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社会学论文范文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1

关键词：唐朝文学；兴盛；人文环境；社会经济条件

唐朝文学绝代兴盛局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唐王朝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和人文环境共同造就的。

第一、唐朝文学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国民精神决定的。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隋炀帝创设进士科，正式创立科举制，一定程度上给唐朝奠定了较为浓厚的人文环境。隋唐鼎革之后，唐朝统治者逐步采取措施削弱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垄断中国政治和社会治理以及话语权的士族地主势力，特别是女皇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对关陇世家大族进行了毁灭性打击，清除了原有既得利益阶层，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庶族地主和平民的晋升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趋于活跃，造就了奋发向上、拼搏进取的国民精神。再加上唐王朝统治者逐步完善了科举制，鼓励身处下位的庶族地主和平民通过努力读书求取功名利禄，为整个社会营造了浓厚的人文气息，这对唐朝文学的繁荣起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

第二、经济繁荣为诗歌兴盛提供了雄厚的物质条件基础。经济繁荣，交通便利，社会安定为唐诗的兴盛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社会环境。李唐王朝很多帝王都致力于发展生产，改善民生。比如唐太宗对租庸调制度的改良，武则天对兴修水利、开垦荒地的重视、唐玄宗对唐太宗和武则天时期仁政的继承和合理调整，都促进了唐朝社会经济的长足发展和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文化繁荣的必要条件，《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正是李白、杜甫等诗人能够恣情漫游祖国名山大川，王昌龄、王之焕等得以优游岁月、从容进行“旗亭酬唱”的特定物质条件。

第三、唐朝疆域辽阔，国力强盛，国民精神强劲健康，为唐诗繁荣提供了现实基础。我国自秦朝开始逐步形成一个多民族的统一体国家。后来，虽然出现统一和分裂割据交替出现的局面，但自秦以降，统一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西晋之后，中国经历了东晋――南北朝的政权分离与民族融合的大历史时期，到公元589年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纷扰混乱，唐朝时期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得到了更进一步的恢复与发展。盛唐时期，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最文明的大帝国，对周边的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地区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这极大增强了唐朝士人在文学创作和革新上的自信，对繁荣唐朝文学提供了优良的内外环境。

第四、唐朝科举取士考试内容灵活务实，远不像后来明清时期腐朽的八股文那样死板枯燥。唐朝科举注重考诗赋和时务策，这对提高整个知识阶层的真才实学和创造力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唐朝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为了给疆域辽阔的唐帝国培养和储备新鲜血液，采取措施削弱士族门阀的垄断势力，广开科举考试。唐朝时期，科举成为选拔和任用官员的主要途径：“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科举对样式灵活的诗赋和时务策的重视，极大繁荣了唐朝的文学和诗歌创作。

第五、唐朝政治清明，重视文教，政治和舆论环境宽松，是推动文学艺术高峰出现的大环境。思想的解放是保证健康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唐朝统治者大都宽宏大度，勇于虚怀纳谏。唐朝开国君主高祖李渊和世宗李世民出生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特别是李世民具有极高的文学、书法等艺术修养，这些素养让他们和朱元璋这类以造反起家的帝王比较起来，在气度上更雍容华贵，宽宏大度。唐太宗能用直言敢谏的魏征；武则天重用贤臣狄仁杰；唐玄宗对于那些直刺自己的诗歌也不犯禁。“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唐代诗人在一个较为自由的思想空间里直抒己见。李白：“奸臣欲窃位，树党自成群。”杜甫：“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这些大胆揭露权贵的不朽诗篇，只有在文禁松驰的社会政治环境里，才能一经问世就得以广泛流传。文禁松驰的政治气氛，使民族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力得到解放，使诗人无所顾及地追求艺术的创造与完美。

第六、唐朝时期开明的民族政策、密切的民族关系和活跃的对外交流交往也丰富了文学和诗歌创作的素材。唐朝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以友好和睦为主流，但也间杂着时断时续的战争，既有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和亲，也有唐朝和东西突厥、吐蕃旷日持久的战争。为加强对边疆的防守，唐统治者极为重视边功并大加封赏。这就刺激了时人赴边从戎的积极性，特别是一些文人，纷纷奔赴边塞，投佐幕府，随主将驰聘疆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男儿一丈夫”。建功立业，获取功名成为一种时尚。其中以李贺的《南园十三首》之五为代表作：“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表明了诗人对征战沙场、杀敌立功的渴望。边塞的征戍生活、异域的奇丽风光，增长了唐朝诗人的见识，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第七、中外文化交流和各种艺术的发展也对唐诗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水陆交通发达，极大地促进了国内各民族及中外文化的交流，给传统的汉唐文化注人了新的内容。唐朝时期，朝鲜（新罗）、日本等对唐朝高度繁荣的政治、经济、文化非常钦慕，派出大量遣唐使、留学生或留学僧等来中国学习、交流，其中留下姓名的就有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空海等。唐朝的文人学士和不远万里来华学习取经的国际友人们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交流和诗词唱和，比如李白那首著名的《哭晁卿衡》就是为他朋友晁衡（日本名字阿倍仲麻吕）而作的：“日本晁卿辞，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同时，据史书和唐诗记载，当时有很多波斯人前来中国经商、留学等，“醉入胡姬酒肆中”就是当时唐朝和波斯密切关系的真实写照。作为诗歌姐妹艺术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也受到了其它民族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从杜甫的《画鹰》、高适的《画马篇》、白居易的《胡旋舞》、韩愈的《听颖师弹琴》等描写音乐、舞蹈、绘画方面的诗歌，可以看出唐代诗人很善于吸收其它艺术的养料滋补自己，也可以看出唐代诗人们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时代精神。

参考书目：

[1] 《新唐书》，欧阳修等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 《中国文学史》，台静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2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 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 “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 ，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 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 “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李大钊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李大钊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 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李大钊、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文革”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 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

[①] 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六十》；《自由书· 成败》，《饮冰室合集· 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九》

[⑤]《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141－142页。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3

一、“说故事”的历史学定位

(一)史学是陈述之学

史学就是讲故事，讲人物、事件、制度以及产生这些故事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生存　环境和人文环境。讲故事的历史，具有五种要素，即时间、地点、人物、情节及环境(　前四种要素所形成的历史故事的社会背景及生态环境)。

讲故事的历史学是传统的。传统的历史编纂学主要是描述人物故事，以人物为主体的　事件故事；即便是叙述典章制度，也是讲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实行结果，它也不脱离人　物故事和人群故事。正是因为讲故事，所以史籍编纂体裁主要是三大类，即纪传体、编　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今日之讲故事是传承的，然而又非纯粹传统的，是反映现代人类社　会的知识、观念对历史的理解，是新的意义上的讲故事，不过仍然应是陈述之学。

(二)史学要不要讲道理(历史哲学)

说故事的陈述史学不讲道理吗?不讲历史运动、历史发展轨迹吗?只是说一些具体的事　情吗?非也。它是讲道理的，有义理的，但在表达方式上有两种差异：一种是寓论于史　。作者有历史观点，有揭示历史面貌的愿望，但不采取大量议论的方式，而是选择充分　的、较充分的史实表达自己的见解，并希望通过史实让读者自行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　益。传统史学采取“史臣曰”的方法表达史家观点；现代史家则多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　，实证史学家即多如此。做这种学问的人常常被归类为“史料学派”。这种做法，易于　明了具体道理(所谓“小道理”)和经验，难于揭示大道理(所谓“规律”)。要之，实证　之作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寓论于史，或小题大做，以小喻大，通过具体的小事阐述大事　及其道理。另一种是义理派做法。史实不多，或利用二手、三手材料及他人考订的史料　，建构史学模式，去讲论历史哲理、规律，给人以宏观道理的启示，开人心智，但所述　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要靠继续研究。做这类学问的人往往被视为是“史观学派”。

实证法(实证派)与义理法(义理派)是何种关系呢?笔者之意，实证是义理的基础，义理　是实证的升华；没有实证，便没有义理。两者需要结合，实证努力理论化，勿为烦琐考　证所累；义理要向实证靠拢，最好要有实证功力。

(三)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

所谓科学说，是认为历史学是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相信史家能够著作“定　论历史”，反映历史真实，后世史家不能也不必要改动已成为真理的历史著作。此说同　时相信史料能够论定历史，故有“史料即史学”之说。此说还相信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　，历史不过是在特定的理论指导下去验证这种理论的光辉正确。人们有理由希望历史学　成为社会科学，故实证史学强调这一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史学更是如此。

但也有学者对科学说提出质疑：历史不会重复，不能做科学实验，不可复制，此其一　。其二，科学应发现规律，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否完全可以认识，不好说。因为人的知识　是有限的，可以做到局部的认知，而全部的通晓，则非常难说了，社会进化论、经济决　定论等等理论试图解说，都因有破绽而受到责难。其三，史家之主体意识与科学很难保　持一致，谁能保证史家不反映自己的感情、种族、阶级、文化的倾向性于著述中，史家　的价值观能够保证他的历史判断的公正性吗?其四，不仅是不同观念的史家对同一事件　有相异的解释，而且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史家会对历史产生新的看法，哪里能有定论的　历史?其五，历史靠史料来验证和说明，而史料的保存是有限的，即使在我国历史文献　学夙称发达、史书汗牛充栋的情况下，运用起来便会发现，许多方面的历史仍然是缺乏　记载的，致使史家难于完整地勾勒历史；况且史料有真伪，不易鉴别，这都难于给历史　作定论。

能不能认识人类社会总进程、总规律应当存疑，然而根据前人业已探索到的理论，发　现局部性规律是可能的。例如，讨论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民众的历史地位、等级　与等级制度等问题，学术界已经有了诸多共识。运用“科学精神”研究历史，使其尽可　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应当是历史学家的努力方向。

所谓艺术说，是将史学理解为诗歌加哲学，是针对科学说的。其主要论点是史无定论　，不同时代的人会对同一的历史作出迥异的解说。既无定论的历史，谈何科学?历史之　成为艺术，因为史为实用，史家会赋予时代之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会重新认识历史，而　且这种认识又同个人的经验相联系，或一致；不同人的不同的经验，给人以不同的历史　故事和解释，而且利用活泼的笔法描绘历史，使历史如同艺术，成为美学的一种，令人　欣赏，如司马迁的《史记》；还因为如何编排史料，如何讲故事，也是需要讲求艺术的　。但是，史学艺术说需要明确的是，它非自由创作之艺术，亦非文学艺术之虚构艺术，　而是编纂史书的艺术。

史学家刘节在《论历史》一书中认为：史学研究结论应是科学的，书写的著作应是艺　术的，归纳升华到哲学上应是哲学的。他的意见值得参考与尊重。

笔者愚见，历史学是科学抑或艺术的问题，似乎不必过分纠缠，各有其是，可以互相　调融。令史学在科学、艺术之间，或许更有趣味，更能发挥其功能。笔者服膺钱钟书《　管锥编》中的见解：历史学是介于科学同艺术之间的一种学问。看来，史学研究争取科　学化，史学作品要求艺术化，也许是个好主意。

(四)从史学之异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看其陈述历史(讲故事)的特点

文学，形象思维之学，得益于想像。

哲学，宏观逻辑思维之学，得益于抽象思维。

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是强调规律、理论、模式之学。

史学，重陈述，讲故事，特别看重的是寻求史实及对其描述中的阐述。它不能凭借想　像，或抽象思维，或套用公式理论，从根本上有别于其他学科。

史学这种史料和史实所叙述的故事包罗万象，为各种学科提供可选择的史料和观点，　这就使得历史学有点人文学、社会科学基础的味道。

(五)史学需要保持“说故事”的特色

史学应保持其特点，在陈述历史的陈述中引出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一般的讲述宏观义　理和规律。如果历史学大讲理论，忽视史实的陈述，史学将失去其特性，不成其为史学　。因之，笔者不赞同以义理、新方法之探讨作为史学研究的主流。或谓史学不讲理论，　容易为其他科学学科所小觑，不如理论化；然而，史学研究正在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相结合，有其活跃性，至于社会地位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在　近代社会，人文学科的传统主流地位为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所代替，非仅史学一家也。　关于这一点，后面仍有机会涉及)。笔者的这种史学观念是传统的，是固守史学本位，　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保持历史学的特色，从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留有一席之地。在2002　年举行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上，有的学者看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和体系的引入，史学越来越理论　化、抽象化，追求宏大叙事，寻求历史规律，历史似乎必须被赋予一些规则才有意义，　这样做的后果是使史学还没有找到新的定位就先丧失了传统”，因此，他们主张恢复历　史现场感，认为“叙述和感悟，这也许就是史学守住边界的最根本的方式”，当然也应　建立历史学自身的一套概念体系[1]。有这样的同调者，真乃令人高兴。

二、历史学的发展历程、走向与社会史研究

历史学业已经历的发展过程、当今趋势以及与陈述史学的关系问题，笔者仅将概约化　的看法缕述于次：

(一)古代传统史学(历史编纂学)

古代传统史学可视为政治史的历史学，主要是通过历史人物的活动讲述政治史(含军事　史、外交史)，因而被有的学者称为“帝王史”，或讥讽为“断烂朝报”。

《史记》之“本纪”，主旨是为尊君，“传”、“志”本意是在说明“本纪”，可知　纪传体史书的立意是在写帝王政治史，总结治理经验和治术的。当然，所谓政治史，在　政治范畴之外也包含经济、文化等主要制度，民族关系、中外关系也在内，但它却是围　绕帝王政治这个中心讲述的。20世纪以来，传统史学失去了昔日的光辉，实证史学、阶　级论史学迭居史坛的主流地位，整体史的新史学也在孕育之中。

(二)实证史学

从梁启超“新史学”以来，到胡适、傅斯年、顾颉刚、陈寅恪、陈垣等，以及王国维　、吕思勉、柳诒徵等所提倡、实践的实证史学，政治史仍然是研究的主要内容，而经济　史、文化史、社会史以及与科技史有关的数学史、度量衡史等作为专门史或向专门史方　向发展，开展研究。

实证史学在方法上重视实证，特别讲求材料的发现和搜集，以至认为发现一个字犹如　发现一颗行星；尤其要明了的是，他们重视考古发掘，其科学方法的运用在20世纪30年　代为东方之最。而在观念上，他们一开始多信仰进化论，后来多样化了，主要是实验主　义、自由主义。强调学术研究独立思考，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

实证史学在中国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等的体例为近代史学提供借鉴之资料，乾嘉考据方法亦为后人所袭用。

或谓史学的实证方法是永恒的，若只是强调史料研究的重要性可以作如是观，但作为　一种史学范式的实证史学就不会有此殊荣，因为它的指导观念和史学功能论并不是无可非议的。

(三)民族情感史学

民族情感史学，主要以钱穆为代表。他们对中国历史怀有一种温情和敬意，即对中国　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并予以倡扬，以此与社会思潮之主流的批判论对垒。

(四)阶级论史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人主要根据斯大林和苏联的理论解释，理解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并运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将人类文明社会以来的历史视为阶级斗争史，是一个　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的历史，出现了五种(或谓六种)社会形态。郭沫若、范文澜、侯外　庐、吕振羽、翦伯赞为公认的学术代表，白寿彝则多少别具一格。在具体研究上，实际　上将历史分为三大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治史主要是研讨阶级斗争史、农民战争史　、政治斗争史、中国革命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阶级论史学在观念上强调探索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笃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　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前者决定后者的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实际上走向了注　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经典著作的道路(严格地说是作疏解，还够不上作注)　；在功能方面极其强调为政治服务，反对脱离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专政。

从根本上看，阶级论史学是一种宏观史学，然而它并不排斥微观研究，颇有笃实研究　者。在对下层民众史、某些历史运动本质的揭示方面，有着不小的贡献。

(五)社会史的史学

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史学、人类学、民俗学共同开展了对社会史的　研究。在大陆，80年代中期以来，史家接受二三十年代社会史研究、阶级论史学对劳动　者斗争史研究的成果及受西方年鉴史学运动的影响，自觉或较自觉地进行社会史研究。　目前方兴未艾，有成为史学主流之势。在台湾，社会史研究起步比大陆早一点，在研究　领域的拓宽和探讨的深度上均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社会史大大扩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社会结构、日常生活、民间信仰与意识、心态、身体、生态环境都进入了研究范围。

社会史与其他学科有着交叉研究的内容，特别是同社会学、人口学、历史人类学等学　科，因而成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桥梁。

在研究方法上，它的归纳法，向下看的视角，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社会学的个　案研究法，哲学的辩证法等，均被吸收作为研讨的方法。社会史的研究，令史学功能由　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

或谓社会史是一种研究方法，一种观察历史的视角。离开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若仅仅　是一种方法，社会史研究就难于理解了。经过富有成就的具体研究之后，西方史家从方　法论上重新认识社会史，将之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事后之论；中国的研究状况尚不宜采　取此说，否则对社会史考察富有实际内容的研究不一定有好处。

(六)呼唤中的以“整体史”(“总体史”、“社会的历史”、“社会史学”)为特征的　“新史学”可能出现及其与社会史的关系

在西方史学领域，一个走出年鉴运动的“新史学”正在形成之中。台湾学者在进行社　会史研究的同时，就有新史学之愿望，这由《新史学》杂志的命名可知。大陆学者提出　，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认为它将取代兰克史学，新史学基本上或者首先以社会史为　表征，就是想将社会史与新史学即整体史连接起来。

整体史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历史学、社会史研究领域一再扩大之后以及出现所谓的“　历史碎化”现象，特别需要总和、综合。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使得历史学成为容纳　百川之学，处于跨学科研究的中心地位，需要进行学科整合，而社会史就难于完成这种　使命。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回归的现象：早期社会史所排除的政治史被赋予新意的研　究，即从个人(帝王、英雄)进到政权史及其有关的符号、象征；他如事件史回归：事件　——媒体——公众；叙述史回归：不以发现规律为重点目标，而以公众乐于知道的事件　人物为描述对象；主体回归：以人为主体，将人从决定论观念下释放出来；人物传记回　归；社会史研究的妇女史——女权运动史——两性关系史——性别史，其发展变化离不　开政治史；等等。所有这些，令人有史学回归之感。当然，历史研究的回归不是复原，　而是以研究整体史为使命，为特征，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完整的历史，而不是残缺的　历史。

社会史与总体史的关系，由社会史研究的内容、经历、趋向可知一二。社会史经历如　下程式的变化，将有可能发展到总体史的阶段：社会结构(政治史的某种延伸及同社会　学、经济学的结合)—日常社会生活(社会现象)—心态、意识、信仰(文化层面)—　生态环境、身体医疗(关怀生命、社会问题)向跨学科的整体史发展。社会史可能是　从实证史学、阶级论史学向整体史学过渡的中间形态过渡形态。

不过话又说回来，社会史研究的使命，在中国还远未结束，整体史尚处于愿望阶段，　需要创造条件，迎接其到来。

三、历史学应使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及其同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说故事”的史学，经历历史编纂学、实证史学、民族情感史学与阶级论史学到社会　史史学，是一步步将史学知识传向民众。而今天，知识大众文化化已成为史学发展方向　、史学能否发展乃至史学命运的关键性问题，实在是需要大加研讨的事情。20世纪80年　代以来，时或出现“史学危机”的讨论，然而都没有认真计议过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与　历史学的关系，这是不无遗憾的事情。笔者主持或参与过不少研讨会，曾经萌生过参与　主办以“史学知识民众化”为主题的研讨会，可惜迄未见有此类学术会议。这里不妨说　一说史学知识大众化的问题。

(一)史学功能转换及原因

传统史学功能是政治性的，即为帝王提供经邦治国的历史经验的“资鉴”功能，对民　众(主要是读书人、士人)的教化功能，所以它成为庙堂之学，拥有尊贵的地位，“史”　就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阶级论史学明确强调史学的政治性，使之成为政治的附庸　。实证史学讲究脱离政治。社会史则将史学的政治功能向社会文化功能转化，使史学在　有限的政治功能之外，着力于文化知识的传播：用历史知识，给人以智慧的启迪；给予　休闲的读物，令人身心愉悦；以人物、故事的典型形象使读者主动思索做人的道理，讲　求人生修养、志向与情操。

史学功能之必须转换，或者说必然转换，基于社会的巨大变化。传统社会基本上是自　然经济的社会，发展迟缓，所重视的经世之学是经学和史学的人文学，鄙视自然科学和　技术，视之为匠人之事；近代社会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生产技术、物质文　明变化迅速，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它的作用是可视的，于是，人　文学科不得不降落到被人贱视的境地。从殿堂到平地，这种落差感，大约也是中、外都　产生的“史学危机”论的一种原因。

史学功能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知识大众文化化是必然趋势，作为史学工作者应该　有相应的观念转变，要为史学功能的转换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作出努力。

(二)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与条件

何谓大众文化化?史学工作者应以自身的研究成果让大众来分享为目标，即治史是为大　众提供历史知识，令历史知识成为大众文化的应有内容；史学书籍应有知识性、故事性　和通俗性，文字表达方面的可读性。

大众文化化的史学知识，原则上讲是走近古代人的生活世界，贴近今日社会生活的内　容，它包括人群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活动、政治活动、社会风俗及其变异、人　类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各种经验智慧等。

近代史学研究，为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创造了条件。近代以来，史学、人类学、民俗　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研究，特别是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所形成的成果，对于下层民　众、性别关系、生活风俗、婚嫁丧葬、节日娱乐、民间信仰、民间文化、社会医疗等等　社会生活历史的研究，其内容多是民众喜闻乐道的。试以笔者在近期史学著作中信手拈　来的数例来看，可知笔者所言不爽。如有的学者讲述南宋初年临安大火中，裴姓商人不　忙于救火，而是派人赶紧采购建筑材料，灾后居民修盖房屋，他卖材料发了大财。这样　的故事表明，商人预测市场、捕捉信息的重要，与司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一样，予人以　智慧的启迪。又如，有的学者利用杜甫的《今夕行》诗句，说明诗圣杜甫在逆旅长夜中　，赤袒跣足，大呼小叫，非常投入，反映了作为常人的杜甫，与诗圣的另一面相补　充，可以令人全面地认识历史人物。他如，有的学者讲述郑板桥见寺僧的故事：方丈初　以他服装平常而冷淡他，及至见他谈吐不俗有所敬重，进而非常尊重，因而让座由起始　的“坐”，变为“请坐”，再变作“请上座”，命小和尚的上茶，也有“茶”、“敬茶　”、“敬香茶”的三变。从敬茶待客的习俗，反映出社会的等级观念的作用，而对出家　人如此之势利之讽刺，令人可以从中得到诚敬待客、待人的教益。有了这些研究成果，　可以将之转化为大众文化，由大众分享。

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需要向古今民间文学艺术家学习。古代说书艺人、话本、历史　演义、现代历史小说、历史剧、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都起到传播历史知识的某种作用，并　以其知识娱乐受众。当然，文艺家的历史故事中有许多虚构成分，历史学家出于职业责　任感有必要去纠正他们的误传，但是不必为他们“占领”史学“地盘”而愤慨，应当检　讨的是自家不去作史学知识大众化的努力所造成的缺陷。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其实，　最好是史学界与文学艺术界携手合作，多交朋友，取长补短，史学著作要艺术化，文艺　家需要增加史学知识，作品向历史的真实性方向努力。平心而论，史学家和社会应该感　谢文艺家对某些历史知识的传播。

史学研究成果如果走向大众文化，史学也会取得大众的信赖，不会被社会抛弃，避免　真正的学科“危机”。

(三)史学研究成果大众文化化的表达方式

史学研究成果为大众分享，图籍内容至关重要，而其表达形式的讲求同样不可忽视，　至少要留意于下述四点：

其一，平铺直叙的写法。史学著作要有大量的证据，会有大段大段的原始材料的引文　，会有史料的考证和复杂事件、历史之谜的反复论证。毫无疑问，引文多系古文，如此　一来，古文和语体文相杂，使得文气不畅，也令读者一会儿古文、一会儿语体文的来回　转换，难于适应，增加阅读难度，减少浏览兴趣。需要舍弃那些史料引文，将它变为语　体文，直接表达出来，令文气流畅，读者顺利阅览。当然，引文的做法给同行及少数圈　外人士观赏是必须的，只是对大众极不相宜。

其二，要富有文采。这是极其难于做到的，然而是不可或缺的努力目标。

其三，深入浅出。大众文化化的历史读物，不是只讲一些历史故事，而应将研究的客　体研究透彻了，俗话说是吃透了吐出来，能综合大量历史现象，分析清楚，尽可能地说　明历史现象的连贯性和事情的本质。通俗读物虽说是通俗易懂，但是寓意不可少，必须　深入浅出，绝不是儿戏之作。

其四，图文并茂。历史遗迹、遗物的图像、画像、图画、照片，实物照片、素描，等　等，与文字说明相配合，可以收到文省事明、一目了然的效果。图文并茂，在古人主要　限于客观条件，几乎完全被忽视了，现在学者开始留心了，“老照片”成为可贵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史家都给图片以应有的地位，“提请留意”，看来仍有必要　。由于著作中配图的时间还不长，相应的学术规范尚不完善，或者说还没有建立，常见 的现象是对于插图本身的说明欠缺，图、文的内容并不配合。大众化的读物不能不讲究 这些。

总之，史学工作者需要将读者感兴趣的历史故事，能够发人深思的历史知识，用富有　文采的笔法表现出来，使人将阅读的过程变成为一种美的享受和追求，同时增长了知识　，提高了生活情趣和生活质量，也启迪智慧的开发。这也是令史学游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

(四)史学工作者的职业态度与高标准的专业要求

史家定位。帝王之学的史学高高在上，史学家好为人师，总在教训读者。近代以来，　此种积习并未根本改变，似乎作者与读者双方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学者自认为　写作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事业，要向民众灌输什么观念，负有提高民众素质的使命　，这是在上者对待在下者的态度，早已不合时宜，特别是在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之时。　作者与读者双方之间，理所当然是平等的，不存在谁要将什么观念加给谁的问题，书籍　只是双方对话的工具。人是社会中的人，做人要给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史学工作　者要定好位置，争取成为读者的朋友，而不是在上面的教育者。

专业要求。史学知识大众文化化，对史学工作者的专业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大　众化的深入浅出的要求，首先应有研究性，是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有关知识，具有综合分　析能力，还要富有文采地表达出来，此等著作的写作真是谈何容易?设若仅有几分知识　，浅学易满之人，哪里能写作得好!普及与提高是一致的，以为普及的读物可以要求得　低一些，这是误解，无益于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极宜纠正。

(五)史学新功能得益于社会史研究

史学研究内容的走近古人社会生活，实现史学知识的大众文化化和史学功能的转换，　端赖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相当充分的条件。可以这样的认为：社会史研究开辟史　学新天地，赋予史学新的生命力。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4

一、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初步探讨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范文澜、翦伯赞、吴晗等人从史学功能实现的途径方面对革命战争年代历史类比的做法做出了反省。其中，翦伯赞的反省和批判尤为深刻，他说：这种做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他认为，随着新时期的到来，新情况层出不穷，新的现实必然会对历史学提出更高水准的要求。假如继续沿用那种简单、生硬的历史比附的做法去服务于现实，把历史上的现实和今天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不是把历史上的现实现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现实，就是把今天的现实古典化去迁就历史上的现实，两者都是非历史主义的，因而都是错误的。”[1]显然，老一辈的史学家在敏锐感应时代脉搏的情况下，对那种非历史主义的史学比附方法深感忧虑。他们认识到，这种功利性的做法，不但直接影响着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而且影响着史学的发展前途。然而，遗憾的是，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关于史学功能的有益思考却没有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引起共鸣和重视。当时，在中国的史学界贯彻着的历史认识，注重历史对于现实的指导和教育意义。他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屡屡提到历史对于现实的作用，他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2]的这些论述，成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历史学界阐述历史学之社会功能及其发挥途径的主要理论根据。随着政治领域内“极左思潮”的漫延，在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开始膨胀，它使人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向畸形化方向发展，具体表现就是史学研究中的“厚今薄古”，要求史学研究能顺应当时工农业的形势，以满足时代的政治要求。1965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在5红旗6杂志第13期发表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一方面批判翦伯赞、吴晗等人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原则；一方面高喊“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为革命研究历史”。他所谓的“为革命研究历史”，即历史学必须为眼前政治的需要服务，这种带有政治目的的肆意发挥，完全把历史研究当成了扩大当时阶级斗争事态的工具。在戚本禹的喧嚣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等口号纷纭而出，认为史学应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为当前的政策服务。至于这种做法是否真正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真正有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似乎是无须计较的。针对这种情况，翦伯赞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个别同志狭隘地理解历史学要为政治服务的提法，几乎把党的任何一个政策、号召和口号都塞进古代史中去，这是错误的。翦伯赞认为，“在历史研究中是要贯彻政策精神的”，但“并不是把我们今天的政策都塞进古代史中去”。他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第一，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不是配合当前的每一个政治运动，政治上来一个什么运动，历史上就要塞进这个运动，而是为一定的阶级在一定时期的需要服务”，“就是为无产阶级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第二，历史学为政治服务，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现代，而是“总结历史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用这种经验的总结为政治服务”。第三，历史学为政治服务，“是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出历史发展的倾向，用规律性和倾向性的知识为政治服务”。[3]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贯彻了科学的历史主义原则，对于今天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具有指导意义。

由此看来，这一时期史学界在史学功能认识上的主流方向是正确的，关于史学功能方面的争鸣也是在民主的学术氛围中进行，从而保证了史学按照自身的规律正常发展。总结争论的两种不同观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不同史学观念的指引下，对史学功能的认识和探讨，其结果完全不同。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能够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正确看待、实践史学的社会功能。而与此相反，如黎澍所说，一些人在政治功利主义的驱动下，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片面化、公式化，片面强调史学的“革命性”，并将其革命性放在科学性的前面，甚至为了“革命性”，不惜来否定其科学性。“殊不知没有科学性，单纯革命义愤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4]

二、“”结束后的冷静反思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史学领域内也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精神，针对前期存在的功利主义、教条主义，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对史学功能问题的讨论和争鸣，成为“”后中国史学复兴的重要标志。在这次探讨中，白寿彝、周谷城、戴逸、林甘泉等史学家一致认为史学的教育功能极为重要，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81年7月，史学家白寿彝在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指出，进行历史教育，目的任务有三：第一，是要讲做人的道理；第二，要讲历代治乱兴衰得失之故；第三，进行历史前途的教育，即进行国内民族团结的历史前途、繁荣的经济文化的历史前途，以及光明的社会主义历史前途的教育[5]。白寿彝关于历史前途的论述，实际上也可说是爱国主义教育，但又较一般的爱国主义教育丰满一些。1983年4月，中国史学会首次学术会暨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与会者就“关于爱国主义教育”、“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三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作用。这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第一次，在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史学理论研讨会频繁召开，史学理论著作如《史学概论》、《历史学概论》、《史学导论》等，把史学功能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提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的面前，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了讨论和争鸣，为史学功能的深入探讨起到了推动作用。1983年6月22日，戴逸在《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的文章。他指出，“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强大武器”，“一部中国史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丰富、最生动的教材”，“在青年和人民群众中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将会促进共产主义新一代的成长，大大有利于我们的四化大业。”

总之，这一时期，注重史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精神文化的作用是探讨的主流思想。但至于如何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则尚乏问津。从总体上看，此时期的史学仍处于反思阶段，更大领域内的学术争鸣还未出现。

三、“史学危机”刺激下的全面探讨时期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史学对于政治生活、对于当时的市场经济已显得无用武之地，于是，注重当前社会，为现实、为社会服务的史学传统促使史学工作者们以新的时代眼光去审视史学，在更大的范围内挖掘史学的功用，为史学的发展寻找出路。这一阶段进行的探讨呈现出多角度、多方位的特点，它既表现出学者们的理性思维，也透露出学者们的急切心情。学者们从考察“史学危机”的原因入手，有人认为，是由于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及其理论在理解和具体运用上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其理论体系的功能衰竭而引起史学危机；有人认为，是由于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史学传统价值被颠覆，从而导致历史学面临严峻考验；也有人认为，“史学危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危机”，对史学来说，不过是史学向自身的正常回归，对史学家来说，是由于史学家自身的体验对比而产生的一种失落感。上述三危机论表明了史学家在共同关注着同一个问题，即在新的历史时期，史学家如何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开展有效的科学工作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使史学得到健康繁荣地发展。于是，这一问题再度掀起对“历史与现实关系”和“史学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的讨论高潮。其中涉及到了如下一些问题。

(一)史学的社会功能有哪些?总的来说，学者们都赞同史学对于社会的功能是多项内容的。第一，它具有伦理教育的功能。严肃的历史学著作是会在帮助人们明是非、辨善恶、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方面，有所助益。第二，它具有经验借鉴的功能。假如因时代前进了而蔑视历史经验，那只能使人们在现实中增添盲目性。第三，它具有文化积累与传播的功能。一切理性思维的结晶、艺术的精华，一切有关自然!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各种知识，人类累代积聚的文化财富，都可以通过历史这条通道得到综合性传播，从而增添了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第四，它具有对社会的规律性认识的功能。第四种功能是历史学最高的认识功能，也是历史学最高的社会价值[6]。此外，有的学者侧重强调历史对于人生的作用，指出，“史学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它有益于人生”。史学应把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永恒主题，而在有关人的一切问题上，人生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因此，在史学这门“总体人学”中，“人生问题自然就应该居于核心地位”。并进而阐述，“史学对人生的效用——也就是历史对人生的效用，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历史是人们认识自我的钥匙。其次，历史可清除对人生的虚无看法，悲观看法。第三，历史可以培养正确的人生观。第四，历史是生活的老师，它把历史上的英雄!伟人提供给人们，使人们有了学习的‘模范’。”[7]

有的学者针对史学寻找和揭示社会结构、原因、规律等等的价值取向，明确指出，“史学研究从最根本讲是关系人的自我理解和意义的问题”。并强调“我们不是要到历史中去解释和重现历史，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要到历史中去解释和发现自己”[8]。有的学者侧重强调史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有的学者还从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出发，指出“人文学科不负有直接回答和解决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责任。不能用功利性、实用性的标准来衡量人文科学的作用”，“人文科学是以构建和更新人类文化价值体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开发人的精神资源，开拓更博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格精神等方式来推动历史、作用于社会的……史学具有对人类文明进行历史——现实价值判断与认识的功能，更多地关注人类的文化、精神、观念、心理、意识，史学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社会发挥它的重大作用。”[9]有的学者从史学的文化形态角度出发，探讨史学的社会价值，认为“史学功能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就历史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精神。其二，就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中介。其三，就史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而言，史学功能是一种“传播”[10]。有的学者认为，历史学使人们生活在一个更为广阔更为漫长的“历史学时空”里，从而得以同过去以往时代，同所有地域的人进行交流对话，汲取全人类的智慧与经验，把自己短暂局促的个体生命溶入到世界历史的无限进程中去，获得对自我的超越和升华[11]。总的来说，这些关于史学社会功能的探讨，都是在传统功能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和发挥。这种细化和发挥使学者们在深入理解史学本质的前提下，深入认识史学应该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因此，史学的社会文化价值普遍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即重视史学能够成为国民的精神财富。从“史学危机”的产生到此刻，人们关于史学功能的思考逐渐走向科学化和理性化，这种变化预示着历史学正在从手段和工具的此岸向目的和自身的彼岸摆渡，它说明了历史学作为社会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是暂时的，而作为学术文化事业却对任何民族都是永恒的。

(二)如何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有的学者从读者群的角度出发，对此问题作了逆向思考，认为史学要有功于四化建设，就必须打破自我服务的循环而面向社会，要大大扩大史学著作的读者群[12]。有些学者明确指出，史学应大众化，史学工作者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必须做大量的普及工作，使研究成果以生动形象的形式进入寻常百姓家[13]。也有的学者从史学自身的基本性质来把握史学价值实现的途径，认为史学属于意识形态，它的作用表现形式不具“直观性”，而是以一种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形式静悄悄的为社会服务，为人们所利用[14]。有的学者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应把史学划分为基础史学与应用史学，后者是为了直接满足现实社会需要而开展的研究。以此来充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对此观点众说纷纭，赞同者有[15]，反对者亦不乏其人[16]。

(三)史学工作者在发挥史学社会功能中的作用。史学家是史学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如何使史学充分发挥自身的社会功能，史学家担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从这个角度出发，史学家们也展开了思考。观点之一，认为史学家的主体意识的建立与强化是成功的关键，并指出其主体意识应包括社会意识、时代意识和学术意识[17]。例如，在社会意识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史学家应坚持学术研究的同时注重普及工作，应促使整个社会对史学功能的认同[18]。在时代意识上，应批判继承传统史学的社会价值，发挥其在新时期的现代价值[19]；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掘史学的潜在社会功能[20]。在学术意识上，学者们认为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21]，应该建立新的史学范型，这种史学范型强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作综合、整体的历史考察，重视理论概括和历史解释能力的提高，提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同时新的史学范型更为注重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能动作用，认为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不可剥离的，应力求结合历史研究的实践从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的层次上探索历史学科内部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同时应以正确的历史观念来指导史学社会功能的发挥[22]。

纵观20世纪最后10年来对史学功能的探讨，成绩是喜人的。虽然其中也有要求历史学“要为市场经济服务”、“史学应当走向市场”、“要适应市场需要”等等急功近利的主张，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只是昙花一现。今天，“史学危机”已不再是学者们的口头禅，因为在对危机的探讨中，人们逐渐意识到，危机是学科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只有借危机的契机，积极思索，才能化危机为转机，为史学的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1]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2] ：《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翦伯赞：《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62年第5期。

[4] 黎澍：《革命、批判和科学性——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序言>》，《人民日报》1985年5月3日。

[5] 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北京师范大学，1994年。

[6] 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7] 佳木、贺永泉：《历史与人生)))史学的社会作用新论》，《兰州学刊》1988年第6期。

[8] 杨子娟：《在历史中寻找什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9] 刘鸿武：《人文科学与史学功用》，《世界历史》1991年第1期。

[10] 陈国灿：《论史学功能的文化形态》，《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

[11] 刘鸿武：《历史学——对人之本质的理性反思与精神体验》，《光明日报》2000年5月12日。

[12] 茅海建：《史学危机与史学功能》，《光明日报》1986年3月5日。

[13] 方亚光：《史学价值论》，《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

[14] 杨桂宏：《谈史学的社会功能——访太平天国史专 家王庆成 教授》，《学术研究》2000年第8期。

[15] 蒋大椿：《基础历史学与应用历史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5年第1期。

[16] 赵轶峰：《应用史学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学》1985年第1期。

[17] 何晓明：《史家的主体意识与史学的社会功能》，《江汉论坛》1990年第11期。

[18] 陆勤毅：《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安徽史学》1996年。

[19] 胡逢祥：《史学的经世作用和科学性——兼论对传统史学经世观的批判继承》，《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2期。

[20] 刘志琴：《史学功能的变迁》，《光明日报》1985年9月18日。

[21] 陆勤毅：《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安徽史学》1996年。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5

系个体,而历史则由客观的事实变成了同样需要阐释理解的“镜像物”,成为“镜中的历史”,文学文本和其他的社会“事实”,如报纸、杂志、教科书、日记乃至法院、教会、政府、家庭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是意义深远的社会调节行为。在新历史主义者眼中,艺术作品不是历史经验在上面留下印记的被动的外表,而是历史经验形成和再形成的创造性动因之一。这样,文学不仅仅成为与历史并列的“学问”,而且对历史研究有着自己的能动作用,文学与历史呈现出一种“互为文本”的状态。

一、文学研究的历史回归:新历史主义与20世纪文论思潮

纵观西方文论发展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非历史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两种。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割断文学与作者、读者以及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理论和批评实践。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

20世纪初期,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西方文论发生了重要转向。以俄国形式主义及布拉格学派为代表,文学的研究对象从作家或作家的心理、社会、历史等方面转移集中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语言、语义等方面的“内部研究”,在研究中突出科学性和客观性。结构主义、符号学直接借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把本文视为能指和所指的完整统一体,却忽略了其中的个性、差异、非中心化以及社会历史具体性;阐释学的“本文”虽具有基于个体自我阐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重视读者的地位和作用,但对文学与具体历史如政治、权力和文化的关系仍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后结构主义者如德里达和巴尔特从否定文本结构中心和终极意义入手把本文视为能指游戏和能指碎片、认定文本中别无一物,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强调阐释的权利和自由。但在否定作品意义和作者权威的同时,实际上也斩断了作品与作者、时代、以及历史之间的联系,将文本仅仅看成一种符号的游戏。

“新历史主义”是作为一系列非历史主义文论和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者应运而生的。新历史主义将解构主义颠倒的传统再颠倒过来,重新注重艺术与人生、本文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它致力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在文艺复兴领域的一系列批评实践过程中,新历史主义的倡导者格林布拉特始终将文学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以特有的方式回归了“历史”。在莎士比亚的戏剧解读中,新历史主义不是封闭地深究戏剧语言本身的含义,而是不断地联系与之相关的各种历史情境、历史文本、以及现代语境,作出开放性的理解和阐释。由此看来,新历史主义重新关注“历史”,在西方批评史上是向传统历史主义的一种“根”的回归。但是它已经走过了“反历史主义的历程”,打上了反历史主义的深刻烙印,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彻底地回到过去,而是一种“螺旋上升运动”,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即超越。在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新历史主义超越了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语义学、符号学及结构主义等批评话语的封闭性,体现了“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但它所回归的“历史”又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阿尔都塞和马歇雷“发现”了本文同意识形态、再生产的联系,但对于新历史主义研究中极为关注的权力、性等因素的支配作用却极少涉猎。在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互相渗透、以及重建什么样的历史问题上,新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相通中又存在着不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和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则更关注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新历史主义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示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差异,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它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而不是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

二、新历史主义研究对象的形成原因:

新历史主义在研究对象上的与众不同是高扬其理论大旗的重要保证。在文论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种文论的形成和发展都不是横空出世的。传统历史主义对研究对象的主张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潮;20世纪文论研究对象的转向是基于一系列语言学和文学观念的革新;新历史主义则受到了新史学精神、喻说理论、以及文化思潮转型的诸多影响,才得以对文学的研究对象作出自己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月第1版.

[2]徐润拓.《马克思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批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

[3]杨正润.《文学的“颠覆”和“抑制”――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功能论和意识形态论述评》.《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3期.

[4]吴戈.《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承诺》.《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6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

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高校思政课的教学改革也进入了攻坚期。当下所处的自媒体时代各种信息泛滥、舆论混杂，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热点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复杂局面，在高等教育过程中需要以系统、全面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阵地，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帮助大学生群体形成独立的思维辨别能力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在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必须要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成果，积极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历史观是指人们对于已知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见解。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起初以神学为基础去解释历史、说明历史，致使人类史长期被忽略甚至被曲解。后来资产阶级逐渐形成用“人”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对比中世纪的神学来说是一个重大进步。但资产阶级历史观范畴里的“人”是抽象的人，即脱离具体历史背景、物质发展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孤立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是一种脱离客观存在的空虚的“自我意识”。从这个抽象范畴出发，必然会曲解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过程，最终走向唯心史观。而唯物史观，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包含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论，是哲学体系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把历史的聚焦点拉回人本身，提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是人类思想进步的重要成就。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著作里对唯物史观都有诸多阐述，从时间上来梳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过了如下的过程：（一）唯物史观的初步形成：1842年，马克思任职于《莱茵报》主编时围绕林木盗窃案进行论战之后，研究重心逐渐转向经济问题。当时年轻的马克思对于社会最底层的民众产生了深刻的怜悯和同情，“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流亡时写下了《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一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性的考察，初步阐述了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理想。这篇文章从劳动对象化与劳动异化这一问题入手，将“市民社会”作为研究和论述唯物史观的重要切入点，明确概述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是构成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并不像黑格尔理论体系中“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等上层建筑。同期，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这一著作中，恩格斯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以英国为例揭示了资产阶级的寄生性剥削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指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逐渐走向成熟。（二）唯物史观的创立：1844年，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阐述了无产阶级的重要历史作用，彻底脱离了黑格尔派并对其唯心史观及其称群众为“精神的敌人”进行了深入的批判。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重大缺陷，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明确了社会生活中“实践”的重要性。实践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基石，《提纲》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实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揭示了国家机器的阶级本质，完成了对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心史观的科学批判，标志着唯物史观的创立。对此，列宁曾高度评价《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大意义和价值：“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更确切地说，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就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2（三）唯物史观进一步发展：1857年，马克思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研究物质生产和借研究“生产一般”把资产阶级生产说成是永恒的错误观点，提出了要社会地、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回顾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和经过，并对1859年以前的研究作了总结。《序言》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最终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以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深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通过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使唯物史观得到科学验证和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起源》一文，科学探讨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内涵

（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生产关系是一种物质关系、经济关系，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联系我国具体国情来看，改革开放41年来我们已经取得经济建设的瞩目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社会化程度仍然不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这种不充分、不平衡的特点将长期存在。这种多层次的生产力、不同的生产社会化程度决定了我国当前生产关系实现的多样性。（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矛盾辩证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是划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界限。社会存在是第一性，决定着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并对社会存在起到影响作用。马克思科学地解答了这个问题，从而使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了科学的理论。我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充分认识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过来会影响社会存在”这一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中形成了一系列丰富的思想。例如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等，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4（三）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实现了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建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总体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有效促进和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局部还存在着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某些因素和环节。因此必须对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特别是经济体制中不适合生产力的方面和环节进行深入的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四）人民群众创造和推动了历史。作为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一切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回顾过去，人民群众以海纳百川的智慧和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伟大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我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提出了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这一观点，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我们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紧密的血肉联系。我们党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这里讲的人和人民，是同一个意思。

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一）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认识历史、尊重历史。人类社会伴随着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不断的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历程，无论是人类的历史、文明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是客观存在的已知过程，是我们安身立命、继续发展的基础。以唯心史观为基础的历史虚无主义，把历史的客观事实与主观臆想、不实资讯相混淆，扭曲历史过程中的支流和主流、现象和本质，虚构、诋毁、曲解历史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促使大学生能够以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为基础，在学习和生活中警惕和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二）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联系实际来考察和分析问题。唯物史观考察历史的方法区别于以前一切理论。它以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从总体和全局上把握社会的一般结构和发展规律，区别于以社会生活局部领域或个别方面为对象的具体社会科学。唯物史观为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以史为镜，以史为鉴，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方法和观点来观察和分析现实，可以更加全面、客观的分析处理问题。通过思政课上系统的梳理和讲授唯物史观的理论要点，可以提升当代大学生联系实际来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了唯物史观，就能使当代大学生从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世界里分清是非，形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观；树立了唯物史观，就能使当代大学生有更强的理解力和包容性，联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一步理解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出现；树立了唯物史观，就能使当代大学生立足现实，更加深入的理解我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三）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继承并发展历史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历史具有继承性。纵观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璀璨文明，后人总是以前人所积累的思想、财富为前提，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继承着前人的思想和劳动成果。这种继承，不是对旧事物的全盘否定或肯定，而是有选择性的“取其精华、取其糟粕”。纵观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理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可以帮助当代大学生立足历史、面向未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励大学生们勇做人类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历史的推进者，做脚踏实地的实践者，把自身的术业专攻和中国特色主义的伟大事业充分结合，以审慎认真的态度攀登科学高峰。（四）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现实的人无非是生活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社会关系的人格化，具体的性质和活动离不开自己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和物质生活条件的限制。从这点出发，可以帮助我们准确的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描绘出人类发展的真实过程。唯物史观用以观察和分析社会历史的观点、立场和方法与以前一切历史理论不同，它强调历史的主体是人，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形成了历史。但唯物史观所说的“人”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与现实世界隔绝和疏离的抽象的人，而是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和总结的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的人。通过思政课的理论教学，可以引导当代大学生正确认识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树立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既心怀天下，又专注于提升内心，自觉自愿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博大精深。《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将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概括为两个伟大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剥削的秘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特殊规律。这两个伟大发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的理论力量和逻辑力量正是体现在他的这些基本思想上，并且赢得了千千万万人的尊重和敬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越来越发现它的真理的价值。不论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还是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把握，都必须有唯物史观的指导，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和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只有唯物史观才能使当代大学生坚定信念，看清方向，认清本质，头脑清醒。唯物史观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也是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武器，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高校思政课要引导当代大学生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不断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齐心协力在本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目标。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7

一、五个常用的现代史学理论

1.历史解释学

“就是发现、理解、阐明和解释历史意义的技术，以便把另一个时空系统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意义转换到我们的世界中”。历史解释学认为，历史理解的客观性既需要理解主体与历史文本之间的相互适应，也需要许多人的观点的相互碰撞，历史往往是关于历史遗迹的某种动态的共识。例如有教师在讲授高三复习课《洋务运动》一课中讨论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时，设计呈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三册，1978年1月编写的湖北省初中试用课本《中国历史》第二册，以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11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课本《中国历史》第三册三个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评价，这种设计体现了典型的历史解释学思想。上述设计的最后还引用了20世纪80年代吴大猷、90年代刘宗绪和21世纪初马克垚在《世界文明史》中的新观点。整个设计中，通过三个不同时期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认识，反映了特定时代人们的特定史观，同样也体现出现代中国史学界从单一的阶级斗争范式发展到现代化范式、文明史范式，对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2.现代化理论

大约从16世纪起，人类社会开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缔造出一种新的文明，即工业文明。现代化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政治方面是民主化和法制化，经济方面是工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思想文化方面为科学化、理性化和经济主义，社会方面表现为城市化、福利化和流动化，个人方面则表现出开放、参与、独立和平等的特点。

运用现代化理论分析近代史，可以发现西方近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化等，无一不在“现代化”这个主题下进行。欧美国家资产阶级代议制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法制化的历史进程（人教版必修一第三单元《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确立和发展》）；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侵略和两次工业革命（人教版必修二第二单元《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构成了经济上的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人文精神和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人教版必修三第二单元《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和第四单元《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则是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和理性化的基本内容。

3.全球史观

这一观点最早来自英国学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著作《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当代史导论》等。书中将整个世界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运动、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全球史观试图以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一体化发展为主线去解释世界历史运动轨迹。1500年左右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从此人类开始走向融合，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亚、美大陆文明实现了全球汇，开始了全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随着一次次科技革命的出现，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手段的普及运用，一体化进程的步伐越来越大。

人教版必修一和必修二中近代史相关专题分类的基本依据就是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史观。全球史观对学生近代史的学习有一定的帮助。其主要表现为：可以进一步帮助中学生形成全球视野，加深他们对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了解，自觉地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可以使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不同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交流、影响和碰撞及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有益于学生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去体会历史进程中的艰难曲折和光明进步的前途；有利于学生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来掌握，并能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说到底，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避免思想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增强学生的全球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

4.心理史学

就是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心理史学认为历史不是僵死的事实的简单堆积，而是由活生生的人创造的，因此在历史研究中考察人的内心活动十分重要。心理史学包括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个人心理史学重视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并认为历史研究首要的任务是分析历史人物的动机与行为。如果恰当地运用心理史学的方法，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神入历史，从而有利于学生把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放在具体的社会背景下历史主义地分析问题。例如笔者在讲授《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中研究了虚拟人物门德罗夫的心理状态，通过笔记和照片的形式再现此人物二战后在苏联生活时的心理。在讲到赫鲁晓夫改革时，笔者是这样设计的：

门德罗夫谈到他在青年时期的感受时，有伤感，有震惊，有喜悦，有激情，同样也有失望。记者在翻阅了门德罗夫当年的一些日记后作了如下摘录。

A.（1953年）“……早上电台传来噩耗，伟大的领袖斯大林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伤感啊！我真不敢相信，以后怎么过啊？……坚决跟着赫鲁晓夫同志走！”

B.（1956年）“……震惊！二十大说斯大林同志是错误的，要给予严厉批判！……”

C.（1957年）“今天很高兴，我爷爷的案子终于有了结果，中央给了，听说好多冤假错案被……”

D.（1958年）“……上面有政策了，今年小麦和玉米等作物不用再义务上交了，真的是多收了三五斗啊！……”

E.（1958年）“……今天上午，我和二弟用前阵子买的拖拉机去开荒，机子很好用，开垦好以后，响应国家政策种玉米……”

F.（1959年）“上午，大哥请我和四弟吃饭，他们企业不再受中央强制管理了，生产的东西多了，效益好工资涨了，另外为四弟去西伯利亚垦荒饯行……”

从门德罗夫的上述日记材料中我们看到A、B和C交代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政治举措即批判斯大林和为冤假错案，材料中的D、E和F说明了赫鲁晓夫改革的经济措施即种植玉米、鼓励垦荒和企业权力下放等。这样的教学让学生真实地体验和进一步理解了赫鲁晓夫改革的内容。

5.社会史观

主要指从社会的角度观察历史，着重研究历史的结构和进程，注重分析研究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之外的所有问题。社会问题的核心往往就是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及其相关问题。社会问题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和阶段性等特点。其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变迁史、社会日常生活史、社会习俗史、家庭婚姻史、城市化和人口流动史、社会保障史、社会政策史、人与环境关系史等。这种史观指引人们由过去“自上而下”地观察历史，只注意“大人物”、“大事件”转向“自下而上”地观察历史，注意历史上的“小人物”、“小事件”，如辛亥革命对普通民众的影响，工业革命时城市化中人们的生活状况等。人教版必修二第五单元《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便体现了这一理论。在讲授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即未能发动乡村下层民众，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这一结论相距甚远，此时可以结合以下材料（2011年广东高考文综第16题）来加深理解。

乡村知识分子1913年的一则日记（部分）：

大清宣统五年 正月初三

自变乱以来，一切新党竟袭洋夷之皮毛，不但遵行外洋之政治，改阴历为阳历，即服色亦效洋式，而外洋各国之夷蚕食鲸吞，日甚一日。

……

来拜年者五十余人，皆系便衣便帽，无一顶戴之人，间有洋帽之人，较上年之情形迥然不同。

通过这段材料，学生进一步加深了对辛亥革命影响的理解，对认识辛亥革命的局限性也有很大帮助。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适度运用现代史学理论的五个环节

在运用现代史学理论之前，必须要对以上所述的现代史学理论比较熟悉，不可张冠李戴。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对教科书、历史资料进行理解，然后比照现代史学理论的有关知识，确定如何运用。这个运用虽无定法，但一般有以下五个环节。

一是熟悉和理解教学内容。对教学内容的熟悉和理解程度决定了教师能否运用恰当的史学理论来上课，具体来讲，就是要确定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所用到的史学理论归根到底是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的。

二是选择值得借鉴的史学理论。教学设计中选择值得借鉴的史学理论，一般要考虑三个方面：一个是教学内容和课型特点。整体史观和全球史观一般比较适合复习课，跨度较大；社会史观则有利于讲解必修二的经济史。另一个是学生的接受程度。尽量减少理论性太强的理论。还有一个是教师对相关理论和资料的掌握情况。

三是温习相关史学理论，寻找史学理论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

四是搜集相关历史材料。史学理论与教学内容的结合点确定后，就要围绕这些结合点去收集相关的历史资料。例如，确定用心理史观和社会史观来设计《二战后苏联的经济改革》一课，就要搜集相关的图片、史料和视频等资料。

五是结合史学理论设计教学环节，并与教学理论和教学法相结合。

历史社会学论文篇8

【关 键 词】历史学 传统史学 历史科学 唯物史观

一、什么是历史学

探讨什么是历史学是为了解决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出发点之问题，探讨什么是历史学既是为了回答此问题本身，又是为了探寻历史学的社会功用、研究意义及其走向历史科学之基础所在。

首先，扩大的讲，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的一切都可以称之为历史。需要强调的是，历史的主体是人，历史学研究的是人和人的活动，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次，从历史学角度讲，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自我的精神和对理性的追求”。由于理性思维要求人们探索自己从哪里来，了解自己的过去是什么样子的。由此可见，历史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历史学是人类认识自我之必不可少的工具。

再次，历史哲学是对于历史内在的社会法则和他的精神（发展之客观规律）做一个思维层次的研究。历史哲学的学科属性属于哲学的范畴，即历史哲学不属于历史学。

最后，历史是过去实实在在的，其人与事是通过我们今天活着的人的头脑过关，通过思维来再现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历史又是我们当代人对于过去的情感，过去事实的规约与追述。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经历了我们头脑的“再洗礼似的接受”，才会出现在今人面前，客观只有通过主观的反照才能为人所认识。人可以认识不同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且不会将其混淆就是由于人们对于认识对象已经经历当代化的再认了。历史是经过人们的观念行为所展现的，观念影响会受到当代人的喜好、思想等观念的限制，历史舞台上的“哈姆雷特”在每个“当代观众”的心中都是不同的。

历史学就是要训练人的思维、思辨。我们对过去产生了什么样的看法，对于过去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当代的人和社会。所以，从历史角度来讲，每个人都是过去和现在的一个连接，是现在和未来的一个环节，也是人的理性思维区别于其他动物思维的体现。

二、研究历史学的基本方法

笔者认为历史学研究的的基本方法与基本理论是相互交织的，表现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多种多样，各种方法是可以对应的、交流的。有什么样的理论必然产生什么样的方法；同样，特定研究的方法也必然是研究理论的体现。

1.考据学派

考据学派即为清朝乾嘉时期史家对于文献的解读而形成的史学研究学派。中国传统史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以考据学派为主的一种思想学派，即考据学派。考据学派的特点，就是要求文献本身需要重视符合原先最初之相貌。文献最原始的相貌由于誊写、传承可能会出现变化，而失去真实。乾嘉考据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对文献本身进行的整理，包括文献各种版本、字、词、句、目录，都成为考据学派的重要研究内容。文献是人们了解历史的重要工具与途径。为了使历史学的基础文献保持正确，需要考据学作为历史学的重要方法。考据学的内在精神是“求真与求实”。只有通过考据学派的求真求实精神，才能求得历史相貌的真实。

2.史学研究之理论工具

（1）中国传统国学之理论工具：中国古人重视词章、义理和考据

义理指的就是理论，是认识问题的一种思路。中国古代自汉代起出现经学，经学包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经学是儒家思想流派的代表作品。西汉自董仲舒向汉武帝谏言独尊儒术之后，经学成为独专之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自汉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里面关于社会发展和各种经典文献的解读，形成了一种理论认识即为经学。古文经学作为一种学派是对儒家传统经典比较本分地进行解释，不过多加以发挥。今文经学则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现实条件进行阐发，根据儒家经典的基本精神可以发扬光大。

中国社会发展到宋朝就出现了理学。朱熹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国家君主治理应有的思想脉络，用儒家的思想进行阐扬，这样便形成了理学，即为义理之学。

词章即为如何表达义理，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进行表达。词章是表达的形式；义理是阐发的对象；考据是对文献原貌的追求。

（2）西方社会科学之理论工具

首先，19世纪到20世纪初，西方社会科学猛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导致当代中国的学科体系分类、学科训练模式的发展。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中国传统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明显不同；中国传统的学术讲究整体，东方传统的学术是一个整体感，特别是天人合一，或者是整个综合性质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比较注重的，西方是一个解剖，是个分解。”“实验”是西方社会科学重要的理论工具。科学没有实验是不可能成立的，科学是可以验证的（包括证实或证伪），现代实证主义科学要求验证。

第二，历史走向科学，即形成历史科学指的是近代中国史学界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历史科学告诉世人：科学是有验证的，人类历史也是有各种运作法则的。

第三，“后现代主义”之前提建立在现代社会对人类造成的伤害，它是一种人类对于自身及人类社会发展的反思和批判（但到目前为止陷入瓶颈，未完成超越）。20世纪后期，特别是当代，人们开始了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怀疑：难道人类的整个学科就是现代的吗？人类的历史难道就是一帆风顺的吗？科学技术就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吗？现代科学促进人类发展的同时，也对人类本身造成了破坏。

第四，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特点在于对于其内在之分支、分科进行具体的解剖、思辨、理论化及工具化。工具的目的在于思辨不同的理论、不同的学派和不同的思维以至于启发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人类进行历史思考，是工具化的认识途经。研究历史需要思想理论支配，通过什么工具，通过什么手段去研究历史，要注重东西方两者兼长的历史研究工具：其一是文献，其二是理论。

“文献”包括正史文献、编年史、纪传体、杂史和私人笔记、小说等体裁的历史记载。传统文献是人类学习历史之要首先掌握的研究工具。阅读历史文献需要特定的语境，即背景材料，我们需要尽量寻找和他直接或间接相近的材料。所以历史研究首先要对历史的环境进行研究，需要看历史文献来解决，信息量越大对于历史的研究就越透彻。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科学

第一，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历史科学的建构起了重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产物。西方现代科学的核心是人，人和人类社会是进步的，其进步表现在从原始逐步的向高级社会发展；人类社会以进步作为我们的价值取向，即“凡是进步的，我们认为其价值很大。”这样的一种现代社会科学成为近代以来支配东西方的认识价值。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史学观，即唯物史观：根据客观的现象来总结现象背后发展的规律和基本法则；同时又是辩证的即将历史看作是一个连续的、发展着的自然过程（历史的发展具有客观性）。

第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历史科学之古代历史分期问题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历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曲折发展的客观过程。历史客观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那么对于历史进程的划分即历史分期虽然不是客观的但也随之成为了自然存在。

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体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进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矛盾运动”的发展导致人类从低级走向高级。历史分期是了解历史发展历程之有益工具，其目标在于揭示历史过程之中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之间的差别。此处，由于中国历史分分期的具体内容因已有：郭沫若之《中国史稿》、范文澜之《中国通史》、白寿彝之《中国通史》等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家及其论述，且因篇幅有限，故不再详细介绍。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和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自从三大自然规律的发现开始，它一直不断的吸收人类文明的积极成果，并科学地、有机地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揭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从传统走向科学，不仅意味着指出了中国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下科学性与实践性质内在逻辑统一的发展模式，更是为深化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认识，正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具有大益。

参考文献：

[1]王卓.基于现代科技挑战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剖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0）：22