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论文范文

2019-10-03 版权声明

思想论文

思想论文篇1

论文摘要:民国著名张季育自1919年起的30年间,共撰写文章不下3000篇,其中绝大多数是社评。因此从社评来考察张季窝的新闻思想当为一个重要侧面。张氏的社评思想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分析:张季宾社评的写作原则、主要特色、选题范围与政治态度。

论文关键词:张季宾社评思想大公报

一、张季窗社评的写作原则

“他曾对我们谈评论写作,第一要不偏,第二要不滥,不偏则意旨平正,不滥则文字清晰。”张季莺既然提出并阐释了“四不”主义,当然也以此作为其社评写作的最高指导原则。该原则在写作的运用中,具体表现为“立意至公,存心至诚,忠于主张,勇于发表”的言论信条。作为一位独立的民间报纸的社论主笔,张季莺的言论的“四不”主义原则首先表现为“立言为公”,即“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其次,表现为言论独立,即“不以言论作交易”,不为政党所用,不为权势所迫,也“断不为金钱所左右”;其三,表现为持论公正,即不随声附和,不一知半解,不感情用事;而是态度严谨,分析客观,判断公正。

二、张季有社评的主要特色

1.时效性较强,更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

新闻就应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评论亦然。“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的特点包括强烈的新闻性、鲜明的政治性、广泛的群众性等”。在近代新闻评论的传统上,王韬、梁启超等突破了“桐城时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梁启超更是继承和发扬了王韬的政论风格,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时务文体”,在纵论时事之中感情充沛,文气跌宕,气势磅礴。但是两者都失之于时效性。此自有技术上的原因导致。张季莺所处之时代的评论多属“太上感应篇”,非就事论事,而是空发议论,言之无物。毫无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可言。更别提时效性了。

2.语言淋漓酣畅,议论声情并茂。

张季莺的这一言语特点的形成大致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影响。张季莺熟读子书,而中国古典散文多洋洋洒洒,溢满激情。二是王韬、梁启超、严复等近代政论家文章的影响。赖光临说:“梁启超与胡适的文章都富于感情,有扣人心弦的力量。”还指出他们爱用排语与对称来加急、加强语气,兴奋读者感情,而张季莺的文章也有同样特点,字里行间洋溢着一份真挚感情。三是张季莺本人富有正义感、责任心与同情心,立志“文章报国”,扬善弃恶。

3.逻辑严谨,分析合情合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台湾学者赖光临曾把张季莺的文章同梁启超的文章做比较。他说梁启超的文章虽“务为平易畅达”,“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但胡适批评梁启超的文章多“策士文学”纵横裨阖的强调,不免于浮泛气;而张季莺的文章则论理严谨、周密,且鞭辟人里,朴实无华,避免了“策士文学”的堆砌与浮泛。张季莺的社评议论的一个问题,确实能够做到八面玲珑,点滴不漏,使人读后觉得人情人理,心服口服。

4.文章简明易读,较为接近白话文,但仍带有文言文的痕迹。

继任新记《大公报》总经理曹谷冰在为《季鸳文存四版序》时就说:“其为文如昌黎,如新会,无僻典,无奥意,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在张季莺的文章中极少用冷僻的典故,极少华丽词藻的堆积,而是尽量采用新鲜的事例与生动活泼的比喻。尤其是到了抗战开始之后,文章更加简单明晰了。而其前期倒还尚有一段从“繁”人“简”的过程。

张季莺的社评还有一个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和过渡的过程。在接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的初期,他所写的评论半文半白者居多,还带有明显的文言文的痕迹。因为他是处于白话文运动的年代,又因为其古文功底异常深厚。

三、张季窗杜评的选题范围与政治态度

1.揭露社会黑暗,抨击腐败政治。

作为一个具有民主自由思想的报刊政论家,张季莺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十分鲜明。在他担任新记《大公报》总编辑兼社评主笔的初期,曾发表3篇斥责权贵,胆识过人的社评。即著名的“三骂”:一为《跌霸x(1926年12月4日),对曾“独霸一时”而今大势已去的吴佩孚之所以有今天的结局进行了精辟的分析,该文也成为吴佩孚及直系军阀的送终之作。二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1927年11月4日),对忽而“联共”,忽而“清共”、“分共”的汪精卫之反复无常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余年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原因,是“领袖欲与支配欲为之祟耳”。三为《蒋介石之人生观》(1927年12月2日),专门就蒋介石与宋美岭结婚发表的声明进行了深刻而辛辣的讽刺和批判,不仅揭露了蒋介石的虚伪,还将蒋宋联姻放在大批兵士殉生的时代背景下进行对照,表现出其社评鲜明的立场和强烈的爱憎。

2.“反苏”、“反共”、“骂蒋”、“拥蒋”,坚守“国家中心论”。

张季莺为一名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其政治理想是建立自由、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对于共产党和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抱有相当的成见和天然的戒心。表现在其评论上,则是有相当的篇目与“反苏”、“反共”、“骂蒋”、“拥蒋”,“国家中心论”有关。在有关苏联的评论中,张季莺既指出了苏联对中国的威胁,又提出向苏联学习工业化、电气化的建设经验《读日俄工业参观记感言》、《列宁逝世》等文),观点看似矛盾,其政治立场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张季莺的政治立场集中表现在其对“国家中心论”的强烈的维护。无论是他早期在《蒋介石之人生观》中对蒋介石的“骂”,还是在有关“西安事变”中队蒋介石的“保”与“拥”,包括抗战爆发前夕对蒋介石政府“缓战”政策的支持,都是出于对国民党“正统”政府的承认维护,对“国家中心论”的坚信与坚持。

3.关注社会教育,开启民智民风。

在民族危亡之时,张季莺在《中国青年》一文中指出:“救亡建国德艰难重任,无疑在全国青年肩上。因为青年能刻苦,有勇气,可以做困难工作,可以克服逆境。特别是青年的荣誉心,责任心,正义心,都旺盛,可以将拥护中国独立自由的大业担负起来。”刊载于“一二九”运动量周年纪念日的社评《学生与政治》,就表明了青年学生如何处理学业与政治,学科与政治,人生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议论循循善诱,深人浅出。特别是在议论只讲专业不讲政治的危害时,就理工、文哲和经济各科可能出现何种于国有害的后果逐一述之。其中,他认为自然科学教育“如不实和人民利益的进行,则技术人才有时反演助封为虐之角色。如造械徒以杀人民,飞行亦足奖内乱是夜,即不然,徒增长少数人利益。或甚而作国际资本之工具…”此番言论至今听来仍振聋发馈,极具预见性与启迪性。

4.揭露日本野心,宣传抗日救国。

张季莺早年曾留学日本,对日本有较为深人的了解。在其主持新记《大公报》笔政的巧年间,先有“九一八”事变,后有“七七事变”,他目睹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变为侵略行为的过程,直至他去世之时,中日战争仍处于僵持阶段。因此,在张季莺大量的时事性社评中,有关日本问题,中日关系和抗日战事的内容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台湾学者陈纪澄曾说;“季莺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大,就中日关系来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季莺凭其对日本问题的关注与了解,已开始察觉到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此后,张季莺的社评重点放在宣传救亡图存,主张“明耻教战”和谴责“上层误国”上。“西安事变”中,虽明显的拥蒋护蒋,但其三篇社评:(西安事变之善后》,《再论西安事变》,《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张季莺有关抗日救国的社评所占的比重就更大。如1937年“九一八”六周年纪念日发表的一组社评《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1937年9月18日),《感谢卫国军人》(1937年9月19日),(勉全国公务员工》(1937年9月22日),(勉出川抗战各部队》(1937年9月30日)等,既有对抗战历程的反思,更有对民心士气的鼓舞。而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及其后的南京大屠杀期间,张季莺撰写的社评无不表现出其强烈的爱国之情与坚定的抗战之志。

思想论文篇2

一、论文与逻辑

一篇毕业论文,如同其他文章一样,应当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是指主题和材料,形式是指逻辑结构和语言表达。论文的内容固然起决定作用,但论文的形式也不是消极、被动的,事实上起重要作用。我们知道,人们要进行思维,就要使用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这些思维形式既是人类用来反映客观现实的手段,又是构筑论文的基本材料。只有掌握了这些思维形式及其有关的逻辑要求,才能写出具有逻辑持色的毕业论文来。因此,我们在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应当遵守逻辑的基本规律,自觉地将这些基本规律,贯穿于写作的各个环节和整篇论文当中,具体说来,则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论文内容符合客观实际,能够令人信服。

第二,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连贯。

第三,论文的内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篇论文形成统一的整体。

从大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他们有着比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能够运用专业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又专门学过形式逻辑,基本上掌握了逻辑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在这里重点谈谈论文内容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全篇论文形成统一的整体这样一类的逻辑问题。

在毕业论文的逻辑中,论文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作者思维逻辑联系的具体表现,又是作者所论述的客观事物的逻辑联系的具体表现。它对增强论文的逻辑效果和说服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论文内容之间的逻辑结构

论文之间的逻辑联系,亦即论文所反映的事物和事理的整体及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方式,基本上表现为纵向逻辑联系和横向逻辑联系,而两者又总是交织在一起,它们表现在论文的逻辑结构上就是:纵式结构、横式结构、合式结构三种形式。

1.纵式结构。

所谓纵向逻辑联系,是指总论点、分论点和小论点之间的逻辑顺序,以及分论点之间,小论点之间的逻辑顺序。论文内容之间的纵向逻辑联系,具体表现为论文的纵式结构,其特点在于论文的思想体系是纵向展开的。毛泽东同志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讲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毛泽东;《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17页)只有恰当处理论文内容的纵向逻辑联系,才能使论文有严谨的结构。

一篇论文为了阐述总论点,要列出几个分论点,每个分论点扩展为一个部分,各个分论点之间,各个部分之间,应有内在联系。每个分论点又分为几个小论点,每个小论点又扩展为一段,各个小论点之间,各个段之间,也应有内在联系。这样,全篇论文的纵向逻辑联系便体现出来了,并且相应地形成了论文的完整体系和严谨结构。

2.横式结构。

所谓横向逻辑联系,是指论点和论据,观点和材料之间的逻辑联系。论文内容之间的横向逻辑联系具体表现为论文的横式结构。在一篇论文中只有总论点才单纯地作为论点或观点存在,而分论点和小论点却有双重“身分”,或者作为论点或观点存在,或者作为论据和材料存在。至于用来说明小论点的材料,则只能有材料或论据一重“身份”了。论文要做到有很强的说服力,富有逻辑力量最重要的是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密,揭示论点和论据的必然联系。首先,只有把总论点和材料有机地结合起来,论文才有生命力,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其次,还要处理好分论点和材料的关系,以至小论点和材料的关系,这不仅能直接证明分论点或小论点,而且能间接地为突出总论点服务。

3.合式结构。

论文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是纵向、横向穿插进行,交织在一起的。具体表现为论文的纵、横式结构,简称合式结构。这种结构的论文,有的以纵向展开为主,有的以横向展开为主。

三、运用逻辑方法

要正确处理毕业论文内容之间的逻辑联系,增强论文的逻辑力量,必须学会运用逻辑思维方法。逻辑思维方法是一个整体,它是由一系列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方法所组成的,其中主要包括: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逻辑思维方法不仅是论文写作中内容安排和逻辑论证的方法,而且更重要的是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

1.归纳和演绎的方法。

归纳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即由若干个别事例推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或用若干个别的判断作论据来证明一个论点或论题。要从事实材料中找到事物的一般本质或规律就要应用归纳法。它是我们写论文时经常用到的一种逻辑方法。例如,我们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看到,50年代前、中期注意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得到了稳步的发展;60年代前期我们注意了按经济规律办事,经济得到了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和措施,经济又开始恢复并健康向前发展。从而我们得出,只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我国经济才能得到发展这样的结论。

演绎与归纳相反,它是由一般到个别的思维方法,即用已知的一般道理作为论据来证明一个个别性的论点。比如,我们用理论指导调查研究,以至用经典作家的一句话来论证一个观点,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2.分析和综合的方法。

分析是把事物分解为各个属性、部分和方面,对它们分别研究和表述的思维方法。综合是把分解开来的各个属性、部分和方面再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和表述的思维方法。在毕业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无论研究和表述论点,还是研究和表述分论点,都时常运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例如: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开头先提出问题,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分辨敌、我、友问题;中间,逐个分析组成中国社会整体的各个阶级;结尾,综合以上分折,解决问题,回答开头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敌、我、友问题。

3.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从具体到抽象,是从社会经济现象的具体表象出发,经过分析和研究,形成抽象的概念和范畴的思维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按照从抽象范畴到具体范畴的顺序,把社会经济关系的总体从理论上具体再现出来的思维方法。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总体上说,也要运用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析研究,找出论点论据,在头脑中大体形成论文的体系,然后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顺序,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论文写出来。当然有的论文也不一定采取此种方法。

4.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逻辑的方法。所谓历史的方法,就是按照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来表述的方法。逻辑的发展过程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在理论上的再现。不过,一篇论文从总体上运用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是不多见的,而在经济学专著和教科书中往往在总体上运用这种方法。

应当指出,上述各种逻辑方法,都是唯物辩证法在思维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在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综合地加以运用。

思想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礼治正名以仁释礼内在和谐

【论文摘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初的“礼”具有道德和法律的双重性质,从内在和外在两方面规范着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秩序。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礼”的外在强制逐渐减弱而内在规范却日益增强和完善。提倡礼治的儒家通过以仁释礼,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使人们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从而确立一种精神信仰。在这种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合而为一的内在精神信念支持下,使以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和谐社会的内在和谐得以实现。

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政治学的方面看,是一个“人治”的社会;从社会学的方面看,是一个“礼治”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社会秩序的维持主要靠传统的礼,这样的秩序自然要强调修身、提倡克己和注重教化。

一、礼治的历史渊源与内涵

“礼”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的祭祀仪式。西周时期,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礼”和“刑”共同构成了当时社会法律体系的基础。“礼”发挥积极主动的教化功能,“刑”则发挥消极被动的制裁功能。“礼”对于社会成员的举止言行提出正面的指导性要求,明确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而“刑”则对社会成员背离‘礼”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治与处罚。

儒家一贯主张礼是为政的重要基础,礼与治国密不可分。“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国之治乱,全系于礼之兴废”。在周代,道德就其形式来说,表现为大规模的、系统化的礼。但三代之礼不下庶人,在春秋时已然崩坏,无恢复可能,在复杂的社会生活条件下,思想家们开始对道德规范加以理论的解释和宣传,并使道德规范明确化、系统化。孔子主张维护周礼,想通过重建礼乐教化的努力,彻底转化现实政治的权力结构,让互信互赖的道德意识取代强制性的统治模式而成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这正是孔子德治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孔子提出“为政先礼”,认为礼是国之所以昌、人之所以立的根本。孔子把他的拥护礼的主张集中成为他所谓“正名”的理论,明确提出为政之道以“正名”为先,认为治理国家必须首先“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因此,“正名”,是正礼治秩序之名,就是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是通过“正名”建立的“礼”,仅仅是外在的强制性的制度,孔子认为,“礼”不仅应该是人们自觉地遵守的行为规范,也应该是人们内心的道德感情在外部的恰当表现。

二、礼治通过以仁释礼确立一种精神信仰

为了使礼反映人们内心的道德感情,孑L子提出“仁”的概念,以仁释礼,将礼的强制规定与仁的自我要求融为一体。在孑L子那里,“仁”是道德的核心,是理想人格,是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最高准则。按照孑L子的解释,“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孝悌。孑L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并指出,“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把在家孝父从兄与在外尊君事公卿联系起来。孑L子说“孝慈则忠”,孝亲与忠君的关系是同体异用,君臣如父子,对父能孝,对君就能忠,对君主的忠是对父孝的自然延伸,国家君臣关系是家庭父子关系的放大。孑L子认为,能够实行孝悌,并把这种品德影响到他人身上,这也就是参与政治了。“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当政者应致力于孝悌这个根本的基础。二是爱人。孑L子认为:“仁者爱人”,“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孑L子主张从“亲亲”出发,由亲近爱敬自己的父母亲人,推而广之,到爱众人,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爱人实行起来有两个方面效果:在消极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我不愿意别人怎样对我,我也不怎样对别人,这就是孑L子所谓“恕”;在积极方面,“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是说,我愿意别人怎样对我,我就怎样对别人,这就是孑L子所谓“忠”,这两方面合起来称为“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就是实行“为仁之方”。

从“仁”的内容可以看出,孑L子突出了“仁”作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特征,强调“仁”是完全内在于生命,与生命同在的。由于人不是孤立的个体,是彼此互动成长的,需要礼来规范和调整,而这种规范又是以个体生命的道德修养为基础的。孑L子认为,仁和礼的关系是统一的,仁是礼的基本精神,是内在的道德,礼是仁的现实体现,是道德的标准,仁以礼为客观的社会标准,礼以仁为实际内涵。“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一个人如果不具备“仁”的观念和品质,是不能贯彻礼乐的,礼的种种规定,也就徒具形式,失去了意义。孑L子认为,如果一个人努力克制自己的行为,加强自身的修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规范,就算有了仁德。仁与不仁,要看视听言行是否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违礼,也就是违仁。孑L子通过把礼纳入克己的自我修养中,以礼作为克己的客观尺度,使这种克己不再是单纯的主观性活动,礼也由此成为仁社会化的一个中介,是个人从本能生活中超越出来,使自己成为一个社会人的重要中介。孑L子用仁来解释礼,从而给礼以新的思想内涵,注入新的生命力,礼因此获得了生机,同时也奠定了儒家以礼教为中心的传统思想的基础。转孑L子通过以仁释礼,重新挖掘和弘扬了礼的真精神,使之建基于Et常生活情理,把礼的血缘实质规定为孝悌,又把孝悌建筑在日常亲子之爱上,这就把礼从外在的规范约束解说成人心的内在要求,把原来的僵硬的强制规定,提升为生活的自觉理念,把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的东西变而为人情日用之常,从而使伦理规范与心理欲求融为一体。正是这种合一,使个体的自我修养和人格完善成为孑L子德治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自我修养的目的是为了立身治国,而立身治国的基础或前提是修己,通过“修己以敬”,达到“安人”、进而“以安百姓”的目的,这就是孑L子的德治模式。这一思想后来又被儒家经典《大学》进一步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秦汉已有“三礼”著述作为政统教育,儒家明确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实践步骤,并以此步骤归纳、阐发道德规范,使道德规范系统化、理论化,至宋明时期进一步强化为封建“道统”。“礼”经过历代精英阐述而形成的“道”,构造了中国礼治社会的意识形态。

三、传统礼治构成社会内在和谐

“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根本精神。“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国语·郑语》)“和”,来源于作物生长所需要的阴阳调和,和谐就能生长万物,相同就难以持久。用别的事物去协调另外的事物,叫做和谐,所以能丰厚增长并吸引万物。“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为贵”是孑L子德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蕴涵着深刻的理性价值。因此,“和”由原来阴阳调和之意,引申为指人际关系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和睦、和谐、融洽。在孑L子那里,“和”即“中和”,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孑L子解决社会问题的着眼点旨在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这种思维模式与中国“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和整体主义的伦理价值模式是合光相配的。这种力求人际和谐社会稳定的思想,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学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关键。超级秘书网

礼治解决社会问题方法论的逻辑起点是个体修养,逻辑终点(最后的目标和归宿)是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和谐。在个体修养问题上,强调的是自我对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的遵从。孔子以君子的道德人格为和谐的典范,以“智”、“勇”、“信”、“义”、“忠”等作为君子的基本人格要求。个人要恪守礼法,自我控制,不得妄为,与社会的发展形成有机的协调。在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上,孔子认为,“仁者爱人”,人与人要互相爱护,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这就要求人们社会生活中做到上下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爱、兄弟有悌、朋友有信,以仁爱之心对待一切人,在人际交往中注重人的价值,把别人也当作与自己同类的人看待,以人为人,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的和谐人际关系。这样由内而外、由点及面,家庭和顺,国家有序,天下就会进入和谐状态。

依据礼义文化机制回归生命的意义世界,避免因礼义失范导致的精神萎靡与价值虚无,重新恢复生活、家庭、社会、文化、体制应有的人性化、人文化特征,乃是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能否成功的一大关键。以礼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礼治观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施具有重大价值,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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