注。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文章标题运用比喻的修辞,也暗示了文章的主要描写对象及其事物的特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紫藤萝的繁盛。开头“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设置悬念,吸引读者注意和思考,同时引出下文。结尾“我不觉加快了脚步”和开头首尾呼应,写出了自己受到紫藤萝精神的鼓舞。另外一些精美描写的句子和段落,比如第二到六段我就着重从语言赏析的角度要求学生做了批注。学生抓住了修辞、准确生动精妙的形容词、动词、叠词等角度做批注,收效显著。

对文章内容相对较长的我就让学生做提纲。比如,《走一步 再走一步》,通过做拟提纲的学习笔记,学生很快知道的文章的结构以及文章的情节发展,同时明白本文由事及理的逻辑层次。

学习了《在山的那边》、《行道树》和《紫藤萝瀑布》以后,我让学生运用托物言志的方法自命题写作。有的写到了梅花,有的写了竹子,有的写的铺路石,并赋予了他们新的意义。

四、评注读书笔记

这是我采用的一种交流方法。在小组同学的读书笔记上写下自己的感受、体会以及自己的评价甚至是质疑。对周国平名句“心静是一种境界,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和热闹对于他的确都成了无关紧要之物”,一学生对此做了这样的评注:这一句不正好是居里淡泊名利、追求宁静的一个佐证吗?

做读书笔记,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好处。

首先,读书笔记能帮助消化知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要写就要读得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这样就会懂得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比较难懂的文章不容易消化,读书笔记就是消化酶。读名著《伊索寓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求学生写几百字的主要内容概括、或简评、或写推荐词。还可以把这些简评分享在微博上,跟大家进行讨论和沟通。

其次,做读书笔记具有健脑功能。人的脑力是由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综合组成的。人在进行智力活动时,这几种能力都在发挥作用,而且,每种能力的发展水平又会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智力的发展。

做读书笔记对锻炼和培养记忆力有很大帮助。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我们无法仅凭大脑记住学过的所有知识。要想让自己学过的知识不被遗忘,最好的办法就是写读书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动笔,能够帮助记忆,积累资料,特别是能够加深理解,透彻把握书中精髓。徐特立曾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更是强调读书要动笔。“动手”不仅会帮助学生开阔眼界、增强记忆,还会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使书本上的知识变活,最终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按照自己的观念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行选择,然后了然于心,甚至终生不忘。

再次,做读书笔记具有整理思维的功能。常常抄记名人名言,经典故事,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能给我们指引方向,边抄边记边理解感悟,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到美德的鼓舞激励。由于其中的暗示作用,我们会因此而反观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以他们的话作为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从而追求至真、至善、至美。

名人传摘抄篇3

1、写日记——这种方法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积累作文素材的方法。虽然比较传统但是很奏效,用起来也很容易。具体操作是这样的:先将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记录时可以记得详细一些,如果你真的不能详细的记录也可以简单地先把事情的大致内容记下来。一些细节等以后用到时再回忆。所记的内容一定要有意义,要健康,这一点很重要。字数可以是数百字也可多一些,这有你的写作水平来决定。记录时一定要记清楚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这样我们在日后回忆的时候也会很方便。

2、做摘抄——这种方法很简单,就是通过看书阅读将一些好词好句或者名人轶事摘抄下来,储备到自己的素材库中为以后作文服务。着这里摘抄的内容和范围一定要清楚,千万不能什么都抄,要有所选择和借鉴。应掌握这样几个原则:(1)内容不新颖,全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没有新意也无创新可言的内容不要抄。

(2)经常看见的常识性的素材不抄。

(3)内容太深奥太难理解的素材不抄。

(4)内容不健康的素材不抄。

3、广收集——这里是指有意的广泛收集写作文的素材。形式包括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别人的交流谈话中搜集有用的写作素材,并把它们记载本子上,为我们作文服务。

名人传摘抄篇4

关键词:古代;“佣书”;职业;清贫;成学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6-0113-02

中国古代书籍的复制与文化的传播,在雕版印刷发明之前主要是靠人手工抄写的,在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昌盛以后,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受雇于贵族官府、书贾书肆、富豪士人及寺庙道观,为人抄写书籍以换取佣金的职业在古代称为“佣书”。

据文献记载,中国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存在着“佣书”这一职业。战国时期曾以“合纵连横”谋略在华夏大地纵横捭阖的张仪、苏秦,二人在发迹前都有过“共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行遇圣人之文,无以题记,则以墨画於掌内及股里,夜还更以竹写之”的经历(《太平御览卷・王子年・拾遗录》)。

东汉名将班超为人有大志,孝谨勤苦,其兄班固被诏到朝廷做官,他与母亲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久劳苦,尝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 (《后汉书・班超传》)

佣书这个职业从战国至明清,代不乏人。

一、佣书为中国文化的薪火相传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誊抄作为古代书籍复制传播的一种手段,与“佣书”这一古代的职业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古代文献无不是佣书的产物。

即使到了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技术颇为发达的明清两代,手工抄写书籍的现象依然存在。例如官方组织编纂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就因卷帙浩繁,雕版、排字、印刷不易而采用手工眷抄。其中《永乐大典》的抄书手就达2 669人,《四库全书》的抄书手也达3 826名。据说《四库全书》的抄手每人每天要抄写1 000字,每年要抄写33万字,五年限抄180万字。这些皇皇巨著渗透了众多抄书者的辛勤劳动。

佣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传承与传播以及图书事业的重要活动,历代佣书者为中华文化创造和保留了灿烂浩繁的古代文献。

要说不同,那就是秦汉之前文字是在竹木简牍和丝绸抄写的,魏晋以后则是抄写在纸张上;再就是雇主对象的差异,以及称呼的不同:一般的佣书者称“书佣” “书工”、“书手”,而专抄佛经的则称之为“经生”。

二、佣书是一种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

从文献记载来看,佣书大多上是由社会上一些贫穷或不得志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组成的,为人抄书以获取报酬,似乎不是一个体面的或收入丰厚的职业。否则张仪、苏秦也不会“递剪发以相活,或佣力写书”。头发在古代是人格尊严和孝道的一种象征,髡(kūn)刑(剃光犯人的头发)就是最严厉的刑罚之一。张、苏二人的剪发之举显然是以此示贱,放下架子,甘当抄书匠以解决生计问题,即所谓生存第一。

而历史上借助佣书解决生计的名人还真不少。汉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王嘉《拾遗记》)。

三国东吴大臣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挣些笔墨钱(《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魏书・崔光传》载:光“随父徙代(今山西大同)。家贫好学,昼耕夜诵,佣书以养父母”。

《隋书・沈光传》载:陈灭,光家于长安,“甚贫窭,父兄并以佣书为事”。

大约也是由于“佣书”这一职业社会地位低,报酬也不高,而且挺辛苦,因此胸有大志的班超才会不耐寂寞,辍笔长叹:大丈夫当立功封侯,怎么能长久地干这种玩弄笔砚的营生呢!

而且佣书者在雇主家也不是很方便的:张仪、苏秦在雇主家抄书,遇到好的文句,只能用笔写在手心和腿上,晚上回家再眷抄。主人家的简牍是不便动用的。

抄书是一种艰苦的劳动,理应该得到报酬,但佣书者也会遇到迟付酬金和欠薪的现象。敦煌遗书中就有好几则经生书手在卷子末尾写下的对雇主欠薪的报怨:“写书今日了,因何不送钱。谁家无赖汉,回面不相看。”(北京图书馆藏敦煌卷子宿字99号)当然,这也只是发发牢骚,当面是不便说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抄书者更为凄凉。据段成式《酉阳杂俎・卷5・诡习》载,唐大历年间,在东都洛阳天津桥,经常有一个失去双手的残废儿童,“以左足夹笔,写经乞钱。欲书时,先再三掷笔,高尺余,以足接之,未曾失落,书迹官楷不如也。”这个残疾儿童用脚写的字比官府书吏写的还好。拿现在的话说是以顽强的毅力赢得了一个谋生的职业。

历史上那些在抄书中刻苦努力,“学而优则仕”,后来成为名人的佣书者,终究是少数人。

而那些在政府从事誊抄缮写、有稳定职业的,自然也不是普通人。

唐“贞观中,魏征、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书者为书手,缮写藏于内库,以宫人掌之”。 《新唐书・艺文志》看来只有朝廷五品(相当于现代的厅级、师级干部)以上的官宦子弟才能入选,惠及不到普通老百姓。

至于极少数有着商业头脑,在抄书时遇到有价值和销路好的书籍就大抄特抄,或者雇人批量誊抄,广为销售而发了财的,亦属个案。只是这些人已经从抄书者变成了组织者或营销者,其身份已不属于“笔耕砚田”的佣书者了。

总体来看,大多数抄书者的命运是不济的,累世从此职业者社会地位更低。

三、佣书者有着较高的书写水平和职业素养

佣书职业对佣书者有着一定的从业标准。

首先,字一定要写得好,必须擅长当时的标准书体,这是最基本的条件。

文献记载:《魏书・刘芳传》“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北齐书・张景仁传》:景仁“幼孤家贫,以学书为业,遂工草隶,选补内书生”。《宋书・吴喜传》亦载:喜“少知书,领军将军沈演之使写起居注”。

这些人或因佣书而知名,或因字写得好,或者擅长楷书,才能担当抄书的工作。

官修大型类书《四库全书》选拔抄写人员就颇费周折:始用保举,次用考查,皆有弊病。最后采用了从乡试落第生徒中挑选,择其试卷字迹匀净者予以录用的方式,才保证了誊抄人员的素质。

历代的佣书者以辛勤的劳动和聪明智慧丰富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宝库,目前见到的湖北省荆门县郭店楚简的篆书、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隶书、特别是敦煌遗书中的北朝至五代的楷书,佣书者的书法都是相当出色的。明代的《永乐大典》,嘉靖年间重录,主持其事的徐阶见到永乐本后,赞叹地说:旧本缮写得太好了,现在很难再找到这样的书手了。清代的《四库全书》皇皇数万巨册,均用馆阁体抄写,字体端庄,风格统一,亦属难能。

当然,我们在肯定历代抄书者贡献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的书佣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事这种枯燥的工作,其辛苦可想而知。作为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他们除了写好之外,还得多写快写以提高报酬。而字一旦写快、写熟,必然会失去书法个性,出现千字一面的程式化现象。

其次,抄写必须认真,不能出错。我们不否认书佣们的敬业精神,但抄书对他们毕竟是一种获取劳动报酬的手段,多抄快抄无疑是提高薪酬的捷径,而誊抄快了难免出错。因此书籍在誊抄中出现差错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例如,《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中的左师触龙,其名在古文献中一直作“触(读zhé)”。直到现代考古出土汉代简帛以后,人们才清楚这个人名原来是古人书写时将龙、言两字挨的太紧,其后的传抄者误为一字,将“触龙言”误成“触”,不但文句错了,连人名也错了,以讹传讹,终成千古之错。

再如,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出土的汉代帛书,所选文章均是当时的经典,由于属随葬之书,有些佣书者就不太认真,据学者们考证,不但文章中有错别字,还有成段遗漏者。

故而,北齐的赵彦深正是由于在佣书中认真,主人才“善其无误,欲将入观省舍”,让他担负了更重要的抄写工作(《北齐书,赵彦深传》)。

为了保证了书籍的誊抄质量,防止差错,中国历代都有严格的校书制度,古时叫“校雠”。校对时一人读,一人看,如仇人相对。1958年湖南省长沙曾出土一件西晋的青瓷书俑,两人对坐,神态严肃。一人执笔,一人执板,似乎是在校对书籍。

官修的《四库全书》誊抄时就制定了严厉的奖罚条例:发现字体不工整者,记过一次,罚多写10 000字。相当于十天的工作量;确系誊录致误者,每错一字记过一次等。记过超过规定,就会受到处罚。

四、佣书是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

抄书是一种知识积累的过程。古人常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又常说“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说起抄书,现在许多人会觉得很笨,其实读一遍与抄一遍,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抄写者在抄书中,对每个字、每组词、每句话、每段文字都要一笔一划地写出,字字手过,句句亲为,较之阅读,留下的记忆似乎更为深刻,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再加上留心思索,领悟琢磨,终会有所收获。

历史上的不少名人就是在抄书过程中认真学习,终成大器的。

战国的张仪、苏秦在抄书过程中就有随时在手上和腿上记下好文句,晚上回家再眷抄的先例。

三国东吴的阚泽,在佣书中也是“所写既毕,诵读亦遍。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三国志・吴书・张严程阚薛传第八》)。

南朝刘宋的吴喜佣书,主人“使写起居注,所写既毕,暗诵略皆上口……因此涉猎《史》、《汉》,颇见古今”(《宋书・吴喜传》)。

北宋苏轼也有抄书的习惯。他在谪居湖北黄冈时,以抄书为“日课”,仅《汉书》就抄了三遍,起初一段事抄三个字为题,次则两个字,到后来则一个字,将书的内容烂熟于心。以至于友人举题一字,“东坡应声辄诵数百言,无一字差缺。凡数挑,皆然”。 友人叹服地说“先生真谪仙才也!”其实这是苏轼抄书的苦功(南宋陈鹄《耆旧续闻・东坡》)。

因此,抄书的确是一种看似很笨,其实收效很高的独特的学习方式。

佣书者为知识储备和入仕准备了条件。一些好学的佣书者,在抄书中饱览各种书籍,日积月累,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日后的进身入仕准备了条件,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官员。如阚泽,少时佣书,后来历任东吴的尚书、中书令、太子太傅。如东晋张肇,以佣书为业,嗣后成为著名的高僧。如梁朝王僧孺,因“佣书成学”,被举荐出仕,历任御史中丞,南康王长史(《梁书》)。

这些人之所以功成名就,与其早年的佣书经历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当然,通过佣书或者抄书学有所成的毕竟是少数人,也就是说人们常说的机遇属于有准备的头脑。对于绝大多数佣书者来说,抄书也就是一种经年累月获取报酬的职业。

名人传摘抄篇5

关键词 邸报;发展;价值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5)137-0055-02

1 邸报的概念

“邸报”是中国古代报纸的通称。古代报纸有多种名称, “邸报”这一名称的出现年代,据焦中栋《“邸报”名称首次出现时间新考》所得结论,“邸报”一词最早出现于宋代田锡《咸平集》卷二十五《贺杀下王均表》中,时间是公元1000年。

从历代邸报的内容来看,大概包括以下几点:1)皇帝的起居言行。2)皇帝的诏令谕旨以及国家的重大决策、法令、政令等。3)有关官员升黜、任免、选拔、赏赐、褒奖、贬斥等之类的政务信息。4)大小臣工的奏章表笺。

2 邸报的发展历程

2.1 邸报的产生

关于“邸报”的起源,流传较广的有两种说法,以著名的新闻史学者方汉奇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报纸起源于唐朝,孙樵的《读“开元杂报”》证实唐代确实有官方、抄录传播新闻的做法,内容是报道朝廷政事动态、皇帝言行等;另一种说法是早在汉代时已经有了古代报纸,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以戈公振为代表,主要根据是《西汉会要》第66卷“大鸿胪属官有邸郡长丞”一句注:“主诸郡之邸在京师者也。按郡国皆有邸。所以通奏报,待朝宿也。”由“通奏报”推论有邸报,实际上汉代的邸并无“通奏报”的功能,而且两汉严禁“探报”并视“探报”为一项严重的犯罪,因此邸报在两汉几乎没有生存的根基和环境,史籍中也未见关于汉代邸报的记载,故此说无法证实。

2.2 唐代的邸报

唐代藩镇于长安“邸”中传抄诏令、奏章等,以获取信息。孙樵②《经纬集・读开元杂报》提到他在襄樊得到数十幅的简明朝政公报的抄件,是我国最早的封建官报,称之为“开元杂报”。清末民初孙毓修在《中国雕板源流考》一书中谈到“近有江陵杨氏藏开元杂报七叶,云是唐人雕本,叶十三行,每行十五字,字大如钱,有边线界栏而无中缝,犹唐人写本款式,作蝴蝶装,影漫漶,不甚可辨。”③但姚福申在《有关邸报几个问题的探索》中对这段话提出了不少质疑,比如,孙樵明明说了是“抄件”,这段话又说是雕版,而且唐代还未出现蝴蝶装这种装帧形式。最终得出结论,杨氏所藏的印刷品《开元杂报》只是传闻,如果确有实物,也只是古玩市场上的假古董。据笔者了解,《开元杂报》只在古籍中有记载,但并未流传于世。在我国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一份距今约1100多年(公元887年,即唐僖宗光启三年)的手抄邸报,是世界现存最早的报纸,名为《进奏院状》,现存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内。进奏院状的基本内容为谕旨、奏折、官方动态等。

2.3 宋代的邸报

宋代邸报的内容:“若朝廷之号令、政事、注拟、赏罚之类,皆付之邮传,播告天下。”

宋代初期,京城地方当局各自编发进奏院状,但宋朝皇帝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对沟通中央和地方信息的进奏院进行严格控制并改组,改组后的进奏院成为了中央向地方新闻的工具,原本自行收集材料编发消息的进奏院也没有了自,所有消息都由枢密院审核编定,进奏院与进奏官只负责提供材料和发抄。理宗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赵N在《朝野类要》一书中,将“朝报”列为文书的一个品种,并解释道:“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

天下。”④

南宋时出现了“小报”,⑤这是我国新闻史上将“新闻”一词与报业联系起来的最早记载。北宋末年一度又出现了“朝报”,它完全摆脱了朝廷的传报范围,以民间经营的面貌出现。报纸内容是根据“邸报”翻印的,并可在街头公开出售。由民间经营的“小报”,出版机构称作“局”。①

2.4 元代的邸报

新闻史学界普遍认为元代没有邸报,虽然没有邸报,但元代也有新闻传播活动,在《元史》和一些元代法律书籍中,有不少关于查禁“妖书妖言”的规定,如禁止民间刻印的“小本”卖于市。“小本有两种”,一是刊载小说戏曲唱词的,一是传播新闻信息的。后者类似宋代的小报。②“小本”在民间私自雕刻印发。它们主要来自朝廷方面的消息,许多小本还有许多学术思想、科学信息以及经济领域方面的报道,广泛传播。

2.5 明代的邸报

明代邸报记载了万历朝的实际情况。③现存的明代邸报集有《万历邸抄》和《弘光实录抄》,为研究明代历史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明代邸报的内容,比宋代更为丰富。有皇帝谕旨、宫廷消息、官员动态、军事活动以及臣僚奏疏等,还有农事、天象、灾害报道和社会新闻,如女性变男性、牲畜产怪胎等。尹韵公在《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中对明代的新闻传播活动做了详实的研究和论述。

2.6 清代的邸报

清代官方新闻传播的渠道仍是邸报,它也有多种名称,如邸抄、阁抄、京报、朝报、驿报、塘报等。抄发制度沿袭明代,即由通政使司、六科发抄,提塘官抄录转发。它的内容也是包括皇帝起居、圣令谕旨、官员觐见、典礼、官员任免等。

随着人们求知欲的增强,清朝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民间报房,北京的民间报房各自抄录、刊印的邸抄都称为“京报”。京报的内容基本是邸报的翻版,所以没有受到政府太大的阻挠。

2.7 邸报的消亡

文永林在《中国最早的报纸―邸报》中说:雍正年间(1723- 1735),邸报正式停止发行。④笔者对此存疑,如上文所述,乾隆年间尚有京报的传抄发行,而京报也是邸报的一种类型,何以得出雍正年间邸报停止发行的结论?笔者认为,清朝末年,中国不断遭到残酷的侵略,一些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创办报纸,以进一步侵蚀中国人的思想,比如《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东西洋考》等等,随着中国一步步沦陷,殖民主义者取得了在华从事各种形式的侵略活动的权益,外国报纸开始在中国迅速发展,催生了中国近代报纸的产生,清朝末年,邸报也就随之消亡了。

3 邸报的定位

首先,报纸的要素包括新闻、言论、副刊、广告等,这些要素邸报一件也不具备,而且邸报最终走向消亡,并未步入现代化,从这一点来看,邸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报纸;其次,邸报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官方文书,更像是一种只在官员之间传播的官文书的集合。明《万历邸钞》是明万历朝邸报编录的旧抄本,其《影印说明》对邸报的定义如下:邸报,是我国古代官府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明朝另一邸报编录旧抄本《弘光实录钞》在《弘光实录钞序》中也是从“国史”的角度为之定位。而且从《万历邸钞》和《弘光实录钞》的内容来看,都与新闻的关系不大,倒是官方和政治的色彩较浓一些。因此,笔者认为邸报不是报纸,而是我国古代官文书的集合。

虽然邸报并非报纸,但是它在古代也起到了一定的上传下达的作用,而且用现代报纸的标准去衡量古代邸报也略显严苛。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邸报对现代报纸的铺垫和催促作用不容忽视,如今尚残存的一些邸报资料也成为了我们研究古代历史、政治、社会状况的重要档案资料。

4 邸报的价值

用现代报纸的标准去衡量邸报,固然是有很大的差距,但这种比较多少会有一些强求古人的意思。从现存邸报的内容来看,它不但有很大的信息传播价值,邸报中的内容也是重要的历史档案,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和行政管理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4.1 信息传播价值

新闻理论认为邸报是我国最早的报纸,由此可见邸报在新闻传播方面的价值。邸报的读者虽然不是全体社会成员,但是它满足了历代知识分子主要是官员的求知欲,使他们及时了解朝廷动态和皇帝旨意,对于封建社会的发展无疑起了重大作用。邸报可以说是政府公报的前身。

4.2 文书档案价值

从档案学的角度来研究邸报得出结论,邸报实质是封建帝王的起居注、时政记以及大臣的奏折、朝廷法令的转抄本, 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皇家档案。这些档案在转抄的过程中规定,不许随意篡改,有学者认为邸报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资料”或“政情通报”⑤。由此可见,邸报具有很重要的文书档案价值。

4.3 历史文化价值

经过几个朝代的发展,邸报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明代开始出现了一些社会新闻。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当时人”记的“当时事”是对历史客观、真实的记录对于我们研究新闻史和历史具有拾遗补阙的珍贵价值。

邸报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发展的情况,是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清代顺治朝在拟修明史预备史料时,发现《熹宗实录》中天启四年十二卷和天启七年六月一卷渺无踪影,只好从《天启四年邸钞》中摘抄,以补所缺。明末历史学家谈迁在重写《国榷》(原书稿被盗)崇祯朝部分时从梅村(吴伟业的号)那里借得邸报若干,“访崇祯十五年之邸报”以补史实。并对《国榷》多所裁订。可见邸报对修史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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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1):14.

[3]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8(1):17.

[4]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商务印书馆,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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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113-114.

[8]民.系统理论新闻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119.

[9]熊辉.浅谈明代邸报[J].文史杂志,2009(1).

[10]文永林.中国最早的报纸―邸报.兰台世界,2010,11(上).

[11]刘延苗,马增强.宋明邸报内容之比较.新闻知识,2010(3).

名人传摘抄篇6

1贺氏藏书来源、特点及其经济后盾

1.1藏书来源贺氏除继承一批祖上遗留之书外,藏书来源主要有购买、抄写、受赠和交换。

1.1.1继承祖遗贺氏既为科举世家,藏书自然不逊。贺涛门生赵衡称其藏书“名甲畿南”,徐世昌曾赞:“贺生世世守缥缃,口吞云梦富书史”。贺云举致仕归时囊橐萧瑟,惟携图书数万卷。贺涛曾云:“吾曾王父购书七万余卷,其后岁有所增,今几百年,书固无恙”。祖上所传之书在贺锡璜、贺锡珊异爨时并未析分,但已有流失:“精本书、名家手批金石录等数种皆为族人持去,遂遗失”。后锡珊次子湘商与锡璜次子沅:“愿借钱千串而将广业堂之书籍尽归寿真堂”。光绪三十年(1904)二月,这批书经葆真检点,由北代装运至故城郑家口,共十余箧。

1.1.2购买所得除了这批祖上遗留之书,贺氏一门祖孙几代一直在不遗余力地购书。在《收愚斋日记》中,有关购书的记录俯拾皆是: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二十日,购湖北局竹连纸《五经四书》;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三日,贺涛为书院购书六种,又自购局板子书百种。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一月之内购书四次:一日,购陆放翁《渭南全集》;十九日,购《六书原始》《广东新语》《纪文达公遗集》《黄氏医书》;二十四日,购《畿辅诗传》《唐诗品汇》;二十九日,购《周易折中》。直到日记末仍有两笔购书记录: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购胡应麟《少室山房丛谈》;二十三日,聚珍堂、文璘堂封书,往观之,亦得数种。

1.1.3抄写所得除了购书,贺氏父子还抄书、临书。先是贺涛抄: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八日,始抄《仪礼》,《大射仪》为首;三月三日,《大射仪》终;次日抄《聘礼》,十九日终;次抄《丧服》,四月五日终。贺涛得目疾后由葆真抄:光绪十八年正月元日,抄《尔雅•释文》;五月十五日,抄《海山仙馆丛书》;六月二十五日,《尔雅》抄迄;二十六日,以白摺录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八月十四日,抄《古文辞》;十二月二十八日,抄《尔雅》毕;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抄《唐代丛书》及《小石山房丛书》目录。抄书于葆真已成为一种习惯,遇到感兴趣的就抄。如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葆真抄《通鉴》人名。此书为伴其兄葆初读书的张聘三在读《资治通鉴》及《续通鉴》时所摘录的人名录,葆真因“喜其便于检查”而从故城带到冀州录存。再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一月十七日,葆真读姑父宗树楠所著《庚子国闻录存》,“录副以存,并附以所闻”。葆真尤喜抄书目:民国三年(1914)十二月十五日,抄怡墨堂求售之朱九丹书目;民国六年正月十日,将端氏出售书目录副。葆真还抄录过不少家谱。因自觉记忆力差,“各戚家互婚媾尤不能遍举”[3]第131册:434,故葆真每至戚家,辄索其谱而摘记之,为“小族谱”以备忘。至宣统二年八月,已抄就交河苏氏、深泽王氏、任邱李氏、枣强步氏、饶阳常氏等族谱。贺氏父子对于有桐城派名家如姚鼐、方望溪、吴汝纶等评点的书都不遗余力地亲临或嘱人代临。葆真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日记分年记录了其父所临及嘱人代临之书书目[3]第131册:98-100,蔚为大观。

1.1.4受赠所得亲友赠书也是贺氏藏书的一个重要来源。如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时在书院刊刻课艺的刻工刘老辛赠《且亭诗》,并允赠《洨滨集》;民国八年(1919)五月二十八日,王晋卿赠《新疆访古录》《学记笺》。受赠人早年以贺涛为主,后以葆真为主。葆真常年居徐世昌幕府,为徐访书、购书、刻书,交际面广、社会活动能力也颇强,接受的赠书自然不少。仅民国十九年,接受赠书就达11次之多。赠书中亦有佳本。陈贻孙曾赠贺涛明南监本《两汉书》,此书“本大印精,古雅可爱”[3]第131册:18,贺涛视若珍宝,将其由故城带到冀州,先题书目于书皮,次日又嘱得意门生赵衡于书头题写书名,两月后才自题书名于书皮,宝爱之情可见。民国七年,纪清桪为在总统府谋差,先以名人手札数十页赠葆真,继又赠以蝴蝶装宋本《玉海》一册,葆真以过于贵重而不敢接受,“暂留一观,将以校家所藏本”[3]第133册:254。

1.1.5交换所得葆真还通过交换的方式得到一些书籍。如民国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葆真访常稷笙,以《古诗抄》易其所刊《古文四象》。

1.2藏书目及藏书特点贺氏曾几次编录书目。早在光绪十九年,葆真即录家藏书目;民国六年十一月二日,葆真与长子迪新检点书籍,将藏书室、客厅、家祠三处所存书籍略作整理,嘱迪新草为书目。民国七年春,贺氏以匪警仓皇避地津门,书籍留郑家口;次年六月底返回,七月检点旧藏碑帖,命翊新、培新写目。据郑伟章先生言,北大有《武强贺氏寿真堂藏书目》一册,抄本,贺培新撰藏,书题下注“丁巳(1917)孟冬抄于京都前青厂寄序”,著录约七百余种,有元本《五子》、明本《大观本草》及抄本等。据贺氏后人言,贺培新曾将自撰的《潭西书屋书目》送到北平图书馆[9]。检国家图书馆网站,却未见此目。虽未见贺氏藏书目,但从日记及相关资料不难归纳出贺氏藏书的几个特点:

1.2.1重实用,不片面追求版本,为读书人之藏书贺氏购书多为自读,非为收藏,日记所载购书记录中所购之书皆为通行本,宣统二年更有为祖父购小说数种的记录。早年日记对贺氏所读之书记录尤详。葆真兄弟所读多为经史;父贺涛除经史外还大量阅读时务报及译著,译著中有不少小说,如《福尔摩斯》《马丁休脱侦察案》等,失明后改由葆真和书院学生为其读书读报。其家女性亦读书:光绪二十年有葆真为母说《坐花志果》《金钟传》《红楼梦》的记载;光绪二十九年有葆真之妻与嫂读《孟子》,父贺涛为之讲解的记载。从所读之书可窥见其藏书之一斑。当然,由于其家世代藏书,元、明刻本也是有的,约“数十种”[10]。元刻本有《唐音》《朱子大全》,明刻本有《元文类》《郢史》《唐文粹》《陶渊明集》《周礼》《大学衍义》《尹和靖文集》《百川学海》等。

1.2.2桐城派文献及桐城派名家批点本是其特色收藏葆真日记中出现了64位北方桐城派作家,占《桐城文学渊源考》著录北方桐城派作家131人的近一半。这些人多为吴汝纶弟子或再传弟子,与贺涛多有师门关系。且贺涛本人执掌书院讲坛多年,及门弟子亦不少。与葆真交往频繁的有吴闿生、宗树楠、赵衡、王树楠等人,这些人大多有著作传世,贺氏藏书中不乏他们的著作,如王树楠曾将所著《新疆访古录》《学记笺》赠予葆真。而以吴闿生为代表的一些桐城派作家,著作多由葆真主持刊刻,这些书其家当亦有保存。葆真父子还曾临写过很多桐城派名家评点本。贺涛失明前临写了二十余种,后葆真亦有所临,可见其家桐城派名家评点本收藏颇丰。

1.2.3印谱、碑帖收藏丰富葆真对碑帖有着浓厚的兴趣,日记中常有去某处拓碑或请人代拓的记载。葆良子培新师从齐白石,对纂刻颇有研究,收藏的印谱尤其丰富。20世纪80年代北京图书馆所出的《齐白石手批师生印集》中所收齐白石的印谱大多来自贺氏的捐赠。

1.3宏富藏书背后的坚强经济后盾贺氏自七世贺云举起所任官阶最高为知县,大多为七品以下的训导等职,但家资却颇为丰裕:贺云举时有田十五、六顷,至九世贺锡璜时析产得六分之一约二顷;另有三里口、尹里两处田产,尹里有田数顷,三里口田产租与佃户耕作,从每年收获粮食400石左右来推测,田亩数亦不在少数;宣统二年又在尹里购墓地百余亩。其家还拥有际兴号、福隆号、福兴号、福昌号、三益兴、余庆长、三余永、阜康等帐号。葆真本人先后创办了大树、大业、大泉、大农等实业公司,并较早涉足股票领域。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其家不仅有能力源源不断地增益藏书,更有能力妥善保管书籍。清末民初,直隶地区各种运动风起云涌,多种势力盘踞交错,社会动荡不安。民国七年,郑家口贺宅被劫,除损失衣物、牲口外,葆良及其他33人亦被掳,贺氏因此举家仓皇避乱天津,书籍未及携带。次年六月返里,书籍无恙,不能不说与其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关。

2贺氏刻书及特色

贺氏刊刻的第一部书《苏沈良方》,从《后知不足斋丛书》中辑出,为贺锡璜在故城学署时刊行。葆真亲手主持刊刻的第一部书为其父《贺先生文集》。民国元年贺涛去世后,葆真即有拟刊先君文集之意,因托诸友分录副稿,录讫亲校数次,再交吴闿生审定。初因“恐费时日,不得好刻手”而欲付石印,经姑父宗树楠劝说乃定刊版之计。后又商与徐世昌,并向徐坊了解京师刻字铺情况,反复比较刻字铺所刊样本及价格后乃与订议。雷梦水先生曾评贺葆真:“其刻《松坡集》,每字一笔一画,无不斟酌尽善,尝见其手校底本,涂抹殆遍,其他如《李长吉诗集评注》《韩翰林集评注》尤称善本”。葆真因其父曾学于吴汝纶,遂于吴评点诸书搜刻殆尽:《李长吉诗集》《韩翰林集》《古诗抄》等。贺氏刻书集中在民国九年以后,而葆真民国九年后日记仅存民国十九年,故有关其刻书的大量具体情形不得其详,但滴水藏海,从其刊刻《贺先生文集》的情形可见一斑。现仅就目见所及,将武强贺氏所刻之书及刊刻年代略作归纳。由上表可以看出:贺氏刻书除最先所刻《苏沈良方》外,其余多为桐城派作家著作或桐城派名家评点本。日记中有一数字可以对贺氏所刻所印书籍总量作一具体说明:民国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葆良女又新出嫁,葆真以所刻所印各书赠之,“凡二十四抬”。贺氏所刻书数量虽不能与同时期的天津徐氏相媲美,但民国间天津徐氏刻本有不少都是由贺葆真具体负责督刻的。葆真长期为徐世昌经理购书、刻书事宜,徐对之颇为倚信,有议购之书向其询价,有拟刻之书与之相商,由其推荐刻字铺,而葆真也十分尽心尽责。刊刻《畿辅先哲传》时,国务院高级顾问王树楠曾举一木匠分刻,所刻字体殊不精良,葆真因命毁版另刻,并以龙云斋所刻样本示之,王树楠认为葆真有意为难,故不交样本而促其发刊赀,葆真以未见样本拒不发赀,因此得罪王树楠,使其于徐世昌前颇说葆真长短。由于葆真实心任事,并未因此失信于徐。后徐世昌所刻多种书,如《晚晴簃诗汇》《明清八家文抄》《诗志》《古余芗阁诗集》《异斋集》等也多由葆真具体操办。四存学会出版部的经营管理也由葆真负责。

3藏书归宿及现状

1926年,贺氏举家迁居北平。1931年,在北平西北积水潭建藏书室,有古书十万卷,各种文物古玩五千二百余种,书版五十六箱[9]。1949年3月25日,北平解放当日,葆良次子培新响应政府号召,将家藏图书、文物无偿捐献,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北平军管会为此刊发了嘉奖令。所赠图书藏北平图书馆,钤有“一九四九年武强贺孔才捐赠北平图书馆之图书”长方朱楷文木记。所赠文物藏历史博物馆。2005年6月10日,经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介绍,武强贺氏后人贺倜及家人前往中国国家图书馆“寻根”,参观了家族所捐部分图书及保存在该馆的《武强贺氏家谱稿》。贺氏藏书历经二百年沧桑巨变而纸墨犹香,贺氏哲嗣怎能不抚今追昔、感慨系之!

名人传摘抄篇7

一、记字词,奠语文之基础

字词是学习语言的根本,不认识、不理解字词当然谈不上使用,语文的工具性就无法体现,其人文性更无从谈起。《语文课程标准》中明确要求:喜欢学习汉字,有主动识字的愿望,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000个,其中会写2500个左右字,能工整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度。因此,小学阶段的字词积累在语文教学中十分重要。为了掌握、积累词语,每篇文章我都让学生画出自己认为重要的字词来进行学习,不作硬性规定。因为机械的、硬性的抄写,学生是不感兴趣的,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为了督促他们,上完一单元后,我利用一点时间组织听写,对表现好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奖励。有时给出几个词让他们充分发挥想象造一个句子或写一段话,这样学生既感兴趣又达到了积累的目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思维能力,奠定了学生的语文基础。

二、积名言,陶自身之情操

阳光能照亮江河山川,照亮物质的世界;而思想之光则能照亮人的思想道路,照亮人的精神世界。名言警句便是这思想之光,有的格言传诵千古,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因此,我要求学生每天早课前按学号顺序由一位同学在黑板的右端,工整地写上一句名言警句,并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体会,然后带领全体同学齐读这句名言。有的写“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有的写“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子”,有的写“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有的写“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等等。,名人伟人往往经历了比常人更多的磨难,他们的名言曾鼓舞自己在磨难面前矢志不渝、奋力拼搏。他们的名言经过时间长河的冲刷,仍散发着迷人的光芒,不仅使学生受到启迪,也常常使我受到启示。记得有位学生抄过这样一句“比大地更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每当我遇到不愉快的事便背诵这句名言,让自己的心胸开阔乐观起来。

除了抄写之外,有时伴随上课的内容随机安排一些专题收集,比如上《和时间赛跑》时,我让学生收集一些有关珍惜时间的名言,由组长汇总后在学习园地里交流。每天与这些名言相伴,既丰富了学生的知识,又陶冶了学生的道德情操,也提升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三、做文摘,取他人之精华

新《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搜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有效的阅读手段和方法,将大大提高小学生的知识储量和质量。阅读教学的宗旨是培养学生综合性的语文素养,也就是培养学生语文诸方面的能力和素养。对高年级的学生,我要求他们每学年阅读两三部名著。为达到这个要求,我规定学生每周六、周日两天,自由读一点文章,并把自己认为好的文章片段摘抄下来,周一互相交流后上交,再由老师亲自批阅。有时做一些专题文摘,如以“爱国”为主题的文摘,学生们摘抄了爱国诗词、名人的爱国故事,这无形中对他们的道德情感有了深刻的影响。寒暑假期间我给学生开列书目,让他们任选1~2部读读,并做好读书文摘,开学后再举行读书交流会。此外,在平时也要求他们勤读勤摘,注意积累。这样帮助学生树立了榜样,在摘抄中加深了印象,对其语言的积累和写作等都有很大的益处。

四、读名著,拓阅读之空间

现在的孩子多数沉迷于电脑,阅读空间十分有限,除了课本还是课本。语文阅读的空间应是无边的,当然语文教材的权威性应得到尊重,特别是教材中的经典篇目更应熔铸学生的精神海洋。但仅仅靠教材上的课文,学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语文素养。所以我坚持把课外的文学作品引入语文课教学,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读一些小说、散文、诗歌等,像鲁迅、冰心、毕淑敏等人的作品。长期坚持为学生读课外书,有助于拓展他们的阅读范围,增强他们的语文素养,同时也有助于净化他们的灵魂,陶冶他们的情操,引导他们接触优秀的文学作品,像《红岩》《林海雪原》《爱的教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让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思想、占领学生的精神空间,从而自觉抵制不良读物的影响。

总之,提高阅读效率的可效性还有许多种方法。明确阅读目的、提高阅读兴趣、丰富自身知识、养成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有方法、循序渐进的训练,去培养和发展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学生的语文素养才会得到逐步提高。

名人传摘抄篇8

关键词:《和名类聚抄》 异域典籍 中古汉语

《和名类聚抄》(以下简称《和名抄》)作为日本人用汉文撰写的辞书,成书于日本立志发展民族文化的平安时期,源顺在序文中写到“是故虽一百峡文馆词林、三十卷白氏事类、而徒备风月之兴、难决世俗之疑”“适可决其疑者、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大医博士深江辅仁奉敕撰集新钞倭名本草、山州员外刺史田公望日本纪私记等也”“汝集彼数家之善说,令我临文无所疑焉”“古人有言,街谈巷说犹有可采,仆虽诚浅学而所注辑皆出自前经旧史倭汉之书”。可见当时《文馆词林》《白氏事类》对日本文人在汉语学习及应用方面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但因当时的汉语学习者仅限于贵族等地位比较高的人,而一般人即“世俗”对汉语文字难以理解。当时日本已经有典籍类辞书《辨色立成》《杨氏汉语抄》《倭名本草》《日本纪私记》等,却“难决世俗之疑”,即在当时急需一本通俗易懂的辞书。“集彼数家之善说”指“前经旧史倭汉之书”,据查《和名抄》引用典籍360多种,其中90%左右为中国典籍[1],或直接引用或间接引用,对字、词进行详细的解释,最终“临文无所疑”。《和名抄》对《类聚名义抄》《色叶字类抄》《节用集》等日本后世辞书编纂产生了巨大影响。

《汉语大辞典》中“典籍”的释义为:法典、图籍等重要文献。异域典籍是指存在于域外或域外文人用古汉语撰写的各类典籍。[2]近年来,域外汉籍作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进入新世纪以来,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域外汉文古文献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等以域外汉籍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在域外汉籍的研究理念、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引起学界的极大关注并激励着更多的有志之士投身于域外汉籍的研究工作。[3]笔者查阅相关文献,对《和名抄》中所引典籍与现行本进行对比分析,从俗字演变的角度进行考释,在中古汉语研究方面或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补充,或纠正一些古籍或词典的错误之处,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对词典的再版校对等工作提供依据。

一、《和名抄》对古籍的验证

在国内失传的众多古代宝贵文献有时在其他国家如日本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原典籍由于天灾人祸,抄录再版等原因早就不复存在了,现行版本与原典籍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利用《和名抄》可以再现相关古籍的原貌。

1.疽

《和名抄》 说文云疽 七余反 俗云发齐 久b也。(形体部疮类)

《说文解字》 b也。从疒且声。七余切。(卷七・疒部)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疽”释义为:久b也。《后汉书・刘焉传》注,玄应《一切经音义》皆引“久b”。与小徐合。b久而⒕遥然也。从且声。七余切。五部。《唐韵》七余切,《集韵》千余切,《韵会》七N切,从音苴。可见源顺所引内容为《说文解字》原貌。 《说文解字・卷十四・且部》“且”的释义为:]也。从几,足有二M,一其下地也。凡且之俳源忧摇W佑嗲小S郑千也切。“且”在古代有两个读音,一种读音为精纽鱼部,另一种为清纽鱼部,精纽的“且”同“疽”为叠韵关系,清纽的“且”同“疽”为双声关系,读音相近,并且反应了古音中“j”“q”的反切与韵母的关系。[4]

2.o

《和名抄》说文云o音谓和名久佐布 虫似豪猪而小者也。(鳞介部虫豸类)

《说文解字》 “猬”作“帚”,虫似豪猪者。蝈,或从虫。《说文・帚部》

《玉篇》中“o”的释义为:虫也,似豪猪而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o”:或从虫作。尔雅亦入之释兽。《尔雅・释兽》:毛剌。可见源顺所引内容参照了《说文解字》和《玉篇》,重现了古籍的内容。《汉语大词典》2144页“o”的释义为“猬”的异体字,而951页“猬”的释义为:兽名。状如鼠而较大,长尺许,毛多而密,尖锐如刺,遇敌则团缩,毛攒起竖立,故俗称刺猬。穴土而居,昼伏夜出,食田间害虫。《史记・龟策列传》:“猬辱于鹊。”其实“猬”的古意有“虫类”的含义,《汉语大词典》对此只字不提有欠妥当,且《史记・龟策列传》的“猬”当为“o”,建议在“o”的义项中加入。鲍照的《代出自蓟北门行》有“马毛缩如o,角弓不可张”的诗句。可见在南北朝时期“o”还在使用,到了隋唐时期随着汉字的简化和双音节化,“猬”逐渐取代了“o”而被广泛使用,如杜甫的《相和歌辞・前苦寒行二首》:“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

二、《和名抄》对古籍俗字的使用

所谓“俗字”是区别于正字而言的一种通俗字体。唐代颜元孙《干禄字书》把汉字分为俗、通、正三体。说明俗字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其造字方法未必合乎六书标准的浅近字体,适用于民间的通俗文书,适宜平民百姓使用。《和名抄》中俗字的使用正说明了源顺编写服务平民大众的辞书的目的。

1.黛

《和名抄》:说文云黛音代 和名万由须美 画眉墨也(调度中容饰具)

查阅《说文解字》,无“黛”字。《说文解字》有“n”字。画眉也。从黑朕声。徒耐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义为:画眉墨也。依小徐有墨字。玉篇作黑。n者,妇人画眉之黑物也。《释名》曰:黛,代也。减眉毛去之。以此画代其处也。通俗文曰:i石谓之“黛”,服 ,刘熙字皆作黛。不与许同。汉人用字不同之徵也。黛者,n之俗。楚辞,国策遂无作n者。从黑。朕声。徒耐切。按朕声本在七部六部合音。转入一部。又变其体为黛。可见《和名抄》的“黛”字为“n”的俗字。《汉语大词典》1738页“n”的释义为:同“黛”。《新书・劝学》:“尝试传白n黑,榆铗陂,j芷若,蚩虱视,益口笑,佳态佻志,从容为说焉。”此处对“n”的释义忠于此字的原始意义,比较详实,对此类被简化的古代使用的汉字进行释义时,这是个很好的范例。

2.R

《和名抄》:说文云在屋曰R 楚江反 字亦作牖 和名末置 在墙曰牖 己见墙壁 具兼名苑云一名梢艋\(居处部门户类)

《说文解字》: 在曰牖,在屋曰琛O笮巍7柚属皆从琛4埃或从穴,古文。楚江切。《说文解字・囱部》

可见《和名抄》与《说文解字》的释义一致,只是顺序发生了变化,并且源顺使用了“琛钡乃鬃郑同时源顺还参考了《兼名苑》的相关内容,对已经遗佚的典籍的辑录工作有重要作用。 与山匝院嶂蔽窗型明。可见在古代“伞庇搿案R”意义相通。《释名》:窗,也。於外Q任明也。《汉语大词典》1694页收录了“ 薄А彼得髁舜实浔嘧胝叩娜险嫣度,但仅仅释义为“窗”的异体字稍欠妥当,因为在古代的意义为“在墙曰牖”,同样对“R”也应该加上古文“在屋曰琛钡氖鸵濉

三、《和名抄》对《游仙窟》的辑注

《游仙窟》是唐代张|所著的传奇小说,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来看,《游仙窟》堪称中国小说的开山之作。书成后不久就流传到了日本,据《旧唐书》记载:日本“每遣使入朝,必出重金购其文”,此后,由于种种变迁,宋、元、明、清时期此书在中国彻底失传了。清朝末年,杨守敬从《经籍访古志》中将此书抄回中国本土后才又进入人们的视野。通过对《和名抄》所引《游仙窟》材料的梳理,可以再现《游仙窟》的原貌。

1.F鬼

游仙窟云F鬼师说 伊岐须太万(鬼神部鬼魅类)

《游仙窟》原文为:余因咏曰:“梦中疑是实,觉后忽非真。诚知肠欲断,穷鬼故调人。”“F”是“穷”的异体字,原意为“洞穴不可行进的终极处。”从字形看像“穷苦人的身形”,中古时期由于音节的双音节话,即在单音节词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单音节语素,使之成为双音节词,也就是说“鬼”作为词尾已经失去其原本的实际意义,仅起调节音节的作用。唐代“F鬼”已经作为一个词固定下来,并被广泛使用。[5]

2.古老

游仙窟云古老 和名於岐奈比止(人类部老幼类)

《游仙窟》原文为:古老相传云:“此是神仙窟也;人踪罕及,鸟路才通,每有香果琼枝,天衣锡钵,自然浮出,不知从何而至。”“古”在《说文解字》的释义为:故也。从十、口。R前言者也。“老”的释义为:考也。七十曰老。“古老”一词是中古时期将两个意义相关或相近的语素或单音节词组合成的双音节词,如“窗户”“墙壁”等。

3.眼 眼皮

游仙窟云眼皮 师说万比岐 一说万奈古井(形体部耳目类)

《游仙窟》中“眼”字共出现了43次,有“眼见”“双眼”“眼尾”“眼拙”“失眼”“眼子”“眼碜”“眼皮”“曜眼”“细眼”“斜眼”“眼细”“亿眼”“眼饱”等,而“眼皮”只出现了一次,即下官曰:“昨夜眼皮p,今朝见好人。”此处“眼皮”即“眼睛”之意。并且,源顺把“眼皮”等同于“眼”,可见源顺是参照了《游仙窟》原文的,这也正好验证了源顺所引为《游仙窟》原貌。

4.眦

游仙窟云眼尾 师说训万奈之利(形体部耳目类)

《广雅》的释义为:目裂也。《说文解字》的释义为:目也。与之相邻的“睑”“眶”源顺根据《唐韵》解释为“目睑”“目眶”,而“眦”则根据当时流行小说《游仙窟》中“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的内容解释为“眼尾”,充分体现了源顺让“世俗无所疑”的初衷,堪称通俗易懂。

5.手子

游仙窟云手子 师说云太奈须惠(形体部手足类)

“手子”即现代汉语的“手指”,现代在天津等某些方言中还存在着“子”发“指”的现象,“Z”是舌尖前音,“zh”是舌尖后音,“z”也叫平舌音,发音时舌尖部位比较平直,“zh”也叫卷舌音或翘舌音,发音时,舌尖向上卷起或者叫翘起,因为“古无舌上音”“古无多舌音”,所以在古代无“zh”音。随着发音的变化,“子”音逐渐转变成了“指”音。《游仙窟》中有5处“手子”:手子腽];当把手子;把著手子;手子从君把;忽把十娘手子而别。其意义均为“手指”之意。

6.牙床

游仙窟云 六尺象牙床 杨氏汉语抄云 牙床 久礼c古(调度中坐卧具)

《游仙窟》原文为:八尺象牙床,绯绫帖荐褥。考释此处《杨氏汉语抄》误把“象牙床”理解成了“牙床”,可见源顺或没正确理解《游仙窟》内容,或根本没亲自读阅《游仙窟》原文,仅仅错误地引用了《杨氏汉语抄》。战国孟尝君“有能扬文之各,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即楚国要送孟尝君象牙床的故事,说明战国时期就有该词,只是中国传入日本的词汇中鲜有三字词,所以才被日本学者误以为成了“牙床”。另外,《和名抄》的“六尺”和《游仙窟》的“八尺”不同,古代的标准长度单位是“尺”,不同时期“尺”的长短是不同的,年代越早,“尺”越短,秦代一尺约等于现在的0.23米,唐朝时一尺约3.07分米,六尺等于1米8左右,而八尺2米4有点不符合常识,所以《游仙窟》现存版本的“八尺象牙床”当误传,《和名抄》的“六尺象牙床”为《游仙窟》原貌[6]。

7.B子

杨氏汉语抄云枳佑盍髦沼利乃佐良 游仙窟云麟脯豹胎]於玉B(器皿部漆器类)

《游仙窟》原文为:麟脯豹胎,纷纶于玉B。后缀“子”组成复合词是中古词汇变化的类型之一,起一定的语法意义,其词汇意义不发生变化,如“合子”“酒台子”“厨子”“瓶子”“错子”等,再次验证了中古口语化的变化规律。

8.鱼l

游仙窟云东海鲻l 鱼l读须波夜利 本朝式云楚割(饮食部鱼鸟类)

O仪性显契 瘸址 ~名也 游仙窟云东海鲻l 鲻x奈c之 lx 食部(鳞介部龙鱼类)

雉脯 游仙窟云西山凤脯 音甫师说保之止利 俗用干B二字(饮食部鱼鸟类)

游仙窟云雉 音翠师说比太礼 说文云 今按如许慎说者 俗所谓阿布良之利是 鸟尾b也(羽族部羽族体)

《游仙窟》原文为: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菹,鹑月桂糁,熊掌兔髀,雉豺唇,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本草》鱼,似鲤,身圆头扁,骨软,生江海浅水中。可见源顺根据《孙仪性稀方“”简单地理解成“鱼”,其实此处的“”是指鲻鱼的幼鱼,大概二十几岁的源顺没见过鲻鱼的幼鱼,也不知鲻鱼为何物,所以才作此简单的处理。

《和名抄》中源顺将“干B”作为了“雉脯”“凤脯”的通俗说法。“雉”的义项为:《说文解字》雉有十四种。《尔雅・释鸟》_雉、雉、G雉、雉、秩秩海雉、M山雉、n雉、h雉。雉绝有力奋。伊洛而南,素质五彩皆备成章曰E。江淮而南,i质五彩皆备成章曰_。南方曰_,东方曰,北方曰T,西方曰。“凤”的义项为:《说文解字》神B也。《尔雅・释鸟》凤,其雌凰。《广雅》凤凰,鸡头燕h,蛇颈鸿身,鱼尾j翼。五色: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背文义,腹文信,膺文仁。雄鸣曰uu,雌鸣曰足足,e鸣曰固常,晨鸣曰发明,昼鸣曰保长,举鸣曰上翔,集鸣曰归昌。“B”的义项为:《说文解字》长尾禽总名也。《正韵》常时曰鸟,胎卵曰禽。《尔雅・释鸟》鸟之雌雄不可别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的相关义项为:《广韵》鸟尾上肉。又《博雅》,肥也。《集韵》祖C切,音。髁骨也。一曰肥实谓之。

通过十娘款待张骞的“东海鲻条,西山凤脯,鹿尾鹿舌,干鱼炙鱼,雁醢荇菹,鹑月桂糁,熊掌兔髀,雉豺唇,”可以了解唐代饮食文化是何等的丰盛,水陆珍馔,应有尽有,真可谓“百味五辛,谈之不能尽,说之不能穷”。

源顺在攥写《和名抄》时除了参考中国的典籍、韵书之外,还参照了当时流行的小说,如《游仙窟》等,并且所引用的内容多为当时被广泛使用的口语,从而有力地证实了唐代口语词汇的发展变化规律[7]。

三、结语

众所周知,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外来先进文化并能不断进行创新、创造的国家,《和名抄》在把中国的很多典籍进行汇编和杂抄后,无论是词汇释义还是训读,都对汉字和汉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反过来又对现代中国典籍的考证及汉语发展史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材料。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资助项目“《和名类聚抄》的汉语语言学视角研究”,项目编号:[2014SJB574]。)

注释:

[1]林忠鹏:《倭名类聚抄与中国典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83-89页。

[2]张伯伟:《域外汉籍研究――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第159-160页。

[3]金程宇:《近十年中国域外汉籍研究述评》,南京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111-124页。

[4]杨秀云:《从看中古汉语对日本汉字文化的影响》,景德镇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第12-16页。

[5]安部逸雄:《中古hZについて--倭名聚抄を中心として》,Z学と文学 九州女子大学国Z国文学会,2000年,第3期,第157-178页。

[6]秋本吉郎:《倭名聚抄とh字文化》,国文学,1953年,第10期,第7-16页。

[7]山本智美:《『{注和名聚抄の{注部分における俗Z、方言についての考察》,樟a国文学,1997年,第34期,第31-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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