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语言论文范文

社交语言论文篇1

关键词 言语行为理论 跨文化交际 医护专业学生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5.03.016

On the Speech Act Theory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Medical Students

ZHU Liping， HOU Xiaojing

（Basic Department of Taizhou Polytechnic College， Taizhou， Jiangsu 225300）

Abstract Speech act theory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field in pragmatics， and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cross culture communica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ech act theory and the training of medical students' ability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 how to impro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ultivat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ve awareness， medical professional students' pragmatic competenc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peech act theory.

Key words speech act theory; cross-culture communication; medical students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及医学事业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医学跨文化交际活动日益频繁，医患之间的跨文化沟通也日渐增多。良好的医学环境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有利于建立我国医学卫生事业的良好国际形象。言语行为理论是跨文化言语交际的重要哲学基础，对跨文化交际活动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本文将简单论述言语行为理论的产生及发展轨迹，研究言语行为理论及跨文化交际之间的重大影响，并从培养医护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语用能力及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三方面讨论言语行为理论对高职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发。

1 言语行为理论综述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的重要课题，它为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当人们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时，交际双方能正确理解说话者言语行为的深层含义对确保交际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关键意义，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的文化差异，更能正确地掌握言语行为尤为重要。

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先后经历了从1923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Malinowsk）提出“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到1957年英国哲学家奥斯丁（J.L.Austin）明确提出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后来又提出“言语行为三分说”，即言内行为（the locutionary act）、言外行为（the illocutionary act）和言后行为（the perlocutionary act）。在这三个行为中，言外行为一直是学者们长期以来研究的重点，在这个研究焦点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言外之力”。奥斯丁认为，在特定的语境中，人们的交际话语具有一定的言外之力，如承诺、命令等。后又把言外行为分为判定、裁定、承诺、阐述、行为这五类。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奥斯丁的门生美国哲学家塞尔批判继承又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也认为实施言语行为的同时就是做出陈述，发出命令，提出问题，做出承诺等，后又进一步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可以理解为“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此理论研究的是听话者如何从说话者的言语“字面意思”推断出其间接表达的“言外之力”。

2 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交际行为受制于不同的社会规范，语言使用规则亦不同。同样的一句话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推测出不同的言外之力，因此难免会导致许多语用失误现象。所以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中，应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对方文化背景下语言规约来理解对方语言的正确意图。最典型的例子比如“你吃饭了吗？”（Haven you eaten yet？）在中国人理解为寒暄语，功能正如英语中的“Hello”，可西方人却很有可能理解为“你想请我吃饭吗？”再如中国人说的“去哪儿呀？”亦是熟人之间打招呼，而西方人则认为是你在打探他的隐私。这样的话，交际就会陷入尴尬境地。

将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跨文化交际有利于促进交际双方对言外之力的理解和把握，从而掌握对方交际意图，实现交际目的，也可以通过了解言语行为理论去选择恰当的符合语用规则的言语形式，从而避免上例中“你去哪儿？”这样的交际僵局。

言语行为理论可以说是贯穿于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全过程，不仅具有言语本体意义，还具有交际意义，可以在交际双方之间建立起特定的人际关系。所以，正确认识言语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之间的紧密关联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3 言语行为理论对高职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启发

言语行为理论指导我们言语交际的语境同时受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的制约。在教学过程中，要将培养学生理解和表达话语的真实意义作为教学的重点，培养学生把握在不同情境下的说话人的言外之意。要切实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3.1 培养高职医护专业学生的跨文化意识

交际的发生离不开特定的语境。医护交际的特定语境就是医学环境，交际双方可以是医护人员之间，也可以是医患之间，它包括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医学伦理背景、交际双方身份背景、语言发生的情景背景等多方面因素。在跨文化交际中，只有交际双方对对方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交际双方才能够正确地把握言语的言内之意和言外之意，交际活动才能顺利进行。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因利用课内课外多种教学方式，多种教学途径来向学生灌输交际双方不同的医学伦理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引导学生重视语言交际的背景和情境。

3.2 培养高职医护学生的语用能力

由于受我国外语多年的传统教学模式的影响，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将外语作为一种知识来学，课堂教学偏重词汇和语法，学生只是机械化操练，这样造成的后果就是学生虽然学习外语多年，但耳不能听，口不能说，交际频频失误，常受母语的负迁移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除了学生欠缺跨文化意识外，学生不熟悉外语的语用功能，在平时学习中也缺乏在真实语境中的听说训练。因此，在对医护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培养的过程中应尽可能提供给学生真实或仿真的跨文化医学交际语境，让学生在这样的语境中多听多说，教师不断对学生予以指导纠正，从而提高学生的交际能力。同时，教师还应该重视语音语调教学，注意不同的语音语调表达出的不同感情、情绪、态度和言外之意。

3.3 言语行为理论的应用

在学生对外语的听、说、读、写、译各能力的培养训练中，教师应渗透言语行为理论对其的影响。比如在对学生进行表达能力训练时，教师可设计一个交际任务，如用言语行为达到让患者脱去外套做体检的目的时，学生可能会给出各种说法， 如“Take off your coat！”“Take off your coat， please！”“Would you like to take off your coat？”等句式。教师应对“请求”的言语行为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影响说话人对请求策略进行选择时，受社会权力（social power）、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和行为的难易程度（rank of imposition）的影响。

4 结语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交际双方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交际对方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交际中所使用语言的社会文化规约是否了解是正确理解言语行为的关键。交际双方只有具备充足的语境知识，才可以对言语背后所隐藏的“言外之力”进行正确的推理。所以本文首先在理论上简单陈述了言语行为理论从提出到发展成熟的过程，进而进一步分析言语行为理论和跨文化交际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交际的指导意义，最后结合高职医护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特点，总结出对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启示，希望广大师生能重视言语行为理论对医护学生跨文化交际学习的重大影响，并在课堂上结合理论学习和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

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指导项目《社会语言学视域下的医患会话及医类学生职业语言能力的培养》，项目编号：2013SDJ740033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2014年度职业教育课题《高职高专院校医护专业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阶段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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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得杏.英语话语分析与跨文化交际[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8.

社交语言论文篇2

社会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的、交际的问题，认为习得语言的必要途径是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社会互动或者交流。社会文化理论不仅是一个社会方向的研究，也是心理语言学角度的研究，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属于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里昂且夫（Leontiev）曾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对社会文化理论的研究内容进行了阐述，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社会文化理论发展伊始，心理语言学的主流理论是行为主义，研究重点是独立的语言单位（如词）的加工过程；到了60年代，出现了第二代心理语言学，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和心理学家乔治•米勒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习得的是抽象的规则，而非独立的语言单位，研究重点是语言学习者对句子的理解和输出。里昂且夫认为第二代学者的研究更倾向于语言学，对心理学方面的研究较少。而且，这一代的学者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更感兴趣。前两代的学者们显然都没有关注语言的意义，也没有对语言作为符号工具如何被用于交流和思维等问题展开研究；而且在对个体的研究上，前两代心理学学者不仅将个体与社会隔离开来，而且通常还会脱离实际交际过程，个体之间的交际被简化为复制性的从说者到听者的信息转移，即说者输出的信息，会被听者以完全一样的形式理解；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则更加倾向于心理学研究，对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焦点也从原来的对句子、文本的理解和加工转移到了交际和思维过程的心理学分析。

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并不是对服务于言语行为的心理结构的实现进行研究，而是探索在活动中使用语言（作为工具）的不同策略进行研究。当活动的目的是对他人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交际性的；当活动的目的是对自身产生影响的时候，活动即为认知性的。两种活动是相辅相成、辩证性存在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管理。也就是说，自我导向的言语活动，来源于他人导向的言语活动，在本质上二者都是交际形式的一种。将交际活动优先于对抽象性语言规则加工过程的习得进行研究，使第三代心理语言学将言语（和书面语言）对人类具体的社会和思维活动的调节作为研究重点，认为言语活动是有动机性和目的性的。它体现了解决交际问题的过程，这些交际问题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认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教授一种外语并不是关于语言的规则和形式的研究，而是关于作为调节方式的交际的研究，这种交际是特殊形式的社会实践性学习活动。社会文化理论认为，正如我们的社会互动通过言语调节一样，我们的思维也要通过言语调节。具体来说，通过言语（或书面语言），我们能够对我们的思维、注意力、计划、理解、学习和发展进行控制，但是这种控制来源于我们参与的社会活动。因此我们把社会文化理论归结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研究，其核心观点是人类从根本上是交际性生物，这种观点不仅关系到社会关系而且也关系到高级思维功能。心理学认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元认知有两种：与人类思维有意识的反思相关的元认知和与人类解决问题的自我调节机制相关的元认知。沃思认为，人类不一定会同时具备两种元认知能力。第二种元认知活动被称为策略性活动，是由个体独自或者与他人合作实施的。根据社会文化理论，自我调节过程的根源在于社会互动，人类通过互动将心理之间的功能转化成心理内部的功能，后者功能发生在最近发展区展水平之间的差异。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语言习得自然法的典型代表）和克拉申的“i＋1”（倾向于语言教学的模式）尽管从表面看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概念上不同。虽然两者都是关于未来发展水平的，但是“i＋1”模式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确定的、可以预测的，然而最近发展区模式则认为未来的发展水平是不确定的、开放的、被调节的。维果斯基认为唯一的“良性学习”是在超越当前发展水平上的学习，这一点与皮亚杰的观点相反，皮亚杰认为认知能力的成熟是语言发展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具备了相应的认知能力才能学会相应的语言内容。而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二语习得研究通常是将研究对象置身于社会文化背景中，对其参与的与语言学习相关的整体社会活动进行观察，进而描述二语习得的过程，这一点与传统上脱离社会文化背景的二语习得研究范式完全相反。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二语习得研究的新理念

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理论之一就是活动理论，活动理论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社会文化构建的调节形式与人类活动的融合。卢里亚认为思维不是人类生理上具备的大脑所进行的活动，而是通过文化产物形成的功能系统，文化产物中最重要的就是语言（符号工具）。维果斯基认为如果心理学想解读这些功能系统，必须理解活动的形成（例如活动的历史），而不是活动的结构。这一新的理念已经引起了学者们对二语习得研究的改变，尤其是在任务型教学中，如同样的第二语言学者的语言学习活动可能取决于不同的动机，如教师的教学动机是介绍目的语系统的语法功能，而学生的学习动机可能是考入大学，即一个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活动，受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影响。这种活动理论观点，尤其改变了教师对任务型教学法的看法。兰多夫认为活动存在动态变化的特征，它以一种形式开始，很可能在进行过程中变成了另一种活动。艾力斯认为同一个任务不同的学习者在施行过程中造成不同类型的活动，而同样的学习者在不同的时间施行任务时，也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动机和目标构建活动。同样，多纳托也提出任务是无法概括的，因为活动根据参与者和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任务并不会操纵学习者以某种方式采取行动，因为学习者在任务实施过程中有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行动、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这都会使任务发生变化，因此教师应关注的不只是任务的结果，还要更多地关注学生实施任务过程中的动机和目标，才能真正理解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互动。艾力斯认为任务并不是创建了学习的环境，而是构建了参与者实施任务的方式，这与社会文化理论将任务视为语言学习工具的观点一致。我们认为语言任务应该使学习者解除只关注语言形式的束缚，帮助他们在实行任务时与同伴更多的关注话语互动的机会。活动理论消除了心理学派划分的语言和思维之间的界限，使二者形成了协商的模式，即“个体与社会是相对独立的”二元化理念被“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这一新的理念所替代。进一步探讨维果斯基的观点时，我们发现社会文化理论倾向于参与性学习。采用参与作为主要的学习范式正面反对了将认知与情感区分开的观点，将社会元素放置于首要地位。二语习得领域的学者们已经探索了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课堂语篇对二语习得发展的贡献。如，华尔斯从教师语言视角对学生在课堂上参与交际的积极性（或者消极性）进行了研究；希德豪斯通过分析大量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际语篇，得出互动策略有助于二语习得；莫非对第二语言课堂中的会话跟踪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互动性会话跟踪产生的会话调整和协商对SLA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阿尔加弗雷和兰多夫则认为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纠正性反馈互动体现了一种社会活动，包含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参与和有意义的协商。在社会文化理论看来，学习者的错误不再被视为失败的标志（与行为主义相反），而是赋予了学习者尝试使用语言的机会。因此语言学习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习者设计更多的互动任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使用语言，达到促进语言学习的目的。

三、结语

根据以上论述，由维果斯基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逐渐占据了重要地位，预示着传统的第二语言教学理念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传统上，所有学生参与的语言学习活动都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教师处于核心地位，指挥学习活动的实施，因而课堂上很少能观察到互动式教学。加里莫和萨普认为，最有效的教学出现在课堂以外的社会化背景，如员工培训课程、母婴之间的交流等。从这些非课堂教学背景中的“教—学”互动中，教师们不难发现互动教学原则对语言习得的促进作用。我们认为社会文化理论是保证参与性、互动性教学原则顺利实施的最佳指导理论。而教师则可以在教学中设计互动性任务、为学生创建有效的英语学习社会文化环境。值得关注的是，任何教育理论都必须能够指导教学，如果教育系统中的制度体系不进行彻底的管理模式的改革，社会文化理论提倡的互动式教学就无法实现。目前社会文化理论相关的研究主要在课堂以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进行，对正式课堂教学中如何应用社会文化理论理论的策略还在探索当中，尚未成为主要关注点，因此社会文化理论为外语教育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综上所述，社会文化理论作为第三代心理语言学的学科属性和当代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全新理念，决定了社会文化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一方向的研究不仅为二语习得研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还提供了新的研究理念。二语习得视角下的研究为弥补传统外语教学中存在的不足提供了新的策略，如文中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下新型的任务型教学法理念，这给予了外语教学以新的启示，也给当代外语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在国际上以社会文化理论理论指导的二语习得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在中国相关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笔者希望通过以上阐述为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思路，为外语教育的深化改革开辟新的视角。

社交语言论文篇3

论文摘要：外语教学是高校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方法层出不穷。Hvmes提出的交际能力理论为交际教学法提供了理论框架，并对外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交际能力理论对于外语教学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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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语言能力”这一概念最初是美国著名语言学家Chomskv提出的，指的是理想的语言使用者的语法知识。他认为语言能力与实际情况下语言的使用无关。这一观点已被指过于狭隘。美国人类学教授、社会语言学家Dell Hymes(1970)称这一观点为“伊甸园”理念，并提出了交际能力理论(Communicative Compe-tence)。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包括四个部分的内容：(1)知识的可能性，指有关的语法和词汇的知识；(2)可行性，指有关语言形式的知识，如知道如何开始和结束谈话，懂得在不同环境下与不同人交谈时应运用什么样的说话方式；(3)合适与否，指语言的运用是否恰当；(4)实际上是否完成，即指懂得如何使用和应对不同类型的语言行为，如请求、感谢、道歉和邀请。换而言之，交际能力是指能够使人们有效使用语言知识并将这些知识运用于实际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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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能力理论的发展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影响

Hymes提出交际能力理论以来，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语言学及其他领域并迅速成为一颇为时髦的观点，尤其是在外语教学上。

虽然Hymes原先的论文并未谈及外语教学，但是他在论文中提供了可以描述成功使用者的知识与能力的理论框架，因此他的交际能力理论模式对于外语教学及测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包括全面方法(Widdowson，1978)，教学大纲的设计(Johnson，1982)，方法论(Johnson＆Morrow，1981)和测试(Spolsky，1989)。

2.1交际教学法

在上世纪七十年展起来的与交际能力理论相关的一种教学方法被称为交际教学法。交际教学法是外语教学的一种教学方法，强调交际能力是外语教学的目的。交际教学法作为与以语法结构为基础的教学法如听说法等不同的外语教学法，在英国应用语言学家手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众所周知，语法一翻译法已占据中国外语教学领域多年，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已走向全世界；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在不断推进，我们不得不在不同场景下用外语与来自各行各业的外国朋友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希望与他人交谈时，我们必须注意当时的社会背景，我们与其他交谈者的关系以及在某一特定场合可以使用的语言类型。我们要做到能够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下理解书面语或口语句子。所有这些语言交际能力都要求我们不但拥有可以正确使用语法规则以说出合乎语法规范的句子的能力，更要清楚应在何时何地向何人使用这些句子。由此可见交际能力理论对于外语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无法否认交际教学法是目前的中国外语教学所迫切需要的。

2.2交际法外语教学的教材

运用交际教学法的外语教材通常有以下特点：(1)教导学生如何去理解和表现不同语言形式的交际功能，如请求、描述好恶等；(2)教材根植于意念大纲或是别的以培养外语学习者交际能力为主旨的大纲；(3)教材强调外语交流的过程，如在不同场景中使用合适的语言，运用语言来执行各种任务，像解决难题、获得信息等或者是在社会交际中用语言与他人交谈。教材的真实性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要保证教材真实可信。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必不可少。

2.3交际能力理论对传统教学的影响

就交际能力理论而言，任何真正满足学习者需求的教学方法的尝试迫使外语教师考虑在中国传统的外语课堂教学中从未引起人们重视的许多问题。而交际教学法强调的正是把外语学习者始终放在外语教学的中心位置，因此，外语教师必须在满足他们学生对于外语学习实际需求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其教学方法和教材。在交际法外语教学的全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与传统教学模式下师生的角色迥然不同，有着较大的差异。

2.4交际教学法对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关注

另外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也强调了语言的社会文化特色，即语言的使用会受到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或干扰。这也许是Hymes对于外语教学及第二外语习得理论最大的贡献。为什么当人们相互交流时经常受到母语文化的干扰?Hymcs给出了他的解释：不同的语言社区有不同的说话方式、语言功能、语言含义及不同类型的语码转换等。这些风格各异的语言使用方式真实反映了在不同语言社区中人们在信仰、社会价值观、从属团体及行为准则等各方面的多样性。Hymes的分析也告诉外语教师外语教学不仅仅是教授语言知识，还应该教授与语言相关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这样外语学习者才能更好地避免外语学习中母语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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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综上所述，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为外语的交际教学法提供了理论框架。今天他的理论已获得广大语言学家、应用语言学家和外语教育者的普遍认同。许多外语教学者正在努力丰富并推进Hymes的交际能力理论以使之更适用于实际的外语教学。毋庸置疑，交际能力理论对于外语教学意义深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参考文献

[1]Brumfit，C.J.Communicative Methodology in Language Teaching[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胡壮麟，刘润清，李延福，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社交语言论文篇4

关键词：语言社会学;社会化语言;话语实践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4-0059-02

一、 语言社会学产生的理论背景及研究现状

（一）理论背景：现代性批判背景下的社会化语言研究

现代性批判，modernity，作为当代人文社科研究的一门显学，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哲学、社会学以及语言学立足于各自的学科，或反思现代性进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自反式现象，或者反思现代性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疏漏，或者批判现代性理论在其“实体论”研究范式上的缺陷。

马克斯・韦伯、斯宾格勒、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人把现代性危机的实质是其自身的异化发展。社会的现代化以科技的告诉发展为根本特征，但原本探索自然奥秘的科学却将自身的界限拓展到了人文社科领域，以科学形而上学体系解释社会现象和人文精神。在这样的情形下，社会学、哲学、语言学纷纷使用了科学研究的逻辑方法，导致人文学科的发展自然科学化，而丧失了自身的学科特征。正是这样的双重后果引发了思想家们的争论，成为当代社会学和语言学共同的理论旨归。

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等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而现代社会学则更加关注社会结构具体而微的层面，包括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日常生活中的“叙事”以及社会情境中个体间的交往。哈贝马斯、利奥塔、布迪厄等社会学家认为，现代社会的重重危机主要是由于话语交际的失败，即生活世界中自由交流的话语受到宏观系统的入侵无法顺利进行，导致了“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实现受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异化为“主体―客体”模式。因此社会学研究应该转向作为交往中的语言，恰如维特根斯坦（1953）所言，与其将语言看作描述或表征世界的工具，毋宁说它是人之存在的一种行为方式。语言研究成为当代社会学重建的主题所在。

（二）语言社会学研究现状

国外学界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将语言社会学等同于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部分，坚持一种狭义的语言社会学概念。这种观点强调语言社会学是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部分，把“语言规划、语言接触、语言演化、语言政策、双语和多语交际、双语和多语教育语言规范化和非规范化”[1]等问题看做语言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将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这二者看成一种同意反复，代表人物为费什曼（1972）。第二，大多学者主张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应该被划分为语言学理论的两个流派，就社会语言学来了说，它代表了语言学研究的微观部分，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语言系统自身如何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社会历史状况的变化而演进，包括语言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受教育的水平等等。对于语言社会学而言，它呈现出来的则是语言的宏观方面，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语言形成的现实基础、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的价值与规范、二语问题研究以及语言中反映出来的社会现象等等。[2]代表人物为郝德森（1980）。第三，将语言研究置于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之内，对其进行学术层面的阐释。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坚持语言社会学是和文化社会学、教育社会学等比肩而立的当代社会学流派，标志着社会学的当代转向。代表人物为哈贝马斯、布迪厄和福柯。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语言社会学”概念开始出现在一些期刊中，国内学界对于“语言社会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通过概念分析，将“语言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中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并强调其独特的问题域。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文献，目前来看最早提出此观点的是张宗超（1991），《语言社会学初探》一文立足于国外对于“语言社会学”的研究历程，概括出了关于语言社会学的四种观点：1.语言社会学不仅仅是一个流派，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着自己的独立研究对象，即“语言社会学”。2.语言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语言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3.语言社会学从社会整体出发，将语言的性质当作社会问题来对待，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分支。4.联系语言来研究社会的学科。[3]由此，这种观点立足于广义的“语言社会学”概念，强调当代社会学研究中正在发生语言学转向，社会学的语言学转向与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交相呼应，哈贝马斯、布迪厄和福柯都可以看成这种转向的推动者，他们分别从普遍语用学、语言符号理论和知识考古学的不同视角来推动这一趋势的发展。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刘少杰（1999）、吴义平（2006）等学者。第二，运用比较分析法，强调“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之间具有明显差异，从而凸显语言社会学的基本内容和研究对象。刘援朝在《同异之争：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的》一文中，从发展历史，流派划分，研究对象等方面区分了语言社会学与社会语言学之间的差异。第三，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社会学”下定义。例如，马戎（2004）认为语言社会学就是“通过各类语言现象的系统、综合性的调查和横向、纵向比较研究，来分析社会的文化形态和种族关系，各国和各地区文化交流变迁的一个领域”。[4]第四，立足于费什曼的语言社会学概念，强调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均推动了从社会结构和社会情境入手去研究语境的社会内涵，持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为祝畹瑾（2013）。

从国内外近些年的研究状况来看，“语言社会学”的研究正引起学界的关注。社会学领域出现的这种语言学转向，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语言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启发社会科学研究者将语言问题作为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二，语言学研究转向应用领域，从对语音、音位、语义、语法等语言形式的层面转向语用的研究，关注生活世界和人的需要。最重要的是语言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学流派，并没有沿着实证主义社会学的道路，将鼓励的社会现象或社会存在等实体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而是深入生活世界的各个微观领域，探索社会中各种基于语言沟通的“关系”。

二、社会化语言的表现形式

当代语言学界也受到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的影响，关注人们生存世界中的语言现象，但并没有全然接受哲学现象学的方法，而是把目光也投入到了“社会化语言”的研究之中。恰如语言学家Alvesson所强调，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交往理论以及文化人类学等和系统理论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学者们立足于文本和语言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了各自的学科。对于语言社会学而言，与其说它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系统，毋宁说是“社会化语言”这个概念。Agnes（2011）认为，语言社会化是当代语言学领域的正在发生的现象，这样一个过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

“第一，初学者（包括儿童、二语学习者、已有共同体或职场的新成员等）如何在语言实践的过程中被社会化为主流文化中的成员，在这样一个过程中语言对初学者们进行“身份”的建构;第二，初学者在社会化过程中如何使用语言，即语言应用和文化语境之间处于怎样的关系;第三，也是至为重要的一点，在语言和文化的交融之处，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成长才得以清晰的呈现出来。”[5]

具体来说，福柯的“话语实践”、伯恩斯坦的“公共话语”以及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都可以看成是社会化语言的社会学诠释。

（一）福柯的“话语实践”

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实践”（discourse practice）概念是对“社会化语言”的一种诠释。在福柯看来，话语实践并不是文本的内容，“首先要将其理解为一种经验性的历史事件”，[6]杨善华指出，这样一种话语实践是不断变化的社会结构中的历史事件，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同为结构主义者，福柯并没有沿着索绪尔的路线，热衷于共时态的语言结构，而是从历时态的视角去思考各个时代的话语叙事，强调“真理”实际上不是一种预设，而是各个时代话语实践的产物。

（二）巴塞尔・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的“公共话语”

伯恩斯坦则把这种“社会化的语言”定义为“公共话语”（public discourse），具体来说，公共话语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特征：

・简单的语法;

・连接词（如所以、那么、并且、因为）的重复使用;

・祈使句和疑问句的频繁使用;

・较少使用非人称代词（如某个、它）;

・陈述（主体）通常以暗示性问题谋求支持性回应;

・一个关于事实的陈述常常既是原因，又是结论，或更准确来讲，人们得出一个确定的说法的时候，其原因和结论之间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确;

・习语的频繁使用;

・极少使用象征的手法;

・个体特征在句子结构中体现的并不明显，公共语言具有隐含的意义，这一点决定了语言的形式。[7]

（三）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杨善华认为，哈贝马斯普遍语用学的提出与他对于二十世纪西方社会学所盛行的“科技理性”的批判密切相关。然而哈贝马斯对于科技理性即其现代性后果的批判范式并不同于他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辈，哈氏并未沉醉于“启蒙在何种意义上回退为神话？”这一永恒问题的纠结，而是将目光转向了生活世界的研究之中。生活世界和系统，是哈贝马斯对社会整体的一个二重划分，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领域。生活世界又个体性的微观话语构成，个体话语实践的异质性构成了生活世界的多样性;系统则是由社会政治经济活动所构成的宏观框架，强调一种同质性的社会存在。哈贝马斯认为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主要在于生活世界中的异质性总是受到“系统”的影响，导致话语实践个体性的丧失。话语实践与生活世界，在哈氏看来处于一种辩证关系之中，一方面话语实践作为主体间的沟通，建构着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又构成话语实践顺利进行的背景。鉴于此，哈氏提出建立一种理想的交往语境，恢复生活世界中的话语实践。为了建构理想语境，哈贝马斯提出了三个“有效性宣称”，作为一切交往情境中普遍有效的语用原则：

第一，“真理宣称”，即话语在认识论层面必须是外在客观事实和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

第二，“正当宣称”，即主体之间的交往不仅仅追求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更应该遵循社会规范;

第三，“真诚宣称”，主体的表达在形式上必须让其交往对象感觉到主体的真诚性。[6]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所建构的普遍语用学原则不仅仅追求对客观事实的真实认识，更追求一种行为主体之间的相互“有效性”影响，哈贝马斯的努力对于当代语用学研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商务印书馆，2013.

[2]刘援朝.同异之争：语言社会学和社会语言学[J].语 文建设，19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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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gnes Weiyun He. Language Socialization. in TheRoutledg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M]. Edited by James Simpson. Routledge，2011.

[6]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社交语言论文篇5

关键词： 交际语言测试 大规模语言测试 语言教学

尽管现代语言测试的历史不到100年，但语言测试已经历了3个重要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前科学语言测试或传统语言测试阶段；第二阶段是心理测量——结构主义语言测试或现代语言测试阶段；第三阶段是心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言测试或后现代语言测试阶段。目前语言测试正在转向交际语言测试的阶段。存在于中国的三大语言测试受交际语言测试理论的影响也都作出了相应的改进。改进之后的大规模语言测试对中国的英语教学、学习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在分析语言测试理论发展的基础上阐述了语言交际理论对大规模语言测试的影响及由此产生的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交际语言测试理论

交际语言测试理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是伴随着语言学和语言教学两门互相交织的学科的共同作用而不断发展的。语言学的发展使得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更为准确，并因此促进了语言教学。同时，语言教学的实践使得语言理论不断发展。建立在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思考成果的基础上，从索绪尔开始，经过布卢姆菲尔德到乔姆斯基，语言学家开始区分语言研究的两个领域：语言（系统）、语法（结构）、语言能力；言语、意义、语言运用。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形式主义语言学更注重语言的形式，而否认语言的社会功能。虽然乔姆斯基的这种论点得到很多语言学家的支持，但很多语言学家对把语言看成是纯科学的理论进行了批判。以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认为语言更多的是社会功能，语言只有存在于社会实践中才有意义。功能主义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发展让人们开始思考语言的本质和语言的运用，这也使得交际语言理论在语言本质理论发展的同时也有所发展。人们对语言本质和交际语言的认识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乔姆斯基对结构主义的语言观提出了批评。他对“语言”和“言语”提出区分并认为语言能力实际上就是语法能力（或称语言知识）。“语言是一套原则系统、一种知识体系，它是一种能力”，但“并非是一种处事的能力，甚至也不是一种组织句子和理解句子的能力”。乔姆斯基所阐述的语言能力实际上是一个有限的、狭义的、表状态的概念，因为这种解释忽视了社会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他否定了行为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语言能力”。

其后，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首先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海姆斯提出“交际能力”的概念与乔姆斯基所说的交际能力是对立的。他认为语言能力只是交际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他所认为的语言交际能力的4个方面：语法知识、心理语言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和实际存在的知识可以看出海姆斯所认为的语言能力同语言运用环境中的社会、文化等因素关系密切。乔姆斯基和海姆斯对语言能力解释的对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乔姆斯基是一位理论预言学家，他关心的是如何生成和理解语言，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人脑，而海姆斯是社会语言学家，他更关心的是语言的实际应用与操作。为“语言能力”概念的发展作出另一贡献的是语言学家韩礼德。他创立了功能主义语言学说。韩礼德认为，语言的功能可分为概念、操纵、启发和想象四大类。在语言实际使用中这些功能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没有必要将理想化的知识和实际运用分开。他认为学习语言就是获得语言知识和技能来行使语言的这些功能。海姆斯和韩礼德对“语言能力” 的再定义使得“语言能力”不再是脱离社会和使用环境的孤立的语言。

之后，语言理论影响了语言教学的发展。不仅仅功能主义的语言学者和形式主义的语言学者展开对语言能力的讨论，语言教育者也开始探讨语言能力与语言学习的关系。从事语言教学的学者认识到语言教学不仅仅是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而应该包括实际生活中的语言应用。这样的思考也使人们认识到语言的测试不能只有语言知识， 而应该注重语言的实际应用。20世纪80年代初，卡纳尔和斯温在海姆斯的语言交际能力学说的基础上又扩展了交际能力的概念。他们在1980年提出了语言交际模式：一是语法能力（即掌握语言规则知识，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二是社会语言能力（即交际者能在不同的社会语言环境中恰当地理解和表达言语的能力）；三是语篇能力（即能根据不同的语言载体把语言形式和语言意思结合起来，组构成语言篇章的能力）；四是交际策略能力（即为提高交际效果而有意识采用的各种技能，包括语言和非语言技能）。然而，卡纳尔和斯温的交际能力模式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说明各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他们如何结合构成综合的交际能力。此外，该模式也未说明这种交际能力如何转化为交际行为。

最后，语言测试学者巴赫曼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了卡纳尔和斯温的交际能力模式。巴赫曼认为，语言交际能力就是把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的情景结合起来创造并解释意义的能力。（巴赫曼，1990）该模式由语言能力 （ 语法能力、语篇能力、功能能力、社会语言能力 ）、策略能力 （评估、确定目标、制定计划、实施 ） 和心理——生理机制3个部分组成。巴赫曼的这一模式比前人的学说更全面、更系统。尽管巴赫曼在1991年和1996年所发表的著作中，对语言交际能力又有了不同的解释，但他们之间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

语言交际能力学说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认识到过去的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只是停留在对语言表面现象的重视，只重视了语言的形式而没有注意到语言的使用和交际功能。从乔姆斯基对语言能力的最初认识到巴赫曼关于语言交际能力构成的最新模式，反映了语言学家对语言及语言能力的认识不断加深，这为交际语言测试理论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规模英语语言测试的变化

每一个大规模语言测试的背后都一定有理论的支持。目前存在于中国的有影响力的大规模考试包括托福考试、雅思考试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这三大英语考试的理论支撑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1.托福考试的变化

托福考试所遵循的语言测试理论同样经历了这三个阶段并正在转向第四个阶段。旧的托福考试主要受到以拉多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整套体系，该体系有一定的结构。各种语言都能从结构上分解成小的语言单位，语言可以被分成不同的部分，语言测试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测量应试者的语言能力。比如语音、语法和词汇可以单独测量，听说读写能力也是可以单独测量的。旧的托福考试也考虑了社会语言学的因素，所以在旧的托福考试中也包括了对语言进行综合测试的内容，这样的综合测试是以社会语言学为基础的。总之，旧的托福考试在语言测试界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曾被称为语言测试的“托福时代”。

然而， 随着语言测试的发展和社会交往的频繁，人们不能满足单一的语言技能的测试，因此，新的托福考试应运而生。新的托福考试是建立在交际语言测试理论基础上的。这个理论的发展是随着交际语言能力理论（海姆斯） 和交际语言教学法的发展而发展的。托福考试经过这样的理论变革，既考查了考生的语言形式知识又考查了考生在有意义的环境下使用语言的能力。这种变革也同样说明语言测试必须反映真实语言环境和准确的任务完成。

2.雅思考试的变化

雅思考试一直遵循交际语言测试的理论原则。同“托福模式”比起来，“雅思模式”的语言测试更加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注意语言情境的真实性，基于考生语言运用的实际需要，直接测试学生的语言能力。雅思考试分为普通培训类考试和学术类考试。 普通培训类的考试文章基本上来自于日常生活中的广告、报纸、说明等，这些材料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够理解这些文章就能证明考生具有在英语国家的生存能力。除内容外，题型也是多样的，不单单只有多项选择题， 还包括配对题、简答题、完成句子等，这些就避免了考生为应试而应试。学术类的考试也同样遵循了交际语言测试的理论原则并且体现了语言测试必须真实的原则。美国著名语言测试专家L·巴赫曼指出：“测试的开发和使用不是在毫无实用价值的心理测量的试管中进行试验；测试必定是为满足某些需求而开发的，这些需求可能是教育体系内部的，也可能是整个社会的需求”。学术类的考试考查了考生是否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而不仅仅是对语言技能单纯地考查。目前的雅思考试在理论支撑上还是采用了“交际语言测试理论”，所不同的是，雅思考试更注重语言的真实性和互动性。

3.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变化

1987年开始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是一个“标准关联的常模参照测验”。没有改革之前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从语言学理论上主要依据的是结构主义原则，把所有的语言能力分成听、说、读、写并分项测试。尽管考试中含有综合测试，但主题还是分项的结构测试。从测试理论的角度说，改革之前的四、六级是属于结构主义和心理学的语言测试理论指导下的考试。

2006年，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从题目上来看，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理论支持由结构主义转向了交际主义测试的阶段。虽然对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性质的归属，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学业测试”还是“水平测试”是人们争论的主要话题。但目前《教学大纲》改成了《课程要求》，考试与教学没有挂钩，这显示出中国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向“水平测试”过渡。同时，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在形式上向交际语言测试的方向发展，即将推行的机考的题目材料来源于真实的本族语场景，并且口语测试的形式采用如托福考试一样的配对考试形式。

大规模语言测试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从三大考试内容、形式的变化来看，它们正在向交际语言测试过渡。这种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我们的英语教学内容与方法。对广大教师来说，掌握测试理论，了解测试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在外语教学过程中，我们要重视和发挥语言测试对教与学的影响，采用有效的测试手段激发学生英语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英语学习效率。首先，要科学对待测试。根据现阶段的教学大纲，英语教学的重心应转移到交际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的培养上。所以教师在教授课文对话部分时，多选用模拟一次导游、一次谈判、参加一项体育活动、一次学术专题讨论等类似交际情景展开对话，鼓励学生大量使用交际语言进行实战操练。在课后练习设计中，教师要强调并加大包含学生交际语言的应用和提高交际语言能力的专题练习、情景练习、对话练习等测试操练项目。这些将为他们应对日后生活和工作所要面对的实际语言交际环境打下扎实的基础。其次，我们可以通过语言分级水平测试来进行分级教学。由于学生的来源不同，英语能力、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分级教学不但满足了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而且也大大提高了英语教学的针对性、趣味性，课堂效率也更高。最后，教师应当在教学过程中不断跟进测试，以刺激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考试时，教师要结合教学实际和重点、难点，明确测试所要包含的主要内容和所要测定的各项语言能力，规划好项目的编排和权重。

除了对英语教学的影响外，交际语言的测试在社会层面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很多父母和社会教育机构也开始重视学生和考生的语言交际能力的应用和提高，鼓励学生重视口语和语言交际实践活动，帮助他们寻找和提供更多语言交际实践的机会。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国有广泛影响的三大英语语言考试随着时间的变化，正逐步向交际语言测试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英语语言测试的内容、语言测试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和所依托的测试理论都在发生变化。同时，在交际语言测试理论背景指导下的语言测试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也在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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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Bachmann，L. F. What does language testing have to offer？ [J]TESOL Quarterly，1991，Vol.25， No. 4， Winter.

[6]Bachman， L.F. & A. Palmer. Language Testing in Practice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7] 武和平. 从托福模式到雅思模式的嬗变——兼谈我国外语测试的改革[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社交语言论文篇6

关键词：外语教学；学习理论；认知论；社会文化论；比较研究

一、引言

关于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分类，有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五分法，甚至有的研究者提出了52种学习理论。其中三分法的赞同者居多。多数专家认为，语言习得理论大致可分为外在论、内在论和社会文化论。内在论是这三大理论流派中最庞大的一个，主要分为两大流派──先天论和认知论。认知论又包括信息处理模式、连接主义论、信息竞争模式等理论。三大理论流派中，社会文化论是当今研究的热点。它主要包括新近出现的对话论、活动论、实践共同体等理论。早年研究者多对内在论和外在论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内在论尤其是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方面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从这一角度对其进行初步的探讨，以期对外语教学和研究有所启示。

一、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1.认知论的主要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二语习得研究对象从单纯的语言开始转向学习过程中学习的主体等因素，在研究学习者外部因素时，开始对曾经被视为是"黑箱"的学习过程进行了全面探讨。

认知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是一个心理过程，是二语知识系统的发展和在交际中的使用。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把语言等同于一般性的知识，把学习一般知识的方法应用于语言学习之中。认知论包括信息竞争理论、信息处理论和其他多种理论。无论哪种理论都认为：第二语言学习是对一种复杂认知技能的习得。学习一种外语，就是学习一种技能。把语言习得等同为一般的认知过程，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就是一个语言信息在大脑中输入、加工、处理，新旧信息各个阶段的重组和连接直至自动化的过程；试图以人类学习一般知识的过程为依据来认识第二语言习得，只要经过最初的机械练习，以及不断的信息处理和加工，通过掌握语言规则，就可以逐渐达到信息处理的程序化和自动化。

2.社会文化论的主要观点。

社会文化论综合了理解人类行为的多个学术领域，发展出超越了个体与环境的二元论的概念。人类通过能动地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变革外部世界，进而变革自身，在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使客体的心理表象得以表征与具体化。借助心理表象的中介，主体与客体世界的关系得以实现，从而说明人类受外部客体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二语习得同样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社会文化论强调二语习得中社会文化的作用，强调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之间的互动，从而丰富了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也为研究第二语言习得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4］。维果茨基狭义的社会文化理论认为，社会关系和文化制品在组织人类特有的思维中扮演主要角色，并提供了一个不孤立于社会环境而可以系统研究认知的框架。

二、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的区别

1.强调语言习得模式中的不同环节。

这两大理论都承认语言习得模式是输入（或环境或刺激） 语言习得内部机制输出（或习得的知识，或行为）。但认知论更关注语言习得的内部机制；而社会文化论则更重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以及二者的关系。

2.与心理语言过程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与包括认知论在内的其他语言学习理论的根本区别是社会环境和心理语言过程不再被看成是两个分开的现象，社会化和语言习得不从产生它们的语言交互环境中剥离出来。对二语习得者来说，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二语学习者积极参与意义建构，并通过该过程习得第二语言。

3.运用发展法来分析学习者语言习得时的隐喻不同。

认知论的隐喻是习得，即学习者接受语言输入，习得语言并储存在头脑中，在需要的时候输出。社会文化研究方法的隐喻是参与，个人在学习中起一定的作用，但个人最终能独立完成的能力必须在社会交往中以协作的方式获得。社会文化理论因此为语言学习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认为个人和社会融为一体，语言知识和语言使用不可分离［7］。

4.二语习得领域的相关研究方法。

以临近发展区为例，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微观发生领域，即在逐句的话语交际中来认识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内化。社会文化理论的微观发生研究从认为交互导致语言学习，转向认为交互是语言学习发生的场所，从而为二语习得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方法选择。

5.对于语言输入、输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的探讨。

Krashen的输入假说与Swain的输出假说对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甚至相反的观点。认识论并未对这一矛盾提出解释。但运用社会文化理论探讨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时，他们的分歧可以得到解决。维果茨基认为人类高级思维功能建构于社会、文化、历史和教育的环境中。而这个环境是一个由社会相互交流编织成的网，一个由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辩证统一体。所以，语言输入与输出活动的相互作用引起第二语言的发展。

6.相互交流中参与谈话者的作用的不同理解。

受认知论启发而提出的相互作用假说对于在帮助学习者理解以及被理解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社会文化论有着不同观点。其主要区别在于对个人认知过程的强调不同。相互作用假说强调学习者头脑中的个人认知过程。相互作用通过给予学习者需要的输入来加速内在的过程，最终使那些认知过程成为可能。社会文化论者认为，通过社会的相互交流而发生的学习过程中，交流会话更重要，他们认为，随着社会活动中知识的内化，人们借助中介控制和重组他们的认知过程。

三、认知论与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1.认知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内在论强调学习者从自身经验背景出发对客观事物的主观理解和意义建构，重视学习过程而反对现成知识的简单传授。认知学习论为现今的外语教学带来了一场新的革命。该理论认为学生学习时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和认知加工过程是决定学习结果和学习效率的直接原因，教材、教法等一切外部条件虽然重要，但都只是影响学习的间接因素。这种观点对我们今天的教学有许多启发。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参与到教学活动中，采用现代教学手段，以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对学习材料的深入思考，提高对新学知识的解释、推理、运用能力，树立教学目标的新观念。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教学目标比使学生成为独立的、自主的、高效的学习者更为重要。所谓独立，是指学生离开老师，甚至离开学校之后还能继续学习；所谓自主，就是让学生去主宰、支配学习内容，而不是由学习内容来支配、控制学生，变"要我学习"为"我要学习"。 教师在创设学生学习的外部条件时，必须以学生头脑中的认知规律为前提。这些外部条件指能激起学生努力去从事思考和记忆等心理活动的事件。外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抛弃"一言堂"的传授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要重视学生内在认知动机的作用，这里的内在认知动机是指由学生的学习活动本身所引起的学习动机。

2.社会文化论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最近发展区是维果斯基社会文化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儿童现有水平与经过他人的启发帮助可以达到的较高水平之间的差距，就是“最近发展区”。维果斯基认为：教学不仅应该考虑儿童已经达到的水平，而且要考虑儿童经过努力可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当教育走在发展之前时，才是好的教育，他主张教师要重视学生学习的最佳期限，不应盲目拔高或迟滞，以免错过最近发展区。据此，可以得到以下启示：①学生是自主积极的学徒式学习者。②学生的学习受背景影响。③教学应向学生提供挑战性认知任务和有效支架。④教学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动力系统。最近发展区对学习英语的启示是：教师在英语教学中，应关注学生学习的背景，倾听学生需要；激发英语学习兴趣，创设有效支架；创设活动情境，增强参与意识；发挥学生特长，体验成功乐趣；提倡合作学习，享受合作成果等。

四、结语

不管是二语习得研究的主流认知论还是研究的新热点社会文化论，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都有可以兼容的部分。正像Zuengler和Miller文章的标题"认知和社会文化: 两个平行的二语习得视角?"所预示的一样，社会文化视角可能是在原有的世界之外开创了另一个新天地。如Yoric所倡导的，假如我们能为学生多建几座桥梁让他们从中选择的话，相信他们到达终点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文化视角只是这众多"桥梁"中的一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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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7

[关键词] 交际能力 建构主义 教学模式 情景式教学 支架式教学 交际法教学

一、背景与需求

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满足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2007年7月27日教育部办公厅了最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课程要求》),作为各高等学校组织非英语专业本科生英语教学的主要依据。对《课程要求》明确指出,使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是大学英语最终的教学目标,尤其强调“有效地进行交际”。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提高大学英语课堂对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英语教育界对教学中学生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早有认识,做了很多相关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指出英语教学中学生交际能力培养的重要性,探索了各种加强学生交际能力的教学方法,但英语交际能力的培养多数局限于英语专业学生,对大部分的非专业大学英语学生交际能力的培养十分有限,主要受制于授课时间少、班级人数多、英语语料和资源不够丰富、实践应用机会少等客观因素,以及公共英语教师和学生主观认识不够等。对维普资讯中文科技期刊检索中,以“交际能力”为题目或主题词的文章在核心期刊检索中可以找到618篇有关的文章,以“英语交际能力”为题目或主题词的核心期刊检索中,则显示文章数为44条,涵盖了从中学到大学、研究生层次的英语交际能力培养的教学理论与研究。针对外语交际能力培养的文章,较早较为全面的是束定芳在《黑龙江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上发表的题为“论外语交际能力及其培养”一文,在较近的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中,王国平发表在《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l2月第6期)的“建构主义理论与外语交际能力培养”一文,均对外语、英语中交际能力的定义和内涵作了明确的阐述,并对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观点和建议。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如何让中国的高层次人才在国际交流中立于不败之地,交际能力不容忽视。研究提高学习者英语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是大学英语教学必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理论支撑

在英语语言学理论中,最早提出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competence)概念的是美国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 Hymes),他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乔姆斯基(N. Chomsky)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概念提出了交际能力。乔姆斯基认为,语言能力是某种远比语言本身抽象的知识状态,是一套原则系统,一种知识体系。而海姆斯认为,语言能力是一种处事的能力,即运用语言的能力。海姆斯的理论认为,交际能力不仅包括对一种语言的语言形式的理解和掌握,而且还包括对在何时何地、以什么方式对谁恰当使用语言形式进行交际的知识体系的理解和掌握,是一个人运用语言手段(口头语或书面语)和副语言手段(身势语)来达到某一特定交际目的的能力。

加拿大学者Canale和Swain通过系统的研究和大量的调查,明确提出“交际能力”是一种涵盖了以下四个方面知识的综合能力:语法和词汇知识;话语结构知识;社会文化知识;交际策略知识。Canale和Swain对交际能力的解释强调了语言使用不仅要符合语法,还需要在语篇、社会文化和表达方式上“得体”,这一解释已经成为对“交际能力”的经典定义。

由上述的定义可以看出,在外语学习中要想获得这一语言相应的交际能力,学习者必须通过对语法词汇、话语结构、社会文化、交际策略等多个方面都有扎实的学习,才能最终达到具有较强的交际能力的学习目标。现代教学理论,尤其是建构主义理论,对语言学习者获得语言能力和交际能力的途径做出了全新的阐述,为外语教学理念、教学设计和教学方法提供了极佳的指导,引导了现代外语教学的新趋势。

建构主义是学习理论中行为主义理论发展到认知主义后的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和美国心理学家威特罗克(M. C. Wittrock)。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教学模式可以概括为:“以学生为中心,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有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最终达到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的。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是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教材所提供的知识不再是教师传授的内容,而是学生主动建构意义的对象,媒体也不再是帮助教师传授知识的手段、方法,而是用来创设情境、进行协作学习和会话交流,即作为学生主动学习、协作式探索的认知工具。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核心是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学生对知识的主动探索、主动发现和对所学知识意义的主动建构,突出学生的自主意识、协作意识与探究意识。教师的职责在于赋予学生独立学习的能力;在于协助学生获取并有效处理语言材料;在于师生互动;在于学生对教师中介意图的理解与反馈,这是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导下的现代外语课堂教学与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外语课堂教学的本质区别。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包括多媒体教学和学习设备、网络资源、丰富的英语国家的视频、音频资料,为大学英语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所必备的四大方面的教学内容,即语法和词汇知识、话语结构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和交际策略知识,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在传统英语教学中由于手段单一枯燥,一本教材、一支粉笔、教师对词汇讲解、课文分析的这种外语学习方法所带来的交际能力培养匮乏的现象得到了彻底的改革。

三、教学模式应用

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教学活动主要包括以下方面:提供学习资源,创设情景;组织学生进行探究和写作活动;学生之间、师生之间进行会话,通过语言或文字表达思想;指导学生建造有意义的知识结构。

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学活动主要包括:提供各种形式的英语学习资源,创设有利于学生理解英语文化的学习情境;组织学生以英语进行小组讨论、对话、即兴回答问题、网络资源搜索等进行英语话语、文化和交际策略的探究和协作式英语学习;为学生设定合理英语交际场景,创造性地完成以个人或小组观点的思想表述为核心的英语语言文化任务;指导学生灵活应用掌握的英语词汇语法知识、话语知识和英语社会文化知识,同时结合相应的中文话语知识和文化知识,提供外部实践的平台,完成具有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意义建构,从而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针对影响交际能力的四大方面,以培养学生交际能力为核心的大学英语教学必须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提高英语语法能力、扩大词汇量和提高词汇应用能力、掌握话语结构知识和恰当使用话语知识、了解英语国家社会文化知识和习俗、学习英语国家交际策略并能充分意识到中外文化和交际策略的异同之处。结合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技术,网络和多媒体的优势资源,大学英语课堂的教学方法可以做到灵活多样,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应用不同的教学模式和方法,对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起到极佳作用的教学模式包括但不限于情景式教学、支架式教学、交际法教学等。

1.情景式教学模式

情景式教学是建构主义倡导的主要教学模式之一,又称抛锚式教学,要求建立在有感染力的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主义认为,“学习者要想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即达到对该知识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联系的深刻理解,最好的办法是让学习者到现实世界的真实环境中去感受、去体验(即通过获取直接经验来学习),自主地理解知识、建构意义,而不是仅仅聆听别人(例如教师)关于这种经验地介绍和讲解”。鉴于我国学习者的英语学习过程中缺乏真实的社会环境,这种模拟的情境是仅次于真实经历的体验方式,因此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显得尤为重要。

情景式教学包括五个具体环节:创设情境、确定问题、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和效果评价。在大学英语的教学实践中,可以首先通过视频、音频资料或图片信息,引入与单元主题相关的英语国家社会文化背景和类似的事件,构造与学习内容基本一致或类似的情境,然后提出与单元内容密切相关的真实性事件为思考的问题,以问题为核心驱动学习,鼓励学生从文化比较和社会视角出发,利用网络课后自主学习,查找资料,获取相关信息,然后以小组形式彼此讨论交流、师生交流,最后以课堂ppt陈述、或角色扮演的方式进行学习成果的展示,并由全班同学分组进行效果评价。

这一教学模式十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意识和比较文化意识,通过直观立体的模拟体验,感受单元主题涉及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内涵,通过对比中国类似的社会文化现象,加强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能力。

2.支架式教学模式

支架式教学(Scaffolding Instruction)是建构主义的另一大教学模式,它为学习者提供一种概念的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有助于学习者对知识的理解。这种框架中的概念是为发展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所需要的,需要教师事先把复杂的学习任务加以分解,以便把学习者的理解逐步引向深入。这种教学模式“脚手架(Scaffolding)”为比喻,通过这种脚手架的支持作用不停顿地把学生的智力从一个水平提升到另一个新的更好水平。支架式教学有以下几个环节组成:搭脚手架,即围绕学习主题建立概念框架;进入情境,即引入问题;独立探索,即在明确概念的属性后,放手让学生自行寻求答案;协作学习,即独立探索后,汇集同学的不同观点和看法,在集体思维中共同完成对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效果评价,即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评价。

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支架式教学可以适用于篇章分析,即对单元文章主题思想的提炼和剖析,文章结构安排的方式方法,各个段落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主题,篇章中运用的修辞技巧及追求的修辞效果等。

3.交际法教学模式

交际法最早是由英国语言学家威尔金斯提出的。他把语言意义分为两类:意念范畴,如时间、顺序、数量、地点和频度等概念;交际功能范畴,如要求、否定、邀请、抱怨等。交际法的语言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韩礼德的功能语言理论,一个是海姆斯的交际能力理论。交际教学法依托的是语言交际理论和交际学习理论。语言交际理论认为语言是由其基本单位组成的系统;语言最基本的功能是交际;语言结构反映其功能和交际用法;语言的基本单位并非仅是语法和结构特征,而是体现在话语中的功能和交际意义中的范畴。交际法的学习理论是交际原则,真正涉及交际的活动,提高学习效率;任务原则,语言用来完成任务的活动,提高学习效率;意义原则,学习者感兴趣的语言材料,加快学习过程。而交际法的一项总原则就是综合运用言语交际活动的各种要素,一般涉及到情景、功能、意念、社会、性别和心理、语体、重音和语调、语法和词汇以及其他语言的辅助手段。

交际法与交际能力理论本身就是相辅相成,在大学英语课堂中,尤其在大学英语的视听说课堂教学中,交际教学法必不可少,否则学生在课内课外均缺乏用英语进行交际的动力和动机,势必从学而不用再回到哑巴英语的旧路上去。交际法教学在大学英语课堂的使用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的是教师提供的交际话题和场景具有意义,并且学生有一定的熟悉程度,容易感兴趣。正确恰当地运用交际法设计有意义的口语交际活动,如小组讨论、对话练习、正反辩论、角色扮演、上台演讲等,使学生获得更多的开口的机会,既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更可以为学生的交际能力发展提供展示的平台和机会。在正反辩论和上台演讲这两种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语法和词汇、话语知识、社会文化知识和交际策略均能得到较好的锻炼,从而提高学生整体的英语交际能力。

综合使用上述教学模式的大学英语课堂,可以使学生在立体化、多维度的英语学习环境中,受益于丰富多彩的多媒体形式学习内容,综合利用音频、视频、图片、电子课件、文字资料、网络资源,不知不觉中加强英语交际能力,达到大学英语教学的理想目标。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为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培养出具有较好英语交际能力的高级人才,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是大学英语的最终教学目标。如何通过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将现有的各种教学资源和学习环境相结合,为实现这一教学目标不断努力,应该是大学英语教学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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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晨梅梅等.探索与变革:转型期的英语教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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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语言论文篇8

关键词：孔子 语言观 政务微博

语言现象是最早纳入人类研究视野的现象之一。孔子作为先秦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思想中包含了对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文化等关系的思考，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下网络媒介发达，微博的出现使得任何人在何时何地都可以任意发表自己的言论，如果言语不当，话语失范，会带来社会话语秩序的混乱。孔子的语言观对现代社会话语秩序的建立仍具有指导意义。

一、语言与现实存在的关系――“正名说”“文质说”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社会的变化影响了语言的发展，社会上存在大量名实不符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和社会间的关系就突显出来。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1]（P133-134）孔子的正名是针对当时社会变迁很多概念和指称不符、关系混乱的现象。“孔丘所谓‘正名’（名词概念正确）主要就是要求名称与实际一致，名实相符，即语词、概念与其所指对象的一致。”[2]（P27）《韩诗外传》卷五“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3]（P200）孔子认为，国君向臣要马，应用“取”，不应用“假”。

可见，孔子的正名既是名分问题，又涉及语言学指称的问题。孔子认为名分等级和名实指称问题的澄清，既关系到能否纠正礼崩乐坏的社会秩序，又关系到名称和指称事物能否相契合。从现代符号学角度看，这里的“名”，可以看作是事物的“名称”，与符号学的“符号”大致相同。

语言反映社会存在，同时又对社会存在造成影响。《周易・系辞上》记载了孔子的言论“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4]（P206-208）孔子认为社会的混乱，言语为“阶”。同样是“居其室”，“言善”使千里之外应之，“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孔子已然意识到语言可以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也可以带来消极的影响。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期，存在着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各种类型的社会事件，如果言说不当，网络谣言滋生加之网络水军的助长会造成话语秩序的混乱；如果有正确的舆论引导，会更大发挥网络媒介的作用。

二、信息传递要求“修辞立其诚”

语言的社会功能首先是信息传递的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在孔子的语言观中，强调语言要真实地、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语言传递真实的信息。“故法言曰：‘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5]（P39）“常情”即是指真实情况。这是说，孔子认为使者传达国君的喜怒是很困难的，最主要的就是符合实际情况。

孔子是第一个提出“修辞”这个用语的人，他认为言语交际要表现真情实意，传递真实的信息。子曰：“言，辞欲巧。”（《礼记・表记》）[6]（P1495）可见，“辞欲巧”不是虚浮夸饰，而是说语言传递的真实可靠要与言辞的文采相结合。

网络社会中存在子虚乌有、凭空捏造、制造虚假新闻的事件，引发了网络恐慌。深圳90后女孩当街为乞丐喂饭事件、金庸去世事件、梅西在训练场猝死事件、沈阳商铺关门事件，“二炮文工团刘园园”炫富酒驾等，皆属于网络谣言。网络信息的广泛传播，很容易形成群体性认知，导致信息流瀑，因此虚假信息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网络环境中，传递真实的信息尤为重要。政府政务微博更是如此，面对网络谣言、社会突发事件，广大网民的知情权需要满足，政务微博除了及时信息外，要在调查事实真相的基础上，真实信息。如果一味维护政府形象，避重就轻，隐瞒事实，捏造谎言，如“临时工”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河南“眼花判错案”事件等，就会降低政府的公信力，产生恶劣影响。

《周易・乾・文言》记载，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4]（P173）君子要守其功业，先要言语诚实可信。孔子的思想里反映了真实信息的重要性。真实信息，公众知情权得到满足，舆情应对及时，信息透明公开，才能解决公众质疑，提升政府公信力。2012年北京“7・21”暴雨，北京微博厅能成功应对突发舆情，是因为真实展示北京各地段的现场灾情，满足市民迫切的知情权，也为救援行动提供了一线的实况和有价值的信息。

三、人际互动的功能

人们对于修辞的理解往往是表达中对词语的修饰，前人对于孔子语言修辞的研究也多集中于此，但却忽略了修辞活动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满际的需要。

（一）书面语与口语的交际功能

孔子认为凡是书面语言写成的东西，必须经过认真的修改、润色，对语词进行加工提炼。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1]（P147）意思是郑国的外交辞令的制定，先由裨谌拟草，世叔研究后提意见，再由外交官子羽修改，最后东里的子产润色修饰。孔子对于语言的提炼加工，并不是为了追求华美的辞藻，虚浮夸饰，而是指所使用的语言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对于口语的交际，孔子的观点体现了现代语言学的观点，认为语言的社会功能之一就是人际互动的功能。“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1]（P176）陪着君子说话可能会犯三种过失：即不该说话的时候先说了，这是浮躁；该说的时候却不说了，这是隐瞒；不看君子的脸色说话，这是盲目。孔子在交际过程中明确提出了要避讳的三种情况，即“躁”“隐”“瞽”。这说明孔子意识到人际互动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说话者在话语中表达自己的情感、态度、意图等，另一方面这些又对受话者产生影响，会有相应的语言或行动上的反映，从而达到交际效果。

孔子认为有效的交际活动要确保交际双方都能顺利地进行言语行为。政务微博虽是官方微博，但是属于运用网络、微博运营的官民交流的平台，要打通官民交流的舆论场，就必须平等地与受众进行交流，使用亲切的语言。可以适当地运用地方方言和网络用语，拉近与受众的距离。如外交部官方微博招聘信息就使用了“淘宝体”，“亲，你大学本毕业不？……驾照有木有？……有意咨询65962175，不包邮。”

（二）言语行为――“言行说”

孔子注意到言与行的关系。“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1]（P140）孔子认为言与行是相互关联的，两者不可分割。孔子的语言观中包涵了言语行为的社会性，侧重从言行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四川会理县ps事件中，官方的新闻配图中将领导PS到了公路上，痕迹明显，被网友戏称“磁悬浮”，会理县领导是否亲临现场，遭受网友的强烈质疑，认为该新闻虚假，言行不一。后会理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通政务微博，向网友批露真实情况，领导视察是真，工作人员因原照片拍摄不好，进行了ps，这才平息了争议。政务微博如果言行不一致会引发恶劣的影响，言行一致才能树立公信力。

（三）交际原则――“信”“中”“慎”“礼”

在社会交际的言语活动中，人们想要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交际双方不能只考虑自己的需求和目的，要彼此合作，才能保证交际活动的继续进行。孔子的语言观，并非科学意义上的系统的语言学理论，但其中的一些语用原则与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H.P.Grice）提出的合作原则非常相似。

孔子的语言观体现了合作原则：质的原则，即要求说话要真实，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1]（P21）反映了孔子要建立交际双方相互信任的语境关系。量的原则，即所说的话应包含交际目的所需信息，不说超出需要的信息。“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1]（P114）这是说，说话要把握重点，准确恰当地把需要表达的事情说清楚。关联准则，说话要贴切，有关联，不要说错话，“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1]（P19）这说明，孔子认为不要在不符合身份、不适合的时间、场景说话，这体现了交际中的关系准则。方式准则，孔子认为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要讲求方式。“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1]（P65）这是儒家道德修养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前句从“不欲”的角度讲，后句从“欲”的角度讲，这两方面有机地统一在一起，成为言语交际中重要的方式准则。

孔子“信、中、礼、慎”的原则在现实社会中仍具有指导意义。违背这些原则，会带来质疑，造成恶劣的影响。河南三门峡市陕县人民法院判决一起造成三死两伤的交通肇事案件时，以被告人积极赔偿90余万元为由，对肇事司机“从轻处罚”，出具证明时，表述含糊，因“眼睛花”，“判错了”案件。对当事人的这样的说法，网友认为荒唐至极，难以接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

言语行为要合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P121）孔子将其看作是言语道德准则，在当时的等级社会中，道德伦理的核心就是礼制。由此可推断出孔子的言语行为观与现代语用学的礼貌原则相契合。

政务微博的，要坦诚地与公众交流，不要凌驾于公众之上，忽略受众的意见，狭隘地以为听众不能代表广大受众的意见。要本着办博为民的态度，遵循礼貌原则，用恰当得体的语言，避免因不得体的语言对受众造成伤害，或者滋长受众的负面情绪，影响政务微博的传播。

（四）话语角色的把握

“可与言而不与人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1]（P163）是说交际中对方是什么样的社会角色，决定是否和其说，明智的人不会错过交际对象，也不会说错话。孔子善于根据话语角色的身份地位来调整自己的交谈方式和谈话内容，体现了言语活动的社会性。

政务微博代表了政府官方的形象，话语角色应严肃、权威、公正。如果一味迎合大众，不顾话语角色，滥用网络用语，就会严重影响政务微博的公信力。阜阳公安在通缉令中将罪犯称之为“亲”，“亲”为网络用语，是具有亲昵热彩的称呼，但是用在通缉令中，话语角色把握错误，不但没有达到交际效果，反而影响了官方严肃权威的形象。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言语社区视阈下陕西政务微博的传播策略研究”（12K115）；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人文社科类）项目：“话语分析视域下政务微博的传播策略研究”（2013G6334078）、“突发危机事件中政务微博的舆情引导”（2013G6334082）。]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孙中原.中国逻辑史（先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3]韩婴撰，许维集释.韩诗外传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唐明邦.周易评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雷仲康.庄子[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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