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劳动总结范文

高中劳动总结篇1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 经济增长 述评

一、引言

估计和评价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是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多数研究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所引起的全社会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效应是改革开放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经济增长又可增加就业进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本文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进行述评，藉此提出新的研究思路。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一些学者从理论上推导并测算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全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张保法（1997）把结构变动因素纳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方程，将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分解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反映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二部分是资本和劳动投入在各行业所占比例的不同变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三部分是各行业的产出占总产出比例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第二、三部分分别从要素投人和产出的角度，说明了经济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胡永泰（1998）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GDP增长分解为资本积累、劳动力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然后再将TFP的增长又分为劳动再配置效应和净TFP增长，依据相关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劳动力再配置提高了GDP增长率，使之在1979-1993年增长了0.9%-1.3%，占TFP增长的37%-54%。蔡和王德文（1999）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源泉做出了较全面的解析，它将经济增长源泉分解为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未被解释部分，未被解释部分又分解为劳动力配置效应和技术进步，通过测算得到：1982-1997年，中国经济8.01%的平均增长率中劳动力配置效应达1.62%，贡献份额为20.23%。潘文卿（1999）首先将总产出增长率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它们两者的乘积，然后再将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分为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由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减去各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得出。依据统计年鉴数据得出：总体来看，1979-1997年，中国GDP年均递增9.8%，总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7%，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1.6%，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23.4%、15.9%。潘文卿（2001）利用同一测算方法得出：1979-1999年，在9.59%的GDP增长率中，总劳动生产率年均递增6.68%，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为1.69%，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和GDP增长率的贡献分别达19.92%、13.89%。徐现祥和舒元（2001）在总结劳动结构效应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将潘文卿（1999）二部门测算法推广为N部门劳动结构效应测算法，并利用统计年鉴数据分别测算了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农业非农业产业间和广东非广东省间流动所产生的经济效应：1979-1998年，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7.8%，在农业非农业产业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1.4%，在广东省和非广东省间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为1.5%。

考虑到劳动结构效应的时间阶段性和区域差异性，还有学者分时间和区域测算了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李勋来和李国平（2005）借鉴Chenery（1996）计算方法，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进行测算发现：1978-2003年，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为1.9%，对总量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为22.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7.9%；从时间维度看，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2.1%）大于90年代劳动力转移效应（1.4%），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再配置效应有递减的趋势；从空间维度看，劳动力转移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效应为2.2%，中部地区为1.7%，西部地区为1.5%，表现出明显的东高西低的区域差异。张广婷等（2010）利用1997-2008年全国29个省级面板数据测算发现，1997-2008 年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提高和GDP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6.33%和1.72%；分地区看，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和GDP提高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在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受益最小。

也有学者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导致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徐现祥和舒元（2001）构造了一个简单的劳动结构调整模型，证明在劳动结构调整过程中，边际劳动结构效应递减，总劳动结构效应呈倒“U”型；计量分析支持该结论，且发现：劳动结构效应的大小因劳动结构划分而异，我国产业间的劳动结构效应还未达到最大值，总劳动结构效应在经济增长中也呈倒“U”型变动。胡兵（2005）将农业劳动力转移因素引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由此建立带有就业结构变量的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使用1980-2003年全国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发现：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

而关于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很少，程名望和史清华（2007）使用我国1978-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岭回归方法发现：我国总体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总体经济增长每增加1%，农村劳动力转移增加0.2654%。同时发现，工业、建筑业、服务业和农业经济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也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三、总结性评论及启示

总之，关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学者们在理论推导、效应测算和计量分析上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而对于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作用，也有学者给予了经验上的支持。但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双向互动，无论是理论上还是经验上，似乎还无人关注，这是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张保法.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1）.

[2]胡永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来自农业部门劳动力再配置的首要作用[J].经济研究，1998，（03）.

[3]蔡，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 经济研究，1999，（10）.

[4]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益测评[J].统计研究，1999，（04）.

[5]潘文卿.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及转移效益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01，（03）.

[6]徐现祥，舒元.劳动结构效应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 2001，（02）.

[7]李勋来，李国平.经济增长中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效应研究[J].经济科学，2005，（03）.

[8]张广婷，江静，陈勇.中国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0，（10）.

[9]徐现祥，舒元.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劳动结构效应[J].世界经济，2001，（05）.

[10]胡兵，赖胡.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05，（07）.

高中劳动总结篇2

论文摘要:科技革命及知识经济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仅仅从课本学习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不能直接解释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因此，应研究劳动价值论在新的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形式，发展劳动价值论。本文是笔者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点滴体会。

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理论

什么是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是从分析1夸特小麦出发，指出在1夸特小麦里面，有一等量的共同的东西。这种共同的东西，马克思称之为商品的价值。这种共同的东西的实体是什么呢?马克思经过详尽的分析后认为它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商品价值量的大小就是由其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量的大小来决定的。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并不是现成的出发点，而是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转化变成的结果。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表现了主观具体活劳动耗费所产生的客观社会效果——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用的劳动的含量。这一点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得很明白。马克思说:’‘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因此，价值是社会对个体活劳动耗费在商品经济关系中的有效用程度的一种评价。从劳动到价值有一个质和量都要进行转化的客观的社会过程。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有关商品价值这一术语的内涵是很明确的，它指的是商品在交换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为一切商品所共有的某种等质的东西，即商品中所包含(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已经转化成社会劳动(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而不再是私人劳动(即个别劳动者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价值仅仅是指“凝结”在某种使用价值中的抽象劳动，马克思在多处不断地阐明“凝结”这一思想，例如，马克思说了:“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当我们把商品看作价值时，我们是只把它们看作体现了的、凝固了的或所谓结晶了的社会劳动。”显而易见，在谈到商品价值时，马克思总是强调它是商品所包含(凝结)的抽象劳动，而不涉及生产商品时的具体活劳动耗费。但是，这种细微的却是极其重要的区别，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并没有引起注意。

二、劳动价值论面对的现实

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相应带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巨大变革，同时给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作为马克思经济理论基石的劳动价值论面临着新的挑战主要有三方面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要由“知识价值论”来取代;第二种观点要建立新的“劳动价直论”;三是主张“发展”劳动价值论，充分注意到科学技术等，“知识”在财富，乃至价值创造造中的重要地位，承认知识及包含知识的先进技术生产设备与活劳动一起创造了价值，而且比活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这些主张虽然观点各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活劳动不再是，或者不是唯一的价值创造者。

这些主张对劳动下介值论在新形势下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以前罚门认为，马克思主义“句句是真理”，不容经典作家的论述与之有任何差异;改革以后，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个别论述、个别原理可以发展，甚至修正，但由于思维定式的作用，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能发展。澎门认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等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是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为前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包含“内容”和“方法论，’两方面，内容的根本就是“基本原理”，方法论即“唯物论和辨证法”。当然，这也说明，发展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本质的前提下进行。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一是应该发展的，但发展要坚持两个前提:即“唯物辨证”的方法论和劳动价值论的本质。劳动价值论的本质是“只有人.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新形式下坚持“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这一劳动价值论的本质特征，是因为这一“本质”仍然揭示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价值的真正来源。

马克思的劳动下介值论是科学理论。马克思从分析商品二因素入手，科学揭示出劳动的二重性质，科学地解决了价厦形成、决定和实现的难题。但是，劳动价值论是抽象的、本质的理论，它揭示的是整个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规津，不是商品经济某一发展阶段的具体规律。在商品经济不同发展阶段劳动价值论有不同的表现形丸探讨这些不同的具体形式不是马克思的任务，他也不可能对当时还没出现的“阶段”的，般理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作出准确描述。这一任务正是马克思的后继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应该做的事。将抽象的理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体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科学技术能否创造价值，将书本上的理论和现实实耐目结合，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知识是劳动创造的，而且是复杂劳动创造的，所以知识有价值，而且商品中凝结的“知宝州介值”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但是知识作为脑力劳动的结晶不能创造价值，只能将自身价值转移于新产品之中。这种解释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与书本上的劳动价值论是有矛盾之处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在创造造知识的劳动中从事基础科研、教育等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成分被划为不创造造价值的“非生产性劳动”，结果科学技术劳动只剩下技术劳动;但科学理论研究的是技术创新的基石断口前提。二是先进科学技术的运用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同一劳动单位时间里生产更多的产品。把这种劳动仅仅解释为是一种复杂劳动，单位时间里创造了更多的价值，是没有说服力的。三是根据劳动生产率与价值的关系的规律，并不能推导出科技不断进步会使产品中的’‘知识价值”含量越来越高的结论。科技进步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会喇氏单位商品的佣直量，但无论劳动生产率姻可，等量劳动时间总是生产等量的价值。科技进步水平被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等额抵消，因而科技进步并不增加劳动的总价值量。

可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单从课本上理解是不够的，一定要从现代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新特点、新趋叁冲目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更妞断旨导洲门的实践，也是洲门今天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目的。

三、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本质—有效价值理论

马克思在谈到商品价值时，总是强调它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由于主张劳动创造价值的经济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可以用劳动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的量，所以马克思在谈至嘀品价值时，又强调了’角直是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用“凝结”、“凝固”、“结晶”以及“物化”等等用语，不能仅仅单纯地理解为要把抽象人类劳动凝结在一定的使用价值面，更深入的理解是:马克思使用“凝固的劳动时间”或“劳动时间的凝结”等等用语，就是要强调，在商品生产中可以直观知道的具体活劳动时间，并不是都能不折不扣地“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全部转变成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必要的(浪费的、多耗费的等等无效用的)劳动时间是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而是作为“杂质”衫洲滁了，只有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凝结”到一定的对象里面。大家知道，倒可劳动产物都耗费了州门的劳动，但其社会效果却是千差万别的。如果社会经济生活中不需要进行商品交换，就不必计较其中有效用劳动的含量。劳动产物也只有在商品交换中，其所耗费的一般人类劳动的有效程度才需要，并且获得评估，使表现在物的形彭让匕的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经过“凝结”的过程，将无效用的劳动作为“杂质”排除之后，剩下的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才会形成商品价值。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本质上应是有效劳动价值论，理由有三个方面:

首先，有效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是指商品中所凝结的抽象人类劳动，它是对社会有效用的劳动的表现，而不考虑这种活劳动耗费的社会有效用程度。

其次，我们把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称为有效劳动，那末很自然地，有效劳动总量的多寡就是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抢以造产品的数量，即与使用价值的数量成正比的，这才是真正地体现出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承担者。这样，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量的劳动量所产出的使用价值数量增加了，目也就是消耗同量的劳动量所创造的价厦总量也增加了，转化率提高了，即具体活劳动的有效性增加了，这就能圆满地解释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中活劳动相对减少而价值总量却在增加的现象

再次，科技的发展对社会财富的创造发挥了巨大作用。有资料表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书冲副变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幅度。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技术因素所起的作用已达60—80%，活劳动的作用显著下降，这与商品佣直是由耗费劳动决定的观点存在突出的矛盾。因为才剐居耗费劳动价值论，设备越落后，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多，创造的个别价值也越多;而设备越先进，耗费的活劳动就越少，创造的个别洲也越少，这样，科技进步反而成了获取更多价值的障碍了。从有效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顺里成章的。科技的进步，先进机器设备的采用，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耗费的劳动量到劳动对象吸收的劳动量的转化率，使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幅度大大高于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

三、“创造劳动”与“超额利润”

要想理解“超额利润”的深刻内涵，首先要搞清楚课本中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问题时的困惑。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现实的情况是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其生产组织结构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各种劳动形式的“个别分化”和总体“结合”的情况更加纷繁复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某些形式的劳动主要是智力劳动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分离出去，另一些原本分离的劳动形式又“总体地”结合在一起，限于“物质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商品形式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已不局限于‘.间接生产”领域，创造价值的劳动不能再局限于直接的物质生产领域，创查介值的方式也进一步社会化、复杂化。大量的科技劳动潜藏于其他“物化劳动”中，掩盖了价直的真实源泉，这是形形色色“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产生的直接现实原因。从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论述是基于当时的生产社会化情况，化好旨的’‘总体劳动”主要限于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内的“结合，’，而且他的论述只是在“资本一般”的限度内。

从科学劳动部门内部看，科学劳动不创造价值。由于科学理论研究的牛条珠刀险，其成果不能变成商品，因而其“价值”不能直接体现，这是传统理论的思维。那么从事理论科研的“创造劳动”是否创造价值?我们按传统的理论从正反两方面来分析一下:如果不承认理论科研劳动创造价值，那么，同等劳动条件的企业一旦采用了先进技术，在同等劳动强度和同等劳动时间会获得“超额利润”。“超额利润”不可能是先进设备创造的，也不可能是其本企业的劳动创造的，因为他们并未多付出“社会必要劳动量”。如果承认基础科研劳动创造价值，则运用的其他生产环节的“价厦.，属于物化劳动，它已经等额转移入产品之中，因而“超额利润”的来源仍然得不到说明。

现在我们把理论科研当成是生产“总过程”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来看，首先，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复杂程度极高。科学理论是技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科学劳动的“产品”首先并入“创新劳动”的技术产品中，然后又与技术创新劳动一起并入机器等先进设备之中，转化为”物化劳动”形态进入最终生产过程。从这一过程看，“创造劳动”的确加入了物质生产山氢如果把价值看成是溶入产品的一般人类劳动，那么“创造劳动”不但创造了价直，而且等量时间创造了比直接生产劳动大得多的价值，因为，衡量价值的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单位的。“创造劳动”是比“简单劳动”复杂得的多的劳动。可是‘创造劳动”的价值是如何体现在最终生产环节的商品中的呢?理论研究这种劳动形式掩盖了其创造价值的过程，但是，它的成果却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设技术创新部门的劳动产品是商品，且技术生产市场存在充分竞争，则技术商品因不含“基础理论”劳动的成本，出售时价格中并不包含“基础理论”的价值。’‘免费取用”的理论科研劳动仅仅只是作为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技术商品物化到机器等先进生产设备中时，情况一样，机器设备的价值中也不包含“理论科研劳动”的价值。当机器设备用于最终产品生产过程之中时，虽然成本中仍然不包含“理论劳动”的价值，但理论科研的“抽象劳动”却传到了最终产品之中。最先使用含先进技术的机器设备的生产者的产品出售时，商品的价格将包含一直传递下来的但并不反映于成本中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就是在其它一切条件不变隋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其实，马克思对这种情况早有提示。他认为，科学、分工等社会生产力被资本“不费分文”地并入自己，变成自己的生产力，其利益被资本占有。

高中劳动总结篇3

摘要：为及时、准确地反映我市城乡劳动力资源、就业人口的总量、结构和分布情况，为市委、政府准确判断就业形势，制定和调整就业政策，为加强就业服务提供依据，我局对全市人口及劳动力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调研显示，当前我市劳动力资源总体继续保持稳定趋势，就业状况良好。同时也存在就业结构不合理、技术工人缺乏、收入水平偏低等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经济的“晴雨表”。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六稳”“六保”的决策部署，全面掌握我市人口、劳动力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我们联合公安、统计等部门采取走访调研、典型调研等方式进行了数据比对和分析，对我市劳动力现状及影响进行了分析。

一、我市人口及劳动力基本状况

枝江市位于鄂西山区与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宜昌的东大门。1996年撤县建市，国土面积1310平方公里，辖8个镇1个街道办事处，194个行政村23个社区，总人口47.7万人，其中男性21.86万人、女性21.76万人。

劳动力人口26.33万人，占总人口的55.55%，目前已就业劳动力17.78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67.53%。其中城镇劳动力11.16万人，占总劳动力的42.39%；农村转移劳动力6.62万人，占总劳动力的25.14%；农村劳动力在家务农8.2万人，占总劳动力31.14%；城镇登记失业人员0.35万人，占总劳动力1.33%。据统计，2019年全市外出务工农民6.62万人，劳务总收入为35亿元。根据调研结果分析来看，我市劳动力基本状况如下：

（一）劳动年龄状况。全市劳动力26.33万人，其中：16-25周岁的劳动力3.34万人，占12.68%；26-35周岁的劳动力7.02万人，占26.66%；36-45周岁的劳动力6.26万人，占23.77%；45周岁以上的劳动力9.71万人，占36.89%。从年龄结构来看，我市青壮年劳动力占大多数，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企业的智能化、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市现有劳动力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二）文化水平状况。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11.26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2.76%，其中城镇劳动力3.22万人、农村劳动力8.04万人；高中及高职文化程度10.83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1.13%，其中城镇劳动力5.73万人、农村劳动力5.1万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4.24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6.11%，其中城镇劳动力2.21万人、农村劳动力2.03万人。2019年中职、高职毕业生2015人，其中继续求学的1795人，进入社会成为新劳动力的仅有220人。从文化程度来看，我市劳动力整体文化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制约了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

（三）本地工资收入状况。我们对全市城镇劳动力11.16万人的工资收入情况进行了摸底调查，月收入6000元以上的0.51万人、月收入4000-6000元的1.57万人、月收入3000-4000元的5.47万人、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3.61万人。结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已就业的劳动力收入大部分处于中等收入水平，处于养家糊口、维持生计的状态。

（四）外出务工状况。全市外出务工劳动力6.62万人，占劳动力总人口的25.14%。其中省外就业3.52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13.37%；宜昌市外省内的2.16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8.2%；枝江市外宜昌市内0.94万人，占劳动力人口的3.57%。调查显示，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收入状况较好。月收入6000元以上的1.81万人、月收入4000-6000元的2.48万人、月收入3000-4000元的1.9万人、月收入3000元以下的0.43万人。从外出务工收入来看，普遍高于在本市区域就业人员收入，能够提高收入水平，改善生活条件，带回来的不仅是银行存款，更有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新观念。

二、劳动力资源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伴随着枝江经济的发展，部分企业也面临“用工荒”的问题，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据调查，我市常年缺工在3500名左右。受今年新冠疫情影响，约有2000余名需外出务工人员滞留枝江，通过持续举办“线上线下”82场招聘会，企业用工缺口从3月初5500人下降到目前451人，不仅帮助外出务工人员实现了本地就业，也大大缓解了我市用工短缺的问题。结合我市人口发展状况和劳动力发展趋势，我市劳动力资源将呈现以下特点：

1.少儿人口呈递增趋势，老年人口总量逐年增加。少儿人口（0-14岁）数量逐年增多，2017年少儿人口为45960人，2018年增加到47264人，为将来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劳动力。老年人口（60周岁及以上）数量逐年增加，2017年老年人口为112856人，2018年增加到119324人，2019年增加到144654人。通过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增长比来看，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过快，二孩政策释放的人口红利还未显现。

2.劳动适龄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16-24岁的年轻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逐步降低，2017年为13.98%，2020年为12.68%，下降了1.3个百分点；而50-59岁老年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逐步上升，2017年为18.63%，2020年为20.03%，上升了1.4个百分点。

3.新成长劳动力不足。根据教育部门提供的数据，近三年，参保高考的人数从2017年的2158人下降到2020年的1902人，高中、高职的毕业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不足220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回乡就业仅在7%左右，大多数大学生选择的是与专业相近或从事电商、电子等新型产业，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选择了大学毕业地或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就业。

三、劳动力对未来枝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近年来，枝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劳动力资源角度看，制约发展的因素也在积累。主要表现在劳动力资源的供给结构不合理，劳动力成本上升，外出务工人员增加，新冠疫情的次生影响等方面。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力资源面临的问题，对枝江经济发展将带来影响。

1.劳动力呈高龄化的趋势，相应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枝江一直以来就是低生育、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在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下，人口增长模式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变化，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显现。一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年龄结构失衡。45岁以上的劳动适龄人口占全部劳动力的36.89%，而青年型劳动力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2.68%，随着时间推移，老年型劳动力呈增长趋势，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老年劳动力供大于求，而年轻劳动力不足。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传统的产业和技术遭淘汰，不断采取新技术和新工艺，比如电子信息产业园、三宁乙二醇项目等等，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青年劳动力，技术落后的老年劳动力过剩，面临失业、再就业的难度加大。三是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少年儿童比重过轻，不仅未来劳动力资源供给不足，劳动适龄人口的抚养比也会增加，提高了劳动力成本，降低了产品的竞争力。

2.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一方面，一些高新技术产业、熟练技术工种岗位空缺，特别是新兴的产业和技术型职业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短缺，训练有素的技术人才难以寻觅。另一方面，普通劳动力供大于求，只具备单一技能的劳动者求职困难。总之，“劳动者求职难”和“企业招工难”的结构性用工矛盾问题日益突出，成为劳动力市场的“瓶颈”问题。

3．劳动力知识水平不高，难以满足未来经济发展需要。我市劳动力知识文化水平在绝对程度上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由于文化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不足，与大城市相比，劳动力能力建设的含金量相对较低，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产业结构分布上，农村劳动力占二分之一，即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也由于绝大多数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只能进入简单的工种打工。劳动力的知识水平，相应会制约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加快推进。

四、对策建议

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市要以“稳就业”“保居民就业”为主线，坚持“以人为本、人才优先”发展战略，注重人才培养，开发人口红利，积极应对日益萎缩的劳动力资源问题。

1.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新冠疫情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抓住机遇期，提高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严格落实财税、金融、土地等扶持政策，加强政策宣传，不断释放政策红利。以传统的食品酿造、化工、纺织、机械电子产业为重点，推动中小微企业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品结构，加强企业管理，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产品附加值，扩大市场占有率，壮大中小微企业，助推市域经济发展。

2.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推动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入推进“放管服”、商事制度改革，不断发挥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作用，帮助更多劳动者实现创业。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服务方式，转变服务理念，提升办事效率，落实“一窗式服务”、“不见面式服务”，“无纸化办理”，打造舒适、温馨、宾至如归的服务“软环境”。

3.加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加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建设，将就业创业服务各项经办业务向基层平台延伸。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深入开展“春风行动”、“周五人才集市”、“四送下乡”等活动，让求职者有职可求，让企业有人可聘。加强对特殊群体就业困难人员的帮助，有针对性的推荐合适的就业岗位，助力脱贫攻坚。

高中劳动总结篇4

[关键词]经济增长 生产要素 劳动力质量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6-0051-05

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发展，我国也面临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诸多制约因素和约束条件。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最新预测，本世纪中叶之前的我国人口动态有三个转折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2006年开始进入稳定期，从2010年起趋于下降；二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三是总人口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预测达14.39亿，随后绝对减少。[1] 这个预测和现实也表明，“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劳动力比较成本优势已经开始出现转折点，有利的“人口红利”决定劳动力结构将会提前发生变化，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结束。因此，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与要素生产率的三大动因相关联的“劳动力与经济增长”等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一、 资本、劳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析

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土地（或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土地（或自然资源）是进行任何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是进行生产的载体，是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资本是用于投入生产或经营、用货币表示体现在物质方面上的财富。但是，在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中，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常规的生产要素投入增加导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外，往往还有一部分增长不能由这种要素来解释。也就是说，除了增加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国民产值函数的“残差”(residual）因素也在起作用。实际上，这是一系列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的综合表现，人们称其为“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简称TFP)。

经济发展实践证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经济扩张，全要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提高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也可能实现高速增长，但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如，前苏联曾经一段时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由于其经济增长是依靠生产要素增加投入而在外延上实现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微小并呈现日益降低的趋势，导致经济增长不能持续。在20世纪50-7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3.9%。在这个增长率中，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份额为负数。资本和劳动力对增长率的贡献中，有大约13%被生产率水平低下而产生高投入低效率。改革开放后，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到8-9%左右，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也大大提高。在这一期间，我国逐渐步入世界市场资源配置轨道，扩大对外开放和提高贸易依存度。如，从1978年贸易依存度为9.8%，提高到1985年的23.1%，1995年的40.2%，以至2006年的70.8%。在1979-1984年期间，全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只有41.04亿美元，2006年则达到735.23亿美元，增加了18倍。由于大量物质资本投入和贸易扩大，逐渐提高技术层次，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所造成的人口红利，我国经济保持了长达1/4世纪的高速增长。

《世界银行报告》（1999）对1978-1998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在此期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9.5%的增长率中，物质资本对此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份额为17%，劳动力转移贡献为16%，全要素生产率为30%。10年后，国内学者李善同等在《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2] 中的分析较为客观，认为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25年，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因。按照索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算”分析方法，① 测算出我国1978年以来三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结果如下。

过去25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推动力是资本投入与资本积聚。1978-2003年资本平均增长速度为9.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63.2％，导致GDP年均增长9.3%中近6个百分点。相对于资本来说，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逐渐减弱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劳动力的增速明显放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始下降到10％以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成为继资本之后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虽然部分时期较低，但整体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基本接近30％，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水平。过去20多年，导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要素（包括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率产业之间和不同所有制之间的重新配置，促进了整体生产效率的改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促进了效率的提高；对外开放、吸引外资以及自身的技术创新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教育水平改善了劳动力要素的质量等等。

目前最为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程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率逐步递减的趋势，提升空间有限；面临“人口红利劳动力结构即将结束”以及资源与环境等约束条件下，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中的劳动力质量提高具有发展潜力空间。由此，我国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中“从技术层面上加大自主创新、从劳动力层面上提高劳动力质量”成为现实的必要。

二、 GDP产值与劳动力结构的非均衡分析

据资料，2006年我国GDP增长10.7%，达到20.9407万亿元。从总量上看，这是我国GDP首次突破20万亿元；从经济增速上看，10.7%创下了自1995年以来的新高。但是，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者结构存在着“非均衡”，以及呈现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的反向变化是未来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现实。

（一）三产产值与劳动力构成比重的“非均衡”

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在发达国家基本上是均衡的，三次产业的GDP比重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基本趋于一致。从GDP分布结构来看，大多数发达国家第一产业比重均在3%-5%以内；第二产业比重一般为30%左右；第三产业比重多为65%以上。相应地，劳动力结构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与产值结构基本相似，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均衡的、先进的结构水平。目前，我国约有近一半的劳动力还在从事传统而低产值的农业生产。一方面，尽管50%劳动力所创造的产值仅占GDP的15%左右，却为中国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作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50%的劳动力仅创造了15%左右的GDP，低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与此同时，第二产业产值略超过50%，但它所吸纳的劳动力却仅占22%左右，即“22%劳动力创造50%GDP产值”。这既不是我国工业总产值虚高，也不是工业生产效率和运行质量提高的结果，是资本要素推动经济增长和GDP增加的原因所在。我国三产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均衡”（见表2）。

有关专家称这种现象为“产值工业化”。[3]“产值工业化”最现实的注释为，工业经济增长中数量扩张大于质量提升，主要为资本要素的增加而带来的GDP增加；GDP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先进性没有凸现和劳动力质量需大大提高；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没有形成良性互动；在“产值工业化”的背后劳动效率、节约能耗、环境保护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大力改善的问题。产值工业化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前的准备阶段，直接关系到技术层次升级、劳动力质量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问题，劳动力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

（二）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反向变化

在技术与资本不足的前提下，增加劳动力数量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增加，劳动力质量将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劳动弹性呈反向变化趋势，即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对劳动力质量的需求逐渐扩大。经济增长的劳动弹性系数是可以测量劳动力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衡量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增长关系最常用的指标。它是指劳动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比值，即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带动劳动增长的百分点。用公式表示为:E=L′/G′，其中E为劳动弹性，L′、G′分别为就业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人们可以用劳动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间接反映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计算：

据统计资料，我国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41.7%上升到2004年的57.9%，“人口红利”直接的反映是大大增加了劳动力数量。1953-1957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劳动弹性系数达到0.397的数值，技术与资本的投入有限，劳动力增长贡献大。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进一步增大到0.541的水平,其后逐渐减低；90年代后减低趋势明显，减低到0.108的水平。2001-2005年，经济增长速度年均为9.58%，但劳动弹性系数仍在减低，达到0.078的水平。上述数据说明，我国在技术装备陈旧落后和资本缺口大的情况下，劳动增长率增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技术装备的进步、资本集约度的提高，提高劳动力质量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尤其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期。

三、 经济增长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关系

经济增长方式所决定的，劳动力质量的需求是不同的。粗放型或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劳动力质量以及技术应用存在差异。劳动力质量对经济增长存在反作用，存在着高劳动力质量与高经济增长质量均衡与递进关系，如出现GDP产值与劳动力就业结构、GDP增长率与劳动弹性的相对“均衡”，三大产业产值与劳动者就业结构一致；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和劳动力质量也相应提高，进而提高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

（一）资本投入与技术水平层次的变化

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和资本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层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工业结构内部呈现出明显的技术升级特征。这些技术升级和技术层次的变迁，由物资资本投入完成和可以直观看到发生的变化。从不同技术水平工业部门所占产出份额来看，高技术产业由1993年的不到10％增加到2005年的超过20％，增幅达到14.9个百分点。而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和低技术产业的份额则有大幅的下降，以资源为基础的产业从28.7％下降到23.1％，下降5.6个百分点；低技术产业从17.7％下降到9.2％，下降了8.5个百分点；中技术产业的份额则变化不大，略微下降1个百分点。① 见表5。

表5说明，资本投入不同，技术层次的变化趋势是高技术与低技术比重的变化，低技术资本投入持续降低，高技术资本投入持续提高，中技术资本投入基本维持不变。与此相关联的，以物质资本投入的变化带动技术层次的升级，带动对人力资本以及劳动力质量的市场需求。

（二）资本投入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与上述同理，一般低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成本不高，投入不大；拥有中技术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需要继续维持投入，因为它涉及面广，这是提高劳动力质量的关键；同时需要不断加大对高端技术蓝领产业工人的人力资本投入，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需要。一般而言，物质资本投入与产出是直接的关系；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是间接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进程看物质资本的投入要先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从效果看物质资本投入的“政绩”要直观于人力资本的投入；但从社会效益看人力资本提高是转变经济增长的关键。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学者。他认为，人力资本就是人口质量投资，是一种能力资本、人力素质资本。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经济增长的源泉。其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超过物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其二，人力资本在各个生产要素之间发挥着相互替代和补充作用；其三，“经济增长余数分析法”证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力资本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增长主要取决于人的素质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人力资本的作用远比物质资本重要得多。在经济社会中，劳动力质量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素质、态度和技能应用等。无论是社会或个人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既体现劳动者本身的资本，也体现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力资本发挥着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作用。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如系统接受教育、岗位与技术培训、继续教育和企业文化的认同等等，其目的就是要通过人力资本去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提高经济质量。

在对深圳人口总量与经济增长均衡关系的问题上，实证分析的结果是深圳常住人口数量增速与经济总量、工业总产值的增速相比呈逐渐下降趋势，表现为对数曲线。1978-1989年深圳经济总量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41劳动力；1989-1994年为0.288劳动力；1995-2003年为0.175劳动力。1979-1993年深圳工业总产值每增加1万元，就要增加1.07劳动力；1994-1999年为0.233劳动力；2000-2003年为0.140劳动力。从总体上看，深圳经济社会发展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是逐渐下降的，这是深圳经济社会发展中有机资本与技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发生变化的表现。否则，深圳GDP总量的增加与劳动力数量的同步增加，将是深圳各项资源条件难以承受的。[4] （P164-165） 上述说明，人口、劳动力数量与国民经济产值呈现对数曲线，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现实反映，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所要求的，也是经济增长的动因中变劳动力数量为劳动力质量的转折点。

[参考文献]

[1]蔡P. 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如何持续[Z]. 中国经济报告，2006-11.

[2]李善同，侯永志等. 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与增长前景分析[J]. 管理世界，2007，（2）.

[3]董登新. 从经济结构看中国经济增长[Z]. 发表于“财经博客”董登新个人专栏，网址为.

高中劳动总结篇5

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以2001年为例，云南省共有农村劳动力1971.0万人，以目前农村一般生产能力衡量，按劳均负担耕地4亩计算，全省4386.6万亩耕地需要农村劳动力约1096.6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约有874.4万人，无论是在全省总人口、农村人口还是在农村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均高于全国及西部同类指标。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全省总人口中的比重为20.39%，而全国及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12.54%和12.35%，前者比后两者分别高出7.85个和8.04个百分点。同样，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云南省为27.14%，高出全国（20.12%）及西部（16.02%）各7.02个和11.12个百分点；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云南省高达44.36%，均高于全国（33.18%）和西部（30.36%）同类指标，分别高出11.18个和14个百分点。

而且，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全国及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比重，均高于云南省总人口、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在全国及西部的比重。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全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比重为5.47%，而云南省总人口、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力在全国的比重分别为3.36%、4.05%和4.09%，前者比后三者分别高出2.11个、1.42个和1.38个百分点。同样，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的比重为19.43%，也高于云南省总人口、农村人口及农村劳动力在西部的比重，分别高出7.67个、7.96个和6.13个百分点。可见，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比重大。

二、产业分布方面

2001年，云南省第一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21.7%，而第一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却占就业劳动力总数的73.6%，这一比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是最高的；第二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42.5%，而第二产业中就业劳动力比重只占9.0%，这一比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占倒数第二位，仅高于（6.5%）；第三产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35.8%，而第三产业中就业劳动力比重却只占17.4%，这一比重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中是最低的。可见，云南省产业结构的变动与劳动力转移的关联度不够，二者未能实现协调并进。

近年来，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行业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移到第三产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占转移总数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转移到第二产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转移后仍从事第一产业的比重较低（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8—2002年，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大部分转向第三产业，且占转移总数的比重呈现出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51.70%上升为2002年的67.90%，上升了31.33%，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产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出了巨大贡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从事第二产业的人数占转移总数的比重略呈下降趋势，由1998年的42.61%下降为2002年的27.62%，下降了35.18%，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由先前从事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从事第三产业为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继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数占转移总数的比重较低，平均只有5.02%，说明第一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和潜力较小。

三、文化水平方面

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文化状况可以从对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调查中看出来（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通过对134名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分别占到了32.09%和50.75%，文化程度普遍较低。而且，掌握专业技术的劳动力少，接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占9.70%，整体专业技术水平低。

四、跨省转移方面

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在2000年11月1日，全国共有流动迁移人口1亿4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242612226人）的11.6%。其中，跨省转移人口为42418762人，占总人口的3.41%。其中，江西省跨省转移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比例最高，为9.11%，其次分别为四川省（8.42%）、安徽省（7.33%）和湖南省（6.81%）。而云南省跨省转移人口为343542人，仅占当年总人口（42360089人）的0.81%，此比例仅高于自治区（0.76%）、北京市（0.68%）和广东省（0.51%），在全国排倒数第四位。

同样，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转移人数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也较低，远远低于四川省、重庆市和贵州省同类指标（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太低，仅为4.67%，而四川省、重庆市和贵州省此比重分别高达约50%、57.7%和63.9%。云南省这一比重仅为四川省的9.34%、重庆市的8.09%和贵州省的7.31%，均不到1/10。另外，2002年，在本省内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当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数的85.82%，而转移到省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占当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总数的14.18%。

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转移比重低，有地理位置的原因，即地处高原，交通不便，也有少数民族人数比重大等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思想观念问题。云南省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意识不足，还存有浓重的“离乡不离土”、“冻死饿死不出门”、“在家千日好，出门诸事难”、“家乡宝”等传统保守观念。

五、回流现象方面

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回流现象严重。这主要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第一，城市打工没有固定性。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进城农民带有一定的歧视性，使进城农民不能获得与城里人一视同仁的待遇，未能获得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使进城农民没有工作保证。同时，还要承担各项高昂的费用，使他们对在城市里继续打工存有后顾之忧，不得不重新回到农村。许多进城农民带有浓厚的传统观念，他们思想观念封闭、保守、安于现状、不图进取、害怕冒风险，父母担心子女去城里打工会学坏，也担心他们会上当受骗、不安全，另外，有些人担心女孩子外出打工后，村里的男孩子找不到媳妇，因而强烈反对女孩子外出打工。加上不习惯城里生活，吃不惯城里的大米，只想吃家里的洋芋，这些因素都使得进城农民不愿意在城市长期固定下来。有许多进城农民尚未等到工程结束，就返回了农村。

第二，大多数劳动力转移为近距离、季节性外出打工。有相当多的转移劳动力随着季节的变动而在务农与务工之间变动，进入农忙时期，就回到农村务农，农忙过后，又回到城里务工，过着“亦农亦工”的生活，使得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差。据统计，20世纪末，全省农村流动人口300万，其中，在城市暂住性打工人数达180万人，占到了农村流动人口总数的60%。由于季节性往返，使得劳动力大多为近距离、在本省内转移，跨省转移人数比重低。1995年，在返回农业的劳动力中，由本省返回的就占92%，而由省外返回的只占8%左右。

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多具短期性。如政府组织进行的修水库、水电站、治理污染、北京奥运项目、上海世博项目（资料来源于省记委访谈）等劳务多具临时性，工程项目一结束，需要维护的劳动力很少，大多数劳动力又不得不恢复到以前的剩余状态。

参考文献：

[2]全国农业普查办公室.全国第一次农业普查资料综合提要[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

[3]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M].2003.

[4]云南省西部大开发办公室.中国西部大开发——云南发展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摘要：云南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与途径大致与全国相似并同步进行。但到目前为止，与全国相比，其转移的效果效率并不理想。其特点，主要表现在：数量多，比重大；产业分布不合理；文化水平低；跨省转移比重低；回流现象严重，转移有效性差等方面。

高中劳动总结篇6

关键词：经济结构 劳动报酬 经济发展方式

经济结构失衡是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根源

初次分配指国民生产总值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初次分配的格局与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结构密切相关。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不同的要素组合会形成不同的初次分配格局。如果以资本为主进行生产活动，使用的劳动力相对较少，一方面，不能有效扩大就业，使劳动报酬总量减少；另一方面，利润主要在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配，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在宏观上必然形成资本所得占国民收入的比例高、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例低的分配格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决定分配。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例下降，根源在于偏重于投资和生产的经济发展方式。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需求结构分析

从需求结构看，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使劳动报酬不断下降。

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2002-2011年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率50%-60%之间。这一增长模式对初次分配主要有两方面影响：

一是经济增长偏重于投资拉动，特别是对重化工业、基础设施、房地产等大规模的投资必然增加对各类资本需求。资本是稀缺要素，由于市场供求规律作用，不断增加的投资需求造成了资本和资源的价格不断上涨，资本收益率持续偏高。在投资扩张中，地方政府一方面可以获得较高的税收收入，另一方面凭借其掌握部分资源的控制权（例如土地供应）增加收入；同时，由于普通劳动力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被压低，制约了劳动收入的提高，而企业投资者和经营者可以保持较高的利润率，使政府和企业收入快速增长。

二是随着资本深化导致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快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总量扩张，说明我国出现了持续的资本深化，工业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资本逐渐替代了劳动。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意味着在资本总量中用以支付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份额降低，这必然导致就业减少和劳动者工资水平相对降低，从而了扩大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所以说，虽然投资增加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由于上述两方面因素影响，国民收入分配必然向政府和资本所有者倾斜，而劳动报酬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提高。

出口虽然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低价竞争是出口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我国出口主要是以发挥劳动力低成本比较优势为主，产品附加值低和自主品牌率低，处于产业链的底端，缺乏核心竞争力，对于定价基本没有话语权，限制了提高劳动报酬的空间。

（二）从产业结构分析

从产业结构看，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使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由于三次产业要素组合和劳动生产率不同，会形成各个产业的收入分配差距。各产业中劳动力分配的是其对应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因此，当产业增加值与对应就业劳动力的规模不匹配时，会形成产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具体来讲，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和产值低，而农业劳动力过剩，农业劳动力的人均收入就相对较低。而国民收入主要由第二产业生产，由于第二产业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收入主要被资本所有者分配，因此，当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例过低时，国民收入分配就会向资本倾斜，资本所有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扩大。从世界各国的一般规律来看，人均GDP在3500美元这个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在60%左右，就业比例在65%左右。201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左右，农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36.7%，只创造10.1%增加值，而第二产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28.7%，创造46.8%增加值，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34.6 %，只创造了43.1%的增加值。第三产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劳动要素创造和分配国民收入的主要产业领域，但是因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抑制了就业扩大和劳动要素的充分利用，在宏观上，使劳动报酬总量在国民收入中占比偏低。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初次分配结构中，资本与劳动分配的关系失衡的根源在于经济结构的失调。经济增长过于依靠投资和出口和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导致经济增长的就业创造效应下降，而且制约劳动收入的提高。劳动报酬增长缓慢又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扩大，因而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调整经济结构，更加注重扩大就业和劳动报酬增长，扩大消费需求，减少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降低经济增长的风险。

调整经济结构首先要尊重劳动

尊重劳动，前提是劳动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要有合理的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尊重劳动，最根本的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劳动的作用。劳动力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劳动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力量，劳动者文化水平、技能等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改革和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人的价值，劳动则是实现人的价值最基本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社会要“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每个人的全面和自由发展，要以劳动者体面劳动、分配公平和体面生活为基础。需要强调的是，我国劳动人口占了我国人口总量的绝对比重，劳动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报酬，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报酬是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和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诚然，国民收入是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它们在生产中发挥着各自特定的作用，各要素所有者根据其贡献分得相应的份额。而且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资本等要素越来越深刻地参与和影响收入分配。由于我国资本缺乏、劳动力过剩的国情，导致资本收益高而劳动报酬低。但是，这不能改变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这一科学结论。

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生产要素的共同作用是财富（使用价值）创造的源泉，而劳动则是价值的源泉，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就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来讲，资本是创造财富的物质手段，物质资本通过与劳动相结合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只是转移自己的价值，资本不能自动增值，价值增值从根本上说还是来自于生产者的劳动创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仍是我们观察研究这一问题的根本依据。马克思在其劳动价值论中，强调指出了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物化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它彰显了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必须坚持劳动价值论，积极协调资本和劳动等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发展中更多地激发劳动力要素潜力，使劳动报酬真正体现其价值。

（一）从宏观角度分析

从宏观角度讲，要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扩大就业规模并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增加劳动报酬总量。第三产业具有促进提高劳动报酬和抑制收入差距扩大的效应。而第一产业劳动力过多，而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不足是劳动报酬总量偏低的重要原因。

第一，以城镇化为载体调整产业结构。在推进中就要注意发展和培育第三产业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发展第三产业，首先要改善城市就业条件。为此，要完善包括农民工的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医疗保障等政策，使其享受市民的工资、就业条件，教育、社保、住房等福利。保障农民工的各种权利，降低农民的进城成本。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者在充分、自由流动更有效的配置劳动力资源。

第二，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从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来看，小型和微型企业，大多分布在第三产业，劳动密集程度较高。小型和微型企业越多，劳动密集程度就越高，劳动力需求大，从收入的创造和分配看，劳动要素所分配的比例较大。因此，要针对中小企业目前面临的突出问题，采取包括对中小企业结构性减税、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放宽市场准入标准等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扩大就业。

（二）从初次分配领域分析

在初次分配领域，平衡资本与劳动分配关系的核心是建立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实现劳动力产权，就是要在承认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重要组成部分的前提下，确立劳动者分享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权利。由于资本稀缺和劳动力相对过剩，加之市场竞争和供求规律的作用，必然形成资本所有者在分配关系中的强势地位，而且这一局面在短期难以改变。因此，既要尊重市场竞争规律，充分利用和肯定资本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贡献，又要从维护收入分配公平出发，充分利用和肯定劳动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和贡献，使普通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共享利益，国家必须对初次分配进行必要干预。而实现二者平衡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劳动力产权制度。让普通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共享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广大劳动者的贡献得到应有回报。首先要完善职工持股制度，建立和完善职工持股的法律和法规。目前，我国对职工持股缺乏明确和有效的法律法规，使广大劳动者不能稳定和长期的分享企业利润。因此，应当采取切实有效和灵活的措施，推进职工持股制度的发展。

（三）探索企业与职工利润共享机制

应积极探索企业与职工利润共享机制，对分红制、股权分享制等方式进行论证和试点，扩大劳动要素报酬在企业分配中所占份额。

（四）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目前政府调控企业工资分配的方式，如定期公布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标准等手段缺乏刚性约束，在实践中往往不能落实到位。因此，应建立企业工资决定机制，使职工收入与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企业工资性收入分配要实行“两不低于”原则，即企业工资性收入总额的增长不低于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长；企业平均工资性收入的增长不低于企业平均利润的增长。为此，应根据上述原则，进一步完善工资分配的政策和法规，保证劳动收入真正体现其贡献和价值。

结论

总之，劳动报酬增长缓慢与再分配制度存在缺陷有关，但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中的要素利用结构、需求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因此，充分发挥劳动要素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高劳动报酬，既要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而更重要的还是在宏观上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在发展中更多地激发劳动力要素潜力；在微观上，建立完善企业劳动力产权制度，从根源上解决劳动报酬偏低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2012

2.资本论.人民出版社，2004

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4.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远东出版社，2008

5.白暴力.让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人民出版社，2008

6.蔡.如何通过扩大就业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探索与争鸣，2008（5）

7.于金富.中国现阶段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理论分析与变革对策.河南大学学报，2012（1）

高中劳动总结篇7

摘 要 当前经济整体滑坡，企业面临重重困难，职工队伍思想遭受重大考验，如何应对网络舆情，化解职工矛盾，疏通职工诉求通道，柳州华锡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在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工作过程中进行有益实践探索，总结经验做法，分享成果体会。

关键词 调解网络 班组 一站式 反馈

劳动争议是企业运行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解决好劳动争议对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和促进企业管理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劳动调解具有灵活性、便捷性、成本低、负面影响小的特性。如何做好劳动争议调解？完善创新劳动争议调解？柳州华锡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锡设计院）工会从传统企业总部一级处理，向多层次的调解网络及多级结果评价转变，在追求劳动争议调解制度化、目标化、高效化上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形成具有华锡设计院特色的劳动争议“一三一四调解法”。

一、基本做法

“一三一四劳动争议调解法”即一个调解标准、三个调解层级、一个

反馈模式、四级结果评价。“一个调解标准”就是执行《柳州华锡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调解管理办法》，以国家法律法规、集团公司和单位管理制度作为调解参考标准。“三个调解层级”就是设置班组、车间（科室）、院总部三个调解层级，每个层级推荐为人正直、业务能力强的普通员工或工会骨干作为调解员。“一个反馈模式”就是每个层级调解都要求在15天内完成并以书面形式签字盖章反馈当事人。“四级结果评价”就是劳动争议调解终结后，由员工当事人、班组、车间、总部对调解结果做出满意、基本满意、不满意的评价和注明异议理由。所有劳动争议调解以统一表格逐级上报，由总部统一编号、统一归档。总部对下级进行劳动争议工作指导，以诉求内容解决权限为界，在职权范围内各层级可自主调解劳动争议，但出现任何一级“不满意”评价都要重新复议调解和对工作失误追责。

二、具有特点

1.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贯穿企业各级组织，劳动争议调解从班组开始。从班组、车间到总部三级调解组织，班组级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员、车间级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小组、总部级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劳动争议调解网络。

2.劳动争议调解工作机制体现预防在先。坚持“调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工作思路，把劳动争议调解以制度固化，疏通职工利益诉求渠道。员工有利益诉求只要向本班组调解员“一站式”表达，调解员在调解的同时向上级报告。最基层调解员的调解和反馈，有快速反应预警和应对作用，做到抓早抓小抓源头，排查化解发现争议隐患，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问题。

3.劳动争议调解强调统一标准和高效的执行力。劳动争议调解在职权范围内得到充分授权，但又受到广泛的监督和责任考核。自当事人申请调解受理之日起，15日内要求办结并形成劳动争议调解书送达当事人。时间承诺和考核要求既可提高当事人对组织的公信力，也提高调解员的工作责任心。统一标准、分级调解、集中备案、层层评价、责任追责，高度保障调解的质量与效率。

三、实践案例与效果

为解决企业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劳动争议和妥善处理劳资关系，把解决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轨道，华锡设计院工会 2014年10月制定《柳州华锡有色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劳动争议调解管理办法》，通过印发文件到车间（科室）、班组组织员工学习，结合制度上墙、网络等宣传方式，让职工了解制度、活用制度，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劳动争议调解氛围。2015年2月，华锡设计院工会收到子公司（工勘公司）职工代表递交与院行政管理部门“关于2014年年终奖金结算的异议意见”的劳动争议申诉书，同意受理并下达受理通知书后，一方面对申诉方做说服疏导工作，努力稳定职工情绪，一方面代表职工向行政管理部门反映员工诉求，提出解决的合理化建议。经过大量调查取证和收集数据，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召集双方当事人召开劳动争议调解会议，通过有理有据、合理合法分析诉求，双方最终达成共识，下发劳动争议调解书，申诉方、被申诉方、工会三方签字确认生效，由工会监督执行。此次劳动争议十天反馈完成，申诉方获得补发奖金52028元，企业方也对奖金的结算管理制度做了修改完善，及时有效处理好此次劳动争议，使一次矛盾较大的事件得到化解，培育了员工有争议优先调解处理的意识，促进建立公平公正的工作环境和企业管理水平提升，得到各方良好的评价。

2015年上半年根据管理工作需要尝试在车河细粒加工车间建立劳动争议调解小组，调解小组成员由每个班组选出一名有正义感、工作能力强、善于沟通的普通职工和车间分会主席组成。劳动争议调解小组、调解员负责宣传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办法，宣传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发现员工劳动争议意见，及时受理及时调解及时化解矛盾纠纷。2015年10月二班给矿工王某某（劳务派遣工）和黄某某（劳务派遣工）提出“关于福利分配没有体现同工同酬的意见”的劳动争议问题，调解员认为员工诉求合理但本级不能解决，在完成本级调解程序后向车间劳动争议调解小组反馈情况，车间劳动争议调解小组及时开会讨论提出本级的调解意见，书面向院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报告申议。院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快速反应完成调解必要的程序并下达调解意见书反馈下级调解组织和诉求当事人。此次调解经过班组、车间、院总部三个层级，全程用时不到十五天，三级联动，快速高效，处理结果各级评价为“满意”。诉求人得到“今后待遇同工同酬处理”批复和福利费补偿金2500元。从运行实践来看，把劳动争议调解机构建立到班组最基层和强调调解完成时间，具有发现问题早、化解矛盾快、全员教育到位、管理效率提升的优点。

四、实践体会

1.劳动争议调解要建立有明确调解程序、调解时间、责任考核的调解制度，并广泛向员工宣传，向员工传达劳动争议诉求走调解途径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信息，使制度固化于人心。劳动争议调解对维护企业和谐稳定和促进企业管理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工会组织的作用通过劳动争议调解得到高度的提升。

2.劳动争议调解要建立以正义感强、业务素质高人员组成的各层级调解组织，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全面的劳动争议调解网络，保障劳动争议调解得到高效执行。劳动争议调解从班组开始，把调解员建立到班组员工，“一站式”受理员工诉求，有利于倾听到最基层的诉求、及时纠纷信息预警反馈、快速处理劳动争议调解和全面的政策宣传。

3.劳动争议调解要有严格时限要求和结果书面反馈形式，充分体现劳动调解的制度性、严肃性、严谨性、权威性，有利于提高劳动争议调解组织、工会组织的公信力，有利于培养劳动争议调解文化，有助于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

高中劳动总结篇8

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经之路，是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作为社会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方式，其对我国经济的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专家学者却有着不同的见解：

（1）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李实（1999）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增长和分配效应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内部收入增长和收入分配具有积极影响，对于抑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甚至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起到一般收入再分配政策法替代的积极作用；胡苏云、王振(2004)认为，流动人口外出就业能促进农村消费水平提高，对推动农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杜鹏等(2007)认为，外出务工农户通过寄钱回家，对改善家庭整体生活状况作用显著；柳建平等(2009)通过对甘肃10个样本村调查资料分析得出结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改善家庭福利、实现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具有积极作用。

（2）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宁光杰(1995)、周全召等(2005)认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地荒芜或农民耕种土地的积极性下降，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罗斯高等(1999)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迁移对农作物产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司增绰等(2005)认为，劳动力流出过多不利于农业技术的创新、推广与使用，又易产生资本外流，从而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消极作用；龚晓莺、王朝科(2007)认为，农村高素质的青壮年劳动力过度流出对现代农业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3）农业产出与劳动力流动无关。通过对四川和安徽两省外出和非外出户调查资料的比较分析，杜鹰、白南生(1997)得出结论：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资金对劳动的替代，农村外出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或提高。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因研究区域农村发展水平、农民收入等因素的变化，研究结果略有不同。辽宁省土地总面积为1480万hm2，耕地408.5万hm2，全省农业人口1655.8万人，农村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以及农业科技的进步，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还在日趋增大。庞大的农村劳动力队伍如果得不到及时、合理的开发和有效疏导，势必影响辽宁农村经济的振兴、社会的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进程。因此，有必要对辽宁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发展进行实地研究，为政府制定劳动力流动相关政策的决策依据，更好地解决好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

2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

2.1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的测算

为从实证的角度验证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对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量进行估计。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和规模的估计方法目前国内有几种模型，本文借鉴陆学艺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人数的计算方法，即城镇从业人数减去城镇职工人数得到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减去农业就业人数得到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二者之和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总量。选取1999～2010年为样本期，利用各年的《辽宁省统计年鉴》数据进行了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的测算，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从数据可以看出，1999年以来进入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人数和农村中非农劳动力数量逐年递增，2010年比1999年增长一倍，农村转移劳动力人口达到1081.8万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65%。

2.2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指标的选定

农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非农行业产值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三个方面，因此我们初步选取两个从宏观上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的经济指标（全省农业农林牧渔总产值和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两个从具体农业产业的角度反映农村经济的发展的指标（全省粮食总产人均数和全省水产量人均数），以及一个反映农民收入水平的指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来衡量辽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根据辽宁省统计年鉴资料整理的反映辽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见表2所示。由于2004年统计年鉴上乡镇产业总产值数据缺失，导致相关性分析无法进行，课题组利用1999～2003年农林牧渔总产值和乡镇产业总产值的相关性，用线性回归方法求得了2004年乡镇产业总产值的缺失值为12480.6万元，人均乡镇企业产值为29909.41元，如图1所示。

2.3辽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村经济发展相关性检验

通过对测算的辽宁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数据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指标数据的观察可以看出，辽宁省农村经济主要发展指标的趋势与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的趋势是一致的，可以假定它们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此，选用皮尔逊（Pearson）相关性分析方法，利用双尾检验（2-tailed）对表1测算的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和表2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数据进行相关分析。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与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系数分别分别达到了0.958和0.948，呈密切相关；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与人均乡镇企业产值、人均水产品产量的相关系数分别达到0.746和0.692，呈高度相关；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与人均粮食产量的相关系数0.503，相关度不高。

3结论和建议

从辽宁农村经济主要发展指标与农村流动劳动力人口总量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辽宁农村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体现在对农林牧渔产值的增长、乡镇企业的发展、水产品产量的增加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等方面。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加对粮食产量的变化没有影响。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动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如造成农村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等对辽宁农村经济影响效应目前没有体现。因此，辽宁目前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政策，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的流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施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推动农村的不断变革和社会进步。为推动辽宁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有效流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针对目前劳动力流动中存在的普遍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3.1结合辽宁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目标，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推进城市化，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实现以城镇化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辽宁制定的推进城镇化进程的目标是到2015年底，全省城镇化水平达到70%左右；城镇人口达到3000万人以上，新增城镇人口400万人以上；省辖市人口规模基本达到100万人以上，县级市人口规模平均达到25万人，县城人口规模平均达到10万人。以2010年统计年鉴数据为例，全省人口总数425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111.9万人，非农业人口2144.1万人，城镇化水平50.4%。从人口的地域分布看，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非农人口总数尚未达到100万，尤其是资源枯竭城市阜新，非农人口总数只有85.8万人，而且逐年降低。所以，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有利于辽宁城镇化目标的实现。而且在推动小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一方面促使农村劳动力获取非农收入，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民在农业外大量就业，减轻对农业资源的压力。因此，应结合各地区资源条件，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合理安排财政预算，加大对重点扶持地区的投资，引导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向城镇集中，使城市化进程成为引领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动的风向标。

3.2注重发展辽宁农村的非农产业，发挥非农产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收作用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辽宁目前农业人口所占比例依然偏高，农业剩余劳动力仅靠城市非农产业是吸收不了的。因此，要注重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这样既可以避免民工违法犯罪等社会问题的出现，缓解由于大批农村人口盲目转移给城市所带来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压力，也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可以通过促进农业产业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安置农业富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等重要措施，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通过鼓励农民兼业经营，对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有一定作用。

3.3加大对农村职业技能培训投资，增强农村流动劳动力的职业竞争能力

帮助农村流动劳动力掌握一门专业技能，使其获得在城市中安身立命是各级政府的责任。目前辽宁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水平还停留在中等水平，附带的是职业技能的缺乏以及接受再培训可能性的降低，使得辽宁农村流动劳动力所从事的行业以制造加工、家政保安等技能简单的工作为主，流动到城市的农民工工资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平均工资。为防止农村劳动力因劳动技能低下由城市被动性地回流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针对农村劳动力文化层次普遍较低的特点，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一方面建立政府扶持资金，用于职业技能培训、引导性培训、就业指导、职业介绍、技能鉴定等方面工作的开展，并扶持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的建设，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在税收和工商管理方面给培训基地予以相应的优惠政策，同时鼓励农民参加培训，并制定相应的补贴制度。另一方面，县乡各级政府要开展免费政策咨询、就业信息、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服务，并建立健全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为农村劳动的转移就业提供平台。

3.4完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实现流出、流入的无缝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