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研究论文范文

马克思研究论文篇1

在世界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欧美各国到大洋洲，从亚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到处都有马克思主义者。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威力。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五十多年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塑造世界的主要精神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斗争，现代科技的革命力量，迫使资本主义发生改变，从野蛮的资本主义变成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共产党人，团结广大人民，成为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进步的中坚力量。没有这样的中坚力量，战胜不了法西斯主义，也不会有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总体上的和平。

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使一些落后的民族实现了社会形态和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飞跃，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从历史发展的边缘地带走进创造人类文明的中心舞台。

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社会形态的变化，而且更深刻地表现在人们观念的变化上。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深刻性，现时代有文化的人再也不可能像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那样去思考问题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人类思维的天地中，你可以赞成马克思，也可以反对马克思，但你绕不过马克思。马克思的观点已成为现时代深厚的思想文化背景。正如历史学家吕·费弗尔所说，“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他从来没有读过一行马克思的著作，或者他认为除了在科学领域之外自己在各个方面都是狂热的反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避免地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来思考，来了解事实和例证。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充实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蓄的一部分了。”(陈学明、马拥军《走近马克思》第550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另一个著名思想家J·A·熊彼德则这样评价马克思：“大多数智力和想象的创作，经过一段时间，短的不过饭后一小时，长的达到一个世纪，就完全湮没无闻了。有些却不，它们遭受了晦蚀，但是又复活了。不是作为文化遗产中不可辨认的成份而复活，而是穿着自己的服装，带着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自己的瘢痕而复活了。这些创作，很可以称之为伟大的创作。在我看来，伟大和生命力是联结在一起的。按这个意思来说，伟大这个词无疑适用于马克思。”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之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兴高采烈，它们的思想家，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大肆宣扬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配合着流畅的进行曲节奏，它宣称：马克思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已经灭亡……它高呼资本主义万岁，市场经济万岁，经济自由幸甚，政治自由幸甚!”(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载《新左派评论》1994年第205期第38页)

当代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思想家有理由庆幸他们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不战而胜”。但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也随之灭亡则显得过于肤浅。对此，历史和现实都会打他们的耳光。实际上，现实生活已经在打他们的耳光了。

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并没有因为投入资本主义的怀抱而得救，至今还未完全走出危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许多根本性的矛盾一旦失去冷战大幕的掩盖，就日甚一日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人们比过去看得更清楚，马克思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并没有因为反马克思主义者的喧嚣而改变，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也没有因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某些挫折而减弱。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活跃起来。欧美国家一些享有盛誉的思想家的动向尤其引人注目。法国的德里达、美国的詹姆逊、英国的吉斯登、波兰的沙夫，都是在各自学术殿堂上有影响的学者。他们的背景和经历不同，但恰恰是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崩溃之后，不约而同地走近马克思，满腔热情地研究马克思、宣传马克思、维护马克思。而在英国BBC举办的全球性评选活动中，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之首”。这些发人深思的现象告诉人们：马克思活在现实世界中，也必将活在未来世界中。

马克思生前可能没有想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在长江黄河奔流不息的中华大地，他的思想会找到最好的家园。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一些地方还只是一种思想家讨论的题目，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是千百万人手中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来认识世界，来改造世界，来创造人间奇迹。

社会主义中国在东方的崛起，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威力。但这不是教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威力，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化”，而是“两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

所谓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科学的理论，从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为新的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由弱变强的根本枢纽。启动这个根本枢纽的历史伟人是110年前在湖南韶山冲诞生的同志。

历史上的伟大人物都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红星照耀的宝塔山下，同志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任务，并且身体力行，创造了永远融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伟大功绩。

同志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揭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由此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他创作的《矛盾论》、《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经典著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普及、大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性飞跃，重塑了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这是中国人民能够不断创造历史奇迹的真正秘密。

同志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且将武装斗争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有机地结合起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使之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

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的国体，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基本制度，奠定了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政权的理论和实践，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建设政治文明的理论与实践。

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制定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宏伟的科学发展战略，推进了“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同志提出，科学文化工作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努力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志还以自己创作诗词和书法精品的实践，显示了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完美结合可以创造多么辉煌的成就。

同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倡导者和实践者。《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光辉著作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境界的真实写照。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真正的共产党人，都是以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对待生活、对待事业、对待人民群众的，因而使我们党的队伍永远葆有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

同志具有宏大的世界眼光。他一贯强调，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善于学习外国对我有用的东西。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以及任何大国主义的思想行为都是完全错误的。但是，我们对待世界上任何大国、强国和富国，都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决不允许有任何的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表现。同志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教导我们，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中国人民既要有“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英雄气概，也要有使世界共享昆仑之惠，“环球同此凉热”的博襟。

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许多领域中，都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峰。他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都占有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

人无完人，同志也犯过错误。他在20世纪60年动的“”，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此作出了结论。这个错误对党、对人民、对同志本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在这个复杂的历史时期，尽管跳出了、两个反革命集团，但在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健康力量和人民大众的努力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基并没有动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两弹一星”计划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格局。同志领导了粉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等人进行了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特别是在筹备四届全国人大期间，他把邓小平同志和同志一起，确定为国务院的领导核心人选。这样，同志在他的身后，不但给党和人民留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理论结晶——思想，而且创造了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两化”的历史条件。

历史发展是按客观规律前进的，所谓“天道不爽”实际上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实践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实践反复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才能不断开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道路。今天，中国共产党人可以告慰于同志的是，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两化”事业一直在与时俱进、蓬勃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思想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指针。新世纪、新阶段，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开拓创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这个根本指针，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正在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崭新篇章。

马克思研究论文篇2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分析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理论研究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总结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科学。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发展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政治与经济、法律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问题，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内容，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科学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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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剑杰.把握马恩哲学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J].学海，1997，(5).

马克思研究论文篇3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6359(2003)04-0017-06

在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鼎足三分而有其一，而且由于其国家哲学的地位在整个哲学的研究中占住了主导、主流的位置。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水平就决定和代表着中国哲学研究的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进展。这20多年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属于思想解放后提出问题的阶段，主要是围绕真理标准、人道主义与异化等问题进行的，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找到了突破口，扩展了视野，确定了基本的问题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属于问题走向凝练，逐渐形成鲜明的理论增长点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人学、社会发展哲学等都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第三个阶段就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现在。本文旨在对第三阶段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做一个宏观的描述，并试图揭明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预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走向。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

时期全民学哲学、全民研究哲学的狂热使得哲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矫枉过正式地倍受冷落。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提升自己的文化素质与品位；一些棘手的现实问题也呼唤着哲学的出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动向，多次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因此，在世纪之初的中国，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研究并非一如既往的贫困，而是进入了初步繁荣的阶段。我们可以从研究格局、研究路径、研究视野、研究内容等方面来描述当前初步繁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

从研究格局来看。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多元、分散的格局。以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少数几个重点大学，论题也比较集中，往往形成全国一起讨论某个问题的态势。目前这种面貌有了很大改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群体来看，出现了高等学校(包括综合性大学、专科性院校、军队院校)、各级社会科学院、党校，甚至还有民间学术组织的多层次体系。高等学校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力量，其目前格局可以成为全国研究格局的说明和缩影。就高校而言，一是从地理格局上比以往更趋分散。全国不同高校已经拥有7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19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黑龙江大学成为各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很多大学之间的水平已在伯仲之间，以往一两所大学号令天下的时代结束了。二是理工科院校异军突起。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权主要把握在综合性大学或文科型院校手中，理工科院校更多是上好哲学公共课。现在许多理工科院校已经成长为足以与老牌院校抗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地。例如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三是许多大学都形成了自己比较集中的兴趣点和相对稳定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持续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的研究、人民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价值与文化的研究、复旦大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的生存哲学研究、黑龙江大学的日常生活哲学研究，等等。而且很多高校还按照自己学术共同体的理解出版了系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专著和教科书(包括专科、本科、研究生，甚至自学、学历考生的教科书)。可见，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真正打破了天下一统的局面，全方位地进入百花争艳、“诸侯割据”的时代。

从研究路径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所谓原理的修补就是根据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和哲学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业已归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补充和修订。具体说来包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说过的，但由于种种原因被忽略的补充出来，例如价值论和人学的一些观点；根据现实的发展把原来原理中提到的思想强调、突显出来，例如实践、世界历史等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近似思想中强调更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思想，例如，逐渐强调人类发展的三大形态说，而淡化社会五大形态说；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中有所蕴涵，但没有明确指出，而其他学科发展已取得成果的思想提炼出来，例如系统论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行修补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不断更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这种工作十分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年轻一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印象与理解，这是一个决定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后继有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的意义在于，这种工作使得多元、分散的研究相对具有“形散神不散”的保证，能够较有组织地把零散的研究成果凝练成为一块“整钢”。当然，正如有学者批评指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患有某种程度的“原理病”，系统与严密往往以牺牲灵性为代价，而尾随于实践仅仅做黄昏的猫头鹰也有削弱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超越与预见功能的危险。

二是走向分支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的目的就在于运用。所谓运用研究，其实是包含着这样一种假设的，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是清晰的，相对稳定的，问题只在于如何把这一普遍的原理与具体问题相结合，从而得出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国内有相当一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工作。无论是现实中出现的新事物，还是理论上出现的新热点，我们都可以见到诸如“关于……的哲学思考”之类的触角不速而至。全球化、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转型、市场经济、WTO、素质教育、政治文明等等时髦的话题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研究的对象。与整个哲学出现应用分支相伴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研究目前最为理论化的成果就体现在各门分支哲学中，如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科技哲学、教育哲学、艺术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领域化和具体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引向深入与关注现实的必要途径。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文本解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不少学者不满意于目前源于前苏联的教科书体系，认为在很大程度上，目前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误读，进而对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都是以讹传讹，从错误走向错误。所以当务之急是正本清源。在“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走进马克思”、“亲近马克思”口号下，一批学者以现象学还原的方式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种研究路径其实也具有一种道德的震慑力量，因为它包含着对当前浮躁的学术气氛的不信任和不屑。不过，他们令人肃然起敬的努力背后也树立一种霸权，因为它假定了自己对马克思文本的唯一真实解读。另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读就显得更为机敏，那就是以当下的热点哲学(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进行重新的理解。在这里，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所揭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尤其是马克思的哲学文本的歧义性成为其生命力的源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总之，有什么哲学流行，就有这种哲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能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中找到依据。

四是进行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是与其他哲学流派比较而存在的，这是历史的真实，这一真实在理论上的反映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自觉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进行比较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各流派的比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谱系内部也有比较研究，例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的纵向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如马克思与哈贝马斯一些哲学观点的比较研究，等等。

从研究视野上看。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历史与世界的视野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初步形成了全方位、立体研究的态势。具体来说，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领导人的哲学思想，还有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如普列汉诺夫、、李达的哲学思想都有人进行研究。但研究的重点还是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启蒙哲学、历史哲学等也一直受到重视。但重点还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的研究。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关注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包括卢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阿多诺、霍克海默、萨特、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的哲学著作在中国被广泛译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参照和养分。在现阶段，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学界影响最大。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者，如詹姆逊、德里达的思想在中国也有广泛的影响。一些受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影响的西方著名学者如吉登斯、华勒斯坦等人关于社会结构、现代性、全球性的观点与研究方法也正日益进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

从哲学研究的自身内容上看，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形成了诸多热点：(1)关于本体论研究。很多学者指出马克思所拒斥的只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有自己的本体论，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就是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理论，而目前更多的学者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认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实践的生成性、历史性和作为人的类存在特征。(2)认识论的研究。相对而言，认识论的研究在当代没有了以往的热度，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社会认识、文本的理解与诠释、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从中可以看出，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研究已经超越了纯粹认识论的范围，而与解释学、语言哲学、价值学融汇在一起了。(3)价值学研究。价值学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目前的马克思主义价值学研究一方面是继续深化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价值学作为一种视野和方法，对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研究。(4)人学研究。2002年中国人学学会正式成立及其连续出版的论文集《人学与现代化》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的共识性、组织性、系统性。不少学者认为人学是哲学的当代形态或哲学的当代热点。应该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人学的进展是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最为显著的成绩。(5)世界历史理论研究。随着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倍受关注，尤其是其关于世界交往、东方道路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等内容最为引人注目。(6)关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哲学基础、依据、内涵的研究。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冬天，在危机中得以逐渐重建，就其内部来说是相当繁荣的，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是，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如下四个方面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1.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哲学与意识形态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一方面，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都试图将哲学意识形态化，以为统治者做出深层的辩护；任何哲学也都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从来不存在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哲学。另一方面，真正的哲学的功能恰恰不在于为现实做辩护，而在于批判现实世界，做国家、民族的“牛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自觉表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的同时，反对虚假的意识形态，要求“改变世界”，认为全部的活动就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然而我们却发现，由于种种原因，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两个背立的向度：一是日益学术化、中性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化为一种学术的传统，研究的目的只在于如何解释文本，只关心马克思“说了什么”和“如何说”，现实世界逐渐退隐到他们的视野之外，更不用说“改变世界”了。另一种态度是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作亦步亦趋的辩护，虽然注意了现实世界但也丧失了批判的功能。这两者事实上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

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努力不能导致在精神实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反对的，即丧失实践性和革命性。因为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失去生命力，最终会断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辩护，而是反对一味的辩护，反对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现实政治意识形态服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要求。但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意识形态进行简单的图解恰恰是帮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倒忙，使它裹足不前，也往往为人们所误解。其实，最好的辩护恰恰不是直接的辩护，有所批判才是长远的、可持续的、真正的辩护。所以，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批判的武器始终成为推动我们改造世界的源头活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需要深入细致的分析与把握。

2.相对主义的危险。包括哲学在内的任何理论，其后来者对它的阐发总是存在着教条主义与相对主义的两种危险。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的理解中，教条主义的错误十分严重。但是，在今天，我们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虽然仍然存在教条主义的危险，但更为迫切的，也是目前不为很多人所意识到的可能是相对主义的危险，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一个变动不居，无所不包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哲学面临着丧失其独特规定性的危险。究其原因，大概有三：一是长期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思想解放运动达致了一种矫枉过正的历史结果；二是出于现实需要强调当下理论的正确性总是倾向于以批判过去的方式进行，往往给人一种厚今薄古的错觉，理论的阐发丧失了根基就呈现出一种表面的异彩纷呈；三是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后现代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冲击加剧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任何理论都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必须在实践的发展中做有生命的变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认为世界是永恒运动变化的，而且把自身也看成是不断生成、开放的。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所在。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把握不在于具体的结论，而是立场、观点和方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品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的应有精神状态。但是，理论的变化并不是天然合理的，变化是否是发展不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沉淀是音调难定的。作为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精髓首先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前提。离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是胡思乱想；离开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就失去规范；离开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就成了“怎么都行”。当一切理论都获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外衣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胜利，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庸俗化了。长此以往，在中国，主要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相对主义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敌人。

3.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的态度。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体系，既指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也指它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其他哲学传统、哲学思潮。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存的哲学传统与思潮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两方面。应该说，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近年来在吸取和融会中、西、马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的来说还远远不够。从知识结构上看，相当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工作者对西方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方哲学知之不多，研究更少(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外语水平普遍不高是一个佐证)，经常满足于自得其乐的独白，却往往发生贻笑大方的尴尬。从精神状态上看，不少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利用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利，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十分轻视，甚至任加挞伐。实际上是外强中干，偷懒取巧。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学风。加之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也因为种种原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一定的误解，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缺乏交流。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哲学的发展与繁荣。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真诚面对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本质决定的，更是在21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史任务所要求的。马克思主义在新世纪中国的历史任务从理论的层面来说就是要实现中国化和时代化，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体现时代性，在时代化的过程中体现民族性。同样，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内容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中国化和时代化。所谓中国化也就是民族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融汇在一起，这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方法的指导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观点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双重超越；所谓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站在世界哲学发展的最前沿，始终能吸纳同时代最优秀的文明成果，始终保证自己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不抱成见，平等而主动地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进行交流，才可能完成它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

4.缺乏组织性、计划性。中国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方面是得益于多元、分散格局的形成，不同的学术共同体围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按照自己的传统进行深入研究。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有国家社会规划、教育部社科规划等宏观的调控，以及一些全国性学术组织的横向协调，但总的来说，我国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组织性、计划性，或者说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各个学术共同体的有组织性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这至少有如下害处：一是山头林立已经导致了很多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力量分散。很多直接能感受到的问题大家都在花大力气进行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有千万种却大同小异。有一些需要集一批，甚至全国的优秀专家才能完成的重大课题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是各忙一摊，很少能进行实质性的合作。这种力量分散的状况很难想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能拿出足以与世界哲学对话的东西来。二是不同学术共同体的趣味差异性的极度增长导致的是自恋与封闭。很多某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共同体的人惟我独尊、孤芳自赏，轻视别人的工作和成绩，不同“圈子”里的学者彼此之间缺乏真诚的交流。

可能有不少人接受了这样一种舶来的知识社会学观点：知识是以分立的方式存在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拥有全部的知识，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处于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所以，科学研究的宏观计划是不可能的，那只是狂妄的自负，科学研究只能是自生自发地演进。确实，任何理论的进展在历史的效果上都是演进，但决不能放弃有组织的活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尤其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始终能站在时代精神的制高点上“一览众山小”，要始终正确地指导人们“改变世界”，要始终保持其在中国的国家哲学地位，对它的研究就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周密地进行的。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在新世纪纵览各派哲学，如下的断语依然有效：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它的过去，有它的现在，也必然有它的未来。从目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潜在可能性和中国现实的需要两方面来看，我们觉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可能表现在如下方面：

1.继续进行返本开新和吸收借鉴的工作，逐步展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尤其是马克思本人的经典著作还将不断有人进行新的解读，“重读”、“走进”、“走近”等类似的口号还会此起彼伏。而且，在对文本本身的研究过程中，解释学、语言学的方法会更为自觉地得以运用，不同版本，例如中文、英文、俄文、德文之间的细小差异都会被放大而掀起郑重其事的讨论；关于文本某一问题的“商榷”会络绎不绝；从现实问题或新潮理论出发关于马克思某一观点的“新解”还将大行其道。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的吸收借鉴的工作仍将继续。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学科、重大项目的进展，各研究单位，尤其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高校在不久将来大多会以集中书系的方式系统展示各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理解。

2.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政治性将进一步分离。一方面是对文本的解读走向深入，把人们对现实进行改变的注意力转移到主观与文本真实的是否符合上；另一方面受西方对马克思学术化定位的影响；再一方面是对复杂现实问题厌倦后的逃避。三方面的原因都可能使得一部分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者注重的是马克思说了什么或马克思的治学、治思路径。极有可能出现一批这样的学者，他们不一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潜心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们会非常自觉地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严格区分开来，以视自律。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事实上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或马克思学的研究。与此同时，有两拨学者可能依然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的理解。一批学者是从执政党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地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之作合法性的辩护，其研究的原则，甚至说法都有统一的政治口径；还将有一批多少有点愤世嫉俗的学者自认为代表着社会的下层，从马克思的革命、战斗精神中直接获得灵感，以马克思的文本观点和方法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批判。总之，在可预见的时间内，这种分离还将加剧。

3.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第一、第二点的未来不过是从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出发就可以预见的，而从规范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还有其应该的向度。在应该的向度中，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很紧迫的任务。无论是返本开新还是吸收借鉴，无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化还是政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多元格局都需要一个总体上的超越。或者说需要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很好地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时代化的任务，建构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是学理意义上的，即系统化的、理论化的，是真正的哲学。就目前的研究基础来看，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极有可能是在人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基础上得以最后形成的。

根据目前整个哲学发展的趋势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规定性来看，未来建构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从内容上来说可能有三个词是十分关键的：历史、人、实践。目前，整个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研究，还是认识论研究、价值论研究，突出其历史性是共同的趋势，而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就是历史科学或历史哲学，而不是自然哲学。在历史哲学中也存在着思辩的历史哲学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之分，而马克思的哲学恰恰是超越了这种纷争，它把历史理解为人的活动，人是历史的前提，历史是人的合力的方向。因此，对人的研究，或者人学的研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主题。马克思主义的人学不同于西方形形的人本主义，它是从实践来理解人，从历史来理解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哲学，也是人学，也是实践哲学，它总是在历史、人、实践之间保持合理的解释学循环推动其向着开放的未来发展。

4.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信仰。在建构学理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同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使之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统一起来。在全球化时代，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竞争；全球化也导致了民族自我认同的危机，而增进民族认同是民族精神的基本功能；中国现代化任务的提出是基于民族自我审视而做出的抉择，在相对落后的国情下追求发展是中国、中华民族的历史方位和现实主题，民族精神既是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我们需要民族精神，但我们需要的民族精神不是一个民族在行为和态度中所体现的未经批判的全部特征，而是那些具有引导力量、体现民族品质的信念和原则，是民族心理和特性的精髓部分。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胸襟、视野和方法，我们无法批判地吸收传统精神和其他民族精神中的优良部分，无法与时俱进地反映时代精神；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民族文化、文明的活的灵魂，我们的民族就将成为没有神灵的庙宇。

马克思研究论文篇4

论文摘要：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其原因分析入手，结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认识，探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对立的根源所在，提出了对待西方经济学以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有态度。

0引言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简单化的观点则认为，以稀缺资源配置为内容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真正的现代经济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由于价值论在经济学中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的讨论先从价值论的变迁谈起。

1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

经济学中种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就其主流而言，可以归结为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对立。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而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首创。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富论》。他在这部书中指出:“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为购买一切东西付出的初始价格，是原始的购买货币。最初用来购买世界全部财富的不是金或银，而是劳动——但古典经济学家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亚当·斯密第一个明确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明确指出，交换价值的大小不取决于使用价值，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劳动是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但是他所说的劳动有时是指购买的劳动，也即交换得到的劳动，有时是指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他认为两者是等价的，是无区别的。更为矛盾的是斯密在进一步讨论价值构成时又背离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人决定，并把工资、利润、地租称为商品价值的三个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克服了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二元论局限，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雏形。李嘉图坚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大小，甚至提出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不是实际耗费的个别劳动，而是社会必要劳动。但由于他未能区分劳动与劳动力以及价值与生产价格，所以无法解决等价交换形式下利润的产生与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这两个矛盾，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最终破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李嘉图的学说，一方面明确指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另一方面正确区分了劳动与劳动力，并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克服了那两个矛盾。

效用价值论是尔后西方经济学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界，此前的效用论主要是客观效用论，此后则演变为主观效用论。无论是哪种效用价值论，都是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客观效用价值论强调的是商品本身的效用(使用价值)，主观效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的本质是人的欲望及满足程度，并且将这种欲望满足程度归结为个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价值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便是由马歇尔完成的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融合。在马歇尔的学说中，价值、交换价值、价格都是等同的，因此他的价值论就是价格论。他所说的价值或价格指的是一种均衡的状态，其价值指的是均衡价格。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

自马歇尔实现了价值论与价格论的合流，以及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的合流以后，原先意义上的独立于价格论的价值论便不复存在了，从此价格论的讨论代替了价值论，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也就成为此后西方经济学价值—价格论的基础和出发点。20世纪30年代后，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价值—价格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强化了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主观价值论与客观价值论双重合流的趋势，形成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价值—价格论传统。

总之，在经济学的发展史上，关于价值论的认识是这样展开的:先是以劳动价值论为主流，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支持西方经济学长达一世纪之久;而后是效用价值论成为主流，以1871年“边际革命”为边界，此前以客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此后则以主观效用价值论为主流;再后是马歇尔的价值—价格论为主流，即在综合主观、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价格论对价值论的替代;再后便是当代学者在马歇尔价值—价格论基础上的进一步补充和发展。

2价值论变迁的原因

(1)之所以在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的100多年里，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劳动价值论能够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价值论，最为根本的历史原因在于两方面:

第一，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后，资本主义制度应不应当替代封建制度，还是有待证明的命题。因此，经济学家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即必须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公正。要说明其公正，就要说明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平等呢?因为它贯彻的是等价交换的原则，而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价值。所以，价值论的讨论便与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正义性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的热点命题。

第二，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时代，是自由竞争的时代，资产阶级面临的最主要的敌对力量是封建地主阶级，因而要联合无产阶级共同对抗封建地主阶级，在价值论中就不能不对无产阶级活动的合理性给以部分的承认，这种承认的集中表现就是承认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们对无产者劳动的正义性的承认仍是有保留的。这从斯密既提出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入决定价值论中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本目的在于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制度的正义性、合理性。

(2)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中占主流的价值论，会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并进一步以价格论替代价值论呢?

第一，斯密的价值论的双重性。斯密既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又同时提出了三种收人决定价值论，二者的统一在于斯密认为无论是劳动，还是利润、工资、地租三种收人，都是成本，正是这种成本决定并构成商品的价值。不同的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构成商品价值的主要成本不同，原始社会的主要成本是劳动，而资本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劳动价值论就要让位于收入决定价值论。显然，斯密的成本(收人)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论证资本和地租存在的合法性，根本目的是为资本的存在，为资本存在的合理性、正义性进行论证。

第二，李嘉图学派的破产。李嘉图坚持一元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地租不过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这固然为反封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学理论根据，但他的一元劳动价值论也同时意味着否定资本本身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那么资本所获利润也是对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剥削。再加之他解释不了经济现实中价格与价值背离的实际现象，从而导致李嘉图学派的破产。这直接导致了主流价值论从劳动价值论向客观效用价值论的转变。

第三，边际革命使得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原因在于19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使得人们不仅怀疑客观效用价值论所主张的生产自然创造需求，因而供求会自然均衡的主张，而且进一步怀疑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和谐的、合宜的制度。这就要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因此，他们对需求问题，对需求与供给的均衡问题便不能不给予特别的关注。相应地，在价值理论的研究上，自然便把人的欲望及欲望的满足程度提到极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归结为价值的本质。目的是要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有价值的，是正义的、合宜的，因为它能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人的欲望，并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达到和谐均衡的状态。可见，客观效用价值论的主流价值论地位被取代的根本动因也还是出于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需要。

第四，马歇尔的新古典综合价值论代替边际效用价值论。如前所述，马歇尔的价值论是对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的综合。这种综合之所以可能，在于客观效用价值论和主观效用价值论本质上都是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正义性申辩的，其学说的阶级性和使命使之有可能被加以综合。当然，之所以能够被综合，还包括它们在理论的某些共同点和分析方法上的某些共同之处。马歇尔的价值论实际上是均衡价格论，从此当代西方经济学者关注的热点从价值论向价格论转变。深刻的历史原因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牢固地取得了统治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要论证如何运用资本主义市场机制才能使经济资源配置更有效。因此，重要的不再是价值命题，不再是讨论资本主义有没有价值，不需要通过论证资本与价值源泉的关系去证明资本的正义和存在的必然。重要的是怎样实现资源有效配置，从而证明其制度的有效和优越，而这种有效和谐的运行状态，恰恰是被概括为均衡的状态。所以，均衡价格的讨论替代了价值论的讨论。这种替代，实际上是从回答为什么要选择资本主义制度转变为回答怎样运用资本主义制度。

可见，西方经济思想上，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从客观效用价值论到主观效用价值论，从效用价值论到综合的价值—价格论，其主流地位演变的根本逻辑线索，是遵从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公正性、正义性、有效性、和谐性论证的需要。这是西方经济学为什么研究价值论的根本使命所在。据此，我们可以说，一切经济学，一切经济学家研究价值论，根本目的都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以及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和正义性申辩。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论的使命如此，马克思的价值论使命同样如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究竟要说明什么

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是商品之间的共性，是交换价值的实体。他从抽象劳动中发现了商品世界的普遍联系，把个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作为把握商品经济基本规律的基本范式。

价值本身呈现着一种经济关系，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物质运动，而是社会经济关系的运动。所以，我们哪怕把商品捣个粉碎，也找不到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作为对象不仅是人和物的关系，更是人与人的关系的体现。

《资本论》正文的第一句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的价值形式是深人把握商品世界运行规律的根本。“商品的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住，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最后，马克思进一步写道:“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它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

马克思的这类论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是到处可见的。这些论述力图说明，价值本质上决不是生产活动永恒的自然特性，而是社会关系，是围绕劳动这种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

可见，马克思把价值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历史关系，通过这种归结，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一方面，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因此一切不劳而获，无论是通过资本私有还是通过土地私有来占有价值都是对劳动的盘剥。另一方面，马克思在价值观上告诉我们，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质采取自发的人本身不能控制的、异化的形式实现，本来是人类劳动生产的，但却表现为人不能支配却反而受其支配的方式，人们劳动要通过间接交换来证明其价值，这本身就是人的经济活动的某种异化，是不合理的。之所以有这种历史的扭曲，是因为存在私有制，在社会分工条件下的私有制割断了人们生产的直接社会联系，人们生产的社会性表现为迂回间接的外在过程，要克服这种异化，最根本的在于消灭私有制，一切与私有制直接相联系的商品价值、货币、交换关系都是一种历史的扭曲，因而从发展趋势上，从人类理想社会的价值取向上，私有制最终是要取消的。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价值观上所昭示的是对商品关系和市场交换的根本否定。超级秘书网

3小结和启示

(1)从经济学中价值论的变迁及原因的分析，以及对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分析的根本目的的总结，

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价值论的历史使命不同、分析的目的不同，因而是根本对立的。而经济学中不同阵营的对立，重要的不在于其具体分析工具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于其分析背后的价值观的不同，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其价值理论上形成了尖锐对立。

(2)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西方经济学呢?显然那种认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具有普遍的、一般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无“阶级性”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持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态度。因为，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反映了现代化大生产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体现着资本主义经济中当事人特别是资本家阶级特殊的价值观和利益要求。因此，我们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更加全面、及时和深人研究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借鉴和吸收其中合理的和有用的因素，识别和批判其中错误的成份，提高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分析和借鉴的水平。

(3)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呢?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理论的创新问题。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100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许多重要而深刻的变化，与科技革命相伴随的经济信息化和全球化，使全球经济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在我国，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出现了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这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应是对现代经济生活客观运动规律的科学反映，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巨大变化需要人们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深人的研究和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在说明新现象解决新间题上取得明显进展。因此，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研究，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如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变迁理论、所有制和产权理论、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再生产理论等，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国内外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研究论文篇5

[摘要]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法学理论体系。在指导中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实现其中国化，而且也能够使其被中国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还将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制体系的建设中进一步将其发展和深化。[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整体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哲学和认识论、方法论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学科理论（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马克思主义法学等等）。马克思主义法学就属于一门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理论，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法学理论体系”[1]。它以法和法现象作为其研究的基本范畴，深深扎根于人类的社会实践之中，并且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实践具有丰富多样的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人类生活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法和法现象必须考虑其各自的特点，形成与特定社会实践相适应的法学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中国作为典型“东方社会”国家，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传统，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有着鲜明的特色，因此，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应当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法学，既不能淡化也不能神化更不能妖魔化马克思主义法学，[2]而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立足于我国的现实，走马克思主义法学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也就是所讲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一、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必要性“马克思主义法学”，通常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一种是指文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尤其专指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作品中的法学论述；一种是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也就是指所有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具研究法学所形成的法学理论。如无特别说明，本文下面的论述中将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既然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法和法现象的学科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问题的提出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分不开的。从实践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生关系，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也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化”(改造)中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有学者指出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需要解决两个前提性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的理论能否同东方的古老大国——中国及其具体环境相适应？第二，即便以往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包括俄国)是真理，但它对于中国来说，肯定也是真理吗？[3]其实这两个前提性问题也是我们在追问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必要性时必须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众所周知，理论是实际生活的经验总结。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遍性的真理，但是如果脱离实践，把它变成一个绝对的抽象命题，那就会导致教条主义错误，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这个命题在每一个场合都需要实践的证明。没有一种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能够超越“理论来自实践”这个原理。中国的社会实践不同于西方的实际。从西方的近现代社会实际中提炼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便是其中那些具有普遍性的原理，也无法完全照搬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来。更何况法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有着更强的条件性要求。尽管马克思主义法学中有许多世界性的概念、范畴（如法典是人们自由的圣经等论述），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法的论述更多的是建构在其所处的时代的基础之上的，更多的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分析，正像我们不可能苛求马克思能先验地分析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样，我们也不可能要马克思对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给出具体方案。因此马克思主义法学必须要经过反复摸索，才能够变成适应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理论。第二个前提性问题其实是认识论的问题：一种理论的真理性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的。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时候，我们指的只是：以往的实践反复向我们证明，马克思主义能够为我们在社会生活领域解决纷繁复杂的矛盾指明一个方向。但是在每一个新的实践领域，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的问题依然还会提出来，并要求我们给予回答。不唯如此，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在进入中国之后，面对新的领域、新的实际，就必然重新面对上面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这个具体国度，对于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理？而全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仅仅凭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真理的信念而取消这个认识论问题，实质上也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总之，从理论是实际生活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的真理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历史的)这两个原理出发，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法学之所以要中国化，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性的需要。二、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可能性（一）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理论前提正像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一再告诫我们：“不要生搬硬套马克思和我的话，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象马克思那样去思考问题，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才有存在的理由”。“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要坚持理论创新，而不是教条地、机械地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学理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国法治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马克思主义法学能够中国化的理论前提。（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现实基础理论能够指导实践，但追根究底，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古国，中国社会有着自己独有的特点，中国社会实践生活的丰富多彩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供了沃土。我们当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实践中必然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对于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解决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学理论（这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法学理论必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因此，中国的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提供了现实基础。三、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成果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过程，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推陈出新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扬弃。众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研究中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的叙述，在这里我们仅选择各个时期的代表来进行个别描述。(一)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贡献第一，揭示了本质，确立了社会主义宪法的基本原则，提出了我国立法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为丰富发展宪法学和立法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出：“是什么，就是民主的政治”，宪法是以民主政治的存在作为前提的；国体，“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指的一定的社会阶级取何种形式去组织那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我国社会主义宪法的“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提出了指导我国立法工作的四项基本原则：一是必须坚持从实际需要与现实可能出发的原则。“搞宪法是搞科学”，“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行的就不写”。二是必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立法必须首先要有原则性，但原则性必须同灵活性相结合，“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三是必须坚持本国经验与国际经验相结合的原则。“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四是要坚持群众路线的民主立法原则。制定法律“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并强调：“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第二，在刑法学理论中第一次提出了“犯罪规格”的概念，提出了一整套科学的刑事政策和策略，创造了独特的刑罚方法和制度，为丰富发展刑法学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强调指出：“这个工作要注意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提出了“惩办少数，教育改造多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刑事政策标准。在建国初创造的死缓制度，我们沿用至今，在国际上也是独特的。[4]在根据地时期创造的管制方法，经过建国后的完善，作为一个刑种，我们也沿用至今。这些连同领导创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制度、治安保卫委员会制度，早为各国法学界所重视和学习借鉴。第三，提出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严禁刑讯逼供”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有效地防止了冤、假、错案的发生。他提出的惩罚管制与思想改造相结合；改造第一，生产第二的方针；给出路的政策；对犯罪实行人道主义待遇等一整套劳动改造犯罪的方针政策，取得了将清朝末代皇帝到日本战犯、集团战犯都改造成为新人的惊世成就。第四，与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后来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原则，为改造旧国际法，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是对国际法原则的重大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经提出，就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反响。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最后通过的纲领要求联合国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法典化。196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干涉各国内政和保护各国独立与的宣言》、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都采纳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内容。(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贡献第一，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思想。建国一段时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现象，不断滋长”，以致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上形成了一种“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的不正常局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要通过改革领导体制，在中国正确处理好人治与法治的关系，要防止人治，实行法治，就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制度建设十分重要，他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他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1978年，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针对社会上有些人离开法制的轨道要求民主的错误思想和做法，邓小平深刻剖析了其危害“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第二，提出法制建设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法制作为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相适应，邓小平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论述总是紧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展开的。[5]他说“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邓小平同志强调通过经济立法，运用法律手段调整经济关系，将经济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模式和目标后，国家制定了许多法律，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有力地保障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方面，邓小平有一个概括的说法，即“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这句话充分揭示了经济建设与法制建设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关系，明确了法制建设既是经济建设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之所以发展顺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坚持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思想。（三）对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贡献第一，深化依法治国的理念、推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思想。在法律思想中，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占据着核心的地位。曾阐释说：“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论述揭示了依法治国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提出标志着党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成果，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第二，德法并治，以德治促进法治的思想。强调法治，但又不偏信法治，主张德法并治，互相配合，以德治促进法治是法律思想的重要特色。2000年6月，《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2001年1月，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明确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同志把属于精神文明的道德建设和属于政治文明的法制建设都放到治理国家基本方略上来论述，并且强调二者的结合，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贡献。四、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历史任务2005年2月19日，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按照他的说法，“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党的历史上，这是首次以“和谐”取代“斗争”作为行动路线。可以认为在当前及今后一定时期内，法学发展如何促进和保障和谐社会建设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研究的主题。对此应当着力研究一下几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研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的本质与功能的问题对于法的本质及其功能的认识，是法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与核心问题，也是区分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其他法学理论的重要界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提出后，从法学学科角度，需要研究和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第一，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法的阶级性？阶级、阶级斗争、阶级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法学长期以来坚持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法是人民民主的工具”等观点，都是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对阶级社会的分析和认识中得出的结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否还有阶级性、是否还讲阶级斗争？有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主要讲阶层利益和阶层矛盾，强调社会主义法的社会性、统一性，而淡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弱化社会主义法的阶级性、特殊性。第二，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法学界的主流观点一向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2004年修宪后，中国“人民”的外延扩大了，它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他们都属于人民的范畴。那么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中国社会主义法确认的“人民”范围，是否是指“全民”?中国法的性质是否属于“全民法”？第三，是否应当弱化社会主义法的政治统治功能，强化其社会保障和服务功能。“我国长期将公民区分为人民和敌人，将‘敌人’在法律和事实上都排斥在保护的范围之外，加之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上上下下缺乏受限制的政府或有限政府的观念，以致迄今我们社会因人权保障不到位造成的不和谐仍然是显而易见的。”[6]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法的主要功能应当是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各项权利，预防和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纠纷和冲突，保证国家稳定、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即使是敌我矛盾，在通常情况下也应当用法治的方式来解决。(二)研究和谐社会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和谐社会的法学价值观是“和”而不同，和睦相处，和平共存，自由平等，公平正义，这与过去曾经强调过的“革命法学观”、“革命法制观”有重大区别。因此，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范式转换”的问题提了出来，即有的学者提出的应当如何区分“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和平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问题，应当如何实现前者向后者的历史转换的问题。因为两者的时代背景不同、历史任务不同、作用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因此应当与时俱进地创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创新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个基本点，是如何认识并确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的“本位”问题。有的学者主张，应当以“权利本位范式”取代“义务本位范式”，重构马克思主义法学；有的学者主张，应当用“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范式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范式，而慎用“权利本位”的提法；还有学者主张以“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本位，而反对简单地提“权利本位”和“义务重心”。(三)研究和谐社会的法律体系问题通过法律的引导、调整、规范和保障，调整社会关系，分配社会利益，实现社会和谐，这是中国法律体系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使命，要达此目的，对法律体系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方面，法律体系本身要科学、完善、和谐，能够担当得起这个使命；另一方面，法律体系要能够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相和谐。但目前中国法律体系不协调、不和谐的现象还比较突出。例如，按照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法律体系应当统筹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但在我们的立法实践中，存在着经济立法与社会立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失衡现象”。据统计，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37件，其中经济立法22件，社会立法1件。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62件，其中经济立法21件，社会立法5件。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118件，其中经济立法35件，社会立法6件。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共立法124件，其中经济立法29件，社会立法4件。近2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总计立法341件，其中经济立法107件，占36.5%；社会立法16件，仅占4.7%。(四)研究和谐社会的法治机制问题法治能否嵌入社会，充分发挥其各项功能，一个重要方面是看它是否具备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法治机制。和谐社会并非是没有矛盾、没有纠纷、没有冲突的“乌托邦”社会，而是可以通过法治机制等方式预防和解决矛盾、纠纷和冲突，恢复社会法律秩序的法治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是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为此，我们需要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法律)机制及其理论原理。从法律机制来看，法治应当包括:民主与共和的法律机制，尊重和保障权利和人权的法律机制，激发活力和创造的法律机制，公正合理协调利益的法律机制，重建确保社会信用的法律机制，维护生态平衡、天人和谐的法律机制，保证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的法律机制，反腐倡廉、守护认同的法律机制，定分止争、化解纠纷的法律机制，建构和谐世界的法律机制。从法治机制来看，法治应当具体包括:法治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协调机制；法治的社会保障机制；法治的行为规范引导机制；法治的社会调控和社会稳定机制；法治的矛盾调处机制；法治的公共安全预警机制；法治对违法犯罪的预防、惩处和教育机制；纠纷解决的法律与非法律机制等等。我们还应当加强对、调解、法律救济、权利救济的研究，加强对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作用发挥机制的研究，寻求利益诉求和纠纷处理的法律渠道。(五)研究和谐社会的法律实效问题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律得到及时有效的实施，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和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04年底，中国除了修改颁布于1982年的宪法和对1982年宪法进行4次修改的31条宪法修正案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200多件现行有效的法律，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7500多件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制定了650多件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国务院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制定了50000余件行政规章，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但是，中国法律实施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据一项对5268人(截至2006年3月13日)的网上调查统计，他们对中国法律实施状况的评价，认为法律实施得“很好”和“较好”的仅占6%，认为实施得“一般”的占14%，实施得“较差”的占27%，实施得”很差“的高达53%。为什么近30年来中国立法高速发展，而法律的实效却不理想？为什么中国立法发展与法律实施不能协调发展?这种不和谐状况的存在，既会影响中国法治体系的协调发展，也会对和谐社会建设产生不利影响。到2010年中国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果法律实效的问题不早日解决，届时形成的法律体系也很容易“形同虚设”。高度重视并着力研究和解决法律实施的实效问题，已成为中国法治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六）研究公权力之间的法律关系问题在我国，公权力是由执政党、参政党、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武装力量等主体行使的权力。公权力之间相互分工、彼此配合、和谐运作，是现代法治国家对公权力的基本要求。公权力之间需要有科学明确的职能分工与职权划分，有具体明确的责任归属和处罚规定，这样才能构建公权力之间的和谐法律关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需要从法律关系的视角深入研究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法律关系，执政党与国体、政体的法律关系，人民与国体、政体的法律关系，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法律关系，中央与地方(一般地方、民族自治区、经济特区、特别行政区等)的法律关系，中央国家机关(全国人大、“一府两院”)与地方国家机关的法律关系等等。我们尤其需要根据国情和当前形势，研究中央与地方的宪法性法律关系，作出合理的职权划分；需要从现代化建设以及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重新评估我国现行行政区划的利弊得失，研究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际调整的问题，用宪法和法律构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更加和谐的法律关系。（七）研究社会治理的法治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健全有关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机制和法律。我们要加强对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中介团体的研究，改进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监管；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体制，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管理，形成社会管理的整体合力；要加强对非传统安全因素、社会预警机制、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的研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八）加强对中国法律文化的研究，促进天人和谐与人际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与人和睦相处。我们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正确处理好法律与其他社会调整方式之间的关系。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应在加强对世界法律文化的研究的同时，特别加强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挖掘其中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的价值和要素，充分发挥法律在促进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五、结语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包括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所具有的理论品质，使得它能够随着时代条件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并指导实践。在当代中国，经过无数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中国终于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之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我们应当科学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法学，坚持用其基本原则、立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和情况。而不应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字，犯教条主义错误。惟其如此，才能够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法学，最终形成体系完备、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注释：[1]张文显.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张恒山.马克思主义、法学及其当代主题[J].学海.2007（4）：8.[3]王锐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哲学追问——“何以需要”与“何以可能”[J].新视野.2005（5）：18.[4]刘潇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与超越[J].广西社会科学.2003（6）：95.[5]危国华.邓小平法律思想的内容构成[J].法商研究.1999（6）：35.[6]童之伟.构建和谐社会的宪法着力点[J].法学.2005（5）：13.

马克思研究论文篇6

以关怀人的生存发展为目的的马克思主义人学作为哲学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已走到了哲学研究的前沿，可以说，科学技术的每一项进步都能够带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在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网络作为认识技术化和思维工具化的成果，它再次深刻而又凝聚地显现了理性视野下的人的全部问题”，[1]在其背后所蕴含的科学技术因素给人类社会生活带来的深层次影响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人类生存状况诸如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实现乃至人的自由发展等问题的人文关怀，实际上通过对虚拟生存现象的哲学透视，我们不难发现，它无疑会对马克思主义人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及其当代应用价值的确证等方面产生实际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就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几个主要部分探讨因着虚拟生存现象可能会出现的理论发展。

一，对虚拟生存的研究能够充实关于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对象的理解

就人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始终把它界定在“人”之上，这是勿庸置疑的。但当我们要深入探讨此“人”为何人时，看似简单的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了。以往我们把这个“人”总是理解为现实生存着的、处于具体生存环境中的人，并同时肯定，这一实存的人同时也必然是一个不满意于实存状况的生存主体，这一生存主体及其本性正是人学研究必须理解到的主体及其主体性。认为关于人的抽象的理解必然会导致理想主义倾向，即从主观上撇开了人自身当下的生存状态，把一种理想化的人的模式高悬于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之上，其结果便是将人的理解导入一种乌托邦式的、抽象的理解模式，并使得关于人的现实的理解与理想的理解尖锐对立。笔者认为，这种理解固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同时又是缺乏根据的。因为在以往除了人的主观之外，在现实中并没有与现实人形成反观和对照的“抽象人”的存在，因此，对“抽象人”的理解本身就是抽象的，从而在理论上就很难有说服力，虚拟生存现象的出现则改变了这一状况，通过把“抽象人”的抽象理解具体化，也就为上述的观点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在虚拟生存的过程中，虚拟的电子空间是对现实的物理世界的抽象化，“虚拟人”是对现实人的抽象化，是人对自身现实生存状况的理想化，使我们面对了一个真正抽象化非现实存在的人，由此引发了我们对人学研究对象的重新反思，即人学研究的对象究竟应该是现实的还是抽象的?对“抽象人”的理解究竟是否会导致人学研究的理想主义?实际上，虚拟生存究其本质而言，是现实人的社会关系的虚拟化，因此它是抽象的而不是肉体、感性存在的人，其抽象的只是现实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虚拟生存不仅没有在现实世界中创造一个和现实存在的人相对立的精神存在的人，而且还通过人在虚拟空间的生存活动进一步确证了人本身是不断完备着的自我实现、自我理解的生存主体。对抽象人的理解实际上并不抽象，恰恰在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的比较过程中，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关于人的现实性理解与理想性理解的有张力的平衡。通过对虚拟人感性、具体的理解，我们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人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现实的而不是抽象存在的人，其意义不在结果，而是过程，其作用不是新理论的产生，而是对原先理解的充实。

二，虚拟生存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机遇

马克思之所以在人的本质理解和认识上超越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因为他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观察到了人的本质的真正内涵，并进而发现了人的本质的多重规定性。无论是从自我意识来规定，还是通过人自身即个体和类的矛盾来观察，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毫无疑问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然而因此也就造成了一种思维习惯，那就是当我们不断对人的生存和发展倾注人本关怀的同时，却发现人们对人的人性关怀相对缺乏了。实际上人性和人的本质问题是解决其他一系列理论问题的核心和基础，近几年，我国学界就人的本质问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人性学研究相对来说就欠缺了许多，其原因有三：一是认为对人的本质研究当然也就包含着对人性的研究，研究人的本质即研究人性；二是认为人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都有其发生、发展的源头，从而把人性学研究纳入到了伦理、道德等社会观念的范畴；三是人性和人的本质虽然同属于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范畴，但人性由于其多层次、多方面的表现形式，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流变，所以对人性进行分析和探讨，远比研究相对稳定的现实社会关系所规定的人的本质复杂得多。虚拟生存现象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契机，进而也就为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本质学说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机遇。当我们发现一个在现实中沉默寡言的人在网上却能夸夸其谈的时候，发现一个在现实中不谙世事的小孩在网上却表现出久经世故、历尽沧桑的成熟的时候，发现一个在现实中文质彬彬、谦和有礼的人在网上却成为低级下流、言语粗俗的网痞的时候，就会看到虚拟生存对人性的影响。它不仅造成了同一主体之上人性的强烈反差，更重要的是它引起了我们对人的社会生活的人性关怀，迫使我们必须回答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人性在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中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反差?既然人性是在现实社会中被赋予它的全部内涵，为什么在虚拟世界中所表现的却是现实中所没有的?人究竟是什么?人的人性、本质究竟是什么?理论的发展不在于给出答案，而在于提出问题，马克思曾经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2]理论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准确地把握时代提出的最深层的前沿问题，如果我们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基本观点对上述问题作出新的思考、新的阐释和新的界定，势必会推动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人学领域的理论突破。

当然，虚拟生存所演绎的只是人性的二重化，无论人们在网上构建何种网络关系，它总是脱离不了现实的社会关系的范畴，脱离不了现实所规定的人的本质。因此，即使是对虚拟生存这种抽象问题进行研究，我们也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那种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去虚构具有永恒标准的人的本性，或者倒因为果，并以此作为历史的根本动因，作为社会历史理论出发点、基本前提的抽象的人性论是站不住脚的。

三，虚拟生存能够推动马克思主义人学关于人的发展学说的理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一种通过对人的现实性存在的研究以探讨人的未来发展状况的理论形态，关于人的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最终落脚点。相对于社会发展而言，人的发展是“社会上每一个成员”的体力、智力、个性和交往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它包括三个方面，即人的和谐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

人的和谐发展是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各方面发展处于协调一致、同步运行的状态之中。自由发展是指人作为主体摆脱了不合理的束缚，真正做到发挥自己独特的创造性，展现自己的本质力量。在人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人学突出强调的是人的全面发展，即作为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关系、需要、能力、潜能素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人的和谐、自由、全面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

然而由于人的活动涉及三个领域：自然、社会、人自身，因而人在其谋求自身发展的过程中，总是要受到三大束缚：一是受自然条件束缚；二是受社会条件束缚；三是受人自身条件束缚。寻求人的发展的途径，实际上就是在这三个领域中解除束缚，克服限制，以获得人的自由和解放。

虚拟生存则让我们正在为人的自由和解放而苦思冥想时看到了一线曙光，就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21世纪的动人故事所要讲述的，就是人类将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3]就人和自然的关系而言，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虚拟再现，不仅拉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的是通过虚拟世界来勾画、演绎自然，从而使人们不断提高自身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再受自然力的盲目摆布，进而在自然中获得解放和自由；就人和社会的关系而言，网络社会中无中心化的信息传播方式以及虚拟社区、虚拟学校、虚拟商场等新的人群集合体的出现使人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获得了多方面的自由，如政治自由[4]、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等等，从而在一定条件下摆脱了现实社会条件的束缚；就人与自身的关系而言，平等的网际交往以及庞大的三维信息库和信息流使主体在巨量信息的选择过程中，从自身的旧观念、旧思想、旧的知识结构和旧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进而从束缚自己才能发展的自身条件中得到解放。此外，虚拟生存拓宽了我们的思维和眼界，无疑会推动关于人的发展学说的理论发展，并为人的现实发展提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引。

马克思研究论文篇7

摘要：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研究可谓多维度、多视野；相对于当代西方环境哲学来说，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个性；它既是对西方环境哲学的积极扬弃，又是对“生态文明”塑造的时代回应。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独特个性Abstract:Marxistenvironmentalphilosophyhasadopteddiverseperspectivesincurrentresearch,andcomparedwithmodernwesternenvironmentalphilosophy,itischaracterizedbyrichnessanduniqueness.Itisanacademicresponseto“ecologicalcivilization”aswellasthefurtherdevelopmentofmodernwesternenvironmentalphilosophy.Keywords:Marxism;environmentalphilosophy;uniqueness环境哲学是针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和环境问题，在生态科学最新发现的基础上，在世界环境运动的催生下，所引发的对人与自然关系及其相关问题的重新反思。它以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为核心旨趣，以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人与自然关系、自然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和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些关系、自然究竟有没有价值以及有什么样的价值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一、“纷乱”与“对抗”：环境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总体说来，当前国内外环境哲学的研究现状基本上可以用“纷乱”和“对抗”予以概括。说它“纷乱”，是因为，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与“环境”或“生态”有关的哲学名词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以致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步。如“生态政治学”、“生态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无政府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生态法西斯主义”、“生态社会学”或“社会生态学”、“环境社会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美学”、“环境后现代主义”、“环境思想”、“环境正义”、“科学技术生态学”，等等。与此同时，国外学界对上述诸“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了繁花似锦、欣欣向荣的局面，例如，美国就先后出现过以布克钦为代表的“社会生态学”、以奥康纳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生态学”、以福斯特为代表的“马克思的环境思想”和以麦茜特为代表的“激进的环境思想”等[1]；日本也先后出现过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概念的解读、尾关周二对人与自然“共生”理念的阐发、岩佐茂对“循环型社会”的探索、龟山纯生对东方传统思想环境伦理价值的挖掘、高田纯对自然价值和自然权利的研究、森冈正博将环境伦理和生命伦理相结合的尝试、武田一博对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女权主义的讨论、牧野广义对环境民主主义的强调、河野胜彦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倡导，等等。[2]一句话，与“环境”或“生态”相关的哲学词汇或哲学思潮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都成了“显学”，大有“你方唱罢我登台”之势。说它“对抗”，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环境哲学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便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尖锐对立（参见杨通进、谢阳举、彼得•温兹、戴斯•贾丁斯等众多学者的相关论著）。概括说来，在本体论上，前者彰显“荒野”的系统性、自组织性和先在性等，主张“荒野”自然观；后者彰显自然的可分解性和可还原性，主张机械论自然观。在价值论上，前者主张自然的“内在价值论”，后者主张自然的“工具价值论”。在认识论上，前者主张整体主义的“生态学范式”，后者主张科学主义的“笛卡儿范式”。在方法论上，前者主张“敬畏自然”的自然无为，后者主张“控制自然”的恣意妄为（当然，在此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相比，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虽然在“量”上从“强式”走向了“弱式”，其控制自然的手段有所变化，但在“质”上，其控制自然的理念并没有实质性变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是同质的）。在国内，“走出”还是“走进”人类中心主义的争论虽然持续了二十多年，但至今没有达成统一的、有说服力的共识。基于上述“纷乱”与“对抗”，如何整合与超越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当前环境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棘手问题；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哲学，以结束当前环境哲学领域里的“喧嚷”与“嘈杂”，从而更好地回应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是国内环境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二、多维度、多视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研究现状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是我们解决上述难题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撰写过专门的、系统的环境哲学，但是，透过马克思主义丰富的学术思想和绚丽的学术画卷，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我们随处可以领略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的璀璨。关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意蕴及其理论意义，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视野做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与揭示。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史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禹国峰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具有自身的生成理路：异化史观下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形成的前奏，科学实践观的提出和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而自然价值论对马克思经济学思想的误读与现代性困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发展的曲折和现代境遇。但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仍是现时代不可逾越的科学的环境哲学。[3]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科技观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解保军认为，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有着明显的生态学价值取向，他主张应用科学技术的手段，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发明或改进新的生产工具，变废为宝，节约原材料，减少废物排放，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生态维度与当代科学技术的生态转向是一致的。[4]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当代日本哲学家岛崎隆在全面解读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环境生态思想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集中体现在人与自然的三重结构上，亦可称之为“自然在人面前呈现的三种面孔”，即人与自然的“主－主”关系（自然和人一样是平等的主体）、“主－客”关系（人是自然的改造者与呵护者）和“客－主”关系（自然是人的缘起者和养育者）。据此，岛崎隆得出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本来就含有生态学观点的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环境问题同样适用”[2]。有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白雪涛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把生态自然的恶化归因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把社会变革视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手段，把共产主义的实现看成是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这些环境哲学思想为人类克服全球生态危机问题指明了方向，为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5]有从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产生语境维度加以阐发的。例如，学者曹志清认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思想零星地散落在他们不同时期的不同著作中，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形成一部像《资本论》那样的环境哲学巨著，没有从问题学的视角来讨论生态环境问题，但我们不能据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真理的光辉”；他们提出的人与自然统一的理论、合理调节人类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设想，以及实现人类从自然界两次“提升”的理想等，正是今天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内核”。因此，从时代问题出发，伴随一定历史语境，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叩问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同他们对话，研究他们曾被忽视的甚至是被遮蔽的思想，澄清被误解的内容，在理论上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思想，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途径。[6]当然，在绝大多数学者肯定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意蕴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例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就认为：“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方面属于一流的理论家，但他们两人确实没有把生态破坏置于资本积累和社会经济转型理论的中心位置。他们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赖资源枯竭和自然退化的程度。他们不仅没有准确预见资本在‘自然的稀缺性’面前重构自身的能力，也没有预见资本所具有的保护资源和防止或消除污染的能力。”[6]更有甚者，少数学者不仅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环境哲学成分，甚至还把环境破坏、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归因于马克思，认为马克思主义过分彰显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只把现实的人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片面强调“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从而遮蔽了自然的系统性、有机性与客观异在性，在实践上加速了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加剧了生态恶化与环境的破坏。例如，帕斯莫尔就说过：“没有比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传统对生态学更加有害的思想了。”[2]三、丰富性与独特性：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不仅是当今各种环境哲学思潮中较为系统、全面、深刻、现实的科学，而且，相对于其他环境哲学而言，它具有自身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个性。具体表现在：就本体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1）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寓于人是“自然的存在物”、“社会的存在物”、“有意识的存在物”、“类存在物”、劳动或实践的存在物之中。（2）自然是对象性的自然，既具有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系统性、自组织性等，又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可分解性和可还原性等；既具有客观性、异在性等自在性特征，又具有“感性”、“人本学”性等属人性特征。（3）对象性活动（劳动或实践）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与确证，是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中介；它不仅塑造了“自然的社会”，而且塑造了“社会的自然”；不只决定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对立，更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共生诉求”。（4）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既克服了非人类中心主义以自然统摄人的“客观自然主义”，又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以人统摄自然的“科学的唯物主义”。（5）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对象性关系决定了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要性；自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决定了环境友好型社会与和谐社会的统一性；对象性活动作为人的自我实现决定了“发展”与“以人为本”的一致性；自然、人和社会的非线性关系决定了“统筹兼顾”的科学性，等等。就价值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1）与对象性的人、自然的对象性相对应，自然是人类“须臾不可缺少的对象”，具有对象性价值的“最高普遍性”，由此决定了人给自然以“道德顾客”的应然性。（2）自然虽然没有凝结“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却具有“虚拟的价格形式”；自然的对象性价值不只缘起于自然的系统性和自组织性等，更缘起于对象性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3）自然力是生产力的“自然基础”，是“超额利润的源泉”，是“绝对知识”的“原型”，是人激发美感、灵感和完善人格的力量，就此而言，自然的对象性价值就是非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内在价值”。（4）自然的对象性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本质力量实现的需要，对象性劳动是衡量自然价值以及其价值大小的“内在尺度”，就此而言，自然的对象性价值就是人类中心主义所谓的“工具价值”。就认识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1）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对象性活动，即实践的思维方式，是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耦合。（2）整体主义思维方式源于自然的系统性、复杂性等的“本来如此”，科学主义思维方式是自然科学的发生学“母体”，是自然科学发生与发展的逻辑，源于对象性活动的“应该如此”。（3）马克思对资本的成功考察即《资本论》就是这两种思维方式综合运用的结晶。（4）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的“复归”。就方法论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1）科学合理的方法论是对象性活动的方法论，是实践的方法论。（2）对自然“有所作为”、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改变世界”，源于人的对象性本质和人自我塑造与确证的需要，源于对象性劳动“永恒的自然必然性”。（3）对自然“有所不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呵护自然，源于自然的客观性和异在性，源于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源于对象性劳动的“自由”与“必然”，源于人（“代内”的和“代际”的）自身可续发展的需要。（4）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促进废物再利用，这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重要路径。（5）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顺从自然”、“敬畏生命”，不过是一种“浅层生态智慧”的方法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就辩证法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辩证法是对象性活动的辩证法，即实践的辩证法。实践的辩证法既不像非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只强调自然的客观辩证法，也不像人类中心主义那样只强调人的主观辩证法，它是主观辩证法与客观辩证法的辩证统一，是“否定性的辩证法”。以否定自身的方式来肯定自身、在承认“非此即彼”的同时也承认“亦此亦彼”，这是实践辩证法的核心和灵魂。实践辩证法指明了环境哲学两大学派从“分殊”走向“统一”必要性，这就是建构“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能够和平共处、相互融通的：（1）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互为“对象”的，因此，人类中心主义必须以非人类中心主义来“确证”或“直观”自身作为理论“存在物”的本质力量。（2）出于人与自然的“场依存性”和主体性的属人性，人，也只有人，能够认识到“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古老辩证法，认识到“限制自我”与“发展自我”、“非我化”与“自我化”、人类“中心”的非中心化与人类中心化之间的并行不悖。非人类中心主义，正是人类中心主义必要的实践路径和合理的外化形式，是证明人类中心主义的“现实性”与“感性”的科学途径，是人类中心主义“发展的环节”，是“和谐社会”建构的手段。无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就是现时代的“科学发展观”。就历史观维度而言：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主张的是历史解释原则：（1）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性决定了人是历史的人，自然是历史的自然。（2）自然的历史、人的历史和对象性活动的历史是同一运动过程的历史；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和谐，与对象性活动的解放、资本主义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走的是同一条道路”。（3）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斗争的真正解决，是历史之谜的解答。（4）非人类中心主义撇开自然与社会的关系而单方面谋求自然的解放，实质是一种“浅绿色”的环境观；它和黑格尔哲学一样，是一种“颠倒了的伦理精神”，同时又和费尔巴哈哲学一样，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扬弃。首先，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和人类中心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即都把人看成是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属点，都把“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看成是“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它不像后者那样把人看成是整个价值世界的绝对中心和对自然的绝对主宰，不像后者那样鼓励人对自然的恣意妄为或“怎么都行”。其次，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也有某种共通之处，即都提倡人对于自然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认为应以尊重自然界的固有规律来防止自然界的“报复”。但是，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又超越了非人类中心主义，它克服了后者的自然浪漫主义以及自然观和历史观相脱节的现象，主张人对自然、对自身和对社会的积极性改造。可见，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同于一般的环境哲学又异于一般的环境哲学：“同”体现在它的核心主旨、研究对象和构成要素上；“异”体现在它有自己特殊的自然观、人学观、社会观和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对于西方环境哲学的整合与超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①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内容提炼。参考文献：［1］韩立新.美国的环境伦理对中日两国的影响及其转型［J］.中国哲学史,2006(1)：43-45.［2］冯雷.日本学者岛崎隆对马克思自然观的解读［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3)：95-98.［3］禹国峰.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的生成理路及现代境遇［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17-22.［4］解保军.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生态维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2)：121-124.［5］白雪涛.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9-12.［6］曹志清.马克思恩格斯环境哲学思想新探［J］.学术论坛,2007(8)：1-4.

马克思研究论文篇8

接着此概念在后马克思理论的旗号下被理解为破除了明确的“经典”马克思主义(例如第二和第三国际)的核心理论，并在其他观点上又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案保持着联合的一个概念。可能就是用这个办法，可以区分开前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主义。

关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决裂，大多后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以下一般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还原论(或更确切地说是本质主义)及其游戏形式的批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概念的批评。

——对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概念的批评。

比如最后一点就曾遭到JokobRogozinski的解建构主义观点的攻击。解建构理论必然要拒绝激进的决裂的原目的论的表象，一定得将该表象的存在合理性从这样的决裂的不可能性中直接抽出来。由此观点革命也是一个西方形而上学概念，它不应在现实的政治里被掩盖。

NiCOSP．Mouze“s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抉择》里曾系统地批评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的游戏方式。Mouze“s在他的研究中区分了还原论的两个典型，这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里发现的。他按唯意志论的还原论对其理论进行分类，在这些理论中分为个别集团／阶级或者甚至个别人，所谓的“大牌演员”(中世纪君主)，要么规范着其他集团(大概是政治的集团)

的行动要么规范整个结构(政治制度)。照Mouzelis的看法，在唯意志论的还原论里经济和政治机构也被个别集团或活动家们的确定的行动、策略和实践所决定。Mouzelis认为还原论的形式当然是自阿尔图塞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不时兴了并己为结构主义的还原论所替代。这里决定论的主管部门不再形成集团，而是形成体系概念，大约是要形成对保障再生产的；机能需求。Mouzelis接着说，千涉他国的国家一定程度上是基础且此种国家要建构成一种形态，使它会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再生产需求所耙平。Mouzelis从所有马克思主义的还原主义里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尽管有着关于相对的自律或者说‘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的程式陈述，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能有所帮助的概念，以帮助斟酌特殊动力以及历史的而非经济的方面。或者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和非还原论者都没有给出政治和文化的理论。”(Mouzelist990，174)

撇开反还原论的批评不谈，与占典马克思主义不同，后马克思主义将其领域从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概念转到“政治的”和话语的概念之上。这个改变在方法上合乎对后结构主义的接受，这是一个运动，它叫做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与索绪尔；(Saussure)关于社会民主的论战K路。后马克思主义从这条道路获悉了拉康、德里达和福柯对这个主题的大部分看法。

拉刻劳和穆佛的：口在此时以一种更专业的观点作出了示范。他们的还原论批判以及话语概念是从拉康、德里达和福柯的理论里得到的，这些理论被转用到了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哲学的领域。为拉刻劳和穆佛所力主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概念的解建构(Dekonstruktion)以一

种双重的方式进行。解构(Destruktion)：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和决定论的想法遭到批评。建构(Konstruktion)：社会和政治作为话语被重新概念化并被解释为霸权的接合(Artikulation)。拉刻劳和穆佛用他们为其计划选择的名称强调了这种双重性，：“然而一当我们理智的计划在这本书里是后马克思主义的(post-marxis“sch)，那么明显同样地也是后马克思i义的(post—marxitisch)了。”(拉刻劳／穆佛，1991，37)这两种立场把后马克思主义和前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它类似于NiCOSP．Mouzelis的最终的观点，这观点保留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的抉择”里，即马克思肯定没死，而肯定还保持着生命力。

拉刻劳和穆佛在《霸权和社会主义的策略》的政治和历史的部分里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立场批评了整体性要求、阶级还原论、革命论以及历史和经济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第二和第三国际。一切都服从于还原论概念并与后结构主义的范式相反对，因为它们每一个同一性和完整性都归于一个中心。马克思主义还要求，整体性可以解释社会现象，由此马克思主义把这些现象归结到经济过程(经济决定论)并记之为一种历史目的论(“历史规律”)，在其中某一确定阶级(阶级还原主义)注定将会通过革命把人类从剥削里解放出来。那个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即拉刻劳和穆佛最渴望解构掉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经济曾是统治一切的主管部门。在强版本里“上层建筑现象”——因此政治也——被解释为依据在生产过程中行为者的地位、对经济利益的纯粹反映。拉刻劳和穆佛把这种还原论的形式称为附带现象(epiphenomenalismus)。在弱版本即阿尔图塞(LouisAlthusser)理论的现代版本里，只有当经济将支配权能指派给一个确定的也许是非经济的主管部门时，它才是决定的。虽然阿尔图塞的理论是作为对古典经济主义的批判以及黑格力；式的表现的因果性的打击而登场的，但是它在打击表现的因果性时放弃了决定论的这个转变且还没有完全地放弃还原论的表象。

现在拉刻劳和穆佛通过把经济归结为一个多数话语(Diskursen)的交点，解建构了经济在马克思主义里的特权地位：预测话语、信息话语、权威话语、技术话语。这些话语开启了政治的因而是霸权的接合。这对拉刻劳和穆佛来说并不意味着，在一个特定的经济发展趋势下政治并非事实上可以由经济确定卜来，只是根据拉刻劳和穆佛的看法它不是关于社会的一般理论的或者政治的主题，而是一个具体的经济发展趋势的具体研究主题。这更关系到拉刻劳和穆佛——就象Mouzelis一样——的本质的理解，在最后的主管部门里的决定就处于社会的或历史的“本性”之中。

在他们书的第二即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tisch)的部分中拉刻劳和穆佛为了他们的方案拯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概念，尤其是霸权概念。拉刻劳和穆佛追随着葛兰西(Gramsci)的俄罗斯社会民主霸权概念并对之作了改进。他们用作为政治的逻辑的霸权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的支配地位转变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领域的支配地位，这领域现在包括着全部文明社会和经济的区域。所有关系由此而被打开为一个可能的话语霸权的接合——相反地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亡作为整体的社会并不存在。

拉刻劳和穆佛的后马克思主义表明它不仅对政治理论并且对国家理论也有其重要性。当同一性不能完满地建立起来，如后结构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当社会没有本质，当社会以一个基本的非对称性被建构起来并且基厂所有这些理由社会不能再有一个分析的前提，那么国家的补充概念就会成为疑问。这一步曾被Bobjessop和他的学生CitimiRovirosaMadrazo的国家理论所贯彻。在拉刻劳和穆佛的社会不可能性的假设那里的间接结合中他们为国家设置这个问题，即是否也必须由此——比如由社会——说它没有本质、并不自在地表达完整的整体性、因此不可由建构而使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