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社会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14 03:02:13
环境社会学论文篇1
关键词生态文明；框架；演化；环境社会系统
中图分类号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90-06doi：12.3969/j.issn.1002-2104.2013.06.013
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矛盾推动着人类文明演化，三种生产和四种关系则是环境社会系统学分析问题理论框架，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环境社会系统学发展会带来新启示。
1从“物质流”到“意识流”——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
1.1环境社会系统中的四种基本关系
三种生产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并着重描述了系统间的物质流（包含能量流）。但是，是什么影响了三种生产中的物质流动呢？或者说，其“意识流”根源是什么呢？
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研究认为[1-2]，文明的演化有两大驱动力，一个是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人类发展活动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意义的、第一位的关系，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基线。
进一步的研究[3-4]发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明演化中存在分化的现象，因而依此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分解成两种关系——“人与物的关系”和“人与天的关系”。前者是从分析性的角度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处理人与自然物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等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主客恶性二分的机械唯物论[5]。后者是从整体论的角度，把人与自然当作一个有机整体，以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知识与观念等的总和；其哲学基础的典型代表是中国古代的主客交融的天人合一观。
这三种关系都离不开人。而“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6]。个体在物质条件、文化、制度、法律、规则等的影响与制约下如何发展，则与个体的需要有关。我们称之为人与自身的关系。同时，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组织）、乃至整个社会也有自身的目标、福祉及其实现目标、福祉的基础与制约条件；我们也将其纳入人与自身的关系的范畴。
甘晖等[4]通过定义基本关系、穷举法论证了上述的四种关系是环境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即，其他的关系都可以通过这四种关系衍生而出；在环境社会系统中，四种关系是完备的。
1.2物质流（含能量流）与“意识流”（含信息流）相互作用
1.2.1“意识流”的科学内涵
上述四种关系都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物质性的相
①本小节的标题主要来自张象枢教授的修改意见。
互影响与制约作用，另一方面是意识及其能动作用。后者的总和就构成了影响三种生产论中物质流动的“意识流”。
为什么说是“意识流”呢？因为这几种关系互相影响和变化，并且影响了三种生产中物质的流动。比如，在中国古代，把人与自然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人与天的关系”渗透到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影响了其他三种关系。如古代帝王的陵寝的风水，也就是好的周边环境，被认为联系着帝王身后的幸福以及后代的运气，这种对“人与天的关系”的认识，先是成为帝王“人与自身关系”中自我实现的重要组成，进而通过人与人的关系，使得环境生产、人的生产子系统中的大量人力和物质流向物资生产子系统用于寻址、建设，改变了三个子系统的状态和其间的物质流动。
“意识流”主要包括人的价值取向、社会的激励结构，人类对环境社会系统的动态认识和管理所得的各类知识与信息等。可见，“意识流”中包含“信息流”。
夏成等：迈向生态文明时代的理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述评（下）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2.2物质流和“意识流”的相互作用
前者是基础，后者对前者的合理的认识与能动作用可以促进环境社会系统的健康运行，反之亦然。尤其是，在自然对人类的约束与制约作用十分强大的情况下，人对环境社会系统的认识与能动作用对增进人类的福祉就显得愈发重要！
1.2.3自组织和他组织的协同是实现环境社会系统又好又快转型的关键①
从整个环境社会系统的视角看，人类适应由于人类行为而变化了的自然的过程是个自组织过程。由于存在信息、知识、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区域的人群在适应变化了的自然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受到其他区域的人群对自然的认识的影响甚至指令，从而表现出他组织的特征。
环境社会系统中的行为后果存在时滞、意外等情况。我国仍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期，他组织仍然会起相当大的作用。因此，需要运用可持续发展框架，综合全面地分析环境社会系统的历史、状态，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预见其变化趋势，提出可供选择的多种政策集合，努力协调他组织和自组织的关系。
1.3三种生产、四种关系构成了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一个框架
三种生产脱胎于恩格斯的两种生产论，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四种关系是三种生产三个子系统中或之间的完备的基本关系。将四种关系和三种生产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如图1所示。Ostrom[7]于2011年认为，确定系统中的元素及其元素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研究系统、构建框架的基础工作。三种生产把世界系统划分为三个子系统，而四种关系是世界系统中的基本关系，因
而三种生产四种关系形成了一个框架。该框架的四种关系从哲学层面开始阐述，把
人与自然关系分解成理想型的两个方面，具有可以宏观地解释东西方文明差异等优
点。当然，目前的研究还处于在比较宏观的层面，有待进一步细化和深化。
2人类文明的演化
2.1人类文明的形态与基本特性[8]
从演化的阶段看，可以将文明分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我们现在为之努力的生态文明（又称环境文明）。从每个文明时代的内容来看，其又可以分为多个侧面，比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狭义的环境文明等。广义的环境文明是指文明演化进程中的环境文明时代，狭义的环境文明则是一定时期整个文明的一个剖面。
人们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现实的与期望的生存方式，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文明形态。文明和人类的生存方式是一种“表”和“里”的关系，人类的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文明也就显示出新的形态。
文明的形态深刻地体现出价值取向。不同的社会、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同一社会的不同人群，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一个社会的文明形态将深刻地体现出这个
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由于人类的生存方式体现在社会的
①叶文虎：《可持续发展思想、理论、方法的再思考——迎接环境文明时代的到来》，199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作的演讲。参见：
生产方式、人的生活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中，其中人群的组织方式以其制度体系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社会的制度体系集中地表现出了这个社会的文明形态。
2.2决定人类文明演化的两大基本矛盾
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对应着两大基本矛盾。一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对自然环境越来越多、甚至趋于无限的物质索取要求和自然环境供给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二是人类社会内部，人们对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不懈追求和现实的社会制度与运行机制满足这一追求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两对‘无限和有限’的基本矛盾，联合在一起，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8]。
当一个文明时代的“秩序”无法避免两大基本矛盾的激化时，就意味着它即将被新的文明所取代。基本矛盾的不可避免的激化就是人类文明即将发生“质变”或“转折”的信号[3]。
2.3从两大基本矛盾和三种生产论看人类文明演化①
在人类社会发展早期，人类受制于大自然，物资生产还没有从人口生产中独立出来，只是人口生产的一部分；人口数量增长缓慢。进入中期以后，物资生产的能力有所提高，于是逐渐从人口生产中分离出来。但这时它的能力还不太强，还只能依附于人口生产。到了近代，物资生产能力极大提高，规模不断扩大，从而成为环境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独立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提高，部分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之后，人口急剧膨胀，生产力迅猛发展，人类对自然的统摄力量和作用越来越大，从而加剧了人与自然这个大系统的失衡，进而危及人类的幸福生存和发展。三种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这种演变过程，深刻地表现在人类社会发展与文明演变的轨迹中[10-11]。
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在采集狩猎时代和农业文明时代，人类对自然的索取水平较低，基本上完全受制于自然界。崇拜自然、敬畏自然、依赖自然是社会的主导观念。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的主导观念异化为对抗自然并试图征服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张。就人与人的关系来说，采集狩猎时代以后，简单的公平逐渐被破坏，私有制产生，出现了阶级。工业文明以来，现行国际秩序推动南北矛盾日益突出[11]。
在环境文明时代，人类必须改变发展观，通过减缓影响、加强保育及其它预防措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公平，实现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与人类对自然的反馈相平衡[12-13]。
在工业文明时代，两大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环境危机和社会公正危机。工业文明社会自身无法克服两大危机[13]。环境文明时代取代工业文明时代是历史的必然[8]。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融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人类之间的合作是协调人类行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矛盾的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通过调控人类自身行为和社会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来寻求两大关系的和谐[12]”。
2.4文明演化中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演化
人类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共同演化的。两者之间的张力可能是巨大的。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与行为之间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错位和冲突。在这种冲突中，秩序逐渐变迁。当秩序发生质变时，就意味着人类文明发生了转折[9]。
2.4.1经济主导要素与财富观的演化[14]
文明演化中，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是不断变化的，叶文虎等运用图2进行了明确揭示[9]。财富观的演化和经济主导要素的演化是基本一致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主流价值观都是“自然属于人类”。为了创造和拥有更多的“财富”，人类将自然视为供人类驱使的物质，一直通过“索取利用弃置”方式与自然环境发生关系，直到
图2不同文明时代或阶段中主导因素
演替示意图[9]
Fig.2Main driv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pivilizations
or and its periods[9]
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全球性问题，人们才开始反思环境的价值和自己的财富观[12]。与财富观如影随形的发展观也随着时代而变迁。
原始文明时代主要在敬畏天地、祖先、鬼神和顺应自然的前提下，依靠自身的体
力、体能直接作用于自然以求生存和温饱。农业文明时代主要是依托群体，发明和
使用工具作用于土地（水面、草场等）来追求财富。而工业文明时代则奉经济利益
至上，崇尚技术、资本和社会精英，通过规模化和制度化积聚的能量，“征服和主宰”
自然，追求财富的最大化[9]。
2.4.2资源观、自然观的演化方向及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应对思路的演化
环境文明时代的自然观将演化为：“提倡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协同演化，也就是说人类应尊重“自然”的生存发展权，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应与对自然的“给予”保持一种动态平衡[13]”。
环境文明时代的资源观将演化为[13]：“整个环境都是资源，即环境中可直接进入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要素是资源，而不能直接进入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要素也是资源，并且这些要素的结构方式及其表现于外部的状态，还是资源，因为它们都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需要”。
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应对思路也在演化。人类的环境管理思路在经历了末端治理、以经济手段为主的两个阶段之后，最终发现环境问题实际是个社会问题，人类不得不转而向“管理”寻求出路——本质上就是改变自身的生存方式以及相应的基本观念[15]。
对环境问题本质上是个社会问题的认识预示着新的文明时代的带来。“环境革命”将使人类进入“环境文明时代”。所以，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首先不是技术层次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15，17]。
2.5环境文明取代工业文明时代是历史的必然
在工业文明时代，决定文明演化的两大基本矛盾激化，导致了环境危机和社
会公正危机。工业文明社会自身无法克服两大危机[13]。
其原因主要有：第一，支撑工业文明的理念和理论，只考虑了人口生产和物资
生产两个子系统的存在，忽视环境生产子系统的基础性地位。第二，围绕上述理念
和理论，工业文明社会构建出了一整套完备的制度体系，保证了工业文明理念的推
行和实现，也创造了空前的、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虽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
在这种框架下去寻找解决危机的出路，无异于缘木求鱼。第三，当前发达国家的科
技发达、生活水平较高、自然环境比较好，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些国家的发展模式可
以推广到所有国家。但遗憾的是，在工业文明理念主导下所形成的种种支配人们行
为的发展理论和模式都是使人类社会要么是以破坏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么是以损
害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的。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只会加剧人与自然的
矛盾、人与人的矛盾，不可能使两大危机得到根本解决[8]。
要根本上克服上述危机，必须从工业文明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真改变目前的
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人群组织方式，创立新的理论和方法，变迁到新的制度体系
和运行机制，放弃许多既得利益等，以实现天人相和[8]。
3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及实证研究
3.1中国发展新模式的探索与创建
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作三大阶段[9]，在第三个追赶阶段过程中，中国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两大危机集中爆发的代价。”“我们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如何破解‘走生态文明路，补工业文明课’的难题。这是创建中国发展新模式的关键问题。
近三十年来，我国从观念层次和行动层次上对破解这一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当前，居社会发展主导地位的我国政府正在党的十精神的统领下，努力把建设生态文明的思路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建设的全过程。
建立新的发展模式要避免奉库兹涅茨曲线为圭臬。作为人均环境容量比较小的后发国家，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减轻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不利影响，特别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完善环境法制建设，较早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18-19]
分析表明，1949年以来，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我国居主导地位的发展要素大致表现为“从以劳力为主导向以资本（自然资源、人造资本、资金）为主导，再向以知识（科技、信息、管理）为主导”的特征。预计未来的发展要素将演变为以“环境质量为主导”[19]。因此，必须以生态化为核心来整合资源、资本和技术。
3.2实证研究
运用环境社会系统相关理论观点，目前研究了“三农”问题[20-23]和西部大开发[21，24-25]战略，并以江门市为例，回答了一个区域该如何化解“三大供需矛盾”，消除“两大危机”，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问题[26]。
4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发展方向
综上所述，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和基于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已具雏形，丰富并发展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学派。
关于理论体系，可以沿以下几个方向完善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第一，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两种生产理论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论述两种生产和三种生产之间的关系，夯实三种生产四种关系框架的理论基础。第二，建立基于四种关系的理性假设[27]。环境社会系统是多目标的，对人的要求也是多维度的，而传统学科的经济人、政治人等往往都是单维度、单目标的，无法满足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理性假设，作为环境社会系统发展学的基石之一，也可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个体理性的基础。第三，本文中的演化研究侧重三种生产和两种关系的视角，可以将其进一步拓展到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视角[27]。第四，借鉴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框架研究的进展，深入比较三种生产四种关系的框架和其他框架的异同，细化框架，扩展其适用领域。
关于实践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向探讨解决环境社会系统发展中的现实问题：第一，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提出宏观政策建议，系统地论述实现生态文明要完成的工作等[27]。第二，开展更多的案例研究，如区域（流域）问题、规划、模型、多样性、演化研究等。
致谢：感谢北京大学叶文虎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涂又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张象枢教授、北京大学栾胜基教授、四川大学邓玲教授在本文修改过程中提出的大量宝贵意见。感谢北京大学王奇老师、北京林业大学邓文碧老师、华中科技大学雷洪德老师、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陈鹏博士、北京科技大学宋波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昌敦虎老师、北京林业大学王会老师提出的宝贵意见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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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生态社会；生态文明
自从1978美国社会学家卡顿（W.R.J.Cot-ton）和邓拉普（R.E.Dunlap）发表《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以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雄心勃勃”、80年代的“歧路彷徨”和90年代的“柳暗花明”①，学科范式渐趋成熟，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迁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以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贝尔（MichaelM.Bell）和洛卡•阿什伍德（LokaL.Ashwood）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②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为线索，对环境社会学的基元观念、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作一检视，并就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进行简单讨论。
一、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的基元思想
“生态对话”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全书的开篇，贝尔和阿什伍德即表明，生态对话是社会与环境之间持续的、没有终结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在这场对话中，其中一个的内在改变会带来另一个的改变。在他们看来，生态对话的提出不仅是基于环境社会学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对话式”与“没有终结”的特征，还表明了环境社会学的行动取向———“我们可能无法在此刻停止环境问题造成的伤害，但确实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改善所有生物的生态状况”①。生态对话的实质是一种整体的环境观，表明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可分离性和持续互动性。在此观照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人类、其他生物、土地、水和空气”，所有这些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大意义上的群体。而环境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群体，分析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支持所有生命的水、土壤、空气，如何共同分享地球这个唯一的共有地，进一步探讨现实的社会与生态冲突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justice）、自然的权利与魅力（rightsandbeautyofnature）则是贯穿生态对话的三个主题。在笔者看来，生态对话和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最大意义上的群体”等观点，拓展了卡顿和邓拉普、洪大用等学者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卡顿和邓拉普认为，“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NEP）主导的传统社会学过于强调人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环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进一步，他们提出了建立“新环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Paradigm，NEP）的设想，新环境范式下关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称为“环境社会学”②。卡顿和邓拉普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关系”研究的思路，在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是施耐伯格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汉尼根的建构主义范式、吉尔贝托•C•加洛潘的系统论范式等都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现了环境—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然而，“环境—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确定过于宏观，停留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经验研究缺乏支持；同时，环境—社会关系的范围也适用于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的包括生态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无法凸显环境社会学的独特性。在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时，洪大用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化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突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维度，也将卡顿和邓拉普确立环境社会学时对传统社会学的“反叛”走向“归一”③。但是，随着“环境”维度的拓宽和越来越多研究分支（如灾害研究、深生态学、激进动物研究、CriticalAn-imalStudies等）的发展，仅仅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稍显褊狭。“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不仅将动物、植物、水、土壤、森林、空气等都看作与人类平等且共享地球共有地的要素，而且把社会学（最初译为“群学”）“群体分析”的理路领到环境研究中，在研究视阈和分析方法上都大大拓宽。同时，这一界定也契合了当前环境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环境社会学立基社会学也包含“走出家门”的雄心得以展现。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区分出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作为讨论生态对话的切入点。物质层面是“消费、经济、技术、发展、人口、身体等如何塑造人类面临的环境现状”，观念层面是“文化、意识、道德观、风险、知识、社会经验等如何影响人类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实践层面是“如何把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中的要素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决环境冲突”①。在生态对话的视阈下，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始终在发生着互动，因此三者并非严格的概念界限，而仅仅是分析上的体现。这样，环境社会学领域中“可能是最为持久的，并且有时是充满恶意”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论争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对学科的发展并无助益，因为环境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实在论和建构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共存的关系。环境社会学必须揭示的最重要真理之一，是“物质、观念和实践三者间的深刻联系”③。因此，对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下各个主题的讨论，也不脱离对这种“深刻联系”的揭示。
二、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
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探讨了生态对话中物质层面上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他们依次分析了消费、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现状之间的关联。在论述中，贝尔和阿什伍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生产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跑步机”（thetreadmillofcon-sumption）④的观点。他们对于技术、科学与环境以及身体与环境的阐述也在学科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总体来看，贝尔和阿什伍德关于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随后的讨论也是以跑步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框架，构成了对环境问题的物质层面研究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环境社会学中，施耐伯格（AllanSchnaiberg）在对环境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跑步机理论，并发展为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主流理论。这一理论聚焦社会结构和制度，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即资本、劳动力和政府构成了“经济增长同盟”，持续追逐利润，使生产的步伐就像在跑步机上一样无法停止，这一过程需要源源不断和持续增长的资源与原材料供给，工业污染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⑤。生产跑步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机制，即经济财富的制造和环境污染的制造。其内在机理是持续不断的投资需求，结果是高投资率的保持和环境成本的不断外部化。贝尔和阿什伍德指出，对生产跑步机最常见的调整方案，一是迫使一些人离开跑步机，将产量降到成本和价格均衡的水平，但这是跑步机上的每个人都反对的；二是做一些竞争性的调整，这在调整之初易获得人们的接受，但常常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生产和被迫退出市场的人寻求创造新的“跑步机”的结果。最终，人们都努力留在跑步机上。但结果却是，富有者们努力将生产跑步机的压力变为使自己更加富有的机会，环境问题则继续为社会普遍忽视。因此，生产跑步机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结果。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跑步机的观点。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所具有的竞争性与攀比性特点，不断加剧环境风险；同时，消费主义的扩张还抹去了物品所具有的社会精神，个体化愈演愈烈。如同瓦奇泰尔（PaulWachtel）所指出的那样：“面对着伴随过去那种安全而其乐融融的群体感消失而来的孤独感和脆弱感，人们寻求追求财产来消解。”①但是，人们愈寻求更多财富来购得这些商品，就愈会不断陷入现代经济中相互竞争的个人主义，也就愈削弱了群体性，从而踏上了消费跑步机———不断增加物质消费量却未能带来任何内心满足感的消费全过程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生产跑步机和消费跑步机也在发生着“对话”，二者形成互为一体的跑步机———生产和消费跑步机，使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互相推动②。但这是一个恶性的对话循环：生产活动创造了不平等，不平等创生了消费跑步机，消费跑步机创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进一步加速生产跑步机，从而使得整个循环不断加快，而可持续性、环境正义、自然的权利和魅力被一再边缘化。技术和科学常被看作是降低跑步机压力的关键。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指出的，技术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中具有重要贡献和潜力③。但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技术不是机械结构而是社会结构。技术的现象学———技术规范将人们封锁在持续的常规行动中，技术的文化———技术被人们无条件地信仰和崇拜，技术的政治———特定技术结构及其社会利益被人们不加批判地强化，极易使人们患上温纳（LangdonWinner）所谓的“技术梦游症”———人们乐意地在重构人类生存条件的过程里梦游。可现实是，一旦付诸实践，技术的齿轮也会嵌入生产和消费的跑步机，变成社会结构来塑造人们的需求和利益。正如这些需求与利益也在塑造着齿轮和跑步机。人类很快便陷入由这些结构所安排的行为规范和文化需求中，掉进技术与经济的双重梦游症中。贝尔和阿什伍德还提出了“身体环境”（invironment）的概念来探讨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凸显人类的身体作为跑步机的环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指出，通过各种大大小小、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跑步机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并引起累积效应，使每个人同经济模式、技术模式、环境污染和环境利益的分配模式联系起来④。因此，身体（进一步，健康）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环境议题。“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不仅是对已有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推动，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方式如何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的发生。这对于如何改革已有的各种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和规避环境风险，具有启迪意义。
三、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平等
观念（Ideal）是生态对话中同环境问题相连的又一重要内容。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追溯了环境统治（environmentaldomination）和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concern）的意识形态根源，然后基于自然和风险作为人类思考和感知环境问题的观念维度，重点探讨了“自然的人类本质”（thehumannatureofnature）和“风险的理性”（thera-tionalityofrisk）。在观念层面的环境问题的讨论中，贝尔和阿什伍德的贡献在于，从环境意识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与人们思考环境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就是说，社会不平等在环境问题上的投射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上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一视阈拓宽了环境正义研究、环境抗争研究、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等论题的分析维度和理论宽度。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环境统治———人类能够并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环境———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有三大思想根据：基督教、个人主义和父权制①。基督教宣扬的崇尚工作、禁欲和理性等思想将改变自然不再视为亵渎神灵的行为，人类开始以开发和征服的态度对待自然。个人主义强调更大范围群体中个人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忽视周围环境的社会行动，人们不断地将自我与身体分离，与地球分离，与生态环境分离。父权制及其衍生的支配逻辑将女性与其生育原型同自然联系在一起并加以贬低，为统治环境、征服女性提供基础。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的环境关心不断提升，环境运动广泛发展，不仅仅在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民主思想与体制的普及，更在于自然道德心（naturalmorality）———人们对超越社会权力、不受利益困扰的纯净领域的共同追求———的回归。自然道德心旨在强调没有偏见的道德观和身份的外在来源。它倡导的朴素、自然客体（人们体验没有社会冲突、社会限制和社会权力的宁静与愉悦）、自然自我（真实自我，而非社会评价的自我）、对物质主义的批判等至今仍是环境思考的试金石②。由此，对“自然究竟是什么”（thehumannatureofnature）的理解，在怎样组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社会上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人类构造着自然，自然也构造着人类。任何一种仅仅将自然作为物质现象或者作为社会构建的观点都是威胁的。风险同样是影响人们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贝尔和阿什伍德认为，风险是嵌入于权力和信任关系中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自信，风险正在最大限度上将理性主义延伸到危险和不确定性中。这样，理性主义逐渐成为掌握理性主义优势的人群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使弱势群体陷入风险的“铁笼”，环境风险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环境统治、环境关心、自然的人类本质和风险的理性等，是从观念上阐释现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的主要角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论题都将环境意识同社会平等联系了起来。环境统治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人们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环境关心中人类对社会公平追求的自然道德心，自然的社会结构观和风险的权力嵌入论，都凸显了社会不平等在人们考虑环境问题的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说，社会不平等及其对社会的挑战，正是环境意识长久成为社会和道德话题的重要因子。在环境社会学中，着重探讨社会平等和环境污染的论题已经成长为“环境正义研究”（EnvironmentalJusticeStudies）的领域，发展迅速。但是，环境正义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对环境污染在各个社会范畴中的高度分布不均的关注，较少涉及观念层面。环境问题的观念层面研究则将环境问题与社会不平等关联起来，深化了人们对于环境正义的理解。环境正义并不仅仅指涉物质层面的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同样有社会不平等引发的意识、观念和道德上的内容。因此，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不仅需要制度、法律等外在力量，也应包括公平基础上的人心、伦理等观念力量的建设，这二者同时也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四、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
实践层面的讨论也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较有特色的部分，突出环境社会学的公共取向和行动取向，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需要穿透学院的高墙，面向民众和公共社会，运用知识积极主动地推动生态系统的改善，造福于人类。在这一方面，贝尔和阿什伍德提出了“动员生态社会”和“管理生态社会”的观点，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动员生态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放在一起（conception）、联结在一起（connection）、一起见证（contestation）。“一起”并非易事，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既是经济威胁也是环境威胁。然而，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公地悲剧其实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悲剧”。而人们的动机和选择不仅仅会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社会传统。而且，情感团结和利益团结会不断相互塑造并相互维持，形成社会团结的对话（dialogueofsolidarities）①。加上作为对话条件的“政治机会结构”，草根环境行动者已在路上。应当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情感团结与利益团结可能会发生博弈，出现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但是，贝尔和阿什伍德的探讨指出了动员生态社会的“理想型”。在管理生态社会中，贝尔和阿什伍德强调参与式管理和重构日常生活的重要。参与式管理能够促进实践绩效和民主化，使当地人与科学家、当地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对话开展起来。重构日常生活可防止参与式管理的过度程式化及精英阶层对参与式管理的利用，避免出现“过家家式参与”。重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减量化、生态工业和智慧增长等。二者共同推动管理生态社会的目标———真实环境主义———的出现②。真实环境主义是环境友好行为变得简单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人类不是因为有意识做到环境友好才会选择，而是这样选择会最省钱、最舒适，因为发展到最后，环境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必须尊重的现实。
五、结语
通过生态对话以及环境问题的物质、观念和实践等层面的探讨，贝尔和阿什伍德富有激情地将我们带进了环境社会学的场域中。如Sage出版社对该书的评介，《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不仅仅是邀请，更是一个诱惑（seduction）。它将环境社会学真切地同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每个人的“当前”联系起来。诚然，该书的分析存在某些不足：偏重物质层面，在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中未根本触及如何消解跑步机的负面后果，生态社会未充分界定等，但仍不损伤其对于环境社会学基本论题的建设性分析和学科发展的贡献。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对话下“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环境社会学的核心关切是可持续性、环境正义和自然的权利与魅力；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从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上介入分析：物质层面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观念层面的环境意识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实践层面的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这些分析理路对于正处在积极建设和成长阶段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来说，具有学理上的重要价值。从现实层面来讲，经济发展迅猛与社会矛盾加剧并存成为中国社会典型特征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提出，迫切需要迈向一种文明的生态对话。文明的生态对话是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整体环境观，文明的生态对话是社会平等保障、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实现的环境—社会关系，文明的生态对话是包含环境变量的社会观、文明观和发展方式，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合理公平的社会结构作支撑，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保障基层社会环境利益与诉求的有效表达，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规制权力与资本对自然“虚构商品”化的型塑，文明的生态对话呼唤每一个人意义上的环境行动者的“归来”和成长，文明的生态对话亟需改变生态欠债式的发展，因为“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问题”①。
环境社会学论文篇3
关键词：鄂伦春；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文化唯物论；生态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Q98 文献标识码：A 1674-3520（2014）-04-00183-02
自生态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国内外的学者都对它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相关的理论阐释。生态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主要研究的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学者绫部恒雄说：“综合性地研究人类生活的人类学，大体上可以分为主要研究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文化人类学和主要社会和生态学方面的生态人类学”。[1]我国学者宋蜀华先生认为，“人类对环境的生理与形态的适应，人口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营养结构域人类体质状况，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充分利用，以及从不同人类群体的谋生手段出发，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与生态系统循环的关系，生态和文化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揭示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和寻求保护生态平衡的正确方法等等。”[2]也就是说，生态人类学着重研究的是人类群体与周围环境间的关系，并把人类社会和文化视为特定环境条件下适应和改造的产物。[3] 鄂伦春是我国境内最具代表性的渔猎民族之一，也是文化模式相对简单的民族之一。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解说鄂伦春文化是许多学者共同热衷的话题。
一 、环境决定论鄂伦春
20世纪60年代，环境塑造文化的观念在生态人类学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环境因素不仅决定文化特征，而且也对文化产生作用，环境因素不同于诸如人类社会或人口等其他因素。环境决定论以各种形式表述了有关文化及文化特性如何发生、如何变化、如何适应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等问题。[4]人类学是一门以人性及其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如何界定，人类学所说的文化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和特殊意义上的文化。就其一般性而言，文化是一种现象，是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就起特殊性来说，文化是与特定的某个社会或特定的一群人相联系的实体。[5]特定的生态环境是产生特定文化形态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对简单民族，由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要强于生产工具和技术。自然环境是塑造不同文化形态的外部条件。鄂伦春文化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环境下创造的产物，它与自然有着直接的依附关系。总体而言，鄂伦春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单纯的狩猎民族，它属于生态系统的民族。达斯曼（Dasmann）认为，生态系统民族是指在单一生态系统中，或者至多在两种到三种相邻的生态系统中生活的人们。[6]
鄂伦春是我国东北古老的民族之一。1653年鄂伦春逐渐迁移到黑龙江南岸大、小兴安岭广大地区。这里90%是恒古未开发的原始森林，植被资源十分丰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片的森林，不但为多种类野生动物提供了非常好的栖息和繁殖的场所，也为食草和食肉动物提供了 丰富的食物。有名的动物有马鹿、驼鹿、狍子等各种奇珍异兽。额尔古纳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及其大小支流均在这片广褒的土地上蛇蜓流过，所以鱼类产品也相当丰富。“棒打獐子，瓢滔鱼”。广袤的森林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论鄂伦春人的生计方式――以狩猎为主，兼采集和捕鱼。这种由环境决定的生计方式同样决定着鄂伦春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鄂伦春的饮食、服饰和居住方式都带有以自然资源为衣食父母的特点。其基本社会组织是游猎公社制，当地人称为“穆昆”。从以上的观点来看，鄂伦春文化的形成是受环境的影响造成的。
二 、文化生态学与鄂伦春
文化生态学是由美国新进化论的代表斯图尔德提出来的。1955年，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的理论》解说了文化生态学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在该书中，斯图尔德揭示了物理环境、开发环境的文化工具，以及社会政治结构等相关特质之间的一般关系。[7]斯图尔德认为，文化特征是在逐步适应当地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而这里的环境指的是一种生命的网络。网络是由两个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是特定地域中所有生物的相互作用，而这一相互作用又再与特质相互作用。[8]具体而言，就是“文化中核”和“次级特质”的观点。“文化核”指的是与环境直接有密切关系的物质的集合，而“次级特质”指的是与环境联系不甚紧密的形态。简而言之，文化生态学探讨环境、技术以及人类行为等因素的系统互动关系，以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特定社会在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适应与变迁过程。[9]文化生态学强调文化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自然环境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
鄂伦春的渔猎文化充分体现了文化生态的观点，即环境决定文化而文化又反作用于环境的特点。由于生存环境的限定，鄂伦春人最初的生活来源主要是靠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原始形态。在长期的狩猎、捕鱼生产实践活动中，鄂伦春人总结出大量的有关动、植物生长规律和习性等方面的知识。例如狩猎，《黑龙江外记》卷6这样记载：“俄伦春俗重鲜食，射生为业。然得一兽即还家，使妇取之，不贪多，亦不以负重自苦”。这种保持生态平衡的观念，正是鄂伦春人在生产实践中得出的文化理念。
三、文化唯物论与鄂伦春
20世纪80年代，马文・哈里斯提出了文化唯物了以解释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化特质都是对自然环境适应的结果，所有的文化特质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哈里斯提出了客位与主位的研究法。米尔顿认为：“哈里斯的明确意图是：所要证明的不是某些环境特征是特定文化特征演化的直接原因，而是在环境所施加的物质条件下，所有文化特征都有了生态意义。”也可以说，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是色彩更浓的环境决定论的重新再版。
哈里斯的文化唯物论可通过鄂伦春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等来证明。例如鄂伦春人的“仙人柱”居住方式。它是“一座用几根细木杆支起来的圆锥形仙人柱，孤零零靠在一棵歪脖子树跟前。它像一朵枯萎的松蘑，在山岗中摇摇欲坠，仙人柱里燃着一堆篝火，浓浓的柴烟，一蹿一蹿地缭绕盘旋。”[10]这种仙人柱的房屋，快捷易建，便于拆迁。一般两三个人用十几分钟就可组建而成。其面积大的有8平方米，小的大约有4―6米。鄂伦春人之所以选择这种居住方式，是由他们的生产环境和生活方式决定的。
以上三种理论的共同特点都十分强调环境对文化的影响，即文化是适应环境而产生的观点。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虽然注意到了环境为文化的互动关系，但是都带有环境决定文化的色彩。
四、生态系统论与鄂伦春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环境决定论、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唯物论的相继衰退，生态系统论却异军崛起，取而代之。生态系统论是生态人类学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它重视的是，在生态系统中，生命体、无生命体通过能量流和物质循环建立一套动态流程关系。[11]也就是说，在生物圈的某些被划定界限的部分内，全部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通过物质交换结合在一起。在物质交换系统中，人类、其他的生命体及非生命物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12] 生态系统论最著名的一个案例是拉帕帕特对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马陵人的仪式和战争的经典研究。回顾鄂伦春人的驯鹿文化，不难发现他们有着浓厚的生态系统论理念。就“鄂伦春”一词的含义而言，通常有两种解释，一是“住在山上的人”；二是“使用驯鹿的人”。驯鹿对鄂伦春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驯鹿是他们的重要交通工具，如同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一样。就自然生态而言，驯鹿以苔藓、菌类植物、地表植物等为食。对鄂伦春人基础生活来说，驯鹿能载负猎人的货物，能在雪地上行走，能穿越山林，而且还提供经济生活资料（肉可食用，皮可做衣，身上的骨类还可饰品，鹿茸、鹿鞭还可用作中药）。就文化层面而言，驯鹿已是鄂伦春人精神娱乐活动的一部分，许多词汇和故事都与驯鹿有关。总之，驯鹿把鄂伦春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存环境有机地连一起，还起着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在经济基础的支撑下，鄂伦春人民创造了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图腾崇拜和桦树工艺品等。
生态人类学理论除了上述几种外，还有民族志生态学、群体生态学、历史生态学、政治生态学等多种理论。毫无疑问，这些理论共同一致的地方是环境对文化有着较深的影响，而文化又会反作用于环境。生态人类学以一种新的视角开拓了人类学研究文化的一个新领域。虽然其理论存有各种不同的弊端，但它们所贡献的价值却丰富了人类学理论宝库。
另外，鄂伦春是一个生态民族，是世界上仅存不多的具有简单文化特征的民族。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民族文化正处于一种趋同整合的演化过程中。如何让人类生活在一个具有多样文化的地球村里，是人类现在共同关注的焦点。最后以费孝通先生的话作结：“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注释：
【1】[日]绫部恒雄.著，周星.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45页。
【2】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讨与实践【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3】任国华，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5期，总第82期。
【4】、【5】、【6】【英】凯米尔顿著，袁同凯 周建新译，环境决定论与文化理论―对环境话语。中的人类学角色的探讨【M】，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52、20、39页。
【7】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8】转引自张曦，生态人类学思想述评【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7卷第2期
【9】转引自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5页
【10】敖长福.著，猎刀【M】，远方出版社，1995年，27页
【11】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39页
【12】李霞：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生态人类学【J】，《民族研究》2000年第5期
参考文献：
【1】何群著，环境与小民族生存【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2】王为华著，鄂伦春原生态文化研究【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
【3】都永发著，鄂伦春族游猎、定居、发展【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3年
环境社会学论文篇4
关键词：网络舆论生态；生态系统；生态平衡；网络舆论；社会生态学
近年来关于网络舆论的研究不断增多，传播学、管理学、情报学等诸多学科不断介入，相继推出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同时我们看到，作为多种现实社会因素复杂互动的结果，网络舆论的研究与治理更需要综合视角与理念的介入，本文在社会学视域下，全面审视网络舆论的生态逻辑，并尝试对网络舆论生态进行意义重构，以此推进网络舆论治理中生态理念的介入。
一、社会生态学的概念介入
在生态学中，生态的概念是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19世纪60年代，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了“生态学”一词，即研究生物体、种群、群落与其周围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在“生态学”概念中，环境要素是构成生态系统的重要物质基础。这就将生物本身与其所处的环境联系在一起。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环境不再局限于自然环境中的空气、水分等无机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且也包括了生物与其他生物体之间的竞争、共生等有机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开始关注生物个体与一系列环境系统相互嵌入与影响的关系，并对“生态系统”进行思考。于是，关于生态问题的研究，出现了生态一生态系统一自然生态系统一“社会-自然”生态系统的研究脉络，“生态”概念也从原来的生物学范畴延伸到社会学领域，从对自然生态的关怀转向对社会生态的关注。
美国生态学家布克钦在《生态学与革命思想》一书中提出“社会生态学”概念，全面阐释了社会生态的思想，指出人类社会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他提出了“社会”和“生态”两个向度，“社会”向度强调从社会视角对生态问题进行考察和分析，以寻求构建平衡的生态社会，体现的是社会关怀。“生态”向度主要从生态学视角出发，倡导运用生态学的相关思路和方法进行自然重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工具价值。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一些学者对社会生态的研究也逐渐兴起并发展，生态意识不再停留在社会因素对生态的作用上，而是将社会作为独立的有机生态系统M行思考，由此推及到网络社会。
遵循社会生态的逻辑思维，网络社会无疑也是一个自我协调演化的生态系统。它不仅是一种技术结构，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关系，即表面上是技术化延伸的结果，但实质上是社会互动关系的具体投射。网络社会中的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相互联动、相互影响，组成了复杂的生态系统。其中，网络舆论作为网络社会的重要因子，直接影响着网络社会生态的发展。当然，以社会生态学视角重新审视网络舆情，并不是简单地将其作为网络社会生态的因子，而是要看到，网络舆论的发生和发展也不是孤立的，具有自身的传播和发展规律，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自我生成和演化的生态系统。
二、网络舆论生态的意义建构
随着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谣言、舆论暴力、舆论绑架等诸多问题不断显现，网络舆论生态概念的重构，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网络技术大发展带来的诸多舆论问题的回应和反思。在此，将网络舆论生态概念的核心定义为“关系”与“互动”，强调个体与群体、舆论与环境、过程与结果等各要素的有机统一与和谐共生。
（一）关系
网络舆论生态关注的是一种关系。网络舆论生态的概念是将网络舆论本身视为一种关系结构。不同的舆论产生于不同的环境，舆论的相互作用又会创造新的环境，因此，我们在研究网络舆论生态时，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了解舆论本身，而是要关注舆论之间、舆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关注舆论自身所创造的符号环境或所创造的特殊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还需要指出的是，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嵌入与映射的前提下，网络舆论生态系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现实社会舆论生态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受到外界各种因素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网络社会环境与现实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此概念中实现统和。
（二）互动
网络舆论生态强调的是一种互动。与网络舆论环境的静态描述不同，网络舆论生态概念的核心是“互动”，即各要素或系统之间的互动，并且关注如何通过这种互动产生一种健康平衡的舆论环境。其中，任何与舆论产生一定互动关系的环境都可以是“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要素，包括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等。它关注环境中各种因素的互动。
（三）平衡
网络舆论生态倡导的是一种平衡。生态学提出了“平衡”的概念，强调保护性、恢复性和创造性的生态解决办法，特别强调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生态平衡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最高境界，也是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目标，其核心要义在于，网络舆论各要素系统（包括舆论主体与舆论环境及各中介要素等）通过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等作用实现结构与功能的协调与稳定，最终实现和谐共生。需要指出的是，网络舆论生态平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平衡，并不具有稳定性，而是具有阶段性特征。而且，这里所说的平衡与正面舆论、负面舆论的多少无关，与舆论活跃程度无关，是网络舆论各要素之间能够互相激发、协调的一种状态。因此，网络舆论生态的治理目标也不是消灭负面舆论，而是实现正负舆论协调共生的健康状态。
（四）开放
网络舆论生态提倡的是开放和多元。网络舆论生态概念内容丰富，可以从不同视角、不同领域、不同维度去解读。从舆论主体来看，包括草根舆论生态、媒介舆论生态、官方舆论生态等；从具体内容来看，网络舆论生态也分为政治舆论生态、经济舆论生态等；从舆论平台或途径来看，也可以分为微博舆论生态、微信舆论生态、手机舆论生态等。
（五）思维
网络舆论生态传递的是一种思维。它不单将网络舆论作为一种“生物”现象，而是将其作为一系列的有机整体，一个复合的生态系统，它将个体与群体、舆论与环境、过程与结果等有机统一起来，综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有利于提升网络舆论研判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准确性。
三、网络舆论生态的结构分层
网络舆论生B既崇尚以人为本，将人看作是生态系统的核心，同时也强调技术理性，关注技术对网络舆论的影响。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物质环境，及其衍生或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成为网络舆论生态系统的重要环境结构，直接影响网络舆论生态的发展状态，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渗透，以达到动态平衡。
（一）技术环境
媒介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各种舆论场中，媒介传播技术直接决定和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生和发展，不同媒体的报道方式和手段，不同媒介平台，均会导致舆论发生不同的走向。从总体上看，作为网络舆论的生存环境，技术性特征是网络舆论实现的关键性因素，直接影响着网络舆论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也影响着舆论传播的深度。如博客、BBS上的舆论传播速度和广度远远低于微信和微博。同样，由于微信和微博在信息传播上的差异性，也导致这两个舆论生态场明显不同，微信舆论主体之间的关系大多是强关系、小圈子，相对比较稳定，微博舆论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弱关系，处于相对松散的不确定状态。当然，我们所说的技术并不单纯指媒介技术。其中既包括计算机应用技术、网络传播技术等纯技术范畴，也包括网络语言等影响网民发表和舆论传播的技术性要素。换句话说，网络舆论在其发生和传播过程中，也受到非媒介技术规范的钳制。比如，人们因为掌握信息技术、语言技术等关键资源和因素能力不同，而在网络舆论生态环境中处于不同的位置，拥有资源多的人则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在舆论生态中往往成为核心或者领袖。当前，随着自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舆论出现跨群体、跨地域、跨国界的交互式扩散，受众由被动地接受信息到主动参与传播信息，原有的“主流”与“非主流”、“权威”与“非权威”等概念被不断解构，网络舆论生态中一些关系和现象遭遇新的解读和重组。
（二）社会文化环境
网络舆论产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社会文化环境成为网络舆论生态的重要滋生土壤，它们建构着网络舆情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网络舆论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碎片化特征。纵观以往研究，许多都是以舆论为中心，强调舆论给社会带来的进步和风险，却不同程度地弱化了社会文化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受众等等）对舆论的作用，比如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对“网络舆论生态”的建构和影响。换句话说，网络舆情的发生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形态紧密相关，其中不断传递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生活准则、道德规范等为网络舆情提供了空间和可能。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文化”形态既包括网络社会文化，也包括现实社会文化，二者相互嵌入、相互影响，共同构成网络舆论生态的文化圈层。但在实践中，网络社会文化比现实社会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更容易催生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和焦点现象，这也直接决定了网络舆论生态的多元、多样和多变的特征。
（三）网络舆论
网络舆论的发生、发展与消解有其自身的演化规律。在这个过程中，网络环境、媒体平台、网络话语等生态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催化，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发生变化都会引发舆论的变异，由此影响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状态。当前，网络舆论表现出以下特性。第一，舆论热点的转化性。具体舆论事件衍生出其他事件，某个舆论议题转向其他议题。舆论的转化性也带来了不确定性。如“表哥”杨达才事件中，关注点由对包茂高速公路上重大交通事故，转向杨达才在事故现场面带微笑的照片。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又从“微笑门事件”转向到“表哥事件”，从态度问题衍生出问题。第二，舆论主体的罗宾汉情结。在舆论事件中，人们往往具有同情弱者的心态，如在涉及到官与民、贫与富之间的矛盾时，总不自觉地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其中可能会忽略事件的是非曲直。第三，舆论传播的高度传染性。单线传播转向交互传播，传统媒体的线状传播转化为网络媒体的网状传播，形成了链状、环状、树状相结合的传播结构，实现了舆论的裂变式传播，速度和广度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迅捷和广泛。例如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首先在推特上发酵，后来迅速在中东一些国家扩散蔓延，这种传染力是非常强大的。第四，舆论的不确定性。网络舆论变得越来越复杂，事实与谣言并存，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界限模糊，其不确定性、模糊性、脆弱性不断显现。
四、网络舆论生态的变迁
从近年来的网络热点事件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作为网络舆论的重要主体，在突发事件发展舆论中起到关键性作用，媒体和网站等平台成为网络舆论发展的重要环境要素，而语言文本等则成为反映网络舆论生态图景的重要因子。在此，仅从官方话语、知识分子话语及媒体话语的转变，发现当前网络舆论生态已经发生变化。
（一）官方舆论生态的大众化
当前，传统的官方话语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适应网络时代人们的思想习惯，这不仅损害了人们对官员的信心和信任，也直接影响了政府形象。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后，空洞、客套的官方话语生态开始悄然发生变化，话语吸引力、感染力、感召力进一步提升，假、空、长等不良风气得到有效改善，尤其是“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成为当前官方舆论生态改善的重要典范。
（二）媒体舆论生态的“萌”化
在网络社会中，新闻媒体成为话语权的重要掌控者，在舆论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在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下，新闻媒体，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网络媒体都处于角色的碰撞和转换之中，媒体的话语风格也悄悄发生了变化，一改过去较为严肃、拘谨、呆板的形象，变得更接地气、更有亲和力和活力。例如，2013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微博发了条“再见了，北京”的微博，借用某夫妻移居大理的心路历程，吐槽北京的雾霾现象，文风清新，一度成为网络舆论场焦点这一微博的表述方式打破了媒体官方体例的束缚，成为网络舆论生态变化的标志性事件。
（三）网络舆论生态复杂化
当前，网络舆论生态环境越来越复杂，脆弱性越来越凸显，在此必须认清几个趋势。第一，移动化趋势锐不可挡。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更加巩固，智能媒体不断发展，尤其是智能穿戴设备爆炸性增长，其在网络舆论中的终端作用越来越明显。第二，媒介融合大势所趋。从技术上看，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决定了这个大方向；从政策上看，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再次强调了要着力推进媒介融合。我们也看到，媒体边界将变得越来越模糊，自媒体的出现让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都有可能成为媒体。一些大V的微博甚至比媒体更具有传播力。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两个舆论场的重合部分越来越大，其舆论强度也越来越强。第三，网络社交私密化趋势明显。互联网之所以具有这么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出自于网络社交功能。当前网络社交私密化趋势越来越明显，Path、whisper、无秘、吐司等用户不断增多。这种私密社交使网络舆情的私密化、隐蔽性、复杂性越来越强，给网络舆论生态治理带来新的挑战。因此，我们强调多元治理模式，即在政府主导的前提下，鼓励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促使自上而下的舆论引导模式实现扁平化转向，与此同时，要弥合官方和民间、主流与非主流的隔离状态，促进网络舆论生态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五、结语
环境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环境正义；美国环境正义运动；正义论
Abstract:TheresearchofenvironmentaljusticebeganinUSAwhentheAmericanblackstruggledagainstthewastedumpissuesinthe1980s.Later,supportedbytheAmericanpublicandtheacademiccircle,thestruggleledtotheemergenceofanewethicalconcept,namelyenvironmentaljustice.Thispaperevaluatestheacademicandpracticalvaluesoftheenvironmentaljusticetheorybyanalyzingthisnewconceptand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Intheestablishmentofthetheoryframework,manyconceptsneedclarifying.Thetheoryhasbroughtchangestoparticipantsofenvironmentalpolicysystem.Moreattentionhasbeenpaidtotherightsoftheweakgroupratherthanthestronggroupinenvironmentalbenefitallocation.Environmentaljusticefocusesontheenvironmentalcrisisofsocialgroupswithdiversifiedeconomicandculturalbackground,andbesides,solutionsarestudiedbasedontheequalityprincipleinenvironmentalrightsandduties.Thetheoryof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presentsgrea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inthedevelopmentofenvironmentalethicsandtheestablishmentofenvironmentalfriendlysocietyinChina.
Keywords:environmentaljustice;American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justicetheory
正义问题是当今社会一个普遍性问题，当代社会的每个具体领域均涉及正义问题，如经济、政治、法律、国际关系、教育和文化等。对“环境正义”给予特殊的关注，不外乎以下两点：第一，环境问题具有有限性的特征凸现了公平和正义的分量。[1]因为环境问题主要由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构成。地球的有限性无法改变就有必要对人口及经济发展进行控制。而限制谁的自由和发展则关乎正义问题。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凸现了分配的正义。第二，环境问题具有公共性，环境问题的解决需要人类共同的行动，而公平又是统一行动的前提。环境正义问题不仅进一步拓展了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变化的新格局，也标志着对生态危机成因及其解决之道的认识或反思的深化。
一、“环境主义”概念
最初，“环境正义”一词被认为包含“种际正义”的内涵。例如，温兹（PeterWenz）在以“环境正义”为名的著作中，就将“人与自然之间的正义原则”也纳入到环境正义研究的范围。在我国环境正义研究中，也有研究者将环境正义称之为“人的公正”，意指“人类在实现和满足自己的利益过程中，公正地对待自然。”直到美国的“环境正义运动”爆发之后，“环境正义”一词才越来越多地被用来指“由环境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正”。
目前，学界对环境正义的界定是指为实现社会中各种群体的环境公平所做的努力。罗伯特•D•布拉德（RobertD.Bullard）将环境正义分为三种：程序正义、地理正义和社会正义。[2]程序正义指的是公平问题，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评价标准和执法活动以不歧视的方式实施的程度。地理正义指的是在有色人种和穷人社区选择危险废物处置场所的问题。社会正义，是关于社会因素，例如种族、民族、阶级、政治权力怎样影响和反映到环境决策上的问题。
作为当今美国一项公共政策热点，环境正义致力于解决所有社区的需要和环境问题。美国环保局（EPA）这样定义环境正义：“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适用和执行等方面，全体国民，不论种族、肤色、国籍和财产状况差异，都应得到公平对待和有效参与环境决策。“公平对待”意味着对于任何群体，不论种族、伦理观念和社会经济地位差异，都不应不合理的承担由工业、市政、商业等活动以及联邦、州和地方环境项目与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消极环境后果。“有效参与”则意味着：①可能受到影响的社区居民都有适当机会参与将影响其环境或健康的议案的决策；②公众的意见能够影响立法部门的决策；③决策过程中应当考虑所有参与者的意见；④决策者为潜在受影响者的参与提供便利。EPA特别担忧的是环境对某些社区居民健康的有害影响。与美国其他地方相比，这些社区环境负荷过重，人们暴露在不适宜的环境危害和风险之中。由于公开歧视、消极的种族中立许可及管制行动等历史原因的持续影响，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这些社区大多是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的聚居区，同时也是环境不公正的发生地。
学界和官方所下定义非常接近，这表明美国社会对环境正义这一概念的认识趋于一致了。
许多环境正义活动者同时赋予环境正义非常广泛的内涵，认为环境正义是指所有人，不分世代、种族、文化、性别或经济、社会地位，都享有一个安全、健康、富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的权利，它包括生物性、物理性、社会性、政治性、美学性及经济性环境。环境正义要求上述权利能够通过自我实践和增强个人和社区的能力的方式，被自由地行使，藉此个体和群体的特性、需要和尊严得到维护、实现和尊重。
二、环境正义运动
环境正义运动发端于1982年的沃伦抗议（WarrenCountyProtest）①。沃伦抗议首次把种族、贫困和工业废物的环境后果联系到了一起，从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许多关注少数民族社区问题的专业或非专业机构人士开始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调查，并披露了许多过去鲜为人知的有关资料和事实。此事件拉开了环境正义运动的序幕。
1991年10月，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峰会在华盛顿召开。②经过激烈的辩论，代表们达成了协议，一致同意用17条“环境正义原则”作为他们行动的宗旨，并正式宣告了“环境正义”者们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者们不同的立场。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说：“对我们来说，环境问题，……不能狭隘地予以解释。我们眼中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环境为我们提供了发表评论我们时代各种问题的讲坛：军事和防御政策的问题、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城市的未来、运输、住房、土地和、自决权、就业……，我们可以一直列举下去。”显然，这是一个全然不同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观。它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起来，而且使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
“环境正义”运动反映了美国社会下层，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的切身要求，但同时也反映了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族群对环境的不同概念。从某种角度看，环境正义运动可以说是民权运动的延伸，它所要求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一个社会正义的问题。但是从另一角度看，当环境正义者们把这样一个社会问题置入了环境保护的视野，就使得它有了更深层的内涵：一方面，它说明环境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特有的阶级和族裔问题，它已经得到了全社会和所有族群的关注；另一方面，环境危机是一个与社会危机有着密切关联的危机，从根本上说，它们是一个危机。
20世纪90年代晚期，环境正义成为环境政策讨论中一个新兴的主题；21世纪这个问题成为环境政策中最重要的内容，甚至已经制定或开始实施专门的补偿措施。社会学家，特别是政治社会学家，建议使用一系列理论来解释正义政策的形成。
三、环境正义何以可能？
很多人会认为，“正义何以可能”的问题是一个学究式的问题而不是现实的问题。任何环境正义的实质性概念都必须回答：究竟谁是环境正义的“接受者”？到底分配什么？如何分配？[3]
国内有研究者认为，环境正义的实质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而分配正义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如何对资源进行分配。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观点缺乏有关分配正义理论的有力支持。与此不同的是，国外研究者已经开始从分配正义理论的视角切入环境正义的研究并取得了新的进展。当代西方，罗尔斯以正义原则为基础，重申自由主义基本理论，他所提出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由于包含了强烈的平等主义意蕴，对于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受益和责任分担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4]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主要是由两个正义原则组成：“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其他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第一个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第二个原则包括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一“差异原则”以及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的“机会均等原则”。罗尔斯还排列这些原则的优先顺序,即第一原则优先于第二原则,同时“机会均等原则”优先于“差异原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尔斯正义论的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每个人所具有的自由权利都是平等的,都必须给予公平的对待,所有机会都应该向每一个社会成员开放；第二,正义必须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换句话说,一切政策必须对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有利,使社会中的最弱势群体在社会分配过程中获利最大。从第二点来看,罗尔斯把一般正义观的“合乎每一个人的正义”转变为“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把弱势群体的利益能否满足视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正的标准,这在以往的自由主义理论中是不多见的。
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国际环境问题上的一切决策应该惠顾作为弱者的发展中国家,资源应该按符合穷人利益的原则来分配。借鉴罗尔斯“正义论”的理论精神,则可以这样确立代内正义的伦理原则:第一,生存优先原则。由于国际上存在着严重的贫富不均以及利益、受害分配上的不平等,那么在贯彻环境政策时,应该生存优先,给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具体到国际关系上,环境利益应该向发展中国家倾斜,发达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提供相应的资金和技术,而不应该以保护环境为由,实施“环境沙文主义”,扼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第二,公平原则(含差别原则)。就是要求世界各国公平地承担环境责任。但是这一公平并不是要求每一个国家和个人都承当相同的责任,尽管环境保护是人类共同的责任,但是在责任分担上要区别对待,发达国家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罗尔斯正义论为环境正义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四、环境正义的原则
1991年美国“第一次全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高峰会”(PeopleofColorEnvironmentalLeadershipSummit)在华盛顿召开，正式提出环境正义问题。其基本纲领有17条原则（转引自Harvey,1996）。其主要内容有以下6点：①环境正义保证地球母亲的神圣、生态系统的统一、所有物种的相互依赖性和免受生态破坏的权利；②环境正义要求公共政策必须以给予所有人民尊重和正义为基础，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和偏见；③环境正义要求保护人民，使之免遭核试验、有毒或危险废物及毒药的危害,不使核试验威胁其享受清洁空气、土地、水和食物的基本权利；④环境正义确保全体人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自决的基本权利；⑤环境正义要求停止生产各种有毒物品、危险废物和放射性物质,所有过去和当前的生产者,必须对人民极其负责，在生产现场消除毒性、抑制危害；⑥环境正义要求全体人民享有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各个级别的决策的权利，这些决策包括需求和评估。[5]
事实上，环境正义原则进一步揭示环境正义问题是社会正义问题，其具体内容涉及权利、需要、分配、国家制度和政策制定等诸多领域。归纳总结以上多项环境正义原则，我认为以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1）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原则。社会的发展应当是“以人为本”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含义是指每一社会成员都应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每一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应当持续不断地得到满足，其生活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把生产发展控制在能够满足所有人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有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融合，使社会成员得到全面发展。
（2）尊重原则。人在脱离动物界具备自我意识之后具有了尊严，人的尊严随着社会的逐渐进化而逐渐强化。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尊严更应当为每个人所具有，尤其是当某个社会群体（弱势群体）的尊严受到践踏，导致人的基本尊严的丧失的时候。可见，维护每一社会成员的尊严是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基本功能。显然，尊重、平等和自由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最基本理念，也是公正的重要内容。
（3）机会平等原则。机会是指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机会平等指社会成员在解决如何拥有作为一种资源的机会问题时应遵循这样的原则：平等的应予以平等的对待，不平等的应予以不平等的对待。机会平等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生存与发展机会起点的平等；二是机会实现过程本身的平等。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取向，机会平等原则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广阔的选择余地和有效的发展空间，从而激发了现代社会的活力，提升了社会进步的质量。
（4）效率优先公平兼顾原则。对现有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直接体现公正原则。社会财富等资源的形成过程中，每一社会成员投入的劳动数量、质量和生产要素不同，对社会的具体贡献是有差别的。根据每一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差别分配，既体现平等的理念，也体现自由的理念，充分尊重并承认个体对于社会的不同贡献。
（5）补偿原则。在中国现阶段，弱势群体以及因此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据罗尔斯的“差别原则”，在允许的范围内，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做到最少受惠者得到最大利益，即补偿原则。
五、美国环境正义评价
回顾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产生、发展和推进的历程，不难看出环境正义的中心原则在于对资源、环境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公平分配。其前提条件是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民主。恰当的环境正义理论有着极大的实践和指导意义，为有效解决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方法。
（一）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启示
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环境正义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影响：①我们对于环境正义诸多方面的了解还远远不够；②环境正义会给环境政策博弈中的每个参与主体带来变化；③环境正义是环境政策日程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理念已经深深融入到州环境保护部门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的政策框架中；④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为了让平民百姓也能做出知情选择，必须建立新的信息体系；⑤政策分析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互融合的程度与方式，好的决策过程能够处理根本问题，并且让自己和公众都认识到未知因素的存在。
同时，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给我们带来如许启示：①对当代的环境问题——环境是谁之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给予一定意义上的回答；②“环境正义”更关注和强调同时代在环境利益分配时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行为不正义现象及矫正；③“环境正义”揭示了环境利益通常表现为强势群体的利益；④“环境正义”关心不同经济和文化背景下的群体所面临的环境胁迫及其解决之道；⑤“环境正义”运用了平等原则解决环境权利和义务。利益双方在过去的历史中，一方未经对方同意就将某些成本强加给对方，从不公平中受益。为恢复正义和平等，被置于不利地位的一方有资格要求在未来时间内获益一方承担至少与他们以往获得的好处相当的责任。在一个由不同集团组成的社会中，拥有资源多的一方应多出力。
（二）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局限
美国环境正义的概念提出至今，毕竟只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其理论和应用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
首先，环境正义未成为国家法律法规，只具备法律的雏形。环境正义问题虽已提到环境政策制定的议事日程之上，并成为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理念，但只有行政部门把环境正义纳入到决策过程中，立法部门尚未行动。
第二，环境正义的概念还不清晰。环境正义指所有群体都具有公平地分摊环境成本与环境效益的基本权利，这是一个新兴的理念。环境正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正义观念的范畴，它更多关注由于环境问题而导致的环境不公现象，特别是国家和民族间的不公平。可以说环境正义是指在所有与环境有关的行为和实践中不同国家、民族、阶层的人都享有合理的权利，承担合理的义务，受到公平公正的待遇。环境正义有十分广泛的内涵，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种群和族群对环境正义有不同的定义。目前，西方对于环境正义尚无清晰的限定的概念。
第三，环境正义的解决方法和评估体系尚很缺乏。虽然美国环境正义根据环境不公正产生的经济因素、健康因素、地理因素、种族和社会因素探寻环境不正义产生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指导原则，因为环境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产生环境不公正原因的多样性，使得环境正义的解决方法和评价体系呈现许多的不确定性。
第四，环境正义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当代西方各学派争执不一，环境正义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但通过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同时回答了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的问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当然，环境正义理论支点（如权利、自然价值、对自然的义务、社会正义理论）、基本理念（如人类共同利益、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理论）和操作原则（如国家政策、绿色政治、控制人口、遏制经济增长）等，则为构建中国的环境正义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6]
最后，环境正义的影响力微弱，环境正义目前在国际层面上尚未形成影响。国际层面则更多地关注于运用环境技术、环境政策和法规及经济手段来应对和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环境正义在国际环境事务中的作用尚未凸现。
面对环境与发展问题，我们最基本的选择是：要么维护地球环境，要么对环境进行开发利用。这个道德选择又会进一步引出其他一些问题，例如这里的“我们”是谁？“我们”的生活彼此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人类的人类性和自然的自然性之间是否又存在矛盾？以及不同的“我”和“彼”之间的矛盾又应当如何解决？回答这些问题都离不开对伦理标准的参考，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即是正义问题。
尽管环境正义理论尚未有一个完善的体系，西方各学派也争执不一，但通过环境正义这一视角，我们至少澄清了环境是地球人共同的环境，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种族对环境资源享有权利和义务，同时回答了环境正义是谁之正义的问题，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地区和不发达国家的环境分配问题指引了方向。环境正义崭新的生命力决定了其远大的前途。作为地球上唯一的道德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两者又交织在一起。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存在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背后又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关注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怀，实现环境权利和义务的公正和正义，正是环境正义理论的现实和实践价值。
借鉴美国环境正义的价值理念和指导原则，若要为中国的环境保护提供完善的道德基础和理论支持，就必须扩大环境伦理的理论视野，构建具有指导意义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正义理论，切实把握好这个能够促进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良好契机[7]，“要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和谐，自然与人文的和解”[8]。分析美国环境正义理论的产生、发展和实践与应用，对于构建中国环境正义理论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直接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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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NDREWDOBSON.Justiceandtheenvironment:conceptionsofenvironmentalsustainabilityandtheoriesofdistributivejustice［J］.［s.l.］.［s.n］:6384.
［4］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纪骏杰.环境正义：环境社会学的规范性关怀［C］.“环境价值观与环境教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南：国立成功大学台湾文化研究中心，1997：7193.
［6］曾建平.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2004：15－25.
［7］王韬洋.从分配到承认——环境正义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6.
环境社会学论文篇6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认为，生态哲学经过多年的迅速发展，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且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关 键 词：生态学 生态哲学 社会学 启示
生态学作为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活动休戚相关。特别是近50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协迫效应的增加，生态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全球问题。人们用生态学的方法来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上，社会学受过生态学很多影响， 一些社会学家曾借用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进行过重要的社会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保护运动的风起云涌，生态哲学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其对社会学的影响也愈加明显。
一、历史上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影晌
生态学作为描述个体生物及生物种群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是19世纪后期由一些动物学家与植物学家建立的。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在美国社会学中表现的尤为突出。
20世纪初，当偏重于理论建构的欧洲社会学在体制化上进展缓慢之时，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在其内战结束后半个多世纪中高等教育发展迅猛，从而为各大学接纳更多的教师和新学科创造了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国社会学秉承当时在美国风行的实用主义哲学的精神，与一些社会改革运动相结合，注重实际社会问题的研究。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学的体制化过程基本完成，社会学在各大学建立了稳定的学科地位，但还缺少一个系统的理论框架来指导社会学研究。在此情形下，一些社会学家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大量借用到社会学研究中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40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曾出现“城市生态学”(urban ecology) 、“人类生态学”(human ecology) 及 “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 等研究方向。其中，芝加哥学派 (Chicago School) 的帕克及其学生对人类生态学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 产生的影响也比较久远。
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借用生态学科的术语、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尤其是城市社会所形成的一个理论学派。在当时这些社会学家看来，人类社会与动植物世界有着许多相类似之处，因此，可以发展形成社会学领域的人类生态学理理论。可以说，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的影响和贡献是巨大的。从美国社会学发展史角度来讲，人类生态学是美国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学理论。在结构功能主义学派异军突起之前，人类生态学理论支配了美国社会学界。
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贡献和影响不仅表现在对美国社会学早期的发展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城市社会学的发展上。人类生态学理论对于城市社会学学科的诞生和发展其影响功不可没。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没有人类生态学理论，作为独立分支学科的城市社会学就不可能诞生。[蔡禾：15-16]人类生态学理论是城市社会学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自身理论体系，是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范式出现之前城市社会学领域唯一居支配地位的理论范式，它指引了城市社会学发展方向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20 世纪20年代、30年代是人类生态学派的全盛时期，除帕克外，伯吉斯、麦肯齐等学者都努力将生态学的原理应用到社会学研究中。帕克引用生态学原理，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大自然平衡定律去解释城市中人的行为，城市好像一个大自然环境，人类按不同特性聚集而居。为了生存，这类人、动物或植物要与另一类人、动物或植物争夺最佳的位置及稀有资源。
这些早期的研究，基本上是以类比的方法，借用生态学中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来研究一些社会学问题，诸如城市中人口的空间分布对人们行为的影响，社区解组(ccmmunity disorganization) 与青少年犯罪的关系，自杀率、离婚率的空间分布与道德共同体的对应关系等，研究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而非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20 世纪50年代末，邓肯在人类生态学的基础上，提出人口（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技术（technology）等四个因素组成一个“生态复合体”，简称为POET生态复合体。生态复合体的概念强调了人类利用组织和技术手段主动适应环境的一面，这是人类独具的特色。
同一时期，也有的学者借用生态学的理论与概念来研究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适应过程，形成了“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方向。但从事这些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人类历史早期或现代的不发达地区一些社会组织较简单的社会。社会学家一般认为限制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不是生态环境条件，而是社会体制的安排，因而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研究多集中于社会内部的组织与矛盾，而很少涉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二、 生态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经济技术盲目地发展造成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境况下产生的新兴哲学应用学科之一。在一些专家看来 ，“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研究的对象、观点和方法大致是相同的 ， 都倡导一种新的价值观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可以看作是同一学科的不同说法。只是，“生态哲学”更多强调的是用生态学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和生态科学的方法论去观察、评价和调节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系， 而环境哲学则重视借助于生态学、伦理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知识来探讨自然一技术一经济一社会的关系，寻求人一自然一社会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王正平，P29]
生态哲学或环境哲学的孕育，起始于20世纪初至 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在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同时也造成森林资源和野生物种的破坏，带来城市的空气、水源和生活环境的污染。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关注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 ，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1933 年，德国哲学家阿尔伯特·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出版了《文明与伦理》一书，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原则。1949年，美国生态学家、森林保护工作者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ld)的论文集《沙乡年鉴》出版。在该书“大地伦理”一章中，他提出， 为了保护“生命共同体的稳定、完整和美丽”，需要一种新的大地伦理。在这个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只是“普通的成员和公民”。1967年，美同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White)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很有影影响的论文《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林恩·怀特认为，我们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西方人犹太教——基督教的观念， 即认为人类应该“统治”自然。由于我们把自然视为异己，仅把它看作是供人类开发的资源，我们已经使地球遭受了大浩劫，并正在带来严重的恶果。他指出，“我们对生态环境的所作取决于我们对‘人---自然’关系的认识。更多的科学和更多的技术将无法使我们摆脱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危机， 除非我们能找到一种新的信仰。”人类为了克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必须探寻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价值观念”。这个精神成长的需求，必须由以专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学问来完成， 生态或环境哲学便应运而生。20世纪70年代是人类环境意识全面觉醒的时期， 也是环境哲学的形成时期。1970年举行第一个“地球日”(Earth Day) 之后，1972 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 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环境宣言》。环境哲学形成的标志是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环境哲学的重要论文和著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l972年，威廉姆·布莱克斯编辑出版了学术论文集《哲学与环境危机》。1974年，挪威学者 S.kavloy 正式提出“生态哲学”一词。此后国际上陆续出版了以“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命名的著作、论文( 集 )。环境哲学开始广泛探讨为什么应该和何以能实践的问题，开始以主动挑战的精神剖析和反击西方哲学、科学与文化传统中的谬误。从一系列哲学根本问题和话语形态上看，环境哲学都可以说是西方现代哲学史上实质性的哥白尼革命。
20 世纪 80 年代是环境哲学的确立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在环境保护上“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经形成，许多哲学家、科学家继续以自己独特的环境哲学思考方式论证自己的环境价值观念，提出自己的环境保护方式，并开始确立起相对稳定和比较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l981年，斯可利穆卫斯基 (Henryk skolimowski) 在伦敦出版了《生态哲学:设计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汤姆·雷根出版了在动物权利理论方面的重要系统著作《动物权利的情形》。罗宾·阿特弗尔德 (Robin Attfield) 出版了专著《环境问题的伦理学》。环境或生态哲学的突破之代表首数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的深层生态哲学。深层生态哲学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论哲学，摧毁西方哲学关于自然的陈旧的思考、范式，变革西方的经济、政治、社会和制度。“深层”相对于“浅层”而言，浅层生态运动局限于人类本位的环境和资源保护。阿伦·奈斯说，“我用生态哲学 (ecosophy) 一词来指一种关于生态和谐或平衡的哲学”。
德国哲学家萨克塞在1984年出版了《生态哲学》一书。他认为，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由于广泛的生态关联 ， 每个人都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整个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 人与人之间变得更陌生了，每个人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生活都感到更不安全，更无保护。这里， 我们面临着一场根本性的转变：面临着争取建立人际相互理解新基础的任务。因此， 萨克塞认为 ，“生态哲学所探讨的正是在这一关联中如何行动的问题人如何发现他的作为社会的房子——这就是世界一一以及在其中共同居住应怎样去布置和安排。他强调，“人在生态关联网中遇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意识到我们不是作为主人而对这一发展，我们自己也是整体的一部分。虽然我们成为近化的帮手， 可以影响其方向，但是自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摆布的物体，而是我们得适应自然，以便使自然根据其规律按照我们的意愿起作用。”所以，生态哲学的任务是人们在自然一技术一社会的关联中“加强对我们生存基础和我们人类基础的反思”，在技术的运用上趋利避害 ，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利用自然，重新确立人与社会发展的方向，创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生活。
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 (F.Capra) 认为，生态哲学是现代科学世界观， 是科学最前沿的人的观点。他说 :“一种新生态世界观正在形成 ，其科学形式是由系统理论赋予的”。他把生态哲学理解为生态世界观，是转变以往价值观而形成的新的生态世界观。它的特点，一是强调世界的整体性；二是认为世界是运动的，过程比结构更为基本。
我国学者余谋昌先生也认为：“生态学，或生态学世界观，它是运用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现实事物和理解现实世界的理论。”他在所著的《生态哲学》一书中对生态哲学的特点作了如下全面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方向。它产生于人们对当代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以及生态学发展的理论概括。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它用生态学整体性观点去观察现实事物和解释现实世界。生态哲学是一种新的方法论。它以生态学方式思考，是科学的生态思维。”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其他几种环境哲学理论，如福格特的生存哲学、海德格尔的“拯救地球”和“诗意地安居”的哲学思考、罗马俱乐部的新价值论、詹奇的自组织进化宇宙体系、拉塞尔的地球生命系统理论、罗尔斯顿的自然系统价值创新理论等。青年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有关人与自然关系、自然观、自然保护的观点也受到重新关注，还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哲学家强调人类应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与组织方式中违背生态规律之处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层的改造。受此影响，一些环境社会学家对传统的社会学提出批评， 并试图进行新的理论建构，把自然环境与社会的关系纳入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其中，卡顿和邓拉普在建立环境社会学的理论框架方面作了较多努力，将其中的“环境”明确定义为自然环境 ，指出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应是环境与社会间的相互作用。 三、 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启示
生态哲学经过20多年的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众多的流派，形成了多种学术取向。深层生态学认为生态系统中蕴含有一种值得人类学习的“生态智慧”的观点，社会生态学关于人类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与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的看法，后现代环境哲学对启蒙世界观的批评，都可以给社会学以较多的启发。
深层生态学认为，自然生态系统的组织蕴含了一种很深的生态智慧，在一个由多种生命形式及其与环境间关系交织成的高度复杂的网络中，自然演化出了相当完备的机制， 使物质与能量的转化率达到很高的水平，使其流动形成“封闭的循环”，基本不留废物。人类的经济体系也是地球生态圈物质与能量循环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在此系统中选择以各种方式导引、改变、利用这一循环，使物质与能量在其流动中为人类所用。人类要与自然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关系，其活动就不能违背生态规律。在探讨合理的工业组织与经济体系时，社会学应该认识到，虽说从长远看，人类有可能不断开发出新的资源以缓解生态对人类经济活动的限制，但对任何特定的时期而言，人类对自然过程的干预都不能超出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阈限(鉴于有效地协调各种社会力量的难度，实际上应该将人类的干预维持在适当地低于此阈限的水平， 以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人类可以从自然中吸取智慧，以是否能达成或接近“封闭的循环”为一个评价标准，而不能把经济的元限制发展作为一个预设，如一些生态哲学家指出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可持续的生态圈为前提。深层生态学从现代生态意识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出发提出的现代环境价值新观念，对社会学来说是富有启迪的。它们从根本上有利于人们转变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对人与自然环境作出新的观照与思考，促进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推动人、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生态学认为， 人类之所以对自然采取主宰、征服的态度，与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 尤其是等级制度密切相关一一人类是把社会中的等级制移用到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上。它认为，生态危机根源于人类社会生活模式的弊端，正是人统治人的压迫性的社会结构，产生并强化了一切统治形式、思考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人对自然的统治。“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直接源于人统治人的实在”。如果不破除社会的压迫制度，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必须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上确立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才能确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余谋昌137-138]社会生态学从对“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研究，要求重构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生态社会模式”。美国著名社会生态学家、社会生态学研究所创始人默里·布克钦指出：“社会生态学之所以被称之为‘社会的’，是因为它认识到一个经常被忽视的事实，即目前几乎我们所有的生态问题都是由于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事实上，如果不彻底地处理社会内部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清楚地理解目前的生态问题，更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354]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受此启发， 社会学在探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途径时，应该更多地强调对社会组织方式，包括分配制度的改革，而非不顾生态后果的经济发展，把社会问题转嫁于环境，在加重对环境压力的同时回避了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这样最多是将问题拖延一段时间，而同时又得冒着将自然生态系统推向崩溃的危险。
后现代环境哲学认为， 启蒙世界观是造成现代社会大规模破坏环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启蒙运动留给现代社会的两大遗产，一是张扬理性，一是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对理性的张扬强调人类的独特性， 让人类高高凌驾于自然之上， 将自然仅仅视作服务于人类利益的资源。社会不断进步的理念鼓励了人们崇尚物质享受的价值取向与高速运行的经济体系，促使人类以强大的技术手段从自然攫取越来越多的资源，并排放出大量污染物， 结果使生态系统的变动超出了其自动平衡机制所能恢复的限度， 从而破坏了生态平衡，引发了环境危机。社会学在相当程度上秉承了启蒙世界观。当环境危机使我们警醒时，我们有必要对启蒙世界观进行反思，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界的命运是紧相交织的，人类的价值取向应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建立和谐的关系。这种转变需要对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重加界定，还会涉及到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假设，这无疑是对传统社会学理论的重大挑战。
四、结束语：生态哲学对社会学的挑战
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成果之一，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一种隔离，使人不易受到自然力量的侵害。这种隔离也使得人们不易看到自己的生活与自然的密切联系。但如果我们走出自己直接生活体验的范围，在深层次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不难看出人类的生命活动在终极意义上是依赖于其自然环境的。
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组织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的科学，在其理论建构与实际研究中完全应该把社会放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加以考察，这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全球环境不断恶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对生态哲学中关于人与自然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点加以审视，并将其合理成分纳入到社会学理论的建构中，是社会学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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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学论文篇7
摘要：这是《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一书的序言，介绍教育生态理论的产生背景和笔者所知的国内外研究情况，说明《教育生态理论研究》一书的大致内容和业已取得的成果，并真诚感谢各级领导的支持和导师的指引。
关键词:教育生态理论；《教育生态理论研究》；教育著作；序言
Abstract: it is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the preface to the book.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background and I know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at educational ecological theory research a book roughly content and achievements. and sincerely thank the support of leaders of all levels and mentor of the guidelines.
Key words: education ecology; ecological theory of" education" education works; preface
中图分类号：G4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03-0020-02
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自然、社会与教育生态危机的凸现，生态学的地位与作用也日渐彰显。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关注过生态问题，这是人类付出沉重代价后的明智选择。可以说，当生态学发展到人和自然普遍的相互作用问题的研究层次时，就已经具有了哲学的性质和资格，它已经形成了人们认识世界的理论视野与思维方式，具有了世界观、道德观和价值观的性质。方兴未艾的生态范式将是开拓视野看教育的新范式，或许它的思维模式本身更切近于教育的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交织，人们纷纷把矛头指向教育。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资深教育史家、教育评论家劳伦斯 A 克雷明敏锐地觉察到，当时社会发生的种种变化，不能把教育失败的所有责任都归咎于学校，必须看到学校以外的种种教育现象，对教育问题应当有新的思考。在新史学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克雷明尝试将生态学方法运用于教育研究，着重考察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创造性地提出了“教育生态学”理论，并将其运用于美国教育史研究，开辟了教育史研究的新时代。他把教育界定为“审慎的、系统的和通过不断努力去唤起知识、态度、价值、技能和情感的过程。”指出教育生态学的理论基础是“相互作用论”，即各种教育机构之间以及与整个社会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此，考察教育问题时，就必须坚持生态学思考方式，即全面地、有联系地、公开地思考。
我国的相关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就笔者所知，迟至2007年8月，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教育局首次对多年来的工作进行全面回溯，从理论体系的视角提出了“教育生态理论”的概念：教育生态理论源自自然生态，融合生态学的精髓，立足于“生命观”，终极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旨在探索符合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教育存在和持续发展的方法体系。因此，教育生态既是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教育实施策略。2008年5月，“教育生态理论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与会者提出，将教育生态学的相关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来，它首先可以作为一种指导我们认识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论。它强调要把事物看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要看到系统内部各种因素、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强调一种动态平衡的观点，强调内部各种因素的协调，它是用一种方法论来认识教育问题。因此，对于解决教育现实中的现实问题，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的系统，任何一个被研究的系统都可以和周围环境组成一个更大的系统，成为较高一级系统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又可以由许多子系统或亚系统构成。生态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不仅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关系，而且各子系统之间以及子系统与母系统之间也同样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是不断进行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流。简而言之，生态系统的原理也就是联系的原理、共生的原理。因此，教育生态研究的分析视角是教育生态学本身具有的一些基本范畴和规范构成的认识、整理和规范各种教育现象的特定的模式。教育问题的生态学研究的分析视角可以是主体与环境、遗传与变异、平衡与失衡、共生与竞争。
人们虽然在理性上认为理论引导实践，但事实上理论却往往是滞后于实践。行与知是一个不断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站在理论知识的节点上，瞻前与顾后得出的结论自然大相径庭。生态教育理论（确切地说是教育生态理论）也是如此。实际上全国各地有关教育生态的具体实践从未停止过，单个层面或局部领域的学术探究不断深入。譬如从2003年开始，南阳理工学院教育学院部分老师就开始以生态学的视角，以教育生态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自觉运用联系的原理、共生的原理，直面教育热点问题，对学生素质、教师道德、校长素养等教育内部生态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对教育公平、农村义务教育、教育乱收费等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学理性分析，并提出了应对策略；同时还从细节入手，对课堂模式、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这些牵涉教育生态的系列课题相继通过验收，先后获得南阳市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1项）、河南省教育厅教育调研优秀成果一等奖（4项）、河南省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2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二等奖（1项）、后续的两个科研项目也在去年相继通过了河南省科技厅鉴定，均居“国内领先水平”。本人有幸作为上述教科研项目的主持人或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系列调研，并将成果作为南阳市、焦作市等教师培训的课程资源予以推广，“生成的课堂”或“六生课堂”作为教育通识理论和课堂教学专业技能编入相关大学教材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此特别感谢景文栓、贾建民、刘舜民、宋祖建、沈建国、金瑛、郑云霞等各位领导对上述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倾心付出。教育生态是多维交叉、立体呈现的，教育资源作为教育生态的重要客体也具有历时共生的特征，构建先进的教育文化是各路精英共同协作的结果。对于有关专家和学者虽未谋面但心仪已久，他们的专业学识和理论水平时常让我辈深感自身的局限和学识的浮泛。所幸文化在于传播，乃于仓促之中借他人之花礼呈教育同道，如能与大家有些许参考价值和导引作用，我们将深感荣幸。同时，我们在此郑重感谢叶澜教授、杨东平教授、冯天瑜教授、俞文森教授、有宝华教授、吴林富教授、赵绍军教授等人，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建树拨去了我们在探索道路上的迷雾，使我们在对教育生态的研究中，找到了指路的明灯。如今生有幸谋面，定以此书敬献，以表谢意。
生态环境是指有机体生存空间内各种条件的总和，人类生态环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自然环境又称物理环境，即一般生态学所称的生物圈，它包括高山、丘陵、平原、湖泊、海洋等各种自然地理空间，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系统与循环。自然环境对教育生态系统以及教育生态系统中不断发展着的人也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社会环境也称结构环境，是人类所特有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本身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层次性的复杂整体，社会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毋庸置疑，研究教育生态的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一是以整体论与系统观对教育生态的各种因素进行全面的联系的思想，就能发现和解决教育在宏观与微观的失误；二是以教育生态系统和教育生态平衡的视角，来考察教育的生态结构和功能，就能主动地调控教育外部和内部的生态平衡，从而确保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运用教育生态的原理和规律，就能够深入洞察教育的本质及其运行机制，更好地发挥出教育的多维效益；四是以教育生态学为指导，规划布置学校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促使受教育者内心环境的构建与和谐协调发展；五是将生态意识整合到教育的全过程中去，促使课堂与社会以及课堂内部的关系转变。
我国的教育生态现状不容乐观，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可以说非常脆弱。为了进一步改善教育生态环境，保证教育又好又快地可持续发展，必须直面现实问题，增加教育投资，关注教育公平，提高教师素质，改革教育体制，重视课堂效益――这是一个大课题的宏观表述。具体而言，每一个子题都需要进行专门系统的调查研究，从而理清思路，对症下药。
从专业理论而言，教育生态研究应在概念体系、理论架构、本土实践等方面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生态理论体系。然而，教育生态环境是以教育为中心的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多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可以从三个角度和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通俗地说，教育生态由外部生态环境和内部生态主体两部分构成，外部生态环境又包括社会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家庭生态环境和学校生态环境，它们各有优劣、顺逆、贫富、好坏之分，学生、教师和教育领导既各为教育的生态主体，又互为彼此的学校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
教育生态的理论研究的确应当如此，但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母题下的子课题头绪繁复且多维交叉，时空节点错综复杂，生态因素相互制衡且彼此联动……有限的文字表述显然浮泛乏力，所幸教育从来倚重有目的的实践过程，任何力图外化为空洞的理论、停滞于纸上谈兵或坐而论道的表面文章，实在与教育的本真和生态的真谛相悖。以教育叙事的方式总结失真的教育实践达到“立此存照”的参考价值，或以学理探究的方法直面变形的教育生态，期以“正本清源”的借鉴作用，显然要比程序化地死板教条和机械性地套用经典有益得多。近几年，教育理论“乱花渐欲迷人眼”，需要有披沙拣金和去伪存真的识见；教育经典“东风夜放花千树”，更需有避免邯郸学步和东施效颦的智慧。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教育生态，各有区域性的小气候，强行移植和生硬嫁接，只能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生态的多样性、歧异性和适宜性、关联性，都喻示着教育生态的特殊性和鲜活性。因此，立足于局部，改善原生态；着眼于宏观，创造良好的环境；致力于细节，发挥个体的潜能――可能是教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
教育生态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促进学生身心的全面健康发展。改善教育生态环境是教育生态研究的重要使命。教师、学校、课堂、社会都是作用于学生的教育生态的有机构成部分。缘此，我们从教育的原点出发，探究这些基本的因素，作为教育生态研究的纲目。
生物学是研究生物主体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生物有机体的存活需要不断地与其周围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一方面环境向生物有机体提供生长、发育和繁殖所必需的物质和能量，使生物有机体不断受到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生物又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影响和改造环境。生物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生物不可能脱离环境而存在。人类作为生物主体的一种，也被包罗在内。
人类对生态学的重视，生态学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以及生态学向社会、经济、文化领域的应用，形成了教育生态学这一分支学科。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也要受到生态环境的各种制约和影响。任何教育活动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地点、一定的环境，通过一定的社会成员采用一定方式才正式来实施的。人是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客体，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与发展密切相关。而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生态环境。
吴林富在《教育生态管理》一书中，在援引有关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认为教育生态环境(Educational Eco-environment)是指以教育为中心，对教育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着制约和调控作用的n维空间和多元的环境系统。在这方面大致可以从三种角度和三个层次来分析：一是以教育为中心，结合外部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组成单个的或复合的教育生态系统；二是以某个学校、某一教育层次或类型为中轴所构成的教育系统，它反映了教育体系内部的相互关系；三是以人的个体发展为主线；研究外部环境包括教育在内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还要研究个体的生理和心理等内在的环境因素。教育生态系统就是这样一个与环境组成的多维的复合网络系统。在系统中，通过物质、能量、信息的流动，促进教育的生态演替(Ecological succession)，使教育的层次由低级向高级转化。
随着人类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使人们难以从单一的社会因素来考虑教育。教育的客观环境往往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渗透，物质因素与精神因素相互融通的复合生态环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在内的复合生态环境(Compressi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研究生态环境与教育的相互关系，是教育生态学研究的一个方面。
本书的主导思想是：立足教育生态理论，以人为本，把学生作为能动学习的主体，以课堂作为教育的主要场所；把课堂看作师生生命发展的重要历程，重视生成的课程资源，提高教育的效益，这是教育生态的文化动力；学校、社会是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重视政策资源的调控和优化，把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落实到具体行动中，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倡导“尊师重教、科教兴国”的社会风尚，构建终身教育与学习化社会，促进教育公平，建设和谐中国，以教育文明领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本书以生态学的视角，以教育生态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直面教育热点问题，对学生素质、教师道德、校长素养等教育内部生态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同时对教育公平、农村义务教育、教育乱收费等教育生态的外部环境进行了学理分析，提出了应对策略；本书还从细节入手对课堂模式、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是政府决策、教育行政的参考书，是教师和家长的工具书，也是教师教育的经典课程资源。
环境社会学论文篇8
四、动植物变迁与区域沙漠化
历史上的动植物，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已进行了相关研究。动植物分布变迁显示了其他自然环境要素的变化及生物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在人类历史时期，也反映了人类活动对其程度不等的干预过程及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所以也构成了人与自然关系一部分，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有关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成果为数甚多，历史地理学家长期以来关注该方面的研究。史念海就我国历史时期森林分布进行长时段研究，指出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不断变化，原来森林茂密的地区到现在有的已经变为草原、甚至沦为沙漠。①文焕然分别考察了历史上内蒙古、青海、新疆、两广南部及海南等地区的森林变迁。②近年来，学术界分不同区域、就不同时期、采用多种资料与方法进行具体探讨。朱士光考察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等地的植被变迁，强调这一变迁与人类活动、气候变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指出，西周之前，华北平原北部为亚热带种属的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南部则分布着亚热带落叶阔叶与常绿阔叶混交林；但西周以来，由于气候变得冷干及人类活动的影响，天然林几近消失，华北平原南北均成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分布区。③蓝勇考察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森林演变，认为明清以前三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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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史念海：《论历史时期我国植被的分布及其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
② 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③ 朱士光：《历史时期华北平原的植被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4年第4期；《历史时期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期。
地区保持着很高的森林覆盖率，明清以后由于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导致其大规模的丧失，指出退耕还林，恢复森林植被的重要性。①其他各区域如秦岭、黄土高原、祁连山区、福建等地均有关于该方面的论文。②关于植物分布的一些研究动向值得注意，比如研究野生作物分布，曹永生等考察了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的地理分布与特点，野生稻、大豆及半野生小麦的地理分布及其规律，阐述了保护野生种质资源的紧迫性。③还有考察木材采伐包括特种木材及薪柴供应对环境的影响。如明代长城沿线森林的采伐与禁伐，长安、北京城的薪炭供应，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等等。④这些研究在考察森林植被及其变迁的同时，大多强调人类活动对生态植被的负面作用与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呼吁以史为鉴，保护有限的森林植被。
相对于植物分布变迁而言，历史时期动物分布及其变迁的研究者较少。文焕然等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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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变迁》，《中国农史》1993年第4期；《历史时期中国楠木地理分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4期。
②如王守春：《明清时期黄土高原植被与环境》，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历史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 第1期。李并成：《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林汀水：《明清福建植被的破坏与水土流失》，《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曹永生等：《中国主要粮食作物野生种质资源地理分布》，《作物学报》1999年第4期。
④暴鸿昌：《明代长城区域的森林采伐与禁伐》，《学术交流》1991年第3期；龚胜生：《唐代长安城薪炭供销的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4期，龚胜生：《元明清时期北京城燃料供销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1期；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历史研究》1994年第6期。
行了一系列研究，就海洋动物、扬子鳄、孔雀、鹦鹉、亚洲象、大熊猫、马、驴、双峰驼、犀牛等动物的地理分布与变迁状况进行了深入考察，并探讨这一变迁的各种原因。①在该领域，珍稀动物受到格外重视。何业恒等研究指出，大熊猫近200年来的濒临灭绝，主要是由于人口增多、开垦土地，使得大熊猫向高海拔地区迁移，出现食物的种类与数量减少、大熊猫近亲繁殖引起的；野生水牛、四不像鹿、中国鼍距今2 500年以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广泛分布，而到了东周至西汉时期则从这一区域相继退出。广泛分布是由于当时气候温暖多雨、河湖密布、人口稀少，适宜于这些动物栖息繁育，后来退出除了气候变得冷干之外，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增多、植被减少、水土流失等存在密切关系。②何业恒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堪称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著作。该丛书对我国165种珍稀野生动物在人类历史时期的分布状况、迁徙或灭绝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将这一变迁与自然环境演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区域差异联系起来进行分析，是作者集20余年潜心研究的结晶。③另外，蓝勇、刘正刚等分别撰文考察虎、犀象等动物分布的变迁情况，为今天合理利用和保护这些动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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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焕然：《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出版社1995年。
②何业恒：《大熊猫的兴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周跃三、何业恒：《试论野生水牛、四不像鹿和中国鼍在黄河中下游的绝迹》，《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
③何业恒：《中国珍稀兽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3年；《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94年；《中国虎与中国熊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中国珍稀爬行类两栖类和鱼类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珍稀兽类(ii)的历史变迁》，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并参朱士光：《中国历史动物地理学的奠基之作——评《中国珍稀动物历史变迁丛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源提供了经验与教训。①
地表植被由植物变为沙漠景观则出现沙漠化。关于沙漠化的含义，董光荣等将其定义为，“原非沙漠地区出现以风沙活动为主要标志的类似沙漠景观的环境变化以及原系沙漠地区环境条件的强化与扩张过程”。②该方面在侯仁之等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又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沙漠化在中国主要出现在北方，学术界分别就各区域进行探讨。例如，李并成通过对河西走廊个案分析，就干旱区域沙漠化的规律性问题展开探讨，指出干旱区域沙漠化主要发生在内陆河流下游，沙漠化过程的途径主要有就地起沙、风蚀绿洲、流沙入侵和沉积物掩埋绿洲四种，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沙漠化土地可以发生逆转；河西走廊绿洲边缘的植被破坏在西汉大规模开发之前即已存在，唐与西夏破坏更大，明清时期的破坏也引起了严重的沙漠化。③陈育宁则探讨了宁夏地区的沙漠化情况，认为干旱多风、近百年气候干旱是土地沙化的重要因素。④熊黑钢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分析，认为当地生态环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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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清初四川虎患与环境复原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蓝勇：《历史时期中国野生犀象分布的再探讨》，《历史地理》第12辑；刘正刚：《明清南方沿海地区虎患考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刘正刚：《明末清初西部虎患考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4期；刘正刚：《明清闽粤赣地区虎灾考述》，《清史研究》2001年第5期。
② 苏志珠、董光荣：《中国土地沙漠化研究现状及问题讨论》，《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李并成：《沙漠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以我国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时期绿洲边缘荒漠植被破坏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
④ 陈育宁：《宁夏地区沙漠化的历史演进考略》，《宁夏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
迁的因子中， 自然条件决定了演变的特征与基础，并在早期起到了主导作用，而人类活动是最活跃的因素，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①
沙漠化的主因是自然还是人为因素，学术界的分歧较大。一种意见认为是人类活动。如杨根生指出，中国北方的沙漠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植被繁茂之地或商贸通道，沙漠化除了气候因素之外，主要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如破坏植被、不合理使用水资源造成的。②有人分析认为，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环境恶化是由自然因素与人类活动引起的，但后者更居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人为改变水资源的地域分布与对植被的破坏。③另一种则认为主要是自然界自身演化的结果。如乌兰布和沙漠等，有人认为是由于西汉时期屯垦造成的。牛俊杰等研究认为，该沙漠北部的形成是在西汉之前，并非之后，其成因是由于黄河改道与湖泊干涸，而不是人为原因。④贾铁飞等人也认为，历史时期以来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主要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制约，沙漠化过程是自然因素为主，人为因素为辅，后者只是一个叠加因素而已。⑤而董光荣等人就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原因进行分时段分析，其观点是：一万年前，人类活动对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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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熊黑钢等：《塔里木盆地南缘自然与人文历史变迁的耦合关系》，《地理学报》2000年第2期。
② 杨根生：《中国北方沙漠化地区在历史上曾是“水草丰美”或“林桑翳野”之地》，《中国沙漠》2002年第5期。
③ 吐尔逊·哈斯木等：《人类活动对塔里木盆地历史时期以来环境变迁的影响》，《新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年第1期。
④ 牛俊杰、赵淑贞、任世芳：《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环境变迁》，《中国沙漠》1999年第3期。
⑤ 贾铁飞等：《历史时期乌兰布和沙漠风沙活动的沉积学记录与沙漠化防治途径分析》，《水土保持研究》2002年第3期。
环境的影响甚微，沙漠化出现或逆转主要是受万年以上尺度的气候变化所控制；近2 000年来，人类因素的作用在加强，但沙漠化仍主要受制于千年或百年尺度的气候波动；20世纪，沙漠化虽然受到数十年或数年尺度的气候干湿作用与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但后者是主要原因。①景爱长期以来从事沙漠研究与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了北方沙漠化的过程与影响；关于沙漠化的成因机制，他提出了“二重性”理论，即沙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社会现象，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的结果，历史时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②
在沙漠化研究渐趋深入的同时，绿洲学也逐渐兴起。黄盛璋就绿洲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内容和意义作了系统论述，呼吁大力加强该方面的研究。③谢丽以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楼兰古国和汉唐时期塔里木河中上游的绿洲农业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建立“绿洲废弃周期”理论模型。④李并成运用考古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绿洲沙漠化区域的若干特征、形成过程及内在机制。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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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光荣等：《中国北方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沙漠化的成因》，《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2期。
② 景爱：《沙漠考古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景爱：《中国北方沙漠化的原因与对策》，山东科技出版社1996年。
③ 黄盛璋：《论绿洲研究与绿洲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2期。
④ 谢丽：《绿洲农业开发与楼兰古国生态环境的变迁》，《中国农史》2001年第1期。
⑤ 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地理学报》1998年第2期。
五、自然灾害及疫病史
自然灾害是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对人类造成的损失与伤害。在人类社会之前实为自然现象而已，在人类历史时期则成为灾害，它反映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改变并对生产、生活造成明显影响。同时社会对灾害也有一系列被动或主动的反应，受灾程度除了与自然灾害的强弱有关外，还与自然、社会环境存在密切关系。例如同样是降水量异常，生态植被好坏、水利设施优劣、社会救济制度完善与否等等则会产生不同的后果。有的灾害引起饥馑、造成灾荒，或诱发疫病；有的则未必或未必如此严重。自从人类出现以来，有些自然界的异常变化部分来自于人类活动的干预，因而灾害往往是自然与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类历史上的自然灾害及疫病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
灾荒是传统史学的重要内容，现代意义上的灾荒史研究至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现端倪，竺可桢、邓拓①是该方面的开拓者，两人不同知识背景及研究风格的差异，对此后的灾荒史研究路径与侧重点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末以来的有关灾害史研究概况，学术界相关综述已有专论，②这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就已发表成果进行全面总结，在此仅围绕分析视角与若干学术成果举例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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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竺可桢：《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原载《科学》第12卷12期(1927年)，此据氏著：《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邓云特：《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②例如：吴滔：《建国以来明清农业自然灾害研究综述》，《中国农史》1992年第4期；余新忠：《1980年以来国内明清社会救济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阎永增、池子华：《近十年来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综述》，《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1年第2期；朱浒：《二十世纪清代灾荒史研究述评》，《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对各种灾害本身及发生规律的考察。一些研究落实到某个自然或行政地域与若干朝代。华林甫依据清代地方官员关于洪涝灾情的奏疏、方志以及洪水题刻等史料，考察长江三峡地区水旱灾害发生的规律，认为长江流域水旱灾害发生频率大，危害严重，而水灾更为严重，危害最大。①薛平栓通过对唐代关中地区自然灾害研究，认为该地区自然灾害暴发的阶段性特征极为明显，地震活动的活跃期和稳定期基本上是交替出现的，风灾、水灾和旱灾的发生则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②另外，王双怀对明代华南、张建民与卞利分别对明清江汉地区与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等进行考察与分析。③区域灾害、灾荒史已有系列论著出版，④此不赘述。另外，李文海等人出版了灾荒专题论著。⑤这类分析类型的论著在灾害史研究中最为普遍。
近年来，学术界加强了对历史时期灾害发生频率、周期、地域范围等方面的数理统计，
①华林甫：《清代以来三峡地区水旱灾害的初步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②薛平栓：《唐代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及其影响》，《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王双怀：《明代华南的自然灾害及其时空特征》，《地理研究》1999年第2期；张建民：《明清时期的洪涝灾害与江汉平原农村生活》，卞利：《清初淮河流域的自然灾害及其治理对策》，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④袁林：《西北灾荒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王振忠：《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尹钧科：《北京历史自然灾害研究》，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7年。
⑤李文海、周源：《灾荒与饥馑：1840—1919》，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分析各种灾害的发生特点与变化趋势。例如，陈家其建立了近2 000年来我国重大气象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布，发现11世纪之前是低发期，11—12世纪之后迅速增多，经两峰两谷于19世纪之后进入群发期；气象灾害群发期均在数百年气候变化暖(冷)的背景下的暖期(冷期)。①袁林就陕西隋朝至民国时期水涝灾害的类型、频次、周期、阶段、区域差异等进行数理统计与分析。②如此等等。
另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往研究薄弱的历史时期、灾害类型等得到了明显加强。例如，元代的灾害史学术界以前较少探讨，王培华等对元代的蝗、雹、水旱等多种灾害进行量化研究，并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统计发现元代蝗灾暴发具有11年与60年周期，这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有关，与学术界通常认为的蝗灾无周期性、韵律性是不同的。③特大风暴潮，又称风暴增水、气象海啸，是由强风作用与气压剧变等引起的海面水平异常升降现象，以前的研究讨论也很少。潘凤英研究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认为从唐代以来其发生有增多趋势，除了经济中心南移之后对该方面的记载重视因而史料增多之外，也与小冰期的气候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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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家其：《近二千年中国重大气象灾害气候变化背景初步分析》、《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均载《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②袁林：《陕西历史水涝灾害发生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1期。
③王培华：《试论元代北方蝗灾群发性韵律性及国家减灾措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王培华：《元代北方雹灾的时空特点及国家救灾减灾措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水旱灾害时空分布特点与申检体覆救灾制度》，《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3期；王培华：《元代北方桑树灾害及国家对策》，《殷都学刊》2000年第1期；王培华、方修琦：《1238—1368年华北地区蝗灾的时聚性与重现期及其与太阳活动的关系》，《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4期。
气象异常等存在对应关系；这种灾害的年际变率较大，其暴发与台风及天文大潮耦合、也受地球自转速度周期变化与太阳黑子活动周期的影响。①许炯心研究黄河流域历史上的泥沙灾害的宏观分布规律，指出发生频率与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地震因子及地形因素之间关系密切。②
在灾荒的成因方面。从学理上讲，学术界大多既分析自然因素，也重视人为原因，但在具体分析中存在不同侧重点。灾荒的成因比较复杂，往往以不同类型、时期、地域等自然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例如李德民、周世春虽然也分析了自然原因，但认为社会原因即吏治腐败是陕西近代旱荒发生的最主要与最终原因。③王日根讨论明清时期苏北水灾的成因，认为黄河改道、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及官府的(河政、漕政)政策导向是主要原因；马雪芹从旱、涝、蝗、盐碱、风、沙、雹、震等方面分析明清时期河南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主要原因及其采取的对策，指出森林植被的破坏和水利事业的衰落是当时自然灾害频繁的主要原因。④有的文章指出灾害的暴发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常常出现恶性循环，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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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潘风英：《历史时期江浙沿海特大风暴潮研究》，《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
②许炯心：《黄河下游历史泥沙灾害的宏观特征及其与流域因素及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灾害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连载。
③李德民、周世春：《论陕西近代早荒的影响及成因》，《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④王日根：《明清时期苏北水灾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马雪芹：《明清河南自然灾害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
态失衡导致灾害发生，而灾害又使得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从而使灾害进一步加剧。①灾害则直接涉及到国家的相关政策法令，以前人们多从政治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寻找原因，批判统治者腐败无能、救灾不力，百姓死于灾荒。近年来关于荒政的某些观点已发生变化。例如，李向军在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认为清代的荒政已发展至中国古代的鼎盛阶段，只是道光之后收效甚微而已。而此前法国的魏丕信对清代的荒政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以18世纪中叶直隶救灾为例，对清政府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效果进行考察与评估，充分肯定当时国家在救灾过程中的组织与效率、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正面作用；不过作者也指出，18世纪大规模地官方赈灾活动到嘉庆朝之后逐渐难以实行，救灾越来越依赖地方慈善事业及商人力量，其中既有经济、也有组织方面的原因。②
应该承认，在总体上就目前的灾害史研究现状而言，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取向还是有所侧重的。前者多强调自然灾害的地球物理、化学以及生态系统自身变化，分析灾害的成因、周期并预测其未来变化，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③后者则重视社会因素与灾害过程，试图以灾害为视角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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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康沛竹：《生态环境破坏与灾荒频发的恶性循环：近代中国灾荒的一个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96年6月29日。
②李向军：《清代救荒的制度建设与社会效果》，《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著、徐建青译：《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并参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法文初版于1980年)。
③请参陈家其：《1991年江淮流域特大洪涝灾害的太阳活动背景》，《灾害学》1992年第1期；陈家其：《全球变暖与中国旱涝灾害大势的初步分析》，《自然灾害学报》1996年第2期。
例如，李文海探讨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①王振忠将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联系起来，分析福州瘟神“五帝”信仰的区域地理背景。②夏明方从自然灾害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来把握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特点、规律与后果。他还系统地研究了民间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③吴滔考察清代江南的社区赈济活动，分析其与地方仓储、交通水平、宗族、地方社会构成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当地基层赈济之所以长期存在实得益于其与当地社会资源的相互融合。江南社区赈济也反映了地方社会职能的多元化与地方社会组织的重新组合。④如此等等。
灾害史研究的技术方法、资料建设也受到学术界的注意，推动了灾害史研究。例如郑景云等尝试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 卜风贤探讨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的量化方法。⑤王静爱等使用“受灾比”概念即流域内受灾县域占整个流域县域个数的比例，通过对清代中后期水灾的统计，指出黄淮海地区“受灾比”最高，向南北逐渐减少；“受灾比”月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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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②王振忠：《历史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以近600年来福州瘟神“五帝”信仰为例》，《复旦学报》1996年第2期。
③夏明方：《从清末灾害群发期看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中国早期工业化阶段原始积累过程的灾害史分析》，分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1期、1999年第1期。夏明方：《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中华书局2000年。
④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⑤郑景云、张丕远、周玉孚：《利用早涝县次建立历史时期旱涝指数序列的试验》，《地理研究》1993年第3期； 卜凤贤：《中国农业灾害史料灾度等级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农史》1996年第4期。
南北各流域存在明显差异，南方的峰值多出现在6月份，而北方在7月份，这与雨带的南北推移有关。①在资料及工具书方面，199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水利电力部主持编辑的清代长江、黄河、淮河、珠江韩江流域、海河滦河流域等洪涝灾害史料集。李文海、张波等人先后出版了相关资料。②等等。
自然界的异常并对人类产生明显影响是自然灾害，人身出现异常或相互传染则为疫病。疫病史长期以来基本局限于医学、公共卫生界探讨研究，近10余年来，其他研究者也加入其中，成为新的学术热点。③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分析疫病时空分布。龚胜生等指出：近2 000年来，由于人为因素和气候变化，我国瘴病的分布范围具有逐步南移的趋势；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疫灾分布，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是发生的高峰期，与社会的治乱相关，在千年与百年尺度上，疫灾的多少与气候的冷暖成正相关；在疫灾的空间方面，城市多于乡村，区域开发过程与人地关系演变对疫灾发生有重大影响。④关于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梅莉等认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灾荒与战争、山地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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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静爱、方伟华、徐霞：《中国清代中后期(1776—1911年)水灾受害比动态变化及风险评估》，《自然灾害学报》1998年第4期。
②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波等：《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③余新忠曾先后撰文从社会史的视角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具体可参阅余新忠：《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这里仅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进行简单勾勒。
④龚胜生：《2000年来中国瘴病分布变迁的初步研究》，《地理学报》1993年第4期。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年第6期。
流民移动是影响明代传染病地理分布的基本因素。例如明清时期的瘴病分布与变迁，除与气候本身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外，与人口增长、土地开垦、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改变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而恶性疟疾分布区的曰益缩小，正是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从而使自然环境优化的反映。①范家伟以古代岭南为例，考察了地理环境与疾病及其认识方面的密切关系。②这种研究理路力图揭示人类疾病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主要考察病疫传播防治史。如余永燕分别考察了中医眼科、喉科发展简史及猩红热病史与防治，詹心如、王文华概述了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徐建云介绍了人痘接种术发展简史，詹绍琛考察了福建鼠疫的死亡率、发病区、疫病监测防治等方面历史概况，为当今的疫病防治提出相应对策。③这类研究人员大多是医务、卫生防疫工作者，大致均重视研究对当代疫病防治的作用与意义。只有个别人员也注意结合自然环境与社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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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梅莉、晏昌贵：《关于明代的传染病的初步考察》，《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2期。
② 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丛》2000年第1期。
③ 余永燕：《近代中医眼科发展史略(1840—1949年)》，《中国中医眼科杂志》1997年第3期，余永燕：《近代中医喉科发展史略》，《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年第4期，余永燕：《烂喉痧(猩红热)病史考略》，《中华医史杂志》1998年第3期；詹心如、王文华：《青海省以染疫藏羊为传染源的人间鼠疫流行史》，《中国人兽共患病杂志》1995年第6期；徐建云：《人工免疫史上的光辉篇章——人痘接种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詹绍琛：《从福建鼠疫流行史看当前的鼠疫监测》，《中国地方病防治杂志》1994年第3期。
迁等方面来分析，例如，赖文、李永宸以现代流行病学为指导并结合中外文献，认为东汉建安年间的疫病流行是流行性感冒，联系到东汉末年的气候转冷，作者推断这种流感应属寒邪所致；两人还将清代岭南瘟疫流行放在当地历史的纵向比较之中进行考察，分析瘟疫种类、分布等与人口增加、兵乱、经济结构及中外交往之间的关系。另外，研究者还注意发掘传统医学史料，讨论这类史料的研究方法与价值，评估中华传统医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①
主要探讨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这类研究当然也是建立在对疫病传播史、生态环境的具体考察之上，②但这只是手段、基础而非研究者的价值取向，其更重要的目的是揭示疫病与生态环境、社会变迁之间的有机联系。余新忠以清代江南瘟疫为中心的系列研究引入注目，《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书详细考察了清代江南瘟疫的社会生态背景、时空分布规律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策略，将疫病研究与社会变迁有机地联系起来。③杜家骥考察了清代天花病的流行及防治，并以皇族为例，讨论其影响及防治措施。①曹树基通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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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赖文、李永宸：《东汉末年建安大疫考——兼论仲景(伤寒论)是世界上第一部流行性感冒研究专著》，《上海中医药杂志》]998第8期；李永宸、赖文：《岭南古代瘟疫流行的社会背景》，《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12月创刊号；符友丰：《论古籍疫史资料研究的方法和意义》，《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8年第7期；李禾、赖文：《罗芝园（鼠疫汇编）在岭南鼠疫病史之地位及价值》，《中华医史杂志》1999年第2期。
② 曹树基：《地理环境与宋元时代的传染病》，《历史地理》第12辑；范家伟：《地理环境与疾病一论古代医学对岭南地区疾病的解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李尚玉：《霍乱在中国的流行(1817—1821)》，《历史地理》第17辑。
③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析明代万历、崇祯年间华北鼠疫大流行情况，探讨其与生态环境、人口变化等方面的关系，指出明末华北社会变迁可视作生物圈变迁的一部分，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李玉尚、曹树基考察了鼠疫在和平、战争时期的传播情况，认为战争期间生态环境受到强烈干扰，人口大量流动，加速了鼠疫传播，因而战争也是一场“生态灾难”； 鼠疫流行模式的异同反映了各地社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异同；社会转型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概念，而且是一个生态概念；近代中国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的变迁。②李玉尚还具体考察鼠疫在部分地区流行情况及官方、民间的防治措施及其变化。19—20世纪前期云、粤、闽三省鼠疫流行期间，面对这一传染病的高死亡率，在1940年之前官方与民间均为无效应付，民间采取隔离、消毒等措施作为最主要的防疫手段，1940年之后官方采取了现代防疫措施；近代民众与中医对鼠类活动及患者症状已有相当的认识，但尚未达到将其与其他传染病区别这一高度；民国期间疾病特别是传染病是造成西北人口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30年代虽然政府在防治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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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行、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的人口行为与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李玉尚：《和平时期的鼠疫流行与人口死亡——以近代广东、福建为例》，《史学月刊净2003年第9期；李玉尚、曹树基：《咸同年间的鼠疫流行与云南人口的死亡》，《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清代云南昆明的鼠疫流行》，《中华医史杂志》2003年第2期；李玉尚、曹树基：《18—19世纪的鼠疫流行与云南社会变迁》及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流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均载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自然灾害与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传染病方面已有成效，但终未遏制急性传染病、产妇及婴幼儿疾病对人口造成的严重影响。①等等。
六、 生态环境与中国历史文化
在以上的探讨中，主要是从某一生态因子或自然景观来探讨自然环境的演化史及其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还有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多种因子或生态系统来分析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这里谨就研究的思路与重要方面作一勾勒分析。
自然环境、生态变迁及其原因。就自然环境诸方面进行系统考察的论著数量较多，既有较大区域的，也有针对某一较小范围；既有纵向的大跨度综论，也有针对某朝某代细致分析。例如，唐亦功就京津唐地区展开考察，探讨金代至民国时期人类活动及对自然环境产生的作用与影响，分为人口变化、土地垦辟及植被破坏、河流变化、自然灾害等方面：于希贤从森林、城池、动物、饮食、水资源、积雪等方面分析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②程遂营研究唐宋时期开封的生态环境，认为以12世纪为界，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处的生态环境前后不同，此前开封城生态环境优越，此后则逐渐恶化。③史念海系统考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就河流的侵蚀、侧蚀、下切、堆积、流量，黄土高
①李玉尚：《近代中国的鼠疫应对机制——以云南、广东和福建为例》，《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李玉尚：《近代民众和医生对鼠疫的观察与命名》，《中华医史杂志》2002年第3期；李玉尚：《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人口的疾病与死亡——以新疆、甘肃和陕西为例》，《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1期。
②唐亦功：《京津唐环境变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于希贤：《北京市历史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沦丛》1995年第1期。
③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原的发育、生态环境演变及其治理等进行了深入分析。①赵冈则勾勒探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化。②
由于边疆、山区及生态相对脆弱地区环境变迁比较显著，故近年来的不少论著就这些地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如在北方地区：梁四宝、李心纯分析了明代“九边”屯田及其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指出明代在北方边疆的屯田引起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土地资源遭到极大破坏，也加剧了该时期黄土高原的环境恶化。③陈可畏进一步指出，(晋陕蒙)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在遥远的古代就有，但是今天到处是荒山禿岭、千沟万壑，主要是宋代以来违背自然规律、不合理地利用土地的结果，特别是明清以来，盲目的大规模毁林垦荒，从山坡一直开垦到山原，导致水土流失严重，环境迅速恶化。④王广智认为晋陕蒙接壤区环境恶化是秦汉、唐宋、清末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大规模屯垦造成的。⑤在西南地区。蓝勇对历史时期云、贵、川三省经济开发及由此引起的森林分布变迁、野生动物衰退灭绝、热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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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史念海：《黄河流域诸河流的演变与治理》，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史念海：《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黄河水利出版社2001年。
② 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
③ 梁四宝：《明代“九边”屯田引起的水土流失问题》，《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李心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和加剧的祸根：明代的军屯与九边屯垦所导致的土地演替》，《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④ 陈可畏：《晋陕蒙黄土高原及邻近地区历史时期农牧变化、上地开垦与环境关系研究》，王守春主编：《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演变与水沙运行规律研究文集》第5辑，海洋出版社1993年。
⑤ ⑤王广智：《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变迁初探》，《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
物南移与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增多等方面进行了系列研究。①秦巴山区及汉水流域，鲁西奇进行了系统纵向考察；该地区晚近以来环境变化显著，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近年的论文有明显增加之势，主要是从经济开发、移民等方面考察生态环境的诸多变化。②
在探讨各地域生态环境变化的具体原因时，一般均有不同的侧重点。有的强调人为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如吴敌认为，明清时期长江流域自然环境恶化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合理的平面垦殖方式是。③有人分析所谓的“人口压力”、移民及其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④有的甚至强调汉代人为原因的明显影响，如认为两汉时期手工业特别是冶炼业、浮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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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梁四宝：《清代秦巴山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三秦出版社1998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耿占军：《试论清代陕西的经济开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其中张建民长期以来致力于该区域的研究，近年的成果如：《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碑石所见清代后期陕南地区的水利问题与自然灾害》(《清史研究》2001年第2期)等等。
③ 吴敌：《清代长江流域的农业开发与环境问题》，《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6期。
④ 汪润元：《清代长江流域人口运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学术月刊》1994年第4期；龚胜生：《清代西湖地区人口压力下的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
之风及战争是破坏生态环境的主要社会因素。①而朱士光等人在肯定人为诱因的同时，亦把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纳入考察视野，指出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是黄土高原等地植被变化、沙漠化、水系变化直至环境恶化的两个基本因素，例如他与唐亦功的文章，探讨了2 000年来，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理单元自然因素演变(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河流侧蚀及自然灾害等)与人类因素变化(人口增加、过度开垦、植被减少等)对环境变迁的影响。他总结自己的研究思路是：在总体上，在揭示某一区域生态环境变迁时既重视人类活动之影响，又注意自然因素自身变化的作用；探讨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变迁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②
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人类活动作用于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也制约、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例如关于丝绸之路的衰落，王守春考察历史时期塔里木盆地的环境变迁后认为，塔里木盆地的消长与环境的变化关系密切，环境的变化是丝绸之路衰落的根本原因。③李建党通过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三地的生态复原，考察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分布、形制和布局产生的影响。④王建革从生态视角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经济变化，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末期，生态压力削弱了乡村亲和内聚力，增加了强制内聚力，从而严重制约了乡村新生产关系的发展：华北农业的发展不是“过密化”，而是一种生态变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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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业新：《两汉时期灾害发生的社会原因》，《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2期。
② 朱士光、唐亦功：《西北地区丝路沿线自然地理环境变迁初步研究》，《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9年第6期；朱士光：《黄土高原地区环境变迁及其治理·自序》，黄河水利出版社1999年。
③ 王守春：《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的地区环境变迁和政治经济地位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期。
④ 李建党：《生态环境对商代都城的影响》，《殷都学刊》1999年第3期。
程；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受生态系统的制约，历史上的过度人口增长和生态破坏使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西方。①在具体历史事件方面，曹树基认为生态环境的异常变化是造成明王朝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②葛全胜、王维强指出，人地矛盾、气候异常所带来的全国大范围连年歉收，对太平天国的爆发起到特别激发作用。③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变迁是互动的，有的论著即从这一互动过程展开讨论，例如李民从地理位置、气候、水文、地质地貌等方面研究殷墟的环境变迁，认为盘庚迁都的重要原因是由于人为因素影响了生态环境，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又反过来加重了社会因素，如此恶性循环才迫使盘庚迁都。④
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虽然近年来的大量论著均强调、讨论人与自然的矛盾，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绝非只是处于对抗、冲突的层面，也存在着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与交融。例如，传统的农业技术选择与环境条件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萧正洪综合历史地理学、农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以清代西部为例，就农业技术选择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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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建革：《近代华北乡村的社会内聚及其发展障碍》，《中国农史》1999年第4期；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王建革：《资源限制与发展停滞：传统社会的生态学分析》，《生态学杂志》1997年第l期。
②曹树基：《鼠疫流行与华北社会的变迁(1580—1644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③葛全胜、王维强：《人口压力、气候变化与太平天国运动》，《地理研究》1995年第4期。
④李民：《殷墟的生态环境与盘庚迁殷>>，《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
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①李心纯也就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展开研究。②人类对荒茅之地的开发改造，既会出现稻香鱼肥，也会导致秃山浊溪，如明清两湖的农业开发使荆棘丛生，森林茂密的自然景观为田成片、村镇繁荣的人文景观所代替，在山区伴随着开发过程的却是水土严重流失。③明清珠江三角洲的桑基鱼塘更是人类利用、改造自然并与之合谐相处的典范。④再以长安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为例，史念海指出，汉唐以长安为都，故有其政治与军事考量，但优良的生态环境是时人选择长安、并使其成为雄伟瑰丽都城的重要原因，这是天时、地利、人和取得的成就。朱士光认为，西汉历史发展证明，以长安作为都城是因为当地优越的生态环境，而西汉中央政府对京畿附近的重视也对关中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⑤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是处在一种相互影响的过程之中，人类既改造环境，生活其中也需要、必须适应环境。自然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之间也存在紧密联系，冯贤亮以明清江南地域社会为例，对此进行了系列研究。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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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萧正洪：《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② 李心纯：《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开发与环境变迁初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5期。
④ 该方面此前已有系列研究，近来的论文如赖作莲：《论明清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的发展》，《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⑤ 史念海：《汉唐长安城与生态环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⑥ 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近年来，一些学者重视并探讨生态环境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关系。葛剑雄撰文，论说并呼吁学术界应全面正确地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影响。①于希贤以西周至南北朝文风演变为例，分析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之间的对应关系。②李心纯从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分析当时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探讨环境变迁与习俗传承之间的关系。③王玉德、张全明等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生态文化、生态文化与其他文化及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考察分析，揭示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的发展轨迹、生态与文化的内在联系。④张晓虹重视横向比较，她详细地考察了陕西文化地理的区域差异，并分析其原因及机理，揭示出自然环境具有文化现象的地域分异机制这一功能。⑤
七、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存在着“天人合一”观念与“三才”理论，历史上的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另外，针对晚近或区域的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是不会熟视无睹的，因而存在着各种层次的、各个方面的、效果或大或小的环境保护。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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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葛剑雄：《全面正确认识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复旦学报》1992年第6期。
②于希贤：《地理环境变迁与文学思潮更迭——西周至魏晋南北朝文风演变与地理环境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期。
③李心纯：《汉唐长安的岁时习俗与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史念海主编：《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增刊。
④王玉德、张全明等：《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上下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⑤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陕西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年来学术界主要是从以下展开分析的：
考察不同时期的环境保护措施及环保行为，分析时人的环境认识水平。张建民指出我国有关自然保护的思想早已产生，先秦以至两汉，先哲们的思想紧紧围绕生物资源的保护、持续利用而展开，且往往与宣扬社会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以自然法则、规律比拟社会秩序，视天道与人伦为同一：魏晋以后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破坏的影响；资源、环境意识决定于资源、环境的存在。①郭仁成也认为先秦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相当深刻，其保护生态平衡的经验，已达到很高的水平。②倪根金通过分析秦汉时期存在的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指出秦汉环境保护是构筑秦汉社会文明大厦的重要组成部分。③陈业新强调秦汉时期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和谐统一的思想已引起时人重视，并已提出保护土地、林业、动物资源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包括生态保护法令。④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⑤李丙寅则先后发表文章就秦代、汉代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环境保护思想、机构、立法和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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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建民：《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② 郭仁成：《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求索》1990年第5期。
③ 倪根金：《秦汉环境保护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
④ 陈业新：《秦汉生态法律文化初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秦汉时期生态思想探析》，《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
⑤ 王子今：《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进行研究，揭示中国环境保护思想的发展轨迹。①邹逸麟以秦、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环境意识产生的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强调古代人民所具有的环境意识。②刘华从环境保护机构及建设、森林资源保护、生物资源和水资源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对唐代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考察。③张全明、刘华分别撰文考察宋代的自然环境保护，认为宋人在保护生物资源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既自觉而明确地采取保护措施，又带有朦胧模糊的生态意识。④明清时期的环境保护也有系列论文。杨昶则先后发表文章对明人的生态观念及有关环境保护的政治举措和政令律令进行系列研究。⑤王社教、赵珍重点分析西北地区清人的环境保护意识，指出面对不断恶化的环境，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亦逐渐增强，并采取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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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丙寅：《略论秦代的环境保护》，《黄淮学刊》1990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汉代的环境保护》，《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李丙寅：《略论魏晋南北朝的环境保护》，《史学月刊》1992年第1期。
②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编委会：《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③ 刘华：《我国唐代环境保护情况述论》，《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④ 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史学月刊》2000年第6期；张全明：《论宋代生物资源保护及其特点》，《求索》1999年第1期；张全明：《简论宋人的生态意识与生物资源保护》，《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5期；刘华：《宋代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⑤ 杨昶：《明代的生态观念和生态农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8年第1期；杨昶：《明朝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变的政治举措考述》，《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杨昶：《明政令对生态环境的负面效应》，《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列相应措施。①罗桂环、舒俭民则纵向考察了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②
发掘利用古代文献、遗址及碑刻资料，考察其中所蕴涵的环境保护。古文献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先秦时期，论著大多认为这些典籍蕴涵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思想，指出中国自古以来都非常注重“天人”关系，主张“天人合一”。例如，陈瑞台对《庄子》，郭文韬对《月令》，胡远鹏、宫玉海对《诗经》、《山海经》，田龄对《周礼》以及屠承先对《盐铁论》，郑学檬对《状江南》诗组，高玄英、赵文姝对《聊斋志异》的考察分析。③叶坦就宋代帝王诏令中所包含的生态环境思想进行分析，认为宋代社会生产发展和富国富民的时代要求，使当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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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赵珍：《清代陕甘地区的森林生态保护意识和措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
② 罗桂环、舒俭民：《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
③ 陈瑞台：《〈庄子〉自然环境保护思想发微》，《内蒙古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郭文韬：《〈月令〉中的生态学思想初探》，《古今农业》2000第1期；胡元鹏、宮玉海《从〈诗经〉、〈山海经〉看中国古代的环境保护》，《文史杂志》1999年第5期；田龄：《试论〈周礼〉的环境保护意识》，《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屠承先：《〈盐铁论〉的环境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郑学檬：《从〈状江南〉组诗看江南的生态环境》，《唐研究》1995年第1期：高玄英、赵文姝：《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的环境保护意识》，《内蒙古学刊》1996年第5期。
者在关系农业生产、组织合理经营、保护生态平衡方面较其它朝代具有明显进步。①倪根金、梁中效与陈小赤、胡同庆等或利用碑刻资料，或利用遗址残存来探讨相关时期、部分地域的环境保护。②
历史上的环境保护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例如，仅从上文提及的论著可以发现，关于宋代的环境保护水平、宋代与此前比如先秦至秦汉的环境保护水平，学术界的观点反差很大。如何正确看待、评估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保护、水平及环保历程，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③
八、主要存在问题与应加强的方面
从上文可见，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可喜成绩，各个学科采用多种方法考察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努力揭示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有机联系。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环境史专家伊懋可说到：“似乎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见到更充分发展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于大陆”。④面对成绩与前景，也应看到其中存在的不足与需要加强的方面，这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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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叶坦：《宋代帝王的经济观：君主诏令所反映的保护生产与生态的思想》，《中州学刊》1990年第6期。
②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研究》，《中国农史》1995年第4期；倪根金：《明清护林碑知见录》，《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梁中效、陈小赤：《碑石所记明清时期汉中安康的环境问题》，《汉中师院学报》1999年第2期；胡同庆：《初探敦煌壁画中的环境保护意识》，《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
③参本书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部分。
④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21页。
(一)加强学科整合，促进中国生态环境史研究。生态环境史研究本身是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体。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原本应具备多学科的学术素养与知识，但从我国的教育体制及研究者的经历考察，真正具有这一知识结构者恐怕还不是很多。研究中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往往从历史文献的找寻与解读出发，来探讨晚近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大都十分强调其中人为因素及其负面影响；而自然科学工作者则一般从实验分析、数理模式入手，讨论历史时期包括文献记载之前的自然环境变迁，大多强调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规律及非人为因素的影响。目前除了个别方面与学术小群体之外，学科之间的沟通不够。各种方法均有自己的优势与特色，或分辨率高、或误差小、或连续性强，一些学者正是注意跨学科研究而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受到学术界关注。①因此在以后研究中应继续加强联合研究与学科之间的整合，进行学术对话与综合研究，推动中国生态环境史建设。
(二)正确把握生态环境变迁及其原因、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程度，深入揭示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由于当今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恶化、有些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环境，某些环境史论著也存在过分强调历史时期环境恶化及人为因素影响的倾向。生态环境演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自身的演变规律，自从有了人类以后，人类活动固然是重要因素且在现代社会其影响力愈益显现，但这只是环境演变的众多诱因之一，既不是唯一原因也未必是主因，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也有自己的范围、程度与方向，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方面，其作用或大或小、或主或从，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将人类作为一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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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张德二就十分重视历史文献，该方面的专题论文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高分辨古气候记录》(《第四纪研究》1995年第1期)、《中国历史文献档案中的古环境记录》(《地球科学讲展》1998年第3期)等。
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当然，人类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哪怕再小，也不能成为人类可以破坏、不重视环境的理由与借口。应该明晰，人类处于生态系统之中，是其中的一个链环，人类无法超越生态环境的演变规律而为所欲为，否则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另外，当今环境恶化是全球性问题，但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生态环境也不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趋于恶化，不能因为一些地区人为导致的环境恶化而无视人类合理干预、适度开发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能因为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存在制约而认为所有的历史现象、事件也受到制约，处处标榜此乃环境所致，把人类历史描绘成一个近乎“自然”的过程。生活其中，人类社会当然与当时的生态环境存在联系，但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事情都与环境存在必须联系，例如据资深学者的研究，长期气候变迁与粮价即无明显关系，冷期未见上升，暖期亦未见下跌。①因此，两者之间有无联系、是什么样的联系、相关程度若何等等均需具体分析，深入揭示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与互动关系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永恒主题。
(三)继续推动实证研究与理论建设。多年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与共识之一是学者们普遍认识到环境演变的区域差异性。在竺可桢等前辈科学家的开拓性研究基础上，还有许多领域、许多区域需要我们去开拓、去扎实研究，而现今的若干文章未免有人云亦云、观点雷同，以偏概全之嫌，在资料的发掘力度与认识深度方面还难尽人意。此外理论建设还存在严重不足，不少研究还停留在叙述史实这一层次之上，从而制约、影响了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因此，应该大力借鉴海外及其他学科知识，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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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业键、黄莹珏：《清代中国气候变化、自然灾害与粮价的初步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四)加强学术史、学术动态与研究理路分析，重视资料积累，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现在史学界不少论著增加了生态环境的相关内容，以所谓的生态环境为背景，但所描述的环境却是当代或是晚近的情况，与其所要论说的历史时期存在较大差距。当然某些环境因素在一定时期几乎没有变化，如地形地质，但气温降水则未必。不少区域研究论著还是以竺可桢70年代实际60年代已经完成的论文为基本依据，不求甚解，信息滞后，将所谓的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变迁相联系，但竺文是就全国的基本情况而言，而且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基本指标。现代气候研究证明，各区域的气温变化包括历史上的冷暖变化存在着迟早高低之分，季节间的气温变化既有一致的，也存在相反趋势，比如某年冬季异常寒冷并不意味着该年春季的平均温度也低于往年，不能简单地用某季代表全年，不能草率地用某一季节气候指标宋分析另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资料是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础，目前除了个别环境指标外，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史料还缺乏系统整理；而且现在常用的资料，有人已指出其存在一定的问题。①如果还单纯利用某一资料进行分析，特别是利用某一存在严重缺陷的史料进行分析，尽管分析手段先进、精确度高，但其结论的正确性还是无法保证。因此今后应花大力气进行资料的收集与鉴别，利用多种资料与多种途径进行分析，建立中国自己的生态环境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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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宏伟：《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华南气候变化问题刍议》，《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3期；并参本书的《台湾故宮“史馆档”与〈清史稿·灾异志〉》部分。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问题我们自己在学习研究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甚或更加严重，但发现、承认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对推进生态环境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其次，以上只是对近年来大陆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简单勾勒与感想，既不是严格的学术史回顾，也不能作为相关研究的检索之用，只是涉及几个主要问题、研究思路与相关成果而已，在这里挂一漏万是事实而不是谦词。对论著的选择也是围绕着生态环境史研究、重视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至于各位作者的论题中是否包含生态环境一词却并不在意，正如牛津大学教授迈克尔·威廉斯所说，“在作品上贴上学术标签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强调共性以及每个学科对人与自然怎样互动这一中心问题的贡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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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迈克尔·威廉斯(michael williams)，马宝建、雷洪德译：《环境史与历史地理的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