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社会学论文范文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1

关键词：媒介；新闻传播教育；社会学；人才培养

新闻传播学在1997年被确定为一级学科[1]，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2]。这种“超常规发展”势头似乎是对中国蓬勃发展的传媒市场的一种积极回应：为市场培养、输送人才。现实并非如此，近几年来，学界出现了大量对我国新闻传播教育的问题、矛盾的讨论。这些讨论是在数字技术的应用和网络传播发展的大背景下，讨论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学科设置、教育理念中的问题，落脚于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和市场需求不匹配[3][4][5]。本文无意于罗列此前学界的一些声音，而是基于目前的研究和教育实践，尝试阐发一种新的趋势，即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社会学转向，它既是趋势，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解决路径，增强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科学”分量，推动教育研究的多视角和多元化。

一、寻径：西方新闻传播教育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模式有欧洲或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等。与我国相反，英国先有传播学后有新闻学，英国高校对新闻系和传播系的区分较严格，培养目标不同：新闻学注重过程和制作细节，而传播学研究传播效果，“传媒研究从来就是社会学家的事业”[6]。英国高校很少专门开设新闻传播院系，多从属于社会科学类、社会学院、人文艺术类等院系；专业设置秉持“统合主义”理念，强调学科交叉，如与人文、艺术、社会学等学科统合，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吸收传统优势学科的知识底蕴[7][8]。美国的新闻学和传播学同步发展，学科界限不清晰，学界一般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分为纯粹职业化教育模式和强调通识理论教育模式，前者观点是“最好的学习新闻与广告的方法是实践”，课程设置的目标是“确保操作与理论的合作关系”，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后者认为“职业培训不足以构成一门科学；新闻学要想在研究型大学立足，必须将自身定位于社会科学”，在其课程设置中，新闻传播方面的课程只占1/4，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课程占3/4[9][10]。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第二种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日本新闻传播教育是在新闻传播实践中进行，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体承担了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学校教育主要以学理教育为主，与业界保持距离，学术研究应被置于教育目标首位。然而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的发展、社会对大众传媒的要求提高，对新闻传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培养模式受到冲击。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2008年日本首个培养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机构——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院（J-School）正式成立，以培养高度专业化职业化记者为目标，但在提高职业性教育的同时，保持社会科学知识储备，批判性思维培养等传统教育理念[10][11][12]。西方新闻传播教育有各种的特色，也不乏共性：注重新闻专业主义和媒体素养教育；重视人文素质、社会科学基础教育，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联系紧密，许多学校的新闻传播学设置在社会学院或社会学系下；教育模式与时俱进，根据时展和社会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模式[13][14]。

二、辟源：社会学视角

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西方，由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创立至今，涌现出涂尔干、韦伯、马克思、哈贝马斯、吉登斯等一批思想大家。社会学根本问题是“社会何以可能”，在这一问题引导下，衍生出：个体与社会、理论与实践、宏观与微观、结构与行动等关系探究。社会学的视域广泛，从关注国家与社会、社会秩序的宏观结构主义视角，到关注家庭、社会制度、社会网络的中观组织和网络视角，再到微观的社会互动视角，而且微观社会互动的研究成为新趋势。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如线性模式、控制论模式等传播结构理论，魔弹论、第三人效果理论等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均基于“传者—受众”的单向传播形式，近年来，新媒体的兴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单向传播模式。从本质上来看，沟通即社会互动，自媒体上的社会互动不同于传统的线下在场互动。互动频率和方式的变化，都要求新闻传播理论有新的视域和面向，而社会互动的研究正是社会学创立至今一以贯之，且理论成果显著的领域，运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解释传播者的行为、运用社会网络理论阐述新型社交网络关系是新的趋势而且大有所为。

三、趋势与可能：汲取社会学营养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受到冲击，新闻生产的流程也发生很大变化，由“流程化”转向“一体化”，发展出“融合新闻”；受新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影响，“受众”概念弱化，普通公民既是受者，也是传播者；媒体用户对媒介产品的阅读要求也越来越高，一方面是快阅读，一方面却是对报道深度和广度的追求。以上因素引发了各类媒体在争夺用户上的竞争，更对媒体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要求，作为新闻传播人才最重要的培养场所，我国高校开始尝试做出调整。过去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存在“技术至上主义”问题，通过单纯的媒介知识教育以培养应用型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下的学生视野狭隘，往往只关注技术，而忽视媒介与社会、使用媒介的人之间的关系，无法满足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改变教育理念的改革随之而来[2]。2013年，在对国内18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中，大多数院系都提及加强通识教育，跨专业、跨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的目标，一些学校还在学制上做出了尝试，如“2+2”模式，课题组形式[15]。新闻传播教育界和学界对社会学重视是相辅相生的，以《国际新闻界》杂志为例，2010年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中涉及社会学主题的有10篇，2013年有15篇，2015年达到22篇，且涉及的范围变广，社会网络、社会互动、社会运动等话题越来越受到关注。且不论新闻学专业最初下属于社会学，社会学在新闻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传播社会学从传媒与社会视角出发，分析传媒的社会功能，并探究传媒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互构关系；从微观上看，则包含媒体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媒介组织等议题。新闻实践方面，新闻报道通过广为传播引导社会舆论，从社会学视角看，舆论是一种动态性社会意识，舆论形成后需要引导和社会控制和平衡；报道中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也需要从社会学的“个体与社会”“社会秩序何以维持”等发问出发，进而改善。在方法上，实证主义传统从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开始，后经涂尔干、科尔曼等学者的发展，形成如今社会学研究方法中的量化研究分支，传播效果的众多研究都采用了量化研究方式，新闻传播中的精确新闻、策略传播广泛运用问卷调查；传播学奠基者之一，拉扎斯菲尔德倡导并确立“实地调查法”作为传播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中的观察法是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调查方式，新闻传播教育中最常用的新闻采访也是访谈法的一部分；内容分析法是社会学文献研究法的量化方式，更是被新闻传播的学者广泛采用。社会学从诞生之初便被定义为一门“科学”，因此形成了较严密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目前中国社会学是“为人民服务的社会科学”，要求人文素养与社会科学素养结合，而新闻报道或是营销策划也要求从人的角度出发。此外，社会学强调批判性思维，无论是针对理论还是社会问题，这一思维方式对于处在瞬息万变的媒介社会的新闻传播学子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因此，两类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契合的。总之，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一种趋势，同时新闻传播教育能从中受益，包含理论和研究问题的深化、研究方法的完善，培养具有人文和社会科学素养的综合性人才目标的达成。

四、结语

新闻传播教育必须紧跟传媒市场和技术的变迁，培养行业内的急需人才。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信息爆炸”，使得丰富的知识储备和社会科学素养成为对全球市场下新闻媒体从业者的普遍要求。而新闻传播教育的社会学转向是这一要求下的趋势，社会学广阔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可能，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特殊背景和目标，更增强了社会学知识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的适用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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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蔡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观察与思考[J].国际新闻界,2003(1):6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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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吴锋,张佳慧,夏鸿斌.英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路径——基于十所顶尖新闻传播院系的调查研究[J].传媒,2016(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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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雷跃捷,高昊.从职场培养到学院专业教育——早稻田大学濑川至朗教授谈日本新闻传播教育转型[J].新闻记者,2014(10):16-18.

[12]谢小红.新媒体冲击下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坚守与变革[J].出版广角,2016(2):33.

[13]吴信训.世界新闻传播教育百年流变[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6):28-30.

[14]钟新,周树华.新闻传播教育的若干核心问题——对国外2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J].国际新闻界,2006(4):5-6.

[15]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传播教育课题小组.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基于所国内新闻传播院系的调研报告[J].国际新闻界,2014(4):125.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2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 在上个世纪80 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 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 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之后， 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 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 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 是在2004 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 年10 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 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 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 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 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 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 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 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 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 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 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 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 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 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 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 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 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 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 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 个传播模式， 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 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 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 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 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 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 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

3.罗伯特·吉本斯［美］著、高峰译：《博弈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3

关键词：新闻话语 中国新闻 发展趋势

当今社会信息高度发达，传媒对于人们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有人认为我们生活在传媒创造的环境之中。Lippmann认为人们生活在“两个环境”之中，即“现实环境”和由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1]“拟态环境”理论是传媒研究的重要议题。在网络发达的今天，人们把该理论的应用发挥到极致。媒体影响人们的主要渠道是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在网络上大众对于某个新闻事件的评论往往能够决定事件的发展方向。话语分析始于语言学科，随着后结构主义的兴起，人们越来越重视语境的作用。话语分析则满足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语境的诉求。在话语分析中，话语被界定为语言表述的社会现实。因而，话语分析是从语言入手对于社会事件本身的关注，它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范式。国内对于新闻话语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然而，现有的文献资料显示：鲜有学者对中国新闻话语进行梳理，并且讨论其研究现状。这个基本认识构成了本文的选题基础。本文澄清新闻话语分析的概念，分析了现有话语研究的现状，指出其发展趋势。

一、新闻话语

作为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新闻话语分析就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新闻报道。话语分析于1952年由Harris提出，[2]采用该方法分析新闻始于英国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过去，研究者仅仅关注新闻背后的社会不平等现象。[3][4][5][6]话语分析的实质是从表述社会事件的语言入手探讨人类社会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话语分析的基本原则是二元互补，即认为话语是语言表述和社会事件过程的结合体。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范式，话语分析广泛地应用于诸多学科。学者们借用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采用灵活多样的研究方法，关注更多的新闻话题，涉及新闻的各个层面。

新闻话语的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转向话语分析的必然结果，不同的学科求助于话语分析研究本学科的议题。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新闻报道已经成为新闻研究的一种趋势。新闻话语分析不同于传统的新闻研究方法。传统上对于新闻的研究侧重传媒的生成、传媒效果等议题，仅仅关注新闻事件本身，忽视新闻生产过程中人的作用。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分析新闻则可以弥补传统研究的不足，因为话语分析是以人在社会中的叙事为主线展开。如果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研究新闻报道，研究者可以关注新闻事件，也可以关注新闻的表述方式，也可以关注新闻报道的过程。话语分析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关注社会问题，新闻话语就是从人的视角研究新闻报道的各种议题。

二、中国新闻话语研究

新闻话语研究是结合新闻研究和话语研究的结果，是一个新兴学科的分支。国内对于新闻话语的研究仅有10多年的历史。本研究搜索了中国期刊网上的相关文章，并对其进行综述。设定检索项为“篇名”，检索词为“新闻话语”，检索了1993年到2012年核心期刊的文章。经过逐个阅读，剔除不合格的文章，形成本文的分析对象。

1. 中国新闻话语研究现状。根据研究目标，本文把收集到的文章分为三类：关注新闻背后意识形态的研究、关注报道过程的研究以及关注新闻语言特征的研究。

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新闻背后的意识形态（ideology）。应该澄清本文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源自于英文，是一个中性词，其含义近似于“思想观念”。该类研究的基本假设是新闻报道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其背后存在固有的思维模式。新闻报道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该类研究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中一类研究新闻报道内容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另一类则是研究表述过程体现的意识形态。对于前者的研究比较多，涉及话题比较多。例如，范红介绍新闻话语的编码过程以及三种主要的霸权建构方式，来说明掌握新闻话语权的阶层是如何将其思想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嵌入新闻话语中的。[7]张涛分析了19世纪后半期排华时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形象。方田[9]从圆明园兽首拍卖报道看主流媒体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8]侯福莉、王淑花分析了英语新闻语篇中的“杂声”，认为新闻报道中不可避免地带有报道者的立场和态度。[10]蒋晓丽、雷力对比分析了中美报纸对于哥本哈根气候峰会的报道，认为两国报纸对于该事件的报道取向不同。[11]后一类研究带有浓厚的语言学色彩，其本质是研究语言表达式选择过程中体现的立场和态度。例如，曾庆香分析了西方媒体对于拉萨暴乱的报道，认为在该新闻话语中存在固有的意识形态。[12]董又能采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分析了英文新闻标题，认为其中包含一定的意识形态，采用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13]单胜江研究了新闻语篇，提出新闻语篇批评性话语分析应注意的问题。[14]严怡宁分析了俄罗斯、巴西、印度主流报纸的涉华报道，探讨其中存在的认知和态度。[15]

第二类研究关注新闻报道表述的研究。该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新闻报道所涉及的表述技巧。该类研究的目的是寻找新闻写作中存在的固定表述模式，该类研究有助于提升新闻写作水平。该类研究主要分为以下类别：研究新闻中的互文性、研究新闻报道主位信息、研究新闻句式结构、研究修辞策略以及对于新闻报道中元话语的研究。新闻互文性的研究主要处理新闻报道中不同信息来源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不同说话者所说内容之间的关系。例如，赖彦采用批评话语分析的三维度的理论分析了新闻标题的话语互文性，并且探讨了其认知机制。[16]吴摘鸣根据van Dijk的宏观结构分析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对于新疆和暴力事件的报道。[17]毛浩然、徐赳赳从“形式互文”的角度考察了“邓玉娇事件”单一媒体和多元媒体在形式互文性的表现方式。新闻报道主位信息方面的研究主要应用系统功能语法的理论分析新闻报道中句子的信息结构。[18]例如，翁玉莲运用系统功能语法，探讨新闻评论语篇的信息结构功能。[19]翁玉莲采用系统功能语法的主位理论对比分析新闻消息和新闻评论中的主位分布取向。[20]在新闻话语中，经常出现一些固定的句式，对该类句式的研究也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例如，赖彦基于《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的语料，讨论新闻话语NP1+NP2的限定性和非限定性同位结构的形式类型、语义关系、句法作用和话语功能。[21]肖灵分析了新闻话语中词汇层次的ABB式词语。对于新闻报道中修辞策略的研究也是新闻话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研究修辞策略，新闻可以表达对新闻事件的立场和态度。[22]

第三类的研究关注新闻报道过程。该类新闻话语的研究在传媒研究中经常使用，主要包括两个类别：以人为中心的新闻报道研究和以报道过程为中心的研究。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主要从新闻制作者和新闻事件的参与者的角色出发探讨新闻报道过程。例如，曾庆香、黄春平、肖赞军讨论了新闻中记者并非话语的主体，权威的新闻来源以及刻板印象的操纵者才真正是新闻的话语主体。[23]曾庆香、刘自雄从话语理论探讨了新闻源对新闻话语的生成所产生的影响。[24]吴敏苏分析《面对面》节目主持人王志的主持话语，阐述了电视访谈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应遵循的原则。[25]

2. 中国新闻话语研究特点。首先，涉及不同学科，方法多样。话语分析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重要研究范式，包括新闻话语研究。话语研究的基本特点是把话语当做用语言表述的社会现实过程。新闻话语研究涉及语言学、文学、政治、经济、历史等不同学科，同时也受这些学科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采用语言学中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一些专家分析了新闻报道中的语言现象，考察语言背后的思维模式。采用文学的分析方法，马景秀、侯福莉、王淑花分析了新闻话语。借鉴政治学研究方法，范红、黄敏和尤泽顺分析了新闻话语中反映的政治议题。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张涛分析了19世纪后半期美国媒体讽刺话语中的孔子形象。

其次，平面媒体研究比较深入，而立体媒体的研究则较少。报纸和杂志出现的较早，其表意方式主要集中于书面语言，相对而言比较有利于分析。中国新闻话语的显著特征是对于报纸新闻话语的研究比较完善，方法比较多样；但是对于电视、互联网等的立体媒体研究则相对比较单薄。例如，陈俊、王蕾、蒋晓丽、雷力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报纸新闻话语。这些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也多样，包括主位分析、句法分析、形象构建、修辞技巧等等分析方法。对于立体媒体的研究主要讨论媒体话语的生成过程，其研究比较薄弱，方法也比较单一。立体媒体新闻话语的研究的主要问题为：（1）主要讨论电视新闻话语，没有涉及其他立体媒体的话语；（2）研究目标仅仅局限于新闻话语的生产过程；所采用的方法比较单一，具有经验主义的特征。

再次，关注新闻背后的认知思维过程。话语分析的最终目标是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项事宜，其本质是揭示用语言表述出来的社会事件过程的各种问题。就新闻话语分析而言，其重点是解释新闻报道背后的新闻事件。因而，围绕着新闻话语形成三种主要的研究分支：新闻表述、新闻故事和新闻的形成过程。这三类研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揭示新闻报道背后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过程。

三、中国新闻话语的发展趋势

基于现有新闻话语研究的现状，本文认为中国新闻话语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 新闻话语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受到关注，继续成为新闻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虽然现有的新闻话语研究具有一些问题，今后一段时期之内，它依然是传媒研究的重要议题。新闻话语关注的对象是对现实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事件，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研究新闻话语就是研究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况。通过新闻话语人们不但可以关注社会事件本身，而且可以研究该事件对于人的生存状况的影响。新闻话语分析的本质是应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分析新闻报道，既可以关注新闻事件的表述，也可以关注新闻事件本身，也可以关注新闻报道过程。同时，由于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具有加强的趋势，为其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这些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内新闻话语将持续受到关注，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重要议题。

2. 立体媒体话语的研究将大幅增加。随着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加速，新兴媒体迅速膨胀。电视、互联网、4G手机等等新兴媒体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影响越来越大，使这些新兴立体传媒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些立体传媒可以承载更多和更直观的新闻信息。然而，现有的新闻话语研究主要集中于平面媒体的新闻话语，对于立体新闻话语的研究则明显不足；仅有的立体媒体新闻话语研究方法比较简单，分析不透彻。同时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比较迫切，不同的学科之间相互借鉴研究方法和手段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使研究新兴的立体传媒的研究成为可能。例如，多模态研究方法的兴起，使得对电视等视频的研究成为可能。这些新兴的立体传媒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分别从画面、声音、文字等不同的方面展现新闻事件过程，这些不同的表意符号需要综合研究。新闻话语研究的这些特点奠定了立体传媒研究的基础。

3. 继续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话语分析成为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范式，是语言转向的归宿，落实语言转向的具体任务。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采用话语分析，考察本学科的研究议题；另一方面，话语分析也受众多学科的影响，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新闻话语以具有新闻价值的报道为分析对象，其话题多种多样，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因而，新闻话语分析的话题涉及不同的学科类别，影响其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同时，现有的研究中已经出现了相互借鉴的特征。例如，借鉴功能语法的理论，学者们研究了新闻语篇的主位以及信息。

结 语

新闻话语的研究对象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新闻话语的研究反映了社会主流媒体对于某个特定社会事件的认识。新闻话语是人们采用表意符号再现社会事件。传统的传媒研究以新闻事件为核心进行研究；新闻话语研究的出现，为新闻研究提供了更多视角，包括新闻表述研究、新闻事件研究以及新闻生产过程研究三个类别。新闻话语是以人为核心表述的新闻事件，必然受人的影响，反映特定的意识状态。对新闻话语的关注，就是对现实生活中主要事件的关注。采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者们可以考察新闻报道中的语言使用、新闻事件过程以及报道过程，因而受到包括传媒研究在内的不同学科的喜爱。新闻话语在今后的发展中，必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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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社会学论文篇4

本期选取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立川教授的《论新闻事业的文化属性》一文，杨立川教授认为新闻事业首先是文化“事业”，其次才是文化“产业”，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了定位；中央广播电视台网络发展部栾轶玫主任的《无线 微链 云端―2011媒体生存之道》一文，重点解读了在微博传播模式下如何找准传播定位。两篇文章，均对当下学界关注热议的焦点做了深入的阐释，有着较强的理论创新水平和较高的实践指导意义。

新闻事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 但并不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会直接促成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中间有一个中介――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所形成的新闻事业观。从根本上说，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制于特定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但直接取决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新闻事业观的变化，特别是人们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观的变化。新时期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正是如此。

一、当代新闻事业的性质观及其文化事业属性

（一）从“阶级舆论工具”到“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新时期以来中国新闻事业性质观的演变主要的表现为：从“阶级舆论工具”观到双重属性观，即认为新闻事业具有双重属性――“事业性质，企业管理”。

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新闻事业的性质，更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著名新闻理论家甘惜分先生的“阶级舆论工具论”。甘先生在其《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写道：“什么是新闻事业的特性呢？一言以蔽之，新闻事业是以报道新闻为主要手段的阶级舆论工具。”作为“阶级舆论工具”，其所发挥的作用被甘先生作了这样的概括：“新闻事业的作用，如果用一句最简单的语言加以概括，那最好是这样一句话：统一思想，或者说，统一舆论。无论古今中外的新闻事业，也无论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都可以这样说，都是为了统一思想，都是以某一机构的思想（实际上是某一阶级的政党、领导集团或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去统一广大群众的思想，以自己的思想去改造世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新闻媒体成为市场主体的情况下，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后，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的观念得到了学界和业界众多人士的认同。就中国新闻事业而言，有学者把对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概括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新闻理论家李良荣教授指出，按照传统观点，“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当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后，新闻界……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归属问题，并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即信息产业……可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完整含义是：在保证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耳目喉舌的前提下，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媒介。”

（二）关于新闻事业的文化事业属性

在政治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压倒性力量的年代，主要强调新闻事业的社会意识形态工具性质，与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使新闻媒介成为市场主体，从而使得新闻事业的产业属性得以突显。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建设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强调。在《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的“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包括了“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

在社会文化建设受到高度重视的背景下，新闻事业的文化责任及其文化属性受到重视或强调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广义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物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仅指人类精神性的创造物，即精神文化，其核心乃是人的价值观念。

新闻活动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闻事业具有意识形态工具属性和信息产业属性，同时也具有文化事业属性，新闻工作在社会文化建设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任务。自觉地意识到新闻媒介的文化建设工具特质，自觉地意识到新闻传播内容的价值观内涵，自觉地意识到新闻传播对社会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事新闻工作。

这意味着在新闻事业性质问题上，应该明确地强调其具有三重属性：意识形态工具属性即精神上层建筑属性（政治属性）、产业属性（经济属性），还具有社会文化事业属性（文化属性）。

事实上，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新闻理论家童兵先生在其《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中对新闻传播事业有一个多视角的分析：就哲学视角而言，“可以发现：新闻传播事业属于意识形态即社会意识形态。”“从政治学的这一视角考察新闻传播事业，我们发现，在阶级社会里，在物质上占据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往往同时也占据着进行精神生产的资料――比如报业，广播电视业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从事的这种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社会性，也就由此决定了。人们所指出的新闻传播事业是阶级的舆论工具的看法，正是从这种政治学视角进行考察的结果。”“如果从经济学视角考察，新闻传播事业也可以说是一种企业。”“从文化学视角考察，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大文化的亚种，是大文化系统下的子系统。”

所以，对于新闻事业的属性，应更为全面地加以描述：新闻事业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精神上层建筑的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新闻事业成为市场主体时，新闻事业还具备产业属性。同时，新闻事业还具备文化事业属性。在新闻事业成为社会重要传播事业的今天，其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如何理解新闻事业的文化属性

无论是在文化产业的意义上，还是在文化事业的意义上，社会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为文化生产；其二为文化传播。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成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社会生活整体的发展。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知识，所积累的技能，所总结的各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成为促进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文化作用的有效发挥则有赖于横向的和纵向的社会传播。

说新闻事业具有重要的文化属性，正是因为今日之新闻事业既是社会文化的生产者，更是社会文化至为重要的传播者。因此，新闻事业对于社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上所言，这种影响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机构是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部门

通常所谓社会文化主要指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包括人们所创造的知识、技能、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是社会文化的创造主体。他们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在知识、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的创造方面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大众传播时代，新闻事业更是社会文化极为重要的传播者

显而易见，大众传播时代，新闻事业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众传播通常包括人类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电影、书籍等所开展的传播活动，在这里，作为新闻事业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其所具有的为其它媒体所不具备的连续性、广泛性、及时性而对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新闻媒介对社会成员发挥着传播知识、教育引导、娱乐教化等作用。通过这些作用，使得社会成员所创造的知识、技能、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得以广泛而持续不断地传播。

三、注重发挥新闻事业之作为文化事业的作用

就新闻事业发展策略而言，新闻事业属性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继续重视发挥其意识形态工具作用和注重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同时，还应充分意识到新闻事业的文化事业属性，并给予发挥其文化事业作用以足够的重视。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新闻事业的组织文化建设

没有文化理念的新闻机构，创造不出有文化内涵的产品。新闻媒体的文化身份理应是其身份特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说的一个家庭的“家风”一样。在何种“家风”中成长，就可能成为一个什么人，一辈子都很难改变。新闻事业也一样，有什么样的组织文化，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报格台风，进而也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此而言，新闻机构的组织文化建设应是其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此一方面，有些学者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例如梁瑞平在2000年第5期《湖南社会科学》发表的《浅议新时期报业文化建设》一文对报业文化的内涵以及构成报业文化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形象文化等作了相当全面的阐述。程怀强、刘晶在其发表于2007年第8期《经济研究导刊》上的《哈报集团制度建设的企业文化引导研究》一文中阐述了报业制度建设的企业文化引导的问题，提出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文化引导。从新闻实践看，也有不少新闻单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总体上讲，尚有不少新闻机构还缺乏建设组织文化的自觉意识，或者对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注重发挥新闻事业的文化功能

所谓新闻事业文化功能的发挥，相对于社会而言，即承担文化建设的责任；相对于特定读者而言，即要有文化服务意识，要有满足其文化需求的意识――满足其文化追求的需要，满足其文化栖息（生存）的需要（文化是人的精神生命）。我们常说“叶落归根”，为什么要叶落归根？其实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文化家园。面对特定人群的新闻媒体，应成为特定受众的文化家园。使他们的精神在这里得到栖息，在“自己的媒介”上找到自己的精神生命的归宿。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曾谈到：“当我们审视报纸时，传播的仪式观着眼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它更多地不是把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在那种场合下，虽然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

就新闻媒体的文化功能而言，受众的接受过程，常常也是一个内化社会文化和享用社会文化具有仪式性特征的过程。的确，当我们接受新闻讯息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获取迅息，还是在从事一个通过参与媒体的具有仪式性特质的传播活动，而获取、强化、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的价值观念系统得以改变，得以肯定。因此，新闻媒体必须有明确的文化追求。在这一方面，近些年来一些业内人士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例如，《海南日报》李科洲先生于《赋予报纸文化内涵》一文中曾阐述了“报纸也是文化纸”的命题，并介绍了他们重视发挥副刊文化功能的做法：“每天，当我们打开一张报纸时，我们希望获得最新的信息，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娱乐和休闲，希望能得到精神的疏导、身心的放松、性情的陶冶、梦想的放飞……因此，人们才会说，报纸是新闻纸，也是文化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有些报纸大量缩减副刊版面的背景下，细心的读者注意到，《海南日报》承载文化传播的专版和副刊版面不减反增，这是为何？”“最能体现一张报纸文化性的是副刊，副刊是纸质媒体的一面旗帜。它不仅能满足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且还能丰富、延伸和补充新闻报道，以文化性来彰显报纸的新闻性。基于这种共识，海南日报尝试在新闻性之外做足、做活文化报道，努力使报纸厚重起来。”

（三）树立新闻媒体的文化定位意识

把新闻媒体的文化定位作为品牌建设的重要前提。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知识、规范、价值观）。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知识需求如何？应该遵循的社会规范如何？应具备的价值观念如何？新闻媒介一方面要适应其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要进行文化引导。无论适应其文化特征，还是对其进行文化引导，其前提都是要使得新闻媒介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受众对象的文化特征相吻合。文化定位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新闻媒体的文化追求应该与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相符合。

特定的受众有特定的文化需求。例如，农民和市民相比较，各自的文化需求差异很大。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为市民，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文化需求差异也很大，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命状态和生活需要。

在文化学意义上，新闻事业首先是文化“事业”，其次才是文化“产业”。综上，也许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当前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一定要充分考虑到新闻事业的文化事业属性。质言之，即应树立以下观念：新闻事业也是文化事业，新闻机构也是文化机构，新闻媒介也是文化工具。新闻事业对社会文化影响巨大。因此，新闻人必须是高素质的文化人，必须有高素质文化人的追求，必须具有高素质文化人的修养，要具备承担社会文化建设之责任的自觉性。当今时代，新闻事业具有重要的产业责任，但产业责任决不能以放弃或忽视媒介的文化建设职责为代价，决不能不顾社会利益乃至于违利益以求取经济利益。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就可能成为反文化或伪文化的产业了。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5

关键词　新闻教育　改革　现实选择

近几年国内关于高校新闻教育改革的讨论，其实质是在探寻新闻教育如何适应社会 发展 需要，培养符合媒体和社会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一新闻教育的本质问题。目前，在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的确很多，既有宏观层面的体制性问题、学科内在矛盾问题、教育学术化导向问题，也有微观层面的课程体系问题、师资队伍问题、实践教学问题，教学方法问题等。当前的讨论围绕宏观层面问题的居多，如招生规模、办学体制、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等，而对微观层面问题关注的较少。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大方向基本明确了，但新闻学教育改革的小方向依然不清，改革路线不具备现实性，改革内容不具有操作性，改革没有近期目标。教育改革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个实践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探析我国新闻学本科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改革新闻学实践教学体系的重要一环——毕业 论文 (设计)提出基本构想和改革方法。

一、人才培养目标：教育灵魂的迷失

人才培养是教育的首要目标。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审视新闻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或许能够让我们更加深刻的看到我国新闻教育的迷失和困境。

1　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内涵认识模糊。

国内高校对新闻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认识模糊由来已久。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人才。确立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学工作的出发点。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成为掣肘新闻教育改革的关键。新闻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一个简洁明了的答案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可是翻开国内高校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看，很少有高校能够明确提出是为新闻媒体培养一线的记者、编辑的。新闻工作者这一称谓往往被“新闻从业人员”、“新闻传播人才”、“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取代。这里反映出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概念变换，而是新闻学教育自身定位的基本问题。

现代 新闻学教育自诞生以来，一直把培养职业记者作为自己的唯一目标。不同时期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记者，如何使学校培养出来的记者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包括在当今美国对新闻学教育的争论，依然是围绕培养“专家型记者”还是培养“融合型记者”展开。无论怎样改革，培养职业记者的目标没有改变。反观国内，新闻学教育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语焉不详、笼统模糊，方向迷失。这与没有认清新闻学教育和传播学教育的联系有关。恰恰由于这种对新闻学教育_和传播学教育相勾连的认识误区，导致新闻学教育发展中出现了“培养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被培养非记者编辑的新闻教育和传播学取代”的局面。在当下学界对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差异都没有理出头绪的前提下，盲目用传播取代新闻是弊大于利的，用笼统的传播人才完全代替新闻人才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社会、业界和学生都怨声裁道。

2　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目标有着较大的差距

如果就本科层次的新闻学教育而言，不管是研究性大学的新闻院系，还是教学型大学的新闻院系，其人才培养目标应当是一致的，那就是培养合格的抑或是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其差别可以是应用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的区别等。依托人才培养目标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必然是能够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的。在代表美国最高水平的新闻院系里，密苏里新闻学院本科教育中“只有25％的课程是新闻、专业课程，75％是其他课程，包括 历史 、 政治 学、 科学 等等”，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专业的128个学分中，新闻学课程最多只占44个学分，剩余的80多个学分中，65个学分必须修完人文、社科、 自然 科学和 艺术 课程。”哥伦比亚大学新闻教育的特点是“课程设置完全以新闻业务为核心，正如他们自己宣称的不讲理论，只讲实践。”

反观国内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是“一个在新闻言新闻的、相对自我封闭、自我运作的课程构架”，即使像人大、复旦这样一流的新闻学院里，依然是过度强化新闻类课程，新闻类课程占60％左右。通识教育中除掉政治类的两课、外语、 体育 、 计算 机外，真正属于文、史、哲、艺术类的课程凤毛麟角。新闻类课程中又以理论讲授为主，最优秀的教师不是讲授实务型课程的，而是讲授理论的。课程设计多年一贯制，没有课程更新，课程建设跟不上时展的步伐，新课程中讲授概论的多，讲授实务的少。所以，媒体人士反映“很多新闻学院设置了各种课程，但这些课程培养的人90％不实用”。课程体系的种种缺陷不足以支持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而要对现有的的课程体系进行伤筋动骨的梳理和调整，恐怕又会遇到许多现实的阻碍，比如一些地方高校在设置课程体系中，不分学科、专业，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立全校所有专业的大一统的通识教育课程，各个专业很难依据专业特点进行合理的课程安排；再如新闻学专业教师自身对新闻类课程难以割舍，既不愿面对无课可带的局面，也不愿让把自家“山头”拱手相让他人等。这些都导致课程体系的改革大多停留在研讨阶段，付诸实施者少之又少。

3　实践教学脱离实践，人才培养纸上谈兵

“

1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 论文

毕业论文长期以来都被视为考察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但是在新闻学等同于一般人文社会 科学 的背景下，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却要以写学术论文的这种方式来结束其职业训练，似乎有些滑稽。毕业论文美其名曰是考察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检验学生大学四年的学习成效。但是这种考察的方式却背离了新闻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一新闻学 教育 教学的人才培养目标，不管是应用型人才，还是复合型人才，他们都是新闻工作者。当然，如果一些大学认为其新闻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术型人才则另当别论。我们衡量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的标准是什么?显然不会是新闻工作者学术研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人文精神和职业能力。既然如此，新闻学教育为什么会把毕业论文作为考察学生学习成效的最后一道关口呢?这个悖论却长期存在于新闻教育之中。恐怕这笔账就不能赖在教育体制上面了。我想，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新闻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出了问题。

用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新闻教育界常规的做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的《新闻学院课程模板》中就要求新闻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可以用新闻作品替代毕业论文。新闻学作为应用性很强的专业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学术论文符合专业 发展 的基本逻辑和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新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走出校门进入媒体，就应该能够胜任媒体的实际工作需要，是一个标准的记者媒体检验其是否合格，主要看其是否能够担当起各种新闻采写任务，是否能够熟练运用各种新闻报道的技术手段完成新闻作品。表面上看，这是对学生是否掌握新闻工作所需要的“术”的检验，实质也包括了对学生是否有“学”的检验。一个合格的甚至是优秀的新闻作品包含了“学”和“术”两个方面的水准。因此，是否能够采写出合格乃至优秀的新闻作品 自然 应该成为新闻学专业检验学生的标准尺度。

以往的毕业论文只是考察了学生是否有“学”，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对于新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这种“学”的水平和素养，不应该通过学术论文得以表现和张扬，而应该通过他所创造的新闻作品来实现和反映。因为新闻记者的终身职责就是通过大量的新闻报道来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大学毕业时的新闻作品就是其人生价值自我实现的起点。一个好的新闻作品往往是“学”和“术”的集合体，它渗透了记者的人生智慧、社会敏感、学养学识。“术”依托“学”而存在，“学”凭借“术”而表现。二者相互依存、相辅相成。毕业论文考察不了学生“学”和“术”结合的水平，只能看到学生掌握的“学”，看不到学生掌握的“术”。更何况，此“学”非彼“学”。学术论文考察的是学术之学，新闻作品考察的是智慧之学、人生之学。就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看，其拥有智慧之学、人生之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拥有的学术之学。

2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体系

以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取代毕业论文，必然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指标体系。这样才能把握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审的客观性、公正性。

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评价体系的核心应该是媒体的而非学院的。也就是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指导教师和评审委员会在考察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间作品)时的标准应该是媒体的标准，而不能是学院的标准。一言以蔽之，就是看被评审的新闻作品是否达到了媒体刊播的标准和要求。这项评价原则不能说太高，也没有超出人才培养方案中对本科学生的能力‘要求。对于新闻学专业来说，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要和社会需要、媒体需要实现“零距离”对接，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在校内是准记者，走出校门就是记者。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即将从高校毕业的新闻学专业的大学生的能力和学识都应该也必须达到媒体的要求，即使不是对优秀记者的要求，起码也是对合格记者的要求。因此，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原则不仅包括各种新闻要素，还应当包括 政治 要素、受众要素、市场要素等。

对新闻作品的评价难以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新闻实践中对同一个新闻作品见仁见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不同于以往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作业的评价。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评价既要从新闻作品的基本规范着手，比如新闻真实性、新闻趣味性、新闻五要素、写作技巧、内容完整等；还要把选题意义、内容深度、新鲜新颖、新闻时效、标题引人瞩目、细节丰富、采访过程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

新闻因媒体的差异分为报纸新闻、电视新闻、广播新闻。对这三种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分别建立各自不同的评价体系。既要考虑不同形态，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在内容、形式、表达等方面的共同之处，还要考虑它们各自的差别。如电视新闻还要把拍摄技巧、画面质量、编辑技巧等作为评价指标。

3　指导教师在毕业设计(新闻作品)制作过程中的作用

可以预见的是，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的工作量和责任心要远远大于指导毕业论文的工作量和责任心。比如，指导教师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论文选题要比帮助学生确定毕业设计(新闻作品)选题容易的多。一般指导教师在阅读一遍学生写的论文后，很快就能发现指出论文中存在。的问题；而一般指导教师要反复观看、反复阅读后，才能发现作品的各种细节的失误和表达缺陷。因此，不要简单的认为指导教师指导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要比指导毕业论文简单容易。指导教师在帮助学生完成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过程中，要注意抓好以下几个问题：(1)帮助学生选好报道题材，提炼新闻主题。新闻报道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报道内容会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学生完全是在象牙塔里完成大学学业的。尽管经历的各种校内外实习和媒体实习，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积累了一定的新闻工作经验，但学生对社会的认知、观察社会的角度还是不够成熟。再加上学生本身的工作学习尚未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与社会生活总是有一定的距离。如何从社会生活中独立的找到好故事?

本身就是对学生的一个考验。指导教师要帮助学生分析各种报道题材的新闻价值，回避报道难度较大的题材。指导教师必须要依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采访能力及条件，因地制宜、脚踏实地的选择好报道题材。同时确立新闻视角，发掘新闻主题，提升题材的新闻价值。(2)要对新闻作品采写过程实施动态管理。指导教师应当积极参与学生的采写过程，及时发现采写过程中的问题。指导教师从采访方案的确立、采访提纲的准备，到采访的实施和稿件的构思、撰写，都要全程参与，在采写过程的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如果只是被动的等待学生交来作品，则很难发现一个静态作品出现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同时，实施动态管理也是监督、激励学生的一种方式。(3)要有编辑意识、总编眼光。指导教师在一定程度上要转变社会角色，要把自己当成是媒体的编辑和总编，从媒体的角度和立场审视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既要从各种技术层面检查修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还要考虑这样的作品媒体是否会刊播?哪一类媒体(甚至是哪一类栏目等)会刊播这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传播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果等。只有当学生的毕业设计(新闻作、一品)达到媒体刊播的要求和标准，指导教师才能对毕业设计(新闻作品)放行。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6

【关键词】 新闻自由;行政权力;法律

一、新闻自由的涵义及其现实问题

(一)新闻自由的涵义

新闻自由形成于17～19世纪的欧洲,美国最早提出了“新闻必须真实、准确、客观、公正”的理念。依据理性主义和天赋人权的观念,西方新闻自由理论认为,任何人都有权发表言论,无需得到政府的批准;媒体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发掘真相,做一个监督社会和政府的“守望犬”(watch dog)。新闻自由作为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到18世纪末19 世纪初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基本上源于各国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公民基本权利。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日本现行宪法、联邦德国基本法无一例外均将“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列于其中。新闻自由是公民进行新闻活动的自由,是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公民可以依据新闻自由,通过新闻媒介了解国内外大事,获得各种信息,表达并传播各种思想和见解,也是公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项民利。新闻自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标志,也是维护民主政治体制的基本条件。国际新闻学会认为新闻自由包括自由接近新闻、自由传播新闻、自由发行报纸、自由表示意见。

(二)新闻自由的内在价值及无边界现象的显现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自由是公民个人表达自由在媒体领城的必然延伸,并逐渐演化为媒体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内在、独立的基本价值。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传媒力量会对一国的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给公民的精神和思想养成指出方向和提出启示。托克维尔在谈及新闻自由的价值时曾指出:“出版自由的影响不仅及于政治观点,而且及于老百姓的一切见解。它不仅能使国家改变法律,而且能使社会改变风气。”当前新闻自由的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新闻自由的程度也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加强,然而近些年,由此而生的新闻失实与新闻造假的现象屡见不鲜。

二、新闻自由无边界行使的缘由

(一)新闻媒体的激烈竞争造成新闻的自由逐渐演化成新闻泛滥

由于新闻自由理念的强化,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现时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极大加强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商业对舆论报道的渗透和影响也日趋增强。由于新闻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形成了日益增多的新闻媒体平台抢食逐渐萎缩的新闻消费者,这一现象,使每一种新闻媒体的受众人数逐渐减少,导致营收与利润的压力增大。使新闻媒体在投入上更多地偏向新闻的发送而减少新闻的采集,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以维持原有的品质,于是借助新闻自由的特权衍生出众多的“失实”事件,以获得独家新闻或是具有轰动性的封面文章。在缺乏有效监管和规制的情况下,倡导和呼吁新闻自由的媒体被市场催化成了浮躁的作秀者。

(二)商业化的逐渐渗透,使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演变成了强势群体的利益工具

新闻媒体为了吸引更多广告商的注意以获取高额的收益,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到了收入高、购买力强的受众群体,自然而然的忽视了有着更多舆论支持需要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结果,舆论监督披着新闻自由的外衣成为了市场推销员,在履行舆论监督职能的时候立场更多的偏向了社会强势群体。过去,有些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在政府的压力和控制下依然敢于报道真相,今天,面对金钱、广告和并购的诱惑和压力,这些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更多的是选择委身于大公司,成为其利益的鼓吹者。当秉承新闻自由进行舆论监督时,却对占大多数人的弱势群体漠不关心,无视他们的生命、财产权益时,新闻自由离公平和正义也就越来越远了。

(三)新闻从业人员滥用新闻自由赋予的舆论监督权

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媒体将批评报道刊出,实现大众传播,引起受众对所披露的人或事的关注,进而形成受众的广泛讨论,形成舆论,并实现舆论对所披露的人或事进行监督。无论国内国外,舆论监督在公共领域上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公共领域的概念最早是由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是指在市场原则的作用下,作为私人自主领域的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权力领域的国家之间,衍化出一个公共领域,它是公众组成,公众在这一领域中对公共权威或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和批评。事实上,舆论真正在社会中起作用的,不是它本身,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众,而是公共领域中的媒体评论员以及公众中的少数精英或社会中的话语优先者,这些人的言论能影响其他公众,能形成舆论并最终形成监督。

(四)对新闻自由行使的外部规制不足

当从事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深入地干预社会生活,将政府及社会的各式形态的人或事列入其监督和批评的视野时,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来监督监督者。新闻媒体作为舆论监督的实施者,其必须受到有效的规制才能杜绝权利的滥用,对于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管机制,必然会滋生腐败。不前我国外部规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备。我国尚未制定成文的新闻法,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日益发展的新闻传媒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能有效地保护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正当的采访、报道权利,也不能有足够的能力制约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不正当或不适当的采访、报道行为。新闻自由的无边界行使,造成新闻的失实甚至造假就是缘于没有法律对舆论监督设定清晰的界限所致。在缺乏法律约束行使的新闻自由,极易扭曲新闻所追求的“真实,公平,正义”的价值,从而给社会、当事人、受众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构成新闻违法和犯罪行为。只有将舆论监督道的监督和治理纳入法律的范畴,让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才能根本上解决两者的监督和治理问题。

2.未形成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进行监督的公众尚未有效地组织起来。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肯・宾默尔说:“一个社会仅仅有了监督者是不够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答案是我们必须彼此监督。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社会里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是均衡的。”秉承新闻自由理念进行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介和新闻从业人员所传播的内容及价值追求,不是天然正确、天然公正,甚至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产生、制造出不同程度的新闻失实。不论是主观有意或无意中的失实,也不论是整体或部分的失实,凡是失实,都有悖于新闻的内在价值要求,都需要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人员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指出这些失实是必要,理论上能够指出这些失实的最庞大、有力而实际的人群就是社会公众。现实情况是我国并未形成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公众至今根本上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更谈不上对舆论监督上出现的失实问题进行有力的监督。

三、明确新闻自由边界的外部规制

新闻自由无边界行使会造成舆论被某些个人或是利益集团垄断,由于舆论存在着鲜明而强烈的立场性,新闻自由的无边界化行使更有可能会侵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严重违背新闻自由所要实现的控权和监督的目的,对新闻赖以存在的基石――真实、公正造成极大的挑战。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自由,任何不受限制的自由都将演变成裸的暴权,在倡导新闻自由的同时必须明确其边界。新闻自由受到的外部力量规制主要来源于行政权力和法律。

(一)行政权力对新闻自由的框架性约束

西方的新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新闻自由的发展与最终确立过程可以说是其与行政权力进行博弈的过程,经过与行政权力的冲突及突破,新闻自由最终获得的不仅是明文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宽容的精神和共同的体认,新闻自由正是在这种精神和体认下得到迈进同时受到指导和约束。在我国,行政权力对新闻自由的约束主要表现在对新闻知情的约束、新闻表达参与的约束和新闻监督的约束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在新闻知情的约束方面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对新闻在进行关乎国家机密、利益分配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的信息进行限制和约束,新闻自由必须在不恶意透露国家核心机密的前提下进行;第二方面,行政权力天然的对新闻的表达参与具有抵制性,行政权力期待、维持符合它口味的意见,本能地排斥、压制与其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现代社会的行政权力作为一种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它存在的终极目标在于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不能排斥其对公众参与表达的规制,只是现代的行政权力对新闻的表达参与具有了更高的容忍和接纳程度,前提是新闻的表达参与需具备善意,如果出于恶意攻击或是有意破坏,那就超越了行政权力可以容忍的新闻自由的边界。

(二)法律对新闻自由的制度性限制

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同时,新闻自由的确立也极大满足了公民的另两项宪法性权利――知情权和参与权。在宪法性文件和信息传播领域专门法典赋予媒体新闻自由的权利的同时,英美法系的经典判例和大陆法系的专门性法律文件折射出权利和限制并举的倾向。我国虽然尚无新闻法出台,但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等一些法律文件中也不难看出力图将新闻自由法制化的意图。将新闻自由纳入法律的轨道之中,不仅有利于维护和倡导新闻自由,同时有利于在法律上为其画明清晰的界限。法律对新闻自由的规定主要可以从公民人身权、国家利益以及司法公正和审批独立行使三个方面体现。

(1)法律保障公民的人身权不受侵犯,新闻工作人员在进行新闻采访的过程中总是离不开人的因素,然而新闻的自由也必须保证人的人身权不受侵犯,包括尊重人的人格权和身份权,这是法律的规定同时也是新闻所蕴含的人文理念的内在要求。

(2)在新闻媒体行使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当以司法和审判权独立为限。进年来,一个鲜明特点是舆论监督强力介入司法审判。其实在西方,舆论对司法的监督是不被肯定的。新闻自由和司法公正具有一致性,它们都关注民权、追求公正,其各有职责范围,应当互不干涉的从不同方面保障人权。可是同时,它们的冲突性不可避免,新闻自由的无边界行使会对司法独立权构成威胁,部分报道可能影响法官、合议庭成员独立的思考,或是为案件的判决造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影响最终的判决结果,许霆案和邓玉娇案就是最好的说明。具体而言,首先新闻工作须以不干扰司法公正为前提;其次新闻应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报道;再次新闻报道不得擅自作有罪推定,定罪与否只可依赖司法的裁决;最后对司法工作者的工作不宜过度主观臆断,更不能由此定性他们的人品。

参考文献

[1][英]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刘素梅.论行政权力的扩张.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2006(3)

[3]刘杰.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4]杨保军.新闻精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7

新闻学是新闻事业产生以后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重要社会领域存在着作用和反作用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新闻事业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这种结构功能关系的总和称之为“媒介的生态环境”。1学者们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上述关系，进而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研究视域。 科学工作者在从事科学研究时，都有一系列“给定”的理论前提，这些理论前提常常被包含在培养职业科学家的教育机构和教科书中，它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影响并制约着科学研究。托马斯库恩（TSKuhn，1970）用“范式”（paradigm）来描述这种支配特定时代、特定科学家群体科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和理论假设。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标志并不在于各种科学知识的日积月累，而在于科学范式的发展变化。当一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根据既定的范式努力工作时，往往会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些与既定范式不符甚至矛盾的情况和问题，随着矛盾的增加，原先那个破绽百出的范式将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一种充满希望而不是被显然无法克服的矛盾所困扰的新的范式。这就是库恩所说的“科学革命”。2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才是科学进步的真正标志。 研究视域显然不同于科学范式，也不具备科学范式那样的革命力量。但它却影响着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方向，限制着新闻学研究的内容，规定着新闻理论的话语体系，甚至成为某些理论观点争论不休、某些工作原则和方法对立冲突的重要原因。例如，怎样看待新闻媒介与政府或执政党的关系？新闻单位究竟应该是事业性质还是企业性质？媒介自身的形式与媒介传播的内容何者更为重要？难道仅仅是内容决定形式吗？发行量和收听收视率能不能作为判断媒介优劣的标准？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行使记者的采访报道权、保护消息来源等要不要有个“边界”？如果要这些“边界”该怎样划？为什么这样划？凡此种种问题，不同视域的理论和学者往往会有不同的回答，由于不同的视域有各自不同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一些看似对立的观点、原则和方法又各有其“合理性”；同一视域的学者，由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不同，对上述问题也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这些回答的“合理性”则体现在与所遵循的理论前提的逻辑关系上。 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大致梳理出四种不同的研究视域：政治视域；经济视域；文化视域；专业视域。在新闻学术史上，尽管四种研究视域并没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形发展脉络，但其间仍能发现一些共性的东西。首先，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位置，甚至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域的研究。其次，专业视域是新闻传播由一种职业（occupation）发展成一门专业（profession）的产物，由于新闻传播的职业化进程不同，这种研究视域在各国出现的先后次序也不同，但就各国自身看，较之其他三种研究视域，它都是一种相对晚近的研究视域。第三，特定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往往有某种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从而形成该国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而其他边缘化视域一方面对上述主导视域起到辅助和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又对主流理论话语体系进行挑战，从而形成某种理论张力，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第四，无论中外，新闻学的研究视域基本上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这样一条大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 一、政治视域： 中国古代基本上把政治理解为治国安民的事务或者活动，孙中山先生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西方“政治”一词源自希腊语Polis，即城邦或城市国家的意思。列宁说：“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3现代政治的基本内容是围绕着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国家”，即政治体系展开的。以国家形式出现的政治体系是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的焦点。 新闻学研究的政治视域首先与这个“焦点”联系在一起。以印刷物和报纸为代表的现代传播媒介从诞生那天起，就涉及到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问题，具体表现为与政府以及后来的执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党报理论以及发展新闻学理论等，当代新闻学中这些带有“范式”意义的理论几乎都是这种视域的产物。约翰梅里尔（John Merrill，1974）在总结新闻学各种主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政治-报刊圈”（political-press circle），认为所有这些理论无非表现为两大趋势——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它们在意识形态上彼此独立，但在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着经由“国家主义”而彼此相通的路径。4 政治视域关注的首要问题，即逻辑起点是新闻媒介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以及由这种地位而发挥的作用。媒介是独立于政府还是依附于政府？哪一种处理方式更有利于它们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集权主义理论与自由主义理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分歧。集权主义理论认为，国家是实体的存在，公共权威的代表，有着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权力，政府是国家权力的管理者和行使者，新闻媒介毫无疑问是政府管理和行使权力的工具之一，必须依附于政府；在政党政治中，就是党的工具，就应依附于党。自由主义理论坚持认为，国家只是由个人组合而成，它本身只是促进每一个社会成员充分发展的手段，新闻传播也是这种手段之一，作为一种手段的新闻传播没必要也不应该依附或服从另一种手段，相反它应该始终保持其独立性；只有独立的媒体在政治体系中才能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管两种理论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更根本的理论假设和前提，也不管它们还有多少花样繁多的变化形式，政治视域的逻辑归宿最终都会落实到上述根本分歧上。 可以说，政治视域在各国新闻学研究中都是较早形成的一种研究视域。政治体系决定了新闻传播的运作形式。具体到一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规定了这个国家的主流新闻理论话语体系。我国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新闻理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以及建国后所建立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此，在政治视域下追问一种新闻理论的合理性，最终必然涉及对政治信仰和政治体制合理性的追问，而这种追问已经超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全球新闻好像一块透明的水晶石，世界各地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对立的政治体系在上面切割并打磨出了不同的则面，而国际新闻交换领域里令人瞠目的技术进步，并没有为新闻编辑人员在了解新闻透过这块水晶石后将被如何理解方面，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5 从政治视域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看，新闻媒介的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政治倾向性与客观公正等并不构成矛盾，它们最多只能是后者服从前者的几对关系。造成上述矛盾的重要原因在于别的研究视域有其自身的逻辑起点和归宿。 二、经济视域： 用经济学的观点看，劳动分工使每一个社会成员变成了交换者，这种交换关系把当代社会的人们牢固地联系在一起，也正是这种交换关系在人们中间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媒介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就是这种交换关系的反映和体现。“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有给他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负任何义务。因此它不受社会利益的影响。报纸很显然地是其业主的财产，报纸业主是自负盈亏地出售其产品的……。”6当年《华尔街日报》发行人的这番话可以视为经济逻辑的典型代表。 经济视域是西方“大众化报刊”出现，媒介逐步成为一种私营企业的产物。作为一种企业的新闻媒介自然以经济效益为目标，只要不是法律所明文禁止的，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就采纳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这种逻辑的极端表现形式既与政治视域相冲突，又为文化视域所不容。所以除了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新闻实践中以这种极端形式出现的媒介并不很多，以上述极端形式表现的理论也不很多。但在各种变化的形式中，我们仍然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的身影。 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矛盾，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政治和经济两大视域的不同逻辑中。一定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着该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视域。当一种视域被一定社会意识形态不断强化，变成一种“视域霸权”后，其他视域的研究自然就会受到压制或排斥。1958年，王中因提出“报纸是一种商品”而受到压制，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受到排斥等，都是这方面的例子。同样，西方一些学者长期拒绝承认新闻传播的宣传作用，坚持新闻媒介是完全独立的“社会公器”等，也有这方面原因。 然而，政治与经济毕竟不是两块完全分割的领地。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反过来又影响并制约经济。政治与经济的这种密切关系，使两种研究视域又可能相互利用对方的理论，服务或加强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对方的逻辑纳入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比如，根据一定的政治逻辑，媒介的独立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它在政治生活中发挥最佳效应；但到了经济逻辑中，媒介的独立则成为有效经济运作的可靠保证。在政治逻辑中，受众（读者）观念是实现宣传效益的前提；但在经济逻辑中则成为争取广告客户、赢得更大利润的手段。从经济视域着眼，媒介集团是市场竞争中经济运作的产物，做大做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从政治视域着眼，媒介集团化是应对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趋势的重要举措，目的是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坚守和巩固自己的舆论阵地。

毫无疑问，党报理论是政治视域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领导出版的第一份周刊，在其发刊词中就明确宣布：“我们的周刊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7党报理论拒斥经济视域的传统一直延续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以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新闻学研究视域发生重大转移，经济视域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明显增多，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尤其是媒介实践的发展，这种研究视域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新闻学研究视域的转移是我国意识形态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媒介实践变化的反映。经济视域是对政治视域的重要补充，但不能替代政治视域，更不应变成一种新的“视域霸权”。总体上看，经济和政治都是促进社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手段。因此，包括这两种视域在内的各种研究视域的逻辑，最终应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逻辑，即服从于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 三、文化视域： 人是文化的动物。从人类制造的器物用品到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以及思想观念等都可以归入文化的名下。可以说，不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一切由人创造的、对人类构成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视为文化。因此文化的本质就是意义以及意义的创造、交流和理解。这也正是哲学社会科学中文化视域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新闻学研究中的文化视域基本上借鉴了传播学中的“媒介文化”研究理论，就像媒介文化理论基本上借鉴了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中的“大众文化”理论一样。媒介文化这个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从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方面，一是从作为人类创造器物的媒介本身方面。当然，许多研究者在对媒介所制造和传播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时，也大量涉及到媒介在彰显这些内容时所处的各种所有制形式和控制形式，以及人们在解读这些内容时的各种意识形态背景。但文化视域与政治、经济视域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区别从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基本观点中可以看出：只有在体制上从政府和市场中分离出来，在言论自由的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才会作出文化上的贡献。8 20世纪30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兴起使“媒介文化”研究得到广泛重视，其代表人物包括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阿多诺（Theodor Adorno）、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等。随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此作出进一步贡献，代表人物有威廉斯、霍尔（Stuart Hall）、本尼特（Tony Bennett）、沃勒考特（Janet Wollacott）、费斯克（John Fiske）等。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的“批判理论”源远流长、内容庞杂、成分各异，一直影响至今。总体上看，它们都非常注重从社会意识形态控制形式和所有制形式来批判和审视媒介文化，9可以视为宏观媒介文化理论。 对于新闻学研究来说，媒介组织的文化生产过程更值得关注，因为对媒介组织运作的这些描述方法，主要源于对新闻生产的研究。新闻生产（当然也可以推及其他媒介产品的生产）包括“选择”（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两个重要环节。前者关系到从材料的挑选到传递成品的一系列决策，后者则与影响这些产品性质的工作惯例的运用相联系。卢因（Kurt Lewin，1947）提出的“守门人”（gatekeeper）概念，高尔图（Galtung）和鲁格（Ruge，1965）表述的“新闻价值”（news values）概念，以及费什曼（Fishman，1980，1982）、塔奇曼（Tuchman，1978）的相关研究成果，一直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选择的过程；滕斯托（Tunstall，1971，1993）、赫瑟林顿（Hetherington，1985）、埃里克森（Ericson，1987）、休梅克（Shoemaker）和里斯（Reese，1991）等对媒介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被广泛用于描述新闻加工的过程。10 媒介不仅仅制造和传播文化，它自身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媒介技术的发展对我们用什么方式认识社会和自我，对我们怎样体会意义，进而对各种社会关系的形成都有重大影响。加拿大学者英尼斯（HAInnis）和麦克卢汉（MMcLuhan）是这种“技术决定论”的代表人物。英尼斯（1950，1951）认为，某种特定的媒介对时间和空间有自己的“偏倚性”（biased），与具体物质在场紧密联系的媒介，如羊皮纸、陶土、石块等偏倚时间，而那些轻便的、保存不那么长久的媒介，如印刷纸张、广播等偏倚空间。时间意味着历史、道德和神圣，空间意味着现在和将来、技术和世俗。麦克卢汉接受并发展了上述思想，并以自己特有的表达风格，对技术媒介的意义做了更加深入和极具启发性的解读。今天的一些学者，像美国的马克波 斯特（Mark Poster，1990，1995）、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1999）等，仍在沿着他提出的一些思路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时代做进一步研究。 从一定意义上看，文化视域是对政治、经济视域反思和批判的结果，所以较之政治、经济，它出现的时间相对又晚一点儿。对于中国新闻学术界而言，文化视域尚属一种新的研究视域，在这一视域下形成的科研成果还非常有限，总的来说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基本处在译介阶段。但由这种视域所唤起的、国内学界对新闻理论和实践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重视，已经产生出积极的作用。 四、专业视域： 直到如今，新闻传播是否已经成为一门专业，学术界还有争议。但我们认为，这种争议并不影响新闻学研究中专业视域的存在及其存在的意义。早在一百年前，普利策就“希望开展一场运动，把新闻提高到一个学术性专业的层次”。11但事实上，几十年来，西方关于新闻专业化问题的提出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实践层面上，包括近年来被国内一些学者津津乐道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其实是只有“专业”，没有“主义”。我们所说的专业视域是一种学术立场，一套思维方式，一种理论建构。它站在“新闻本位”的立场上，从实践唯物主义出发，致力于新闻学“元理论”（metatheory）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建构理论新闻学的学科体系。我们认为，新闻学要想发展到“学术性专业的层次”，这种研究视域和理论建构是不可缺少的。如果说政治、经济、文化视域对新闻学研究来说还具有一定的外在性，那么专业视域则是新闻学研究的内在视域。它以新闻和新闻传播为自己的特定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新闻和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和质的规定性来思考各种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可以把专业视域称之为“本质视域”。 没有“主义”的专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的“主义”应该是由该专业自身的内在要求所决定，而不应该是为一些外部力量所强加；应该是新闻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他由”走向自由的结果，而不应该是诸如“成名的想像”等外部因素影响和利诱的结果；应该是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人类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统一，而不应该是历史和逻辑的割裂，实践理性和精神理性的对立。因此，它必须建立在对人类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深入研究、理性分析、系统归纳的基础上。无论中外，新闻学似乎还缺少这种深入研究、理性分析和系统归纳，与一些更为成熟的学科相比，新闻学还没有建构起自己的“元理论”，大量的经验性总结和太多的“拿来主义”，令一些人对它是否已成为一个学术性专业始终表示怀疑。宁树藩（1997）曾有感于此，提出需要加强“本义新闻学”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闻学自身理论体系的设想。 究竟什么是新闻？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还是社会意识范畴？新闻能等同于新闻报道吗？人类社会何以需要新闻传播？新闻活动在社会实践中占据什么样的独特地位？发挥一些什么样的独特作用？新闻价值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真实、客观、公正应该如何界定？新闻传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为何必须坚持这些标准？这些决不是一些“没有意义”问题，也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理论空谈。恰恰相反，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才真正有“学”可言，这门学科才能真正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也只有在深入研究这些基本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在实践层面上厘清事业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责任、“公器”与“喉舌”等一系列关系，进而对新闻传播实践起到真正的理论指导作用。 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视域，因为新闻传播，尤其是新闻事业与这些领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但新闻传播毕竟有它自身的逻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报刊“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12其他不同视域的研究可以丰富、补充甚至完善新闻学研究，但不应该也不可能代替新闻专业视域自身的研究。因此，在新闻学研究的四种不同视域中，专业视域应该进一步发挥自己的轴心作用。当然，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传播自身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如同其他社会实践领域的逻辑不可能是孤立的一样。从根本上说，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自身的逻辑来源并服从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总逻辑，同时又是这个实践总逻辑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各种研究视域可以而且应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的根本原因和重要前提。 注释： 1 李良荣《新闻学导论》，第210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参阅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 3 列宁《未写成的文章〈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的材料》，《列宁文稿》，第2卷，第407页。 4 参阅芮必峰《西方“媒介哲学”评介》，载《新闻与传播研究》，1996年，第4期。 5 [美]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第20爷，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 6 转引自《报刊的四种理论》，第84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7 《劳动周刊发刊词》，1921年8月创刊于上海。 8 见[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第28页，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9 参阅时同宇《从法兰克福到伯明翰》，载《现代传播》，2002年，第4期。 10 参阅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上册）第八章，[台]风云论坛出版社1996年版。 11 转引自[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第2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新闻社会学论文篇8

自1919年5月4日北京天安门http://广场上那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正式命名为“五四运动”以来[1],每当现代中国思想面临重要转折的历史时刻,总是会重新回到“五四”。当然,这里的“五四运动”主要指两部分,即1919年的爱国运动与前后延续多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不仅是因为“五四运动是一个复杂现象,它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运动,以及新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改革”,[2]对“五四”的不同言说,可以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的不同面相,更在于“五四”独特的精神感召力及由此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造就了其思想“策源地”的独特地位,不断激起不同时代的后来者追寻和建构的欲望。

虽然作为“历史事件”的“五四”已经不可能被完全复原,但这并不影响对“五四”精神意义的阐扬。如果说民主、科学、人权、法治、宪政……是“五四”精神的核心,是国人面对民族危机,主动接受西方近代先进思潮,解放人性,意图再造文明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姿态,那么作为“五四”精神有机组成部分的“五四”新闻理念又有哪些要点呢?这些“五四”时期新闻界普遍追求的理念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如何体现并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也许弄清这些问题,才能更充分、更深刻地把握“五四”之于中国新闻业的历史价值和划时代意义。

一

尽管在“五四”运动的起止时间问题上思想文化界还存在着某些分歧[3],但谈及“五四”时期的新闻理念,时间界限基本可以划定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至1927年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张友松译《新闻事业与社会组织》等一批新闻学著作出版前后,这些系统而全面的开创性学术专著标志着新闻学在中国的正式诞生。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与灵魂。在这两位“先生”的导引下,追求自由、尊重科学,按新闻传播规律进行新闻生产与经营,成为“五四”时期新闻人崇尚的信念与理想。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先后涌现的各种新闻观念和新闻思想虽然不少,但不是所有的观念和想法都可以提升至理念的层面,这里所指的新闻理念,当是符合“五四”民主、科学、自由等价值观念的,新闻界普遍追求和认同的观点、看法和信念。

(一)言论自由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4]陈独秀的这一呼吁被视作“五四”精神最有力的表述。人权的核心是自主、自由,离开公民的自主、自由,特别是言论自由权利,人的解放是不能真正实现的。戈公振认为“思想不能发表,徒成空幻,思想者必甚感苦痛,而郁既久,无所发泄,终必至于横决,国家命运之荣枯系之”,故“拥护言论自由,实亦国民之天职也”[5]。李大钊也曾激情地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6]。因此,尊重人权,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第一要义。

民主共和制度的根本精神在“养成互相尊重自由权利之习惯”,其中个人的言论自由尤其是“共和国家之本质”的体现[7]。在报刊上开展自由讨论,各种思想、学说可以自由地交流、碰撞是“五四”时期报刊的一个重要特色。如针对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尊孔运动的活跃,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就对以孔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争论,对借推崇孔教以复辟帝制的逆流进行了猛烈批判,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为了对国民尽“提撕警觉”之责,报刊上还大力普及自然科学知识,驳斥封建灵学关于鬼神迷信的无知妄说。那一时期的报刊往往能抓住普通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如反对封建婚姻、女子的人格和读书的权利、恋爱自由、家庭改革等展开讨论,给人以思想启蒙。一些报刊直接把“评论”二字放进自己的名称中,如《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湘江评论》、《钱江评论》、《珠江评论》、《双十评论》、《妇女评论》等,这些宣传新文化的报刊成为百家争鸣的园地,特别是有些报刊还从民主的高度,论证言论自由和争鸣是政治上自由平等权利的表现,如“言论自由,本神圣不可侵犯,而为各国宪法所特别保护也”[8],“学问独立,思想自由,为吾人类社会最有权威之两大信条”[9],这些对形成自由讨论的民主风气,促成思想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闻本位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人逐渐认识了新闻报道的自身规律,把“供给新闻”作为报纸的首要功能,认为“报纸之元素,新闻而已”[10],徐宝璜对此有极明确的论断:“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11]李大钊提出,“新闻是现在新的、活的、社会状况的写真”[12]。邵飘萍则称,“新闻者,最近时间内所发生的,认识一切关系社会人生的兴味实益之事物现象也”[13]。正是从这样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李大钊指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而对新闻事业的价值取向,邵飘萍有更为清晰的论述:“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14]

以新闻为本位的理念,使当时中国新闻界普遍重视信息的传递,国内外消息、通讯比重增加,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新闻作品,如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等人对苏维埃俄国实际情况的报道。直接采访、迅速报道的认识得到加强,如1920年秋,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曾联合筹集经费,向美、英、法、德、俄等5国一次派出7名特派员,以开辟国外新闻源。同时,也使“五四”时期的中国新闻人开始从自身的基本问题,诸如新闻、新闻价值、新闻采写等出发来思考问题。如徐宝璜曾强调,办报要有读者观念,所刊登的新闻,应“确为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发表的社论,应“确为对时事所下正当透辟之批评”;所的广告,应“确为毫无欺骗性质之商业与人事之消息”[15]。他还强调,新闻报道应建立在读者的需要之上,新闻报道要正确、求完全、求迅速、求丰富,强调报道要与意见分离,这些观点标志着“五四”时期的新闻人对新闻及新闻事业自身的本质和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

(三)社会公器

把报纸视作“社会公器”是“五四”新闻理念的突出特征。任白涛认为现代新闻事业的特质可用“公共的”、“人类的”、“教育的”、“艺术的”四点加以概括。他强调,“新闻事业特质之第一应述者,则社会之公共机关是已。彼营利的或名誉的事业,只计及少数人之利害荣辱为标准,主张则透明无色,态度则公平不偏,是为经营新闻业者当守之要则,报纸之权威信用,皆视尊重此要则之程度为差等。”[16]戈公振认为,报纸的公共性来源于自身的特色。一是报纸有“公告性”特点,把消息完全公开,让所有人都知道;二是报纸又有一般性特点,即内容要适应多数人的需要。“公告性”是报纸的外观、形式,“一般性”是“公告性”的内容,两者互为作用,使得报纸能够代表多数人,为公众而刊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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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性”作为报业的第一特质,实际有两层含义:一是报纸不属于任何个人或者是集团,而是社会的公共机关,是让大家常常发表意见的地方;二是报纸能够代表大多数人,为公众而刊行。[18]1918年,邵飘萍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这样说明《京报》的使命:“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使政府听http://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19]1926年,新记《大公报》提出“四不”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党”,即“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20]显然,“五四”前后的报人已经把报纸服务公民社会作为报业存在的主要目的。既然报纸的性质是“社会之公共机关”,那么就必然承当与其相应的责任。在徐宝璜看来,报纸有移风易俗、潜移默化的“惩恶励善”的作用,因此“新闻事业,为神圣事业;新闻记者,对于社会,负有重大责任。彼以颠倒是非,博官猎贿,或以致富为目的而办新闻纸者,乃新闻事业之罪人也”[21]。

(四)商业经营

“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人提出了以商业经营谋求报纸生存的理念。他们基于保障真正的言论自由、克服“政治不良”、争取报格独立的目的,提出这一理念——“倘政治不良,言论莫克自由,处处受恶势力钳制与压迫,不是封闭报馆,便是逮捕记者,轻则下狱,重则枪毙,人人都感到‘邦无道危行言逊’的恐惧,谁还肯大放厥词呢?”“中国报业上焉此为机关报,以全部售于一人或一派;下焉者,则是甲盛迎甲,乙盛迎乙,依靠下贱之卖身投靠,以求‘戋戋糊口之费’,报业如何独立?”[22]

商业经营理念的提出,与西方报业理论的引进和传输密不可分。徐宝璜和戈公振等人指出,商业化之理念,在西方均为办报常理,而中国报业“鲜有能知商业化之意义”。只有报纸成了商业,才需要报馆组织。徐宝璜认为,报馆成为职业机构,具备商业化属性,由其包含的三个条件决定:一是用纸张印刷;二是要定期出版;三是为全社会各色人等生产报纸。这三个条件表明,办报馆要有资本投入,要有生产管理,要令报纸成为人人自由消费的商品,而非为某特定人或特定人群生产。而要能维持报纸的这种持续生产方式,商业化经营和令报纸成为商品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商业经营理念的主旨是强调报纸为一个商业组织,办报的目的之一是谋取商业利润,为此要在报纸生产时既要重视新闻以事实为基础,又要强调其可读性和可售性。这种以利润为导向的理念,促发了“五四”时期新闻业务的发展,如“五四”运动中涌现的数百种报刊纷纷采用白话文,大力进行新闻文体改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重视广告发行,报纸副刊发生了突破性的革新,出现了影响较大的四大著名副刊,这些变革标志着符合报业发展潮流的商业经营理念逐渐已为时人普遍接受。

(五)职业范型

“人类文明愈进步,则事业愈见其繁复,于是不得不分行业之法”,[23]徐宝璜的这句话表明了当时学人对新闻职业化的创见。向往言论自由,秉持新闻本位,立足公共机关,坚守经济独立,最终导致新闻职业理念的萌生,这是符合逻辑的必然发展趋向。由于中国报人受传统士大夫文化的浸染过深,因此报刊的政治鼓吹功能一直被放大,新闻记者被视为“文人末路”的职业,新闻职业化道路显得尤为艰难,诚如邵飘萍所言:“以我国之社会,欲以新闻为职业,乃有时较他国为难。盖我国之各方面固未认识新闻记者之地位如何尊严,政府中殆尤甚也。”[24]邵飘萍认为,改变这一弊端,关键在于提倡新闻之学,以推动职业化进程。徐宝璜指出,“新闻学者,以养成良好新闻记者,并导新闻事业于正轨为职志者也。斯学昌明,则人类受新闻事业之福,愈增其量,是斯学之重要可知矣”。[25]新闻事业的发展和职业观念的推广,使得这一时期成立了诸多的新闻学研究团体,出版了一大批有份量的学术著作,北京大学、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等相继创办了新闻系,新闻教育被引入正轨,培养职业记者成为新闻教育的主要目的。

从新闻职业化的思路出发,徐宝璜对新闻生产做了全面的阐发。他说,“新闻社者,一制造厂也。国人亦称之曰报馆,或曰报社。其原料固多,而必要者,为墨、纸与新闻。其产品即每日发刊之新闻纸。”[26]按照职业化的要求,徐宝璜分别对新闻生产的主要环节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认为做访员的人要敏捷、勤勉、正确、知人性、有强健之记忆力、有至广至深之知识;他强调“编辑之根本义”有四点,即翔实、明了、简单、材料安排之适当;谈到社论,他指出,“新闻纸之‘社论’一栏,乃其正当发表对于时事之意见以代表舆论或创造舆论之地也”,“此栏与新闻栏应严分界限,前者发表意见,后者专登新闻,若混而为一,则流弊甚多”。[27]这些具体的职业规范,既是对报刊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新闻职业理念的大力普及和推广。新闻职业化的形成,最为关键的是造就一支职业化的新闻人队伍,这支队伍能够把握新闻职业的思维与精神,按照新闻传播的规制进行工作。为此,当时的报人和学人力倡将新闻报道与社论评说分开,坚持由事实出发进行评述而不是依恃理想发表言论,记者应成为社会之公人而非一人或一团体之代言,并要遵循“应守之金科玉律”等。

二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一版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运用的政治语言,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进行了最深刻的阐述。文章一经发表,就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全国上下广泛开展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掀起了新时期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这个20世纪70年代末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被认为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也被视为新时期新闻改革的起点。

从“真、短、快、活、强”新闻文风改革的“五字真经”,到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四权建设”,从拓展新闻传媒的社会功能到实施新闻产业的现代企业设计,新时期新闻改革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经历了从最初启动到今日繁荣的过程。而今,“五四”运动已走过90年,新时期新闻改革也已迈过30年。在这30年间,“五四”新闻理念在全面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新格局中被不断重新解读和接续发扬,成为新闻改革和传媒创新的动力及目标。

(一)以人为本,构建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纪念,也是《中国青年报》创刊30周年。有业界人士著文声称,当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恢复伟大的“五四”运动在我国青年运动中的地位[28]。有学者在纪念活动中提出,“五四”运动60年来,为什么后30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涌现的大师廖若星辰?为什么新中国培养的名记者如此之少?这些问题在当时是敏感的、尖锐的,但邓小平接受了这场讨论并支持了学者的诘问。

从怀念“五四”开始,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逐渐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议论较多的话题。改革开放之初,有学者就指出,社会主义的新闻制度具有很多优越性,但同时具有严重弊病,它使新闻媒介缺乏反馈调节的机能,在错误路线或“长官意志”面前无能为力,反而推波助澜。赋予反馈调节机能的办法是改革新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新闻自由,既保证新闻媒介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保证新闻媒介“形式上独立”,在法律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有不可干预的自由[29]。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许多学者又重临“五四”,回顾“五四”期间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讨论,怀念先行者对民主和自由的论述,发表了一系列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论文,制订新闻法和出版法的规划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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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顺应党心民心,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正在针对中国的国情,从细处着手,落实新闻法制建设,其中构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便是举措之一。“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并列,反映出党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追求的新思考,使人民民主权利的内涵和指向更加明确。在“四权”建设中,知情权将为民众获得公共信息,尤其是获得党和政府掌握的公共信息提供法律保障;参与权将为民众进入公共事务管理开辟广阔道路;表达权将切实保障当代中国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权利,进而使民众的舆论表达更为广泛与活跃;监督权的充分实现将使舆论表达与政治参与中最有影响力而操作难度又最大的领域得到根本的改观。2009年4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明确提出: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等。这些制度安排和设计,无疑将大大推进新闻改革的进程,在新的高度上光大“五四”言论自由的理念。

(二)坚持新闻本位,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

“五四”新闻本位新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新闻意识的形成。90年来,这一理念的坚持,始终伴随着各种新闻思潮和新闻规制的交锋。“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无真理性?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孰是孰非?正面报道为主口号下负面报道如何面对?凡此种种,争议不息。新闻改革之初,《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在《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一文中曾经说出了中国新闻界面临的尴尬:“现在我们有点‘返老还童’的现象。搞了五、六十年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工作,还要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还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不但要讨论这些常识问题,而且在讨论中还遭到压制和受到阻力。我们办了三、四十年的报纸,现在也要讨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的问题。这些虽是基本的常识问题,但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有些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要拨乱反正,得从头开始。”[30]

从头开始,从事实出发,中国新闻界开始努力回归“新闻本位”。“报纸是新闻纸,报纸的个性是新闻性,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一张报纸没有新闻,或者很少新闻,它就不像报纸。”“报纸是新闻纸,不但要发表大量的新闻,报上发表其他形式的文体,如论文、文艺作品和美术作品等等,都应具有新闻性,都应有强烈的现实感,不然,也不合报纸的需要。”[31]这些话语表达了当代新闻人改革的决心。既然报纸应以新闻为本位,而新闻的最终源泉又来自生活和生活的创造与群众,深入生活和深入群众自然成为新闻本位的应有之义。于是,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方针,成为体现新闻本位的主要抓手和基本保证。

新闻改革的推进使“新闻本位”理念自身也不断衍伸,这主要表现在“内容为王”和“受众本位”的提出。所谓“内容为王”,一指新闻传媒中的各种社会信息承载物,以报道社会事物和民众生活的新闻最为重要;也指新闻传媒所承载的各类新闻作品,都是新闻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体,相对于形式而言,内容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所谓“受众本位”,一指新闻调控、新闻制作、新闻受众三者关系中,应以受众为重;二指新闻生产和流通的终端,以受众的选择和接受为致效的标志。“内容为王”,是以新闻为主体的内容为最重要,受众也主要是接受新闻的主体受众。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本位这一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接续,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更为具体的诉求。

(三)张扬公共性,为公众提供最广泛的表达渠道。

“五四”提出并努力实践的“社会公器”理念,一直是许多报人和学人的理想。进入新时期新闻改革以来,有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安岗提出:“报纸的每一位读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想到他的问题需要经过报纸来解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读者已经不是一般的读者,他实际上是个社会活动家了。因为他已经懂得运用新闻手段诉诸舆论来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工作,以求得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因此,我们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怎样让读者在报纸上就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一切切身问题进行讨论,既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报纸的重要特征。我们是把自己的读者看作报纸的主人,读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代表舆论的主流。”[32]这里,清晰地传递出新闻公共性的信息。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新闻工作者和学者提出报纸具有人民性,这同公共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笔者之一在当时就人民性问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掌握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理所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意愿,表达人民的呼声,履行人民的监督,并且自觉地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文风。这种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的实质所在。

尽管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后来没能深入地讨论下去,但新闻事业的公共性、群众性等理念并没有因此而弱化。随着执政党对执政理念的反思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努力,传媒的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也在逐渐增强和完善,“把体现党的领导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已经成为新闻界的共同追求。在新闻改革中,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作为政府和民众都可以依法使用的媒介,其肩负的社会使命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33]

为了更好地体现新闻传媒的公共性,新闻改革中还突出强调要努力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新闻传媒要体现出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依靠,必须注重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

(四)肯定商品属性,走传媒事业化与产业化并举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报社是党的宣传机关”、“报纸是思想教育工具”的思想逐渐取代了“五四”时期形成的报纸是商品、报社是商业企业的理念。但商业经营理念始终没有彻底消失,如王中很早就公开提出,“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离开了读者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要花五分钱购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的。”[34]

新闻改革不久,关于报纸商品性http://的议论重新展开。首先是王中等人提出,办报人要对得起读者的五分钱,因为读者是花了五分钱买报纸的,报纸自然是不折不扣的商品。接着是新闻界的大讨论,在“左”的倾向还占上风的时期,新闻界关于新闻事业的商品性,已经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第一,必须冲破禁区,给新闻和传媒的商品性下一个定义,论证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否则传媒改革难以深入。报纸的商品性,指报纸在社会流通过程中所具有的商品特性。读者支付一定量的货币取得报纸,报社投入一定成本生产报纸,经销售获取利润。报纸不是白纸,它之成为新闻纸,主要由于白纸上印有新闻。因此,报纸的商品性,不同于白纸的商品性。报纸的商品性,主要是由印在其上的新闻及其商品化所决定。第二,从四个层次,讲清新闻的商品性。首先,新闻是以意识为主呈现的商品;其次,新闻是以智力劳动为主生产的商品;再次,新闻是以信息服务为功能的商品;最后,新闻使用价值的实现有着特殊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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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多数学者对新闻商品化的认可,既是“五四”新闻理念的承续,又是在此基础上对商品性这一学术命题研究的深入。在对传媒机构应该实行商业经营理念的支配下,新闻改革沿着企业化的方向发展前进。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传媒产业化的步伐开始加速。2005年,中央颁布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解放思想,一手抓公益性传媒事业,一手抓经营性传媒产业,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把传媒产业区分为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是十六大以来党对文化和新闻传媒建设规律的新认识。根据这种新认识,发展经营性文化产业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坚持以市场为导向,贯彻“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方针,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35]。2009年4月6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在资本进入、市场主体培育、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等方面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就传媒事业和传媒产业并举发展提出了更为详尽的操作性政策。

(五)培育新闻职业精神,塑造现代新闻职业理想和新闻队伍。

“五四”新闻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倡导现代新闻职业范型,这种范型的基本规定性在于:新闻职业是行业发展的新分工;要制定必要的职业要求,以此规范新闻传播行为;培养职业新闻人,新闻教育不可缺少。这些职业范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得到传承,直至改革开放之后,才从新的层面重新提起。

2003年中央发出《关于在新闻战线深入开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通知》指出,忠于党和人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导向,坚持实事求是,是新闻职业精神的核心。要大力弘扬新闻职业精神,树立新闻职业应具备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职业作风。广大新闻工作者要努力做到“敬业奉献、诚实公正、清正廉洁、团结协作、严守法纪”,自觉维护新闻工作的崇高社会声誉和新闻工作者的良好社会形象。当代中国对新闻职业化的宏观要求和总体设计,是与中国现实国情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相适应的规制和准则。但种种现象和事实表明,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在此语境下,西方国家的新闻专业主义受到学者的关注。新闻专业主义在19世纪中后期开始形成,20世纪开始随着美国民主政体对新闻的发表及流通自由的保障,以及实证科学原则在社会各方面的普遍渗透,逐步发展成为诠释、衡量和评判新闻工作的主导话语,在美国新闻界发扬光大。有学者指出,“五四”时期,中国新闻人在社会动荡、历史变革的现实语境中,力图改变传统的政治至上、政党为本的新闻运作模式,以新闻为本位、受众为中心、业界发展为目标,进行过若干专业主义的尝试[36]。由于新闻专业主义同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等质的规约有内在的联系,当下中国的新闻人在不同层面,将为公共利益服务与新闻职业精神实践联系起来。这样,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便同新闻改革中提出的职业理想、职业精神和新闻队伍建设在逻辑上有了一致,同时,给“五四”以来中国新闻界追求的职业化理念以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