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问题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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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论文篇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对少数民族人口问题的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状态，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以后才开始起步，由于基础资料奇缺、已往研究成果贫乏及研究力量薄弱等原因，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起步十分艰难。
一、民族人口研究的进展取决于人口基本数据的提供状况
1953年和1964年的第一、二次人口普查手工汇总资料，仅有各民族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资料，而1982年的全国和民族自治地主的100%机器汇总资料和1%抽样资料（仅限于100万人口以上可用）则提供了各民族人口数量、分布、婚姻、家庭、生育、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行业、职业等重要基础数据，对民族人口的分析研究开始提供了空前的有利条件，从而第一次基本上弄清了民族人口的种种特点和存在的诸多问题。
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机器汇总的民族人口资料，除了1982年的内容外，还具有更有价值的重要特点：第一，增加了民族人口迁移、死亡等项目；第二，按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对婚姻、生育、死亡、文化程度（分在校、毕业、肄业等）、文盲、职业、行业、年龄、性别等进行设计和交叉汇总，这在全世界各国中是唯一的，为分析各民族人口状况、特点和问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对推进中国民族人口学科发展起了空前的关键性作用。因此，有位美国人口学家反映，东南亚有的国家也准备效仿。在多种抽样调查中的民族人口资料相当丰富，如1987年和1995年的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1988年全国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资料、8个少数民族妇女婚育情况抽样调查数汇总等，对分析研究各民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现状和历史变迁，提供了可信依据。典型调查和社区调查资料，从另一个侧面丰富了民族人口研究内容，《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2）反映了20多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人口、社会、经济、自然等方面的现状和问题；《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涵盖了对9个民族（或地区）的人口调查资料分析研究外，还对全国55个少数民族人口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对策研究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二、国内、外的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族人口研究的展开
在奠基性和开拓性的研究过程中，受到了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政部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的积极扶持，除了资助民族人口专著出版外，还分别设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在“七五”期间，国家教委和国家社科基金分别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等课题，国家计生委设立了“中国少数民族家庭、婚姻、生育、节育情况系列调查研究”课题；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教委的P04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统计局的P33项目“中国1990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究”课题，联合国人口基金援助国家计生委的P07项目“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了“拉萨市流动人口调查研究”课题，国家民委设立了“散居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课题等。这些调查研究和分析研究的开展与完成，不仅扭转了少数民族人口资料缺乏的局面，而且可以说是世界各国中仅有的少数民族人口资料最丰富的国家，更可喜的是有的人口研究机构正在建立少数民族人口数据库。
中国人口学会成立以来对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早在80年代初期就在兰州、贵阳和昆明召开了三次“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论文集；90年代人口学会又设立了“中国民族人口专业委员会”，以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工作。
近20年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口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研讨会就召开了10多次大中型会议，还于1992年和1994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和云南昆明分鹫倏?肆酱喂?驶嵋椋?础爸泄?偈?褡迦丝谟爰苹????跹刑只帷庇搿?990年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分析研讨会”。
1987年在贵阳召开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人口综合研究筹划会”是第一次召开协调全国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和实际部门的联合调查尝试，与会人员来自15个省、市、自治区，以协调和组织该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会议确定了承担民族社区的调查单位和专家、学者，要求按照统一设计（经过试点调查修改）的调查问卷、说明书与汇总表进行调查，调查研究成果包括调查报告和咨询报告。为了互通信息和交流情况，由综合研究协调办公室及时寄发简报。
1989年夏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社区人口调查与研究成果评审会，在1993年出版了由张天路主编、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该书汇集了藏、彝、回、布依、朝鲜、满、瑶、京、黎、佤、拉祜、纳西（摩棱人）、基诺、畲、水、东乡、裕固、柯尔克孜、土、撒拉、锡伯21个民族的100多个社区的调查报告。
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民族人口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计生委、统计局、高校、统战、民委、政协等系统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彭佩云、蒋正华等多位领导出席指导。会议共提交论文55篇文，对1990年人口普查的民族人口资料进行深入开发的同时，还进行了适当的补充调查，为各民族人口死亡率与平均寿命、各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特别是对各民族人口指标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首次开发出了少数民族赶上和超过汉族的多项人口指标，树立了少数民族人口的新形象。会后出版了《中国民族人口演进》（张天路，1993）。
为了促进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工作的开展，经过张天路、马正亮的努力，在甘肃计生委提供出版经费的支持下，《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杂志（季刊）在1987年正式创刊，在马正亮副主编的主持下直到1999年已发行了48期。由于它是世界唯一的少数民族人口刊物，因此它的影响远远不仅限于国内。
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在80年代出版了10本专著，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10多份咨询报告。在专著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89）。这标志着民族人口学科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正式建立起来，填补了社会科学领域的空白。90年代出版了31本专著，发表了500多篇论文，向政府提供了40多篇咨询和调查报告。
三、少数民族人口研究涉及的主要范围和主要问题
少数民族人口研究范围之广、问题之多和难度之大，不亚于（或者可以说还稍多于）全国（或地区）的人口内容，涉及的主要范围包括：民族人口学科的建立与完善问题；基础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问题；方法论与研究方法问题；人口数量变动因素中的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指更改民族成份）、民族通婚家庭子女的民族属性等定量与构成问题；婚姻和家庭户中的构成、初婚年龄等问题以外的民族通婚的比例变化问题，以及婚姻形式（或婚姻制度）对民族人口再生产与其后代的素质问题；民族因素对婚姻、生产、死亡、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等的下面或副面影响问题；民族人口政策问题；民族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问题；民族人口指标达到或超过汉族水平等。
民族人口研究的主要困难有：第一，只有每10年进行的人口普查才有可能提供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重要数据；第二，分民族人口研究面临着对56个民族人口资料的分别计算、列表、制图、分析等复杂和困难问题；第三，对民族人口进行抽样调查或社区调查的经费难以解决等。
在近20年中出版的民族人口专著多达40多本，如《民族人口学》（张天路1998）、《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分析与预测》（黄荣清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的演进》（张天路1993）、《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调查研究》（张天路，黄荣清1995）、《中国穆斯林人口》（张天路等1991）、《中国少数民族社区人口研究》（张天路1993）、《中国藏族人口》（孙兢新1994）、《中国蒙古族人口》（王镇等1997）、《贵州少数民族人口研究》（严天华1995）、《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府研究》（邓宏碧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ZhangTianlu1997）》等。这些专著所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主要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各个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新中国时期的发展和未来50年的发展趋势；各个民族的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的变化与问题；各个民族的婚姻、生育、死亡、平均寿命和生活质量；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与效果；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内在联系和定量指标的设计以及发展模式的探索，人口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
民族人口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民族学与人口学的交叉学科或者边缘学科。直到1977年莫斯科出版社出版了《民族人口学》（B.U.科哥洛夫著），虽然缺乏定量数据，但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前苏联的民族政策方面阐述，原则性地提出了民族因素对民族人口过程的作用。由张天路编著的《民族人口学》于1989年出版第一版（约20万字）后，于1989年出版了经过修订的第二版（32.3万字），该书指出民族人口学的研究对象为：应该把民族人口作为根本的立足点，既包括世界各国的各个民族，也包括中国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汉族，它主要研究人口的民族构成、各民族的人口构成、人口再生产特点、人口自然变动、迁移变动、社会变动和民族演变所引起的人口过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相互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并分析各种社会、自然因素尤其是民族因素（包括政治、社会、宗教等所形成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对各民族人口数量、素质、婚姻、生病、死亡等的正负方面的作用。
民族人口学的研究方法
坚持以人口学的研究方法为主，并融入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有关研究方法。除经常运用数学方法、比较法、分析与综合方法外，特别强调运用人口学的问卷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民族学叫实地调查）相互结合的新型调查法，它既可以得到“是什么？”，也可以寻找到“为什么？”，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怎么办？”
民族人口政策的演变
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总路线和民族政策的指引下，从各个时期的民族人口状况、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人士的意愿等实际情况出发，新中国的民族人口政策经历了人口兴旺（50～70年代初）、酝酿和准备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经过相当时期的高速增长，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等的矛盾和压力愈来愈大，有的地区相当严重，少数民族群众耳闻目染汉族家庭因开展计划生育而出现的生活条件、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有所提高之后，便追求计划生育，甚至自发地行动起来，特别是1981年5月乌兰夫同志指出：“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还是要搞，问题是如何搞法，……”。在以上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下，为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更快提高和社会经济发展赶上和达到汉族水平，便于1982年12月，经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的《六五》计划明确提出：“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要实行计划生育，并根据各个地区的经济、自然条件和人口状况，制定计划生育工作规划”。
1984年4月，中共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中说：“对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一千万以下的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二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民族地区的计划生育政策，往往都是经过试行之后，逐步地予以完善。而其效果还是很不平衡，以致于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人口现代型行列，人口工作的重点已由控制人口数量型转为提高人口素质型；有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则还处于高出生、高增长阶段，还面临着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等严峻问题、大多数的少数民族人口再生产还处于由传统再生产类型向现代类型转变阶段。
少数民族人口总增长率超常规的因素分析
1953～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由3532.0万人增长到39998.4万人，平均每年递增1.11%；1982年增长到6723.9万人，1964～1982年平均每年递增2.94%；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132.4人，1982～1990年平均每年递增3.51%；据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推算，少数民族人口为11123.8万人。根据黄荣清教授计算，近来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变动，除了自然变动、国际迁移变动因素外，还有更为重要的社会变动（包括更改民族成份和民族通婚子女选报为少数民族成份者）因素，必须加以量化，这是国内有关部门和国外人口专家所关心的问题。据计算，1982～1990年在少数民族新增人口数量中的社会变动占了56.64%，而自然增长部分仅为43.36%，汉族则因此减少了14.15%的人口。
少数民族妇女婚姻构成
从少数民族的婚姻特点出发，除了分析研究婚姻构成、平均初婚年龄等内容外，还要分析研究婚姻形式、民族通婚等对少数民族人口的作用。
1．各民族妇女婚姻构成的变化。1982～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婚姻构成，有的上升、有的下降，而且到1990年各民族间的高低也比较悬殊。1982～1990年未婚比率上升的有维吾尔、苗、布依、侗、瑶、白、土家等族，其中维吾尔族由13.4%上升为16.3%和苗族由21.0%上升为24.0%；其他民族都有所下降，其中以朝鲜族由25.6%下降为18.5%、蒙古族由30.9%降为27.1%、回族由25.5%降为21.4%较为突出。到1990年未婚比率相对较低的为维吾尔族（16.3）、哈尼族（18.1%）和朝鲜族（18.5%），而相对较高的则为哈萨克族（34.7%）、藏族（28.1%）和蒙古族（27.1%）。1982～1990年离婚比率升高的有回、朝鲜、满、侗等，以中以朝鲜族由0.6%上升为1.0%的升幅较大；而降幅最大的为哈尼族由2.3%降为0.7%。到1990年离婚比率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5.2%）、藏族（3.2%）和傣族（1.4%）。
2．各民族妇女平均初年龄。1990年各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相对较高的有藏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分别为23.8岁、23.6岁和22.7岁，为什么前两个民族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如此之高？我们至今还不甚明白。相对较低者为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傣族和彝族，分别为19.4岁、20.0岁、20.9岁和20.9岁。
3．各民族妇女的早婚问题。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中，有13岁或15岁的男女青年便举行成人仪式为“戴天头”、“穿裙子”、建“察房”、盖“公房”等，从此算作成人，可以正式参加恋爱或婚姻社交活动，《古兰经》规定：女子9岁、男子12岁为“出幼”（即离开了幼年，进成年期，即可以结婚。）据1985年调查资料反映，新疆墨玉县维吾尔族已婚妇女中在10～14岁和15～19岁年龄组的已婚比率分别为24.67%和77.18%；云南傣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0.98%和15.88%；云南布朗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分别为2.23%和17.56%；云南佤族已婚妇女中10～14岁和15～19岁的已婚比例分别为0.92%和23.29%。1982～1990年，除个别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有所上升外，大多数民族妇女的早婚比率都有所下降，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有瑶族、苗族和回族，分别下降了8.3、4.5和4.3个百分点，维吾尔族下降了6.9个百分点。直到1990年早婚比率相比较高的为维吾尔、哈尼族、傣族、彝族和藏族，而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哈萨克族妇女的早婚比率只有2.6%。
4．民族通婚。根据1990年中国各民族的民族通婚状况，民族复合家庭户和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户比例最高的都为满族、蒙古族和土家族，相对较低的都为维吾尔族、藏族和哈萨克族。民族通婚的积极作用占据着主流地位，有利于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和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
少数民族妇女生育率的变化
少数民族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比汉族晚了10多年，即于1982年才正式展开，而且一对夫妻比汉族可以多生1～2个孩子。
1.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在不断地下降，1989年经1981年下降了31.08%。当然，各个少数民族下降幅度很不平衡。80年代朝鲜族妇女总和生育率，不仅一直比汉族为低，而且一直在生育更替水平以下轨道运行，这与全民族的高文化素质、现代生育观念的树立有着直接的关系。80年代的满族实行一对夫妇生育2孩的政策，但由于文化素质较高和生育观念的积极转变，总和生育率也降到了生育更替水平线以下。内蒙古地区的蒙古族，虽然1988年才正式开展计划生育，但总和生育率超前开展下降，到1989年已接近生育更替水平，与文化素质的提高，生育观念的先期转变有关。回族妇女总和生育率，是信仰伊斯兰民族中最低者。1981～1989总和生育率下降幅度相对最大的民族有黎族、侗族和壮族，分别下降了53.86%、35.79%和34.89%。1989年的总和生育率相对最高的为哈萨克族（5.07）和维吾尔族（5.45），其次为藏族（3.97）和布依族（3.79）。在百万人口以下民族中还有柯尔克族（6.14）、塔吉克族（6.13）、德昂族（5.03）、景颇族（4.23）、怒族（4.22）和撒拉族（4.15）等。总之，除个别民族外，进一步降低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2．早育问题。各民族15～19岁妇女生育率高低相当悬殊，相当高的有拉祜族（103.1‰）、哈尼族（77.8‰）、维吾尔族（75.4‰）傣族（74.9‰）和柯尔克孜族（69.4‰），这与早婚比率较高有直接的联系，有的民族又相当的低，如裕固族（5.8‰），俄罗斯族（6.77‰），锡伯族（7.7‰）和朝鲜族（8.3‰）。
3.孩生育问题。1989年除了几个民族妇女多孩生育构成较低以外，大多数民族都较高，甚至更高达40%以上者，3孩及以上构成在40%以上有柯尔克孜、塔吉克等11个民族。1989年百万人口以上民族15～19岁妇女的多孩生育也比较严重，即各民族普遍都生育3孩，当然占该年龄组生育孩次的比例高低不等，如相对较高的有维吾尔族（1.6%）、哈萨克族（1.6%）、傣族（3.4%）和藏族（1.0%）生育4孩的有回、藏、维吾尔、苗、彝、壮、瑶、哈尼、哈萨克和黎10个民族；甚至还有生育5孩及以上者，有藏、维吾尔、彝和黎4个民族，可以想像这些妇女生育第1胎时很有可能还处在少年时期，这对产妇和婴儿的健康都很不利。如果不及时降低对这些民族妇女、婴幼儿健康的危害以及人口高速增长势头等，给社会、经济、资源、环境所带来的压力和困难将是可以预料的。
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问题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一次提供了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数据，才有可能计算各民族人口死亡率和平均寿命。1989年7月1日至1990年6月30日的校正人口死亡率，相对较高的有佤（14.45‰）、鄂伦春（17.96‰）、珞巴（14.80‰）、拉祜（12.78‰）、门巴（13.43‰、珞巴（13.19‰）、德昂（13.16‰）、鄂伦春（13.24‰）、景颇（11.94‰）、傈僳（11.27‰）、哈尼（11.24‰）、独龙（11.31‰）、怒（11.50‰）、达斡尔（11.31‰）、布朗（12.91‰）和土（10.62‰）15个民族；人口死亡率相对很低的有京（5.01‰）、仫佬（5.15‰）、乌孜别克（5.74‰、锡伯（5.36‰）和满5.79‰）5个民族。
婴儿死亡率在50‰以上的有藏、维吾尔、苗、彝、布依、侗、傣、黎、傈僳、水、东乡、纳西、景颇、柯尔克孜、土、撒拉、仫佬、阿昌、普来、怒、保东、京、独龙、门巴、基诺等30个民族，其中在100‰以上的还有哈尼、布朗、塔吉克、德昂和珞巴等族。当然也有低于20‰以下的，如满、达斡尔、锡伯、裕固等族。
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的有回、满、畲、高山、仫佬、锡伯、乌孜别克和京8个民族，而不足60岁的还有傈僳、佤、拉祜、景颇、布朗、怒、鄂伦春、德昂、独龙、门巴、珞巴和哈尼12个民族。
人口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的高低以及平均寿命的长短，除了社会、经济、文化素质、医疗卫生等原因以外，还有消极生活方式的转变程序不同等因素在起作用。
人口文化素质现状和问题
由于现代教育是提高各民族人口文化素质、健康素质、转变消极传统观念、降低生育率、提高生产部门和管理行为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的基础和前提。因此，民族人口文化素质的提高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繁荣事业的基础性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状况。1982～1990年，除门巴族外（原因待查），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都有所提高，但到1990年各民族的文化程度综合均值相当悬殊。如果说综合均值5为达到小学毕业程度的话，那么已有蒙古、朝鲜、满、哈萨克、高山、纳西、达斡尔、毛南、锡伯、乌孜别克、俄罗斯、鄂温克、京、鄂伦春和赫哲15个少数民族，其中综合均值相对最高的为朝鲜族（8.54）、俄罗斯（8.12）、高山（7.99）、塔塔尔（7.60）、锡伯（7.15）和赫哲（7.11）6个民族；相对最低（≤2.0）的还有藏、拉祜、东乡、门巴和珞巴5个民族，约相当于小学二、三年级程度。
2．民族人口文盲比率下降与文盲人数增加问题。1949年以前除个别少数民族外，许多民族的人口文盲比率都在95%以上。1982～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合计）成人（15岁及以上）文盲比率由44.5%降为30.8%，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2.06%；土家族的文盲比率由36.1%降为25.2%，但文盲人数增加了65.23%；苗族文盲比率由60.2%降为41.9%，但文盲人数却增加了16.7%；回族文盲比率由42.10%降为33.1%，文盲人数增加了0.9%；彝族文盲比率由63.8%降为49.7%，文盲人数增加了6.4%；侗族文盲比率由47.2%降为28.5%，文盲人数增加了17.3%；白族文盲比率由42.65降为30.2%，文盲人数增加了6.4%；哈尼族文盲比率由66.1%降为60.4%，文盲人也增加了8.5%（张天路1998）等。这不仅表明这些民族小学义务教育和新生文盲形势严峻，也反映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超越小学教育的承受能力，即影响了人口文化素质的更快提高。
民族人口生活质量问题研究
这是对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的首次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指标设计和两种不同的结果。其一，是依据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主席詹姆斯.格蒙特和客座研究贾大卫.莫里斯于1997年提出的衡量穷国贫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方法。PQLI由婴儿死亡率、1多平均寿命和识字率3个指标组成，并经过换算成指数后之后的平均值，其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指数＋1岁平均寿命指数＋成人识字率／3
另一位作者则认为上述三指标中的成人识字率应以文化程度综合均值代替，其计算公式为：
PQLI＝婴儿死亡率＋1岁平均寿命＋文化程度综合值数／3
用第二个方法计算出来的PQLI，普遍的比第一个方法的数值要低20多。究竟用哪种方法或者第三种方法更为科学、更有应用价值？不过国际上通用的是第一种方法，所得出的数值可以与世界各国直接进行比较。
国际上通常把PQLI值为65，又把PQLI值分为高、中、低3个等级，80以上为高生活质量，发达国家的指数平均为92，其中西欧、北美接近95；60以下为低生活质量，最低的为非洲，平均仅为33，亚洲的平均值为58。
1990年中国百万人口以上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6个民族；暂时还属于低生活质量的只有哈尼和藏两个民族。相对最低的哈尼族与相对最高的满族相比，相差达37个数值。
少数民族人口指标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问题的研究
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等方面都滞后或者大大滞后于汉族。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关心和扶持少数民族发展，并提出赶上和接近汉族水平的战略任务。由于人口指标是社会、经济等的综合反映指标，而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一般要晚于汉族10多年，而且实行的又是适当放宽的生育政策。能不能赶上汉族？何时才能赶上汉族？有哪些民族在哪些方面先期赶上汉族？还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都是国家、民族人士、民族人口研究人员，应该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在开发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研究后发现，已有26个民族在人口自然增长比例、标准化出生率、4孩及以上孩次构成、15～19岁妇女早育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妇女平均初婚年龄、15～19岁组妇女早婚比率、标准化死亡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预期寿命、盲比率、15～19岁年龄组、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大专以上程度人数、每百人中所拥有的小学以上有文化人数、文化教育水平综合均值、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位数、少年儿童负担比、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人口生活质量指数22项人口指标中不同程度地赶上汉族水平（张天路1998）。
在26个少数民族中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得项多少依次为：朝鲜族和满族各18项，锡伯族和俄罗斯族分别为14项和11项，达斡尔族和乌孜别克族各9项，蒙古族、高山族和鄂温克族各占8项，京族、回族、塔塔尔族和裕固族各为7项，赫哲族和裕固族各为6项，哈萨克族5项，土家族和仫佬族各4项，毛南族3项，哈尼、纳西、仫佬、藏和布依4个民族各得1项。但问题是：超过汉族指数的民族已占55个少数民族的47.27%，，其中超过汉族指标的10多个民族的得项还不多。
（十一）人口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和量化指标问题的探索
由于国家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而如何科学理解民族繁荣以及人口与民族繁荣的关系？从学术、实践等方面给民族人口学提出了新的课题，因为不仅在50～60年代甚至在90年代，社会上和某些专家、学者认为：“民族繁荣的基础和前提是人口增长快，人口规模大”等，国内某些国家领导人很希望能从学术上、理论上进行研究，以使在民族人口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中有一个比较科学的统一认识。为此，主要在下面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1.关于民族繁荣的新概念。人类历史上的民族繁荣不仅有其针对性和往往被后起之秀所取代，而且还大致存在着传统型和现代型两种类型。传统型民族繁荣存在于传统经济、传统人口再生产时代，人多力量大是其主要表现形式；现代型民族繁荣则存在于现代经济时代，要求人口增长慢、人口文化科学素质高，特别是进入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人口文化科学素质的高低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能否立身于世界之林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所追求的确良民族繁荣，无疑是现代型民族繁荣。经过反复探索，设计了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张天路1998），用以检验其发展进程。这些参考性定量指标分别是：（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500美元以上（根据1990、1991年世界人口数据表中的平均数设计）；（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15%；（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45%以上；（4）农业劳动力在产业部门中占30%以下；（5）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50%以上；（6）成人识字率占同龄人口的95%以上；（7）中学入学率占同龄人口的80%以上；（8）高等教育入学学生占同龄人口的10%～15%（7、8项根据1988年、1989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数据设计）；（9）平均每个医生服务人口数在1000人以下，医生密度能使患者在3小时内就医；（10）婴儿死亡率达到20‰左右；（11）平均预期寿命达到70岁；（12）实现了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1%以下，人口倍增时间延长到70年以上；（13）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2.0左右；（14）实现了成年型人口，使少年儿童系数达到25%以下，年龄中位数接近30岁；（15）人口生活质量指数（PQLI）达到80以上。
实际上，这些指标一般地都高于当前发展中国家水平，都又低于或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此，即使某个国家或民族全面实现了这些指标，但还需要更上一层楼。在1990年的中国56个民族中，达到或超过指标项目的为朝鲜族最高，有人口自然增长率、人口倍增长年限、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城镇人口比例、少年儿童系数、年龄中倍数和生活质量10项；其次为锡伯族，有总和生育率、婴儿死亡率、0岁平均寿命、成人识字率、年龄中位数和生活质量6项。蒙古、回、满、壮、俄罗斯、高山、裕回、畲、达斡尔、仫佬、毛南、塔塔尔、乌孜别克等族，在1项或几项达到了繁荣指标要求。存在的问题是：第一，达到繁荣指标的民族还不多，而且即使达到了繁荣指标的民族得项也还不高；第二，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在达标方面还处于待起步状态。2．“人口—教育—经济”的协调发展模式。这是日本和中国的朝鲜族在实施现代型民族繁荣过程中的重要经验和创新：第一，要实行计划生育，减慢人口增长速度，为普及小学、中学教育和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均经济水平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第二，把全民教育置于优先发展地位，由于人口文化素质的极大提高，为控制人口数量，降低人口死?雎省⒀映て骄?倜?吞峁咚刂世投?肆Α⑻岣卟?挡棵诺目萍己?坑刖?眯б娴绕鹆嘶??饔茫坏谌???Ψ⒄姑褡寰?茫?罨?谐【?檬敌锌?耪?撸?岣呷司??盟?剑??⒄菇逃?⒖刂迫丝诠ぷ骱蜕缁嵫?系仁乱堤峁┬酆竦奈镏驶?W苤??叭丝凇?逃???谩钡男?鞣⒄鼓J剑?厝坏贾驴刂迫丝谑?俊⑻岣呷丝谒刂省⒄裥嗣褡寰?玫男?饔肓夹匝?罚?梢运凳鞘迪窒执?兔褡宸比俚挠行?揪丁?/P>
（十二）人口研究的成效显著
由于位于世界最大、最高的高原腹地秘形成独特自然环境，且长期封闭；封建农奴制度延续了八、九个世纪，且社会经济远远滞后于内地；独有的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广泛流行；特殊的婚俗、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达赖集团和国外一些人歪曲人口事实，不断编造人口谎言。因此，人口问题便具有独特性、神秘性和敏感性，自然受到了国内外某些部门和学者的关注与重视，80年代以来成为研究的热点，其研究成果之多、分析研究的之深、社会经济效益之突出、对人口学科的贡献性等，在中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仅专著已有10本：《中国人口.分册》（刘瑞1989）、《人口的变迁》（张天路1989）、《当代中国人口》（孙兢新1992）、《全国生育节育抽样资料调查报告集.卷》（常崇煊1989）、《边区开发论著.居民收入、消费中的城乡差异》（马戎等1993）；《中国简况.人口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趋势》（中文和多种外文本）（张天路1994）；《跨世纪的中国人口.卷》（晋美多吉等1994）年、《中国藏族人口研究系列.藏族人口》（李永胜等1997）、《PopulationDevelopmentinTibetandRelatedIssues》（张天路1997年）等。此外，还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和调查报告。这些专著和论文，对人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特点、问题与对策等进行了定性、定量的研究。
1．历史人口问题的严峻性。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问题：一是人口数量问题。在这块1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历史上最多有过多少人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曾有94.5万人、600万人，也有人说曾经达到1000万人甚至更有3300万人之说。各家之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因为旧既没有户籍制度，又没有进行过人口普查，应该说都是一些估计数或者推算数。如果估计或推算一个地区人数都能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经济发育程度或者它具有养活多少人口的生产水平和经济实力作为依据，彼此的差距不至于大到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总之，这个问题还远没有解决。二是婚姻、生育、死亡等问题十分严重。采用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的高年龄组人口的有关资料（因为他们都是出生在30年代以前，可以代表旧水平）：65～69岁妇女的不婚比率达10.8%，分别比全国藏族（9.2%）维吾尔（0.2%）高1.6个和10.2个百分点；60～64岁妇女终身不育高达17.7%，比全国平均水平的1.4%高16.3个百分点；1959年民主改革前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在3.01～3.85之间徘徊，这与国内外的自发性生育在5.0以上的水差甚大；和平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430‰，平均寿命只有35岁（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和计划生育办公室1995）。三是现代文化教育的空白。和平解放前的还处于以宗教寺院教育为主阶段，没有一所现代学校。因此，盲率高达90.6%，其中男性为80.0%，女性为97.6%；乡村盲率高达91.4%，其中男性为81.6%，女性为98.1%。
2.人口的增长与民族构成的变化。1951年和平解放以后特别是1959年民主改革以后，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加快。1951～1959年从和平解放至民主改革期间的平均每年增长率较低（0.92%）；1959～1965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最高（3.10%）；1965～1985年从自治区成立至城镇少数民族开始计划生育期间，平均每年增长率较高（1.95%）。与此同时，人口的民族构成一直是以藏族人口占绝对优势，并在不断升高，如1982年藏族占全区人口的94.4%，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4.85%和0.75%；1990年则藏族上升为95.5%，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分别为3.68%和0.82%；到1996年藏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全区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6.3%、2.9%和0.8%。
3.人口预测。以1990年为221.78万人为基数进行预测，三个方案到2000年分别为263.75万人、266.51万人和209.63万人，2050年分别为401.00万人、443.10万人。以第二方案为例，除少儿比例不断下降外（由1990年上午35.5%下降到2050年的29.7%），其他各项数值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对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的压力很大（孙兢新1992）。
4.生育率、死亡率水平的变化。首先是妇女未婚比率的下降。1990年时40～49岁的高育龄妇女的未婚比率虽然还高达7.43%（次仁多吉1995）（比全国各民族都高），但比65～69岁终身不婚妇女的10.83%下降了3.4个百分点，这使更多妇女有了健全的家庭和生育的机会，但1995年又反弹为8.26%。其次是降低妇女不育率比例，1990年40～44岁妇女未（或者不）育率为9.4%，虽然比全国的1.1%还高8.3个百分点，但比60～64岁妇女不育率的17.7%降低了将近一半，不过1995年又反弹9.9%。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民主改革前的中等生育水平，提高到1959～1989年的4.13～5.76的高水平（其中1961年为3.89）。
降低人口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的任务更为艰巨。为此，积极采取了综合性措施，如提高民族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经济收入水平，转变某些不利于人口存活的传统习俗，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包括西医、藏医等），实行全民公费医疗（这是中国大陆唯一享受此待遇的地区），发展妇幼卫生事业等。经过努力实施之后，的人口死亡率由1951年的28‰降为1967年的11.6‰，再降为1981年的9.72‰和1990年的7.4‰，1997年为7.9‰；婴儿死亡率则由1951年的430‰，降为1981年的155.2‰和1987年的136.0‰，1990年已降至97.4‰，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332.9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之大实为人类史上的罕见奇迹；孕产妇死亡率由1951年的500/万下降为1985年的143/万，再降为1989年和1994年的71/万和57/万，后者比1951年下降了443个百分点，又是一个大幅度下降的奇迹。人口平均寿命，由和平解放前的35岁，延长到1987年的56.95岁和1990年的59.61岁（常崇煊1993）。
5.人口文化素质的变化。随着现代教育事业发展，人口文化素质有所提高，但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1982～1995年间的大学程度人口虽然已由0.42%提高到0.78%，但与全国平均水平（2.03%）相比相差甚远；15岁及以上人口文盲比率降为61.50%，但与全国的16.48%相比，还高45个百分点；文化教育程度综合均值已提高到2.19，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6.30）的34.76。因此，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及科技兴藏的任务还相当繁重。
四、21世纪的民族人口研究任务
经过本世纪近20年的研究，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包括民族人口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因此，发现了各民族的人口特点、问题及其与民族因素间的联系和作用。
虽然有的民族人口再生产已进入现代型行列或者正在向此类型靠近，但有更多的民族人口问题还相当严重或十分严重：人口数量增长过快和人口峰值还未显现；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还较低或者相当的低；人口构成大多数还停留在传统类型；贫困人口比例还相当高；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不仅没有缓解的迹象，而且显现的和潜在的问题正在逐渐地深化和蔓延等。为了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21世纪民族人口研究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
1.稳定和完善民族人口政策的研究。这包括生育政策、医疗卫生政策、教育政策、扶贫到岗政策等的调查研究，为控制民族人口过快增长势头、提高民族人口素质及改善民族人口结构等提供多方位的服务。
2.坚持和完善民族人口统计工作。在坚持1990年人口普查分民族、分年龄、分性别的登记和汇总项目的同时，进一步完善经常性登记的分民族人口项目。3.进一步重视培养和扩大民族人口科研队伍。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民族人口科研力量，随着年龄老化，进入21世纪的断层问题和持续发展问题更加严峻和更加突出，抓紧培养民族人口科研人才问题时不可待。
4.进一步加强民族人口科研工作。当前已出现民族人口科研课题小、经费少的严重局面，如果有关部门不予以解决，不能不影响到民族人口调查和分析的深入与质量，特别是危机到民族人口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持续发展问题。
5.重视民族人口现代化和繁荣发展的跟踪研究。在进行跟踪研究的同时，及时向有关部门提供民族人口现代化和民族繁荣进程新信息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对策。6.重视和加强民族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的研究。组织相关学科的协同政策，进行规范化的调查研究，为民族地区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7.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民族地区出现的人口与环境、资源问题已经十分严重，过去由于研究力量薄弱、科研经费不多、研究任务很重，很少对这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为了民族地区当前和长远利益以及可持续良性发展，必须及时启动和加强民族地区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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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论文篇2
【摘要题】世界政治
【关键词】东欧/民族矛盾/政治转轨
【正文】
一盘根错节的民族矛盾与政治转轨的开始
欧洲列强长期以来对东欧的争夺和占领，给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蒙上了阴影，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东欧政治地图的划定更使少数民族问题凸显出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加入轴心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交战，民族积怨加深。战后，苏美等国对欧洲的重新安排使得东欧归于苏联麾下，之间、东欧各国主体民族之间、乃至某些国家内部各民族间的矛盾盘根错节，复杂的民族关系贯穿了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始终。
如果把东欧各民族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他们都是处于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乃至霸权主义的控制之下，其民族利益不得不服从于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的苏联利益，甚至国家也得不到保障。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东欧各民族对这种不平等状况的不满，促使其为摆脱苏联控制，彻底否定了斯大林式的政治模式，走上了政治转轨的道路。
东欧因其地理位置对于苏联的安全至关重要。因此，自二战结束前，苏联就开始了在控制东欧方面的动作。二战后，伴随着苏美关系的破裂和冷战的爆发，苏联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东欧的监控。1947年9月，苏联发起建立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月和1955年5月，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先后宣告成立。借助这些组织苏联开始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推行苏联模式，并以其利益规范东欧各国的行动，对东欧国家出现的独立自主倾向，轻则批评、干预，重则武力相对，与东欧各民族的矛盾日渐加深(注：只有保加利亚与苏联自二战结束直到1989年剧变前一直维持着良好的关系。)。
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矛盾遗患无穷。苏南冲突的爆发使苏联为清除铁托独立倾向对其他东欧国家的带动作用，加大了在东欧进行政治清洗的力度，结果更激化了东欧各民族与苏联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民族主义复活的原动力来自于斯大林本身，当时发生了克里姆林宫发起或它同意的对诸如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安娜•波克等犹太族领导人的清洗。”(注：JeffreySimon,TrondGilberg(ed.),SecurityImplicationsofNationalisminEasternEurope,WestviewPress,1986,p.71.)苏联对波匈捷三国内政的粗涉伤害了这些国家人民的民族自尊，他们对苏联的怨恨和对苏联模式的不满最终变为对当权者的反抗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
不仅如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某些东欧国家主体民族间、甚至一国内部的民族纠纷。素有“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地区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二战后，建立南、保、罗和阿联邦以及南阿合并计划因苏联的反对而流产。虽无法断言这样的联合一定有利于缓和民族纷争，但其后形成的保苏、南罗和阿尔巴尼亚三足鼎立的局面无疑埋下了巴尔干地区民族冲突的祸根；在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中，苏联胁迫匈、波、保、罗、捷各国对南进行政治围攻和经济封锁，并在匈、保、阿等国大揪“铁托分子”，南斯拉夫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一度恶化；在1956年“波兹南事件”中，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波兰，1968年，苏联联合波、匈、保、民德军队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引起捷的强烈抗议，此外，苏联对捷内政的干涉还加剧了捷国内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间的矛盾，由于以捷克族为主力的改革派被镇压，斯洛伐克族领袖胡萨克当政，斯族在党政部门一直占据优势地位，控制着党和国家的命脉，这使得捷克族深为不满。
当然，不可否认，二战后一些东欧国家在实现民族平等，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和科教文卫事业方面多有进展，但与此同时，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出现的失误，是导致东欧内部民族矛盾丛生，并使之逐步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在1945年4月捷民族战线政府通过的科息斯纲领中清楚说明，“政府保证新国家将建立在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完全平等的基础之上”，但是，“直到1968年有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联邦国家的法律通过，每个民族才有了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国家的所有行政部门。”(注：MikulasTeichandRoyPorter(ed.),TheNationalQuestioninEuropeinHistoricalContex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p.246.)在罗马尼亚，从70年代起推行的农村规范化政策不仅引起了国内少数民族的抵触情绪和大量出走，而且加剧了罗南、罗匈间关系的紧张。在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实施民族同化政策，不承认境内土耳其族的存在，致使土族人怨声载道。在南斯拉夫联邦，“不平衡的地区发展，连同相应的文化分歧，给民族主义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注：JamesG.Kellas,ThePolitics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SecondEdition,RevisedandUpdated,St.Matin''''sPress,1998,p.145.)不恰当的政策措施更是火上浇油，民族纠纷不断，1967年3月克罗地亚语地位之争，1968年11月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因悬挂阿尔巴尼亚国旗而引发的游行，1969年8月斯洛文尼亚总理反对联邦政府的“公路事件”，1969年年底克罗地亚共盟开展的反对一元主义的斗争，1971年11月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骚乱，1981年3月由科索沃普里什蒂纳大学发起的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与阿尔巴尼亚合并的示威和罢工等使得南斯拉夫联邦各民族间的冲突日趋尖锐，科索沃频发的动荡还给南阿关系造成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东欧内部的民族矛盾给西方国家干预东欧内政提供了机会。比如，1989年5月，保加利亚警方与其北部的穆斯林发生，西方国家借机攻击保政府。8月，保武装部队又与居住在其东南部的穆斯林发生冲突，西方国家随即掀起了谴责保加利亚的浪潮。再如，在罗马尼亚警察和军队与蒂米什瓦拉市的示威者爆发激战后，欧洲议会发表声明，要求齐奥塞斯库下台。欧共体冻结了与罗的长期贸易协定，停止了与罗的一切高级接触，其成员国还纷纷召回了驻罗大使，以示抗议。
到20世纪80年代末，矛盾和东欧内部各民族的纷争再也无法遏制，在一些国家以迅猛之势爆发出来，政治转轨开始了。1988年8月起，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抓住民众把共产党、社会主义与苏联控制相提并论的心理，借苏联出兵20周年、捷独立70周年和帕拉赫自焚20周年的契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活动，喊出了主义的口号；1989年4～5月间，保加利亚土族人聚居区不断爆发示威游行，挑战日夫科夫政权；1989年12月，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匈牙利族神父拉斯洛•托克什因反对齐奥塞斯库的农村规范化计划被驱逐，该市市民发起抗议活动，罗局势迅速恶化，蒂米什瓦拉事件成了罗政局演变的导火线。
与上述三国相比，南斯拉夫联邦境内塞尔维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克罗地亚族、黑山族以及波黑波什尼克族(注：即穆斯林——作者注。)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在引发了政治转轨的同时，更导致了国家解体乃至流血战争，正如《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一书中所写：“虽然南斯拉夫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也存在着诸如经济停滞、外债增加、风气衰败、意识形态体系崩溃等问题，但真正导致这个国家解体的原因却是民族冲突。”(注：[英]本•福凯斯：《东欧共产主义的兴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6页。)前南地区国家的政治转轨也因而在东欧显得颇为独特。
二政治转轨的展开与民族矛盾的激化
政治转轨开始后，东欧的民族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表现得更尖锐。“如果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冲突正在从全球政治中消失，那么，民族主义便替代了它的位置。……在东欧和苏联，民族主义曾被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加强了的联系所抑制。在西欧，民族间的紧张状态曾被冷战这个更大的问题所遮掩，被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繁荣所缓和。而共产主义在东方的崩溃将在整个欧洲大陆释放出民族主义的幽灵。”(注：DavidS.Mason,RevolutioninEast-CentralEurope:TheRiseandFalofCommunistandtheColdWar,WestviewPress,1992,p.173.)压抑多年的民族矛盾在“民主”、“自由”口号的鼓动下，在某些国家领导人及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和团体的推动下，在西方国家及其机构的干预下迅速激化，成为“叠加在后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之上的”(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llengeofTrans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3,p.34.)又一重大问题。
“东欧，特别是其南部，是多个民族不可救药地混合在一起的地区，把它们安排进一个单独的实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在巴尔干，土耳其人撤走后便不断爆发剧烈的冲突。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里开始，二战期间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相互残酷地屠杀。现在这些仇恨再一次表面化了。”(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llengeofTransi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Inc,1993,p.34.)前南斯拉夫成为民族矛盾最为复杂、民族冲突最为尖锐的东欧国家。
伴随着南联邦的解体，斯洛文尼亚地方部队与南人民军交火；克罗地亚克塞两族间矛盾激化，拥护南联邦统一、反对独立的克罗地亚境内的塞族居民组成克拉伊纳塞族自治区，要求脱离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共和国合并，该自治区继而联合斯拉沃尼亚、巴拉尼亚和西斯雷姆塞族自治区及西斯拉沃尼亚塞族自治区建立克拉伊纳塞尔维亚共和国，克塞两族间激烈冲突，并因支持塞族的南人民军的卷入而愈演愈烈；波黑独立在得到了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支持的同时，遭到塞尔维亚族的坚决反对，后者为此退出波黑议会和政府，相继组建了五个自治区，并把这些自治区合并为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克族也成立了赫尔采格—波斯尼亚克族共和国，波什尼亚族则控制了波黑共和国政府，局势急剧恶化，三族混战旷日持久，惨烈异常，直到1995年年底“波黑和平协议”签署，燃烧了三年多的战火才渐渐熄灭。
然而，前南地区的民族争斗并未结束。1998年2月，南联盟科索沃地区的塞尔维亚族和阿尔巴尼亚族间又大动干戈，冲突升级，南阿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积极介入，并于1999年3月底到6月初对南联盟实施了78天的狂轰滥炸，同时，南联盟内部黑山族与塞尔维亚族的矛盾也在加剧，黑山的独立倾向日益明显，南联盟面临着分裂的危险；2001年2月，马其顿和南联盟签署边界协定，划定了绝大部分边界线，这引起了科索沃阿族极端分子的不满，马与南科索沃交界地区硝烟弥漫，马境内阿族的民族情绪也随之高涨，马其顿这个前南地区惟一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的共和国(注：1991年11月马其顿独立以来，希腊一直反对马其顿使用“马其顿共和国”的名称，并对马实施经济制裁。1993年4月，马以“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临时国名加合国。1995年马希双方达成了关系正常化的临时协议，经济制裁被取消。2001年2月，马希就马国名问题进行谈判，希腊以给马提供经济援助、对马公民免入境签证、支持马加入欧盟为条件，建议马以“北马其顿”命名。)终未逃脱战争的厄运，《中欧和东欧：转轨的挑战》一书的预言不无道理：“有50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在马其顿。这可能赋予争斗以国际性。希腊和保加利亚，在其境内实际上存在着马其顿族，关注马其顿的命运。土耳其已经对波斯尼亚、科索沃和马其顿的穆斯林的命运表示了担忧。又一个巴尔干战争的幽灵在这里徘徊。”(注：ReginaCowenKarp(ed.),CentralandEasternEurope:TheCha
【正文】engeofTransition,p.35.)
东欧其他国家的民族问题似乎没有像前南斯拉夫那样充满火药味，但在较为平静的水面下也涌动着民族冲突的暗流，难免有时会波澜骤起。捷克斯洛伐克剧变后，“民主和资本主义被坚决地提上了日程，民族主义也是一样。捷克欲快速转向西方式经济，而斯洛伐克更主张国家控制经济部门的所有权并建立福利国家。这反映了两个共和国不同的经济结构和斯洛伐克相对落后的状况。在此之上，在语言和历史遗产等文化方面的不同在自由民主条件下更为突出。但决定性的事实是，当拥有了自由选举的权利时，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归在了民族主义和社会议程互不兼容的政党旗下。”(注：JamesG.Kellas,ThePoliticsofNationalismandEthnicity,p.147.)两族先是在修改国名问题上激烈争斗，接着斯独立党、民族党等政党和一些民族主义组织举行集会，发表声明，要求斯洛伐克独立，民族矛盾进一步发展，最终在1992年6月大选后，由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的两个执政党——公民和争取民主斯洛伐克运动协商，实现了和平分手。捷克斯洛伐克解体后，“在捷克共和国的308，000斯洛伐克人和在斯洛伐克的59，000捷克人成为少数民族，甚至是外国人。”(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BertelsmannFoundationPublishers,1996,p.86.)捷克和斯洛伐克新的民族问题出现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领土划分使得多达1/3的匈牙利族人沦落到外国统治之下，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近200万、斯洛伐克南部约60万和南斯拉夫塞尔维亚共和国伏伊伏丁那省约40万的匈牙利族人(注：见上书，第63页。)不仅与其所在国主体民族多有冲突，而且因匈牙利对境外匈族人的关注造成了匈与罗、斯、南三国间的隔阂。1990年3月，罗马尼亚的匈族人借纪念匈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142周年之机，打出匈牙利国旗，涂改街道、机关等的罗文名称和罗军英雄纪念碑的碑文，引起罗族人的强烈抗议，两族发生暴力冲突，部分公共设施和匈航空公司驻罗办事处被毁，罗匈两族矛盾激化，罗匈两国也相互指责，匈总统根茨•阿尔巴德甚至亲自为《特兰西瓦尼亚的过去和未来》一书校对，重版了这本强调罗马尼亚境内的特兰西瓦尼亚为匈领土的书，罗匈间的领土争议被重新提起。同样，斯洛伐克匈族人的自治要求也得到了匈牙利政府的支持，后者不仅呼吁斯洛伐克保证匈族人的政治、文化和语言权利，还在匈斯边界进行了军事演习，再加上在共同修建多瑙河水坝问题上的纠纷，两国间关系趋于冷淡。在南联盟，伏伊伏丁那地区的匈族与塞族也是尖锐对立，并要求建立自治区，南匈两国矛盾不断加深。
保加利亚的演变加剧了保族与土族的对立。1990年年初，为与日夫科夫的民族同化政策彻底划清界线，保社会党政府决定恢复土耳其族人的穆斯林姓名，保族人对此深为不满，指责政府不顾泛土耳其主义在保的影响，仓促向土族人妥协，助长了民族分裂主义。土族人则抨击保族人搞民族沙文主义，并悬挂土耳其国旗，呼吁马上恢复土语学校。双方接二连三地游行和集会，保族工人还进行了罢工，两个民族冲突频发。
此外，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的德意志族、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保加利亚的马其顿族和捷克的波兰族等也提出了平等、甚至自治的要求，与本国主体民族时有摩擦，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捷克和波兰间因民族分布分别存在着对多布罗加和西里西亚地区的领土争端，吉普赛人和犹太人问题也在困扰着东欧，尽管它们是否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尚无定论。从一定意义上说，“1989年共产主义在东中欧的崩溃为少数民族维护自身权利提供了更多的政治空间。”(注：RayTaras(ed.),NationalIdentitiesandEthnicMinoritiesinEasternEuropeSelectedPapersfromtheFifthWorldCongressofCentralandEastEuropeanStudies,Warsaw,1995,FirstpublishedinGreatBritain1998byMACMILLANPRESSLTD,FirstpublishedintheUnitedStatesofAmerica1998byST.MARTIN''''SPRESS,INC,p.208.)东欧国家自转轨一开始就羁绊于斑驳复杂的民族矛盾之中。
三民族问题对政治转轨的影响
(一)关于民族问题的立法出台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东欧各民族间的恩恩怨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影响着各国的政治转轨进程。面对旧政权崩溃后的真空，“新精英不仅想通过把自己定位于民主、市场经济和‘欧洲’，而且打算用民族的概念来填补这种真空。”(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10.)民族问题为新出现的政党和政府所关注。
波兰剧变后即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化局和波兰与犹太人关系委员会，以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促进波兰人与犹太人的和睦相处。1997年4月通过的《波兰共和国宪法》第35条明确规定：“波兰共和国应保证属于少数民族或种族的波兰公民自由地维护和发展它们自己的语言，维护它们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并发展它们自己的文化。少数民族或种族应有权建立教育和文化机构，旨在保护宗教认同的机构，以及参与与它们文化认同相关的事务的提案。”(注：《波兰共和国宪法》(1997年4月2日国民议会通过)，英文版，引自网上资料。)
匈牙利在其1990年8月公布的宪法别强调少数民族权利：“在匈牙利共和国居住的少数民族是人民政权的组成部分、立国因素。”“匈牙利共和国参与保护少数民族。保证其集体参与公共生活，保护自己的文化，使用母语，传授母语，以自己的语言使用姓名的权利。”“匈牙利共和国的法律保证在国家领土上生活的少数民族的代表机构。”“少数民族可以建立地方或全国性自治政府。”“关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在其被通过时需要与会代表三分之二的赞成票。”(注：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4页。以下关于宪法的注释均参见此书。)1993年7月，匈还通过了少数民族法，加强对少数民族的保护。
斯洛伐克宪法第33和34条专门提到了保护少数民族和种族团体的权利，包括与其他少数民族成员一起发展他们自己的文化，用他们的母语传播和接受信息，参加以民族为基础的组织以及建立和维护教育与文化机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接受教育，在官方联系中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及参与解决与少数民族有关的事务等权利。
克罗地亚宪法表示：“克罗地亚共和国要建成克罗地亚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和其他民族与少数民族成员的国家。”“在克罗地亚共和国，所有大小民族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对所有大小民族的成员均保障表达民族属性的自由，保障自由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并保障文化自治。”同时要“保护在国外生活或居留的自己国民的权利和利益，促进他们同祖国的联系。”
斯洛文尼亚更为重视国内的少数民族问题。1991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61～65条除认定“每个人有权自由地表明自己的民族成分，维护和展现本民族的文化，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每个人有权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中，在与国家机关和其他从事公务的机关交往中，依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外，还专门列举了其境内聚居的意大利族和匈牙利族以及吉普赛人的特殊权利，并于1994年10月颁布了少数民族法。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联盟和马其顿均在其宪法中宣布其公民不论其民族和种族归属一律平等，拥有学习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发展本民族文化等权利，罗更关注境外罗马尼亚族，保则禁止以种族、人种为基础建立政党。
被捷克共和国沿用的1991年1月捷克斯洛伐克颁布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法案”的第24和25条也涉及保护少数民族问题(注：参见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38.)，阿尔巴尼亚则与保加利亚一样禁止以“种族原因”建立政党(注：同上书，第39页。)。
(二)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出现并介入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
如《东欧向民主的转轨》一书中所写：“地区和民族党，在许多多民族国家是个重要的力量，有时它们会使意识形态阵营间的平衡倾斜，就像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党那样。”(注：KlausvonByme,TransitiontoDemocracyinEasternEurope,MacmillanPressLTD,1996,p.139.)主要由土耳其族组成的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保1990、1991、1994、1997和2001年的五次议会选举中，始终保持了较稳定的得票率和席位数，因而一度成为左右翼力量间的砝码。“在1991～1994年间，‘运动’成为仅由三党构成的保加利亚议会的决定性因素。”(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45.)1991年10月选举后，它联合民主力量联盟一起把社会党赶下了台，1992年9月它撤回了对民盟的支持，同社会党联合行动，弹劾身为民盟成员的议长，否决对政府的信任案，致使民盟政府辞职，继而在民盟和社会党组阁失败后，得以掌握组阁大权。2001年大选后，作为议会第四大党的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与大获全胜的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达成协议，入主联合政府。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南联盟的匈族政党在各自国内也较有影响。罗的匈牙利族民主联盟在剧变后的第一次议会大选中得到了7.23%的选票和29个议席，两年后的第二次大选，其得票率上升为7.46%，在议席由396减至341的众议院中占据了27个席位，1996年选举后得以进入政府，对罗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有所加深。斯洛伐克的匈族起初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在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和民族议会选举中，共处党联合匈牙利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在联邦议会两院和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分别得到12和14席，在公众反暴力组织的旗帜下参选的独立匈牙利行动分别得到了4席和6席；其后，独立匈牙利运动重组为匈牙利公民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分裂出了匈牙利人民党，在1992年的选举中，共处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和人民党组成选举联盟，以共处党的名义参选，保住了其在联邦议会12席和斯民族议会14席的席位，公民党则未能进邦和民族议会；直到1994年斯洛伐克国民议会选举，共处党、匈族基督教民主运动和公民党才成功地组成了统一的匈牙利族政党联盟，以10.18%的得票率赢得17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三大政治力量；1998年选举后，匈族联盟入主联合政府，开始在斯洛伐克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南联盟的伏伊伏丁那匈牙利人民主同盟在1990、1992和1993年三次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中相继以2.75%、3.17%和2.72%的得票率在250个席位中得到8、9和5席，(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66。其他有关选举的数字均参见本文附录。)并在1992年12月和1996年11月产生的联盟公民院中，占了3个议席。
较之罗、斯、南三国的匈族政党，罗、波、匈三国的德意志族组织的力量要薄弱得多。罗的德意志族民主论坛在1990年大选中在众议院只夺得了1个席位，在参议院则是空手而归，1992年选举也未见起色；波兰的德意志少数民族党在众议院历次选举中所占议席呈下降趋势，1991年为7个(注：同上书，第71页。)，1993年为4个，1997和2001年均为2个；匈牙利的德意志人联盟更为弱小，以至于无法独立参加议会选举，只能在地方选举中分得一杯羹。
吉普赛人在东欧一般还处于散兵游勇的状态，只在罗马尼亚和马其顿有自己的政党和组织。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组织在1990年选举中获得一个众议院席位，马其顿的吉普赛人彻底解放党则在议会中一直保有一个席位(注：GeorgBrunner,NationalityProblemsandMinorityConflictsinEasternEurope,p.88.)。此外，马其顿的阿族政党——民主繁荣党、斯洛文尼亚的意大利族和匈牙利族组织、克罗地亚代表塞族的党等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本国的政治转轨进程。
(三)民族间的尖锐对立阻碍政治转轨进程
尽管几乎所有的东欧国家都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对少数民族的保护，少数民族政党和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所在国的政治生活，但是，在某些民族关系复杂的地区，民族间的对立、乃至兵戎相见仍不时阻碍、甚或打断政治转轨进程，这在前南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斯洛文尼亚的武装冲突在欧共体的调解下只进行了三天便告结束，而克罗地亚的内战打了九个月，波黑的战事则持续了三年多，科索沃危机的升级更使南联盟遭受了北约极为残暴的空中打击，北约的数千枚导弹和两万多吨炸弹严重破坏了南的工厂、医院、交通和电讯等设施，难民人数激增。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孤立的国际环境，面对西方支持的反对党频繁活动和海牙国际法庭的威胁，米洛舍维奇在极力抵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侵略的同时，在国内加强了对军队、警察部队、经济命脉、乃至文化教育和新闻媒体的控制。西方所认定的南联盟在政治转轨方面的落后状况并未得到改善，政治转轨进程受挫。
同时，塞尔维亚和黑山在科索沃问题上相互指责。黑山坚持中立，避免了北约的大规模轰炸和西方的各种制裁，它还通过了与南联盟或塞尔维亚的公民权相区别的公民权利法，实行德国马克和南斯拉夫第纳尔并行的双重货币制，独立倾向日益加重。2002年3月，在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的斡旋下，塞尔维亚和黑山就未来关系达成协议，宣称新国家将以“塞尔维亚及黑山”为名，给予共和国更大的自治权，允诺其在三年后有权寻求更改共和国地位，南斯拉夫联盟又一次面临解体的威胁。
2001年年初，战火烧到了马其顿——一个曾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驻守下免遭战乱之苦的前南共和国。马安全部队与阿族“民族”半年多的战斗激化了马国内马阿两族间的矛盾，阿族组织反政府游行，支持“民族”，并在民主繁荣党之外，又组织了新党——民族，提出建立“马阿联盟共和国”的主张，马政局动荡。为缓解危机，2001年5月，在马主要反对党——社会民主联盟的提议下，包括阿族政党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成立，但马阿两族的对话仍十分艰难。阿族政党要求马当局停止对阿族“民族”的进攻，修改宪法，改变阿族的少数民族地位，加强阿族在参政、议政及文化、教育方面的权利，把阿族升格马“主体民族”，马族政党则坚持要将“马其顿人”写入宪法前言。在西方的敦促和斡旋下，马议会于9月通过了宪法修正草案，将宪法前言中“马其顿共和国是马其顿人的国家”一句修改为“马其顿共和国公民，包括马其顿人以及在马境内生活的其他民族，如阿尔巴尼亚人、土耳其人等，均负有法定责任”(注：新华社地位那2001年10月26日电。)，宪法修正案的审议并通过指日可待。可以说，在前南斯拉夫联邦中，除冲突迅速被平息的斯洛文尼亚的政治转轨得以进行外，克罗地亚、波黑的政治转轨刚一开始，就被战争打断，南联盟更是纠缠于前南地区形形的民族纠纷，政治转轨才刚刚起步，而马其顿则因阿族极端势力的介入导致了政局动荡，政府换马和宪法的修改。
与前南地区相比，捷克斯洛伐克的民族矛盾虽也引起了国家结构形式的变化，但这一变化是在和平中进行的，因此未造成其政治转轨进程的中断。其后，捷克共和国的民族成分变得较为简单，没有因民族分歧影响到政治转轨的推进。斯洛伐克境内的匈牙利族与斯洛伐克族的关系却很紧张，有时直接干扰转轨进程，如，1995年11月，斯通过语言法，把斯洛伐克语作为斯惟一的官方语言，引起了匈族的抗议和匈牙利的反对，导致国内政局动荡，而“如果民主制的巩固也能够被理解为社会上所有重要团体都需要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利益的话”(注：KarenDawishaandBruceParrott(ed.),TheConsolidationofDemocracyinEast-CentralEurop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234.)，斯洛伐克的做法则显然是有悖于所谓“民主制”原则的。
在主体民族占本国人口98%的波兰、匈牙利和阿尔巴尼亚(注：参见《世界知识年鉴》(2001/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12月版。)，国内的民族问题远没有上述几国那样激烈，匈牙利因境外民族而与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纠纷也因1995年3月和1996年9月分别与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签署的国家关系条约而得到缓解，民族问题对政治转轨进程的威胁不大。
民族问题论文篇3
[论文摘要]本文从丽江旅游业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了丽江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促进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引言
丽江拥有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古老的东巴文字、丽江古城、纳西古乐、茶马古道、白沙壁画等。伴随着旅游业的兴旺，丽江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特别是丽江地区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民族文化作为丽江人文旅游资源的代表，关系着丽江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对传统民族文化加以保护和传承。因此，要协调好发展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实现丽江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二、丽江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民族传统文化大量流失
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民族传统文化大量流失，饮食文化、土特名优、手工艺、民风民俗等在商品经济的充斥下正在消失。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外来人口的流动、转换、冲击，给当地的本土文化带来很大的冲击，现在的纳西小孩子都不学母语，而开始学四川话和昆明话，他们认为纳西语是对智利的一种障碍。即使在家里，也有好几个层次，往往是祖父母说纳西语，孙辈就不会说。伴随而至的色情、暴力等外来文化糟粕对丽江社会文化特别是对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冲击力不可低估。WWW.133229.cOm
（二）管理跟不上，落实不彻底
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不够全面、管理跟不上等，会给丽江旅游带来压力。在旅游发展中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的问题值得人们关注。对旅游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和开发，旅游景区的粗放式经营；旅游者的大量进入，超过丽江接待地的接待能力，超负荷运营，给旅游地的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的破坏等不能满足游客的需要。绿化不够、垃圾问题、河流污染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丽江作为云南重要的旅游中心，与旅游城市本身应具有优美环境的要求极不吻合。
三、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策分析
（一）政府主导
1．制定旅游发展和保护的总体战略规划
无论是从保护传统文化还是从提升旅游产业档次的角度着眼，都应带十分重视发展总体规划的作用。丽江旅游发展在开发和建设时建立“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精品资源和名牌，突出自身的优势和特点，确保丽江旅游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和在旅游市场上竞争力，实现旅游经营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从数量规模扩张型到质量效益型的转变，防止盲目竞争，遵循各种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规律性，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2．要营造和保护民族文化的生存环境，提高丽江居民的民族文化保护意识
通过政府的政策措施加强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工作，特别是要注意抢救濒临灭绝的民族民间文化形式，激发丽江人民的在民族文化保护上的忧患意识，宣传可持续的发展观，从思想上提高丽江居民的民族保护意识。加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完善旅游环境，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游客的需求。
3．从实际出发，制定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条例、法令等
把环境与发展问题落实到政策、法令和政府决策之中，以使旅游可持续发展建设走上法制化轨道，加强民族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政策和法令的强制命令，才能从根基上保证在旅游开发中保护民族文化，打击各种不文明的破坏行为。制定和完善丽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任务、政策、措施等。加强旅游法制建设和法律政策研究，努力运用旅游规划、法规和法律政策来调控和管理各种旅游经济活动，使整个旅游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成立专门研究组织等，培养专门的管理人才，政府财政提供资金保障
纳西文化大多被年纪很高的老东巴掌握，随着老东巴们年龄增长和去世，导致文化的传承受到阻碍。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成立研究纳西文化等的单位和组织，培养专门的研究和传承纳西文化的人才。纳西文化的研究和传承这样关系民族发展的庞大工程必须要有国家的财政保证。
5．发展文化产业，加强媒体宣传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发展民族文化产业，使他们为丽江民族文化的保护服务，文化产业我们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可以借鉴国外这方面的先进经验，优化文化产业市场，引导文化产业向正面的方向发展，对文化产业市场进行监督和控制。要通过各种公共活动向公众进行宣传，提高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
6．摆正政府在旅游发展中的位置
政府应该发挥其行政力量保证丽江旅游开发的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政府不仅需要在旅游失氛围的营造、旅游地形象的塑造、旅游营销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还应该致力于提愉管理水平、增强管理效率，保证旅游业的正常、良性运行。政府的职能决不仅仅是发展经济，在社会发展、文化变迁等方面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职责。
（二）民间参与
1．以家庭为单位向年轻人传授民族传统文化知识
进一步做好传统民族文化资料的整理工作，继续收集、整理、制作各种民族文化仪式的音像资料，通过传授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积极对内对外宣传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进行传授工作，培养人们的忧患意识，促使纳西文化的永续传承，为把丽江建成世界级的精品旅游胜地培养其保护意识。
2．积极参加民族传统节庆、祭祀活动
传统节日以习俗的力量让民众自动在同一个时间经历相同的活动，在相同的仪式中体验相同的价值，一个共同的社会就这么让人们高兴地延续下来。这就是传统节日最经济、最有效的生活文化再生产功能。清明、端午、中秋、重阳作为假日，一方面更能够实现刺激消费的目的，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中华民族的若干重要的价值有更好的机会在生活中自然地传习。
3．保护中创新，适应时展要求
尽可能地把高新技术成果运用到旅游业发展上，保护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使旅游可持续发展建产立在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物质基础之上。发展民族文化产业，开发东巴文化产品。运用影视人类学的原理，抢救、整理、复原、摄制几个重要的东巴仪式。强调文物保护，珍惜旅游资源，丽江古城的历史文化风貌是发展都市旅游最重要和最珍贵的旅游资源。
4．发挥非正式组织的优势，政府和民间互相监督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团体、旅游企业、科研机构和政府部门的作用,明确各自应承担的义务，发动全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到旅游可持续发展中来，监督政府工作，为政府工作提出可行性意见和建议。鼓励社会团体、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依法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基金，专门用于旅游资源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海外社会团体、个人通过捐赠等方式在我国设立旅游资源保护基金。
四、结论
旅游是人们为了不断完善和充实自身而产生的一种高层次的追求，文化是旅游的基础和主要内容，丽江发展旅游业应该加强利用“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优秀民族资源，协调民族保护和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贯彻可持续的旅游发展观。
参考文献
[1]刘瑾，纳西文化空心化旅游商业化如何保护传统[m]，昆明：云南出版社，2003
民族问题论文篇4
[关键词]彝族;散存少数民族档案文献;口述档案;人才与技术
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少数民族政权、群体及个人在其发展过程中从事历史、文化、宗教等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古籍、文书、印章、碑刻、摩崖、金文、竹简、木刻、骨文、民族声乐、民族礼仪、民族手工艺等不同形式的能够反映其历史、经济、军事、宗教、历法、哲学、习俗等诸多方面发展轨迹的历史记录。2000年，国家档案局启动“遗产工程”项目，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全面开展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此，全面积极地保护我国少数民族珍贵档案文献对于促进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顺利进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档案文献的散存现状分析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西南部滇川交界处，下辖一个县级市（西昌市），15个县以及1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总人口473.04万人，境内有汉、彝、藏、蒙古、纳西等十多个世居民族，少数民族人数占了总人数的52.45%，且少数民族人口比重还在不断上升，是我国最大的彝族人口聚居地。凉山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文化氛围浓郁，历史悠久，保存下来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州县档案馆藏有3400卷彝文档案;木里县档案馆收集到140件藏文档案和84册纳西族东巴文档案。其中彝文档案以毕摩文献为主。是彝族祭司毕摩们在长期的仪式生活中收集、整理、创作的民间典籍文献。它用古彝文写就，并以手抄形式在仪式生活中代代相传和使用，内涵丰富、包罗万象，是彝族历史文化精髓中璀璨的明珠。随着对凉山民族文化活动的关注度日益提高，以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文化为主题的音像记录片也越来越多，2010年内蒙古卫视的《五彩云霞大凉山》系列纪录片、华数影视出品的《寻找天籁―凉山彝歌》系列纪录片、彩虹公社慈善公益活动行走大凉山《彝红》系列纪录片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转型进程的加快，这些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不但受到来自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还受到了相关机构和人才的制约，损毁和流失现象严重，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以及精髓传承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凉山州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收藏的彝文毕摩经书多达1000多卷，可保存完整的经书只有341卷，残缺比重达到66%;凉山州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语委）收藏的少数民族古籍经书多达3000多卷，全部散乱堆放在一间不到100平米的角落仓库里，大部分经书已残缺，难以辨认;西昌市图书馆虫患严重，多幅价值连城的古字画被损毁;普格县耿底阿都长官司祖茔的墓志原有“都天锡墓志”、“都安氏墓志”等七方墓志，这些墓志载录了唐代的著名落兰部的后裔阿都长官司家族在凉山的世袭、生活、生产等源流状况，现今都氏祖茔墓地已被掘毁，重要的碑刻、墓志均已散失;凉山州许多珍贵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现状不容乐观，相关抢救保护工作形式严峻。
1.1档案遗产丰富，民族特征浓厚
凉山彝族自治州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以语委及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的馆藏最为丰富。“西昌市民族档案要属我们这里最多，保管条件也相对较好，我们这里可以算是西部数一数二的文物保管场所了”。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副馆长邓海春学者在接待笔者时热情的介绍道。其中语委的收藏主要表现在“族谱”及“家谱”档案的种类繁多且详尽，但是直到目前为止族谱内依然只有男性成员的记录，女性家族成员并不具有名列家族族谱的“资格”;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的馆藏则以毕摩文化为主，共收藏了1000多卷的毕摩经书，同时馆藏四块碑刻，其中包括两块国家二级文物碑刻及其拓片;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局拥有经书、印章等珍贵少数民族实物档案448件;以美姑镇为代表的下辖乡镇，则保留着更加原始的彝族档案文献材料，数量庞大，价值惊人。
1.2保护环境简陋，保管条件落后
凉山彝族自治州奴隶社会博物馆，建筑面积为5200m2，其中展厅2500m2，库房300m2，档案文献保管面积达到2800m2，保管条件也较为先进，档案文献的存放载体采用的是市场价值4000/台的钢制文物保险柜，并装有微波监控防盗仪、悬挂式六氟丙烷气体灭火器以及二氧化碳探测器（俗称烟杆探测器）。但是，除该博物馆之外，其余档案文献保管单位的保护环境和保管条件均达不到基础要求。语委采用的存放载体依然是木架，库房面积不超过100m2，且四周除门外全部密封;凉山州档案馆除门之外四周全密封，存放载体为密集架，装有空调和湿度仪，但消防设备依然停留在干粉灭火器阶段，库房面积大约为430m2;西昌市档案馆存放载体均为木柜，配备干粉灭火器，防光防尘设备为窗帘，防虫设备为樟脑丸，无温湿仪器，库房面积约为700m2;凉山州图书馆存放载体为木架及少量铁架，配备干粉灭火器，防光防尘设备为窗帘，防虫设备为樟脑丸，无温湿仪器，展厅面积为1000m2;西昌市图书馆设备与凉山州图书馆类似，唯一区别在于西昌市图书馆配备90m2的库房，无温湿仪器。“干粉灭火器+窗帘+樟脑丸+风扇”的组合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凉山州和西昌市众多民族档案文献保管单位保管设备的“标准配置”，而很多拥有更多民族档案文献资源的下辖乡镇则连这些“标配”都不能提供。
1.3保管现状堪忧，散存现象普遍
保管条件过于基础，多数档案文献自然损毁进程较快而得不到有效缓解，一些濒危珍贵档案文献甚至由于保管条件实在有限而得不到任何一点的救助，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的毕摩经书在条件实在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实行装袋密封保存以暂缓其损毁进度;西昌市图书馆相当数量的濒临彻底损毁的档案文献古籍苦于经费问题得不到有效救助，只能无奈放任损毁;同时民族档案文献散存状况严重，绝大部分的民族档案文献由于世袭或是其他因素依然留存在家族、个人、寺庙、宗教或民族中上层人物手中，凉山州相关档案机构所收集的5000多卷毕摩经书只是凉山彝族自治州所存量的很小一部分而已，绝大部分的彝族档案文献都散落在下辖的乡镇之中，收集工作难度大。“凉山彝文化资源相当丰厚，档案文献多为散存，且不愿上交，而且我们只有单位拨款，并没有专项基金，因此经书的数量每年都在锐减，现在迫切需要相关经费来对这些宝贵的档案文献进行保护，而且亟待建设凉山州彝族古籍保护中心”凉山州语委古籍编译科副科长依火布都和凉山州昭觉县语委主任阿吉拉则均对凉山州目前的民族珍贵档案文献资料保存现状表现出了迫切的担忧。
1.4口述档案的整理工作和档案数字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
2005年起，国家倡导开展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工程，同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部分民族档案文献收藏机构都响应国家号召，开始着手进行档案数字化和信息化等档案电子化工作，西昌市图书馆档案电子化进程相对较快，预计一年内可以将所藏民族档案文献全部录入计算机系统，但大部分收藏单位的数字化进程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已经开始进行口述档案的相关整理工作，其他单位亦有相关意识，均处于起步阶段。
2.影响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档案文献集中保护的不利因素
2.1民族档案文献保护意识薄弱
首先，除少数单位的相关档案文献保护人员外，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族档案文献保护意识大多薄弱，大多数收藏单位对于开展馆际互借或者馆际合作交流保护以及将濒危档案上交至具有更好保管条件的上层档案馆进行拯救保护工作的建议或要求持有保留态度，而相当一些收藏单位面对上级的征购行为表现出强硬的态度――“坚决不交”，只有凉山州语委、昭觉县语委等几个少数保管单位对于上级单位的征购或移交表现出可以商榷的态度。因此凉山州民族档案机构文献保管机构的来源多为借来誊抄之后归还。这些单位及个人对档案文献抱有严重的“自有资产”的价值观，认为档案文献是自身机构的自有固定资产，宁愿任其自然损毁也不移交档案馆保存。这种意识不但不能暂缓珍贵民族档案文献的自然损毁进程，还可能对档案文献本身造成更加恶劣的影响。1999年6月7日国家档案局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第27条规定：“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其次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迅猛，相关法律法规尚未健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法律意识较为薄弱的收藏者不免进行私自倒卖活动，更有甚者将祖国的民族档案文献遗产走私给外国人，以牟取更高的利益，这种行为不但影响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更加重了我国民族档案文献海外追索工作的负担。
2.2档案馆保护主体缺乏政策法规与经费支持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绝大部分的民族档案文献收藏都集中在博物馆和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这些单位根据自己的工作职能与性质收藏了大量的民族档案文献资料，而凉山州下辖各个乡镇的机构收藏也集中在各县级语委和博物馆，凉山州档案馆及下辖各乡镇档案馆在此方面的收藏量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与档案馆室部门在民族档案文献方面权威的职能性不符。具体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档案馆对于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意识不够重视，工作重心主要集中在现行档案的管理方面，另一方面是档案馆作为民族档案文献资源收藏工作的主体，缺乏相关政策法规来支持，致使许多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散存在缺乏保护条件的文化馆、史志办、民委古籍办、群艺馆等单位，极不利于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集中保护。
同时，经费问题也颇为严峻：西昌学院图书馆设有专项的图书采购经费，但下属彝文特色书库则没有专项基金;凉山州语委每年有50万的专项基金用于彝族家谱牒籍的出版，计划从家谱方面推广彝语，但在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方面只有少量的单位拨款，并没有专项基金;西昌市档案馆在特殊情况下享有单位的拨款，但是对于民族档案文献并没有专项基金;西昌市图书馆甚至连濒危档案的特殊拨款都没有;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局享有每年3元/卷的固定拨款，但依然没有专项基金用于保护文献、改善设备;而各方面条件最为先进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每年有40万的专项拨款用于档案、文献、文物的采购和保护，但这对于庞大数量需要被保护和修护的档案文献资源来说还远远不够，连续多年上交的专项基金申请也一直不被予以批准;经费的严重不足，一方面加大了少数民族珍贵档案文献的征购难度，不能有效缩小散存范围，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购置先进设备的难度，甚至不能满足于基础设备的采购，珍贵档案文献材料得不到科学保存，濒危档案文献损毁进程得不到有效缓解。
2.3专业人才欠缺，保护设备落后
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民族档案文献保管机构设置较为混乱，职能分工不明确，进行档案保护、档案保管以及档案技术工作的都是同一批员工，有些机构甚至一名员工兼管了所有的档案保护、保管、技术、卫生等日常工作，直接造成职能分工的散乱和档案保护工作效率的低下。并且在这些民族档案文献保管单位中从事档案文献保护、保管和相关技术工作的几乎没有专业对口的人员，绝大部分都是其他不相关专业毕业，部分人员经过就业再培训项目进入档案文献管理领域的，极少数专业相关的人员也是毕业于类似“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边缘专业，严重缺乏专业知识和档案意识;从对档案库存的整理、价值的鉴定以及保护工作的步骤都严重缺乏科学、专业的指导，从主观上也对凉山州民族档案文献保护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很多濒危档案文献目前自然损毁状况很严重，我们亟需懂得文献保护技术学、古籍修复学、档案信息化或者其他相关专业的方面的专业人才来抢救弥足珍贵的少数民族濒危档案文献”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副馆长邓海春学者解释道。
凉山州不论是州级收藏机构还是县乡级收藏机构，目前能够提供的都是极为有限极为基础的保护设备，电风扇和樟脑丸更是通用保护设备;整个凉山州，只有凉山州奴隶社会博物馆一家保管单位装有气体灭火器和气体探测仪，其他单位全部还停留在干粉灭火器阶段;另外除了此博物馆装有钢制文物保险柜外，其余的各个保管单位均使用木制存放柜;空调和湿度仪此类“高端设备”更是难以见到，这些档案文献保管部门无一达到国家所规定“三室八防”的标准，严重影响了档案文献的保护、保管、修复、利用等工作。
3.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档案文献保护对策
3.1完善政策法规，设立专项基金
《档案法》第16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者应当保密的档案，档案所有者应当妥善保管。对于保管条件恶劣或者其他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严重损毁和不安全的，国家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权采取代为保管等确保档案完整和安全的措施;必要时，可以收购或者征购。前款所列档案，档案所有者可以向国家档案馆寄存或者出卖;向国家档案馆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出卖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严禁倒卖牟利，严禁卖给或者赠送给外国人。向国家捐赠档案的，档案馆应当予以奖励。”《档案法》第24条规定：“倒卖档案牟利或者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档案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我国档案事业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档案法》，并根据档案法的相关条例制定相应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法规，并严格遵守，让凉山彝族自治州丰富的档案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并坚决打击一切非法走私倒卖档案遗产的不法活动。专项基金是档案文献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合格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完善的制度、优秀的人才、核心的技术无一不是建立在“专项基金”的基础之上，凉山彝族自治州虽然少数民族档案文献丰富，但是相当一部分是属于濒危档案，面临着彻底的自然损毁或人为损毁，如果没有专项基金来拯救这些珍贵的濒危民族档案文献，那么就意味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将会日益流失，历史将彻底成为历史。因此设立凉山彝族自治州濒危档案救助专项基金这一需求显得尤为迫切。
3.2重视少数民族档案文献资源保护工作
档案文献相关单位应该明确档案与生活息息相关，公民享有查阅档案的权利。《档案法》第3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护档案的义务”。为了更好的利用档案，发挥档案的价值，相关单位在进行档案收藏工作的同时也应该做好档案宣传工作，宣传普及保护和利用档案的知识，特别是在凉山州民族档案文献资源如此丰富的地方，普及档案知识，提倡全民参与，一起利用档案保护档案就显得更加必要了。尤其是对于那些不愿意上交档案的收藏者，让他们学习一定的档案保护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暂缓其自然损毁过程而不是无知的用错误的保管方法加速其损毁过程。
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研究所，从档案文献保护利用的角度看，都是同宗同源，馆与馆、局与局、所与所之间不仅具有共同的社会职能，发展方向，技术方法还有着相同的社会效益，加强馆际合作可以互相交流馆藏经验，互相借鉴方法技术，促进馆际间的共同进步。目前我国的馆际合作项目由于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要充分正视馆际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借鉴发达国家的实践操作经验，及时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尽力完善档案文献保管单位的基础设置，力求给凉山州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一个全面的基础保护，在经费允许的情况下，还可引进悬挂式六氟丙烷灭火器、二氧化碳探测器等先进保护技术设备;注重相关专业人才的引进、培养和培训，力求给予凉山州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更加专业的保护。2004年，《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提出，采用课堂讲授、函授、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分级、分期、分批对“保护工程”有关管理人员、专业人员和民族民间文化传承人进行教育培训。专业人才可通过院校培养、政府培训、社会办学以及师徒传授等方式进行，同时还要搞好民族文化传承人的“救人”工作，培养大批民族档案文献遗产的传承人。
3.3加大征集、集中保护力度，建立地州级档案馆中心库房
凉山州丰富的少数民族档案文献资源主要分散在下辖各乡镇相关收藏单位、民间寺庙、宗教组织、民间领导者、当地乡绅、群众以及个人手中，当地政府部门与相关的档案保护机构可以通过普查、征集、征购、复印、誊抄、拍摄、拓印等方式将其收集到相关单位珍藏，根据具体的现实保管条件，尽量争取集中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或语委等权威单位进行集中保护，从而暂缓这些珍贵档案文物遗产的自然损毁进程以及避免其再次流失。
由于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文献遗产的民族特殊性，政府还可以和相关保护单位合作建立配备先进设备的地州级中心库房，以便对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材料进行科学的、专业的、统一的、系统的收藏与管理。地州级中心库房应参照省级档案库房建设标准，根据国家档案馆要求，库房应做到三室分开（阅览室、办公室、档案库房），档案库房要做到防火、防尘、防虫、防盗、防雾、防光、防潮、防高温八项档案保管要求。此外，还应配备具有管理能力及专业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对档案中心库房工作进行科学管理与技术指导。
我国《档案法》明确规定：“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人员移交，实行统一集中管理，任何人不得据为己有。”实行档案文献集中管理是档案工作的基本原则。档案散存，多头管理，不但不利于统一保存利用，而且丢失损毁的威胁增大，弊多利少。目前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档案文献散存现状不甚乐观，分散保管条件不一，不论是出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初衷还是站在发扬传承民族精髓的角度，集中保护，统一管理都是最科学的选择。地州级中心库房配备相对完善的保护制度，先进的人才设备，同时形成一个完整集中的档案信息体，能够满足不同标准不同层次的开发利用，对全面促进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3.4加强关于口述档案的抢救工作
口述档案是指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在从事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活动中产生的具有保存价值的，由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亲口陈述的文字、声像、图表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通常为录音或录音的逐字记录形式。相比其他档案，口述档案显得更加真实与形象，而且我国众多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各异，一些偏僻少数民族的文字甚至很难被认出，因此口述档案似乎已经成了唯一可以记录历史的方式。在凉山彝族自治州大部分族人虽然日常交流都是使用彝语，但这并不是原始的正宗的彝语，而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统一策划制定的国家标准版的彝语。随着各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加深，部分少数民族的语言、工艺、舞蹈、歌曲等民族精髓文化也面临着彻底消失的危险。因此，利用声像技术把现存的一些不便于用文字表达的档案加以记录保存，为这些民族文化精髓做一个永久的留存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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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论文篇5
一、怀疑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问题即已凸出。1982年佟德富等发表《谈谈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一文，即明确强调在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两年多来碰到的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其中首要的即是中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问题，因为有些人“抱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在以后的研究中，这一问题被逐渐深化，依次形成了几个紧密相关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无的问题;如果中国少数民族有哲学，在什么形式下有的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少数民族其他文化形式有何关系;如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何价值……正是这些问题的展开，深化了人们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认识。到新世纪初起之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问题即已由价值判断转化为事实判断，即转化为对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范式选择的合理性问题。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无的问题，有全面否定论和部分否定论两个层次。前者强调中国少数民族都没有哲学，后者强调只有先进民族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这一问题最先发生在蒙古族哲学研究中，因为在中国首先倡议蒙古哲学史研究并列入整个学术规划的是内蒙古哲学界，因而蒙古族有没有哲学和哲学史即首先被学界怀疑13146，并有种种议论|312。后来在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都曾先后发生过这一问题，如有学者认为朝鲜族没有或少有专门哲学著作而强调其不可能有或少有哲学思想141;新疆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史也不过是与宗教掺合在一起的、毫无价值的大杂烩，在哲学史方面很难开口15;土家族哲学研究则被直接否定166;其他各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也都差不多遇到过这一问题，以致于有的就加以存而不论，如佟德富等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71中即没有讨论这一问题;黄庆印在《壮族哲学社会思想》中也是直接肯定壮族有自己的哲学思想1817笔者在《土家族口承文化哲学研究》等书中也没有讨论这一问题。其他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肯定中国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有反映本民族特点的哲学思想或哲学思想萌芽，并且是中国哲学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持肯定论者居多，有学者甚至认为，否认中国少数民族有哲学是一种主观偏见，而且积习太深，特别顽固，因此更需要解放思想。研究结果表明，各国民族也都有自己的哲学史，一些学者之所以强调只西方有哲学史而东方没有哲学史，正在于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欧各民族的哲学创造物有不少本是起源于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哲学1111；那些强调只先进民族有哲学而后进民族没有哲学，如说蒙古人在“精神智力方面没有发展，没有独立思维能力”“单纯地追求宗教思维”“对哲学稍微有些爱好”等等，可是事实也证明蒙古族有自己丰富的哲学思想。据笔者手头所掌握的现有研究资料，白族、苗族、纳西族、朝鲜族、回族、彝族、土家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都已写出了自己民族的独立哲学史，有的民族还形成了自己的多部哲学思想史著作，强力地证明了中国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思想。总之，中国少数民族有无哲学的问题长期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哲学界，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界。
综观产生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原因，避开某些文化中心论因素的影响外，有三个因素起着关键作用:一是西方哲学重点关注问题及相应思维方式的影响，二是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惯性，三是客观上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缺乏研究。1141
二、归化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问题，一是有无哲学的问题;二是中国少数民族有什么哲学?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特殊类型问题。从本质上说，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类型，也就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一般哲学，其中特别是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目前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代表说或融合说、多元一体说、汉族哲学说等三种类型。
一是接受汉族哲学说。这是在蒙古族哲学、朝鲜族哲学、土家族哲学等研究中都曾遇到的问题，表现为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即使有哲学思想，也是从汉族那里接受过来的，实际上就是汉族的哲学思想。
二是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已故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集》序中以肯定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共同的创造成果为前提，强调中国哲学史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认识史，因而现在的中国哲学本身即包括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内，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已融入中国哲学中，讲中国哲学即亦代表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虽然他强调“少数民族的哲学应当成为中华民族的哲学的组成部分，但他同时也强调“汉族是许多兄弟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历史上并不存在‘纯汉族’。中国哲学史上的优秀哲学家、思想家，不应当只看作汉族的，他们也属于所有兄弟民族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这一思想的更高认知，是人类思想代表说，即强调“每个具体的哲学家虽然属于一定的民族，但我们研究哲学史，却不应把他看做仅仅属于某一民族的哲学家，同时也要看到它代表着全人类的先进思想。
三是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伍雄武先生以中国民族关系、中华民族结构（格局堤多元一体的实际为出发点，同样强调中国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的多元一体关系，强调我们既应分民族地深入研究各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又应开展各民族思想关系史的研究，“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171这一说法的基点是承认各民族有自己的独立的哲学，如佟德富、金京振等。
笔者认为，哲学史研究，同时也就是哲学研究，它必须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不会是别的。也就是说，研究者必须有自己的哲学观渗透进自己的哲学史研究中。因此，希望人们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定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是困难的。但是，从中华民族的哲学关系而论，应特别强调的是两个基本关系：一方面是随着“用夷变夷”的进程，中国诸少数民族在逐渐融入“汉族”过程中，也的确把自己的哲学带进了“汉族”，成为“汉族”哲学的一部分，以致于不能说出这些哲学的少数民族特性，如土家族先民范长生、鹖冠子，回族学者李贽等即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中国哲学中并没有一个单一的汉族哲学，而是以“汉”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哲学，即少数民族融入以后的哲学已不再是“少数民族哲学”而是“中国哲学”。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各少数民族一般都有数千年以上的“土著生活”即使是那些“用夷变夏”的汉人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也仍然成为该少数民族哲学的传承者，并带入相应的“汉族”哲学，从这个尺度认定，则我们所说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其中显然也有“汉族”哲学的因素，但其主体却仍然是少数民族的，因而可以用“前中国哲学”来称呼。总之，在“华夷之辩”的框架下，“夷”变而为“华”则是“中国哲学”;相反也可能有“华”变而为“夷”的情况，如不少原来的汉族融入少数民族的情况。这样，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即发生了“中国哲学的多民族背景”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前中国哲学背景”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即可解决“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问题。显然，据此而论，融入说、汉族说都是片面的，而多元一体说似又过于笼统。因为这一问题的本来意义即是“华夷之变视阈的中国哲学”问题，这一问题所要解决的有三个基本方面:华夷之变——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文化尺度，这里要解决“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的问题；中国哲学的多民族文化渊源，这里要解决的是目前“中国哲学”中的多民族文化根基问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对象、性质等一般问题，这里要解决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独特性问题。
三、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实质上解决的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什么形式下存在的问题，笔者此前曾概括为范式说与文化内部构成说两个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要素论证说。根据近年的研究进展，实质上可以概括为四类解决方案，即范式说、阶段说、层次说、广狭义说等。
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何以可能”问题成为人们自觉的关注对象后，解决这个问题即产生了改变范式的理路，如“中学西范”等。从本质上说，范式说是根据不同哲学观来评定中国少数民族是否有哲学的问题。黑格尔曾说过：“哲学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与别的科学比较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缺点，就是我们对于它的本质，对于它应该完成和能够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大不相同的看法。据此，笔者在《20世纪土家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中曾专门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并区别了“不同哲学观对哲学合法性的讨论”。而传统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实可概括为三类范式:一类是传统教科书范式，坚定地承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并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解模式和概念框架分析问题，笔者也曾有过这种尝试。这种范式还包括从教科书的哲学定义出发否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从而放弃在哲学意义上探究民族文化。一类是生存论范式，即把哲学理解为“以某种文化样式对关于自身存在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某种形态的哲学存在。所以，少数民族哲学即“是存在于少数民族各种文化样式或'文本’形式之中，以少数民族哲学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各种独特方式……为中介，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思索和'觉解’。三类是思想权力说。宝贵贞即强调“哲学是一个民族思想的权力”。他以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为前提，阐明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所特有的哲学思想。
在范式说之外，较普遍的申论形式是用“哲学”的层次关系求得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其中有两层次说者主张中国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的丰富多样的物质文明和灿烂的精神文明，其中的核心即是各民族鼓舞自己的精神力量和维系群体的精神纽带，这种核心凝聚为观念、结晶为理论、升华为体系即是哲学，而其中有的虽未成体系却深涵哲理，则可称为哲学思想122、有三层次说者如刘蔚华先生主张哲学观念、哲学思想、哲学是各少数民族哲学的基本层次，有的处于观念层次，有观念而系统者是哲学思想，从理论上回答哲学终极问题者是哲学。在三层次说中，伍雄武先生则以哲学、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三层次来加以阐明。124笔者也同样讲哲学的三个层次，但却是基于哲学问题来认定的，即哲学之思本身就具有层次性，第一层面的问题即哲学本体论问题、哲学认识论问题;第二个层面即历史观和文化观上的问题;第三个层面即政治哲学层面。不能用没有一个层面的问题来否认其他层面的哲学存在性。有四层次说者主张依据哲学产生、发展条件的完备程度及哲学本身发展的水平而划分为“哲学观念一哲学思想一哲学理论一哲学体系”。肖万源也强调以层次性方法分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以免误认少数民族无哲学，并可实事求是地研究、评估少数民族哲学。
与层次说同时运用的是广义狭义说，如一些学者从古今中外哲学史的比较中，特别是从哲学思想资料来源的分析中，首先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应用哲学、宗教哲学、民间哲学等，并据此强调理论哲学史是狭义哲学史，其他几种形式的属广义哲学史，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则可归入广义哲学中。这样既解决了少数民族有无哲学的问题，又衡定了少数民族哲学的发展水平。与此说相应，笔者则以哲学理论的阐明有理论阐释和理论运用两种形式、哲学在存在形式上可分为学术的和日常的两部分来立论，强调不能用一种存在形式否认其他存在形式。
与上述论说方式相异，还有一种哲学发展的社会阶段说，即夏里甫罕阿布达里在《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26]中认为，从社会文化发展程度这一视角来看，诗歌民族大多处在传统社会、传统文化发展阶段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社会文化阶段，与哲学民族比较，显然处于比较落后的阶段。我国各民族都还处于诗歌民族阶段。准确地说，处于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型的漫长而复杂的阶段。据此而言，整个中华民族都应该是还没有哲学的民族，是非哲学民族。与此相对，张天鹏在《从求善向求真的转变一兼评<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转变>》中则又提出了另一种横向划分：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从求善向求真的转变，而不是从诗歌民族向哲学民族的转变。其中“求善”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宗旨，而“求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宗旨。
关于上述的范式说，笔者曾强调，范式说本身并不能说错，但对范式的选择性却有合理性的问题。因为我们谁都有接受或信仰某种哲学范式的权力，并且也能据此体现哲学史研究就是哲学研究的真实意义。而上述层次说与广义狭义说的共同特征则是着眼于从文化的内部结构来分析，其中后者则更强调从哲学的结构来分析。严格说来，这是一种文化哲学的分析范式，仍然可以归入哲学范式说中，如蔡茂生在《民族文化建设的哲学审视一“文化哲学与民族文化建设”研讨会纪要》等中，实际上即提出了“文化哲学”的存在形式问题等。至于发展阶段说，可以认为是基于民族思维发展水平的论证，从理论上说，还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即是否坚持或承认所有民族都有哲学的问题。当然，上述分析也并不是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形式的全部方面。不过，所有这些努力都告诉我们的是:无论是范式说还是层次说，也无论是广狭义说还是社会阶段说等，都在执着于探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而关键在于找到一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恰当存在形式的分析路径。
四、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根据
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根据，首先即是一个哲学观的问题。故早在1982年佟德富先生即强调“少数民族有无哲学思想的争论，实质上是如何理解或看待哲学的问题，它也涉及到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等问题”1112他由此强调哲学“是关于整个世界一般规律的自觉、完整、系统、严密的观点，即关于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这一思想在他与金京振共同撰写的《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中也得到了体现。141但是，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哲学观而各自提出了不少的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根据，如佟德富等提出了条件成熟说、存在形式说、社会贡献说、相互影响说;伍雄武先生则强调了实践论证、文化核心论证、哲学事实论证;笔者则提出了客观依据、理论依据、现实依据、构成根据等论说121。综合诸家所论，以下论证可以说是比较被接受的。
实践论证说认为: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也不论其历史长短，只要它战斗过、拼搏过，它就一定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之精华一哲学思想。有学者还直接与人们的生活实践相联系提出论证，强调“哲学不是神秘的'玄哲’，哪里有社会生活、有生产、有社会意识，哪里就有哲学。
文化核心论证说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多方面的、丰富多彩的，这些众多的方面又总是由某些深层的、普遍的、核心的观念把它们贯穿和联系起来，整合、建构成为有机的文化整体。“这种贯穿各种文化形式中的深层、普遍、核心的思想观念，就是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哲学观念在文化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互不相同，但是，贯穿着深层的哲学观念，这一点是各民族都相同的。如在维吾尔族高度繁荣、发达的音乐、歌舞之中“应有深层的哲学观念”;古代傣族有繁荣、发达的叙事长诗，“其中自有某种深层的观念”;藏族的佛教、维吾尔族和回族的伊斯兰教或傣族的佛教“和哲学的密切关系”也是十分明白的事实12213。总之，我们“要从文化中来发掘、认识和评价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
哲学事实论证说认为:经过各民族学者、专家的努力，我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所取得的一大批引人注目的成果已让世人能够看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有悠久的历史”，“少数民族哲学史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12214至于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有无哲学史的问题，就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只要
拿出实际的研究成果用事实来说话即可。
哲学产生条件论证说认为:各民族能够形成哲学的基本条件是已进入阶级社会、有了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有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及一定发展程度的科学文化知识等。这一思想直到20世纪90年代，仍然是被学界坚持。其他如有学者分析蒙古族有没有哲学思想问题时即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哲学思想产生条件的分析，基本内容与上述略同。
发展水平说认为:不能因历史上的哲学原始和朴素而否认哲学思想的存在，如对古希腊哲学苛求，对少数民族哲学也不能苛求。也就是说，不能把哲学发展的水平作为否定哲学存在的理由。
存在形式说认为:科学文化与理论思维较发达的民族能产生专门的哲学著作，但不能由此判断其他民族不可能有或者很少有什么哲学思想。这实质上是阐明哲学思想的载体问题，笔者认为应分两个方面，一是以什么文献形式存在，一是以什么话语或符号存在，后者包括范畴、行为。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及《蒙古源流》、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等都有珍贵的哲学财富1114—5。这一论证也为《应当重视朝鲜族哲学及社会思想研究〉一文所坚守。总的结论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1131。
社会贡献说认为:哲学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最高成就和理论思维的最高发展，不能设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曾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少数民族竟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作指导。这正象“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1291应该说，从时展及其贡献的角度，认为应有哲学指导，这是以果求因的方法。
文明生活必须品说认为:哲学究竟是为人们用来干什么的学问一是一般文明生活的必须品，还是高级文明生活的奢侈品？如系前者，它在历史上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它在历史上的各该条件下形成的外表形式是怎样的？这些问题弄清楚了，才可以求得本题的正确答案。作者坚持哲学是生活必须品，因而各少数民族都应有自己的哲学。这正像日本著名作家中江兆民的一句名言所说：“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
民族问题论文篇6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政策；实践；创新
经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关于符合国情的民族理论和政策。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国家，大都面临着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的现实需要。事实上，民族问题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目前世界的主要问题，有的民族问题甚至成为全球性的热点问题。
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中国来说，民族问题从古到今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关系到祖国的统一和边疆的稳定，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因此，新中国一贯重视民族工作，系统地阐明了新中国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成为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把56个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安定团结、经济腾飞、民族复兴奠定了基础。构成了今天“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一、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
1.新中国成立时期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首先来自于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曾照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观点，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主张实行联邦制。1931年中华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指出，中国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承认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为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是在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影响下，做出的政治决议。此时，中国共产党对国情了解并不深刻，做出这个决议是缺乏现实依据的。在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适合我国民族状况的民族理论与政策。1936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族区域自治这种符合中国实际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方式，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成立，这是我国的第一个自治区。1949年《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及以后的《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2.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中的最大失误发生在文革时期，以批判李维汉的投降路线为导火索，我国的民族工作开始受到严重冲击并陷于瘫痪。林彪、“四人帮”集团否认社会主义时期存在民族问题，进而否认其他民族理论与政策。当时各级民族机构基本上都被撤消了，许多民族干部遭到迫害，民族工作处于停止状态，出现了强迫少数民族改装易服，攻击传统习俗，砸抢宗教活动场所，强迫僧人还俗，不许人们信教等行为，引起了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人们的强烈反抗。文革结束后，国家立刻恢复了党的民族工作，纠正了一些错误做法，制定法律，切实保障少数民族同胞的各项权利。切实贯彻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政策。
1978年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这极大的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繁荣，同时也给民族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改革开放加强了沟通和联系。我国“民族自治地方边境线长达1.8万公里，占我国边境线的86%，内蒙古、新疆、西藏、云南、广西五省区与俄罗斯、印度、蒙古等15个国家接壤，有34个民族跨界而居，他们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都是双向交流开放的有利条件”。
3.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和全球化趋势并行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紧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在国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建立，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江总书记在总结中国数千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分析时代特征，指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则政通人和、百业兴旺；国家分裂、民族纷争，则丧权辱国，人民遭殃 ”，还提出了“民族宗教无小事”、“三个离不开”（江泽民将原来我国民族关系“两个离不开”思想扩展为“三个离不开”， “在我们祖国的大家庭里，各个民族的关系是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等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与政策，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工作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依据我国改革开发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形成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政策。这一时期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涉及民族问题，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发展，以及民族工作等多方面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深刻的科学性、突出的实践性、完整的系统性。
4.进入21世纪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的现实国情，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求真务实地向前推进。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民族问题的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进行了发展和创新。主要包括4个方面：民族定义“六要素”理论；21世纪民族工作的主题——“两个共同”理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三个不容”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八字”概括。这些理论与政策是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新发展，体现了21世纪中国共产党在处理我国民族问题上与时俱进的品质。
二、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
1.毛泽东的民族思想
民族问题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正确处理民族问题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其中，毛泽东作为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半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从维护中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了很多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独特的理论和政策，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各民族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反对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无论大汉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都不利于各民族人民的团结，这是应当克服的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三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民族平等是实现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是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前提条件。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特别是经济发展，又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物质保障。支持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坚持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
2.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对民族问题的实质进行了下达的定位。1979年6月15日，邓小平同志在题为《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开幕词中，对我国民族关系的新变化，做出了明确的阐述：“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表述：“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必须明确认识，现在我国的民族关系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曾对外国来宾郑重声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它的形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同步，包括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问题，社会主义新型的民族关系，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生产力，民族区域自治等主要内容。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有别于毛泽东思想的民族理论，是新时期处理我国民族问题的指南。 转贴于
3.江泽民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研究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针对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内新形势，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提出了一系列新概括、新论断，形成了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民族理论与政策。江泽民民族理论与政策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有一系列重大突破与创新之处。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科学地界定了民族问题的内涵，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基本特征，科学地回答了怎样解决我国现阶段的民族问题，并指出了新时期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江泽民同志在第一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对民族问题的内涵做出了科学的界定，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这个论断阐明了民族问题的内涵至少包括四个方面，即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一个“发展”，三个“关系”。
4.胡锦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基本内涵
在对我国各民族实际情况进行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对民族定义做出了新的概括，即“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一般来说，民族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有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宗教起着重要作用。”民族定义“六要素”理论通过“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心理认同”等词解析了“共同心理素质”、“共同经济生活”两大特征。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这一表述不仅符合我国的客观实际，而且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定义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2003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理论。2005年5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对“两个共同”的科学内涵作了阐述。指出：“共同团结奋斗，就是要把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来，凝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来，凝聚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上来。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千方百计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只有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才能具有强大动力。只有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各民族团结奋斗才能有坚实基础。”“两个共同”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共同团结奋斗是共同繁荣发展的前提，共同繁荣发展是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两个共同”的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与创新，而且明确了21世纪我国民族工作的主题。当前，只有各民族团结起来，增强凝聚力，共同致力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才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2005年，胡锦涛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们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容动摇，作为我国社会主义一大政治优势不容削弱。”“三个不容”的理论内涵丰富和强调了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党解决我们民族问题的一条基本经验不容置疑，肯定了我国自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来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强调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地位和作用。
三、新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的伟大意义
1.理论意义
毛泽东同志一贯重视民族工作，为中华民族平等、团结、友爱和共同繁荣，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成为指导我国民族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2.实践意义
理论不仅应具有科学性，而且还要有较强的实践性。新中国领导集体民族理论与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毛泽东同志指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有管理自己内部事务之权。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结合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民族关系的具体特点而制定的，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有利于实行统一和自治，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和民族区域具体利益的恰当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勇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把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高度。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十七大报告鲜明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综上所述，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我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崭新的课题。我们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样才能使21世纪的中国各民族长期保持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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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紫亮.毛泽东民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与发展[J].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7，1：15.
民族问题论文篇7
[关键词]中国电影;民族化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已经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本文将这近30年的时间划分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进行分析,探讨中国电影民族化发展的路径,以期对当下中国电影的创作和批评有所裨益。
针对“”期间文艺领域极端“民族化”政策对中国电影学习、借鉴世界电影创作的新观念、新手法的保守态度,1979年3月,张暖忻、李陀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中提出中国电影要“向世界电影学习”、追求“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同时,也认为:“向世界电影学习,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如何民族化的问题。”[1]由此开始,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持续了10年之久,“电影民族化”成为“涉及中国电影如何向前发展的有争议的问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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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是否需要提倡“电影民族化”及其延伸话题――关于中西美学传统的异同以及“电影民族化”的内涵三个方面。对于是否要提倡“电影民族化”的问题,提倡者认为,中国电影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这样才能避免陷入“民族虚无主义”,避免陷到“‘现代派’的泥坑里去”[3] 。“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文化融合中,不会发生民族文化异化的问题。反之则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民族化的提出,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减少外国电影的某些消极的影响”“防止异化”。[4]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张维安在《电影民族化的口号应该缓提》一文中指出,“‘民族化’口号的提出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进步的。”“我国电影现在的问题是向外学习得够不够、借鉴得好不好、融合得当不当的问题,不是向外学习过火,向外借鉴太多,民族电影面临数典忘祖、亡国灭种危险的问题。”所以,“当务之急绝非坚持电影的民族传统,而是广泛借鉴和学习,然后才谈得上进一步发展并丰富我们电影的民族风格和传统。” [5]
很明显,这一时期的讨论带有或多或少社会政治批判色彩,电影民族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外国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的相互碰撞,这就涉及中西美学传统的异同。中国传统美学侧重写意,注重对内在精神实质的把握;西方美学传统则相对侧重写实,比较强调对客观对象的认识和忠实模拟。这些不同就引起一些人的思考:中国电影对西方电影艺术借鉴的时候,适应度有多大,“许多西方的美学范畴、艺术概念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艺术。”[4]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惰性元素,如一元化的社会环境对个:性的压抑等会制约电影的发展。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邵牧君提出必须“走兼收并蓄、不受民族文化制约的博采主义道路”[6]。
这一阶段讨论最激烈的话题是关于“电影民族化”的内涵。有人认为,“民族化”就是作品中大量使用方言;有人认为,“民族化”是创造符合中国人民欣赏习惯的艺术方式;也有人认为,“民族化”是继承和发扬古代美学传统;还有人认为,“民族化的核心是民族性”,即作品要充满民族精神等等。[7]南京师范大学的王丽娟将“电影民族化”的内涵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电影民族化”的首要含义是指“民族化的方向”“民族化不是要求每部影片都去表现民族固有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是作为一个目标、一个艺术发展的道路而提出来的”;第二,继承传统与“洋为中用”;第三,指的是电影艺术形式和内容处理上的“中国风格”,即富有民族审美趣味的艺术形式、反映民族精神的思想内容以及民族形式与民族内容的统一。[8]
李少白在《电影艺术》上连续发表《电影民族化再认识》一文,辩证地对这一阶段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归纳总结,讨论告一段落。
进入20世纪90年代, “电影民族化”的讨论有了新的内容,首先针对“是否需要电影民族化”进行了一番针锋相对的讨论。到了90年代,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改革开放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中西方文化在碰撞中相互融合,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变得更加开放、宽容,西方电影创作中某些先进的观念和技术给中国电影带来的进步也有目共睹,亲身的经历和切实体验使人们对西方文化艺术逐步有所认可,态度也日趋客观。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进入消费社会,追求高利润、高效率的观念也波及电影业,带来电影创作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而来,如,电影创作盲目追求大投入、高制作,忽视精神领域的深度挖掘以及缺乏人文关怀;西方娱乐电影的涌入逐渐影响着乃至改变着中国人的欣赏口味,使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某些内容渗透到了中国人世界观、人生观及生活方式之中,中国人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传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等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电影面临更加严酷的考验,“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被置于更加广阔的背景中展开,并且由于更加复杂多变的文化艺术实践以及人们多层次的审美需要,讨论已有新的内容。关于中国电影发展需要提倡“民族化”这一点已基本达成共识,至于如何实现“民族化”,应该注意哪些社会文化现实等方面则成为讨论的重点。如前文所述,中国逐渐进入消费社会,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之外,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毋庸置疑,电影作为重要的大众娱乐方式之一,和大众文化之间关系密切。
事实上,90年代以来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中很突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众文化与中国电影民族化。90年代大众文化理论的兴起对于中国电影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陶东风在《官方文化与大众市民文化的互动――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主旋律”电影》一文中指出主旋律电影作为20世纪90年代官方文化的代表,出现了与大众――市民文化的互动、妥协与相互渗透的趋势。并且,由于“主旋律”电影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念、审美趣味、生产规律、操作方式,所以是及时而有效的。[9]官方文化采取“主旋律”电影的方式打通和大众文化的联系,“用伦理感情来包装政治意识形态,用伦理感情来设计叙事高潮,以唤起观影者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10],使自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了生命力。笔者认为以上提法对电影“民族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说明了大众文化的重要地位,也表明中国电影的民族化必须充分重视大众文化,使大众这一电影市场的主体充分参与到中国电影民族化的进程中来。具体说来,中国电影的民族化要站在大众文化立场上,取其有利部分并将其融入中国电影的文化精神中;要重视“人”,深切真诚地关注大众的生存状态。但也要避免高高在上的说教姿态,注意使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方式,在潜移默化中传达电影所要表达的文化观念。
另外,电影民族化和大众文化的结合还要注意“度”的把握。因为,大众文化纷繁复杂,其中可谓不乏糟粕,对此须要加以鉴别,合理取舍,避免落入“媚俗”“恶搞”的怪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理论工作者提高对社会的责任意识和对社会不合理部分的批判精神,以保证电影民族化的健康发展。
在电影的民族化问题上,还要认识到我们追求的“民族化”应该是充满当代精神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电影的民族化不是一个凝固不变的观念。“电影民族化”要求体现民族精神,这民族精神不仅包括伦理道德观,也应当包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有些电影,从剧中人物的服饰、道具等来看,的确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但由于电影表达的思想感情、艺术趣味均落后于时代,违背了观众不断变化着的审美喜好,终将被时代所淘汰。当然历史上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批现实主义电影。
除以上内容层面的要求之外,“电影民族化”在形式上也可以、并且也应该有所体现。比如背景的设置也可以将民族特色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影片中的背景,通常指人物活动的环境,它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是一种地理文化的反映。另外道具也是很能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地方。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大红灯笼,成为传达文化气息的载体,具有非常的民族艺术效果。另外还有声音等诸多方面。[11]
整体看来,“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探讨其实质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之争,是文化的复兴与创新之争,那么世纪之交以来形成的第二次有关中国电影民族性的研究其实质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张力问题,是本土电影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未来走向问题。”[12]这一评述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也适用。
关于“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还在继续,随着电影学术界讨论的进行,电影创作和欣赏实践也在不断追求着“民族化”的实现途径。中国较早的电影创作者费穆是中国电影民族化的积极实践者,他曾说“中国电影要追求美国电影的风格是不可能的……中国电影只能表现自己的民族风格。”[12]在音乐、美术、舞蹈、诗歌、小说、戏剧乃至整个文艺界都在谈论或争议“民族化”问题的当下,“电影民族化”问题的讨论结果或许还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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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论文篇8
民族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发展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探索了民族发展的历史进程,正确揭示了民族和民族问题的发展规律,把民族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奠定了民族发展的理论基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和斯大林提出民族发展和民族类型的问题,并提出了被压迫民族自身发展的重大课题,探索了使这些民族赶上走在前面的民族的途径,提出了关于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思想,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中,在建立和建设苏联的斗争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解决当代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过程中,经历了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演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其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大致经历了以政治平等为特征的发展理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民族发展理论――全面协调的民族发展理论的演变轨迹,基本体现了当代中国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战略设想。
一、以政治平等为特征的民族发展理论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制度被废除,民族平等已基本实现。但是,由于少数民族深受历史上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对中央人民政府仍持怀疑的态度,与汉族隔阂较深,甚至存在严重的民族对立。各民族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十分不平衡,少数民族中存在着封建地主制、农奴制、奴隶制和原始公社制等前资本主义社会诸形态。当时面临的民族问题主要是解决民族平等和民族内部的阶级压迫问题,使少数民族已有的社会制度过渡到可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为实现当代中国民族发展进步提供政治基础,使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顺利地进入到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行列。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改变历史上汉族同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真正形成平等的民族关系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发展问题的主要内容。因此,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把真正实现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平等的理想和落实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作为主要任务和主要目标。
建国初期,开创性地提出各民族共同进步与繁荣的思想,在肯定少数民族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贡献的同时,提出工作要转到内部建设上来。“帮助各少数民族,让各少数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在的民族平等理论中也呈现着民族发展的思想,他指出要重视解决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我们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尤其是。民族之间不应互相歧视,而应采取平等的原则,互相取长补短,这样才有利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一切联系群众的领袖人物在内,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并成立维护群众利益的少数民族自己的军队。”他十分严肃地说:“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少数民族)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为保障少数民族政治平等,解决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领导的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决理论。
为了落实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解决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自主理论。民族自主作为民族的一项根本权利,是马克思主义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实现民族自主的多种形式中,没有照搬苏联“联邦制”的模式,而是把马列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把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结合起来的理论,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张。多年来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性,已充分证明了马列主义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学说的现实性和科学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发展问题开辟了新的途径,从理论和实践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民族发展理论。
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民族发展理论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突飞猛进,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民族发展理论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992年春他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我国的民族工作及时地实现了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使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发展理论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的核心是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不仅把我们党和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首次提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并在马克思主义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中增加了“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个新内容,使各民族的共同繁荣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成为这一时期民族发展理论中一个完整的、科学的重大原则,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民族发展理论。
“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但他又认为: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地区、差异大的贫穷国家,实现共同富裕只能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历史进程。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2.“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解决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间的差距。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正逐步扩大,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作为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的方针。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那时候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最终实现全国各民族共同富裕的目标。
3.深化和发展了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邓小平民族发展理论的重要原则。邓小平认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不能放弃。”总结我国的经验和国外的教训后,他提出要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是形式上的自治,民族区域自治的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早在建国初期,邓小平就指出:“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充分奠定了经济发展对保障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性。
三、全面协调的民族发展理论
改革开放以后,民族地区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与发达地区差距扩大、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滞后等诸多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党和政府在深刻反思民族地区传统发展战略和把握当展主题思想的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提出了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许多新思想,逐步形成了“全面协调发展理论”。“以人为本”成为新时期我国民族发展理论的主导思想,并把各族人民的安乐幸福作为发展的终极目标。
1.把发展引入民族问题的概念。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什么是民族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等方面的关系。”这一科学的阐述,把发展范畴引入民族问题,并把民族自身的发展问题列在民族问题的首位。这是对民族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新贡献。这对正确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发展问题,正确观察和研究现阶段各民族发展中存在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制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还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出发,指出了“现阶段,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的发展。”并在这一科学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搞好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的核心问题,就是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党的十六大后,在2005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第四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民族地区困难和问题的关键。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是各族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现阶段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必须提到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
2.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十五大报告中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一道,确立为我国的三项基本政治制度。新修订的《民族区域自治法》也正式从法律上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带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法》所建立的民族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是完善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法律保障。
3.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是根据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坚持邓小平的区域发展理论,果断提出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在全国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的情况下,党中央号召把加快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加强民族团结结合起来,同实现全国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结合起来。在1999年召开的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要把西部开发作为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开发西部地区,在现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对于缩小地区差距,发展民族地区经济,实现全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这就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有利于增强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协调区域经济发展。
4.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为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工作的主题。”这是我们党在总结古今中外处理民族发展问题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我国以往民族发展问题的经验总结。“两个共同”的思想,在我们党各个历史时期都提出过并坚持付诸实践。但如此强调“两个共同”,并将其融会贯通起来,有机统一起来,作为民族工作的时代主题,则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我国民族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两个共同”的思想,既强调了各族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体现了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又把各族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作为奋斗目标,体现了党和国家全心全意为少数民族群众谋利益的宗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本质要求。“两个共同”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核心体现,“两个共同”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发展创新。在当代中国,坚持“两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在民族工作中坚持科学发展观;抓住了这一主题,就抓住了新形势下正确处理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就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开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如何使中华民族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加快国内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以及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始终是党和政府需要重视和探索的问题。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两个共同”关于民族发展的论述一脉相承,又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和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民族发展理论的探索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宝贵贡献。对我国在世界上实现和平崛起,最终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共同富裕,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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