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学论文范文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民族性；内生性

民族经济学自1979年创立以来，在学科归属、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一直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学者对民族经济学学科发展持批判态度，另一些学者持拥护态度，但无论批判基础上的否定还是批判基础上的支持，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在发展过程中确实面临着“两难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民族经济学发展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和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逻辑理论体系，甚至没有独立的核心概念即逻辑起点。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上述问题，但仅有少数学者提出了民族经济学具有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要厘清民族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和目前出现的概念上和理论逻辑上的模糊性，首先应该确定民族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通过比较和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对确立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体系的构建都是非常必要的。基于此，文中提出以民族内生因素产出的矛盾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与大家进行探讨。

一、关于民族经济学对象的不同认识

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学术界已有不同认识。黄云、王文长、黄建英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各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具体的各民族人民的经济问题。施正一先生、施琳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民族经济问题，它是民族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李忠斌 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邓艾等认为民族经济学的对象是从微观角度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状况和家庭经济生活特点等。以上几种认识都集中讨论民族经济学究竟是经济学科还是民族学科。而刘永佶认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

通过以上几种表述可见，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尚未达成统一。要么以民族人本身的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要么以要么以民族地区的经济特征作为研究对象；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狭窄，规定为中国各个民族经的经济问题研究；要么研究的范围过于宽泛，从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体去研究。即便是刘永佶教授为民族经济学进行的创新性逻辑论证，但他是站在全人类鸟瞰的民族经济学，让学者们感到概念过度膨胀，似乎世界主流的经济学都应被囊括在民族经济学的理论之中，并且只要仔细阅读由其主编的《中国经济矛盾论》就会发现，《民族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体系都似乎是对《中国经济矛盾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和《政治经济学大纲》体系的一种演绎，而内容则是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与其他民族学理论的归纳（当然创新的智慧在其内容中无处不在， 但从其构建的理论体系来说仍是不足的）。《民族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本质是一致的，因为都是以劳动者主体而展开的对象、主义、方法、主题、内容、范畴、体系的规定，这样一定会让学者们质疑这样一个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民族经济学，它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何在？鉴于此种原因，本文更倾向于将刘永佶教授规定的民族经济学看成是“中华民族经济学”或者“中国政治经济”（尽管这么看待也不尽合理）。

尽管如上所述，民族经济学自创立以来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多数学者认同的是民族经济学是具有二重性的：“民族性”和“经济性”。因此在理论研究中应该从这两点去寻找学科的研究起点、研究对象，只有规定了对象才能明确研究的方法和学科性质，进而获得广泛认同。

二、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是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只要“民族与经济的辩证结合在理论形态上尚未溶于一体”，就永远无法解决关于民族经济学学科的分歧。各民族经济活动的特征以及经济矛盾都体现着本民族特征，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在”理论形态上溶于一体”，要求研究对象应该是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即考察民族人口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规律的民族性根源。

将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规定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具有合理性。民族的含义决定民族经济应突出民族性，也便于将民族因素内生于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研究。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有四个因素，其中，共同经济生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共同经济生活表现在共同文化上。不同的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文化，这必定是因不同民族的经济生活特点不同决定的。尽管随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斯大林定义中的四个因素在当今看来也许并不完备，但只要是存在着的人，一定有其社会属性、阶级属性、民族属性，在经济活动中一定会表现出具体的属性。譬如，像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特征、心理特征、文化特征。回族、藏族、蒙古族、壮族、苗族、赫哲族等55个少数民族以及汉族，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心理特征、文化特征等民族性特征，这些特征对其表现出来的经济活动也不尽相同。譬如，回族信仰伊斯兰教，由其饮食特征发展了清真餐饮业；藏族信仰佛教，农业生产中不愿意使用农药成为产量低的影响因素之一；毛南族的“红筵”、“搭红桥”、“肥套”、“套三朝”①等迷信思想对本民族经济活动有影响。这意味着各民族的经济活动因内生的民族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特征，民族经济问题研究也应突出民族性，民族经济的研究对象应从各民族内在的特征去寻找经济特征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矛盾，探寻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规律。

三、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更加明确其研究内容，也更能反映研究的任务是要揭示民族因素对经济影响的规律。首先，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表明不是简单地用民族学的眼光去研究经济问题；其次，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触及到了民族经济特征的源头性因素；最后，民族内生因素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规定了主体的民族属性。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其他相关规定的区别表现在：1.与“民族经济是研究各民族经济问题”相比，内涵更加明确。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比较模糊，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是各个民族的经济问题研究，比如，藏族经济、蒙古族经济、回族经济等。同时，各民族经济问题研究的是从宽泛的层面，诸如各民族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贫困问题、经济增长问题等都属于其研究的范畴，无法体现明确地体现经济的民族性，也很容易致使学者用一般的经济原理去分析经济问题，这样也必将陷入学术界关于民族经济缺乏特殊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的质疑中。2.与民族经济学是“是以研究民族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学科，它具有民族学和经济学的综合性质”相比，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性因素的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明确了民族经济学是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进行研究的，这无疑对民族经济学的长远发展是有益的。3.与“民族经济学是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及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规律”相比，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这一规定除了在外延上更广。除了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还可以研究世界民族经济，不仅研究少数民族人口经济还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民族性因素与经济性因素融为一体的研究。4.与规定为“在明确经济的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的经济发展与关系的矛盾”相比，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研究，不仅明确要在民族性前提下研究民族经济矛盾，还表明要将民族因素作为民族经济矛盾的内生变量，并由此能区分民族经济学与中国政治经济学，从而要求构建的理论体系也有所不同。

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与一般经济学存在着必然联系。民族因素内生的民族经济矛盾的规定是把民族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来构建的，其理论必定是在一般经济理论基础之上的改造，它将与一般经济学的联系具体表现在：1.与政治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规定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去民族的经济研究，抽象了民族因素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研究。而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则正是“穿上民族服装”的经济矛盾和关系研究。2.与发展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是抽象了各民族经济特征的一般经济理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仅研究经济的发展问题，而且还必须从民族性去探究其经济发展规律。3.与区域经济学相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某一地理区域的经济问题，是具有某种经济特征和经济发展任务的“经济地理区域”。在民族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的学位论文大多研究的是中国某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恰恰也是学术界争议或批判民族经济学实际上是区域经济学的“致命伤”。是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的经济，故而不能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缘故。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研究作为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探索由民族的典型特征所引起的经济特征的变化规律，比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更加符合民族的发展特性。因为地理区域在研究过程中对于有的民族而不能成为其根本的影响因素。譬如，生活在中国的朝鲜族和生活在朝鲜的朝鲜族相比，中国的朝鲜族虽然保留有朝鲜半岛母体民族的部分文化，但也融合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经历的社会变革不同，于是二者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意识和不同的经济特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所在的区域不同，而是由民族性因素共同影响所致。因此，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族经济学有别于其他学科不同的独特的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无论从已有的规定看，还是从与其他学科的区别看，将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民族因素内生的经济矛盾更能体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存在着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更能反映民族经济的根本矛盾，也能更能明确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注释：①源自毛南族的一个传说，旨意是人能生儿育女，全家团圆幸福，都是万岁娘娘的恩赐，到生下孩子后，选择良辰还愿，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牲畜祭祀、还愿，这种风俗有时会把一些家庭弄得倾家荡产，反过来，为了不因还愿而致贫，毛南族农民饲养牲口数量多，也是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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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中国；民族发展；述评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28-04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因理论指向的针对性与兴趣点的差异，西方少有直接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相关研究，但其发展理论与民族（族群）经济方面的成果将为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参照与借鉴。

当代西方发展理论经历了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四个阶段，反映了发展本质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的转变、发展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层面逐步渗透到非经济层面、发展的质量由注重单一的经济增长过渡到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环境、经济与人之间的协调发展。西方关于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理论包括均衡发展理论与非均衡发展理论。西方民族经济理论研究传统已超过百年，涵盖族群所有经济（如Edna Bonacich、John Model，1981）、族群圈子经济（如Mary Kritz等，1981）、族群行业经济（如Martin N.Marge，1997）、族群控制经济（如Ivan Light、Steven J.Gold，2000），近期研究旨趣则主要集中在由大量的国际移民而形成的族群经济活动（包括移民所扮演的经济角色、移民族群经济活动的优势与劣势等），有少数学者曾对中国民族地区的贫困与生态环境问题（Paul J.Bolt，2000）、制度政策对民族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影响（Katherine Palmer Kaup，2000）以及民族全球化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与对策（Colin Mackerras，2003）等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研究。

但上述研究大多摈弃了对社会背景与社会制度的分析，掩盖或忽视了不同国家内部（或民族间）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使其结论缺乏普遍意义。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专家学者的该项研究在1988年以前主要侧重于民族类型发展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社会发展代替民族发展。此后随着中国少数民族经济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成果十分丰硕，研究主要涵盖如下内容：

一是民族发展的环境、条件、制约因素研究，如孙青（1989）、金炳镐（1989，2002）、石亚周（1991）、熊锡元（1993）、乌尔希叶夫（1994）、王希恩（2007）等。二是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研究，如“云南少数民族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研究”课题组（1986）详细探讨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调适，郭大列（1997）深入分析了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特征及解放后的变迁历程，郑晓云（1992）、瞿明安（1995）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变迁作了著述，高丙中（1997）探讨了民族现代化与生活方式的转型及不同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三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如费孝通（1987）明确提出边区开发是一个与沿海地区发展同样重要的大问题；潘乃谷、马戎（1993）对边疆地区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以及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行了探讨，并将边疆地区粗略地划分为九个不同类型的调查区域。四是小民族发展研究，如于长江（2003）、王铁志（2005）、郭锐（2004）、韩忠太（2006）等对赫哲族、德昂族、苦聪人、布朗族等小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变迁与适应、扶贫开发等问题开展的调查研究，菅志翔（2006）对保安族族群认同问题、何群（2006）对鄂伦春族的生存发展问题的著述。五是民族地区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如黄健英（2006）全视角地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现状与特殊性，郑洲（2007）、杨君昌（2007）就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城镇化建设、统筹民族地区城乡社会经济等问题展开探讨，覃国慈（2006）提出要利用乡村精英的力量来促进民族地区新农村的建设，和少英（2006）认为增强主体意识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六是民族发展战略研究，如米文宝（2001）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黄健英（2003）的起飞战略，胡鞍钢、温军（2003）的新追赶发展战略，杨明洪（2004）超常规发展战略，曹征海（2005）的和合加速战略，李建中（2006）的赶超战略，鄢杰（2005）、杨云（2007）的跨越式发展战略，王来喜（2006）的资源转换战略等。七是民族发展的专题研究，如李甫春（2009）等众多学者分别对民族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资源开发、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扶贫开发、新型工业化、循环经济、公共服务、城镇化、财税政策、利益共享、社会保障、教育卫生体育、社区发展等一系列具体问题所展开的专题研究。八是民族发展观研究，先后经历了吴金（1989）的人本发展观、马尚云（1990）与石亚洲（1991）的整体系统发展观、郝时远（1996）的求同存异发展观、贾唏儒（2000）的个性发展观、金炳镐（2007）的和谐发展观、王希恩（2007）的科学发展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相继有一批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综合性专著问世，代表性的有：

陈达云、郑长德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综合运用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基于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宏观背景，从资源环境、发展差距、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人力资源开发、城镇化动力机制、新型工业化道路、旅游资源开发、扶贫开发、人口较少民族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全球化及发展战略等方面，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并针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政策建议。

郑长德所著的《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科学出版社，2009），综合运用经济学、金融学、地理学、环境科学、经济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力法，以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石，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西部民族地区资源，三大产业的发展，资本形成，金融与发展，外周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增长、人口转变和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贫困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和西部民族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问题等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西部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转型的思路，为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措施和建议，为西部民族地区乃至全国的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实践提供了决策参考。

岳天明等著的《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通过历史归因的考察凸显了中国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状及其特征，通过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分析研究，提出了构建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动力系统的思路，探讨了这一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最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社会运行规范化与西北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上。该书不仅借鉴了中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尤其是大量运用了社会学、民族学的理论来揭示动力系统的构建和协调发展的运行机制问题，同时能够将这些理论运用到西北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当中，从而使这一成果形成了既具有地域特色又不失理论创新的独特风格。

滕堂伟所著的《双重视角下的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08），从区域优势理论与区域产业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尝试构建了“以产业与市场成长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发展路径”分析框架。针对资源丰富的内陆地区包括西北民族地区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富饶的贫困”，为什么在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政策倾斜逐渐弱化的背景下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仍然持续扩大，资源优势不能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等问题，提出了市场利用能力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的假说，揭示了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众多特殊性。在对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提出的新型工业化路径、模式以及产业政策体系设计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伍琪凯梦、崔亚虹编著的《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民族出版社，2006），着重从对中国小康社会理论的全面认识及其国际、国内相关数据的比较，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的小康水平的比较出发，分析中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及其面临的主要问题，论证民族地区加快实现全面小康的对策及可行性措施。

马林编著的《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论》（民族出版社，2006），从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出发，结合民族地区实际，运用系统论原理，阐述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模型、评价指标体系以及民族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探索民族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及对策。

同时，近期关于民族发展问题的专题性著述更似雨后春笋，不胜枚举，如：王德清（2007）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战略与教育需求的研究，马岳勇、姚维（2005）从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心态的视角对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研究，唐志君（2007）对中国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路径的探索，王飞跃（2008）、荣仕星（2009）对于民族地区公共政策问题的系统研究，李皓（2006）对民族地区经济结构的深入分析，王允武等（2008）对西部开发背景下中国民族地区经济法制问题的研究，鲍敦全（2007）关于国际化竞争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的研究，杨蕴丽（2009）从劳动节约的视角系统对西部民族地区节约型社会建设的探索，钟大能（2008）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建设进程中的财政补偿机制的研究，党秀云（2009）对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的研究，贾银忠（2007）对中国西南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研究，宋才发（2009）对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谢丽霜（2007）对民族地区投资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王桂琴等（2007）对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等（2006）对民族地区市场化问题的研究，唐新民（2008）对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研究，王雅红（2005）对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的研究，黄建明（2007）对民族地区社会保险问题的研究，祁晓玲（2009）对民族地区人才竞争机制的研究，李彦等（2006）对民族地区退耕还林的法律保障研究，胡晓红（2006）对西北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创新的研究等等，都极其丰富发展了中国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领域与视角。

中国学者的上述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对策性，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学学科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并有力地指导了民族政策的制定与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但存在着过分宏观（抽象）或过度微观（具体）的倾向；定性分析过多，定量分析过少，即使有数量分析，也只是堆砌数据，缺乏计量经济学基础上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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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杨蕴丽.西部民族地区节约型社会建设研究：基于劳动节约的视角[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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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党秀云.民族地区公共服务体系创新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3] 贾银忠.西南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64] 宋才发.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5] 谢丽霜.民族地区投资活动的环境效应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66] 王桂琴，刘秉龙.民族地区工业化进程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

[67] ，韩琳.中国民族地区市场化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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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王雅红.西北民族地区城市发展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72] 荣仕星.中国民族地区公共政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3] 李彦，宋才发.民族地区退耕还林及其法律保障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74] 胡晓红.西方民族地区环境资源法律制度创新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Commentary on Nationalities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Resently

CHEN Hong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Kunming 650031，China）

Abstract：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achieved massive researches and the writings on our country’s nationalities development.It is a special important significance for accelerating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minorities and national regions，as well as promoting ethnology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o analyze and tease out these research results carefully.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民族经济法 经济分析 研究方法 必要性 可能性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 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 ”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 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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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 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 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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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 ②。

2、 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 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 ，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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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 仍 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 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 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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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 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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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 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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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参见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

1、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研究内容

1.1 民族村寨旅游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包括民族村寨旅游概念、资源特点、产品类型、政策选择、利益保障机制、困境与对策、背景与动力等。罗永常认为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主要存在民族文化认同感失落等四个问题，提出四项对策：确立社会性的旅游发展观；确立参与式发展理念；摒弃媚俗观；做好规划，加强市场论证和产品促销，提高管理水平[1]；总结民族村寨旅游主要特点：吸引物和活动空间的乡村性、民族性、地方性和民间性、文化交融性、参与性、层次性、环保性[2]。总体而言，民族村寨旅游理论的探讨当前还处于初步的、零散的阶段，民族村寨理论研究进展比较缓慢，研究量不够充分、质不够高，理论建构不够系统。

1.2社区参与研究

社区参与是最近几年民族村寨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孙九霞提出了中国社区参与旅游的理想模式：政府主导社区主体企业经营第三方力量介入法制规范[3]；罗永常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策略：参与旅游活动，参与地方名特产品和手工艺产品开发，参与传统产品深度开发[4][5][6]。

1.3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

民族村寨旅游业影响和感知研究逐渐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钟洁等认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效应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实证研究成果相对丰富[7]；吴忠军等提出基于文化遗产保护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方式[8]；唐雪琼等研究了哈尼族长街宴在旅游情景下的文化适应与重构[9].

2、民族村寨旅游研究评述

总体而言，国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比较成熟。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不是很深入，在已有的研究中主要是有关民族旅游方面的。与此联系密切的是有关乡村旅游的研究，国外民族村寨旅游研究文献主要是关于乡村旅游发展问题、乡村旅游中的居民感知和态度问题以及乡村文化旅游研究。特别是关于乡村文化旅游的研究，对于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国内外关于民族村寨旅游的研究由于概念界定的差异及其他一些原因，研究内容有所差别。但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都比较关注民族村寨旅游的发展道路和民族村寨旅游对当地居民带来的影响，并倡导社区参与民族村寨旅游。这些观点及论断为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总体看来，现有对民族旅游村寨问题的有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特别是2003年以后的研究成果尤多，文献资料丰富，研究切入点和视角也各不相同。大多数研究是从管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单学科理论角度出发，尤其从社会、文化、经济等多角度入手，并普遍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旅游开发政策选择、资源开发利用、旅游产品设计及规划、旅游经济的影响分析、旅游开发模式、旅游营销模式、旅游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文化变迁及旅游效应研究等方面进行分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发展的现状以及面临的社会、文化、经济等问题。

3、对今后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研究重点和方向的建议

第一，我们应该运用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村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户的生计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可持续生计理论，并改变了以往多从社会学学科角度出发对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可持续生计展开研究的状况，因而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会是一种创新。

第二，从研究对象方面来看，我们应该将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方向。并对其家庭的生活进行不断地深入研究。

第三，扩大研究空间范围，即增加对云南、、青海等民族地区典型民族旅游村寨的选点，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分析研究，使我国民族旅游村寨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更为丰富。

第四，应深入探讨我国民族旅游村寨农户在现有生计经济模式和各相关经济利益主体博弈行为下的参与及受益状况。

第五，应增加对我国少数民族旅游村寨农户面临的风险因素分析，如自然灾害因素、市场风险因素等方面的风险分析，以减少民族旅游村寨经济发展中的诸多不可避免的因素，增强农户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抗御抗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罗永常. 民族村寨旅游发展问题与对策研究[J] . 贵州民族研究，2003，（2）：102 - 107.

[2]罗永常. 试论民族村寨旅游的特征与开发原则[J]. 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6）：60 - 62.

[3]孙九霞.旅游人类学的社区旅游与社区参与 [M] .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年

[4]罗永常.文化经济背景下的民族村寨旅游开发[J]. 思想战线，2006，（4）：96 - 101.

[5]罗永常.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J]. 旅游学刊，2006，（10）：45 - 48.

[6]罗永常. 关于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开发的几个问题[J]. 贵州社会科学，2006，（3）：47 - 49.

[7]钟洁、陈飙、杨桂华. 中国民族村寨旅游效应研究概述 [J] . 贵州民族研究，2005，（5）：85 - 90.

[8]吴忠军、张瑾. 旅游业发展对山地少数民族村寨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以广西龙脊梯田景区为例[J] . 经济地理，2008，（5）：891 - 896.

[9]唐雪琼、钱俊希、陈岚雪. 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节日的文化适应与重构―――基于哈尼族长街宴演变的分析[J] . 地理研究，2011，（5）：835 - 844.

作者简介：

刘学斌（1993―）男，汉族，河北张家口人，云南民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务。

张朋（1992―）男，汉族，山东青岛人，云南民族大学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当代政府治理。

杨悦莹，（1992-）女，汉族，湖南湘潭人，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研究生。

陈包（1991-），男，土家族，贵州沿河人，云南民族大学旅游管理研究生，主研究方向：旅游管理。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经济全球化为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校应加强和改进政治理论教育这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渠道，通过社会实践来提升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努力实现民族精神的文化涵育，不断优化教育环境以发挥其对民族精神的熏陶感染作用。

经济全球化为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了机遇，它促使我们用更宽阔的眼界去思考问题，有利于培育学生的开放心态和全球整体观念，也有利于我们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来培育新时代的民族精神。但经济全球化也给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来了严峻挑战。经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民族国家间经济差距日益扩大，并将产生由经济认同带来的民族认同问题，使部分大学生对本民族认同弱化；经济全球化扩大了世界的开放性，也使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面临着如何从封闭走向开放、正确处理全球化与民族化关系的难题；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信息网络化使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社会意识形态处于被动的守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科技甚至军事优势，大肆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高等院校是他们渗透的重点，对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的大学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此外，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教育国际化，这既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促进教育观念和实践的更新，但也可能导致“教育帝国主义”，从而使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被扭曲。针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高校应当通过主渠道改进、实践提升、文化涵育和环境熏陶等改革措施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一、主渠道改进

政治理论教育是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渠道，它不仅承担着对大学生进行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教育的任务，同时也担负着引导大学生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优良革命传统，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主意识的任务，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其非自觉性使我们必须以学校教育特别是政治理论教育为主渠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西方的各种思潮涌入国内，而其中诸如“非意识形态论”、“趋同论”、“政治归结为经济论”、“民族国家消亡论”等对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影响了教育效果。这就要求高校根据经济全球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挑战，从目标强化、内容优化以及方法手段改进等方面改革政治理论教育，发挥其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主渠道的作用。

首先，高校要突出政治理论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目标。政治理论教育是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渠道，但在以往的政治理论教育中，存在着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忽视或简单当作其中一部分的现象，加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强势渗透的影响，使得其主渠道的作用没得到很好发挥。因而，高校必须突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中心，围绕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进行政治理论教育。

其次，高校要努力实现政治理论教育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内容优化。在政治理论教育中，高校要充分发掘其中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资源，密切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把政治理论教育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主渠道的作用。在《思想道德修养》教学中，针对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比较注重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国家、集体观念淡薄，民族整体意识和民族价值观淡漠等现象，加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民族国家利益观等教育，发挥道德观念的舆论规范作用，促进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在《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教学中，结合近现代中华民族谋求民族独立、逐步实现现代化的历程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国内形势，开展以爱国、理想、成才、创业、奉献为主题的教育，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紧迫感，培养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此外在《思想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等课程教学中也应当突出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再次，高校还应积极改进政治理论教育方法。高校要克服以往满堂灌的单向、封闭教育方式，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巨大成就进行教育，使受教育者提高认识，增进民族认同；运用专题研究的方式，师生开展交流和探索，实现理论教育的双向互动，激发学生的积极性；通过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的对比教育，使学生更好地认识、认同中华民族，在经济全球化复杂的背景下认清当代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种种谬论，揭露其在民族问题上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此外，还可运用目标激励、竞争激励等方法调动广大学生发奋学习的热情，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最后，高校还要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教育手段的科技含量。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现代教育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政治理论教育也必须适应教育信息化趋势，提高教育手段的科技含量。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媒体轰炸，高校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的广泛覆盖、多媒体技术的使用以及教育情报检索和数据库的建立等措施发挥现代媒体的优势，发挥它们在宣传主流文化价值观念、开展民族文化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先进伦理道德和法制思想教育等方面的作用。

二、实践提升

民族精神是在人们长期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为实践活动服务的。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重在实践。通过加强和改进社会实践，有利于避免以往教育过程的单一方法和抽象说教，也有助于大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具体生动的实物和事迹，使其在多样的实践活动中，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接触、了解社会与自然，培养集体主义、团结协作精神，并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特长和技能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的价值，提升民族精神。

当前，高校在加强民族精神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在探索通过社会实践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但仍存在如思想上不够重视实践、理论教学与实践环节脱节、社会实践形式单一甚至形式化以及大学生参与热情不高等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从提高认识、拓展实践范围和内涵、精心组织实施、认真总结提高等方面加强和改进社会实践，发挥其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高校要提高对社会实践意义的认识。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成才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也是升华大学生民族精神的途径。同志在北大百年庆典的讲话中就强调青年学生要“坚持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因此，高校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将社会实践视为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并从组织领导、经费落实等方面予以强有力的保证。

其次，高校应不断拓展和丰富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当前大学生中出现的许多思想困惑，与他们的自我封闭、远离社会从而导致在全球化复杂环境中产生迷茫密切相关。因此，加强大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必须突破原来简单地将实践理解为参观、实习和暑期“三下乡”的狭窄范围，努力扩大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如暑期“三下乡”、学生的课程实习、演讲比赛、开展专题系列活动、社会调查与考察、生产劳动、青年志愿者活动、勤工俭学等等。同时，还要不断深化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涵，引导学生在调查情况、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培养学生投身建设、服务社会的思想观念，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和壮阔场面、动人情景，使学生在经济全球化的复杂国内外形势下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并将这种感性体验上升为理性认识，提升大学生的精神境界。

再次，高校要精心组织实施，善于总结，注重实效。高校要根据需要建立社会实践活动的领导机构和实施机构，建立相关的工作制度，确立科学的社会实践设计原则，依据大学生成长规律精心设计好社会实践活动；要认真做好社会实践前的准备工作，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努力提高社会实践活动的实效性，在实践中弘扬、培育和提升大学生民族精神。如在生产劳动实践过程中，通过生产劳动、公益活动等形式帮助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培养热爱劳动、尊重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品质，继承和发扬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等民族精神；在青年志愿者活动中，引导大学生运用知识、技能、体力等为社会提供帮助、解决困难，加深对民族精神中乐于助人、奉献精神的理解和发扬，在社会服务中提高本领和信心；在社会考察中，积极组织或引导大学生考察祖国瑰丽的大好河山、丰富的文化艺术、革命先烈的艰辛奋斗历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深化对中华民族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增进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在实践中深刻揭露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所宣扬的种种谬论，激发他们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热情。此外，还要建立社会实践评估体系，依据评估标准，认真做好社会实践的总结工作，不断提高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实效性。

三、文化涵育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文化对民族精神培育有着深厚的涵养与培育作用。早在论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指出，这种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是为“提高民族自尊心”服务的。同志也指出：“一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相伴随。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我们的文艺，在保持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民族特色，在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抵制殖民文化侵蚀方面，在以自己的优秀成果丰富人类文明方面，应当作出更大成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思潮也在世界范围内相互激荡，对于大学生解放思想、开拓视野有着积极的作用，但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通过文化来涵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在国外，美国、英国、法国都力图从弘扬民族文化中培育民族精神，而韩国、日本等国家也非常重视民族精神的文化滋润。因此，高校应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以文艺精品感染学生，以外国文明的科学成分发展学生，以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充实学生，以自然科学的有效资源教育学生。

第一，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学生。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高校要充分发挥先进文化建设主阵地的作用，用先进文化引导和教育学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极力推行自己标榜的所谓全球性文化，使大学生价值观念等产生困惑。因此，高校尤其要注重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构筑大学生的精神支柱，以科学的理论来武装学生，引导他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抵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渗透。

第二，要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针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多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部分大学生盲目热衷大众消费文化、漠视传统文化的现象，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高校应通过开设《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中国艺术》等课程，邀请校内外专家开设人文讲座，开展系列经典研读活动等方式让学生感受博大精深的文化、悠久的历史、璀璨的艺术和深邃的思想，以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学生。其中，尤其要重视中国历史的教育。邓小平说：“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一，“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要用生动感人的历史事实和民族英雄的榜样事例来感染大学生，增强他们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第三，要以文艺精品感染学生。“发展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哲学社会科学等文化事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对于提高民族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多出精品为大学生提供健康向上的精神食粮，以优秀的作品来感染学生，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素质人才服务。

第四，要以外国文明的科学成分发展学生。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我们只有善于吸收外国的先进文明，才能真正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因此，高校要通过开设西方文化、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相关课程，介绍西方文化的基本知识，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西方文化，并借鉴、吸收其中科学合理的成分，引导他们“以放眼全球的宽广视野，以赶超先进的雄心壮志，以中华民族自尊自强的豪迈气概，昂首阔步地走向世界”。

第五，要以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充实学生。高校要以文化艺术节、科技文化节、大型文艺晚会、演讲会、读书会、论坛、研讨会、讲座、竞赛、展览等形式，举办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寓教于乐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氛围，让学生在参与活动中增长知识才干，培养良好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情操，从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第六，要以自然科学的有效资源教育学生。不仅人文社会科学而且自然科学中也蕴涵着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人伦传统和浓厚人文思想、人文精神的民族，但科学精神和理性传统却相对缺乏。因此。高校要通过开设《科学技术文化概论》、《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发展史》、《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当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等课程，运用自然科学家的优秀品质和自然科学中蕴涵的严谨、实事求是精神来培育大学生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精神。

四、环境熏陶

环境对人的发展和思想道德面貌有着重要影响，而人也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环境，改变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要靠社会力量的教育引导，也要靠环境的熏陶感染。在美国，政府不惜大量投资进行社会政治教育环境和场所的建设，这些场所集中地体现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天天宣扬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是美国向国民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基地和生动教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高等教育的持续扩招，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得往日宁静的象牙塔变得喧嚣热闹起来，教育环境变得日益复杂，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教育环境的变化，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遇到了挑战。因此，优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环境，发挥其熏陶感染作用，成为高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基础性工作。

一方面，要加强宣传舆论引导，“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媒体宣传战造成的学生思想困惑，高校要通过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最迅速、最广泛地宣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的成就，讴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感人事迹，激发广大学生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其中，尤其要注意网络环境的建设与管理。经济全球化是在因特网的推动下迅速发展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侵蚀，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高校要针对网络思想教育薄弱的状况，建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相关网站、网页，以丰富的内容和引人人胜的形式使代表人类先进科技、文化和思想的信息在互联网上占据主流地位；运用现代科学管理手段和合理政策，对网络文化和网络信息加以调控、选择，抵制西方殖民文化的侵袭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此外，还要对大学生的上网行为加以引导，增强自身控制力，使其能正确运用网络工具，科学判断网络信息，识破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垃圾文化贩卖的险恶用心，防止走入他们设下的陷阱。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 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04X（2012）10—004—06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也得到了较好发展，但作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因子之——高考升学的经济效益却没有得到应有重视。本文拟从成本收益的角度分析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的经济效益，以及对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经济效益的举措进行初步探析。

一、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经济效益研究的认知背景

从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研究的大量文献来看，学界已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较低达成共识，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有许多看法，但目前，还没有人把高考升学的经济效益作为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因子进行研究。本文研究的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不单单指针对少数民族生源的高考及其录取本身，而是指包括少数民族地区教育资源配置、高考录取以及就业等在内的广义上的高考升学。

（一）认知背景

目前，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五种观点[1]：第一，地理劣势论，认为区位劣势是制约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第二，历史依赖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的根源在于起点低；第三，政策滞后论，认为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照顾不够是致其落后的主要因素；第四，制度缺陷论，认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是由于市场经济化程度低造成的；第五，经济社会资源匮乏论，认为金融体系落后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的主因。以上五种观点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特定政策的出台。

（二）当前做法

高考升学经济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要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保持较好的发展势头，就有必要提高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的经济效益。但实证分析表明，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教育不仅不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反而从某种程度影响了其经济的腾飞[2]，高考升学作为教育的核心环节，自然责无旁贷。当前，在通过提高高考升学经济效益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各地主要采取高考加分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少数民族考生在某种程度上也得到了一些优惠。以吉林省为例，借助高考加分政策，2008年和2009年，该省少数民族考生录取数分别为20188人和21434人，占全省总数的14.4%

和14.2%，超过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9.15%的比例。少数民族考生录取比例分别为74%和82.3%，高于全省70%和78.4%的录取比例[3]。但提高高考升学经济效益的途径和目标并不是高考加分，高考加分充其量只能是手段之一，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成为时代呼声的背景下，高考加分显然远远不够。

（三）他山之石

有西方教育学者认为，教育升学与经济的关系并不是教育永恒和稳定地促进经济发展。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教育升学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发挥何种程度的促进作用，甚至能否发挥促进作用，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2]。新西兰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在新西兰受教育程度越高，个人收入越丰厚。目前全新西兰平均周薪税前为660纽元。若没有正式中学学历，93.3%的人年薪少于4万，只有6.7%的人会有机会年薪超越4万。与此相比，若具有学士后或硕士学历者，便只有51.4%的人年薪少于4万。而高达48.6%的人年薪超过4万。通常，教育升学收益通过劳动力市场生产率的提升而得到体现，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教育升学收益既包括对生产力的影响，如促进技术进步，也包括对非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如人口增长率、健康水平、民主化、政治稳定、人权、环境、贫困和不公、犯罪和以及强迫劳动等。虽然后者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但显而易见对经济的长期增长十分有利[4]。西方教育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表明，为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后劲，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研究高考升学的经济效益已经迫在眉睫。

二、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的成本收益分析

结合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经济效益研究的认知背景，本文首先从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的成本收益方面着手分析，研究分微观的家庭和宏观的社会两个层面，并推导出成本与收益函数。

（一）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的成本与收益概念

1.成本概念

教育成本是指社会、个人（家庭）在教育期间所支付的直接和间接的活劳动以及物化劳动的总和。通俗地讲，教育成本是培养学生期间由社会和受教育者个人或家庭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全部费用。因此，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成本分为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其中家庭成本很容易理解，即家庭因子女高考升学而产生的后续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则指政府和社会因此而投入的费用，如政府的教育科研投入、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工作者的工资、办公经费等。

2.收益概念

教育收益是指社会、个人因教育投资而获得的报酬。因此少数民族地区高考升学的收益可分为个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个人收益主要指通过教育个人收入得到较大提高，物质生活因此而改善，精神生活因此而丰富等，而社会收益则是指人力资本得以形成、国民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和犯罪率因此降低的社会状况等等。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 地区经济 民族特色经济 发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位于中国西北边疆，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地区）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演变，多年来,该区经济研究关注的焦点均是“发展”问题，即如何加快经济发展的“发展”这个“硬道理”，似乎理所当然地也应当是该区经济问题中的“硬道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后，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问题更成为了人们所关注的重中之重。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有人提出: 世界经济一体化、国际化是一个大趋势，新疆地区经济只能顺应潮流，才能缩小差距，加快发展，否则，永远封闭，永远落后。这种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落后就要挨打，落后的民族就有可能会消亡，这个全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道理从根本上说也是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

民族经济问题并非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发展问题，该区经济的发展也不是民族本身的发展在经济上的必然表现。与该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同样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如何处理好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民族经济”和“地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学科的角度来看,前者是从民族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后者则是从地区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但是从经济发展本身看、民族经济发展和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承的。

民族经济学就其研究范围来说，可以划分为广义和狭义的两个方面：从广义上来说，它可以根据研究的需要研究世界上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经济问题。从狭义上来说，它是研究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我国则是研究除汉族以外的各个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民族经济问题，实际上就是两个问题：民族的经济问题和民族地区的经济问题。狭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就是研究由民族内生属性所定义的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民族的行为、习惯、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作用，以及相应所呈现的规律、结构变迁的条件和状态等；广义层面的民族经济研究是就整个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的特殊性，满足的行为狭义层面的进一步扩展，民族的经济生活特殊性，民族的行为、习惯、规则在经济生活中的表现、作用，以及相应所呈现的规律、结构变迁的条件和状态等问题，当然也包括民族自身的问题展开研究，简言之，广义层面的民族经济问题被研究的核心是，除汉族以外的所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阶级问题。

民族特色经济中的“经济”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这种强调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由民族内生属性所定义的”民族的经济问题本身，并不存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或“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论断所指的发展问题，而只有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才存在着人们通常所说的发展问题。一个民族是否存在,并非仅仅指具有这个民族血统的人或人群是否存在，如果具有这个民族血统的人或人群仍然存在，但具有该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语言、艺术、宗教、心理等均已失传，我们还能说这个民族依然存在吗？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已经被认为消亡的民族，具有这些民族血统的人至今仍然存在。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不存在了，这一民族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表现，即作为我们研究对象的真正意义上的该民族的经济问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存在了。

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问题与新疆地区的经济问题虽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一个具体的民族必然存在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地区，因而具有某一民族特色的经济也就必然与这一民族居住地区的经济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民族经济学作为民族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其在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上的研究重点则应当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否则，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只不过是民族学问题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或经济学问题在民族地区的表现。

经济学意义上的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呢？或者说，只要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是否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呢？发展是民族繁荣必由之路，而民族繁荣则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终目标。这里所说的“发展”是指经济学意义上的发展，“民族繁荣”则是指民族学意义上的发展，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发展即民族繁荣的一种表现。

然而，不仅在理论上而且也在实践中，人们往往误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我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必然存在着正相关关系。长期以来，当我们谈及某个民族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尤其是民族经济的发展时，往往以该民族地区内国家兴建了多少工矿企业从而使该地区的工农业产值、劳动生产率、人均国民收入和地方财政收支等有哪些巨大的增长来举例说明问题。不能说这种论证没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资源，兴建矿山、农场、林场、电站对当地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民族自身的发展和该地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毕竟不是同步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冲击下，如果单纯地强调以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为标志的新疆地区经济的发展，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发展之间还很可能出现负相关关系，即该区的经济发展起来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及其在经济生活方面的表现反而衰退或消亡了。出现这种负相关关系的可能性就更大。

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民族“族籍迷失现象”呢？其关键在于:现代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都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前工业化社会时期逐渐形成的；这些民族特征的形成,都与当时相对封闭的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是密切相关的。而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因而其本身具有一种对特殊民族文化传统生存环境的破坏作用。在这种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对外交往的增长，具有本民族特征的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从而有可能逐渐丧失其自身的特色。是因为市场商潮对不久前尚处于原始村社的简朴的人们来说，具有一种无穷的魅力。市场商潮涌入的众多前所未有的商品既可影响人们的物质生活，更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而其中对社会影响最大者首推电视，它天天向人们展示的音乐、歌舞、戏剧、服饰、建筑、科教等现代世界斑斓多彩的信息，为青少年所模仿,所追求，这原是很自然的事，即使中老年的传统价值观也在为此而潜移默化。

经济学意义上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是否必然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呢?当然也不是。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推动下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本身是非民族化的或国际化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只不过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发展趋势，从逻辑上讲，这种发展趋势的最终结果就是全球经济一体化。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最终实现以后的民族消亡问题,对于我们来说还不是一个值得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因为，第一，人们通常所说的民族最终消亡,是指全世界各个民族的同时消亡，即整个人类社会中民族差别的消失，形成了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人类整体，而不是指在这一最终结果到来之前某一个具体的民族的消亡。第二，按照所说的“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的顺序，作为一个整体概念的民族的消亡发生在国家消亡之后，目前就全世界而言还远远不是一个现实性问题。第三，我国现在还处于一个工业化和经济市场化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我们来说更谈不上什么国内民族消亡的问题。

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可以促进具有当地民族特色的经济的发展，在一些民族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当地民族民间工艺品，以及民族歌舞、美术等的发展，从而也使当地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这一切充分说明尽管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是，这一状况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因为民族地区本身所具有优秀而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进程中，虽然经济学意义上的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并非必然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但从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看，如果只能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经济学意义上的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之间负相关关系恐怕就是不可避免的。从世界范围看，导致一些民族特别是弱小民族消亡的原因,除了当年殖民主义者对土著民族的屠杀、驱赶和对其生存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一些国家自己对内实行错误的民族政策外，就是在国内经济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政府在少数民族的存亡问题上有意或无意地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要防止或改变这一状况的出现和发展,则必须依靠政府这一只“看得见的手”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经济市场化的大趋势下，保护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传统，促进少数民族特色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何叔涛:论民族问题与经济发展――兼评《民族经济学》[J].民族研究,1995(5)

[2]杜玉亭:发展与各民族共同繁荣论略[J].民族研究,1997(2)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8

独特的办学性质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集中体现，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创建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创办民族院校，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的一项前所未有的伟大创举。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把创建民族院校放在帮助少数民族发展和建设、解决民族问题、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度考虑，先后成立了13所民族院校，累计培养出了30余万毕业生，占全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的21％，使许多少数民族从此有了本民族的第一个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民族院校成为了少数民族高级专门人才的摇篮。特殊的贡献和作用使民族院校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影响已超越了高校的一般功能，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影响。从实际效果看，民族院校已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有效载体，通过民族院校的培养使广大少数民族更直接地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民族政策的温暖，在少数民族心中产生了巨大的亲和力和积极的心理影响，成为维系少数民族与党和国家的感情纽带，增强了多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创建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对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先进科学的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是实践成功的保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功处理好中国的民族问题，就在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地制定出了一系列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并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维护了国家稳定和统一，实现了各民族的共同发展、进步和繁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存在着一些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民族关系的和谐，需要民族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未雨绸缪，在认真总结构建和谐民族关系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基础上，加强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政策和措施的跟踪调查，对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开展前瞻性的理论探索和研究，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

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和创新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它包含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体多元”文化，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纽带。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着各民族文化的和谐建设与发展。对于各民族文化既需要挖掘、保护、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同时也需要不断地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赋予新的内涵、诠释和表现形式。民族院校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共存、交流、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各显异彩的“百花园”，相关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在发掘、传承、弘扬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对各民族文化进行着新的整合和创新，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又促进了“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的交流、交融和和谐发展，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创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着强劲的精神动力。

多民族的学生构成增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营造了良好的情感氛围

民族关系是在民族交往中形成的具有民族性的社会关系，和谐的民族关系以平等为基础、以相互尊重和友好交往为前提，彼此间需要交流和了解、消除误解和偏见。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活动区域在不断扩大、流动性在增强，各民族成员间交往在增多，因对彼此的文化和风俗缺乏了解或尊重不够，有时就可能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民族政策、民族常识的普及教育显得非常重要。民族院校是一个多民族的校园，学校在对学生实施专业教育的同时，还开设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使各族学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56个民族血浓于水的兄弟情结，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国家观，增强了他们维护民族团结、抵制和反对分裂的自觉性。另外，各族青年朝夕相处在一起共同生活和学习，在交往中使他们对兄弟民族不同文化和风俗习惯、有了更深的了解，消除了不应有的误解或偏见，在沟通和相互帮助中增进了各民族青年的友谊，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营造出良好的情感氛围。

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服务为构建和谐民族关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