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学论文范文

发展社会学论文篇1

近年来，伴随着对于高尔夫球运动认识的深入，中央五部委联合调查表明：高尔夫球场90%以上并未占用耕地或林地，同时起到了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改善居住环境、改善投资环境等积极作用。使得高尔夫球运动得以正名，高球项目的发展又重新焕发了活力。深圳市和海南省分别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和第二家公众高尔夫球场，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这种支持是建立在社会各项事业统筹和可持续发展上，来自于政府的这种态度对于高球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因素。①高尔夫运动代表的文化内涵，满足了社会的某种精神需要。高尔夫运动的文化内涵是丰富的，代表了游戏、竞技、休闲和沟通，分别对应了生活文化，商业文化，休闲文化和社交文化。作为一种舶来品，高尔夫运动提供给人们更多的选择，首先体现在生活方式选择上的多元化与个性化，高尔夫球运动提供独特的生活理念，比如，与大自然的最亲密接触、陶冶情操。目前参与高尔夫球运动的群体，以中高端商务人士为主，因此，为高球运动贴上了“商业文化”的标签。高尔夫运动在动静的转变之间，尽显了领导者的抉择风范。高尔夫球运动的发明来自于苏格兰牧羊女的游戏，其休闲的特质也尽显无遗，置身于蓝天绿草之间，身心得到最好的放松，无疑是休闲的绝佳方式。同时，活动范围扩大和加深，社交成为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必需，而高雅的高尔夫运动，为人们展示了一种有效、有层次的社交方式。正是因为其所涵盖的文化特质，适应了当今社会的不同人群不同层面的需求，高尔夫运动才得以广泛开展。②经济发展与高尔夫运动的开展相互促进。某种意义上讲，高尔夫运动在我国的开展，是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开展该项目，并不仅仅是建立一座球场那样简单容易，在一座座高标准球场的背后，是一条长长的经济链条，包括配套设施，道路和运动用品（球具、服装、球车等）等，这一切都需要经济上的巨大投入，没有强大的社会资源作基础，是无法发展的。无论是从占地还是维护、经营，高尔夫运动都需要相当昂贵的费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是开展该项目的根本前提。东部和沿海地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度发展，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源，这些地区的也是开展最好的，所以，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等于是空谈。据统计，高尔夫运动的开展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二者为互为促进、互相影响的关系。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促进了高尔夫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反过来，高尔夫运动也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需要解决好的几个问题及对策

伴随着社会的发展，高尔夫球运动作为一项典型的休闲、竞技体育并存在形态，成为体育发展的趋势，理应得到正视，促进其合理发展。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1.加强制度建设。缺少合理的制度支持，高尔夫球的发展往往就会陷入短视、急功近利之中，对于其本身的长远发展是一种不小的伤害。因此，只有从宏观的角度，建设与其他社会建设相协调的高尔夫球发展制度，并且站在社会和谐发展的高度，才能避免市场失灵、环境污染、乱占耕地等问题的再现，因此，制定出最合理的制度，推行出适宜的政策，以帮助高球运动健康的发展，使高球运动本身的效益和社会收益的最大化。

2.培育正确的文化氛围，形成正确的认识。一直以来，由于开发商的过分宣扬，在人们心目中打高尔夫就是高不可攀的贵族运动。其实，在高尔夫球运动得到正常发展的国家，高尔夫球都是一项大众化的休闲体育活动。在我国，高球是到了“去贵族化”的时候，需要传媒、从业者共同做出努力纠正对于高尔夫球的错误观念，以及在实处让高尔夫球运动的消费价格降下来。由于其特点所致，想得到持久健康发展的高尔夫球运动最终必将走向平民化，如何使高尔夫球走向平民化、大众化成为高尔夫从业及研究者所要考虑的问题。

发展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字：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唯物主义

1.引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拓宽了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视野，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认识成果。

2.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着“以人为本”的时代主题

“以人为本”是我们的时代主题，这是一种理念。“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对象，本是原则、理念、要求。人有三层：个人、群体、人类；本有三义：相对人对物的依赖，把人当主体；相对人被边缘化，把人当作依据；相对把人当作手段，把人当作目的。因此，它要求我们尊重人、关怀人、为了人。马克思说：“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以人为本”之所以是时代主题是因为以前我们对人的关注不够，对人的尊重不够，构建和谐社会体现了对人的关怀，并为实现人的本质、人的价值和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以人为本”是人自由地占有自己的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和谐社会为人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人的交往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人的关系的种类和数量大大地增加了，人的本质越来越丰富了，更重要的是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以人为本”为了人，从人出发不断推动人的发展。这是一个人不断自我超越、不断实现自我、不断获得自由的过程，只有这样才使得“以人为本”不至于空洞化，不至于是一种宣传和口号。

3.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前提。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社会的和谐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对自然资源的盲目的无限制的掠夺，必然会造成自然资源的枯竭，森林的破坏和减少，土地的退化、荒漠化和沙漠化，水资源的减少和污染，最终导致人类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恶化。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如果不能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不但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还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路，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自身全面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4.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如何解决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呢?就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建设和生产力的发展。现在看来，我们社会上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发展。财富的最大化就是要把蛋糕做大，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要把蛋糕分好，蛋糕做大是前提和基础，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蛋糕做大。但是，同时不能忽略了公平问题，不能忽略公平分配问题，要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有两个基本的执政能力，一是把蛋糕做大，一是把蛋糕分好。共产党人执政既要有把蛋糕做大的本事，还要有把蛋糕分好的能力，执政能力应当有机地包括这两个方面。

5.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因而也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近几年来，我国理论界特别是哲学界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丰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的社会矛盾、矛盾性质、基本特征及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方式和机制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这对于提高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并进一步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党自建党以来8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不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发展着的哲学，它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变换着研究的重点或主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本身却是相对稳定的，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去讨论理论创新，要从理论与实际、继承与发展的结合上去理解或解读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新理念和新思想。

6.总结

社会和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要求矛盾的双方或矛盾的多方在运动过程中能达到并保持多赢或双赢的局面。具体说，就是既要强调人与人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既要达到内部各阶层、各利益团体之间的和谐，又要争取外部世界格局的和谐发展；既要培育微观的各个社会组织细胞的和谐发展，又要促进宏观的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又要形成各子系统之间的和谐关系，使之共同发展。“和谐社会”这一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的和谐。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就是要使一个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能合理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人自然、融人社会、融人集体。集体和谐是建立在个体和谐基础之上的，社会的和谐也有赖于人的和谐，即社会发展是以人为主体的，人的发展是以个体为本位的。三是社会分工的和谐。社会分工的和谐包括社会各类人员的比例构成的合理性、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率的增长性和社会地位的公平性等。超级秘书网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我国一段时期内社会发展目标的科学设定，同时这一理念的提出还在哲学上有着深刻的意蕴。“和谐社会”理念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条件下的科学阐释。这一理念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和合精神”，批判地吸收了西方分析社会发展的理性主义传统，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发展的理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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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社会学论文篇3

一年前，也是这个时候，中央党校也举办过一个类似的研讨班，那次研讨的主题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再往前一年，20*年春节过后，这里曾举办过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题的研讨班，参加者同后两次一样，均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党中央、国务院部委办的党政一把手。

在每年的春节过后、“两会”召开之前，把主持各方政务，担纲于改革开放第一线的党政要员集中于中共中央党校，举办5天～7天的短期研讨班，把党中央在新的一年关注什么，要做什么大事进行通报，学习和落实中央重要精神，这已成为中共中央的一个惯例。

这三次研讨班的举办，显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政治韬略。20*年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旨则在用十六大精神武装全党，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年的研讨班梳理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旨在以科学发展观统一全党意志，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而今年的题目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表明中央要从实践层面着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

科学发展观引领的社会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念的首次完整提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决定》将其正式列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提高执政能力的五大能力之一。这一思想，在此前的十六大报告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已有体现，其中有两处比较明显：一是报告提出的到2020年我国将要实现的小康社会比*年有六个“更加”，其中第五个“更加”就是“社会更加和谐”；二是报告第二部分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时提出，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努力建立起“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关系。

在20*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中共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中央继“科学发展观”之后，又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李兴山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六大报告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实际上也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从二者的关系来说，既可以说是前提与保证的关系，也可以说是途径与目标的关系。因为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二者是统一的。它们都统一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之中，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的李俭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关系密切，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密不可分。和谐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党群之间、干群之间、邻里之间都要和谐。要用和谐促发展，用发展促和谐。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和谐，而是你争我斗，则什么也干不了，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科学的发展观所追求的，就是文明发展、发展文明，包括发展的目的、发展的道路、发展的手段都要文明，这正是一种和谐的境界。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是思想道德体系和先进文化建设，这都与和谐分不开。没有和谐的氛围，思想道德体系和先进文化建设都无法进行。在新的历史时期，承接和弘扬中国自古所崇尚的和为贵、和谐为美的和谐社会理想，建设各阶层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共治的和谐社会，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追求的目标。中央政法委协调室副主任李宝柱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罗干同志曾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稳定压倒一切，而和谐社会正是与社会稳定相对应的具体社会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对社会稳定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细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建立具体的指标体系来规范和指导，哪怕是粗线条的指标体系也是有意义的，而这则需要从社会体制和机制上进行总体思考和建设。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朱力认为，和谐社会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在把工作视野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综合解决社会协调发展问题。

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

我国目前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对于这一发展关键阶段的特点，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式上作过精辟的概括，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曾庆红在四中全会结束后，也曾有过详细的论述。归纳起来，这个阶段特点有两个：既是关键发展期，同时又是矛盾凸显期。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一阶段呈现出两种前景，一是执政党和政府头脑清醒，政策妥当，就可以进入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保持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二是执政党和政府政策失误，不但会使经济停滞不前，而且会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动荡，危及政权稳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蕴含着争取第一种光明前景，规避第二种黯淡前景的战略意图。

具体审视我国社会目前所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则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中央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决策的深谋远虑。

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资源分布不均衡。经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GDP总量增长了10倍，平均发展速度为9．4％，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但与此同时，我国的社会发展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在20*非典考验中暴露得更加充分。李兴山说，非典时我在农村搞调查，一个地区的领导跟我说，他们整个县只有2台呼吸机，可以想像，如果非典传入农村，后果将不堪设想，从中可以看出城乡差距拉大问题和公共医疗资源短缺问题。

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在扩大，分配不公矛盾凸显。这种差距指的是相对差距：改革开放中农村发展了，城市也发展了，但是城市发展得更快。从城乡收入来看，上个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1：1．8，90年代就扩大到1：2．5，而到了20*年，城乡差距已经扩大到1：3．2，超过了3倍。李兴山认为，如果将城乡居民收入的计算方式、税赋负担、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因素综合考虑，城乡差距就远不是3倍，而可能会有6倍以上。从地区差距来看，尽管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但是东中西部的相对差距仍呈扩大趋势。严书翰认为，现代社会中收入差距肯定是存在的，关键是要保证它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是前进中存在的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够予以正确解决，也会危及稳定。比如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关键在于分配不公。目前我国存在一些非法致富现象，一些人靠钻政策和体制漏洞而暴得大利，一些部门和单位靠垄断而获取超额利润，这对群众的情绪是一种严重的挫伤。

一些社会群体为改革发展作出的贡献与应得到的补偿不对等。这些群体主要指农民和工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存在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广大农民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农民的收入状况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到目前为止，农民的人均收入还很低，负担还很重。改革开放26年取得的成果，农民并没有充分分享。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依靠的阶级，由于我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国民经济作出战略性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国企改制、搞活，致使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产业工人和无地农民、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显然是不对等的。利益失衡导致心理失衡，是当前社会情绪一个重要诱发因素。新形势下人民内部利益矛盾错综复杂。1957年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主要是指思想政治上的矛盾，但是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指各阶层、各方面的利益矛盾。这类矛盾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纵横交织，盘根错节，复杂异常。比如公务员队伍内部的“3581”工资改革方案，在有的地方可以实行，但中央国家机关的公务员就不能实现。因为中国的中央国家机关加工资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它还含有政治因素：国家还有很多方面都缺钱，这一政策不方便实行。这仅是一个社会阶层内部存在的矛盾。再比如，城镇化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但目前推进城镇化就涉及拆迁和失地，触及一部分群众的利益，这就是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全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再如高收入群体中绝大部分人是劳动致富，但也存在一部分非法致富或者钻体制漏洞致富的人，他们与尚未致富的人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可以说，目前我国各社会阶层之间，社会阶层内部，地区之间，地区内部，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利益矛盾。

通向和谐社会的四大途径

2005年春节，总书记在贵州省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与贫困村民一起庆祝除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轻抚小朋友脸颊，打糍粑，接受村民赠送的一卷手工织布的画面。总理则在河南贫困地区与艾滋病患者共度农历新春，他与艾滋病患者握手，与艾滋病孤儿吃饺子的画面也出现在电视上。与普通百姓，尤其是与其中的弱势群体一起过春节，已经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传统。这本身就向世人显示了中国领导人实现和谐社会理想的追求。

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了四条原则性的界定：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所副所长赵子平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既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思路和基本途径。

和谐社会是活力迸发的社会。对此，十六大有过充满诗意的表述，这就是“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而在具体的实践层面上，中央则以一系列大政方针激发社会创造活力。诸如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若干意见》，20*年开始重新以“三农”问题为主题颁布的“一号文件”以及实行《行政许可法》等等，都是进一步从政策层面上对经济创新、文化创新、农业发展进行体制松绑，激发社会各阶层的创造活力，减少政府干预的重大举措。李兴山指出，在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问题上，中央进一步明确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主体和基本动力，这就是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也就是说所有劳动者。其中核心的宗旨归结为一条，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要真正使广大劳动人民既是财富的主要创造者，又是财富的主要享用者。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和谐社会是公平的社会。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曾在当时引发了争论。十六大的提法则为“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十六届四中全会则先讲“激发活力”，再讲“注重公平”。赵子平指出，这些提法及所强调的重点的变化，反映出中央对公平与效率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李兴山指出，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差距就没有动力，而差距过大也会造成问题。目前，我们社会存在的最主要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是什么？以收入差距为例，固然也存在差距过大的问题，但主要的不公平还在于部门、行业和人们的群体间竞争机会不平等、竞争规则不公平。这应是解决收入分配中不公平的主要着力点。目前，老百姓对不公平意见最大的是非法致富、行政垄断和干部腐败这三大问题。严书翰认为，公平既包括机会公平，标准公平，分配公平，还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这正是中央密集出台一系列严格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法律规定的政策取向。和谐社会是安定团结的社会。四中全会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到要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凸显出中央对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而在具体实践中，农村村民自治和城镇居民自治的着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力推行，《工作条例》的再度修改等，无不表露出中央在发展中保护弱势群体利益，调动全体公民的参与热情，实现社会和谐共治的良苦用心。

发展社会学论文篇4

关键词：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五个统筹

Abstract:ConstructstheharmonioussocietyisOurpartybeinginpowertheorysublimation,itsbasictaskismustformthesocietywhichallpeopleworkaccordingtoability,taketheirproperplaceandaretogetherharmoniously.Theharmonioussocietyisonehasthequiterichthematerialcivilizationsupport''''ssociety,intheconstructionharmonioussociety''''sprocess,wemustsetupandcarryoutthe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throughout,insistedthattheeconomicdevelopmentisacenter,takestheworkmaterialwealth''''saccumulationthecenter,simultaneously,alsopaysattentiontheentiresocietycreatesthewealththeprocess,integratesthedevelopmentinthetracktoconsider,letsthedevelopmenttheachievementbeabletofavorandallpeople.

keyword:Harmonioussociety;Scientificdevelopmentconcept;Fiveoverallplans

第一，和谐社会是能够创造极为丰富的有机财富的社会。在科学发展观中，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离开人的需要，为了发展而发展，甚至为了不切实际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而做出的一切努力，都是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为赶超英美而举国进行的大炼钢铁的运动，还有在改革开放中，局部地区和个别领导人心目中所形成的GDP崇拜，无一不是离开了人的现实需要，而为某种虚幻的目标服务。当人们为了实现这种目标，而做出的种种努力时，其结果必然导致大量的资源被消耗和掠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的严重破坏。这种离开人的具体需要而创造的财富，很难表现为可供社会支配的有机形态，它所耗费的大量有限资源，其产出的结果成为对于改善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毫无用处的负支出，甚至变成了制约发展的沉重包袱。这种情况在过去以增长为主要目的的发展观中，多有表现。它们往往由于决策失误或短视的选择，在不同地区出现了大量产业雷同、重复建设，由此而形成的一个个半拉子工程、烂尾楼工程等，使得这部分社会财富表现为无任何发展动力的无机性。

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求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协调性既体现在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又体现在发展的最终结果中。这种协调性使得和谐社会的和谐，不仅表现在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要在物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因而，与以往的时代不同，和谐社会是能够创造大量有机财富的社会。

和谐社会有机财富的增长，与物质文明的提高是相伴生的，社会的有机财富既可以直接指向人们的眼前的消费，也可能表现为作为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它转换的形态与社会各阶段相适应。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紧紧围绕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创造社会有机财富开辟道路，以物质文明的发展，促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和谐社会财富的有机性有多种表现，一是社会财富构成要素的有机性。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和谐社会的财富不仅在构成要素之间是多元统一的，既表现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要素有机结构的协调统一，更表现为财富最终形态的协调统一，它能够满足人的物质、精神以及人的主体意识所需要的。二是表现为财富创造过程的有机性。在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文明建设中，和谐社会要求人们按照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方向，在开发利用自然中，人们能更文明、更科学、更富有远见地对待自然，而不是短视地、粗暴地、盲目地将自然视作人可以任意掠夺的对象，人们只有自觉的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创造出符合人生存与价值的有机财富，才可能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创造财富过程中，始终把握住满足人们需要的这一目的。因而，社会有机财富必然要体现出速度与效益的统一，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把效益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在坚持加快速度与效益的统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举的同时，走内涵式的发展道路。三是表现为人们财富支配方式的有机性。社会有机财富的极大丰富不仅与创造财富的过程及财富最终形态相关，同时也与人们支配财富的方式有关。它体现了财富分配制度的巨大改善，正是在财富的转移过程中，财富的有机性最终得以表现出来。在和谐社会里，财富在国家合理的财政政策的支配下，能够顺利地在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和谐地变换形态，这是有机财富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它除了实现自身物质形态的增殖外，它还具有制造社会祥和气氛的作用。因而，它的目的是双重的，它具有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多向转移性，而不仅仅是少数人财富的原始积累的工具。

第二，和谐社会是不同利益群体能够合理分摊改革与发展成本的社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推进社会各项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创造更富于人性、更适合于人类居住与生存的人文社会环境。社会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总是有一定风险与代价的。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若只注重扩张财富无限增殖的本性，发展的成果就有可能被少数人拿走，而与此相伴的各种代价，比如空气、生态、水资源的恶化、从事体力劳动的社会成员的精神与肉体的无限透支，就会被大多数人承担，这种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性，就有可能破坏社会的整体和谐。目前，我们所力求“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政策取向，归根到底是重建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社会发展成本的分摊机制。

坚持“五个统筹”，首先，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它的核心是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合理地解决城乡发展的社会成本的分摊问题。在我国长达半个世纪的城乡政策中，作为区域的广大乡村、农村，与作为产业的农业以及作为居民身份的农民，始终扮演着为我国城市兴旺发展单向作贡献的角色，广大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农民始终游离在现代文明发展的轨道之外，农民并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这既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更受人们习惯思想观念的束缚，他们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等方面，过多地分担了改革与发展的成本，这是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因而，统筹城乡发展，充分发挥城市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辐射作用，加快我国居民户籍制度改革，让人们更自由地选择生活工作的居住地，这是符合世界进步潮流并解决城乡差别的大政策，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

其次，统筹区域发展同样是校正区域之间发展成本的整合器。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利益比较机制的作用，顺利地吸纳了中西部落后地区大量廉价的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从这个意义上看，中西部地区为东部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取向，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中，有着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它通过非均衡发展的示范效应，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提供了良好的带动作用，也为中西部地区的改革发展，培养了适合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类管理人才，为今天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实现中部地区发展的大崛起，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作用。因而，统筹区域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通过东西互动、尤其是东部对中西部的智力、技术的反哺，减少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必要的代价，是保证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所必需的。

再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本质上是协调社会经济不同部门之间所承担的发展成本，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人除了在实实在在的物质需要的外，他还有自身的政治诉求，有满足其精神需要的文化诉求，有进一步提升自身各种素质的要求，尤其是无论人的物质生活被提得多高，始终也无法代替他精神上对社会公平的诉求。因而，在加大经济发展的投入同时，我们必须考虑民主政治、科教文化、卫生事业的齐头并进，加大社会发展方面的投入，建构完善各种应对公共危机的应急机制，形成调节各种利益冲突的缓冲机制，以及表达各个利益群体愿望的政治协调机制，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质量，让人民心和气顺，生活殷实。

复次，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除了当代人可能面临的环境困境外，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大国，人均资源有限，统筹人与自然的发展，实质是在代际之间合理地分摊社会发展的成本。我们坚持协调、持续的发展观，就必须把当代的发展可能造就下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生存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就必须摒弃大量消耗资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最后，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始终不渝地坚持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一，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所有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道路。要统筹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国一方面要积极使经济运行适应国际市场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市场规则的制定，使之与中国的经济完全、发展利益相一致。目前，我国为刺激出口而实施的出口退税政策，它在有利于出口企业的同时，也利于出口所服务的国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就形成了非出口企业与出口企业，在分担社会发展成本方面的不公，而这种不公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出口退税实质是中国这样的中下等收入国家，间接地向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进行中央财政补贴，且它的支出已达到我国中央财政支出的20%-30%。因而，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理顺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让创造财富的企业公平负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第三，和谐社会是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以人为本”，这里的“人”既不是指社会的个别集团，也不是某种抽象的观念符号，他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切公民。“以人为本”的落脚点在于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我们创造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其目的是为人创造一种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科学发展观的特征是协调性，我们知道，从社会结构要素的协调到利益群体关系的协调，都少不了合作与信任。合作与信任是和谐社会的灵魂。

在世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劳资关系发展的轨迹往往经历了从初期剧烈冲突，到通过谈判和沟通、实现和谐相处。这种从尖锐的对立到利益的协调，正是社会的不同利益群体在相对公正和公平的制度下所形成的合作与信任的结果。在一个社会中，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接纳、认同，合作互助是不可能的。合作不仅是一个利益集团对待另一个利益集团的文明态度，更是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有效途径，也是造就社会祥和、文明进步的思想基础。在当代和谐社会建构中，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他人予以适度的关爱，更容易化解各种利益悬殊所造就的暴戾之气，形成和谐、协调的利益关系。如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接纳，不能仅仅停留在接纳的农民工所提供的廉价服务上，更应该把他们当作一个与我们每个人具有同等的尊严与平等的人格的人来接纳，他们既有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需要，同样，也具有人的精神需求，他们是应该享受他们为之贡献的文明成果的人，而不是一个未能泽被现代文明的异类。这种接纳与认同，既依赖于我们的道德勇气与宽广的胸怀，更依赖于全社会成员保持一颗平常心，把他人看作自身发展的合作伙伴。

信任作为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柱，既有待于个体道德水平的提高，更有待于社会对信任制度安排的关注。信任一般来说是个体基于对他者行为的反应。在社会生活中，往往是一项政策的效应、一个轻率的行为、或一个不负责的承诺，都可能摧毁人们多年间形成的信任关系。在当代社会，政府与个人之间，消费者与厂商之间，人与人之间，由于信任的匮乏，极大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助长了国民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民族的凝聚力、认同感，对社会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危害。因而，加大对信任的制度安排，包括对契约的强制履行，对组织机构或个人信任档案的建立，让诚实信用的民法通则，落实到人们的言行举止之中，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信任不仅仅是指向他者的义务，更应该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的义务。如果没有对他人的信任，没有对他人承诺的履行，一切都听任眼前利益的驱使，人们就只会生活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人与人之间也会因为缺少信任而腐化自己，使自己难以成为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人，从而使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受到限制。相反，在一个和谐社会里，信任与合作使我们更容易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不是每个人相互为敌的共同体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各不同群体的利益都应该受到尊重，否则，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就会受到不可预见的损害。

发展社会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分别以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和社会学有限主义为指导纲领，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逐步摆脱了其理论困境，走向成熟，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进而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

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以其激进的建构论主张迅速产生了国际性影响。它对科学采取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立场，对哲学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形式主义(formalism)、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和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拒斥，尤其是它所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经验社会学研究，使得对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继20世纪20一30年代的繁荣发展之后，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分析了SSK产生的时代背景、代际演进及其理论优势与局限，进而试探SSK的未来走向。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欧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特殊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二战后科学霸权地位的确立、“大科学”观念的形成和“反文化运动”的兴起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进人20世纪，科学在理论和应用上所取得的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不断强化了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根深蒂固的科学主义信念，科学唯我独尊的霸权地位得以确立。“大科学”(BigScience)观念也随着普赖斯《小科学，大科学》(1963)的发表日益深人人心。然而，在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的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核军备竞赛及环境生态危机后，科学之剑的“双刃性”为人们充分体会。人文学界在60年起了“反文化运动”，支持与科学共同体普遍主义立场相对的价值与精神，两种文化(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对立由此形成。人文学者认为，科学并不是理性的解放力量，而是被广泛的教条所限制，或被福柯表达为一种等价于权力的知识系统。’·这种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促使人们注重对知识与社会相互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初，以巴恩斯和布鲁尔为首的英国爱丁堡学派顺应时代潮流，通过对作为“知识社会学风暴中心”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舍勒(M,Scheler)和曼海姆(K.Mannheim)的“反身性原则”和“知识是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思想的深刻研究，以及对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后期哲学和默顿(R.Merton)科学社会学“科学事业的社会建制研究”的批判与反思，在汲取曼海姆相对主义思想和库恩理论尤其是“范式”间具有“不可通约性”思想的;’马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际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根据科学对社会作用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指导纲领: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展现为不断向实践纬度演进的三展历程。

(一)SSK的三展历程

1、第一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柯林斯(H.Collins)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学者以“强纲领”(strongprogram)为指导纲领，从宏观视角和相对主义立场出发考察了科学的合理性，强调科学评价中的情景和偶然因素，提倡怀疑主义，以消解科学理性的合法地位。主要任务是将科学知识与社会因素连接起来，通过贯彻相对主义强纲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质，力图打破传统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二分观念，把社会学方法贯彻到底。他们坚信经验知识是渗透理论的，而理论又受制于科学共同体所尊奉的特定范式;科学内蕴了社会性本质。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纬度或轴心，循着历史主义科学观的后现代取向，把科学观推进到了更加激进的相对主义立场和更为极端的非理性主义态势，使后现代科学观随“社会学转向”(theSociological’Turn)而发生深刻的演变。

在第一代SSK代表作如布鲁尔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柯林斯的《改变秩序》中，学者们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其特征为:强调知识内容的社会决定性和历史依赖性，否定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真理性;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具有地方性和建构性;否认经验证据是理论选择的标准，理论选择是科学家之间磋商、解释和争论的社会过程;有意混淆事物间的界限，否定事物间的区别和对立;用文化中的非理性方法否定科学中的理性方法。理性、客观性和真理最终被归结为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通常所采取和执行的有局限性的社会文化规范。

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是第一代SSK的主要学派。布鲁尔的“强纲领”和巴恩斯的“利益分析模型”奠定了爱丁堡学派的基础。在《知识与社会意象》(1976)中，布鲁尔为SSK研究制定的“强纲领”包含四个原则:(1)因果性(causality)；(2)无偏见性(impartiality)；(3)对称性(symmetry)；(4)反身性(reflexivity)。巴恩斯则从解释学纬度积极建构其“利益分析模型”。他认为，“利益”不仅包括广泛的社会背景因素(如经济、政治的冲突)、一般文化取向(如意识形态)，还包括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特殊条件(如专业或学派)，强调特定的科学事件和科学行动可依卷人方的特殊利益得到较好说明。科学知识是在利益驱动下得以建构的社会产品，应置于社会学研究中，服从社会学因果分析。

以柯林斯为主帅的巴斯学派，采用微观社会学的观察与访谈法，将注意力放在争论结束的机制上。柯林斯等人提出并采用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作为争论研究策略，即从科学实践本身出发对科学家的理论和信念做相对主义说明，以表明不存在“跨文化的理性标准”。他引人“涵文化模型”进一步说明各种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科学家的态度及如何使科学家达成一致意见的，其中少数知名科学领导人组成的“核心组”(core-set)的磋商过程尤其值得注意。经验相对主义纲领促使其他SSK学者对争论结束机制和微观研究方法给予必要关注，为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直接提供了示范性工作。

2.第二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拉图尔(B.I,atour)、塞蒂纳(K.Cetina)、伍尔加(S.Woolgar)和卡龙(M.Canon)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学者以社会建构论(socialconstrnctivism)为指导纲领，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的微观视角出发，通过对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田野式考察，揭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提出了第二代SSK的研究纲领—“实验室研究”(laboratoyStudies)及“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Cheorv，简称ANT)他们抓住科学实践的行动本质，及大科学时代中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之即时(real-time)、现场(in-site)和动态(dynamis)特征，说明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科学知识是负载利益、文化、实践与情景的。在科学研究“会学转向”基础上发动了“人类学和文化转向”(theAnthropologicalCultureTurn)。

在第二代SSK代表作如《实验室生活》和《制造知识》中，学者们揭示了科学知识为人们所忽视的一面即社会性方面和科学家科学工作日常的、真实的生活情景，体现了社会建构论的本质意涵:科学知识是人类的创造，是用可以得到的材料和文化资源制造的，而不仅仅是对预先给定的、独立于人类活动自然秩序的解释;某些领域的知识是我们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的产物，或是相关社会群体互动和协商的结果。核心是在科学知识内容与社会因素间建立因果联系，否认自然对知识的作用，科学知识不是已有知识的理性、逻辑延伸，而是不同社会、文化、历史过程的偶然产物。涉及的基础理论主要是认知相对主义，目的是解构科学理论的逻辑结构、客观逻辑方法和实验在检验真理时的权威地位。

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是第二代SSK的主要流派。拉图尔与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的出版奠定了巴黎学派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拉图尔又与卡龙合作倡导“行动者网络”理论，自此巴黎学派正式成立。拉图尔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集中于“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如何导致了事实之建构”，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性和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即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柏林学派塞蒂纳认为科学实验是一种认识论文化(epistemiccultures),科学研究中存在资源要素分配，在实验室中不同科学家间体现了一种交换关系，如实验室领导和实验科学家间的互惠互利关系，表明了社会是科学活动可行的真正基础和深层原因。

受赫丝(Hess)和后现代思想影响，卡龙首先提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对之进一步发展。通过强调科学活动的实践本质，拉图尔把科学理性的深厚基础建基于广泛的社会语境，凸现了科学活动的人类学本质意义。ANT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框架与科学文化的宏观社会体制间的分野，丰富和捍卫了SSK社会建构论，为科学与人文的辩证关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3第三代科学知识社会学

以社会学有限主义(SociologicalFinitism)为指导纲领的新一代SSK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巴恩斯、布鲁尔和亨利(JohnHerry)(简称BBH)是主要代表人物。BBH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分析》(1996)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基本主张，旨在倡导一种与境中的科学知识即情景知识(situatedknowledge)，认为社会成分是作为一种社会背景而存在。他们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根植于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道路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人的语境解释(explanationincontext)，但并不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SSK学术思潮由此步人了广泛而深人的“实践转向”(thePracticeTurn)。

在BBH看来，有限主义解释强调分类活动的社会学利益和传统特性。从社会学角度说，分类词汇的含义不仅与其使用时的“意义”相关，且与在当前情境下所有其他词汇的含义有关。社会学有限卞义的基本含义为:(1)(分类)词汇的未来使用是开放的(open-ended)。强调分类行为的不确定性;(2)任何分类行为都具有可错性。强调分类活动中的集体判断与磋商;(3)所有分类行为都具有可改变性，集体权威贯穿于分类活动的始终;(4)每个分类词汇的连续使用是有条件的(conditioned)和相互独立的;(5)不同的分类词汇在使用上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人与人间的相互作用。rs〕基于此，BBH把这五项原则推广到信念和范例中;通过对科学家实在论策略的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提出了“利益和目标因果解释模型”，并将之推广到科学划界问题中;又通过对非经验知识—数学和逻辑进行社会学有限主义解释，证明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普适性。这样，BBH建立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纲领体系，并对这种新纲领进行了详细论证和初步使用。

(二)SSK代际间的理论联系

从强纲领、社会建构论到社会学有限主义，SSK研究策略发生了微妙调整。通过比较可发现:

第一，SSK区别于传统科学元勘(sciencestudy)的共同特点有:一是认为科学知识本身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从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和社会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二是SSK的研究方法为经验主义和相对主义。狭义的爱丁堡学派以宏观方法见长，努力追踪经典社会变量(如相关群体的利益)与相关群体的知识内容间的因果联系。

第二，与第一代SSK学者仅说明了科学活动是一种社会过程相比，第二代SSK进一步以实践观科学行动论令人信服地说明了科学知识的具体内容是依赖于社会过程的，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开启了后现代科学元勘的实践研究方向。

第三，社会学有限主义既回避了前期纲领的基本信条，又继承了其基本精神，具体表现为:(1)回避了受到强烈批评的强纲领原则，只字不提反身性、对称性和无偏见性，而继承和发展了因果性原则，从而建构出了社会学有限主义的工具—目标和利益因果解释模型。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核心原则—意义、信念和范例的使用具有开放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暗示了这些原则也同样适用于SSK。可见BBH明显放弃了对称性和反身性原则，而是试图通过强化因果性原则建立了新纲领。(2)进一步强化了强纲领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依靠其批判为SSK未来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理论资源。词汇的意义、信念和范例未来使用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可错性和可改变性，词汇、信念和范例连续使用的背景依赖性或非独立性，以及不同词汇、信念和范例使用的有条件性，都旨在强调科学知识之偶然的、即时的、在地的(local)相对主义特性，表现了怀疑主义立场。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在新纲领中，BBH虽放弃了强纲领的某些宣言，但其基本的“方法论的相对主义”立场却没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3)继续坚定地贯彻用经验研究的方法来论证相对主义立场，以实现SSK科学主义诉求。他们通过对较简单的科学常识(而非以往的物理学、天文学)进行社会学分析，来论证社会学有限主义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三、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未来走向

和任何学术视角、流派或学科一样，SSK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其理论优势与局限性。正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争论中，SSK的未来发展路向逐渐明朗化。

1.SSK的理论局限性

贯穿于SSK始终的相对主义具有明显的局限性:(1)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巴恩斯和布鲁尔的相对主义建立在“等值假设”基础上即“可信性”等同于“有效性”，但可信性原因的合理性若仍用相对主义方法去决定就必须再找出合理性的可信性原因，势必导致“可信性原因”的无穷后退;SSK相对主义否认科学的理性地位，但又声称要把SSK发展为一门科学，这显然相矛盾。(2)实际上是社会学主义。为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学者们不惜把一切因素归结为社会因素，表现了社会学主义的野心。(3)“重经验轻理论”。主要从有关“科学事实”的个案分析人手，很少涉及理论层面。这既与其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相悖(许多SSK代表人物如布鲁尔明确表示反对经验主义)，又表现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浅薄性。因为科学既是经验的又是理性的，科学不仅包括观察和实验，还包含理论，且“观察渗透理论”，理论比经验更具有基础地位。

强纲领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导致混淆科学与迷信、科学与伪科学的界限;“对称性”、“无偏见性”和“反身性”原则自身并不能实现;“利益分析模型”是一种不对称的社会说明方法，与其自身理论相矛盾。

社会建构论根植于西方文化尤其是德国思辨哲学传统精神和英美经验主义科学取向基础上，极易陷人西方文化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分立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它奉行“零和”游戏逻辑，具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倾向;全面否定客观性、理性、可靠性与合理性，否定自然的基础地位，只强调社会因素的意义，夸大了社会偶然性因素，在实践中也遇到了挑战。

社会学有限主义是一种情景相对主义，自身也充满了逻辑矛盾。它通过回避反身性和对称性原则，强化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因素，走经验相对主义的道路从而将强相对主义和经验研究机械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摆脱原有的理论困境，反而可能会加重其理论困惑和实践矛盾。因相对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抵制传统科学观的批判武器它无疑是有力的，但相对主义常从怀疑论开始，以历史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为依据，到放弃解构任何“客观性”和“合理性”，最后往往难以自拔地导向虚无主义的泥潭。

2.SSK的启示意义

强纲领以独特的研究视角阐释了实在观、真理观和合理性信念，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种社会化认识论，并引导人们思考:社会文化传统在评价理论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科学知识的基础是多元互补的;在元科学的研究中应结束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和分离的历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新时代;打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决然区分的界限，把科学知识纳人社会学研究领域，展示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产品和文化形态的特点，引导人们重新审视科学在整个文化框架中的地位、科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客观上影响了人们对当今科学的理解:科学只是人类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内容已成为个体的共识;为人们提供了看待科学时的一个外在、中立、客观的视角;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理性的迷信，所谓的科学及科学家的地位、身份、声誉其实是一个并不存在的“symbol"。这是SSK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SSK学者采用相对主义的经验研究，如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和话语分析研究对科学相对性的展示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一大成果;坚持“相对主义”—自然态度，有助于更客观地看待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使人们意识到“科学知识实则意味着权利和分配”;其反科学倾向使科学部分具有自我反省功能，更有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

3、SSK的未来走向

发展社会学论文篇6

    关键词: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

    1 科学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指人类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从事实践活动和精神活动的方式,以及由这些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包括形成的制度,规范和风俗习惯的总和。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的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文化是最近对人类文化进行研究过程中所思考的一个新概念。通俗的说就是指社会大众对科学的需求和消费现象,是科学的思想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等等的大众化。一般我们把科学文化指做知识智力意义上的文化,它首先是一种超越民族、地域的文化,是一种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不断更新进步的泛世界文化。其次它是以自然界为指向、 基于严谨的科学知识、 规范的科学方法、理性的科学思想而形成的文化体系。科学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综合体,其对人类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科学的广泛普及、技术创新机制的运转,以及科学理性精神在社会整体文化中的高扬。从科学文化的内涵让我们认识到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它还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全面的科学文化应包括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三个方面。器物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为科学的物化成果;制度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科学的社会建制;观念层面的科学文化表现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从文化学或从文化论的高度来研究科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科学观,树立一种新的科学观,从而更加全面而深刻地理解科学的根源 、动力、 目的、 意义和价值。

    2 加强科学文化建设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对自然体系的物质利用、能量平衡和资源消耗等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工业社会初期,我们的目标是通过提高经济和财富的增长来达到社会的发展,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人类日益面临着不平衡发展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后果。为了能更好的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好的发展,缓解经济发展的压力,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发展方式和路径上更倾向于“文化”:即人类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环境的改善、生态的优化、资源的节约利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科学发展之上。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战略意图。胡锦涛指出: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包括科学文化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及思想体系,这是实现我国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社会是一个各尽其能,尊重诉求,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社会。她要求把治国理论的视野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人发展的各个方面。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社会的经济要高度的发达,而高科技是经济的高度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科技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是一种良性的循环模式。因此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在争先恐后地发展高科技,促进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面对当今跨世纪的历史时刻,在国际国内形势处于重大发展变化的历史阶段,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对社会的持续发展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科学作为认识人类,认识世界(包括人自身)探索未知的一种实践的一种实践和精神活动方式及其成果,构成了人类文化的重要部分。科学不仅作为一种经济力量有力的推动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有力推动着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通过大力提高公众科学素养,使科学的思想意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技术,科学实践活动,科学精神和科学行为大众化来促进科学文化的传播可以起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双重历史使命。通过科学与社会主义在文化上紧密的结合建造一个社会知识基础和平台来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好转、社会的全面和谐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提高全民素质和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3 我国加强建设科学文化的紧迫性

    在当今社会科学文化的力量已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力量,是先进文化发展的方向。用科学文化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将科学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既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大计,同时也是迅速适应国际竞争环境的当务之急。

    但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要实现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达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建设起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以实现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的发达,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人们的旧思想,旧习惯也长期落后于社会存在;特别是难以抗拒的大自然的严重天灾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困扰也是不能摆脱的;同时,由于我们现处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中,以及我们的社会主义暂时还属于初级阶段,这就从总体上而言,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水平还不会太高。另外,在科学文化普及的方面,由于我们的许多工作,宣传的方法还主要依靠报纸书刊等,用影视作品来反映科学文化方面的素材少之又少。其思想基点也仅停留在宣传,普及一般科学知识的层面上,科学文化宣传的力度远远低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当今封建文化和迷信行为还有发展的趋势也是国民科学素养水平低的一个表现,这也说明了我国社会还缺乏科学的文化氛围。以上的种种原因都说明了目前我国科学文化的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社会政府部门和各界人士应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促进科学文化的加速发展。

    4 进一步加强科学文化建设的建议

    (1)提高13亿人的科学文化素质迫在眉睫。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物质生活改善,人们谈到科学文化素质就认为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公民的文化素质会自然而然地提高。这种想法对吗?据调查显示,我国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变化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相比是不对称的,由此可以看出科学文化素质是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而自动提高的。由于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当今一些富裕起来的人竟热衷于迷信愚昧活动,反科学,伪科学活动也时有发生,这也跟缺乏科学的世界观有关,同样的有人认为科学文化素质会随着人们科学文化知识的增长而自动提高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人们所具有的一定或较高的文化程度乃至专业技术水平与科学精神,科学世界观是不能自动划等号的。在现实社会中有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党员干部和知识分子成为邪教邪说的痴迷者,就是很好的例证。从上面的事实说明了我们应把提高我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到日程方案里,加大培养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力度。

    (2)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和民族综合素质的竞争教育的职责之一就是要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知识,提高公民的素质。要高度重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作用,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力的文化和人才支撑。

    (3)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需要的文化氛围。

    广泛的利用社会宣传,新闻宣传,网上宣传,手机短信等多种宣传形式,深入宣传创建科学文化的重要意义。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让科学文化大众化,更接近人民群众。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科学文化带来的新变化和利益,能够自觉自愿的参与到创建科学文化的活动中来。

    (4) 让科学文化走出象牙塔顺应中国社会文化产业发展潮流。

    为发展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战线也将密切关注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在2002年1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中国文化蓝皮书——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这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上海交通大学联合编撰的中国第一本代表国家水准的文化发展蓝皮书对文化产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告诉我们,发展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要不断的从社会文化中吸取营养的,它们两者是相互借鉴和渗透的。将科学文化融入顺应到中国文化是未来文化发展是主要趋势。

    (5) 进一步加大科学文化的普及力度。

    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巨大变革中,它不仅表现在对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改革,而且更为深刻地推动了我国社会文化的变迁。由于目前科学文化的传播还不是很完善,而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发展也是急需科学文化来支持的,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强科学知识的普及和科学文化的实施力度。即通过宏杨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思想和科学观念,推广与应用科技成果,传播科学理论,传授科学方法和实用技术,宣传科技精英人物、推动科研活动机制对整个社会机制的促进,评价当前科学技术,尤其是前沿科学领域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成果等方面来加大科学文化的普及力度。通过加大普及力度来提高全社会的整体科学文化的发展水平,来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发展社会学论文篇7

陕西省永寿县人民检察院 王孟康 713400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法制”和“法治”内涵的界定及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情况的简单回顾，试图阐述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体现出一个时代的巨大历史进步，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法治化道路，既完成向“传统”的突破，又实现向“西化”的突破。论文关键词：法制 法治 发展有学者言：“中国法治问题是一个历史课题，也是一个悠久民族的群体性的文化选择课题，除了历史和文化自身的答案以外，任何欲进行书斋作业的‘学术定位’的企图都是虚妄的。”①那么，如何对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情况作以反思，更非易事。本文仅以中国的法制建设为主体或参照对此进行尝试，或许离目标接近了一步。一、法制与法治“法制”一词，古已有之。但对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在我国，“法制”的用法首见于《礼记•月令》：“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惧罪邪。”此处所谓法制，乃指国法、法律或典章制度，强调法律制度的形式意义。也就是说，任何法律制度，只要是国家（或官府）创造的，即使是酷法、恶法，或专横之法，也属法制，具有一律遵守的效力。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法制不过是人治之下的一种法律统治形式。这种人治之下的法制（“专制的法制”），与近现代以民主制度为基础的法制（“民主的法制”）有着根本的区别。“近代意义的法制概念及思想，是由西方学者创立的。它强调：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公职人员和公民个人都必须无条件地严格执行和遵守的法律，不允许任何人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②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法学界对“法制”这一概念的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基本观点有三种：“一种是从静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法律制度’；一种从动态的角度，把法制解释为严格遵守执行和遵守法律与制度，依法进行活动的一种方式，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统一体；一种则简化为依法办事的原则，即一定阶级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法律化，并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国家管理的原则。” ③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许多学者趋于赞同从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将其定义为，“所谓法制，是一国法律制度的总和，它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的合法性原则、制度、程序和过程。” ④ 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法学家对法制的含义的解释，都是和他们各自的政治主张密切联系的，如有的主张君主立宪制，有的主张三权分立制，有的主张民主共和制，有的主张“议会至上”，有的主张企业自由，有的主张福利国家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对社会主义法制如何界定？学界的观点基本一致，社会主义法制即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体现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全体人民意志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是社会主义立法、守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各环节的统一，核心是依法办事。其基本要求为“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是与社会主义民主紧密相关的。法治，是一个复杂的法律概念。在西方学说史上，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BC.384-322）最早论述法治问题。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的良好的法律。”⑤近代以来，随着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人们重在原则和制度层面上讨论法治问题，而把法治的核心归结为“依法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制约。”其内容大体包括：法律至上，权力在法律之下；法律公开；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权利和自由；实行正当程序。二战以后，在国际上，法治的思想和原则又有了新的发展。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强调了三项原则，即立法保持“人类尊严”，防止权力滥用、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可以看出，法制包含两个部分，即形式意义的法治和实质意义的法治，是两者的统一体。形式意义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法律主治”、“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形式意义的法治应当体现法治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实质意义的法治也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化制度和运行机制予以实现，两者不可或缺。其是与人治相对的一个概念。综观法治一词的使用状况，其具有如下意义：它是运用法律治国的方式、依法办事的社会状态、一种价值取向或一种政治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法治应表述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依法治国的原则和方略，即与人治相对的治国的理论、原则、制度和方法。”⑥其基本内容 包括：“健全民主制度；加强法制建设；推进机构改革；完善民主监督制度。”⑦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历史追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基础之上形成的，“废除旧法和对旧法的批判继承，是社会主义法产生的辩证规律。”⑧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法制”被确定被社会主义法的基本原则之一。⑨然而，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由于坚持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导致经济停滞和落后，同时也导致“特权”的急剧膨胀。“在背弃马克思主义原则，削弱党的领导”⑩之后，从斯大林时代“人民公仆”的蜕变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以及最终被叶利钦窃国期间，其法制建设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人治”色彩，法制的原则无力对权力进行制约，社会主义的民主在前苏联被葬送掉。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道路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法制建设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法制建设时期”。11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宪法”和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的法制粗略模式或宏观轮廓予以确立，并形成了基本格局。随之，1957年“反右运动”，停止了继续完善新法制模式的努力，从而宣告了法制大转换的结束，接踵而来的是法制近十年的停滞和大滑坡。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十年法制建设的总纲领和总目标才得以确立。同时，形成了以多样化的法律价值、法律的主导性和法律的至上权威为特征的党的法治观。12三、社会主义法治——法制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形成和理论探索有着较为漫长的过程，其既体现了我党的孜孜实践，又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现代化的历史发展脉络。1.社会主义法治概念的提出：早在1949年1月，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谢觉哉同志就在司法训练班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要资产阶级的法治，我们需要我们的法治。”13然而，其对法治的进一步内涵并未申明。2.从毛泽东同志到邓小平同志的民主法治思想的异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他早年的“民本”思想，到他晚年的“群治”思想等，“人民”是他一生全部政治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他民主观的核心内容。1957年后其群治思想为主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重要方式和手段的“大民主”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极端，使“文化大革命”既革“文化命”，又革“民主命”，还革“法制命”的大灾难，忽视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追求，以及它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目标性机制的重大作用，仅把其当作一种手段。14由于这些思想的影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1978年以前在“现代性”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1978年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主要的理论指导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赋予了民主以极高的地位和价值，鲜明地指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论断，并有效解决和恢复了民主应有的价值和地位，“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5在邓小平的“民主立国论”和“法制权威论”16的民主法治思想指导下，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此后，对宪法进行了多次修正，并出台了大量刑事、民事、经济的法律法规，立法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同时，政府机构不断进行机构调整，司法机关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工作，使得公民的权利意识得以觉醒，对权力的制约、制衡得到初步的加强。3．十五大“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实践邓小平同志找到了“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法治道路，但如何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这一时代的使命和艰巨任务，历史的落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全国人民的身上。1997年7月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并于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定。“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17这预示者：中国将依靠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民间）的力量，走向法制化（法治化）的道路。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从传统法制到现代化法制的发展过程，其具有下列特征：以非人格化的权威及规则否定人格化的权威，法律规则的肯定性、明确性和普遍性，法律规则的连续性、稳定性，法律体系的完备和统一，法律职业的中立性，司法过程的公开性、程序性。从现代法制的价值合理性及价值标准来 看，具有：维护自由、平等、正义，协调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现公共权力和个体权利的平衡。18社会主义法治的推进也应以法制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精神为依托，在对“传统性”和“西化”的突破上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四、从法制到法治——历史性的飞跃（一）现代性向传统的突破。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某些程度上要依托本土的法制传统。在我国历史发展中，一直未出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长达数千年的封建法制的“专制”，使人民从心理上疏远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词语。在国家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虽然主张走法治之路，但终是自觉不自觉的蒙上“人治”的色彩，文革的十年浩劫，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打上了值得警示和反思的烙印。然而，近二十年的法制建设为“法制”向“法治”的跨越准备了基本备件，如法制体系的基本形成，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法学界在立法中的广泛参与，国家领导人思想的大转变等等。1.对“人治”之彻底否定“人治，指的是主要依靠一个或一批权威人士来推行的政治。”19人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强人政治。在统治者足够强大的时候，其统治的社会可能是一种有序、安定的社会。然而，再强大的人也有不强大的时候，再聪明智慧的人也有糊涂失策的时候。因此，一治一乱是人治造成的必然结果。由于“法制”侧重于静态法律制度的描述，虽然也有动态的内涵，但其终未排斥人治的成分。所以，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中，出现了领导人意志的绝对权威，而造成众所周知的许多恶果。“法制”与“法治”虽一词之差，但其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治”，在国家的治理方式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对“德治”的重新定位。“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依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20德治是一种柔性的治国方略：它建立在一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伦理和道德规范也是柔性的、劝导性的；其维系手段也是柔性的，即主要依靠社会教育、风俗环境熏陶、道德榜样感染、社会舆论及社会成员的自觉意识和内在信念加以推行。而法治则是一种刚性的治国方略：法律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底线，是不允许逾越的，因而是刚性的；其推行的方式和手段靠的是外在的强制，也是刚性的。可以看出，法治与德治作为两中不同的社会治理方略，各有其特点。在我国，“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人文背景。孔孟的思想以“仁”为核心，其本质要求统治者要爱人，方能使国家大治。十五大确定“依法治国”的方略后，江泽民同志紧接着又提出“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将“德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两种治国方略并用，以“法治”为主，以“德治”为辅。这既是对“德治”新形势下的重新定位，同时也是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又一突破。3.对党的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党的领导就无从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然而，在国家的政权得以稳固以后，如果将党的地位再置于法律之上，那么难免会出现唯党的意志是从的局面，长官意志将成为最终的权威，发展的结果是党内部的严重腐化，苏共的发展结果便是最有力的佐证。强调“法治”，并不是否定党的领导地位，国家宪法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但是，党仍然须作为一般的政治团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邓小平同志曾说：“美国有个尼克松，日本有个田中，都得上法庭，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不能上法庭呢？党组织也不能因为自己是执政党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否则，社会之中就存在一个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特殊集团，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荡然无存了。”21由此看出，邓小平同志肯定了法律的最高权威，法治核心之一的法律至上原则。这可以看作是邓小平理论中“民主法治”思想对我党领导方式的显著调整。文革的十年是唯党意志的十年，甚至出现了更换国家领导人也不经法定的任免程序的情况。如果在“法治”的建设中，没有对党的领导方式进行明确界定，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或许又会重蹈历史的覆辙。（二）现代化向“西化”的突破。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法治产生于近代西方文明，是人类走出蒙昧迈入文明的创造物，也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然而，中国由于先天的缺陷，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的法治。美国学者昂格尔认为，法治产生于西方而非中国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没有形成现代型法的秩序的历史条件——集团的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宗教的基础。22因而，中国形成了主要表现为行政命令方式的官僚法（管理型法），而西方形成了自主、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和法律至上的法治精神。 尽管在中国文明形态中，我们也会发现导致了多元集团产生，导致某种超验的世界观的社会变化。但是，这两种因素并未结合在一起，也没有通过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现代法治。23因为在传统的中国，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的是社会和谐，这也是支配人们思想的全部观念，然而，奠基于封建等级身份观念上的社会却无论如何形成不了现代法治的法律至上的神圣观念，因为严格来说它不是实在的规则与准则，而是模范行为的模式。24所以，尽管中国也曾有诸如儒家和法家等关于人、社会和法律的一系列观点，比如儒家主张符合伦理典范的习惯礼议，法家主张官僚政府以及强制执行官僚法，但双方确实从某种不言而喻的共同（礼仪）前提出发进行论证的，而这些前提根本不允许他们捍卫甚至承认现代法治原则。25传统中国的流行做法完全是以家长方式处理事务。26法律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工具色彩和官僚政治色彩。因而，中国产生不了现代意义的法治，也确实不需要现代意义的法治。27社会主义法治在中国传统的背景条件即如上所述，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从“法制”到“法治”的转型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在法制现代化发展中，既体现对西方法治文明的继承，又在本土条件下，完成了质的飞跃。1.对资产阶级现代法治思想的移植。现代法治思想根源于西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不能完全排除“西化”的倾向。在以“法制”为主旨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基本是排斥“西方”的，仅将其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层面，而未当成一种价值追求、治国状态。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法学界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法治”思想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社会主义法治在某些方面移植了西方的现代化法治思想。譬如，著名的法学理论家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等，他们的思想中蕴含着许多现代化法治的理性的东西，其“人民主权”、“法律至上”、“社会契约”、“权力制约”等主张包含着相当的合理内核，其是人类社会共有的文化财富，社会主义法治应当对其优秀的成分加以承继，并根据自身的情况有所扬弃。由于西方法学家和社会实践者的合力，使得西方的法治思想具有了取得广泛认同的基本内涵，而这种以民主为基础的法治思想正是社会主义进行法治建设所不可或缺。2.结合本国实际的重新定位。“社会主义中国的法治化，属于‘非西方后发展社会——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传导性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样的法律变迁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即我们不是在西方工业文明方兴未艾之际来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法治化，而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已经高度发达，以至于出现某种弊端和危机，并开始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之时才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28这样，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临着本土化和国际化（以西化为主要特征）等诸多因素影响，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出了重构自身法治文明的要求，同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在接受先进法治文明之后，结合本国实际进行再定位。⑴社会主义法治的社会基础。“大家普遍认为，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是法治的政治基础，理性文化是法治的文化基础。”29由于“中国领导倡导的国家社会主义法治融入了下列因素：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即经济是以市场为基础并且市场的成分在逐步增加，但较之其他经济制度，国有企业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对人权的理解上强调稳定，主张集体权利优于个人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权利。”可以看出，其社会基础包含如下因素：a.“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性推进力量。1987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显著成效，这是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最具基础性、广泛性、深刻性和现代性的强大动力源泉。”31b.中国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有力政治保障。没有中共的领导就不会有社会主义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其仍然是中流砥柱。中国党领导下的多党协商合作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c.中西人文精神的合璧：重构法治的精神基础。毛泽东同志曾在五十年前说过，“被束缚的个性如得不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32这启示我们：包括社会主义法治在内的一切制度都是以彻底解放人作为最高宗旨的，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法治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相依相生的关系。黑格尔也说：“历史对一个民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靠了历史，才能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礼节、风格和事功上的发展历程， 法律所表现的风格、礼节和设备，在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的永久的东西。”33社会主义中国在法制建设中，在反思自身历史的同时，在人文精神方面，应吸取西方之长，以补己之短，达到精神文化及理性文化的交融。2.社会主义法治的标准和要求。总体而言，要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治理社会的主要手段，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从立法上讲，建立民主科学合理的立法秩序，立法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建构一个部门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的完备的法律体系；从行政执法讲，政府要依法行政，尊重民权，接受监督；从司法讲，要保证司法独立，确保司法公正。从法律文化上讲，要有先进的法学理论，公民要有良好的法律意识，最核心的是：a.法律至上原则。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34其构成包括“内在品质要件：公民权利神圣和外在形式要件：规则至上。”35法律至上原则是内在品质要件和外在形式要件的统一。有学者更指出：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比法律的实质合理性更重要，奉行严格规则主义应是法治建设的首要任务。36所以，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党派、社会组织都必须接受法律法规约束，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b.权力制约原则。在国家机关之间建立分权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一项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权力制约的理论不能不深入研究并吸取其合理的因素，“邓小平同志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讲过，这样的事件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同志一方面讲了我们不搞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另一方面也讲了党权与政权要分开。权力不宜过分集中。”37无论是成克杰、胡长清，还是广西玉林四个市委书记“前腐后继”，从制度上看无不是因为权力太大，没有制约机制造成的。所以，在“法制”向“法治”的转型中，应该对权力的监督机制进行必要的调整。c.司法独立原则。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的共同特征。其含义是赋予法官以不受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干涉的独立的自由裁判权。在“法制”的背景条件下，虽然赋予司法机关以独立的地位，但实际上司法机关成为其他国家机关的附庸，在人事任免、财政制约的情况下，司法机关的职能无法依法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滋长了其他国家机关的特权思想。在“法治”的背景下，应当建立以公民权利为本位的司法制度，同时，对一切由法官说了算的职权主义司法制度依法进行监督，防止司法专横。从终极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表征进步与文明的治国方略的法治，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过程，并无所谓好坏良莠之分，唯一有所区别的只是我们践行的差异。由于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是一个渐进行的发展历程，既要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又要结合社会的广泛参与，革除人治意识的心理障碍、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的增强等仍有一个时间的期限，并非一朝一夕的事，这也为以后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但我们仍有理由相信，在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思想下的法治进程会有序展开。 沈晶 载于《行政与法》2009年第1期 第25页1718《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张文显 载于《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 第35-361920《论作为治国方略的德治》焦国成 载于《中哦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第622232425《现代社会中的法律》（中译本）[美]昂格尔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2、78、86、96页26《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译本[美]高道蕴等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导言27《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杜宴林 原载《法制与社会发展》（长春）转引在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9年第4期 第27页29《中国法治与行政立法改革》[美]裴文睿 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5期 第139页31《我国法治社会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分析》刘瀚 原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转引在人大复印资料《法理学•法史学》2009年第2期 第22页33《历史哲学》黑格尔著 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 第206页34《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王利明 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 第12页35《论法律至上原则的构成要件》载于《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第48页36《“法律至上”论断》谢晖 载于《求是学刊》1999年第6期 第3页37《论中国法治工程的渐进历程》马常山 载于《法学杂志》2009年第2期 第3页

发展社会学论文篇8

一、科学发展观教育蕴涵人的内心和谐的构建

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理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第一要义是发展，这是构建人的内心和谐的前提准备。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这个经验要求我们要用发展来解决遇到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热切呼吁和谐社会的到来，但随发展而来的贫富差距大、教育不公平、就业问题严峻等不和谐因素的凸显，打破了人们内心的平衡，引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科学发展观教育我们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仍需在发展中解决，只有通过发展彻底改变历史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的面貌，通过发展实现人均生活水平整体明显改善后，发展不均、发展不公等问题就会自然消除，人的内心和谐才得以构建。核心是以人为本，这是构建人的内心和谐的理论支撑。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人民的利益至上，一切为了人民的理念。随着当前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人们强烈呼吁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新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的精神世界也亟待迈上新台阶。人的内心和谐是人生命的写照，是人的生活质量的真实反应。内心和谐的构建需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宽广的胸怀，崇高的人生境界。内心和谐的人能善待自己，包容他人；能知足常乐，朝气蓬勃；能淡泊名利，平心静气，能创造并感知生活的美好、生命的美妙之处。科学发展观教育我们要做到以人为本必然要推动人的内心和谐的构建，在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改造人的精神世界。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是构建人的内心和谐的有利保障。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发展的方式方法上要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这是基于我国当前发展不平衡、不持续等现实提出的符合我国目前国情和发展趋势的发展方式，有利于打破不公平、有差距、不平衡、不持续等现象，有利于构建人的内心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科学发展观教育视域下人的内心和谐构建的途径

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内在地蕴涵着人的内心和谐的构建，构建人的内心和谐就要以科学发展观的内容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观教育视域下找寻解决和构建人的内心和谐的途径。总理曾在与季羡林先生关于“和谐”话题的交谈中说到：“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可见，人的内心和谐是多方面的和谐，要做到内心和谐也需从多方面努力。全面发展自我。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的方式要全面协调可持续，要统筹兼顾。实现人的内心和谐也要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奋斗终生。全面发展自我，使人的各方面才能都得以彰显，人生的价值才得以实现，人的内心才会感到满足、安宁、快乐。端正人生态度。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发展。人人都向往美好幸福的生活，而发展途中往往有失落、不如意、挫折、苦恼、生活拮据等种种问题的困惑，势必会造成人的内心失衡，造成人内心的不和谐。加强自我修养。内心和谐需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应该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不断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地完善自我，尽量地使自己能与他人和谐友好相处提升思想境界。科学发展观追寻的是一种协调的发展方式，个人要想内心和谐也需要协调的发展方式，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始终处在一张社会关系的大网里，内心和谐就需要不断提升思想境界，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物质利益的引诱下不能唯利是图，要以集体和社会的利益为重，积极地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美国一位环保学家的话：即使明天就会死去，今天我也要种我的小苹果树。这就是内心和谐，我们也应怀有这样的心态，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无愧于人、无愧于己，积极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到来。

作者：李艳军单位：白城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