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全球变化论文篇1

由于本轮金融危机已严重影响到实体经济，导致全球范围内工业用气量和发电用气量的减少，2009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很有可能出现50年来的首次下跌。根据国际能源署（IEA）6月末的《天然气市场报告（2009）》，经合组织国家（OECD）在2009年第一季度的天然气需求下滑了4%，这种趋势在2009年极有可能会持续下去。 新形势下的LNG 在全球天然气需求下跌的大背景下，2009年上半年全球液化天然气（LNG）市场呈现两大贸易特征：一是呈现“供大于求”的趋势；二是LNG零售化的趋势开始显现。 需求下降是使市场呈现“供大于求”趋势的主要原因。根据Platts和Poten&Partners提供的市场数据，与2008年同期相比，亚洲和欧洲两个主要LNG进口地区的进口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传统三强，2009年前五个月的月平均LNG进口量与2008年同比下降10%。欧洲最大的LNG进口国西班牙，2009年上半年的下降幅度也达到10%。 LNG市场“供大于求”的趋势，也可以从2009年7月欧美诸国天然气库存量数据得到证明。7月美国的天然气库存量比2008年同期高出24%，比5年平均库存水平高18%；加拿大比2008年同期高14%；英国比2008年同期高15%；西班牙和比利时的库存水平已经分别达到83%和91%。 需求下降促使LNG市场开始走向“零售化”。由于目前各国天然气终端市场需求的疲弱，签有长期合同的需求方大多使用合同中“下浮宽限量”条款，减少履约合同提取量。客户方的需求下降，迫使LNG供应方不得不进入现货市场，采取在欧美现货市场套期保值的方式，在全球范围内“零售”富余量，以争取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数据显示，由于亚洲国家天然气需求的下降，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LNG项目（“西北大陆架项目”）的现货贸易在2009年增加了7-14%。2008年该项目的现货贸易量只是其贸易总量的1%，2009年这一比例则将会达到8-15%。西北大陆架项目2009年的现货客户跨越大西洋盆地和太平洋盆地，包括：英国、法国、比利时、印度、科威特、台湾、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市场预测 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液化天然气的市场状况究竟如何，目前尚难判断清楚。但可以肯定地是，什么时候实体经济走好，什么时候LNG供需又会出现供应不足的局面。 首先，“全球化”和“零售化”会是大趋势。正是由于未来市场状况的未知性，在合同有效期、合同量、价格和目的地等条款上保持较强的“灵活度”，可能是未来2-3年内LNG买卖双方都愿意的。在这个背景下，液化天然气贸易的“全球化”和“零售化”将会成为一种大趋势。 液化天然气贸易“全球化”和“零售化”的趋势，从2008年的贸易数据上就可以初见端倪。首先，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数据，2008年LNG贸易每航次的平均航距为7129公里，较2007年增加13.3%。平均航距的提高，就是贸易“全球化”趋势的体现；其次，2008年由大西洋地区转运至太平洋地区的LNG量达到1481万吨，比2007年增加了53.8%。这种转运的形式就呈现出全球贸易“零售化”的趋势。 美国市场未来LNG的需求将会成为液化天然气贸易“全球化”和“零售化”的催化剂。由于国内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长足发展，美国能源部能源情报署（EIA）在《2009年能源展望》中大大调低了对LNG进口的预期。该报告预测，2030年的LNG进口量只占美国天然气总体供应量的3%（约合1678万吨）。 其次，现行贸易定价机制阻碍LNG成为全球性大宗商品。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亚洲、欧洲和美国已经各自形成自己独特的LNG贸易定价模式。东北亚液化天然气买家（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由于地理位置原因，无法进口管道天然气，所以其签署的LNG贸易合同价格只是与现货油价挂钩；由于欧洲长期合约管道天然气价格大多与燃料油价格挂钩，其LNG合约价格就是与天然气现货价格和燃料油价格挂钩；美国的贸易价格则是直接与其天然气现货价格挂钩。 在现行贸易定价机制的影响下，目前亚洲的液化天然气交货价格已远远高于欧美的现货价格。这种地区性差价，从来没有在其他大宗商品交易（如原油、钢材等）中发生过。因此，建立一个全球统一的定价机制是LNG成为全球性大宗商品的基础。但

全球变化论文篇2

关键词：全球治理 国际社会 共生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1005-4812（2014）01-0063-70

无论是政治家、外交家、学者，还是对国际关系感兴趣的普通大众，他们经常思考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它是否已经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身处其间的人们似乎能够感受到，当前国际关系正经历一场缓慢而深刻的变化。日益深入的全球化似正使曾经极为稳定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逐渐遭到销蚀，人们对于新国际体系的想象和认识都得到了拓宽，而敏感的学者更试图用新的理论模型描绘出这种变化。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的最后几章中提出：尽管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仍在继续，但20世纪后期，国际体系实际已经在经历着一种结构变化，这种变化的方向是集体安全的康德文化。固然，结构本身的稳定性特征决定了变化极为困难，然而国家的身份在不断进化，这种进化会由无数变化构成。虽然每一次变化都不足以彻底改变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结构，但每一次变化却能使无政府状态具有新的内容，国家会逐渐形成集体身份，从而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学者们则试图从中国式的“共存逻辑”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等资源中进行发掘，从而提出国际关系演变的另一条路径，“国际社会共生论”由此应运而生。这一理论明确指出了国际社会的新“共生性”特征：就客观而言，国家社会的形成虽以国家的共生为基础，但传统国际体系结构下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弱肉强食、欺诈霸凌”的逻辑，并非真正的共生；新兴的共生关系则是一种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共生关系。

本文从中国学者的“国际社会共生论”思路出发，以全球治理为切入口，用变迁、结构和话语等社会学概念具体探讨国际社会相应发生的种种变化。本文中的“变迁”代表国际关系中较为明显的新现象，“结构”指的是国家为了应付这些新现象出现的相应的结构上的转变，“话语”则代表了与之相应的口号或话语策略等。本文从这三个分析角度出发，希望增加对共生型国际社会的理解，探讨“国际社会共生论”的价值以及中国学者在发展国际关系理论方面所做的新贡献。

一、变迁：全球性问题凸显国际社会新型共生关系

为什么要讨论“变迁”？国际社会同其他类型的社会一样，从一个基本形态向另一个基本形态的转变将经历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夕完成。比如，要认定～个社会由农业社会完全转变为工业社会，需要对一些重要指标进行确认，例如生产水平、消费水平、识字率和平均寿命等方面的指标。但哪怕某些指标尚未达到一定的程度，辨识出这些指标的存在本身也极有意义。例如，在观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时，人们为何要对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大书特书，当然还是因为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思考国际社会的转型问题时，在某些指标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前，我们能够确认指标本身的存在，注意到某些方向性变化（即便它们当时极其微小）对观察国际社会形态的变化同样重要。

20世纪后期开始，世界化、非地域化、全球化等带来的种种变迁有目共睹。例如，全球生产和销售、全球货币和金融、当代全球通讯、全球社会生态和全球意识的发展扩展了国家对于安全的界定，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安全观念已经涉及了生态保护、金融稳定、文化认同等多个方面。如果从“全球治理”的角度而言，对各国政策、国家间关系乃至国际体系造成深刻影响的当属各种迫在眉睫的全球性问题，即全球经济危机、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生态问题等带来的种种挑战和痛苦。近年来，“全球治理”这一话题愈加炙手可热，更说明这些全球性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不但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有些甚至越来越严重。以下为若干最为明显和严重的全球性危机：

第一，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带来了强烈的不安定。大规模的金融全球化是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一种新兴现象，随着超地域交易和电子交易的产生，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工具的种类、金融市场的数量、金融工具投资规模及交易额得到极大增长。然后，一系列的货币波动、股票和债券市场的崩溃以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不稳定带来了毁灭性动荡。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关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广泛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纷纷采取措施，通过增加相关统计数字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加强对全球银行业的监督、增加全球证券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稳定性等手段，来解决这种全球性的金融风险。然而将近20年过去，这一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是愈加恶化。目前的金融危机，以美国和欧洲为中心并席卷全球，美国、欧盟和日本全部深陷债务危机，而其他新兴经济体也大受影响。

第二，生态环境危机在当代各国的安全问题中占有突出地位。全球化带来的相关技术使人类在开发自然资源造福自身上具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但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污染，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环境和生态危机。贸易、工业的发展让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大气和海洋变得岌岌可危，全球消费品的快速消费造成了大量无法降解的固体垃圾，而工业化时代则让许多重要资源迅速耗尽，使各国深陷能源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无数官方和商业机构、民众团体等已经开始把目光聚焦于环境问题上。但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不久之前日本福岛核泄漏的发生和随之引发的一系列的公众恐慌更让人们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

第三，全球化的深入给和平带来致命威胁。一方面，全球化有利于战争的防止与和平的维持。全球化程度越高的国家，越依赖于全球市场和全球通讯网络（这两者都会因为军事冒险而遭受致命打击），这种相互依存的状态无疑降低了国家之间武装冲突的可能。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全球化还带来了无法解决的重大矛盾，让珍贵的和平变得极为脆弱。例如，全球化可能会在环境破坏、贫困加剧、失业、文化毁灭、认同瓦解和社会分化等方面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衍生出恐怖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这样的消极力量。而全球通信网络、交通运输网络等则有可能给恐怖主义集团和跨国犯罪集团的武装暴力行为提供便利条件，让人们珍视的和平面临各种威胁。

以上仅列举了当今几种严重的全球问题，还远远未能涵盖人类当前面临的所有全球性危机。面对这些全球性问题，提出“国际社会的共生性”这一理论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对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的深刻认识，而且还昭示了一种新型国际社会秩序的到来，更提供了对全球化问题的一种解决思路。正如金应忠所言，新的共生观和安全观将“启迪人们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社会高度共生性”，并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总而言之，新的共生观、安全观可以对新时代国际关系中“各类矛盾、冲突”的处理有所帮助。

二、结构：问题与治理调整国际社会旧有共生关系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特·布劳（Peter Blau）的结构变迁理论认为，社会结构是指由个人所组成的不同群体或阶层在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或者更精确地说，社会结构可以被定义为由不同社会位置（人们分布其上）所组成的“多维空间”。如果说社会结构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社会中的各要素相互关联的方式。那么，国际社会的结构就是国际社会的各行为体内部或者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正如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他的论著当中提到的那样，各国家间存在着劳动分工和权力等级的分化，一些国家只供应自然资源，一些国家则主要生产工业品，一些国家具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一些国家在这些实力上面是如此弱小，以至于不得不置身于他国的羽翼之下。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分化正是当时国际社会结构的某种特征。

社会结构有多种成分，社会功能正通过这些成分而得到实现。社会结构包括角色、地位等要素，它对人有制约作用，会影响到人的行为模式、心理状态等。与之相应地，国家的结构和性质也会影响国家的结构，并对国际关系造成影响。所以，当我们在回答“如何理解当前的国际关系？它是否已经发生了某些实质性变化？”这些问题时，我们不得不考虑“结构”这一问题。从某种程度而言，全球问题的出现和全球治理的需求所代表的变迁造成的国家和机构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转换必须要在结构层面加以理解。

正如一般社会结构一样，国际社会的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性。但这并不是说，国际社会的结构如一块铁板无法打破。如果把国际社会的结构以一个多维空间来理解，也许无政府状态等基本的空间向度还未改变，但组成这个空间的各行为体内部和行为体之间显然已经发生了明显而重要的位移。这些位移如果持续发展，整个空间的变形甚至崩坏并不难想象。

有学者在文章中指出，全球化从许多方面重新造就了国家：民族国家被全球化逐渐掏空，其中心功能开始变得有名无实，全球化的市场力量和超国家治理机构使民族国家的能力也越来越有限。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国家在简单地“消亡”，反而，国家正在经历的是在不同的时空、社会维度上不同形式的转换一一许多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功能和权力已经流失在更低或更高一级的国家机构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以前这些机构要么并不存在，要么就是在这一转换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例如，全球化情景下某些物质条件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作为先决条件的地域地理：电话信号、无线电广播、卫星遥感和互联网的数据传送等绝不会在海关检查口之前停下；全球组织和全球公司跨越边界进行活动，国家也无法对它们行使绝对权力；电子大众媒体（特别是互联网2.0时代的社交媒体）更是脱离了国家对语言的规范，对教育乃至内容的审查制度。

正如我们曾经提到的那样，国际社会的结构是国际社会的各行为体内部或各行为体之间相互关联的方式。因此，民族国家功能和权力的逐渐流散给国际社会的结构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既影响了国家自身的行动，又影响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国家内部而言，各国政府的各个部门可能常常进行跨政府合作，从而实现了行为体内部结构的重组。例如，各国卫生部门可能协同地对付某种流行疾病，各国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也可能联合彼此与其他的多边金融机构一起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就国际层面而言，民族国家权利的这种流散带来了国际市民社会的兴起、非政府组织等机构的数量及影响力之增加等变化，实现了行为体之间关联与互动结构的改变。

这些结构变化直接导致了国家角色和行为的变化，“国际社会共生论”有力地解释了这种结构变化以及国家相应的新角色和新行为。共生论提出，在以前的国际体系中，国家的首要关注点是“权力”或者“权力的制衡”，特别是霸权大国对权力更是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在当今的全球体系共生网络中，国家为了保证自己的稳定，不得不首先关注国内居民就业率和工资增长率、居民社会福利保障性、物价指数变动的稳定率等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良好状态不仅依赖国内的发展，更需要借助与其他国家的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发展。

三、话语：共生论转换全球治理视角

从本体论的角度而言，文化就是社会。不但那些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结构范畴的东西是人类文化的体现，甚至人的某些本能（如吃饭、睡觉等）也已经在人类社会中发展成为文化行为。就国际政治而言，其结构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文化。但这种广义的文化，并非本文讨论的范畴。本文将侧重于文化的狭义表达，即文化可以包括所有存在于人头脑中及人与人关系中的信息，但不包括被称之为社会结构的那些范畴。具体到国际社会，本文讨论的文化包括所有存在于国家自身，以及国与国关系中的信息，但并不包括国际社会结构本身。这种“文化”，不但关联于我们前文所讨论的“变迁”和“结构”等国际社会中物质性社会事实，更是它们所对应的非物质性社会事实。而研究国际社会的文化，则需要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话语”，因为话语无疑是文化的重要表达媒介之一。因此，我们研究国际关系中的“全球治理”和“共生论”等话语，目的是为了更加灵活而又准确地感知国际关系中发生的种种真实变化。

同时，我们也关注“话语”作为框架（frame）的功能。“框架分析”最先是一个微观社会学概念，提出“框架分析”这一视角的社会学家认为，所谓框架，指的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识、理解和标记周遭事物的解读范式。从功能上而言，框架一方面既代表了人们对他们所身处世界和所面对问题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代表了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例如，人们在进行政治运动和社会变革时提出的某些口号，既代表了他们对当时世界的认识，也代表他们认为应该前进的方向。就国际关系而言，通过研究国际关系中的话语谱系，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国际关系的变化轨迹，更能一窥其未来前进的方向。本文认为，“全球治理”和“共生论”不仅仅代表了国际社会遭遇的形态变迁和结构转移，同时更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特殊话语，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个意义上对它们进行讨论。

第一，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治理”成为大家普遍接受的流行话语本身就体现了人们（以及国家）对自己身处世界认识和定位的根本变化。“全球治理”体现了以往的人们所不具备的世界秩序观，它强调“全球性”，显然已经超越了以往的“国际性”，真正体现了一种对整体的关怀感。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所谓“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泾渭分明，但全球治理论者却并不这样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试图探讨如何把全球化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整体秩序当做一个集体的存在来共同治理。

第二，“全球治理”作为话语还体现了人们对自己所遭遇问题之解决方案的革新。这主要体现在全球治理中管理性质的深刻变化一一如果说最初国际管理的范围主要在于管辖战争，那么如今治理的范围已经包括了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等多层面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这种话语不但阐明了国际政治的结构性变化，同时整合了这些变化以及其存在问题所具有的意义，提供了一种更广为让人接受的政治概念，桥接了已经存在和正在发展的各种矛盾，因而能够成为主导的变革构框（framing）。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话语为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分类，让它们变得合理，并能成为政治行动方向的起点。

第三，“国际社会共生论”作为话语的意义在于它使人们更为明确地定位了当前的世界和形势，优化了解决之道。正如苏长和所言，当前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既出现了许多包容式改进的积极因素，也活跃着不少零和式的消极力量，中国提出的共生性秩序观、包容性政策与实践值得国际社会重视，它们应该并能够成为一种国际规范，得以在国际社会扩散和实践。

第四，“全球治理”与“共生论”相结合将更符合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也更能成为切实可行的解决之道。在全球治理概念中，国家尤其是大国“垄断”或“操纵”人类事务的模式逐渐被打破，代之以多中心（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公民运动等）之间通过相对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形式相互作用（合作、协商甚至冲突），而这样的多中心的相互作用本来就应该明确和增加更多的和谐共生内涵，只有这样，才能对抗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对抗冲突的因子，实现国际关系的进化。

结语

石之瑜曾这样总结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风格：儒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政治思想特征直接促使中国政治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将不干预主义（non-interventionism）作为处理国际事务和进行全球治理时的指导原则。通过这种不干预主义，中国精英试图传达这样一个主张，即所有民族国家提高自身自主治理能力是通向全球治理的最好方式，而中国在进行全球治理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如何处理好国内问题以避免对全球治理的消极影响。由此，石之瑜指出，中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统是如此的内省，以致于中国对如何与其他国家一起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发挥权威性力量进行的是一种含蓄的呼吁和表达，全球治理格局中的中国风格是被动回应而非积极主动的。但是，石之瑜的这一判断，如果不说是错误的话，至少也是为时过早和过于片面的。

首先，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不光是国际关系中的新现象，更是中国政府和人民面对的新课题。中国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打交道，如何参与构建一个新型的国际秩序等问题，都是中国政治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学者正在思考的新问题。对于这些复杂的问题，本身就有一个转变角色，慢慢学习并摸索的过程。所以，就此断言中国的回应比较被动尚嫌过早。

其次，长期以来，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在探讨国际问题时，往往过分依赖西方的知识框架，这种依赖可能会导致思路上的束缚，而要摆脱这些思维定势，摆脱对西方知识的过分依赖则需要一定的时间。此外，对于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尚未完全明朗的种种变化，西方学者尚且还在探讨、追问与思考的过程中，受他们框架所限的中国学者表现得较为含蓄，也可以理解。

最后，中国有极其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的文化品格和政治思想也并非只有含蓄、消极、被动等特征。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庸之道”，它当然有“保守、含蓄”等特点，但与此同时，“中庸之道”也可被视为一种圆融地解决国际争端，建立良好国际秩序的积极态度。事实上，中国学者正在积极探索中国的文化资源，希望给外交事务处理、全球治理以及国际秩序的建立等提供更有创造性的构想，发挥更大的作用。这种探索，本身就是中国学者积极的呼吁和表达。从这个角度考虑，“国际社会共生论”、“关系过程理论”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030）

全球变化论文篇3

但是，却有人提出反主流的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全球变暖并非人类的责任，而是地球气候变化自有的历史规律。

听一听不同意见

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提出人类行为对地球变暖负有主要责任的观点之时，也有研究人员对全球变暖的因果关系以及全球变暖可能造成的后果提出了相反的看法。

他们认为，全球变暖是不可阻挡的，而且是一种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出现的周期现象。例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教授、气候专家林森于2007年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两篇文章，指出科学界对地球是否存在变暖并没有统一看法。他在演说中甚至批评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一种宗教，信仰者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加拿大的首位气候学博士蒂莫西也持有同样观点，认为地球变暖还得不到有力的科学数据的支撑。他的观点体现在其所写的“全球变暖：有硬数据支持吗?”一文中。

英国研究人员詹姆斯・拉夫洛克则提出了盖亚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有机整体，并作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而进化。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是，自地球形成以来太阳光照增加了30％，可化学性质并不稳定的地球大气层仍然基本保持不变。

综合所有与主流学界不同意见的科学家的观点可以表示为：地球气候本身就存在周期性的变化。虽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极冰盖持续缩小，但这可能是因为地球在向下一个冰期过渡所产生的自然现象。因为过去的研究发现，因太阳活动规律性变化导致过历史上4次冰期，而每一次的过渡期都存在升温现象。例如，17世纪地球经历了一次小冰期，19世纪、末以来地球温度的上升不过是这次小冰期的结束。

而且，造成地球温度上升的因素很多，包括太阳的活动甚至宇宙射线的变化等，需要认清人类活动是否真的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有些科学家还认为，人类根本没有能力影响大自然的变化。2007年3月8日，英国广播公司还播出了纪录片《全球变暖大骗局》，通过对多名气象学家的采访，认为地球变暖并非人类活动所致，太阳活动才有可能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

最近，美国S0弗雷德・辛格和丹尼斯・T・艾沃利的新著《全球变暖――毫无由来的恐慌》又被翻译成中文引介到中国，作者把上述研究人员否定全球变暖是人为因素的观点系统化、全面化，甚至理论化了。听听这些不同于主流学界的观点也许对人类并非没有益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非主流的声音不认同主流的观点，但也与主流的声音有一致的地方：人类要有所作为去保护地球生态。那么，这些非主流观点的证据何在?

1500年的周期和太阳活动

否定全球变暖以及全球变暖是人类造成的重要证据有很多，包括地球的气候变化规律和太阳活动。

有证据表明，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在全球变暖的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次要角色，如果追溯有100万年气候变化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温和、适度的全球变暖只是1500年(加减500年)气候周期中自然变化的一部分。这个结论来自1984年丹麦的威利・丹斯加德教授与瑞士的汉斯・奥斯切格教授的研究。

他们首次公布了格陵兰岛冰芯的氧同位素研究内容。这些冰芯提供了一套地球25万年气候变化的历史档案。研究人员比较了氧18和氧16同位索的比值，这种比值可以用来显示降雪时的气温。本来研究人员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找到冰期史上著名的9万年冰期和间冰期的证据。但是他们却发现，在冰期和间冰期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温和的气候周期。这一周期大约每隔2550年发生一次，但后来很快又评估为1500年(加减500年)。

此后，丹斯加德和奥斯切格又找到了大量证明1500年周期的证据。苏联于1957年12月6日在南极建立了东方站，位于南极大陆东部的冰川。1987年东方站取出的冰芯显示了过去40万年里存在1500年的气候变化周期。通过对广布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马尾藻海和阿拉伯海等海域中的海底沉积物研究，也证实存在1500年的气候变化周期。从北半球的爱尔兰和德国，到南半球的南非和新西兰，均发现有溶洞石笋证据，证实了现代暖期、小冰期、中世纪暖期、黑暗时代(欧洲中世纪的早期)、罗马暖期以及罗马暖期来临之前未被命名的冷期等气候变化周期。

由于发现了地球气候变化的1500年周期，丹斯加德、奥斯切格和法国极地技术研究所负责人克劳德・洛里斯三人共同获得1996年的泰勒环境成就奖(国际环境科学的最高奖)。正是这三名科学家的发现为政府及公众科学认识现代气候变暖提供了证据支持，从而避免了不必要的恐慌。

根据这个发现，无论二氧化碳的浓度是偏高还是偏低，气候变化总是粗略地按着时间表周期性地出现。而根据1500年周期，在过去150年，地球进入了一个温和的气候温暖期，而且这一温暖期将持续几百年时间。所以，现在人类面临的地球变暖是一种正常的周期现象。正因如此，难道担忧地球变暖我们就得放弃使用化肥、汽车和空调吗?难道担心全球变暖，就得放弃在20世纪已经取得的先进科学技术吗?而这些科学技术曾使人类的寿命整整延长了30年。

当然，与1500年周期相关的证据是太阳活动影响气候，如太阳黑子的辐射。古海洋学家杰勒德・邦德在2001年11月16日的美国《科学》杂志发表的一份报告阐明，在过去的1.2万年里，北大西洋北部气候随着太阳活动的消长已经发生了9次冷暖更替。一些科学家认为，杰勒德・邦德等人的数据十分充分且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这样的假说：从上一个冰河时代以来，包括17世纪的小冰期，太阳活动主导着地球大约1500年的气候波动周期。

反驳温室效应理论

按照非主流科研，人员的观点，全球变暖不仅与人类无关，而且全球变暖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温室效应理论也漏洞百出。

例如，根据温室效应理论，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升高将吸收更多的地球自身的热辐射，致使底层大气气温变暖，并最终导致地球表面气温上升。但是，自1940年以来，尽管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地球的气温也只是稍微地变暖。所以，这提示，人类活动产生的

温室效应必定是非常小的，以至于它几乎威胁不到地球或人类。主要的事实还来自于下面一些研究。

地球卫星和高空气球气象数据证实，在低层大气并没有因为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而获得额外的热量。人们很难知道高度易变的地球表面的变暖到底有多快，但它变暖确实比二氧化碳聚集区的低层大气要来得快。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二氧化碳并非导致气候变化的首要气候变化因素。

同时，南极冰芯还告诉人们，地球的气温与二氧化碳水平的关系可追溯到过去的3个冰期和全球暖期。然而，二氧化碳一直是一个滞后的气候指示器。在其浓度上升了800年后，气温才会变暖。这个证据也有力证明，二氧化碳并不是最近气候变暖的驱动力。

的确，苏联的南极东方站分析了分离出的百年冰芯材料，证明气温与二氧化碳浓度有很大关系，即二氧化碳浓度上升，气温也上升，反之亦然。因此，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等人都据此预测到一个十分温和的未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二氧化碳将持续上升一段时期。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简单。

对苏联东方站数据进行更短时间(10年而非数百年)的分析却发现了另一种情况。来自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所的休伯图斯・费舍尔和他的研究小组在1999年第283期的美国《科学》杂志上报道说，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滞后于气温变化的时间为400～1000年。换句话说，二氧化碳变化与气温升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应该颠倒过来，是由于气温变化引起了二氧化碳升高，而非二氧化碳升高引起气候变暖。

费舍尔的研究小组还证明，当海洋和大气变暖时，海洋便释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这会促使陆地上更多的树木和植物生长。树木和植物吸收了二氧化碳，便将它纳入更多和更大的根系和树干，以及在茂密的草原下吸收更多的土壤碳。

法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尼古拉斯・卡莱对南极冰芯中的氩同位素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认为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滞后于气温升高的时间间隔应当是200～800年。他的结论是：这证实了在冰川消融时期，二氧化碳并非驱动气候系统的原始驱动力。

其他论点和论据

还有其他大量的事实说明，人类历史上的冷暖交替是有自身规律的，而且地球也忠实地记录了过去气候变化的客观规律。所以，人类不必对全球变暖的种种预言有所担心和恐慌，例如，海平面将上升、洪水和毁灭相伴；数百万野生动物将永远消失；气候变暖将导致饥荒、干旱和数百万人将死于气候变暖等等。而且，有的研究人员认为，为免于全球气候变暖后果的《京都议定书》将以失败而告终。

《全球变暖――毫无由来的恐慌》的作者称，写作此书是建立在大量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并非臆测和假说。但是，写作此书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主流学界的理论和观点，而是要弄清“地球变暖的原因以及变暖的幅度”。而且作者也指出，尽管有许多科学家认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可能会有危险的观点，但也有相当多的气候学家对建立在计算机气候模型上的温室效应理论表示怀疑，因为这种模型并不能反映真实的气候状况。

许许多多科学家的研究工作证实了1500年的气候变化周期的存在。但全球变暖的倡导者却经常宣称这没有“科学共识”。但是，共识对科学来说并不重要。伽利略可能是他那个时代唯一相信地球绕太阳运转的人，但是他就是正确的!在人类的发展过程中，科学就是对反对观点的不断争论和试验，直到最终被证实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段话对于人们了解气候变化的非主流观点至关重要，也是今天为什么要关注主流科学家或主流观点之外的反对温室效应理论观点的最根本原因。正因为有不同意见，即使这些非主流的意见是错的，也能促使我们更加全面地审视今天的温室效应理论，不断地修改和健全这个理论，直到出现更有说服力的理论和论据。而另一方面，科学的发展也会提出新的证据，说不定坚持气候变暖是地球自身的规律而非人类所造成的观点的人，在将来真的可能成为新时代的伽利略呢!

全球变化论文篇4

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类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加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不断创新是关键。在2000年6月召开的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这就告诉我们，不仅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是科学的，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也应是科学的。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注意方法创新、手段创新和载体创新，要吸收和借鉴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美学、大众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科研成果，改进教育方法，提高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含量。

全球变化论文篇5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时起，其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就体现为以“现代社会”为范本进行“现代性方案”的建设和“现代化实践”的推进。然而，随着当代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新的社会转型，并由此深刻地影响到了一贯以反映社会现实变化为特征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传统上。社会学要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并对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就必须重新反思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在整合已有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实现理论传统的重建与创新。

关键词: 现代性 全球化 研究范式 社会学理论

一、现代性：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及其危机

笔者曾在《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与现代性议题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对社会学理论演进历史的系统梳理与考察，论证了作为现代性产物之一的社会学，其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就是现代性。不仅如此，从其诞生之时起，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命运就与现代性紧紧拴在一起了。无论是古典社会学阶段，还是现代社会学或当代社会学研究阶段，其理论建设和目标取向的主旨都是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的，其核心主题与根本使命实际上都体现在建设现代性和推进现代化这一大的主题范围内。[i]

因此，围绕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这一核心主题，从社会学诞生之时起，古典社会学理论中便产生了一连串的对现代性内涵不大一致的定义，最典型的如有马克思（K.Marx）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定义、涂尔干(E.Durkheim)通过有机团结的定义、韦伯(M.Weber)通过对合理化的定义来理解现代性的主要内涵，[ii]而且每一个定义又都是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如生产方式(马克思)、劳动分工(涂尔干)、理性化的多样性(韦伯)，同时还包含了一系列方法论类型与分析方法：社会关系(马克思)、社会事实(涂尔干)、社会行动(韦伯)[iii]。上述三种对现代性富有代表性的不同界定中，恰恰代表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即批判主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理论传统。而且，从社会学理论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处于批判主义、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iv]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v]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vi]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业已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在“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知识的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vii]

但是，回归到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之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三种不同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但在最为本质的价值取向上似乎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如果我们以现代性的内涵为坐标，以现代化的实践为尺度，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古典社会学、现代社会学还是当代社会学)在理论建构与目标取向上始终没有摆脱过建设“现代性”与推进“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其所遵循的实际上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基础之上的一种以西方中心论、民族国家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主要学术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而且，这种研究范式的核心内容与方法在社会学理论的古典时期就已经基本上得以确立了。比如，从古典社会学开始，社会学就已基本确立了“秩序”、“进步”和“理性”这一现代社会最为核心的价值主题，总是想为现代化实践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模型，并从社会之外对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各种制度、关系进行描绘、解释和说明（这一研究取向和传统可以说直到现在都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古典社会学理论中的这种对现代性的论述以及基本理论的建构，虽然并不意味着现代社会与现代性的研究在社会学理论中已趋完善，但它至少确立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主题，并为社会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尽管人类对自身活动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及其后果的思考，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但把社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加以系统考察和论述的却是启蒙运动以后的事。社会自人类有群居生活起即已存在，社会思想也随此而产生，但社会学作为一种全面、系统研究现代社会的知识系统则到19世纪后才得以产生的。[viii]古典社会学体系中研究领域的形成、研究主题的选择以及适用方法论的发展都是以分析现代社会现象并赋予社会秩序，提供管理生活与理性控制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技术为其目标取向的。古典社会学理论正是靠这些广泛的概念和预设，而在“现代性建设”和“现代化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拥有“合法性”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典社会学理论所开创的理论传统虽然在形式上曾被不同时期的社会学家吸收、借用或更新，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性的超越与创新。

现代性与古典社会学理论的结合所产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意味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将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而且也从总体上规范了社会学理论研究所要运用的理论、方法以及价值取向。大凡现代性与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特质(如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人类主体中心论以及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等)也多半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品质和特色，同样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ix]尤其在新的社会转型之下，伴随着现代性与现代化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于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

二、全球化：新的社会转型及其对现代性的超越

在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变化莫过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笔者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社会转型[x]）。这次新的社会转型与现代性之间具有天然的紧密关系。正如吉登斯(A.Giddens)所指出的，现代性正在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的犹为明显[xi]。从大约17世纪起，欧洲开始在思想意识、军事力量、航海技术和经济发展等方面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欧洲社会的这种惊人转型促使它把新的制度传播到全球各地，并且引发了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一种新现象，这正是当今全球化时代的逻辑起点[xii]。现代性的这种全球化趋势，本身就在其动力机制之中，时空的重组、抽离化机制和现代性的反思性都内在地具有扩张的趋势。因此，我们应该根据时空的延伸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变迁之间的发展关系，来把握现代性的全球化蔓延。[xiii]

毫无疑问，现代性的全球化过程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并让我们看到一个越来越有“共性”的现代性的涌现，即西方现代性或启蒙方案已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获得体现。但是，现代性从其全球化的倾向来看，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因为无论是现代性的激进化还是社会生活的全球化都决不是一个已经完成了的过程。当然，如果把“现代性”仅仅看作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状态，那么“全球化”则更像一种“理想类型”的概念，它不是指一种人类社会的终极状态，而是指一种不断变化的整体化趋势。在民族国家阶段，“现代性”与广义的“全球化”具有某种重合之处，即“现代性”的扩张过程实际上就是全球的现代化过程。但是，当“现代性”在某些国家得以成熟并获得充分体现之后，也就是在某些民族国家完成现代化以后，其所面对的可能主要不再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的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已经被加深化了的现代性的“全球化”问题[xiv]。犹如现代性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社会现实一样，全球化也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时至今日，现代性的近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它的整体化方面，而且解构了秩序、进步、理性这些启蒙时代形成的经典信条，代之以机会、风险和更多的偶然性。因此，更准确地说，全球化进程现在并没有扩大现代性，而是成了其转变的加速器。而全球化本身“在许多方面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将“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xv]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现代性”是“全球化”的一部分或“全球化”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况且，“现代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既然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整体，那么对现代性制度做出多种反应就是可能的。事实也是如此，各种“超越”现代性的运动已经在全球体系中出现了。同时，现代性的全球化后果也不仅仅体现在它的影响之上，而且也体现在知识的反思性上，这种反思性对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趋势不断加强，新的社会转型也在不断加速，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人类社会的结构正在变得日益跨国化和全球化，这使得一贯以宏观研究而称著的古典社会学理论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正如费舍斯通（M. Featherstone）所指出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古典社会学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解释新现象、新问题。古典社会学传统由于把社会等同于有边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由于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能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也无法对全球化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xvi]。那些以民族国家为中心而形成的社会学(甚至包括政治学、经济学)中的一系列概念体系、理论观点再也难以解释新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全球性现象了。社会学理论缺乏探讨跨国实践(transnational practices)和全球现实的语汇，人们继续依赖与民族国家相应的传统社会学术语、概念和经验数据，使社会学理论在全球化研究范式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因此，要理解全球化对现代性的超越及其所带来的历史性变革，就必须对新的全球化时代和新的社会转型做出理论上的说明，并通过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把握新时代的本质。[xvii]因为理论作为对社会现实的反思性、推论性建构，它应该具有在指出过去的潜势并设想可供选择的未来的基础上，解读社会现实的特性。其实，一种社会学理论能否提供引导去进行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不全然在于此理论能否提供一个程序和规则，使之符合实证主义的“可重复性”与“可验证性”等原则，而也应该取决于此理论能否把抽象的理论转化成较为具体的架构，给研究者提供指引，把他要研究的对象概念化。主流社会学理论(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要失误就在于它从不同的理论基准出发去批评非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的有效性，因而忽视了深层理解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意义。[xviii]

其实，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社会转型展开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也并不是要试图在当今庞大的全球化研究领域中创造出一种更宏观的社会学理论，并建立起所谓的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体系，而主要是从反思传统社会学理论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出发，面对全球化所改变的社会学理论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探讨社会学理论该如何在理论和方法上应对这种变化，以建立起一种能够足够适应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理论层面上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前发生在社会世界中的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转型在促使社会学反思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学重新定位的要求。如果说过去几年来社会学知识的衰退是不够确切的，那么，为了应对社会世界的这种变化，社会学家当然要建构出新的概念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说明这一切。[xix]

三、全球化研究范式：社会学理论传统的重构与创新

当代全球化趋势的研究表明，我们应更加以积极的方式来检讨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工具及环境，以充分回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不仅迫使现代人去反思其生活形式的转变，而且也同样促使学者去斟酌其研究范式的转变，两者都面临同等的焦虑与压力。其实，完整的社会学理论研究本身就应该包括地方、国家、区域和全球等不同层次，不应像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那样只注重前面几个层次而忽略了全球层次的研究。今天，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与其它学科一样，社会学理论需要迅速地扩展它的地理和智识（intellectual）边界，即承认地方社区和民族社会的本质属性正面临着全球范围内深刻变迁的巨大挑战，而对这种挑战直接反映的结果就是要在重建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转型的需要。

那么，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创新呢？近20年来，各种对既存社会学理论传统进行多元综合的做法越来越多，其中所采取的手段和方式大致包括以下四种。一是重建。即在原有理论的基础上，吸取其他理论的益处，重新构建原来的理论，使之更加完善。如亚历山大(J.Alexander)的新功能主义和多向度社会学（multidimensional sociology）、费恩(C.Fine)的新符号互动论、库克(S.Cook)的新交换理论等等。二是扩展。即扩展原有理论的传统界限，向新的领域发展。如文化社会学出现了从阐释学解释向社会学调查转变的动向，常人方法学也突破了仅仅分析日常生活的对话和互动的局限，将其领域扩大到分析社会制度、结构与个人的关系等主流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问题上。三是联结。即寻求某种途径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结构与行动等不同层次、领域的现象联结起来。如科尔曼(J.Coleman)的理性选择理论就提出了以微观层次为基础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理论途径，而亚历山大则主张以宏观层次为出发点来寻求微观与宏观的联结。埃利亚斯(N.Elias)的“构型社会学”或“过程社会学”也是将微观层次的个人行为与宏观层次的国家联结起来进行分析的典范。四是整合。即试图以超越“重建”、“扩展”、“联结”的辩证综合方式，来创立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语言，以整合了的理论来认识或重新解释曾被忽略、歪曲了的多维而完整的社会现实[xx]。如瑞泽尔(G.Ritzer)提出的社会学元理论化(sociological metatheorizing)就是对社会学多重范式的整合，[xxi]还有诸如女性主义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等各种批判的社会理论（critical social theory）的兴起，其不仅整合了传统社会学理论内部的各种思潮，而且还充分吸取了政治学、人类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等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在整体上促使了批判理论从社会学理论视野转向了社会理论领域。[xxii]

通过对社会学理论发展史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趋向总体说来是其研究范式的变迁，或者说是其方法论体系的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动力则来自其研究范式的分化与整合。社会学作为一门对社会实践和现实的结构关系与运行状态的理性反思的科学，理所当然地是随着社会现实的转型而不断变化的。由此，社会学研究者的理论视野、研究范式等等都应当随之而不断发展和调整，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体现出其本身的学术活力及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在21世纪的社会学理论研究领域中，笔者认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以全球化研究范式为特征的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将逐步得到确立。这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整合的结果，它表明了社会学理论正处于一个解构已有的研究范式、重构一种新的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文化和知识境况中。正如当今社会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一样，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也正处于其历史发展的转型期中。在这个转型期中，社会学理论面临着挑战和机遇并存的境况。社会学是否有更辉煌前景，社会学理论是否比以往更有效力，就看我们是否能够不仅在理论视野上，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不仅在战略眼光上，而且在实际运作中能够适应社会学本身的发展逻辑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尤其是在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今天，这种适应全球化趋势和新的社会转型需要的“全球化研究范式”将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中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特征:

一是“全球化研究范式”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现代化研究范式”的超越与扬弃。以民族国家中心论、西方中心论和人类主体中心论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研究范式，不仅在理论上造成了各种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冲突，使传统的社会学理论研究局限在一个个有限的民族国家之中，无法阐释和说明在全球层次上出现的大量跨国事实，而且在实践上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及人类内部的冲突、斗争、彼此消解的紧张状态，使不同主体处于严重的对立之中，从而给社会学理论研究带来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危机。而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将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危机，突破现代化发展内涵的“单一性”和指导思想的“非人化”所导致的“发展悲剧”，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和谐发展观，为社会学适应新的社会现实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支撑。

二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所体现的是社会学理论多重范式的整合，其视野是一种多学科渗透和融合的学术视野。全球化时代的知识特征就是知识交叉、信息爆炸、传播迅速，并构成了一个在学科上融合渗透、在时空上交叉蔓延的立体化、全球化知识语境，这就要求社会学理论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调整自己的学术视野，不断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随着全球性社会和知识社会的大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和人类对自我生存意识的深化，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视界日益走向融合，更多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认同社会学理论的重要性，社会学家也逐渐放弃对绝对理念的追寻，日益表现出对其它知识的尊重。“全球化研究范式”特征显示出一个融合各种学科优势的知识时代即将出现。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者就不能固步自封，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应该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拓深自己的思想维度，多一分知识的维度和多一点思想的深度更有利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有利于社会学理论整体性思维方式和多元价值取向的形成与确立。

三是“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表明了以往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些传统的研究对象和命题日益走向式微，这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学理论的研究需要进行时代性的转型和变革。在过去，社会学理论所关注的是一些普遍主义的东西，企图以绝对、普遍的宏大理论框架来指导自己的经验研究。实际上，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主义的真理性和有效性都是极为有限的。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越来越显示，社会学理论应该从普遍主义的理念转向人所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现实和个体化的人类存在，应该将宏观架构与微观事件、客观环境与主观行动结合起来，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在当今的发展更向具体实在的社会现实开放，实践性的社会现实始终是社会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点，多一点现实的关注，多一点实践的眼光更能使社会学理论充满发展的活力。

四是“全球化研究范式”更加重视本土化社会现实的研究。“全球化研究范式”的出现给社会学理论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社会学理论中具有权威性的许多经典命题不再是经典命题，那种囊括宇宙、贯通历史、解释一切也决定一切的真理意识不再成为社会学理论的主要目标。社会学理论一方面应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思想眼光和知识视界，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于本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全球化思考，本土化行动”的研究策略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口号，这正体现了社会学理论研究视野、研究对象和研究意识的转变。“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的社会学理论研究策略也正在我们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中兴起和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给我们提供宽广深厚的学术视野，而应用研究和对策研究，则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具有更明确的目标和更强烈的现实色彩，同时也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更具有实践的操作性、理论的开放性和学科的建设性。

五是“全球化研究范式”中各种“后学”（如后工业、后现代、后殖民、后马克思主义、后资本主义等）的出现弥补了传统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的不足，也从一个方面大大丰富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内涵。全球化中各种“后学”词语的大量涌现已经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理论是一种终结，而更多的是一种开放性的重构，一种解构中的重构。当代社会学理论多元发展的事实预示着，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不是越来越失去它的地位和作用，恰恰相反，它的地位和价值将日益显著，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把社会学理论看作是随着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事业，社会学理论是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把社会学看作是一种发展性和开放性的事业，多一点发展和开放的眼光是极为必要的。

由此看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趋势的客观事实出发，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动态而多维的社会现实，并以此为基础，来建构“全球化研究范式”。这其中包含了微观与宏观、主观与客观、个体与社会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基础就是古典社会学理论家马克思所一再强调的“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因为正是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个人与社会才得到体现，个人特征与社会特征才得到反映，也正是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微观与宏观才得以联结起来，双方的互动才成为可能，才在社会活动系统的整体中统一起来。如果我们把“宏观社会－微观个体”、“客观环境－主观认知”作为两对具有连续统(continuum)特征的坐标两极的理想类型，并以瑞泽尔已划分的三种社会学范式(即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和社会行为范式)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全球化研究范式”不仅将具有整合这三种基本社会学研究范式的重要特点，而且，还能够较好地概括和包容“社会批判范式”的内容，因为不同研究范式实际上只是社会现实完整结构中的不同侧面而已。[xxiii]

总之，作为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和社会批判范式的多元整合，“全球化研究范式”实际上能够在纵向上整合从微观个体到最宏观的全球社会的所有层次的研究对象，在横向上整合从主观心理到客观环境的所有领域的研究。而“微观—宏观”、“主观—客观”又是两个不同维度上的动态连续体，它们能从纵横两个坐标维度囊括人类社会所有方面的所有行为，具有较强的融合性、开放性和动态性。因此，在具体的社会学理论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同时去理解社会与个体，使微观与宏观研究互补、主观与客观解释相互验证，从而使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解释力。无论社会学理论家是否愿意，在全球化背景下，社会学理论的传统研究对象和能够运用的研究范式都将在“纵”、“横”两个方面得以深化和拓展。[xxiv]全球化及其所带来新的社会转型并不是让社会学理论走上终结的道路，而是给社会学理论传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前景，社会学理论的古典传统也将在整合以往研究范式和吸收新的研究范式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的新时代。

注释：

[i] 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ii] 例如，马克思试图把现代性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他意识到社会的进步得益于早期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然而，在他的著作中却又极力批判经济制度及其各种畸形现象（如异化、剥削等）。涂尔干则企图把现代性归结为工业化，把现代性解释为一种有机团结的强化和集体良知（the collective conscience）的弱化。而韦伯则把现代化归结合理化、理性化的过程，把现代世界大多解释为以其它类型的理性为代价的形式合理性（formal rationality）的扩张，以及理性铁笼（the iron cage of rationality）出现的结果。

[iii] Owen，D.(1997)Sociology after Postmodernism， London: Sage，p.12.

[iv] 文军：《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v] Giddens，A.(1993) 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A Positive Critiqu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i] Emmerij，L.(1997)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o the XXI Century，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pp1-2.

[vii] 谭明方：《社会学方法论新探》，北京：《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

[viii]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瑞泽尔(G.Ritzer)曾把社会学出现的社会力量归结为政治革命、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社会主义的兴起、城市化、宗教革命以及科学的成长六个方面。其实，这也只是现代性滋生的另一个说法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

[ix] 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分析，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的论述。比如，美国学者艾恺指出，现代性的最大困境在于现代社会组织的“理性化”最终导致了人类生活的非理性化，现代人类追求个人自由的终极状态却是非个人性，这种现代性的困境深植于人性的内在冲突中(参见：[美]艾恺著：《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6页)。笔者也认为，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分裂矛盾的社会世界，它表现为现代性内部的分裂以及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深刻断裂和紧张，而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人性结构的内在冲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对有关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的危机一一进行论述。

[x] 有关这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的详细论述，请参阅：文军、童星：《论三次社会转型与人类社会发展》，《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xi] 皮斯特(Jan-Nederveen Pieterse)认为，把全球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样一种全球化观念掩盖了支配这一历史过程的权力关系，即全球化/现代化的论述局限在西方的历史当中，从而忽视了非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参见：Pieterse， Jan-Nederveen (1995)‘Globalization as Hybridization’， Global Modernities， eds.by M. Featherstone et al.， London: Sage.

[xii] Cohen， R. and Kennedy， P.(2000)Global Sociology， Basingstoke: Macmillan，p.42.

[xiii] 必须指出的是，在有关全球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论述上，不同学者之间也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比如，吉登斯把全球化就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扩展的结果，认为全球化纯粹是现代性的放大化；罗伯森（R.Robertson）则认为全球化是现代化的条件、更是不同路向的现代化的条件。而且，这两种看法在经验世界都可以得到部分的支持。

[xiv] 正如罗伯森和莱彻纳(F.Lechner)所说：“现代性的许多主题——生活世界的分裂、结构的分异、认知和道德上的相对性、体验范围的扩大——在全球化进程中已被加深。”参见：Robertson，R. and Lechner，F.(1985) ‘Modern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Culture in World-system Theory’， In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Vol.2，p.108。

[xv] 安东尼·吉登斯著：《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xvi] Featherstone，M.(1990)‘Global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in Featherstone，M. (ed.)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xvii] 吉登斯(A.Giddens)、贝克(U.Beck)、鲍曼(Z.Bauman)等当代社会学家认为，这是当代社会学理论不可或缺的突出特征。因为从根本上讲，社会学是一门暂时性的、反思性的学科，它必须不断与社会现实保持适应性和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发挥重要作用。

[xviii] 其实，社会学理论，尤其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本身就是现代性与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从来就不具有将自身从文化中孤立出来而跃居其它社会学理论研究取向之上的特权。

[xix] Giddens， A.(1987)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reface.

[xx] 盛少波：《社会学统一理论的整体性分析方法》，《社会科学研究》，1993年第1期。

[xxi] Ritzer， G.(1996)Soci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McGraw-Hill，pp.621-650.

[xxii] 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学理论向跨学科的社会理论的扩展，不仅意味着调用社会学以外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同时也包含放弃作为主流社会学理论核心的实证主义的知识观。因此，从社会学理论到社会理论的转变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成分，而且也有政治的成分。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来说，“批判”意味着这样的观念：知识存在于历史中，如果运用得当就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因此，它致力于对社会作总体性的、结构性的理解。参见：Agger，B (1998)Critical soci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xxiii] 这里，我们在瑞泽尔三种理论范式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批判范式”，一是为了更加完整地表述了社会学理论的范式形态，二是为了与社会学的三大理论传统即实证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传统和批判主义传统形成对应。很显然，在上述四种范式类型中，社会事实范式、社会定义范式、社会批判范式分别主要对应的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而社会行为范式实际上与上述三种理论传统都有一定的关联。如果忽略了社会批判范式，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等于忽视了社会学批判主义的理论传统。当然，从方法论上讲，社会批判范式是与实证主义理论传统相对峙的，但在马克思等古典社会学家那里，它却又有一定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倾向，或许正因为批判主义这种多重范式的特点，瑞泽尔才没有将社会批判范式单独列出进行比较。但19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更加突出了“社会批判范式”的地位。

全球变化论文篇6

一、当代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什么是全球化？英语中“globalization”意指“全球化”或“全球性”，它由形容词“global”（全球的，全世界的）派生而来，而“global”又来自拉丁语中的“地球”观念。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转变而来。早在20世纪50年代，由欧洲统一的现实所触发，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一体化”(economicintegration)理论，如巴拉萨(B·Balassa)在《经济一体化理论》中对经济一体化作了这样的解释：“一体化既是一种进程，又是一种状态”，“经济一体化就是指产品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政府的任何限制。”（注：B.Balassa:TheTheory&EconomicIntgration,1962,P101.）到60年代，世界出现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特别是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成为社会科学普遍关注的焦点，全球化概念不仅在国际经济学，而且在国际政治学和国际文化学中越来越多地被使用。国际政治学主要是以“相互依存”的含义上使用全球化概念，国际关系理论史学家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评述说：“相互依存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全球性体系中各种关系的特点。根据这一概念，一个真正全球性体系在历史上首次要求人们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时采用‘地球中心’的方法，而不是采取‘民族中心’的方法。”（注：〔美〕詹姆斯·多尔蒂、罗伯特·普法格茨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47-148页。）全球化概念在国际文化学上的应用，是与关于“世界文化”的理论紧密相关的。国际文化学者认为全球化是指在世界范围内起作用的文化的生长与加速发展的复杂的整体过程，特别是世界整体意识的形成过程。他们认为世界各国的民族文化不断地受到全球交流技术和媒介网络的冲击，它逐渐通过并在这种冲击中进行跨国综合或全球综合。可以看到，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结果，它从各个不同方面揭示20世纪末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因此，它是一个描述时代性的概念。

全球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它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生为开端，至今历经100多年。从100多年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看，全球化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资本、劳动力的大规模的国际性流动成为这个时期的重要特征；第二阶段是经过“一战”、“二战”之后，于50、6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个阶段以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体制的形成以及跨国公司的大量出现为特征；第三阶段滥觞于70年代，到80、90年代形成一股强劲的浪潮，它是在新的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革命的背景下，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及扩散、资本在全球范围大规模流动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国际化等为重要特征，这股浪潮方兴未艾，其影响空前广泛而深刻。

全球化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相比有质的区别，它不仅是全球依存度的增加，一体化速度的加快，而且是时代的根本转变——从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转向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种根本性的转变是全球化而首先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恩格斯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2页。）近二三十年来，由于通讯、交通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革命，造成了资本、商品、信息以及人的全球范围的空前流动，经济全球化趋势凸现：一是贸易自由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在某些国家某些时候有所回潮，但各国间开放度越来越高，进一步消除贸易障碍的趋势不可逆转。二是资本国际化。“失去祖国”的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驱使金融资本为追逐最大利润到处流动，货币及有价证券的国际贸易昼夜不停地循环于世界的东方和西方，极大地改变着全球资源配置的形式和格局。三是生产经营的世界化。对世界经济举足轻重的跨国公司为了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攫取高额利润，把分支生产经营机构分布到世界每个角落，形成超脱于任何民族国家之外的生产、消费、投资体系。四是知识产业化，战后第四次科技革命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即从以物质资源的占有和消耗为特征的工业经济逐步向以知识（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作为决定因素为特征的经济的转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包括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经营方式、消费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当前全球化发展呈现四大特征：

由特殊趋向一般，即由资本主义全球化趋向非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毫无疑问，全球化发端于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由于先进技术的应用，越来越社会化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然而，正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渐容纳不了在它自身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容纳不了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化本质上是超越任何制度、民族、地域的限制，使人类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的历史过程。随着非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性质越来越受到抵制和弱化，尽管它目前仍拥有巨大的势能，但它终归作为一种特殊性的形式而成为历史。

由单向转向双向，即由西方对东方的单向扩张转为东西方的互动。早期全球化的过程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是迫使乡村服从城市，东方服从西方的过程。西方国家利用先发优势，摧毁了东方的万里长城，不仅向东方大肆掠夺原料和倾销工业产品，而且用宗教、办学等形式广泛传播西方价值观和文化。然而全球化也为东方民族和国家较快获得工业化的技术手段、管理方式，实现跳跃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国家以两位数的年增长率持续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重心逐渐从欧洲——环大西洋地区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尽管前几年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但很快得到恢复，目前又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亚洲价值观对西方的影响日益广泛。东方的快速发展，宣告了“欧美中心论”的破产。全球化≠西方化，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

由单极趋向多极。从主导力量看全球化进程，可以归纳为单极的形成和更替、两极的对峙和多极的兴起这样三个阶段。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用武力摧毁了亚洲、非洲、南北美洲的古代文明中心，把这些一度繁荣昌盛的地区文明中心纳入到欧洲势力的控制范围之中，西方中心得以确立，而大英帝国以其庞大的殖民地成为中心的中心。从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欧洲中心向美国中心转变，二战把美国推上了世界霸权的地位，由美国霸权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使美国式的经济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在全球泛滥。战后，美国中心地位受到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以及取得独立的第三世界的挑战，在一段时期内形成了美、苏两极争霸的格局。两者都竭力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军事体系和思想体系。80年代后期集团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其经济地位在世界经济总体格局中明显下降，其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在全球范围及其国内受到了批判和抵制，而许多被压制的力量和新兴力量纷纷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全球化进程中有意识地强化自己的身份意识和参与权利，形成经济多极、政治多极、文化多极的局面。单一中心主导或两极分立的全球化让位于多元推动、多元共存的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

由经济层面向文化、政治层面整体推进。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文化的变化。为协调世界范围的生产和流通，优化资源配置，避免经济冲突和经济危机，不仅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加强经济协作，而且也需要加强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协作，于是通过联合国等组织形式，各种关于人权、人口、环境、发展等方面的协议或宣言以及防止核扩散、禁止化学武器等协议和宣言相继制订，各国家在国际义务和权利上日益达成共识，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间关系转化。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的推进，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也日益显现，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束，各种民族的文明、文化的交往和交流以及冲突和竞争成为世界突出的问题，各种“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主义”、“跨文化主义”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成为90年代的一种显学。所以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

全球化从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文化层面渐次推进、整体互动的过程已成为当今全球化的十分突出的趋向。甚至可以说，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价值的冲突已触及到全球化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人是全球化的主体，人的观念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取向，而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也就是具有自我意识的能动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是全球化演变的关键。全球化进程中经济转型、政治改革以及社会协调发展，迫切需要文化发挥导向、创新、整合的功能。有学者在研究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风暴的产生原因时，发现亚洲近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以及存在问题与东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由于东方民族特有的重整体、重道德和节俭等价值观念，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能成功利用全球化的机遇发展民族经济，把稳定与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然而这些国家在维护民族价值观念中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不够，封建主义的根基未得到较彻底的清理，就为日后在金融全球化中出现危机留下隐患。以个性发育不充分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压抑了民主的发展，导致了政府、金融、企业结为一体，容易造成特权和腐败；以法制精神发展不足为基础的大家族主义，妨碍了金融运作的规范，造成了大量无人负责的呆帐、坏帐；以理性精神不完善的东方权威主义和政府主导型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有助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但又容易导致决策失误引发社会大动荡和经济大倒退。可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各民族、国家、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卷进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之中。然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否自觉地参与全球化，能否尽可能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经济、文化，又尽可能有效地减少其负面因素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民族的文化修养、理性思维、心理素质的状况。100多年来，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驱动的全球化的发展，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提了出来。全球化极大地扩张了人改造自然的范围和能力，但同时又带来了对自然资源的过滥过度的开发，自然环境的日益恶化正在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全球化迅速传播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加速了科技向生产力的转化，但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并不自然而然地促进人类生活的幸福和和谐，反而造成人的关系的冷漠化，导致人的安全感、满足感的失落；全球化带来了财富的涌现和流动，然而它又造成了社会分化和人的心理的失衡，造成了物的关系对人的压抑；全球化促进了各民族的普遍交往和相互依赖，然而由于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的存在又给各民族的经济、政治合作带来新的障碍和矛盾，甚至从价值、宗教矛盾发展到军事冲突。因此，不研究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价值问题，我们就难以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变化中把握其深层次的动因，难以合理地解释和说明当代人类精神生活中的种种困惑和矛盾，科学和文化的使命要为全球化从自发向自觉的提升，从矛盾冲突向整合协调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罗伯逊在其1992年出版的《全球化》一书中针对沃勤斯坦关于世界体系理论的“经济主义”，即忽视文化的倾向，强调提出全球化是主体辨认自己与全球人类情景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生命形式进行互动，认识世界，表达自己关于世界的看法，同时又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应该孤立地讨论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要分析全球文化的独立动力以及“文化因素”在目前世界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费金斯通大力主张从文化角度研究全球化。他在《理论、文化和社会——社会批判理论的探索》杂志1990年《全球文化》专刊中指出，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使得经典社会学和二战后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无力诠释新现象、新问题。经典社会学观点由于把社会等同全世界的民族国家而无法全面理解全球化问题；现代化理论则长期使文化依附于结构性发展，并搁置了文化与文化体现者之间的关系。他不仅认为全球文化相互联系状态的发展也是全球化进程，而且强调文化发展对全球化的能动作用，还对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发展作了后现代主义方法的研究。

二、马克思关于全球化的基本方法论

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过程、时代特征、一般规律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尽管马克思没有看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性问题，也没有系统的全球化理论，但他从全球视野阐发的“世界历史”的重要思想，确实为我们研究当代全球化问题奠定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马克思对全球化，或者说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可分前后期，在前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是同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探讨联系在一起的。在后期，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主要同对东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总体来看，马克思关于“世界历史”亦即全球化的观点有三个方面：

1.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人类历史之外的什么“世界精神”“漫游”的产物，而是以工业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生产力自身运动的结果。大工业的出现必然引起广泛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又引起商品交换的扩大，而商品交换扩展到世界范围则形成了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各个国家、民族连为一体，形成世界历史。他指出：“由于机器和蒸气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基地的大工业完全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2-133页。）“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

2.全球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成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形成不仅是经济活动世界化的过程，而且也是精神活动世界化的过程，它标志着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形态的创立。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文明是指资本主义文明——作者注），它使乡村服从于城市，农业民族服从于工业民族，“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为了追逐利润，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开辟市场，到处安家落户，把生产和消费日甚一日地变成全球化的。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农业社会的狭隘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地域藩篱被打破了，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来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瓦解了，一切国家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仇外心理在日益消失。由于生产与消费的全球化，文化也日益打破其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3.全球化是人的发展过程。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现实的个人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而“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认为，以生产力普遍发展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是个人及其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普遍交往，一方面在一切民族中同时产生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得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而最后，狭义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莫斯科英文版，第27卷，第49页。）只有实现普遍交往，“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然而，“历史向世界转变的过程”既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作为一种盲目的、自发的和异化的过程和力量与人相对立。“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卷，第89页。）“世界历史”就在这种普遍性的生产、交往与普遍性的个人的互动中，在人的主体化和异化的互动中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迈进。

马克思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全球化一般过程的阐述是博大精深的，不仅作了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的分析，而且作了哲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分析，不仅揭示了这个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且描述了这个过程的生动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的，而且是逻辑的。透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可以找出贯穿在这个理论的基本方法论，这些基本方法论构成了他的全球化理论的活的灵魂。

1.历史观和价值观相统一的方法。历史尺度，就是社会客观规律的尺度，马克思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不断运动变化的自然历史过程。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的合理与否、作用大小都视其是否适应、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的基本的标准。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形形的唯心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马克思又认为，历史是由有目的有意志有激情的人自觉创造的，历史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因此，价值尺度，就是反映人需要、人的价值、人的发展的尺度，是判断社会进步的最高尺度。这一点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其他形而上学的庸俗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在促进生产交换和消费的普遍化，促进交往关系和精神生产的普遍化的意义上，马克思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的划时代的贡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卷，第279页。）资本主义仿佛魔术般地把无尽的财富从地下召唤出来，它在100多年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人类世世代代所创造的总和还要多，还要大，然而，由于资本主义自身所固有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根本矛盾不可克服并日益扩大，使它在推动社会生产力日益社会化普遍化的同时暴露了它的有限性和暂时性；它在消灭民族的狭隘性的同时又把一切文明资本主义化，威胁着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它在促进人的普遍流动和发展人的能力的同时又使人成为市场体系的附属物，市场价值决定着人的知识、尊严、良心的价值，交往、文化的世界化反面造成了“单向度的人”，贸易和交换自由反而剥夺了人的人格自由。马克思在这里不仅用历史尺度对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历史”作了无情地批判，而且运用价值尺度对这个“世界历史”形成的野蛮的、血淋淋的一面作愤怒的揭露，彻底抹去了罩在资本主义文明上的灵光。

2.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不但承认人类历史发展是由普遍性的规律所支配，而且承认这种普遍规律是通过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历史主体的特殊的实践活动发生作用的。历史辩证法的使命就在于从历史的特殊性中探索出历史的普遍性，又以这种普遍性的认识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历史的特殊性，唯物史观的基本框架和基本原理，正是马克思把历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辩证分析考察“世界历史”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结果。首先，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成阐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必然性。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马克思从手工业作坊生产方式向社会化大工业转变，自然分工向国际分工转变，地域性的交换形式向世界市场转变，自然联系的人向世界普遍交往的人的转变，充分论证了人类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是“世界历史”的开端，标志了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和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其次，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中揭示“世界历史”的一般过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把个人、民族的特殊的形态，亦即狭隘的、封闭的、自在的形式转变为普遍的形式，也就是世界性的生产、交换和消费以及自主性的人的状态，取得对封建制度的彻底的胜利，取得了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种特殊形态中抽象出普遍的生产、交换、消费和交往关系，普遍的人，并把这种普遍性的产生、发展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本质特征和必然要求，“世界历史”的发展，就是普遍性不断超越特殊性的过程。以资本主义的细胞——商品的性质和产生为起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结构及其内在矛盾作了科学的分析，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特性，必然容纳不了在其自身生长起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和普遍发展的人，这就必然要打破资本主义这种特殊形态，这是“世界历史”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共产主义，由于它适应生产力和人的世界性普遍性的发展，从而取代资本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共产主义的合理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就是个人的存在直接同世界历史相联系。“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卷，第40页。）共产主义以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否则，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现象存在，处于一种“落后的、家庭式的笼罩着神秘气氛”的状态，这种共产主义必定随着交往的扩大而瓦解。在马克思看来，随着“世界历史”发展，共产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然而共产主义也不是终极状态，相对于“世界历史”的无限发展，它也只不过是“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状态，一个环节。“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说来是必然的环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卷，第131页。）历史的普遍性对历史特殊性的超越，造成了历史的不断进步。然而，历史普遍性并不能脱离特殊性。历史普遍性的日益扩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如它导致资本主义一样，但是由于各民族、各国的具体实际不一样，历史普遍规律的实现方式，实现途径也会不一样。马克思晚年十分注重研究东方民族的特殊性，指出东方民族在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存在着特殊性和多样性。可见，由于把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具有巨大的历史感和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全球变化论文篇7

【关键词】艺术设计教育 民族艺术设计全球化 历史叙事

一、艺术设计民族化讨论的焦点

中国近现代设计教育中设计民族化讨论几乎伴随了教育事业发展的全过程。不同时期设计民族化的讨论中，意识形态和文化思潮左右着研讨的方向性和思想性，其中近现代反帝反封建思想、民族主义和现代国际主义、后殖民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理论观念掺杂其中，特别强调民族文化特色和身份属性。民族化思潮是特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其影响着中国设计的发展阶段和设计文化的冲突转化。

“ 20世纪后期是一个巨变的时期。互联网和万维网的出现戏剧性地重新定义所有人生活方式。跨文化互动、关联和商业实践首先出现在钱权阶层，现在我们发现这些大家都已经可以获得。”①“网络提供了一个关联的语境，使经济、文化的边界更加模糊，全球化速度加快。在这一语境下，‘搜索与链接’‘复制与粘贴’‘多媒体和数据库’等网络语汇，已经超越网络本体含义成为特殊的经济、文化代码。”②由于网络为民族文化提供了广泛的全球化、数字化语境，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发生了新的化学反应。

中国现代设计始于上世纪80年代，关于设计民族化的广泛探讨和争论，体现了中国设计界的文化自觉意识与文化自卑的矛盾和反复。大量对西化和全球化设计理论和实践案例的译介，对决着艺术设计教育者对民族化身份认同的当代责任。

诚然，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又制约着消费方式。进而生活方式动态衍生出的特征，又是不同艺术思潮发生的社会根源。上世纪80年代末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社会性和功能性制约相对宽松的条件下，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中国的民族文化日益与国际设计潮流接轨，中国的艺术设计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逐步接纳与吸收了西方范式。而西方流行文化的盛行，在近乎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此时，反射出主流文化对西风东渐的现代化、国际化所表现出思考，并不且余力地宣传中国传统文化的点滴，适时地展开了关于民族化的讨论。

此次关于中国设计民族化问题的讨论，前提是被基本肯定的，缘由是较为一致的看法。民族化包含本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质和民族风尚，是在民族发展进程中逐渐积淀的，受到本民族人民大众喜爱的文化主体。而分歧之处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每一个民族的设计都应该具有民族性；另一方面，一些学者则坚持，过分强调民族化是不符合国际化大趋势的矫枉过正的表现。

笔者认为，此次交锋的本质是中国艺术设计是应该遵循国际化在前，还是民族化在先的大讨论，而对第二种主张持相同观点。每个时代都具有其独特的精神需求与时代感，在世界一体化设计的趋势中，首先适应世界潮流，并能把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国际的先进设计方法有机地融为一体，做到相互借鉴，才能最终统一于时代感和民族化的有机结合，使中国艺术设计在世界时装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

当然，在理论上两种不同的观点和学派的理论各有所长。全球化首先由物质生产的新水平及文明程度引起，并和与之作用下形成的新社会意识形态相适应。民族性则表现为历史所创造的产物，在不同时代的历史范畴中，形成并积淀下来的心理诉求，其形式存在于人类的精神机能中。时代性商品的民族化，几乎是商品时代的因循模仿，人类的自觉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决定时代感，而民族性作为一种心理惯性会直接影响时代文化的发展。

二、民族身份的文化纬度

民族性与民族身份有历史属性，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通常具有历史文脉纵向的接续，和适时文化的横向超越二者合力的活态形式。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历史上几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发生断裂的文化形态，这本身就证明其强大的包容性和无比坚韧的自身活力。

有悖于西方自上而下（经济霸权挟持）的文化殖民行为观点，标志着美国观点和价值在全世界的扩张。西方学者提出民族化设计全球化的观念，是继全球均质化伴生出的另一主流文化模式，而非少数的、异类的边缘文化，即不同属性民族化特征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形态，是民族文化全球一体化的差异化影响与作用，与全球化拥有的平等文化价值。其中包括活态性、多样性和复杂性。

民族身份的活态性是指在全球化环境下，民族差异往往是从一个不同历史中产生的特定文化或社会环境中，“移动”到另一个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或区域，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与现实的冲突。这种传递的过程通常是适应、容纳、摩擦，甚至斗争蜕变的进程。通过位移、重构的跨国界传输，发生的不是简单观念在意识形态、设计实践和教育途径中更广泛的变化，而是不断重新定义的文化和社会特征。

不同时期的民族文化历史中添加和混合外部影响是正常的文化演变与发展，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全球化语境中的可见性和本民族叙述的身份，不是否定而是全球和地域、民族身份影响中共存、共生的历史继承和发展变化的活态关联。

民族身份的多样性是民族化历史叙事的广度延伸，让世界上不同文化差异性的扩张和传播成为可能。民族身份的多样性将意味着在更大范围建立一个相互信任和相互钦佩的和谐氛围，不同历史中的民族文化共性和差异化明晰的存在，并呈开放势态接纳与包容并蓄。正如所谓强权的美国文化实际上是文化多元性和各民族历史异质性的构成，文化的多元化和开放的视野又使“强权的美国”审美趣味及艺术标准呈现一种纷繁多样的格局。可理解为美国的多样化民族历史文化的接续，是其走向成功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不可否认，任何一段历史都是世界发展进程中的一分子，而代表一段历史的民族文化也是多元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革命给人类造就了前所未有的联系纽带，功能庞大的互联网络迅捷地传递着可获得的各种资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文化的多元化的发展迅猛，人类竞争亦将空前激烈。世界不同民族和地区既相竞争，又相依存，标志着一个人或一个集体可以以多种方式隶属于某种文化和某种历史性的选择，这种选择是跨文化和全球性，是一个民族或社会文化独特的理解世界的观念和方式。如星巴克形象全球行为模式展示的多元文化选择行为。“星巴克门店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超越真实性的地域特点的可视材料分析’星巴克选择了本地的审美， 而非选择真实性。新店设计的策略与乡土世界主义联系在一起，在当地的文化资源中导入和采用材料所潜在的意义。”③尊重跨国界的文化和民族社会特征，隐含其中意象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并因循其规律有助于不断重新定义的其从属的位置和地位，而获得收益。

民族身份历史叙事的演变和当代全球化设计的多元性决定其复杂性的特征。上世纪末，世界历史语境重构，通过不同民族的视角全球范围民族形式的可见性。本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随着资本、文化、产品和个人流动的增加，在最近几十年中全球化影响快速发展。可能只有微弱的与全球网络连接，城市现在与全球影响深深交织在一起。”④引发全球之间民族化的相互作用加剧，形式因人、因时的不同，造就复杂、多维、动态不断变化的民族化特征，并影响当代设计导向。

三、民族化置于跨学科艺术设计教育的引线作用

从本世纪的世界艺术设计发展史来看，“民族性”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在不同地域、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民族性即呈现出丰富的内涵，又有各异的表现形式。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传统与现代，民族个体与全球整体之间，在包含不同本质变革的同时又存在不同性质的关联。通过民族文化维度的形象建设，使民族化设计的诸多元素逐渐形成整体的设计文化内涵，成为当下艺术设计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瓶颈问题。中央美术学院前任院长潘公凯在《面向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教育与交流全球化趋势中的不同学院特色》一文中指出：“近20年来，中国的美术教育正经历着重大的变化，而且发展迅速。其基本特征是由封闭走向开放，日益深入地融会到当代世界的共同性语境之中。信息网络的全球化，共同的知识学基础，为不同地域国家的艺术家提供了思考自身问题的广阔视野和崭新角度。”⑤就此问题学者仲呈祥从不同视角阐述道：“这里我想呼吁一下，要高度重视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资源的发掘。提出的‘四个讲清楚’，第一个讲清楚就是要求我们讲清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都应该走有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⑥

艺术设计的形式结构，除功能设计是其核心支点外，还涉及包括美学、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人体工学、经济学等在内的众多学科的支撑。而本文讨论和强调的重点是在以上支撑学科之外更要重视艺术设计教育发展过程中新出现的交叉学科，特别是对那些能够实现民族历史叙事辨识可能性的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展开教育研究。通过今天的艺术设计教育实践，我们可以看到，将这些学科以丰富平台的方式置于当代艺术设计教育中，将对中华历史文脉的诠释和再塑造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艺术设计教育将在全球化语境下从两个方面注入民族化观念的设计手段。首先，是运用新的教学法，用民族化作为引线，让学生在深入研究民族化问题的同时，批判性地思考他们从中应该学习哪些文化精髓，在当代中华历史语境中如何诠释民族化。其次，通过民族化阐述方式，了解每个学生理解背后的细微差别，使他们个性鲜明地“建造”和“生产”民族化设计。再次，鼓励学生阅读不同的文化演变与发展的例证，评估学生多样理解背后的文化概念，使学生们能够逐渐掌握在民族化大背景下融合全球设计思潮的路径和方法。从刘勰《文心雕龙・通变》强调艺术继承和创新之间的辩证和谐关系“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的文论思想中给予我们以启迪：艺术设计教育应遵循历史规律，恪守中华文明延绵传承的历史文脉，在历史与现代之间建立符合现代艺术设计的规律和教育方针。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BG075）

注释：

①Globalization_culture_and_communication_Proposal_for_cultural_studies_integration_within_higher_ed1， Scherer， Brooke Nichole. Iowa State University ，M.F.A. 2010，VI.

②苏咏鸿.边界的瓦解与重构：网络语境下的经济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42.

③Special issue： Difference and globalization，Giorgia Aiello.Luc Pauwels.Visual Communication，2014：279.

④Both And Merging Global and Local Identity throughDesign.Larco.Nico.Journal of Urban Design，2010：195.

⑤潘公凯.面向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中的艺术教育与交流全球化趋势中的不同学院特色[J].世界美术，2001（4）.

⑥仲呈祥.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J].艺术百家，2014（4）.

全球变化论文篇8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电影，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非殖民化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

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nsp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nsp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nb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批评家和研究者曾经对第六代导演的崛起抱有过很大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除了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电影运动外，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形形的运动包括“中国独立电影”、“独立制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新影像运动”、“状态电影”、“大陆地下电影”，等等。单从这些新名词来看，这批导演的创新意识确实较之他们的前辈来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这批青年艺术家中确实也不乏才华横溢者，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下列困难：首先，他们必须经历国内电影检查制度的审查和删节，而要通过这一关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另类”描写不仅官方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也一时难以欣赏。其次，由于制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既非主旋律又非跨国资本，因此他们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忙于筹措资金以便满足拍摄电影的最低消费之需要。再者，既然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前辈导演所走过的路，而必须随时想出新的技巧和招数，以吸引国际电影节的那些大导演和评委们的注意力。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他们为什么至今仍难以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谈不上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性大奖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了这样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另类”影片：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王小帅执导的《冬春的日子》、胡雪杨执导的《留守女士》、娄烨执导的《周末情人》以及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等。(12)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管理和经济制约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的先锋派导演不得不选择与第五代导演们不同的欣赏趣味和运作方法，以达到超越前辈的目的。正如当代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先锋派的激进写作实验的反拨而崛起于80年代后期的文坛，第六代导演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同样更为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和“另类”青年所处的状况和境遇。他们也和文学上的同道---新写实小说家---一样，试图以平实的手法展现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境况，以唤起人们对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虽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导演们仍集中描写那些边缘人的生活，但与前辈们不同的则是，他们所描写的并不是远离当下的逸闻轶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这倒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这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电影文本，同时，这一现象也与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研究课题不谋而合，因此把他们的创作归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实践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

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最为关心的是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进程。尽管事实上，文化全球化也许会模糊特定的民族文化的身份，但它仍然可以带来某些积极的东西。如果我们正视这种挑战，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充分利用这一契机，以便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国际语境下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我们就有可能大力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美学精神，使其为世人所知。这样看来，顽固地以一种近似后殖民的本土主义态度来抵制全球化的大潮只能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再度对立，因为就电影的国际性和全球性而言，西方观众是很容易理解影片中所蕴涵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