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范文

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篇1

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总理和马凯副总理、郭声琨国务委员、王勇国务委员等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尽快核清伤亡人数，查明事故原因，认定事故责任，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并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抓紧部署开展各类易燃易爆品运输安全专项整治，查找安全隐患和管理漏洞，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时，派出了国务院安委会工作组赴现场进行督促指导。

事故发生经过

国务院晋济高速公路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调查组公布的调查报告，还原了事故发生的经过。

2014年2月28日17时50分，晋济高速公路全线因降雪相继封闭。在3月1日7时10分，解除交通管制措施。3月1日11时起，事故路段车流量逐渐增加；12时45分，泽州收费站出省方向车辆增多，开始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13时，持续出现运煤车辆在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排队等候通行的情况；事发时岩后隧道右侧车道排队等候，左侧车道行驶缓慢。

3月1日14时43分许，由汤天才驾驶、冯国强押运的豫HC2923/豫H085J挂铰接列车（事发时位于前方，以下简称“前车”），装载29.66 t甲醇运往洛阳，在沿晋济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岩后隧道右洞入口以北约100 m处时，发现右侧车道上有运煤车辆排队等候，遂从右侧车道变道至左侧车道进入岩后隧道，行驶了40余米后，停在皖BTZ110号轻型厢式货车后。

14时45分许，由李建云驾驶、牛冲押运的晋E23504/晋E2932挂铰接列车（事发时位于后方，以下简称“后车”），装载29.14 t甲醇运往河南省博爱县，在沿晋济高速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岩后隧道右洞入口以北约100 m处时，看到右侧车道上有运煤车辆排队缓慢通行，但左侧车道内至隧道口前没有车辆，遂从右侧车道变至左侧车道。驶入岩后隧道后，突然发现前方大约5?6 m处停有前车。李建云虽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但仍与前车追尾。碰撞致使后车前部与前车尾部铰合在一起，造成前车尾部的防撞设施及卸料管断裂、甲醇泄漏，后车前脸损坏。

在两车追尾碰撞后，前车押运员冯国强从右侧车门下车，由车前部绕到车身左侧尾部观察，发现甲醇泄漏。为关闭主卸料管根部球阀，冯国强要求汤天才向前移动车辆。该车向前移动1.18 m后停住，汤天才下车走到车身左侧罐体中部时，冯国强发现地面泄漏的甲醇起火燃烧。

甲醇形成流淌火迅速引燃了两辆事故车辆（即后车罐体没有泄漏燃烧）和附近的4辆运煤车、货车及面包车，由于事发时受气象和地势影响，隧道内气流由北向南，且隧道南高北低，高差达17.3 m，形成“烟囱效应”（户内空气沿着有垂直坡度的空间向上升或下降，造成空气加强对流的现象），甲醇和车辆燃烧产生的高温有毒烟气迅速向隧道内南出口蔓延。经专家计算，第一起火点着火后，8 min后烟气即可充满整个隧道；起火后10 min，距离第一起火点184 m的5辆运煤车起火燃烧，形成第二起火点；随后距离第二起火点40 m的其他车辆也开始燃烧。

发现着火后，后车驾驶员李建云、押运员牛冲从隧道北口跑出，前车驾驶员汤天才、押运员冯国强跑向隧道南口，并警示前方的皖BTZ110、皖BTZ016驾乘人员后方起火。当时隧道内共有87人，部分人员在发现烟、火后驾车或弃车逃生，48人成功逃出（其中1人因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死亡）。

17时5分许，距离南出口约100 m的1辆装载二甲醚的鲁RH0900/鲁RC877挂铰接列车罐体受热超压爆炸解体。

这起事故导致滞留隧道内的42辆车辆全部烧毁，隧道受损严重。

事故发生的原因

这起事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一时之间，驾驶人员处置不当、运输企业管理混乱等可能的事故原因被热议。

事故发生后，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牵头，监察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全国总工会、山西省政府负责人及有关部门人员和专家组成的国务院晋济高速公路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调查组。调查组邀请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并聘请了国内交通、公安、隧道、车辆、消防、爆炸、化工、特种设备等方面的专家参与事故调查工作。最终，经调查组认定，两车追尾的直接原因是后车驾驶员未能及时发现前车，距前车仅五六米时才采取紧急制动措施，且存在超载行为，影响刹车制动；车辆起火燃烧的原因是，前车罐体未按标准规定安装紧急切断阀，造成甲醇泄漏，追尾造成电气短路后，引燃泄漏的甲醇。

此外，管理和监督方面的原因包括：山西省晋城市福安达物流有限公司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河南省焦作市孟州市汽车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晋济高速公路煤焦管理站违规设置指挥岗，加重了车辆拥堵；湖北东特车辆制造有限公司、河北昌骅专用汽车有限公司销售不合格产品；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政府及其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不力；河南省焦作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和孟州市政府及其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不力；山西省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对高速公路管理和拥堵信息处置不力；山西省公安高速交警部门履行道路交通安全监管责任不到位；山西锅炉压力容器监督检验研究院、河南省正拓罐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出具检验报告；危化品罐式半挂车实际运输介质均与设计充装介质、公告批准、合格证记载的运输介质不相符等其他问题。

吸取教训 防范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晋济高速公路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总理等中央领导作出重要批示指示，对事故查处、善后处理、吸取教训和加强危化品运输及隧道安全工作等提出明确要求。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于2014年3月8日印发了《关于深刻吸取近期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通报事故并提出了针对性防范措施。3月13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会议再次强调，深刻吸取这起事故教训，深入开展交通安全尤其是各类易燃易爆品运输安全专项整治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各类隧道交通和危化品道路运输安全工作。

在《晋济高速公路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也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被重点提出。要求各地区采取有效防范措施，减少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事故的发生。

《调查报告》强调，要始终坚守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红线”。大力推动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调查报告》还强调，要切实加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安全监管力度。交通运输部门要加强对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企业的日常安全监管；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研究道路运输危险货物车辆警示标志标识的设置，完善相关标准，提高防护等级，督促相关汽车生产厂商在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罐体上喷涂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的警示标志标识；质监部门要督促检验检测单位按照相关法规标准对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罐体进行严格的检验检测，依据检验检测结果逐台出具检验证书；公安交管部门要加强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和驾驶员管理，严格管控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路线；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综合监管，推动有关部门搞好直接监管，促进各项工作落实。

《调查报告》还强调，要全面排查整治在用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督促各类危险货物运输企业严格执行GB18564.1-2006《道路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罐式车辆 第1部分：金属常压罐体技术要求》强制性标准要求，逐台核查常压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加装紧急切断装置情况。

进一步加强公路隧道安全管理及公路隧道、危险货物运输应急管理。针对本地区路网布局、产业特点和可能发生的各类事故，抓紧完善危险货物道路运输事故应急预案和各类公路隧道事故应急处置方案；下大力气整合危险货物运输企业GPS监控平台、高速公路交通运行监控系统、公安交警交通安全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资源，统一和规范地方政府危险货物事故接处警平台，强化应急响应和处置工作，建立责任明晰、运转高效的应急联动机制。

此外，还应加强安全保障技术研究和健全完善安全标准规范工作。国家标准化管理部门要进一步修改完善有关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对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的后下部防护提出专门要求，提高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后下部防护装置的强度和性能；针对不同种类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主卸料口的合理位置提出通用要求，明确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主卸料口及三道安全阀的位置和设置，优化车辆罐体阀门等装置的连接方式，明确罐体出厂检验和定期检验的项目和要求，提升罐式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的被动安全性。

在6月11日新华网访谈节目上，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谈到这起事故调查处理结果时表示，这起事故调查处理的特点主要有三点：一是调查处理的时间短。从组成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是3月13号，到事故结案，只用了88天，比去年重特大事故平均结案时间106天又缩短了18天，进度非常快，所以它的警示意义就更加明显。二是厉行追责，从严查处，体现了一个严。这次事故一共追究了66名责任人，其中有一半是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所以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体现了依法治理、依法追究。 三是利用事故来警示大家，发挥事故的警示作用非常明显。这起事故发生之后，在基本查明事故原因后，国务院安委会就发出了事故通报，披露了这起事故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而且还专门就加强隧道安全管理、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的安全监管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部署，下发了通知。这起事故结案以后，又在第一时间了事故调查报告，这样可以使全社会引以为戒，进一步用事故教训来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加强安全管理，从而使类似的事故不再重演。

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篇2

记者注意到，落马官员中，很多违法违纪行为都具有家庭属性，不少老虎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大儿子凭官倒牟利，郭伯雄曾叹气说自己儿子郭正纲以后是个大麻烦，令计划更是违纪处理自己儿子车祸事件。

：大儿子坑爹，

二儿子疏远父亲

2014年7月29日，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成为建国以来，由中纪委查办的最高级别的正国级官员。此前2013年底，儿子周滨、儿媳黄婉被带走调查。

大儿子周滨以父之名，建立了庞大的贪腐集团，蒋洁敏多名官员涉案。

周滨就读于位于四川的西南石油大学，当时，已经成为中石油总公司的高层。2001年，周滨入川，寻找商机。当时，已经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一开始，并不同意他经商，两人曾因经商一事发生争执。

但周滨其后“生意”还是越做越大，就在周滨在四川到处寻找项目时，刘汉高价从周滨手中购买项目“为了维护关系”。据媒体报道，刘汉曾表示，曾亲自打电话告诉他，“要照顾好周滨”。

周滨利用自己同学、前部下等关系构筑了一个庞大的政商网络，生意囊括了石油、土地、矿业等多个行业。

而2013年上半年，中石油系蒋洁敏、王永春、王道富、冉新权等多名高管被调查，系中纪委专案组收到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反映蒋洁敏等多名高管，帮助周滨等人获得油气田区块，谋取经济利益。

一审判决书显示，，要求蒋洁敏、李春城为周滨、周锋等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使上述人员非法获利21.36亿余元，造成经济损失14.86亿余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与大儿子不同，次子周涵则疏远父亲。

据媒体报道，周涵曾经在中石油系统工作，后来离开石油系统。周涵生母王淑华曾在十几年前到周家祖坟哭了一场，后死于车祸，此后2001年与贾晓烨结婚。

周涵也因此拒绝见父亲，与产生嫌隙。

郭伯雄：“这个娃不求上进

真没办法，以后是个大麻烦”

近日，郭伯雄案立案侦查结束，移送审查。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对郭伯雄案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郭伯雄家人以及其他涉案人员涉嫌犯罪的，根据查明的事实证据，依法处理，绝不姑息。

这里面提到的家人，应包括去年3月落马的郭伯雄儿子郭正钢。

去年全国两会前夕，中国军网公布消息，浙江省军区副政委郭正钢因涉嫌违法犯罪，2015年2月军事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

郭正钢作为郭伯雄的独子，一直是郭伯雄的“心病”。据媒体报道，郭伯雄同一位下属聊天曾表示“这个娃不求上进真没办法，以后是个大麻烦”。而郭正钢，这个“熊”孩子，确实颇为任性，还曾说出“反腐搞一搞就得了”的言论。

据媒体报道，郭正钢在舟山警备区工作时，基本不到下面的团里去；警备区机关干部拿着文件找他，经常找不到人；参加会议时，经常甩手离去。也不太爱和下级说话，有时在大院里遇到，和他打招呼，他只是瞥人一眼，头也不点。

除此之外，郭正钢的婚姻也很让家人头疼。郭正钢第二任妻子吴芳芳，已近50岁。两人奉子成婚，吴芳芳曾一度带着她的老娘挺着个大肚子跑去郭正钢的办公室，要求对方给个说法。后成婚。据媒体报道，郭正钢家里并不认可吴芳芳这个儿媳。

而吴芳芳的几个军产经营项目问题成堆。2013年开始，相继爆发群访群诉事件。在吴芳芳军产项目中被骗的投资者们多次在浙江省军区门前聚集、抗议，甚至高呼“郭正钢还钱”。

令计划：违纪手段处理儿子车祸

人民日报旗下杂志报道，2012年3月18日凌晨4点，令计划的独生子令谷在北京一场法拉利车祸中当场死亡。

文章指出：是夜，在处理车祸的过程中，令计划已经采用了违纪手段。然而第二天，2012年3月19日，他神色如常地出现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此后的两年间，他持续如常地开会、视察、讲话、撰文。从公开镜头上，没有人能窥见他的任何异样、任何情绪变化。但民间关于他会不会“出事”的猜测，日渐增多。

记者注意到，发生车祸时，令谷24岁，正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读研究生。2007年至2011年令谷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化名王子云，但“八卦是流传得最快的，同学们都知道他是令计划的儿子”。令谷有时会开豪车来学校，和同学“见面也就点个头打个招呼”。他还组织成立了“战略及国际研究委员会”，用来结交官二代。大学毕业时，令谷没有参加毕业合影留念，“他也不需要这个合影”。虽然“他的成绩不太好”，但2011年还是被保送至北大教育学院读研究生。

2012年11月前，令计划召集了3次有目的的饭局，并将范围扩大至“西山会”以外人员，这成了“西山会”成员的命运转折点。这3次饭局，与法拉利车祸的“善后工作”余波有关。

然而，最终，令计划在2014年12月22日“冬至日”被查。

周本顺：要求儿子低调行事，

儿子并未听从

2015年7月24日，在北京出席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动会议的周本顺，被办案人员带走，成为十以来首个在任上落马的省委书记。同一天，周本顺之子周靖在长沙一家汽车城内被抓。

据媒体报道，由于工作繁忙，周本顺对儿子疏于管教，其妻溺爱儿子。周靖从小就“说话很冲”。上中学时，成绩一般，外语成绩较差。

在周本顺任职湖南省公安厅及中央政法委期间，周靖结识江苏省委原秘书长赵少麟之子赵晋，一手缔造了涉及政府工程、房产、汽车销售、金融投资的商业巨舰。周靖曾扬言，在长沙，没有他办不成的事。

2014年6月，赵晋因在多个省市实际控制公司的地产烂账被有关部门控制。两个月后，其父赵少麟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这对父子也是有名的贪腐“父子档”。

据央企湖南负责人回忆，周靖得知赵晋被带走后，十分惊慌。“周靖跑过来问我，有没有公司愿意为赵晋的地产项目接盘。”

周靖还频频打电话求助于父亲周本顺，但周本顺没有应允儿子“救人”的请求，而是要求周靖低调行事，不要再与赵晋案发生任何关联。

但周靖并没有听从周本顺，积极为赵晋活动。在得知儿子周靖仍在为赵晋案活动时，“周本顺有些不高兴，但也没有制止。”

赵少麟：儿子被带走后，

亲自收拾残局

上述赵少麟赵晋父子，是落马官员中具有代表性的父子档。赵少麟纵容儿子开设私人会所，并伙同儿子收受贿赂，儿子被查后，亲自出山，收拾残局。

赵晋有自己颇为庞大的朋友圈，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副院长何家成，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天津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等都是“圈内人”。

据媒体报道，赵晋在北京设立会所，为其朋友圈内的官员提供，同时也偷偷录像，以此要挟。2014年12月落马的山东济南原市委书记王敏，就是在赵晋的北京会所被录了像，该视频成为中纪委的线索。

近年来，因赵晋多个房地产项目存在违规增加楼层、肆意扩大容积率等问题，争议是非不断，赵晋疲于应对，年过六旬的赵少麟为儿子的事业也是“操碎了心”。

2014年6月，赵少麟的儿子赵晋被查。儿子出事后，赵少麟曾亲自到天津收拾残局，实行裁员计划，留下骨干，希望东山再起，还亲自任命了南京、天津、济南三地的临时负责人。

然而，不久后，赵少麟自己也应声落马。

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篇3

一

抗战开始之初,华北各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南撤,地方政府作鸟兽散。在晋东北地区,败退的国民党军队和日本侵略军经过的地方,粮物洗劫一空,五台县仅一天就被国民党军队拉走驮骡“达六、七千头”。那整天“爱国”,“为民”口号震天响的国民党地方政府及其大小“父母官”们,除五台、盂县二县县长外,均逃散一空[3]。会党蜂起,自古“兵匪一家”,在这里再次现身说法。尽管蒋介石当时也有“人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和“抗战建国”之号召,然而,事实却有“国军”所到之处,农民纷纷逃亡的现象,有的地方还甚于逃避日军。对这里的农民,蒋介石的号召显然并未奏效。

与国民党军队和官吏们逃离与掠夺晋察冀边区人民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开入了晋察冀敌后,面对疯狂凶残的日本侵略军和遭受兵匪荼毒的几千万晋察冀边区人民,他们的口号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保家卫国”,“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他们的行动是:痛击日军,肃清与改造土匪,统一抗日武装,严明纪律,宣传救亡,恢复地方秩序。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的言行,一举改变了广大农民长期形成的“兵匪一家”的传统认识。以致八路军所到之处,“瓢食壶浆,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和爱戴[4]”。广大农民“把民间的枪枝拿来,连人带枪一齐参加八路军[5]”,八路军也被农民称为自己的“子弟兵”。“阜平营”、“平山团”等部队的出现,就是八路军已扎根于敌后民众之中的佐证。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3]《晋察冀边区是怎样创建起来》,(1939年3月11日),见魏宏运:《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55—5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魏宏运:《总论编》)。

[4] 林朗、王韬:《在抗战中的冀中抗战堡垒》,《群众》第8卷第22期。

当然,必须正视的是,根据地农村社区的整体文化水平还比较低,农民大多数都还是文盲或半文盲,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也仅是个开始,且还带着浓重的战争时代的气息,村社民主政治建设之路还很长。但是,农民们那追求解放和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却表明了,他们已经开始摆脱专制制度的束缚。根据地农村社区的社会生活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变化。身历其境的原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太平绥靖公署参事刘奠基曾感慨说:我追随国民党追求民权主义20余年,已陷入失望,万没有想到民主政治“在和敌人炮火斗争当中,竟会实行起来”,“会在今天敌后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实现[7]”。可以说,这种村社的初步民主政治建设及其启示,在晋察冀边区乃至中国农村社区的现代化建设史上也是个永远不应忘记的良好开端,是中国农民的创举和历史的奇迹。

[1] 杨尚昆:《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1944年7月),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19页。

[2]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1941年5月),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71页。

[4]《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5]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见魏宏运:《总论编》,第166—167页。

[6] 徐大本:《冀中一年来的政权工作》,见魏宏运主编:《总论编》,第171页。

[7]《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二

抗战相持阶段,日军困于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的展开,不得不集中兵力巩固其占领区。于是,刚刚在敌后建立起来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及其敌后抗日游击战便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弱小的共产党及其八路军如何坚持并赢得抗战胜利,唯一的出路便是充分而严密地将广大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使广大的敌后农村成为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战场。中共最早开辟的晋察冀根据地,也正是这样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模范的农村抗日战场。

共产党、八路军深入晋察冀边区之后,为了广泛地发动敌后游击战争,按照中共中央全面抗战的路线,提出了“全民总动员”、“实行全民武装”的口号[4],以各种形式,将边区广大农民群众组织起来。

首先,在深入敌后之初,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会等半政权性的组织,把分散的农民群众初步组织起来,并使之与八路军共同配合抗击日军,改造各种抗日军队、义勇队、游击队、联庄会及秘密会社,组成统一的抗日武装,恢复稳定农村秩序,建立新的农村地方政权,改变原来的混乱的局面。

其三,通过劳动互助把农民组织起来。边区农村最早的劳动互助是为帮助抗属与贫苦农民的,那时称“互助团”、“帮耕团”。1939年之后,天灾敌祸纷至沓来,边区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在边区农村社区之内,大家共同面临的是“自救”、“共存”的问题,于是,农村一些民间传统的“换工”、“拨工”互助形式兴盛起来。1943年11月,毛泽东发出“组织起来”的口号,要求“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组织起来[6]”。此后,农村社区的农民生产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全面发展,“变工队”、“拨工队”及各种“突击队”普遍组织起来,而在修渠、开荒、修滩、捕蝗、抗旱等生产活动中,劳动互助则向更高形式的劳动互助社发展。据灵丘县98个村庄统计,1944年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劳动人口的58.1%[7],而灵寿县芝麻沟全村男劳力的94%、女劳力的90%以上已参加拨工互助,并建立了“四套合一”(拨工组、合作社、抗联、抗勤小组)的拨工队,形成了高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社[8]。组织农民的劳动互助,在农村社区掀起了积极生产的热潮,也进一步推动了农村社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1] 吕正操:《冀中的抗战形势》(1940年3月4日),《解放》第110期。

[2]《冀中军区的简略介绍》(1939年9月1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9期。

[4]《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8]《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4页。

边区村社军事化和农民的高度组织化,是适应战时特殊环境的产物,导致的却是农村社区内农民间相互关系的又一巨大变化。它彻底改变了农户传统的分散、无组织状态,使边区农民的抗战有了“全面化、全民化”的特点[8],使广大农民长期潜藏着的巨大能量得以最大限度地聚集并释放出来,有效地使用于对日军的抵抗,可谓晋察冀敌后抗战伟力之深厚根源在于农民之中。这种农村社区全面军事化与农民高度组织化的经验,对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在广大新解放区充分地组织亿万农民和充分依靠组织起来的农民力量迅速打败国民党,也有重要影响。

[1] “耕三余一”,源出《礼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此处指边区农民一年生产能有4个月余粮。

[2]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617页。

[3]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页。

[4]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9页。

[5]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7]《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16页。

[8] 吕正操:《冀中的抗战形势》(1940年3月4日),《解放》第110期。

三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多是交通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并长期处于被日本侵略军分割、包围、封锁与军事扫荡的艰苦环境之中。日伪军先是“着重强盗式的掠夺、抢劫”,后则“变成惨无人性的、有计划、有步骤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强占与破坏人民田地房屋,鸡犬不宁,草木俱毁……勒索、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日伪过后,“不是家破人亡,就是遍地房塌室坍,废墟瓦砾[1]”。再加上频繁的水、旱、虫灾,边区农村社区生产力遭受了严重摧残,经济受到摧毁性破坏。于是,农村社区之内,一方面,原本不足的生产力资源,因敌人的破坏更加奇缺,许多农户无法再单独维持简单生产;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投入抗日军事斗争,抗日家属自然要由社区内共同来加以照顾与帮助。而村社之内,支前生产不说,就是站岗、放哨、运输、慰劳、侦察、坚壁清野、破坏交通、收割电线、袭击敌人,样样工作都非一家一户所能单独承担。因此,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便成了社区内农民共同的基本要求和中心任务。

首先,人民政府、共产党为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作出表率。政府的费用、税收,“取之合理、用之得当”;财政上,“尽量缩减开支,反对浪费”,充分照顾人民生活,使群众的“负担减至不可再减的程度”,并“以最少的支出发挥最大的效用[2]”;广大干部均“实行生活费制”,一个公务员每月所取一切生活费用“比不上一个工人的收入”,然而他们却“吃苦耐劳和不避艰难”,“背背包,跑山路,住地窑,深入敌区”,扎根民众[3],是为农民奋起互助自救、互助共存之榜样。

其三,以发展生产为社区“自救”与“共存”的基础。发展生产是边区解决军需民食的基本方针。前述边区劳动互助,不仅是组织农民的方式,也是发展生产的可行方法。除实行劳动互助外,边区政府还提出“敌来就打,敌退就耕”的口号[9]。农民抓住空隙,抢耕抢种,开展生产自救。不仅消灭了土地荒芜现象,保证不误农时,而且还新开了许多荒田、荒地、水渠、整修了许多滩地。在北岳区,1938年与1939年就形成了垦荒、修滩、开渠的热潮,仅平山、阜平等9县,就开荒25000余亩,1939年到1942年,北岳区29县开渠2272条,可浇地4181364亩,修滩146349亩[10]。11943年,边区政府提出生产发展“三大口号”:“一拨工,二订农户生产计划,三锄地三遍”,得到全区各方面的积极响应。社区内农户大都实现了“耕三余一”的目标,创造了艰苦战争环境下发展生产的一大“奇观”。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收获。组织起来的民众,在武力掩护下“抢割、抢收、快打、快藏”[11],“首先是不让敌人夺去麦子粮食,再才是自己的分配问题[12]”。通过社区的军事化与组织化,村里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渠、牧畜的全部工作都是党政军一齐动员”,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七、八岁的儿童,男女老幼一齐动手,各尽其能,都在“枪林弹雨封锁沟墙中”“用血汗争取”民族的生存[13]。

[3] 《记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解放日报》1943年3月10日。

其四,开展节约运动。为了保证军政所需和救灾度荒,节约运动在社区内得到了广泛的开展。政府与干部“节省开支,反对浪费”,“自动要求减低生活待遇”。农民们积极支前,但自己采树叶、集野菜、“节衣缩食,准备度荒”,如井陉的印吉子,“原全家每天吃粮二升,在荒旱的情况下,减少半升,多吃糠菜,缝补旧衣,节布一匹”。边区农民勤劳生产,同时又节衣缩食,从而保证了大部分家庭实现“耕三余一”计划[1]。

其五,进行生产互助自救运动的宣传教育。应该说,广大农民长期适应的传统个体生产方式及其所产生的“各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意识,与互助合作的集体劳动是有矛盾的。因此,即使在那大家必须共同“自救”、“共存”的特定环境下,劳动互助也需要在遵循自愿互利的原则下,“特别加强群众的教育”。当年,共产党的教育办法是:“通过劳动公约,开会检讨,奖励表扬模范;利用谈话、群众力量、黑板报、壁报来批评落后”,“克服自私的思想”[2]。其中,对农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法之一是英模学习运动,开展向那些具有忘我无私与自我牺牲精神的典型人物学习,使整个社区内农民形成你追我赶,比学赶帮,积极生产与工作的潮流,从而使边区基本保证了军需民食,“家家有饭吃,有衣穿”[3]。宣传教育还包括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内容,最主要的是集体化方向的宣传,认为今日之劳动互助,仅是“向集体经济过渡的”“初级形式”,将来要“从各方面都使”小农“经济合作化起来”,变成“集体经济”[4]。

农村社区内的上述互助自救与互助共存的艰苦努力,一方面削弱了封建半封建势力,社区内各阶层之间的财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关系发生了“悄悄的”变革,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迅速而普遍地增加,土地与阶级结构都呈现“两头向中间挤”的现象[5],共产党在农村土地改变的目标大体已经实现;另一方面,根据地内“没有大多数人忍饥挨饿而少数坐享其福,大发其国难财”的现象,同时,“全体军民在共同的顽强斗争里,大家在贡献着每人所能贡献的力量”,军政民团结一致“同甘苦,共患难,都过着吃糠咽菜忍饥受冻的艰苦生活”[6]。这种全社区同甘共苦的艰苦生活与土地和阶级结构“两头向中间挤”的新变化,本质上都是农村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经济生活形成的体现。正是这种社区战时平均主义的真正贯彻和持久的坚持,在特殊的战时环境中暂时抑制了农民在个体劳动中长期形成的自我发家与增殖私产的欲望,激发了农村社区“自救”、“共存”、“互助友爱的模范精神”[7],从而在经济上切实保证了敌后艰苦抗战的长期坚持并赢得最后胜利。

然而,在这种战时平均主义实施过程中,农村社区内同时也开始涌动着一种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这种“左”倾思潮,是把战时平均主义当作未来社会追求的目标而要加以发展,其表现是:

(二)把劳动互助的集体化和供销合作社作为未来社会抑制社会不平均的组织形式。本来,当年解决抗干、抗属、孤寡老弱和难民困难,力争家家有饭吃、有衣穿而发展起来的集体劳动互助,是当时特殊而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实施战时平均主义的产物,但社会平均主义则从追求社会平均的角度认识战时平均主义,要将战时平均主义移植于未来社会,把个体生产劳动简单地看作“封建”、“自私”与“落后”的东西加以批判,认定将来农民的唯一前途是走苏联模式的“集体化”道路,实行集体化劳动[14]。同时,再加上政府组织的供销合作社“垄断商业”,使“人人加入合作社,一切经过合作社”[15],抑制商业流通领域的“剥削”,认为两者结合,就可以克服农民中的分化与不平均,实现社会的平均。

对于上述社会平均主义的“左”倾思潮,有时也受到来自共产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又总是在“批右”和“纠右”斗争中受到限制,很快被中断而停止。当时,农村工作中,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干部开展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报告中认为,贫农尤其是“赤贫”“最为革命”,他们主持农村政权与农会,行动“样样正确”,可以“指挥一切”,“必须不准人批评”[16]。干部们以此“来打通思想”[17],再加上当时党内干部中长期形成了“宁左勿右”的不成文定俗,“怕别人说自己右了……认为越‘左’立场就‘越稳’”,社会平均主义思想就始终没有得到过真正清理和批判,自然也就难以得到纠正。于是,农民们“怕冒尖”、“等着共产”的消极情绪也在社区内滋长[18]。这种社会平均主义的思潮与后来的农村土改和集体化运动中的平均主义错误本质上是相联的。

该文发表在《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4期

[1]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48页。

[2]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45、620页。

[3] 《一九四五年冀晋区生产会议总结报告》,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45、620页。

[9] 《五专区全面贯彻减租运动总结》(1944年6月),见魏宏运:《农业编》,第116页。

[10]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1943年4月),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97页。

[12] 《冀中五年来财政工作总结》(1943年4月),见魏宏运:《总论编》,第697页。

[13] 《五专区全面贯彻减租运动总结》(1944年6月),见魏宏运:《农业编》,第116页。

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篇4

今年初，中央台办、国台办原副主任龚清概因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的消息一传出，关于其落马的各种猜测声四起。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闽南渔村子弟，龚清概曾在福建工作长达35年，从公社大队团支书成长为正厅级官员。龚清概落马之后，外界舆论也一致认为，其违纪事实绝大部分发生在福建工作期间。

即便在2013年，龚清概离开福建调任北京，其影响力也未曾远离。龚清概留在当地的，有亲属的庞大商业利益以及政商家族之间纠葛。伴随龚清概的落马，这一切逐渐浮出水面。

一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告诉廉政t望记者，龚清概是一个外界评价两极化的官员。有人赞其为能吏；有人骂他是土匪；有人视龚清概为大恩人，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也有人长年举报，说“不扳倒龚清概，死不瞑目”。

渔村中的“老炮儿”

龚清概的老家，位于泉州石狮市沙堤村。1958年出生的他，在家里六兄妹中排行老三。龚清概顺利读到高中毕业，不仅是全家人，更是整个渔村中学历最高的。

在沙堤村老人的印象中，龚清概除了学习成绩不错，更有一股争强好胜的狠劲。龚清概十多岁时，经常和邻村青年打群架，他每每冲锋在前，堪称渔村里的“老炮儿”。

高中毕业后，龚清概在村里待了几年。据介绍，那时父母很着急，认为龚清概读了一点书，变得眼高手低，出海打鱼的事不愿做，大事又做不好。家人甚至打算把他送到南洋去当建筑工人。

但转机很快到来。1978年，泉州地区干部大换血，组织部门选拔任用了一批年轻干部。龚清概搭着这趟顺风车，任晋江县永宁公社沙堤大队团总支书记。两年后，龚清概又调到晋江县委组织部。在组织部工作期间，他脱产学习，拿到泉州市委党校的大专文凭。

1987年，龚清概担任晋江县深沪镇镇长。一名晋江的公务员介绍，正是在深沪镇期间，龚清概成为当地官场的明星人物。“他似乎天生就适合独当一面的工作，思路开阔、作风强势、胆子也特别大。”龚清概担任镇长的五年时间里，深沪镇经济发展快，成为福建沿海地区著名的轻工业集聚地。

龚清概强悍的一面也展露无遗。因为一语不合，他对一名村干部拳打脚踢。中午喝得酩酊大醉，下午却在办公室布置工作，还自嘲这是“打醉拳”，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担任镇长期间，龚清概的工作业绩很突出，这是他日后晋升的基础。同时，龚清概喜欢拉帮结派，只要是自己圈子里的人，就能吃香喝辣；不是一个圈子的，就会排斥在外。他的不少亲属投身商海，利用龚清概的影响力赚了不少钱。深沪镇有几条马路，就是由龚清概的亲属负责承建。“拉小圈子与纵容亲人经商，这在龚清概日后的从政路上，几乎成为‘标配’。”

充满江湖气的“龚十亿”

1992年，龚清概由镇长晋升泉州晋江市副市长，三年后扶正为市长。从2002年到2005年，他又担任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

龚清概的老家石狮市原本属于晋江县，1987年区划调整单独设市。1992年，晋江撤县建市。龚清概算得上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晋江人，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并担任当地党政主要领导长达十年时间。这不仅算得上官场特例，更令龚清概在晋江拥有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以及非同寻常的影响力。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龚清概主政晋江期间，算得上当地经济发展最迅猛的阶段。主要经济指标在福建省各县市中稳居第一，成功跻身全国百强县（市）前十。同时，龚清概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将晋江打造为“品牌之都”。七匹狼、劲霸、安踏、鸿星尔克等一大批品牌，正是在此期间成为知名品牌。

龚清概抓经济工作的方式，简单实用却又显得粗暴。实施品牌战略之初，有些企业依旧习惯打价格战。龚清概把那些在市场上杀价的企业负责人召集在一起，下达最后通牒：谁再乱杀价，立刻滚出晋江。

晋江鞋企崛起后，纷纷砸钱做广告，龚清概又把企业负责人找来，说企业有实力是好事，但要抱团合作，不能哄抬物价，要求晋江鞋企形成一个联盟。

一名国有四大银行晋江分行的负责人，对于龚清概加大放贷力度的要求并未理睬。龚清概一怒之下亲自去福州，找到省行负责人，要求把晋江分行的行长调离。龚清概说，如果此人继续当行长，他就要下令，晋江各政府机关与大型企业，谁也不准把钱存到这家银行。此后不久，晋江分行的行长换人。

龚清概任上，针对企业还有许多“先上车后补票”、“遇见红灯绕着开”的特殊政策。比如企业拿地建厂房，龚清概特批之后可以开工生产后再交土地出让金。

一名晋江商界人士表示，龚清概的做法，严格讲起来都是不守政府本分，越俎代庖，甚至有违规之嫌。但在当时环境下，确实促进了经济发展。

那些受过龚清概恩惠的企业，自然对其感恩戴德。但在晋江，也有一部分企业主，提到龚清概就咬牙切齿。一名长年举报龚清概、声称“不扳倒龚清概，死不瞑目”的商人告诉记者，自己曾竞标一个市政工程，竞争对手是龚清概的妹夫。最后不仅没接到工程，还被抓去关了一个星期，理由是他涉嫌行贿。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龚清概家族经商在晋江几乎人尽皆知。龚的夫人、儿子都在不同企业持有股份，他的兄妹等人，涉足房地产、茶叶、外贸、餐饮生意，规模均不小。“龚十亿”的绰号，也是在那时传出来的。

因为城市改造需要拆迁，有拆迁户拦住视察途中的龚清概。一开始，龚清概还和颜悦色地听取情况，但对方情绪激动，说如果不答应提出的条件，明天就去北京上访。龚清概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说：“我保证你去得了北京，回不了晋江。”对方嚷着要上吊，龚清概勃然大怒：“我又没打你杀你，你要怎么死是你的事。”

当晚，公安局就派人去拆迁户所在社区了解情况，调查档案，对外还放出风声，要把此人的情况清查一遍，发现有案底立刻抓人。拆迁户那边慌了神，从此再没说去北京上访的事。

在官场内，龚清概同样行事霸道，作风张扬。在公众场合，爆粗口是家常便饭。脾气发作时，还要拳脚相向。在晋江当一把手时，他用茶杯掷向一名局长。对下属颐指气使，对待同僚有时也压不住火气。担任泉州市委常委期间，龚清概和另一名市领导发生争执，两人险些在会场大打出手。

龚清概的个性，使其在官场树敌甚多。在他主政过的地方，均不乏实名举报的班子成员。但也有同僚认为龚直来直去，是个有担当的人。一名曾担任过晋江市委书记的领导曾提及一件事，因为挪用专项资金，上面追查下来。时任市长的龚清概找到书记，说你即将升迁，不要为此事耽搁前程，所有事就由我担下来吧。

政商网络中的龚氏家族

一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龚清概家族贪腐的传闻由来已久，甚至在此前的一系列被查处案件中，也能看到龚清概的身影。

福建省委原常委、省委秘书长落马后，与其关系亲密的美女企业家郑某浮出水面。郑某当年嫁到香港，后来以港商身份回福建发展，龚清概与郑某同样是老朋友。据知情人士介绍，龚清概与郑某虽谈不上亲密关系，但彼此交集颇多。郑回闽发展之初，龚清概给予了许多支持。

福建省原副省长徐钢落马后，一名在泉州颇具影响力的胡姓企业家曾协助调查。胡与龚清概的交情十分深厚，当年胡来晋江发展，受过龚清概的恩惠。

一名当地人士认为，龚清概或多或少涉及这些贪腐案件，与其长年主政晋江的特殊影响力有关。因为雄厚的经济实力，晋江在泉州乃至福建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泉州是福建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晋江又是泉州经济总量最大的县级市。晋江一个县级市的GDP，超越省内好多个地级市，以致于当地一直有“福建经济看泉州，泉州经济看晋江”的说法。

龚清概长期在晋江工作，结识了不少企业家朋友。在龚清概的大力扶持下，这些企业得以做大，日后才有了攀附高官的可能。

上述人士认为，龚清概运用了手中的企业家资源，使自己成为当地政商网络中的关键环节。而这层关系，也为他的升迁发挥了作用。

龚清概还通过联姻来扩大家族影响力。龚清概之子，娶了泉州市一名市领导的女儿。龚的侄儿、侄女中，有人嫁给省里厅官之子，有人娶了企业家的千金小姐。一张非富即贵的亲属关系网，让龚氏家族门庭显赫。

离开了主政十年之久的晋江之后，龚清概的仕途一路上升。他历任泉州市委副书记，南平市长，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3年进京担任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

龚清概荣升副部，令龚氏家族的荣耀达到巅峰。不过此后，麻烦事却找上门。尤其是龚清概之子龚钰峰的婚姻风波，令龚家人颇有些颜面扫地。当初，两名泉州市领导家喜结连理，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龚的儿媳是共青团泉州市委的正科级干部，结婚之后她与另一名机关干部交往甚密。两家人的关系因此生变，外界还传出，前任亲家一直在实名举报龚清概。

记者电话联系上如今担任泉州市政协副主席的龚清概前亲家，对方简单表示：“我没有举报。”

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篇5

大雨成重灾

10月2日至7日，山西省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全省过程降水量在15.4毫米至285.2毫米之间。其中最大降水出现在临汾市大宁县，全省117个县（市、区）中有18个县（市、区）降水超过200毫米。其中，太原、阳泉、临汾、长治、吕梁、晋中大部分地区都创下了10月上旬累计降雨量纪录。

《中国慈善家》从山西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4日，山西省防指及时启动省级防汛Ⅳ级应急响应，根据汛情变化，及时提升至Ⅲ级，省应急、水利、自然资源、住建等部门派出多个工作组赴各地检查指导防汛工作。5日，晋中市、吕梁市、临汾市先后发生多起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

山西省接连启动了省级地质灾害Ⅲ级应急响应和省级自然灾害救助Ⅲ级应急响应。据统计，此次汛情全省各地共转移人员54947人，停产煤矿60座、非煤矿山372座、危化企业14家，停工在建工程1035个，关闭景区166个。

新绛天龙救援队在受灾村镇开展救援工作。

记者注意到，气象部门对山西这一轮强降水在国庆前就有预报。9月30日，山西省气象台预报，预计10月3日至7日，省内将出现持续的阴雨天气，累积降水量40毫米-120毫米，局部可达140毫米。最强降水出现在4日-5日，全省都将有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10月2日夜间，暴雨如期而至。当日，山西气象公众号信息称，“我们可能遭遇10月份罕见强降雨”。

4日，吕梁、临汾、长治、晋城等多地暴雨蓝色预警，预计降水将持续至假期结束。5日，山西省乌马河清徐县、祁县段发生多处决堤，导致沿河附近的小武村等村庄被淹。6日，山西南同普线祁县至东观间昌源河大桥桥台被冲垮。9日7时40分左右，河津汾河区域因上游来水猛增，河津遇到1954年9月6日以来最大洪水，洪峰流量由796立方米/秒猛增到985立方米/秒。

公开报道显示，山西省蒲县荆坡村一带5日晚11时许发生山体滑坡，造成5人被埋压。经过连夜抢险救援，被困人员全部救出，其中，4人遇难，1人受伤。据了解，遇难者主要为交警值班人员。

10月9日下午，在接到支援抢险救灾通知后，宝坻区蓝天救援队5名队员立即启程奔赴山西，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图/宝坻区蓝天救援队

山西省吕梁市委宣传部6日透露，连日大面积强降雨在当地引发不同程度地质灾害。经初步统计，截至6日8时，吕梁市因灾死亡1人，倒塌房屋153间，冲毁道路33处，转移人员1301人。

另外，《中国慈善家》从救援人员处独家获悉，临汾市安泽县一处窑洞塌方，至少1人不幸遇难。

信息滞后

山西介休宋安村受灾严重，积水最深处可达2米，受困群众约2000人。9日下午，该村一位村民告诉《中国慈善家》，2000多人已安全转移，但房屋和财物被泡。

“这几天大型抽水机在不停地工作，但水位还是不见下降，目前食物和矿泉水等生活用品不缺，缺的是抽水机用的汽油。”上述村民说。

另一位村民樊某也告诉记者，目前仍然急需水泵、发电机、柴油、连体雨衣、头灯。“至于生活用品，当地的爱心人士天天有送，目前不缺。”

“8日有约10人的社会救援队带着皮筏艇进入村子，但这时村民已经转移完了，基本上也没有派上什么用场。”樊某介绍，4日下大雨，5日开始积水，村民纷纷用私家挖掘机转移群众自救。

10月6日，祁县天龙救援队在祁县丰固村解救受灾村民。

信息滞后是外界对这次灾害的观感。“洪灾已经发展很多天了，现在还在进行当中，不断有新的溃坝事件和新的灾情出现。”一位救援人员9日下午告诉《中国慈善家》。

这位救援人员说，10月5日、6日的重灾区是太原的清徐县，随后吕梁市孝义市和晋中介休市，目前灾情仍然严重，水位迟迟难以下降。

“孝义和介休被淹没的村庄连片，涉及人员多，水位下降慢。晋中灵石县也受灾严重，属于山区，河道窄，水溢出河道对沿岸的村庄造成比较大的威胁，人员基本全部被转移。”上述人员说。

7日开始，灾情蔓延到汾河下游，新绛县、稷山县，河津县等沿河区域。不过，部分灾情并非出现在沿河地区，而是山洪造成的，如安泽、永和、隰县，目前人物伤亡和房屋损毁大多来自这些地方。

10月7日，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民众合力抗洪，封堵西坝决口。

“这次山西水灾社会组织介入救援情况和其他灾情发生后并无区别。山区的情况因为交通道路损毁严重，电和通讯也不太通畅，灾情传不到外界。” 第一时间介入灾区、收集信息并评估的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告诉《中国慈善家》。

“目前救援还没有结束，但已经到了平稳阶段，村里的老人和孩子已经转移了，村里依然没有电没有网。所有的桥梁都断掉了，我们的任务就是用冲锋舟、皮筏艇给被困群众送生活物资。”一位在安泽县参与救援的某民间救援队人员告诉《中国慈善家》，实际上安泽雨已经下了快半个月了。

郝南认为，此次山西水灾对人员救援的需求并不大，不需要太多外界救援力量的支持。目前最吃紧的是抗洪抢险工作，对抗洪抢险物资有很大需求，到了10日会是一个高峰期，包括编织袋、棉衣、帐篷、水泵等。

随着水灾慢慢退去，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安置群众的物资需求会增大，特别是生活救助类物资的需求。

“受灾群众数量多，安置点分散，意味着不好统计受灾群众的需求，现在主要是靠社会力量去消化，等水退他们回去挑战就会加大，天气比较冷，家里的生活物资又没有了。”郝南认为，后续救援及恢复问题会较为严重。

10月8日，山西省新绛县体育馆安置点的受灾群众。

8日，海拔较高的山西受灾地区气温已接近零界点，当地天气预报显示，近期将继续降温，这无疑对接下来的清淤等基础设施的恢复带来不小的挑战。

“山里被洪水冲过的地方没有了房屋，住也是问题，就算房屋没有倒，但被褥都湿了，零下的气温也很难干。”郝南说。

“今年的水灾很罕见，这样大规模、全流域的灾情已经发生了3次，这种山西水灾发生在10月份，又遇上寒流，这些情况会格外加重救灾工作的难度，这是和前段时间河南水灾不一样的地方。”郝南分析，山西省受灾人口的密度没有河南水灾高，积水也没有河南深，但山西受灾范围比河南受灾范围更大。

社会捐款疲软？

截至记者发稿，公开可查的对山西洪灾的捐赠远远低于河南水灾期间。有媒体称，三个月前，全中国一起驰援河南的景象，至今还没有在山西出现。

10月8日，山西省红十字会开通山西暴雨灾情官方捐款渠道，捐款步骤同时公布。

根据《山西省红十字会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山西省红会开通救助热线，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同时救灾工作组已于8日分赴受灾严重的运城市新绛县、太原市清徐县开展灾情评估工作，并分别向两地拨付救灾款各20万元。

9日，山西省慈善总会发出防汛救灾倡议并承诺：“本次募集的善款将全部用于我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并将及时公开捐赠款物的接收和使用情况，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10月8日，受近期连续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汾河下游山西省运城市新绛段遭遇近40年来最大洪峰。

《中国慈善家》从山西省慈善总会获悉，9日，山西省慈善总会收到社会捐赠共计57万元（不包括下级慈善总会）。山西省红十字向《中国慈善家》透露的信息显示，截止8日24时，该机构收到社会捐赠1千多万元。

仅从数据上看，相比河南水灾一天上亿元的善款，此次山西灾情确实出现社会捐款疲软现象。

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篇6

位于山西省兴县东南80华里的黑茶山，海拔2000多米，在多山的山西省境内算不上什么有名的山。但是，1946年4月8日这个雨雪弥漫的日子，使这座本不出名的山涂布了悲壮浓烈的色彩，在人们的记忆中也打上了沉重的烙印，以至于在50多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座山的山峰上，那沉重依然淤窒于胸间。

这一天，被监禁5年之久、一个月以前才获释放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李秀文、长女叶扬梅、幼子阿九，中国共产党与的谈判代表王若飞、博古（秦邦宪），刚从国外归来的原中央警卫局局长邓发，著名教育家、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等一行17人，乘坐一架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抵延安上空后，因云雾弥漫无法降落，隧拟改飞西安。途中，因驾驶员迷失方向而飞抵山西境内，撞在黑茶山山峰的一块巨石上，17人全部遇难！

此后，黑茶山这悲壮的一幕，就成为中共党史上令人怀念、令人沉重的一页。“四八”烈士，也成为这一页的一个专有名词。

在解放区举行的隆重的公祭活动时，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悼文：“你们的身躯化成了一片红光，好像火焰的天使自天而降。宇宙的黑暗已向你们投降，人类的前途照耀得光明无量，让人民安乐在红光明亮的土地上。”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郭沫若的预言也早已实现了，生活在黑茶山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如同全国人民一样，头顶着“红光明亮”的晴天。但是，黑茶山依然是人们挂怀的地方。其中，最挂怀这里的人，自然是“四八”烈士的后代们。他们的挂怀，一方面是祭奠父辈的英灵，另一方面也希望为溅着父辈血迹的地方尽绵薄之力。

于是，在“四八”烈士遇难50多年后，他们散居在不同城市的后代们，踏上了黑茶山。

当年遭受失去亲人打击的烈士子女们，如今已是60岁左右的人了。他们是：，王若飞的儿子王兴，秦邦宪的儿子秦钢、儿媳妇姚玉云、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叶挺的儿媳妇、叶正光的夫人董桂芝、孙女叶晓梅，邓发的儿子邓北生、儿媳妇程胜利。当然，他们是烈士子女的代表。他们告慰父辈英灵的方式，令人非常感动：出资6万元，将窑洞残破的“黑茶山小学”改建成宽敞明亮的学校，并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改名为“四八小学”。

在举行了隆重而又简朴的捐资仪式后，在当地人民的陪同、搀扶下，我们沿着连羊肠小道都算不上的小路，向着烈士的殉难处爬去。

经过近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到了那块导致这幕悲剧的巨石烈士殉难处。从现场来看，这块巨石不在黑茶山的最高峰上，而是在山的南坡东侧方向。巨石露出地面大约只有十来公尺，石质非常坚硬。可以想见，飞机撞上后，巨石既不会断裂，也不会动摇。如果飞机略飞高一两公尺，就会越过侧峰，这幕悲剧就完全可以避免。如今，这块巨石上刻着“殉难处”三个大字，飞机撞击的印痕仍清晰可见。

当地人在山上采集了几束野花，摆放在这块巨石前面，使凭吊的肃穆气氛中增添了一份温馨的怀念之情。围坐在这块巨石旁边，与当地人交谈的中心话题，自然是烈士遇难后的一些情况。

当然，这也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因为这恰恰是我参与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

探访烈士殉难后失事现场处理过程

在现今留下的关于烈士殉难的材料中，关于烈士殉难的过程，已经很详细了。但是，烈士殉难后失事现场的发现与清理的情况，鲜有史料披露。陪同我们的当地人，也是“后生”。虽然他们热情地介绍了很多情况，但看得出来，这些情况多带有口碑的痕迹。我的不满足显然是溢于言表了，所以“后生”们告诉我们，在东会乡东会村（黑茶山属于东会乡上庄村），有一个老同志，当年曾参与过失事现场的清理，他知道的情况会更详细一些。

一直坐在一旁的王兴，大约是刚刚从喘息中平静下来，他告诉我，他手中有一份材料，是当年晋绥公安总局局长谭正文的机要秘书兼机要股长顾逸之写下的回忆文章。顾在1998年年初写完这篇文章的，二月即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此文也就成了绝笔。这份题为《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的文章，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在四八烈士纪念馆，我见到了参与失事现场清理工作的老人张根儿。他71岁，1944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四八烈士遇难时，他是民兵副中队长。看来他已得知我们要访问他，所以，提前写好了一份回忆材料――《四八烈士善后处理目击记》。

对照顾逸之和张根儿的材料，以及张根儿的口述，我大致理出了关于这一事件的脉络。

张根儿是在4月8日得知飞机失事的。他在回忆材料中说：

当我们赶到飞机失事地点，惨状目不忍睹，十几具烈士遗体分散在飞机残骸四周，面目全非，地上半凝固着殷红血迹。我和康俊文商量后（，）决定收残骸遗尸，隧指挥民工砍树枝，把遗体裹在树梢里扎紧（，）抬到白石洼土窑洞内。安置妥当后，天色已晚，其它（他）人都已回家，我和康俊文燃起野火（，）守着尸体住了一夜。

晋绥公安局总局局长谭正文是在4月8日接到中央来电的。当时，等领导人都在延安等候这架飞机，他们甚至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但是，飞机并没有出现在延安的上空。到了傍晚，中央给中共晋绥分局发来电报，询问在这一带是否发现了飞机。谭正文立即让顾逸之与各地联系。

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的一位区位书记来到了公安总局，向顾逸之报告了飞机在黑茶山坠毁的不幸消息。这位书记说：当地群众都以为是的飞机，后来他带领民兵来到出事现场，拣到了乘机人员的名单，才知道是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出事了。顾逸之听后，马上向谭正文作了汇报。谭正文让一室主任金昭典与兴县地委的组织部部长苗逢澍火速赶到现场，先把现场保护起来。谭正文到中共晋绥分局作了汇报并请示后，第二天带领顾逸之等同志也来到了出事现场。顾逸之在文中回忆说：

我们首先在飞机遗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了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四位烈士的遗体都很完整。……我们陆续将他们的遗体搬运到山坡上的破房子里。谭局长亲自负责在破房子里看守烈士遗体并拍下照片。

将四烈士的遗体安放好，天已经黑了。4月11日早晨，寻找、识别其他烈士遗体的工作继续进行。他们陆续找到了叶挺的爱人李秀文、女儿叶扬梅、儿子叶阿九，以及黄齐生、李少华、彭踊佐、魏万和和赵登俊等遇难者的遗体。美国方面的四位驾驶员都在驾驶舱遇难。机上遇难人员共17人，我方13人，美方4人。这些遗体陆续集中在黑茶山山脚下的村庄场院里。

顾逸之的说法与张根儿的略有不同，但显然更可信。以现在黑茶山的地貌来看，地形虽不算复杂，但树木繁多，没有一条称得上路的山路，飞机在撞击巨石后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不但使飞机身首异处，而且遇难者的遗体也会四处散落，民兵一下午的工作，显然难以完成。

在完成了安放烈士遗体的工作后，顾逸之在文中回忆说：“晋绥边区行署派来的医务人员开始对遗体进行清洗、整容、防腐和整装等工作。公安总局和县局大批干警，则集中力量专门收集和清理烈士的遗物。”

张根儿等民兵也参与了这一工作，他回忆说：

上级领导从兴县县城运来了白布、白酒。我们负责来清洗遗体。将遗体清洗、整理后，有关人员当即拍了照片，确认遗体并一一写上姓名。

这一工作进行到12日结束。此后，顾逸之又担当了另外一项任务，就是起草给中央的报告：

我集中精力又在出事现场详细绘制飞机失事现场示意图，以便尽快报告中央，如：飞机撞石处情况，飞机遗骸散落分布情况；烈士遗体散落分布情况等等，要先一一详细地标志出来，然后再起草一份关于“四八烈士”遇难事件的专题报告，经过数日突击，才于四月十七日脱稿。

在等待中央通知的时候，在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晋绥边区政委李井泉的主持下，晋绥边区党政机关举行了隆重地悼念烈士的公祭活动。从黑茶山脚下的灵堂，到去岚县机场沿途的几十里的道路两旁，各村村口都搭起了祭奠烈士的牌楼，各村干部、党员群众都纷纷前来进行祭奠活动。张根儿至今仍记得当年公祭的场面：

在村上的灵堂里，晋绥分局的领导同志来了很多。我记得李井泉也来了。他先到飞机出事地点进行查看，然后来到灵堂里，亲自守灵。分区的党政领导也在这儿守灵。我们东会村的人，也都集聚到上庄村。设灵堂、搭公祭牌楼的工作，都是由我们民兵做的。

4月17日，晋绥分局接到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告知明天美方的一架飞机要来岚县机场，将烈士的遗体运往延安。晋绥分局决定，让谭正文和顾逸之亲自护送，并向党中央作汇报：

四月十八日一早，我随谭局长从黑茶山赶往岚县机场，沿途我看到很多公祭牌楼，我们到机场时，美方军用飞机已经停在机场等候。开始美方驾驶人员要求首先装运美方驾驶人员的遗体，我们不同意。我们首先将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和叶挺同志亲属的遗体抬上飞机，其余我方五人遗体和美方四人遗体留待下次再运。烈士的遗体是用白绫布裹绑在简易担架上的，遗体和遗物一一抬上飞机后，谭正文局长和我才带着手枪和背包告别了机场上的群众。

飞机到达延安后，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机场迎接。之后，中共中央社会部找到了顾逸之，告诉他王若飞和秦邦宪的夫人要见他，主要想了解一下识别遗体的情况。顾逸之考虑到她们都处在十分悲痛的精神状态中，只让他们看到了整容后的照片，至于整容前的照片则交给了社会部，以免引起她们的更大痛苦。

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成立由、、刘少奇、续范亭、李鼎铭参加的治丧委员会。19日，延安三万人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刘少奇主祭，致悼词，林伯渠报告烈士生平，康生宣读祭文。为烈士写下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挽词，以及《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的悼文。追悼会结束后，将烈士的遗体安放在延安的墓地。、刘少奇等执绋，下葬时，鸣礼炮24响，蔚为悲壮。

4月2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出版了纪念四八烈士的专刊，刊登了挽词、挽联和悼文。

烈士遗物的收集

在黑茶山，烈士遗体虽然已运往延安，但是善后工作仍在进行。因为烈士随身的遗物有手表、铜笔、眼镜、照片、法币、美元、证章等，出事现场杂草中散落这大量绝密文件和干部档案材料，都需要进行搜寻工作。而且飞机在4月8日失事后，当地百姓曾经在现场拣到过一些东西，他们当时以为是的飞机失事，拿走了部分枪支、金条、皮包等，这些也需要找回来。这项工作由金昭典等同志负责，当地民兵配合进行。张根儿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回忆说：

遗体运走后，我又奉命在山中寻找散落的遗物。在山上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又深入各村，走访群众，查收飞机上的丢失之物。经过三十多天的深入走访，基本找回所失物件。

这些寻找回来的烈士遗物，在我们参观的“四八烈士纪念馆”中并没有看到。张根儿说，遗物都交给了上级领导，想来当时也都转到中央了。叶挺的部分遗物，现在保存在叶挺的儿子叶正明处。叶挺的孙女叶晓梅说：

在纪念叶挺将军逝世45周年之际，曾办过一个展览，展出了叶挺的部分遗物，其中有我爷爷给奶奶拍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有的已有烧焦的痕迹。是当年交给我伯伯叶正明保存的。

在为纪念叶挺将军逝世45周年而出版的画册《叶挺将军摄影集》中，我看到了叶晓梅所提到的那些有烧焦痕迹的照片。照片都是小小的2寸照。由此我想到，当年搜集烈士遗物的工作肯定是相当艰难，而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居然连2寸大的照片都能找到，想来晋绥分局的工作是相当细的，这里当然有像张根儿这样的同志的贡献在内。

与张根儿谈完以后，烈士的后代们在“四八”烈士纪念馆举行了祭奠活动。在一片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每个烈士的后代向他们的亲人敬献了花圈。随后，在纪念馆外的空地上，又各自栽下了一棵常情树，以表达后人对先辈们的纪念哀悼之情。

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篇7

多少年来,我国医学科研工作者取得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他们为提高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近几年来,在我国临床医学科研领域,尤其在一些由基层医院完成的临床科研项目出现了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和苗头,本文将对此进行剖析,并提出改进的对策。

1立项———多多益善

在我国各类医院,用论文、科研、科技成果等指标去评定一个人的业务水平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部分医务工作者重科研轻教学、重科研轻诊病。由于科研成果所带来的各种有形的和无形的实际利益,因此这几年来科研立项不断增多。自去年以来,以江苏省为例,有关政策规定,所有医务人员在晋升高级职称时,必须有科研项目(成果),因此出现了万众一心搞科研的壮观场面。试想一下,一个本科毕业生,工作第二年定为医师,第七年晋升为主治医师,从此以后即在为晋升副高而努力,必须搞科研,必须出成果。有条件要搞,没有条件也要搞。

前几年,象我们这样的二级医院,每年申报科研课题1~2项,医院对每项课题一般资助10万元左右,基本能满足需要。现在我们南通市的各家二级医院,每家申报大致在7~8项,“儿多女多”,医院对每个课题的资助费用大为减少,有的医院已少于1万元。部分二级医院已经改制,变为私营或股份制医院。由于认识上的误差,医院投资人只希望你去创收,根本就不希望你搞科研,也没有经费支持,科研就变成了“无米之炊”、“无源之水”,这个时候的科研实际上就变成了纸上谈兵,玩文字游戏,最后只有靠弄虚作假通过“鉴定”。

对策:在我国各级医院的功能定位中,县级医院的作用是医疗、教学、科研,科研是排在最后的。笔者认为作为我国临床科研的主体应是科研机构、医学院校及其教学医院、大医院(三级以上医院)。对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晋升职称时提一些科研要求是切实可行的。而对于二级(县级)及二级以下(乡镇)医院的工作人员在申报职称时,可以提倡有科研项目,但不应作为唯一指标,这比较切合实际。对于各类医院每年申报科研课题,应有数量限制,让医院把有限的经费用在真正好的项目上,以二级医院为例,每年申报项目不宜超过3个,由医院进行初筛,不得突破。对于非国有医院的投资人,眼光其实应该长一些,好的科研成果给医院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收益是不可估量的,其经济收益往往是科研投入的好多倍,甚至是几十倍。医院投资人可以与科研负责人签订科研协议,实现利益共享。

2过程———水份多多

严格意义上的临床科研应该按双盲设计方案,即医生和观察对象(病人)都不知道哪一组是试验组,哪一组是对照组,这样可以使临床科研的结果真实可靠。事实上,双盲设计需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所以在实际临床科研工作中,尤其在一些由基层医院完成的科研项目中,采用较少。以我们南通地区为例,近10年来的临床科研中仅一个项目是双盲设计。非双盲设计的科研项目,课题组人员都知道那个是治疗组,那个是对照组,难免会有少数人由于受到功利思想的诱惑,会有意无意地提高治疗组的疗效,而压低对照组的效果,这种科研成果的可靠性、公正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科研项目中,必须有用户观察报告。严格意义上的科研应该是课题负责医院将科研设计书、观察计划、观察病历、观察要求等材料交给用户(即协作单位),由协作单位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观察任务,出具观察报告。在此过程中,科研单位应支付一定的观察费用,并免费提供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全部药物。真正完全做到的话费用往往还不小。在实际工作中确实有课题组为了节省经费,也不再提供试验药、对照药、观察费,所有观察过程都免了,而是将“观察报告”写好了,由“协作单位”盖章了事。小医院是这样,最近上海一家很有名气的三级医院也这样搞,真正是弄虚作假!

对策:在科研设计中必须坚持双盲原则,无双盲设计的项目不予立项。即使立项了,在科研成果评奖时,不能评奖或至少不能评大奖。

为了保证科研结果真实可靠,所有医学科研鉴定时必须提供所有病员(试验组与对照组)的原始病历复印件,提供病员的详细联系方式(尤其是电话号码),必要时鉴定委员会专家可以当场电话询问。这样做未必能完全杜绝造假,但可以使造假的难度大大增加,也就是说可以提高科研成果的可信度。

3鉴定———专家唯亲

目前,我国医学科研鉴定以会议鉴定为主,时间一般为半天。除去领导讲话与课题组负责人介绍课题(多媒体演示)外,留给专家的时间其实是不多的。笔者参加了若干次临床科研成果鉴定会。与会鉴定专家一般都是科研医院请来的,为了保证鉴定会一举成功,课题组往往把“熟悉”和“关系”作为第一选择,而各级科技主管部门对于课题单位提供的专家名单一般也不再更换。有的时候,开鉴定会时由于与会专家相互都很熟悉,鉴定会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根本没有批评和反对意见,一举通过,皆大欢喜。这种鉴定会有时难免流于形式。鉴定结论不乏华丽之词,有意或无意进行拔高,鉴定结论就很难完全公正。

对策:在有条件的省份或地级市,与医疗事故鉴定一样,设立科研成果鉴定专家库,由科技主管部门在鉴定前抽取相应专业的专家名单,并邀请专家,在鉴定前会前进行保密,不通知鉴定申请医院。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可由卫生主管部门和科技主管部门协作,建立专家名册,在课题单位提供的专家中更换2~3人。笔者认为“近亲鉴定”必须纠正。

4查新———良莠不齐

在我国目前可以进行医学科研查新的单位还真不少,主要包括:科技情报机构、医学情报机构、综合性大学图书馆、医学院图书馆等。不可回避,为了经济效益,这些查新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有些也通过压价来吸引客户。

众所周知,查国外的医学文献对查新人员的外文水平其实有相当高的要求。

我院的一个科研项目,请某大学图书馆查(他们自己说有查新资质),图书馆查新人员在选择了一定的主题词和关键词后,找出了30多篇相关文献,然后叫我们的工作人员拿回来自己翻译,得出“结论”,然后,由他出具报告。这种查新的公正性、可靠性何在?笔者认为部分科技情报查新机构(非医学情报查新机构)、部分大学图书馆的查新人员,因为这部分人不是医学专业的毕业生,对于外文医学类论文未必能读懂,由他们出具的查新报告还真值得好好推敲。

对策:对我国科技查新机构的资质在权威媒体上反复公示。勒令凡是没有查新资质的情报机构,尤其是大学图书馆不得出具加盖了公章的查新报告。科研课题组必须到省级以上有查新资质的查新机构进行查新。否则,此类课题不能立项、不能鉴定、不能评奖。

天然气员工晋级报告篇8

这些享誉国内外、家喻户晓的报刊，正是被山西师范大学这样一所大学主办，在发展的过程中，山西师大融入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也将国外文化引了进来。可以说，师大搭建起了一架沟通中西方文明的文化大桥。

2010年8月，我被山西师范大学录取，踌躇满志地来到我期盼已久的象牙塔，我与师大的故事从这儿开始。

人说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对于我，一个刚踏出高中大门，又刚迈进成人行列的小女子来说，一切都是未知。陌生的环境，我会适应么?不知不觉车停在了山西师大东门，我们到了。门口园艺工人用各色花种摆好了山西师大校徽造型，我的血液是沸腾的，俨然一个师大人，丝毫没有孤独感，反而对师大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一路往前走，教学楼像一个个娇羞的女子般掩映在一簇簇繁枝茂叶中，让人不禁想到浔阳江头的白居易跟琵琶女，千呼万唤使出来。空气中还不时飘过一阵芳香，沁人心脾，很快就来到了外国语学院主楼又名逸夫楼，这是由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主席、著名电影制作者、慈善家邵逸夫捐资建立。时光恍惚回到了20年前，美国旧金山决定将每年的9月8日定为“邵逸夫日”，以表彰他在社会公益方面所做的贡献。2011年9月7日，邵逸夫的夫人方邵华，香港特首曾荫权夫人曾鲍笑薇携手莅临学校，全校师生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她们还和学生留影，很有亲和力。学校让学生参加欢迎仪式，也是要告诉每一位师大人，我们都是社会的一份子，有朝一日学有所成了要记得回报社会，因为社会才是我们的“根本”。

逸夫楼前是毓秀湖和莳英园，夏季湖上东南方位布满了荷叶和星星点点的荷花，很恬静。过往的学子，一个背包，一摞书，图清净而已，不论是激情朗诵，还是寂静冥思，从他们的脸上始终能看见淡淡的笑意，我想那是幸福的笑，那是欣慰的笑。

情系师大：选地临诊有故事

山西师范大学位于古尧都临汾市，临汾市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建有戏剧戏曲、三晋文化、黄河俗三个博物展馆。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气息浓厚的古尧都为师大的萌芽、壮大铺下了厚重的人文底蕴。

一般而言，冠以省份称谓的师范大学都位于省会城市，而山西师范大学却处在一个地级市，为什么会这样呢?个中缘由，这得从师大创始人张宗齐的故事说起。

1958年4月，在临汾城东一个破旧小平房里，“晋南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晋南师专)筹备委员会成立。时年9月15日，晋南师专迎来了首批451名学生，开学典礼在这一天隆重举行。

在张宗齐的回忆中，我知道了山西师范大学创建的始末：1957年，晋南地区的中等学校有近50所，却没有一所高等师范学校。为了满足晋南地区400万人民的需要，晋南专员公署和中共晋南地区委员会决定成立晋南师范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晋南师专)。

1958年，30岁的张宗齐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原来是晋南地委文教部通知他负责组建晋南师范专科学校。到了临汾以后，张宗齐才发现，晋南师专的建设工作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没有教室，没有宿舍，没有设备，甚至连一个老师都没有。“没有教室，就临时在当时的临汾师范里找了八间教室；宿舍不够，就让学生挤在平房里睡大通铺。”张老至今依然清晰记得，由于当时临汾师范的教室也比较紧张，所以晋南师专的学生要和临汾师范的学生轮流在教室上课。而上课用的教材，都是各科老师聚在一起商量着编出来的。

1959年8月15日开始修建学校，三个月后新校舍建成。“当时连路都没有，在学校全体学生和老师一起建设新校舍时，硬是用脚踩出了一条路。”张宗奇这样回忆。1962年5月的山西省高校调整中，调整后的山西高校仅剩下9所，而师范院校除保留晋南师专一所外，其余全部被撤销。1964年学校更名为山西师范学院(本科院校)，1984年更名为山西师范大学。风雨54载，师大人筚路蓝缕，终于将学校建设成为如今的山西省重点师范大学。

在山西师大，宿舍里常常是静悄悄的，宿舍里没有明文条款，但却秩序井然。回到宿舍我们依然会情不自禁地翻开书本，因为我们渴望知识，渴望遨游书海，仿佛只有在书中才会得到满足。但是，如果你把“静”理解为死板，那你就大错特错了。闲暇时，我们也会聊一些当下流行的话题，如人物传记。以至于我们现在都有了宿舍经典语录。当然了偶尔也会聊到电视剧，记忆犹新的当属《宫》，相信《见与不见》大家已不陌生了。记得周末一赖床者诗兴大发，自创一句“我起或不起，你都不用叫我，我就睡在那里”惹得大家捧腹一笑。我们安静却不失张扬，稳重却不失活泼。也许这就是师大教会我们的—种人生态度吧!

在校园里，每天天刚蒙蒙亮，许多学子，手捧书卷，或昂首阔读，或低头沉吟，这是他们的姿态。他们吹着轻轻的冷风，但心却是温暖的、透彻的，之于学习，总怀有一份莫名的虔诚；湖面很平静，但渴望学有所成的心却是澎湃的，无论如何都不能阻挡他们对未来的那份期盼与追随。虽然我们没有哈佛大学临晨四点钟图书馆就座无虚席的壮观场面，但是周末泡图书馆是师大人的一大乐事，手捧挚爱的书本，徜徉书海，与一个个智者交谈对话，很快就会忘掉一星期来的烦心事，获得一种精神寄托，这是人的必需品……

山西师大如同江南小镇的女子，不失婉约、温柔；亦如北方的狼，是学术界的精英，不失磅礴大气。总有一天我们会带着母校的记忆离开，我们不舍，却也无奈，但是我们会记得师大，记得这个教会我们成长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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