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科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30 16:23:39

翻译科学论文

翻译科学论文篇1

关键词: 功能派翻译理论 翻译教学 理工科学生

一、引言

功能派翻译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Katharina Reiss)、赫尔兹・曼塔里(Justa Holz-Mainttari)、汉斯・弗密尔(Hans Vermeer)和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为代表的一个翻译理论分支,是“迄今德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个译学流派”(谭载喜,2004:255),是“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一支劲旅”(杨晓荣,2001)。该派理论自1987年被介绍到中国以来,译界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探讨。据考证(卞建华、崔永禄,2006),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译员培训,我国学者对其引进除综述、评价外,借鉴和应用主要集中在翻译批评和翻译策略研究,而运用到翻译教学则少之又少,相关论文论著寥寥无几。本文从大学英语翻译教学实践出发,联系高校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学习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探讨功能派翻译理论对这一特殊群体翻译教学的意义,认为功能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目的和翻译功能,重视译者的社会性,符合理工科英语翻译教学期待。

二、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的基本观点

功能派翻译理论的核心是翻译目的和译文功能,因此又称为功能目的论。由于本文主要研究其对教学的意义,因此下文将分功能派理论和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两部分来阐述。

(1)功能派翻译理论概述

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翻译对等论盛行的20世纪70年代,其产生预示着翻译理论从静止的语言学研究类型向重功能、重交际的翻译分析途径转变(Munday,2001:77)。四位代表人物中,尤以弗密尔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和诺德的功能主义途径(functionalist approach)著称。

弗密尔在同行赖斯的基础上发展了“目的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Vermeer,1996)。其论述也早于曼塔里的“翻译行为论”,但两者可以说是同一理论,都认为翻译是一种基于原文的行为。原文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协商,作,不同的目的产生不同的译文。“目的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1)目的原则。弗密尔(1996)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为了相应的目的而产生,为特定的目的而服务。翻译的目的涵盖了时间、地点、环境、交际媒介,更为重要的是它将译文接受者考虑了进来。(2)连贯原则。连贯原则是指翻译必须在目的语读者的环境中是可以理解的。翻译的任务即在已知目的语读者的知识背景和环境条件下得出一个对目的语读者来说有意义的译文。(3)忠实原则。忠实原则是指译文和源语文本之间的语际连贯。在“目的论”看来,翻译是把之前的信息(源语文本)再现(目的语文本)。那么源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关联。“目的论”的这三大原则是按等级排列的,目的原则居首,语际连贯又重于语内连贯。另外,弗密尔还认为,翻译的本质主要由目的和委托/要求(commission)共同决定,在衡量翻译行为时,充分(adequacy)比对等(equivalence)重要。

弗密尔目的论的一大优点是它允许同一原文在不同的目的下可能存在不同的译文。但也正是这一点受到了一些学者批评,认为目的理论对信息来源的原文本重视不够。诺德、弗密尔的弟子,在老师及几位功能派前辈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功能翻译观,探讨了以翻译为目的的语篇分析理论,把原文分析列入了理论范畴。诺德的功能翻译理论主要立足于翻译培训,认为功能主义途径的三方面对译员培训十分有用,即翻译要求,原文本分析和翻译问题的分析(Nord,1997)。这三方面也正是诺德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目的论”和“功能主义途径”理论的阐释打开了翻译理论的新视角,使翻译理论建设迈上了新的台阶。

(2)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

功能派翻译理论起源于译员培训,因此在翻译教学方面也形成了独特的见解(杨萍,2008:121-122)。首先,它强调译者的社会作用。翻译被看成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着手翻译前,译者须充分领会翻译目的和委托/要求,在发起人,委托人,原作者,译文接受者和译文使用者之间进行协调和沟通。其次它还主张翻译要首先明确译文的功能,然后才是源语文本的分析,这实质上可归为一种自上而下的翻译教学模式。即翻译前,老师先让学生明确翻译在目的语使用和文化层面的预期功能,如译文的受众,译文文本的传播媒介,译文生成的动机,译文文本接受的时间、场合等。这样做是因为交际情景可以决定文本的语言和非语言特色,而清楚地了解译文文本的使用场合和应达到的目的与高质量译文的产生息息相关。下面笔者将重点阐述功能派翻译理论对高校理工科英语翻译教学的一些启示。

三、对我国高校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教学的认识

“翻译教学”,或“翻译的教学”(translation teaching)这一概念自提出以来,受到了广大学者,尤其是翻译方向一线教师的广泛关注。清华大学教授罗选民(2002:56-57)对其进行了界定,他认为“翻译的教学”是大学生翻译教学的通用术语,由“大学翻译教学”和“专业翻译教学”组成,前者针对的是非外语的人文社科或理工科专业的学生。本文探讨的对象将缩小到理工科专业学生。

“理工科专业学生”涵盖大学生,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翻译教学作为他们英语学习的一部分,意义十分重大。事实上,不论是他们在校毕业论文的撰写,还是学生毕业后在公司从事相关工作,涉及外事联系,合同翻译等,无处不见翻译的重要性。因此很多理工科专业学生感慨,“语言就是力量”(Language is power.)。对英语,尤其是翻译学习热情高涨。另一方面,理工科专业学生在我国高校学生人数总和中占绝大多数,其中有一部分在学习阶段,除了有良好的专业成绩外,也奠定了夯实的语言基础。在国际交流日益密切的今天,通晓英汉双语且有一技之长的人才前景十分可观。

理工科学生的英语翻译教学十分重要,有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与人文社科专业学生相比(更不用提英语专业),尽管理工科学生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但这一群体的英语底子相对薄弱。传统翻译教学的“金科玉律”,即严复的“信达雅”只是美好愿景,难以企及;其二,高校学习的目的之一即为学生进入职场做准备。因此,鉴于理工科学生日后从事工作的特殊性,他们往往更注重效率、效益,这也反映在翻译上;其三,理工科学生在学习工作中面临的翻译社会性更强。无论是国外学术文献还是工作中技术资料的翻译,目的都十分鲜明。因此,翻译时,译者应在构成翻译这一行为的各要素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和协调。

综上所述,理工科专业学生的翻译教学被赋予了一些特殊意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它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四、德国功能派翻译理论与理工科学生英语翻译教学

翻译是一种技能,又是一门学科,不是英语学到一定水平可以自然掌握的(蔡基刚,2003:61)。因此随着大学英语教改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高校针对非外语专业学生,除了加强基础英语的教学外,开始在高年级开设翻译选修课。笔者于今年上半学期承担了学校理工科专业大三英汉互译(选修课)的教学任务。教学设计中,联系学生选修翻译课动机,采用了德国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期末考查成绩和笔者对部分学生的调查证明课堂效果较为明显。下面将功能派翻译理论对翻译教学的启示总结如下:

(1)注重翻译理论的讲授

翻译理论可以指导翻译实践,但传统的翻译课基本围绕翻译技巧讲解,老师认为翻译理论晦涩难懂,因而在课上往往避而不谈。这样的效果往往是学生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在独立开展翻译实践时,由于缺乏理论指导,他们无法从本质上认识文本,进而不能熟练运用各种翻译方法、策略,往往事半功倍。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无法胜任高质量翻译的任务。

(2)采取自上而下的教学模式

国内传统的翻译课一直采取一种自下而上的教学模式。具体说,即上课时老师先讲授翻译技巧,联系一些独立的词、短语、句子来阐明技巧的应用,然后再回到篇章。而且篇章的分析一般重点放在原文的风格,作者的语言偏好等内在因素的说明。这种以教师为中心,以原文为基础的传统教学把翻译限制在语言层面,忽略了翻译的社会性,忽视了真实条件下翻译的特征,也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实用教学的目的。而功能派翻译理论主张的自上而下的教学方法有效地避免了传统的不足,能督促译员在影响翻译行为的各因素间进行协调,最后得出有效译文。

(3)加强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活动。“文化”不仅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约定俗成的风俗和习惯,它也反映在语言上。在交流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选择的语言或语言的喜好倾向都不一样。刘学明(2006)教授通过自己多年的翻译教学经验,总结了英汉两种语言在习惯用法上如综合语和分散语、聚集和流散、形合与意合等十二种宏观差异。只有真正掌握了两种文化,并能在两种文化的语言习惯用法中游刃有余才能译出好的译文。

(4)要在翻译教材、译文评估标准和方法上进行改革

在翻译教材方面,目前我国翻译教材繁多,但专为理工科专业学生设置的几乎没有。现有的很多科技类翻译教材也往往遵循传统的编排模式,重微观技巧,例证不新,涉及面较窄;理论常常与译界最新观念脱节。其次,对学生译作的评估直接影响学生进一步学习的信心和态度。传统的翻译评估一直遵循“纠错”模式,老师和学生注意到的只是个别语言层面的错误,而忽略了从宏观翻译目的和功能出发来考虑译文的充分性。功能派学者认为翻译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分为四个层次:译文目的功能失误,译文在目的语语境下决定功能的各因素失误,文本失误及语言层面的失误,而这四种失误的严重性依次降低(Munday,2001:83)。由此可见,在强调译文“充分”多于“对等”的理工科翻译教学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固有的翻译评价体系,并对其进行改革,以使定性评估能更好地反作用于翻译实践。

五、结语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主张的功能派翻译理论与传统的“求信论”并不矛盾。恰当地将译文“充分”标准应用于理工科类翻译实践事实上也就是对原文的忠实。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随着国际技术交流的不断深入,能在双语间自由转换且有一技之长的人才仍很匮乏。因此,今后大学英语教学中应加大翻译人才培养的力度。此外,为了更好地适应新形势下大学英语翻译教学的发展,我们要重视教学改革,在功能派翻译教学理论的指导下,逐步加强传统翻译教学和翻译人才培养,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输送高端人才。

参考文献:

[1]Munday,J.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Theories and Application[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

[2]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 Explained[M].Manchester:St Jerome.

[3]Vermeer,H.A Skopos Theory of Translation[M].Heidelberg:TEXTconTEXT,1996.

[4]卞建华,崔永禄.功能主义目的论在中国的引进、应用于研究[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5).

[5]蔡基刚.重视大学英语翻译教学提高学生英语应用能力[J].中国翻译,2003,(1).

[6]刘学明.汉英习惯用法对比研究及应用[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7]罗选民.中国的翻译教学:问题与前景[J].中国翻译,2002,(4).

[8]穆雷.中国的翻译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9]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增订版)[M].上海:商务印书馆,2004.

[10]杨萍.论功能目的论与中国汉英翻译教学[J].继续教育研究,2008,(2).

翻译科学论文篇2

关键词:科目理据;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

“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是部分高校面向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开设的一门基础课,有专家提出其“设置缺乏理论支撑,培养目标不明,需要进一步加以论证,丰富其内涵”(许钧,2001:222)。本文以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与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关系为基础,以译学建设与翻译教学之目的为切入点,认为“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与翻译,应以“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之名称统一术语,确立科目名称。

一、翻译教学不仅是培养翻译人才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译学思想具体化的过程

翻译教学及教学研究不仅对译学建构和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翻译学理论对翻译教学更具直接的理论指导意义。从翻译教学的指导思想看,翻译教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翻译的学科发展同步而行,其指导思想随着翻译理论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当翻译是一门技能的时候,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教学所能做的只是传授自下而上的语言技能(bottomupskills)。当翻译被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时,教学则根据语言学理论在目标文本中寻求恰当的对等语言单位。当翻译被视为是一种跨语际文化交流活动时,以培养跨文化交际人才为目标的功能主义翻译教学法兴起。从中外译学研究和相应的教学模式看,主要有释意—交际型译员培训模式;翻译语言学的教学模式;翻译文化论的教学模式;文理渗透型翻译教学模式等。尽管各种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对比研究及其理论是翻译教学的主干理论这一点,在中外翻译教学实践中却基本一致。

翻译教学的过程是一定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的证实、证伪的科学论证过程,是使理论深化、升华、系统化、模式化和科学化等学科构建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因此,译学建构、翻译研究与翻译教学密不可分。虽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符号转换活动,更是一种文化交流活动,但翻译过程本身却始终是一种语言符号转换活动。因此,作为培养翻译人才的翻译教学和教学研究就不能忽视两种语言文化转换规律的研究。所谓的转换规律,就是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所得的结果。

要对翻译进行理论探讨,首先应明确翻译的性质。语言学翻译理论认为,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是翻译研究的直接理论和方法。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话语在保持其内容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成另外一种语言话语的过程,而转换这一术语指的是两种语言之间言语单位的等值关系。对于翻译学作为研究翻译的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威尔斯形象地描述为:翻译学好像古罗马神话中长着两副面孔的守门神雅努斯。一方面涉及翻译过程,并研究其内在的转换技巧,是一门前瞻式学科;另一方面又研究其推出的成品,是一门后顾式学科,从译语出发对比译作与原作的质量,通过对比两者以找出译语话语形成的过程,并确定如何恰当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廖七一,2000:112)。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翻译旨在两种不同语言表达的篇章间建立等同,这种等同不是以译出语和目的语为基础,而必须永远以两个篇章的种类、对象,以两国人民的文化、伦理、知识、感情氛围等为基础,以不同时期的各种情况为参照”(刘和平,2001:1)。“等同”即转换的单位与标准。

虽然,释意派翻译理论强调摆脱原语的语言形式,用另一语言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但是,在理解原文、摆脱原语形式和表达理解了的内容和情感的研究描述和“等同”转换中,它始终都未离开对双语的对比分析。而“等同”的单位是语篇并非语词或句子这一点,恰好又与语篇语言学的翻译理论相吻合。这就说明释意理论与语篇翻译理论的基础理论和对比研究的方法殊途同归,摆脱语言形式并没有脱离双语的语篇表现形式所含意义的“等同”转换。同时也说明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不仅不再囿于语词、句子和语篇的范围,而且还从交际的目的出发强调文化的因素,从而增加了文化对比的内容。因为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其目的无不是为了寻求交际双方的沟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无一不是要用译语形式所含的语义和交际功能再现原语形式所承载的语义与交际功能的符号转换途径,而是否工于达意则是衡量翻译活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译者和论者所关注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原文的语义得以“传达”,怎样才能让交际的双方达到“相互理解”而实现交际的目的。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两种语言文化对比分析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支持。

由于受多元体系翻译观的影响,“等值”的标准已被侧重目标语系统(targetsystem)的翻译规范所取代。翻译规范一方面改变了传统翻译理论中原文——译文的相互关系和地位,将中心移向译文和译者;另一方面又将研究的目标和分析的对象从个别译者或个别作品的翻译转向有机连贯的翻译文本语料库。翻译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建立自己可靠的方法论和明确的研究步骤,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描述分析,使个人和局部的研究结果能够在“同一个语料库或另一个语料库中”得到重复或验证(廖七一,2001:394)。很显然,译者之所以会更倾向于选择某些翻译策略和方法而放弃或避免另一些可能的翻译策略,恰恰说明这一切都只能通过对原文文本和译文文本进行大量的对比分析之后做出的抉择。因此,侧重目标语系统的翻译规范还是离不开双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对比分析。况且,我们尚未建立起英汉翻译的语料库,正需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作为研究型翻译人才培养的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教学更是责无旁贷。

二、英汉翻译文化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

语言对比层面的划分早已在一般外语教学和翻译研究中达成共识,在此就不赘述。文化层面则需参照语言文化研究的相关成果划分。其中,物质形态层,涵盖人类以器物形式所体现的文化及一切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的“物态文化”实体;典章制度层包括“为维护有序社会而创制的规约、体制和机构”;行为习俗层既包括集体性的习俗又有个体性的身势语言等(刘宓庆,1999:34-38);精神文化层主要指该语族特有的“宗教信仰、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等观念形态”(陶嘉炜,1998:4—5)。深层的认知心理层对比可包括认知系统、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倾向等方面的研究。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工作对象是语言,就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对象和层次而言,两种语言的词语内涵和表现形式不仅在深层上与文化相融交汇,而且在各个层面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重叠或完全重叠的现象。因此,无论是翻译实践还是翻译研究,始终都要面对如何跨越横亘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这种语言文化相互渗透、交织重叠的文化语言障碍,即交际载体的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两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翻译和翻译研究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语言的表现形式,研究语言和文化这两个不可分割的内容连体。

英汉语言文化对比/比较与翻译,无论是作为一个基础科目,还是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其内涵都是“语言对比”和“文化对比”的合二为一,对比研究的重点是特定语境中的言语交际文化和非言语交际文化系统。杨自俭(1997:616-619)先生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以共时法为主,内容包括词汇—语义、词组—成语、句法—篇章、语用—交际、身势语、信号和标记等七个系统。由于普通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蕴涵在常用词语、常用句法和常见语用系统中,普通交际文化的对比研究应与语言的对比研究同时进行,而且应从语言对比入手,从语言之间的差异追踪探究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刘宓庆(1999:28)先生认为,对比描写应当是汉语翻译理论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比应该是“多向度的”,特别是语义一文化及语用一文化方面的研究。要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关照,描述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即找出语言的哲学机制和文化深层的内核,以此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正因为翻译和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对比与语言对比研究的对象、层级、方法和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将语言对比与文化对比合二为一并非是异想天开,而是教学的实际需要,是翻译应用研究的必然。正如许余龙(1997:58)先生所说,汉外翻译本质上就是在对比中展开的。对比语言学对翻译的理论、规律以及技巧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可以用它探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通过对比,可以确定两种语言中哪些语言成分是翻译对应的、在什么语言层面上对应、对应的程度如何等等。

三、结语

毛荣贵(2003:序言)先生在为邵志洪教授的《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的序言中写道:六年之前,杨自俭教授在为志洪的第一部专著《英汉语研究与对比》写的序中,曾引用了赵元任先生的一句话:所谓语言学理论,实际上就是语言的比较,就是世界各民族语言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大学者原来如此观察“语言学”,如此简单,又如此经典!在这里,我是否可以对赵元任先生的话略作推演:所谓翻译理论,实际上就是译文的比较,就是各种译文的综合比较的科学结论。所谓的“英汉语言文化比较与翻译”即“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科目,还是作为一个学科,都是英汉翻译的“语言对比研究”和“文化对比研究”的合二为一,既是英汉翻译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也是英汉翻译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基础科目和培养方向之一(班荣学、赵荣,2003:142-4)。由于学界在“对比”和“比较”两个术语的使用上彼此不分,从而造成术语概念混淆,导致学科界定不清。因此,用“英汉翻译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统一术语确立学科名称是可行的。

参考文献

[1]许钧.从高校外语专业博士点建设看翻译学科的发展[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3).

[2]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3]刘和平.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5]杨自俭.关于建立对比文化学的构想[A].李瑞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6]刘宓庆.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7]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8]陶嘉炜.写作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9]邵志洪.翻译理论、实践与评析[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

翻译科学论文篇3

关键词:英语专业;翻译教学;改革;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71-02

一、引言

我国的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主要分为两个层次:(一)英语专业本科生高年级的翻译课,一般分为英译汉、汉译英和口译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同声传译;(二)翻译专业硕士的培养。这里所说的翻译教学是把翻译作为专业来看待,使学生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培养良好的翻译工作习惯,学会初步的翻译技巧,了解一定的翻译理论,具备基本的翻译能力。

二、英语专业翻译教学的改革途径

(一)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从事翻译教学不能没有理论指导。由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在谈翻译的标准与方法,并不揭示翻译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也不描述翻译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译者、读者等因素,因此无法形成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现代翻译理论应用科学技术和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翻译过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考察研究,科学性较强。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需要在原文可能具有的意义或功能以及译文语言可用的资源两方面进行反复地判断与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操作的过程就是一种判断与选择的过程。翻译活动中有意义的选择主要涉及到某种具有内在连贯性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是清晰明确的。

目前,在教学实践中,高校英语专业翻译课的教师大多数仍采取传统的教学方法,甚至在一些研究生的翻译课堂上,教师也只是讲评译文或进行译文比较赏析,至于翻译理论略作介绍,而不是深入地讲解理论依据和科学方法。这种翻译教学方法盛行的原因在于:翻译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活动,考虑到将来就业的需要,翻译教学在本科高年级阶段应该以实践为主。对于这一阶段的学生来说,只有了解翻译的定义与分类、翻译的标准与方法,并通过练习和讲评掌握基本的翻译技巧,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相应数量的英汉互译,就达到了翻译教学的目的。尽管如此,缺乏理论指导的授课方式使学生成为只掌握技巧的工匠,而不是通晓其中道理的学者。这种翻译教学片面追求对字句的斟酌,对技巧的锻炼以及对语篇的评析,而没有针对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各种可能的转换做理性的探讨。

总之,翻译教学有赖于翻译理论的指导,翻译人才的培养有赖于翻译教学理论的探索和发展。因此,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应该对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都有正确的定位和认识。加强翻译理论的研究,翻译教学才能更加符合实际的需要,才能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二)与市场接轨,丰富教学内容

在当今的社会中,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给教育方式带来了革命。在网络技术与多媒体技术的冲击下,无论是翻译对象还是翻译方式,都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翻译教学也因此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1、翻译对象纷繁芜杂,要求教学内容迎合市场。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译者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播速度都将产生巨大改变。在翻译教学中,教师不仅要讲授如何处理传统的语言文字材料的翻译,而且要讲授处理新型媒体承载材料和非文字材料的处理技巧。随着对外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译者需要进行往来商务信函的翻译,商务合同的翻译,广告语的翻译以及产品商标的翻译。随着中国境内向外国游客的开放,译者需要进行旅游广告的翻译,旅游手册的翻译以及旅游景点相关标识的翻译。甚至随着涉外经济活动的增加,涉外法律的翻译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因此,在翻译教学中,教师必须理论结合实践,在翻译教学中增加讲授实用文本的特点与翻译,以便满足市场的需要。

2、翻译方式巨大改变,要求教学内容丰富新技能。传统的翻译主要采取全文翻译的方式,但是,在信息爆炸的当代社会,很多情况下不需要全文翻译,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压缩与提炼,即通常所说的编译或摘译。编译、摘译以及译述是难度高于全文翻译的翻译技能,这些技巧要求译者在全面而透彻地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高度的概括,再用准确到位的语言对概括的内容进行翻译。如果译者概括或提炼的原文内容无法体现原文的全貌,那么译文的读者势必无法理解原文,对原文的翻译就会出现失真,原文的面貌也将面目全非。因此,翻译教学中可以适当加入一些训练来锻炼学生的综合、分析、归纳以及复述的能力,并且在此基础上逐渐培养编译、摘译以及译述的能力。

(三)改进教学体制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翻译教学理论、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当然,其中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无论表面现象多么复杂,从根本上说,教学体制的不完善是其中主要的原因:

1、培养目的不明确。目前,国内近400所高校的英语专业开设翻译课程,还有一些非英语专业也开设翻译课程作为选修课。尽管进行翻译教学的规模如此之大,进行翻译课程学习的学生数量如此之多,然而,翻译教学的模式却是千人一面,按照同一模式进行培养,结果难以令人满意。一般来说,外语院系都会选择在本科阶段三四年级开设翻译课程,但培养的目的并不十分明确。教师不清楚学生将来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只是泛泛地讲解翻译技巧。因此,翻译课堂教学必须目的明确,有的放矢,而且要面向市场,不能走纯理论的道路。

翻译科学论文篇4

关键词: 科技翻译 科学性 艺术性

1.引言

翻译是门科学,还是艺术一直是翻译界争论的话题。近代西方翻译理论倾向于认为翻译是一门科学,而中国传统译论则以“翻译艺术论”为主线。翻译科学论和翻译艺术论在很长时期内形成为了对立的两派,双方互不相让,双方都有论据支持各自的观点。翻译艺术论的支持者以文学翻译证明翻译的艺术性。事实上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是统一的,只是在不同的文体上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内在联系、相互渗透、彼此难分的。在翻译活动当中,二者并无高低之分,只有强弱之别。本文以科技翻译为例,探讨了科技翻译的艺术性和科学性。

2.科技翻译的科学性

相对于文学来说,科技用语更加严肃,缺少生动性和相像力。所以我们过去常常认为科技翻译的特点是具有逻辑、精确和严肃的特点。然而我们没有意识到科技英语可以分为一般科技英语和专业科技英语。一般科技英语在语言和表达方法上比专业科技英语更加形象、生动和有趣。二者面向的读者也不同,一般科技英语面向的是想了解科学的普通读者,而专业的科技英语面向的是科技专业人士。

科学性是任何翻译的本质属性。科技文本主要是为了传递科技信息,其翻译要求客观、逻辑和精确,因此科技翻译相对文学翻译来说更具有科学性的特点。科技翻译的科学性不仅具有共性,还有其自身的特点。

首先,其共性是所有翻译的共同特点:双语所指基本基本同一。翻译者不能主观臆造,他在译语中所代表的概念必须与源语中所代表的概念相对一致。其次,翻译转换过程中必须遵循语言学的一些规则。双语之间意义对应转换都要经过严密的科学分析论证。最后,翻译思维也具科学性。翻译排斥主观随意性,因为翻译重概念、判断和推理。总之,翻译的科学运作在于“科学的分析意义,科学的处理形式,科学的体现功能”(刘宓庆:13)。

3.科技翻译的艺术性

翻译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翻译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是普遍存在的,科技翻译中同样存在艺术性。翻译转换本身的艺术性并不以文本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只是由于内容与形式在不同的文本类型中轻重主次有所不同,这种艺术性转换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文学语言与科技语言并没有确定的界限。随着电脑的普及和科学知识的传播,越来越多的科技用语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3.1科技翻译同样具有艺术性的原因

3.1.1艺术也可以指一门技能。翻译作为一种专业技能本身就是一门艺术。因此,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是艺术。

3.1.2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同样具有艺术性,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科技翻译要求用词精确,表意清楚,逻辑严密、客观等。要做到这些必须认真思考,同时怎样做到使翻译用词准确,表意清楚,逻辑严密、客观等也是门艺术。

3.1.3科学家和文学家一样都是社会化的人。他们都努力探索科学或人类灵魂的秘密。科技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试图避免主观的想法,但是他们难以避免将个人的直觉、灵感赋予作品。虽然科技文本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原文转化为译文还需要走很多路。首先要理解原文,然后要组织语言,最后把原文转化为译文。在这些过程中翻译者要发挥自我的主观能动性,难免受自己翻译思想和个人感情影响。翻译的过程也是再创造的过程。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原文不同的人翻译可以产生不同的译文。艺术的主要特点是具有创造性、想象力和实践性。这些特点被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表现出来。

3.1.4科技英语可以分为一般科技英语和专业科技英语。科技英语除具有严肃和客观的语言外,还具有其他特点。如在流行的科学普及读物中很多修辞方法被用到,这些修辞方法在文学中也常常用到。这些读物已经很难与文学作品区分。翻译这些文本具有明显的艺术特征。当然科学的成分在科技翻译中比文学翻译更明显。科技翻译主要是为了传递知识和信息交换,而文学翻译主要是为了传递情感和美学感受。所以在文学翻译中翻译者有更多的空间来想象和创造,而在科技翻译中也有想象和创造的空间只是相对有限。

3.1.5原因之五

从翻译思维来看,翻译思维既包含逻辑思维又包括形象思维。翻译离不开感知。直觉或“灵感的火花”无论在理解抑或在表达的阶段都可能迸发出阿基米德解决“王冠之谜”的那种爆发力(刘宓庆:107)。需要直觉、感知和灵感的翻译绝对不可能是纯科学的一种活动,而应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体。

3.2表现形式

3.2.1准确之美

我们在翻译科技术语时应该准确理解其内涵,务必使其译的精确。如walkie talkie(步话机),dead air(静空气),dead-man’s pedal(紧急踏板),Oedipus complex(恋母情结)等。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翻译的话,它的真实含义反而说不清楚。准确形象的翻译也是一种艺术美。

3.2.2逻辑与客观之美

生物学家L.A.Borradaie在描绘人时说:“Man is metazoan,triploblastic,chorale,vertebrate,pentadactyl,mammalian eutherian,primate...The main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als,to the fishes.”

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索动物亚门,乳纲,真兽亚纲,灵长目……像其他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的器官系统)。

从上面例子中可以看出译文语言客观得体,逻辑清楚严密。

3.2.3形象之美

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波尔(Niels Bohr)认为科学也需要形象:“最高的科学境界同最高的诗的境界都是只能用形象表现的。”很多科技类文献同样具有文学中常有的形象化的语言,同时综合运用很多修辞方法。如下文:

(1)What is life?It is a material process that sifts and surfs over matter like a strange,slow wave;a planetary exuberance;a solar phenomenon――the astronomically.Local transmutation of Earth’s air,water,and received sunlight into cells.

什么是生命?生命是肉体的一段过程,在此过程中物质犹如在缓缓波浪的异动中得到筛洗;生命是地球的勃勃生机;生命是一种太阳现象――地球上的空气、水和接收到的阳光大量地局部转化为细胞的现象。

(2)What a piece of work is man!How noble in reason!How infinite in faculty!In form and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The beauty of the world!The paragon of animals!(Hamlet)

人类是一件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

两者都以生命为题,描写了生命的历程,并以不同方式歌颂了生命。两者在不同程度上都采用了形象、比喻等手法。(1)中既用air,water,sunlight(空气、水、阳光)等对人生作客观描述,又用slowwave,exuberance,network(悠悠波浪、勃勃生机)等作形象描述。

(2)中对人类进行了讴歌用了形象、比喻、排比等手法。二者都可以激发读者的想象力。

由上可知,无论是艺术形象的创造,还是科学的描绘,都离不开形象。由于描述的形象和手段不同,便会产生不同特点的描述意象。而艺术语言是塑造形象的工具。翻译中,对再造形象都力求神形毕肖。

3.3目的

科技活动是人类的一项社会活动。参与科技活动的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有信仰和偏见、爱好和主张、感情与欲望。科技人员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主张,发表某种科学见解,说服别人,等等,完全可以用形象化的语言,以及多种修辞手段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从现代修辞学的观点来看,文学家和科学家都是阐释者(interpreter),尽管阐释的内容和方法不尽相同。

4.结语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人们文学艺术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科学和艺术结合已显而易见。科学性和艺术性是许多原作本身就存在的,因此翻译中必然出现科学性与艺术的结合。科技翻译的艺术性也不仅停留在准确、严谨、简明上,还要有正确的艺术观念。而现代文学作品科技含量增加,文学翻译家也需要有正确的科技观念,这就是说,文学翻译家在再现原作艺术性的同时,对科技内容也需要正确处理。因此不管是文学翻译还是科技翻译,都要把科学性和艺术性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方梦之.翻译新论与实践[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2]刘宓庆.新编当代翻译理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3]刘宓庆.翻译美学导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4]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

[5]魏静.科技翻译的艺术性[M].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6]杨萍.论文学翻译的科学性――从文体学的视角[M].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

[7]黄振定.科技翻译的艺术性及其艺术论[J].外国语,2001,(1).

[8]贾文波.功能翻译理论对应用翻译的启示[J].上海翻译,2007,(2):9-14.

[9]孙艺风.翻译与多元之美[J].中国翻译,2008,(4).

翻译科学论文篇5

[关键词]翻译;改写;本质;写作;关系

[中图分类号]H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712(2016)01-0134-04

20世纪末,勒菲弗尔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著书《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1],石破天惊地提出了翻译的改写理论:翻译是一种改写(rewriting),并受诗学、意识形态及赞助人三大要素的操纵。而改写是对原作进行的翻译、编选、批评和编辑等加工和调整的翻译过程。

如果翻译是改写,翻译与写作有何关系呢?我们又该如何认识翻译的本质呢?这是经典理论家没有阐述过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尝试进行如下讨论。

一、翻译的本质

关于翻译本质讨论一直是翻译理论界研究的焦点。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翻译的本质认识一直模糊不清。理论家对翻译本质的界定也因视角或流派不同而各异。这从经典理论家们对翻译的定义中可略见一斑。

Translation is“The replacement of textual material in one language (SL) by equivalent textual material in another language (TL)”[2].

“Translation is a craft consisting in the attempt to replace a written message and/or statement in one language by the same message and/or statement in another language.”[3]

“Translation is the production of a functional target text maintaining a relationship with a given source text that is specified according to the intended or demanded function of the target text.”[4]

上述定义从不同的视角阐释翻译,对翻译的认识也相去甚远,莫衷一是,认为翻译或是文本转换,或是信息转换,或是功能对等,使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如雾里看花,模糊不清。但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是改写,受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等要素的操纵。勒菲弗尔的论断并非下定义,因此不可能像上述定义那么精确。但笔者认为“翻译是改写”的论断为认识翻译的本质认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揭示了翻译的实质,是关于翻译本质的客观真实的描述。那么勒菲弗尔的“改写”是指什么呢?根据勒菲弗尔[1]的解释,“rewriting is at work in translation, historiography, anthologization, criticism, and editing. It is obviously also at work in other forms of rewriting, such as adaptations for film and television”。可见,勒菲弗尔认为对文本或作品的各种加工或加工调整都属于改写的范围,翻译只是改写的一种。改写的性质其实也可从它的英文概念中得出些认识,“rewriting”即“writing again”的意思,按《新英汉词典》[5]的解释,“改写”就是“重写”的意思,即修改旧作,重新编写的意思。而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改写就是通过重写或修改使适合于新的或不同的用途或情况,但意思不变。改写的方法包括改变文体,改变语体,改变人称,和改变句式等”。可见,改写属于写作的范畴。

由此可知,翻译是改写,其本质上是一种写作。当然,勒菲弗尔的改写概念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改写,因为他的改写主要是指对文本的操纵,是对文本形象的一种形式的重写,翻译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其他形式如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戏剧、电影、拟作等也属于对文本形象的改写。[6]243但不管怎样,翻译是一种写作确凿无疑。

二、翻译与写作的关系

其实,国内外一些学者也早已认识到翻译与写作的密切关系和相似性,并有过相关论述。国内的思果[7]认为“翻译为重写”,不会写作的人做不好翻译。而李长栓[8]更直接指出写作是翻译的基础,并宣称翻译就是写作,只是参照物不同而已。所以他认为写作时应遵循的原则,翻译时也要遵循。余光中[9]认为:“翻译,也是一种创作,一种有限的创作。”而杨士焯[10]甚至提出以翻译与写作的共同属性为基础建立翻译写作学的构想。国外的像法国释意派德利尔指出:“翻译是基于写作技巧上的一种重新表达的艺术。”勒菲弗尔[1]在多元系统框架下研究文学翻译时即提出,翻译是文学这个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可见勒菲弗尔早就认为翻译只不过是归属于文学的某种文艺创作而已。当然仅从文学的视角讨论翻译是不全面的,因为翻译涉及的题材不仅局限于文学素材。但这些认识为他提出翻译是改写的观点做了铺垫。

如果翻译就是一种写作,那么两者的关联性是什么?有何共性和差异?写作就是客观事物通过作者的主观意识在恰当的文字形式中的正确反映。[11]凡是为了某种目的,运用书面语言以表达一定思想内涵的实践行为,都可称之为写作。[12]这一定义也有局限性,因为写作也包括口头作文,与之对应的则是口译。

写作是创作,是艺术,写作有技巧,通过培训和实践可以提高技能。写作是以主题为依据,其表述内容必须忠实于主题,否则会离题千里;同样,翻译也是为了交流目的而进行的语言实践,它是客观事物(原文)通过译者的主观意识在恰当的文字形式(译文)中的正确反映。翻译也是创作,也有技巧,翻译技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而获得。因为翻译是以原文为依据的,其表述的内容必须忠实于原文,否则就失去翻译的意义。其实,像写作一样,原文就是翻译的主题。因此,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如果说翻译是以原文为主题或标题的命题作文或看图作文可能更形象、更容易理解。

当然,翻译和写作两者是既有共性又有差异的两种技能。共性是两者都是语言技能,是语言创作,是符号转换和思维转换,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两者的差异在于翻译不单是语言转换,还包含文化转换,而写作则是本土文化内的语言编码。根据俄籍美国翻译理论家雅各布森[13]划分,翻译包括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及符际翻译,但我们通常所指的翻译是以语际之间的转换为主的,而写作是以语内信息转换为主的,伴有符际转换,鲜有语际转换。

三、对翻译的新思考

(一)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

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在翻译学界是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争论的焦点。有人认为,要确定翻译是艺术还是科学,首先要区分艺术与艺术性,科学与科学性两对内涵不同的概念,因为艺术相对于艺术性,科学性相对于科学是更为宽泛的概念。如王克非[14]曾指出,“说翻译是艺术,不如说翻译是一种艺术性活动”。但笔者认为不必先纠缠于概念表述之争,因为艺术抑或科学的定义在字典里可以轻易找到清楚的阐释,难点在于如何认清楚翻译本身的客观性质。因为“翻译是人的活动,具有极强的主观性……翻译有理解和表达两个必经的过程”[15]63。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其整个过程涉及人的大脑复杂的思维活动,是一种脑力劳动也需要机械的体力劳动。所以要揭开翻译本质的全部面纱,揭开人类语言及认知之谜还面临太多障碍,至少在神经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学科没有突破性进展之前难以真正实现。

但我们可以通过类比求证的方法略知一二。既然翻译是一种写作,而写作尤其是文学写作属于艺术的范畴,翻译就不可能不属于艺术。此外,翻译与写作都是一种技能,就像绘画、音乐、舞蹈、雕刻等其他技能一样,既然是人的技能,当人经过创造性劳动并使之给人以美的享受时,它便成为一种艺术。因而,绘画、音乐等是艺术,翻译也是艺术。翻译是艺术并不影响把翻译作为研究对象,积累知识,形成体系,建成一门学科――翻译学。翻译是艺术与研究翻译建成翻译学科完全是两码事。

关于翻译是艺术的观点,笔者非常赞同张经浩[16]7的表述,“翻译是门艺术,不是科学。艺术贵在创造,科学贵在发现。艺术的学习和提高途径主要在于实践,理论只起辅助作用。科学的学习和进取主要靠理论,但也离不开实践”。翻译是艺术的观点其实可以从美国翻译家及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翻译思想的巨大转变中得到证实。在进行翻译研究几十年后,奈达最终表示翻译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也用不着理论。[17]

(二)翻译到底有没有理论,需不需要理论?

翻译理论肯定是有的,而且是必要的,这点不能因为奈达翻译思想的转变而予以彻底否定。写作需要写作技巧的指导,上升为艺术后受文艺理论的指导。同样,翻译也有翻译技巧、翻译经验总结之类的东西,对翻译实践确实有指导作用。从这点来看,两者是无甚差别的。

但翻译理论确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翻译理论可分为规定性和描写性的,两者都以翻译为研究对象。虽然传统的规定性翻译理论关注的是实践经验及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本身的指导作用,但描写性翻译理论关注的却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描写与被描写的互动关系,它并非以指导翻译实践作为其直接理论目标,因此也就并不直接作用于翻译实践。显然,我们不能因其不能直接指导实践就否认它的理论价值,因为描写不仅是一种理论形态,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它能通过某种特定的视角去揭示被描写对象的某些本质属性,其理论成果对于被描写的实践行为也经常具有相当的概括性、预测性与前瞻性,有些方面甚至是规定性理论难以发现和解释的。[18]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翻译理论对实践缺乏指导作用而否认理论的必要性,甚至否认翻译理论的存在。

不过,目前确实有很多翻译学派、翻译理论,如文化学派尤其是女权主义学派、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等已基本脱离了为翻译实践服务的本质,过度侧重于翻译文化社会因素研究而忽略翻译作为语言文字转换过程的实质,甚至单纯为了理论而理论,缺乏实用或应用价值。不少理性学者因此呼吁翻译研究回归理性,回归翻译研究的本体。赵彦春[19]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离不开文本的,因为文本(源语文本抑或译语文本)承载着语言和语言的转换,包括文化元素的转换。换而言之,没有了文本,翻译便不复存在,文化交流随即消逝。因而,语言之间的转换规律涉及的是翻译研究最核心的问题。而当今文化学派推崇翻译研究“文化转向”,无限扩大翻译研究对象的外延,研究范围过于泛化,使翻译学科界限模糊,最终结果只会使翻译学的学科建构失去可能。简而言之,即翻译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回避了翻译的本体研究。[20]但谢天振[21]认为翻译的本体与翻译研究的本体是不同的两个范畴,并对翻译研究本体回归一说进行了驳斥。

虽然翻译过程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还是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包括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21],但毕竟整个翻译过程中语言转换才是真正的主体,其他则是由该主体衍生的从属性元素。既然翻译的主体是语言转换,所以翻译研究也应该以语言转换为主体,不然就是本末倒置。从实践的角度而言,翻译理论的产生最可能在机器翻译或智能翻译领域里找到它的真正应用价值,而这种理论必然是同智能翻译技术相关的认知理论或计算机技术理论相关联的。

(三)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有何区别

翻译标准是翻译时译者应遵循的原则或规范,如信、达、雅,忠实、通顺、流畅等,是常以原文及目标语为参照系统的概念;而翻译批评标准,是在译文进行批判或评价时应遵循的标准,常以翻译标准为参照系统。写作不可能有标准答案,只有参考范文。因为同一命题,可以写出风格、内容各异的文章。同理,同一原文译者不同,则译文各异,千人千译,因而翻译也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如果翻译无标准答案,那翻译能力如何测试呢?翻译既然是改写,是一种特殊的写作,且“译”与“听、说、读、写”同是语言学习的基本能力,那么翻译能力的测试亦可借鉴写作能力甚至其他几种能力的测试方法。在教学中,翻译实践课甚至可安排在写作课里,作为一种特殊的写作文体(口译属于口头作文,笔译属于书面作文)加以教授。

(四)翻译研究是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

很多人认为翻译研究有跨学科的特点,甚至推出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理论。如苏珊・巴斯内特认为,“翻译研究并不是比较文学的分支,也不隶属于语言学,而是一门与文体学、文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等各个领域密切相关,同时又具有自身特点即跨语言、跨文化研究特点的独立学科”[6]220。其实这种观点只是一种误解。因为任何涉及人类语言思维认知的学科必然会产生学科交叉的复杂性。如写作学或文学也同样与文体学、文史学、语言学、符号学、美学等戚戚相关,但并非意味着它们都有跨学科的特点,也不意味着需要从其他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写作或文学。同理,任何学科在国际交流时都可能导致翻译交流甚至翻译问题的产生,这也并不意味着翻译的其他研究视角随之产生。这种观点使翻译理论研究成了万金油,只要换一个视角,就可产生所谓的新理论。目前翻译理论众说纷纭的现状其实从侧面验证了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对翻译本质全面、正确的认识。当然,时至今日翻译学界研究成果丰硕,我们也承认翻译研究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的高校已把翻译学作为外国语言文学下的二级学科建立起来,但翻译研究是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还是值得斟酌。

(五)机器翻译能否实现

历经几十年的变迁,机器翻译为何总是无法突破瓶颈?当然除了客观技术原因外,主要可能还是由于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文化间的机械转换,而是一种写作,是重新创作,需要创新,只是创作的素材局限于原文而已,正如命题作文或看图作文创作的素材亦同样局限于作文的标题或图画。两者在思维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思维过程也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翻译是先把源语内容转化成母语(目标语或译入语)信息并编码成母语符号输出,而写作是把标题或图画内容转化成母语信息并编码成母语符号输出。因为科学家对人类大脑思维的本质尚未弄清楚,人们并不了解大脑内部的信息转换机制,所以完全实用的机器翻译目前还不可能实现,就像目前机器不可能学会真正的写作一样。因为以目前的科技水平,即使是所谓的智能机器也只能按预先编好的程序操作,没有任何自我创新的能力和创作力。所以,我们认为机器何时能实现自由写作和进行作品创作,何时就能成功实现机器翻译。

参考文献:

[1]Lefevere A.Translation,rewriting,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M].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1992.

[2]新英汉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1156.

[3]Catford J 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Oxfor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20.

[4]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Oxford:Pergamon Press Ldt.,1982:7.

[5]Nord C.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M].Amsterdam:Rodopi,1991:28.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43,220.

[7]思果.翻译新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2001:1.

[8]李长栓.非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13-15.

[9]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2:40.

[10]杨士焯.论英汉翻译写作学的建构[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11]徐振东,李保初,桂青山.汉语写作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2]管金麟.文章写作原理[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6.

[13]Jakobson R.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C]//Venuti L.The Translation Reader.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

[14]王克非.关于翻译本质的认识[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7(4).

[15]张经浩.再谈翻译之梦[J].外国语学院,2001(9):63.

[16]张经浩.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吗? [J].上海科技翻译,2003(1):7.

[17]Nida E A.Translation:possible and impossible[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18]王东风.翻译与实践的关系是互动的[J].上海科技翻译,2003(1):7.

[19]赵彦春.翻译学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4.

[20]张柏然,辛红娟.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J].外语与翻译,2005(2).

[21]谢天振.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J].中国翻译,2008(5).

翻译科学论文篇6

关键词:翻译学 框架 内容与内涵

一、概述

谭载喜编著的《翻译学》出版于2005年9月,由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印刷,湖北教育出版社发行,全书共357页。作者谭载喜,湖南涟源市人,毕业于湖南师大,之后赴英国埃克赛特大学留学,获语言学硕士学位,归国后执教于湖南师大,后调入深圳大学。1996年至1998年赴香港城市大学任研究员,担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于1999年3月获得学位。现任深圳大学外语系教授。

作者在《翻译学》前言中称:我们与其在到底“要不要翻译学”、“有没有翻译学”、“翻译学究竟是现实还是迷梦”的问题上推撞纠缠,或在“翻译到底是艺术还是科学”的问题上老生常谈,倒不如把精力放在译学框架内部具体层面(如翻译理论构件、翻译传统比较、语义及文化比较层面)的研究上,通过对这些具体层面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来充实译学框架的内容与内涵,促进译学理论的健康发展。①由此可见本书作者已跳出困扰翻译学术界多载的樊笼,站在更高的起点,审视译学建设,强调对翻译学深层次的思考,并开始着手于翻译学发展中诸多实质性的基础性开拓工作。在本书的序中,许钧学者谈到:谭载喜在其著作前言中的这段话,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对译学建设的一种立场,也可以理解为他对译学探索的一个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②谭载喜先生也在前言中提到:本书的撰写,即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进行的。③至此,该书的研究主题已毋庸赘言,即对翻译学理论的一个较全面系统的论述。

翻译活动由来已久,中西翻译史上都出现过几次翻译高潮,但主要都是翻译实践的高潮,对于翻译理论基本上少有人问津。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有少数的翻译家将目光投向翻译理论研究,然而成果甚微,但也不乏有像多雷(Dolet, 1509―1546)、泰特勒(Tytler, 1747―1814)、 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1768―1834)之类的翻译理论大家。这一时期,我国翻译理论的发展则更为落后。自二十世纪以来,情况有所改观,在西方翻译理论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翻译界学者也不甘示弱,迎头而上,纷纷投入翻译理论研究,成果赫然。这一时期,有关翻译学理论的著作及论文为数不少,极大地填补我国在翻译理论这方面的空缺。我国学者董秋斯在1951提出了建立翻译学这个主张。在他写的《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指出:我们要完成两件具体的工作,写成这样两部大书:一、中国翻译史 二、中国翻译学。④尽管学者董秋斯提出了建立翻译学,对我国翻译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是在他的文章中却没有对翻译学基本框架的内容作进一步的阐述。1988 年我国首次以《翻译学》命名的专著出版, 黄龙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外文功底和几十年的翻译教学与实践, 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翻译的界说、属性、职能、准则、矛盾及可译性、等值性、准确性等问题。黄先生明确提出了翻译学是以门独立学科,认为翻译学有其完整的体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实践手段,然而遗憾的是没有对翻译学的体系作深入系统的论证。⑤张振玉著的《翻译学概论》(1992)主要讲了中国佛经,明清及清末民初之翻译及译论。张振玉先生所著的这部书注重实践性,全书针对具体的翻译问题,给出许多恰当的例证。但书中对于什么是翻译,什么是翻译学,却没有给出答案,总体上给人感觉比较粗略和片面。⑥刘重德学者在黄振定编著的《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1998)一书序中谈到: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部翻译理论专著。具有这样深度的专著在我国尚属少见。⑦由此可见黄振定先生这部关于翻译理论的书在当时来说,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书中通过对现有理论和理论史的借鉴与研究,廓清了翻译学的根本性质,阐明了翻译活动的本质。另外,该书采取实践与理论双管齐下的方针,通过翻译实力的分析归纳和理论的推演引申,全面论证翻译学是艺术论与科学论相统一的观点。黄先生以哲学观点探讨翻译学的两论问题,研究比较深入,富于开创性。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0年9月出版的谭载喜著《翻译学》一书,可以说是作者近二十年来对中西翻译史与中西翻译理论研究的结晶,同时也是对我国近二十年来译学研究成就的总结。它既总结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中的宝贵经验,又为新世纪我国译学建设提供了一本具有指导意义的专著。⑧

二、《翻译学》一书的结构及内容

谭载喜先生著的《翻译学》,全书总共分九章。第一章为绪论,作者在本章探讨了导致翻译理论不健全,不发达的主客观因素。作者同时也对中西方翻译研究不尽如人意的现状做了总述,并提出为此需要做好的一些工作。第二章,翻译学的学科性质,本章在第一章的基础上,对建立翻译学的意义以及翻译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深层次探讨。此章共三小节,分别讨论了翻译和翻译学概念的区分,翻译学是一门独立学科,翻译学的内部结构。第三章,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作者在本章详细解释了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并指出一套完整的翻译理论应当包括五个组成部分。第四章为翻译学的研究途径,作者从分别从文艺学,语言学,交际学,社会符号学和翻译学五个方面,通过对比的方法,分析了翻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第五章,翻译学与语义研究,作者在此章对语义进行了具体的科学分析,从而为翻译操作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第六章,翻译学与词汇特征,本章着重从英汉语言文化对比的角度,对词汇偶合,词汇并行,词汇空缺及词汇冲突等英汉间的四大基本特征逐一加以探讨。第七章,翻译学与西方译史译论研究,作者在本章中对西方译史及现代翻译发展作了概述并着重讨论了几个杰出翻译理论家及其重要著作。第八章,翻译学的分支学科:比较译学。本章讨论了比较译学的学科属性,目的,任务范围及研究方法。第九章,中西译论的比较。此章探讨了中西译论比较的意义和方法,中西现代译学概评,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中西译论的异同以及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三、《翻译学》一书的写作特点

从内容上看,谭载喜先生并未停留在特定翻译传统,特定译论体系内部研究的阶段,而是跨越独个传统和体系,提倡在不同翻译传统,不同译论体系,乃至译学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诸如文学,哲学,语言学,社会学,信息学,电子科学等)之间进行比较研究,提出“比较译学”。⑨提出将“比较译学”作为翻译学下设的一个分支学科,不能不说是对翻译学建设的重大贡献,对完善和发展翻译理论意义重大。而在此之前,国内有关中西比较译学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著述寥寥无几。⑩

从结构上看,该书前四章较后五章结构更紧凑,逻辑更严密。本书第七章,翻译学与西方译史译论研究,作者在第一节谈论了西方译史研究与评说,紧接着第二节就转向俄国文学名家与翻译,一二节间无任何过渡与衔接,不免让读者感觉有些突兀。

从作者立场上看,纵观《翻译学》全书,作者都客观辩证的态度,特别是对中西译论和古今译论及在评论西方几位杰出的翻译理论家时,谭载喜先生均是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看待,是则是,非则非,并未盲目的全盘吸收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而是秉持一种批判性的态度继承中外古今文化遗产,吸收其精华,指出其不足,收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效果。

从其时代意义来看,《翻译学》这本书中,有几个章节是作者基于自己之前所发表的一些论文,如第五章的翻译学与语义研究是基于作者于1991年在深圳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翻译学与语义一文,第七章第四节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基于作者于1989年发表在外国语上的奈达和他的翻译理论一文,第九章第二节中西现代译学概评来自1995年外国语上的中西现代译学概评,第三节摘自1999年中国翻译的中国翻译与西方翻译,第四节摘自1999年中国翻译上的中西译论的相似性,此章的五节和六节也都摘自发表在2000年中国翻译上的相对应的文章。尽管这些文章发表距今的时间不长,也就十多年,但是在当今学术界新理论新观点日新月异,层出不穷这样的大背景下,谭载喜先生这些翻译理论的关注点,相比之下,也就有些黯然失色,失去了些许时代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与时俱进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翻译学》这本书在当时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以及对翻译理论发展所具有的指导意义。

四、结语

谭载喜先生这本《翻译学》知识涵盖全面,基本上把建立翻译学所需要研究的重要议题都讨论到了,诸如翻译学的学科性质,翻译学的任务和内容,翻译学的类别,翻译学的研究途径,翻译学与语义,翻译学与词汇特征,中西译史译论的比较研究,以及翻译学的分支比较翻译学等等。本书这种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写作风格对于翻译理论入门级的学习者是大有裨益的,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对翻译学这门学科有一个大体的掌握,为进一步的学习扎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鲍德旺.《我国翻译学(论)专著评介》.载《山东外语教学》.2009年第4期.

[2]陈志强.《中西翻译理论的文化比较》.湖南师范大学.2005.

[3]黄振定.《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湖南: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4]刘重德.《翻译学研究的新成果》.载《出版科学》.2001年第3期.

[5]罗新璋.《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翻译科学论文篇7

[关键词] 翻译; 动态对等; 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 关联翻译法

Abstract :Both Nida and Newmark are outstanding western theorist in the field of translation. They have many differences as well as similarities in terms of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orm and content. Their constant effort to develop their theories deserve our respect.

Key words :translation ; dynamic equivalence ; semantic translation ; 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 ; a correlative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尤金·奈达( Eugene A1Nida) 和彼得·纽马克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两位翻译理论家 , 他们在翻译理论方面有诸多共通之处, 同时又各具特色。

一、对翻译的认识

对翻译性质的认识, 理论界的讨论由来已久。奈达和纽马克都对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奈达对翻译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倾向于把翻译看作科学到把翻译看作艺术的转化过程。在奈达翻译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交际理论阶段, 他认为, 翻译是科学, 是对翻译过程的科学的描写。同时他也承认, 对翻译的描写可在三个功能层次上进行: 科学、技巧和艺术。在奈达逐渐向第三个阶段, 即社会符号学和社会语言学阶段过渡的过程中, 他越来越倾向于把翻译看作是艺术。他认为翻译归根到底是艺术, 翻译家是天生的。同时, 他把原来提出的“翻译是科学”改为“翻译研究是科学”。到了上世纪90 年代, 奈达又提出, 翻译基本上是一种技艺。他认为: 翻译既是艺术, 也是科学, 也是技艺。

纽马克对翻译的认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变化。最初, 他认为, 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也是技巧。后来他又认为翻译部分是科学, 部分是技巧, 部分是艺术, 部分是个人品位。他对翻译性质的阐释是基于对语言的二元划分。他把语言分为标准语言和非标准语言。说翻译是科学, 因为标准语言通常只有一种正确译法, 有规律可循, 体现了翻译是科学的一面。如科技术语。非标准语言往往有许多正确译法, 怎么挑选合适的译法要靠译者自身的眼光和能力, 体现了翻译是艺术和品位的性质。但译文也必须得到科学的检验, 以避免明显的内容和用词错误, 同时要行文自然, 符合语言环境要求。纽马克虽然认为翻译是科学, 但他不承认翻译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因为他认为目前的翻译理论缺乏统一全面的体系, 根本不存在翻译的科学, 现在没有, 将来也不会有。

二、理论核心

奈达和纽马克都是在各自翻译实践的基础上, 为了解决自己实践中的实际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翻译理论。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不同, 翻译理论也就各成一派。但毕竟每种实践都要有一定的规律存在, 因此两位的理论又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

奈达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他对翻译所下的定义: 所谓翻译, 是在译语中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再现源语的信息, 首先是意义, 其次是文体。这一定义明确指出翻译的本质和任务是用译语再现源语信息, 翻译的方法用最切近而又最自然的对等语。同时这一定义也提出了翻译的四个标准:

1

(1) 传达信息;

2

(2) 传达原作的精神风貌;

3

(3) 语言顺畅自然, 完全符合译语规范和惯例;

4

(4) 读者反应类似。

要达到这四个标准, 内容和形式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奈达认为信息对等优于形式对应。他主张从译文接受者角度, 而不是从译文形式角度来看待翻译, 要实现动态对等。动态对等就是译文的接受者对译文的反应要基本等同于原文接受者对原文的反应。所以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最终基于三个方面: 能使接受者正确理解原文信息; 易于理解; 形式适当, 吸引接受者。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 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尽可能准确地再现原文的上下文意义。因此语义翻译较为客观, 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 重在重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意图, 讲究准确性, 倾向于超额翻译, 重内容而轻效果。交际翻译指译作对译文读者产生的效果应尽量等同于原作对原文读者产生的效果。从定义可以看出这与奈达的动态对等如出一辙。交际翻译和语义翻译相比, 较主观, 讲究通顺简朴, 合乎习惯, 倾向于欠额翻译, 重视效果。纽马克强调应把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看成一个整体, 翻译中不可孤立地使用某种方法, 二者在翻译中常常交替使用, 以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为了达到相似的反应, 动态对等要求对译文进行相应的调整以满足不同接受者的要求。对于对源语信息一无所知的读者, 面对晦涩难懂的翻译腔, 就如同看天书一般。所以要完成翻译的任务, 即再现并传递信息,奈达的翻译理论是其在翻译《圣经》过程中总结而来, , 那么要有效地检验译文质量, 就必须看原文与译文接受者的反应是否一致。因此奈达的翻译理论对其翻译实践来说是非常行之有效的。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核心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这一理论是在翻译界长期围绕着直译和意译争论不休的

奈达和纽马克相比较, 奈达的翻译理论过于集中在解决译文的可懂性和交际性问题上, 从而限制了自己的适用范围。在翻译《圣经》以及类似的以信息或呼唤功能为主的原作时, 强调译文的可懂性是很有道理的。但如果用于文学翻译, 则势必导致语言的简单化, 形式上的非文学化, 失去文学应有的魅力。而纽马克在阐述具体使用哪种翻译方法时指出, 要视不同的文本类型来定。他把文本分为表达功能、信息功能和呼唤功能。以表达功能为主的文本中, 如文学作品、私人信件等, 其核心是表情达意, 语言形式和内容同等重要, 应主要采用语义翻译; 以信息功能为主的文本, 如教科书、学术论文等, 其核心是语言之外的现实世界, 应采用交际法; 以呼唤功能为主的文本, 如通知、广告等, 其核心是号召读者去行动, 去思考, 应采用交际法。因此不难看出, 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适用范围更广。

三、不断发展的理论

奈达和纽马克是名副其实的理论大家。在自身的翻译实践和理论界的评论中, 他们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着自己的理论。

奈达在最初阐释动态对等时, 突出了“内容为主, 形式为次”的思想。这引起了人们的误解, 认为翻译只是翻译内容, 不必顾及语言表达形式。因此各种各样的自由译都被冠以动态对等。为此, 他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 论圣经翻译中的功能对等》一书中, 把“动态对等”改为“功能对等”。在功能对等中, 奈达对“信息”作了进一步的界定, 声明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 还包括语言形式。形式也表达意义; 改变形式也就改变了意义。功能对等的翻译不仅是信息内容的对等, 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

在《语际交际的社会语言学》一书中, 奈达对“功能对等”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提出了“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简单地说, 最高层次对等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 使译语读者和源语读者在欣赏和理解时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这几乎是达不到的。最低层次的对等指译文达到充分的对等, 使译语

读者能理解和欣赏源语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在这两个对等层次之间可以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允许对等有一定范围, 就能比较现实地处理不同类型文本之间的差异, 扩大了功能对等的适用范围。

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基本思想囿于传统的二分法, 两种称呼不太理想, 容易招致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因此纽马克在此基础上提出“关联翻译法”。他认为过去翻译研究的主题一直是文本类型学、语言学习、篇章语言学等。翻译并不永远只考虑到文本、话语以及作者和读者、源语和译语等二元论范畴, 不能完全根据文本来确定翻译法。翻译活动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词、句的处理上。“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 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他对“重要”的界定是语言表示出特别有价值, 特别有意义, 特别必须或永恒的事物。无论是对意义的取舍还是采用适当的翻译方法, 都要以“重要”为标准。紧贴翻译就是最贴近字字对译的翻译。它要保持词的外延和内涵。不但要保留原词、词语的意义, 还要保留其用法。贴切是和准确、对等联系在一起的, 紧帖的程度因上下文而异。

为做到紧贴翻译, 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 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和释义。贴切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 贴切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紧贴是相对的, 紧贴与不紧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纽马克的“关联翻译法”缩小了意译派同直译派的分歧。同时消除了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之使自己的译文更接近对方,间界限分明的区分, 这样形成的译文就是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所产生的译文。

四、结语

奈达和纽马克的翻译理论都来自实践和他们的潜心研究。作为西方翻译理论的代表, 他们的理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他们对理论研究执着并敢于自我否定的精神值得中国的翻译理论界学习。我们应该把时间用在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上, 而不是围绕一个老问题进行无休止的争论。在学习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 我们应不断开拓创新, 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参考文献]

[1]Nida,EugeneA.Language,cultureand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2] 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3] 蒋天平,唐美莲.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奈达和纽马克翻译理论的相通性[J ].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2003 , (4)

[4] 李文革. 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苏文秀. 奈达与纽马克翻译理论比较[J ].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8 , (3) .

翻译科学论文篇8

关键词: 文化转向 文化学派 翻译研究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想交织激荡、“百家争鸣”,呈现出一派多元化景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转向”应运而生,为桎梏已久的翻译研究带来曙光。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文化转向”以来,这一理论就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影响至今。许多专家学者对文化转向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对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进行简述,以期为国内的相P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文化转向”兴起的动因

“文化转向”蔚然成风,不仅仅是因为它凭借自身的优势突破了先前理论的禁锢,更离不开文化转向及文化学派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说“文化转向”这一趋势是在内外力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一)内部诱因

“文化转向”的内部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学派的一些积极主张,他们大力倡导将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从文本自身转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上,反对翻译是一种简单式的语言转换,并且极力改变翻译在文艺学中的附属地位,积极推动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翻译地位的改变

西方翻译理论在二十世纪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文艺学的“附庸”,在这种背景下,翻译仅仅被视为是一门艺术,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再现,甚至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直到1971年,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对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领域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学科结构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并首次将翻译研究命名为“Translation Studies”,此后,翻译学就开始转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的名与实》被视为翻译学科的独立宣言。文化学派在促成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过程中功不可没,学者对翻译地位的态度可从其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的话语中窥见一斑。巴斯奈特曾说:“翻译学实际上是一门独立存在的学科,它既不算是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附属学科,又不算语言学研究中的某一区域,而是一个极为丰富的研究领域,它自身就有众多的分支学科。”后来,巴斯奈特在其1993年出版的《比较文学》一书中再次强调“当比较文学正为自己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争论时,翻译研究就已经大胆地宣称自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而且翻译研究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肯定与支持”(Susan Bassnett 1993:160)。由此可见,文化学派对翻译地位的辩护可谓是劳力费心、劳苦功高。翻译最终在文化学派的极力倡导下名正言顺地成为一门拥有自己学科特点的独立学科,并为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2.文化学派对文化的重视

“文化学派”,顾名思义,重视文化在翻译中的作用,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性。从文化学派的创始人霍姆斯(Holmes)到领军人物斯内尔-霍恩比(Snell-Hornby)、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都在专著中提及文化对语言和翻译的重要性(金怡,朱小美,2011)。尤其巴斯奈特一段关于文化与语言的形象描述,更是表达了对文化的重视,她指出“文化比作人的身体,语言就是这个身体的心脏,只有心脏与身体之间相互作用,人的生命力才能延续;因此,外科医生在对心脏进行手术时不能忽视承载心脏的整个身体,所以译者将文本与文化割裂开来孤立地对待也是危险的”(Susan Bassnett 2004:22)。另外,文化学派对文化的重视也体现在其学派的翻译理论中,如他们强调翻译应以文化作为翻译的对象,而不应停留在语篇上;翻译不应局限于对原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的功能等值;翻译就是满足文化的需要和一定文化里不同群体的需要等。显而易见,这些理论都体现了文化学派极高的文化意识,这成为后来“文化转向”之风兴起的关键因素。

(二)外部影响

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自身难保”为“文化转向”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西方文化研究的盛行及多元系统理论、解构主义理论的出现,共同加快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进程。

1.语言学派的局限性

以奈达(Nida)、纽马克(Newmark)、卡特福德(Catford)等人为代表的语言学派在二十世纪末走入了翻译研究的“死胡同”。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和转换生成语法为理论框架,注重翻译过程中原文与译文之间字与字、词与词的对等。这种翻译等值论把文本本身作为翻译的对象,“将美学问题还原为逻辑问题,忽视对译语文化、翻译目的和动机等重要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其理论过于规范化。因此,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弊端日益凸显,逐渐为许多学者所诟病(冉诗洋,李德凤,2012:4)。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研究》一书中对语言学派做出了批判,“机器翻译的成功使人们相信,翻译的语言学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同时,他们(语言学派)表示,由于文学翻译非常特殊,因此他们的翻译方法不适用于文学翻译。难道文学不是语言写成的吗?难道文学的语言就跟翻译家们所研究的语言真的有那么大的差异吗”(杨燕,2010:101)。从上述引证可见,语言学派的理论已经难以解释翻译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和现象,为一些专家和学者所质疑,这就为翻译研究中的新范式――“文化转向”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2.文化研究的盛行

文化研究起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随后在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及中国等地掀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文化研究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起便进入了跨学科与多元化的发展时期,社会学、文学理论、媒体研究、电影及人类学等现象都成为文化研究的对象。文化研究的逐步兴起使得许多学者转而关注翻译研究中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剖析语言背后暗含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不再只是聚焦翻译过程中的字斟句酌,而是从宏观层面探讨更为深刻的文化原因,由此便促成了翻译研究中“文化转向”的热潮。

3.多元系统理论的启发

多元系统理论最早是由以色列学者埃文-佐哈尔(Itmar Even-Zohar)提出的。他认为某个多元系统是由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在这个多元系统中,有的子系统处于中心位置,有的则处于边缘位置。它们的位置与地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以夺取系统中的中心位置。除此之外,它们之间也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如此推论,翻译学作为众多子系统中的一员,与其他子系统必定互相牵连、互相影响。因此,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使得人们不再孤立地看待翻译、看待文本,而是结合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多个子系统,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待翻译过程,推进翻译文化转向的产生。作为佐哈尔的学生,图里(Toury)在继承其观点的同时也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应从译入语文化的角度考察译作,“译作总是受限于不同的社会文学背景因素,所以无固定的特性,翻译成为依靠历史和文化力量的一个相对名称”(Gentzler 1993:129)。多元系统论中有关文化的观点启发了文化学派的学者,最终将翻译研究引向了“文化转向”的道路上。张南峰就曾在其文章中论述过多元系统理论对“文化转向”的积极作用,他指出:“多元系统理论给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描述性的、面向译语系统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的新途径,推动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催生了一个跨国界的翻译研究学派。”

4.解构主义思想的渗透

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批判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式的同时,创新性地提出了“解构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对翻译理论、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理论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认为,语言词汇是含有多重意义的,因而由语言词汇所构成的文本的意义应是多重的;另外,他还认为作者并非是文本的唯一创造者,这无疑对增强译本地位和译者的主体性有着重要作用。解构主义理论所倡导的意义多重性和解释多元化给予了文化学派启发,引导着他们从更宏观且迥然不同的角度思考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翻译观。正如王宁教授所言:“对于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所起到的推进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宁,2009:127)

三、“文化转向”对翻译研究的影响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及局限性,没有哪种理论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在看待“文化转向”时,保持理性头脑和批判性思维,客观辩证地看待它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积极影响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的范式从纯语言层面升到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使得翻译方面的专家和学者开始考虑权力、诗学、译语文化、译者、读者等诸多因素对翻译研究所产生的影响,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翻译不再置于真空的环境中。文化学派对翻译研究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其理论的政治性特点上,比如结合历史事件而衍生出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和食人主义翻译研究等。其中,女性主义翻译学者西蒙(Simon)就表示了对文化转向的赞扬,她指出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因为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它视翻译为写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之中(曾文雄,2006:92)。

放眼国内,对“文化转向”抱有积极态度的专家学者也不少,如谢天振、冉诗洋、冯亚武等。其中,冯亚武和刘全福就在文章“文化转向”与“文化翻译范式”中明确表示对“文化转向”的支持:“文化转向促使翻译研究者文化意识的觉醒,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为译者研究增加了历史与文化这一新的维度”。文化转向对中国的译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或给人启发或引人深思。刘笑千就曾在她的文章中表明,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给中国的译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中国在翻译研究领域还是“弱国”,在翻译实践上,译入作品多而译出作品少,在翻译理论上,创造出的有影响力的理论和著作不多,现当代的理论也多半是“拿来”的。而且,文化转向具有跨学科研究的这一特点,警示着我国翻译研究工作者要具备更高的水平,不断提升自己。因此,我国的译学工作者应借助还未消逝的“文化转向”之风,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为我国的译学发展贡献力量。

(二)消极影响

“文化转向”是当今西方翻译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对翻译研究做出的贡献不置可否。不得不承认,若没有“文化转向”的出现,翻译研究现在可能仍会被禁锢在语言学或比较文学的框架下。然而瑜不掩瑕,文化转向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且至今仍饱受争议。

虽说文化学派突破了语言学派的禁锢,创新性地提出了“文化转向”,但是文化学派并不是批判性地继承与发展了语言学派的理论与方法,而是一味地全盘否定、彻底地颠覆、瓦解和抛弃。在文化学派看来,文化翻译之前的翻译研究缺乏理论指导的宏观性,无法透视翻译的功能和作用,唯有文化与翻译研究相结合才能获得文化功能的真谛,从而形成指导翻译实践的理论体系(张灿灿,张立丽,2008)。因此,其目光关注点完全脱离文本本身而转移到宏观语境中的这一极端做法遭到后人的诟病。

另外,由于文化学派倡导将翻译置于社会、历史、语境、文化等大背景下研究,强调文化对翻译的制约作用,重视翻译与语言学、翻译与文学、翻译与诗学等的关联与结合,因此,一些专家学者就此点提出了对“文化转向”的质疑。国内,如曾文雄、赵艳春、吕俊等都对“文化转向”持有否定态度。赵彦春认为,“文化转向”造成了翻译研究的“多元性、混乱性和弥散性”,使得“翻译的多学科”转向了“翻译无学科”,并试图取消“原著”、“译著”、“忠实”、“对等”等概念,使得翻译学产生了一种虚无感,消解了翻译的本体存在及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感。曾文雄与赵彦春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认为,“文化转向”局限了翻译研究的范围,缩小了其研究领域,使得翻译研究的学科界限模糊了,脱离了翻译的根本――语言,夸大了文本以外的因素的影响,从而难以发现翻译的根本规律。

四、结语

一石激起千层浪,“文化转向”自提出之时便引起诸多领域的广泛关注。“文化转向”的产生是基于多重因素的,可从内部和外部作用力两个方面去考虑。文化学派文化意识的增强及翻译地位的改变是促成文化转向的内部推动力;而语言学范式下的翻译研究因逐渐受人质疑,从而为“文化转向”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最后,解构主义理论、多元系统理论和文化研究则为“文化转向”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一种理论通常只能解释一部分的语言现象,“文化转向”也不例外。它过于关注文本外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文本本身,因而存在着无法弥补的局限性,成为专家学者们的质疑对象。但同时,“文化转向”在西方翻译理论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至少它为处于迷茫时期的翻译研究开辟了一处崭新的领域,推动了翻译研究的进展,丰富了翻译研究的成果。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usan.Translation Stud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M].Great Britain:TJ Press,1993.

[3]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London:Routledge,1993.

[4]T亚武,刘全福.“文化转向”与文化翻译范式[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8(4):48.

[5]刘笑千.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2(3):122-125.

[6]冉诗洋,李德凤.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再思考[J].中国科技翻译,2012(3):38-41.

[7]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解构主义的推进[J].清华大学学报,2009(6):127-139.

[8]杨燕.从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看归化翻译策略[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0(9):101-103.

[9]张南峰.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19-25.

[10]赵彦春.翻译归结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11]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2):90-96.

[12]曾文雄.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J].外语研究,2006(3):45-47.

上一篇:科学科学论文范文 下一篇:科技科学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