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论文范文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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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课堂教学中的初中化学论文

1在化学教学中进行有效提问的作用

1.1促进师生之间的交流

课堂教学活动是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双边活动,教师与学生会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进行大量的知识信息和情感意向的交流,并不是教师的个人“演说”。然而这种交流需要建立在融洽的师生关系与和谐的教学气氛的基础上。实现师生互动、双向交流的方法有很多,其中常用并且有效的就是恰当地进行课堂提问。在课堂上,有效的提问能够为学生提供畅所欲言、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这样不仅仅能够帮助学生之间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同时还有利于让教师及时的了解学生的思维状态与内心的真实想法,以便于更好的帮助学生学习,

1.2帮助学生集中注意力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如何才能够像磁石一样将学生的注意力牢牢吸引住?是每一个教师都在关心、思考的。当教师提出问题时,基本上都能够让学生去主动的思考,从而让他们的注意力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问题提出后,学生们或进行独立思考,或进行相互讨论,从而使得课堂教学活动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但都会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良好的教学提问艺术既是一种镇静剂,又是一股凝聚力,它能保证教学活动的顺利进展。

1.3有利于促进学生思维发展

问题是思维的一种表现形式,问题是个体在满足需要的认识与实践活动过程中,因为主客观要素的缺损和障碍而使活动中断时所派生的一种需要。在教学的过程,一个巧妙的提问可以一下子打开学生思想的闸门,让他们的思潮翻滚,能够获得启发,有所发现和领悟,从而能够收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同时有效的提问还能够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让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动的提取已有的相关信息,并且在对各种信息与观念进行加工和转换的基础上,将这些信息进行合理的整合并作出合理的推论,对当前提出的问题进行解决。从而能够使得学生的思维能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曾经说过:"向学生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可以引导学生发展智慧。"启迪学生思维,发展其各种思维能力,这是教学提问艺术最主要的功能。

1.4课堂提问能够提供反馈信息

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通过提问,教师与学生能够从中获取对对各自有益的反馈信息,从而能够调整教与学活动。通过提问教师还能够了解到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程度,对是否掌握了那些重点内容的进行检查,对学生知识链条上的漏洞与产生错误的原因进行分析,从而能够全面掌握学生的个别差异和个性特点,对自己在教学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缺陷与错误进行反省,然后再根据从问题中所获得的反馈信息,对后面的教学活动进行灵活的调整。同时,学生还能够通过答问,从老师那里获取足够的评价自己学习状况的反馈信息,从而能够不断的审视自己,对自己的学习态度、方法、习惯等进行改进,让自己后继的学习活动能更加的富有成效。因此,教师应该要充分的认识到课堂题问的重要性,并积极的用好课堂提问,从而更好的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效率。

2努力提高问题本身的有效性,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2.1课堂提问应该具有明确的针对性

课堂提问设置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对学生进行评价、检查,并且体现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根据课堂教学活动的实际需要,设计出具有明确针对性的提问。例如在教学《我们周围的空气》课题2氧气中的演示硫燃烧实验时,一位教师在实验过后提问:“同学们,你们从刚才的实验中观察到了什么实验现象呢?”

学生1回答道:“硫能够燃烧,并且在燃烧时发出蓝紫色的火焰。”

学生2回答道:“我和他(她)看到的一样。”

……

教师在连续喊了多位同学后,这些学生的回答基本都一样。这样的提问因为没有明确的针对性,很难提升课堂教学的效率。而如果教师能够将问题设计为:“请同学们回想一下,硫粉在加热时状态发生了什么变化?硫在空气中燃烧和在氧气中燃烧,火焰分别是什么样的颜色?燃烧后的生物物又具有什么特征?”这样的提问,具有较为明确的针对性,学生能够从教师的提问中很快的领会出教师的意图,从而能够回答出比较重要的实验现象,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进而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来回折腾,而且还起不到相应的作用。为了能够让课堂提问更加具有针对性,教师需要做好一下几点:(1)要能够掌握学生的思维原点,对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进行掌握,从而能够选择出较为合适的切入点,对学生进行提问,以能够通过提问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2)需要把握好课堂提问的时机,课堂提问最适合的时机就是学生的思维已经展开,并急于寻找到突破口的时候;(3)提问的语言应该尽量的简练精准,好的问题应该用直接、简练的语言呈现出来;(4)不能够一味的为了追求提问的数量,而使得问题不具有针对性,提问是为了给学生创造出思考的机会,通过思考来解决各种心中的疑难,不能够单纯的作为一种课堂教学的形式。

2.2课堂提问应该具有一定的深度

在进行课堂提问的时候,应该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把握好问题的深度。在进行课堂提问时,如果问题设置过于肤浅,那么就很难使得学生充分掌握学习内容;而如果问题过难、过深,则又可能让大部分学生对所学的内容产生畏惧,难以深层次的进行理解掌握,从而失去学习信心。例如在教学《我们周围的空气》的课题1时,在演示了空气中氧气体积分数占1/5的实验后,直接对学生提问:“某同学实验结果小于1/5,这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兀,同时对于刚刚接触化学的初中学生来说,由于化学知识的缺乏,这个问题就显得难度过高了。学生们基本都不知道应该从哪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学生都会胡思乱想,不知道想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而起不到思考的目的。为了能够控制好这些问题的难度,教师可以在提问之前就做一些处理,例如:先让学生对这个实验中的注意点进行分析,分析应该注意那些地方;如果做实验的过程中没有把握好这些注意点,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等等。学生先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后,就能够较为容易的对开始的那个问题进行正确的回答。

2.3课堂提问应该注意层次行

课堂提问要注意问题的层次性,要尽可能的由浅入深、由简到繁。例如在《二氧化碳和一氧化碳》一课中,将二氧化碳通入紫色石蕊试液中,溶液颜色由紫变红,溶液为什么会变色呢?学生们面对这个问题,往往会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知识范围。为此,教师可以将这个问题进行分解,可以这样做:先将盐酸、白醋、蒸馏水分别加入到紫色石蕊试液中,发现加入盐酸、白醋的溶液颜色由紫变红,而加入蒸馏水的溶液颜色却没有改变。教师这是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哪一类物质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通过实验,学生很容易的就能够得出结论“酸能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然后教师可以在一瓶干燥的二氧化碳中放入浸过紫色石蕊试液的纸片,然后引导学生思考:“干燥的二氧化碳能否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通过这两个问题的逐层引导,能够让学生通过推理得出结论:二氧化碳与水反应生成的酸使紫色石蕊试液变红。这里就是将一个学生难以理解、解决的问题分为了若干个小问题,并通过实验的方法,层层推进,一环扣一环地问,逐步的引导学生的思维向着纵深方向发展。同时教师的提问还不能够仅仅局限与少数的学生,一般的情况下课堂提问很难适合每一个学生,因此,要尽可能的将问题相关的分解成一串,做到面向全体学生。

2.4课堂提问可以在一定的情景的支撑下进行

如果没有一定的情景进行支撑,那么问题就有可能变得空洞乏味。在教学的过程中,好的情景不仅仅能够激发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同时还能够提高问题的趣味性和有效性,激发学生的思维。但是化学课堂上又应该如何创设出提问的情景呢?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方法:

2.4.1联系生活实际,创设问题情景

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来源于生活之中,与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化学也是如此。人们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化学,用化学可以解释很多生活中的现象。如果利用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例子来创设情景,那么就可以让学生体会到化学的重要性。例如在讲解氧气在水中的溶解性的时候,先通过煮沸的水不能养鱼与人不能够在水下生存的学生熟悉的生活情景创设出问题情景,然后再让学生思考氧气在水中的溶解性怎么样?这样可以让学生很容易就能够得出“氧气在水中可以溶解,但溶解性不大”这个结论

2.4.2通过实验来创设出问题情景

化学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学科。学生能够从实验中获取各种知识,并锻炼自己的能力。通过实验能够激发学生的思维和想象。例如在讲解《氧气》时,有一个炭在氧气中的燃烧实验,在完成木炭在氧气中燃烧实验后,可设置这样一个问题情景:为什么可燃物在氧气中燃烧比在空气中燃烧剧烈的多?让学生根据现实生活和木炭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进行讨论。在学生分析综合得出结论的基础上,再进一步提出下一个问题:在空气中不易燃烧的物质能否在氧气中燃烧呢?这可使学生的兴趣进一步提高,并鼓励学生对此问题进行猜想,从而引出细铁丝在氧气中燃烧的实验。

3结语

总之,在新的课程理念下,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教师们应该要对课堂提问进行审视,发现其中不合理的地方,设计出合理的课堂提问,以课堂提问来带动课堂上的交流,优化课堂教学,发展学生思维能力。并且还应该通过合理的问题,来营造出较为宽松的环境,并对学生指导质疑的方法,培养出他们的问题意识,让学生自己能够主动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在学科与科学之间: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史前考古

摘 要: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必然要求对之进行学科考古学的研究,然而“学科”一词本为舶来品,其双重含义已经预示了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过程中所遭遇到的科学的“规驯”。通过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大学制度的学科设置考察发现,中国古代文论首先通过官方教育机构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译介而渐渐拥有了学科建制,这一过程直到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文心雕龙》得到完成。“五四”前后,诉诸科学与逻辑而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从语言上斩断了中国古代文论的话语之根,使之成为“国故”归入历史档案。接下来进行的“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确立起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科学研究的“立法”依据,以至完成“二次规驯”。最终通过郭绍虞与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所确立的内容与体系,完成了科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改造,使之成为一门科学的系统的学科。

关键词:古代文论;学科;规驯;科学

作者简介:周仁成,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比较文学与比较诗学研究;曹顺庆,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1-0119-08

目前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最大的热点便是它的现代转换问题。一谈到转换必然涉及这样一个命题:中国古代文论的“失语”[1]。中国古代文论自从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日起就已经丧失了言说的对象,成为学者研究的“秦砖汉瓦”,成为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故纸堆”。当然也有人表示强烈反对,认为中国古代文论没有失语,“失语症”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命题”[2]。中国古代文论到底有没有失语?中国古代文论有没有进行现代转换的必要?以及中国古代文论到底何去何从?要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有必要对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一番知识学的考古。

首先,“学科”(discipline)在中国纯属舶来品,它首先是各种权力规驯的结果。据霍斯金(Keith W. Hoskin)与麦克夫(Richard H.Macve)《清算与审查:学科权力的一个谱系》一文考证:“(学科)源自一印欧字根……希腊文的教学辞didasko(教)和拉丁文(di)disco(学)均同。古拉丁文disciplina本身已兼有知识(知识体系)及权力(孩童纪律、军纪)之义。”[3]可见西方现代学科的兴起完全得益于当时新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兴起。后来霍斯金在《教育与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一文中进一步谈道:“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和它持续膨胀的权力,其实是教育――准确地说是在教育实践方式的层次上――一些简单微小变化所带来的结果。”[4](P45-46)“因此,学科规训制度的缘起,标志着历史延续性中断的时刻,人们传统以来学习与求知的方法都割断了。”[4](P51-52)

这一理论似乎是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而量身打造的。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传统知识体系分经设科中的“诗文评”,面对西方体系化的种种学科尤其是自然科学时,必然还要经过它的“规驯”。而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西学学科教育权力“规驯”的结果。

一、从同文馆“西学”、“经学”、“文学”到《文心雕龙》

清政府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从当时的政府到民间,科学的介绍与引进成了最为迫切的要求。然而西学(即西方各种自然科学)的引进首先通过政府教育的权力得到实现,于是现代学科、现代教育与现代大学在中国几乎同时兴起。陈平原认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 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5]。之所以重要就在于通过大学的教育体制与“权力”实现了对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的“规驯”,从而走向成熟的现代学科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从传统知识谱系的“诗文评”走向一门正式系统的学科首先也是伴随着这种教育体制的权力得以实现的。

在洋务运动时期,为了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急功近利的清政府大力兴办各种军工厂,照抄西方先进技术。有鉴于此,洋务派设立译书局,着手系统地翻译西方技术,培养翻译人才,其中最早最著名的当数1862年设立的“京师同文馆”。其后全国范围内设立了诸多类似于同文馆的机构(比如广州同文馆、上海同文馆),为当时的各种制造局翻译西方技术,培养外语人才。然而技术复制“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6](P526)。因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7](P4416),于是在1867年京师同文馆正式设立“算学馆”与“天文馆”,至此,中国官方对于西方学科的引入完全开始,而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也开始了其历程。1

为了让那些西学者不致丧失民族文化,也为了适应现代学科的教育,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最先开始了学科化“规驯”的历程。比如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就言:“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6](P4)根据当时其他地方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学科化,但在西学的影响之下也慢慢走向瓦解。至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学科的设立则要等待戊戌变法所开创的中国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

尽管戊戌变法新政失败了,但对于科学的倡议与教育体制的改革却得到了空前的成功。从1895年清政府下诏废除科举制到全国改书院为学校,中国其时的教育体制中,西方自然科学的学科设置更为合理,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也开始分解成各个学科在大学堂得到设置。其中最重要的是出现了“文学科”这一概念。尽管最初的“文学”还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但相对于传统的“经史之学”而言已是很大的进步。

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考试》中谈道:“凡文学分其目为六科:一为文学科,凡诗文、词赋、章奏、笺启之类皆属焉。”[6](P610)郑所提出的“文学”实际上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它与同文馆教育中引进的各国语言文学相对。后孙家鼐于1896年在《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明确说道:“三曰学问宜分科也。京外同文方言各馆,西学所教亦有算学格致诸端,徒以志趣太卑,浅尝辄止,历年既久,成就甚稀,不立专门,终无心得也。今拟分十科……五曰文学科,各国语言文字附焉。”[8](P123)孙家鼐的看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同文馆虽然已经引进了西方学科,但设置还不科学,因此京师大学堂要设置更为科学的学科体系,不仅包含西方的自然科学,也包括人文社会学科;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中国的传统经学与文学区别开来,并且各自独立,这对于文学的学科化与现代化意义甚大。然而也有非常模糊甚至混乱的“文学”分科法。如1897年的《通艺学堂章程》中的课程设置对于文学科是这样规定的:“舆地志 泰西近史 名学(即辨学) 计学(即理财学) 公法学 理学(即哲学) 政学(西名波立特) 教化学(西名伊特斯) 人种论。”[8](P152)尽管如此,官方教育的学科规定似乎更为合理。1902年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对于文学科的规定如下:“文学科之目七: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 [9](P237)

从以上诸例可以看出,虽然对于“文学”还有些模糊,但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京师大学堂所设置的文学学科已经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大学中文系所含的“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文学”。只是中国古代文论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要等到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建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设置首先是在西方学科体系下“文学概论”的规驯中诞生的。1913年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将“文学门”分为八类:国文学类、梵文学类、英文学类、法文学类、德文学类、俄文学类、意大利文学类、言语学类。其中“国文学类”包括:“(1)文学研究法,(2)说文解字及音韵学,(3)尔雅学,(4)词章学,(5)中国文学史,(6)中国史,(7)希腊罗马文学史,(8)近世欧洲文学史,(9)言语学概论,(10)哲学概论,(11)美学概论,(12)论理学概论,(13)世界史。” [9](P698-699)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学科,但在西方各国文学中所包含的“文学概论”已经为中国古代文论的诞生做好了准备。

1917年,“北京大学文、理、法科本、预科改定课程一览”中将大学文科本科课程“分为哲学、文学、史学三门”。其中“文学门”“通科”中有:“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之类)、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言语学、心理学概论、美学、教育学、外国语(欧洲古代语及近代语)。”[10](P382-383)至此,中国古代文论尽管包含在“文学概论”之名下还没有名之称,却有了名之实。

至此,“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基本上得到了奠定,即当时黄侃在北京大学所讲的《文心雕龙》。纵观整个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本身是被西方科学各个学科“规驯”的结果,而且这一过程是完全通过各个教育机构与体制的不断演化和转变而形成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论”还得经过二次“规驯”,即经过科学化的“规驯”。

二、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二次“规驯”

中国古代文论通过高等教育的不断完善,最终在西方各种自然学科的规训下完成了学科建制,但它还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就中国文学的学科建设而言, 接受科学知识和崇尚科学精神至关重要, 关系到这门学科研究范围的明确和知识体系的建构, 并涉及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想方法”[11]。从这个层面而言,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是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学科的“立法”依据。

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概论、西方文学等一道成为北京大学的学科,但是彼此之间却在不断地抗衡斗争。起初在京师大学堂内就有“桐城古文派”与留学派之间的不断论争。待到民国时期,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本着“兼容并包”的原则,“任陈独秀氏为文科学长,一时新文学之思潮,又复澎湃于大学之内,因与浙江派不相容,而冲突以起”[10](398)。至此,通过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新文学运动,继承了黄遵宪与梁启超所提倡的三界革命精神,高扬“科学”与“民主”精神,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最终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学科独立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

在新文化运动中,由陈独秀与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文学革命”为了新文学的发展,非常激烈地要求排除传统文学这一障碍,对之进行猛烈的攻击,称之为“死文学”,甚至将其“妖魔化”。表面上看,“新文学”即白话文学的发展需要更广阔的空间,其实就根本而言,在于为科学的进一步推广扫清障碍。正如陈独秀在《新青年》中所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那国粹和旧文学。”[12](P317)

因此,就“文学革命”的本质而言,在于清除传统文言文不符合科学思维的不利因素,进而提供一种可供科学言说与表达的全新语言工具即白话文。在前面提到的各个译书局翻译的过程中,新学科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了许多新名词;进而在近代不断译介国外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的过程中,文言文对小说等叙事文体的言说已经显得入不敷出。到了胡适等人那里,西方科学思维背景更使得他们看到文言文与科学之间、传统直观的诗词曲与逻辑线性的叙事文学之间存在着莫大的鸿沟,于是他们提倡新文学必须打倒旧文学。由此便首先对语言下手,企图连根拔起,放逐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关于这一点,“文学革命”之前的梁启超早就说道:“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13](P63)后来何天爵总结说:“近世科学昌明,文字日趋于平易,即如现时,所译各种科学书,其文法之构造,多有仿效外国者。其名词之引用,固无论矣,盖循进化公例,不得不尔。”[14](P400)深受西方科学思想影响的胡适,之所以说文言文学是一种“死文学”,主要在于它是不规则的,不符合科学逻辑,而“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15](P335)。这种观点与梁启超的如出一辙。于是乎更有甚者,钱玄同主张:“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16]后来高玉在总结胡适的文言观念时也充分注意到科学等观念对于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影响:“‘科学’、‘民主’这些新名词既是新词汇,又是新思想,接受了这些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17]

因此,“新文学革命”时期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并不单单是一种阶级的平等或一种现代文化诉诸语言的启蒙,而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思维对于传统文言的一种总清算。对于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科学主义背景,倒是那些所谓的“守旧派”看得更为透彻。如著名翻译家林纾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道:“若云死文字有碍生学术,则科学不用古文,古文亦无碍科学。”[18](P108)其实林纾所言正与胡适所认为的文言不规则、没有科学性与逻辑性相符。而中国传统文人由于缺少科学知识,所以“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19](P459)。因此,五四学者认为科学不但能改进文法,还可以丰富文学的内容。总之,“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19](P459)。

白话文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确立了一种白话文的科学性,即清晰确定与逻辑规则的观念。白话现代语言体系的确立、传统文言体系的放逐,不仅直接促进了文化的现代转型,同时也导致了传统文艺观念与话语规则的缺席。而作为中国古代文论则更因其印象式的批评、无逻辑规则的审美性1而脱离活生生的语言现实,退化成一种于现实无任何意义的旧知识,剩下的工作便是如何对之进行一种“国故的整理”了。

至于说“整理国故”运动,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承续,因此,从观念与方法上而言,科学范式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为整理传统文化提供了某种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法。科学方法的运用是在旧文学被“革命”而颠覆成为“死知识”之后的二次“规驯”。在中体西用思想体系之下,西方自然科学对中国传统知识的规训是第一次,它还属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缺少科学的观念与方法,因而很多学科是有名无实。而通过“整理国故”,中国古代文论在二次“规驯”下即将继承一种有效的科学观念与方法。

“自近世科学兴, 求学者无论若何知识, 均必纳诸科学规范。于是科学疆域不仅限于天然事物,举凡人类思想行为,悉囊括于其中。夫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材料虽殊,精神固自一贯。今日研究中国古籍者,欲持此科学精神整理国故,俾成科学。”[20]实际上,从1921年暑期胡适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所做的《研究国故的方法》的演讲,到1923年代表北大国学门同人为《国学季刊》杂志所撰写的《发刊词》提出整理国故的三条途径,以及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所做的《再谈谈整理国故》的演讲中, 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提出了具体操作规程。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1](P93)。

于是,当时在胡适等人的带领下,中国传统的一系列知识体系都在科学的怀疑中“重估一切价值”,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在那时传统知识领域得到广泛的推行。比如在他的考证当中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及“新红学”等。当然对于国故的科学方法也曾遭到“国衡派”等人的反对,但其最后都被打入“保守主义”之流,很难抵挡科学主义思潮在中国知识领域的进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传统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开始重新构建学科体系。

然而胡适所提倡的“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还仅仅是现代科学体系的一个方面。其实“科学”的观念及方法早在1915年的《科学》杂志与1923年爆发的“科玄之争”中得到了最彻底最清晰的呈现。

在1915年的《科学》创刊号中,任鸿隽就指出:“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22]据此任鸿隽认为,凡通过演绎而有体系的“智识”都可称为科学,这是广义的科学;就狭义的科学而言,则专指通过实证与实验而建立起来的自然科学。后来在1920年的《新青年》中,陈独秀说得更清楚:“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 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23]与其说叫作“科学的最大效用”,还不如叫科学对人文学科最有成效的“规驯”。这样看来,文学,包括中国文学批评,必然要求科学化的处理,否则它不能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至于科学的方法,无外乎包括两种,即胡明复所说:“兼合归纳与演绎二者,先作观测,微有所得,乃设想一理以推演之,然后复作实验,以视其合否。不合则重创一新理,合而不尽精切则修补之,然后更试以实验,再演绎之。如是往返于归纳演绎之间,归纳与演绎既相间而进,故归纳之性不失,而演绎之功可收。”[24]

由此看来,胡适所宣扬的“科学方法”实乃是归纳之一种,实际上是科学兴起之后在社会科学中所形成的“实证主义”科学方法。而科学方法还有另一种更为高级的方法即演绎法,却是在“整理国故”中所未能广泛运用的。而对于它的强调主要在于它对后来的所谓的“纯文学”、“文学”、“文学批评”等观念的极大影响。也正是从演绎的高度,中国古代文论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首先依据某种观念而演绎出一个精密而富于逻辑的体系,然后才根据实证主义的方法形成具体的材料。对于科学的归纳与演绎的借鉴为中国古代文论构成独立而科学的体系提供了直接而有效的方法论保障。

三、中国文学批评的学科独立

有了现代科学的白话语言,中国古代文论进入了学者的象牙塔,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再与鲜活的现实、语言、创作有任何关联。随后通过整理国故运动与“科玄之争”所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与方法开始直接作用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呼之欲出。

然而按照西方“文学”学科的体系而言,“中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就面临着概念与知识体系上的尴尬。正如王国维早先所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 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 之二法……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25](P116)而中国古代文论相对于科学而言表现更为糟糕。正如后来朱光潜说到的那样:“诗话大半是偶感随笔,信手拈来,片言中肯,简炼亲切,是其所长,但是它的短处在零乱琐碎,不成系统,有时偏重主观,有时过信传统,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26](序,P1)因此,如朱自清所言:“现在写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两大困难。第一,这完全是件新工作,差不多要白手成家,得自己向那浩如烟海的书籍里披沙拣金去。第二,得让大家相信文学批评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并非不根的游谈。换句话说,得建立起一个新系统来。这比第一件实在还困难。”[27]

然而有了前面学科的示范性效应,不管传统的“诗文评”如何凌乱不堪,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总能解决问题。这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相信的科学的力量。再者,中国当时进行文学批评的学者们几乎都接受过西学的影响。比如郭绍虞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文中提到时人“大都受西学影响,懂得一些科学方法,能把旧学讲得系统化,这对我治学就很有帮助”[28]。正是在科学的影响下,郭绍虞先是接受了当时盛行的“进化论”理论,对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并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1927)与《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位置》(1927)。虽然这还不属于一个学科所要求的文学批评,但科学观念所起到的作用使之获得了某种启示与力量,为其后来写作《中国文学批评史》提供了某种信念。更为重要的是从郭绍虞开始,中国古代文论对于科学观念与方法的运用越来越成熟,也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走向独立,最终完成了科学对之进行的改造而获得一种体系性、学科性。关于这一点,接下来通过对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析,便可以非常明显地发现科学在其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便是郭绍虞与罗根泽所撰的著作。

首先郭绍虞在第一章开门见山地提到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状态:“有人说,中国的文学批评并无特殊可以论述之处,一些文论诗话以及词话、曲话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统的材料,不是记述闻见近于史料,便是讲论作法偏于修辞;否则讲得虚无缥缈,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错!中国的文学批评确有这些现象。”[29](P3)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印证了学界一直在科学视域下对中国古代文论缺乏科学性与逻辑性的评价,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朱自清所言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艰难。然而深受西学影响的郭绍虞前所未有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郭绍虞先是运用他先前接受的进化论观念将中国文学批评整个历史分为“演进期”、“复古期”与“完成期”,接着在每一章里按照“文学”批评的范围与体系进行描述。对于中国古代文论而言,最难的莫过于寻找“文学”的定义。而郭绍虞所接受的文学观念则是当时非常时髦的“纯文学”观念,因此不难发现,在后边的每一章分析中都明显地贯穿着这一线索。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按照现代学科体系而言,科学首先要做的是设定一研究范围,否则不可能成为一独立学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学界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定性为中国古代文论取得学科独立性的标志性事件。究其原因大概就在于郭绍虞这本书为中国古代文论这一学科奠定了相应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与体系。而先前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虽有其名,但因缺乏现代科学体系,所以就不能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尽管“他们对古代文献极为熟悉,而在撰述中国文学批评史时使用的材料,以及编写时所使用的笔法,仍深受传统的影响:除了诗文评部分外,不出历代文苑传、诗文集和若干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他们介绍这些材料时,大都随文敷演,略作阐释,这对后人来说,自然觉得新意不多和分析不够细致了”[30](序,P2)。其实周勋初所说的“新意”实质上就是缺乏一种科学性与系统性。

后来郭绍虞的学生罗根泽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将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贯穿得更为透彻。在他第一章“绪言”中就着手进行概念的区分,以求获得科学的“文学”观念,找到“文学”本质。然后在森次巴力的影响下将文学批评体系化为“狭义的文学批评”与“广义的文学批评”,即“狭义的文学批评只包括文学裁判,也就是只包括(一)批评的前提和(二)批评的进行两段过程。广义的文学批评,不只包括文学裁判,而且包括批评理论及文学理论,也就是包括(一)批评的前提,(二)批评的进行,(三)批判的立场,(四)批评的方法,(五)批评的错误,(六)批评的批评,(七)批评的建设七段过程。我对文学界说,采取折中义,但对文学批评界说,则采取广义”[30](P7)。其中对于批评方法的运用最为明显地表现出科学的因素,即根据森次巴力所总结的方法体系,如主观的方法、客观的方法、演绎的方法、归纳的方法、印象的方法、鉴赏的方法、科学的方法、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象征的方法、心理的方法以及其他。[30](P6)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罗根泽认为,“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30](P7)。罗根泽所说的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正是文学批评与文学原理的本质性所在。而对于本质的追求实质上是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规律,也是科学归纳的目的所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根泽时刻不忘在其中贯穿他的批评观念与文学观念,并且适当地穿插进当时流行的文学思潮(自然主义等)对之进行现代化阐释。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罗氏的文学批评史相比郭氏而言,不仅范围更为清晰明确,而且方法更为精细,具有一种严密的逻辑体系,完全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概念。通过仔细分析不难发现,尽管是借鉴森次巴力的体系,但还是非常明显地体现出科学化的观念与方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学界关于科学化观念的影响往往置之不谈,而是多半说到当时通过翻译而来的“纯文学”观念对之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即便是当时从国外理论所翻译过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实质上也是早已被科学的观念与方法所“规驯”了的。关于这一点,精熟于西方文化的林语堂早就看到了:“我们可以有趣地研究科学的物质主义如何侵入人文科学,及大学教授如何由观感的错误,想抄袭摹仿自然科学的方技法宝,出卖人文科学。矿石或动物的研究自然无所用其良知。因为,自然科学只需要客观及外乎伦理的态度。在偷袭科学方法而应用于人文科学之时,他们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为真科学了,就把那外乎伦理的客观方法整个搬过来。但是不加藏否的态度在自然科学是一种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种罪恶。”[31](P105)因此,所谓的“纯文学”实质上通过“科学的方法告诉我们:我们要研究一种对象总要先把那夹杂不纯的附加物除掉,然后才能得到它的真确的,或者近于真确的,本来的性质”[32](P342)。而通过科学的观念与方法而来的“真”的文学观念注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然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文学理论。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论在西方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引入中渐渐地被“规驯”为一门学科,成为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与研究体系中的一门知识体系。然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中国古代文论首先在科学的“白话文运动”中将中国传统批评的土壤彻底斩断,使之成为一门“死文学”而归入历史档案。随后通过“整理国故”与“科玄论战”,已经死去的中国文学批评再一次接受科学观念与方法的系统改造,基本上成为一门科学性的体系性的独立学科。

然而很遗憾的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建构却忽略了这一点,致使出现很多问题,直到现在也无法解决。当然在当时科学主义的大潮中他们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由此,关于“失语症”的论争似乎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历史建构与独立成科的过程中早已注定,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只不过被科学的权力话语与“规驯”长期遮蔽延宕了而已!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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