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劳动总结范文
时间：2023-10-04 13:08:31
家庭劳动总结篇1
关键词家庭经营;产业结构;现状;存在问题;调整措施;陕西靖边
农民家庭经营是指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独立地或相对独立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家庭经营能够充分利用劳力、资金、劳动时间等生产要素，调动成员主动性与积极性，灵活安排农业生产，可以与不同的所有制、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物质技术条件、不同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顽强的生命力，适合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家庭经营的特点与优越性决定了其会长期存在。产业结构是指家庭经营各业的构成及各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合理的产业结构可以促进家庭经营的健康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传统家庭经营模式逐步表现出生产规模小、农村资源要素得不到有效配置、组织化程度和市场地位低、缺乏竞争力等问题，导致生产弱化，制约农村经济发展[1-2]。现以陕西省靖边县为例，对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进行探讨。
1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现状
靖边县位于陕西省北部偏西，毛乌素沙漠南缘，按照地形地貌可分为南部丘陵沟壑区、中部梁峁滩涧区、北部风沙滩水区。全县总土地面积5 088 km2，耕地面积8.67 万hm2，辖22个乡镇，214个村，6万农户，农业人口26万人，16万农村劳动力，户均人口4.3人，户均劳动力2.7人，户均耕地1.45 hm2，人均耕地0.33 hm2，其中南部丘陵沟壑区人均耕地约0.4 hm2，中部滩涧区人均耕地约0.33 hm2，北部滩水区人均耕地约0.27 hm2。
靖边县主要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80%以上，主要从事第二产业的农户占5%左右，主要从事第三产业的农户占15%左右，在第一产业内部，主要从事种植业的农户占70%左右，从事种养结合的农户占30%左右。
农民收入主要由家庭经营收入、报酬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4个部分构成。据2009年在全县南部、中部、北部抽样调查，农户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 433 836元，报酬性收入为1 814 760元，财产性收入8 160元，转移性收入为419 170元，收入合计7 675 926元，人均纯收入6 343.7元。
不同区域家庭经营收入差异较大。南部山区由于地域限制，自然条件差，传统的农业广种薄收、靠天吃饭等局面尚未改变，遇雨年份收成好，干旱年份收成差，甚至绝收，主要从事小杂粮生产，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转移性收入和外出劳务;中部滩涧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土地广，主要从事马铃薯、玉米及部分小杂粮种植，农民收入较好;北部滩水区，自然条件最为优越，土地少，主要从事玉米、蔬菜、种养结合的高效农业生产，农民人均收入为全县最高。2009年抽样调查显示，北部地区人均纯收入8 019元，中部地区人均纯收入5 481.9元，南部地区人均纯收入3 933.4元。
不同产业构成家庭经营收入差异较大。种养结合农户年户均纯收入达4万元左右，单一从事种植业农户年户均纯收入2万元左右，外出劳务的农户年户均纯收入3万元左右，滩水地区从事蔬菜产业的农户年户均纯收入6万元左右;主要经营第二产业农户的年户均纯收入15万~20万元;主要经营第三产业农户的年户均纯收入8万~10万元左右。
2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2.1农村资源配置效率低，导致资源浪费
全县户均耕地为1.45 hm2，2.7个劳力，主要从事玉米、马铃薯生产，以平均每年每公顷投入劳力180个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家庭农户年合计投工260.4个标准工日。按每个劳力年劳动时间以250个标准工日计算，每个家庭经营农户年仅需劳动力1.04人，则有1.66个劳动力处于剩余状态，劳动力利用率只有38.5%，导致农民收入低。全县劳动力还存在季节性过剩，特别是冬闲，劳动力利用状态总体上表现为春秋集中种植收获季节紧张。在北部滩水区，从事蔬菜产业的农户，以每户经营0.4 hm2露地菜、0.2 hm2保护地菜计算，以平均每年每公顷投入劳力600个标准工日计算，0.6 hm2仅需360个标准工日，单蔬菜一项劳动力利用率就提高到53%，农民收入较高。
2.2产业结构不合理，营销体系不健全，产业链条短
农民家庭经营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在第一产业内部，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农民家庭经营中的二、三产业大多以工程建筑、商饮服务为主，从事农业领域的农资供应、农产品营销、加工等所占份额较少，农民在农村产业结构中只扮演生产者角色，主要在农产品初级生产环节利用农村劳动力资源，导致劳力资源利用不合理，在市场营销体系中，家庭农户这个终初端市场主体以高价购进生产资料、低价出售原产品为主，营销环节利益流失严重[3]。
2.3分散经营，缺乏规模效益
土地产出较高的北部滩水地区，以户均种植0.67 hm2玉米计算，产量13.5t/hm2，平均售价1.8元/kg，平均收入2.43万元/hm2，生产费用6 000元/hm2，纯收入1.83万元/hm2，产出投入比达3∶1，经营商业的一般利润比例占10%，按经营1季农业可经营10次商业周转周期计算，经营农业效益远高于经营商业，而由于农户缺乏种植规模，以上单一从事玉米种植业的家庭农户年户均纯收入只有12 200元。
3发展农民家庭经营与产业结构调整措施
3.1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组织化程度
坚持合作社法，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引导发展物资、技术、信息、生产、营销等合作互助经济组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家庭经营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和谐升级。
3.2推行农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效益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引导推进农地流转，合理配置土地、劳力、资金等农村资源要素，推进规模经营，使家庭经营实现规模效益。
3.3深化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家庭经营健康发展
一是发展二、三产业，发展农产品包装、储藏、加工、信息、品牌等营销体系，培育农产品有形市场，延长产业链，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实现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4];二是第一产业内部协调各业比例，在发展主导产业同时，因地制宜发展种养结合及蔬菜产业，提高劳动力利用率;三是发展劳务经济。
3.4提高劳动者素质，适应生产力发展
靖边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文化程度仅占9.8%，初中30.09%，小学40.4%，文盲18.99%，农民文化科技水平不高，一方面，使得农业新技术的应用、新品种的推广受到限制，难以适应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另一方面，缺乏新知识、新思想，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困难，难以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需加大农村教育培训工作力度，提高农民素质。
4参考文献
[1] 陈秉谱.甘肃省农民家庭经营的现状与发展对策[J].甘肃农业科技，1999(9):37-39.
[2] 李晓婷，刘基林，郭小辉.云南省呈贡县农业产业结构现状及调整对策[J].河北农业科学，2009，13(12):109-110，128.
[3] 雷三容.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武汉冶金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18(4):12-15.
家庭劳动总结篇2
关键词：玉米；生产成本；存在问题；投资建议
中图分类号：F326.11 文献标识码：A
为了了解旬邑县粮食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为农业行政决策部门提供较为准确的良好建议，我们以陕西省粮食生产成本调查活动的通知精神为基准，按照一般农户、种粮大户、粮食专业合作社各层次分别调查5户的要求进行选样调查。其调查方法采取进村入户问卷式进行，主要作物为玉米。
1 调查结果
1.1一般农户调查情况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5户，总人口23人，户均4.6人；劳动力9个，户均1.8个；粮食种植面积2466.7m2，户均4933.3 m2，人均1066.7 m2；粮食收入56640元，户均11328元，人均2462.6元，667 m2产值1530.8元；家庭总收入96020元，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59%；土地流转，5户总流转9800 m2，户均1960 m2。流转费80元/667 m2（半山区塬面旱地）。玉米生产成本，667m2成本1057元，其中劳动力投入540 元，物资投入317元，动力投入100元，租赁费80元。粮食惠农政策意向调研，对惠农政策的评价，皆为基本满意。惠农政策对家庭收入的作用为有作用，但对纯收入增长缓慢；惠农补贴应补在哪个方面，多为种子和化肥；对惠农补贴及项目补贴的建议为加大力度。
1.2种粮大户调查情况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5户，总人口24人，户均4.8人；劳动力10个，户均2个；粮食种植面积22666.7 m2，户均45333.3 m2，人均9466.7 m2；粮食收入512500元，户均102500元，人均21354.2元，667 m2产值1507.4元；家庭总收入514600元，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99.6%；土地流转，5户总流转198000 m2，户均29600 m2；流转费184元/667 m2（马栏山川道地）。玉米生产成本，667m2成本1145元，其中劳动力投入416元，物资投入359元，动力投入184元，租赁费184元。粮食惠农政策意向调研，对惠农政策的评价，皆为基本满意。惠农政策对家庭收入的作用为有作用，但对纯收入增长缓慢。惠农补贴应补在哪个方面，皆为化肥。对惠农补贴及项目补贴的建议为直接补在化肥和农业机械上，以减轻劳动强度，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1.3粮食专业合作社户调查情况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5户，总人口21人，户均4.2人；劳动力10个，户均2个；粮食种植面积103333.3 m2，户均20666.7 m2，人均4920 m2；粮食总收入233940元，户均46788元，人均11140元，667 m2产值1509.3元；家庭总收入282732元，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82.7%；土地流转，5户总流转79333.3 m2，户均15866.7 m2。流转费176元/667 m2（塬区旱地）。玉米生产成本，667 m2成本1245元，其中劳动力投入524元，物资投入360元，动力投入185元，租赁费176元。粮食惠农政策意向调研，对惠农政策的评价，皆为基本满意；惠农政策对家庭收入的作用为有作用，但对纯收入增长缓慢。惠农补贴应补在哪个方面，皆为化肥；对惠农补贴及项目补贴的建议为直接补在农业机械上。
1.4国家惠农补贴情况
粮食直补8元，良种补贴10元，玉米地膜补贴10元，农资综合补贴71.76元，合计每667 m2总补贴99.76元。
2 结果分析
在粮食生产成本构成中主要有劳动力投入、物资投入、动力投入和租赁费投入，各占比重分析见下表：
2.1在667m2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投入位居第一
一般农户劳动力投入占51.1%，种粮大户占36.3%，粮食专业合作社户占42.1%。
2.2物资投入居第二位
一般农户投入占30%，种粮大户占31.4%，粮食专业合作社户占28.9%。
2.3租赁投入居第三位
一般农户投入占9.5%，种粮大户占16.1%，粮食专业合作社户占14.1%。
2.4动力投入居第四位
一般农户投入占9.4%，种粮大户占16.1%，粮食专业合作社户占14.9%。
3 存在问题
3.1 农业生产劳动力后继乏人
调查中了解到农业用工十分短缺，尤其是山区一带，工价偏高，一般工价60～100元，平均每个工日价为80元。农工活既苦又累，大部分打工者岁数偏大。
3.2 农业机械化程度水平较低
调查中动力投入位居最后，而劳动力投入位居第一，便说明了这一点。其主要原因是机械费用偏高，限制了一般农户的使用积极性。
3.3 粮食生产纯收入较低
农民粮食生产成本若将劳动力成本算在其内纯收入很低。调查中一般农户667m2纯收入为473.8元，种粮大户每667m2纯收入为362.4元，粮食专业合作社户667 m2纯收入为264.3元。农民种粮的收入实质多为自己的劳动力收入，造成成本高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费用和农资费用偏高。
4 投资建议
4.1 加大惠农投资力度
在调查问卷“对惠农政策有何建议”中，基本都是建议国家继续加大惠农投资力度，以解决农资费用偏高的问题。
4.2 侧重农业机械补贴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快、种粮大户的不断形成及农业粮食生产后继乏人的现实，形势逼迫我们必须加速农业机械化进程，因此、建议在惠农政策及项目补贴实施中补贴侧重点应放在农业机械购置和农业机械的示范推广上。
家庭劳动总结篇3
[论文关键词]家务劳动；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四)放宽夫妻家务劳动成本分担、收益分享的条件
家庭劳动总结篇4
我国现行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低保制度”）的设计思路和救助标准，决定了低保对象将持续生活在贫困之中。大量的表明，各级地方政府制定的救助标准仅能维持低保对象的基本生存，不足于预防贫困。如，亚行专家组通过测算发现，全国35个城市中的27个城市的救助标准低于估计的贫困线。其中，有17个城市的救助标准和估计的贫困线之间的差距大于10％[1].尚晓援教授的研究结果证实，四个受访城市的救助标准大体为当地平均收入的27-28%，而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标准是中位收入或人均收入的60%[2].
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绝大多数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仅以发达地区北京市东城区为例，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低保家庭的人均月消费支出，仅相当于该市一般家庭的42.7%，其中食品类一项就占整个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的56%；低保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不仅远低于一般家庭，且多接近或者超出淘汰的使用年限；无房产权户在九成以上，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且三分之一以上者仍居住在破旧及危房中。不仅如此，物质匮乏也使低保家庭滋生出一种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和没有尊严的感觉，一种除每日挣扎生存外不能思考、规划或梦想的感觉。如，基于经济原因，超过八成的低保家庭表示已多年没有去过娱乐场所，近六成的低保家庭自述无法参与社区活动和交往，半数左右的低保家庭坦言没有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等等[3].
更为严重的是，城市低保家庭虽然以生存的意志度过每一天，努力应对贫困，但由于缺乏向上攀登的机会阶梯，难以实现寻求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试想，如果阶梯到位，其努力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最好的机会阶梯，应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4].
二、摆脱贫困：有工作就是福
在有关城市低保对象如何摆脱贫困的讨论中，一个颇有的观点认为：就业是城市低保对象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本文认同这一判断，并提出以下三个理由加以佐证。
第一、对低保家庭而言，在普遍缺乏物质和生产性资产的情况下，劳动力实际上构成了其众多生存策略的核心，因而可能是其主要甚至是惟一的资产。为低保家庭提供运用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其脱贫效果可能最为彰显。
第二、城市低保对象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产。主要表现在量大（绝对数量）、面广（普遍程度）两个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相比，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所占比重较大。根据学者唐钧的估计，在全国1930.8万（2002年6月的数据）城市低保对象中，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四类对象（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待岗职工和在职职工）约占全部对象的61%.如果加上与他们相关的“低保家庭其他成员”，总计高达85%[5].也就是说，我国城市低保对象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超过八成。而香港特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以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例，截止到2003年12月，香港综援计划个案总计290206万人，其中年老者占整个综援人口的50.7%，永久性残疾占5.4%，健康欠佳者占7.7%，单亲家庭占12.9%，低收入者占4.7%，失业人员占17.3%，其他人员占1.5%[6].换句话说，即便满打满算（单亲家庭、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三者合计），香港特区全部综援个案中，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约占四成。不足大陆地区的半数。
城市低保对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多，涉及面广。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结果，在受访的1275名低保家庭成员中，共有909人属于劳动年龄人口，其中未就业人员高达539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57.3%.进一步表明，在这些未就业人员中，共涉及低保家庭383户，占调查总户数的81.3%.也就是说，有八成多的低保家庭至少右一名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
显然，城市低保对象储备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我国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和低保制度建立初衷直接关联。因为，我国低保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配合国有改革、为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大量失业、下岗人员进入低保群体，会形塑其生态，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对象（以“三无”对象为主）的人口结构。正因如此，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挖掘低保对象蕴藏的宝贵资源，无论是对深化城市低保制度抑是缓解城市“新贫困”，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含。
第三、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具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和动机。就业意愿和动机是劳动力资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众多显示，造成低保家庭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长期下岗或失业[7]；低保家庭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找工作难[8]；低保家庭最希望社会或政府提供的帮助是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9].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受访的539名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未就业人员中，89.1%的人表示有就业的意愿。在余下者中，大多是限于自身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技能和有家庭成员需人照顾。
事实上，目前许多城市的低保对象每年以数万计的速度退出低保制度庇护，正是积极就业政策产生的独特功效。据媒体报道，截至2003年9月末，天津市通过建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联动机制，已有5万多名"低保户"实现再就业，主动退出吃"低保"行列。上海市实行劳动就业和民政救助联动以来，仅2003年就有5万多低保家庭退出“低保”，走上就业岗位。江西省通过政府购买岗位等多种就业形式，2003年享受城市低保的人数比2002年年减少了13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对低保家庭而言，就业有助于走出贫困，恢复自身价值和尊严，代表着一种福气；对政府而言，提供低保对象就业机会，促进其就业和再就业，是减轻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低保制度规范化的核心内容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三、就业难点：最后雇佣或者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就业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程度。从收入和健康的角度看，脆弱性是指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历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10].脆弱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难以用单项指标测量。本文拟用年龄、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健康状况、未就业时间和家庭负担等指标来量度处劳动年龄段未就业的城市低保对象（简称“低保未就业人员”）的质量和脆弱性。如无特别说明，下文资料主要来自北京东城区低保对象的抽样调查。
1.年龄以中高龄居多。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对象中，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90.2%，35岁以上的占79.9%，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多处中高年龄。这一年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据调查，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的占71.4%，35岁以下的占91.9%[11].
2.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资料显示，受访对象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8.4%，初中的占38.6%，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的占50.3%，大专及以上的占2.8%.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两者合计占88.9%.这一学历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差距也很明显。据统计，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文化程度需求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总需求量的39.3%，为高中的（职高、技校、中专）占总需求量的42.3%，为初中及以下的占总需求量的9.2%[12].
3.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劳动部门颁发的技术证书是劳动者拥有特定专业技能的客观标准之一。从调查结果看，78.1%的低保未就业人员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证书。即便是已获得技术证书的人员，其劳动技能也十分单一。如，持有机动车驾驶证者超过半数。这显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一定的落差。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对求职者各项技术等级有要求的占44.6%[13].
4.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调查显示，在受访的539名低保未就业人员中，自述身体状况较差的占42.8%，其中患有慢性疾病和严重疾病的比例高达25.6%；患有不同类型残疾的占19.3%；完全丧失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分别占9.7%和25.4%.
5.未就业时间长。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低保未就业人员长期处于无工作状态。数据显示，71.6%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达3年以上，57.2%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5年以上，31.4%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10年以上。
6.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在调查的1275低保家庭成员中，老年人（60岁以上）占10.8%，在校学生占20.1%，身患各种疾病的占28.6%，残疾人占12.7%；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合计占9%.从涉及的家庭数看，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涉及103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1.9%；在校学生涉及238个家庭，占家庭数的50.5%，老年人涉及115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3.4%.显然，老、幼、病、残人员在低保人口或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不仅会增加家庭负担，也会拖累其他成员进行有收入的劳动。
由上可知，城市低保未就业人员的典型特征是：中高龄初级劳动力，不良的健康状况，长期未就业，家庭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以及家庭成员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就限。应当说，在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在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这批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倘若把劳动力市场需求人员加以排序，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四、政策选择：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
上文表明，我国城市低保对象主要是这样一类弱势人群：他们持续生活在贫困中。虽然就业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但限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性，他们大多沦为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针对城市低保对象的脱贫政策必须根基于他们的实际需要。而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是当前政策的现实选择。具体而言，基于城市低保对象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健康状况普遍较差，未就业时间较长和家庭不能独立生活成员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对保持低保家庭可持续生计，进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所谓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其核心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项目。由于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只有弱就业能力，有目的性的开发一些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显得尤为紧要。这些项目的目标不在于有效利用低保家庭的劳动力资源，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通过就业这一政策工具增加低保家庭的收入，增强他们对生活的自控能力，进而建立被贫困摧毁的尊严感。一句话，为城市低保对象提供工作机会是为了改善本人及家庭福利。二是就业支持性项目应以社区为基础。与其他就业人群相比，城市低保对象再就业有其特有的困难和障碍，如技能水平低，健康状况差，家庭需要照顾的成员多，无法承受工作期间的费用和难以利用职业训练将其技能转化为可以转业的技能等。而让他们在社区内就业有助于缓解上述。这是因为，在家门口工作不仅能大幅减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成本，方便他们照料有需要护理的家人，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能配合城市低保对象的自身素质。因为社区岗位（如社区保安、保洁、保绿等）对从业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经过短期的职业培训可以很快达到上岗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城市低保对象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
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主要责任在政府。一方面，每天生活的重压和渴望就业的意愿，迫使低保对象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再就业资源和可能的就业机会，但限于经济因素和自身素质，他们大多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剩余劳动力”，亟待政府的援手。另一方面，帮助社会特困群体就业和再就业，使他们摆脱贫困，既是政府应有的责任，也是职责所在。
从现有的经验看，政府可采取三种方式为城市低保对象创造就业岗位。一是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公共服务工作项目，如平地造林、河道管理、市容整治、防疫防灾等。二是政府出资购买公益性岗位，如社区环境保洁、社区保安、社区车辆看管、小区物业管理等。三是培植低保对象自己的就业组织。如小额贷款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社等。这些项目或组织的开发和挖掘，不仅能为城市低保对象直接提供短期工作机会，支付其酬劳，以维持其基本生计，进而实现“救急也要救穷”的目标。从更长远一点看，也有助于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和管理，增强社区服务功能。一言蔽之，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创建机会和本地财富的新循环。
应当说，为就业特困群体（包括城市低保对象）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正日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其社会效益也很明显。目前在全国开展的以“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服务”为内容的再就业援助行动，为就业特困群体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低保对象的贫困面貌。根据媒体报道，北京市2004年再就业援助活动周期间，全市将以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为重点，为失业人员集中开发5000个就业岗位；上海市通过开发环境保护协管、市容环境协管、交通协管、社区助残助老、卫生消毒保洁等12个项目，预计2004年可使6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努力开发支持性就业项目并使之成为常设机制的同时，也应尽早防止可能出现的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支持性就业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二是支持性就业可能降低就业者市场就业的意愿，产生“职场疏离”。
注释:
[1]亚行专家组（2002）：《城市贫困》，未公开出版。
[2]尚晓援（2003）：《中国救助体系研究报告》，未公开出版。
[3]北京市东城区民政局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2004）：《东城区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促进低保人员劳动就业研究》，未公开出版。
[4]国际劳工局（2003）：《努力摆脱贫困》，国际劳工大会第91届会议局长报告。
[5]唐钧（2004）：《“可持续生计”与城市就业》，未公开出版。
[6]参见香港社会福利署网站，网址：http//info.gov.hk/swd/html_tc/
[7]湖南省统计局（2003）：《湖南省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状况调查报告》，来源于湖南省统计网站。
[8]民政部（2002）：《全国百城万户低保抽查结果》，来源于湖南省统计网站。
[9]资料源自作者的调查笔记。
[10]世界银行（2001）：《2000/2001年世界报告：与贫困作斗争》，中国财政出版社。
[11]参见北京统计信息网：“2004年什么条件的人最受用人单位欢迎？”，网址：http//bjstats.gov.cn.
[12]同上
家庭劳动总结篇5
在有关城市低保对象如何摆脱贫困的讨论中，一个颇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就业是城市低保对象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本文认同这一判断，并提出以下三个理由加以佐证。
第一、对低保家庭而言，在普遍缺乏物质和生产性资产的情况下，劳动力实际上构成了其众多生存策略的核心内容，因而可能是其主要甚至是惟一的资产。为低保家庭提供运用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劳动力就业的机会，其脱贫效果可能最为彰显。
第二、城市低保对象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产。主要表现在量大（绝对数量）、面广（普遍程度）两个方面。与其他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相比，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所占比重较大。根据学者唐钧的估计，在全国1930.8万（2002年6月的数据）城市低保对象中，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四类对象（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待岗职工和在职职工）约占全部对象的61%.如果加上与他们相关的“低保家庭其他成员”，总计高达85%[5].也就是说，我国城市低保对象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超过八成。而香港特区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以香港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为例，截止到2003年12月，香港综援计划个案总计290206万人，其中年老者占整个综援人口的50.7%，永久性残疾占5.4%，健康欠佳者占7.7%，单亲家庭占12.9%，低收入者占4.7%，失业人员占17.3%，其他人员占1.5%[6].换句话说，即便满打满算（单亲家庭、低收入者和失业人员三者合计），香港特区全部综援个案中，可能具有就业潜力的人口约占四成。不足大陆地区的半数。
城市低保对象的另一个典型特征是：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多，涉及面广。基于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结果，在受访的1275名低保家庭成员中，共有909人属于劳动年龄人口，其中未就业人员高达539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57.3%.进一步分析表明，在这些未就业人员中，共涉及低保家庭383户，占调查总户数的81.3%.也就是说，有八成多的低保家庭至少右一名处于劳动年龄段的未就业人员。
显然，城市低保对象储备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与我国急剧的经济社会转型和低保制度建立初衷直接关联。因为，我国低保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配合国有企业改革、为失业和下岗职工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大量失业、下岗人员进入低保群体，自然会形塑其生态，形成一个有别于传统对象（以“三无”对象为主）的人口结构。正因如此，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来挖掘低保对象蕴藏的宝贵资源，无论是对深化城市低保制度抑是缓解城市“新贫困”，都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含。
第三、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具有强烈的就业意愿和动机。就业意愿和动机是劳动力资源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前提。众多文献显示，造成低保家庭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长期下岗或失业[7]；低保家庭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难找工作难[8]；低保家庭最希望社会或政府提供的帮助是为家庭成员提供就业机会[9].北京市东城区的调查资料也印证了这一点。在受访的539名有劳动能力的低保未就业人员中，89.1%的人表示有就业的意愿。在余下者中，大多是限于自身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技能和有家庭成员需人照顾。
事实上，目前许多城市的低保对象每年以数万计的速度退出低保制度庇护，正是积极就业政策产生的独特功效。据媒体报道，截至2003年9月末，天津市通过建立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再就业联动机制，已有5万多名"低保户"实现再就业，主动退出吃"低保"行列。上海市实行劳动就业和民政救助联动以来，仅2003年就有5万多低保家庭退出“低保”，走上就业岗位。江西省通过政府购买岗位等多种就业形式，2003年享受城市低保的人数比2002年年减少了13万人，首次出现负增长。
由此可以看出，对低保家庭而言，就业有助于走出贫困，恢复自身价值和尊严，代表着一种福气；对政府而言，提供低保对象就业机会，促进其就业和再就业，是减轻财政负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也是低保制度规范化的核心内容和未来的工作重点。
二、持续贫困：以生存的意志度过每一天
实际情况是，我国城市低保对象绝大多数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仅以经济发达地区北京市东城区为例，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低保家庭的人均月消费支出，仅相当于该市一般家庭的42.7%，其中食品类一项就占整个家庭日常消费支出的56%；低保家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不仅远低于一般家庭，且多接近或者超出淘汰的使用年限；无房产权户在九成以上，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不足10平方米，且三分之一以上者仍居住在破旧及危房中。不仅如此，物质匮乏也使低保家庭滋生出一种日益增长的无能为力和没有尊严的感觉，一种除每日挣扎生存外不能思考、规划或梦想的感觉。如，基于经济原因，超过八成的低保家庭表示已多年没有去过娱乐场所，近六成的低保家庭自述无法参与社区活动和社会交往，半数左右的低保家庭坦言没有钱让孩子参加课外活动，等等[3].
更为严重的是，城市低保家庭虽然以生存的意志度过每一天，努力应对贫困，但由于缺乏向上攀登的机会阶梯，难以实现寻求一种更美好生活的愿望。试想，如果阶梯到位，其努力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而最好的机会阶梯，应是为他们创造就业机会[4].
三、就业难点：最后雇佣或者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就业的关键在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程度。从收入和健康的角度看，脆弱性是指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将要经历的收入和健康贫困的风险[10].脆弱性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难以用单项指标测量。本文拟用年龄、文化程度、专业技能、健康状况、未就业时间和家庭负担等指标来量度处劳动年龄段未就业的城市低保对象（简称“低保未就业人员”）的质量和脆弱性。如无特别说明，下文资料主要来自北京东城区低保对象的抽样调查。本文由中国收集整理。
1.年龄以中高龄居多。调查结果显示，受访对象中，年龄在30岁以上的占90.2%，35岁以上的占79.9%，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多处中高年龄。这一年龄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据调查，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年龄要求在30岁以下的占71.4%，35岁以下的占91.9%[11].
2.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资料显示，受访对象中，文化程度为小学及以下的占8.4%，初中的占38.6%，高中（职高、技校、中专）的占50.3%，大专及以上的占2.8%.可见，低保未就业人员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两者合计占88.9%.这一学历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差距也很明显。据统计，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文化程度需求为大专及以上的占总需求量的39.3%，为高中的（职高、技校、中专）占总需求量的42.3%，为初中及以下的占总需求量的9.2%[12].
3.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劳动部门颁发的技术证书是劳动者拥有特定专业技能的客观标准之一。从调查结果看，78.1%的低保未就业人员没有任何专业技术证书。即便是已获得技术证书的人员，其劳动技能也十分单一。如，持有机动车驾驶证者超过半数。这显然与劳动力市场需求有一定的落差。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用工单位对求职者各项技术等级有要求的占44.6%[13].
4.健康状况普遍较差。调查显示，在受访的539名低保未就业人员中，自述身体状况较差的占42.8%，其中患有慢性疾病和严重疾病的比例高达25.6%；患有不同类型残疾的占19.3%；完全丧失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分别占9.7%和25.4%.
5.未就业时间长。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低保未就业人员长期处于无工作状态。数据显示，71.6%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达3年以上，57.2%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5年以上，31.4%的人累计无工作时间在10年以上。
6.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在调查的1275低保家庭成员中，老年人（60岁以上）占10.8%，在校学生占20.1%，身患各种疾病的占28.6%，残疾人占12.7%；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合计占9%.从涉及的家庭数看，生活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涉及103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1.9%；在校学生涉及238个家庭，占家庭数的50.5%，老年人涉及115个家庭，占家庭数的23.4%.显然，老、幼、病、残人员在低保人口或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家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不仅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也会拖累其他成员进行有收入的劳动。
由上可知，城市低保未就业人员的典型特征是：中高龄初级劳动力，不良的健康状况，长期未就业，家庭中不能独立生活的人多以及家庭成员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就限。应当说，在劳动力市场总量和结构失衡的背景下，在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竞争中，这批人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倘若把目前劳动力市场需求人员加以排序，可以肯定，他们属于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四、政策选择：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
上文分析表明，我国城市低保对象主要是这样一类弱势人群：他们持续生活在贫困中。虽然就业是摆脱贫困的最佳途径，但限于劳动力的质量和脆弱性，他们大多沦为劳动力市场中最后雇用或根本不被雇佣的人。
针对城市低保对象的脱贫政策必须根基于他们的实际需要。而投资于工作岗位和社区是当前政策的现实选择。具体而言，基于城市低保对象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无技术或技能单一，健康状况普遍较差，未就业时间较长和家庭不能独立生活成员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对保持低保家庭可持续生计，进而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至关重要。
所谓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其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项目。由于绝大多数城市低保对象只有弱就业能力，有目的性的开发一些基于劳动力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显得尤为紧要。这些项目的目标不在于有效利用低保家庭的劳动力资源，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通过就业这一政策工具增加低保家庭的收入，增强他们对生活的自控能力，进而建立被贫困摧毁的尊严感。一句话，为城市低保对象提供工作机会是为了改善本人及家庭福利。二是就业支持性项目应以社区为基础。与其他就业人群相比，城市低保对象再就业有其特有的困难和障碍，如技能水平低，健康状况差，家庭需要照顾的成员多，无法承受工作期间的交通费用和难以利用职业训练将其技能转化为可以转业的技能等。而让他们在社区内就业有助于缓解上述问题。这是因为，在家门口工作不仅能大幅减少城市低保对象的就业成本，方便他们照料有需要护理的家人，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能配合城市低保对象的自身素质。因为社区岗位（如社区保安、保洁、保绿等）对从业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技能的要求相对较低，经过短期的职业培训可以很快达到上岗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是城市低保对象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
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主要责任在政府。一方面，每天生活的重压和渴望就业的意愿，迫使低保对象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再就业资源和可能的就业机会，但限于经济因素和自身素质，他们大多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成为“剩余劳动力”，亟待政府的援手。另一方面，帮助社会特困群体就业和再就业，使他们摆脱贫困，既是政府应有的责任，也是职责所在。
从现有的经验看，政府可采取三种方式为城市低保对象创造就业岗位。一是政府直接投资兴办公共服务工作项目，如平地造林、河道管理、市容整治、防疫防灾等。二是政府出资购买公益性岗位，如社区环境保洁、社区保安、社区车辆看管、小区物业管理等。三是培植低保对象自己的就业组织。如小额贷款组织，社区公共服务社等。这些项目或组织的开发和挖掘，不仅能为城市低保对象直接提供短期工作机会，支付其酬劳，以维持其基本生计，进而实现“救急也要救穷”的目标。从更长远一点看，也有助于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和管理，增强社区服务功能。一言蔽之，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实际上是一个创建机会和本地财富的新循环。
应当说，为就业特困群体（包括城市低保对象）开发以社区为基础的支持性就业项目，正日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其社会效益也很明显。目前在全国开展的以“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服务”为内容的再就业援助行动，为就业特困群体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岗位，极大地改善了城市低保对象的贫困面貌。根据媒体报道，北京市2004年再就业援助活动周期间，全市将以社区公益性就业岗位为重点，为失业人员集中开发5000个就业岗位；上海市通过开发环境保护协管、市容环境协管、交通协管、社区助残助老、卫生消毒保洁等12个项目，预计2004年可使6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
家庭劳动总结篇6
为了了解旬邑县粮食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为农业行政决策部门提供较为准确的良好建议，我们以陕西省粮食生产成本调查活动的通知精神为基准，按照一般农户、种粮大户、粮食专业合作社各层次分别调查5户的要求进行选样调查。其调查方法采取进村入户问卷式进行，主要作物为玉米。
1 调查结果
1.1一般农户调查情况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5户，总人口23人，户均4.6人；劳动力9个，户均1.8个；粮食种植面积2466.7m2，户均4933.3 m2，人均1066.7 m2；粮食收入56640元，户均11328元，人均2462.6元，667 m2产值1530.8元；家庭总收入96020元，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59%；土地流转，5户总流转9800 m2，户均1960 m2。流转费80元/667 m2（半山区塬面旱地）。玉米生产成本，667m2成本1057元，其中劳动力投入540 元，物资投入317元，动力投入100元，租赁费80元。粮食惠农政策意向调研，对惠农政策的评价，皆为基本满意。惠农政策对家庭收入的作用为有作用，但对纯收入增长缓慢；惠农补贴应补在哪个方面，多为种子和化肥；对惠农补贴及项目补贴的建议为加大力度。
1.2种粮大户调查情况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5户，总人口24人，户均4.8人；劳动力10个，户均2个；粮食种植面积22666.7 m2，户均45333.3 m2，人均9466.7 m2；粮食收入512500元，户均102500元，人均21354.2元，667 m2产值1507.4元；家庭总收入514600元，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99.6%；土地流转，5户总流转198000 m2，户均29600 m2；流转费184元/667 m2（马栏山川道地）。玉米生产成本，667m2成本1145元，其中劳动本文由收集整理力投入416元，物资投入359元，动力投入184元，租赁费184元。粮食惠农政策意向调研，对惠农政策的评价，皆为基本满意。惠农政策对家庭收入的作用为有作用，但对纯收入增长缓慢。惠农补贴应补在哪个方面，皆为化肥。对惠农补贴及项目补贴的建议为直接补在化肥和农业机械上，以减轻劳动强度，降低成本，提高效益。
1.3粮食专业合作社户调查情况
家庭基本情况，调查5户，总人口21人，户均4.2人；劳动力10个，户均2个；粮食种植面积103333.3 m2，户均20666.7 m2，人均4920 m2；粮食总收入233940元，户均46788元，人均11140元，667 m2产值1509.3元；家庭总收入282732元，粮食收入占家庭总收入82.7%；土地流转，5户总流转79333.3 m2，户均15866.7 m2。流转费176元/667 m2（塬区旱地）。玉米生产成本，667 m2成本1245元，其中劳动力投入524元，物资投入360元，动力投入185元，租赁费176元。粮食惠农政策意向调研，对惠农政策的评价，皆为基本满意；惠农政策对家庭收入的作用为有作用，但对纯收入增长缓慢。惠农补贴应补在哪个方面，皆为化肥；对惠农补贴及项目补贴的建议为直接补在农业机械上。
1.4国家惠农补贴情况
粮食直补8元，良种补贴10元，玉米地膜补贴10元，农资综合补贴71.76元，合计每667 m2总补贴99.76元。
2 结果分析
在粮食生产成本构成中主要有劳动力投入、物资投入、动力投入和租赁费投入，各占比重分析见下表：
2.1在667m2生产成本中劳动力投入位居第一
一般农户劳动力投入占51.1%，种粮大户占36.3%，粮食专业合作社户占42.1%。
2.2物资投入居第二位
一般农户投入占30%，种粮大户占31.4%，粮食专业合作社户占28.9%。
2.3租赁投入居第三位
一般农户投入占9.5%，种粮大户占16.1%，粮食专业合作社户占14.1%。
2.4动力投入居第四位
一般农户投入占9.4%，种粮大户占16.1%，粮食专业合作社户占14.9%。
3 存在问题
3.1 农业生产劳动力后继乏人
调查中了解到农业用工十分短缺，尤其是山区一带，工价偏高，一般工价60～100元，平均每个工日价为80元。农工活既苦又累，大部分打工者岁数偏大。
3.2 农业机械化程度水平较低
调查中动力投入位居最后，而劳动力投入位居第一，便说明了这一点。其主要原因是机械费用偏高，限制了一般农户的使用积极性。
3.3 粮食生产纯收入较低
农民粮食生产成本若将劳动力成本算在其内纯收入很低。调查中一般农户667m2纯收入为473.8元，种粮大户每667m2纯收入为362.4元，粮食专业合作社户667 m2纯收入为264.3元。农民种粮的收入实质多为自己的劳动力收入，造成成本高的主要因素是劳动力费用和农资费用偏高。
4 投资建议
4.1 加大惠农投资力度
在调查问卷“对惠农政策有何建议”中，基本都是建议国家继续加大惠农投资力度，以解决农资费用偏高的问题。
4.2 侧重农业机械补贴
家庭劳动总结篇7
人口红利概念是在特定的阶段，主要是一个国家在人口转变的过程当中，其劳动年龄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据的比重比较大，但相反它的抚养率却比较低，这种情况下不但给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人口条件，还使得整个国家的经济局面因此得到开放，使其投资力度大、储蓄能力高和增长速度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我国就在人口红利期，就是人口的抚养比例越来越低而劳动力却是越来越高，在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中人口红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将人口红利概念一分为二，即第一人口红利和第二人口红利。第一人口红利是造成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的原因是因为出生率越来越低，还有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阶段，因为人口的总体负担逐渐降低而发生转变；第二人口红利是对于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们提前预料到了并随之做出了相应的个人调整，通过提高劳动资本对应的比率，做出了对资本储蓄消费的决策，就是为了可以更好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人口在转变的过程中经济增长受到人口结构动态变化的影响。总之，影响经济增长的三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储蓄和刺激人力资本的形成，有利的人口年龄结构。
2.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经济快速的持续发展中人口红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
2.1人口红利促进储蓄与投资
在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总体都比较年轻，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相对较大，在保证能够实现充分的就业条件下，劳动人口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经济负担，而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比重也没有太大的负担，这样家庭支出也不是很多，使得家庭储蓄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倘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增加，那就可以增加其带来的储蓄，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也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的减小，在养老方面也不会过多的依赖家庭，这样大大地促使了在年老之后更早的做好储蓄投资工作。
2.2人口红利增加劳动力供给
实现经济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充分的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年轻化，这样在国际上劳动密集型就有一定的价格优势和非常强的竞争力，而劳动抚养比例的下降也间接地促进增加了劳动力供给。为了能够从家庭中把劳动力解放出來，更好地参与其经济发展，少儿抚养比例的降低，使家庭当中抚养下一代的人口数量有效的减少。
人口红利期的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劳动的供给，它包括两点：一是婴儿潮时期出生人口不断的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中。而这个出生列队的人口已经进入到了劳动高峰期，劳动年龄人口不断的增加大大地降低了人口的抚养比例，这种影响已到达了一个巅峰阶段。倘若对于这些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劳动力市场可以吸收，那人均收入肯定也会随着提升；二是目前家庭规模也在不断的缩小，女性也就增加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女性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使其家庭规模有了明显的减少。人口负担降低了其劳动的参与率就提升了，这让有更多劳动力的家庭慢慢地从非生产性的活动向生产性的经济活动中转移。人口年龄结构的有利变动使得其劳动的投入时间大幅度的增加，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再加上充分就业，而且劳动力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比较年轻，价格又不是很高，这样就能够更好地创造出社会财富。
3.其政策意见
伴随着人口年龄的结构变化，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慢慢的人口红利就会成为人口负债。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会到达4.8亿，占了全球老年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劳动力的供给也会随之减少，这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国经济可以健康稳定的发展，有以下几点意见：
3.1调整人口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逐年的提升，少儿的抚养比例在逐年下降，人口红利给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国渐渐进入到老龄化社会。
3.2退休年龄的延长
我国人口越来越老龄化，社会的赡养负担也越来越严重。还有我国在医疗卫生水平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人口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提升，欧盟委员已然计划把其退休年龄调至70岁，这样退休的年龄延长了，劳动力的供给也就大大的增加了，本来应该成为赡养人群的就变成了劳动力人群，又能够继续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份劳动力，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3.3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不断的变化，我国已经提前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在渐渐的减少，劳动力的优势也在渐渐的减少，像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将慢慢地失去市场，所以经济增长的方式必须转变。我国劳动力不能长期依靠低成本的优势来维持，需要我们对自主创新能力不间断地进行提升，对劳动力优势进行转化，努力向劳动力技术优势靠拢，有效地对系统集成和关键的技术创新进行推进，早日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技术密集型，技术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才可以不断的提升。
3.4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现如今，我国是一个人力资源的大国，但在教育水平方面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我们要不断加强人才的培养、加大教育力度提升其劳动生产的效率。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单单的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金，必须要发展人才，慢慢将人口红利转变成为人才红利，从中弥补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还可以提供持久动力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
4.结束语
家庭劳动总结篇8
关键词：农民家庭；半工半农；代际分工；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15-03
由于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加之改革开放初期农业税费负担较重，农户家庭极度拮据的经济状况迫使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同时，由于城市一线生产需要身强力壮、头脑灵活的中青年劳动力，并且没有住房、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因而，农户家庭只能选择“中青年外出务工，老年人留村务农”家计模式。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这种“半工半农”家计模式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代际分工结构。在现阶段，这种结构通常被认为是农户家庭无奈的选择，而要解决这种无奈，就应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特别是要废除户籍制度，让农民工能够自由进城，享受城市社会福利[1]。然而，这种批判过于片面，既没有考虑到城市是否有能力长期容纳几亿进城的农民工，也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收入是否能支撑起整个家庭在城市的长期生存；同时，一种社会结构必然有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功能，因而，“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也必然对农户个体家庭和我国总体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最近几年，以贺雪峰教授为代表的华中乡土派学者注意到农户家庭“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的多种意义，并且发现了这一结构对农户家庭和我国社会的积极作用。华中乡土派学者认为，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农民个体家庭，至少在现阶段，这是相对理性的、经济的、智慧的选择[2]。对于国家而言，这种“半工半农”结构不仅生产粮食，维护了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定，而且生产出廉价劳动力，降低了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同时兼顾打工和务农两份收益，生活状况明显改善[3]。贺雪峰教授指出：“在未来三十年，我国农村和农业大致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保证粮食生产，让中国人能吃饱，最好还能吃好，从而保证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定；第二，继续再生产廉价且素质相对较高的劳动力，降低‘中国制造’的成本，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保证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三，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返乡退路，避免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保证城市社会的稳定。”[4]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笔者深入研究这一结构的社会功能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研究方法及个案情况
（一）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以家庭作为基本访问单位，采取定性访谈和定量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选定的个案村庄为山西省北部的Z村。2016年8-9月份，笔者在Z村居住调研长达三十余天，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8月5日至8月10日，笔者对村支书、村主任、民兵连长、村委会会计等共计7名村干部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在村委会查阅了相关资料；8月11日至8月25日，笔者以户为单位，对留村的每一户进行了访问，并对部分外出务工者进行了电话访谈，依据访谈资料，笔者将全村人口划分为71个家庭，并统计了每个家庭的基本情况；8月26日至9月10日，依据前两个阶段的统计成果，笔者随机抽取了20名外出务工超过十年的中青年男性农民工作为样本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涉及中青年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状况、其家庭进城人员的收支状况、其当前和年老之后的返乡意愿等方面，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0份。
（二）Z村的概况及其典型性
Z村位于晋北地区H县西北部16公里处，地处山区，海拔1 400米，紧邻陈韩公路，交通较为便利，属于省级扶贫项目示范村。Z村收入完全依靠农牧业及其副业，没有任何工业、商业、服务业等二、三产业的收入。全村总耕地2 050亩，农作物以玉米、黍类、谷类为主，辅之以农户自家养殖牛、羊、猪、鸡等牲畜，2015年全村农业总产值约为223万，净利润约为165万，留村农户户均农业收入超过三万元。
Z村共有132户（363人）登记在册，然而，常住居民仅有54户（100余人），全村有超过2/3的人员外出。通过走访观察，笔者发现Z村农户家庭普遍具有“分户不分家”的现象，其具体表现为：如果一对老年夫妇有两个或多个成年子女，若父母健在，其为一个家庭，若父母不在了，子女们则各自为家。若以此为统计标准，全村登记在册的132户可分为71个家庭，其中，4个家庭只有老人（包括o子女和子女全部在城市安家立业再无返乡可能），49个家庭既有老人又有青壮年劳动力，18个家庭只有年轻人（老人均已去世）。在49个既有老人又有年轻人的家庭中，有44个家庭是老年人留村务农，年轻人全部外出打工；有3个家庭的年轻人在乡务农，但仍有其他兼业；另外两个家庭的老人随务工的子女进城，土地流转给他人。18个只有年轻人的家庭全部在外务工，但他们父母健在时均在乡务农。这就意味着，在Z村的绝大多数家庭中，普遍存在“半工半农”经济模式。因而，对于本研究，Z村具有很强的典型性。
二、“半工半农”结构的社会功能
农村家庭“半工半农”模式是根源于城乡二元分治制度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并且逐渐成为一种较为稳定的代际分工结构。一种社会结构必然有与其相对应的社会功能。综合华中乡土派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一结构的社会功能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农民的生产机制、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机制、城乡社会的维稳机制、农村家庭经济的增收机制。
（一）农民的生产机制
在访问中，笔者发现村民们普遍认为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其年老之后必然返乡务农。若Z村大部分农民工在其年老之后能够转化为全职农民，Z村的农业生产便能够得到保障。通过对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的深入研究，笔者认为农民工年老返乡的原因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农民工无法彻底融入城市。首先，农民工是失业频率较高的社会群体。在笔者所调查的这20名中青年农民工中，在2006到2015年这十年之内，有16人（80%）有9次以上失业经历，有4人（20%）有6-8次失业经历。其次，农民工年老之后在城市没有任何收入。在这20人中，没有一人在城市有养老、住房、失业、医疗等方面的保障。最后，农民工在城市没有积蓄。在这20人中，有5人（25%）在城市收不抵支，14人（70%）收支相抵。
第二，农业收益对农户家庭必不可少。在1994到2014年这二十年的时间里，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Z村经历了跨越式发展，农业收入有了极大的提高。2015年，Z村农业净利润约为165万，留村的54户农业净利润普遍在赏蛟以上，户均则超过三万元，这部分收益可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对农户家庭绝对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在留村的老年农户中，年均支出最多的一户也只有六千元，其余普遍在五千元以内，这就意味着Z村大多数老年农户都有一定的积蓄。正因如此，Z村农民工家庭普遍不愿意放弃农村的耕地。
第三，老年人进城必然加重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毋庸置疑，城市的物质生活更远优于农村，但享受高质量生活的基础是与之匹配的经济条件。据调查问卷数据显示，Z村95%的中青年农民工毫无积蓄，若再加上两位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老人，生活水平必然急剧下降，甚至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据深度访谈资料显示，村民们普遍反映老年人进城之后没有任何收入，即使政府免费赠予他们住房，他们也无法承担每年数千元的物业管理、取暖等基本费用；若留村务农，不仅不必担心衣食住行，还有一定的积蓄。
从全国范围来讲，随着我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例已经越来越小，但其地位和作用却丝毫没有动摇，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能否稳定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农户家庭“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能够持续不断地生产出农民，从而保证了农副产品的产量，进而保证了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定，可以说，这一结构适应了我国发展的根本性需求。
（二）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机制
在过去的三十余年里，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变，从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究其原因，是因为我国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第一，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且素质相对较高；第二，我国土地资源相对廉价；第三，我国行政效率较高[5]。后两者是我国政治体制所致，在此不展开讨论。就劳动力成本方面而言，正是“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实现了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使得我国制造业成本相对较低，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强。
据访谈资料和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农户家庭“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具有降低劳动力成本的功能，其并不是体现在直观的劳动报酬方面，而是体现在社会保障方面。就最直观的劳动报酬而言，由于Z村绝大多数中青年男性农民工从事劳动强度较高的一线工种，其年收入较高时可超过五万元，较低时也有三万元左右；中青年女性农民工则普遍在洗车、餐饮、购物、娱乐等服务行业务工，年收入通常在两万元左右；可以看出，其家庭务工收入并不低于城市普通职工。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数据了解到，用人单位为城镇职工所缴纳的社会保障金的总额通常可占员工工资的30%，然而，城市社会并不承担农民工养老、医疗、失业、住房等方面的保障，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民工的劳动力成本。正是因为农村的土地和宅基地承担着农民工家庭养老和住房等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老年人留村务农又使其家庭有农业生产的收益，再加上农村劳动力已达到饱和程度，中青年农民工愿意接受极不稳定且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工作――甚至可以接受相对较低的劳动报酬。换言之，如果农民工家庭没有“半农”，举家迁入城市，并且年老不再返乡，就必须获得更高的劳动报酬，同时，城市必须为其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这必然导致其劳动力成本的上涨。
就当前阶段而言，我国土地资源已不再廉价。在未来几十年之内，我国能否进一步发展，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能否实现产业升级，完成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第二，人均国民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式增长。既要完成产业升级，又要实现经济增长，关键在于通过继续生产相对廉价且素质较高的劳动力来保持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从而保持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完成资本和技术的积累。国民总体受教育水平决定了劳动力的素质，同时，农户家庭“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降低了劳动力的成本。可以说，“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适应了我国发展的迫切需求。
（三）城乡社会的维稳机制
笔者在访问中发现，Z村没有荒芜的土地，也没有上访、偷盗、逃荒等恶性事件，村民精神面貌普遍很好，这就意味着Z村社会较为稳定。究其原因，是因为Z村没有规模较大的特困群体，农户家庭普遍存在的“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大致起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农业收益为农民家庭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笔者在前文提到，2015年Z村留村农户农业净利润普遍超过两万元，户均则超过三万元，但户均年支出不超过六千元。这就意味着即使中青年农民工在长达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内失业，其家庭也不会有太大的经济负担。由于农民工是失业频率较高的社会群体，因而Z村经常有回村休养生息的中青年农民工。若从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正是因为失业的农民工可以返乡，我国城市才没有出现大规模贫民窟，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市社会的稳定。
第二，外出务工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据问卷调查数据显示，近五年来，Z村中青年夫妇务工年收入通常为六万元；若再加上老年人务农的收入，Z村大部分有两位老人、两位中青年夫妇的农户家庭年收入可以达到九万元，基本达到H县普通城镇职工家庭。笔者在访谈中发现，普通农户家庭并不奢望极其富裕的物质生活，只要能够通过辛勤劳动使其家庭生活质量达到城市普通职工家庭的水平，他们就会很满意。
从全国范围进行分析，我国目前大约有6亿在乡农民，同时有2.7亿农民工，一旦农户家庭收入过低，必然会引起巨大的社会动荡。正是“半工半农”模式的普遍存在，不仅缩小了城乡收入的差距，并且避免了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出现，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我国城乡社会的稳定。可以说，这一结构适应了我国的基本国情。
（四）农户家庭经济的增收机制
Z村农户家庭普遍存在的“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就是增加r民家庭的收入，这也是其实现农民再生产、廉价劳动力再生产、稳定社会等功能的基础。正是因为兼得务工和务农两部分收益，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农民逐渐乐于接受这一结构的安排，从而稳定了农村社会，进而能够顺利实现农民和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再生产。作为农村家庭经济的增收机制，其主要表现为增加家庭收入和降低生活成本两个方面。
就提高农民家庭收入而言，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老人留村务农，这就使得农户家庭同时拥有两部分收入，相比全家务农或全家进城，农户家庭收入有了实质性提高。相对于务工和经商，尽管务农的收益较低，但却是农户家庭最根本的收入；农民工在城市工地或工厂普遍从事劳动强度较高的一线工种，其报酬并不低于城市普通职工，这也是农户家庭最主要的收入；对于农户家庭而言，这两部分收入缺一不可。笔者在前文中提到，Z村留村老年农户农业净利润户均超过三万元，中青年农民工夫妇年均收入通常为六万元左右，农户家庭的年总收入基本达到H县普通城镇职工家庭。
与全家进城相比，“半工半农”结构导致家庭生活成本相对较低。笔者在前文中提到，Z村老年农户中支出最多的平均每年只有六千元左右，其余普遍在五千元以内，这无疑远低于城市普通家庭的消费。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农村消费品匮乏，人情往来方面的花费也远低于城市，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第二，农户有自家的庭院，没有租房的费用，更没有物业管理费，冬日取暖费也远低于城市，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家庭的支出。第三，除用以出售的农作物之外，农户家庭普遍在自家的庭院或耕地里种植一些蔬菜供自家食用，其养殖的猪、羊、鸡、鸭等家畜家禽也有一部分供自家食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家庭的支出。
作为农户家庭的增收机制，“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不仅使得Z村农户家庭的经济收入达到了城镇普通职工家庭的水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家庭的生活成本，可以说，这一结构适应了Z村农户家庭的内在需求，这是其能够长期存在的基础，也是其实现其他社会功能的基础。
三、结论
Z村是晋北地区最典型的山区农村，也是我国中西部大多数山区农村的缩影，通过研究Z村辅以查阅文献，可以分析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社会现象。从全国范围进行分析，“半工半农”式代际分工结构能在我国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就其社会功能而言，作为农民的生产机制，其保障了农业这一国民经济基础的稳定；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生产机制，其适应了我国发展的迫切需求；作为城乡社会的维稳机制，其为我国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性基础；作为农户家庭的增收机制，其满足了农户家庭的内在需求。就此意义而言，这一结构适应了我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就现阶段而言，受我国特殊国情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社会若要在稳定中寻求发展，必须长期坚持这一结构，并且充分发挥这一结构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J].读书，2006（2）.
[2]贺雪峰.中国农村家庭代际分工分析[N].学习时报，2015-07-20.
[3]贺雪峰.新乡土中国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4]贺雪峰.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J].社会科学，20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