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研究论文范文3篇

版权声明 举报文章

心理压力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探讨了压力概念内涵,认为压力概念是一个普遍概念而非单独概念。从纵向角度考察了压力研究的三大取向,即自变量研究、因变量研究、中介变量研究。阐述并分析了压力研究三大理论的特点与不足之处,并对未来压力研究的发展趋势做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压力普遍概念研究取向发展趋势

一、压力的概念探讨

当stress被引入作为心理学术语时,我国心理学词典和教科书对其有多种解释,如压力、应激、紧张、挫折等,当前心理学研究并未给其一个统一的定义。从概念接受角度来说,用压力这个概念则相对来说通俗易懂,易于被大众接受。如果从心理学研究角度对其进行定义,那么就可能有多种概念的内涵:如压力反应、压力事件、压力感、压力应对等。如塞里(1936)从生物医学的研究角度出发将其定义为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具有非特异性的生物学反应现象。我国有心理学家则认为压力包括压力事件和心理压力两个概念,压力事件(stress)是指一定令个体紧张,感受到威胁性的刺激情境或事件。心理压力是个体在生活实践中对压力事件反映而形成的一种特别紧张的综合性心理状态,即个体心理真正意识到了压力存在而无法摆脱时形成的带有紧张情绪的心理状态,而应激则是心理压力的特殊表现形态。从上述观点来看,不同的心理学家对压力的定义并不尽相同,可见,压力是个普遍概念而非单独概念。

二、压力研究的取向

纵观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各种压力研究,大致可以概括出三种类型:

1.将压力作为因变量进行研究,关注个体对有害刺激的反应

早期以塞里为代表的生物医学观认为应激是有害刺激作用于有机体的结果,注重研究应激状态下的生理反应过程,而不是引起这种反应的心理社会原因,并在其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般应激综合症(GAS模型),其观点和研究模式至今还在医学的病理生理学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将压力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关注压力来源的性质与特征

这类研究把应激作为自变量,研究各种有害性刺激物的性质和特征。历史上,与塞里研究形成对照的是一段时期里心理学家们把应激与应激源作为同一概念来研究。而且心理学家所指的应激源的范围相当广泛,远不是塞里所强调的躯体性应激源,还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和文化性的应激源。

3.对压力过程中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关注个体在应激源与应激身心反应中,中介变量如何其作用

例如,认知因素首先被认为是应激的决定因素,Lazarus提出,应激的发生并不伴随特定的刺激或特定的反应,而是发生于个体察觉或估价一种有威胁的情景之时。其它还发现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个人经历和个性特征等许多因素对应激反应起着中介作用。

三、压力研究的阶段

依照压力的研究取向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临床取向(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该阶段主要是从病理心理的角度出发,说明生活中的危机事件或身体疾病对个体身心的影响,对危机事件的研究是从压力源研究角度而言的。

主要研究:绑架、家庭成员杀害人(Mayers&Pitt;1976;Morawetz;1982;Petti&Wells;1980);父母离异(Steinberg,1974;Yours,1980)以及创伤性事件(Bulman&wortman,1977)等。身体疾病又是该阶段研究较多的另一个压力源。研究者主要考虑一些传染性小而残废率的重大疾病。包括心脏病(Mehler,1978),激素疾病(Drotar,ousens,1980),癌症(Earle,1979)等。该阶段研究明显不足之处在于被试年龄分布的不均衡,青少年研究只有7%,而成人研究则高达42%,另外过度重视危机和重大压力源而忽视了日常压力源的研究工具缺乏。

第二个发展取向研究阶段。自80年代开始,对压力的研究突破生理心理模式,转向发展心理模式。从压力源来说,日常压力源的研究是第二阶段的显著性标志。日常压力源主要来指家庭、学校、同伴等日常压力事件,例如学校环境与学生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者着重从发展任务的角度来研究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应对的关系(oerter,1985)。研究考察了年龄、性别、种族和人格特征对压力的影响,研究了社会支持对象,如压力问题此外,研究者开始从自我概念这一新的角度来研究个体内部因素对压力的影响。

四、压力研究的主要理论背景

1.反应理论——生理医学的压力观

该理论认为压力是人或动物有机体对环境刺激的一种生物学反应现象,可由加在有机体的许多不同需求而引起,并且具有非特异性。该理论提出应激的“一般适应综合症”模型(thegeneraladaptationsyndrone,简称GAS)包括警戒反应阶段、抗拒阶段、衰竭三个阶段,提出用生理参数(肌肉紧张度,皮肤电等)作为应激反应的客观指标,比心理变量或其他的躯体状况在应激的评估和测量上更具有信度和效度,此外GAS理论的提出促进了从生理系统的变化来揭示应激与心理健康关系,这一新的突破口,也是阐明各种社会心理因素对人体作用机制的关键。

GAS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包含理解人类应激的重要心理因素,把人看作是对不良环境做被动反映的生命体。在强调生理指标的同时,忽视了人心理和行为的反作用。另外对于压力的评价也有较偏向的一面。

2.压力刺激理论——生物物理学的压力观

该理论模型把压力定义为能够引起个体产生紧张反应的外部环境刺激,如失业,失恋,天灾,贫困等。其关注的核心在于何种环境能够使人产生紧张反应。

该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推动压力源(生活事件)的定量化研究,促进了人们对社会心理刺激和疾病关系的认识,从而加速了身心医学的发展。在该模型基础上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对于揭示生活事件和躯体疾病及精神病症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模型的不足也显而易见:将活生生的人物理化了,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心理行为的复杂性。

3.CPT模型——心理学的压力观

压力的CPT模型,即认知—现象学-交互作用(cognitive_phenomenological_transactional,CPT)模型,该模型的典型人物代表是拉扎罗斯(lazarus)和福克曼(Folkman)等人。该模型的核心点是,应激“既不是环境刺激,不是人的性格,也不是一个反应而是需求以及理性地应对这些需求之间的联系”。

该理论模型包含如下三个基本要点:

(1)认知的观点,即认为思维和认知是决定压力反应的主要中介和直接动用,换言之,压力感能否产生,以什么形式出现,均取决于个体对其与环境间关系的评估。

(2)现象学的观点,既强调与压力有关的时间、地点、事件、环境以及人物的具体性。

(3)相互作用的观点,包含两大要点:其一,在压力过程中,存在许多中介因素,压力源与中介因素的交互作用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个体最后的反应方式和结果。其二,压力产生与个体与环境间的特定关系,若个体认为自己无力对付环境需求则会产生压力体验。

该模型包含了压力研究的基本的四个要素:压力源、中介变量、生理或心理的反应结果。拉扎罗斯(lazarus和Launier,1978)认为:任何一个事件,只要是环境或内在要求超出了个体的适应性资源,压力就会产生。

与刺激模型理论和GAS模型相比,CPT是有下述特点:(1)不像前两种理论那样,只关注压力过程的两端,而是更注重中间过程的研究,尤其强调了个体心理和行为的作用,对于全面理解压力想象具有重要意义;(2)克服了前两种理论中对人的机械生物化的看法,不再将人看作是只受压力情景摆布的消极有机体,而是认可和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作用;(3)运用该模型可促进对压力的干预方式的研究,如改变中介机制可有效控制压力反应等。

五、压力研究的主要方法

纵观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压力研究,可以发现其中最常用的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与心理测量法,采用最多的工具是量表或问卷。最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如下表1所示:

从以上研究工具分析看,由于依据压力研究理论观点各异,出现了不同压力调查问卷和测量量表,但总体来看他们大部分是考察个体所承受的压力源来评价压力,而对压力源研究主要是通过归纳个体日常事件中对个体日常事件中对个体影响较大且产生压力的事件。事件越多,影响程度越大则表明个体的压力越大。

六、压力研究的发展趋势

回顾过去的压力研究历史,可以发现压力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压力源、压力反应、压力中介变量三个领域,从上个世纪末80年代以来,国内外有关压力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

1.压力的跨方化研究

不同的文化背景、生活环境和发展任务给不同发展阶段的个体提出了不同的挑战(Greenfield&Cocking,1994)。Markus,Kitayama(1991)和chan(1994)指出,文化的力量可能对压力的评估产生显著影响,压力与心理适应的研究结果是有明显的跨方化差异。对同样的压力事件,不同文化背景,包括不同国家、地区、种族和社会团体中的个体的事件的压力感受和态度不尽相同,这无疑是取决于该文化规则、习俗和观念等因素。

有的研究者对中美两国大学生“学生生活应激量表”的测试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我国大学生对量表部分因素的反应及其总分都与美国大学生有及其显著的差异,表明我国大学生对应激状态的认知和应对反应不同与美国学生。

Jose和Anna等人(1998)近期对俄罗斯和美国青少年的压力进行了跨文化研究,结果发现,俄美两国青少年在重大生活事件的压力水平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俄罗斯青少年的日常压力显著大于美国同龄人,这与俄罗斯社会动荡,经济衰退直接有关。

2.压力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在压力研究的早期,研究者常常是关注危机性或重大性生活事件与人的心理适应之间的关系,如失业、配偶或朋友死亡等危险性压力事件的影响(B.S,Dohrenwent,1981)。后来研究者发现,由日常生活及社会角色所带来的持续压力是影响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原因,如由婚姻、育儿及家庭经济所带来的压力与人的抑郁有密切相关(Schnefer&Lazarus,1981)。同时发现,时间压力,缺乏自主决策,工作角色含糊不清,工作中的绩效评价等与人的抑郁也有相关很大(Billings&Moos,1982;Kasc,1978)。40多项横断研究均发现了压力与抑郁的显著相关(Compas,Orosan&Grant,1993)。然而,这种相关不局限于抑郁。Compas和Howell(1989)等人发现,压力与内在心理问题相关(可解释11%的变异)要大于外在心理问题的相关(可解释5%的变异)。这可能表明,压力事件与抑郁等与其它症状的关系更为密切,但压力与各种心理和症状之间均存在普遍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关系。

七、压力研究的评析

1.研究对象的范围过于集中

被试的选择“重两端轻中间”,即重视18岁之前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轻视18岁之后到成熟的中间阶段压力的特点考察,青年时期,尤其是青年中期和晚期日常压力特点的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青年中期的压力研究远落后于成人方面的研究,也落后于儿童期的研究。美国心理学家科雷汶(W.Kleiwer,1991)指出,有关成人的压力与应对研究已处于“成熟期”,而对于青年的这方面研究尚处于不成熟的“婴儿期”。这种现状与发展心理学的生命全程观不够协调。

2.重静态特点研究,轻动态发展考察。

已有研究对压力随个体成熟而发展变化的特点缺之考察,对18岁之后的大学生压力和应对的发展特点尤其缺之足够的探讨。

3.理论研究较多,干预研究较少。

从研究的取向来看,压力研究更多的集中在压力的来源、反应及中介变量等方面,而在压力的应对及干预方面研究较少,即便有,也是相关研究,如压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等,实证研究则少见。

参考文献:

[1]PhillipL.Rice.胡佩诚译.健康心理学[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11-43.

[2]古丽娜.大学生的压力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师范大学,1999.

[3]李虹,梅锦荣.大学生压力量表的编制.应用心理学,2002,(1):27-32.

[4]Billings,A.G.&Moos.R.H.Coping,StressandSocialResourcesAmongAdultsWithUnipolarDepress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4,46(4):887-891.

心理史学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西方和中国心理史学发展的基本状况。狄尔泰和李凯尔特是德国批判历史哲学中新康德主义的杰出代表;从费弗尔、布洛赫到布罗代尔,则代表着法国年鉴学派“精神状态史”研究与“长时段”理论有机结合的过程。这期间,弗洛伊德是促使心理史学转变的主要人物。二战后,西方心理史学的中心转移到美国。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接受心理史学,朱谦之、何炳松具有译介之功;梁启超最早尝试使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六七十年代以后,经殷海光、李泽厚到王富仁、谢天佑等人的不断努力,心理史学真正在中国付诸实践,且渐成气候。至新的世纪之交,心理史学在普及中已形成诸多的研究门类,其中以章开沅提出的“离异与回归”的分析模式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

[关键词]心理史学年鉴学派心态史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

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性行为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

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

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中特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

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1]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1、72页。

[2]彼得·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姚朋、周玉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3]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见(法)保罗·科利著、王建华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7、8页。

[4]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涂纪亮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6、58页。

[5]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第18、19页。

[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

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40]马敏:《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41]李文海:《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42]张玉法:《历史学的新领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第95、96页。

心理机制研究论文

1引言

对于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传统经济学家认为,财富如收入和资产对幸福或生活满意度有直接的影响,因为高收入能为个体提供更有利的机遇和选择,因此增加财富就能增加幸福。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较大改善,物质生活得到了较大满足,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步入小康社会。按理说,人民会感到生活越来越幸福。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问题出在哪里?

近几十年来,这个课题也成为积极心理学领域研究的热点。在此,人们平常所说的幸福常用幸福感(subjectivewell-being,SWB)①这一术语来描述。它是指个人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主要由情感和认知两种基本成分构成,其中情感成分包括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两个相对独立的锥度,认知成分则指个体对自己生活满意程度的评价。1967年,WarnerWilson在一篇《自称幸福的相关因素》中指出,幸福的人是有高收入的。自此以后,心理学家们围绕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本文拟对这些研究进行总结,并探讨金钱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心理机制,以使人们更科学地理解金钱与幸福的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同时为政府制定以提高我国人民整体幸福感的公共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2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

积极心理学认为,幸福感是主体对客观生活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受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是很大。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国内层面的,也有国际层面的;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

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个体的收入一般与其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相关系数不高,即便二者的相关在贫穷国家里比在富裕国家里更强烈。Diener等在美国选取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发现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12。即使当非常富有的人被考察时,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仍然很小。Diener等曾对1985年《福布斯》杂志公布的100位最富裕的美国人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与一般的美国人相比,他们只是稍微幸福那么一点点。49位超级富翁中,有80%的人报告“钱可以增加或者减少幸福,关键看你怎么使用它。”一位富翁从来不记得自己曾经幸福过。一位妇女报告钱不能解除由她孩子的问题所造成的痛苦。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收入与幸福感也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2004年4月,《瞭望东方周刊》与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合作,对中国6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度指数的测试。结果显示: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从当前幸福度指数与人均月收入对照来看,上海人均月收入最高,但幸福度指数排倒数第二,成都人均月收入最低,但幸福度指数排第二,杭州人均月收入居中,幸福指数却最高。

各国之间的收入和幸福情况又是怎样的呢?Diener及其同事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国家财富与国民的平均幸福感有着积极的关系。他们曾对29个国家的平均生活满意度及其收入(以购买力为指标)进行了持续近4年(1990~1993)的调查,发现各国的平均购买力水平与平均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系数是0.62。后来,他们又选取了55个国家的有代表性的样本,使用GNP和购买力作为国民经济的指标,重复了此结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富裕的国家在很多方面与贫穷的国家不同,这些差异可能夸大了收入与幸福感在国际层面的相关。富国比穷国往往更加民主和平等,因此,国家财富与其国民的幸福感的关系至少部分可归结于富裕国家中的人民受到其他利益的间接影响,而非财富本身的直接影响。而且,即便是国家财富对国民的幸福感有较大影响,这种影响也不是直线型的。Myers在分析1991年人均国民收入和幸福感的统计时发现,在最贫穷的国家里,财富对幸福感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国家越富裕,人民越能感受到幸福。但是,当人均国民收入超过8000美元时,国家财富与国民幸福感的相关就消失了,而人权、平等等指标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大[9]。

再从收入改变的角度来看,个体收入的增加与其幸福感的提高是没有必然联系的。Brickman等研究发现彩票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那样比控制组更幸福[10]。Diener等的研究表明,在10年的时间里,收入上或下波动半个标准差的人群之间的幸福感水平没有显著差异。Diener和Biswas-Diener认为,只有当个体收入的增长是缓慢和稳定的时候,才会导致个体幸福感的增加[11]。而且,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总是积极的。也有研究发现收入的迅速增加反而会降低幸福感。

同样地,国家经济的发展也并不意味着国民幸福的增加。Myers研究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国民的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他发现,到20世纪末,整个社会的财富几乎比1957年时翻了一番,中产阶级扩大了近2倍,绝大部分家庭的收入都有了明显增加,但从调查结果来看,报告自己“非常幸福”的人数却从1957年的35%下降到1998年的33%。而且,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离婚率翻了一番,青少年自杀增长了3倍,暴力犯罪增长了4倍,抑郁症患者尤其是青少年患者的人数急剧上升。他把这种物质繁荣的同时而社会衰退的现象称为“美国困惑”[9]。Diener和Suh也考察了从1946到1990年期间美国幸福感的变化趋势,结果发现可支配的收入(控制了通货膨胀和税收)急剧增长,但幸福感的水平保持不变[12]。Diener等考察了55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二者并不相关。

这些结论似乎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生活概念不大相符。在日常生活中,当被问到“没钱你能幸福吗?”几乎所有人都会摇头或干脆笑笑不置可否。当再被问到“什么最能改善你的生活质量?”大多数人都会回答“金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金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太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于一般的民众,我们总是通过金钱这个中介来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金钱在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具有一切商品的属性,这就使得金钱在我们心理上的作用被夸大了,好像只要有很多钱我们就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而事实上,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相对的。在一定范围之内,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而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金钱对幸福感就不产生什么大的影响或者根本不产生影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量研究表明,金钱与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着某些心理变量在调节二者的关系。下面我们就来探讨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3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

3.1人格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但研究表明,外部因素与幸福感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其中人口统计学变量如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只能解释幸福感不足20%的变异,外在环境也只能解释幸福感变异的15%。相对而言,内部因素尤其是稳定的人格因素常常被认为是幸福感最可靠、最有力的预测源之一。金钱是幸福感的外部影响因素,人格是个体幸福感的内在预测指标,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否受到人格因素的缓冲?

联系人格和幸福感的一种概念模型是,人们具有一种幸福或者不幸福的遗传素质,这可能是由天生的神经系统的个体差异所造成的。行为遗传学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例如,Tellegen等考察了共同抚养和分开抚养的同卵和异卵双生子,计算出基因能够分别解释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40%和55%,而共享家庭环境只能分别解释这二者变异的22%和2%[13]。如果这种先天的体验某种幸福感水平的稳定倾向确实存在,那么幸福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跨时间和跨情境的一致性。尽管情境因素可能使幸福感偏离基线水平,稳定的人格因素应该施加长期影响。Heady和Wearing提出的动力平衡模型(dynamicequilibriummodel)支持了这一点[14]。他们指出,人们在经历了各种好的或坏的生活事件后,最终会回复到幸福感的基线水平。外部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短暂的,内在的人格特质或认知因素对幸福感的维持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这一模型,收入的增加或减少会在短期内提高或降低人们的幸福感,但是由于受到人格因素的调节作用,人们最终会回复到之前的幸福感的水平。

那么,究竟有哪些具体的人格因素在金钱与幸福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呢?张兴贵等人采用结构方程建模技术,结果表明,经济状况变量既与幸福感有直接的关系,又通过大五人格中的外倾性和神经质维度对幸福感有间接效应[15]。外倾性和神经质之所以能够充当调节金钱与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可能是因为内外向和情绪稳定性这两个人格维度,更多体现了遗传所决定的神经系统的动力特征对行为的持久影响,更多代表了人的自然性格(或称为气质),具有本源性,可以称为气质性人格[15]。而且,大量研究表明,外向性与积极情感呈高度正相关,神经质与消极情感呈高度正相关[16]。因此,具有这两种人格特质的人,不论其收入水平如何,他们的幸福感可能总是处于愉悦水平或者总是处于不悦水平。也就是说,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是微弱的,它主要通过外倾性和神经质来作用于幸福感。

另一个已被证明的在金钱与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的人格特质是控制感。例如,Johnson和Krueger的研究表明,对生活的控制感可以调节实际的财富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17]。拥有强烈控制感的人更可能采取行动为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奋斗,通过奋斗,也更可能达到期望的目标,从而导致更多的满意感,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增强了个体对生活环境的控制感。因此,控制感调节收入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关系或许是基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通过工作和其他途径创造物质财富,那些相信自己能够控制生活的这些方面的人更可能成功地为自己创造出有利的经济资源,从而导致更多的幸福感[17]。即使在面临困难的经济状况的时候,控制感也是有适应价值的。Lanchman和Weaver研究发现那些收入低但能够维持高度控制感的被试组报告的幸福感的水平几乎与高收入的被试组一样高[18]。他们不将这种低收入状态视为不可变的,而确信能够改变这种情形,所以,这样的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比那些处于同一状态中的悲观低收入者的不幸福程度要低得多。可见,在经济状况不利的情形中,控制感扮演了一种积极的角色,它能够使人们更成功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困境,从而缓和了低收入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当然,对于控制感的这种适应价值也存有异议。一种观点认为,对于处于不利经济状况中的人们来说,要他们相信自己能够控制这种环境是不现实的,有可能导致不恰当的自责,相反,维持对现状的现实的评估对他们可能更有利;而且,如果低收入不能提供控制的机会,拥有高度的控制感可能还会导致失望和沮丧。因此,能够明确地意识到外在环境的限制对于低收入的阶层可能更有效[18]。

其他人格特质如自尊、乐观等,虽然与幸福感密切相关,但是它们作为调节金钱与幸福感关系的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还很少见,有待进一步的验证。

3.2目标

Emmons认为,资源会通过影响人们实现目标的能力而间接影响幸福感。那些对人们实现自己的目标有利的社会资源会促进幸福感[19]。因此,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是因为它影响人们达成各种目标的能力。那么,从理论上来讲,更多的金钱能够使人们达成更多的目标,从而导致更多的幸福感。但是,有这样一种观点,即财富之所以对幸福感产生影响,主要是因为它提供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如食物、水、住房、保健的一种手段。然而,一旦基本需要被满足,它与幸福感的关系就变得复杂。基于此争议,Diener等深入地探讨了收入、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幸福感的关系,发现即使当基本需要被控制时,收入仍然与幸福感显著正相关,表明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超越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这个目标。

以上我们是把金钱作为实现目标所需的一种社会资源来看。换一个角度,当把金钱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时,它对幸福感又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Sirgy提出了物质主义(materialism)这一概念,他把它定义为相对其他生活领域,物质生活领域被认为高度重要的一种状况[20]。Sirgy认为,物质主义目标本身对幸福感有直接影响。相关研究表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呈负相关,即使控制收入也是如此[20~22]。那些认为金钱比其他目标更重要的人对他们的生活标准和生活质量更不满意。Sirgy对此的解释是,物质主义者把物质追求的目标设置得太高,不切实际,以致根本没有能力去实现这些目标,所以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20]。

自我决定理论的代表人物Kasser和Ryan也认为把追求经济的成功作为生活的中心目标会降低幸福感[21,22]。他们的理论基础是,自我决定是人类天生的需求,过分追求经济目标会消耗大量的能量,这样就减少了实现其他内在目标的机会,而最终阻碍幸福感的提升。他们区分了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其中前者是指定向于自我接纳、情感联系、团体卷入的目标。定向于内在目标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幸福,因为这些目标与自我决定需要的满足相联系,而定向于外在目标如金钱则会体验到更多心理上的不适应。所以,按照自我决定理论,物质目标之所以与低的幸福感相联系,其根本就在于它缺乏自主定向。Csikszentmihalyi则认为如果更多的心理能量被投资到物质目标上,追求其他目标如美满的家庭、亲密的友谊、兴趣爱好可用的能量就减少了,而这些目标对于我们的幸福生活同样也是必要的[23]。

3.3动机

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物质主义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但是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Diener等在回顾30年来幸福感的研究中提到,目标对幸福感的影响似乎比简单地达到个人的目标更复杂,暗示目标背后潜在的动机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

早期的研究者Csikszentmihalyi和Rochberg-Halton曾提出过两种类型的物质主义:一种是工具性的物质主义(instrumental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作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生活目标的手段,这种物质主义是无害的;另一种是终极性的物质主义(terminalmaterialism),指使用物质财富去获得社会地位并赢得他人的赞美和羡慕,这种物质主义是有害的[24]。

Carver和Baird认为每个目标背后有4种类型的动机,分别是:内部的(被内在的快乐所激发)、认同的(反映了个人的价值观)、投射的(来自于内部的压力如内疚或社会赞许)、外部的(由外部奖励或惩罚的力量所引起)。前两种动机又可被归为内部动机,后两种动机可被归为外部动机。虽然他们发现总体上经济成功的重要性与幸福感呈负相关,但同时也发现经济成功目标的内部动机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外部动机与幸福感呈负相关[25]。Carver和Baird的研究局限就在于他们考虑的追求经济成功的原因有限。按照他们的假设,如果研究中包含的动机的范围更广,钱的重要性对幸福感可能就没有主效应了。

于是,Srivastava等在后来的研究中考虑到了10种挣钱的动机:安全、维持家庭、市场价值、自豪、休闲、自由、冲动、慈善、社会比较、克服自我怀疑。经进一步因素分析最终确定了3类动机:积极的动机(前4种)、行动的自由(中间4种)和消极的动机(后2种)。结构方程模型显示,当控制挣钱的动机尤其是消极的动机如社会比较、寻求权利、炫耀、克服自我怀疑后,钱的重要性与幸福感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就消失了。研究还发现积极动机和行动的自由对幸福感的主效应不显著。这说明物质主义与幸福感的负相关正是由于这些消极动机的影响[24]。

金钱本身是没有害的,事实上,当金钱被用来帮助满足大量的基本需求时是很有益处的,毕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但是,“钱也不是万能的”,当用金钱来做不能做的事情时,对它的追求就成了问题。比如,金钱不能直接减轻自我怀疑,因为缺少钱不是它的根源[24]。所以,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不在于挣钱的目标本身,而在于挣钱的动机。

3.4社会比较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能经常会听到这句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理学中称之为社会比较。1985年,Michalos提出了满意的多重差异理论。根据这一理论,个体把自己与多种标准进行比较,这些标准包括他人、过去的条件、抱负、满意的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标等。个体对满意度的评价就基于现状与这些标准之间的差距,向上比较使满意度降低,向下比较使满意度增加。其中,社会比较被发现比与其他标准的比较能更有力地预测满意度[26]。

Wood把社会比较定义为思考与自己有关的一个或多个他人的信息的过程[27]。人们倾向于与自己圈子里的其他人进行比较,向上比较和向下比较都会影响幸福感。然而,研究者对于人们是如何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这一问题存在争议。例如:人们只是与比自己富裕或比自己穷的人相比,还是根据所有人的收入分布来定位自己?

McFarland和Miller预测人们只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相比(为了感觉好)或者只与比自己收入高的人相比(为了激发自己做得更好)[28]。Parducci的范围—频率理论(range-frequencytheory)预期,人们与收入分布中的所有其他人进行比较,而不仅仅是向上或向下比较[29]。Smith等人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范围—频率理论很好地预测了社会比较对幸福感的效应[30]。而Hagerty在自然情境中进行的两个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收入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而且结果正如范围—频率理论所预期的那样[29]。他还特别指出,尽管社会比较在幸福感的评价上起了作用,但是社会比较效应的大小比收入的主效应要小。据此他提出了可以增加国民幸福的3条途径:(1)通过增加平均国民收入;(2)缩小收入分布的范围;(3)改变比较的参照组,如与比自己收入低的人进行比较或者与上一代人进行比较。

在中国,收入对幸福感的社会比较效应更是明显。中国社会调查所2005年的一项调查称,民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贫富差距。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的调查中,市民已连续4年把“贫富差距过大”列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首。贫富差距通过社会比较的心理机制使人们产生不公平感,使得有钱的人、没钱的人都觉得不幸福。

3.5适应与压力

Helson把适应定义为对重复或连续刺激的减少的反应。对生活事件的适应是理解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Brickman等人就是根据Helson的适应水平理论,用对比和适应来解释彩票中奖的人并不比一般的人更幸福,而且从一系列平凡的生活事件中得到的快乐更少的现象[10]。首先,与中奖后的兴奋和高峰体验相比,许多平常的生活事件看起来就不是那么有乐趣了。因此,尽管中奖得到了新的快乐,但它也使旧的快乐减少了,新旧快乐相互抵消,使得彩票中奖者并不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幸福。其次,中奖的兴奋会随着时间而逐步消退。当他们习惯了由新的财富所带来的快乐时,这些快乐体验就不再那么强烈,对总体的幸福感就不再有很大的影响。总之,这种好运的影响在短期内会被对比效应削弱,从长远来看会被适应过程削弱。看来适应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收入的增长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增加。

当然,对此还有其他不同的解释。有研究显示,突然的改变或者极端的结果,即使是正性的,也会引起压力[31]。还有研究者考察了英国足球彩票中大奖的人,发现财富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代价:很多人辞职,人际面缩小,成就感降低,而且,当他们被希望提供经济资助时,与朋友和家人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因此,收入的增加可能导致更多的压力,缓和了其对幸福感的积极效应。

4小结与展望

从心理学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远不止传统经济学的假设那样简单。在一个国家内部,富人与穷人在幸福感上的差异并没有二者在财富上的差异那么大,尽管富裕国家的人民一般来说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感到更幸福,但这种差异也不能简单归结为财富的差异。而且,个体收入的改变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提高。研究者还从人格、目标、动机、社会比较、适应与压力等方面探讨了金钱影响幸福感的心理机制,这使得人们对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和更科学的理解。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1)对于金钱究竟在多大范围内或多大程度上影响幸福感,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之所以如此,可能是由于研究对象过于笼统化。其实,对不同阶层的人群而言,金钱对于他们的意义和价值可能是不一样的。对贫穷的人来说,能够用来满足其基本生理需求的金钱对他们的幸福感的影响是应该是很大的。而对富裕的人来说,金钱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很大,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金钱去实现更高的目标;当然这种影响也可能很小,因为非物质财富的因素如与家人和朋友交往的时间、身体健康、工作稳定、婚姻状况、个人安全感以及人际关系等对他们的幸福可能更重要。而且,在个体不同的生命阶段,金钱对其幸福感的作用可能也是不同的。比如,金钱对成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能比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更大。因此,今后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需要细化,例如把不同阶层的或者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体区分开来分别加以考察,然后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真实的结论。

(2)金钱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一定是哪一种心理机制就能解释清楚的。各种心理变量之间可能存在交互作用。例如,McFarland和Miller的研究发现非抑郁、乐观的人倾向于关注比自己做得差的人的数量,而抑郁、悲观的人则更多地关注比自己做得好的人的数量[28]。这说明个体的人格影响其使用社会比较信息的方式。因此,以后的研究最好考虑多个心理中介变量,建构金钱、心理变量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型,以便于更深入、更透彻地理解金钱是怎样对幸福感产生影响的。在研究方法上,无论是纵向研究还是实验研究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3)心理学的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考虑所处的文化背景,这就涉及本土化的问题。以上结论大部分都是基于国外的研究成果,而国内研究才刚刚起步,这些结论是否可以推广到中国,还有待于本土化的实证研究。而且,在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主题的中国现阶段,对此课题的研究还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经济发展、环境优美、人际和谐、全体社会成员欢乐幸福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关注经济硬指标,更要关注人民大众的切身感受。因此,对政府而言,可以此课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参考,制定一些以提高人民整体幸福感的相关政策,如解决贫困问题、缩小收入差距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幸福感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应该主要采取探索的方式,尤其需要从中更多地知道到底有些什么因素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并随之不断完善施政的指标体系。目前幸福感测量研究存在指标不统一、研究方法创新不够、文化差异性日益突出等问题,所以从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出发,借鉴国外的理论和方法,提出适合当今中国居民的幸福感理论构念并编制出相应的幸福感量表,是极为迫切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7-04-15

注释:

①国内学界通常把subjectivewell-being译为“主观幸福感”,是为了与另一个并列使用的不同的概念“心理幸福感”(psychologicalwell-being)相区别。但“主观幸福感”的说法不太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因为在中文中,“感”已能表明其主观性。而且本文讨论的都是“主观幸福感”,没有涉及“心理幸福感”这个概念。因此,本文中我们把subjectivewell-being一律译为“幸福感”。

【参考文献】

戴廉.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瞭望,2006,11:24~26

DienerE.Subjectivewell-being:Thescienceofhappinessandaproposalforanationalindex.AmericanPsychologist,2000,55(1):34~43

DienerE,SuhE,LucasR,etal.Subjectivewell-being:Threedecadesofprogress.PsychologicalBulletin,1999,125(2):276~302

VeenhovenR.Ishappinessrelative?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991,24:1~34

DienerE,SandvikE,SeidlitzL,etal.Therelationshipbetweenincomeandsubjectivewell-being:Relativeorabsolute?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993,28:195~223

DienerE,HorwitzJ,EmmonsRA.Happinessoftheverywealthy.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985,16:263~274

任俊.积极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121~122

DienerE,DienerM,DienerC.Factorspredictingthesubjectivewell-beingofnation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95,69(5):851~864

[9]MyersDG.Thefunds,friends,andfaithofhappypeople.AmericanPsychologist,2000,55(1):56~67

[10]BrickmanP,CoatesD,Janoff-BulmanR.Lotterywinnersandaccidentvictims:Ishappinessrelative?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78,36(8):917~2927

[11]DienerE,Biswas-DienerR.Willmoneyincreasesubjectivewell-being?Aliteraturereviewandguidetoneededresearch.SocialIndicatorsResearch,2002,57(2):119~169

[12]DienerE,SuhE.Measuringqualityoflife:Economic,social,andsubjectivewell-beingofnations.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997,40:189~216

[13]TellegenA,LykkenDT,BouchardTJ,etal.Personalitysimilarityintwinsrearedapartandtogether.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8,54(6):1031~1039

[14]HeadeyB,WearingA.Personality,lifeevents,andsubjectivewell-being:Towardadynamicequilibriummodel.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9,57(4):731~739

[15]张兴贵,何立国,贾丽.青少年人格、人口学变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模型.心理发展与教育,2007,1:46~53

[16]CostaPT,McCraeRR.Influenceofextraversionandneuroticismonsubjectivewell-being:Happyandunhappypeople.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0,38(4):668~678

[17]JohnsonW,KruegerRF.Howmoneybuyshappiness:Geneticandenvironmentalprocesslinkingfinancesandlifesatisfact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2006,90(4):680~691

[18]LachmanME,WeaverSL.Thesenseofcontrolasamoderatorofsocialclassdifferencesinhealthandwell-being.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98,74(3):763~773

[19]EmmonsRA.Personalstrivings:Anapproachtopersonalityandsubjectivewell-being.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6,51(5):1058~1068

[20]SirgyMJ.Materialismandqualityoflife.SocialIndicatorsResearch,1998,43(3):227~260

[21]KasserT,RyanRM.AdarksideoftheAmericandream:Correlatesoffinancialsuccessasacentrallifeaspiration.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93,65(2):410~422

[22]KasserT,RyanRM.FurtherexamingtheAmericandream:Differentialcorrelatesofintrinsicandextrinsicgoals.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1996,22:280~287

[23]CsikszentmihalyiM.Ifwearesorich,whyaren''''twehappy?AmericanPsychologist,1999,54(10):821~827

[24]SrivastavaA,LockeEA,BartolKM.Moneyandsubjectivewell-being:It''''snotthemoney,it''''sthemotive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2001,80(6):959~971

[25]CarverCS,BairdE.TheAmericandreamrevisited:Isitwhatyouwantorwhyyouwantitthatmatters?PsychologicalScience,1998,9:289~292

[26]SolbergEC,DienerE,WirtzD,etal.Wanting,having,andsatisfaction:Examingtheroleofdesirediscrepanciesinsatisfactionwithincome.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2002,83(3):725~734

[27]WoodJV.Whatissocialcomparisonandhowshouldwestudyit?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Bulletin,1996,22:520~537

[28]McFarlandC,MillerDT.Theframingofrelativeperformancefeedback:Seeingtheglassashalfemptyorhalffull.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94,66(6):1061~1073

[29]HagertyMR.Socialcomparisonsofincomeinone''''scommunity:Evidencefromnationalsurveysofincomeandhappines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2000,78(4):764~771

[30]SmithRH,DienerE,WedellDH.Intrapersonalandsocialcomparisondeterminantsofhappiness:Arange-frequencyanalysi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9,56(3):317~325

[31]VinoKurA,SeizerML.Desirableversusundesirablelifeevents:Theirrelationshiptostressandmentaldistress.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75,32(2):329~337

注:本文为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举报文章

0

好文章需要你的鼓励

上一篇:党员个人发言稿范文 下一篇:公司设立申请书范文

写作没思路?你需要文秘服务

2~15天完成、写作疑难迎刃而解

了解详情
期刊投稿服务,轻松见刊

个性化定制期刊投稿方案,1~3月见刊

了解详情
学术顾问

免费咨询 发表服务 期刊推荐 文秘服务 客服电话 免费咨询电话400-888-94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